經濟增長的指標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經濟增長的指標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從本質上講，各地經濟增長都很可能受到稅收分權導致的影響，針對稅收分權涉及到的各項指標也應當予以謹慎的選擇。在現階段的財政體系中，如果設計了各不相同的分權指標，那么與之有關的調研結論也會各不相同。由此可見，稅收分權指標本身應當符合現階段的整體經濟形勢，在此基礎上才能因地制宜選擇適當的分權指標并且構建指標體系[2]。

地方如果擁有了自身的稅收權，那么代表著地方政府因此擁有了針對地方稅收的整體掌控權力。從現階段來看，地方政府主要擁有如下的收入來源：本級的地方稅收、地方的轉移支付、中央對于各個地方返還的稅收額、非稅收的收入等。相比于轉移支付，具體在計算返還的地方稅收時應當密切結合分稅制的比例與基數。因此可以得知，針對返還后的地方稅收而言，中央政府實質上并不具備操控權力，地方政府因此就能獲得相應的稅收分權。由此可見，具體在構建指標體系時有必要考慮到返還部分的地方稅收。

在全面分析的基礎上，針對地方稅收就可以構建完整度較高的分權指標體系，在這其中應當包含自給率及其他相關指標。從地方支出財政的角度來講，可以自主掌控的地方稅收也應當納入其中。因此可得如下結論：地方稅收中的自給率應當等于實際的地方稅收除以整體財政支出，二者相除就能?@得精確的分權指標。

二、探析影響效應

經過分析可知，在2009至2015年的時間段里，中央返還各個地方的稅收總額表現為5%的年均增長狀況，這種增長伴隨著GDP的持續上升。由此可見，在這個時間段里GDP與地方稅收都表現為正增長的穩定狀態。然而與此同時，中央即便返還了特定比例的地方稅收，但是并沒有徹底滿足各個階段的公共支出，因此仍然有待加以完善[3]。近些年來，地方政府持續降低了自身的稅收分權度，與之相應的中央稅收卻表現為更強的集權趨勢。

經濟增長率以及稅收自給率二者應當具有內在的關聯性，對此可以歸納為線性關系。在稅收分權的整體背景下，經濟增長以及稅收自給率通常表現為顯著的正向相關關系，這種現狀也在本質上推動了整體經濟的迅猛發展。稅收自給率之所以表現為顯著上升的趨勢，究其根源就在于返還地方的稅收比例以及自主稅收的逐步提高。從實務角度來講，某些地方真正獲得的稅收額度并沒有趕上當年的公共性支出增長速度，因此實際上的影響效應與研究結論相比還會產生特定的偏差。

篇（2）

中圖分類號：F83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2-0-01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各地區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和進步，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區域金融發展作為其中一個因素，在推動經濟增長方面有著較大的影響力。下面通過探討區域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全貌的關系，構建兩者之間的存在的指標體系。

一、概述

區域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系由來已久。早在20世紀10年代，Schumpeter等人就已經指出區域金融部門的發展對該地區人均收入及增長率有積極作用，并且認為一個良好的金融系統能長期地促進經濟增長，該論斷后來得到了Goldsmith[1]實證研究支持。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國內學者對區域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全貌也有一定的研究，許多學者不再只是拘泥于銀行業范圍，而是將研究領域拓展至金融中介、股票市場及證券市場等。較為成熟的研究結果指出，金融發展可通過影響儲蓄率、提高資本配置和將高比例儲蓄轉換為投資等多方面促進經濟增長，反過來，經濟增長同樣會促進金融的發展，兩者之間存在相互促進的關系。目前，我國經濟發展不平衡，區域分割情況較為明顯，現選取浙江省為例，探討區域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全貌之間的關系，并得出相關結論。

二、指標體系的構建與實證分析

（一）指標的選取及構建

（1）投入指標。衡量區域金融發展的指標常選取金融發展率和金融相關比率。金融相關比率指區域金融機構存貸款之和除以國內生產總值，該指標是最能反映地區金融結構及發展水平的指標。金融發展率則是金融機構貸款余額除以其存款余額，該指標體現地區金融機構變儲蓄為投資的能力。理論上來說，股票市場和保險市場是我國地區金融市場較為重要組成部分，但考慮到我國股票市場和保險市場發展程度與發達國家相差甚遠，且股票市場波動較大，保險市場發展不完善，因此，暫時將這兩個因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忽略不計。即此處定義與區域金融發展相關的指標有金融發展率和金融相關比率。

（2）產出指標。最能衡量地區綜合經濟發展能力的指標是國內生產總值GDP，本文消除人力資本影響，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RGDP作為衡量經濟增長產出的指標。

（二）實證分析

實證分析主要包括單位根檢驗、協整關系檢驗及格蘭杰因果檢驗[2]。

（1）單位根檢驗。運用EVIEWS6.0進行單位根檢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金融發展效率及金融相關比率在原始序列檢驗中不平穩，但金融發展效率在一階微分序列中達到平衡，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和金融相關比率在二階微分時達到平衡，由此可得，原有序列在二階差分的情況下是單整的，存在協整關系，接下來進行協整檢驗。

（2）協整關系檢驗。采用基于向量自回歸模型的多重協整檢驗方法，進行多個變量之間的協整檢驗。檢驗結果表明，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金融發展效率和金融相關比率三者之間存在協整關系，接下來檢驗是否是因果關系。

（3）格蘭杰因果檢驗。運用EVIEWS統計軟件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檢驗結果顯示，在95%置信水平[3]下，金融相關比率與經濟增長存在相互因果關系，而金融發展效率是經濟增長原因的可能性不到20%，反過來則不到15%，所以說，金融發展效率并非經濟增長最主要的原因。

三、構建區域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全面的指標體系

根據上述實證分析結果，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構建區域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全貌的指標體系。

（1）提高金融市場資源配置效率。在浙江省的金融市場中，1978年～2009年城鄉居民人民幣儲蓄存款年末余額呈現增長趨勢，這與我國整體金融市場的情況相符，但人民幣存款余額平均增長速度與人民幣貸款余額增長速度不同，這兩者的不同使得金融發展效率較低，因此，要提高金融發展效率需要改善優化浙江省金融市場結構。浙江省金融市場多以國有商業銀行為主，外資銀行、股份制銀行及非銀行金融機構較少，浙江省應建立健全資本市場體系，發揮自身資源配置功能，促使資金自動流向投資效益高的企業。相較而言，浙江省非銀行金融機構發展迅速，但其相關機制不健全，仍需加大監督力度，促使其為中小企業發展提供資金。總之，完善金融市場法律法規，提高金融中介資產運用質量，降低不良貸款率，促使金融市場資源配置的提高。

（2）發展股票市場和資本市場。股票市場能夠有效促進經濟增長，因此浙江省應促進該地區企業創新、上市，促使其發展水平的提升。我國有關股票的法律法規及相關機制尚未健全，因此需要政府出臺相關的法律法規推動國內股票市場的進步。當然，資本市場、債券市場等均可以完善金融市場，促使企業投資渠道多樣化，從而促進地區經濟增長。

四、結語

現代社會經濟發展離不開金融發展，完善、發展區域金融市場刻不容緩。國家和地方政府應該給予金融市場扶持和推動，確保相關法律法規和機制的貫徹執行，消除市場經濟中的發展保護壁壘，發揮市場原則在金融市場中的作用，這樣一來，金融市場才可以健康快速發展，同時也能促進經濟全面增長。

參考文獻：

篇（3）

[中圖分類號]F2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6）24-0028-02

一、問題的實質

遼寧的工業作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在經濟發展中遇到資源短缺、競爭力薄弱、成本提高等問題，客觀要求轉型。在經濟增長方式處于由數量型增長方式向質量型增長方式轉變的過程中，質量是經濟增長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優劣程度，而經濟增長的穩定性、有效均衡協調性、適應性、安全性、持續性是反映經濟增長質量的基本特性，也是經濟發展滿足市場需求的特性所在。首先，穩定性是經濟增長和經濟結構優化的基礎。第二，有效均衡協調性主要是經濟結構的協調，現階段人口結構、區域結構、產業結構等的協調是反映經濟發展質量的主要方面。第三，市場需求的變化決定經濟發展必須具有適應性，經濟管理工作必須做到正確認識不確定性因素，把握發展的主流，提高應變能力。第四，安全性是經濟發展的最基本要求，也是社會再生產過程順利實現的保障，在安全的經濟環境下經濟才得以發展，降低干擾性是安全管理的根本任務。最后，持續性是指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因此經濟管理工作要做到約資源，保護環境，這是“兩型”社會的根本要求。

二、經濟增長質量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一）評價指標的選擇構建

經濟增長質量是在社會生產過程中與經濟增長數量一起產出的滿足市場需求的一組固有特性的程度，這種程度表現在：經濟增長穩定性提高、經濟結構的優化、人們生活水平的經濟保障、資源的合理分配和利用改善以及環境的可持續，從而使經濟增長得以改進的經濟狀態。本文從經濟增長的穩定性，有效均衡性、協調性、適應性、安全性及持續性出發，構建了經濟增長質量的指標體系，試圖通過該指標體系對遼寧省經濟增長質量做全面的評價。具體的指標體系如下：穩定性反映經濟波動狀況，采用指標為波動經濟波動率、通貨膨脹率、城鎮登記失業率。有效均衡協調性反映經濟結構，指標包括工業化率，第一、二、三產業比較勞動生產率，投資率，消費率，存款余額/GDP，貸款余額/GDP，進出口總額/GDP，城鄉收入比，泰爾指數，適應性資源利用全要素生產率，資本生產率，勞動生產率。安全性體現經濟保障，選用人均教育程度、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積平方米、農村人均住房面積、城鎮、農村居民的家庭恩格爾系數為評價指標。持續性實質是經濟增長的環境約束條件，評價指標為單位地區的生產總值能耗及生產總值電耗、單位產出大氣污染程度、單位產出污水排放數、單位產出固體廢棄物排放數。

