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高速增長階段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經濟高速增長階段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謀求發展戰略新常態

過去謀求高速增長的發展戰略是高投入、高消耗。如果現在還采取這種發展戰略，速度也可能沖到原先的高速增長水平，但卻是不可持續的。轉向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實際上是倒逼我們改變發展戰略，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供空間。根據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內涵，實現中高速增長的發展戰略應突出兩個方面：一是經濟結構的再平衡戰略，二是創新驅動發展戰略。

中高速增長新常態所面對的宏觀效益主要涉及兩個問題：第一，資源配置誰決定最為有效：政府還是市場？市場最有效。第二，經濟增長誰推動質量最高：政府還是市場？市場最高。這兩方面都要求我們要解決好市場決定和政府宏觀調控的問題。

實現經濟發展動力新常態

我國在處于低收入發展階段時供給推動力非常強勁，投資拉動就是動員較為寬裕的供給要素推動經濟增長。當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供給推動力明顯衰退，必須要有新的發展動力來替換。新的動力就是需求拉動，這是發展動力的新常態。

需求拉動的動力是多元的，包括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出口需求。近幾年由于世界市場不景氣，凈出口增長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是負數。盡管如此，我們還是要借助開放來獲取國際推動力，尤其是國際資源。但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依靠外需難以拉動足夠規模的經濟增長，擴大內需成為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

擴大內需包括擴大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長期以來都是投資需求的拉動力最強，消費需求受到抑制。在轉向中等收入發展階段后，需要突出消費需求的拉動力。但是至今，消費拉動力的增強還沒有到位。

篇（2）

三年以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開展了一項關于中國經濟增長前景的國際比較研究，在這項研究中，基本的判斷或者結論是：中國經濟在經歷30多年10%左右高增長以后，潛在增長率將會下降，進入一個中速增長階段。

提出這個判斷的理由首先是國際經驗，從國際經驗來看，成功轉型的經濟體經過高速增長以后均會出現增速回落。二戰以后，成功轉型的經濟體，日本、韓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在經歷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長以后，人均GDP達到1萬1千國際元，無一例外出現了增長速度的回落，降幅是30-40%。中國經濟增長的路徑與這些經濟體相當的類似，中國用上述口徑計算的人均收入在2013年會達到1萬國際元左右。如今中國在邏輯上已經非常接近增長速度轉折的時點。

城鎮化、產業升級、消費升級、基礎設施建設和創新等將成為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創新對經濟增長提升的潛力更是不可限量。看過去一年多中國網上購物爆發式的增長就很清楚地顯示出經濟增長推動的潛力非常大。

最近兩年，一些學者從人口、勞動力要素供給的角度對這些問題進行了分析，也得出了類似的判斷，更值得重視的是需求面的變化，我們最近進行的一項研究表明，住宅、基礎設施中的高速公路，以及鋼鐵、建材等重化工業產品歷史需求峰值已經或者接近出現。這些領域和產品過去一些年是中國高速增長的主要拉動力量，他們長期需求峰值的出現預示著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將觸摸到需求增長的天花板。

從實際情況來看，近兩年來，包括廣東、浙江、上海、江蘇、山東、北京等在內的東南沿海一些省市的增長速度低于全國的平均增速，這六個省區GDP占到了中國近一半。這也說明增速回落的規律在中國是有效的。

篇（3）

二戰以后，先后有許多經濟體進入工業化歷史進程，但只有少數經濟體跨過中等收入階段進入高收入社會。從中可以觀察到兩種不同類型的經濟增長速度回落。

一種是經歷了一段時間的高速增長，在人均國民總收入不超過六七千國際元（購買力平價指標）時增長速度回落，陷入增長緩慢、停滯乃至倒退的困境。這些經濟體大多實施進口替代戰略，抑制市場力量的發展，借用大量外債，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有的迫于民粹主義的壓力，實行難以承受的高福利政策，最終導致高增長難以為繼。典型代表是部分拉美國家。

另一種是經歷了一個更長時期（通常是二三十年以上）的高速增長，在人均國民總收入達到11000國際元時增長速度出現回落，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速增長，并躋身于高收入行列，其典型是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省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新加坡等東亞經濟體。這些經濟體具有較好的市場基礎，同時也有發展導向的強政府，實施出口導向戰略，形成了具備較強國際競爭力的產業。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歷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近年來增長速度有所放緩。2014年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大體上相當于11000國際元，增長模式和軌跡與東亞經濟體顯示的增長規律較為相似。從長期增長框架看，我國已經成功利用了工業化時期高速增長的潛力；當前經濟增長條件出現一系列重要變化，構成經濟發展的新困難，經濟合乎規律地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應該認識到，我國現在達到的發展水平遠高于當年拉美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時的發展水平，已經不可能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只要經濟能夠實現由數量追趕向質量追趕的平穩轉型，就能夠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階段，進入高收入社會。

