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經濟問題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勞動經濟問題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中圖分類號：DF47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0）35－0193－03

一、經濟發展、社會和諧與勞動關系

目前，中國提出了和諧社會發展觀。和諧社會需要有一個和諧的發展環境，和諧社會的建立離不開經濟可持續發展，而經濟發展依賴于眾多企業的創立和繁榮。在企業成長的過程中，企業勞動關系和諧與否直接影響到企業的生存和發展，也直接影響到企業員工的福利和就業的可持續性，進而影響到整個社會的和諧與穩定。企業和諧的勞動關系可以促成企業勞資充分合作，從而促進企業發展和經濟發展。一國勞動關系狀況受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社會制度、經濟管理體制等的影響。國際經驗表明，發達國家的勞資關系經歷了從勞資沖突到勞資合作的歷史過程。這一勞動關系演變的一般規律充分表明，在工業時代，勞動關系對經濟發展、社會秩序重構的重要性。

中國目前正在邁向“十二五”規劃時期。在30年的改革開放進程中，在經濟轉型、社會轉型及企業轉型過程中，多種經濟成分日益發展，勞動者就業形式多樣，企業和勞動者之間的利益關系和分配關系日益復雜，企業的勞動爭議和勞動糾紛逐漸增多，勢必會出現不協調的社會現象和問題，尤其是勞動關系不和諧現象在轉型時期表現明顯，必然會對企業產生影響進而影響經濟發展。那么，勞動關系的不和諧問題到底出在哪里？問題的根本原因在于經濟原因和制度原因。從經濟層面上看，企業太過重視經濟利益而使勞動者利益受損；從制度層面上看，新舊體制交替過程中，舊體制的剛性和慣性依然存在，舊的勞動關系法制不健全、制度本身存在問題等，會對新體制的建立產生很大的阻礙。同時，中國經濟正處于從總量擴張到結構調整的發展階段，經濟結構的調整必然伴隨著大量勞動力結構的調整，企業改革的深化，帶來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勞動者就業形式的變化。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中國企業和外國企業在共同的環境中競爭，勞動關系的調整手段和管理方式都要相應調整。這些國內和國際社會因素的變化，使得勞動關系日趨復雜，勞動關系的矛盾也更加突出。因此，如何構建和諧勞動關系，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與國際勞工標準相銜接且體現勞動者權益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諧勞動關系，是一個新的重大課題。

二、經濟發展格局下勞動關系的演變

將勞動關系作為社會經濟問題進行研究，一直是國內外學者廣泛關注的。從斯密、馬克思直到后來的各種學派，都從各個角度來論述勞動關系并以此來解決勞工問題和勞工運動。斯密認為，“勞動所有權是一切其他所有權的基礎，這種所有權是不可侵犯的。”他認為，只有存在制度，才能形成好的秩序，法律保護人權（斯密，1776）[1]。馬克思的《資本論》系統地研究了歐洲的勞動運動，《資本論》實質上就是勞動關系理論。馬克思認為勞動關系是一種階級利益關系（1848）[2]。英國的韋伯認為，解決勞資沖突不必去消滅另一個階級，而是通過交涉權利的均衡就可以解決，并且認為勞工運動是永遠存在的（1897）[3]。到了20世紀初，市場經濟國家進入壟斷階段，產生了制度學派。以康芒斯為首的學者認為，勞資沖突源于不同的經濟利益的對立，既然勞資雙方存在無休止的競爭，那么社會就應該建立規則制度來緩和沖突，可以通過經濟、道德和法律三種體系來實現。20世紀40年代以后，當代西方的勞動關系理論逐漸形成，紛紛提出本學派的勞動關系理論。他們都承認勞動關系雙方目標的差異和利益的差異，只是對目標差異和利益差異的重要性強調不同，同時對這些差異帶來的問題提出了不同的解決方案，對勞資雙方力量分布和沖突不同提出不同看法。新制度學派認為，雇主占有壟斷力量，工人幾乎沒有能力抗衡，所以要特別支持工人組建工會和進行集體談判。管理學派從管理學的角度來研究勞動關系，它關注就業關系中員工的動機及員工的高度認可和忠誠度，研究企業的管理政策、策略，用績效考核的管理模式重視員工的滿足程度。自由改革主義學派提出，為了確保工人獲得公正平等的待遇，必須加大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新學派在20年代后期發展起來，認為工人要想得到真正公正、合理的利益，必須直接成為企業的所有者和管理者，認為要進行勞動關系國家級談判。20世紀40年代以后，諸多學者紛紛提出了眾多的理論模型，試圖全面分析和闡述勞動關系的影響因素以及勞動關系緊張沖突的解決后果。鄧洛普提出一個理解集體談判和勞資關系的分析框架（1950），將經濟因素、技術因素和社會因素綜合考慮在內；同時，他也從社會學的角度來分析勞資關系[4]。美國學者桑德沃在多學科基礎上建立了一個多因素模型，讓人們從全貌上把握勞動關系及其運作的基本理論（1987）[5]。

由于各國經濟發展水平、歷史文化傳統及民主法制、勞工運動等社會主張和影響不同，各國勞資關系理論和勞資關系的運行調整方式具有不同的特征和趨勢。美國近代勞動立法中以契約精神為依據，體現濃厚的自由化、多元化調整模式。德國模式實行的是勞動法、雇員參與制度、工會委員會制度、政府為工會提供信息等制度。英國的勞資模式更具特色，勞資雙方在解決糾紛時，主要靠自愿的原則來解決。日本的勞資模式目前趨漸平穩，在建立傳統的社會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信仰基礎上提出“終身雇傭”、“年功系列”、企業工會等。從以上各國的實踐可以看出，西方國家伴隨著產業化進程的發展，勞資關系經過斗爭、調整、緩和歷經多年的演變，逐漸形成了完整的勞資關系調整體系。目前，國際上普遍的趨勢是：追求公平是協調勞資關系的目標；工會在勞資關系調整中的作用不可忽視；一套完整的勞動法律是調整勞資關系的基礎；建立有效的勞資關系協調、制衡機制；政府的干預與調節在規范勞資關系時是非常重要的。

中國國內的勞動關系問題是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焦點之一，研究涵蓋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和法學等多個視角。學術界對企業勞動關系的關注焦點逐步從宏觀和中觀的視角轉向企業內部的微觀層面，普遍認為，勞動關系中的“強資本、弱勞工”的格局日趨明顯。鄭功成教授反復強調強資本、弱勞工的趨勢在中國表現明顯，盡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大舉措，勞動力市場的供求矛盾依然突出。關注企業和諧機制的建立，強調從企業內部的人力資源管理入手，以員工的心理層面作為突破口來構建企業內部和諧勞動關系的運行機制（卿濤、諸彥含，2009）[6]；轉型時期勞動關系多元化、契約化趨勢明顯（楊河清等，2006）[7]。我國社會正處于漸進式的轉型過程中，隨著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的確立，企業的勞動用工制度發生了深刻的變革，企業的勞動關系則出現了多樣化和復雜化的特征。因此，需要對經濟轉型時期中國勞動關系問題進行研究，借鑒西方發達國家在勞動關系理論方面的先進成果和實踐方面的成功經驗，結合中國特殊的國情，需要對中國的企業勞動關系產生的問題及原因進行重新認識與思考，尤其是從制度層面上去重新認識中國勞動關系模式，并嘗試從理論上構建適合中國的勞動關系模式，進而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促進社會和諧與進步。

三、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需要構建和諧勞動關系

（一）和諧勞動關系目標的確立

1.建立和諧的勞動關系法律調整機制，是目標之一

盡管《勞動合同法》的確立給中國勞動關系帶來了一定的影響，但是在實際運作中《勞動合同法》并未有效地執行。《勞動合同法》對勞動關系并未進行有效的調整，勞動合同在實踐中并未普遍的簽訂，《勞動合同法》仍舊存在諸多漏洞，原因在于勞動就業的舊體制慣性問題。集體合同制度對勞動關系的調整也并未真正建立起來。如何從制度層面去解決勞動合同執行問題，如何確立工會的地位，這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2.建立工會、集體談判、三方協調勞動關系機制，是目標之二

現階段，中國勞動爭議逐年增多，勞資沖突、群體性上訪、社會保險的缺失、工資制度的不合理性等問題的出現，使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多，不和諧現象越來越多。如何解決勞動爭議問題，建立一套預防為主的機制，從心理學、社會學、法學等視角進行解釋，將會有新的認識。

3.研究勞動關系的內部調試，是目標之三

基于企業勞資沖突管理進行調整，完善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機制、管理倫理機制、社會責任機制，通過企業內部勞動力市場的組織形式和運作方式，來化解破壞性沖突，積極利用人力資源管理先進手段和措施以達到勞資雙贏。

4.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集體談判和集體協商制度，是目標之四

轉型期一些大型企業由于改革、改制等問題出現了勞動者利益受損，勞動者身份的變化及勞動權益的缺失使得勞資地位不對等，勞動者不滿情緒日益增多。解決社會主義國家企業改革過程中的勞動者權益維護問題，既能促進企業改革，又有利于勞動者權益保護的雙贏機制的確立。

