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公共安全治理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社會公共安全治理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二、大數據的概念

所謂的大數據，也就是Big Data，指的是因數量過于龐大而無法使用傳統的數據處置方法在一定的時間內對其進行高效分析、比對和整合的海量數據，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大數據并不單單指的是數據規模的龐雜，其也包含了對數據的分析和應用[1]。大數據技術的核心就是預測，即通過數學算法對特定的海量數據實施分析和研究，從而對某一事件的發展規律進行預判。大數據主要具備四大特征，簡稱為“4V”，Volume、Variety、Velocity和Value。

三、大數據環境下的社會公共安全治理模式

鑒于大數據技術具有極為深遠的社會影響力，因而大數據環境下的社會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就是以大數據為核心，讓其積極參與到社會公共安全治理之中。

（一）大數據收集

要想充分發揮大數據的積極作用，首要環節就是收集大數據，即相關人員應有目的性地去積累各種形式的數據信息，并從中找出事實根據，而整個大數據的主要來源。在這一過程中，即使并未對收集數據進行深入探究，只憑初步證據也可有效發揮大數據的效應。

現階段，社會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已轉變為預防式治理模式，即工作重點為提供主動性警務服務，在源頭上預防犯罪。眾所周知，公安工作是建立在大量情報信息基礎上的，而信息收集工作則與數據之間存在密切關系，三者關系為數據轉變為信息，信息再轉變為情報。從狹義角度看，數據無非是以阿拉伯數字形式呈現的數值，其本質并不具備任何實質性涵義，如175，只有將數據放在一定的環境中，此時其才具備某種現實意義，如數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的身高為175cm，而這就是信息，進一步講，民警在調查過程中，從案發小區居委會負責人口中得知，近段時間入住了一名身高為175cm左右的男性，而且其作息時間基本與案件發生時間存在一致之處，此時的信息也就變成了情報，從而為公安機關提供了有力線索，即大數據環境下的社會公共安全治理模式的起始環節就是收集數據，再探究信息，最后產生情報。通過將數據有效轉化為情報，以情報對未來的活動進行預測，以此來達到預防犯罪的預期警務治理目標。

（二）大數據發掘

所謂的大數據發掘，就是指通過深入分析和研究海量數據，發現數據背后的隱蔽性關系，并以此為依據發掘事物的發展規律，從而對未來的行為趨勢做出預測。因此，預測行為的核心為情報，而情報則是明確各個影響因素之間的內在聯系。例如，反恐預警。現階段，我國反恐斗爭形勢日益嚴峻，一旦發生恐怖事件，就會造成極為嚴重的社會動蕩，由此引發的社會恐慌不可預估，而社會不良影響也會持續蔓延。相較于一般的犯罪活動，恐怖襲擊中的犯罪分子往往懷有必死的決心，再加上反恐斗爭必將耗費極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因此，反恐斗爭必須提高對事先預防和事中應急處理的重視程度，特別是事先預防，即在恐怖事件發生前將其終止，但由于恐怖事件具有較強的隱蔽性，因而事先預防具有較高難度。而通過引入大數據發掘技術，即可從蛛絲馬跡中找到恐怖分子的行為趨向。由于犯罪分子往往有著一定的犯罪目標，而其所有的行為都是為實現這一目標而進行的，無論是資金籌集，還是人員聯絡，各個環節的數據必會在數據空間中留下痕跡，而大數據發掘技術的核心就是找尋蛛絲馬跡，以此來確認犯罪分子。總的來說，通過分析和比較海量數據，再加上監控信息，把握本地區的治安形勢，其后向決策機關上交預測材料，以此來實現反恐預警。

（三）大數據參與

基于大數據的社會公共安全治理模式改變了傳統的以公安機關為主的管理形式，重視主體多元化，也就是說一旦發生安全事件，就會立即形成以公安機關為核心，相關政府機構、企業、社會組織以及個人相互協作的治理網絡。例如，美國波士頓爆炸案，在這一恐怖襲擊事件爆發后，警方立即對現場數據進行了收集，第一，提取襲擊現場監控攝像頭所錄制的視頻數據，第二，收集附近居民在案發時拍攝的各類照片或影像數據，第三，社交媒體中的照片或影像數據，第四，建立了一個專門網站，以讓廣大民眾上傳案發現場的照片和視頻數據[2]。基于以上海量?稻藎?調查人員依據時間順序對其進行排列，以還原現場情景，并應用了圖像處理技術鎖定了犯罪嫌疑人。由此可見，通過吸引廣大民眾參與到公眾安全治理中，可發掘更多細節，而更優的治理方案也將被啟發。

（四）大數據判斷

篇（2）

一、要保持清醒的頭腦，牢牢把握維護社會政治穩定的主動權

20__年以來，全縣各級黨委、政府，縣直各單位秘書網網址：，特別是政法部門和廣大政法干警緊緊圍繞服務經濟這個中心，以保一方平安為己任，以創建全區最安全的縣份為目標，堅持“打防結合、預防為主”的方針，創造性地開展工作，使各類案件持續下降，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連創隹績，先后獲得崇左市“20__年度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模范縣”和自治區“20__年度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先進縣”，9月20日，又被自治區政法委、綜治委評為“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三十百千’工程縣級一等獎”。在此，我謹代表縣四套班子和全縣人民，向奮戰在政法綜治工作一線的政法干警、武警官兵和綜治干部表示衷心的感謝和崇高的敬意！

在肯定成績的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有些治安問題還不同程度地存在，特別是一些影響社會穩定的深層次問題還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我們必須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牢固樹立“穩定壓倒一切”的政治意識，真正把維護社會穩定放到經濟社會發展的大局中來抓，并在實際工作中注重把握和處理好以下三方面的關系：

第一，把握好落實科學發展觀與維護大穩定的關系。科學發展觀是我們黨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規律認識的進一步深化，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實現現代化的根本指針。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必須更加注重各項事業的全面協調發展，不僅要看經濟發展，而且要看社會秩序、社會穩定和社會和諧；不僅要看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而且要看人民群眾的安全感，看能否保障人民群眾安居樂業。所謂大穩定，是指在努力維護社會治安穩定的同時，積極化解各類矛盾糾紛，解決各類社會問題，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創造政治穩定、社會安定、經濟發展、人民安居樂業的良好環境。維護大穩定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應有之意和必要前提，各級各部門和各級領導干部要深刻認識和充分理解“穩定壓倒一切”的重要意義，正確對待穩定與發展的關系，真正樹立起“不搞改革是保守，不抓發展是倒退，不保穩定是犯罪”的意識，切實肩負起發展經濟和維護穩定兩種責任，努力形成在發展中確保穩定，在穩定中加快發展的良性循環機制。

第二，把握好樹立正確政績觀與抓好大綜治的關系。應該認識到，抓發展抓經濟是政績，抓綜治抓穩定也是政績。發展是穩定的基礎，只有發展了，才能造福廣大人民群眾，有效預防和減少矛盾。穩定是發展的保障，只有穩定了，才能為發展搭建廣闊的平臺，二者是一個統一的整體，決不能一手軟、一手硬，抓了發展，丟了穩定。改革發展的新形勢對各級黨委、政府維護穩定的能力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必須把穩定和發展納入到一個整體中來考量，把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緊緊抓在手上，體現到決策里，落實到行動中，不斷探索維護穩定的規律，創新維護穩定的機制，提高維護穩定的能力，努力構建各級各部門齊抓共管、政法部門積極努力、社會各界廣泛參與的大綜治格局，以大綜治確保大穩定。

第三，把握好堅持牢固群眾觀與實現大防范的關系。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是為了群眾，一切工作也必須依靠群眾。拋開了群眾利益，我們的工作將沒有任何意義；離開了群眾支持，我們的工作就不會做成。建設平安寧明是一項關乎群眾根本利益的工作，我們必須牢固樹立正確的群眾觀，充分發動群眾，緊緊依靠群眾，著力構建堅持主力軍防范與全民參與相結合、加強社會面控制與增強防范意識相結合的立體化、全方位、多層次大防范體系。綜治工作的首要任務是防范，而群眾是防范的主體。各級各部門要本著珍惜民力，用好民力的原則，從各自實際出發，想實用的辦法，出實用的招數，增強群眾防范意識，提高全民防范水平，努力做到愛惜民力與使用民力相統一，發動群眾與保護群眾相結合，實事求是地把群眾的力量引導到參與防范、促進穩定上，把我縣的綜合治理工作推向一個全民防范的新階段，牢牢掌握維護社會穩定的主動權。