中國經濟正在進入更具創造性和可持續性的

中高速增長平臺

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是一個“轉型再平衡”的過程。從需求側看，以往長時期帶動高增長的低成本出口、大規模開發建設、排浪式消費等主要需求發生深刻變化和調整。在供給側，由于重化工業調整相對較慢，部分行業出現了嚴重的產能過剩，企業虧損擴大。但從今年一季度情況看，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作用下，部分工業品價格有所回升，工業企業效益由降轉升。如果去產能到位，工業品出廠價格和工業企業利潤增速回升，供給側也有望調整到位。隨著供需兩側達到新的平衡，我國經濟將進一步釋放增長潛力，進入更具創造性和可持續性的中高速增長平臺。

中高速增長期依然是追趕期。目前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約為8000美元，與發達國家人均四五萬美元相比仍有較大差距。如果說以往高速增長期主要是數量追趕，今后將更多地表現為質量追趕。在這一階段，創新活動比重將有所增大，但大多數還是追趕型的，仍然需要重視向先行者學習，并要由過去的“鋪攤子”轉向“上臺階”。與數量追趕相比，質量追趕對發展條件、體制和政策環境都有更高要求，需要解決好以下三個突出問題。

糾正資源錯配。目前，行業之間生產率的差距依然較大，這表明要素流動不暢、配置欠佳。其根源在于市場機制不健全，要素的市場化流動和定價受阻。通過深化改革糾正資源錯配，不僅可以使傳統行業繼續釋放出可觀的需求，而且能夠降低成本、增加收益，提高生產率，化解潛在風險。

激勵產業升級。產業升級既包括發展新興產業，也包括在已有產業中采用新裝備、新技術，同時還表現為在產業價值鏈上的提升，比如由低端制造提升到高端制造，更加注重設計、研發、品牌等。產業升級將帶來專業化分工協作關系的深化、產業集中度的適當提高；將更多地開發和利用中高級生產要素，全面提升人力資本質量；將通過制度和文化建設全面推動精致生產。

營造創新環境。主要是形成有利于市場發揮作用的體制和政策條件，使創新要素在更充分的市場競爭中流動，聚集到創新更容易成功的地方，全面提高創新效率。

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為跨越中等收入階段創造有利條件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尤其是聚焦于生產要素的流動重組和優化配置，將為我國加快質量追趕、跨越中等收入階段創造必要的制度和政策條件。目前，應將以下幾個方面作為優先領域加以推進。

放寬準入，深化壟斷行業改革。近年來的商事制度改革，在小微企業準入便利化方面取得一些進展，現在更需要突破的是基礎產業和服務業領域改革，包括石油天然氣、電力、電信、鐵路、金融、醫療、教育、文化體育等。這些壟斷行業的投資看起來已經不少了，但其實非常需要有活力的新投資加入，以大幅提高投資效率。應進一步放寬這些領域的準入條件。

促進城鄉之間要素流動和優化配置。推動城市發展從以往的孤島型轉變為網絡型，帶動大城市之間大量小城市和小城鎮發展，加強互聯互通，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帶動人口居住和產業布局優化調整，將可引出可觀的基礎設施和房地產投資機會。為此，應下決心打破城鄉之間要素流動、交易、優化配置的不合理體制和政策限制。

在尊重創新規律基礎上營造創新環境。創新與模仿具有實質性差異。在模仿階段，政府職能主要體現為指定技術路線、做好規劃。在創新階段，政府職能則主要體現在保護產權，穩定企業家和科研人員的預期，為創新活動提供有效激勵；深化各項改革，促進創新要素流動、聚集和優化配置，提高人力資本質量，為創新提供金融支持等。同時，還應使改進創新環境成為地方競爭的新元素，推動形成創新型城市和區域創新中心。

篇（4）

一些研究機構認為，未來幾年，中低速增長將成為世界經濟的新常態。國內有研究認為，“中高速”、“優結構”、“新動力”、“多挑戰”將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

改革開放以來，貴州經濟增長的常態主要情況是：1979-2013年，貴州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0.1%，特別是2003年以來，貴州經濟連續11年保持了兩位數的超高速增長，這在貴州經濟發展史上是空前的。

在過去36年里，貴州經濟增速低于8%的只有6個年份，低于7%的只有4個年份，其他各年均保持了高速甚至超高速的增長，全省在這一時期創造的國民財富（以GDP衡量）相當于建國以后至改革開放以前這30年里創造的國民財富的總和的20倍，比1413年建省以后至改革開放前這565年里創造的國民財富的總和都還要多好幾倍。因此我們可以說，高速、超高速增長是這一時期貴州經濟增長的常態。

但是我們也觀察到，貴州經濟增速在2011年達到15%這一新的高點后，卻呈現出逐年回落的情形：2012年13.6%，2013年12.5%，今年上半年10.8%。于是有人開始擔心，貴州經濟增速會不會一路下滑下去，同全國一樣進入“中高速”的新常態呢？