（二）指標說明

（1）在經濟增長質量的穩定性指標中，經濟波動率是對經濟增長率波動的度量。（2）在經濟增長質量的有效均衡協調性指標中，工業化率=非農產業就業人數/總就業人數；第一、二、三產業比較勞動生產率=第一、二、三產業產值比重/第一、二、三產業就業比重；投資率=資本總額/GDP；消費率=消費支出/GDP；城鄉收入差距的泰爾指數，采用王少平等研究中的定義和公式。（3）在經濟增長質量的適應性指標中，資本生產率=當年資本存量/當年 GDP；勞動生產率=當年勞動力人數/當年GDP；全要素生產率采用規模報酬不變的DEA模型進行估計。（4）在經濟增長質量的持續性指標中，單位地區生產總值能耗=能源消耗量/GDP；單位地區生產總值電耗=電力消耗量/GDP；單位產出大氣污染程度=工業廢氣排放總量/GDP；單位產出污水排放數=工業廢水排放總量/GDP；單位產出固體廢棄物排放數=工業廢棄物產生量/GDP。另外，對于某些年份數據的缺失，可以通過OLS進行回歸填充。

（三）數據的標準化

由于各指標的單位不同，不可進行簡單相加，不能直接進行計算，需要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處理方法為：正指標不作處理，逆指標均采取倒數形式，適度性指標采取標準化處理方法。

三、遼寧省經濟增長質量的測算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確定各基礎指標在固有特性指標中的權重，并根據相應權重合成含義特性指標指數，進而根據同樣的方法得出經濟增長質量總指數。

主成分的統計信息包括各個維度按大小排列的特征根、方差貢獻率及累計方差貢獻率，增長質量的穩定性、有效均衡協調性、適應性、安全性、持續性5個含義特性指標的第一主成分綜合原始數據信息的解釋能力很強，其中安全性和適應性等維度的第一主成分的方差貢獻率分別為92.687%、87.876%，已經超過了一般要求的85%。因此采用第一主成分分析具有很強的合理意義。

利用SPSS16.0軟件做基于協方差的主成分分析，可得各基礎指標的第一主成分系數，再計算各基礎指標的權重。其計算過程為：首先，根據協方差矩陣生成各含義特性指標的第一主成分的特征根及每個含義特性指標下基礎指標對應的因子向量；其次，計算每個含義特性指標的第一主成分特征根的開平方根，再用每個含義特性指標下基礎指標對應的因子矩陣除以相應含義特性指標的第一主成分的開平方根則得商向量即為基礎指標對應權重，再以同樣的計算方法分別確定5個含義特性指標對應的權重向量，再以同樣的方法獲得經濟增長質量指數。各基礎指標及含義特性指標的第一主成分系數向量和權重。利用的基礎指標及相應權重，可以計算經濟增長質量5個含義特性指標的時間序列，最后根據每個含義特性指標旋轉后的方差貢獻率與因子得分后的乘積和即為經濟增長質量指數，最終可得2000―2010年經濟增長質量指數分別為-0.811，-0.502，-0.556.-0.437，-0.380，-0.102.0.188，0.540，0.990，1.202。

質量增長指數表明：2000―2010年遼寧省經濟增長質量呈現穩定上升的趨勢，經濟增長質量指數由2000年的-0.811上升至2010年的1.202，其中穩定性、有效均衡協調性和安全性及持續性也都表現出逐年上升的趨勢。但是5個指標均有正負值，說明在之前不同的階段表現出不穩定極弱的經濟狀況，使得指標對經濟的貢獻為負。但是在近3年，遼寧省經濟增長質量開始有了好轉，各指標對經濟的貢獻均為正。

四、遼寧省經濟增長質量的因素分析

（一）遼寧省經濟增長質量的因素分析

1.經濟增長質量的穩定性

經濟增長的穩定性波動較大，在2000―2010年的考察期內穩定性指數有正有負，且在2008―2010年間的穩定性波動幅度趨于穩定。由于構成經濟增長穩定性的基礎指標均為逆值標，從基礎指標對應的權重可以看出，經濟波動率、通貨膨脹率和城鎮登記失業率是影響經濟增長波動的重要因素。城鎮登記失業率對遼寧省經濟增長的波動影響較大，所占權重最大，其次是經濟波動率和通貨膨脹率。遼寧省政府在促進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工作方面需要多增加就業機會，緩解勞動力過剩的壓力，在降低物價水平的過程中，適度控制經濟增長幅度。

2.經濟增長質量的有效均衡協調性

經濟增長的有效均衡協調也是影響經濟增長質量的一個重要因素，有效均衡協調性表現在經濟結構的優化上。遼寧省的經濟結構在2000―2007年指數均為負，且波動性不大，接著由2008年的0.638迅速上升至2010年的1.195，說明遼寧省近幾年來越來越重視經濟結構的優化。經濟結構變化指數上升1單位，經濟增長質量指數就增加0.492個單位，經濟結構逐年改善從而提高了遼寧省經濟增長質量指數。從基礎指標對應的權重可以看出，消費率所占的權重為0.391，是該含義特性指標對應的基礎指標所占權重最多的。對經濟結構優化有促進作用的指標還有第二產業比較生產率、存款比例以及工業化率，它們在考察期內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長，推動了經濟增長結構的改善，但是第一、三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在逐年下降，表明勞動力在部門之間的分配不合理，同時城鄉收入比例和進出口總額在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遼寧省城鄉收入差距在減小，遼寧省的對外開放程度還不夠大。

3.經濟增長質量的適應性

遼寧省經濟增長的適應性逐年上升，結合經濟增長的適應性權重，可以看出在考察期內，經濟增長的適應性是限制遼寧省經濟增長質量提升的一個重要因素。從基礎指標看，2000―2010年遼寧省全要素生產率和資本生產率是決定經濟增長的適應性的主要因素，數據顯示2010年的全要素生產率和資本生產率約是2000年的2倍。而勞動生產率卻在考察期內呈現下降趨勢，但下降幅度不大，從而決定了經濟增長過程中的資源利用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影響權重還是為正的。可見遼寧省要提高對經濟增長的適應性，需要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勞動就業人數。

4.經濟增長質量的安全性

經濟增長的安全性表現在經濟保障上，經濟保障是推動經濟增長質量改善的因素。計算結果顯示該指數對應的權重的絕對值很高，但是時間序列變化使其在考察期內呈現下降的趨勢，這主要受基礎指標變化的影響：受教育程度、恩格爾系數及住房面積都是影響經濟保障的重要因素，其中城鎮和農村的家庭住房面積呈現上升趨勢，而城市和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均為逆值標，二者原始數據表現出下降趨勢，說明消費者的偏好在逐漸改善，但改善幅度不大，限制了該基礎指標對經濟保障指數的貢獻程度。

5.經濟增長質量的持續性

生態環境關系到經濟的持續發展，因此經濟發展要求對環境的保護，從而使經濟增長具有可持續性。持續性用單位地區生產總值能耗和電耗及單位產出大氣、廢水、固體廢棄物排放數來衡量。經濟增長持續性的權重最高，說明持續性是遼寧經濟增長質量重要的決定因素。在所選的基礎指標中，單位地區生產總值能耗和電耗以及單位產出廢水、固體廢棄物排放數對經增長的持續性影響較大，其權重均在0.47以上。遼寧省作為東北老工業基地，要促進工業化必須重視環境改善，降低環境污染，提高經濟增長質量。

（二）改進經濟增長質量的政策建議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2000―2010年遼寧省經濟增長的質量總體呈現穩定增長的態勢，其中有效均衡協調性、持續性等含義特性指標下表現出的經濟結構和環境約束對遼寧經濟增長績效顯著，而在經濟波動、資源利用和經濟保障上還存在問題。政策建議如下：

1.減小經濟增長波動

穩定經濟增長，通過調整經濟增長速度，使之與經濟發展規劃相適應；擴大就業，根據全省產業發展特點，結合產業布局，合理發展就業容量大的服務性勞動密集性產業及相關的中小型非公有制企業，不斷擴大經濟規模和就業容量，進一步完善各項金融、財政、稅收政策扶植就業；再者，穩定物價使整個遼寧省經濟波動的穩定性維持在合理水平。

2.提高經濟增長效率，促進技術進步

技術進步是推動經濟長期增長的因素，通過加快重工業化的裝備制造業建設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構建科學適用的人才培訓體系，使勞動生產率提高成為推動產業增長的動力。另外，建立高層次的人才市場，通過信息共享機制使高素質人力資源的配置符合經濟發展需要。

3.加大經濟保障

不斷完善最低工資保障制度，加強財政轉移支付對城鄉居民個人進行直接補貼，增加居民的收入渠道；有針對性地鼓勵農村勞動力參加相關職業技能培訓，提高農民創收能力；提高廉租房及經濟適用住房的供給量，改善低收入群體的住宿條件，加強新農村建設，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

【參考文獻】

[1]卡馬耶夫.經濟增長的速度和質量[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77.

[2]溫諾?托馬斯等.增長的質量[M].增長的質量翻譯組，北京：中國財經出版社，2001.

[3]肖紅葉，李臘生.我國經濟增長質量的實證分析明[J].統計研究，1998（04）：8-14.