二、深刻認識建設“平安寧明”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崇尚和諧，企盼平安，追求政通人和、安居樂業的和諧社會，是人類社會在解決了基本生存需求之后的必然要求和發展趨勢。我們黨歷來高度重視和諧穩定。黨的十六大強調指出：要把“社會更加和諧穩定”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一項重要目標。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又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為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的一項重要內容進行了進一步強調。總書記指出，沒有社會穩定，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無從談起。建設平安寧明，對于牢固樹立“發展是第一要務”與“穩定壓倒一切”思想，促進社會穩定和諧，維護改革發展穩定大局，實現寧明的全面、快速、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愿望。穩定是任何社會正常發展的基礎，平安是每個公民最為樸素的愿望。當前人民群眾一盼富裕，二盼平安。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人民群眾對擁有一個穩定和諧、安居樂業、合法權益得到充分保護的平安社會的要求越來越迫切。建設平安寧明，是適應新形勢新要求，創造一個文明法治、平安穩定、諒解寬容的和諧社會，保障人們在政治、法律、體制、機會、權利和分配上的公平，從法律上、制度上、政策上營造公平的社會環境。這不僅是事關全局的大事，而且是嚴肅的政治問題，關系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抓社會穩定就是真正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事為民所辦，確保一方平安，為經濟發展提供有力的保障，從而更好地實現人民的愿望、滿足人民的需要、維護人民的利益，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

二是優化寧明投資環境，加快現代化建設的需要。 當前，我縣正處于全面建設寬裕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時期，確保社會的平安穩定就顯得更加重要。只有通過建設平安寧明，維護社會和諧穩定，讓廣大人民群眾和投資者有安全感，為經濟社會加快發展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和提供保障，才能更好地抓住機遇，一心一意謀發展，聚精會神搞建設，加快我縣現代化建設步伐。

三是解決發展中各種問題的重要舉措。長期以來，縣委、縣政府始終堅持穩定壓倒一切的方針，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促進了寧明的經濟繁榮、社會穩定、人民群眾安居樂業的良好局面。但是在看到有利條件的同時，還必須認識到我們所面臨的嚴峻形勢，當前保持社會穩定的基礎還不夠牢固，加之我們正處在人民內部矛盾凸顯期、刑事犯罪高發期、對敵斗爭復雜期，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還大量存在，而且還會不斷增多。這些問題的存在，客觀上都影響著我們建設平安寧明、構筑和諧社會工作的開展。要通過建設平安寧明，依法嚴厲打擊各類犯罪活動、努力化解人民內部矛盾、維護正常經濟秩序、保護社會公共安全、推進民主法制建設，有利于全方位、系統性、更好地解決好我縣在發展中面臨的各種問題，為加快發展創造平安社會。

因此，我們要認真學習和全面領會寧發[20__]13號《關于建設“平安寧明”的決定》文件精神，明確目標任務，增強責任意識。建立健全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機制，確保社會長治久安；妥善協調各方利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樹立“富裕與安康是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發展與穩定是領導政治責任”的觀念，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共同推進平安寧明的建設，努力實現“四個確保”：確保政治穩定、確保社會治安狀況良好、確保經濟運行平穩健康、確保人民安居樂業，從根本上實現社會長治久安，開創和諧穩定工作新局面。

三、嚴格工作責任，確保社會綜治各項任務落到實處

（一）切實加強創建活動的組織領導

對各級領導干部來講，發展是第一要務，穩定是第一責任。檢驗一個地方、一名干部的政績，不僅要看經濟指標，還要看社會穩定。各級黨委、政府和黨政主要領導，都要切實承擔起肩負的責任，從思想上把政法綜治工作高度重視起來，從行動上向政法綜治工作全面傾斜。各級各單位要把開展創建活動、維護穩定工作納入年度工作的總體規劃，切實擔負起“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責任。要把化解社會矛盾、保持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和諧的能力和水平作為檢驗執政能力的重要標志。這里我再明確一下，各級黨政主要領導是第一責任人，必須對本地區本部門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和維護穩定工作負總責；分管領導是直接責任人，要負責具體組織、協調本地區本部門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和維護穩定的各項工作。為強化領導責任，7月28日和8月10日，縣委、縣政府以兩辦的名譽分別印發了《關于實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責任查究的實施辦法》（寧辦發[20__]41號）和《關于進一步強化建設平安寧明活動領導責任的暫行辦法》，（寧辦發[20__]43號），兩份文件已對各級各部門及領導在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維護社會穩定工作中的責任作了十分明確的規定，希望大家回去后，好好看看，認真貫徹落實，時刻把社會治安放在心上，抓在手上，切實負起責任，做好自己的工作，共同把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的各項任務完成好。

（二）嚴格督查，兌現獎懲，促進工作措施的落實

篇（3）

工會組織要到群眾中去，主動聽取群眾意見，集中群眾智慧做到與群眾面對面、心貼心、實打實。掌握員工心理訴求，通過走訪、座談、問卷、網絡建議等形式。掌握員工心理狀態、內心聲音和精神渴求，真實反映情況和問題，盡全力幫助協調解決員工的福利。

感情決定立場。只要工會組織為群眾多添一份溫暖，群眾就會對工會工作多生一份感情；只要工會組織為群眾多盡一份責任，群眾就會對工會組織多生一份信任。因此，工會組織牢固樹立以人為本和諧理念，堅持用創新精神，全方位融入企業管理的中心工作，努力把工會工作方針作為完成經營目標、構建和諧企業、促進科學發展的行動綱領，賦予工會工作以新內涵、新特色、新活力，進一步挖掘廣大員工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才能使工會工作充滿活力。

思想是認識的先導，文化是行為的向導，理念是實踐的體現，工會群眾文化的優勢就在于群眾性、倡導性。首先，用“五愛”提升安全文化的內涵。通過對職工進行“愛國愛企愛崗愛家愛人”的“五愛”教育，使職工把熱愛生活、珍愛生命、珍愛崗位、珍愛家庭的情感轉化為“我要安全”的自覺行動。牢固樹立“自己不傷害自己，自己不被別人傷害，自己不傷害別人，不讓別人傷害別人”以及“安全才能生產、安全才有效益、安全才能回家、安全才能幸福”的思想觀念。其次，用“多彩”提升安全文化的價值。通過開展“我要安全”文藝節目展演、演講比賽、知識競賽、安全文化交流、征文、反思會等豐富多彩的活動形式，把安全思想文化、制度文化、行為文化、物質文化等滲透其中。使職工不僅真切地感受到安全帶來的吉祥、健康和快樂，而且潛移默化中給社會和企業帶來的進步和發展。第三，用“激勵”提升安全文化的心境。充分利用宣傳陣地，營造氛圍，做好先進典型培養選樹。及時總結經驗和做法工作，形成品牌化、特色化、差異化；持續開展學勞模、爭標兵、比貢獻以及“親情話安全”“赤腳醫生進班組一線”“五型”班組等各種創優爭先的競賽活動。通過大力宣傳、表彰安全先進個人、先進集體，營造人人講安全、人人做到安全的氛圍，激勵職工人人爭做安全標兵。

發揮工會群眾經濟的優勢

在生產、生活實踐中，不但要有安全的思想、安全的意識，還要有安全的技能，才能實現安全的目標。首先，企業工會組織要引導職工樹立全新的學習理念，樹立“學習為本”的思想。建立長效的學習機制，建設職工書屋，職工教育培訓基地。參與完善的個人培訓檔案，根據不同的情況量身定制培訓計劃，讓學習成為每位職工的內在需求。開展創建學習型企業、學習型團隊、學習型家庭、爭當知識型職工等活動。通過專業培訓與個人自學相結合，技能比賽與崗位練兵相結合，名師帶徒與定題攻關相結合、興趣協會與專題研究相結合。使職工對安全知識、安全技能熟記于心、熟用于行，應變能力、排險能力不斷增強。其次，緊密圍繞企業的中心工作，服務生產經營大局。以創建“工人先鋒號”為載體，廣泛開展群眾性經濟技術創新和勞動競賽等活動。通過評選優質項目、金點子建議、創新品牌等形式，鼓勵、引導、幫助職工為安全獻計獻策。第三，大力開展以“學習一門新技術、運用一項新科技、提出一項新建議、改革一項新工藝、推廣一項新成果、創造一條新經驗”為內容的“六個一”安全創新競賽活動。鼓勵職工強素質、練絕活、創品牌、增效益，最大限度地減少安全事故的發生，創建安全型、效益型、和諧型企業。第四，開通網上遠程教育。開發安全培訓軟件，把教育陣地設置在網絡中，讓全體勞動者能不受傳統課堂教育的時間與空間限制，自主地參加學習，使教、學的方式更加貼近時代需求。研發安全生產網絡游戲。在游戲中，根據不同作業環境和作業崗位的特點設置事故陷阱和安全闖關，模擬生產現場的常規與非常規作業（危險作業），再現各種事故現場和事故原因分析，如果游戲者不按安全規程進行操作就有發生傷亡的危險，這樣員工學習安全操作知識趣味化，更容易記住。讓員工素養和安全操作技能有一個提升，組織“我讀書我受益”、“我運動我健康我快樂”等多種文體賽事活動，滿足群眾多元化的需求。

