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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23-09-01 16:4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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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整體主義個體主義方法論二元觀制度個人主義
經濟學的發展趨勢總體來說就是其方法的變遷，或者說是其方法論體系的變遷。因為方法論是對給定領域中進行探索的一般途徑的研究，有其特定的認識基礎和邏輯前提。它涉及到研究主體思考問題的角度選擇、研究對象范圍的確定、研究手段的運用和研究目的的限定。這種變遷的結果是，當人們在考察經濟現實的時候，用不同的視角去進行觀察，由于切入點的轉換和研究目的不同，而導致不同的結論出現。“科學史表明，一門學科有沒有完整的方法論，不僅是其成熟與否的標志，而且也是它能否順利發展的必要條件。
塞繆爾森認為，在對人類行為的分析上，一般經濟學家在方法論上沿著兩條不同的途徑展開，即方法論個體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方法論個體主義認為最恰當或最有效的社會科學認識來源于對個體現象或過程的研究：方法論整體主義認為最恰當或最有效的社會科學認識只能來自對現象或過程的研究。制度經濟學分為新舊兩個學派，其分野的基礎在方法論上是前者開始遵循著個體主義的方法論，后者開始遵循的是整體主義的方法論。
一、方法論一元觀：整體主義與個體主義的對立
新制度經濟學中的方法論個體主義與舊制度經濟學中的方法論整體主義的區別正如前文塞繆爾森所言，前者是把個體行為放在第一位的，后者認為社會或制度高于一切。并且這兩種方法在新舊經濟學方法論大戰中被認為是對立的，這也是這兩個學派的主要區別之一。
根據馬爾科姆·盧瑟福的總結，舊制度經濟學的方法論整體主義的特征是：①社會整體大于其部分之和；②社會整體顯著地影響和制約其部分的行為和功能；③個人的行為應該從自成一體并適用于作為整體的社會系統的宏觀或社會的法律、目的或力量演繹而來，從個人在整體當中的地位(或作用)演繹而來。
盡管整體主義者對社會約束或決定個人行為的強度看法有不同，但正如盧瑟福的歸納，整體主義的所有形式都把社會整體放在首位。他們一般都認為社會不是個體的簡單加總，而是由特殊的結構聯系起來的社會整體規定了個體的屬性、規定了個體的生存發展空間。舊制度主義者宣稱，不是理性的個人的自由選擇導致了制度的變遷，而是社會結構和制度的變遷決定了個人行為的選擇方式和選擇空間。換一句話說，在舊制度主義者的眼里，整體是第一性的。
如舊制度經濟學的重要代表人物康芒斯在其名著《制度經濟學》中認為，在經濟學里有稀少的東西，人們才缺乏和向往，假如一切東西都是無限豐裕，那么就不會有自私、不會有不公道、不會有財產權、不會有倫理學。正因為有稀少性的存在，物質的取得就由集體行動加以管理(集體行動是整體主義的一種表現形式)，集體行動規定財產和自由的權利與義務，否則就會發生無政府狀態。他認為所謂的制度就是集體行動對個體行動的控制。集體行動的種類和范圍很廣，從無組織的習俗到許多有組織的運行中的機構，如家庭、一般公司、控股公司、同業協會、工會、聯邦儲備銀行、聯合事業的集團以及國家，大家所共有的原則或多或少是個體行動受集體行動控制的結果。最后他得出結論：既然某些人得到解放和擴張是由于為了他們的利益而對其他的人作了抑制，同時制度的簡單扼要的定義是集體行動控制個體行動，那么制度或集體行動對個體行動起抑制、解放、擴張的決定作用。
與方法論的整體主義的情形一樣，馬爾科姆·盧瑟福把方法論個體主義的特征也概括為：①只有個人才有目標和利益；②社會系統及其變遷產生于個人的行為；③所有大規模的社會學現象最終都應該只考慮個人，考慮他們的氣質、信念、資源以及相互關系的理論加以解釋。
這就是說，在新制度經濟學家的眼中，組織或集體本身不再是主要研究的對象，相反，對社會單位分析必須從其個體成員的地位和行動開始，其理論必須建立在個體成員的地位和行動之上。并不存在真正的獨立的社會和集體，社會或集體只是一個假想的團體，只是個體的總和，從而社會幸福只是個體幸福的總和。按Watkins的話說是“人決定歷史，不管人自身被什么決定”。
柯武剛與史曼飛在他們兩人合著的《制度經濟學》中對個體主義方法論的論述很有代表性，他們認為社會中心的知識太有限，根本不能協調復雜的演化系統，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作為一個開放系統而不斷深化，無人了解其路徑，也無人能預測其路徑。只要個人有創造能力，他們就能影響歷史，因此諸如“歷史鐵則”這樣的東西是根本不存在的。他們用了一個很生動的事例來說明二個方法論指導下的實踐的優劣。在2o世紀80年生了兩起地震，一起地震發生在原蘇聯的亞美尼亞，一起發生在美國的舊金山。亞美尼亞的地震發生時，莫斯科和其他地方引發了大量的委員會，以確認和策劃重建工作，但所有這些努力到蘇聯解體時仍沒有解決；舊金山的地震發生后，僅數小時，遠在芝加哥的玻璃供應商們就已經為運往舊金山市場的卡車裝貨了。柯武剛與史曼飛借用卡爾·波珀的觀點批評整體主義的方法論，認為那是歷史決定主義，這種歷史決定主義把社會看成一個封閉的系統，該系統的發展遵循可預期的模式通向一個理想的終極狀態，實際這已經被歷史的發展證明是失敗了的。卡爾·波珀對個體主義方法論持肯定態度，他認為社會這個開放系統的演化在本質上依賴于人類知識的發現，即“依賴于一個本質上不可預測的、無止境的過程”。
從上文的分析可知，總體上看，新舊制度學派在方法論上是對立的。雖然他們都堅持社會方法論一元觀，但對構建方法論一元觀的基礎在看法上卻大異其趣，一者強調從個體中異化出來的整體對個體的制約和決定作用，即歷史決定個體；一者只承認個體的存在，整體(或集體，或社會)只是一個假想之物，即個體決定歷史，且他們之間的關系是很難調和的。
二、方法論二元觀：整體方法與個體方法的并行
隨著研究的深人，一些制度學派經濟學家發現，單純地用整體方法或單純地用個體方法來觀察世界和解決問題并不是一種理想的方法，因為現實生活中既有整體的存在，又有個體的生成。整體與個體之間的共生現象得找到一個合理的解釋。整體到底是一個機械的組合，還是一具有自己生命力的有機體?有些制度學派經濟學家即使在方法論大戰中也沒停止對對方方法論的思考舊制度主義學派中的代表作家凡勃倫可以說是最早說要給個體主義方法以關注的作家。他說“正是個人被制度系統施加了這些常規的標準、理想和行為準則，后者構成了共同體的生活結構。于是，該領域中的科學探索必須處理個人行為，并用個人行為系統地闡述這種探索的理論結果。”但具體該如何處理二者的關系，凡勃倫沒有做出回答。
推崇個體方法的哈耶克對整體方法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并最終承認了二種方法論并存的方法論二元觀，即整體方法和個體方法都可以用來審視社會。哈耶克認為社會中的無數各種各樣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是極為密切的，人們可以從整體中某個空間部分或某個時間部分所作的了解中學會對其他部分的正確預期，或者至少是學會做出能被證明為正確的預期。哈耶克根據對個體方法的理解，提出了內部規則假說；根據對整體方法的理解，提出了外部規則的假說。所謂內部規則，就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個體在長期的文化進化過程中自發形成的彼此認同的規則，亦即哈耶克所謂的嚴格意義上的法律。所謂外部規則，是指根據組織或治理者的意志、通過命令——服從方式以達到某種目的而形成的規則。按哈耶克的觀，社會秩序的演進是內部秩序(即自發秩一與個體方法相對應)和外部秩序(即人造秩序——與整體方法對應)作用的結果：個人之間的互動逐步演化出一套內部規則，并隨市場迅速擴散；組織之間的互動導致外部規則的演化，其中知識的不對稱性決定演化的路徑。
哈耶克的方法論二元觀直接導致了他的秩序二元觀的社會理念的形成。其中內部規則的方法論基礎是個體主義的分析范式，外部規則的方法論基礎是整體主義的分析范式。哈耶克本人是自由主義者，對個人主義的分析范式是推崇的，雖然它在一定程度上觀察到異化的整體不是簡單的個體的相加，但他對整體主義以及整體主義的方法如何與個體主義以及個體主義方法互動，他無力回答，所以他在方法論二元觀上構筑的二元觀秩序，就充滿了矛盾；他雖然提出秩序二元觀，把外部規則與內部規則都作為構建世界秩序的基石，但在骨干里他還是對個體主義的方法論有強烈的偏愛，他通過《通往奴役之路》，《致命的自負》等作品表達了對人為的或人造的外部規則的疑慮，進而言之，也是對整體方法和他的秩序二元觀一定程度的否定。
三、制度個人主義：對整體方法與個體方法的融合
盡管以整體方法為主來分析問題的凡勃倫和以個體方法為主分析問題的哈耶克都在某種程度上給對方以應有的重視，但他們對這兩種方法論的看法還是彼此獨立的，在分析問題時如何取舍，也就是說，個人與組織以及整體與個體如何在互動中尋求規則的理解和一致性，如何協調其沖突，從凡勃倫的論述以及哈耶克的作品中不得而知。
對這兩種方法論的重新思考．得益于新制度經濟學家的成功推動。他們借助新古典的邊際分析方法，并引入交易費用概念，通過相對價格的變化，把制度和制度變遷內在化制度經濟學家阿加西把這兩種方法論進行了融合，他在他的“制度個人主義”中說：“不是假設全部的協調是存在的，也不是要解釋全部的協調，而是假設有某些協調是存在的，借此來解釋其他的協調，如果在解釋某一問題時不提及制度，那是錯誤的。
這些新制度經濟學家試圖通過考慮稟賦、技術及偏好三類變量來解釋傳統外生變量中剩下的另一類變量——制度。艾格特森是這樣解釋連續內生化過程的：“第一層次是明確建立包括產權和組織形式結構模型，但產權和組織形式結構被當作外生變量來處理．關鍵是強調它們對經濟結果的影響。第二層次是將交易組織內生化，但產權的基本結構仍為外生。用約束經濟人的合同來組織企業內部的、跨越正式市場的以及非市場環境中的交易。例如，把企業定義為合同網絡。第三層次是嘗試通過引入交易費用慨念，將社會、政治規則和政治制度結構一同內生化。”
我們可以從經濟學家對經濟增長的關注的變化這一事例來看這二種方法論融合的歷程。在1940--1950年代，經濟學家視制度為既定，并認為經濟增長是一種暫時現象，當時在經濟增長的研究領域，只強調資本(一般用K表示)。到1950年代以后，經濟學家已經不滿足用資本聚集來解釋經濟增長過程，他們發現要素之間在有的情況下可以替代，如果要素價格發生變化，生產組織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如引起企業組織形式的變更，企業是一種交易組織，交易組織在要素價格的相對變化下內生化了(此時經濟增長模型由K、L、TEC、SK等要素組成，在以前的模型上增加了三個要素，其中L代表勞動，TEC代表技術，sK代表人力資本)。到1970年代，經濟學家在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時，通過實證得出結論：在一個毫無信任的地方，資本主義企業家不可能造就持續的經濟增長，經濟增長要f衣賴于支撐相互信任的有利的制度框架(這時經濟增長模型的要素又增添了／1STR，它代表制度)，也就是說包括產權制度在內的制度也被內在化了。經濟增長是這多種要素相互作用的結果，經濟增長的程度取決于各要素的相對價格與組織要素的交易費用。
二、研究方向及主要貢獻
