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的理論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經濟發展的理論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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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12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4161(2012)04-0007-04

一、引言

一般而言,推動理論發展的動力有:學科內部的理論紛爭、實踐領域的影響、學科之間的相互促進等。本文主要探索二戰后經濟發展實踐對發展經濟學理論的影響。二戰后,新興獨立國家產生,為了設計適宜本國國情的發展政策,政策制定者們從率先騰飛的經濟體的發展經驗中尋求答案,學者們則對這些發展經驗進行理論上的解釋和推廣,促進了經濟發展理論的不斷演化。本文跟蹤了60年來世界經濟增長較快的國家的經濟發展實踐,認為它們影響了經濟發展理論的演化。

二、上世紀50年代的發展實踐與發展理論

上世紀50年代以及二戰以前的一段時間,蘇聯是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蘇聯在“一五”和“二五”期間的工業年均增長率分別達到19.3%和17.1%,二戰后,1946—1950年增長率達到20%,1951—1955年達到11.2%,它迅速實現了工業化。其發展戰略的典型特征是大規模的投資以及高速的工業化、國有經濟、計劃經濟、內向發展。這些對于那些想迅速建立自己獨立國民經濟體系的第三世界國家有強大的示范效應,上世紀50年代的發展理論大都受到了蘇聯經濟成功的啟發。

50年代占主導地位的發展理論包括:大推進理論(羅森斯坦一羅丹,1943、1955、1957)認為由于“貨幣的外部性”能帶來規模經濟,所以要靠大規模投資在幾個互為補充的工業部門同時實行有計劃的工業化;由于“技術的外部性”,教育和訓練工人必須靠國家安排;他還強調了基礎設施的規模經濟的重要性。計劃化理論(錢納里,1955)認為生產部門的相互關聯和生產要素的結構性非均衡引起的外在經濟是價格制度不適合發展中國家的原因,因此強調了計劃化對經濟發展的作用。貿易條件惡化理論(辛格,1950)和中心—理論(普雷維什,1950)從不同側面強調了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中的不利地位,主張發展中國家應該通過貿易保護來實施進口替代工業化。起飛理論(羅斯托,1956)假定投資收益率是固定的,為了讓收入的增長率高于人口的增長率,投資占GNP的比率必須超過一個最小門檻,強調了資本的重要性。

蘇聯的經濟增長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建設提供了藍本。這一時期發展中國家都把GNP增長視為主要目標。各國仿效蘇聯模式實施唯工業化戰略,采取犧牲農業的方式,建立起門類齊全的工業部門,通過“剪刀差”壓低糧食價格,提供廉價食品給城市工人,并減少了投入到農業中的公共資源。進口替代政策迅速在發展中國家蔓延,這種內向型的增長模式啟動了工業發展,然而,由于與發展中國家要素稟賦并不匹配,培育了大量的低效工業產業。

三、20世紀60年代的發展實踐與發展理論

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領跑是日本和巴西。日本1958年至1969年的平均增長率達到11.2%。其發展策略是:重視農業。60年代起日本大批農業勞動力流向城市,大量土地撂荒,城鄉經濟失衡,因此日本開始了以農業機械化、化學化為基本特征的農業現代化進程。不斷擴大固定資產投資。積極引進先進技術設備。重視教育、科學技術和科技人才。充分利用國外市場與資源。經濟計劃和產業政策發揮了重要作用。日本與巴西的經濟增長和伴隨著經濟增長而出現的問題對這一時期的發展理論產生了影響。

舒爾茨(1960)在分析了日本和德國在二戰后經濟迅速恢復的奇跡后提出人力資本理論,認為人力資本的積累是經濟增長的源泉。他還強調必須給農業機會,把先進生產要素導入到農業中去。費景漢和拉尼斯(1964)揭示了增長過程中工業部門和農業部門之間功能的相互依賴關系——落后部門必須為工業部門提供資源,而現代部門必須有吸納的能力。辛格(1964)肯定了人力資本投資、研究與開發、科學與工業之間相互累積性擴張等因素的遞增收益效應,并將其稱為“投資前基礎設施”。劉易斯(1966)強調了經濟計劃和產業政策的重要性;同時指出只有工農業平衡發展或者對外貿易取得重大進展才會出現沒有通貨膨脹的增長,當一國進口替代活力被耗盡同時又沒有取得農業上的突破就會產生結構性通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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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支持理論的發展趨勢

研究金融對社會經濟發展的促進關系，早已成為金融實踐研究領域之焦點問題。且已在以往諸多經濟學家的理論和實踐研究中被充分證實。

(一)金融發展理論概述

1955年，E·S·肖以名為《金融中介機構與儲蓄——投資》的著作，格利以名為《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方面》的著作，開啟了金融發展理論研究的先河。E·S·肖和格利構建了金融發展的模型，此模型具有從初級到高級。從簡到繁變化的特征。該模型論證了經濟發展階段與金融作用成正相關的命題，即經濟發展階段越高，則金融發揮的作用越大。

1966年，帕特里克在其論文《欠發達國家的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中，充分論證了許多金融問題，核心問題為貨幣供給和需求推動。研究表明，金融體系通過刺激投資和儲蓄的方式。來制約資源配置和改進資本構成。如在實踐中一些經濟不發達國家，政府會運用金融優先發展方式，去推動貨幣供給總量，從而拉動社會經濟增長。

1969年，在35個國家100年經濟發展信息基礎之上，戈德史密斯進行了實證研究，得出了重要結論，經濟發展水平與金融相關率正相關。這一重大結論奠定了金融發展的理論根基，為今后的金融理論研究提供了基礎參考和分析方法，很有積極指導意義。

經濟在發展。科技在進步。金融發展理論的研究也在逐漸拓展，其研究結果說明金融要素、金融體系的完善在經濟成長中處于核心地位。因此，要研究經濟的發展，必須從金融領域人手，以這些理論為依據研究金融體系的變革對經濟發展的影響。通過金融體系改革，減少金融抑制，最終實現金融深化與經濟發展相互協調。

(二)我國經濟發展和金融發展的關系理論概述

就我國經濟增長和金融發展的關系問題，在國外學者理論研究結果的借鑒學習基礎之上，我國的一些學者進行了分析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列舉如下：

1995年，張杰提出金融成長的定義，指出金融成長范疇有兩個方面，即金融發展與金融增長。張杰從金融努力、經濟結構和經濟狀態三個角度研究了其對金融成長的影響。最后提出金融成長的內生分析框架理論。

1997年。王光謙提出金融對經濟增長有三方面的貢獻。貢獻之一：金融借助高科技，以提高生產力和實現資源再配置及規模效益的方式，作用于國民經濟增長。貢獻之二：金融借助經濟轉型，來提高儲蓄一投資要素，拉動經濟發展。貢獻之三：金融產業借助自身價值創造。為國民生產總值做貢獻。

2003年。計承江提出發揮金融在我國新農村建設中的“杠桿”作用，需找準均衡點。需借助金融“杠桿”找準城鄉統籌建設的著力點。找準發展現代大農業建設的支撐點，來促進農村信用體系的完善。

2004年，周小川強調了農村金融支持新農村建設的基本要求是：在風險防范基礎之上，發揮政策性金融，商業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合力，加大對農民農業農村地區的金融服務。

(三)縣域經濟和縣域金融兩者關系的理論概述

黨的十六大會議正式提出“壯大縣域經濟”之說，此后。在我國各地有很多專家就此問題展開了細致深入的研究。

2007年，郭建民和蔡國華指出，金融抑制現象在我國各地縣普遍存在。其具體表象是縣域資金外流和信貸投入總量不充足的問題。他們指出要解決這一問題。必須大力發展縣域特色金融。實現農業政策性金融業務職能。來體現合作性金融的積極作用，進一步規范和發展民間金融，去克服縣域金融抑制的現象。

同年，另一學者李文森指出。“三農問題”的發展面臨的困境本質上是縣域金融所面臨困境。因為縣域經濟范疇幾乎涵蓋了我國所有弱勢群眾。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與縣域經濟發展水平成正比。在經濟發達地區縣域經濟發展狀態良好，反之則較落后。解決縣域金融問題的重點是解決好兩組矛盾：即金融企業商業化運作和縣域經濟效益不高之間的矛盾，及民間金融良性擴張和金融監管部門監管之間的矛盾。

如今，在我國學術領域針對縣域經濟的研究還較少。還未構成科學、系統的理論框架。縣域經濟發展的科學研究還不系統、全面。這就需要對縣域經濟與縣域金融的關系進行深入系統的探討。

二、金融支持理論綜述

金融支持指國家和各級地方金融機構借助多種金融工具，來推動某個特定區域經濟的發展的活動。其途徑是借助金融體系與金融工具的綜合利用。來實現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區域經濟發展和金融支持的關系十分密切，兩者相輔相成、相互制約。金融支持的力度越大。本區域經濟發展的水平就越快。反之亦然。所以。經濟發達地區的金融業也很發達。

(一)金融支持和金融發展之間的關系

一般而言，金融支持水平受到金融發展水平的直接制約。當金融發展到相當水平時，就會對國民經濟的發展發揮重要的支持作用。金融的發展要求金融機構能高效運行，金融工具需多樣化。金融的發展會導致金融機構增多，金融機構和實體經濟之間的交易成本也會降低。

(二)以金融推動主體不同的分類

以金融推動主體的差異，將金融支持分為兩類，即政策性金融支持與市場性金融支持。

1.政策性金融支持

學術界對政策性金融支持理解有異，存在國家金融支持、制度金融支持、政府金融支持等不同認知。政策性金融支持不是根據一般認知的效率準則去實施。而是根據政府政策目標而制定的。相關金融領域的政策支持，它較好的兼顧了社會的效益與政策的。

2.市場性金融支持

市場性金融支持是將市場機制做為前提，各產業通過金融機構來取得資金支持的一種融資方式。市場性金融具有自身的一些特點：它以社會存款為資金來源，借助負債完成信用創造，以利潤最大化為追求目標等特征。從而實現資金支持各類企業，提供完善的融資服務。