（二）和諧勞動關系的內容

1.勞動關系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理解

和諧社會的發展需要經濟可持續發展作為基礎，經濟發展反過來又能促進和諧社會的建立。勞動關系在本質上是一種社會經濟問題，勞動關系對經濟的影響主要體現在社會效率和公平上；同時，勞動關系的協調在微觀市場主體上的能動性上發揮作用。和諧勞動關系與企業發展、經濟發展之間密不可分，影響經濟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的勞動關系的因素不可忽視。

2.對中國企業勞動關系特殊問題的研究

隨著企業改革力度的加大，國有經濟規模和比例以及吸納新增勞動力都在減少，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過程中的減員增效使國企隱性失業逐步顯性化。員工下崗或隱性就業問題的實質是勞動關系與勞動過程脫節，勞動者與原單位保留“虛”的勞動關系，同時與新的用人單位建立“實”的勞動關系。如何從根本上理順勞動關系的虛實銜接，關系到解決國企富余人員的出路問題，關系到解決舊體制中員工身份及其背后的相關利益問題，其核心是如何處理舊體制遺留的利益關系矛盾，因此，應該對各種勞動糾紛、勞動爭議和勞資沖突等問題進行理論詮釋。

3.對中國勞動關系調整模式的研究

首先，要在中國建立全面的集體協商及談判制度。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勞動力成本具有比較優勢，是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基本特點。存在的突出問題是企業員工的主體資格得不到承認，勞動者處于弱勢的地位，特別是在一些資源枯竭型城市和地區，存在著勞動關系惡化問題，并已演化成尖銳的社會矛盾。在這樣的勞動關系體制下，推行集體協商談判制度，是調整矛盾或解決問題的主要手段和模式。如何建立和有效運用集體協商談判制度，目前還是一個理論論證以及實際管理中的一個難題。其次，要進行人力資源管理制度改革。應全面引進和消化吸收發達國家人力資源管理模式的經驗，其自20世紀60年展起來的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是調整勞動關系的一種新嘗試。

4.對中國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政策管理研究

國有企業、外資企業、民營企業和其他類型企業中的勞動關系因企業性質不同而有所不同，勞動關系類型多樣化、復雜化。和諧社會中和諧勞動關系的建立中，政府職能及政府在勞動關系中的定位問題值得探討。另外，政府在勞動關系調整中的角色和作用更值得關注。勞動關系的確立是平等的產權主體之間的關系，勞動關系雙方應受到規范和約束，勞動關系應在健全的市場機制下由完善的勞動法律體系引導，政府在勞動關系中應起到重要調節和監督作用。中國在目前的勞動關系模式建立中，應確立政府的指導作用，充分發揮各級工會作用。

（三）和諧勞動關系的難點

目前的難點是全球背景下的中國勞資關系和勞工權益的現狀和問題。如何重新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企業勞動關系模式和建立集體協商機制，運用國外勞動關系理論，嘗試確立一種新的勞動關系理論框架、制度、模式，從而指導中國勞資關系實踐，這是難點之一。新舊勞動關系體制交替過程中，存在一些根深蒂固的制度慣性如何解決問題，比如國有企業的勞動用工模式僵化，很多企業并未真正按照市場機制來實現用工及對工人的管理。因此，要在考察轉型時期中國勞動用工制度改革和勞動關系的市場化變革過程中，進一步使勞動關系市場化，打破僵硬的用工格局，這是難點之二。非公有制企業勞資關系出現新特點和新問題。非公有制企業對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但是與此同時，非公有制企業的勞動關系形態尚處于市場經濟的過渡階段，諸多企業的勞動關系尚未確立，不簽訂勞動合同、隨意克扣工資、不繳納社會保險費等現象仍然很突出。另外，非公有制勞動關系比以往更加復雜，更加的不穩定。如何在復雜和不穩定中尋求一種勞資關系的利益平衡和協調，是難點之三。

四、建立和諧勞動關系的進一步思考

經濟發展、社會和諧及勞動關系三者之間相互制約、相互影響，和諧勞動關系對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以及建立和諧社會具有重要意義。因此，要在全社會范圍內提倡構建和諧勞動關系，并且以經濟轉型為契機，大力推進勞動用工制度改革，積極宣傳建立規范和諧勞動關系的意義和作用，以推進企業全面的改革。首先，要關注企業勞動關系不和諧的表現，比如勞動爭議、勞動合同簽訂及管理過程中存在的問題，集體談判制度的構建問題。在經濟因素上，重點考察影響勞動關系的經濟因素；在制度因素上，重點考察舊體制剛性和慣性問題，考察舊體制哪些因素阻礙了和諧勞動關系的建立。其次，根據所有制關系的不同，考察不同類型企業的勞動關系現狀，不同類型企業勞動關系不和諧的各種表現形式，影響勞動關系和諧的深層次的經濟、制度、社會、法制等原因。最后，通過借鑒國際經驗，建立中國新型的勞動關系模式，建立健全勞動相關法律制度，充分發揮工會職能，建立勞動關系的協商機制。

參考文獻：

[1] 程延園.當代西方勞動關系研究學派及其觀點評述[J].教學與研究，2003，（3）：57-62.

[2] 王大慶，焦建國.勞資關系理論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實踐[J].經濟研究參考，2003，（51）：42-48.

[3] 郭慶松.企業勞動關系管理[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1：53-65.

[4] 程延園.勞動關系[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2002：217-230.

篇（2）

現階段，我國的農業經營方式正由以家庭承包為基礎的雙層經營方式逐漸向規模化、集約化、專業化的經營方式轉變，這也是我國工業化發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結果。農業經營方式的這種巨大轉變必然會引起農業勞動力方面的變化，現有的農業勞動力供給情況也越來越不能滿足這種現代農業的發展需要。

一、農業現代化及其對農業勞動力的需求

（一）兩種類型的農業勞動力

在研究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對勞動力的需求情況時不妨以經營種植業的家庭農場作為研究對象。家庭農場在經營過程中要求其經營者必須具有一定知識、懂得現代技術、同時要善于經營管理，這對于家庭農場的經營好壞至關重要。其次，要分析家庭農場在經營活動中對短期雇傭勞動力的需求情況。在分析中，暫且把家庭農場分為兩類：一類是主要從事糧食作物種植的家庭農場，二是主要從事經濟作物種植的家庭農場。筆者在對安徽省宿州市的家庭農場的實地調研中發現，這兩種家庭農場對農業勞動力的需求是完全不同的。在糧食作物（的種植中，現代大型農業機械能夠得到極為廣泛的應用極大地解放了人力。家庭農場在整個經營過程中僅需在作物收獲和銷售時短暫雇傭少量勞動力。與之不同的是無論是蔬菜、瓜果還是花卉種植，在其栽種、管理、收獲的整個過程中均需要大量人力，經營經濟作物的家庭農場就必須雇傭大量勞動力。

（二）對農業雇工勞動的需求特點

種植經濟作物對農業雇工的需求雖然較多但極不穩定[7]，總結其特點主要有：一是對雇工需求的臨時性。二是農業雇工多為當地村民，且以50歲上下的留守婦女為多，男性勞力很少。三是農業雇工勞動強度相對較大且工資較低。相對于外出務工或其他工作，農業雇工無論是在勞動強度還是工資水平上都處于明顯的劣勢。

二、農業勞動力供給的現狀與問題

（一）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轉移

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農業中的剩余勞動力不斷的向城市轉移進入到工業和服務業領域就業。可以確定的是隨著我國城鎮化水平的繼續提高，還會有更多的農村人口進入城市，農業勞動力還會繼續減少。

我國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是一個具有高度篩選性的轉移過程，外出務工或者經商的都是一些相對有文化有技能的青壯年勞動力[3]。我國農業勞動力所呈現出嚴重的老齡化和女性化特點，且文化水平低普遍較低，年輕農業勞動力甚少，且年輕一代大都不再愿意從事農業生產。

（二）目前我國農業勞動力供給存在的主要問題

1.農業勞動力質量的下降。我國農業勞動力的轉移是一個具有高度篩選性的轉移過程，轉移的結果便是大多數有文化有技能的青壯年勞動力進入城市，轉移到非農業部門，留守農村的多是文化程度低、年齡偏大且以女性為主的勞動力，農村留守勞動力質量下降嚴重[3]。這樣低質量的農業勞動力是根本無法滿足現代農業專業化、市場化的發展需求的，這在一定程度上會阻礙我國農業現代化的發展。

2.農業后繼者缺乏。農村的年青一代大多沒有再從事農業生產的意愿。現代農業經營主體不僅需要“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高素質勞動力，同時也需要大量的農業零工勞動。組成這種農業零工勞動的主要是較年長（50～60歲）的女性農業勞動為主，倘若再過幾年，這一批農業勞動力均已老去無法再繼續從事農業勞動，農業中所需的零工勞動又將從哪里來尋找？

三、改善農業勞動力供給，加速農業現代化進程

（一）引導農地流轉集中，實現農業規模經營

在我國，土地作為農業生產中最為重要的一種生產要素由于過多的人口被極大的分散了，農業的比較收益低相當一部分原因農戶經營土地面積過小限制了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發展現代農業、規模經營提高農業的比較收益使農業成為一個更有吸引力的就業領域是解決農業勞動力問題的最根本途徑。