一是對新制度經濟學體系的研究。主要出版了《西方新制度經濟學》（中國發展出版社，1996年初版，2003年修訂本）、《新制度經濟學》（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年初版，2010年第二版）及《新制度經濟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2012年第二版）。這三本書都對新制度經濟學體系進行了探討，各有特色和側重點。專著《西方新制度經濟學》是我國第一部系統地研究西方新制度經濟的專著，多次重印，在經濟學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2011年4月29日北京世紀讀秀技術有限公司的“被引次數最多的圖書”顯示，1996年出版的《西方新制度經濟學》被引1251次，在經濟學類排在較前面。CSSCI評析盧現祥教授的《西方新制度經濟學》在“五年內在經濟學領域被引100次以上的著作”中排名第9，五年內被引246次。在我國2000—2004年經濟學論文引用最多的前96種圖書中，盧現祥教授的《西方新制度經濟學》排在第19位。
二是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原理和方法去解釋經濟社會生活中的一些問題，注重中國現實問題的剖析，關注國計民生。近年來以尋找一個好制度為主線，以現實問題為題材，先后在《光明日報》、《經濟參考報》、《廣州日報》、《長江日報》等發表了近百篇理論隨筆，受到了社會的廣泛好評，并于2010年出版了《尋找一種好制度——盧現祥制度分析隨筆集》（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0年）。這本隨筆集出版后引起了較大的反響，搜狐讀書、鳳凰網讀書、當當網讀書、中國文化傳媒網等多家網站轉載或連載。
三是對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進行研究，并探討一些轉型中的中國現實問題。用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去觀察中國經濟社會問題，這也是作為研究真實世界的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吸引人的地方所在。經過篩選和修改，匯集成了這本《尋找一種好制度——盧現祥制度分析文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這次選擇了36篇論文，分為三大部分，即制度理論、市場經濟、國家理論與中國模式及中國經濟問題。此前還出版了《尋租經濟學導論》（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0年）和《有利于窮人的制度經濟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
三、主要成就及獲獎情況
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國內就有法律人倡導關注法律經濟學,?但幾乎沒有引起多大反響。主要原因在于其所涉議題并非肇始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國外法律經濟學思潮而是有關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關系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對于法學研究的意義和作用，其在國內首創“法經濟學詞，也有點名不副實。②80年代末90年代初，三聯書店上海分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聯合推出的“當代經濟學文庫”首次譯介了一批法律經濟學經典,③并很快被經濟學界所吸收消化。不過，經濟學界擅長用數理工具分析法律制度、法律問題,不乏嚴謹漂亮的邏輯推演論證之作，但大多缺乏對于我國法制運行狀況特別是司法裁判實踐過程的真切了解,故仍難免不陷入宏大敘事式的泛泛而論或者類似于科斯所稱“黑板經濟學”的“黑板法學”窠臼，離開約束條件或者約束條件一旦發生變化，就不能很好地解釋和解決中國現實生活中的真實法律現象，④其功利性訴求也備受垢病，⑤在法律人眼里似乎華而不實、中看而不中用。同時,法律人因受制于傳統的道德評判理路以及并不精通數理分析短板的雙重影響，不僅對經濟學侵入法學領域所帶來的革命性變革難以應對，進退失據,而且對法律經濟學的一些基本原理以及具體規則也處于似懂非懂、云遮霧障的狀態之中，能夠深切領會法律經濟學開山鼻祖科斯理論真諦的，更屬鳳毛麟角。筆者曾在先前發表的論文中列舉一例?:前些年北京大學蘇力教授從案例研究入手的法律經濟學論文《〈秋菊打官司〉案、邱氏鼠藥案和言論自由》⑦甫一問世，就在國內法理學界引起了極大反響。但無論是支持者還是反對者，均大多對科斯法律經濟學的原理原則不甚了了，以訛傳訛、不得要領的論著隨處可見，有的甚至完全背離而渾然不覺。拙文雖曾對此作過仔細分析,但也許偏重文本解讀，對于并不熟悉相關文獻的讀者可能難窺真貌,故迄今仍是應者寥寥。筆者另文涉及公司沖突權利有效配置的命題,則由于部門法理學的局限性，未及充分討論法律經濟學原理原則在法律學界的一般化、普適化問題。?而這正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筆者認為,法律人盡管也都承認科斯對于法律經濟學的基礎性貢獻，但對其兩篇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論文所創新制度經濟學包含的產權理論、交易成本理論、企業理論和制度變遷理論與法律經濟學之間的關系恐怕不是十分清楚，對所謂科斯定理的內核也未必真正理解。當然,假如國內大學教育能夠養成法科學生精通高等數學和經濟學的能力，所有法律人將無須尋找從經濟學通向法律學蹊徑的法門，而是可以挾數理分析優勢坐上最大化訴求的直通車，本文的論題也將失去意義，可惜這并不現實。而且，即使教育部立即改革法學專業課程設置,增加高等數學課程數量，增設一批經濟學主干課程，已經走上社會的法律人也無緣直接受益，以徹底改善自己的知識結構。法律人自我救贖的可行辦法似乎需要揚長避短，盡量發掘科斯法律經濟學富礦，并將其理論內核推向一般化、普適化。除了著力理解科斯定理的真諦外，有關將資源配置轉換為權利配置的原創思想以及總體的、邊際的和替代的綜合研究方法，張五常對于合約選擇局限條件的精妙概括，或許能夠引領法律人達到曲徑通幽的目的,借此還能在法律經濟學與利益衡量論之間架起一座橋梁，并發揮法律經濟學在推進我國法學理論、法制建設科學化進程中的應有作用。
本文在以引言導出主題后，首先對法學方法論與經濟學方法論的優劣稍作比較，其次探討科斯經典論文中的法律經濟學內核，再次嘗試用不含數理分析的科斯原創性法律經濟學思想解析本人較為熟悉的典型公司糾紛，最后用結語將前述分析方法擴及當今社會熱點法律問題、甚至一般人類行為并結束全文。
二、法學方法論與經濟學方法論的簡單比較
法律經濟學的一大特色是將經濟學與法學勾連起來，開拓了法律解釋的一番新天地,甚至引起法學研究的一場革命,其根源在于經濟學方法論相較于法學方法論的獨到優勢。盡管上自馬歇爾?下至波斯納對此均有論述,?但仍有必要稍作比較以加深印象。
從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經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再到凱恩斯、后凱恩斯時代以來的現代經濟學,經濟學已經呈現出流派繁多、百花齊放、精彩紛呈的局面，尤其是新制度經濟學異軍突起，為法律經濟學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相較于傳統法學在方法論上擁有統一語境及一以貫之的分析工具的劣勢，科學化已經得到舉世公認的經濟學,正是法律經濟學彰顯其帝國主義擴張本性的根本原因。對此，很多法律人也許并不同意，但確實是一個不爭的現實，法律人已經無法熟視無睹，唯有積極應對才是上策。撇開其他論證方法，我們只要隨手找幾本兩個學科的經典讀物作比較,就可見一斑。
龐德為享譽國際的著名法學家。他在《法理學》(第一卷)中將法學或者法理學歸納為：“有關通過法律或者借助法律達到社會控制目的的科學,詳言之，這是一門有關文明社會中以司法及行政機關對人類關系的規范裁決為手段對權益加以保護的科學。”④而英國的丹尼斯勞埃德等則認為,法理學的“工作”之一是提供法的認識論種關于法律領域的真正知識的可能性的理論。①前者僅是對英美判例法的描述，故并不周延，后者不能揭示“法的認識論”的特殊性。據此,我們無法窺見法學或者法理學的真實面貌，即它是干什么的，又能夠干什么?國內具有代表性的法理學教材的表述稍微清楚一點。如張文顯認為：‘法學是以法律現象為研究對象的各種科學活動及其認識成果的總稱。”②葛洪義的解釋則是：“所謂法學，就是研究法律現象的知識體系,是以特定的概念、原理來探求法律問題之答案的學問。”?顯然，這樣的解釋仍然無法將法學與其他社會科學區分開來,不僅初學者不知所云，即使專業法律人士，恐怕也是不得要領。國內高校600多個法律院系大一開設的法理學課程，能夠聽懂的學生寥寥無幾，有的院系不得不將其移至高年級開設。
以民法解釋學為代表的法學方法論(包括法律邏輯學中的三段論)對于訓練法律人的思維意義重大，只是有時顯得過于機械,往往無法適應變動不居的社會現實，解釋不了新的法律現象;發源于德國的利益法學派無疑對傳統的法律解釋學具有很好的補充作用，但難免有點抱殘守缺、捉襟見肘;近年譯介到國內的拉倫茨的〈法學方法論》和阿列克西的〈《去律論證理論》仍未從根本上改變上述局面;?日本的利益衡量論影響日廣，也是時勢所然。⑤后者在具體應用時，多少會接觸到經濟分析，但重點顯然不在用經濟學方法取代法學方法,且似乎與科斯理論毫無淵源，故難以入流即無法達到能夠用規范的經濟分析進行科學化表述的程度。舉例而言，涉及我國社會制度改革話題，經濟學界長期處在獨步天下的顯赫地位,法律人幾乎沒有多少話語權。法學學科優勢不及經濟學,進而出現經濟學界可能解釋所有法律現象、法律制度，而法律人無力侵入眾多經濟(學)領域的局面，或許是這一現象背后的一個深層原因。
20世紀經濟學之所以產生諸多“革命”和理論創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講，研究方法的演變體現經濟學的發展脈絡。舉其要者，研究方法的變化可歸納為以下十大趨勢。
一、數學化成為經濟學發展的主流趨勢
經濟學應用數學研究的專門化、技術化、職業化甚至到登峰造極的程度，使經濟學更嚴密，表達更準確，思維更成熟。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
第一，宏觀計量分析法是最大貢獻之一。諾貝爾獎獲得者克萊因從上世紀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為宏觀經濟研究開辟新的視野。此后，隨著大型計算機的誕生和使用，經濟結構的各種參數得以推算出來，為制定政策提供依據。第一代計量經濟學家的數理貢獻在經濟學方法論體系的整體性、嚴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發揮的巨大作用主要體現在宏觀經濟研究方面。中國經濟學深受其影響。經濟學理論與計量方法、計量模型，以及國民收入的核算體系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使得宏觀經濟理論從未像現在這樣更貼近現實、更具實用性和可操作性。
對比中國《經濟研究》和《美國經濟評論》，可以看到，自2002年開始，《美國經濟評論》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論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開始，《經濟研究》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的論文比重上升，開始超過《美國經濟評論》。①