經濟發展需要金融支持。金融資源的優化配置能夠促進經濟的發展，金融資源的優化配置程度和經濟的宏觀調控息息相關。

(三)以金融支持形態不同的分類

以金融支持形態的差異，把金融支持分為：金融制度支持、金融總量支持和金融結構支持三類。

1.金融制度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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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我國經濟改革力度不斷加大，林業的發展方式亦在不斷更新，民生林業、生態林業已經成為了當代林業經濟發展的重點。但是，在林業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大部分林農并未對時展要求下的林業經濟產生時代性的認知。由此使得當前的林業經濟發展中仍舊存在一定問題。現階段，我國林業經濟必須在可持續發展戰略、循環經濟思想的支持與指導下，保護好林業資源，合理開發與利用，由此加大對生態環境的保護力度。鑒于此，深入分析與研究當代林業循環經濟發展的理論與實踐十分必要。

1循環經濟與可持續發展基本理論

1.1循環經濟基本理論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鮑爾丁最初提出了“宇宙飛船理論”，主要倡導在經濟活動當中，建立一個“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循環生產與開發流程。通過該流程，實現低量開采、高效利用、低量排放的目的。該理論主要針對傳統工業經濟發展而言。而循環經濟比較強調自然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之間的和諧關系。發展循環經濟需要遵守再利用、再循環、減量化的基本原則。其中，再利用主要強調產品能夠以其自身比較原始的狀態被反復、多次地使用；再循環主要強調，在一次使用過程中，產品完成其使命后，可以被生產成為新產品再次使用，產生循環往復的過程；減量化則是指強調在利用的源頭上恰當地借閱資源或者物質，減少污染的排放量。由此可見，循環經濟的基本措施比較符合當前環境、社會、資源、經濟等多方面和諧發展的要求。

1.2可持續發展基本理論

1.2.1社會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戰略當中的社會可持續發展，主要將社會進步作為其發展的核心。為此，在當前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必須逐步提高全面的生態保護，以及可持續發展意識。在此情況下，逐步使人們認識到其自身的行為、生產活動等，均可能對其自身所生存的環境產生重大的不良影響。通過該種方式，培養人們具有良好的、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增強各個方面可持續發展的支持力度。由此可見，社會可持續發展是可持續發展基本理論的重要內容。

1.2.2環境可持續發展。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戰略之間存在著極為密切的關聯。可持續發展戰略當中，必須將環境可持續發展作為重要內容。通過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恰當地衡量當前社會的發展質量、發展水平等進行。當前，社會發展中，環境問題已經十分嚴重。人們在繼續發展的過程中，必須反思過去的環境破壞行為，并且深入了解當前的可持續發展觀念。同時必須明確，只有擁有良好的環境作為保障，方能夠實現真正的可持續發展，保證人們的生存質量。

1.2.3資源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當中涉及的問題十分廣泛，除了將社會進步作為其發展的核心以外，亦將資源問題作為了重要的中心問題。在可持續發展的過程中，必須保證資源利用與人類生存、發展相互協調。將其作為基礎理論的情況下，合理地開發與利用新的資源，深入分析資源的承載力。每一次的開發利用均必須在資源承載力的范圍之內。此外，合理規劃利用資源開發過程中，必須采用科學的人工措施，促使新資源能夠獲得再生產。對于不可再生的資源，則應該盡量通過有效的措施提高對其的利用率。亦可以適當地創新與利用可替代資源的，盡量減少對不可再生資源的大量消耗。

1.2.4經濟可持續發展。在社會與經濟的發展當中，實行可持續發展，將滿足人類的愿望以及需求而服務。該點亦是可持續發展的最終目標。為此，在可持續發展的過程中，必須保證社會經濟能夠實現可持續發展。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改善人們的生活質量，促使人們認識到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積極投入到可持續發展當中，由此支持可持續發展進程逐步加快。

2當代林業循環經濟發展的必要性

2.1有利于擺脫經營困境

我國林業企業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一直沿用著粗放式的、外延式的經營方式。該種經營方式存在一定的弊端，即大部分林業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急功近利的現象。加之生產中的技術比較落后，設備亦比較陳舊，基本上均屬于落后的、分散的小作坊生產形式，該種情況占據著生產市場中極大的比重。同時，小作坊形式的林業企業，在林木產品轉化率方面具有比較低的技術含量，此時產生的附加值亦比較低。因此，導致出現了十分嚴重的資源浪費現象。根據我國當時的部分數據資料顯示：大部分林業企業僅有20％左右的科技工薪份額，只有34％的成果轉化率。與其他行業相比較而言，水平比較低。總而言之，該種情況導致林業企業在經營當中出現了高消耗、高投入、高污染，低效益的情況。但是，林業實行循環經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傳統的經營方式，促使林業企業在經營當中逐漸能夠實現節約、綜合用材，擺脫傳統的經營困境。

2.2有利于解決林業經濟與生態效益矛盾

林業發展對改善自然環境、綠化山河、促進林業企業發展具有重大的積極意義。若出現了林業資源不足的情況，林業發展將產生嚴重的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矛盾。但是，在發展的過程中，林業經濟若能夠逐步轉變其發展的觀念，將極大程度地將國家制定的政策作為發展導向，促使林業經濟成為循環經濟。在該方面，首先，木材產業自身的利益必須得到保證，在此情況下積極推進生態環境的保護。例如，林業發展中，對木材的采伐需要制定明確的限制條件。此時，為了保護木材原材料，解決原材料的來源問題，將必須重視防護林業火災、病蟲害。由此，將加強對生態環境的保護。其次，國家制定相應的政策保護生態林業，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各個企業之間的競爭力，促使各大企業在資源的開發利用方面，進行生產方式的創新，轉變原本粗放式的生產方式。最終，促使林業企業進入“低投入———高產出———低投入”的良性循環。

2.3符合國家林紙一體化發展要求

當前，世界各國均逐步認識到了發展循環經濟的重要性，并且世界范圍內的造紙業，均主要希望通過循環經濟的發展，實現林紙一體化。我國雖然國土廣袤，擁有豐富的森林資源。但是，人均森林資源則十分匱乏，相對于其他資源豐富的國家而言，總體的森林資源亦呈現著嚴重匱乏現象。當前，我國的木材蓄積量僅為120億m3左右，人均只有8m3左右，相較世界人均水平，占比僅為14％。但是，另一方面，我國對于木材的需求量比較大，每年均存在一定的木材需求且缺口，在2015年時木材缺口已經達到了近2億m3[1]。此時，若對于森林資源的培育不予以重視，對木材不加以循環和節約利用。則不僅會導致林紙方面出現巨大的花費量，更會加大成本，造成對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面對該種情況，我國將發展林紙一體作為重要的經濟發展戰略。因此，在此時發展循環經濟，將完全符合國家提出的林紙一體化發展要求。

3當代林業循環經濟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3.1林業科技發展水平比較落后

當代林業在發展的過程中，雖然已經認識到循環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仍舊存在著科技發展水平比較落后的情況。該問題可以成為當前我國林業循環經濟發展當中的關鍵性問題。在我國現階段的林業經濟發展當中，在林業生產與林業作業方式上，存在著比較突出的滯后問題。大部分比較現今的生產與作業技術、方法等均未得到有效、廣泛的普及。由于該問題的存在，使得大多數地區的林業經濟在發展當中，仍舊在使用比較傳統、比較陳舊、比較落后的林業生產與作業方式[2]。因此，大部分地區的林業生產效率均比較低，相應的，該部分地區的生產建設水平亦比較低。未來，林業循環經濟在發展的過程當中，必須對科技發展水平的提升予以高度的重視，不斷提升生產效率，為林業經濟發展做出貢獻。

3.2林業環境污染情況比較嚴重

林業發展的過程中，若要實現循環經濟發展，除了重視科技水平的提高以外，亦需要從思想與理念方面進行相應的改變。但是，當前我國林業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存在著一定比較嚴重的環境污染情況。在某方面而言，主要由于我國當前并沒有針對林業經濟的發展，更新相關的理念[3]。尤其對循環經濟的理念，更是未產生比較深刻與清晰的認知。該種情況使得當前我國大部分地區的林業管理，仍舊處于比較落后的水平與階段上。直接導致當前我國的林業與生產水平難以得到有效的提高，生產效率亦比較難以得到提升。在此情況下，更加使得我國林業生產與作業當中，會出現比較嚴重的污染情況。尤其農村的林業污染排放量，更未得到有效的控制，甚至呈現著逐漸增加的跡象[4]。在林業的環境污染方面，尤為重要的應該是土地污染和森林污染。面對該種嚴重的環境污染情況，繼續制定可行的、有效的對策進行控制與整改。

4當代林業循環經濟發展的重要措施

4.1發展有機林業

當代林業循環經濟的發展過程當中，必須大力發展有機林業。通過發展有機林業，將能夠有效促進林業循環經濟的快速、穩定發展。林業循環經濟發展實踐工作當中，必須詳細地了解生態學的基本原理、基本理論、發展規律等[5]。并且要在發展的過程當中，嚴格地遵守生態環境發展存在的觀念與法則等。由此，推進林業循環經濟的大力發展。另外，在發展有機林業時，需要研究與創新新型的、無公害的防病蟲害藥物。以此加強林木當中病蟲害有效的防治。同時，可以建立完善的、健全的輪耕體系，采用動物肥料、綠色化肥等精心培育土壤[6]。最終，將能夠幫助林業的發展上升一個階段，保證有機林業發展中產生的產品等，能夠符合當前循環經濟與可持續發展的要求[7]。此外，有機林業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能夠適應氣候以及季節方面的變化，具有比較良好的發展前景。

4.2發展循環經濟林業

我國人口眾多，雖然土地面積比較廣闊。但是，人均土地占有率比較低，人們與土地之間的矛盾和問題等十分突出。鑒于此，我國林業循環經濟在發展的過程當中，必須要針對該特點入手，解決人與土地之間的矛盾、問題。為此，在林業循環經濟發展實踐當中，必須要針對當前林業發展的形式，分析與改變其經濟發展的方式，并且使之成為真正的循環式經濟發展形式。通過循環經濟林業發展形式的實現，亦能夠穩定與協調當前我國人口、土地、環境、資源等多方面因素之間的關系[8]。同時，在建設與發展新型林業資源過程中，將能夠提高與促進生態和經濟的發展水平，實現林業經濟發展形式的逐步改革。

