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在微觀經濟活動的作用匯總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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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 信息 微觀經濟主體 生產經營

當今社會是信息社會，各種信息，對公司的生產經營活動能產生極大的影響。微觀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資源的配置與利用，只有充分掌握最新、最全的信息才能根據市場的實際情況有效的配置企業的有限資源，以追求企業利潤的最大化。

一、微觀經濟主體概述

資源配置即生產什么，如何生產和為誰生產的問題。解決資源配置問題就是要使資源配置達到最優化。微觀經濟學是以單個經濟單位為研究對象的，通過研究單個經濟單位的經濟行為和相應的經濟變量單項數值的決定來說明價格機制如何解決社會的資源配置問題。其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把單個經濟主體在追求各自經濟利益過程中的相互關系加以規范化。

微觀經濟學的中心理論是價格理論，其他的內容是圍繞這一中心問題展開的。

微觀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條件有三個：市場出清、完全理性、完全信息。

1．市場出清。市場出清就是堅信在價格可以自由而迅速的升降的情況下，市場上一定會實現充分就業的供求均衡狀態。具體來說，物品價格的調節使商品市場均衡，利率的調節使勞動市場均衡，工資的調節使勞動市場均衡。在這種均衡的狀態下，資源可以得到充分的利用，不存在資源閑置或浪費問題。

2．完全理性。完全理性是指消費者和廠商都是以利己為目的的經濟人，他們自覺地按利益最大化的原則行事，既能把最大化作為目標，又知道如何實現最大化。也就是說，他們具有完全理性。

3．完全信息。完全信息是指消費者和廠商可以免費而迅速的獲得各種市場信息。

二、信息時代微觀經濟主體所面臨的挑戰

21世紀是一個信息的世紀，各種信息，如市場供需信息、產品質量價格、品種信息、生產單位效益信息等的暢流與否，是否被充分有效利用都會對公司的生產經營活動產生極大的影響。信息時代使企業面臨嚴峻的挑戰，只有識時務，敢于迎戰，才能立于不敗之地。

（一）信息改變企業的生產模式，提高其運作效率

首先，信息時代，傳統的迂回生產方式將被直接生產方式所取代。直接的信息交流減少了以前多級中間環節和遠距離交易所造成的迂回物耗，信息社會生產方式本質特征是縮短了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距離，減弱了生產對某生產資料的依賴性。隨著網絡的普及，信息的暢通，企業將會快速掌握大量的生產資料供給信息，取得某一生產資料的渠道增多，使原材料價格有選擇的余地。另一方面，通過現代信息手段，可直接快速獲得消費者的需求信息，使生產更貼近消費需求，產品價值更容易實現，在實現生產的最終目標――消費的基礎上使生產單位獲得最佳效益。

其次，物資、能源、人力、自然資源等物質資源在信息流的作用下可被其它物質要素代替。即以廉價、充足的資源代替價格昂貴、稀缺的資源，這是掌握和運用先進科學技術及信息流作用的必然結果。

最后，信息時代資訊業特別發達，一切經濟活動都離不開全方位、多層次的信息。加之先進的技術設備（硬、軟設備）使新產品的開發和各種設計（如用電腦進行建筑設計）、生產方式的改變都會在更大程度上節約時間，并能使實驗、加工、倉儲、運輸等環節中的資源消耗減少，從而降低企業生產經營成本，提高經濟效益。

信息對生產要素具有優化作用。它迫使生產力各要素優化，引導生產要素合理配置、促進生產力系統有序運行，提高了各要素的利用效率。生產力系統中，各因素的優化組合信息調節和控制，組合情況如何，均可通過產量、成本、成本利潤率、勞動生產率等統計信息反映。而這些信息的反饋有助于重新調整生產要素的配置，進而實現最優組合。從另一角度分析，當生產者在市場經濟的“不確定”狀態下盲目生產而使生產能力受礙時，對各種信息的綜合分析和運用可以消除不確定因素，為企業提供明確的生產方向和生產方式。明確的生產經營目標能夠使生產力系統中各要素發揮最大功能，特別是能夠激發生產力系統中的主要因素――勞動者的生產熱情，使其主觀能動性得到最大發揮，從而提高生產。除此之外，企業還可以利用先進的科技信息，通過互聯網和網絡教育等信息媒介使生產力各要素――人和物的質量不斷提高，各要素自身的功能不斷增加，使生產力保持較高的水平并得以持續。

（二）信息改變公司管理方式，實現決策科學化

現代管理的藝術在于駕馭信息，公司管理要求對人、財、物、時間、技術等進行科學組織與協調，使之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用，這些活動必然有信息的參與，信息是最有效的粘合劑。信息作用于管理者，可增加管理者與管理對象的可知性和透明度，使管理思想、管理組織、管理功能、管理方法發生重大變革。過去自上而下的垂直型管理組織機構層次多，且各層次因

人員素質不同，考慮問題角度不同，立足點不同而造成對同一信息的不同理解，這無疑不利于信息在各層次間的暢流。計算機網絡快速、有效地傳遞信息，有利于轉變原來的金字塔型管理為各層次管理者間、各部門、各地區管理者直接聯系的平行矩陣型，中間層逐漸減少，各層次管理機構分別針對某一機構的散發式管理體制更有利于信息的迅速、準確傳輸，有利于管理者根據快速反饋的信息調整自己的生產經營目標，提高管理的效率，實現管理的目標。

科學的決策要求充分占有信息，信息的及時、準確反饋是生產經營單位修改決策和做出新決策的依據。可見，信息作用于決策群可使決策有依據，增加決策的透明度，科學和民主的決策才能真正使生產要素達到最佳組織。此外，信息有利于溝通各層次決策群，使之協調一致，減少各決策群間的摩擦。

（三）信息對傳統營銷的挑戰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機制作用于企業生產經營活動各方面，企業產品質量好壞、品種是否適銷對路，均會在市場中得以體現。因此，獲取和有效利用準確的市場信息極為重要。隨著信息產業的發展，計算機網絡的出現引起市場營銷方式的巨變。當今社會，消費者購買行為日趨個性化，市場變化難以捕捉，生產者對市場的反映更加敏銳，生產者與消費者直接交易的行為增加；在買方市場條件下消費者在交易中的主導地位更加突出，生產者只有最大限度地滿足消費者的特定購買欲望，才能在市場中有立足之地，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爭得一杯羹，這一切需要信息的媒介作用，由此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的虛擬市場――網上營銷，從90年代以來，開始風靡全球。

建立在信息產業特別是互聯網基礎上的電子商務將實現整個貿易過程中各階段貿易活動的電子化。通過電子化方式處理的傳遞數據，包括文本、聲音和圖像；實現電子資金劃撥、電子證券交易、電子貨運單證傳送、商業拍賣、合作設計、產品交易等。總之，電子商務直接作用于流通領域，將促進銷售方式的革命，推動流通技術的改革，使傳統商務的業務模式和流轉程序發生變化，以迂回經濟到直接經濟，從而提高流通領域生產力。此外，商業信息的充分利用，電子商務的興起，意味著消費者有更多的渠道獲得產品類型、數量和質量、價格等商務信息，并進行有比較地選擇。在拓展了的商務活動領域中，真正實現消費者的決定性作用，生產者才能根據真正的消費者意愿進行生產，從而減少生產中的浪費，實現產品的有效生產。

在營銷生活中，消費者從有購買欲望到進行購買有一個臨界點，當某一品牌產品的價格和質量都對消費者有較大的吸引力并已到實施購買的邊緣時，總是需要一定的契機及相關的刺激，以實現其真正的購買，傳統的營銷是通過降價、打折、送贈品等方式實現購買欲望到實現購買的轉變，但這一方式已越來越不靈了。在當今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人們的收入上了臺階，消費層次提高，消費者除關心商品的性能、價格和購買及維修的方便外，更重視通過各種媒體獲取其他消費者對該商品的看法和消費該商品消費者的普及程度等信息，現在很大一批消費者，特別是年輕一代，消費追求新、異和消費的個性化，他們樂于消費新產品，突出自己的消費率先進入了高層次，而這一切只有通過快捷的方式獲得消費領域的最新信息。可見，信息既引導消費出現新潮流，又使生產者及時、準確地掌握需求領域的最新動態，及時開發新產品，使自己隨時立足于市場的前沿。

（四）信息促使微觀主體以宏觀經濟政策為導向從事生產經營活動

任何國家的微觀經濟活動必須在客觀經濟政策的指導下運行，因此公司準確、及時地掌握政府的客觀經濟政策是其成功的因素之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對微觀經濟的指導作用是通過經濟手段進行間接調控，運用貨幣、財政、稅收政策指導生產方向，淘汰長線的傳統產業，鼓勵朝陽業的發展。在世界各國積極倡導的“信息高速公路”的五個應用領域（電子政府、電子商務、遠程教育、遠程醫療、電子娛樂）中電子政府被列為第一位，政府信息化、政府上網可促進政府部門與社會各界的溝通，它能為互聯網提供豐富的信息資源，在政府上網日益普及的情況下企業較容易通過互聯網或其他先進的手段多渠道準確、快速地獲取國家的財政、稅收等政策，盡可能地以宏觀導向從事生產，最大限度地享受財政和稅收等優惠。同時，社會經濟的重要指標，如GNP增發速度、物價指數、儲蓄和投資增長速度等，政府實施的緊縮或適度放松的財政及貨幣政策既是社會經濟活動的晴雨表，又能在暢通信息流的作用下使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服從于經濟結構的調整，在合理的產業結構下運行。因此，企業既要克服過去等、靠、要的思想，又不能完全按自己的意愿盲目生產，只有通過各種信息不偏離宏觀經濟政策的大背景，才能取得較佳的生產經營效果。

綜上所述，在信息爆炸的時代，信息猶如人體的血管和血液充斥社會經濟的各個角落，面對如此龐雜的信息，我們一定要保持清醒的頭腦，重視對信息的篩選和比較分析，辯別信息的真偽，有取舍地加以運用，決不能被信息所淹沒。我國在網絡、電子商務、信息和接收等方面的法律法規還有待健全。不真實地夸大產品功能、傳遞虛假需求的虛假信息時有發生，從而誤導了生產者和消費者。可見，有選擇地、及時地獲取有效的信息，用以指導生產和消費活動將是信息時代微觀經濟主體的經濟活動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寶。

參考文獻：

[1]瓦爾特•J•威塞爾斯.經濟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

篇（2）

市場調控機制與政府調控機制存在著顯著的差異。

市場調控機制,其作用基點是各個微觀經濟主體經濟利益的獨立性、差異性;調控信號是包括工資、利率、產權價格、生產資料價格與產品價格等在內的一系列通過市場競爭形成的價格信號;調控方式是各微觀經濟主體在獲利目標的驅動下,根據變動著的價格信號所提供的市場供求信息,對自身經濟活動作出調整,進而引起經濟資源在各地區、各部門、各企業之間流動,使經濟資源的宏觀配置趨于均衡。簡言之,市場調控機制作用的本質在于各微觀經濟主體活動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制約與相互協調所表現出的整體的合目的性。從這種意義上說,市場調控機制,是市場經濟活動的一種內在的、自動的自我調控機制。由于價格信號所提供的供求信息往往是即時信息、短期信息,便決定了市場機制對經濟生活的調控結果具有即時均衡、短期均衡的性質。

政府調控機制,其作用基點是各個微觀經濟主體經濟利益的共同性、一致性;調控信號是政府、各級經濟管理部門特別是計劃部門發出的各項行政指令與法律部門的各種法律條文;調控方式是各個微觀經濟主體出于對國民經濟整體利益的認可與維護,按照政府部門的指令、指向及法律所規定的范圍,對自身的經濟活動進行調整,進而引起各種經濟資源在各地區、各部門、各企業之間流動,使經濟資源的宏觀配置趨于均衡。在政府調控機制下,政府是作為一個凌駕于一切微觀經濟活動之上的國民經濟總體利益的代表者實施對社會經濟生活的組織、協調與控制,因而政府調控機制不是經濟活動的一種內在的自動的自我調控機制,而是一種外在的、具有一定強制性的非自我調控機制。經濟資源宏觀配置趨于均衡,在政府調控機制下,使經濟資源宏觀配置趨于均衡,則必然離不開事先設定的調控目標。從這種意義上來說,政府調控是一種事先的自覺調控。由于政府調控目標是事先設定的,這一目標不過是作為調控主體的政府對經濟發展的可能性空間及其長期變動趨勢的預測與自覺意識的外化,故政府調控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長期調控,而非即時調控、短期調控。