第二，計量經濟學長足發展并成為經濟學中一個極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統計學在經濟學中的廣泛使用，并最終成為構建計量經濟學體系的一個重要基礎。《1867-1960年美國貨幣史》是弗里德曼成功運用統計分析的一部經典性著作②，通過一系列的數據統計分析，得出貨幣數量的長期變化和實際收入的長期變化之間具有一種密切的相關性的結論，從而構建弗氏貨幣數量說。統計分析的運用不但支持計量經濟學的發展，還大大推動諸如發展經濟學、國際經濟學、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等新的理論分野和發展。
但是，許多經濟學家都激烈抨擊濫用數學的現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間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各種文章的類型之后，指出“專業經濟學雜志中數學公式連篇累牘，引導讀者從一系列多少有點道理但卻完全武斷的假設走向陳述精確而卻又不切實際的結論”。
二、越來越呈現出實證化和專門化趨勢
實證化，是經濟學研究和表述中，越來越注重對經濟現象的因果聯系進行客觀的、不帶有主觀選擇意味的研究。這是解決實際經濟問題的迫切要求。這種趨勢注重具體經濟而非一般性經濟問題的研究，注重經濟政策而非經濟理論研究。表現為經濟學研究目的的實用性，也表現為現實經濟問題對經濟理論研究的實證要求。與這種趨勢相關，整個西方經濟學理論的發展過程也發生兩次轉換，即先是由重視對經濟波動、就業和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轉換到重視對財政赤字、通貨膨脹、匯率變動和國際收支逆差問題的研究之后，又轉換到重視對經濟周期、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
專門化傾向，是實證化研究深入發展的結果，也是借助日益豐富的分析工具而產生的結果。專門化傾向，是指在現代經濟學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來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經濟學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專業術語，以至于出現只有受過專門訓練的人才能進行經濟學研究和分析、才能夠看懂經濟學論文。于是，由實證化傾向而來的專門化傾向，通過分析手段的發展和豐富，在加強實證研究技術化傾向的同時，又逐漸脫離實證化。這一特征從凱恩斯主義宏觀計量模型到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的動態模型，表現得越來越明顯。從長期來看，實證化和專門化的傾向仍然在加強，但二者之間的距離卻有加大的跡象。如非線性分析這類跨學科分析方法的引進，也許會引起經濟學的較大變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與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趨勢
“新古典綜合派”在召回凱恩斯以前傳統的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同時，也在宏觀分析方面大膽地恢復均衡分析方法。因為“凱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經濟政策下市場自動均衡的實現和保持機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義各派的經濟理論，始終堅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觀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國經濟學家讓-帕斯卡爾貝納西、馬林沃德，美國的霍瓦德和英國的波茨、溫特等人，他們不僅提出一套和凱恩斯理論體系完全相容的宏觀非均衡學說，而且運用這套理論對中央集權決策經濟的非均衡問題進行分析。正是這些人的努力，使得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得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盡管宏觀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響普遍，但它無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響也在逐步擴大。
從廣義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其不同點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條件和水平的差異。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對象更為現實一些，也更強調動態性。客觀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對經濟現象某些方面的適當反映，二者雖有差別，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統一、相互補充的關系。
四、假定條件的多樣化趨勢
經濟學家們不得不或放寬假設，或修改前提，或一反傳統逆向假定，以構建和拓寬其研究領域，為重建和發展他們的理論，以反對和解釋來自對方的理論。例如，經濟人假定是微觀經濟學的核心，也是經濟學的基石之一。在20世紀中，經濟人假定的條件被不斷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評和攻擊。凱恩斯經濟學的誕生被一些學者認為是對經濟人個體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為凱恩斯主義的基礎和歸宿都是圍繞總供給與總需求等一系列“總量”關系而展開的。貝克爾拓展經濟人假設，認為個人效用函數中具有利他主義的因素，這才是人類行為的一般性。鮑莫爾主張用“最大銷售收益來代替最大利潤的目標函數”，因為實證經驗表明經理層的薪金與銷售收益的關系大于它與利潤的相關程度。公共選擇學派提出的挑戰是，經濟人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時，并不能得出集體利益最大化的結論，“阿羅定理”即可說明個人福利的簡單加總不一定與社會福利一致。新制度主義認為經濟人假定過于“簡單化”，因為除物質經濟利益以外，人還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會性的需要。
五、研究領域的非經濟化趨勢
經濟學研究領域與范圍開始逐漸超出傳統經濟學的范疇，分析的對象擴張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國家政治、投票選舉、制度分析等。研究領域的這種“侵略”與擴張，被稱之為“經濟學帝國主義”。這取決于時代主題和研究角度的變化、個人興趣和專業特長的不同。
六、強調理性、預期和不確定性問題的趨勢
理性預期學派從通貨膨脹問題入手，強調理性和預期的問題，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預的有效性，這對凱恩斯主義形成較大沖擊，也引起凱恩斯主義各派對理性和預期問題的重視。盡管在理性問題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識，但關于預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確滲入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中。
七、學科交叉的邊緣化趨勢
經濟學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許多交叉學科和邊緣學派，例如，混沌經濟學、不確定經濟學、行為經濟學、法律經濟學、實驗經濟學等，百家爭鳴，相得益彰。這取決于經濟學家認識領域的拓寬和方法論的多元化，經濟學與其他學科的交流和相互滲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經濟學概念的引入使得當今的經濟學與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八、證偽主義的普遍化趨勢
證偽主義經濟學方法論是實證主義方法論的一種邏輯延續。據統計，20世紀70-80年代的20年間，經濟學界出版50多本經濟學方法論的著作，其中幾乎都和證偽主義有一定的聯系，在1991年總結的當代經濟學家達成的13點共識中，有7個和證偽主義有直接聯系。布勞格在《經濟學方法論》中將20世紀經濟學方法演變史歸納為一句話：“證偽主義者，整個20世紀的故事”。實證主義和證偽主義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新制度經濟學方法論既是證實的又是證偽的,在某種程度上還兼有歷史主義方法論的特點。
九、案例使用的經典化趨勢
經濟學中的“舉例”，不僅已經發展到“經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舉例已不足以說明問題，甚至所舉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這種案例的惟一性，既簡單明了、通俗易懂，又幾十年上百年一貫制，代代相傳。用案例闡明一個定理、寓意一個規律已經司空見慣，如“看不見的手”。
十、博弈論的應用范圍擴大趨勢
博弈論已延伸至政治、軍事、外交、國際關系和犯罪學等學科，但其在經濟學中的應用最為成功。博弈論研究的內容主要是決策主體的行為發生直接相互作用時的決策以及該決策的均衡問題。借助于博弈論這一強有力的分析工具，“機制設計”、“委托—”、“契約理論”等已被推向當代經濟學的前沿。20世紀經濟學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還表現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為經濟活動的一個部門來對待。不僅將政府的經濟活動納入到宏觀經濟活動中，而且將政府的經濟行為和經濟政策作為能動的經濟力量加以運用，使之成為影響和調節宏觀經濟活動與狀況的重要機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斷膨脹、效率低下是的惡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靈”，因此，市場是解決問題的惟一選擇。③
2、宏觀和微觀的聯系得到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的共同重視。
注釋：
①成九雁、秦建華.計量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軌跡[J].經濟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參見〔法〕亨利·勒帕日.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118-150.