分析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增長的常態，雖然會考慮外在因素和短期變動，但主要看的是內在因素和長期趨勢。根據近年來我省在基礎設施建設和改善民生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經濟運行所表現出來的不同于以往的較強韌性，可以看出，“十二五”以來貴州經濟增長的基礎與內在動力不是弱了而是大大增強了。

從發展階段看，貴州總體上進入了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加速發展階段，2013年工業化率為33.6%、城鎮化率為37.8%；根據工業化、城鎮化的一般規律，在這種情形下，以貴州已經具備的發展基礎、態勢和潛力，只要不出現不可控的巨大外部沖擊或持續的天災人禍，貴州在今后幾年要實現高速甚至超高速的經濟增長仍有可能。

從潛在經濟增長速度看，現階段貴州的潛在經濟增長速度較前幾年雖有所降低，但仍然超過12%，這說明貴州高速超高速增長的長期趨勢并沒有改變。潛在經濟增長速度是指一國（或地區）在資源得到最優配置和充分利用的條件下，所能達到的經濟增長速度。它表示一個時期內經濟增長的長期趨勢。另一個與之相關的術語叫適度增長區間，它表示實際經濟增長圍繞潛在經濟增長率而波動的可接受的幅度，在這個波動幅度內，既不引起資源的嚴重制約，也不引起資源的嚴重閑置，既無通縮也無通脹。目前貴州經濟基本上仍在適度高速增長區間的下限內運行，并沒有繼續下滑至“中高速”的明確證據。

篇（5）

快與慢的經濟發展規律

宏觀經濟學本來是由周期理論和增長理論兩部分構成的，但是，專注于周期問題研究的學者往往缺乏增長視角。主流經濟學家習慣于把觀察到的經濟增長減速，作為需求不足導致的周期現象來進行分析，因此，他們往往寄希望于刺激需求的政策能夠扭轉經濟下行趨勢，而在增速下行的勢頭始終未能觸底的情況下，便會表現出過分悲觀的情緒。然而，把這個方法論應用于觀察中國經濟增速的減緩，無疑犯了經驗主義的錯誤，因為中國經濟面臨的不是周期現象，而是經濟發展階段變化的表現，從高速增長到中高速增長是經濟發展規律作用的結果，是進入經濟新常態的特征之一。

如果我們把世界各經濟體按照人均GDP進行排列，可以看到，經濟體從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經濟增速遞減只不過是規律性的現象。處在更高收入水平上的中國，與之前自身處在較低收入水平時比較，增速有所降低無疑再正常不過。更應該關注的是，按照世界銀行的分組標準，中國無論是在2000年以前處于低收入水平階段時，還是在2000年―2010年期間處于中等偏下收入水平階段時，以及目前處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階段（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時，其經濟增速都顯著高于同樣發展階段里所有國家的平均水平。因此，無須從周期性、需求側著眼追求短期的V字形反彈，從供給側認識新常態，才會看到中國經濟政策定力之所在。

也有國外經濟學家如巴羅教授，從增長視角觀察中國經濟減速。他們認為，中國長期的高速增長是一種趕超現象，是經濟增長趨同的成功案例，從趨同遞減假說出發，不可能長期保持高速趕超，中國增長終將減速。這個判斷倒是說得通的。不過說不通的是，美國經濟學家薩默斯預測中國很快就會回歸到3%左右的“均值”上來。或許，他是因為終究沒能明白，中國以往實現趕超型高速增長，原因在于改革開放消除了妨礙資源配置的體制，釋放人口紅利，現在雖然增長減速，但中國經濟趕超的條件依然存在，仍能保持中高速增長的底氣。并且，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挖掘傳統發展動能，培養新的發展動能，我們還可以收獲看得見摸得著的改革紅利，進一步提高潛在增長率。

量與質的經濟發展內涵

我們并非盲目樂觀，而且毋庸諱言，中國經濟也存在著自身的問題。然而，問題不在于增長的速度而在于增長的內涵，即存在著發展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符合經濟發展階段變化的減速，不僅沒有惡化這些問題，反而有利于解決此類問題。事實上，恰恰是在增長速度下行的同時，中國經濟以更快的步調走向更加平衡、協調和可持續的發展軌道。

經濟增長平衡性提高。從拉動需求的“三駕馬車”看，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2010年的43.1%提高到2015年的66.4%，這5年的提高速度是2010年之前5年的5.2倍。第三產業發展加速，第二第三產業之間更加平衡，2015年第三產業產值比重首次過半，在過去5年中的提高速度是此前5年的2.7倍。此外，中國正在形成新的區域經濟增長點，一些中西部省份后起趕超，地區發展更加平衡。

經濟增長新動能加速形成。新常態下的經濟增長必然是一個創造性破壞的過程，即在傳統增長動能變弱的同時，新動能開始蓄勢而發。例如，有的國內智庫根據人力資本含量、科技密集度、產業方向和增長潛力等因素，識別出一些行業以代表新經濟，并構造了一個“新經濟指數”，發現該指數與傳統的采購經理指數并不同步，即使在后者呈現下行趨勢的情況下，新經濟仍然保持逆勢而上。又如哈佛大學學者用“經濟復雜度指數”衡量經濟體的出口多樣性和復雜程度，中國該指標的全球排位，從1995年的第48位和2005年的第39位，顯著提高到2014年的第19位。