[4]陳浩然.河南省經濟增長質量實證研究[D].鄭州大學，

篇（4）

    對于經濟增長的理解,薩繆爾森認為,經濟增長代表一國潛在GDP或者國民產出的增加,是一國生產可能性曲線(PPF)的向外推移。庫茲涅茨為經濟增長做了更為全面的闡述,“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可以定義為向它的人民提供品種日益增加的經濟商品的能力的長期提高,這個增長的能力,基于改進技術,以及它要求的制度和意識形態的調整。”根據這種理解,經濟增長不僅僅在于生產能力的增長,更強調在技術改進、制度和意識形態的調整,后者正是經濟增長質量的反映。馬克思在論述擴大再生產的實現途徑時也指出,“生產的逐年擴大是由于兩個原因,第一個是投入資本的逐年增長;第二個是資本使用效率的提高。”

    雖然不少經濟學家注意到經濟增長的質量,但是關于經濟增長質量的專著很少,比較有代表性的是蘇聯經濟學家卡馬耶夫于1977年出版的《經濟增長的速度和質量》。他對經濟增長的理解是:“物質生產資源變化過程的總和,以及由此而增加了產品的數量和提高了產品的質量,通常被稱為這一社會經濟結構的經濟增長”,并強調“在經濟增長這個概念中,不僅應該包括生產資源的增加,生產量的增長,而且也應該包括產品質量的提高,生產資料效率的提高,消費品的消費效果的增長。”另一本關于經濟增長質量的著作是由世界銀行的托馬斯等著的《增長的質量》,他對增長質量的理解是,“作為發展速度的補充,它是指構成增長進程的關鍵性內容,比如:機會的分配、環境的可持續性、全球性風險的管理以及治理結構。”

    在國內的相關研究方面,以王積業、李京文、汪同三、胡少維等學者為代表的關于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的研究較有影響。王積業從多恩布什與費希爾對經濟增長的理解,即經濟增長過程“是生產要素積累和資源利用的改進或要素生產率增加的結果”出發,認為“所謂生產要素積累,指的是資本和勞動力在數量上的不斷增加,是經濟增長實現數量擴張的主要源泉。所謂資源利用的改進或要素生產率增加,指的是資本和勞動力的更加有效使用和科學技術在生產中的應用,它們構成經濟增長質量的主要源泉。決定經濟增長的這兩組因素既緊密交織,又相互區別,共生于經濟增長過程當中。在一定時期,由于這兩組因素作用的力度不同,引致經濟增長或者以數量擴張為主,或者以提高質量為主,形成粗放型和集約型兩種形態。李京文等研究了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1953~1990年)生產率的變化,并與美國、日本等國的生產率變化進行了對比。汪同三等分析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情況,提出了“增長成本”的概念,即用一些描述經濟運行質量的重要指標對GDP增長速度的平均彈性來描述中國經濟增長質量;胡少維對研究經濟增長質量的方法進行了綜述,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質量做了一些評價,并指出貫徹和諧社會理念是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的根本。其余大部分則集中于操作層面,即集中于經濟增長質量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和測算研究,方法上有一定的創新,但是缺乏對于經濟增長質量的理論問題的整體性和系統性研究。鐘學義等在《增長方式轉變與增長質量提高》一書中把衡量經濟增長質量的指標概括為三個方面:反映經濟增長效率的指標(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投入產出率、勞動生產率及其增長率、資本生產率、物耗指標、能耗指標等),反映經濟增長是否穩定、健康的指標(經濟波動情況、通貨膨脹率、就業狀況、環境污染指標等),反映經濟結構及其變動的指標(產業結構、貿易結構、勞動力結構、地區經濟結構等);戴武堂認為影響經濟增長質量的因素包括:勞動生產率、經濟效益、就業率、居民消費水平和消費質量、收入差距的合理程度。其他比較有影響的研究成果包括梁亞民從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過程效率、產出結果、增長潛能四個方面設計的由21個評價指標構成的指標體系;李周為、鐘文余通過六個反映經濟增長集約化水平的指標以及反映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源泉與機制的一系列指標體系來評價經濟增長的質量;李變花認為衡量經濟發展質量的指標體系應該包括經濟增長水平、經濟效益、經濟結構、科技進步、環境保護、競爭能力、人民生活、經濟穩定八個方面;單薇從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協調性、持續性、潛力四個方面,確立經濟增長質量的評價指標體系,采用熵的評價理論,對1995~2000年我國經濟增長質量進行了探討;趙英才等對1978~2002年中國經濟增長的質量進行了綜合評價,得出了中國經濟增長質量提高與數量擴張并不同步的結論;而徐輝、楊志輝則用密切值模型對1995~2003年經濟增長的質量進行了評價。

    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根據前文有關的理論研究,筆者認為經濟增長質量的內涵可以界定為:經濟增長質量是指一個經濟體在經濟效益、經濟潛力、經濟增長方式、社會效益、環境等諸多品質方面表現出的與經濟數量擴張路徑的一致性、協調性。經濟增長質量的內涵體現了經濟系統的發展水平、經濟效益、增長潛能、穩定性、環境質量成本、競爭能力、人民生活等多個方面。

    二、指標體系的構建及方法選擇

    1.模型指標變量設定

    前文對經濟增長的質量已經做了大量的定性分析,但如何進行量化評估,還沒有統一的標準。筆者認為,經濟增長質量的內涵體現了經濟系統的發展水平、經濟效益、增長潛能、穩定性、環境質量成本、競爭能力、人民生活等多個方面。經濟增長質量綜合評價是基于經濟增長質量的內涵及其評價理論,運用反映經濟增長質量狀況的指標進行綜合分析得出的。在參考國內外眾多專家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筆者對經濟增長質量的理解,本文設定了反映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的15個指標變量,構造了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的評價指標體系。各個指標及含義具體如下:xl——人均GDP指數(1978年價格);x2——財政收入增長指數;x3——全社會勞動生產率(1978年價格);x4——第二、三產業產值占GDP比例;x5——投資效益系數;x6——出口總值占GDP的比重;x7——外商投資額占GDP比重;x8——城鄉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比(倒數);

    x9——R&D占GDP的比重;

    x10——單位產值工業固體廢物排放(倒數,1978年價格);

    x11——單位產值工業固體廢物排放(倒數,1978年價格);

    x12——萬元產值能耗率(1978年價格,倒數);

    x13——經濟穩定性系數(取倒數);

    x14——城鎮化水平;

    x15——養老保險覆蓋率。

    在運用因子分析前,將影響經濟增長質量的各負向指標調整為其倒數形式,使其成為與經濟增長質量正相關的指標變量。

    2.因子分析方法

    在定義經濟增長質量的研究中,需要對反映其客觀情況的多個指標進行大量的觀察,而在很多情況下,許多變量之間存在一定的相關關系,從而有可能用較少能用較少的綜合指標分析存在于各變量中的各類信息,而各綜合指標之間是彼此不相關的,這些代表性的綜合指標稱為“公共因子”,而因子分析就是用較少的幾個因子來反映原資料的大部分信息的統計學模型。

    在建立因子分析模型時,用盡可能少的不可測公共因子的線性函數與特殊因子之和來描述原來觀測的每一個變量或指標。因子分析模型可以表示為:

    其中,x1、x2…xp。為p個指標,apm。為影響因子載荷,F1、F2…Fm為m個公共因子,m小于p,ε為特殊因子。

    因子分析法通過研究指標體系的內在結構關系,從而將多個指標體系轉為少數幾個相互獨立且包含以上指標大部分信息(80%以上)的綜合指標。其優點在于它確定的權數,不受主觀因素的影響,有較好的客觀性,而且得出的綜合指標(公共因子)之間相互獨立,減少信息的交叉,這對分析極為有利。

    三、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的實證分析

    反映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的各指標代碼以及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如表l所示。

    在進行因子分析前,應首先檢驗模型及相關指標的設計是否可以應用因子分析。KMO檢驗和Bartlett's球形檢驗是兩個測度因子分析模型是否可行有效的

    檢驗方法。

    KM0(Kaiser—Meyer—Olkin)測度采樣充足度。檢驗指標變量的偏相關是否足夠小。KMO的統計量值一般界于0和1之間,若該統計指標在0.5和1之間則表明可以進行因子分析,若小于0.5則表明因子分析的結果可能難以接受。

篇（5）

一、引言及文獻綜述

當前我國國民經濟已進入新常態，海洋經濟的增速快速回落，率先進入深度調整期，海洋經濟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細致、結構更合理的階段轉化。海洋經濟作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追求高速發展的同時也應該要思考經濟的這種增長是否穩定、持續、高效率，更多關注海洋經濟增長的質量，這樣才能更好地構建具有區域特色的海洋經濟發展格局。

目前對于海洋經濟增長質量的研究文獻中，一類是選取資本、勞動投入要素、科技投入要素、環境要素、產業結構要素等某一個方面進行的實證研究（Bradford[1]，2000；Kaufmann[2]，1998；de Bruyn[3]，2000；田為民[4]，2011；凌江懷等[5]，2012等；何廣順等[6]，2014；王玲玲[7]，2014；狄乾斌等[8]，2014等），另一類則是站在多個角度綜合研究海洋經濟增長質量問題（孫瑞杰等，2011；黃瑞芬等，2013；王玲玲，2014等）。

通過梳理文獻可以發現，上述文獻研究依然存在著一些局限性，這集中表現在以下三點：第一，既有文獻多用單一指標測量海洋經濟增長質量，而綜合多種要素對海洋經濟增長質量進行全面研究的較少；第二，缺乏針對局部海洋經濟增長質量的全面評估，因此為了更加全面地衡量海洋經濟增長的效率、協調性和持續性，本文將建立海洋經濟增長質量綜合評價指標，利用江蘇近年來的海洋數據，先采用主成分分析對指標體系進行降維，再利用數據包絡模型具體評估江蘇海洋經濟增長質量。

二、江蘇海洋經濟增長質量指標體系

（一）指標選取

結合上述文獻資料，本文主要從經濟增長的過程和結果兩方面來衡量的經濟增長質量，從而構建海洋經濟增長質量指標體系。

首先，從經濟增長的過程來看，經濟增長不僅關注速度的變化，增長穩定性的研究也很重要。很多學者將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交叉融合研究經濟波動性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大多數研究結果都顯示經濟波動不利于經濟增長。因此本文從海洋經濟增長速度及穩定性來測度經濟增長的效率，分別選擇海洋生產總值增長率和經濟增長波動率作為測度指標。