參考文獻：
20世紀經濟學之所以產生諸多“革命”和理論創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講，研究方法的演變體現經濟學的發展脈絡。舉其要者，研究方法的變化可歸納為以下十大趨勢。
一、數學化成為經濟學發展的主流趨勢
經濟學應用數學研究的專門化、技術化、職業化甚至到登峰造極的程度，使經濟學更嚴密，表達更準確，思維更成熟。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
第一，宏觀計量分析法是最大貢獻之一。諾貝爾獎獲得者克萊因從上世紀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為宏觀經濟研究開辟新的視野。此后，隨著大型計算機的誕生和使用，經濟結構的各種參數得以推算出來，為制定政策提供依據。第一代計量經濟學家的數理貢獻在經濟學方法論體系的整體性、嚴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發揮的巨大作用主要體現在宏觀經濟研究方面。中國經濟學深受其影響。經濟學理論與計量方法、計量模型，以及國民收入的核算體系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使得宏觀經濟理論從未像現在這樣更貼近現實、更具實用性和可操作性。
對比中國《經濟研究》和《美國經濟評論》，可以看到，自2002年開始，《美國經濟評論》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論文3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開始，《經濟研究》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的論文3比重上升，開始超過《美國經濟評論》。①
第二，計量經濟學長足發展并成為經濟學中一個極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統計學在經濟學中的廣泛使用，并最終成為構建計量經濟學體系的一個重要基礎。《1867-1960年美國貨幣史》是弗里德曼成功運用統計分析的一部經典性著作②，通過一系列的數據統計分析，得出貨幣數量的長期變化和實際收入的長期變化之間具有一種密切的相關性的結論，從而構建弗氏貨幣數量說。統計分析的運用不但支持計量經濟學的發展，還大大推動諸如發展經濟學、國際經濟學、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等新的理論分野和發展。
但是，許多經濟學家都激烈抨擊濫用數學的現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間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各種文章的類型之后，指出“專業經濟學雜志中數學公式連篇累牘，引導讀者從一系列多少有點道理但卻完全武斷的假設走向陳述精確而卻又不切實際的結論”。
二、越來越呈現出實證化和專門化趨勢
實證化，是經濟學研究和表述中，越來越注重對經濟現象的因果聯系進行客觀的、不帶有主觀選擇意味的研究。這是解決實際經濟問題的迫切要求。這種趨勢注重具體經濟而非一般性經濟問題的研究，注重經濟政策而非經濟理論研究。表現為經濟學研究目的的實用性，也表現為現實經濟問題對經濟理論研究的實證要求。與這種趨勢相關，整個西方經濟學理論的發展過程也發生兩次轉換，即先是由重視對經濟波動、就業和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轉換到重視對財政赤字、通貨膨脹、匯率變動和國際收支逆差問題的研究之后，又轉換到重視對經濟周期、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
專門化傾向，是實證化研究深入發展的結果，也是借助日益豐富的分析工具而產生的結果。專門化傾向，是指在現代經濟學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來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經濟學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專業術語，以至于出現只有受過專門訓練的人才能進行經濟學研究和分析、才能夠看懂經濟學論文3。于是，由實證化傾向而來的專門化傾向，通過分析手段的發展和豐富，在加強實證研究技術化傾向的同時，又逐漸脫離實證化。這一特征從凱恩斯主義宏觀計量模型到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的動態模型，表現得越來越明顯。從長期來看，實證化和專門化的傾向仍然在加強，但二者之間的距離卻有加大的跡象。如非線性分析這類跨學科分析方法的引進，也許會引起經濟學的較大變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與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趨勢
“新古典綜合派”在召回凱恩斯以前傳統的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同時，也在宏觀分析方面大膽地恢復均衡分析方法。因為“凱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經濟政策下市場自動均衡的實現和保持機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義各派的經濟理論，始終堅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觀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國經濟學家讓-帕斯卡爾貝納西、馬林沃德，美國的霍瓦德和英國的波茨、溫特等人，他們不僅提出一套和凱恩斯理論體系完全相容的宏觀非均衡學說，而且運用這套理論對中央集權決策經濟的非均衡問題進行分析。正是這些人的努力，使得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得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盡管宏觀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響普遍，但它無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響也在逐步擴大。
摘要：在我國經濟發展的進程當中，國民經濟的增長會受到很多不同因素的影響。其中，勞動力的配置情況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
關鍵詞：農村勞動力;國民經濟
前言:
要素生產的效率、要素投入數量的多少等，都會對經濟產出的規模產生直接的影響。站在經濟學的立場上，將農村勞動力由農業適當的轉向非農業，能夠使勞動力配置效率得到有效的提升，從而推動國民經濟的更快增長。因此，在國民經濟增長當中，對于農村勞動力轉移所做出的貢獻，應當進行細致的研究，從而使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更加科學、合理。
一、勞動力自由流動的作用
在不同部門當中，對于勞動力的配置，可以進行如下假設:在一個國家當中，包括城市地區和農村地區。城市地區是現代經濟部門，主要進行非農業經濟活動。農村地區是傳統經濟部門，主要進行農業經濟活動。在城市地區和農村地區之間，如果政府完全限制了勞動力的流動，那么城市地區和農村地區中的勞動力市場就會處于相互獨立的狀態，同時都能夠保持均衡的勞動力市場。如果在這兩個地區之間，對于勞動力的流動沒有限制，在自由流動的作用下，二者的勞動力市場就會相互融合，從而形成統一的全國勞動力市場。在新古典經濟理論當中，產業或地區之間的薪資待遇差異，是不同產業和地區之間勞動流動的根本性原因。而這種差距反過來可以通過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得以消除。此時，在不同產業和地區之間，勞動力就能夠得到相對均衡的配置狀態[1]。在二元經濟結構當中，為了研究城市與農村勞動力市場從封閉轉變為開放，假設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不會產生費用。在勞動力自由流動之前，由于城市地區缺乏勞動力，因此薪資待遇相對較高。而農村地區由于勞動力充足，因此薪資待遇相對較低。在勞動力市場開放之后，由于城市和農村之間，存在著薪資待遇的差異，因此，農村勞動力會向城市流動。此時，農村地區由于勞動力減少，因此薪資待遇會逐漸上升。而城市地區由于勞動力增加，因此薪資待遇會逐漸下降。理論上說，當城市地區和農村地區的薪資待遇達到相同的時候，勞動力的流動就會停止。在福利方面，由于勞動力的自由流動，無論是城市地區還是農村地區，都會發生變化。由于勞動力的流入，城市地區的工資率下降，因而企業的福利將會增加。而在農村地區，由于勞動力流出，使得工資率上升，也會帶動福利的增加。因此，在勞動力自由流動的作用下，社會總福利的水平將會顯著提高。
二、不同部門勞動力配置邊際生產率的測定
在不同部門勞動力配置的邊際生產率估計當中，通過相應函數的建立，能夠分析農村勞動力轉移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會給城市地區和農村地區產生不同的影響。所以，在GDP的研究當中，應當將其分解為農業和非農業的GDP，并且分別進行生產函數的建立[2]。在農業GDP當中，主要是農業物質、土地、農業勞動力的投入函數。而在非農業GDP當中，主要是資本、非農業勞動力的投入函數。在非農業的勞動力投入當中，農村轉移的勞動力是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由于農業與非農業GDP的綜合，等于全國GDP，所以，可以綜合這些因素，進行方程組模型的聯立，從而對農村勞動力轉移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進行測定。在這種函數模型當中，對于農村勞動力轉移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評估，需要對農業勞動力的投入進行準確的計算。而農村轉移勞動力的處理情況，能夠直接影響到農業勞動力投入的計算。對此，可以假設農村勞動力具有同質性。這樣，農村專業勞動力與未轉移的勞動力的生產率相同，就能夠進行準確的計算。此外，可以對農村勞動力的同質性進行驗證。根據相應的統計檢驗，如果證明該條件為真，則說明農村專業勞動力與未轉移勞動力的生產率相同，因而農村勞動力總量與農村轉移勞動力數量之差，就是農業勞動力的投入。而如果統計檢驗的結果為假，則說明農村轉移勞動力與未轉移勞動力之間的生產率不同。那么就需要對農村轉移勞動力的數量利用生產率差異系數進行調整，然后在按照上述方法計算。
三、函數模型的結果評估
從農業GDP的生產函數估計結果當中，能夠看出，所有的結論與之前分析的結構基本一致。從中可以看出，對于農業GDP的發展來說，農業物質投入所產生的影響，要大于土地面積和勞動力投入等因素，這種情況與中國的實際國情十分吻合[3]。正是由于中國農村勞動力剩余量十分巨大，使得農業勞動力生產率始終得不到有效的提升。在非農業GDP的生產函數估計結果中，也與之前的分析結果一致。對于非農業產出來說，資本的投入具有更大的影響力。就勞動力投入來說，其對非農業GDP的影響要高于農業GDP。通過函數分析結果可以看出，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對于非農業國民經濟增長來說，具有積極的作用，而對于農業國民經濟增長來說，具有一定的消極作用。對此，要想真正評價農村勞動力轉移對國名經濟增長的貢獻，還需要對二者之間的凈效應進行計算。同時，這也是農村轉移勞動力與未轉移勞動力之間邊際生產率的比較[4]。通過對比計算發現，無論是在中西部地區還是東部地區，農村勞動力的轉移，都會對勞動力生產率帶來十分積極的影響。所以，由此證明了，農村勞動力轉移對國民經濟增長具有十分良好的貢獻，并且能夠同時促進農業和非農業勞動力生產率的提升。
結論:
在我國經濟發展的進程當中，國民經濟的增長會受到很多不同因素的影響。其中，勞動力的配置情況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農村勞動力向城市中的轉移，能夠有效平衡城市與農村之間的勞動力分配，從而使二者的勞動力生產率和工資率得到合理的優化與改善。在這種情況下，國民經濟增長將會得到顯著的提高。由此可以看出，農村勞動力轉移對國民經濟增長，具有很大的貢獻。
參考文獻
1、馬克思與西方經濟學國民收入理論比較的再研究張建君;經濟評論2006-07-15
2、中國經濟失衡根源在于國民經濟初次分配制度的缺陷基于人的發展經濟學視角巫文強;改革與戰略2010-06-20
國民經濟學論文范文二：創新國民經濟管理論文
摘要：總之，國民經濟管理制度理念創新涉及的內容比較多，而創新又是現代經濟發展必不可少的過程，因此我們對國民經濟管理理念創新進行了探討分析，希望能夠為其創新和改革提供一些幫助。
關鍵詞：創新國民;經濟管理
1從管理層面看國民經濟管理制度理念的創新環節
內容理念的創新。我們比較習慣的國民經濟管理內容無外乎是物資資本以及貨幣資本的投入產出，對自然資源進行管理，物資資源的流動，貨幣資金的存取等來進行經濟管理，管理內容也僅在于資金的運作、物資的調動，勞動力也是這些運作和調動中的一個內容。這樣的國民經濟內容單純以物質和資金流動來當做主線。因為傳統的粗放經濟模式，人們對于物資的需求比較高，占的比重也比較多，而如今有了變化，因此需要對內容理念進行創新。
2從運行層面看國民經濟管理制度理念的創新環節
(1)政府組織的變革
政企分開以及政經分開，政府組織不直接參與經濟活動領域，由民營企業進入其中，參與競爭，給民眾創業提供條件，給經濟創新提供基礎，清除創新路上的阻礙，提供便利。尤其是政府組織的領導，應該要打破行政壟斷，讓組織結構退出經濟領域。如果政府在經濟領域過度的活躍，乃至于與民眾爭奪利益的時候，那么就不能夠讓經濟的自由全面發展得以實現，從民眾可以自由競爭的經濟領域中退出來，對民眾組織進行扶植，建立社會公共經濟組織，促使民眾組織得到健康的發展。
(2)國民經濟管理組織中的社會自組織生長起來
構成國民經濟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設立第三部門來對法治經濟秩序責任進行承擔，能夠幫助政府緩解負擔，同時提升了經濟的民主性，對法治社會的完善具有非常大的幫助，這也是國民經濟管理一直以來都希望能夠實現的目的。社會自組織系統是必須存在的，企業和國家之間形成的社會自組織系統能夠確保國民經濟管理的正常運行。新的國民經濟管理組織除了注重上下級關系之外，微觀主體活力也是其關注的焦點，希望能夠將微觀和宏觀主體聚合能量給無限放大。
(3)權利平衡和分割的組織結構
政府進行國民經濟管理是利用其行政身份，而當其職能發生了轉變之后，其有了更多的責任，因此，新的國家經濟管理組織中，權利應該劃分得更清楚，防止相互之間的推諉現象，避免責任無法追究的情況發生。
3結語
總之，國民經濟管理制度理念創新涉及的內容比較多，而創新又是現代經濟發展必不可少的過程，因此我們對國民經濟管理理念創新進行了探討分析，希望能夠為其創新和改革提供一些幫助。
1中國經濟學的目標