（二）農業技術進步

勞動節約型技術為農業的規模經營提供了條件，加之土地單產的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農業也才能成為更有吸引力的產業農業，農業工資以及農業經營收益才能得到快速提高。此外，技術進步實現的對人力勞動的替代，將會減小農業零工勞動的需求。

（三）建立起更為廣泛的勞動力流動機制

這種農業勞動力的流動包括兩個方面：第一是農村不同區域間的勞動力流動，第二是城鄉之間的勞動力流動。

除以上所講的幾點外：加強農村基礎教育、對農民的職業教育；加快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完善等方面對改善農業勞動力供給也是相當重要的。

四、結語

要實現農業現代化最關鍵的還是要有足夠的“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業勞動力和足夠的農業零工勞動。我國在經歷了長時期的勞動力非均質轉移之后農業勞動力出現了數量減少、結構劣化、后繼乏人的嚴重問題，對我國農業安全造成了威脅。實施規模經營，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對于吸引高素質勞動力從事農業經營尤其關鍵，此外農業技術的進步、農業勞動力市場的完善對于解決農業勞動力不足也十分重要，農業是弱質產業但更是基礎產業，在經濟發展到這個程度時也更離不開政府的支持。總之，保障農業勞動力供給對促進我國農業現代化進程非常關鍵，但涉及范圍之廣、之復雜還需更為細致的研究論證。

參考文獻

[1]朱啟臻，.誰在種地――對農業勞動力的調查與思考[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1）：162-169.

[2]陳錫文，陳昱陽，張建軍.中國農村人口老齡化對農業產出影響的量化研究[J].中國人口科學，2011，（2）：39-46.

[3]張培剛.農業與工業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74-79.

[4]朱啟臻.新型職業農民與家庭農場[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2）：157-159.

[5]魯先鳳.中國現階段農業雇工的特征與成因簡析[J].理論月刊，2008，（12）：154-157.

[6]唐祥來.“四化同步”背景下的農業勞動力替代轉移[J].現代經濟探討，2013，（7）：53-57.

[7]速水佑次郎，神門善久（日）.農業經濟論（新版）[M].沈金虎，周應恒等，譯.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3）：84-114.

[8]舒爾茨（美）.改造傳統農業[M].梁小民，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15-21.

[9]徐增文.農村勞恿Φ牧鞫與農業勞動力的流失[J].中國農村經濟，1995，（1）：51-53.

篇（3）

1.貴州省勞動力被動返鄉背景研究

2008年以來,由美國次級貸款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全面爆發，危機逐漸蔓延到歐美乃至新興市場國家的實體經濟中。由于歐美是中國的主要出口市場，以“三來一補”等外向型工業為基礎，對外依存度很高的珠三角等經濟發達地區，在此次經濟危機中受到一定影響。

珠三角地區是我省農民工省外務工的主要地區，2006年貴州籍農民工在廣東就業人數超過130萬人，占全省在省外就業農民工的近40%，務工人員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的東莞、深州、佛山、中山等地，大部分從事電子、玩具、制衣、建筑等行業工作。今年受金融危機影響，外部需求不足，加之珠三角地區產業結構升級的壓力，使珠三角地區大量勞動密集型企業因訂單不足，成本過高等原因不斷停產，倒閉，造成我省在外務工人員大量的失業，返鄉。

根據2008年1月貴州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與省統計局調查顯示，截至2009年1月23日，我省外出務工人員累計返鄉人數為97.33萬人，占跨省務工人數的17.30%。胡曉登，王冠男（2009）通過抽樣調查，認為超過70%的在外務工人員是受金融危機影響失業返鄉，珠三角、長三角地區返鄉農民工比例占全部受金融危機影響返鄉農民工的89.7%。

貴州作為一個發展相對落后的西部省份,土地資源十分有限,農業生產條件惡劣,非農產業規模狹小,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偏差巨大，跨區域流動就成為了貴州勞動力轉移的主要路徑。大規模的跨省打工者與打工經濟成為了貴州經濟結構中的重要部分。

2. 勞動力被動返鄉對貴州省經濟社會的主要影響

1.加大省內就業壓力。

農民工經過多年在城市務工，對城市的依賴性非常強，大多數留戀城市生活，不可能長期生活在農村。但是，金融危機將進一步影響珠三角等貴州農民工傳統主要打工地，加之珠三角各地興起產業升級熱潮，技術、資本密集型企業不斷替代傳統的勞動力、資源密集型企業，使得珠三角地區的勞動力接納能力趨于飽和，再就業空間狹小。不可避免的許多返鄉農民工將返回或者直接進入省內城鎮，返鄉農民工中相當一部分將成為社會閑散人員，增加省內城鎮就業、治安、社會穩定壓力。

貴州省中小城鎮工業基礎薄弱，三產尚未形成規模，城鎮規模較小，使得城鎮生活和就業的容量非常小，難以接納大量返鄉農民工進入。再加上貴州農村不充分的就業和隱性失業問題本來就已經十分嚴重，大部分農村勞動力仍然擁擠在極其狹小的耕地上。2007年，貴州省城鎮登記失業人數為12.1萬人，失業率達到4.0%，遠高于全國各地區平均城鎮登記失業率3.72%的水平。因此，大量的返鄉農民工的涌入將使得貴州城鎮經濟發展與就業增長倍感壓力。

2.加大農民增收負擔

貴州省地處高原，土地零碎，石漠化現象嚴重，農業基礎設施落后，農民靠內部增收極端困難。打工收入為主體的工資性收入成為貴州農民收入和增收的主要渠道和來源。2007年，貴州農民人均純收入中，工資性收入所占比例為54.2%，遠遠高于同期全國35.8%的平均水平，有些家庭收入幾乎全部來源于外出務工。以2007年貴州省農民人均純收入2374元，貴州省鄉村人口2852.8萬計算，200萬農民工返鄉將使貴州省鄉村人口人均純收入減少400元以上。這將嚴重制約貴州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農民的增收，形成巨大的社會問題。

3．貴州省勞動力被動返鄉對策研究

根據兩區域模型，將中國為兩個區域:東部和西部,東部為經濟發達地區,在允許區際勞動力流動之前,東部以資本密集型產品和勞動密集型產品參與地域分工,并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西部以勞動密集型產品和資源密集型產品參與地域分工,并以資源密集型產品為主。

如果允許勞動力自由流動,由于西部經濟落后,收入水平低,勞動力將向東部。在資本不發生流動的情況下,其結果西部的勞動力供給減少,價格上升,從而抑制了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優勢產業的轉化進程。對于東部來說,勞動力的流入,增加了勞動力的供給,價格下降,從而抑制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由優勢向劣勢轉化的進程。因此,勞動力的區際流動,事實上替代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由發達地區向落后地區的轉移。

同時工資剛性在不同地域間依然存在。根據省社會保障局統計，貴州農民工希望工資標準是1500-2000元，而同期珠三角農民工月平均工資僅為1500元。這樣的跨地域的工資剛性不僅阻礙了返鄉農民工的再就業，也影響了勞動密集型企業的跨區轉移。

因此只有通過綜合的財政政策，產業政策，區域政策才能促成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將徹底解決困擾貴州經濟社會發展的返鄉農民工問題。

1.通過適量的財政補貼降低勞動力剛性影響，提高對勞動密集型企業梯度轉移的吸引力。

財政政策是產業政策，區域政策實施的具體方法，推進勞動密集型企業的梯度轉移，財政政策必不可少。在園區內對一些規模較大，經濟社會效益較好的勞動密集型企業提供包括稅收、土地等方面的財政補貼優惠措施。不僅提高了其招商引資的吸引力，在空間上限制了其集約化發展為形成產業集聚，區域品牌急需力量也從間接上降低了勞動力工資剛性對產業梯度轉移的不利影響。

2.提高農民工素質，鼓勵有條件的農民工自主創業。

加強職業技能教育，通過提高其職業素質實現其增加收入的目標。據貴州省社科院調查，2006年貴州農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僅為6.79年。由于文化素質低下，他們大多只能從事一些低層次的工作，如搬運、普通操作工、保安等。從企業的需求出發為入園企業合作開展訂單培訓，定向培訓等有針對性的職業技能培訓不僅有利于其就業，也有利于促進勞動密集型企業的轉移。

農民工返鄉創業對拓展農村就業，發展縣域經濟有著重要的積極意義，對促進農村城鎮化發展也有積極的影響。各地應為農民工創業鋪平道路，通過建立返鄉農民工創業示范園區，設立創業專項資金補貼，降低小額貸款門檻，提高返鄉農民工小額貸款額度，實行財政貼息，減免稅費，為農民工提供創業條件。

3.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步伐，下大力氣提高農民收入。拓寬第一產業范圍, 縱深第一產業深度, 內部消化吸納一批剩余勞動力。

大力發展農村經濟才是解決二元經濟問題、促進欠發達地區發展、降低區域之間的差異的最根本方法。貴州必須加快農產品集約化、商品化、科技化、品牌化步伐，積極培育立足于本地特色農產品深加工企業與貿易企業。通過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的投入力度，發展農村民生工程、農村基礎設施投資、生態建設工程不僅可以吸納相當比例的返鄉農民工，也為農業與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村的增產增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參考文獻:

[1] 李錦宏.地區增長中的要素貢獻研究[J].當代經濟科學.1999（3）

篇（4）

一、我國勞動經濟補償現狀

我國《勞動法》作出了明確規定，要求企業在解除勞動合同時應向勞動者支付經濟補償金，但當合同終止時，那么關于經濟補償金的支付并沒有提出明確要求。因此，現階段我國勞動經濟補償依然存在以下幾個方面問題，具體闡述如下：

在勞動者沒有主觀過錯的前提下，用人單位將勞動合同解除。這種情況主要表現為：第一，用人單位先提出而協商解除，第二，詼者發生過失性錯誤而導致用人單位解除勞動合同，第三，勞動者發生非過失性錯誤而導致用人單位解除勞動合同。針對這幾種情況，當勞動合同被解除時，勞動法和地方性法規提出了明確要求，即用人單位有義務向勞動者支付經濟補償。

其次，在勞動合同終止的情況下，如果勞動合同的終止原因出自勞動者本人，那么通常情況下不會予以補償。基于理論觀點的差異，現階段我國不同地區與企業的用人單位在終止勞動合同時，往往在經濟補償上采取的做法存在一定的差異，大致分為兩類：第一類為終止勞動合同時不予補償。我國勞動法規定，勞動合同期滿或滿足事人約定的勞動合同終止條件時，此時勞動合同終止的話那么用人單位向勞動者支付的經濟補償并沒有明確的規定。并且勞動部《關于貫徹執行若干問題的意見》中也提出，當勞動合同期滿或者滿足了當事人約定的勞動合同終止條件，那么此時終止勞動合同，允許用人單位不向勞動者支付經濟補償金。而國家另有規定的，可以從其規定。第二種情況則是終止勞動合同向勞動者給予補償。相關規定提出，只要屬于國有企業職工、與國家機關、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建立了勞動合同關系的職工、全民所有制企業招用的農民合同制工人，這些勞動者在終止勞動合同時，與經濟補償金支付相關的規定依然需要執行。因此，對于國有企業以及部分沿海發達城市的用人單位而言，在勞動合同終止時，依然需要將經濟補償支付給勞動者。

二、完善勞動經濟補償制度的對策

首先，在辭職或勞動合同解除為被迫的情況時，那么應賦予勞動者獲得經濟補償金的權利。我國《勞動法》第三十二條作出了明確規定，當出現以下情況時，勞動者有權利隨時與用人單位解除勞動合同：勞動者受到用人單位非法手段的強迫，例如暴力、威脅以及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等；用人單位沒有遵守勞動合同約定，向勞動者支付勞動報酬或者提供勞動條件；基于這兩種情況，當勞動者與用人單位解除勞動合同時，勞動法卻沒有相應的保護政策，勞動者無法通過用人單位獲取經濟補償金，進而導致立法與實踐之間的邏輯沖突現象出現：有的用人單位為逃避承擔經濟補償金支付的責任而迫使勞動者解除勞動合同，對法律漏洞加以運用，用一些非正規手段逼迫勞動者，例如拖欠工資、限制勞動者人身自由等等，在這一背景下，勞動者不得不與用人單位解除勞動合同。因此，針對這一現象，立法部門應對相應的法律缺陷進行彌補與完善，確保勞動者在被迫情況下與用人單位解除勞動合同時被賦予獲得經濟補償金的權利。

其次，需要對勞動合同終止時相應經濟補償的法律法規進行進一步完善與統一。當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終止勞動合同時，在面對經濟補償的問題時，盡管就理論而言用人單位不予補償是合理的。然而我國于1995年才開始實施勞動法與企業全員勞動合同制度，因此在勞動經濟補償制度與法律法規建設過程中，應對我國勞動管理體制予以足夠的尊重，將1995年企業全面實行勞動合同制為界限，以勞動者就業時間為依據，采用不同形式的方法，實現“一刀切”的勞動經濟補償的完善與調整。具體闡述如下：

通過法律法規對勞動合同制實施予以保護之前，國有企業采用的是固定工形式，因此勞動合同終止時，用人單位享有經濟補償的權利。究其原因，就在于經濟體制轉型之前的計劃經濟時代，國有企業原固定工在就業率以及工資待遇方面都有著巨大優勢，他們向國家上繳創造的利潤，國家承擔他們的基本生活，在舊體制之下，他們為沒有得到應有勞動補償的舊體制資本積累作出了貢獻。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國有企業改革不斷深入，這部分大齡職工在技術技能方面顯然已經難以適應崗位需求，并逐漸向“弱勢群體”轉變，他們將承擔新體制創造改革成本。因此，為了有效推動經濟體制轉型，促使國有企業改革得意深入，使社會穩定得到維護，就要對終止勞動合同經濟補償法規進行建設與完善，同時也要對歷史予以尊重，對國有企業原有固定工的權益加以保護。而對于實施勞動合同制之后的勞動者而言，在勞動合同終止時，用人單位則允許不用承擔經濟補償的責任。

參考文獻：

[1] 彭小霞.勞動合同解除之經濟補償金法律制度研究[J].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11（3）：56-61.

[2] 蘇如飛.勞動補償收入征稅的法律問題[J].天津市工會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6，29（3）：24-28.

篇（5）

中圖分類號：D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1297(2008)12-103-01

經濟補償金對于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具有重要意義。新《勞動合同法》將經濟補償金的適用范圍擴大，進一步保護了勞動者的權益，為勞動者在勞動關系解除時找工作期間提供了一定的經濟支持。但是其仍存在一些問題，有待進一步完善。

一、經濟補償金的概念

(一)經濟補償金的定義

經濟補償金是指用人單位在勞動者終止或解除勞動關系后，依法一次性支付給勞動者的金額。經濟補償金在各國和地區的稱謂并不一致。有“資遣費”、“辭退補償金”(法國《勞動法典》)、“解職金”。(稱為俄羅斯《勞動法典》)、“離職補貼”、“解雇費”和“經濟補償”。我國香港地區《雇傭條例》稱經濟補償金為“遣散費”，我國澳門地區《勞資關系法》稱經濟補償金為“解雇賠償”。

(二)經濟補償金的性質

對其法律性質，學界主要有三種學說：貢獻補償說、違約金說及社會保障說。

1、貢獻補償說。該學說認為，經濟補償是對勞動者在勞動關系續存期間為用人單位已做貢獻的積累給予的物質補償，是對勞動者過去勞動成果的肯定。也有學者以勞動貢獻補償說為核心，進一步提出：“從理論上說，用人單位因勞動合同終止所負的經濟補償義務，應當包括勞動貢獻積累補償、失業補償和其他特殊補償”，其中“勞動貢獻的積累補償，是對勞動者在勞動關系存續期間為用人單位已作貢獻的積累所給予的經濟補償，其數額一般應當與本單位工齡掛鉤，除了勞動者因為有過錯而被辭退以外，在勞動合同終止時應當支付這種補償”。

2、法定違約金說。該學說認為，經濟補償金是國家為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而強行干涉用人單位與勞動者之間合同的結果，是用人單位朱能履行勞動合同規定的義務所承擔的責任。按法定違約金說，經濟補償金是一種責任形式，補償金的支付要以單位違約作為前提。

3、社會保障說。該學說認為，基于憲法、勞動法對公民生存權保護的需要，國家要求用人單位在解除勞動合同時必須支付給勞動者一定的經濟補償，以幫助勞動者渡過失業和生活消耗、醫療費用無來源的階段，保障勞動者權益。按社會保障說的邏輯，經濟補償金可作為社會保障的一項內容，實際上可以歸入失業救濟金。

二、《勞動合同法》中關于經濟補償金適用的法律規定

與《勞動法》及相關規定相比較，《勞動合同法》關于經濟補償金的適用范圍規定有較大的變化，其主要有以下幾點：

1、增加了用人單位應當向勞動者支付經濟補償金的情形。除了勞動者因自身原因而提出辭職，或者用人單位依照新法第39條規定的6種法定情形不需要支付經濟補償金之外，所有因用人單位單方解除、雙方協商一致解除、勞動合同到期終止不再續簽等情況，用人單位均需要向勞動者支付經濟補償金。

2、經濟補償金的計算方法發生了變化。《勞動合同法》第47條規定：“經濟補償根據勞動者在本單位工作的年限，每滿一年支付一個月工資的標準向勞動者支付。六個月以上不滿一年的，按一年計算；不滿六個月的，向勞動者支付半個月工資的經濟補償。勞動者月工資高于用人單位所在直轄市、設區的市級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區上年度職工月平均工資三倍的，向其支付經濟補償的標準按職工月平均工資三倍的數額支付，向其支付經濟補償的年限最高不超過十二年。這里所稱月工資是指勞動者在勞動合同解除或者終止前十二個月的平均工資。”

3、明確了經濟補償金支付的時間點。《勞動合同法》第50條規定，勞資雙方應當按照約定辦理工作交接，經濟補償在辦理交接時支付。實踐中，許多勞動者在勞動合同解除或者終止后往往立馬走人，不去履行工作交接義務，新規定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用人單位的利益。