發揮工會民主監督的優勢

篇（4）

第一，從農產品生產環節說起。農產品生產是食品的最重要源頭，近年來各級政府特別是農業部門堅持統籌農產品總量平衡、結構平衡和質量安全，全面強化執法監管和推進農業標準化，農產品質量水平總體穩定、逐步向好。但同時要看到，由于農業生產仍以分散的、小規模的經營模式為主，使得生產標準難以統一，極其不便監管；由于大批青壯年農民外出務工，留在農村的老年農民掌握新技術、新標準的能力較弱；由于農產品質量安全工作起步晚、基礎弱，部分生產者的安全意識不強：由于分散的小農缺乏科學施肥用藥意識和能力，容易派生出質量問題。

第二，從食品的流通加工環節說起。我國的食品工業是全球老大，每天生產11億千克的食品，千分之一或萬分之一的問題概率也不可小覷。流通加工環節過度分散，增加了食品安全控制的復雜性。其一，食品加工的集中度較低，傳統工藝與現代制作混雜，地域性、分散性小作坊處處冒煙，各地風味食品以產地為中心并呈扇形擴散。其二，食品產業的加工鏈雖然不長，但是流通周轉鏈、供應鏈過長，需經過多次轉手、長途轉運才能到達百姓餐桌。其三，食品消費以鮮活為主，一些簡單加工和運輸需要采取保鮮措施。本來就利益微薄的食品生產，還要經過生產、加工、流通的多次利益博弈，質量保障及道德防線經不住利益驅動的沖擊。

第三，從食品鏈條的投入品市場來說。影響食品安全的污染物，是指食品從生產、加工、包裝、貯存、運輸、銷售，直至食用等過程中產生的，或由環境污染帶入的化學性危害物質。投入品的使用，關鍵在于量的控制、時間點的把握；更為關鍵的是，那些明令禁止的藥物或添加劑，一定不能生產使用。那么，蘇丹紅、孔雀石綠、瘦肉精、神農丹等等這些披著美麗外衣的有是怎樣屢屢浸染市場的呢？是一批無良企業、無良商販受利益驅使，結成了“利益鏈”；同時從生產、銷售再到餐桌的鏈條上，企業內控、標準制定、質量監督等諸多關口上的防線也屢屢“失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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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當前，電力建設工程施工安全生產形勢嚴峻，惡性事故屢有發生，特別是江西豐城發電廠“11?24”冷卻塔施工平臺坍塌特別重大事故的發生，嚴重危害著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直接影響著電力工程建設的健康穩定發展。

江蘇公司目前處于基建高峰期，有7家開工在建單位，呈現工地數量多、施工地點分散、監管難度大、人員管理難的特點，困擾著江蘇公司的基建安全管理。本文通過引入物聯網[1]技術，利用互聯網發展而帶來的智慧化方式，在安全管理上創新突破，推行電力工程建設現場安全智慧化管理，實現基建安全的有效監管。

二、安全智慧化管理常用方式

工程管理借助于信息化技術發展，通過對有用信息資料的高效收集，運用信息化手段，將更多人工智慧、傳感技術、虛擬現實等高科技技g植入到建筑、機械、人員穿戴設施、場地進出關口等各類物體中，實現工程安全管理中人與工程施工現場的整合，使之智慧化。目前常用方式主要有：

2.1門禁系統

主要有智能指紋考勤機、人臉識別系統、數字化門禁系統等，設別本工地管理人員、組長、工人等出入工地，記錄考勤及出工情況，非本工地人員進出工地需在大門保安處確認身份并登記方可進入，保證人員進出施工現場的合規流動，防止外來人員非法進出入現場，給安全管理帶來不穩定因素。

2.2報警系統

報警系統是確保施工周界安全及內部出現不安全現象時的第一道防線，當入侵發生時，提供早期報警，為值守人員及警力的快速反應贏得時間。通常防范系統依托紅外對射探測器構成“電子圍墻”，在設防狀態下，報警系統與閉路電視監視系統聯動，若有非法進入，探測器立即發出發出聲光報警信號，并顯示相應區域的報警顯示，保安通過地圖識別報警區域確切位置采取相應行動，必要時可聯動110發出報警信號。

2.3視頻監控系統

遠程視頻監控系統可實現對建筑工地全天候不間斷有效監控，工地上發生的各種事件被完整記錄，監控人員可對視頻進行回放、查看，可及時發現各種安全隱患及違規操作，并通過系統及時提醒相關人員立即進行糾偏。

2.4無人機巡檢系統

運用GPS定位技術，設定好巡檢路線，用無人機定點、定時對現場安全預控區域進行巡檢，發現問題預警并及時將信息傳輸給安監管理人員。

2.5定位追蹤及掃碼系統

通過在工人帽子安裝追蹤芯片（或者其他方式），可了解施工人員現場的及時工作信息和狀態，并通過電腦顯示屏及時查看，全方位掌握工人作業區域動態。安全員在施工現場檢查員工時，只要掃一掃他們安全帽上的二維碼（“一帽一碼”），即可知道該員工的姓名、工種、工點、技術等級、安全培訓等信息。

三、實現電力工程建設安全智慧化管理思考

基于以上智慧化管理方式，結合江蘇公司基建工程點多、分散及安全監管人員少、安全監管手段單一的特點，利用信息化技術對工程施工安全推行“智慧化”監管，提出以下管理思路：

3.1建立工地可視化遠程管理系統[2]

針對江蘇公司工程建設點多分散的特點，在每個工程建設點安裝全息監控系統并進行數據整合和傳輸，建立施工單位、項目公司、江蘇公司三級聯動架構，有效實現視頻數據共享，通過遠程視頻監控系統江蘇公司可掌控現場的施工情況，遠程監控現場施工過程，強化對前端的安全管控。

工地可視化遠程監控管理系統能夠實現工地現場的遠程預覽、遠程云控制球機轉動、遠程接收現場報警、遠程與現場進行語音對話指揮等功能。工程現場可根據不同的施工階段和工程實際需要，設置不同的施工重點監視區域，例如：地基基礎階段的監控（深基坑支護、基槽開挖等），大型模板、腳手架、大型起重機械安裝、拆除，大型設備及構件起吊等。

3.2建立人力資源信息化管理系統

各基建單位參建人員采用統一的門禁方式進出施工現場，采用屏顯實時顯示不同工地當前施工現場總人數、各個工種人數以及當前刷卡人員的姓名、職位及進出的類型等詳細信息。通過建立人員資源信息管理系統，可了解各工程建設點的施工人員數量及資質情況，能夠掌握工程現場所配備人員能否滿足施工要求的第一手數據，做到對施工進度的運籌帷幄。同時為了有效利用資源，根據信息庫資料建立專業監理互查人員庫，實現江蘇區域監理的互查機制，防止同一工地安全監督疲勞。

3.3構建危險性較大的分部分項工程管控平臺

基坑支護、土方開挖、模板工程、起吊及腳手架等分項分部工程危險源點多、線長、面廣，單靠人力巡檢排查，工作效率低，而且難以做到全過程、全方位的監督管理，容易出現監管漏洞，應建立管控平臺，實現智慧管控。以建立塔式起重機安全監控管理系統為例：系統建立后可實現塔吊及起重機實時監測，其中塔吊監測包括防碰撞計算、起重量限制、力矩限制、高度限制、變幅限制、角度限制、風速報警、主軌道防傾斜、實時顯示與聲光報警等；升降機監測包括運行狀態監控、人臉識別功能、主軌道防傾斜、數據管理功能，可有效地對塔吊、起重機及其他設備在安裝、運行、拆卸等過程進行全方位深層次的實時監測，從技術手段上保障了對塔吊、起重機使用過程和行為的及時監管，切實防范、管控設備運行過程中的危險因素和安全隱患，減少安全生產事故發生。此外，它還能夠對操作人員進行人臉識別，對無證上崗人員進行預警。

3.4建立工程結構安全施工實時監測系統

建設工程結構安全施工實時監測系統包括對建筑工地環境監測，大體積混凝土澆筑，鋼結構應力應變，地基監測，基坑支護等數據的監測。傳統的監測手段主要是人工現場監測，監測數據的準確性和及時性較低，不能集中管理，尤其在惡劣的環境下人員工作效率低，監測效果差。建設工程結構安全施工實時監測是在建構筑物施工過程中，采用監測儀器對關鍵部位各項控制指標進行監測，并在監測值接近控制值時發出報警，用來保證施工的安全性，同時也可用于檢查施工過程是否合理。

系統將各類監測點的信息匯集到統一的監控平臺，實現各個監測點的信息共享，實現對整個用戶單位管轄范圍內所有建筑工地統一管理。

通過這些智慧化手段的組合運用，可促使江蘇公司更好地對現場進行安全質量監管，更好地落實企業安全責任主體，促進項目公司自我監管水平提升，實時掌握工地現場信息，實現工地“智慧化”、安全“精細化”的全息化安全管理。

四、結束語

通過引入物聯網技術，在施工現場安裝各類傳感裝置，構建智能監控和防范體系，將科技技術力量與安全監管制度緊密集合，能有效彌補傳統方法、人員少和技術在監管中的缺陷，實現對“人、機、料、法、環”的全方位實時監控，變被動“監督”為主動“監控”；同時，為基建安全監督管理引入新理念，進一步落實企業安全監管責任，做到“早發現、早預防、早整治”，真正體現“安全第一、預防為主、綜合治理”的安全生產方針，使安全管理模式逐步由粗放式向精細化轉變。