經濟增長過程中除了效率問題，還有一個重要的考量因素―協調性問題。首先是經濟增長的必備要素―勞動投入與資本投入，根據上文的文獻綜述我們也可以知道，勞動與資本要素是衡量經濟增長問題的基本方面。再來，就是產業結構問題了。結構主義經濟增長理論將以往理論忽略的結構因素納入到了經濟增長的分析中，認為全面的結構轉變是現代經濟增長的重要條件。所以本文第二個要考慮的經濟增長協調性則分別選取勞動生產率、勞動彈性系數作為衡量勞動投入的指標，海洋固定資本存量作為衡量資本投入的指標，第二、三產業產值比重作為衡量產業結構的指標。

然后從經濟增長的結果來看，經濟增長的持續性是經濟增長最根本的落腳點，經濟增長不僅僅依靠現有成果，還應該包括經濟的遠期增長能力，因此持續性這一維度主要是分析海洋經濟的科技投入以及產出效率。本文參照馮曉波[9]（2008）從海洋科技投入、海洋科技活動、海洋科技產出三方面選取十四個指標進行測量。

經濟增長帶來各項收益的同時，也會有些代價發生的。因此第四個維度來考察經濟增長的和諧性。因此一方面本文選取海洋生產總值對國民經濟的貢獻度以及涉海就業人數增長率來衡量海洋經濟的社會效益，另一方面則就生態環境問題進行描述，選取了低于二類海水水質標準率等六類指標。

所以綜上所述，本文從經濟增長的效率、協調性、持續性和和諧性四個維度構建了海洋經濟增長質量指標體系（見表2）。

（二）指慫得

在海洋經濟增長質量綜合指標評價體系中需要進行復雜處理的變量主要是海洋固定資本存量，其計算公式為：

其中，沿海地區資本存量的估算方法采用采用張軍[10]（2000）的算法，即采用永續盤存法，估算公式為：

Kt=（1-δ）Kt-1+It/Pt

上式中，δ為固定資本投資的折舊率，其數值設定為9.6%；It為t時期的江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Pt為t時期的江蘇固定資產價格指數。基期采用張軍算出的2000年數據，為保持數據一致性以后年份均采用2000年不變價格進行計算。

（三）指標預處理

由于海洋經濟增長質量各指標的計量單位不同，且存在正指標和逆指標，首先，要消除量綱差異，本文采用如下指數化方法：

本文的指標選取中存在逆指標：經濟增長的波動率、海洋工業廢水直排入海量，這些指標的數值越大，對總體評價存在更高的負面影響。為了便于計算，我們先將逆指標轉正，然后通過上面的指數化無量綱處理，計算出標準化分值。

三、江蘇海洋經濟增長質量評估

鑒于DEA方法對指標體系有精練、低相關的要求，本文結合多元統計中的數據降維技術對指標體系進行優化。也就是說，首先分別對輸入指標體系實施主成分分析，提出若干個主成分指標代替原來的輸入指標，既減少了指標個數，又去除了輸入內部與輸出內部的相關性，避免了DMU有效性系數的不正常評價結果，提高DEA評價的區分能力。

首先，對江蘇海洋經濟增長質量指標體系進行主成分分析，降維得到3個主成分，因為這3個主成分彼此相互獨立，互相不可替代，因此可以簡單地利用這三個主成分代替原來的19項指標。將主成分成份矩陣中的數據除以主成分相對應的特征值開平方根得到三個主成分中每個指標所對應的系數。然后再根據系數計算江蘇2007～2013年各主成分輸出指標數值。

然后在投入方面本文將主成分分析得到的3個指標作為輸入指標，而在產出方面選取海洋生產總值作為輸出指標，用Matlab軟件對樣本數據進行BCC、CCR模型的計算，得到如下表格：

首先考慮CCR模型的綜合效率結果，綜合效率值為1即表示DEA有效。江蘇海洋經濟增長在2007年和2008年的技術效率不為1，因此這兩年經濟增長質量是非弱有效的，而在2009年至2013年技術效率為1，2011年、2012年和2013年的S-和S+均為0，因此這三年的海洋經濟增長是絕對有效的。相應的，2009年、2010年和2011年的S-和S+不都為0，因此這3年的海洋經濟增長是弱有效的。

綜合效率可以進一步分解為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它們分別代表結構和規模兩方面的效率情況。在BCC模型中，技術效率指的是在規模報酬不變的情況下，被評價的決策單元與生產前沿面之間的距離，其值為1說明海洋經濟增長質量的投入產出結構合理，在其他系數都為0的情況下海洋經濟增長質量是有效的。江蘇海洋經濟增長在2007年和2008年的技術效率不為1，因此這兩年經濟增長質量是非弱有效的，而在2009年至2013年技術效率為1，但是其他系數不都等于0，因此這5年都是弱有效的，處于生產前沿面，并實現了資源的優化配置。所謂規模效率衡量的是規模報酬不變的生產前沿面與規模報酬可變的生產前沿面之間的距離，即對海洋經濟增長質量投入產出規模進行調整是否DEA有效。根據CCR以及BCC模型的結果計算可以知道，2007年至2013年江蘇海洋經濟增長質量的規模效率均為1，因此其規模報酬不變，投入要素的產出效率相對較高，說明江蘇的海洋經濟增長質量較高，各要素的配置已經達到最優，各投入產出要素中不存在投入冗余和產出不足的情況。

接下來分析一下2007年和2008年非有效的原因。根據模型的求解結果來看，這兩年的技術效率和綜合效率值都不為1，這跟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有一定的關系，海洋經濟由于涉及行業多、范圍廣，自身具有高投入、高科技、高風險的特點，加之江蘇的海洋產業多為資源依賴性的外向型產業，對外依存度較高，在全球經濟實體受到沖擊和對外貿易下滑的直接影響下，江蘇的海洋經濟總體發展和各海洋產業也勢必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一方面，受世界經濟與我國國民經濟整體增速放緩的影響，江蘇海洋經濟的增長動力和內在需求不足，繼續保持快速增長的壓力增大；二來，江蘇海洋對外貿易形式嚴峻，出口前景堪憂，海洋外向型產業生產和就業形式不容樂觀；最后，受國際金融急劇動蕩的影響，江蘇企業向海外融資的困難加大，這些都對金融危機時期中的江蘇海洋經濟的增長速度與質量構成較大的壓力。

四、結語

綜上所述，在對江蘇歷年海洋經濟增長質量的綜合評估中，只有2007年和2008年的最優效率值θ不為1，其他年份均有效，并且從2011年_始，江蘇的海洋經濟增長質量較高，一直兼具規模效率、技術效率和綜合效率，但是以后還應該密切監測投入產出要素配置狀況，實時掌握影響海洋經濟發展的外部影響因素，如政策變化、自然災害影響等，把握海洋經濟發展的機遇，保持海洋經濟增長質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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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aufmann R K，Davidsdottir B，Garnham S，et al. The determinants of atmospheric SO 2 concentrations： reconsidering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J]. Ecological Economics，1998，25（2）：209-220.

[3]De Bruyn S M.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 An empirical analysis[M].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2000.

[4]田衛民.中國科技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1953-2007[J]. 經濟問題探索，2011，08：17-23.

[5]凌江懷，李成，李熙.財政科技投入與經濟增長的動態均衡關系研究[J].宏觀經濟研究，2012，06：62-68.

[6]何廣順，丁黎黎，宋維玲.海洋經濟分析評估理論、方法與實踐[C].海洋出版社，2014.

[7]王玲玲.環境約束下海洋經濟全要素生產率研究[D].中國海洋大學，2014.

[8]狄乾斌，劉欣欣，王萌.我國海洋產業結構變動對海洋經濟增長貢獻的時空差異研究[J].經濟地理，2014，10：98-103.

篇（6）

中圖分類號:F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0)21-0015-02

人類歷史上長期極度的物質匱乏使得人類特別關注經濟增長的速度,然而現代經濟增長在給人類帶來豐富的物質財富的同時,也給人類帶來了許多不幸與災難。那種單純追逐經濟增長速度的做法日益引起人們的質疑和批評,人們開始更關注經濟增長的質量,希望經濟增長在給人類帶來更豐富的物質財富的同時,還帶來生活品質的改善,帶來社會的和諧,帶來人類自身的發展。相對來說,國內研究經濟增長質量的文獻要多于國外,國外的文獻主要研究的是與經濟增長質量相關的一些課題。

1 國外研究述評

自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西方一些學者開始對傳統發展觀和發展模式進行批判、反思和總結。發展經濟學家邁耶(1984)認為:“發展經濟學家不再朝拜于GNP的圣壇,而是全神貫注于經濟發展過程的質量。”巴基斯坦政府的一位官員說:發展問題必須定義為對最惡劣的貧困形式的一種選擇性進攻,發展目標必須根據疾病、文盲、貧窮和不均等不斷的減少和最終消除來確定。

薩繆爾森(1999)認為,經濟增長代表一國潛在GDP或者國民產出的增加,是一國生產可能性曲線(PPF)的向外推移。這是對經濟增長這個概念最初的定義,從量的角度即國民生產總值的增加定義經濟增長。

庫茲涅茨(1971)是這樣定義“經濟增長”的:“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可以定義為給居民提供種類日益繁多的經濟產品的能力長期上升,這種不斷增長的能力是建立在先進技術以及所需要的制度思想意識的相應調整基礎上的。”這一定義不僅規定了經濟增長的內容、基礎和條件,包含量和質的因素,而且把制度、思想意識等社會條件的改變作為經濟增長的重要方面。這有些接近于經濟發展的概念。