中國雖然已經初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還存在兩個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計劃經濟體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徹底觸動，深層問題沒有完全解決；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穩固，在具體實施中還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設一門能反映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特點和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特色的中國經濟學是有必要的。這也是中國經濟學的根本目標所在，而中國經濟學的具體目標可分為體制結構、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三個部分。
體制結構目標主要從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來分析，所有制結構和個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體系較為完善。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經濟運行目標和宏觀經濟運行目標。微觀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企業和企業制度的完善及國企改革的推進、社會主義市場機制、市場體系、社會主義市場秩序和規則較為完善。宏觀經濟運行目標是實現總供給與總需求及其相互關系的平衡、宏觀經濟調控目標順利實現、政府職能得到完善等。經濟發展的目標就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增長目標（包括經濟增長的目標和經濟增長方式等）和經濟發展目標（包括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發展與經濟結構、中國二元經濟結構、對外開放和經濟全球化的關系、科學發展觀及經濟與社會的和諧發展等）。
2中國經濟學面臨的困境
2.1經濟學被邊緣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團隊萎縮
在中國經濟學被邊緣化，甚至已無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馬思主義經濟理論課程已被嚴重壓縮，中國經濟學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關西方經濟學的內容，有關經濟學內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雖然打著經濟學的招牌如《勞動價值論》，卻在宣揚資產階級要素價值論的觀點。
其次，經濟學專業的研究生對經濟學的學習不感興趣，更談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們在學期間發表的經濟學論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經濟學的不到10篇。經濟學專業的教學隊伍中從事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者也日益縮小。
2.2中國經濟學傳統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嚴重滯后于國際化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改革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仍嚴重滯后于國際上經濟學專業的新發展。首先，教學內容重復。以經濟學專業學生為例，大學本科階段學習的政治經濟學內容在高中就曾經完整的學習過，研究生階段則開設專題性課程，但在體系性、知識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沒有差異。其次，理論體系被人為割裂。一是將政治經濟學從體系中分割出來。二是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在范疇與原理上沒有科學銜接，尚未建立整體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再就是，教學方式的“封閉性”。當前中國經濟學教學缺少足夠的教學參觀或社會調查等課外活動。
2.3經濟理論脫離經濟現實，教學方式扼殺學生的創新精神
首先，理論脫離經濟現實，難以滿足本土化的要求。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理論來源于實踐，目前，中國經濟學的教學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師選定一本教材，以教材為中心開展教學活動。國內經濟學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較長，教材內容與現實經濟問題極易產生距離與脫節；再者，由于國內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論，西方理論與中國經濟現實本身也有距離。其次，“滿堂灌式”教學，忽視教學過程，扼殺了學生的創新精神。在課堂教學中，老師不可能講清楚全部的經濟學理論，這就要求老師主要傳授學生科學合理的學習方法，提高學生自學能力和解決分析問題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記硬背和機械化訓練，則缺乏課堂交流和學習能力的培養。
2.4理論研究缺乏規范性，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存在偏差
在過去幾十年間經濟學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當數量的重大基礎理論問題還認識模糊。這一點在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認識問題上表現得尤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為切入點開始經濟學分析？用什么作為主線將這種理論體系貫穿起來？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場經濟怎樣才能真正與社會主義、與公有制有機結合起來？對這些根本問題的認識尚缺乏基本規范，認識相當混亂。
在研究過程中，明顯地存在著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的偏差問題。學術界存在兩種片面傾向：一是排斥和輕視西方經濟學理論，對于現代西方的經濟學理論采取一種簡單否定的態度；一是把西方經濟學特別是主流經濟學當作唯一科學的經濟學理論，忽視它所具有的意識形態的成分，否定經濟學的科學意義和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作用。總起來看，后一種傾向在當前呼聲甚高。此外，中國經濟學研究中也存在諸如選題過于寬泛、研究結論草率等其它問題。
3中國經濟學的構建
在這種背景下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將西方經濟學中意識形態理論與市場經濟理論相分離，將市場經濟理論的科學成份嵌入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之中，實現兩種經濟學說的整合不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西方經濟學均衡分析理論
勞動價值論更多關注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本源性問題，為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及其運動規律提供了理論依據。均衡分析理論更多描述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外在表現，為揭示價格與供求的內在關系及其資源優化配置規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國經濟學研究對象和任務已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資源優化配置，將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可以克服馬克思經濟學說價格變動分析的不足，賦予勞動價值論以新的時代內涵。
3.2整合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和西方經濟學經濟人假設
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注重全社會成員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認為勞動僅僅是謀生手段，這種分析框架揭示了社會主義勞動者之間生產關系及其行為動機的本質特征，但難免帶有計劃經濟的局限。西方經濟學中關于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反映了市場經濟主體行為動機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卻“往往具有非社會性和非歷史性的傾向”。將兩種行為動機理論整合為在全社會各階級各階層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
3.3整合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思想和西方發展經濟學
馬克思晚年時期未能構建起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廣義政治經濟學。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興起發展經濟學，先后經歷了從結構主義到新古典學派，再到以人為本的發展經濟理論；從宏觀模式的經濟增長理論到微觀分析的人類發展理論。這些理論均從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經濟落后國家擺脫貧窮落后、實現工業化、經濟市場化、社會化、現代化的發展規律。將西方發展經濟學的科學因素嵌入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理論，是中國選擇適合國情的科學發展戰略的需要。
3.4整合馬克思階級分析理論和西方新制度經濟學
在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來生產方式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動力源及各勞動者階級之間以及階級成員內部潛在的利益矛盾對其的影響。而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制度經濟學則從供求關系、均衡價格的技術分析轉向了產權關系、交易費用的制度分析，從而揭示了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與社會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條件下，產權界定、國家干預以及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制度創新和制度安排對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重要作用。盡管新制度經濟學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但不妨礙我們將該學說中的科學因素嵌入經濟學階級分析理論框架中。
4中國經濟學的發展趨勢
4.1走向規范和實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的研究視野不斷開闊，方法不斷創新，比較成功地實現了傳統經濟學研究范式向現代經濟學研究范式的轉型，越來越走向規范化。但是，中國經濟學從總體上看還是不成熟的。基礎理論還比較薄弱，研究方法還比較落后，學科規范還不夠嚴格，中國經濟學作為一種科學體系還在形成，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規范。建立學術規范，發展學術評價，是中國經濟學進一步發展和提高的重要條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中國經濟學理論仍然落后于實踐，中國經濟學理論的發展仍受著傳統思維方式的束縛。為此，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實際。對于中國經濟學來說，當務之急是要從實際出發，搞清楚中國所面臨的究竟是什么樣的經濟問題，仔細分析問題背后的原因，找出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法和途徑并且揭示出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超級秘書網
4.2走向開放和世界
經濟學的開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決于是否經得住實踐的檢驗，而不論源于何時，出于何人，來自何方。經濟學走向開放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堅持引進來，將外來的理論綜合到中國經濟學理論和中國實踐中去；二是堅持走出去，要加強交流和不同學科間的聯系，進行多學科理論、多元研究方法與手段的綜合運用。
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學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國經濟學走向世界，必須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須立足經濟，關注技術，立足當代，面向未來，使中國經濟學的研究始終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參考文獻
［1］祝茂.轉型期中國經濟問題探索——第四屆中國經濟學年會觀點綜述［J］.南開經濟研究，2005，（1）:100-103.
［2］趙凌云.中國經濟學研究與教學存在的基本問題與解決思路［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06，（4）:6-7.