市場調控機制本質上是各市場微觀經濟主體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相互協調的關系,經濟資源宏觀配置均衡是這種機制運作的必然結果,因此,市場調控機制是市場經濟與生俱來的,其存在的必然性是毋庸置疑的。至于政府調控機制,雖然伴隨著市場經濟主體地位的確立與市場調控機制的完善,政府對經濟生活的調控作用曾一度減弱,并退居為充當守夜人的角色,但不能由此得出市場調控機制可完全替代政府調控機制的結論。歷史的辯證法是:伴隨著商品經濟更高階段的發展,市場調控機制的缺陷、局限性正在充分地暴露出來,而政府調控機制得以發揮作用所必需的條件與手段卻日趨成熟。人類的經濟生活正步入一個嶄新的階段,在這個階段里,市場調控機制與政府調控機制各以對方的存在作為自己的補充,從而實現二者有機的辯證的融合。二者的相互補充性,也就是二者的非相互替代性。從市場調控機制與政府調控機制二者作用的最終結果看,二者都是實現經濟資源宏觀優化配置的方式、手段,故表明二者又存在一定的相互替代性。市場調控機制與政府調控機制的不可替代性,才決定現代經濟的調控是多元的,而不是單一的,也正是因為兩種調控機制具有可替代性,才存在一個經濟調控機制的選擇與配置問題。因此,對市場調控機制和政府調控機制的選擇,不可能是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的選擇,而只能是二者不同組合的選擇。

二、對經濟調控機制進行選擇與配置的標準

對經濟調控機制的選擇,必須依據一定的標準進行。依據的標準不同,選擇的結果也必然存在差異。我國在傳統的經濟體制下,推崇政府調控機制,貶低市場調控機制,其重要的原因,是人們對經濟調控機制的評價與選擇,依據的不是經濟標準,而是政治標準或倫理標準,認為市場調控不可避免地會帶來兩極分化與貧富差距,有悖于廣大勞動階層的利益,故必須摒棄。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進行,人們逐漸認識到,對經濟調控機制的選擇,必須符合經濟的本性及其發展要求,依據政治標準或倫理標準對經濟調控機制進行選擇的做法是不足取的。由此人們開始從對經濟發展利弊得失分析的角度去尋找選擇經濟調控機制的依據。這種做法顯然是正確的。但由于這種利弊得失的分析尚停留在定性分析層次,未能深入到定量分析層次,故仍難為經濟調控機制的選擇提供科學明晰的依據。

筆者認為對經濟調控機制進行科學選擇與合理配置的依據,只能從經濟調控活動相關的成本與收益量的對比分析中去尋找。人們要對各種經濟活動進行調控的目的是為了實現經濟資源宏觀配置的均衡,以獲得盡可能高的宏觀經濟效率。由經濟調控活動所帶來的宏觀經濟效率的提高,可視為是經濟調控活動的產出或收益。進行任何經濟調控活動,都要有一定的投入,這種投入是為獲得經濟調控收益而支付的經濟調控成本。經濟調控收益扣除經濟調控成本后的余額,即為經濟調控凈收益。對經濟調控機制進行科學選擇與合理配置的實質,就在于找到一種經濟調控機制組合,通過其運行,使所獲得的經濟調控凈收益最大。

為了進行經濟調控成本與收益分析,有必要引進市場調控成本與政府調控成本、市場調控收益與政府調控收益、等調控成本線與等調控收益線三對范疇。

市場調控成本,即采用市場調控機制對經濟活動進行調控所付出的代價。由于市場調控機制的本質在于各微觀經濟主體的相互作用,經濟資源宏觀配置的均衡不過是這種相互作用的結果,因而市場調控成本必然包括各微觀經濟主體間的交易成本(比如純粹流通費用、信息費用與契約費用等)和市場調控損失(比如由信息的不完備性、短期性與調控時滯的存在所造成的經濟波動性損失,由市場的過度競爭所導致的人力、物力與財力的浪費等)。

政府調控成本,即采用政府調控機制對經濟活動進行調控所付出的代價。政府調控活動是一種通過行政指令而實施的調控活動。就某一調控活動的全過程而言,政府調控成本包括指令的擬定與費用;指令的傳遞與接收費用;對指令執行的監督、協調控制與激勵費用;指令執行反饋信息的收集、整理與分析費用四大部分。政府調控成本還應包括政府調控損失,比如由于政府官員的主觀原因或決策信息的不完備而錯誤指令所造成的損失;由于指令在傳遞過程中的失真或不能正確地被理解所造成的損失;由于指令的強制性而對指令執行者創造性、主動性的抑制所造成的經濟效率的損失等等。市場調控收益,即采用市場調控機制對實現經濟調控總體目標所作的貢獻。

政府調控收益,即采用政府調控機制對實現經濟調控總體目標所作的貢獻。

市場調控成本與政府調控成本之和為經濟調控總成本。在經濟調控總成本既定的前提下,市場調控成本與政府調控成本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就一般情況而言,由于市場調控成本、政府調控成本分別與市場調控力度、政府調控力度正相關,故市場調控成本與政府調控成本的此消彼長,便意味著市場調控力度與政府調控力度的此消彼長。假設總調控成本為E,市場調控力度為X,為維持單位市場調控力度的成本支出為a,政府調控力度為Y,為維持單位政府調控力度的成本支出為b,則Z=aX+bY。等調控成本線就是Z=aX+bY在平面直角坐標系中的投影,亦即經濟調控總成本既定前提下的市場調控力度與政府調控力度不同組合的軌跡。同一直角坐標系中可以有無數條互相平行的等調控成本線,等調控成本線越遠離原點,總調控成本額越高;反之,等調控成本線越接近原點,總調控成本額越低。

市場調控收益與政府調控收益之和為經濟調控總收益,即市場調控機制與政府調控機制綜合運行對經濟調控總目標實現所作的貢獻。等調控收益線,就是在總調控收益既定的前提下,市場調控力度與政府調控力度的不同組合點的軌跡。經驗事實表明,市場調控收益(或政府調控收益)與市場調控力度(或政府調控力度)呈非線性相關變動。具體說來,隨著市場調控力度增強(在經濟總調控力度既定的情況下意味著政府調控力度減弱),其邊際市場調控收益遞減(邊際政府調控收益遞增);反之亦然。故此,等調控收益線是一條從左上方向右下方傾斜,且凸向原點的曲線。這條曲線的斜率-family:"TimesNewRoman"">ΔY-family:"TimesNewRoman"">ΔXΔY表示政府調控力度增量,-family:"TimesNewRoman"">ΔX表示市場調控力度增量)是處處不相等的。它表明對應于不同的市場調控力度與政府調控力度組合,市場調控力度與政府調控力度具有不同的相互替代率。隨著市場調控力度(或政府調控力度)的增強,單位市場調控力度可替代的政府調控力度(或單位政府調控力度可替代的市場調控力度)越來越小(越來越大);反之亦然。在同一直角坐標系中,同樣可以有無數條互不相交的等調控收益線。等調控收益線越遠離原點,總調控收益越高;反之,等調控收益線越接近原點,總調控收益越低。

對經濟調控機制進行經濟分析的目的,在于確定市場調控機制與政府調控機制的最佳組合。所謂最佳組合,或者是可使獲得等量調控收益所支出的總調控成本最小,或者是可使支付等量調控成本所獲得的總調控收益最大。根據等調控成本線與等調控收益線的關系,可找到這一最佳組合點。經濟調控目標一經確定,所要獲得的調控收益值及等調控收益線也就隨之確定。這條等調控收益線必然與同一直角坐標系中的無數條等調控成本線中的一條相切,其切點就是使既定經濟調控目標得以實現的市場調控力度與政府調控力度的最佳組合點(見圖3)。

在圖3中,R為等調控收益線,它與等調控成本線C1、C2分別相切與相交。E2與E1點由于位于同一條等調控收益線上,故其代表的市場調控力度與政府調控力度的兩種組合均能實現所設定的調控目標,但E2組合所需支出的總調控成本無疑高于E1組合所需支出的總調控成本。E3與E1點由于位于同一等調控成本線上,故其代表的市場調控力度與政府調控力度的兩種組合所需支出的總調控成本是相等的,但E3組合所獲得的調控收益卻低于E1組合所獲得的調控收益。唯有等調控收益線R與等調控成本線C1的切點E1所代表的市場調控力度與政府調控力度組合,才是以最低的調控總成本實現預定的調控目標的最佳點。設市場的邊際調控成本與邊際調控收益分別為MCm與MRm,政府的邊際調控成本與邊際調控收益分別為MCG與MRG,維持單位市場調控力度所需支出的成本為ACm,維持單位政府調控力度所需支出的成本為ACG,總調控成本為C,則最佳組合點E1滿足下列條件:ACmX+ACGY=CMRmMCm=MRGMCG線性也就是說,市場調控機制與政府調控機制的最佳組合點是在總調控成本既定的前提下,增加支出一單位貨幣所獲得市場調控收益與政府調控收益相等的點。

在對經濟調控機制進行經濟分析時,應該注意由于不同類型的經濟活動或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同類型經濟活動因其自身的性質與所依存的環境條件的不同,對同一力度的市場調控或政府調控,往往會作出不同的反應。換言之,不同類型的經濟活動或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同類型經濟活動的等調控成本線與等調控收益線是各不相同的,進而兩種調控機制調控力度的最佳組合點也是各不相同的。有鑒于此,在對市場調控機制與政府調控機制作用的利弊得失進行評價與對其組合作出選擇時,切忌一概而論,而必須針對不同類型的經濟活動或同類型經濟活動的不同發展階段作出具體分析。

三、幾點結論

1相對現代經濟活動而言,市場調控機制與政府調控機制是兩種既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又不可完全相互替代的經濟調控機制,因此,對市場調控機制與政府調控機制的選擇,就不是一種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的互斥選擇,而只能是對二者調控力度最佳組合點的確定。

篇（3）

中圖分類號：F2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8）08-0000-00

1 經濟轉型時期政府職能轉變的必要性

1.1 政府服務的缺位

許多中央計劃經濟國家的政府長期以來就是經濟建設型的強勢政府，其主要表現在：政府部門對投資和建設的興趣遠遠大于提供社會服務的興趣，使許多基本的公共品嚴重短缺及基礎服務的缺位。

1.2 政府行為的越位

越位是指政府對微觀經濟運行和企業經營活動的直接管理和行政干預過多，它強化了政府對市場機制的干預和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參與，弱化了政府宏觀調控的職能和以法治理念為核心的規范化管理。

1.3 政府角色的錯位

在經濟發展中，政府的管理目標和存在依據是從宏觀國民經濟的整體利益出發，提供公共事務服務和公共物品，不直接參與經濟活動。但是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作為經濟發展的主體和利益集團行為發生了“錯位”。一些地區的政府變成一個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準贏利性組織，行為高度趨利化。比如，某些轉軌國家治理質量，受到政府官員利用“貪婪的黑手”竭力過分設立規制以攫取受賄的收入的危害。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政治統治不是最終目的，而僅僅是手段。政府沒有自身特殊的利益要求，政府要切實把自己看作是社會公共利益的代表，以服務社會的態度從事社會管理。

2 經濟轉型時期政府職能的定位

2.1建立明晰和有約束力的產權制度及有效的金融制度

以關系型融資為例，赫爾曼、穆爾多克和斯蒂格利茨受到東亞發展經驗的啟發，引入了政策設定的相機性租金的概念。他們認為政府有能力控制存款利率,使之低于競爭性利率的水平,實際利率仍能保持正數。他們將這樣的政府行為稱為“金融約束”。金融約束只為銀行部門創造租金機會,租金的實現取決于銀行動員存款的競爭力。如果居民的儲蓄傾向對利率不敏感,且居民在銀行的推動下更多以存款的形式而不是非生產性形式持有其資產,那么金融深化就可以實現,價格扭曲造成的福利損失也可降到最小。

2.2 維持法律和秩序, 創立平等競爭的市場秩序和環境

公平是一個有力量的政治觀點，管制的目的有時候就是為了達到平等。政府能力的增強是市場有效運轉的必要條件。政府必須對不斷出現的市場經濟交易爭議的性質進行裁決，這意味著，政府的責任是建立一個完善的法律體制。市場經濟的良好運行需要政府能夠確立和實施“游戲規則”, 促進廣泛同意的社會目標的實現,為公共部門的活動籌集資金,生產性地使用政府收入,保證合同的執行,保護產權、生產公共物品。

2.3 與民間機構相互合作, 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 抑制市場失靈

維托•坦茨認為市場經濟中的政府為了行使其職能,需要一些發育良好的、由稱職的個人管理并有適當的激勵機制所引導的機構。市場增進論認為，政府的作用是補充培育民間部門的協調秩序，而不是替代民間部門，政府的職能應是協助民間部門的制度發展。