蘇聯經濟學家卡馬耶夫(1977)對經濟增長的理解是:“物質生產資源變化過程的總和,以及由此而增加了產品的數量和提高了產品的質量,通常被稱為這一社會經濟結構的經濟增長”,并強調“在經濟增長這個概念中,不僅應該包括生產資源的增加,生產量的增長,而且也應該包括產品質量的提高,生產資料效率的提高,消費品的消費效果的增長。”從這些觀點可以看出,作者考慮到了經濟增長的速度與質量,并且辯證地看待兩者的關系,指出要在不削弱對生產的增長數額和增長速度的同時,不斷地改善經濟發展的質量指標。

世界銀行的托馬斯(1999)等著《增長的質量》對增長質量的理解是,“作為發展速度的補充,它是指構成增長進程的關鍵性內容,比如:機會的分配、環境的可持續性、全球性風險的管理以及治理結構。” 它從經濟福利、教育機會、自然環境、資本市場抵御全球金融風險的能力及腐敗等角度對各國經濟增長質量進行了比較。

著名經濟學家,哈佛大學經濟系教授羅伯特?巴羅(2002)年發表了《經濟增長的數量與質量》一文,提出了評價經濟增長質量,不但要包括投資率、通貨膨脹率等狹義的經濟增長指標,還應包括人口健康、收入分配、政治制度、犯罪及宗教等方面的指標。

尼古拉斯?斯特恩(2006)的題為“從經濟學角度看氣候變化”的專門報告在廣泛調研的基礎上,從經濟學的角度對氣候變化進行了全新的審視,評估了在氣候變化背景下向低碳經濟轉變以及采取不同適應辦法的可能性,并分析了氣候變化對英國等國家經濟的影響。

普雷斯科特(2007)指出,英國的實踐證明經濟增長和排放的減少是可以同時實現的;低碳行業、低碳經濟、低碳工業、低碳城市需要有新的可持續發展的形式;氣候變化歸根到底不僅僅是一個環境問題,而越來越成為一個經濟和財政的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

2 國內研究述評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我國理論界對經濟增長的速度與質量的認識也更加深入。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內涵、決定因素和評價方法以及分析框架各方面都有了很深入的研究。

(1)理論研究中,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內涵從不同側重面做出了界定,并在此基礎上分析經濟增長質量的決定因素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觀點如下:

第一種觀點,從社會生產目的出發的闡述。社會經濟發展和增長的目的,歸根到底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需要,因此經濟增長質量包含經濟增長效益。經濟增長質量的高低,主要表現為社會福利狀況的改善程度和經濟效益的好壞。由此,單曉婭,陳森良(2002)經濟增長質量定義為:一定時期內一國生產物品和服務的經濟活動整體,在資源配置、滿足社會需要以及社會協調發展的優劣程度。它不僅包括生產能力和效率的提高,而且包括經濟效率和社會福利狀況的改善。

第二種觀點,從經濟增長方式出發研究經濟增長質量。代表性的學者是鐘學義(2001),他把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視為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而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包含著十分廣泛的內容,它不僅包括經濟效率的提高,而且包括經濟增長能否持續、穩定、健康地進行,經濟增長是否伴隨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實現生產的規模化,經濟增長能否使廣大人民的生活質量有顯著的提高以及生物環境能否改善等。

第三種觀點,比較經濟增長的數量與質量之間的關系。在這方面做出突出貢獻的學者是郭克莎(1996)。他先是分析了絕對經濟增長速度和相對經濟增長速度,從國際比較角度分析兩者之間的關系及差別產生的原因;進一步提出相對增長速度才是我們要實現的目標。然后郭教授分析,經濟增長太快,超過潛在增長率,會導致增長質量的下降,引起經濟波動。

第四種觀點,從經濟增長的源泉角度闡述。如:劉國光(1984)提出我國經濟增長方式應當逐步轉變成以提高效率為特征的內涵擴大再生產為主。包括:利用現有基礎充分挖潛;優化產業結構;依靠科技進步,落實科教興國;狠抓資源節約,開展綜合利用等等。王積業(2000)認為,經濟增長的源泉可分為生產要素量的增加和質的提高兩個方面。總的來說,經濟增長質量取決于剩余產品率,部分地取決于資金、物資消耗率和技術進步貢獻率。技術進步、資源配置效率是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的關鍵因素。

(2)統計研究中關于經濟增長質量評價指標體系的建立,大體有以下幾種分類:

第一類,單純從經濟角度度量。如王利(1998)等提出通過對經濟物品和提供經濟物品的能力的測度來對經濟增長質量進行測度。

第二類,從經濟和社會兩方面進行測度。如焦艷玲(1999)認為:經濟增長質量不僅包括生產能力和效率的提高,而且包括經濟效益和社會福利狀況的改善。認為現行的經濟增長統計應從經濟增長質量角度,包括:經濟增長水平、經濟增長效益、產業結構程度、人民生活狀況及社會保障、通貨膨脹程度和失業程度六個方面作出修訂。單小婭、陳森良(2002)從效益、產業結構、技術進步、環境、競爭能力、穩定性、潛在能力等七個方面評價經濟增長質量。

第三類,從經濟和環境兩方面進行測度。龔江南(1999)認為經濟增長質量包括增長速度、經濟效率、經濟穩定、經濟結構與環境質量五個方面,并且評價經濟增長質量應突出環境質量的考察,并對如何評價環境質量作了初步探討。如賀清正(2000)等從經濟增長速度、經濟效率、經濟增長方式、產業結構與經濟協調、經濟的穩定性和環境質量這六個方面設置了17項指標組成經濟增長質量的評價指標系統。

第四類,從經濟、社會和資源環境三方面進行測度。鐘學義(2001)把衡量經濟增長質量的指標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①反映經濟增長效率的指標,主要包括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投入產出率、勞動生產率及其增長率、資本生產率、物耗指標、能耗指標;

②反映經濟增長是否穩定、健康的指標,如經濟波動情況,通貨膨脹率、就業狀況、環境污染指標等;(3)反映經濟結構及其變動的指標,如產業結構、貿易結構、勞動力結構、地區經濟結構等。如李岳平(2001)從增長源泉、穩定性、經濟結構、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增長代價這六個方面設置了25項指標組成經濟增長質量的評價指標系統。

(3)實證或評價研究中關于經濟增長質量評價方法的選擇,主要有以下嘗試:

第一種,數學模型法。肖紅葉、李臘生(1998)就經濟增長穩定性、協調性、持續性和增長潛能四個方面對我國的經濟增長質量作了實證研究,分析了當時的情況及相關原因。在對經濟增長的持續性分析時,作者通過對經濟增長路徑構造其模型進行實證分析,發現我國改革開放前后的增長路徑有很大的差別。其理論模型為:

Y=a+bt

Y代表GDP或GNP

第二種,綜合指標法。如王利(1999)等用對經濟物品的測度和提供經濟物品能力的測度兩項指標,算出經濟增長效率作為綜合測度指標值,欲以此對經濟增長質量開展實證研究。張衛民、安景文、韓朝(2003)用嫡值法構造了一個復合的指標體系,涵蓋了經濟發展、社會進步以及環境支持指數。借此評價城市的可持續發展系數和協調系數。趙英才(2006)等從經濟和環境的五個不同方面構造了17個指標,采用相對指數法對1978-2002年以來的中國經濟增長質量進行評價分析。

第三種,系數分析法。如錢津(1999)以市場創新增長的增長率除以國民經濟增長率得到國民經濟增長質量系數,來對國民經濟增長質量進行衡量。

第四種,系統分析法中的因子分析法等。李岳平(2001)指出可采用系統分析法和人工神經網絡模擬法對經濟增長質量進行綜合評估。還有紀淑萍(2006)應用因子分析方法對2004年我國各地區經濟增長質量進行了綜合評價。

3 簡要評論

綜上所述,現有的經濟增長質量理論大部分建立在GDP的基礎上,雖然GDP是衡量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指標并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繼續發揮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們應該看到以GDP作為最重要的經濟衡量指標仍存在許多缺陷:既在反映經濟活動的投入與產出之比方面做得不夠,也在反映一國的產業結構、科技進步、真實的生活水平、收入分配狀況、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成本等方面不夠精確。分析和評價一國或一地區的經濟增長質量,應該綜合數量和質量兩方面的表現進行分析,而現有的國民經濟核算幾乎不考慮經濟增長質量,是不完整的。雖然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在衡量經濟增長方面研究取得較大成果,不再單純依賴GDP測度,但是我們應該看到目前技術發展遇到了瓶頸問題:首先,所選取的經濟、社會、環境、資源等評價指標重點不明確,各指標在指標體系中所處的地位基本一樣,沒有孰重孰輕,不能夠正確反映居民福祉;再次指標選取大多只涉及國內,沒有考慮國際競爭力,把研究對象置身于開放經濟條件之外,在當今是不完善的。

參考文獻

[1]邁耶.經濟發展的主要問題[M].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1984.

[2]保羅?薩繆爾森,諾德豪斯.經濟學[M].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

[3]道格拉斯.諾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4.