篇（6）

主要措施：

1．加強執行法定工程建設程序的監管。嚴格執行勘察設計、施工圖審查、工程招投標、施工合同備案、委托工程監理合同備案、工程質量和生產安全監督、施工許可、開工安全生產條件審查、工程竣工驗收備案和工程技術檔案移交等法定工程建設程序，確保項目依法依規建設。

2．加強工程建設合同的監管。出臺規范性文件對工程建設中資質掛靠、轉包和違法分包的具體情形作出規定，制定相應處置措施。督促建設、施工監理、質量檢測等單位嚴格按照國家和省有關規定及招標投標文件訂立合同并嚴格履行。全面推行施工作業分包制度，建立管理骨干基本固定、職責明確、運行規范的施工作業分包管理模式。

3．加強工程監理和質量檢測機構管理。認真開展工程監理和質量檢測專項整治，促使工程監理、質量檢測機構切實發揮獨立專業監督作用。

4．加強建筑市場準入、清出的管理。按照國家和省有關規定，堅決查處無資質、超越資質承攬工程建設業務和建筑企業弄虛作假申請資質，以及政府行政管理部門或行業協會越權審批資質的行為，維護建筑市場秩序。

篇（7）

工作不安全感是工作壓力的重要來源之一[1]。目前理論界對工作不安全感還沒有一個統一的界定，Greenhalgh和Rosenblatt認為：“工作不安全感是雇員在一個受到威脅的工作情境中，對于維持所希望的繼續性的一種無力感。”[2]強烈的工作不安全感在不同程度上對于組織、家庭、以及個體都會帶來很多消極影響，一些可以阻礙和減弱工作不安全感消極后果的緩沖或者調節變量就顯得尤為重要，比如社會支持。

目前，國內關于員工工作不安全感與心理健康的研究相對來說比較欠缺，在國內私營企業管理方式還存在很大缺陷的情況下，私企員工工作不安全感總體狀況如何？它對私企員工的心理健康有顯著影響嗎？社會支持是否能夠減弱工作不安全感對員工心理健康的損害呢？基于此，本研究采用工作不安全感量表、社會支持量表、以及華人心理健康量表對私營企業中工作的員工進行現狀調查，并探討工作不安全感各個維度與心理健康的關系，同時探索社會支持是否在工作不安全感各個維度與心理健康之間存在調節作用。本文的研究框架如下圖1所示：

二、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一）私企員工工作不安全感與心理健康

隨著員工身心健康不斷出現問題，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意識到關注工作不安全感對個體身心健康影響的重要性。Sverke等人的元分析表明，工作不安全感對雇員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會形成極大的威脅，但相比之下，工作不安全感與心理健康的相關程度高于身體健康，這說明工作不安全感對員工的心理健康水平有更大影響[3]。Cheng和其工作伙伴對中國臺灣25-65歲之間的8705名男性雇員和5980名女性雇員進行調查，研究發現：工作不安全感在職業人群中的總體流行率達到50%，而且在調整年齡、控制工作內容和要求以及工作中的社會支持以后，雇員的工作不安全感仍舊與較差的健康狀況之間仍存在強烈的聯系[4]。Strazdins（2004）研究發現，存在工作不安全感的員工通常都有一定的抑郁、焦慮問題[5]。

相比于國外二十多年的研究積累，國內對工作不安全感領域的研究還處于初步階段，還有很多問題需要去研究和解決。國內對于這兩者之間的研究相對來說還比較少。如馮冬冬等人對廣州某中外合資企業進行了橫向和縱向研究，結果發現，工作不安全感對員工的身心健康有非常顯著的消極影響；一般自我效能感在工作不安全感與身心健康之間存在顯著的調節作用[6]。胡三??和李中斌（2010）通過實證分析，證明中國企業中的工作不安全感由五個維度構成，即工作喪失不安全感、人際關系不安全感、工作執行不安全感、過度競爭不安全感以及薪酬晉升不安全感[7]。

基于以往國內外學者對工作不安全感與心理健康理論及實證研究成果，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2-1：工作不安全感對員工心理健康具有顯著負向影響。

H2-1-1：工作喪失不安全感對員工心理健康具有顯著負向影響。

H2-1-2：人際關系不安全感對員工心理健康具有顯著負向影響。

H2-1-3：工作執行不安全感對員工心理健康具有顯著負向影響。

H2-1-4：過度競爭不安全感對員工心理健康具有顯著負向影響。

H2-1-5：薪酬晉升不安全感對員工心理健康具有顯著負向影響。

（二）社會支持的調節作用

1.私企員工社會支持與心理健康

已有一些研究指出，社會支持水平對員工心理健康有重要影響。如高校圖書館員工的社會支持與其心理健康水平有密切聯系[8]。另外龔德英等人（2008）在關于外企員工社會支持與心理健康現狀調查中也證實，員工的社會支持對其心理健康狀況有重要影響[9]。

本研究采用肖水源編制的社會支持量表進行研究，該量表將社會支持分成三個構面，主觀支持、客觀支持和對支持的利用率，在國內研究中被廣泛的使用。研究表明，主觀社會支持水平越高，員工心理健康水平越高[10]。

基于前人的研究，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H2-2：員工社會支持對私企員工心理健康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H2-2-1：主觀支持維度對私企員工心理健康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H2-2-2：客觀支持維度對私企員工心理健康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H2-2-3：對社會支持的利用度維度對私企員工心理健康有顯著正向影響

2.社會支持的調節效應

Sverke等人在其工作不安全感整合模型中提出，社會支持可能在工作不安感與心理健康之間起到調節作用，并指出未來研究應該檢驗如何減少工作不安全感的消極影響，特別要檢驗工作不安全感與結果關系中調節變量的作用。

國內學者如胡三??、佐斌等人對工作不安全感影響的因素及其各種后果變量之間關系的調節變量進行了較為全面的研究[11]。但國內關于社會支持對工作不安全感和心理健康之間調節作用的相關研究極少，那么，在不同水平的社會支持下，工作不安全感及其各個維度對員工心理健康的影響作用會如何呢？

基于Sverke（2002）的工作不安全感的調節變量整合模型以及前人的相關研究，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H2-3：私企員工社會支持正向調節工作不安全感對心理健康的影響

H2-3-1：私企員工社會支持正向調節工作喪失不安全感對心理健康的影響

H2-3-2：私企員工社會支持正向調節人際關系不安全感對心理健康的影響

H2-3-3：私企員工社會支持正向調節工作執行不安全感對心理健康的影響

H2-3-4：私企員工社會支持正向調節過度競爭不安全感對心理健康的影響

H2-3-5：私企員工社會支持正向調節薪酬晉升不安全感對心理健康的影響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樣本

按照隨機取樣原則，選取綿陽市私營企業中的員工共300人，通過發放調查問卷來收集數據，數據收集的過程是在被調查企業人力資源部門和相關領導的支持配合下完成。

在此次調研中，共發放300份調查問卷，回收了263份有效的問卷，回收率為87.7%。本研究調查對象的基本情況如表3-1所示。

（二）變量測量

為確保測量工具的效度及信度，本研究盡量采用現有文獻已使用過的量表，再根據本研究的目的加以適當修改作為搜集實證資料的工具。

員工工作不安全感：采用胡三??與李中斌所編制的25個條目的量表，此量表由員工進行自我評價，示例問題如：“我害怕丟了現在的工作再難以找到與之相當的工作了”、“我害怕自己沒有特別努力就會被單位淘汰”。員工基于likert-5點評分方法進行評價（1=非常不符合；2=不符合；3=不確定；4=符合；5=非常符合）。該量表在本研究中的信度系數為0.809，五個維度的信度系數分別為0.888、0.799、0.768、0.709、0、785，這表明該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員工社會支持：采用肖水源（1994）所編制的10個條目的量表，此量表由員工進行自我評價，示例問題如：“您有多少關系密切，可以得到支持和幫助的朋友？（只選一項）”、“過去，在您遇到急難情況時，曾經得到的安慰和關心的來源有：”。員工進行評價的評分方法為：第1～4，8～10條，每條只選擇一項，選擇1，2，3，4項分別計1，2，3，4分；第5條分A，B，C，D四項，將四項得分相加得總分，每項從無到全力支持分別計1～4分；第6、7條如果選擇“無任何來源”則計0分，若選擇“下列來源”，那么有幾個來源就計幾分。該量表在本研究中的信度系數為0.659，這表明該量表具有較好的信度。