經濟發展的分享性明顯提高。在政府再分配政策和發展階段變化的共同作用下，收入分配開始朝有利于勞動者和低收入群體的方向變化。居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GDP增速，農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城鎮居民。以不變價格計算，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于2009年達2.67：1的峰值后，逐年縮小至2014年的2.4：1，與此同時，全國基尼系數從2009年0.49的峰值下降為2014年的0.47。

改革、增長和穩定的統一

篇（6）

潛在經濟增長率與投資增速進入新的階段

1．投資拉動河南省潛在經濟增速不斷走高(1)河南省投資增速走高帶動潛在GDP增速走高。1981～1992年河南省從GDP增速10．1%、投資增速18．6%;分別提高到1993～2003年的11．3%、20．3%;又分別提高到2004～2012年的12．7%、30．9%。(2)河南省GDP增速越來越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其根源在于投資增速比全國越來越高;GDP增速每高于全國1個百分點，需要投資增速高于全國約2．5個百分點。2．全國潛在經濟增長率由高速向中速過渡中國社科院經濟所課題組曾根據我國1978～2009年GDP增長指數，利用HP趨勢濾波法，計算得出改革開放30多年潛在經濟增長率中線為10%，趨勢增長率大體處于8%～12%的區間內。由于資源緊缺，資源價格成本上升，環境容量接近極限，約束剛性化顯現，勞動力成本大幅度上升，人口紅利趨弱，我國經濟增長正在從過去的高速增長階段向中速增長階段過渡，中長期潛在經濟增長率趨于下降。十二五適度經濟增長區間為8%～10%，潛在經濟增長率的中線為9%。［4］3．河南省潛在經濟增長率由高速向次高速過渡從河南省的潛在經濟增長率來看，三十多年來不斷抬高，比全國越來越高，當前河南省正處于工業化中期的加速增長階段，處于加快趕超全國平均水平階段，所以河南省經濟增長率將由12%～14%的高速增長階段，向10%～12%的次高速增長階段轉換，潛在經濟增長率的中線為11%，約比全國高出2個百分點。如果按照2002～2011年近10年的平均投資彈性系數2．33計算，河南省的潛在投資增速約為25%，適度投資增長區間約為23%～28%。

篇（7）

中高速的情況下中國社會還會經歷一系列演變，比如說中國在中等收入階段，按照意愿和可能性來說要把整個社會發展成“棗核形”的結構，就是中產階層要不斷地培育、成長，變成社會中間的主體。現在中國社會結構如果從收入不同階層來看總體來說還像個金字塔形，以后底座的部分要慢慢收攏下來，所謂弱勢群體的比重越來越少，特別成功的富裕階層比重也不能夠多么超乎一般經濟體的常規，兩頭比較小的同時，中間的中產階層一定會按照成長的趨勢提高它的比重。

強調，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新常態”要“常”在打造經濟社會發展升級版、提高中高速增長質量的平臺上。這個增長平臺對接著中國全面小康社會的建成，一直延伸到現代化“中國夢”的戰略目標上。

新常態的三個關鍵詞

新常態的第一個關鍵詞是“中高速”。認識宏觀經濟層面從這樣直觀的角度再往下看就要說“常”。“常”是要在階段轉換之后完成一個探底，然后使整個增長態勢企穩，企穩之后對接的應該是一個盡可能時間段比較長的中高速增長平臺。

學界在這方面有明顯的不同意見，最樂觀的林毅夫教授仍然在堅持，他更強調的是如果中國的改革和結構調整做得好，中國經濟應該還有20年8%左右的增長期，他用的是國際比較，也有一大套他的論據。更多的研究者傾向于不能樂觀，看低的也有認為中國幾年之內就要跌落到5%～6%區間的看法。我倒不太看重到底是6%左右、7%左右還是6.5%左右，關鍵是速度穩住后一定要有增長質量提高的“升級版”特征。

第二個關鍵詞應該是跟著中高速強結構優化。在直觀的經濟增長速度下調之后，這個“常”要落到增長狀態上最關鍵的結構優化。后面跟著的，實際上就是我們所說的“實質的追求在于經濟增長質量提高”，而經濟增長質量提高落到人文主義立場上就是要使社成員、老百姓生活追求中，能夠按照他們的意愿得到實惠，而且這個實惠可持續。這第二個關鍵詞，顯然會帶來一定的挑戰。結構優化談何容易，市場怎么樣發揮優勝劣汰的作用，政府怎么樣更好地發揮作用？這里有一系列的問題需要在打造升級版的過程中間處理好。