3 以電信行業為例說明政府職能轉變對經濟績效的影響

電信行業是傳統的自然壟斷行業，具有規模經濟、范圍經濟、大量的沉淀成本和成本弱增性等特點。1980年以來，世界各國不同程度的按照基礎電信協議的要求，對本國的電信管制機構進行了重建，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管制機構。通過各國電信管制機構的比較研究可以發現，在電信部門管制改革方面，引入私有化和成功的規制政策，從而鼓勵私人投資和有效的運作，給這些國家的電信行業的發展帶來了不同程度的好處。這些國家從規制體系和效率著手，通過引入競爭機制和價格控制，有力地剌激創新和技術效率。

通過觀察和研究美國、英國、日本及阿根廷對電信行業管制的改革，可以看出，這幾國的改革圍繞四個方面展開：首先是放松管制，引入競爭。這四國都放松了價格管制和進入管制，允許更多的電信運營商進入電信行業，從而形成競爭的局面；其次是在放松管制的同時進行產權改革，除美國改革前其電信企業已經是民營性質外，其他幾國都進行了民營化的改革。再次，為了解決管制帶來的低效率問題，在具體的管制方法上更多地使用了激勵性管制，如在價格管制上，從價格認可制改成了價格上限認可制；最后，隨著經濟全球化程度的加深，電信業的開放程度也在F不斷擴大，尤其是1997年《電信基礎協議》簽定以后，各國紛紛開放自己的電信市場，使國際化程度不斷加深。

4 對我國經濟轉型時期政府角色重塑的啟示

4.1 轉變政府觀念，重新確立政府的職能范圍

政府的自利行為和自利現象之所以長期存在, 與政府自利性約束機制的缺失有直接聯系。約束政府自利性, 首先要約束政府公共權力的范圍, 即實現從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轉變。中國傳統的全能型政府, 又被稱為是“無限”政府, 政府被賦予過多的社會經濟職能, 政府權力沒有邊界。其結果是不僅出現了社會資源配置效率低下、經濟發展不平衡, 而且出現了許多的權力尋租和官員腐敗現象。

4.2 完善政府自利性約束機制

政府經濟職能的合理設置在國家發展過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世界銀行的發展報告指出:“在追求集體目標上, 政府對改革的影響、推動和調節方面的潛力是無可比擬的, 當這種能力良好發揮時, 該國經濟便蒸蒸日上。若情況相反, 則發展便會止步不前。”經濟轉軌過程中, 政府職能的不規范為政府的自利行為提供了大量的生存空間。重構政府經濟職能, 就是要理清政府與市場、政府與企業的關系。政府在微觀經濟活動特別是企業經營活動中的行為要嚴格限制, 以減少權力尋租, 約束政府自利性的生存空間。

4.3 政府社會職能的轉變與政府自利性的約束機制

政府的社會職能在政府職能體系中處于基礎性地位。政府的社會職能包括社會治安、人口、環境、保險福利、公共服務等等。長期以來, 中國的社會管理模式是政社不分, 政府用強制性的行政手段對社會進行全面管理。轉變政府的社會職能, 約束政府自利行為, 主旨就是在社會事務的管理范圍、管理方式上進行改革, 實現從傳統的“強政府、弱社會”模式向新型的“強政府、強社會”模式轉變。

總之，現實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是決定政府職能的前提和依據。在轉型時期，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現實，政府的主要職能也要隨之有所改變。只有這樣社會才能持續穩定發展，也才能長治久安。

篇（4）

傳統宏觀經濟學整個理論體系與政策實踐的核心表現為IS-LM模型及其基礎上的總供求模型。例如,多恩布什和費希爾稱IS-LM模型為“現代宏觀經濟學的核心”,帕廷金認為它是凱恩斯的“主要信息”,托賓和索洛稱為經濟學專業的“受過訓練的直覺”。因此,IS-LM模型曾經長期居于西方宏觀經濟學的支配地位,并成為經濟學家討論宏觀經濟政策的普遍框架。傳統IS-LM模型的基本內容在于兩個關鍵要素和一張圖。兩個關鍵要素是:產出(收入)是由需求決定的內生變量;利率是影響產品需求(C+I)及貨幣需求的內生變量[1]。經過希克斯表述的《通論》所發展起來的傳統IS-LM模型的一個簡單形式如下:L = L(r,y),i = i(r),i(r) = s(y)

其中L為貨幣需求,均衡時L=M,M為貨幣供給。i為投資,s為總儲蓄,y為收入,r為名義利率。由于固定價格假設,變量的名義值與實際值是一致的。因此,一方面IS-LM模型可以視作收入決定模型(包含了供給面),另一方面,IS-LM模型也為分析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在決定AD中的相互作用提供了一個簡單框架,模型集中關注的是利率在聯系兩個市場中的作用。IS-LM模型的一張圖如圖1:其中IS代表IS曲線,LM代表LM曲線。通過兩條曲線的交點就可以決定經濟的均衡狀態E,所對應的就是均衡收入y*與均衡利率r*,它是經濟在實現產品市場供求一致與貨幣市場供求一致下得到的均衡利率。IS曲線的移動可以體現財政政策,LM曲線的移動可以體現貨幣政策,因此,總需求管理就可以通過IS-LM圖形中曲線的移動來分析經濟狀態的變化和預測內生變量的變動方向。傳統IS-LM模型具有如下作用[2]:

(1)教學作用。它是分析經濟的實際與貨幣部門相互作用的最簡單模型,并且可以使用上述的一張圖使經濟分析與政策分析的含義直觀化,宏觀經濟學家與廣大公眾(記者、官員等)更易交流。可見,IS-LM模型具有比較高的收益/成本比。

(2)對經濟理論的詮釋作用。IS-LM模型在同其他理論比較中能夠澄清某一宏觀經濟理論的解釋,因而成為古典經濟學、凱恩斯主義、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新凱恩斯主義等各流派辯論的共同基礎。

(3)描述性作用。IS-LM模型可以代表、解釋或預測某種經濟的績效,進而發展出了政府和企業進行政策評價與經濟預測所使用的非加總宏觀經濟學計量模型,并得到了廣泛的應用。

(4)規約性作用。利用IS-LM模型來選擇一定時期績效最佳的政策方案。正是在這些影響下,IS-LM模型成為絕大多數入門和中級宏觀經濟學教材的核心。國內出版的教材也沿襲了這一思路。老師們在課堂上講授IS曲線、LM曲線的含義及代數形式,并使用IS-LM圖形分析經濟政策的效果。

然而,這種傳統教學范式已經受到經濟學界的猛烈抨擊。激烈的爭論和研究表明,傳統IS-LM模型存在著根本的致命的缺陷:

第一,模型的短期靜態性質。它使用充分信息下靜態的同時均衡框架來處理不完全信息下的動態調整問題[3],這使得再次反饋過程與初次發生過程變得同等重要。這會造成對實際的動態時序經濟行為的錯誤認識[4-5]。事實上,經歷了歷史時間、遭受了一系列沖擊和結構變遷之后的經濟體系,其反饋過程只能部分為經濟個體所認知。IS-LM模型沒有引入時間和經濟變量的滯后效應,因此有必要以動態時序分析取代IS-LM模型。

第二,模型的確定性。傳統IS-LM沒有考慮宏觀經濟世界中不確定性(尤其投資方面)和預期的重要影響,因此就不能體現宏觀經濟的結構不穩定性。許多原凱恩斯主義者和后凱恩斯主義者都認為這是凱恩斯貢獻的真正本質,而不確定性和預期同均衡概念完全不兼容且相沖突。

第三,模型的邏輯不一致性。一個表現是IS曲線作為流量均衡同LM作為存量均衡的不一致[6],另一個表現是傳統IS-LM模型缺乏微觀基礎。它是總量的特設關系,而不是從明確的理性主體的最優化行為推導而來。而按照盧卡斯批評,IS和LM曲線代表的函數在經濟政策規則變化時并非保持不變。因此模型的政策評斷往往不可靠。

正是這些因素導致傳統IS-LM模型逐漸衰落,大多數宏觀經濟理論和經驗研究已經不再使用IS-LM模型。IS-LM模型有時出現在宏觀經濟學教材中,但只是作為建構總供求模型中總需求曲線的一個階梯。IS-LM模型“死了”還是繼續“活著”?筆者對國外流行的中初級宏觀經濟學教材作了一個初步調查(見表1):可見,盡管把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糅合在一起的薩繆爾森式的新古典綜合在宏觀經濟學教材中居于支配地位,但IS-LM教學范式已經不再流行。因此,國內的宏觀經濟學教學者應該注意到這種轉變。這是對自己的知識結構更新的一種體現。由于國內教材普遍更新較慢,老師就有義務不再傳授陳舊的IS-LM模型。更進一步來說,在權威期刊上的理論研究與研究生宏觀課程教學都很少同IS-LM模型相關了。據筆者所了解,察覺到這種轉變的教師還比較缺乏。許多教師仍然在用IS-LM圖形來討論宏觀經濟學基本理論與政策含義。這種教學現狀的原因可能在于IS-LM模型的相對簡潔性及教學慣性。

二、宏觀經濟學教學新范式:動態一般均衡或新IS-LM模型

既然這樣,課堂教學是否應該完全拋棄IS-LM模型呢?如果拋棄傳統的IS-LM模型,宏觀經濟學教學還剩下什么?筆者的教材調查表明,凱恩斯的國民收入決定理論、總供求模型和經濟增長理論仍然是宏觀經濟學教學的中心環節。問題在于這種教學方式,一方面同微觀經濟學嚴重脫節,宏觀經濟理論與微觀經濟理論是兩張皮,缺乏比較嚴密的邏輯關聯;另一方面,初中級的宏觀經濟學教學內容同高級宏觀經濟理論及專業性的宏觀經濟研究也是脫節的。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前沿研究給出了兩個緊密聯系的新動向:相當多的經濟學家主張宏觀經濟學應當有一個適當的微觀基礎;主流的意見則主張為宏觀經濟學提供理性最大化的微觀基礎。這種動向在近年來達到高峰。目前已經形成一個動態一般均衡的宏觀經濟研究框架,具體表現為從拉姆齊模型到新新古典綜合的發展。事實上,新新古典綜合以另一種面目使得傳統IS-LM模型借其擴展形式得到復活。因此,IS-LM模型還沒有死。

大體上,動態一般均衡是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中關于私人所有權經濟所有時刻的整體動態系統的簡稱。它是一般均衡、理性預期與代表性主體的結合。動態一般均衡以市場作為協調機制、在各種約束條件下(偏好、預算/資源約束、稟賦、可得技術與信息、制度)最大化理性代表性主體的當前和未來期望福利的現值總和(因而是一種涉及現在和未來變量的跨期決策行為),結合所有市場上的市場出清(一般均衡)條件,經濟行為可以被簡化為幾個定義了經濟運動定律(laws of motion)的微分或差分方程。這樣就可以從微觀層面的個體動態最優化來解釋總量現象,如經濟增長、經濟周期、貨幣與財政政策的影響。

DGE的基本原理在于持有下述信念:宏觀經濟建模應從微觀經濟主體作出的選擇出發來加總成經濟整體,所以必須重視個體對其經濟環境實際或預期變化的反應行為。DGE體系中,經濟主體在約束條件下連續不斷地最優化以致經濟總是處于某種短期均衡形式之中,只要給定可獲取的信息,人們應能作出對自己有利的最優決策,并且不會犯持續的錯誤。也正是在此意義上,行為是理性的。如果出現錯誤,被歸因于信息差距,如對經濟未預料到的沖擊。經濟的最終運行趨勢是一種長期均衡。它是當所有的過去沖擊通過經濟體系已經完全發生作用下的最優經濟運行路徑。它可以是各變量均為常數的穩態,也可以是主要宏觀經濟變量具有相同增長率的平衡增長路徑。

然而,動態一般均衡框架涉及微觀方程或差分方程、動力系統與最大值原理及動態規劃等復雜的數學工具,因此并不適合宏觀經濟學的初中級學者。筆者所主張的是,在傳統IS-LM模型的基礎上,使用動態一般均衡方法對其加以擴展,這就是由新新古典綜合發展起來的新IS-LM模型或最優化IS-LM模型。新IS-LM模型的一個代表來自McCallum(1989: 102-107)[7],為McCallum and Nelson (1999)重述[8],形式如下:lnyt= a0+a1(lnPt-Et-1lnPt)+a2lnyt-1+ut

(菲利普斯曲線)lnyt= b0+b1[Rt-Et(lnP t+1-lnPt)]+vt

(lS曲線)lnMt-lnPt= c0+c1lnyt+c2Rt+ηt

(LM曲線)其中y為實際產出,P為一般價格水平,R為名義利率,M為名義貨幣供給。a0,a1,a2,b0,b1,c0,c1,c2為參數,ut,vt,ηt分別代表總供給沖擊、總需求沖擊和通貨膨脹沖擊的零均值隨機變量。