5結論

綜上所述，在當前環境問題與資源浪費十分嚴重，各個國家均開始重視對環境的保護與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為此，當前各國均逐漸發展的經濟與可持續發展經濟。在此情況下，我國林業經濟若想要獲得良好的發展，亦必須遵守可持續發展戰略，使林業逐漸向循環經濟發展。但是，當前，我國林業循環經濟在發展的過程當中，仍舊存在著科學技術水平較低，環境污染十分嚴重等問題。面對該種情況，我國林業必須積極發展有機林業，并且要發展循環經濟林業。通過該種方式逐漸解決，我國人口與土地之間存在諸多矛盾，為林業經濟的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促進相關工作能夠穩步前進。

作者:趙雅潔 單位:吉安市吉州區林業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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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俞花美，葛成軍.海南省熱帶農業循環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理論與實踐[J].安徽農業科學，2011（26）

3黃道京.廣西林業循環經濟現狀及發展模式探討[J].福建林業科技，2011（3）

4陳寶剛，劉愛華，李朝暉.關于發展林業循環經濟的探討[J].防護林科技，2012（1）

5陳紹波，盧璐，鄧紅兵.云南省農林業循環經濟發展及其在低碳發展模式中的作用[J].經濟問題探索，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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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轉型期給農業經濟管理帶來的挑戰

2.1目前我國農業現代化進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黨和國家歷來高度重視“三農”工作，高度重視農業現代化問題，堅持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農業生產機制滯后。我國長期以來實行分散經營的農業生產經營體系，與以規模化、產業化、集約化為特征的現代農業生產不相適應，增加了發展現代農業的難度；農業從業人口整體素質亟待提高。我國當前農業產業從業人口知識結構單一，整體教育水平偏低，難以滿足農業現代化發展的需要。

2.2現代化農業發展戰略對管理模式的影響

現代化農業戰略的推進，會對農業經濟管理內容產生巨大的影響，如果轉變以往的管理模式，必定會被時代所淘汰，甚至阻礙農業的發展進程。改革開放后，我國農業現代化建設進入全面發展的新時期，農村經濟迅速發展，科學技術全面應用到農業生產中，大力推進了農業現代化進程。但是長期以來的城鄉二元結構，分散經營的農業生產體系，相對滯后的農業產業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我國農業現代化進程。在進入新世紀的今天，農業生產的外部條件及農業現代化的內涵都發生了深刻變化，使得我國農業生產中存在的問題更加明顯，具體表現在：首先，現在農業發展提出了“生態化”這一概念，這是一種可持續發展的理念，表現了人類對環境保護的重視，與環境和諧共生的發展觀。在這一理念的倡導下，農業經濟管理學科必定會在可持續發展和環境保護方面下足功夫，隨之會帶動農業管理思維的改變；其次，雖然我國是個農業大國，但是農業的發展水平較世界上先進國家來看還是落后的，并且由于人口基數大的原因，發展比較緩慢，缺乏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如何讓使我國農業應對世界局勢的變化也是今后農業管理中重點研究的內容。

3轉型期農業經濟管理淺析

3.1改變傳統的管理模式

工農產業結構的變動必然會打破傳統的農業經濟管理模式，拉長農業的整體產業鏈，改變以往只注重片面性的管理體系，將目光重點放在從生產到銷售的全程管理上。不僅如此，還要細化農產品的加工，構建服務于農業的大物流，開辟農村綠色食品市場，并抓好質量關，這些都是未來農業經濟管理項目中的重點。

3.2推進城鄉間的循環流通

接觸城鄉二元結構，促進城鄉一體化進程，勢必要加強城鄉之間的聯系，而這也是農業經濟管理需要探究的課題。目前，我國城鄉間的聯系模式主要還是生產要素之間的流通，城市的工業化作為農產品加工的中間過程，農產品作為工業的原料基礎。對于今后來說，城鄉間的聯系模式必定會增多，提升生產要素的大循環、大流通，將會是今后農業經濟管理學科所要研究的一個重點領域。

3.3建設現代化農業科技服務體系，努力增加農民收入

將“服務于民，幫民致富”作為行動的基本指導原則。現代農業管理服務體系必須要順應時代潮流，建立科技服務占，將建設、運營和管理有機地結合起來，并在探索中找出一整套服務于中國農民生產與生活的解決方案，解決中國三農領域的現實問題。科技服務體系必須把農業生產的基礎要素組合在一起，強調市場重新配置生產要素，為農民致富提供多元空間，進而幫助農民解決在教育、就業、醫療、養老等多方面的民生問題。把科技的管理模式作為農民致富方案和工具的提供者，問題的解決者，服務農民生產、生活的貼身管理運營商，為農民生產、生活建設一個管家式平臺。科技管理體現在：首先，現代農業科技服務體系涵蓋了農業生產領域生產資料一站式交易、從種到收一條龍服務、科學種植技術指導、農用機械及勞務的農事服務等內容，解決農民“買難”與農村“有地沒人種”的問題；其次，通過現代農業科技服務體系，搭建農副產品收購、糧食銀行、農副產品期貨、現貨交易平臺，解決農民“賣難”問題；此外，通過現代農業科技服務體系，為農村市場引入金融信貸服務、互聯網應用技術，提供就業信息、擇業指導培訓等，引導農村剩余勞動力從一產業向二、三產業轉移，幫助農民開源節流，拓寬農民增收途徑。

3.4從實際出發，科學規劃

首先要以實際為出發點，積極采用先進的科學技術，讓科學服務于農業生產。組織三農問題專家，針對具體情況研究制定出符合農村生產發展的科學管理方案，通過基層調研，聽取群眾意見，證明方案可行后便大力推廣到全國各鄉村實施。

3.5多渠道融資，解決資金困難

農業經濟管理離不開資金的支撐，除了政府的撥款外，還應借助于社會多方面的力量，充分發揮工業反哺農業的特點。此外，政府還要統一規劃，出臺惠農扶農政策，鼓勵吸引社會各企業的加入，引導他們向農村投資，興辦鄉鎮企業，這不僅可以加快新農村建設速度，重要的是能夠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問題，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3.6建設高素質人才隊伍

新農村建設離不開高素質人才，當前我國政府鼓勵大學生下鄉做“村官”，但這一舉措還遠遠解決不了農村技術人才缺失的現狀。如今農業生產已經不是原來單靠人力簡單耕種的情形了，大型機械化播種收割設備已經遍及全國的農村地區，農業生產走向多樣化，這些都需要大量具備專業知識的人才作為支撐和骨干。當地政府在提倡大學生下鄉的同時，還應免費開辦技術培訓學校，面向的對象是基層農民，主要培訓內容是基本的生產技術常識和信息化生產設備操作知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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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度，是一切行為都應適可而止；合理，是表明行為造成的后果不但影響自己，也影響他人、社會與環境；免疫力，是指自身應具有的對風險的抵抗力。適足經濟理論指導人們對自己的行為有清醒認識，為人處事誠實勤奮，恪守中庸之道，理性決策，并要構建抵御震蕩的抵抗力。

適足經濟并非是閉關鎖國的自給自足經濟，而是在全球化大潮中爭取成功之道。它強調每個人要有應對市場經濟的能力，國家也必須具有應對全球化的策略。在泰國，適足經濟是擴大社區自和強化社區作為地方經濟重要基礎的途徑。適度即中庸之道，這是在內部資源與外部力量之間以及國內社會需求與全球經濟之間尋求平衡的指導方針。適足經濟也是全球化時展經濟的中庸之道，旨在實現更加平衡、更加公平的經濟增長。

過去20年，泰國經濟發展取得了顯著的成就：3／4的家庭擁有了自己的住房，99%的家庭擁有安全衛生系統以及水電供應。從1957～1997年，泰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7.6%，人均收入提高了7倍，貧困人口占比從1962年的57%降至2004年的11%。然而，社會經濟的不均衡現象也隨之而來：處于最上層的5%人口擁有總收入的55.2%，國內的自然環境和森林也受到急速破壞。1997年金融危機爆發，適足經濟理論就是在當時泰國社會經濟變化的背景下被提出的。

篇（6）

哈多模型強調資本的重要性。這種模型由于忽視技術進步、知識與教育的重要性，特別適合落后地區。此時，資本內含了技術，機器設備與經過培訓的人力相結合，就可以生產出技術含量高的產品。落后地區缺少技術、人才、資本，必須吸引外來資本與人才，營造生產要素良性聚合機制（贏利企業）。資本形成，即實業投資，是人力資本、先進機器等的集合。

對于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存在著后發劣勢。類似德國崛起、日本崛起等以重工業崛起為特征的后發優勢，在知識經濟時代已經不存在。例如，在軟件業領域，核心技術一直掌握在美國手中，我國的應用軟件開發一直跟在美國的后面；鋼鐵、水泥、重化工等產業現屬夕陽產業，污染高、能耗高、產能過剩、利潤空間少，且對環境影響大。后發地區在資金、技術、人才等方面都存在劣勢，且經濟資源外流，還要面對強大的競爭對手。如果這些地區不找準、不培育自己的競爭優勢，地區發展將不可持續。我國西部地區的主要優勢是礦產資源優勢和旅游優勢，主要劣勢是市場容量不大，人口不多，人力資本不足，資金、技術不足等等。

總之，從資本形成角度來看，我國西部地區實現持續發展的難度相對較大。在先期大規模投資的基礎上，最終經濟能否實現騰飛及可持續發展，取決于前期投資的利用率和區域競爭優勢的培育與保持。

索羅-斯旺模型及分析

模型分兩種情況：一是當不考慮人口增長與技術進步時，主要結論有：人均儲蓄率越高，人均投資越高；人均投資越高，人均收入越高，但人均收入隨著人均投資的增加邊際遞減；投資越高，折舊越高；存在一個最佳的投資規模，此時，長期可持續性消費水平達到最大化。二是考慮人口增長和技術進步時，主要結論有：人口過快增長降低了人均資本，從而降低了人均收入；在人均gdp不變的情況下，經濟達到穩態時，人口增長帶動產出總量增長，這也是粗放式經濟增長方式；資本需要更高的產出率（折舊率與人口增長率之和）才能維持可持續的最大消費能力；技術進步是經濟長期持續增長的源泉。