篇（7）

中圖分類號：F830；F061.2 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經典理論表明，良好運行的金融體系在一國經濟增長過程中具有重要作用（Sehumpeter，1911；Goldsmith，1969；Shaw，1973）。以Kingand Levine（1993）為代表的文獻基于大量國家樣本考察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得出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正向效應的一般性結論。然而，金融危機在全球范圍內頻繁發生，已成為違背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線性范式的典型事實。基于此，近年來大量文獻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再度反思與檢驗，發現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在不同的時期或不同的國家會出現不同程度的弱化、消失甚至逆轉的現象（Gregorio and Guidotti，1995；Fink等，2005；Rioja and Valev，2004；Rousseau and Wachtel，2011）。事實上，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可能存在某種形式的非線性關系（Deidda and Fattouh，2002；Rioja and Valev，2004）。

究竟是何種因素系統性地影響了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傳統關聯關系，目前仍缺乏清晰可靠的解釋。與此同時，金融危機理論驗證了金融體系過度的信用擴張與金融危機發生之間存在著必然聯系，金融體系信用繁榮的迷失以及政策制定者對信用在宏觀經濟中作用的忽視是導致金融危機不可避免的系統性因素（Schularick and Taylor，2012）。由于金融活動的基礎與核心是信用關系的運動（李宏明，2007），金融交易是通過不同的信用關系對現有財富重新進行跨時空配置的過程（易完容，2009），因此從信用角度來考察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理論關系變化符合金融研究的本質內涵。隨著金融體系的發展以及金融創新技術的廣泛應用，金融信用活動也在不斷發展并體現為一個金融信用膨脹的過程，因而金融信用膨脹衡量了金融發展進程中金融信用創造與擴張機制不斷演化的過程，反映了不同金融信用關系通過金融安排在不同時空的拓展、延伸與重組。更為重要的是，由銀行體系引發的信用膨脹不僅存在著上界，而且存在促進或阻礙經濟增長的內生機制（何其春和鄒恒甫，2015）。因此，本文從金融體系信用活動角度，基于長時期的跨國面板數據，對金融信用膨脹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非線性關系進行實證研究，不僅能夠對目前相互隔離的兩類研究（即發展金融學研究和金融危機研究）提供一個整合的邏輯框架，而且能夠為影響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間關系的系統性因素（即金融信用活動）進行實證檢驗。

二、文獻回顧

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已汗牛充棟。毋庸置疑，自貨幣和銀行產生以來，金融體系在一國經濟運行中的重要作用被充分肯定，大量研究較為一致地認為金融發展對一國的經濟增長具有正向的促進作用。例如，Schumpeter（1911）首次論證了銀行體系在經濟增長中的決定作用：Goldsmith（1969）、Mckinnon（1973）和Shaw（1973）通過對發展中國家金融抑制現象的研究，提出了金融深化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一個良好運轉的金融體系能夠實現有效的資本積累（Mckinnon，1973；King and Levine，1993）與效率提升（Shaw，1973；King and Eevine，1993；Thiel，2001），從而促進投資和技術進步并推動經濟的增長。

然而，近年來的實證研究通過對大量國家面板數據的觀察，發現了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非線性關系的重要證據。Gregorio and Guidotti（1995）發現在高收入國家的不同時期，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效應會出現差異，在其所考察的1960-1985年的時間樣本里，金融發展與產出增長具有正相關的關系，而1970-1985年的時間樣本數據則顯示了金融發展與產出增長之間的負相關關系。Fink等（2005）依據不同收入水平或經濟發展水平對國家樣本進行分類的基礎上，應用一個增長核算框架就1990-2001年22個市場經濟體和11個轉型國家的靜態和動態面板數據估計了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市場經濟體的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效應是脆弱的，而轉型國家的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效應則表現出短期的正向效應。Masten and Coricelli（2008）同時應用宏觀和產業層面數據研究了歐盟國家金融發展和國際金融一體化對經濟增長的非線性效應，結果表明，相比發達國家，欠發達國家國內金融市場發展對經濟增長的積極效應更強。持有類似結論的還有Bangak6and Eggoh（2010），其運用面板協整技術對1960-2004年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等71個國家的動態混合面板數據進行分析，檢驗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效應，結果表明低收入國家的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效應要強于高收入國家。為了更好地識別金融發展的經濟增長效應如何隨金融發展程度的不同而出現差異，Rioia and Valev（2004）應用廣義矩（GMM）動態面板技術，將74個樣本國家按照金融發展水平的高低劃分為三個不同的區域，研究了不同區域中的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效應。Rioja等人認為，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效應隨著金融發展程度而變化，具體表現為：在金融發展程度較低的區域，對金融市場額外的改進具有一個不確定的經濟增長效應；在金融發展程度中等的區域，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正向效應很強；而在金融發展程度較高的區域，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效應盡管為正但卻較弱。Rousseau and Wachtel（2011）通過對廣泛國家樣本的考察，發現20世紀80-90年代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較強，但這種效應隨時間在逐漸減弱，尤其是近10年以來，這種作用似乎消失了。

從現有文獻來看，目前尚缺乏從金融信用活動角度來檢驗金融發展的經濟增長效應研究，同時，對影響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變化的系統性重要因素（即信用因素）也缺乏深入探究。本文主要從金融體系信用活動角度，深入考察金融信用膨脹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采用長時期（1967-2011年）74個國家的面板數據，實證檢驗金融信用膨脹對經濟增長的非線性影響，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提供一個不同的視角。

三、指標說明與樣本劃分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基于跨國面板數據，實證檢驗金融信用膨脹是否在長期內對經濟增長產生非線性影響，即是否存在金融信用膨脹的非線性經濟增長效應。在指標選取上，經濟增長變量采用對數形式的真實人均GDP表示，記為RGDPP。為了較準確地刻畫金融信用活動的內涵與范疇，本文采用私人信用和銀行信用兩個指標來反映金融信用變量。其中：私人信用反映了金融部門通過提供貸款、購買非股權證券、貿易信用以及其他應收賬款等方式提供給私人部門并確立了償還要求的金融資源，借鑒Beck等（2000）的做法，用金融部門向私人部門提供的信用價值總量占GDP的比重衡量，記為變量PCRED；銀行信用用以專門反映銀行部門（包括貨幣當局、存款銀行以及其他銀行業金融機構）所提供的國內信用，用銀行部門提供的國內信用總量占GDP的比重衡量，記為變量BCRED。為了反映其他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本文控制變量組的具體指標包括：（1）初始人均GDP水平，以每五年期間初始年份的人均GDP衡量，記為變量IGDPP；（2）國家開放程度，采用貿易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衡量，記為變量TRADE；（3）通貨膨脹因素，采用消費者價格指數表示，記為變量INFLA，（4）人力資本形成，采用教育投資公共支出占GDP比重衡量，記為變量EDU。指標體系及相關的計算方法說明見表1。

本文選取了74個國家1967-2011年共計45年的指標數據構建面板數據庫，并依據Beck等（2000）的方法，將45年的時間跨度按照每5年為單位進行劃分，從而得出15個觀測點，每個觀測點的指標數值為5年平均值。

由于需要考察金融信用膨脹對經濟增長的非線性影響，本文參照Pdoja and Valev（2004）依據金融發展程度進行國家樣本劃分的思路，將所選取的國家樣本按照金融信用膨脹程度進行劃分，以觀測金融信用膨脹程度不同的國家樣本組其金融信用膨脹的經濟增長效應是否存在顯著差異，即金融信用膨脹的經濟增長效應是否在金融信用膨脹程度不同的國家樣本組之間呈現出非線性變化特征。基于這一思路，本文以私人信用指標作為基準指標，按照該指標45年的算數平均值水平將國家樣本劃分為三個類別：金融信用膨脹程度較低的國家樣本組、金融信用膨脹程度適中的國家樣本組、金融信用膨脹程度較高的國家樣本組。金融信用膨脹程度的劃分依據是：依據私人信用指標在1967-2011年共計45年的平均值情況，將平均值小于20%的國家劃為低水平樣本組，平均值大于20%但小于50%的國家劃為適中水平樣本組，平均值大于50%的國家劃為高水平樣本組。樣本劃分結果如表2所示。

四、實證分析與結果

（一）面板單位根檢驗

本文采用靜態面板方法進行實證分析。在進行面板回歸之前，需要檢驗面板數據是否存在單位根，以考察數據的平穩性，避免偽回歸或虛假回歸。由于面板單位根檢驗方法有別于時間序列數據的單位根檢驗，本文使用三種單位根檢驗方法（w-stat方法、ADF-fisher方法和PP-fisher方法）對各個變量水平數列及其差分數列進行檢驗，檢驗結果見表3一表5。從面板數據單位根檢驗情況來看，三類國家樣本組的指標序列均為不平穩序列，對非平穩指標序列進行一階差分后，均能在5%的誤差范圍內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即均能轉化為平穩序列。因此，三個國家樣本組的指標變量均為I（1）單整序列，可以進行面板協整檢驗。

（二）面板協整檢驗

首先對三個國家樣本組中不平穩的指標序列進行一階差分將其轉化為平穩序列，然后對平穩序列分別進行面板協整檢驗。為了觀測金融信用指標與經濟增長指標在三類樣本組中是否均存在穩健的協整關系，將其他變量視為控制變量，進行Kao KDF檢驗，結果顯示三個國家樣本組的金融信用指標均分別與經濟增長指標存在長期均衡的協整關系（見表6）。

由于三類國家樣本組的金融信用指標均與經濟增長指標存在長期穩定的面板協整關系，因而需要針對不同的樣本特征運用固定效應模型或隨機效應模型進行進一步考察。Hausman（1978）等認為固定效應模型將個體影響設定為跨截面變化的常數使得分析過于簡單。從實踐角度看，在運用固定效用模型估計時將損失較多的自由度，特別是對“寬而短”的面板數據，因而從這個角度看，隨機效應模型優于固定效應模型，應該把個體影響處理為隨機的。但相對于固定效應模型，隨機效應模型也存在明顯的不足：隨機效應模型假設隨機變化的個體影響與模型中的解釋變量不相關，而在實際建模過程中這一假設很可能由于模型中省略了一些變量而不滿足，導致估計結果出現不一致性（高鐵梅，2008）。為了使計量分析結果更為準確，本文首先采用Hausman檢驗法逐一對研究樣本進行檢驗，以確定使用合適的樣本檢驗模型。

依據表7的Hausman檢驗結論，對面板數據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分析，回歸變量選擇截面加權（Cross-section weights）的方式，以消除不同橫截面存在的異方差性。估計方法采用Beck andKatz（1995）的PCSE（Panel Corrected Standard ErtOYS，面板校正標準誤）方法，以有效解決面板樣本存在誤差結構的情況，如同步相關、異方差或者序列相關等。根據檢驗結果的F統計值以及Rsquared數值（見表8），檢驗結果穩健可靠。