員工心理健康：采用我國楊廷忠教授經過中國大陸適宜性研究后，對臺灣學者鄭泰安所編制的量表進行調整之后的12個條目的量表，此量表由員工進行自我評價，示例問題如：“請問您最近是不是覺得頭痛或是頸部有壓迫感？”、“覺得神經兮兮，緊張不安？”。員工基于likert-4點評分方法進行評價（1=比平時嚴重的多；2=比平時嚴重些；3=和平時差不多；4=一點也不）。該量表在本研究中的信度系數為0.807，這表明該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控制變量：以往的研究表明，員工的背景變量（如性別、年齡、工齡、婚姻狀況、學歷、職位層次、月薪）會影響員工的工作不安全感（胡三??2010），工作不安全感又會影響員工的心理健康。因此，本研究將選取員工的性別、年齡、工齡、婚姻狀況作為控制變量處理。

四、數據分析和結果

本章首先檢驗工作不安全感各個維度對員工心理健康的影響作用，社會支持各個維度對員工心理健康的影響作用；其次，根據調節效應的判定原則，探討社會支持水平在工作不安全感各個維度和員工心理健康之間關系中起到的交互效應。

（一）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析

對私企員工工作不安全感、社會支持和心理健康的相關關系進行考察，從相關系數矩陣表可以發現，各研究變量之間存在不同程度的相關。

私企員工心理健康與工作不安全感各維度之間均存在顯著負相關關系（P

（二）假設驗證

1.員工工作不安全感對心理健康的回歸分析

將可能會對心理健康有影響的性別、年齡、工齡、婚姻狀況等控制變量進入回歸方程的第一層，再將工作不安全感各個維度變量進入回歸方程的第二層，結果如表4-2所示。多重共線性的VIF檢驗值都在允許的范圍之內，說明進入模型的各個變量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該模型的回歸結果可以接受。

從表4-2中可以看出，心理健康與工作不安全感的“工作喪失不安全感”維度之間的標準化系數為-0.053，P?0.05，未達到顯著，研究假設H2-1-1未得到驗證；心理健康與工作不安全感的“人際關系不安全感”維度之間的標準化系數為-0.046，P?0.05，未達到顯著，研究假設H2-1-1未得到驗證；心理健康與工作不安全感的“工作執行不安全感”維度之間的標準化系數為-0.154，P

2.社會支持對工作不安全感影響心理健康的調節效應檢驗

（1）社會支持對私企員工心理健康的關系檢驗

通過上述相關分析，我們了解了社會支持各個維度與員工心理健康之間具有不同程度的相關性。然而通過相關分析只能說明研究變量之間存在一定的關系，無法說明變量之間具體有怎樣的關系，也無法看出研究假設是否支持，因此，此部分將進一步進行回歸分析，通過層次回歸的方法來檢驗各研究變量間的關系及驗證相關研究假設。

從表4-3數據運行結果來看，私企員工心理健康與社會支持的“主觀支持”維度之間的標準化系數為0.292，P

（2）調節效應檢驗

值得說明的是，工作不安全感共有五個維度，社會支持共三個維度，因此，如果兩兩維度之間進行交互項討論的話，就會產生15個交互項。在很多現有的研究中很多研究者也經常把社會支持作為一個整體構念來進行研究。因此，本研究在接下來的討論中，會把社會支持視為一個整體概念，檢驗其在工作不安全感各個維度和心理健康之間的調節效應。

采用層次回歸分析方法，檢驗社會支持在工作不安全感各個維度與心理健康之間的調節作用。具體操作步驟為：第一步，將控制變量放入回歸方程；第二步，將自變量放入回歸方程；第三步，將調節變量放入回歸方程；第四步，放入調節變量與自變量的交互項。如果交互作用顯著，則說明存在調節作用。為了避免在進行社會支持的調節作用分析時回歸方程產生多重共線性問題，需對交互項的各變量進行中心化轉換。

模型1表示心理健康對控制變量的回歸，F值為2.390，P值?0.05，模型不顯著，模型1的調整后的R2為0.021，模型解釋了員工心理健康2.1%的方差。

模型2表示心理健康對控制變量和自變量（工作不安全感各個維度）的回歸，F值為9.547，P值

模型3表示心理健康對控制變量、自變量（工作不安全感各個維度）以及調節變量（社會支持）的回歸，F值為11.124，P值

模型4表示心理健康對控制變量、自變量（工作不安全感各個維度）、調節變量（社會支持）、交互項（工作喪失不安全感×社會支持）的回歸，F值為10.620，P值

模型6表示心理健康對控制變量、自變量（工作不安全感各個維度）、調節變量（社會支持）、交互項（工作執行不安全感×社會支持）的回歸，F值為10.628，P值

為了更加直觀形象地表示社會支持的調節作用，繪制社會支持在工作不安全感與心理健康之間的調節作用效果圖4-1。

從圖4-1可以明顯看到，工作不安全感高的私企員工在獲得較少社會支持的情況下，其心理健康得分尤其高（即其心理健康水平尤其低）；而獲得較多社會支持的私企員工其心理健康雖然會受工作不安全感的影響，但程度卻并不大，即便是體驗到高工作不安全感的私企員工在感受到高社會支持的情況下，其心理健康得分也較低（即心理健康水平較高），這一結果再次說明社會支持能夠有效緩解私企員工工作不安全感對心理健康的負向影響。

篇（8）

根據半年檢查考核和日常監控掌握的情況，現將今年上半年全市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情況通報如下：

一、綜治領導責任制和目標管理責任制的落實情況

上半年，全市各地區、部門和單位進一步推進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領導責任制的落實，各區與鄉鎮街道辦事處、鄉鎮街道辦事處與社區居委會和嘎查村、村和居委會與居民住戶；各區和鄉鎮街道辦事處分別與區直屬和駐區各單位層層簽訂了2004年度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領導責任書。海勃灣區不斷加大對發生重大治安問題的地區和部門實行“一票否決”制的力度和領導責任查究力度，對去年綜治工作實績考核較差的4個單位，嚴格行使了綜合治理“警告”和“一票否決”權制，保證了各部門、單位綜治工作的健康有序進行。海南區積極推行治安防范經濟擔保制度，區委、政府增撥4000元經費對2003年度實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經濟擔保責任制的3個企業兌現了獎金，區屬西卓子山街道辦事處也與轄區內較大的獨立法人單位簽定了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經濟擔保責任狀，并逐步推廣。三區對政法綜治經費（包括群防群治經費）投入逐年增加，上半年共到位18.1萬。其中，海勃灣區7萬，烏達區6.5萬，海南區4.6萬。

二、嚴打整治專項斗爭工作情況

上半年，各區適時組織開展各類嚴打整治專項斗爭，確保社會治安秩序的持續穩定。今年1-6月份，全市共立各類刑事案件944起，同比上升5.6%，其中，八類嚴重暴力犯罪案件同比上升9.3%，盜竊案件同比下降5%，一般以上交通事故同比下降28.9%，火災事故同比上升34%。海南區、烏達區刑事案件立案數同比分別上升了64.1%、23.6%；海勃灣區同比下降6.5%。全市共破獲刑事案件550起，抓獲犯罪嫌疑人298名，勞教以上打擊處理245人，打掉刑事犯罪團伙23個，成員78人，收繳罰沒財物折款661余萬元。查處賭博、買、傳播物品案件20起，沒收賭資15.58萬元，收繳、盜版光盤330張，打擊處理221人。查處非法開采礦產資源行為56起，涉嫌越界開采的小煤礦47家，破獲非法開采礦產資源違法犯罪案件8起，抓獲涉案人員35人，逮捕9人、刑事拘留8人、行政拘留20人；收繳炸藥200余公斤，雷管214枚；扣押各種車輛381輛；封堵廢棄井口102個，炸毀盜采井口24個。依法查處不符合《食品衛生法》及有關規定的單位、攤點229個，查獲非法提煉地溝油、加工食用胨的黑窩點5家，沒收不符合衛生要求的食品6.42噸。

三、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情況

上半年，各區、各部門、單位繼續堅持“預防為主、教育疏導、依法處理、防止激化”的原則，積極開展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三區和市政府辦公廳、統戰部、建委、教體局、發改委、海勃灣礦業公司等矛盾糾紛排查調處歸口領導小組牽頭單位分別開展了調研活動，及時上報了調研報告。今年1-6月份，全市共排查各類矛盾糾紛1289起，調處1238起，調處成功率為96%；發生群體性不安定事件及苗頭73起，其中事件54起，同比上升1倍；苗頭19起，同比下降73.7%。