索羅-斯旺模型存在諸多不足。一是資本的邊際收益遞減假設。在該假設下，窮國應該比富國增長得快，這個推理結論與現實并不符。窮國比富國增長快是有條件的，必須打破窮困惡性循環、低水平均衡陷阱、循環積累因果效應，或者對多個互補的部門（主要是基礎設施和輕工業）在政府主導下同時“大推進”（p.n.rosenstein rodan，1945），并要達到“臨界最小努力”（利本斯坦，1957）。二是模型忽視了市場問題。西方經濟學普遍忽略市場問題，似乎生產出來的產品可以自動銷售出去。實際上，市場是一種重要的戰略資源。英國、德國、日本的崛起都是從國內市場保護開始的。中國對外開放市場，只是因為這個市場非常大，容納了大部分華商企業、歐美跨國公司，還有國內的中小企業。

索羅-斯旺模型告訴我們：一是在人口資源得到充分利用的情況下，人口增長是經濟總量增長的促進因素。人口密度低的我國西部地區要制定一系列人口政策，想盡辦法吸引外地人口與優秀人才，重視利用市場手段籠絡社會稀缺人才。二是技術進步是經濟持續增長的源泉。故應利用金融、財政甚至非經濟手段，促進技術進步。三是對應于長期最大可持續性消費的資本存量有一個最優值。

另外，也要注意市場問題，注意通過配套政策與機制、投資驅動等來打破窮困惡性循環、低水平均衡陷阱、循環積累因果效應。主要方法有：培育外部市場，通過人口政策培育內部市場。

內生經濟增長模型

內生經濟增長模型起因于經濟學家不滿足于索羅-斯旺模型將技術、儲蓄等作為外生變量而提出的一整套思想。內生經濟增長理論認為，開放、勞動分工、技術進步、知識溢出、邊干邊學、人力資本投資等有利于經濟增長。它否定了新古典經濟學的所有地區和國家最終經濟增長率趨同的思想。由于人力資本等要素的引入，改變了過去資本邊際收益率下降的傳統經濟學假定，知識具有遞增的邊際生產率。

內生知識增長理論強調教育投入和專利技術發明的重要性。對于基礎性研究，由于需要更大、更長期的投入和更高智商的人才參與，越來越呈現被發達國家壟斷的局面。發達國家占據了知識的源頭，發展中國家在知識下游有所作為的難度越來越大。即使日本模擬技術在20世紀60-80年代風光過，90年代在數字技術上也無法與美國抗衡。

根據現代科學技術發展規律，軍事科技往往是技術革新的源頭，美國新技術的起源就在于軍事技術革新轉民用。對于中國來說，加大軍事科技立項和支持力度，是哺育民用技術的一條綜合效用很高的道路。科技研發體制改革是一項復雜的影響因素眾多的系統工程，難以短期見成效。這種情況下，我國西部地區引進國際人才，特別是留學人才歸國創業，是比較現實可行的路徑。我國重大科技發明創造，如導彈、芯片都離不開歸國的留學人才。

要爭取研發基地、國家重大科技攻關項目和人才落戶到我國西部地區的省會城市。對于落后地區來說，技術引進和消化是最好的選擇。此外，大力發展教育、開發新技術、提高管理水平，都是促進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選擇。

經濟地理學與區域經濟學

國際貿易與經濟地理學的研究者克魯格曼2008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反映了經濟地理在現代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西部地區經濟與金融發展的理論研究自然要考慮到經濟地理的作用。經濟地理在地理學里與政治地理、城市地理等學科同處于人文地理學的范疇（見圖1）。

經濟地理學與區域經濟學各有側重。區域經濟學更加理論化、抽象化，經濟地理則更加實用化、個性化；區域經濟學涉及到的學科主要是經濟學，經濟地理學則涉及到多個學科，如心理學、管理學、社會學、地理學等。經濟地理學的地理思維過程大致是：針對具體區域，從具體條件出發，深入分析研究諸地理條件，再結合經濟思維，從而形成對區域的正確認識。

轉貼于

西部地區的經濟地理特點：旅游資源豐富。礦藏資源豐富。長期被邊緣化，一直是發達地區的原材料產地、勞動力來源和市場。一般有廣大的山地為腹地，盛產水果、中藥、林木等。生態脆弱，如果被破壞，恢復困難。

鑒于上述經濟地理特點，我們認為：一是與發達地區存在協作的可能，例如，可以承接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國家要把東部地區的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產業向西部地區轉移，避免在東部地區內部轉移。二是因本地市場空間不大，西部地區的產品主要應銷往內地、珠三角或國外。此時，市場將成為巨大制約因素。三是西部地區初期應主要依靠本地優勢資源發展經濟。四是應注意清潔生產，發展循環經濟。漁業產品的深加工，很可能會由于沿海鋼鐵產業帶來的污染而受到重創。新經濟地理學強調3r原則（即減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環recycle）的小區域循環經濟。因此，鋼鐵產業、鎳加工產業要遵循循環經濟的原則，不可破壞環境。五是經濟起飛過程中，投資規模、產業規模、集群規模都要達到一定的臨界值，才有可能實現規模報酬遞增。沒有發達的工業，就不可能有現代服務。要在現代工業的基礎上，配套現代服務業，如金融、教育、高科技、研發、咨詢、銷售等。

增長極理論及分析

增長極理論主要分為三個學派：一是“法國學派”，其主要觀點是在落后地區建立大型推進型工業，以此作為“增長極”來推動周圍地區的經濟發展；二是“美國學派”，其主要觀點是區域發展計劃應圍繞著城市之建立來進行，以使城市成為所在區域的“增長極”；三是“聯合國學派”，其主要觀點是，增長極在區域發展中不應僅起區域經濟增長的作用，而應起綜合性的發展中心的作用。實際上，法國學派推崇的是增長極的產業涵義，美國學派推崇的是增長極的空間地域涵義，聯合國學派則重點強調的是增長極的作用，三者并不矛盾。

增長極的極化效應和擴散效應是增長極作用機制的兩個方面，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技術的創新與擴散。二是資本的集中與輸出。三是產生規模經濟效益。四是經濟集聚效果。西部地區要關注中心城市和產業園區的技術創新與擴散、資本集中與輸出、規模經濟效應以及經濟集聚效果，這是增長極的核心思想。要從這四個維度去培育增長極，力求避免“拉郎配”。

產業集群的區域實踐、轉本文由收集整理移及升級

產業集群的發展需要政府為之提供一系列的良好的區域發展環境。區域發展環境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完善的集群基礎設施，如道路、供水、供電設施、通訊設施，以及其他一些配套的生產生活服務設施。產業集群之所以能比單個企業節約成本，關鍵的一點就在于各企業的集中，可以共享集群中的各項基礎設施。地方政府在為產業集群提供服務時，要著力于提高集群內基礎設施等公共物品或準公共物品的建設水平；二是完備的信息咨詢等服務設施，政府要支持和鼓勵集群內信息服務組織和網絡的建設，為企業提供盡可能完備的產品供求、政策導向、新技術的更新等最新消息，減少企業在這些方面所付出的搜集成本；三是培育和規范社會中介組織，當集群發展到一定規模后，一些公證、仲裁機構、會計師事務所、人才交流中心和各種機構就可以在某些方面代替政府發揮作用；四是健全的產業配套體系，包括政府為企業舉辦的貿易交流會、與國外市場互動的交流訪問等。

我國第一產業集群如云南的花卉產業集群、普洱茶產業集群、山東壽光的蔬菜產業集群等。而分布最多、最廣的是第二產業集群，特別是制造業，并且絕大部分都為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中低端的生活消費品產業集群，產品附加值不高，且主要集中于輕工產業領域的化纖紡織、服裝、機電、家具等和重工業領域的交通運輸設備產業集群等。這些產業集群的產品主要是最終消費品，其中與居民生活緊密相關的紡織產業集群數量最多、分布最廣，且主要都依靠低廉的勞動力來獲取競爭優勢。而高新技術產業集群只分布在幾個高科技園區，規模和數量都十分有限，發育比較滯后。第三產業的產業集群主要集中于金融、物流、文化創意產業集群，但發展情況不理想。如文化創意產業等，現在還只分布在較少的一部分城市中，如北京、上海、廣州、長沙、深圳等。金融服務業集群雖然這幾年也表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但也僅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等經濟發達城市，數量較少。

原來的一些勞動力和土地密集型的紡織服裝、家電、陶瓷水泥等產業集群，包括一些具有一定技術含量和資本需求但勞動力和土地成本在收益結構中仍占主要比重的產業集群，如電子制造、機械制造等相對成熟的產業集群，開始向勞動力和土地成本較低的中西部地區轉移和輻射。但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技術創新能力不足、融資能力差、資本積累不足、缺乏規模經濟、信譽不高，轉移較為困難。

這種轉移要積極主動地完成，否則，可能會造成東西部雙輸的局面。第一，由于欠發達地區收入增加緩慢，消費結構的變化緩慢將減緩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速度。第二，發達地區較早地享受到了政策優惠，現在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的期望如果得不到尊重，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的矛盾將會加劇，同時落后地區的產業結構與發達地區將更加雷同，整個國家的產業布局效率下降甚至出現紊亂。

在發達地區將過去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等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的同時，本地產業要進行產業升級，包括過程升級（生產過程更加效率）、產品升級、功能升級（改變價值鏈中自己的位置）、價值鏈升級等。