跟著就要延伸到第三個關鍵詞，就是“創新驅動”。我的理解，服務于新常態的“常”能夠形成，要依靠現實的創新驅動，功能就是對沖下行壓力，在完成探底和企穩的過程中間，通過創新形成結構優化，打造升級版中一系列上行因素的組合。新的動力、新的上行因素在對沖下行因素之后，不光是形成一個穩定的中高速增長平臺，而且使結構優化進一步促進生產力解放，能夠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路徑上，在繼續發展的過程中體現出潛力、活力的釋放，使整個宏觀發展態勢帶有升級版的特征。

這方面如果再簡要概括一下，我認為有3個層次的創新是顯而易見的，一是從十八屆三中全會到四中全會全面改革頂層規劃――三中全會60條中336項具體的改革操作任務對接到四中全會全面依法治國的法治化、現代化特征。在頂層規劃布局下能不能攻堅克難、推進改革，這叫制度創新。制度創新打開的是另外兩個層次――管理創新、技術創新的空間。

管理創新和技術創新并不完全依賴于制度創新，但是從宏觀層面上我始終強調中國因為經歷的是經濟社會轉軌，在決定意義上是以制度創新打開潛力、活力釋放的空間，使我們這樣的發展中經濟體在追趕的過程中間還能夠守正出奇，能夠在中國和社會其他經濟體良性互動中尋求命運共同體式共贏，在多贏的和平發展過程中體現出中國的后發優勢――在一系列的領域里爭取通過一步一步的追趕，最后走到前沿。

中國還有很多張“好牌”

我認為中國現在手里可以打的牌，還是有多張好牌的。比如說有效投資，對應的是中國社會現在大量的從基礎設施到服務業發展，到民生改進、公共工程等一系列的具體事項。現在正積極推進的PP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機制，實際上是把符合條件的國有企業一起拉在和政府合作的范圍內，用政府之外的，或者不是政府直接支配的社會資本來一起做公共工程，做民生改進的硬件支撐，它會在中長期支撐中國發展的后勁和升級版的打造。

如果這些項目稍微選擇一下，比比皆是，如中心區公共交通體系的升級，各種各樣功能區改進、生態環境的保護，新中心區建設里邊大量的事項。它需要的是什么？就是現在被人們稱為中國過剩產能代表性的領域：鋼鐵和水泥。當然還需要有勞動力和基本的管理力量及技術力量。

篇（8）

“新常態”下，經濟的發展較以往會呈現出不同的階段特征，與此同時，經濟新常態環境下，對于提升我國經濟質量問題上也有不同的關鍵點和著手點。

一、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的特點

由世界銀行網站數據統計顯示，2010～2015年，全球GDP年增L率由4.34%下降為2.47%，中國GDP年增長率由10.40%下降為6.90%，如表1所示。并且世界重大的經濟體制和科學技術方面的創新還呈現出“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態勢。然而，我國確實已經從2011年開始步入新常態經濟環境下，并預測這樣的經濟環境將一直持續到2025年。

（一）經濟增長速度放緩

在我國經濟新常態下，增長速度由前32年9.9%的高速增長轉變為維持在6%～7%的中高速增長，大約回落了2%～3%，這是一個正常現象。然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前任首席經濟學家Olivier Blanchard看來，雖然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只有7%左右，但在全球范圍來看也是很好的表現。由此可見，盡管增速放緩，但與全球經濟增速比較起來，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仍然領先。

（二）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

前一階段時期內，我國經濟發展消耗的資源較大，對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的破壞，加上我國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進展也比較滯后，導致了我國經濟的發展在上一階段呈現出粗放性、污染性以及透支性的發展特點。然而，我國步入新常態經濟，其經濟發展方式也開始發生轉變：由以往粗放性、污染性以及透支性的發展方式轉變為科學性、可持續性以及包容性的發展方式，在發展經濟時遵循了經濟規律、自然規律以及社會規律。

（三）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

在經濟新常態下，我國的經濟結構發生了顯著的轉變，具體體現如下。

1. 第三產業比重超過第二產業。

2. 消費比重超過投資。

3. 城鄉區域差距縮小。

4. 居民收入占比上升。

5. 由于我國勞動力、土地和環境要素成本以及匯率的上升，引起了出口競爭力的變化，我國出口增速由20%下降為5%～10%。

（四）國際市場競爭更加激烈

1. 全球經濟的供給能力尤其是中國制造業競爭的供給能力的加強。主要歸因于以下幾個方面。

（1）國際市場需求的不足。

（2）發達國家的“再制造業化”。

（3）新興經濟體以及發展中國家的制造業要素成本優勢相對增強。

2. 全球經濟的發展受到人口老齡化的長期影響。

老齡化會導致一個經濟體活躍度的降低，社會保障福利條件的剛性約束使得養老風險加大，從而導致社會矛盾日益尖銳。

3. 紅利的減弱。

由此可見，我國經濟的外部環境在未來至少15年內將不及從前。

二、新常態下提升我國經濟質量的建議

（一）堅持增長質量導向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期內，經濟高速增長導致經濟增長的質量問題和金融財政風險容易被隱藏和忽視，從而造成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無法落實到位。盡管經濟增長的速度由高速轉變為中高速，但如果繼續不重視經濟增長質量方面的問題，那也難于繼續下去，所以在新常態下堅定不移地以經濟增長質量為導向是必需的。