三、關于經濟補償金適用的法律思考

盡管《勞動合同法》就經濟補償金較之目前現行規定，統一了我國各地方立法的標準，變化明顯。但是相關規定依舊存在許多問題以及困惑，值得我們深入探討研究。

(一)經濟補償金的性質沒有界定清楚

關于經濟補償金的性質，理論界眾說紛紜。由于我國《勞動合同法》一開始就是以擴大經濟補償金范圍作為基本考慮，忽視了其他理論的合理性。社會保障說所倡導的將經濟補償金導入社會保障體系中，與失業救濟金合并的思路從理論上講，其實有相當的合理性。失業救濟金形式可以使企業擺脫勞動合同解除帶來的經濟壓力，將繳費義務社會化，這很可能是我國今后改革的發展方向。

(二)經濟補償金的上下限問題

對經濟補償金上下限問題，一直是理論界爭論的比較多的問題。《勞動合同法》第47條第2款規定：“勞動者月工資高于用人單位在該直轄市、設區的市級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區上年度勞動者月平均工資三倍的，向其支付經濟補償的標準按照勞動者月平均工資三倍的數額支付，向其支付的年限最高不超過十二年。”從立法本意看，人為地將勞動者分為高收入和低收入兩類并以三倍為限制約高收入勞動者的經濟補償金的數額，其目的無非是減輕用人單位的經濟負擔，但是客觀上卻會導致不公平的現象。相關部門在制定實施細則時，應對經濟補償金的上限和下限作出明確規定。

(三)經濟補償金是否需要納稅的困惑

篇（6）

傳統的勞動力市場分析方法很難做到讓人滿意，所以有些研究人員提出了一種新的替代分析方法。這種分析方法是將勞動力市場一分為二，第一級的勞動力市場的特點是工資高、工作條件好、就業穩定、工作比較安全等等，第二級勞動力市場的特點是工資比較低、工資條件比較差、晉升的機會比較少、就業也不穩定、是非常容易進入的行業等等。有了對勞動力非勻質性認識的深化，使得經濟學家將關注點轉移到勞動力市場歧視的方面。人們在尋找工作的過程中，面臨著很多可以選擇的方法。在一個適度的時間界限之內，人們要想對所有的就業機會做出判斷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須首先要決定哪類企業是值得你考慮的對象，再通過各種渠道了解到企業的各種基本信息再來進行尋訪。 

二、勞動力的非勻質性問題 

勞動經濟學是一門與其他經濟學科聯系十分緊密的學科，它與宏觀經濟學也有著密切的聯系。只有從根本上改變固定工資制度，經濟滯漲問題才能夠有可能得到解決。利潤的分享制影響著就業的穩定，它能左右就業水平的高低，比如韋茨曼他認為勞動力需求出超導致充分就業，而充分就業有利于維持就業的規模的穩定，因而兩者是相輔相成的。從一個極點上來看，如果工資水平是由效率工資理論來決定的，那么無論是從長期還是短期來看，工資制度與分享制度就只具有意識形態的差別，不存在實質性的區別。在這種情況下，利潤分享制既不能影響就業穩定，也不能影響就業規模。 

利潤分享制對穩定的宏觀經濟的影響，它的基本原理是利潤分享制使勞動報酬能夠對宏觀經濟波動迅速地做出反應，因為工資能夠更加直接地對總需求做出反應，所以利潤分享制能夠使反通貨膨脹計劃的成本處于降低。尤其是在美國，工資地合約一般是以三年為期，所以即使在合約期內宏觀經濟出現了較大地波動，但是由于合約沒有滿，工資仍然不能發生變動。因此，在合約期內就業數量成為了調整地重點對象，如果工資按比例與利潤掛鉤，調整的重點就可以一部分轉向價格要素。 

利潤分享制受益的對象是全體的員工，它評定的基礎是企業的生產經營的績效，所以它是一項特殊的群體激勵計劃。在固定工資制度的情況下，勞動者的工資所得與勞動投入的質量和數量之間并沒有直接的經濟聯系。因此，為了確保勞動者能夠投入全部的腦力與體力，企業就必須建立一個由各個管理層面組成的復雜的監督體系。假如用物質激勵員工的方式，將員工的工資報酬與工作的努力程度聯系起來，那么員工工作的熱情就會大大的提高，員工的勞動績效就會獲得相應的改善。除此之外，因為是一種群體的激勵制度，一個人的勞動報酬與群體中每個成員的工作勤奮程度建立起了一種直接的相互依賴的關系，所以每一個成員都有監督其他成員工作勤奮程度的動力。來自于群體成員間的監督壓力有利于提高員工勞動投入的質量與數量，這就改善了在傳統工資制度之下，員工偷懶而其他員工視而不見的現象。 

三、勞動力市場 

外部勞動力市場的供求失衡主要是靠工資的波動來解決，而內部勞動力市場卻不是這樣的，內部勞動力市場解決供求失衡的主要措施是招聘、培訓、工作的重新設計、分包、調整產出量等。早期的雙元結構理論的前沿問題主要有三個：第一個是勞動力市場的維度。它與雙元結構理論的聯系最為緊密，它特別強調的是就業穩定及持續能力。第二個是雙元結構圖的綜合程度，最初的雙元結構派他們是拿城鎮中一少部分人的工作經歷與其他手工業者相比，這是不全面的分類。最后有增加了分類的類別，在原有的雙元結構之上增添了一些新的分支。第三個是雙元結構學說本身具有生命力的問題。 

結束語：勞動者作為人的經濟價值卻常常只有在勞動力成為商品的情況下才得以實現，只有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勞動經濟學才能成為經濟學中的一個相對獨立的學科。 

參考文獻 

[1] 東北財經大學經濟系主任王詢.勞動經濟學前沿問題[N].光明日報，2000-04-20（Z07）. 

篇（7）

勞動經濟學是對勞動力資源配置的市場經濟活動過程中的勞動力需求和供給的行為及其影響因素的分析和研究，要求必須有市場的存在。一般使用實證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建立兩個假設：一是稀缺性，資源是有限的，勞動力資源也是有限的；二是人是有理性的，即個人追求效用最大化，表現在貨幣和非貨幣方面，作為理性人的企業則追求利潤最大化。

勞動社會學是一門立足勞動社會，研究勞動者、勞動者行為、勞動關系、勞動組織、勞動制度和勞動社會過程，揭示勞動社會的結構、功能及其運動規律的分支社會學。

所以對于涉及勞動領域的相關問題，兩者從看問題的角度、想達到的目的都有所不同，具體有以下幾個方面。

1.勞動者還是勞動力

勞動社會學是從社會學的視角來研究勞動問題，而勞動經濟學是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研究勞動問題，因此，勞動力在兩個學科中的內含有很大的區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在勞動社會學中用“勞動者”來代替“勞動力”更加合適，“勞動者”和“勞動力”的區別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1勞動者是否同質

在勞動經濟學中勞動力被假設為是同質的，而在勞動社會學中，勞動者則是非同質的，而是有各種自然的和社會的特征。在一般的勞動經濟學對勞動力的分析中，它隱去了勞動力各種自然的和社會的特征，認為勞動力相互之間沒有差別，在勞動經濟學的研究中絕對不會將勞動力看成一個復雜的社會人。而勞動社會學將勞動者看成一個復雜的社會人，勞動者各種自然的和社會的特征都被考慮進去，如年齡特征、性別特征等，正是由于這些特征的存在，勞動社會學中的勞動者才變得更加有研究的價值。

1.2勞動者是否理性

在勞動經濟學中，勞動力被假設為是有理性的，勞動力表現出的所有行為都是出于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考慮，而在勞動社會學中，勞動者的行為原理則更加復雜，有許多理論對勞動者的行為動機進行分析與解釋。勞動社會學認為勞動者行為是人與環境相互作用的函數，是勞動者個人的內在因素與外在環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而勞動經濟學的假設不過是考慮了內在因素中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心理因素以及外在因素中追求工作報酬最大化的情形，而不必考察生理因素、文化因素、自然環境因素和社會環境因素的有關內容。

1.3勞動者是否獨立

在勞動經濟學中，相對而言更強調勞動力的獨立性，而在勞動社會學中，勞動者更強調與他人的互動。如勞動力配置和流動的規律、勞動工資與勞動生產率之間的關系都是從獨立的勞動者出發進行研究，這個過程不需要勞動力與他人的互動。而勞動社會學中的勞動者有一個必不可少的前提——社會人。互動論認為，勞動者行為是由他的身份與角色決定的，每個勞動者在勞動社會中都占有一個或多個社會位置，勞動者行為過程就是他扮演一定的角色的過程，要理解或預期勞動者的行為，就需要了解勞動者與他人的社會關系。

2.勞動行為的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

勞動經濟學關注的是勞動行為的經濟效益，其中最典型的研究內容便是勞動供給分析與人力資本投資。勞動經濟學雖然在討論影響勞動供給因素的時候考慮到了其中的社會制度因素（勞動制度、工資制度、體制因素），但在接下來的工作時間決策理論中完全就是考慮工資率對勞動供給的影響。