四、安全創建“三個延伸”活動開展情況

上半年，各區和各大系統認真抓了“三個延伸”創建工作的組織、協調和檢查督促工作。海勃灣區把創建“安全企業”作為“三個延伸”活動的突破口，把創建的立足點放在了為企業的安全生產經營服務上，重點抓了“黃化”、平溝煤礦、千鋼等企業的安全創建工作，結合各類企業安全工作存在的常見病，指導千鋼公司制定了反“事故隱患計劃”；烏達區、海南區以創建“安全工業園區”為載體，把安全創建活動延伸到民營企業，優化了民營企業發展壯大的治安環境。市衛生等系統把安全創建工作作為領導的任期目標之一，列入黨委的重要議事日程，作為對領導干部考核、獎懲的重要條件，根據本系統的行業特點，把創安活動的實際效果作為對職工、科室、單位和部門考核、評比及獎懲的一項重要內容，與業務工作同部署、同檢查、同考核，下發了《烏海市衛生局創建安全系統實施方案》，與局直屬各單位層層簽定了安全創建（含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管理、安全生產）責任書，各基層單位、科室又分別劃分了安全創建責任區，定期對安全創建工作進行認真督促檢查，并定期對安全創建的情況進行通報。海勃灣區綜治委積極開展送法進社區活動，將消費者權益保障法、婚姻法、刑法等與居民生活密切相關的法律法規，配以漫畫、插圖制成展板進行圖解，形式新穎、簡明，使抽象的法律條文變的易于接受，受到廣大群眾的一致好評；市公安局按照標識統一、配置統一、內務管理統一的要求已建成58個規范化社區警務室；市司法局制定了法律進社區工作長期規劃、年度計劃、季度工作安排和考核細則。

五、防范體系建設情況

上半年，全市各地區、部門認真落實社會治安防范體系建設意見各項措施，按照自治區綜治委年初提出的“鞏固、完善、規范、提高”的要求，全面構筑完善專業化、規范化的社會治安“打防控”體系，市公安局以構建覆蓋全市的四級計算機網絡為基礎，積極組織籌建以信息指揮系統、偵察打擊系統、防范控制系統和警務保障系統為主體的110指揮中心大樓、規范化治安堵卡點、治安崗亭和智能化交通管理系統（電子警察）等六個“打防控”體系工程項目，目前，各項目建設任務已接近尾聲，9月份將全部投入使用；同時，市公安局經過大量工作，上半年，在全市網吧內安裝了實名制系統。市電業局、金融等系統采用雙光速紅外線報警、聲像同步電視監控等最新技術防范設施，逐步建立了全方位、多層次的內部治安防范網絡體系。

六、有關材料報送情況

上半年，按照要求報送述職報告的單位有：

市公安局、市衛生局、市經委、市建委、市國土資源局、市中級人民法院、市交通局、監察局、組織部、電業局、安全站、地稅、總工會、宣傳部、婦聯、郵政局、計生委、市檢察院、司法局、農牧業局、水務局、人行、文化局、海礦、政協、民政局、綜合執法、工商局、人壽保險公司、團委、教體局、統戰部、烏達礦業公司、勞動和社會保障局。

報送半年總結的單位有（不包括半年抽查單位）：

市委辦公廳、市政府辦公廳、政協辦公廳、市中級人民法院、工商銀行、殘聯、林業局、教體局、司法局、勞動和社會保障局、老干局、規劃局、交通征稽分局、技術監督局、國稅局、氣象局、審計局、防范辦、交通局、檢察院、機關工委、藥監局、安全站、科協、監察局、人防辦、黨校、人事局、工商局、國土資源局、人行、發改委、廣電局、農行、煙草公司、統計局、供銷社、編辦、民政局、科技局。

七、存在的問題和要求

篇（9）

法定代表人黎靜，董事長。

委托人劉燕，女，27歲，漢族，該公司法律顧問，住北京市海淀區阜成路44號8號樓。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新力唱片（香港）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金鐘添美道1號中信大廈28樓2801-13室。

法定代表人馮建強，董事。

委托人管冰，北京市天為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人郝曉（王旁君），北京市天為律師事務所律師。

原審被告大廠回族自治縣彩虹光盤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大廠縣夏墊開發區。

法定代表人孟憲明，總經理。

委托人方芳，北京市普華律師事務所律師。

原審被告北京正普科技發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區小男莊怡秀園1號。

法定代表人姚增起，董事長。

委托人徐磊，女，26歲，漢族，國家開發銀行職員，住北京市西城區南露園小區2號樓1單元505室。

委托人劉國軍，男，27歲，漢族，該公司職工，住北京市海淀區廂紅旗東門外1號49樓1門202號。

上訴人北京騰圖電子出版社有限公司（簡稱騰圖公司）因侵犯錄音制作者權糾紛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02）一中民初字第2558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于2003年3月27日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于2003年7月30日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騰圖公司的委托人劉燕，新力唱片（香港）有限公司（簡稱新力唱片公司）的委托人管冰、郝曉（王旁君），大廠回族自治縣彩虹光盤有限公司（簡稱彩虹光盤公司）的委托人方芳，北京正普科技發展有限公司（簡稱正普公司）的委托人徐磊到庭參加了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判決認定：新力唱片公司在其出版發行的《Leon Club Sandwich》VCD光盤中，收錄了《Sugar in the Marmalade》、《眼睛想旅行》、《愛你/不愛你》、《Happy 2000》、《如果可以再見你》、《非我莫屬》等歌曲；在其出版發行的《Leon Now》VCD光盤中收錄了《Be My Girl》、《酸》、《透明》等歌曲；在其出版發行的《玻璃之城》CD光盤中，收錄了《今生不再》、《等到天昏地暗》等歌曲。上述11首歌均為香港歌手黎明所演唱，新力唱片公司系這些歌曲的錄音制作者。騰圖公司作為出版者于2001年與北京恒磁科技有限公司（簡稱恒磁公司）簽定簽訂電子出版物出版合同書，約定由恒磁公司制作《經典MP3四大天王》光盤（簡稱MP3光盤）并委托騰圖公司出版，恒磁公司應保證交付出版的作品符合出版要求，如侵犯他人權利或出現知識產權問題，應由恒磁公司承擔全部責任。在該合同簽定簽訂前，恒磁公司向騰圖公司出具了由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出具的《法定許可使用音樂作品收費證明》及恒磁公司自行出具的版權證明，用以證明其享有MP3光盤的著作權。2001年1月4日，騰圖公司與彩虹光盤公司簽定簽訂電子出版物復制委托書，委托彩虹光盤公司復制MP3光盤1萬張。此后，恒磁公司與正普公司簽定簽訂經銷協議，約定由正普公司總經銷MP3光盤。正普公司共從恒磁公司以11元/張的價格進貨2000張，后退回865張，實際銷售了1135張，售價15元/張，銷售毛利4540元。該MP3光盤共收錄88首歌曲，其中有新力唱片公司主張權利的11首歌曲。庭審中，彩虹光盤公司自認其共復制MP3光盤1萬張；騰圖公司自認對恒磁公司出具的相關權利證明未詳細審查，亦明知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僅有權對歌曲詞曲作者的著作權進行管理。新力唱片公司為本案訴訟支付的律師費為人民幣3萬元，港幣9515元。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認為：新力唱片公司對涉案的11首歌曲享有錄音制作者權，該權利依法受到保護。騰圖公司作為國家批準的正式出版公司，未履行嚴格的審查義務，在明知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僅對歌曲詞曲作者的著作權實行法定許可收費管理的情況下，仍與恒磁公司簽定簽訂合同，且認為恒磁公司的相關承諾可以免除其侵權責任，主觀過錯明顯，故應承擔未經許可擅自復制、出版新力唱片公司享有錄音制作者權的錄音制品的民事責任，包括停止侵權、賠禮道歉、賠償經濟損失，并應承擔新力唱片公司因本次訴訟而支出的合理費用。因騰圖公司委托彩虹光盤公司復制的侵權產品為1萬張，故新力唱片公司因侵權行為而遭受的損失數額可以參照國際唱片業協會（香港）有限公司的行業慣例以每張光盤版稅損失并按1萬張計算。彩虹光盤公司是受騰圖公司委托復制涉案光盤的，騰圖公司作為國家批準成立的電子出版企業，其相應的資格對彩虹光盤公司而言是不容懷疑的，且騰圖公司向彩虹光盤公司提交了復制涉案光盤的母盤；彩虹光盤公司使用的由國家新聞出版署監制的復制委托書上明確載有委托復制者應承擔的法律責任，該責任條款并非由彩虹光盤公司單方擬定。彩虹光盤公司根據國家關于加工承攬合同的相關法律規定，在法律規范下從事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雖在客觀上實施了復制涉案光盤的行為，但并無主觀過錯，因此可不承擔侵權責任。正普公司依據與恒磁公司的協議從事銷售行為，且所售光盤系經國家批準成立的正式出版單位出版的產品，其已履行了作為銷售商的一般注意義務，因此可不承擔侵權責任。但由于其銷售的產品已構成侵犯他人的權利，故其應承擔停止銷售侵權產品的責任，同時亦應將銷售所得的不當得利返還權利人。新力唱片公司是以版稅損失作為索賠依據的，由于騰圖公司出版的MP3光盤共88首歌，新力唱片公司主張權利的歌曲為11首，可視為一張CD光盤所載曲目。法院根據騰圖公司侵權的事實及主觀過錯程度，綜合確定本案的具體賠償額。新力唱片公司為本案訴訟支付的律師費、調查取證費應視為其支出的合理費用，應予支持，但因數額過高，法院酌情予以確定。