中圖分類號：F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09）03-0008-02
1 中國經濟學的目標
中國雖然已經初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還存在兩個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計劃經濟體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徹底觸動，深層問題沒有完全解決；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穩固，在具體實施中還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設一門能反映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特點和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特色的中國經濟學是有必要的。這也是中國經濟學的根本目標所在，而中國經濟學的具體目標可分為體制結構、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三個部分。
體制結構目標主要從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來分析，所有制結構和個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體系較為完善。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經濟運行目標和宏觀經濟運行目標。微觀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企業和企業制度的完善及國企改革的推進、社會主義市場機制、市場體系、社會主義市場秩序和規則較為完善。宏觀經濟運行目標是實現總供給與總需求及其相互關系的平衡、宏觀經濟調控目標順利實現、政府職能得到完善等。經濟發展的目標就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增長目標（包括經濟增長的目標和經濟增長方式等）和經濟發展目標（包括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發展與經濟結構、中國二元經濟結構、對外開放和經濟全球化的關系、科學發展觀及經濟與社會的和諧發展等）。
2 中國經濟學面臨的困境
2.1 經濟學被邊緣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團隊萎縮
在中國經濟學被邊緣化，甚至已無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馬思主義經濟理論課程已被嚴重壓縮，中國經濟學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關西方經濟學的內容，有關經濟學內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雖然打著經濟學的招牌如《勞動價值論》，卻在宣揚資產階級要素價值論的觀點。
其次，經濟學專業的研究生對經濟學的學習不感興趣，更談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們在學期間發表的經濟學論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經濟學的不到10篇。經濟學專業的教學隊伍中從事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者也日益縮小。
2.2 中國經濟學傳統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嚴重滯后于國際化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改革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仍嚴重滯后于國際上經濟學專業的新發展。首先，教學內容重復。以經濟學專業學生為例，大學本科階段學習的政治經濟學內容在高中就曾經完整的學習過，研究生階段則開設專題性課程，但在體系性、知識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沒有差異。其次，理論體系被人為割裂。一是將政治經濟學從體系中分割出來。二是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在范疇與原理上沒有科學銜接，尚未建立整體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再就是，教學方式的“封閉性”。當前中國經濟學教學缺少足夠的教學參觀或社會調查等課外活動。
2.3 經濟理論脫離經濟現實，教學方式扼殺學生的創新精神
首先，理論脫離經濟現實，難以滿足本土化的要求。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理論來源于實踐，目前，中國經濟學的教學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師選定一本教材，以教材為中心開展教學活動。國內經濟學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較長，教材內容與現實經濟問題極易產生距離與脫節；再者，由于國內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論，西方理論與中國經濟現實本身也有距離。其次，“滿堂灌式”教學，忽視教學過程，扼殺了學生的創新精神。在課堂教學中，老師不可能講清楚全部的經濟學理論，這就要求老師主要傳授學生科學合理的學習方法，提高學生自學能力和解決分析問題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記硬背和機械化訓練，則缺乏課堂交流和學習能力的培養。
2.4 理論研究缺乏規范性，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存在偏差
在過去幾十年間經濟學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當數量的重大基礎理論問題還認識模糊。這一點在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認識問題上表現得尤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為切入點開始經濟學分析？用什么作為主線將這種理論體系貫穿起來？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場經濟怎樣才能真正與社會主義、與公有制有機結合起來？對這些根本問題的認識尚缺乏基本規范，認識相當混亂。
在研究過程中，明顯地存在著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的偏差問題。學術界存在兩種片面傾向：一是排斥和輕視西方經濟學理論，對于現代西方的經濟學理論采取一種簡單否定的態度；一是把西方經濟學特別是主流經濟學當作唯一科學的經濟學理論，忽視它所具有的意識形態的成分，否定經濟學的科學意義和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作用。總起來看，后一種傾向在當前呼聲甚高。此外，中國經濟學研究中也存在諸如選題過于寬泛、研究結論草率等其它問題。
3 中國經濟學的構建
在這種背景下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將西方經濟學中意識形態理論與市場經濟理論相分離，將市場經濟理論的科學成份嵌入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之中，實現兩種經濟學說的整合不僅必要而且可行。
3.1 整合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西方經濟學均衡分析理論
勞動價值論更多關注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本源性問題，為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及其運動規律提供了理論依據。均衡分析理論更多描述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外在表現，為揭示價格與供求的內在關系及其資源優化配置規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國經濟學研究對象和任務已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資源優化配置，將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可以克服馬克思經濟學說價格變動分析的不足，賦予勞動價值論以新的時代內涵。
3.2 整合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和西方經濟學經濟人假設
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注重全社會成員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認為勞動僅僅是謀生手段，這種分析框架揭示了社會主義勞動者之間生產關系及其行為動機的本質特征，但難免帶有計劃經濟的局限。西方經濟學中關于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反映了市場經濟主體行為動機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卻“往往具有非社會性和非歷史性的傾向”。將兩種行為動機理論整合為在全社會各階級各階層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
3.3 整合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思想和西方發展經濟學
馬克思晚年時期未能構建起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廣義政治經濟學。自20 世紀50 年代以來，西方興起發展經濟學，先后經歷了從結構主義到新古典學派，再到以人為本的發展經濟理論；從宏觀模式的經濟增長理論到微觀分析的人類發展理論。這些理論均從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經濟落后國家擺脫貧窮落后、實現工業化、經濟市場化、社會化、現代化的發展規律。將西方發展經濟學的科學因素嵌入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理論，是中國選擇適合國情的科學發展戰略的需要。
3.4 整合馬克思階級分析理論和西方新制度經濟學
在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來生產方式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動力源及各勞動者階級之間以及階級成員內部潛在的利益矛盾對其的影響。而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制度經濟學則從供求關系、均衡價格的技術分析轉向了產權關系、交易費用的制度分析，從而揭示了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與社會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條件下，產權界定、國家干預以及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制度創新和制度安排對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重要作用。盡管新制度經濟學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但不妨礙我們將該學說中的科學因素嵌入經濟學階級分析理論框架中。
4 中國經濟學的發展趨勢
4.1 走向規范和實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的研究視野不斷開闊，方法不斷創新，比較成功地實現了傳統經濟學研究范式向現代經濟學研究范式的轉型，越來越走向規范化。但是，中國經濟學從總體上看還是不成熟的。基礎理論還比較薄弱，研究方法還比較落后，學科規范還不夠嚴格，中國經濟學作為一種科學體系還在形成，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規范。建立學術規范，發展學術評價，是中國經濟學進一步發展和提高的重要條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中國經濟學理論仍然落后于實踐，中國經濟學理論的發展仍受著傳統思維方式的束縛。為此，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實際。對于中國經濟學來說，當務之急是要從實際出發，搞清楚中國所面臨的究竟是什么樣的經濟問題，仔細分析問題背后的原因，找出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法和途徑并且揭示出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
4.2 走向開放和世界
經濟學的開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決于是否經得住實踐的檢驗，而不論源于何時，出于何人，來自何方。經濟學走向開放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堅持引進來，將外來的理論綜合到中國經濟學理論和中國實踐中去；二是堅持走出去，要加強交流和不同學科間的聯系，進行多學科理論、多元研究方法與手段的綜合運用。
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學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國經濟學走向世界，必須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須立足經濟，關注技術，立足當代，面向未來，使中國經濟學的研究始終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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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oughtheassumptionofeconomicmancriticizedbydifferentschools,it’sbasiccoreisstillreasonable.Ifwecanovercometheassumption’ssomelimitationsandmakeitperfect,itwillbeusedforreferenceforChineseeconomics.