其它經濟發展理論

（一）經濟增長階段理論

該理論研究經濟的起飛準備階段和起飛階段。其主要方法是在投資驅動下，主導部門實現規模經濟，提高生產率，產生新產業，擴大出口，并在投資乘數作用下帶動基礎設施和基礎工業的發展。如廣西北部灣產業規劃通過鋼鐵、冶煉等巨型企業的引入，配套基礎設施，帶動配套企業發展，從而帶動地方就業、技術水平的提高及其它產業的發展。這種規劃是合理的、可行的。這種投資的主要特點是生產對先進設備的高度依賴，技術蘊含在設備和生產流水過程中，對工人和管理層的創新能力要求不高。但是，其前提條件是發達地區對該產業的主動放棄。對于北京、上海等城市，經濟已經到了服務業占主導的階段。但是，對于大多數東部地區的城市來說，輕工業與重工業都不發達。中部地區，如安徽也在吸引水泥、核電等大型企業入駐。轉貼于

（二）二元經濟理論、三元經濟理論

二元經濟正視傳統部門與現代部門并存的經濟現實。傳統部門包括自給自足的農業，簡單的、零星的商業、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很低，邊際勞動生產率接近零甚至小于零，是維持生計的產業，主要存在于農村地區。現代部門包括技術較先進的工礦業、建筑業、近代商業、服務業、容納的就業勞動力較少，勞動生產率較高，工資水平較高，主要存在于發達地區。傳統部門工資低，現代部門工資高，剩余勞動從傳統部門流向現代部門。三元經濟理論引入了知識經濟的概念。傳統部門要么主動升級，要么被擠占或淘汰。

（三）大衛·李嘉圖的邊際報酬遞減規律

李嘉圖堅持認為報酬遞減規律約束了利潤增長，從而制約了投資增長。邊際報酬規律只有人力資本或者技術革命能夠打破，技術革命能將邊際報酬放到另一個軌道上，實現報酬遞增的飛躍。按照這種規律分析，美國現在如果能夠領導高科技革命的話，就不會發生金融危機了。

世界性金融危機發生的根源在于世界經濟結構失衡的現實與原有世界秩序發生了矛盾：中國在現代工業領域進步太快了，而美國的高科技革命所提供的動能卻相對不足。美國的國策似乎就是制約中國這種快速發展勢頭，以給美國高科技更多的緩沖時間。因為信息技術只是知識經濟的敲門磚，美國從信息技術中獲得的利益并不足以維持目前的世界舊秩序，其地位相對于中國、俄羅斯、巴西、印度來說，已經衰落了。而基因技術、海洋技術、現代醫學技術的巨大市場空間將遠遠超過信息技術，美國還覺得自己很有希望。美國未必愿與中國一戰，但是使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放緩符合它的利益。中國要擺脫在目前世界格局的不利局面，技術上一定要后來者居上。同時，我們要強調，西部地區經濟發展處在中國大發展的背景下，一旦中國宏觀經濟形勢發生變化，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必然受到涉及。因此，可以說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仰仗于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與質量。

（四）新制度經濟學

gdp不僅要有量的增加還要有質的內涵，即制度創新和管理創新。政治制度創新要在堅持黨的領導的情況下，有所思考和創新。電子政務與網上監督、政策公開、投訴解決機制等結合起來，執政水平還可以上一個臺階（北京經驗）。新制度經濟學的公共品供給、尋租、法的經濟學分析、信息不對稱、交易成本、有限理性等概念與思想對我們有一定啟示。但是，要在私有化基礎上解決我國公共產品（如醫療和教育）供給的問題，是注定要失敗的。我國構建現代社會所需要的道德元素目前主要來自美國等西方國家，培育了國民的自私自利、破壞規則、沒有道德底線等性格。“物欲橫流”的西方文化風格與中國國家整體利益不合拍。中國要成為世界超一流強國，“文化力”、“制度力”、“管理力”必不可少。

（五）仍然是指導金融與經濟關系理論的基石

在2008世界金融危機中，中國損失最小，是與中國正確處理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關系等分不開的。按照經濟學說，在金融與經濟關系上，經濟始終第一性的，金融則是由經濟所決定的，并為經濟服務的。因此，在本部地區發展經濟與金融的過程中，一方面，必須把發展實體經濟放在第一位，并以實體經濟的發展帶動金融業的發展，否則，金融的發展將成為無源之水；另一方面，也應當充分重視金融在當代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通過大力發展金融業，為實體經濟提供資金支持和金融服務。

結論

（一）西部地區的人口、資本、市場都依賴外部環境

人口數量與質量是本部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移民政策、人口政策、人才政策、教育政策是解決勞動力質量與數量的一攬子政策。西部地區必須借助外來資本，因而資本凈流入是經濟騰飛的前提條件。西部地區產業發展的市場往往在外地，因為本地市場規模容納不了大規模產業投資所對應的市場擴張。

（二）揚長避短、扎實推進

以重大軍事科技立項、軍用技術轉民用、歸國留學人才創業等手段來推動知識內涵式增長。西部地區往往擁有一些國家重要的軍事工業，須做大做強，以點到面，帶動高科技產業的發展。這個切入點要比籠統地投資高科技產業園區更加可行。以地產為驅動力的高科技園區建設，與高科技的內在規律恰恰是矛盾的。這是我們的高科技園區不“高科技”的內在原因。

篇（7）

關鍵詞：收入分配論;勞動價值論;收入分配不均

一、引言

本文所指的收入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即生產過程中創造的總財富去除成本后歸個人的部分，是在一定時期內，全體人員的收入總和。

從表面上看，收入分配不公平促進了經濟增長，隨著收入水平差距的增大，個體為了提升自身收入及生活水平，會促使整體經濟的增長。但若這種差距失去了控制，則社會會混亂，經濟也會停滯增長。客觀地說，經濟增長與否不是由收入分配不平等決定的，但收入分配不平等是導致中國消費低迷，人力資本結構難以升級，邁向小康之路困難重重的原因之一。

中國目前收入分配不平等是指絕大多數居民收入水平或多或少普遍提高的基礎上收入水平的差距拉大。而我認為，引起人們不滿或加劇社會分配失衡的根源，一方面是人們參與市場競爭的機會不平等以及競爭過程中的不平等;另一方面是人力資本投資、物質資本投資水平對地區經濟增長產生影響，進而導致收入分配不平等[1]。

二、收入分配理論的發展

1.西方主流收入分配理論的演變

最先是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的價值理論和收入分配理論。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問題的研究》里，承認勞動者在生產中創造財富的作用，說明勞動是人類財富的主要來源。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李嘉圖提出了分配理論，肯定了勞動者在生產中創造財富的貢獻。

后來“薩伊”派創立了效用價值論及其延伸理論相伴而生的要素分配論，即生產費用論和相應的收入分配理論。薩伊認為，“生產、不是創造物質，而是創造效用，不僅創造效用，而且創造價值。

再后來是馬歇爾的均衡價格理論及收入分配理論。他在均衡的框架下闡述了他的收入分配理論。一、生產過程中，各生產要素對產出的實際貢獻決定了市場經濟中的收入分配;二、分配過程中，各生產要素對產出的實際貢獻總和與它們取得的收入總和總相等。

2.新古典主義的收入分配理論

（1）19世紀70年代的邊際效用價值論。邊際學派利用數學方法證明生產力要素的價格等于它們的邊際生產力。

（2）是按供求均衡價格分配論。馬歇爾結合了邊際效用價值理論和要素市場的供求價格，創立了將需求效用和要素供給相結合的分配理論。

（3）政府干預的分配理論。凱恩斯認為，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不足，就業狀況則會下將。而收入和消費傾向決定消費需求，人們對投資收益的預期及實際利息決定投資需求。因此，應該充分發揮政府管控作用，利用稅收對社會收入再分配，兼顧公平與效率。

（4）當代的收入分配理論，即收入的初次分配和收入再分配。前者以新古典經濟學的分配理論為基礎，后者以市場失靈和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為基礎。

3.中國收入分配制度的演變

改革開放前，按勞分配是計劃經濟下唯一的收入分配方式。城鎮的工資制，農村的公分制，它們都有共同特點：收入等級、標準由國家制定;企業職工的工資同本企業經濟效益高低無關，即無論企業經營狀況好壞，職工工資不變。而農村的農民只要下地農作，就能拿到工分，獲得收入。這樣就存在著弊端：第一、這種平等分配，隨著收入差別的減小，逐漸轉變為平均化;第二、損害了個體的工作積極性，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第三、造成消費水平增長緩慢，缺少消費結構驅動經濟增長動力。

改革開放后，我國確立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經濟制度。1978―1986年，農村實行，城市進行國有企業的改革[3]。后來，黨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逐步改革，逐步遞進，將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不斷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和收入分配制度，并取得了明顯成效。 如今，更加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會兼顧效率與公平。我國主要強調公平。十七大創新性地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三、收入分配不平等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20世紀50年代，Kuznets有關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提出“倒U”型假說：收入分配不平等先隨著經濟增長而擴大，再穩定，再縮小。2002年，Fedorov的數據表明俄羅斯的收入不平等在1991―1996年迅速上升，穩定一段時間后又開始下降。不僅如此，Paukert，F、Ahluwalia，M進行的橫截面數據檢驗也支持了倒U型假說。Ahluwalia利用60個國家的樣本數據驗證了收入分配不平等隨經濟增長，先惡化后改善。

表1 各個國家人均收入水平與基尼系數

收入等級（人均GDP） 平均基尼系數 基尼系數范圍 國家數

100以下（78.3） 0.419 0.33-0.51 9

100-200（147.6） 0.499 0.26-0.50 11

201-300（244.4） 0.530 0.36-0.62 8

301-500（426.9） 0.494 0.30-0.64 9

501-1000（723.3） 0.438 0.38-0.58 6

1001-2000（1485.2） 0.401 0.30-0.50 10

2000以上（2572.3） 0.365 0.34-0.39 3

注：人均GDP以1965年美元計算，各組平均數在小括號內顯示

表2 不同類型國家的收入分配差距

收入份額

最低40% 最高20%

基尼系數人均GDP

低收入國 14.2 50.9 0.427 256

中低收入國 11.3 53.5 0.505 867

中上收入國 14.0 49.1 0.428 2623

工業化市場經濟國 18.8 40.2 0.331 8664

非市場經濟國家 20.5 35.5 0.284 1309

注：人均GDP以1965年美元計算，括號內為各組平均數

之后雖然一段時間經濟學家在此領域的研究興趣有所下降，但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收入分配不平等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并非單向、唯一的，而是會偶爾出現“正U”或非規則的關系，如過山車似的“峰谷型”等，且根據橫截面數據檢驗所支持的倒U型軌跡并沒有被時序數據檢驗所支持。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增長的同時，貧富差距逐步擴大，綜合各類居民收入來看，基尼系數越過警戒線已是不爭的事實[5]。但是收入不平等也會對經濟產生正效應。收入分配不平等一定程度上可以集中資源，帶來規模效應。而且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有利于提高儲蓄，從而拉動投資。因此，面對中國現在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究竟是促進了還是阻礙了經濟的發展，影響程度有多大，還有待更深入的研究。（作者單位：天津商業大學）