在經濟增長階段的轉換過程中，經濟增長的機制和環境的改變也會造成有關領域風險的累積，如房地產、嚴重過剩產業、影子銀行、地方融資平臺等。經濟增速與防控金融財政風險相適應，就是與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相適應的體現。經濟處于較長時間的高速增長過后，無論是先崛起的發達國家還是后趕超的發展中國家基本都面臨過不同類型，甚至多年以來難以恢復的金融危機。因此，防控金融財政風險這一項工作在經濟增長階段轉換的時期內尤為重要。盡管在短期內其他指標會相對落后，但只要守住底線，不發生系統性的、全局性的風險，從經濟高速增長期平穩轉入經濟中高速增長期，那么從長遠看，創造出有價值的、新鮮的經驗的可能性對于我國來說也是比較大的。

（二）把消費作為拉動經濟的第一推動力

在我國經濟新常態下，消費的比重超過了投資。我國的消費特征從過去的模仿型、排浪式轉變為現在的個性化、多樣化。政府將六大領域的消費作為推進的重點，然而由于這六大領域的消費大部分屬于新興消費品類，消費者尤為關注這些新興消費品的質量，所以這些消費品類的質量安全一旦出現問題，那消費需求必定會受到沖擊。因此，為了使消費能夠在推動經濟發展過程中繼續發揮其基礎作用，必須提高產品的質量，保證產品的質量安全，從而釋放和激發消費潛力。

（三）充分挖掘人口紅利，開發利用人才紅利

我國人口結構的變化，如人口老齡化率上升，導致我國人口紅利的衰減。可通過采取相應措施，以達到拉長人口紅利釋放期的目的，從而減小人口紅利的衰減給經濟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如：逐步提高退休年齡；逐步提高勞動參與率；通過二胎政策達到逐步提高總和生育率的目的等。

人才紅利，即“人口質量紅利”，以我國現有人口結構為基礎，通過教育培訓、人員流動和企業改革等相應措施去發現、培養、形成人才優勢，從而開發、利用人才紅利。

2015年年末，具有大學（指大專以上）教育程度人口為17093萬人，研究人員總規模在2015年達到3647萬，躍居世界第一。由此可見，我們可以充分利用我國這樣的人才紅利優勢，使我國經濟在新常態創新驅動下保證較高的增長質量。

（四）質量型、差異化競爭

市場競爭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如：國際市場競爭愈演愈烈，是我國經濟新常態下的特點之一。這就要求我國由數量擴張和價格競爭向質量型、差異化競爭轉變。這對我國企業和政府提出了以下要求。

企業：1. 關注消費者需求的變化；2. 提高產品的功能屬性和質量安全；3. 品牌定位差異化；4. 重視客戶關系管理，達到維護客戶忠誠度的最終目的等。

政府：1. 統一國家市場，提高資源分配率；2. 向優秀企業匯集生產要素，確保高質量產品的生產、低劣產品的淘汰。

參考文獻：

[1]來佳飛.新常態下消費被賦予更大預期[J].浙江經濟，20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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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道今.釋放文化消費的“口紅效應”[J].投資北京，2015（03）.

篇（9）

2.公路運輸的經濟

在公路運輸轉型階段的初長期中體現出來的,因為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公路規模增長速度高于當時公路人口密度的增長速度;規律二適用于轉型階段的成長期,這個階段是公路運輸高速發展的階段;規律三適用于轉型的成熟期,因為在這個階段,我國公路運輸網絡的規模已達到了一定程度,要繼續高速發展公路運輸,唯有依靠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科學的管理手段;規律四則適用于轉型的完善期,因為那時影響公路運輸發展的已經不是速度、能力、范圍等,而是是否符合那時的生活要求,因此要以提供更為舒適、更為方便的交通條件為目標去發展公路運輸;規律五則適用于整個公路運輸發展階段,因為此規律可以作為指導公路運輸發展方向、發展速度和發展內容的理論原則，預計行業加速增長的趨勢逐漸結束，行業將進入穩定增長期。對比各道路季度間通行費收入的增長率，2009年一季度到2009年四季度，除受分流影響的道路外，其余道路收入持續加速增長。2010年一季度，部分道路收入增速出現環比回落。對比各季度收入的復合增長率，2009年四季度的復合增長率在6%以內，明顯低于2010年一季度的復合增長率。我們認為，2010年一季度收入、盈利增速出現環比回落，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低基數導致2009年四季度增速過高有關。另一方面，也說明未來車流量增長的動力主要取決于經濟的增長。不存在路網分流、道路維修擴建等微觀因素的影響下，高速公路整體的收入增速與區域經濟的增長同步。在2008年四季度經濟下滑到2010年一季度經濟恢復增長的周期中，高速公路收入增速與經濟增長的同步性尤為明顯。我們認為公路行業加速增長的趨勢可能逐漸結束，隨著宏觀經濟增長動量的減弱，公路行業將進入穩定增長期；金融危機以來，國家圍繞“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采取了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為我國公路運輸行業提供了較為寬松的國內發展環境，使行業從2008年下半年以來的困境中得到了緩解和恢復。我國公路運輸行業也在加快產業結構調整、轉變發展方式，為行業持續發展提供了動力和支撐。