Keywords:Economicman;thereasonedcore;useforreference
“經濟人”是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假設，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研究的出發點。盡管這一概念自提出之日起就受到了種種批評，但其基本內核仍然是合理的，對中國經濟學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經濟人”假設的演變和發展
“經濟人”概念并不是近代才提出來的。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的一些思想家就明確指出，趨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孔子指出，人具有追求富貴、逃避貧賤的心理傾向：“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1荀況對人性進行了詳細的論述，提出了有關人性的一些基本命題：（1）人性是先天生就的：“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2）人性是人所共有的：“凡人之性者，堯、舜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與小人，其性一也。”（3）人的本性是惡的：“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生而有疾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2墨子、商鞅、韓非也認為，追求名利、趨利避害是人的本性。《管子》對“經濟人”的論述更為全面：人的本性“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繼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3可見，《管子》已把追求經濟利益視為人們從事各種經濟活動的根本動力。中國先秦時期的思想家對人性的論述，是“經濟人”概念的雛形。但奴隸社會的主要經濟基礎是自然經濟，自然經濟社會中人與人的經濟關系是簡單明了的，沒有產生經濟學的社會基礎。因此，這種“經濟人”概念不可能成為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假設。
孟德維爾是近代較早提出“經濟人”概念的作家。他在《蜜蜂寓言，或個人劣行即公共利益》一書中，提出了一個重要思想：每個人自由地進行利己的活動，會自然而然地促進全社會的繁榮，而且其效果要比以非利己為目的而進行的活動大得多。他指出：在蜜蜂的社會里，如果（被認為的）劣行和奢侈風行，那么這個社會就繁榮昌盛；如果代之以（被認為的）道德和簡樸，那么這個社會就冷落衰退。他還認為，一個人之所以成為社會動物，不是友情，不是善性，不是惻隱之心，不是裝模作樣的殷情厚意，而是他那最卑鄙和最可惡的本性，這本性是使他能夠適合于這個最大的、世俗地說也就是最幸福和最繁榮的社會的最必要的條件。
但《蜜蜂寓言》畢竟不是一本嚴格的經濟學著作。最初把“經濟人”假設引入經濟學，并使之成為經濟學的出發點的，是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他在《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中，明確提出了“經濟人”的概念。他指出：“人類幾乎隨時隨地需要同胞的協助，想要僅僅依賴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如果他能夠刺激他們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訴他們，給他作事，是對他們自己有利的，他要達到目的就容易多了。不論是誰，如果要與旁人作買賣，他首先要這樣提議。請給我所要的東西吧，同時你也可以得到你所要的東西，這句話是交易的通義。……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夫、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自于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說喚起他們利他心，而說喚起他們利己心的話。我們不說自己有需要，而說對他們有利。”4但是，按自利原則行事，并不能保證人們不去做有悖于常理的事情。為了使經濟學有別于精神分析學或精神病理學，還必須假定“經濟人”的自利行為同時也是一種理。在斯密的時代，理性作為一種不言自明的假定隱含在所有經濟行為的描述中。“經濟人”的每一種行動，不是出于任意的想象或盲目的沖動，而是以可以理解的方式進行的，或者說，是可以從利害得失的比較中推導出來的行動。在斯密那里，理性表現為對得失和盈虧的正確計算。5在斯密看來，自利原則不僅是個人經濟行為的原始動因，而且是促進整個社會發展的“第一推動力”。人們在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時，會在一只“看不見的手”的引導下，最大限度地增進全社會的利益。在從事經濟活動時，每個人所考慮的不是社會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是，在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下，他對自身利益的追求自然會或不如說必然會引導他將資源運用于最有利于社會的用途。因此，埃奇沃思把人的行為受自身利益的驅使稱為“經濟學的第一原理”。
西尼爾在經濟學說史上第一次區分了實證經濟學和規范經濟學，并第一次明確提出了這樣一種思想：經濟學的基礎是為數不多的幾個一般的理論前提，這些理論前提是公認的公理，用不著加以證明。從這些前提可以推演出各種經濟學理論。他把這些理論前提歸納為四個：（1）每個人都企圖用盡可能少的犧牲求取最大限度的財富。（2）人口的增長有超過生活資料增長的趨勢。（3）勞動者借助于機器進行勞動，能夠生產出剩余的純產品。（4）農業受報酬遞減規律的限制。6其中的第一個前提，進一步發展了斯密的“經濟人”概念。
約翰•穆勒發揮了西尼爾第一個理論前提所包含的思想，第一次提出了“經濟人”的術語，并從方法論的角度對這一概念的合理性和內涵做了詳細的論述。他于1944年出版了《經濟學上若干未解決的問題》的經濟學論文集。在該書中，他把“經濟人”與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聯系起來。他指出，政治經濟學并不是論述社會中人類的一切行為，它所關注的人僅僅是作為一個人，他占有財富的愿望，而且他賦有達到這種目的的能力，它將其他每一種人類或動機完全抽象掉。政治經濟學認為，人類把全部精力都用于取得和消耗財富，這并不是說人類生活真正是這樣組成的，而是因為這是科學要前進而必須采取的方式。政治經濟學探索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沒有其他欲望的阻礙，這種欲望所產生的行為是什么。因此，穆勒“經濟人”概念的內涵，是從人類行為的各種動機中抽象出來的經濟動機，其中最主要的是財富最大化的動機，這種動機要受有限的收入和對閑暇的喜愛的制約。穆勒所說的“經濟人”，就是在一定的約束條件下追求自身財富最大化的人。
19世紀70年代的“邊際革命”，使經濟學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而“經濟人”概念也朝著精細化方向發展。邊際學派把注意力從對經濟世界的一般描述轉向市場本身更復雜的模型。它強調個人作為消費者和生產者對希望與欲望的滿足。在完全競爭的條件下，對效用的計算支配著個人的理性選擇，并引起價格調整過程。這個調整過程是走向均衡的理想條件。在均衡狀態下，所有資源都被充分調動起來，以便更好滿足需求。瓦爾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論對此做出了最好的詮釋。他從家戶的效用最大化行為出發，得出家戶對各種產品的需求函數和對各種要素的供給函數，從廠商的利潤最大化行為出發，得出廠商對各種產品的供給函數和對各種要素的需求函數，并把各種商品（產品和要素）的供給和需求都看作所有商品價格的函數。以此為基礎，瓦爾拉斯對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穩定性和效率性進行了系統的論述。至此，“經濟人”的概念始終與經濟行為的動機聯系在一起。
20世紀30年代，邏輯實證主義進入經濟學。這種實證主義認為，無需關心“經濟人”的心理假定是否正確，只要他的行為與預測的結果相一致就可以了。受這種哲學觀的影響，“經濟人”的概念日益具有行為主義的色彩，并補充了一些新的內容，如偏好的可傳遞性公理。其含義是：如果你認為A優于B，B優于C，那么你一定認為A優于C。可傳遞性公理使經濟學家可以使用數學方法來描述和分析個人行為。20世紀50年代，“經濟人”理由莫里斯•阿萊斯提出了更明確的定義，并為西方經濟學家所普遍接受。他指出，按照科學的邏輯，如果一個人被看成理性的，那么：（1）他追求的目標是相互一致的；（3）他使用的手段與他追求的目標相適應。所謂目標的相互一致，其含義和偏好的可傳遞性相同，即一個人不能認為A優于B，B優于C，而又認為C優于A。手段與目標相一致是指，手段正好是達到目標所必要的條件，即不能出現“南轅北轍”的現象。當個人行為出現上述兩種不一致時，這種行為就視為非理性的。但主流經濟學假定，在市場上活動的各交易當事人，其行為都符合理性的要求。在此基礎上，阿羅和德布魯運用數學上的不動點定理，對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問題進行了嚴格的論證。之后，一般均衡理論獲得了許多發展，但這種發展大多是枝節性的。
二、“經濟人”假設招致的批評
早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就有人對“經濟人”概念提出過零星的批評，約翰•穆勒則從方法論的角度論證了這一概念的正當性。美國經濟學家凱里直接對穆勒的觀點提出了批評。他指責說，英國古典經濟學家提供給我們考慮的是一種純粹的野獸，這種“政治—經濟人”褻瀆了大寫的“人”。他們的理論只討論人的最低本能，而把人的最高尚利益看作是純粹干擾其理論體系的東西。
德國歷史學派對“經濟人”概念的批評同樣是強烈的。克尼斯認為，“經濟人”觀念實際上是說人總是受純粹自私動機的驅使，這就是否認有任何良好動機的存在，就等于把人看作具有許多在作用上互不相關的心理活動中心的生物。希爾德布蘭德則指出，以孤立的個人經濟動機作為分析的基礎，就是把政治經濟學變成了一部單純的利己主義的自然歷史。抽象的“經濟人”并沒有反映人的全貌。實際上，“人作為社會的一員，是文明的嬰兒和歷史的產物。人的需要、人的人生觀、人和物質對象的關系以及他和他人的關系，都不會相同的。地理影響著他們，歷史改變著他們，而教育的進步可能完全改造他們。”7布倫坦諾也批評說，斯密的“經濟人”是經濟的利己主義者，是惟利是圖的“抽象的人”。
歷史學派在美國的變種——制度學派對“經濟人”概念也持批評態度。凡勃倫認為，新古典主義的完全競爭體系，連同其潔白無暇的“經濟人”，當然是科學想象的功績，但不是對事實的有力表現。它是科學推理的一種權宜之計，而且只能用到一些抽象原理和基本的科學法則上，而這些原理和法則僅存在于抽象領域內。可是，一旦這樣做了，這些原本不是實際上的東西卻被理解為真實的而被接受，成為研究思想習慣的一種有效成份，形成關于事實的知識。新古典理論不僅不能有效地解釋現代社會，反而有害于人們對社會真象的探討。新古典經濟學失敗的根本原因，在于它那種非歷史的、簡化的“經濟人”人性觀。這種“經濟人”以享樂主義心理學為基礎，把人視為“純粹的一束欲望”，是完全錯誤的。他不同意新古典經濟學關于“經濟人”總是很小心地使每一美元花費帶來的效用相等的觀點，認為從“生活進程”的角度看，新古典經濟學原理對決定福利水平并沒有真正的作用。因為消費者對商品的當前享受，更多地取決于其他人的消費方式、習慣、炫耀的需要和明顯消費，而不是取決于理性計算。他還提出“社會人”的概念，以取代新古典主義的“經濟人”。8
西蒙對“經濟人”假設的批評，主要針對其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他認為，由于環境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類認識能力的有限性，個人不可能把所有的價值考慮統一到單一的綜合性效用函數當中。了解所有備選方案及其實施后果實際上是辦不到的。所以，人們在決策過程中所尋求的并非最優解，而是滿意解。西蒙特別強調人自身理性能力的限制，主要表現在個人無法準確無誤地接受、儲存、檢索、傳遞和處理信息。因此，他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我們可以把那類考慮到活動者信息處理能力限度的理論稱為有限理性論。”9在他看來，“有限理性”比“完全理性”更接近于現實。