勞動社會學側重的是勞動行為如何影響整個社會效益，認為只研究經濟效益有可能會帶來不利的后果。比如按照勞動經濟學的理論，將勞動力配置到與其工資率對應的崗位上會是一個理想結果，這會使得資源配置最優從而使得經濟效益最大化，但可能由于職業聲望等干擾因素，勞動者或許不愿接受這份工作。另外，如果勞動者可以選擇一種工資率相對較高但污染嚴重的工作或是工資率相對較低的“綠色”工作時，不同的勞動行為會帶來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的不同，此時僅僅從勞動經濟學或者勞動社會學來考慮是不夠的，需要將兩者聯系起來綜合作出決策。

3.研究任務不同——經濟變量和社會變量

勞動經濟學的重要任務在于揭示勞動力與各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而勞動社會學的重要任務在于揭示勞動者與各社會變量之間的關系。比如研究影響勞動者生產率的因素時，勞動經濟學會從工資率、人力資本投資等經濟變量考慮，而勞動社會學則從人際關系、人性的假設等社會變量入手。

不難發現勞動經濟學基本不研究涉及勞動組織、勞動關系、勞動制度等問題，因為這些變量全是社會變量，與資源配置及投入產出無關，甚至在有些方面它們是與勞動經濟學的思路相矛盾的，比如勞動組織不僅僅是為了發展經濟功能、賺取利潤，它還有滿足需要、教育訓練、社會控制等功能，要發揮各個功能時就不得不將目光從關注與企業利潤的增長轉移到如何使社會效益最大化，因為這些功能對于勞動社會的維系是必不可少的。

從以上例子看出，由于勞動社會學從勞動力與社會變量關系的研究中得出的是有關勞動社會結構、功能及其運行規律的結論，所以這有利于人們對勞動社會的認識，同時也有利于政府制定勞動制度從而引導勞動社會向上向前發展；而勞動經濟學研究成果的價值主要在于使得社會生產部門更好地配置勞動力資源、確定工資制度，實現利潤最大化，使得勞動者運用經濟學方法找到最高的效用曲線，這種利潤或效用最大化不涉及人性、人的超越經濟的內在需要等。

參考文獻：

[1]潘錦棠.勞動社會學[M].中國勞動出版社,1995.

篇（8）

作為全省的農業大縣，多年來遼西北十個經濟欠發達縣（市）鄉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2005年十個縣總人口達544．2萬人，其中鄉村人口463．8萬人，占人口總數的85．23％，比2000年“五普”的83％還提高了2．23個百分點。共有8個縣鄉村人口超過人口總數的80％，其中朝陽縣鄉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最高達到95．2％，即使鄉村人口比重較低的北票市和凌源市也分別達到69％和78．2％，明顯高于全國63．78％和遼寧省43．5％的平均水平。2005年十個縣（市）有農村勞動力330萬人左右，按照戶籍人口估算，農村富余勞動力大約在150萬人左右。2005年，遼西北十個縣（市）勞務輸出超過65萬人次，在外出務工的農村勞動力中，接受過專業技術培訓的不到1／10，通過職業技能培訓獲得職業資格證書更少，不足農村轉移勞動力的5％。

近年來，遼西北十個縣（市）的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就業保持持續增長的態勢，外出打工已經成為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的重要方式。據調查，十個縣（市）約有1／3的農村家庭有勞動力外出打工。這些外出打工人員的收入已經占到家庭總收入的大部分或絕大部分。

外出務工者以年輕的男性為主；在本鄉以外就業的比例超過在本鄉內就業的比例；省內就業的比例高于省外就業的比例；外出農村勞動力受教育程度明顯高于農村勞動力整體水平；外出勞動力主要集中在工業、建筑和餐飲服務三個行業中就業。事實說明，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是富裕農民的有效途徑。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十個縣（市）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多為自發的、無序流動，而有組織的勞務輸出的比例不足20％，因此目前大部分縣的打工經濟沒有形成規模效益。由于缺乏組織，外出務工的農村勞動力多數從事的是臟、累、苦的工作，勞動報酬較低，還要經常遭白[；居所工作不穩定；約有43％的外出務工者有過工資被拖欠的經歷。

同時，這十個縣（市）對需要轉移就業的農村勞動力培訓不夠：其一是接受培訓的人少，不足轉移就業勞動力的1／10；其二真正意義上的勞動技能培訓不夠。

二、遼西北經濟欠發達地區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面臨的主要問題

1．農村富余勞動力數量多，而就業機會相對減少。人均耕地面積銳減是造成農村富余勞動力激增的一個重要原因。按照勞動力資源有效配置的標準，遼西北農村中約有40％～47％的勞動力屬于富余勞動力。因此，這一地區的農村存在相當規模的“隱性失業”。

造成農業勞動力就業機會減少的另一個原因，是由于城鎮下崗職工的增加，留給農村勞動力的就業機會減少。

目前，這十個縣（市）農村約有160～170萬的農村富余勞動力。今后這一地區如仍保持10％左右的人口出生率，其勞動年齡人口及勞動力供給仍將呈上升趨勢。而農村勞動力過剩，人力資源閑置，將很大程度地制約農民收入的增長。

2．農村勞動力總體素質較低。目前，十個縣（市）的農村勞動力總體素質偏低。“五普”數據顯示，遼西北十個縣（市）文盲人口占6歲及6歲以上人口的6．88％，文盲率為9．11％，比全省文盲率5．79％高3．3個百分點。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十個縣（市）農村女性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于男性，在小學及文盲、半文盲人口中，女性的比例均大大超過男性。

由于農村人口受教育程度低，根本無法適應現代農業生產的需要，嚴重地制約農業結構調整和農村的經濟發展，也使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轉移成為困難。由此，還可能累及子女的受教育機會，周而復始將形成惡性循環。因此，遼西北地區廣大農村勞動力迫切需要實現由人力資源向人力資本的轉變。

3．遼西北經濟欠發達地區產業結構、就業結構與經濟發展協調性較差，制約了農村勞動力就業和農民增收。目前遼西北十個縣（市）三次產業的結構和布局仍不盡合理。2005年遼西北十個縣（市）實現生產總值2821894萬元，其中第一產業實現增加值1053531萬元，占37．3％；第二產業實現增加值987688萬元，占35．0％；第三產業實現增加值781575萬元，占27．7％。而第一產業的從業人員占全部鄉村從業人員的66．11％，所占比重過大；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發展相對滯后。對該地區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不明顯，容納就業水平低。同時，鄉鎮企業吸納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能力持續減弱。

4．農村勞動力的流動大多處于無序狀態，跨省流動的數量少，勞務產業沒有形成規模。由于主客觀條件的制約，遼西北十個縣（市）農村轉移勞動力中80％以上是省內流動，而跨省流動的人數較少。

同時，一些領導干部單純強調招商引資、上項目，而對農村勞動力就業和轉移就業工作重視不夠，措施不得力，勞務輸出沒有形成規模效益。

三、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加快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的對策建議

“就業是民生之本”，要富裕農民，就必須減少農民。

已有的研究表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勞動力流動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約為16％～20％；并且實現轉移的農村勞動力及家庭從流動中也獲得了相當的收益。保守的估計，2005年遼西北十個縣（市）農民人均純收入比2000年增加的1700元中，因勞動力輸出所得超過20％。假設目前遼西北地區轉移勞動力的數量能達到60萬人，每年外出打工積累下的收入保守估計可達到或超過15個億，這個數字還是比較可觀的。可見，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統籌城鄉發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過程中，著力解決遼西北十個縣（市）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轉移就業問題就是抓住了解決這一地區農民增收致富的關鍵，應當引起各級政府及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

當前，我們認為應當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1．堅持創新制度，改革一切不利于農村勞動力的流動的體制和制度。

一是改革戶籍管理制度，拆除城鄉壁壘，給進城農民以市民待遇。建議以合法固定住所、穩定職業或生活來源為戶口登記的基本條件，并逐步放寬大中城市的戶口遷移門檻。

二是改革社會保障制度，建立城鄉可銜接的社會保障體系，增強農村轉移勞動力抵抗就業風險的能力。

三是改革農村的產權制度。農民進城，可以出售、轉讓土地的經營權，保持自己土地資產的收益權，以便將來在城市遇到就業、養老等困難時能后顧無憂。

四是規范企業用工制度，進一步完善城鄉勞動力公平競爭的就業環境和機制，構建公平競爭的市場體系。大力推行勞動合同和集體合同制度，凡是用工單位必須依法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勞動合同中要明確合同期限、工作內容、勞動保護及勞動條件、勞動報酬和違反勞動合同的責任等內容。同時，要加強勞動力市場建設，建立健全勞動力市場信息網絡，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提供咨詢和服務。

2．加強對農村勞動力特別是轉移勞動力的培訓，促使其從人力資源向人力資本的轉變。從我們的調研來看，廣大農民迫切希望政府能夠在組織外出務工和職業技能培訓方面發揮更大作用，提供更好的服務。統計數據顯示，目前，遼西北十個縣（市）有規模、高質量的農村勞動力職業技能培訓遠遠不夠，通過職業技能培訓獲得職業資格證書的不足農村轉移勞動力的5％。