綜上，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九十二條及2001年10月27日修訂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四十六條第（五）項之規定，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判決：（一）騰圖公司立即停止復制、出版、發行涉案MP3光盤，正普公司立即停止銷售涉案MP3光盤；（二）騰圖公司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上刊登聲明，就其侵權行為向新力唱片公司賠禮道歉；（三）騰圖公司賠償新力唱片公司經濟損失人民幣75000元及因本案訴訟的合理支出人民幣20100元，兩項共計人民幣95100元；（四）正普公司向新力唱片公司返還銷售涉案MP3光盤的利潤人民幣1500元；（五）駁回新力唱片公司的其他訴訟請求。

騰圖公司不服原審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其上訴理由為：涉案MP3光盤系由恒磁公司制作，后交上訴人審定出版，上訴人已經履行了盡可能的查證義務，主觀上沒有侵權的故意，故不應對涉案的11首歌曲承擔侵權責任；被上訴人未提供其實際損失的證據，其索賠的計算方式是建立在猜測的基礎上，不能成為本案的賠償計算依據，本案應按侵權人的違法所得計算賠償數額，原審判決確定的賠償數額過高。故請求二審法院依法撤銷原審判決第二、三項，依法予以改判。

新力唱片公司、彩虹光盤公司、正普公司服從原審判決。

本院經審理查明的事實與原審查明的事實基本相同。另查明：

本院認為，我國2001年10月27日修改前的著作權法規定，錄音錄像制作者對其制作的錄音錄像制品，享有許可他人復制發行并獲得報酬的權利。新力唱片公司作為涉案11首由黎明演唱的歌曲的錄音制作者，其依法享有的錄音制作者權受我國法律保護。

騰圖公司作為國家批準的正式出版公司，明知恒磁公司并未獲得涉案錄音制品的錄音制作者許可，仍與恒磁公司簽訂出版合同，出版侵犯新力唱片公司享有錄音制作者權的錄音制品，主觀過錯明顯，原審法院認為騰圖公司未履行應盡的審查義務，應承擔未經許可復制、出版新力唱片公司享有錄音制作者權的錄音制品的民事責任，包括停止侵權、賠禮道歉、賠償新力唱片公司因此遭受的損失及為訴訟支出的合理費用，并無不當。騰圖公司關于其是審定出版，已履行了審查義務，不應負侵權責任的上訴理由，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本院不予支持。

關于騰圖公司應賠償新力唱片公司的經濟損失的數額，原審法院認為新力唱片公司主張權利的歌曲為11首，可視為一張CD光盤所載曲目，并參照國際唱片業協會（香港會）有限公司的行業慣例，按照涉案光盤的復制數量1萬張，根據騰圖公司侵權的事實及主觀過錯程度，綜合確定騰圖公司應賠償新力唱片公司所受損失及為訴訟支出的合理費用的具體數額，并無不當。騰圖公司關于原審法院判令其賠償的數額過高、缺乏計算依據的上訴理由，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不予支持。

綜上，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應予維持。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對其上訴請求，應予駁回。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一審案件受理費八千零三十元，由北京騰圖電子出版社有限公司負擔五千元（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七日內交納），由新力唱片（香港）有限公司負擔三千零三十元（已交納）；二審案件受理費八千零三十元，由北京騰圖電子出版社有限公司負擔（已交納）。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 判 長 陳錦川

                                                                          審判員 周 翔

篇（10）

按照對社會安全事件的分析，并結合我國對公共安全的四個方面的分類，圍繞社會治安與犯罪預防等相關事務，應對社會公共安全作相對狹義的理解。本研究認為，社會公共安全是與國家安全、政治安全、經濟安全、信息安全、食品安全、生態安全等相并列的公共安全的一種。社會公共安全是指在一定社會共同體內，基于對犯罪活動的有效預防控制及實現良好的社會治安秩序，使社會公眾免于遭受生命、健康、人格尊嚴或財產方面的侵害，并能獲得較高程度的安全感和可靠的安全保障。社會公共安全涉及在一定社會共同體內，是與公眾的生命、健康、人格尊嚴、財產等與社會治安秩序相關的安全，其實質是對法定的以生命和公私財產為核心的安全利益的維護和保障。

二、西方安全與社會公共安全研究路徑

國外對于社會公共安全的研究總體分布于多個學科領域，且多自成體系，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視角的研究。

（一）基于宏觀社會沖突與社會秩序的安全研究社會秩序理論一直是社會學研究的核心問題。西方社會秩序理論中的基本線索之一是：構成社會秩序的各個結構之間的關系如何，是沖突為主還是一致為主？沖突范式是西方社會秩序理論的研究范式之一，主要注重社會結構內部的沖突性，強調社會異質性對于社會秩序的自我調節、整合或者社會秩序的變遷所起的作用。如劉易斯•科塞（LewisCoser）將社會沖突分為現實性沖突和非現實性沖突、親密關系的沖突、內群體沖突與外群體沖突、意識形態的沖突等，他指出，“許多通常被看作是對社會有破壞作用的過程，如暴力、抗爭、越軌和沖突等在特定條件下，同樣也可以看作是在加強著社會體系的整合基礎，同時也在加強著社會體系對環境的適應能力。”①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在其著作《大分裂：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的重建》中認為，西方社會在工業化社會向后工業化社會的第三次浪潮中經歷了大分裂，這期間西方世界的犯罪率在升高，作為社會合作最基本單位的家庭出現了破裂，而人們對他人、對公共機構、對政府的信任在下降，這打破了原有的社會秩序和社會規范。②社會沖突與社會秩序的研究不直接涉及安全問題，卻為安全問題的研究提供了宏觀背景和思維基礎，是對安全研究的思想基礎。

（二）國際關系領域的安全研究國際關系領域對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安全觀的研究上，安全觀研究分為以下幾種視角：一是以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Wilson）為代表的理想主義安全觀，主張以集體安全模式取代以往的均勢模式來尋求國際社會的安全與穩定，強調規范主義和律法主義。二是以漢斯•摩根索（HansMorgenthau）為代表的現實主義安全觀，認為保持權力均衡是國際安全與穩定的基本因素。三是新自由主義安全觀，特別是近年來以基歐漢（Keohane,R.O.）和奈（Nye,J.S.）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義安全觀提出“復合相互依賴”的安全理論，主張影響國際安全的因素不僅是政治因素，還有經濟、社會、生態等多方面因素，國家間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國際安全只有通過制度下的安全合作才能夠得以實現。四是建構主義安全觀，把認同作為安全的一個重要變量進行考察，如哥本哈根學派的“語言——行為”（speechact）安全分析認為，如果人們知道誰能夠、在涉及什么問題和條件下“制造”安全，就可能調整行為主體間的互動，并抑制“安全困境”；同樣，一個行為主體適應其他行為主體對一種“真正”威脅內容構成的認知，也塑造著國際體系內的安全互動。新自由主義安全觀和建構主義安全觀都強調了安全領域的互動與合作的重要性，是安全協同研究的思想源泉之一。

（三）基于犯罪預防的社會公共安全研究國外學者基于犯罪預防的社會公共安全研究，其代表性的研究路徑有零容忍警務政策、安全節點治理模式、多中心治理與第三方警務等。第一種路徑：紐約警察通過處理輕違法行為來應對和控制犯罪的零容忍警務政策。這一政策以破窗理論（BrokenWindowTheory）為基礎。由美國政治學家威爾遜（JamesQ.Wilson）和犯罪學家凱林（GeorgeL.Kelling）于1982年提出，它主要表達這樣一個思想：即一棟建筑物的一扇窗戶玻璃破爛后，沒有及時維修，就會暗示，這棟建筑物沒人關心，與這棟建筑物一起的街道也無人管理，從而縱容更多的人去砸爛這棟建筑物更多的窗戶玻璃。破窗理論生動地揭示了社會失序與犯罪行為之間的一種潛在相聯關系。這一理論引用到犯罪學上，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某一社會失序的蔓延必然會導致犯罪的滋生和猖獗。根據這一推理，人們又得出這樣一個理論：維護社會秩序與解決犯罪問題同樣重要，嚴肅處理小偷小摸等輕微犯罪行為能夠預防更多的嚴重犯罪。從這一理論出發，針對紐約市嚴重的社會失序與犯罪活動猖獗的現象，美國紐約警察局提出了零容忍警務政策。它的基本含義是：通過對各種輕微犯罪（特別是公共秩序犯罪）和違法犯罪活動決不容忍，堅決打擊，即通過在警務工作中加強對日常侵犯行為的控制和管理，有效防范更為嚴重的犯罪類型的產生。在策略層面上，對輕微犯罪和社會失序行為方面，要有更加靈活的執法手段。英國學者諾曼•丹尼斯（NormanDennis）認為，實踐零容忍政策的指導性原則是“防患于未然”，確保這種控制不要有任何程度的侵犯性；通過上述兩種方式減少輕微犯罪，將有助于預防更嚴重的犯罪。①第二種路徑：英國學者約翰斯通（Johnston，L.）和希林（Shearing，C.）提出了安全節點治理理論。他們認為“社會”的一般性概念，從理性治理（即作為政府干預的對象和機制）的角度看，將逐漸被更為中心消解的概念“社區”所取代。作為這種發展模型的一部分，他們認為政府提供安全的權力減少了，在很多情況下，政府現在只是諸多提供安全角色中的一個。節點治理的核心思想認為，國家在安全治理上所扮演的角色正在發生根本的改變，公共警察機構的功能正逐漸變成收集和分析從其他機構得來的信息并把這種信息到警務網絡系統的其他節點上。②這一路徑重新審視了國家與社會在安全供給領域的角色和關系，提出了新的安全治理模式。第三種路徑：多中心治理與第三方警務研究。較有代表性的包括基于都市警察服務的多中心治理研究。奧斯特羅姆（Ostrom）等將警察服務當作公共經濟的產業，從多中心治理的框架對警察績效進行評估，認為制度安排會對警察服務績效產生影響，與較大規模的生產者相比，小規模、直接服務的警察服務生產者效率往往更高。③洛林•梅熱羅爾（LorraineMazerolle）、珍妮特•蘭斯莉（JanetRansley）提出通過改變第三方日常行為的活動方式實現犯罪控制的第三方警務，并認為，“在第三方警務中，許多合作伙伴是人為鍛造出來的且主要是用于犯罪控制的目的，這種合作伙伴關系在本質特征上是松散的、偶然性的，緊緊圍繞遵守規則和解決當前面臨的犯罪問題這個中心展開活動。”④上述主張為社會公共安全協同供給提供了基礎性理論設想。以上三種路徑都主張，伴隨風險社會的出現，基于犯罪控制與預防社會公共安全供給的責任不僅歸國家一方，而要由社會多方共同承擔，而在社會公共安全供給中的發起者、多方協作的方式、進程、焦點等方面有所差異。