在控制了初始人均GDP變量、國家開放程度變量、通貨膨脹率變量和人力資本形成變量之后，表8的分組檢驗結果顯示金融信用膨脹的經濟增長效應存在非線性結構，主要體現為：其一，在金融信用膨脹程度較低的國家樣本組，金融信用膨脹對經濟增長具有較小的正向效應，其中私人信用對經濟增長的正相關系數為0.002727，而銀行信用對經濟增長的正相關系數為0.002073，兩個相關系數均在5%的水平上顯著；其二，在金融信用膨脹程度適中的國家樣本組，金融信用膨脹對經濟增長的正向效應在三類樣本組中最強，其中私人信用對經濟增長的正相關系數為0.006045，銀行信用對經濟增長的正相關系數為0.005406，兩個相關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其三，在金融信用膨脹程度較高的國家樣本組，金融信用膨脹對經濟增長的效應雖然為正但均較小，表明金融信用膨脹對經濟增長的正向效應相比第二類樣本組弱化了，其中私人信用指標對經濟增長的正相關系數為0.002396，銀行信用指標對經濟增長的正相關系數為0.001521，兩個相關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

篇（8）

一、河南省經濟與金融形勢

改革開放為河南省經濟發展注入了新的生機和活力，河南省生產總值由1978年的162.92億元達到2012年的29810.14億元，比上年增長10.1%。2012年底全省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存款余額31648.50億元，比2011年末增長18.8%，各項貸款余額20033.81億元，增長14.4%。全年首次發行和再融資募集資金209.20億元，其中通過境內市場募集資金188.97億元。全年保險公司保費收入841.13億元。

二、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理論研究

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一直是眾多經濟學家關心的問題，這一領域的奠基人主要是戈德史密斯、麥金農和肖。戈德史密斯在他的著作《金融結構與經濟發展》中通過對35個國家數十年的考察，發現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有著大致平行的關系。麥金農和肖共同完成的《經濟發展中金融深化》，標志著金融發展理論的正式形成。他們認為金融抑制造成經濟增長率下降并且阻礙發展中國家經濟的發展，而金融抑制是由匯率和利率的金融價格扭曲造成的。

三、指標選擇和模型構建

本文選取以下指標對河南省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進行度量。

1.經濟增長指標（LNGDP）

選取人均GDP的自然對數作為衡量經濟增長的指標變量。

2.金融相關比率（FIR）

選取河南省全部金融機構存貸款加總作為金融資產總額與GDP之比作為金融相關比率。

3.金融中介效率指標（FA）

選取各項貸款總額與GDP之比作為金融中介效率指標。

4.證券市場的發展程度（SM）

這里采用股票籌資額與GDP的比值來表示證券市場的發育程度。

5.保險市場發展程度（IM）

選取保費收入與GDP的比值作為衡量保險市場發展的指標。

基于所選的指標，本文構建如下模型：

其中，GDP表示人均GDP，FIR表示金融相關比率，FA表示金融中介效率指標，SM表示證券市場發展指標，IM表示保險市場發展指標。

四、河南省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

（一）ADF檢驗

首先對LNGDP、LNFIR、LNFA、LNSM、LNIM進行ADF單位根檢驗，結果原有的時間序列數據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是不平穩的，而對其取一階差分后的序列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都是平穩的，說明這些變量一階平穩。

（二）協整檢驗

本文采用J-J法來研究河南省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如表1。

從表1可以看出，LNGDP和FIR、FA、SM、IM之間存在四個協整關系，即它們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這種長期均衡關系的標準化協整關系的方程為：

LNGDP=-0.358FIR-0.0213FA+8.045SM+12.39IM+7.07

由協整關系方程我們可以看出，LNGDP與FIR、FA之間都是負向的相關關系，即：金融發展的規模、效率與經濟增長呈現表面的長期負向穩定關系。LNGDP與SM、IM之間都是正向相關關系，即：證券市場股票籌資額的增長、保險市場保費收入的增加與經濟增長呈現表面的長期正向穩定關系。而它們之間的這種長期關系是否為因果關系必須通過格蘭杰因果檢驗來說明。

（三）因果檢驗

在平穩性檢驗的基礎上，進一步采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考察河南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檢驗結果見表2。

由表2可知：金融相關比率、金融中介效率、保險市場發展均是經濟增長的Grenger原因，經濟增長不是金融相關比率、金融中介效率、保險市場發展的Grenger原因；證券化市場發展不是經濟增長的Grenger原因，經濟增長是證券化市場發展的Grenger原因。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利用河南省20年的時間序列數據對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進行了實證檢驗。結果顯示：河南省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具有長期協整關系，呈現正相關，反映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具有促進作用。但這種作用并不具有統計意義上的顯著性。就短期而言，河南省金融發展與經濟發展具有相互促進作用。就長期而言，河南省金融發展是需求跟隨型的，即經濟增長是金融發展的原因。這反映出河南省經濟經過多年的高速發展，居民手中的財富有了大幅度提高，對金融服務的需求不斷增加，帶動了金融發展。同時金融發展卻并沒有成為促進經濟增長的一個有利的推手。

因此，為了刺激經濟的進一步增長，提出以下建議：建設區域金融中心，發揮金融集聚效應。構建多層次的資本市場，完善直接融資市場。加大金融業對外開放度，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提高金融質量，加大區域金融創新。加強金融監督管制，優化金融生態外部環境。

參考文獻

篇（9）

改革開放以來，作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對外貿易的快速增長對中國經濟保持長期快速發展的促進作用顯而易見。但是，面臨當前外部需求的較大不確定性，我國外貿形勢不容樂觀，同時中國經濟正處于從高速增長向中低速增長的轉型中，下行壓力明顯。在此背景下討論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考察貿易結構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 對外貿易和經濟增長的相關性

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一直以來都是國際貿易理論研究的重點。從亞當?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到赫克歇爾-俄林的要素稟賦理論，以及經濟增長發動機學說等都認為對外貿易尤其是出口貿易對一國經濟增長起促進作用。另外一些觀點，如普雷維什?辛格的中心―論、巴格瓦蒂的貧困化增長理論，則從一些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并沒有促進經濟增長的事實，對傳統理論關于對外貿易促進經濟增長的結論提出了置疑。上述觀點分別從貿易總量和貿易結構層面研究了二者的關系。

（一）對外貿易和經濟增長的相關性――總量層面的分析

Kvoussi利用1960～1978年期間的數據，考察了73個發展中國家擴大出口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無論是在低收入國家還是中等收入國家中，由于出口有利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擴大出口都伴隨著強勁的經濟增長。Moschos的研究假設國家間發展階段不同，其擴大出口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不同。通過從總量方面分析國家間經濟增長的源泉，該研究探討了擴大出口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結論顯示存在一個關鍵的發展階段，低于或高于這個發展階段，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顯著不同。Baldwin基于資本的形成過程，通過將比較優勢理論與新古典增長理論結合，認為貿易產生靜態的比較優勢效應和動態的資本積累效應。資本積累效應會放大比較優勢效應，并且這種效應的獲得取決于貿易量，而與貿易結構和貿易方向都沒有任何關系，只要有貿易發生，資本積累就會發生，比較優勢效應就會最終轉化為經濟增長。

國內學者佟家棟較早探討了進口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認為二者總體上存在正相關關系。林毅夫認為，出口增長除了能直接推動經濟增長，還對消費、投資、政府支出、進口造成影響，從而間接刺激經濟增長，因此全面考察出口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必須同時考慮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直接和間接推動作用。尹敬東針對對外貿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是否顯著這一問題，澄清了傳統測算方法中對總量核算和貢獻率分解核算中的混淆之處，認為其核算中的混淆低估了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真實貢獻，從而得出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至關重要的結論。

總的來看，從總量層面分析可知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密切，大多數的觀點認為對外貿易能夠促進經濟增長，但這些研究在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對外貿易促進經濟增長的機制等方面還有待深入研究。

（二）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結構層面的分析

Mazumdar在Baldwin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利用索洛模型和資本積累理論擴張了Baldwin的結論，認為只有當一國出口消費品而進口資本品時，貿易才能帶來經濟的增長，即強調貿易能否促進經濟增長取決于貿易的結構和方向。Ledeman和Maloney分析了貿易結構變量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認為自然資源充裕度對經濟增長有積極作用，而出口集中度則阻礙了經濟增長。

此后的國內外學者圍繞貿易結構和經濟增長的關系做了大量實證研究，將總量分析轉為結構分析，不僅通過構建具體的貿易結構測度指標論證二者之間是否存在相關性及因果關系、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貢獻度的大小，同時也有利于貿易結構變化促進經濟增長的機制研究。

二、對外貿易和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

計量經濟學的日益成熟，為學者們實證研究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提供了條件。國內外的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顯著。

Levin和Raut在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框架下，實證分析了出口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結論表明，工業制成品出口對經濟增長有很強的拉動作用，但初級產品出口對經濟增長拉動作用很小。Lewer檢驗了Mazumdar的假設，利用SITC資本品和消費品進出口數據，構建了貿易結構變量，通過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和擴張的VAR模型估計了選定的一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中貿易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實證結果支持Mazumdar的假設，這些國家的貿易結構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顯著。Lewer和Hendrik Van den Berg對28個OECD和發展中國家的時間序列數據的檢驗表明，與出口資本品的國家相比，主要進口資本品而出口消費品的國家經濟增長速度更快，這也驗證了Mazumdar的假設。Chan-Hyun Sohn和Hongshik Lee在Lederman的理論基礎上提出了衡量貿易結構的五個不同變量，在多國視角下檢驗貿易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認為經濟增長可以被貿易結構解釋，并且H-O變量可以很好地解釋經濟增長。Raja Kalia、Fabio Méndeza和Javier Reyesa研究了貿易伙伴的數量和貿易伙伴間出口集中度與一國的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對所有國家而言，貿易伙伴的數量與國家經濟增長之間存在正相關的關系，在發達國家這種關系尤其顯著；對所有國家而言，貿易伙伴間出口集中度與經濟增長正相關，而在發展中國家這種關系尤為顯著。