針對農村勞動力特別是富余勞動力培訓的實際，我們認為當前應當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通過宣傳引導，啟動農村勞動力的培訓需求。啟動培訓需求是促進農村勞動力特別是待轉移勞動力職業技能培訓的前提。要大力宣傳黨和政府關于農村勞動力培訓的政策，及時提供農村勞動力培訓咨詢、中介服務，介紹農村勞動力培訓成功典范，報道農村勞動力就業和轉移就業的先進事跡。改變部分農村人口中存在的依賴懶惰思想，變“要我學”為“我要學”，“要我做”為“我要做”。

第二，逐步建立適合轉移勞動力就業培訓的新體系。當前，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應當采取以培訓促轉移，以轉移促增收，走對外輸出與就地轉移并舉之路。應當堅持政府引導、培訓基地實施、職能部門監督、農民受益的原則。

對農村勞動力的就地或異地的轉移前培訓，可以由三條線進行：

一是教育系統開展培訓。主要對象是農村勞動力中初中畢業生，按照非農產業的工種要求和培訓對象的求職需要，本著學以致用、教學內容少而精的原則，確定培訓內容和時間，培訓形式有短期脫產培訓、也有較長時間脫產或不脫產的學歷教育。

二是勞動部門開展的培訓。縣（市）勞動部門利用所轄的就業培訓中心或依托各類職業學校，建立勞務輸出培訓基地和培訓網絡，實行培訓、技能鑒定、勞務輸出一條龍服務。通過培訓，使農村勞動力，每人都能掌握1～2項專業技能，提高市場競爭力。

三是社會力量開展的培訓。這是對政府部門培訓工作的有益補充。應當注重發揮各種社會力量辦學的積極性，使一部分文化程度較高的農村勞動力可以根據用工需求和自己的興趣愛好，自費參加社會力量舉辦的高級技術工種、烹調、家電維修、汽車修理、計算機應用等專業培訓班，經考試合格拿到結業證、技術等級證后，實現向非農產業轉移就業。

篇（9）

前 言

我國的東北老工業區包括黑龍江省、遼寧省和吉林省，是我國最早的重工業基地，也是我國重要的鋼鐵、重型機械、汽車、石油、化工原料生產基地，不僅奠定了我國工業化的初步基礎，也為我國的工業化進程做出了重大貢獻。然而，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資源消耗與環境問題日益嚴重，我國的東北老工業區面臨著巨大的環境問題，不僅制約了環境和經濟的協調發展，也影響了資源的可持續利用。

東北老工業區的經濟發展起步比較早，由于早期重生產輕生活，重產業輕城市，重視經濟的發展不關注生態環境的保護。以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為代價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使得東北老工業區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日益加劇[1]，產生了各種環境問題。本文主要討論東北老工業區的生態環境問題和相關治理措施。

1、東北老工業區存在的主要生態環境問題

1.1部分地區土地荒漠化、水土流失嚴重：東北平原西部地區土地荒漠化嚴重。據研究，該區土地沙漠化面積為72 280.6 km，占土地總面積的22.2%。土地沙漠化面積迅速擴大，平均以每年1.5%～3.7%的速度遞增[2]。水土流失是一個地區生態環境優劣的重要標志之一，它會導致沙塵暴的發生以及加劇土地荒漠化，進而阻礙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我國的東北老工業區是主要水土流失類型區，黑土地水土流失嚴重，質量急劇退化，導致土壤肥力下降，影響多種農作物的種植。水土流失嚴重的耕地黑土層已完全消失，露出下層黃土，當地稱為“破皮黃”，這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寶貴的農業資源和生態環境，損害了農業綜合生產能力。

1.2 濕地資源銳減、“北大荒”變“北大倉”：濕地作為生態環境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具有巨大的生態價值，不僅蘊藏多種類型的資源，還具有可以調節氣候與環境的功能。東北地區的濕地主要分布在三江平原、松嫩平原、遼河下游平原、大小興安嶺、長白山區等地區，它是我國濕地類型最多，分布最廣，面積最大的地區之一。東北平原的大片濕地曾被稱為“北大荒”，但至本世紀60年代，政府大力開墾北大荒，組建許多農場，進口大量機械，將濕地的水排干，將“北大荒”變為“北大倉”，在獲得了大量農產品的同時，也導致了周邊環境的惡化。1998年嫩江和松花江的洪水與此不無關系[3]。

1.3 珍稀資源遭到破壞：東北三省地域遼闊， 蘊藏著豐富的野生動植物資源，是全國生物多樣性較為豐富的省份。據近十幾年來有關部門調查所積累的大量資料（陳金松.黑龍江省生態省建設重點問題研究. 2003）可知，朱、虎頭海雕、鐮翅雞已在黑龍江省境內野外滅絕；豺、柳雷鳥、豹近20年來野外難覓蹤影，已處于滅絕狀態；東北虎、梅花鹿、貂熊、黑鸛、黑臉瑟鷺、玉帶海雕等野外僅存幾只或數十只，已處于極度瀕危狀態；紫貂、原麝、斑羚、黃喉貂、水獺、大鴇、金雕、灰臉鷹等野外種群數量呈銳減趨勢，處于極度瀕危狀態[4]。東北地區的礦產資源也是儲量豐富，尤其是石油資源儲量近全國的一半，但由于多年開發，且開發強度大，導致后備資源逐年遞減，明顯不足，造成開采難度逐漸加大。

1.4 煤煙型大氣污染：東北地區的能源消費以煤炭為主，大約占能源消費總量的60%，這就造成了該地區典型的煤煙型大氣污染。該地區的大氣污染物主要是硫化物、顆粒物和降塵，主要來源于工業生產過程排放的廢氣，2008年僅遼寧省工業廢氣排放量就高達4.02×10標立方米，占全國廢氣總量的9.96%。二氧化硫和氮氧化合物等化學物質在特定的條件下會發生化學反應，帶來大氣的二次污染，這些污染物對人類健康、動植物生長及生態環境都造成了嚴重的傷害[5]。

2、治理措施

2.1 健全法律法規，增強宏觀調控：政府加強監管力度，完善相關標準，如“三廢”、固體污染物等有害物質的排放標準，把保護環境工作放在突出首要地位，進行科學的規劃和管理，調整耗能大、污染多的產業結構。對于落后的生產工藝和設備，尤其是污染環境的設備，要堅決取締；企業排放污染物必須達到國家標準或地方標準，未達標的企業除要交納排污費外，還應限期治理，再達不到標準即行關閉；新建企業和新建項目必須嚴格執行國家的環境污染治理設施與主體工程“三同時”制度（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入使用）。同時應積極發展清潔產品，使是清潔能源進行清潔生產。而且，我們要堅持發展中國家的立場，在環境保護及其他領域的談判中堅決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謹防國外對我們的“垃圾出口”，嚴把質量關[6]。建設防風固沙林，合理利用配置資源，合理轉變資源利用方式，提高能源利用率等都可達到治理環境的效果。

2.2落實公民義務，強化環保意識：我們所生存的環境不是某一個人的財富，也不是一個城市的或一個國家的，而是世界的。我們作為其中的一份子有責任和義務去保護和改善我們的生態環境，我們應該清楚地認識到人與自然的關系，提高環保意識。環保是一個長期的問題，需要我們一代一代的傳承下去，從小做起，加強對中小學生的環保教育，充分發揮他們環保生力軍的作用。還應提高各企業和工廠的環保理念，應用“綠色”技術，建設“綠色”企業。

結 論

面對東北老工業基地的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我們應該意識到協調經濟發展與環境之間的重要性，努力做到二者的共同發展。對于個人，要提高自身主體意識，增強環保理念，積極響應國家政策，不以毀壞環境而發展經濟為手段，追求綠色經濟，為經濟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對于國家，要提高政府的監管力度，健全相應法律法規，倡導可持續發展。環境改善任重而道遠，只有在理論上認識到經濟與環境的統一，才能從實際出發，統籌兼顧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使東北老工業區逐步進入經濟和環境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參考文獻】

[1]金鳳君，陸大道.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與資源型城市發展[J].科技導報，2004（10）：4-6.

[2]裘善文，張柏，王志春.中國東北平原西部荒漠化現狀、成因及其治理途徑研究[J].第四紀研究，2005，25（1）：63-73.

[3]王全波，杜明廣.我國東北濕地為輔的現狀與前景展望[J].林業勘察設計，2006（4）：25-27.