3.公路運輸的發展

篇（10）

1滬蓉高速公路背景介紹

滬蓉高速公路是我國“十五”期間的重點工程，是縱貫東西和橫穿我國南北的主要由高等級公路組成的國道主干線“五縱七橫”的一部分。滬蓉高速公路東起上海，經南京、合肥、武漢、重慶，最后到達成都，全長約2154km。到2003年底，滬蓉高速公路已建成1700km，只有湖北省的320km和重慶150km的路段未建成。據滬蓉西高速公路項目指揮部總工程師曹傳林介紹，總長度達2000多km的上海至成都的滬蓉高速公路將于2008年全線貫通。作為其中西段的宜昌至重慶段，總投資達近190億元，將于明年上半年正式動工。宜昌至恩施段為203公里，總投資123億元，恩施至重慶段121km，總投資67億元，宜昌至重慶高速公路將于2007年建成通車。該高速公路為四車道設計，設計時速為80km／h。屆時，宜昌至重慶僅需4個多小時，這標志著宜昌與重慶之間水運主導、一統天下的歷史將由此改變。

2實現東西經濟協調發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法國著名經濟學家弗朗索瓦·佩魯曾經指出：發展中國家程度不同的存在著這樣一種發展特征，即整體內各組成部分之間缺乏聯系，運輸網絡不發達，或者以僅為某些地區和社區服務的方式集中起來，市場被地方化……沿海地區的經濟注視國外與內地卻沒有來往，“飛地”經濟是并列的，沒有內在聯系，這種經濟被稱為“脫臼的經濟”。

20世紀70年代后，因世界人口的激增，各種資源的日益減少和匱乏使人們對生存環境，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和社會進步越來越關注。協調論成為一種新型的發展觀普遍為人們所接受。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是以謀求地區和國家效率的持續穩定和適當的區域公平為目標，在整個區域或國家總體部署指導下，協調區域之間的經濟發展，使局部地區融入整個區域或國家發展的整體行列，并從中實現全面的區域發展。

我國在改革開放前就存在著東西經濟發展不平衡，東部地區利用自身的區位優勢和要素稟賦，其經濟發展總體水平領先于西部。改革開放后，國家作出了西部大開發的決策，目的在于縮小東西部的經濟差異。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東西差異擴大的趨勢，但東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絕對水平仍在繼續擴大。

因此，在進行區域開發和發展地區經濟的過程中必須針對東西差異的特點，根據各地的自然資源、經濟基礎、人力資源及文化等條件，進行合理協調，揚長避短，發揮優勢，建立適合本地區發展的產業結構，科學地制定區域經濟、社會、生態發展戰略，使每一個地區都得到持續協調的發展。

東西經濟持續協調發展，不僅有必要而且也有可能。

第一，培育滬蓉沿線產業帶，強化高速公路的“軸帶”作用，進而實現“大交通、大流通、大市場、大產業、工業化”的產業布局。形成以上海為龍頭，以滬蓉高速公路為主軸，以南京、武漢、合肥、重慶等城市為支撐點的沿長江大經濟圈，帶動東西經濟的持續發展。

第二，中西部地區國土遼闊，資源稟賦的優勢日益突出。中西部地區是我國的能源寶庫，水資源占全國的90%，中西部地區還是我國的礦產基地、農牧業集中地。滬蓉高速公路的開通將有利于中西部的資源更加便利的向東部資源匱乏的地區轉移。

第三，上海作為滬蓉高速公路上東部的增長極，其資金、技術、人力資源，交通的優勢明顯，且是我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城市，有著良好的產業基礎，工業體系完備，服務業發達。滬蓉高速公路的開通將使得上海的優勢能夠更加便利地向中西部擴散。