顯然,新菲利普斯曲線提供了對經濟體系的供給行為的說明,新IS曲線和新LM曲線則提供了對經濟體系的需求行為的說明。新的總供求模型同理性經濟人的跨期最優化行為協調一致。這一點同來自傳統IS-LM模型的總供求方法明顯區分開來。新IS-LM模型具有了早期凱恩斯主義所缺乏的微觀基礎因素:價格調整成本,價格調整的不同步性,前向預期價格設定,壟斷競爭。價格水平已經內生化了,它是受外生沖擊和貨幣政策規則影響的內生變量,結合貨幣供給規則,即使個別價格有短期粘性,價格水平在短期和長期都會對貨幣存量的外生持久變化作出反應。

新IS-LM模型的參數來自效用函數、生產函數及價格調整過程的結構性參數,已經充分考慮了政策變動對理性主體的預期的影響,因此模型大體上可以經受住盧卡斯批評。這就使得使用它討論宏觀經濟活動的決定和貨幣政策設計的研究文獻日益增加。

把新IS方程結合泰勒規則,可以得到一條宏觀經濟政策(MP)曲線或總需求(AD)曲線[9-10]。它表明產出缺口與超過目標的通脹率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因為當通脹率上升超過目標通脹率時,中央銀行會提高名義利率。提高幅度大于通脹率上升幅度,以使當通脹率上升時,實際利率也上升,這就會減少投資和凈出口,降低實際產出。MP曲線的移動來自通脹率以外其他因素的沖擊,如政府采購、貨幣政策、國外出口需求、稅收、消費者信心的變化。

模型中的新菲利普斯(NPC)曲線則代表經濟的總供給行為,或稱通貨膨脹調整(IA)方程。對于通貨膨脹調整(IA)方程,通脹率是前定的,因為它取決于滯后的GDP缺口而非當前的GDP缺口。因此它是一條用來表示在任意時點上經濟中通脹情況的水平直線。當實際產出高于潛在產出時,IA上移,反之則相反。因通脹預期和原材料價格變化而移動,因此可以反映粘性價格和粘性工資的現實經濟狀況。

我們把向下傾斜的MP曲線和水平的IA曲線結合起來,就得到了一個解釋經濟波動及宏觀經濟政策的新模型,如圖2所示。這個模型可以較為精確地描述貨幣政策的實施原理。例如,初始經濟處于長期均衡E0,如果沒有外部沖擊,這個經濟就是通脹比較穩定的經濟。當一個外生的需求沖擊使得MP0右移到MP1,則實際產出會超過潛在產出,從而通脹率會上升,因此IA上移,中央銀行就會提高名義利率以使實際利率上升來應對通脹率的上升,直到經濟達到新的長期均衡E1。這時產出回到了潛在產出水平,但穩定通脹率更高了。如果中央銀行認為新的穩定通脹率過高,則它可以通過泰勒規則來使MP左移以實現目標通脹率。

上述見解常常被稱為宏觀經濟學新共識(NCM)。它是對新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與貨幣主義的政策主張從理論到實踐的一個綜合。這種綜合表明,在短期,壟斷競爭市場結構產生的名義剛性和真實剛性有效地增加了產出水平波動對總需求沖擊的持續性。總需求對產出和就業能夠產生實際影響。在長期,總需求沒有實際影響。均衡的自然失業率由勞動市場的結構性特征、工資談判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決定。

新共識認為,貨幣政策使用利率工具能夠在短期穩定產出與就業,但長期只能影響通貨膨脹。貨幣是中性甚至超中性的。

篇（5）

“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中至少出現三次。另外兩次是：“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和“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足以看出其在這次經濟體制改革中的地位和重要性。

一、市場決定性作用的內涵

理想的市場經濟是指所有物品和勞務都按照市場價格自愿地以貨幣形式進行交換。這種制度無需政府的干預，就能夠從社會上可供利用的資源中獲取最大的利益。但是，嚴格意義上說，亞當-斯密應該是微觀經濟學的鼻祖，也就是說他發明的“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主要在微觀經濟領域，即：廠商、企業和個人個體的經濟行為之中。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指出：“必須加快形成企業自主經營、公平競爭，消費者自由選擇、自主消費，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現代市場體系，著力清除市場壁壘，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體現的就是上述經濟學的精髓。其基礎必須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市場經濟是一種主要由個人和企業決定生產和消費的經濟制度。過去要求“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主要是指“看不見的手”在供給充分、完全競爭等領域發揮作用，前提是在“國家宏觀調控下”，“看得見的手”伸向了微觀經濟活動領域。這也是市場基礎性作用沒有完全發揮好的因素之一。市場由“基礎性作用”升華為“決定性作用”后，要求市場在所有微觀經濟領域全面發揮作用，所有要素市場流動、交換、交易都由“看不見的手”完全決定，“看得見的手”完全從微觀經濟領域退出。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發揮決定作用，主要是指決定勞動、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流動、交易、組合和配置，這種配置是最具效率，追求效益的。在市場中，是價格在協調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決策。較高的價格趨于抑制消費者購買，同時會刺激生產；而較低的價格則鼓勵消費，同時抑制生產。價格在市場機制中起著平衡的作用。

二、市場決定性作用的實踐意義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不斷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在經濟實踐中我國絕大多數經濟領域的資源配置已基本上通過市場進行。但是，在各個經濟領域，在生產、建設、流通、消費各個環節，資源配置違背價值規律要求導致資源低效配置乃至嚴重浪費的現象還十分普遍。其根本原因在于現行經濟體制仍然存在不少束縛市場主體活力，以及干擾、阻礙市場和價值規律起決定性作用的體制機制弊端。《決定》明確指出，要“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必須積極穩妥從廣度和深度上推進市場化改革，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推動資源配置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這對于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第一，有利于最大限度激發各類市場主體的活力。平等的市場競爭條件和營商環境，是市場主體煥發生機活力的根本保證。現在束縛市場主體創業、創新活力的體制障礙，主要是對民營企業的不公平待遇；競爭性經濟領域的投資審批，既不利于市場機制發揮優勝劣汰的功能，也造成對民營資本的“擠出”效應；一些領域存在明顯或變相的行政性壟斷，妨礙公平競爭，公用事業和社會事業領域存在準入壁壘，導致大量民間資本不得不擁擠在競爭性經濟領域，加劇一些行業產能過剩。科技體制中政府與市場定位不清，妨礙企業成為技術創新主體。政府一方面對企業技術創新過度干預；另一方面在為創新營造良好環境方面作為不夠。解決體制機制中這些妨礙各類市場主體發揮創業、創新積極性問題，關鍵是要在經濟領域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進行資源配置。

第二，有利于加快我國經濟轉型升級。我國經濟結構不合理，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遲緩，當前不少行業產能過剩、效益下降，究其原因，同政府對經濟干預過多和干預不當、妨礙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有很大關系。例如，電力、成品油、天然氣等重要商品價格形成的行政性管制特征明顯，利率尚未實現市場化，資本市場體系不完善，等等，這些問題導致多種要素價格不能真實反映資源稀缺程度和供求關系變化。根據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要求深化相關改革，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經濟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的關鍵舉措。

第三，有利于建設高效廉潔的服務型政府。現在政府治理與市場功能的邊界不夠清晰，政府越位與缺位并存。政府仍然管了許多不該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一方面將過多時間和精力用在審批項目、招商引資等直接干預微觀經濟事務上，導致政府在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等方面的缺位；另一方面政府對社會事務包攬過多，沒有充分發揮社會力量參與社會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務的作用，導致政府成為這些方面矛盾的焦點。因此，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凡是市場和企業能解決的，放給市場和企業；凡是社會中介組織能承擔的職能，交給社會中介組織。這不僅有利于政府真正轉變職能，把重點轉到加強市場監管、增強公共服務和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上來，而且有利于鏟除腐敗現象的土壤。

總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礎性”升華為“決定性”，是向完善高效的市場經濟發起的又一次沖鋒號角！

篇（6）

根據宏觀經濟理論，社會總需求主要取決于消費及投資需求，而能對消費及投資產生重大影響的經濟變量是利率。而利率能否發揮其對經濟的調節作用關鍵在于利率的傳導機制是否通暢，即利率的變動是否能對經濟運行中消費及投資等重要經濟變量產生較大的影響。根據貨幣金融理論，微觀經濟變量對于利率變動的反應敏感程度，即為相關變量的利率彈性，主要包括居民消費及投資等變量對于利率變動的反應（多恩布什等，2000），其行為將決定社會的總需求水平。利率彈性大小可以體現出微觀經濟體對于貨幣政策的敏感程度，決定著貨幣政策的利率傳導渠道是否暢通以及利率政策的效力如何。

目前，我國利率體系仍為雙軌制，官定利率及市場利率并存，一年期存貸款基準利率仍由央行制定，而國內學者對利率彈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經濟變量的官定利率彈性，如黃秀梅、龔水燕（2003），曾令華、王朝軍（2003），劉衛華（2009），李娟、馬凱（2010）等，對消費及投資的市場利率彈性鮮有涉及。本文將建立多元回歸模型，運用OLS法（達莫達爾N.古亞拉提，2000）對消費及投資的官定利率及市場利率彈性同時進行實證分析和檢驗，以期能全面考察我國利率市場化以來，雙軌制利率體系下消費及投資的利率彈性變化情況，以及兩種利率對微觀經濟變量的影響程度，從而判斷我國利率傳導渠道狀況及利率政策的有效性。

居民消費的利率彈性分析

（一）模型設立及數據選取

近年來，我國政府多次提出要擴大內需，刺激消費需求，以促進經濟增長。一般經濟理論認為，消費需求主要受人們邊際消費傾向、物價水平、收入及利率的影響，其中，消費對利率變動的反應即為消費的利率彈性，以數學公式表達可寫為：Ec=（C/C）/（r/r）。其中，E為彈性，C表示消費，r表示實際利率。本文以消費為被解釋變量，引入利率、物價水平及收入等經濟變量作為解釋變量，構建居民消費需求函數模型如下：

Ct=C0t+b1rt+b2GDPt+b3CPIt+Vt

其中，C表示消費，以支出法核算的國內生產總值中的居民消費表示，將分別考察城鎮居民消費及農村居民消費的各類影響系數；C0為居民自主消費；r為剔除通貨膨脹因素后的實際利率，其中以儲蓄利率rs代表官定利率，全國銀行間7天拆借利率代表市場利率r7，兩種利率均為年內加權平均利率；以國內生產總值GDP表示收入；以居民物價指數CPI表示物價水平；V為隨機變量，t表示時期。由于居民消費的季度數據缺乏，考慮到數據的準確性及統計口徑的一致性等原因，考察樣本期間及數據設為1996-2011年上述各指標的年度數據。數據來源于中國人民銀行網站、中經網統計數據庫及國泰安經濟金融數據庫。

（二）實證檢驗

為避免時間序列數據易出現的異方差性，對上述各時間序列取對數，模型轉化為雙對數模型：

lnCt=lnC0t+b1lnrt+b2lnGDPt+b3lnCPIt+lnVt

模型中待估系數b1即為消費的利率彈性，b2為消費的收入彈性，b3為消費的物價影響系數。運用Eviews6.0對上述模型的兩個樣本期分別進行OLS回歸，分別得到官定利率及市場利率情況下城鎮居民及農村居民的消費方程及檢驗結果如下：

1.官定利率下的居民消費需求函數：

城鎮居民消費：LCC=9.2606- 0.0732*LrS

[4.6845] [-3.3291]

+0.8887*LGDP-1.9619*LCPI

[51.4489] [-4.9093]

AR2=0.9976 F=1923.482 DW=1.1952

農村居民消費：LVC=-4.0232+0.0847*LrS

[-1.2046] [2.2780]

+0.5167*LGDP+1.63607*LCPI

[17.7117] [2.4232]