三、中國學者對社會公共安全研究的不同視角

國外對于社會公共安全的研究路徑對我國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但由于政治制度、行政體制和警察職能的差異，我國的安全研究還要結合自身的體制和環境特點加以分析，相關理論的運用要注意本土化的適應性問題。我國學者對公共安全及社會公共安全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五種視角：

（一）對維護社會穩定的研究維護社會穩定是社會公共安全供給的重要方面，我國學者對維護社會穩定的研究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展開：一是從政治學視角對社會穩定的類型及地方政府維穩困境的研究。學者們普遍認為，當前中國壓力維穩的模式存在成本擴大化、價值預設與行為結果的背離等困境，需要改革當前的維穩方式，“國家的政策取向應當從壓力維穩型向改革維穩型解決模式轉變，維穩成本向改革成本轉移，變被動改革為主動改革。”⑤二是從管理學視角對社會穩定風險評估體系的研究。學者們認為，當前中國需要加強對于重大事項的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的制度建設。雖然全國范圍內已經建立起相關制度，但主要是圍繞項目或決策的合法性、可行性、合理性、安全性等內容實施評估，這種做法不夠科學嚴謹。應以風險為核心設置評估指標，將風險與政府風險控制能力分別評估，在此基礎上確定實際風險值。①當前從量化視角考慮風險評估指標體系的研究是相關研究的發展趨勢。

（二）風險社會下社會公共安全事件或應對研究風險社會下社會公共安全事件或的應對研究近年來呈現明顯的上升趨勢。近年來，對社會公共安全事件或的研究總體呈現高漲趨勢，且對公共安全的關注維持在較高水平。對于社會公共安全事件或的研究，近年來國內學術界主要從內涵、特點、原因、對策等幾方面進行了分析探討。對策措施的研究中包括許多對農村、城市或某一類型的具體對策研究，宏觀對策分析中較有代表性的有：有學者認為首先要以積極推進黨內民主和基層民主為主要手段，加強地方政府的責任性和回應性；其次積極推進政府職能轉換，調整政府與市場、社會及政府與企業、公民的關系；再次要建立利益表達和協商機制。②此外，還有學者從當代的后果出發，對后果性質評估的“肯定論”與“否定論”分別進行綜述，認為我國目前后果研究相對稀薄，國內研究迫切需要注重界定抗議行動的后果、拓展抗議行動結果的研究方法、探尋抗議后果的因果機制等問題。③近幾年對社會公共安全事件或的研究呈現以下特征：一是對網絡的研究呈現上升趨勢，學者們分別從公共管理、公安工作、傳媒、信息技術、傳播學等不同視角進行研究。二是研究的視角呈現多學科趨勢，學者們從風險社會下政策沖突、社會資本、群體行為模式、協商民主等眾多領域研究社會公共安全事件或問題。三是對社會公共安全事件或的性質評價研究出現了爭論，出現了“肯定”與“否定”兩種不同立場，特別是將與社會抗爭、民主轉型、政府政策、社會變遷等問題聯系起來，這無疑擴展了對分析的視野。四是出現對社會公共安全事件的量化模型研究。以往或社會公共安全事件主要以定性研究為主，近兩年有學者嘗試進行了實證研究或模型研究。如有學者提出在對社會公共安全事件進行概念界定和突變分析的基礎上，構建社會公共安全事件的尖點突變模型，指出社會公共安全事件發生過程是連續性和突發性的統一，突跳值大小決定了社會公共安全事件的危害程度，政府應針對控制變量進行政策研究。④

（三）城市公共安全與危機管理研究近年來，對于公共危機管理綜合性研究呈上升趨勢，學者們紛紛對危機及與危機管理相關的概念進行界定，對公共危機類型劃分、公共危機的誘因、研究領域和范圍以及公共危機管理體系（機制）的構建等進行了分析，并形成了“制度論”、“公共關系論”、“經驗論”和“全面整合論”等不同分析視角。但從公共安全的角度出發的危機管理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范疇，主要從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的視角，對我國社會轉型期的城市安全管理現狀加以評價，并提出城市公共安全資源的整合及公共安全管理機制的完善路徑，并嘗試構建城市公共安全相關模型。如有學者運用可靠度理論，探討系統可持續發展指標的量化及其模型建立；以Logistic修正模型為例，提出了系統評價預測研究的方法論，共同構建城市公共安全可持續發展理論的基本框。⑤

（四）社區安全問題研究社區安全問題的研究主要涉及社區安全的治理機制、評估體系和安全建設等領域。中國80年代開始社區警務改革，并于2004年在全國大中城市全面實施社區警務。我國學者借鑒西方社區警務的理論與實踐，就社區警務的合作、預防、服務的內涵進行了界定，并就社區治理與社區警務、社區警務的模式與工作機制、社區警務與犯罪控制等問題進行深入探討。有學者認為，我國社區安全建設中存在政府唱獨角戲的弊端，需要調整府民關系，具體來說，要促使政府從社區安全建設主導者逐步變成引導者，最后成為監督者和評估者；同時整合各類社區安全建設方案，從而減少基層管理者承擔的“運動式”的工作任務。①有學者采用實證研究的方法，探索城市社區安全評估模型的建立。通過采用在指標權重賦值基礎上的多指標綜合評價方法，遵循科學性、標準化、實踐性、發展性、可行性原則構建城市社區安全評估模型，對制約社區安全狀態負面指標決定的靜態安全狀況與促進社區安全正面指標決定的動態安全狀況進行綜合評估。評估模型指標（因子）權重采用專家調查法確定，指標（因子）水平采用標準化方法確定，并可在定量評估的基礎上進行定性等級評估。②有學者以治理機制為分析視角，對臺北市內湖社區安全促（協）進組織的發展歷程進行了描述，著重對其在社區安全治理機制建設上的表現及作為進行了實證分析，提出以內湖社區為代表的臺灣社區安全治理機制重視橫向維度的建設，這值得大陸地區在開展安全社區建設活動中參考借鑒。③

（五）公共安全管理綜合模式研究這類研究從總體上較少。有學者提出了進一步改進中國各級政府綜合公共安全管理的對策應重點關注完善安全信息共享體系；公共安全管理的縱向、橫向與綜合協調機制；建立發展規劃的風險評價制度；鼓勵非政府組織參與建立社區綜合公共安全管理體系；建設區域綜合風險防范關鍵技術示范基地等思路。④在社會治安供給領域近期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聚集于在社會轉型過程中保持社會穩定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著重研究其組織網絡，認為在充分吸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新興社會和市場組織資源的基礎上，建構起比較有效的組織化調控體系，是中國社會實現平衡轉型的關鍵所在。此外，有學者借鑒西方的相關評價體系，從“脆弱性——能力”的視角構建公共安全評價框架，提出區域公共安全綜合評價核心指標體系應包括：脆弱性指標（包含暴露性和敏感性指標、易損性指標）和應對能力指標（包含基礎設施、管制能力、社會防御和經濟能力四個方面的二級指標）。⑤這些研究對于我國公共安全服務供給模式、社會治安的供給現狀、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政策發展等進行了較好的梳理，關注社會公共安全供給的協同機制，則是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的領域。

四、當前公共安全與社會公共安全研究的主要進展與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