3發揮滬蓉高速公路的紐帶作用，促進東西部經濟的協調發展

3.1著力培育滬蓉高速公路上的增長極，以滬蓉高速公路為軸，采用點軸發展模式

在新的世紀里，中西部地區應該努力培育其增長極，采用據點開發模式。首先選擇符合區域條件的主導產業和經濟基礎相對較好的城市，建立區域經濟的增長極，促使區域內的要素和經濟活動向優勢區位聚集，在以主導產業為核心的產業群內合理配置，產生規模經濟和集聚經濟；然后通過增長極的作用，較快地啟動區域經濟，在較短的時間內實現區域經濟總體上的快速增長，建立起具有自我增長能力的區域發展機制，逐步帶動區域經濟的全面發展。在滬蓉高速公路上應主要培育合肥、武漢、重慶、成都等城市作為增長極。這幾個城市有著良好的工業基礎，有能源、鋼鐵、有色金屬、汽車等為支柱的工業體系，利用其工業優勢，在改造傳統工業的同時，逐步向高新技術產業的轉化，增強產品在省內、國內的競爭力，大力發展新興的服務業。從而快速發展起來并帶動區域的發展。在增長極形成后，在若干極點內就容易產生要素和經濟活動的集聚，隨著滬蓉高速公路的建成，以及其他交通方式的完備，動力供給線路、水源供給線路、信息傳遞線路和各種經濟社會聯系的建立，便產生了相對密集的商品流、資金流、人員流和技術流等，從而形成區域內的相對發達的軸線。這些軸線的形成一方面可以產生擴散效應可激活沿線地區的經濟發展潛力，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動力；另一方面，產生集聚效應，吸引區域內其他地區的要素，經濟活動向此聚集，在原增長極的基礎上形成新的增長極。

3.2加強東西部產業方面的合作

（1）實行梯度型產業結構。東部地區經濟正面臨產業的升級換代，由于東西部經營成本（工資、地價等）差異，可以將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步向西部地區轉移。

（2）專業化分工的合作。開始時可實行垂直型分工，待達到一定階段時，可向水平型分工或混合型分工過渡。

（3）搞好滬蓉高速公路沿線的發展極點與周圍地區的生產要素的配置，形成以大、中城市為中心，以交通通道為發展軸線的發展模式，逐步形式區域產業特色和優勢，以取得產業分工和規模經濟的雙重效應。

3.3加快經濟結構調整，推動中西部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

從經濟發展進程分析，我國總體上處于工業化中期，其中東部地區處于工業化中期的后半階段，中部地區基本上處于工業化中期的前半階段，而西部地區則處在工業化的初期。經濟發展史表明任何一個國家的工業化都是不可逾越的階段，勞動生產率和就業水平的提高、資源優勢向經濟優勢的轉化、第三產業的發展等，都必須以工業化水平的提高為基礎。中西部地域遼闊，人口眾多，推進工業化是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現階段經濟發展的核心任務。在加強工業化進程的同時帶動中西部地區的城市化。在滬蓉高速公路的軸帶上的中西部增長極如武漢、重慶等城市，要高質高效建設基礎設施網絡，優化發展環境；深化市場體制改革，制定和實施優惠政策，吸引并吸納高密度聚集優質要素資源；大力促進產業發展，不斷優化產業結構，加速提高產業競爭力和對周邊地區的輻射能力；擴大和深化對外開放，成為區域性“窗口”。使增長極成為融流通中心、金融中心、先進制造業中心、信息中心等功能于一體的區域性中心。進一步發揮增長極的輻射和帶動作用，促進其他大城市和小城鎮的發展，以滬蓉高速公路為軸帶，構建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鎮并存，布局優化、分工合理、協作緊密，充滿生機的城市群和多層次的城鎮體系。

4促進東西部經濟協調發展的宏觀調控對策建議

4.1必須理順中央和地方的關系

建立在中央統一領導下中央與地方合理分權的新體制，通過合理劃分中央與地方的經濟管理權限明確各自的事權、財權和決策權，做到權利和責任相統一。

4.2處理好行政區劃的省區與大經濟區的關系

大經濟區是由相鄰區域經濟密切分工協作發展起來的跨省區經濟聯合體，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產物。大經濟區的形成有利于促進橫向經濟聯系，發揮和放大區域優勢，加快區域共同發展。但經濟區缺乏相應的行政行為能力。省級地方政府作為宏觀調控的中間層次，掌握著行政指令、經濟杠桿、政策法規等調控手段，與大經濟區對經濟活動的協調相比，更有權威性和可操作性。因此，大經濟區有必要建立一些協調組織機制，以加強對有關地方政府經濟管理活動的協調。

4.3合理運用各種調控手段

（1）計劃手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計劃手段應以指導性間接管理手段為主，重點是科學制定實施國民經濟和地區發展戰略。在今后一個時期，我國應通過計劃手段優先安排在中西部地區的資源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促進西部的發展。

（2）經濟手段。經濟手段主要是中央政府運用各種經濟杠桿調節地區產業結構，地方政府主要是保障中央經濟手段在本地區的合理實施，或在中央授權下有限度地運用地方性經濟杠桿。經濟手段的主要任務是，實行規范的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制度，逐步提高中央財政用于支持中西部的比重；提高國家政策性貸款用于中西部的比重，引導外資更多投向中西部地區；理順資源性產品價格，增強中西部地區自我發展能力；引導和鼓勵沿海與內地經濟聯合與技術合作等。

（3）法律手段。主要是采取法律形式調節經濟關系和活動，保護合法權益，保證經濟運行的正常秩序，也可以用于調節地區產業結構。

（4）行政手段。通過政府行政部門和經濟管理機構，制定頒布有一定約束力的規定和指示，即采用一定行政手段來調節地區經濟活動和產業結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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