AR2=0.9745 F=179.2633 DW=0.8686

從檢驗結果來看，以儲蓄利率作為解釋變量之一建立的消費需求函數中，兩類居民消費需求方程擬合得均很好，DW值顯示序列無自相關，F值顯示方程均通過顯著性檢驗，而城鎮居民消費需求的方程更為顯著。對系數顯著性檢驗結果表明，在5%顯著性水平下，消費的各類影響系數均比較顯著，說明儲蓄利率、收入及物價水平的變化可以很好地解釋我國居民1996年來的消費變化情況。從兩類居民的角度來分析，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系數呈現出較大的不同：一是城鎮居民消費的利率彈性為-0.07，雖然彈性較小，但是與傳統經濟理論相符合，意味著城鎮居民的儲蓄消費行為中，替代效應大于收入效應，即利率的變動能引起消費的反向變動，利率政策對城鎮居民的消費行為能起到一定的調節作用。農村居民消費的利率彈性為0.08，彈性雖小但為正值，消費與利率呈同方向變動。這意味著對農村居民來說，收入效應起主要作用，利率的變動對其消費行為的調節作用有限。二是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消費的收入彈性均為正值，說明收入的增加能刺激居民消費的增長。而城鎮居民消費的收入彈性略大于農村居民，即收入每增長1%，城鎮居民的消費將上漲0.89%，農村居民的消費將上漲0.52%。三是物價水平的變動對城鎮居民消費的影響系數為-1.96，即物價上漲1%，城鎮居民消費將下降1.96%，彈性值比較大，而物價水平的變動對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系數為1.64，彈性值也比較大，但是卻為正值，這意味著通貨膨脹率上漲1%，農村居民消費將增加1.64%。說明農村居民的消費對物價水平的變動不敏感，并且其消費中有很大一部分為生活必需品，即使價格上漲，消費也不會隨之下降，反而會使其消費額增加。

2.市場利率下的居民消費需求函數：

城鎮居民消費：LCC=7.9996-0.0682*Lr7

[5.1080] [-3.6812]

+0.8742*LGDP-1.6518*LCPI

[46.1881] [-5.2999]

AR2=0.9978 F=2138.831 DW=1.2045

農村居民消費：LVC=-2.5202+0.07801*Lr7

[-0.9206] [2.4105]

+ 0.5330*LGDP+1.2697*LCPI

[16.1096] [2.3304]

AR2=0.9754 F=186.2802 DW=0.8460

從檢驗結果來看，市場利率代替儲蓄利率作為解釋變量之一的居民消費需求函數方程的實證結果變化不大。方程擬合程度很好，并通過方程顯著性檢驗且序列無自相關性。對兩類居民消費模型的系數進行的t檢驗也顯示系數均為顯著的。各系數均較儲蓄利率下的方程各系數略小，但所反映的經濟意義相同。這說明我國自利率管制放松以來，市場利率與儲蓄利率的聯動機制已較為明顯，市場利率的變動也能引起城鎮居民消費的變動。

投資的利率彈性分析

（一）模型設立及數據選取

投資對利率變動的反應即為投資的利率彈性，數學公式表達可寫為：EI=（I/I）/

（r/r）。其中E為彈性，I表示投資額，r表示實際利率。投資的利率彈性考察的是投資對于利率變動的敏感程度，它關系到經濟實際產出的增長。結合凱恩斯理論及投資行為理論，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準確性等，本文以固定資產投資額為被解釋變量，以利率、國內生產總值作為解釋變量，并引入固定資產投資額的一階自回歸項AR（1）代替歷年投資額，建立投資函數的多元回歸模型：

ICFt=ICF0+b1rt+b2GDPt+AR（1）+Wt

其中，ICF為被解釋變量，考慮到季度數據的可得性，以城鎮固定資產投資代替全社會固定投資額；ICF0為常數，即自主投資，r為利率，分別以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rL代表官定利率，以全國銀行間7天同業拆借利率r7代表市場利率進行檢驗；GDP為國內生產總值；AR（1）為固定資產投資額的一階滯后項，即歷期的固定資產投資額，代表資本存量；W為隨機變量，t為時期，b1、b2為待估系數。

由于經濟活動水平是影響投資活動的決定性因素，而2007年下半年爆發的美國次貸危機對我國經濟活動造成明顯的影響，宏觀調控政策也相應做出較大調整，因此根據經濟增長的波動情況，選擇兩個樣本期進行考察：一是1996年1季度至2007年4季度，該樣本期從我國利率政策開始放松到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國內的利率政策經歷了一個較完整的升降周期；二是2008年1季度至2011年4季度，該樣本期內經濟形勢較為復雜，利率政策操作頻繁，數據均為季度數據。數據來源自中經網統計數據庫，國泰安經濟金融數據庫及CCER宏觀經濟數據庫。

（二）實證檢驗

由于所選取的樣本數據為季度數據，首先對各時間序列變量運用X12法消除季節影響，同時對各變量取自然對數以消除時間序列的異方差，使模型化為雙對數模型：

lnICFt=lnICF0+b1lnrt+b2lnGDPt+AR（1）+lnVt

模型中待估系數b1為投資的利率彈性，b2為投資的收入彈性，AR（1）為自回歸項，即歷年固定資產投資額對第t期投資的影響程度。運用Eviews6.0對上述模型的兩個樣本期進行OLS回歸，分別得到官定利率及市場利率情況下各個樣本期的方程及檢驗結果如下：

1.官定利率下的投資需求函數。以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rL作為解釋變量之一的各期方程如下：

利率管制放松至次貸危機前：

LICF=-3.9396-0.1029*LrL+1.2938*LGDP

[5.7328] [-1.7808] [21.2245]

+[AR（1）=0.5109]

[5.0124]

AR2=0.9425 F=252.4941

次貸危機至2011年底：

LICF=-7.9633+0.0389*LrL+1.6416*LGDP

[-10.3672] [2.3912] [24.4875]

+[AR（1）=0.4904]

[4.4835]

AR2=0.9785 F=213.4563

從回歸檢驗結果來看，兩個樣本期內的方程擬合都很好，擬合優度達到94%以上，F檢驗顯示方程具有顯著性。收入、利率以及歷年投資額的影響較好地解釋了投資額的變化。對投資影響系數的檢驗顯示：在10%顯著性水平下，國民收入是影響我國投資的重要因素。兩個樣本期內投資的收入彈性均非常顯著，并且投資的收入彈性都在1以上，特別是美國次貸危機以來，收入彈性更高，收入每增加1%，投資提高1.64%。歷期投資額對當期投資的影響在兩個樣本期內均較為顯著，影響系數約為0.5左右。兩個樣本期間，利率彈性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從利率管制放松至次貸危機爆發這段期間，投資的利率彈性為負，符合利率與投資關系的一般經濟理論，但是利率彈性較小，利率每變動1%，投資額反向變動0.1%。美國次貸危機爆發至今的樣本期內，利率彈性為正，利率變動1%，投資額同向變動0.03%，雖然彈性極小，但是與一般經濟原理相悖。一方面與我國政府為應對危機投入4萬億人民幣以擴大投資、刺激經濟的政策有關，市場流動性的增強使商業銀行的貸款條件相對寬松，企業貸款意愿增加，對利率變動不敏感，另一方面可能與樣本期內數據較少有關，數據量的缺乏可能使實證分析未能真實體現數據的經濟特征。

2.市場利率下的投資需求函數。以全國銀行間7天同業拆借實際利率r7作為解釋變量之一的各期方程如下：

利率管制放松至次貸危機前：

LICF=-4.2581-0.0461*Lr7+1.3161*LGDP

[-4.2317] [-0.5544] [15.5434]

+[AR（1）=0.5160]

[4.9033]

AR2=0.9387 F=235.9427

次貸危機至2011年底：

LICF=-7.2069+0.04759*Lr7+1.5735*LGDP

[-9.6440] [2.6175] [23.8265]

+[AR（1）=0.4863]

[4.5959]

AR2=0.9799 F=228.1743

從檢驗結果可知，市場利率下，兩個樣本期內方程擬合較好，擬合優度也都達到94%以上，F檢驗表明方程具有顯著性。對投資影響系數的t檢驗顯示：在10%顯著性水平下，投資的收入彈性均非常顯著，且彈性較大，都超過了1，與官定利率下一樣，在次貸危機至今的樣本期內，收入彈性更大，國內生產總值每提高1%，投資增加1.57%。歷期投資額與官定利率下的情形相似，對當期投資的影響均比較顯著，影響系數在0.5左右。從利率管制放松至次貸危機爆發的期間，利率彈性約為-0.05，即利率變動1%，投資反向變動0.05%，投資對利率的變動不敏感，并且投資對市場利率的彈性未通過t檢驗，說明這段時期，利率管制雖然在放松，但是市場利率與投資的負相關關系不明顯。次貸危機爆發至今的樣本期內，投資的市場利率彈性約為0.05，與官定利率的情形一樣，雖然通過了t值顯著性檢驗，但是彈性為正，與經濟理論相悖。

結論及原因分析

（一）居民消費的兩種利率彈性較小，市場利率變動對居民消費的影響顯現

消費變動對利率變動不敏感，意味著利率刺激消費的作用有限。市場利率與官定利率已具有一定的聯動機制，市場利率對居民消費的調節作用雖不及官定利率，但是市場利率變動對居民消費已產生影響。消費的利率彈性較小的原因主要是投資渠道狹窄及對未來不確定預期的增強，造成我國居民的儲蓄意愿較強，對利率變動不敏感，也導致居民消費的利率彈性較小。

（二）城鎮居民消費對利率、收入和物價變動敏感，農村居民消費對收入變動敏感

其主要原因是城鄉收入差距較大，城鎮居民收入遠超過農村居民，收入中用于生活必需品之后的節余部分，或者用于其它商品的消費，或者進行投資，用于其它消費的部分對于物價水平的變動會比較敏感，而用于投資的部分由于目前居民主要投資渠道是儲蓄，因此對利率的變動較為敏感。而農村居民的收入相對較低，其收入中仍有相當一部分用于食品支出，對其它商品的購買力自然較差，用于儲蓄的部分所占比重不多，因此其消費變動對物價水平及利率變動不敏感，而對收入的變動相對較為敏感。

（三）投資需求的兩種利率彈性較小，利率對投資的調節作用有限

與市場利率相比，投資對官定利率的變動更為敏感，投資的官定利率彈性比市場利率彈性約大一倍。利率管制放松雖已歷經15年，但是實證結果表明，市場利率對投資的影響依舊不顯著，因此，導致貨幣政策的利率傳導渠道存在較大的梗阻。從實證分析結果來看，投資的利率彈性在樣本期內僅為0.1，為更詳細地考察投資的利率彈性，本文根據固定資產投資額及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測算出樣本期內每一季度的投資對利率的彈性，其中有近四分之一的利率彈性小于1，更有三分之一的利率彈性為正，與經濟原理相悖，說明存在著重要的內生性因素影響著我國的投資變動。

分析其原因有以下幾點：首先，我國的利率市場化未最終完成，中央銀行的利率政策主要通過官定利率而非市場利率來調節經濟。而利率雙軌制下，利率形成具有明顯的外生性特征，官定利率往往是中央銀行、商業銀行、財政部門及中央企業、大型國有企業等多方博弈的結果，并非市場資金供求的真實反映，因此利率的內在平衡機制不復存在，利率自身也缺乏彈性，投資對利率的彈性自然也不顯著。其次，我國投資主體對利率敏感性差。國有企業經營體制的改革雖然已取得一定成效，現代企業制度已初步建立，但是多數國有企業并未真正實現自負盈虧，往往只負盈不負虧，對多數國有企業來說，更在意的是貸款的可得性而非資金使用的成本，貸款的軟約束依舊存在，導致國有企業對利率變動不敏感，投資的利率彈性較差甚至與經濟原理相悖的現象，即當利率提高時，投資依舊高漲。利率下調對投資的抑制作用無法體現出來。上市公司主要通過擴股或增發新股的手段籌集營運資金，私營個體經濟體很少從銀行獲得貸款，其投資資金主要來源于自有資金及內部積累，因此對利率變動不敏感。最后，地方政府作為區域投資的決定力量，往往與中央政府存在著目標差異，在本位利益的驅動下，地方政府對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可能采取非合作的博弈，從而導致地方政府成為影響投資的重要內生性變量。

相關建議

目前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提高貨幣需求的利率彈性，消除利率傳導機制中的梗阻，從而增加利率政策效應：

（一）深化利率市場改革，加速推進存貸款利率的市場形成機制

1996年以來，利率市場化逐步推進，已取得了相當大的進展，然而，最核心的存貸款利率的市場化尚未完成，至今存款利率上限及貸款利率下限依舊處于央行的管制下，由于央行制定存貸款利率要考慮財政、企業、稅收等多種因素，調整存貸款利率是各利益體的博弈結果，因此官定利率并不是市場資金價格的真實體現，極大地降低了利率彈性，造成了利率傳導機制的扭曲，從而削弱了貨幣政策的效力。為了提高消費及投資的利率彈性，必須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建設。一方面，要在時機成熟時，完全放開存貸款利率的管制，使利率的形成能完全反映市場意志。另一方面，應進一步理順我國的利率市場體系，加強央行再貸款利率、再貼現利率、貨幣市場利率及存貸款利率之間的聯動性，提高商業銀行自主定價能力及風險管理意識，改變商業銀行體系對管制利差的過度依賴。