參考文獻：

[1] 秦嶺.收入分配理論與中國收入分配現實[J].遼寧大學學報，2004.（02）;

[2] 張銜.馬克思對“斯密教條”的批評及其現實意義.教學與研究.2004（2）;

篇（8）

[中圖分類號]F279.23[文獻標識碼]B

近年來，安陽鋼鐵集團公司（以下簡稱安鋼）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搶抓發展機遇、創新發展理念，在加快轉變發展方式上下工夫，加快結構調整，推進企業轉型，著力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化鋼鐵企業。在新的發展中實現了場地、資金雙節約，工藝裝備、產品結構雙優化，規模、效益雙增長，循環經濟、綠色發展雙提升，成功地走出了一條符合自身實際、具有鮮明特色的“安鋼道路”。“十一五”期間，安鋼銷售收入最高達到510億元，資產總額最高達到395億元，利稅最高達到31億元。五年累計產鋼4234萬噸、鐵4000萬噸、鋼材3834萬噸，實現利稅106億元。目前，安鋼已經成為中西部地區具有較強帶動力、影響力和競爭力的優質精品鋼生產基地。

一、 實施“兩大跨越”開創經濟發展新局面

2003年，安鋼決策層在準確判斷行業競爭態勢、深刻分析自身實際、科學定位發展方向的基礎上，審時度勢，確立了“產能平衡創效益、調整結構上新線、提升檔次建薄板”的“三步走”發展戰略。在結構調整中，安鋼瞄準世界鋼鐵技術前沿，堅持高起點、大投入，充分發揮結構調整的后發優勢。累計投資180億元，共計完成100多個大型項目建設，建成了6m焦爐、400m2燒結機、2800m3高爐、1780mm熱連軋、爐卷軋機等一大批國際先進、國內一流的現代化工藝裝備。相繼關停拆除了76冷拔無縫管機組、130熱軋無縫管機組、650粗軋機組、薄板機組等七條落后生產線。在發展過程中，工藝上環環相扣，運行的過程前后呼應，互為因果。前一步建成后迅速達產達效，替代拆除設備的產能，而淘汰拆除落后工藝，又為下一步的發展項目置換出了土地。安鋼的發展是在不新征土地的基礎上，實現了工藝結構的升級換代，從新的角度拓寬了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思路，避免企業效益出現“馬鞍形”的大起大落，做到了發展過程中產量不減、效益不降，核心競爭能力不斷提升。

2007年，在理性客觀分析國內外競爭格局的基礎上，安鋼實施“內部做強、外部做大”的第二個發展戰略，承接優勢、再續輝煌，開啟了加快發展的新征程。2010年以來，安鋼總投資上百億元的新一輪結構調整又“閃亮登場”，以鐵前3#高爐、3#焦爐、3#燒結機以及冷軋工程等為重點的20多個項目集中開工。鐵前三大工程2011年內將相繼投產。隨著這些項目的建成，安鋼整體工藝裝備將再上一個大臺階，產品結構將再上一個檔次，核心競爭實力顯著增強。

“兩大跨越”無縫對接、傳承接力，重在調結構、促轉型、上新線、做高端，幾年來，安鋼以業界驚嘆的“安鋼速度”，以獨具特色的“安鋼模式”，硬是在不到4.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集約節約發展”，走出了一條超常規、跨越式的科學發展之路，建成了千萬噸級的現代化鋼鐵集團。

二、 提高技術創新能力，提升經濟發展“軟實力”

安鋼從長期的發展實踐中認識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必須著力提升企業“軟實力”，加強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2002年以來，安鋼先后建立了國家級技術中心、國家級實驗室、博士后工作站等，形成了有利于自主創新的科研體系。堅持借腦增智、借梯登高，加強產學研聯合，先后與鋼鐵研究總院、北京科技大學等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建立了戰略合作關系。推進產銷研一體化，全面加快新產品研發、生產，到推向市場、創造效益的步伐。依托信息化平臺，實施精準控制、精益生產，三座150噸轉爐全部實現“一鍵式煉鋼”，實現了數字化、現代化。2003年以來累計投入科研資金近100億元，完成科研課題 113項，申請國家專利 83項，獲專利 55 項；主持和參與國家標準制定5項。聯合開發的雙溫雙壓余熱鍋爐發電系統具有自主知識產權，處于國內領先水平，為鋼鐵行業節能減排帶來新的突破。

三、培育非鋼產業，拓展經濟發展新思路

“十一五”以來，國內外宏觀經濟形勢復雜多變，鋼鐵市場跌宕起伏，安鋼經營發展中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日益增多。安鋼大膽解放思想，更新觀念，與時俱進，尋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新思路，大力發展非鋼產業，延伸產業鏈條，培育新的效益增長點，充分發揮集團公司和各子分公司積極性，一業為主、適度多元化的發展格局逐步形成，集團公司整體實力顯著提升。目前，有23家分子公司從事非鋼產業，涵蓋機械加工與制造、冶金建設、物流運輸、國際貿易、冶金爐料、礦山開采、房地產開發、鋼材深加工等10多個領域。經過幾年的發展，非鋼產業實現了從虧損到平衡再到盈利的大幅跨越。比如，附企公司通過引入德國蒂森公司的資金和技術，建設板材深加工項目，提升了鋼材延伸加工能力，產品市場競爭力顯著提升，產品得到德國蒂森、法國阿爾斯通等世界500強公司的認可，拓展了安鋼產品的國際市場；冶金爐料公司圍繞白灰生產主業，積極實施增資擴股，引進民營資本建設回轉窯項目，有力保障了集團公司的優質白灰供應；建安公司緊緊抓住集團公司鐵前配套完善項目全面鋪開的難得機遇，積極承攬業務，擴大內部市場份額，既降低了集團公司的發展成本，又有效鍛煉了隊伍，提升了競爭實力；機制公司主動拓展新業務，開發新產品，相繼開發了高爐冷卻壁、連鑄結晶器、燒結臺車等大型構件，較好地滿足了集團公司發展需求，自身實力顯著增強；汽運公司按照集團公司“主業做強、物流做大”的要求，通過修訂物流制度、建立站點、完善倉儲職能、引入專業管理模式等措施，物流保產創效能力進一步增強；綜利公司圍繞冶金渣綜合利用，建設鋼渣熱燜工程，實現了服務鋼鐵主體生產和創效增收能力的同步提升。目前，非鋼產業銷售收入同比增加28.72億，增長33%，利潤同比增長25%，在產業升級中實現了快速成長，初步完成了產業結構的調整，正全力以赴加快做大做強，努力形成專業化發展的新格局。

四、建設“精品安鋼”，成功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增強產品競爭力，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重中之重。面對國內外鋼鐵市場競爭激烈，產品差異逐步縮小的現實情況，獨特的企業品牌和產品品牌更是支撐企業生存和發展的關鍵因素。為此，安鋼立足自身實際，依托裝備檔次提升的技術優勢，實施品牌戰略，打造“精品安鋼”，全力增強在國內外鋼鐵市場的競爭實力。

“十一五”以來，安鋼堅持適應性和戰略性調整相結合，構建并逐步完善產銷研一體化平臺，成立新產品研發推進辦公室，有針對性地研發高端、高附加值和適銷對路產品，以高端產品提升市場形象，以高效產品提高經濟效益，“多品種競爭”的格局已經形成，優勢逐步顯現。實現了長材與板材比例由“三七開”向倒“三七”的精彩轉變，產品全面升級換代。即使是在目前只占30%比例的長材中，高線、三級、四級螺紋鋼等高端高效品種比例也占據絕對優勢；在70%的板材中，超寬、超厚、超薄等極限規格以及汽車板、橋梁板、管線鋼、高強板等高端產品比例更是與日俱增。2010年品種鋼比例、品種材比例雙雙突破70%，成功開發取向硅鋼、不銹鋼等高端產品，開發的簾線用鋼被譽為“鋼鐵皇冠上的明珠”，橋梁板實現了整橋供貨的歷史新突破，一系列高端產品應用在“神六”飛船、奧運場館、西氣東輸、北京南站等國家高端領域和重點工程，“安鋼品牌”的美譽度和競爭力大幅提升。高強度板、鍋爐容器板國內市場占有率分別達到30%和18%，保持國內第一。產品中西部銷售比例達到79%，其中河南市場銷售比例達到65%。產品出口擴大到30多個國家和地區，出口市場實現了單一化向多元化轉變，出口結構由低端產品為主向高附加值鋼材為主轉變。

篇（9）

（1）在大多數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第一階段往往是自給自足型的經濟。在這一階段中，當地居民幾乎完全與生活必需品的供給聯系在一起，基本上沒有貿易上的投資，人口是按照維持自給自足經濟所必須的資源基礎而分布的。

（2）隨著交通運輸的日益發展，貿易往來和地區專業化生產也在區域中發展起來了。第二階層的人口開始出現，他們進行著簡單的手工業生產，為當地農民服務。由于鄉村手工業生產所需要的原材料、市場和勞動力全部是由農業人口提供的，所以手工業分布與基本階層農業人口分布直接相關。

（3）隨著區際貿易的日益發展，區域也開始趨向于從原來粗放的畜牧業轉向發展系列農作物產品，如種植水果、生產日用農產品和發展蔬菜農場等。

（4）隨著人口的增長及農業生產和采掘工業生產效益的下降，區域被迫開始實現工業化。區域工業化的早期階段立足于建立在農林產品的基礎之上，主要發展食品加工、木材產品加工和纖維紡織業等。工業化的后一個階段則出現了諸如冶煉業、金屬材料加工、化學工業、建材工業等。