X效率學派不同意新古典經濟學關于“經濟人”具有完全理性的觀點。萊賓斯坦指出，個人具有兩種不同的人格傾向。一方面，個人希望像他們所應該的那樣行動，即堅持標準，使用“嚴格的”決策程序，進行精確的計算，努力追求最大化。這種人格傾向稱為“超我功能”。另一方面，個人又希望像他們所喜歡的那樣行動，即本能地不受約束，使用“松散的”決策程序，不注意細節，不用心追求最大化。這種人格傾向稱為“本我功能”。由“超我功能”決定的受約束和由“本我功能”決定的不受約束，是個人人格特征的兩個“極端點”，這兩個極端點之間存在一系列中間狀態。新古典理論那種完全關心約束的“理性經濟人”，只是一個極端的特例，是某些人在某些時候可能采取的特殊決策程序。一般人通常采取的決策方式則介于兩個極端點之間，這種人被稱為“有選擇理性的人”。因此，“完全理性的決策是一種特例，通常，決策只是有選擇的理性。”10
新制度經濟學也對“經濟人”假設提出了批評。威廉姆森接受了西蒙的“有限理性”說，認為“經濟人”的自利行為常常會導致機會主義，即經濟中的人不但自利，而且為了利己不惜去損人。他會借助于不正當的手段去謀取利益，會隨機應變，投機取巧，有目的、有策略地利用信息，按個人目的對信息進行篩選和扭曲，并違背對未來的承諾。因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不可能對復雜和不確定的環境有完全的了解，所以一些人可能利用信息優勢向對方說謊和欺騙，或利用某些有利的談判地位背信棄義，要挾對方，以謀取私利。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時間都會按機會主義方式行事，但總有一些人在有的時候會采取這種行為方式。問題在于，人們事先很難知道什么人、在什么時候、按什么方式采取機會主義行為。在交易雙方以前沒有交往或交往很少的情況下，尤其如此。諾斯則強調意識形態的重要性。意識形態是決定個人觀念轉化為行為的道德和倫理的信仰體系，它通過提供給人們一種世界觀而使行為決策更加經濟，能對人的行為產生強有力的約束作用。他承認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假設，但認為特定的意識形態對“經濟人”的機會主義具有“淡化”作用。人類的利他行為和克服了“搭便車”動機的大集團行動，就源于意識形態的作用。
行為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人”理性同樣持批評態度。它要求“經濟人”理性和“非經濟人”理性兩分經濟學的天下。“經濟人”理性的要求效用最大化，行為經濟學也講功利最大化，但這個功利最大化是指快樂最大化。行為經濟學成為正統新古典經濟學的叛逆者，不在于它屬于心理學陣營，而在于它不承認“經濟人”理性。首先，它不承認“經濟人”這個前提，認為人的本性中有利他的一面，可以從利他中直接得到快樂，不承認利他是從利己中派生的。其次，它不承認“理性”作為絕對前提，不管是完全理性，還是有限理性，都不是無條件承認。它認為，人可以依據非理性直接行事，而按理性行事反而可能是派生的。此外，非理性是指“非經濟人理性”，而不是否定理性。
如果說，上述批評都只是針對“經濟人”假設的某個方面展開的，那么Tormer對“經濟人”的批評則是全方位的，批評的依據是生命周期說和需求層次說。根據Wilber的生命周期說，人的發展過程可以分為三個基本的發展階段：（1）潛意識或前個人階段，（2）自我意識或個人階段，（3）超意識或超個人階段。人在剛出生時，無論對于內部與外部，主體與客體，身體與環境，都是沒有分離的。在潛意識的發展階段，小孩開始認識到外部世界和自己的不同，并開始以本能的、沖動的、本我的方式與外部世界互動。在這個過程中，個人逐漸產生一種與外部世界不同的自我意識。在發展階段過程中，個人開始從潛意識狀態中覺醒，并逐漸獲得語言能力，開始使用符號和概念，學習承擔各種角色、遵守規則，發展出理性理解、內省思考、演繹推理和社會可接受的行為能力。最終，個人發展出整合思考、把觀念與觀念、事實與事實、心靈與肉體聯系起來的能力。在超個人階段，個人可獲得比日常的、外部導向的經驗更敏銳的意識過程，獲得一種更高的精神意識，從而超越自我，經歷極樂，與神性相通，甚至與神性合二為一，最終達到非二元體的、無主客體之分的狀態。
這些階段又可進一步劃分為兩個部分：外部弧和內部弧。外部弧是從潛意識到自我意識的運動，其特點是自我維護，個體化，征服外部世界。內部弧是從自我意識到超我意識的運動，其特點是自我實現，向內發展，超越自我，實現物我一體。
根據Maslow的需求層次說，人的需求由低到高可分為六個不同的層次。它們是：（1）生理的需要，（2）安全的需要，（3）歸屬或愛的需要，（4）自尊的需要，（5）自我實現的需要，（6）超然存在的需要。當較低層次的需要得到滿足，而輔助條件存在時，較高層次的需要就會出現并居于優勢地位。每一個層次向下一個層次的發展，都涉及到一種轉化，在這種轉化中，較低層次的元素包含并整合在較高的層次之中，較高層次的元素與較低層次的元素沒有分別，但與更高層次的元素有分別。Tormer認為，Maslow的需求層次說和Wilber的生命周期說在實質上是一致的。
Tormer認為，從人性的觀來看，“經濟人”假設存在明顯的缺陷。第一，“經濟人”只關注自我是有缺陷的。盡管人類追逐自我利益是正確的，但重要的是他們在什么程度上主要關注自我利益。對于那些已經達到外部弧的終點的任一階段的個人來說，這一點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確的。但是對于那些在內部弧上達到更高階段的人來說，其正確性就非常有限。第二，“經濟人”關于個人與物質的人類世界相分離的觀點是有缺陷的。對于處于較低發展階段的個人來說，他還沒有實現與外部世界的分離，而對于處于向超我階段發展的個人來說，他已經程度不同地和外部世界融為一體了。第三，“經濟人”機械般的理性是有缺陷的。在前個人階段，年輕人還沒有獲得理性所需要的想象、概念和計算能力。而在超自我階段，個人的確已經具有理性經濟行為所需要的心理能力，但他們又不會以這種方式行事，因為他們的行為更具有整合性。只有那些處于個人階段的人，才會大致按理性“經濟人”的方式行事。第四，“經濟人”的非反思方面是有缺陷的。對那些處于個人階段的較高層次和超個人階段的個人來說，這一點尤為正確。由于教化和社會化的作用，他們已經內化了道德的、倫理的、宗教的及其他方面的觀念，而這些觀念會促使他們對選擇的正確與錯誤進行反思。第五，“經濟人”的不改變的方面也是有缺陷的。從Wilber的生命周期說可以看出，隨著人的潛力的發展，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人性也會發生重大變化。從這個意義上說，人性不是一成不變的。11
三、“經濟人”假設的合理內核
如上所述，“經濟人”概念在西方學術界招致了許多的批評。這些批評雖然未必全部正確，但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
第一，“經濟人”概念是歷史的，還是非歷史的？歷史唯物論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范疇是經濟關系的理論表現。在原始社會，人們利用公有的生產資料共同勞動，產品在社會成員之間平均分配。個人尚未脫離氏族或公社的臍帶，還意識不到個體的存在，因而沒有個人利益的觀念。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分工和交換關系出現，原始社會解體，公有制被私有制所取代。人們開始意識到個體的存在，并開始追求個人利益。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奴隸社會的一些思想家提出了人的本性是趨利避害的。這種利己主義人性觀是“經濟人”概念的雛形。但“經濟人”概念取得比較成熟的形式，并成為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則是隨著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產生以后才開始的。因此，“經濟人”是個歷史的范疇，超歷史的人性和“經濟人”概念是不存在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學派對“經濟人”的超歷史性的批評確有其正確的一面。
第二，人性是利己，利他，還是兩者兼而有之？在商品經濟社會，勞動、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分別歸不同的個人所有。為了生產商品，商品生產者必須以某種方式向他人購買各種生產要素，同時向消費者銷售自己生產的商品。而要做到這一點，他就必須以其銷售收入來彌補生產成本——購買生產要素的支出。在市場競爭的環境中，生產者僅僅為了生存，也必須在購買生產要素和銷售產品時，斤斤計較于自己的經濟利益。“人們所扮演的角色不過是經濟關系的人格化，人們是作為這種關系的承擔者而彼此對立著。”12而“經濟人”概念不過是商品經濟社會商品生產者之間商品交換關系的人格化。否認商品經濟社會人的利己性的做法是不正確的。當然，即使在商品經濟社會，個人也可能有利他的動機，在某些情況下，這種利他動機還可能表現得十分強烈。一些人為了慈善的目的，可以向素不相識的人捐獻大量的錢物，為了挽救生命垂危的病人，可以捐獻自己的器官。但這種行為顯然屬于道德領域的范疇，不應成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在經濟領域，這種利他動機不可能居于主導地位。所以，以人的利他動機和利他行為否來定“經濟人”假設是不恰當的。
第三，“經濟人”是僅僅關注物質利益，還是同時關注非物質利益？Wilber的生命周期說和Maslow的需求層次說，從心理學的角度正確揭示了人的發展階段和需求層次。經濟學作為一門研究人的行為的科學，有必要借鑒心理學的研究成果。但經濟學研究的個人行為，不是一般的個人行為，而是正常人的經濟行為。因此，生命周期說對個人發展階段的劃分，需求層次說對個人需求層次的劃分，不能原封不動地照搬到經濟學之中。就生命周期說而言，處于前意識和超意識階段的個人行為，都不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就需求層次說而言，除基本的生理需要外，其他層次的需要，都與人們的經濟行為無關或關系不大，同樣不適合作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因此，盡管人們關注非物質利益，但這種對非物質利益的關注不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第四，“經濟人”理性是完全的，還是不完全的？如前所述，有限理性和選擇理性假設都認為“經濟人”理性是不完全的。但這兩種假設和完全理性假設有一個重要的共同點，即認為不同個人的理性程度是相同的。如果說任何一個正常人都具有理性是正確的話，那么同樣正確的是，不同個人的理性程度是有差別的。完全理性的和完全無理性的個人都只是少數，大多數人的理性介于兩個極端之間。或者說，人類理性不是均勻分布的，而是服從正態分布。這也解釋了，在商品經濟—市場經濟條件下，特別成功和破產倒閉的生產者都只是少數，而大多數生產者處于可以維持的狀態。
第五，對個人利益的追求是否必然導致社會利益的最大化？在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社會，人都具有利己性，追求個人利益是人們從事各種經濟活動的根本動力。但不同個人利己的程度顯然是有差別的。如前所述，由于信息不對稱等原因，機會主義行為是存在的，個人可能利用各種便利條件損人利己。意識形態對個人行為的作用是十分明顯的，而意識形態又是有區別的。不同性質的意識形態對個人行為有不同的作用。有的有助于遏制機會主義，有的反而會助長機會主義。因此，意識形態對個人行為的影響是不確定的。在法制健全、市場機制正常運行的社會，機會主義只能是少數人的行為。所以，總的來看，“經濟人”追求個人利益的行為是能夠促進全社會的利益的。發達國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成就，是對這一命題的最好注腳。
綜上所述，盡管新古典經濟學“經濟人”假設存在某些缺陷，但其基本內核是合理的。只要克服這個概念的某些缺陷，并對其做出必要的補充，就可供中國經濟學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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