（二）針對城鎮及農村兩類居民，采取不同措施提高消費的利率彈性

城鎮居民及農村居民消費具有不同的特點，農村居民消費受收入制約較大，而城鎮居民消費除了受收入影響，對利率水平的變動相對較為敏感。政府在制定擴大內需以刺激經濟增長的政策時，應注意兩類居民需各具針對性，對農村居民應以增加收入為主，對城鎮居民除了增加其收入，還應從穩定物價水平，完善利率市場環境，增加消費的利率彈性等方面采取相應措施。

（三）增強投資主體的利率敏感性，提高投資的利率彈性

首先，應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現代企業經營制度，真正實現自負盈虧，提高國有企業對利率變動的投資敏感性，增加其投資的利率彈性。因此，應注意強化其內部風險管理、鼓勵企業進行技術改造及創新，轉變生產方式的同時，加強外部監督，提高企業的市場競爭及盈利能力；其次，經濟理論及國際經驗都表明，國有企業的運行效率低于民營及私有企業，后者的投資對于利率變動更為敏感，因此，商業銀行應擴大對民營及私有企業的貸款力度，在控制風險的前提下，通過簡化對其的貸款手續等措施，增加對民營私有企業的貸款比重，提高投資的利率彈性。再次，理順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關系，統一兩者的目標，減少地方政府投資的政績沖動，降低地方政府投資對利率彈性的干擾。

參考文獻：

1.多恩布什，費希爾，斯塔茲.宏觀經濟學[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

2.黃秀梅，龔水燕.我國消費、儲蓄和投資的利率彈性分析[J].商業研究，2003（18）

3.曾令華，王朝軍.我國貨幣需求的收入彈性、利率彈性及投資的利率彈性[J].財經理論與實踐，2003（7）

4.劉衛華.貨幣投放、需求利率彈性與價格波動[J].河北大學學報（哲社版），2009（5）

篇（7）

中圖分類號：F832.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23-0191-02

2013年剛剛下發的《關于2013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中指出，“穩步推進利率匯率市場化改革，逐步擴大存貸款利率浮動幅度，建立健全市場基準利率體系。”可見，實現利率市場化對于我國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和完善宏觀調控都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一、利率市場化的國際經驗比較

20世紀70年代，美日等發達國家和拉美一些發展中國家逐步取消利率管制，實施利率市場化改革。由于選擇的路徑不同，改革實踐出現了“漸進”和“激進”兩種方式，最終的結果大相徑庭。

（一）以美國、日本等國為代表的漸進式利率市場化改革

1.美國的利率市場化改革

自1970年美國逐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主要分3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從1970年開始，美國逐漸放松了對不同額度的大額可轉讓定期存單的利率上限管制。第二階段自1980年開始，美國按照從大額定期存款、小額定期存款、居民儲蓄存款利率逐漸放開的順序取消了存款利率管制；而貸款利率除房貸等少數利率外，其他貸款利率也相應逐步放開。第三階段自1983—1986年，美國徹底廢除了“Q條例”，利率水平由資金供求雙方自主決定，完成了利率市場化改革任務。

2.日本的利率市場化改革

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日本啟動了利率市場化改革，主要也是分3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自1978年開始，先后放開了國債的發行和交易利率，同業拆借利率和票據發行、轉讓利率，大額可轉讓定期存單的發行利率。第二階段自1984年開始，在存款利率方面，進一步降低了大額可轉讓定期存單發行的標準，并放松對大額存款的利率管制。貸款利率則是由法定水平決定改為由平均融資利率確定。同時，日本銀行鼓勵企業通過發行債券獲得市場融資。第三階段自1991年開始，日本逐步放開了大額定期存款利率，小額定期存款利率管制，同時停止利率窗口指導。至1994年，存貸款利率全部實現了市場化，利率市場化改革完成。

（二）以拉美國家為代表的激進式利率市場化改革

1.阿根廷的利率市場化改革

自1971年，阿根廷率先從非銀行金融機構開始利率自由化改革，但不到一年便中途夭折。1975年，阿根廷再度啟動利率自由化，取消了儲蓄存款以外的其他存款利率限制。至1977年6月全部放開利率管制，在兩年多時間里就完成了利率的全面自由化。同時，阿根廷還進行了其他方面如金融機構、資本項目等方面的金融自由化改革。由于阿根廷的利率市場化改革沒有逐步推進，最終導致金融秩序出現混亂，并引發了20世紀80年代初的拉美債務危機。在此形勢下，阿根廷政府不得不重新對銀行部門采取直接管制，利率市場化改革前功盡棄。

2.智利的利率市場化改革

智利于1974年開始了利率市場化改革。政府逐漸放松了對資金價格的管制，允許私人設立金融公司，并提高利率管制的上限，至1975年4月全面取消了存貸款利率管制。同時，利率市場化還與銀行私有化、匯率改革、資本項目開放等同步推進。智利的利率市場化改革所用時間非常短，僅用了兩年時間。由于利率放開后金融監管不力等原因，智利也出現了一系列的經濟問題。政府不得不對商業銀行進行挽救，銀行存貸款利率也不得不重回管制狀態，利率市場化改革宣告失敗。

（三）國外實踐經驗的啟示

1.利率市場化改革應在相對較長的時間內有序推進

從利率市場化經歷的時間看，美國和日本的利率市場化改革分別都經歷了長達十六七年的時間，而拉美國家的利率市場化改革通常只進行兩三年的時間，從中可以看出美日兩國政府對于利率市場化改革是審慎的態度。從利率市場化的路徑選擇看，美日兩國基本上都是先國債利率后存貸款利率，先長期資金利率后短期資金利率，先大額存款利率后小額存款利率。這種漸進式的選擇更容易成功。

漸進式的改革既能夠有效防止短期投機行為的發生，有利于維護金融秩序的穩定，又可以“倒逼”各金融機構成長為成熟的市場經濟主體，具有自主定價能力，有效控制資金來源和資金運用過程中的利率風險。

2.利率市場化改革需有制度基礎做保證

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應具備一定的制度基礎，逐步穩妥加以推進。如利率市場化進程需要在宏觀經濟穩定的背景下啟動；需要完善的金融市場為基礎；作為市場微觀主體的金融機構要有健全的運營機制，同時政府也要肩負起監管職責等。

3.利率市場化改革既要進行適度的金融創新，又不能盲目推進金融自由化

從美日兩國來看，在利率市場化改革過程中，都是不斷創新金融產品，這些創新產品既達到了通過金融創新來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的目的，又在利率市場化改革過程中促進了銀行業務的拓展。而拉美國家在進行利率市場化改革的同時，還同步推進其他諸如放松對金融機構設置的限制、開放資本市場等金融自由化措施。盲目進行金融自由化，其結果必然是矛盾叢生，顧此失彼，導致改革結果與預期目標背道而馳，利率市場化改革也必然會失敗。

二、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現狀

20世紀90年代初國務院做出《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我國最先明確了利率市場化改革的基本設想。經過20年左右的時間，本著先外幣、后本幣，先農村、后城市，先貸款、后存款，先長期、大額，后短期、小額的原則，我國利率市場化進程逐步推進。

至2008年4月，包括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銀行間債券市場、貼現、再貼現市場在內的貨幣市場及外幣貸款利率、300萬美元（或等值的其他外幣）以上外幣定期存款利率，已基本實現利率市場化。2013年7月20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全面放開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管制。目前，尚未進入市場化改革進程的唯有存款利率的上限和法定存款準備金利率等少數利率品種。

三、穩步推進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的路徑選擇建議

（一）保持穩定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

穩定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是利率市場化的最基本前提，在經濟增長平穩、物價穩定、實際利率為正、國際收支基本平衡的背景下實施利率改革容易成功，這是因為資金供求平衡時放開利率產生的金融服務競爭不會推升利率水平，也有助于銀行和企業間維持穩定的關系，降低了信息不完全對雙方行為的約束。目前，我國已基本具備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但今后應繼續保持物價水平的穩定、并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增加就業、保持經濟穩定增長。

（二）培育具有市場化行為的微觀經濟主體

進行利率市場化改革后，微觀經濟主體必須能夠根據利率變化進行理性的經濟活動，否則利率市場化機制就會因失去微觀經濟基礎而難以發揮作用。首先，要按照宏觀審慎管理的要求，選擇具有硬約束的金融機構，賦予其在競爭性市場中的定價權。并促使商業銀行不斷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其次，還要培育大量具有現代企業制度的企業。只有這樣，才會有理性的資金供給和資金需求，資金才會實現優化配置。

（三）不斷完善金融市場環境

發達完善的金融市場是利率市場化的關鍵因素，其有利于形成充分、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首先，我國要加快推進民營銀行試點，加快小額貸款公司轉為銀行的推進工作，通過設立一批專門為中小企業服務的中小銀行，解決中小企業的融資問題。其次，鼓勵金融機構創新市場工具，通過提供多樣化、多元化的產品和服務來競爭，產生合理的均衡價格，確保價格真正由市場來確定，進而保障利率市場化所需要的競爭機制和自主定價權。

（四）加強金融監管力度

建立有效監管機制是防范利率市場化條件下金融風險的前提。嚴格高效的金融監督體系可以抑制銀行經營風險，彌補改革政策設計不足，熨平金融市場風險波動。我國要借鑒發達國家經驗，保持中央銀行的調控力度和對市場的影響，不斷摸索建立以市場利率體制為契機，既適合我國國情又符合國際慣例的金融監管法規體系。

（五）適度的金融創新

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后，銀行業會面臨利息收入在總收入中的比重下降的問題，應鼓勵商業銀行逐步實施以非利息收入為導向的綜合化經營戰略。加快金融創新，大力發展中間業務，尤其要開發高附加值的中間業務和投資銀行類中間業務，以滿足客戶的差異化需求，實現經營收益的多元化。現階段我國商業銀行已經推出多種理財產品，今后還要進一步探索增加市場交易品種和交易工具，特別是要研究并適時推出利率期權、利率掉期和利率遠期協議等衍生交易品種，為投資者提供規避利率風險的工具。

（六）建立存款保險制度

建立存款保險制度是利率市場化改革的制度保證，其在防止銀行擠兌和維護金融穩定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我國的存款保險制度實際上是一種以國家和政府的信用對存款類金融機構的商業行為進行擔保的隱性制度。隨著利率市場化進程的推進，需要建立一種更加符合市場運作特點的存款保險制度。《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13）》中指出，當前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的各方面條件已經具備，實施方案經過反復研究和論證，各方面已形成共識，可擇機出臺并組織實施。可見，我國的存款保險制度的推出已指日可待。

參考文獻：

[1] 尹繼志.利率市場化改革的國際經驗與我國的改革路徑選擇[J].金融與經濟，2012，（5）.