（5）在區域經濟成長的最后一個階段，區域實現了為出口服務的第三次產業專業化生產。這時，區域開始輸出資本、熟練技術人員和為不發達地區提供專業化服務。

據此，在部門理論看來，任何區域的發展都必須經歷兩個相輔相承的成長過程。一方面區域經濟必須經歷由自給自足的封閉型經濟向開放型商品經濟轉換的歷史過程。在這一轉變過程中，運輸成本下降起著關鍵性作用，因為只有運輸費用降低才使區際貿易成為可能。此外，要想區際間資源轉移獲得最大比較利益，還必須建立區際貿易基礎。另一方面，與此相適應，區域經濟必然要相應地完成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到第三產業的過渡。而其中最為關鍵的一步則是區域工業化戰略的實施。甚至在胡佛等看來，由農業、采掘業等初級產業向以制造業為中心的次級產業過渡被認為是維持區域持續發展的唯一途徑。部門理論由于系根據大多數歐洲國家區域經濟發展的歷史進程而總結出來的，符合大多數區域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和客觀規律。但該理論的弱點也是很明顯的，正如大多數評論家所指出的，并非什么地區經濟發展都必須經歷這樣的“標準階段次序”。

二、輸出基礎理論

輸出基礎（ExportBase）概念最先由城市規劃者們所采用，他們用它來預測地方化城市經濟的短期變化趨勢。為了做到這一點，他們曾建立了一種能定量地對城市經濟進行預測的理論模型。在這種模型中，經濟被劃分為兩個部門，即一個輸出基礎部門（包括所有的城市外部需求導向的產業活動）和一個自給性部門（包括所有的城市內部需求導向的產業活動）。在這種模型中，通常假定自給性部門不具備自發增長的能力。但是，隨著外部需求的擴大，輸出基礎部門的擴張、并為地方經濟帶來額外收入時，這些部門也會隨之相應擴張。

輸出基礎思想后來被著名經濟史學家、1993屆諾貝爾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思（DouglassNorth）用來預測區域經濟的長期變化趨勢，從而形成了區域經濟發展的輸出基礎理論。諾思在其1995年所發表的《區位理論與區域經濟增長》一文中，根據把太平洋西北岸作為其實證研究的基地而得出結論：區外對木材、毛皮、面粉、小麥等產品需求的擴大，不僅會影響到那里的絕對收入水平，而且也會影響到諸如輔產業的特征、人口的分布、城市化模式以及收入與就業波動范圍等。他進一步指出，對區域輸出需求的增加能對區域經濟產生乘數效應，這不僅會導致輸出產業投資的增長，也會導致對其它經濟活動的投資增長。因此，按照諾思的觀點，一個區域要求得發展，關鍵在于能否在該區域建立起輸出基礎產業，而特定區域能否成功地建立起輸出基礎產業，又將根據它在生產和銷售成本等方面對其它區域所擁有的比較利益而定。

與諾思的輸出基礎理論相對應，蒂博特在其于1956年所發表的《輸出與區域經濟增長》論文中也提出了相類似的“大宗商品輸出理論”（thestapleexporttheory）。該理論認為，特定區域經濟的發展，往往開始于該區域發現了一種諸如礦產品等特殊的自然資源，或者因為其自然條件特別適合于生產某種出口作物，在世界市場商品價格為既定的條件下，資本甚至勞動力將輸入該區域，于是供出口的“大宗商品”生產將發展起來，而地方工業和地區市場是隨著出口品生產的發展而發展起來的。因此，按照該理論，特定區域要取得發展，必須以建立外向型的“大宗商品”出口產品基地的方式來帶動整個區域經濟的發展。“大宗商品輸出理論”可以被看作為輸出基礎理論的一種變種，也可以將其歸之為廣義的區域輸出基礎理論之列。

三、資源稟賦決定論

無論是部門理論還是輸出基礎理論，均是從部門或產業發展的角度來研究區域發展過程的，而較早從空間或區位的角度來對區域發展進行實證研究的理論可追溯到珀洛夫（H.S.Perloff）與溫戈（L.Wingo）所提出的資源稟賦決定論。

珀洛夫與溫戈在《自然資源稟賦與經濟增長》（1961年）等論文中，將諾思等人的區域輸出基礎思想作了進一步的推廣，并把制造業的建立看成是區域經濟出現增長的首要條件。在他們看來：企業家總是選擇使其生產利潤最大化的區位進行投資。為此，他們需要對不同區位的生產成本和收益進行比較分析，并相應地作出區位投資決策。就特定產業來說，由于不同區位的“自然資源稟賦”不同，取得其基本生產投入要素和接近產品市場的機會也將有所不同，相應地其成本與收益變量也就有所不同，從而企業家必然作出有利于某一特定區位而不利于其它區位的區位投資決策。并且一旦投資向某一區位傾注就會產生相應的區域乘數效應，從而加速經濟活動在特定區位上的集聚過程。

珀洛夫和溫戈通過對美國經濟從早期農業社會階段向先進的工業和服務業社會階段過渡過程的實證研究發現，隨著經濟上的日趨成熟，不同的自然資源都在區域發展中起著或多或少的作用；并且隨著不同區域自然資源稟賦之不同，這些區域也將出現或大或小的繁榮。一般來說，區域增長主要取決于區域生產國民經濟所需產品和服務的能力以及按競爭利益向區外輸出產品和服務的能力，并且這種輸出能力增長將導致區域經濟發展進程將通過乘數效應方式而得到強化。乘數效應大小將依賴于某些反映區域社會經濟特征的“內在”特征而定。在這些內在特征中，尤為重要的有：輸出產業的性質、地方產業關聯程度、勞動力的質量與數量以及工資水平、地方收入分配狀況等。但是，隨著區域經濟的擴張并出現自我強化和自我維持的經濟增長時，新的內在因素，如與社會分攤資本及與產業集聚相關的外部經濟、內部規模經濟等將成為決定乘數效應和經濟增長率的重要因素。經濟活動在空間上的集中，將導致工業“核心地帶”的形成。而工業核心地帶的出現為經濟增長在全國范圍內的出現造就了基本條件，正是由于工業核心地帶的出現而使得新的區得到連續的發展。即隨著所需投入量的擴張以及地區新的“自然資源稟賦”的發現，經濟增長將逐步“滲透”到地區。

珀洛夫等認為，美國東北部“核心地帶”的形成，最早即在于該地區擁有鋼鐵工業發展的“自然資源稟賦”，這一自然資源稟賦使得該地區在本世紀初發展成為美國的鋼鐵工業中心，并進一步在后來發展成為美國主要的制造業中心。而美國自1920年以來所出現的不同州之間人均收入差距縮小的整個趨勢中，核心地帶對地區的“滲透過程”又起著關鍵性的作用。本世紀以來，隨著工業資本投資在美國西南部和東南部等落后“內陸腹地”鋪開，或者是從美國西南部和東南部等落后“內陸腹地”向美國東北部高收入地區的移民，州際間的區域差異已逐步縮小。

珀洛夫等人的資源稟賦決定論將區域發展與自然資源稟賦以及區域乘數效應等因素聯系了起來，其理論思想與蒂博特的“大宗商品輸出理論”和諾思的“區域輸出基礎理論”具有某種類似特征。所不同的是，該理論已經將“核心地帶”與“地區”等空間變量引入到區域經濟分析之中，并且所分析的對象已由孤立的區域經濟分析轉向綜合的區域發展分析，因而更接近于區域經濟發展的客觀實際。

四、經濟進步延滯假說

珀洛夫與溫戈的資源稟賦決定論已經將“核心”與“”等空間因素引入到對區域發展的分析之中，而美國著名農業發展經濟學家、1979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T.W.Schultz）對“農業社區”與“經濟進步中心”即農村地區與工業城市中心之間的關系進行了考察，并提出了區域經濟進步的“延滯假說”（theretardationhypothesis）。舒爾茨最早在其于1950年所發表的《農業部門貧困的反思》一文中曾提出過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正當美國經濟處于空前高速增長時，一些“農業社區”的生活標準還總是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他最初在該文中所給出的答案是，這種相對貧困并不是由土地的自然特征來決定的，而是由農業社區與“經濟進步中心”的親疏性（Proximity）所決定的。他在1951年所發表的《土地經濟學構架：長期觀點》一文中，又將這種思想具體化為所謂的“延滯假說”，該假說的基本內容包括：（1）經濟發展出現于特定的區位基（locationalmatrix）上，經濟中一般存在著一個或數個區位基。（2）區位基一般以典型的工業化城市經濟結構為其基本特征，經濟發展往往出現在這些區位基的中心；基的中心一般都不會屬于農墾區而往往為工業化城市中心，但由于這種城市中心的崛起而使得一些農墾區比另一些農墾區處于更有利于經濟發展的區位上。（3）位于或靠近特定經濟發展區位基中心的區域經濟組織將運行良好，受惠于中心的農業區的經濟組織也將運行良好，只有遠離區位基的農業區的經濟組織運行狀況比較差。

舒爾茨所提出的“延滯假說”后來由尼科爾斯（W.H.Nicholls）和唐（Tang）在南加利福尼亞、佐治亞和田納西等州進行了檢驗。其研究結果證實了“延滯假說”所作出的結論。他們根據統計資料分析發現，在工業化與城市化發達的縣，其勞務市場與資本市場的效率也高，越靠近這些地區，農業生產效率越高，農村收入也更高，這些都是由于工業化與城市化發展對農業要素市場所造成的影響的結果。

五、區域創新擴散理論

無論是珀洛夫與溫戈的資源稟賦決定論還是舒爾茨的經濟進步延滯假說，均已經強調了“核心區”或“經濟進步中心”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而貝里（B.J.L.Berry）在此基礎之上進一步實證考察了城市體系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提出了區域經濟發展的創新擴散理論。