國內學者的研究大都集中于貿易對經濟增長促進效應的實證分析。楊全發、舒元，沈程祥，孫焱林，趙陵、宋少華、宋泓明，石傳玉、王亞菲、王可、呂惠娟、許小平，徐光耀都從貿易總量的角度統計分析了貿易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未考慮到貿易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藍慶新在貿易結構變化與經濟增長轉型的實證分析中設計了一個較為寬泛的貿易結構指標，發現二者存在顯著線性關系。王永齊分別從不同的理論基點構建了COMPO和TECH兩個貿易結構指標，通過VAR模型估計了中國的貿易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結論表明中國的貿易結構并不顯著影響經濟增長，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主要體現在總量增長上。易力、李世美、劉冰采用Granger因果檢驗法和VEC模型，從初級產品和工業制成品出口的角度研究了出口商品結構優化與經濟增長的相互作用，認為長期來看出口商品結構優化對經濟增長有穩定的促進作用，但短期表現不明顯，并且二者之間不存在雙向因果關系。徐光耀選擇在我國進口貿易中具有代表性的日、俄、法、澳四國為樣本國，分析了在不同的進口貿易結構下，進口對我國經濟增長的不同促進作用。丁雯從出口商品結構的角度，運用協整等分析方法分析了出口商品結構同經濟增長的關系，認為短期內初級產品和工業制成品的出口都對經濟增長起促進作用，長期內工業制成品出口對經濟增長起促進作用，而初級產品出口對經濟增長起消極作用。馬慧敏采用VAR模型考察了我國出口商品結構變化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結論表明二者之間并非簡單的線性關系，出口商品結構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存在著1期滯后效應。蘇振東、周煒慶基于產品附加值分布貿易結構分析法構造了出口貿易結構指數，采用動態面板數據模型分析了中國出口貿易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認為高附加值產品出口額的增加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要明顯大于低附加值產品出口額的增加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成卓、王旭剛基于OECD非競爭型投入產出表的分析，對國際貿易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跨國比較。馮帆基于VAR模型探索了我國貿易結構和經濟增長的關系，結論表明，從短期看，出口產品集中度在10%的顯著水平下是經濟增長的Granger原因，而其他貿易指標在短期并不構成經濟增長的Granger原因，短期內經濟增長也沒有構成任何貿易指標的Granger原因，經濟增長只從長期來影響貿易結構的變動；從長期看，HO變量產品內貿易指數IIT和出口產品集中度H是經濟增長的長期原因，而總產出是SW指標的長期原因。

上述研究存在以下問題：第一，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密切關系究竟是表現在貿易總量增長還是貿易結構或方向上，還未達成共識；第二，有關對外貿易結構的概念還需進一步辨析和界定。

三、對外貿易和經濟增長影響機制研究

國內外學者對于貿易發展或貿易結構變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影響機制研究也做了有益的探索。Frankel和Romer最初進行了貿易對經濟增長之間影響機制的探討，他們借鑒貿易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的成果，利用國家地理特點擬合出一個貿易工具變量，運用98個國家的截面數據探討了貿易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影響機理。Chan-Hyun Sohn和Hongshik Lee認為貿易結構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影響路徑可以用動態Rybczynski定理、產品差異化模型和內生增長模型來解釋。貿易結構通過資源稟賦變化和提高內生生產要素勞動生產率來影響經濟增長。

楊全發、舒元從閑置資源、比較利益、規模經濟和技術進步四個方面概括出口貿易促進經濟增長的機制。沈坤榮、李劍認為國際貿易通過提升國家要素稟賦結構和加快制度變革進程對產出產生了積極影響。潘向東等將制度安排引入到對經濟增長機理的探討中，認為一國產權保護程度在所有經濟制度安排變量中對該國經濟增長影響最為顯著。唐保慶、黃繁華則認為國際貨物貿易和國際服務貿易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路徑存在顯著差異。

四、結論和啟示

本文綜述了對外貿易和經濟增長相關的研究文獻，得出以下結論和啟示。

1.從貿易結構入手研究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是一個新視角。

2.對外貿易結構的概念界定不清晰，導致貿易結構指標選取存在不足。

3.學者在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這一問題上基本取得了共識，主要從資本積累、技術進步、人力資本、生產效率和產業結構等角度起作用，但是在理論和實證上還有不完善之處。

4.以往的實證研究主要是時間序列分析，研究方法單一，還有待完善。

5.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國際比較研究還有很大空間。可以進行國家比較，綜合考察不同國家貿易結構對經濟增長有哪些不同影響，進而提出借鑒性建議。

參考文獻：

[1]Baldwin R.E. Measurable Dynamic Gains from Trad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2（01）.

[2]Mazundar J. Do Static Gains from Trade Lead to Medium Run grow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6（06）.

[3]王永齊.貿易結構、技術密度與經濟增長――一個分析框架及基于中國數據的檢驗[J].經濟學季刊，2006（05）.

篇（10）

一、我國經濟增長質量的評價方法和指標體系

在構建我國經濟增長評價指標時我們需要遵循可完善性、地區可比性、科學性實用性的原則。可完善性原則指的是我國在建立、完善指標體系前都會需要很長的時間來對數據進行整理分析，而在我國的經濟數據統計時也會有許多不在統計范圍之內的指標需要測度，而這些指標則需要未來進行完善與研究，在目前的時間點上還無法進行恰當的核算；地區可比性原則是指在我國各個區域之間的經濟增長指標相互比較，并且進行分析整理，因此我們在進行增長質量指標體系的構建中一定要選擇具有相同性質的指標保證在統計結束之后可以利用這些指標對個區域之間的經濟增長進行比較；科學性原則是指在進行經濟增長指標測度前要利用科學的原則進行各個指標之間的相互協調、相互融合，以此來全面的對我國經濟增長質量進行測評；實用性原則是指在挑選指標時要選用能夠反應現實的指標，可以對我國生態環境以及居民之間的關系進行恰當的反應，同時也要考慮數據來源的方便性與可得性，來對經濟增長的各個方面進行測度。

二、我國經濟增長質量的總和測評

從總體的角度來分析我國經濟增長的質量則需要構建一個能夠反映我國經濟增長的指數。我國經濟增長主要反映在社會福利變化、增長的穩定性和增長的結構性以及經濟社會所帶來的生態環境問題和資源利用問題這幾個方面。我國經濟結構的可以分國際收支結構、金融結構和產業結構以及投資消費這四個結構。在產業結構中我們通常采用比較勞動生產率、三次產業產值比以及工業化率來反映產業結構的特征；投資消費結構測度時則主要采用增量資本產出率、投資率、固定資產增長率等測度方法，我們需要在消費和投資之間選擇一個恰當的占比。而不是消費率，越高或者投資率越高越好。因此在投資消費結構中我們通常也會采用消費與投資之間的比率來考慮具體的度量范圍；對于我國福利變化以及收入成果分配來說主要是考察我國經濟快速增長所為居民帶來的福利問題。在調查時，我們主要從住房、教育、健康以及收入這四個層次著手，以人均住房面積、教育年齡、死亡率以及人均GDP為基本的測度指標來調查我國經濟增長為我國居民帶來各種福利問題以及成果分配問題；而對于生態環境代價和經濟增長過程中的資源利用來說，我們則通常采用勞動生產率、資本生產率等方法作為測度指標。考察由于我國經濟快速增長所帶來的污水排放、大氣污染等對生態環境所帶來的破壞程度。

三、我國經濟增長質量的區域特征

（一）構建地區間的經濟增長指標

從區域的視角來分析中國的經濟增長，可以對中國經濟進行準確的判斷。首先我們需要構建在地方區域的經濟增長質量指數，由于地區與總量分析的差異性和各地區統計數據之間的可得性，我們需要對現有的地區指數進行調整：首先我們采用麥金農的貨幣化程度和歌德史密斯的金融相關比例來反映金融結構。在中國金融結構中我們則采用M2/GDP的計算方式，但是由于中國銀行有著獨特的性質，這也造成了M2數據在進行數據統計時會出現一定的困難，使得規劃程度和金融比率來觀測區域間經濟增長質量是不可行的。因此我們對各地區間的經濟增長選擇貸款余額和存款余額占GDP的比例作為區域間的經濟衡量指標；第二，由于我國教育層次的不同，在部分地區有許多數據沒有統計結果，因此這些數據我們無法得到。故而本文只是以在校學生的人數在我國總人口中的比率來衡量我國各地區人民受教育的程度。而在校學生則由小學生人數、中等學校學生人數和高等學校學生人數組成；第三，收入分配是我國在經濟增長的分配過程中涉及到的主要問題，在世界各國通常采用基尼系數來衡量一個國家各層次間的收入分配差距，但是在我國基尼系數在各地區的并沒有被廣泛應用，故而我們僅僅采用泰爾指數和城鄉收入比率作為衡量經濟增長成果分配的指標。

（二）區域之間的測度數據說明

其實在對各個地區的經濟增長進行數據調查時我們通常采用資本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這兩個公式來對我國資本存量進行核算。而且在我國通常采用永續盤存法計算各個區域之間的物質存量，在對各個區域之間的投資進行度量時則采用固定資產形成總額來進行核算。對于全要素生產率的計算我國目前采用潛在產出法、代數指數法、隱性變量法和索洛殘差法這四種方法，這四種方法分別應用在區域之間不同的核算體系，并且在進行不同區域的經濟增長測量時要選擇不同的方法來進行核算。

四、結語

綜上所述，經濟增長測度在我國進行經濟測評時有著重要的地位，而我國目前在經濟測度時存在著眾多的局限性，并沒有一個明確的標準可以在我國各個區域之間進行統一的經濟質量的測評。因此我們需要明確統一的測度方法，以此來對樣本容量進行擴大，對不同區域的地區進行分析，從而加快我國經濟增長的研究。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