篇（8）

中圖分類號：F014.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913X（2015）08-0025-01

一、西方經濟學課程在中國的開設歷程

西方經濟學（主要包括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產生于15世紀，正式建立是在18世紀，以亞當?斯密《國富論》一書的出版為標志。一直到現在，西方經濟學被認為是能夠說明當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運行和政府調節國家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的理論體系，它綜合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的分析方法和理論，以及國家政府調節的政策主張。經濟學也因它的作用和魅力被稱為“社會科學之王”。但是，在我國建國后的前三十年里，西方經濟學一直被拒絕運用于國內經濟學的教學和實踐中。

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我國只有少數重點高校開設當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并報以批判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主要流派的態度和目的進行講授。在期間西方經濟學被禁止授課和研究。一直到1979年以后，西方經濟學的傳播和應用才進入了一個大發展階段。在接下來的十幾年中，西方經濟學的思想和理論迅速在中國理論界中被傳播和普及。在80年代下半期，教育部允許高等院校正式開設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之類的屬于西方經濟學的基礎理論課程。[1]如今，西方經濟學已經是教育部高等學校經濟學學科教育指導委員會指定的經、管類專業本科學生必修的核心課程之一。

二、西方經濟學理論與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同之處

（一）市場理論的適用性

新古典經濟學或凱恩斯經濟學的理論核心是“市場―價格”理論。這是由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制度已經趨于成熟，價格機制的調整可以在這個較為完善的市場體系中發揮重要的配置資源的作用，并且提高整個社會的經濟運行效率。而對于中國而言，商品經濟不發達、市場體系發育不完善以及我國長期推行的計劃經濟制度，導致西方經濟學中市場理論的許多概念和范疇并不適用于中國。比如說，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把一個社會的經濟變動看作是經濟要素邊際的變化，對應的是增量調節政策。而發展中國家出現的狀況往往是陳舊的經濟體制和長期累積的經濟問題。所以這些區域的經濟發展往往需要大規模的經濟變革和結構改進。另外，在西方經濟學中，利率是市場化的產物，經濟活動主體據此調整自己的借貸行為。而中國的利率受到政府政策的管制，因此不能用西方經濟學中的市場利率理論和公式來指導和解釋中國的資本和金融運行。

（二）經濟微觀主體的行為

在中國，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有自己的特點，并不能一概用西方經濟學中“理性人”的特點來套用。首先，從居民消費習慣上看，中國居民和美國居民受到風俗文化的影響，消費行為和習慣有所差異。中國家庭的代際消費就比美國家庭更明顯，而且跨越的時間更長，這就導致了中國家庭的儲蓄率較高。另外，我國居民的契約意識比較差、公民意識比較薄弱、個人信用缺失現象比較嚴重、監督機制不完善等因素都加重了我國微觀經濟主體在決策中的投機，成為我國在發展過程中的階段性特征。第二，中國企業主體由于企業產權不同而表現不一。目前中國有國有、私營、外資等所有權類型不同的企業，這些企業的目標函數不可能相同。比如：國有企業不能把利潤最大化作為唯一目的，國有企業需要承擔社會責任，如解決就業、穩定經濟、安定社會。所以國有企業的行為也就不能套用西方經濟學中的企業理論或生產者行為理論來加以分析。

（三）社會發展階段的不同

在西方經濟學中，對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及其選擇方面的分析和論述較多，提出了大量的試圖實現公平與效率的政策措施。比如奧肯（1975）提出：公平與效率之間具有互為代價的關系，政府應該通過再分配創造機會公平或起點公平來增進效率。但是，在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有差別，因此不能一概而論。在經濟衰退或者是經濟緊縮時期需要強調效率，但在經濟發展差距明顯擴大的時期需要特別注重公平。因此1992年，我國明確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戰略性思路。而在現階段，國家經濟實力得到了較大提升后，社會公平問題開始突出，因此開始越來越注重社會公平。

中國經濟有獨特的發展模式和經濟結構，包括公有制主體型的多種產權結構、勞動主體型的多種分配結構、國家主導型的多種市場結構。[2]因此，中國經濟的現實發展不同于西方發達經濟國家。而高校教師只有深刻領悟到我國經濟發展和西方國家的發展模式和現實基礎，才能在教授西方經濟學課程中，將書本中的原理結合中國實情更好地為學生講授，也才能教會學生去思考身邊的經濟現象和問題，走向理性的解決道路。

三、對西方經濟學教學的建議

（一）加強教師的自身學習

教師在教授西方經濟學課程之外，應該在平時注重大量閱讀和積累中國宏觀和微觀經濟運行的相關資料，深入思考我國經濟發展規律，建立自身深厚的經濟學知識體系。積極參加相關的社會調研和科研研究活動，全面了解和把握我國經濟發展狀況，不斷提高自身對中國經濟的分析能力和判斷能力。

（二）注重全面闡釋西方經濟學理論

教師在教授西方經濟學理論的時候注意要全面闡釋這些理論，包括理論形成的歷史背景和理論淵源、理論的適用條件以及后來學者的評價和理論的新近發展等。這才能讓學生理解西方經濟學理論的歷史發展和未來走向，讓學生明白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特定的經濟理論，及這些理論的局限性。另外，在介紹有關經濟理論時，要注重中西方思維方式的差異，培養學生辨證地看待西方經濟學理論，并引導學生學會提出自己的想法或疑問。

（三）辨析中國經濟發展國情，結合案例講授經濟學原理

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應該讓學生明白中國和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的社會差異，并讓學生明白中國經濟環境的獨特性。比如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和發展水平與發達國家不同、中國正處在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時期、中國人口眾多、區域差異尤其是城鄉差異巨大、有自己的傳統文化和習俗等等。這些就決定了我們不能把西方經濟學原封不動地拿到中國來，不能簡單地套用西方經濟學的結論[3]。這也要要求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第一時間了解我國經濟發展中出現的焦點問題，并運用西方經濟學原理對案例進行剖析和研究。在教授課程的過程中，引導學生通過中國經濟現象來理解經濟學原理，這樣不僅利于學生更容易地接受西方經濟學原理，提高學生學習西方經濟學的興趣，還能讓學生了解中國經濟與這些原理之間的聯系和區別，讓學生做到學以致用。

參考文獻：

[1] 黃范章.建國60年來西方經濟學在中國（下）[J].金融發展評論，2010（2）.

[2] 程恩富，何干強.論推進中國經濟學現代化的學術原則――主析“馬學”、“西學”與“國學”之關系[J].研究，2009（4）.

篇（9）

由此看來,美國的當務之急在于,繼續推行財政與貨幣刺激計劃能否引領美國經濟走入正軌。不可否認,在危機肆虐之時財政刺激與銀根大幅放松,能夠在很大程度上預防信貸凍結,并抑制資產價格下跌與實體經濟活動蕭條,但今非昔比。

原因很簡單。危機之前的資本收益在某種程度上是暫時的,它不可避免地引發了“后危機時代”的消費萎縮、需求下降、失業率升高。雖然逆周期政策能夠平衡此類負面影響,但卻無法消除其造成的危害,或打破極其嚴格的限制而加快經濟復蘇。

由于家庭傾向于儲蓄及減少負債,以赤字為導向的激勵方案對家庭收入的刺激作用正不斷減弱。而在企業看來,一旦商業周期步入正軌,投資與就業隨著內需的提高而變好。在內需回升之前,企業將不得不勒緊褲腰帶。

在這個“去杠桿化”且重組資產負債表、出口以及微觀經濟結構的經濟中,赤字開支越發力不從心。無論是否存在赤字開支,此種重組勢在必行。因此,制定政策時必須認識到,此種重組的實現進度是有限制的。

然而,如果操之過急,受到威脅的不只是財政收支平衡以及美元的穩定性和恢復力,經濟與政府財政在不久的將來同樣會受到影響,這與加快投資和增加就業帶來的短期微小利益相比得不償失。內需必將回升,但步伐緩慢。的確,恢復態勢良好的資產價格能幫助平衡資產負債表,但不足以刺激消費。

眼下,中、日、德等國擁有巨大貿易順差,其外需的增長能夠幫助美國短期恢復內需。同時,這些國家必須進行結構改革,但這同樣需要時間。

此外,美國經濟也必須進行耗時的結構改革來應對外需增長,這并不意味著重新平衡全球需求無足輕重。

事實恰恰相反。然而,要想實現這一目標,必須在未來三至五年內大力修固全球經濟增長的基礎,而非專注于恢復以美國為首的發達經濟的短期平衡與就業。

今天的失業問題是結構性問題,必須在一定時間內提高失業津貼金額并擴大其覆蓋范圍。此舉不僅能夠減輕眼下失業者承擔的不平等負擔,還有利于穩定消費,或可能減少那些擔心將來失業的人群的部分預防性儲蓄。

貨幣政策這一平衡協調的復雜性及難度更甚。進一步提高利率,將降低資產價格,加重可調整利率償債負擔,引發喪失抵押品贖回權等額外的資產負債表衰退與混亂的“去杠桿化”。這將影響經濟復蘇,甚至可能導致復蘇停止。

除了美國,眾多國家希望美元繼續堅挺、減少利差交易的資本流入,并不再為避免對本國經濟的不利影響而急于升值貨幣。

簡而言之,美國等風雨飄搖的經濟體所采用的該種貨幣政策將導致全球經濟扭曲,繼而引發多個國家政策上的連鎖反應。

從政治的觀點看,這場危機之所以爆發,是因為金融監管不力、不負責任的放款縱容了愈發猖獗的系統風險。在這種觀點之下,實體經濟的其他參與者都以受害者自居――而在危機之前,這些受害者曾大肆購買房產、度假勝地、電視和汽車。

篇（10）

微觀經濟管理——信息網絡手段被用于政府對經濟行為主體的精細化管理，通過創新管理方式實現政府的企業化管理；

產業結構調整——電子政務建設在創造對IT產業巨大需求的同時，也在促使整個經濟產業結構向信息化轉移，“以電子政務帶動信息化”戰略直接帶動了軟件產業以及現代服務業的發展；

優化經濟發展環境——電子政務直接促進了政府信息公開與寓管理于服務之中的政府管理理念的轉變，為經濟發展提供一個公開、透明、誠信、高效的有利環境。下面即對電子政務的上述四項具體經濟職能進行討論。

一、宏觀經濟調節

在物理環境下，政府一般通過法律與經濟政策，運用利率、匯率、稅率、物價以及其他的宏觀經濟杠桿工具來調節整體經濟走向，實現經濟穩定發展。這些宏觀經濟杠桿能夠有效地引導社會經濟資源流向具有較高經濟效益的行業，以提高全社會的資源配置效率。就電子政務的宏觀經濟調節功能而言，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是需求調節作用。政府信息化與電子政務建設為國民經濟增加了巨大的有效需求，直接拉動了國內IT產業的發展。當然，從長遠來看，政府信息化與電子政務的這種需求拉動作用畢竟是有限的，與當前國民經濟和社會信息化發展的落后狀況密切相關。實際上，當前的信息化主要是硬件設備和網絡基礎設施建設，這些是信息化建設投資的骨干部分，待這一輪熱潮過去之后，政府信息化的投資將歸于平緩。因此，電子政務的這方面經濟職能不應過分強調。

其次是決策輔助作用。正確的經濟決策有賴于全面準確地把握經濟形勢與發展趨勢，而這就要求建立綜合復雜的宏觀經濟數據庫，及時掌握行業發展動態及物價、資金流動、需求變化等主要宏觀經濟指標的變化情況。這在以往的情況下是難以做到的，因為宏觀經濟信息的不完全、不充分而導致的“政策失靈”現象經常出現。而在信息網絡時代，憑借電子政務系統，中央或省級政府通過整合各政府部門在開展對企業和公眾的管理與服務（G2B、G2C）以及在進行市場監管過程中所收集到的經濟信息，能夠很快地應對市場信號的變化，隨時對影響市場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實施引導和組織。在這里，有兩點非常必要。一是宏觀經濟決策有賴于對微觀經濟活動的精細化管理（如通過應用客戶關系管理技術對重點經濟活動主體進行管理與服務），并對來自不同經濟領域的微觀經濟數據進行整理與系統分析，從而得出有價值的政策信息；二是對反映市場形勢變化的經濟指標能夠進行跟蹤，及時了解影響其變化的主要因素。而要獲得這兩方面的信息，必須確保以下兩點：一是對中央各職能部門的業務管理信息能夠進行整合，并能夠及時地匯總各級地方政府的信息；二是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以及管理體制的協調。這就要求克服部門信息孤島、條塊分割的弊端，從政府信息化和電子政務的表現形式來看，這就相當于要求以“金字工程”為代表的垂直業務系統和各級地方政府門戶網站在業務協作與管理流程的一體化方面能夠逐步“融合”。

中國早在1986年即開始建立國家經濟信息系統（SEIS），開設了7個業務應用系統：宏觀經濟預測系統、企業和產品信息系統、價格和市場信息系統、世界經濟信息系統、經濟法規系統、國外貸款項目管理信息系統、政府投資項目管理信息系統。而從實際效果來看，SEIS所發揮的作用其實很有限，除了因為原先的服務計劃經濟的目的外，還存在著管理體制、與信息化的要求結合不夠緊密、內部運作機制不暢等諸多問題。因此，有必要按照上述要求對國家經濟信息系統進行調整與改革，通過體制改革、業務整合以使國家的宏觀經濟能夠適應信息化時代的挑戰，為國家宏觀經濟管理與決策發揮更大的作用。

二、微觀經濟管理

從管理體制上講，在物理環境下中國對微觀經濟的管理事實上存在著“條”與“塊”分別管理的現象。從業務來看，“條”的管理主要包括稅收（國稅）、工商管理、檢驗檢疫、海關等。而且，從發展趨勢來看，中國的職能管理有日益收縮與集中的趨勢，例如，從2004年開始，有關土地管理的權限又上交一級，實行省級直管。在“條”的管理中，又分“全垂直”與“半垂直”兩種，“全垂直”是指有關的業務、人事與預算完全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最典型的如海關、國稅等；“半垂直”管理是指有關的業務、人事與預算等由地方和中央共同管理，像土地管理、工商管理等。“塊”的管理主要包括內外貿易、統計、人事、勞動保障等，在這些職能中，對經濟主體及其經濟事務的管理職能相對較少，而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服務的職能卻比較多，如文化、教育、衛生、交通、水利等職能。