在貝里看來，城市中心在發展中的作用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創新的滲透作用，使經濟增長通過城市等級而逐漸向下傳播；二是增長利益的擴展作用，包括從核心區往腹地區及從大都市中心向城市間區的擴展兩個方面。在他看來，增長起源于企業和家庭對創新的采用。區域不平等則是由于創新的收益效應為時間的遞減函數，并受擴散的門檻范圍所制約。因此，城市中心本身即能起著一種“發展作用”，因為它們能強烈地影響著不同地方創新采用時間的先后順序，而經濟變化的影響將按城市等級順序由高級城市中心逐漸傳播到低級城市中心。

貝里認為，創新在大范圍內的等級擴散及其橫向擴展將帶來城市與區域的經濟增長與收入提高。或者說增長起源于創新通過城市等級順序的向下滲透以及創新向城市周圍腹地的橫向擴展。

從貝里的這一理論結論中可以推導出各種政策主張。一般說來，要促進區域成長就應該去加速創新的擴散，從而使創新逐漸滲透到貧困地區及小城鎮之中。而且如果城市中心“創新潛力”大小真與其本身規模及接觸創新采納中心之機會相關，那么應采取的政策措施應該是去促進地區城市中心的人口增長，并改進它們同最大或最早的創新中心接觸可能性。

六、區域發展倒U字型假說

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一直困擾著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區域經濟發展過程。那么，區域經濟不平衡發展的趨勢將如何，不少學者對此進行過研究。其中，影響較大的研究應該首先應歸功于杰弗里·威廉遜在實證研究基礎上所提出的區域發展“倒U字型假說”。他根據其在50年代對24個國家有關區域差異的國際性數據進行實證研究得出結論：在國家發展的早期階段區域收入差異將會不斷擴大，但是在達到發展過程的某一點后區域差異開始縮小。

由于威廉遜把區域人均收入作為指示器，將權變系數作為度量區域收入差異之工具，通過對24個發展程度不同的國家區域不平等格局的經驗考察得出了驚人的結果。即當這些國家按其發展水平進行“排列”時，我們可以發現，區域不平等格局呈現為倒“U”字型狀，其中，如巴西、哥倫比亞、菲律賓與波多黎各等中等收入國家和地區到達了倒“U”字型的頂端。威廉遜又將橫斷面分析法擴充到對單個國家區域收入差異變化趨勢的分析上來，并從24個國家中的16個國家中取得其所需的一年以下的短期數據。其結果是，這種趨勢分析進一步證實了所假想的格局：人們預料富國各區域之間會逐步趨同。事實上，它們也正在走向這個階段，而不是趨向于區域收入差距的擴大，而窮國正相反，它們以區域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為特征。

威廉遜的發現是引起區域發展理論家發生爭執的重要源泉。然而，他所得出的結論，即“在發展的初期，區域間以收入差距擴大和‘南北’二元性增強為特征；在國家成長和發展較為成熟的階段，則以區域間趨同和‘南北’問題消失為特征”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前期被區域發展理論家所接受，并把它看成是發展中國家將會出現的或應該通過政策干預使之出現的模式。

七、經濟增長空間影響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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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經濟和環境之間關系

經濟和環境之間存在著三種關系，即共生關系、二者基本上不存在影響的關系、二者存在相互影響的負面關系。首先，就共生關系而言，經濟和環境之間，本身就存在著相互促進的一面，經濟和環境相相輔相成，共同發展，如生態農業模式，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其本身又對環境產生正面而積極的影響。其次，就經濟和環境基本上不存在影響的關系而言，經濟的發展本身并沒有對環境產生太多的負面影響，經濟和環境共同都在發展，二者是并行不悖的關系。如新加坡的發展模式。新加坡利用自身的地理優勢，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和服務行業，在推動自身經濟發展的同時，注重自身環境的發展，所以新加坡也被稱為花園城市。再次，就第三種關系而言，其又可以分為兩種關系：第一、經濟的發展對環境的破壞并沒有超過其本身的承載能力。第二、經濟的發展對環境的破壞已經超過環境本身的承載能力。就前者而言，環境雖然遭受到了破壞，但并沒有超過其負荷能力，在采取相應措施后環境依然能夠逐漸恢復，甚至達到原有水平。對后者而言，環境已經在質上遭到完全破壞，環境已經不可能通過自我的自凈能力恢復到原有水平，經濟的發展已經對環境本身造成了不可修復的影響，那么這也是人們認為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二者不能并行的重要理由。

值得強調的是，在經濟和環境二者的關系中，共生關系和二者基本上不存影響的關系這兩種關系中，并不存在環境的保護。環境本身就可以在被促進或自我不受影響的前提下良性的發展。而只有在第三種經濟對環境產生了負面的影響的情況下，我們才談環境保護，才談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并行關系。但筆者認為，就第三種關系中的兩種情況而言，都存在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能夠并行的可能性，即使是經濟的發展對環境產生了不可修復的影響，其理由如下：首先，環境保護的主要目的還是建立良性的生態平衡系統，其并不是一定要恢復到原有絕對理想完滿的水平。其次，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之間應該是一個動態的平衡過程，不能說環境在遭受到嚴重破壞后就置之不理或不加以保護治理。再次，不管是經濟發展也好，還是環境保護也好，二者都是為了服務于人類更好的生存和發展，二者缺一不可，所以應當也必須并行。最后，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二者不能并行的理論假設是錯誤的。

2 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不能并行的理論前提是錯誤的

導致人類過分看重經濟發展而忽略環境保護的一個重要的理論應是西方的主客二分思維方式，“按照這種思路，人和世界之間的關系就只是一種主客二分式的關系：人和世界萬物是兩個相互對立、彼此外在的實體，人是主體，世界萬物是客體，人通過認識（這里指廣義的認識，其中包括實踐―通常理解為人從世界萬物之外進入和深入到世界萬物之中，對外物加以改造的活動）以解決 世界萬物的本質究竟是什么的間題”[1]。和這種理論構成直接相關的則是人類中心主義，這一理論認為，在人與自然的價值關系中，只有擁有意識的人類才是主體，自然僅僅是客體。一切活動都必須滿足人類這一主體的生存和發展為前提，人才是價值評判的尺度和標準。于是在“主客二分”和“人類中心主義”這種不是你就是我，不是主體就是客體的單一線型思維指導之下，人類開始瘋狂而不計后果的向自然開采和掠奪。做為回報，自然開始反過來報復人類：生態的惡化，自然災害頻發，海平面上升等接踵而至，這些災害無疑都是自然在遭受嚴重侵犯后，為了維持整個生態系統的平衡而產生的正常現象，但是卻對人類和其他生命體的生存和發展造成了嚴重的威脅和影響。

同時，由于“主客二分”、“人類中心主義”這種單一的不是主體就是客體的思維模式，主體性的人類在遭受到客體性的自然的打擊和報復之后，人類往往又顯得無能為力，人類的這種渺小性頓時又和自然的強大性形成鮮明對比。于是人們逐漸開始認識到，發展經濟是不能夠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經濟發展和環境本身都對人類具有重要價值。因此，整體觀、系統觀、協調觀等也開始逐漸代替了“主客二分”、“人類中心主義”的思維模式。而中國“天人合一”的整體觀就是這樣的理論之一。

3 中國“天人合一”的整體觀

按照中國“天人合一”的整體觀，“真正有生命力的深層和諧必然是天下、世界、人類社會的整體性和諧，也只有在此情形下，一物、一人、一地、一國才可能獲得真正持久的和諧。”[2]這種整體觀認為，人本身就屬于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和自然萬物構成平等的關系，“宇宙洪荒的實質是生生不已的創造力，其中涌動的是無窮的生命力。對于人與自然的所有生命而言，天地是所有成員的父母，萬物和人類構成天地之間的生命共同體，即所謂“民胞物與”，有了這種情懷之的一，人在宇宙中不再具有疏離感，不再深懷孤獨感，而是覺得自然與其他生命、山川草木，都是創化的產物，都是生機勃勃、充滿活力的存在者。”[3]我們可以說：人和自然的生命不再是你就是你，我就是我的主客相分關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輔相成，相互支持也相互制約的合一關系。

在這種整體思維的指導之下，“人的存在境域不是一個狹小的人類社會，而是一個天地宇宙。”[4]人做為萬物之靈，又是一個理性的存在，這就必然要求他把自我當作生命存在的同時也把外在生命當作一種存在，在重視自我生命的同時，也重視外在的生命。人其實并不是自然界的主宰之人，而是主載之人，所謂主載就是有義務和責任去考慮或承擔其他生命的生存和發展，承載自我也承載他人。

所以，人和外在環境在本質上都屬于宇宙洪荒的一部分，他們共同構成了一個大宇宙式的生態系統。人在從事經濟活動的同時也必然要去考量其對環境的影響。同時，人類如果要真正生存和發展下去，就必須把自我置身于這個生態系統之中，平等地考量所有的生命存在。

這樣，可以說在任何時候，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并行應該是可能的，而且應當變得可能，即使在環境受到嚴重破壞的情況之下。倘若我們在理論前提上就認為二者不能并行，經濟的發展最終在實際上會導致整個生態系統的失衡以至消亡。從而使經濟發展變得不可能，人類也將變得難以生存和發展。

當然，在“天人合一”的整體觀的指導下，傳統的五行觀，中醫學理論則給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提供了實踐上的可能。傳統五行理論認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種基本元素的運動變化而生成的，他們存在于一個動態的系統之中，構成相生、相克的生成和制恒關系。事物在這樣的生化克制關系中保持著平衡和發展，而中醫學則以傳統五行理論為基礎，并將其應用到中醫理論和治療上，把人的身體看一個動態的平衡系統講究：辯證施治、陰陽調和、抑強扶弱等。

同樣，經濟和環境二者都構成整個自然社會的一部分，二者都與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息息相關。其中哪一部分出現問題都會影響其他二者的正常存在。人類社會同樣也是一個大的生態平衡系統，人類在自我發展的同時，要注意經濟和環境的生克制化，重視調節和平衡。所以以五行理論為基礎的中醫學理論正是解決經濟和環境內在矛盾的良藥，也值得進一步挖掘和探討。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