從實施情況來看，上述物理環境下的經濟管理格局基本上被搬到了網絡環境下的電子政務領域。實際上，政府對微觀經濟的管理事務繁雜瑣碎、費時費力，因此借助于信息網絡技術代替人力從事相關的事務性管理，在電子政務發展初期，確實能發揮提高基層管理機構的工作效率、增加行政透明度、防止腐敗的作用。在這方面，工商行政管理領域的電子政務最能體現這種作用，其業務類型包括有關的表格下載、網上企業申請登記、網上年檢、資質鑒定、業務申請登記、商標管理以及各類行政許可事項等。其中每一類業務又都包含了不少的工作，如“企業及個體工商戶名稱登記管理”就包括“申請人申請辦理企業名稱預先核準的”“申請人申請辦理企業名稱變更預先核準的”“申請人申請辦理個體工商戶（坐商）及申請名稱的個體（攤商）申請名稱預先核準的”這樣三類工作，每類工作都必須交納不同的手續材料。由于“條”的政府部門其工作職能相對比較專業，業務內容比較單純，對其他業務整合的要求不是很高，因此，這些部門在電子政務實施過程中所面臨的阻力相對較少，也容易取得成效。同時，根據2002年的《國家信息化領導小組關于我國電子政務建設的指導意見》（即17號文件）的規定，“條”的政府部門的信息化（以“金字工程”為代表的垂直系統）的建設經費由中央財政承擔，建設資金能夠得到充分的保證，因而這些職能部門的微觀經濟監管事務的信息化能夠快速建成并取得實效。

而對于各級地方政府信息化建設，特別是政府門戶網站及其相應的電子政務互動業務來說就沒那么好辦了。除了因為網絡建設資金的緣故外，更多的則是因為難以真正地開展網絡互動業務。其實，就“條”與“塊”在為企業提供方便的積極性方面，地方政府比“條”的職能部門更甚，因為企業對地方政府的利益影響更大，而對“條”的職能部門來說，并沒有多大的利害關系。因此，地方政府在通過門戶網站為企業提供互動的“一條龍”服務方面有著很強烈的愿望。現實中也是如此，那些希望實現信息共享的通常總是作為“塊”的各級地方政府。然而，對微觀經濟進行管理與服務的要害環節都已被各“條”的職能部門所分割了，如工商注冊登記、稅收、海關等，地方政府要真正開展“一網式”服務，就得跟每個“條”的職能部門協商，而其效果卻總是難以讓人滿意。因此，傳統的物理環境下的一些制度安排開始與電子政務應用產生了沖突，而且原來所存在的一些問題到網絡環境下變得更為嚴重了，如因職能或業務的明細分工而導致的“信息孤島”現象。這也就是當前政府門戶網站的效果不盡如人意的根源。所以，隨著信息化的深入展開，政府的微觀經濟管理職能有必要進行遷移。除了傳統的微觀經濟管理之外，電子商務則為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提出了又一項嚴峻的挑戰。電子商務的交易方式、交易過程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傳統的微觀經濟管理手段難以應付。電子商務的最大特點是對其他交易環節的配套條件要求更高，如必須具備征信管理體系、網上支付、物流配送體系等做支撐。這就要求對原來的“條、塊”分離體制進行調整，從政府管理職能上理順各方面的關系。

從政策上講，政府職能要從物理環境向網絡環境轉換，其關鍵是要處理好“條”“塊”之間對微觀經濟管理事務的日常管理關系。這可以有兩條路徑，一是“條”“塊”之間共享業務信息，二是“條”的業務權限向“塊”的轉移。從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權力關系來看，第二條路徑是不容易走通的，因為這會影響中央對地方經濟的控制權，從而進一步影響中央政府對宏觀經濟的調節能力。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在利益關系方面可能存在沖突，如果地方管理權限過大，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就往往得不到地方的配合，政策效果也就會大打折扣。雖然也可將部分職能由“全垂直”向“半垂直”轉換，但是就中國經濟發展的總趨勢來看，只會有更多的經濟管理職能由地方政府向上級甚至是中央轉移，而不會發生相反的變化。從職能轉變的可操作性來看，第一條路徑倒是比較可行的，因為這并沒有涉及業務處理過程及其實際管理權限的轉移，實施起來阻力會相對較小。

其實施過程可以采取如下形式：在一級政府建立信息資源管理中心（但最好是在地市級；對直轄市而言，只建立市信息資源管理中心即可），將本地區的相關政府信息集中存放；同時，與本轄區內的各相關的“條”的職能業務部門的信息資源庫建立邏輯聯系，本級政府機關通過政府門戶網站獲取各類業務所需的數據。這樣，該級政府即可自如地根據互動業務的需要而建立網上業務流程。實際上，就電子政務的業務流程重組來講，“條”的各職能部門僅僅是為企業服務的業務流程上的一“段”，通過政府門戶網站將這些“段”經過排列組合而連接成系統完整的業務流程。從技術和理論上講，如果能夠建立完善的政府信息資源目錄與信息交換體系，并據此實現信息的完全共享，那么，即使是按照第一條途徑也可建立跨行政級別的業務流程，下級政府門戶網站也可以依據上級“條”的職能部門所建立的數據庫而整合完整的電子政務業務流程。

而從實際情況來看，真正要做到這一點還很難。這里有個誤區，也就是這些“條”的職能部門總是將自己所握有的數據信息看作是體現自身權力的代表和象征，不愿意讓其他部門共享自己的數據信息。在這種情況下，有必要從國務院的角度頒布與實施有關政府信息共享的行政法規，對有關資源共享問題作出明確的規定，以促進地方電子政務的發展，從而提高地方政府管理與服務微觀經濟的能力。

三、產業結構調整

電子政務對整個產業結構的調整作用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電子政務硬件基礎設施建設所具有的投資效應。這一點已在電子政務的“宏觀經濟調節”一節中談及，這里要強調的是，硬件基礎設施建設在發揮需求調節作用的同時，亦在促進IT產業的發展，直接促進整個產業結構向信息化轉型。與此同時，除了電子政務的硬件基礎設施能夠為產業結構調整提供動力外，電子政務的日常運營、管理與維護等也為IT產業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市場機遇。實際上，硬件建設只在電子政務發展的初期具有重要的投資拉動作用，隨著電子政務的日益成熟，以外包為業務形式的電子政務IT服務將為IT產業提供源源不斷的市場動力。

二是電子政務的業務拉動作用。也就是說，企業和公民為享受到政府通過信息網絡提供的管理與服務，必須首先具備能夠連接到互聯網的終端設備。雖然就某個企業來說，這種要求不會對產業結構產生多大的影響，但是一旦企業應用規模達到一定水平，這種購買力將成為一個規模龐大的市場。與此同時，一些企業會由此而對信息化的應用效果獲得巨大的認同，對企業自身管理的信息化也會相應地產生需求，如CAD、MIS、ERP等系統的應用。當然，這種影響是比較緩慢的，它只有在整個社會的信息化應用水平達到一定程度、相應的配套條件都已具備的情況下，企業信息化的應用效果才能顯現出來。同樣，一般公民也可能受電子政務的影響而搭上信息化的快車。可以認為，政府部門的信息化本身會對整個社會的信息化產生重要的拉動作用。因此，2002年提出的“以電子政務帶動信息化”的主張有著合理的依據，多年來的發展事實也證明其效果是明顯的。

三是政府信息資源對現代服務業的促進作用。根據有關學者的看法，人類社會的發展經歷了農業社會、工業社會，現在正在進入信息社會。在農業社會，土地是最豐富的資源，也是最重要的資源；在工業社會，資本是最豐富也是最重要的資源；而在信息時代，信息則是最重要最有價值的資源。從產業結構的分類來看，信息資源服務成為現代服務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在整個服務業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而從整個社會的信息資源分布來看，政府信息資源占其中的70%以上，對整個信息資源服務業的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從信息資源服務市場來看，政府信息資源起著基礎性的作用，是信息咨詢、市場調查等信息資源增值服務行業的基礎，因此政府信息資源政策將能夠有力地促進信息資源服務業的發展。國家對信息資源服務業的發展非常重視，國家信息化領導小組第四次會議通過了《關于加強信息資源開發利用的若干意見》（中辦發[2004]34號，以下簡稱34號文），34號文將信息資源劃分為政務信息資源、公益性信息資源以及商業性信息資源三類，并對每類信息資源的開發利用提出了專門的政策意見。不過，就實施來說，34號文仍然顯得過于原則性，對一些具體問題并未作出明確的實施政策。如對17號文件中的人口、企業法人、宏觀經濟、空間地理信息等四個基礎信息資源庫的性質問題則未做界定，也未對其建設、運營、應用與管理問題做具體的安排，這不能不說是該文件的一大缺陷。此外，該文件在討論信息資源類型的劃分時，用的是“政務信息資源”而非“政府信息資源”，從外延上講，前者是后者的子集，因此這實際上也限制了政府在促進信息資源服務業發展、實現產業結構調整方面的職能作用。

為促進政府信息資源對現代服務業的促進作用，應該考慮以下的途徑：

一是強化《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實施工作。明確政府信息的具體內容、公開與保密的界限，明確信息公開的方式、方法及職責、收費原則。

二是實現政府信息資源的數字化與網絡化。長期以來，我們一直習慣于政府信息的物理保有方式，對數字化保存不太熱心，這種心理作用嚴重地阻礙了政府信息資源的價值實現進程。為此，必須從組織、資金和人才保障方面促進政府信息資源的數字化、網絡化工作，并將其看作是促進電子政務發展的基礎性工程。

三是通過上述四大基礎信息資源庫的共建共享，實現政府信息資源在各級政府機構之間的資源共享進程。這也是提高政府信息資源市場價值的重要途徑。分散割裂的政府信息不僅不利于電子政務的開展，也減低了政府信息的市場價值，因此，必須從產業發展的角度規劃政府信息資源的整合與利用。

四是增加政府對市場信息資源的需求。政府不僅充當信息資源的供給者，也是信息資源的需求者。以往政府在做相關決策的時候，通常憑借過去的經驗或是有關的文件，而這對本地經濟發展來說政策的效果并不一定好。為此，中央政府一直強調各級地方政府要注意政策決策的科學性和民主性，加強對現實經濟的研究。因此，各級政府部門應該轉變觀念，充分發揮信息咨詢與市場調研公司的作用，培育信息資源服務業中介市場，以促進整個信息資源服務業的發展。

四、優化經濟發展環境

就電子政務優化經濟發展環境而言，可以從經濟發展的一般狀況和電子商務兩個層面來分析。

就經濟發展的一般層面而言，電子政務的職能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通過政府信息公開透明以及政府行政管理效率的提高，電子政務既為本地企業提供了一個公平競爭的外部發展環境，也提高了企業的經營管理效率。

二是電子政務為構建誠實守信的市場環境提供了新的更為有效的運行環境。在傳統的技術條件下，社會誠信除了有賴于歷史人文因素外，也需要政府或行業的強制手段或措施，而這樣做的成本相對會很高、時間也相對較長久，因而社會與市場誠信一直難以建立起來。如果政府應用信息網絡技術建立企業或個人的誠信記錄，那么只須較少的社會成本就能很快地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起有效規范各類經濟行為的誠信網絡，為合同執行與其他各類經濟交易提供安全保障。這樣做的前提條件是金融、財稅、工商、質監等諸多政府部門應通力合作、共享有關市場交易信息，為全社會共同構筑一道嚴實的誠信安全網絡。例如，就個人征信信息系統而言，除了包括個人身份識別信息外，還包括商業銀行的貸款信息、信用卡信息、非銀行信用信息、法院民事判決、完稅情況等信息，這就要求共享各公安機關、司法機關、稅務機關、商業銀行等諸多部門的有關業務信息。實際上，如果這樣的征信系統能夠建立起來并在全國范圍內聯網應用，那么就能夠輕易地控制當前房地產市場的各類炒房行為，為落實國家宏觀經濟政策提供有力的政策手段。

就網絡交易特別是電子商務而言，它所需要的發展條件相對較多，總的來看，這些條件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要有良好的法律法規環境。因為電子商務與傳統的交易過程、交易形式等有著很大的不同，因此必須就此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來加以規范，而這屬于電子政務的法治職能。

二是必須具備良好的網絡信用環境。根據國際發展經驗，這個問題的解決之道是電子簽名技術。雖然中國李廣乾?論電子政務的經濟職能從2005年4月1日起開始實施的《電子簽名法》以及《電子認證管理辦法》為電子簽名提供了法律保障，但是，該法律真正要實施起來還有一定的困難，因為它尚不能完全地應用于電子政務領域。為此，今后政府的職責就是要盡快完善電子政務領域電子簽名的有關規定，通過電子政務領域的應用來帶動電子簽名在電子商務領域的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