篇（10）

中圖分類號：F241．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892(2007)06－0010－04

實現充分就業，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方面，也是當今世界每個國家都在努力追求的目標。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與此同時，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的勞動力就業卻未能實現與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步擴大”，就業壓力不斷增加。如何從宏觀經濟角度正確理解和處理經濟增長與擴大勞動力就業之間的關系，使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同步進行，已成為我國當前具有十分重大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的研究課題。

一、我國勞動力就業的基本現狀

1．總量失業問題日趨嚴峻

從勞動力供求形勢看，我國勞動力資源極其豐富，勞動力供給總量持續增加，基本數量處于嚴重過剩狀態。“十五”期間，我國城鄉平均每年需要新增加的就業人數達2300萬人，但平均每年能夠提供的就業崗位數只有800萬個左右，年度勞動力供大于求達到1500萬人。[1]據預測，2010年以前，我國適齡勞動力人口年均增長0.6％至0.7％，每年新增1000萬勞動力，幾乎相當于一個中等國家的總人口。與此同時，在經濟每年增長8%~9%的情況下，每年新增就業崗位只有800~900萬個，遠遠滿足不了就業的需要。根據統計部門和勞動部門的共同統計，我國城鎮登記失業人數及失業率不斷上升（見表1）。預計今后幾年，下崗向失業并軌后，如按全口徑統計，我國城鎮登記失業率可能會達到7%的一個高水平。[2]

目前，農村尚有2億剩余勞動力需要轉移，按照農村人口城市化每年增長1%計算，每年約有1000萬人轉入城鎮就業，如果這批龐大的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市，將會對城鎮的就業產生更大的壓力。同時，我國高等學校連年擴招，從2005年開始，畢業生數量大幅增加。根據教育部公布的信息，2006年全國有465萬名普通高校學生畢業，比2002年增加了300萬人，增幅達186％。與急劇增加的勞動力供給相比，國有企業的減員增效，政府部門的精簡機構，事業單位的下崗分流，都將使就業崗位不斷萎縮，就業壓力進一步增大。[3]

2．勞動力供求的結構性矛盾突出

我國的就業壓力不僅體現在總量上，而且反映在就業結構上，就業的地域性和專業性矛盾十分突出。有些人找不到工作，而有些崗位卻找不到合適的人，導致“有人沒事干”和“有事沒人干”的尷尬局面。基層和西部地區人才緊缺，高端和技術性人才嚴重不足，使我國經濟增長創造的就業崗位處于“虛位”狀態。據北京市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披露，北京市勞動力市場2006年第一季度最大匹配率僅為0.52，最高求職成功率為0.66。這意味著勞動力市場中仍有48%的崗位匹配不到合適的人選，34%的求職者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崗位，失業與崗位空缺同時并存。

3．就業弱勢群體的競爭力越來越弱

在總量失業矛盾和結構性失業矛盾突出的同時，高素質、低就業期望值和低年齡勞動力在就業競爭中占據優勢。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抽樣調查顯示，“十五”期間企業對技術工人的需求呈增長趨勢，但在結構上出現了一些新特點：對中級工的需求仍居首位，占40％，但比重比2000年下降了3％；對初級工的需求比重為20％，下降了9％；而對高級工、技師、高級技師的需求普遍呈大幅度增長趨勢。農村勞動力以其低成本和低就業期望值占據優勢，多年來保持了比較高的轉移速度，平均每年達1000萬左右。此外，市場的用人需求，則以低年齡段勞動者為主，35歲以下的需求一直保持在70%以上。[4]所以，以35歲以上人員、長期下崗或失業者、無技能和低技能勞動者以及女性下崗職工為代表的就業弱勢群體在勞動力市場上則越來越沒有競爭力。

二、傳統經濟理論中經濟增長與擴大就業的關系以及我國的實際情況

1．促進經濟增長是擴大就業的基本前提

美國經濟學家阿瑟?奧肯（Arthur M. Okun）根據美國的數據，于1962年在《國民生產總值的潛力：它的測量方法和意義》中提出了著名的“奧肯定律”。這一定律認為，GDP增長速度每提高2個百分點，失業率便下降1個百分點；反之，GDP每下降2個百分點，失業率便上升1個百分點。無論是發達國家的經驗，還是我國50多年的經濟發展情況，都基本上支持了這種經濟增長與失業率負相關的變動關系。[5]因此，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經濟增長率越高，勞動力需求越大。

然而，經濟增長并不會必然導致就業同步增長，經濟增長能在多大程度上帶來就業的擴大，還取決于另外一個重要因素，即就業彈性系數。就業彈性系數是從業人數增長率與GDP增長率的比值，即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所帶動就業增長的百分點，該系數越大，經濟增長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越強，反之則越弱。可見，在經濟增長率一定時，提高就業彈性是增加就業量的關鍵。國際經驗表明，一國實行不同的經濟發展和技術選擇戰略，必然會形成不同的經濟增長模式，從而呈現出不同的就業彈性，帶來不同的就業結果。[6]

2．我國的實際情況

目前我國經濟正處于經濟周期的上升階段，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未來較長時期我國經濟增長的潛力都很大。從傳統經濟理論上說，這種狀況為我國擴大就業創造了良好的宏觀環境。然而，令人擔憂的是，我國的就業彈性系數卻處于下降狀態。據國家統計局測算，近年來我國經濟增長對就業的拉動作用明顯下降。“九五”期間GDP年均增長8.6%，年均增加就業人數804萬人，平均就業彈性系數為0.13；“十五”期間GDP年均增長9.5%，年均增加就業人數只有748萬人，比“九五”時期少了56萬人，平均就業彈性系數為0.11。[7]其中，2005年就業彈性系數僅為0.08，經濟每增長1個百分點帶動的就業增加量只有63萬人。由于我國勞動力數量巨大，因此，彈性系數的輕微下降，都將導致失業人數的巨量增加，從而造成驚人的人力資源浪費和嚴重的失業問題。

三、影響我國就業彈性的因素分析

當前我國正處于工業化進程中，經濟、社會結構劇烈變動，影響就業彈性下降的因素有很多。

1．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影響

在傳統的粗放型經濟增長過程中，經濟增長是在生產技術水平較低的條件下，主要依靠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投入來實現。這種經濟增長方式消耗高、成本高，忽視了生產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而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則是建立在新的技術水平和更高效率的管理水平條件下的經濟增長，從科學技術的角度看，這種增長的主要特征在于生產要素質量和生產效率的大幅度提高，而非投入要素數量的增加。因此，在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過程中，生產要素的作用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質的提高取代了量的擴張，并對勞動力就業產生了根本不同的影響。[8]

借用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產函數來說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對就業總量所產生的影響。

該生產函數的基本模型為：

Y=AKαLβ

這里，Y為總產量；K和L分別為資本和勞動投入量；A、α和β為三個參數，分別代表技術水平、資本的產出彈性和勞動的產出彈性。根據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經濟增長是技術進步、資本深化和就業增加共同作用的結果。對上式兩端取對數，得：

可見，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技術進步率與資本深化程度和勞動增長率均呈負相關關系，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意味著技術進步率和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從而給勞動力就業帶來一定程度的排擠，使勞動力就業數量相對減少。

其實，為了趕上世界信息化及科技革命浪潮，我國早就確立了加快改造傳統產業、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大力提升產業技術層次的戰略。目前我國正在走一條資本和技術越來越密集而就業彈性系數越來越低的工業化道路，從而呈現出社會資本的增長速度大大快于經濟發展對勞動力需求的增長速度的兩難狀況。從1996年至2002年，央行曾經連續八次降息，這使得我國的利率水平長期處于一種較低水平的狀態。利息是投資的成本，利率的降低大大地促進了企業更多地使用資本投入來取代勞動力投入，尤其是那些受到政府的扶持、能夠從銀行獲得大量貸款的企業，就有著更加強烈的用資本替代勞動力的愿望。根據有關統計資料，1980年至1989年間，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16.6%，投資就業增長彈性為0.286；1990年至1995年間，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26.7%，而投資就業增長彈性卻降為0.063；[9]在2004年，該彈性系數已不足0.039。

2．經濟結構不合理

（1）產業結構不合理，第三產業發展滯后。第一、二、三產業對勞動力吸納能力的較大差異是影響我國就業彈性變化的主要因素之一。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速度的不斷加快，以及受土地規模的限制和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第一產業逐漸釋放出大量的剩余勞動力。與此同時，隨著資本有機構成和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第二產業對勞動力的吸納作用明顯乏力。第三產業的就業人數在就業總人數中所占比重逐年遞增，從1978年的12.2%增加到2004年的30.6%。可見，第三產業對勞動力就業的拉動作用日漸明顯，如表2所示。

然而，目前我國第三產業發展滯后、總量不足的問題仍較為突出。從表2可以看出，“十五”期間，第三產業的產值比重逐漸下降，與第二產業之間的發展差距進一步擴大，2001年二者的產值比重相差16個百分點，2004年差距進一步擴大到21個百分點。這不僅制約了產業結構的進一步優化升級，而且嚴重影響了服務業對就業的吸納作用。我國服務業不僅總量不足，而且內部結構也不盡合理。與發達國家服務業的從業人員主要集中在新興服務行業不同，我國服務業的發展仍以批發、零售等傳統產業為主導，從事金融、審計、社區服務、信息咨詢等新興服務行業的人員只占第三產業從業總人數的1.67％，而北歐一些發達國家從事社區服務業的人員已占全部從業人員的40%以上。

（2）企業結構不合理，中小企業相對較少。中小企業投資少，經營方式靈活，可滿足各類人員的就業需要，相對于大企業具有獨特的優勢，是吸納勞動力就業和再就業的主渠道。據統計分析，在我國創造一個就業崗位，大型企業需投資22萬元，中型企業則為12萬元，而小型企業只需8萬元。同樣的投資，中小企業吸納的就業人數是大型企業的近2倍或3倍。[10]事實上，我國中小企業為促進下崗人員再就業和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然而，近年來，我國的固定資產投資主要投向基礎設施建設等大項目、大企業上，形成了以資本密集和技術進步為特點的國家新型工業體系的骨干力量和龍頭企業，但國家對吸納就業量大的中小企業的發展支持明顯不夠，門檻高、融資難仍是制約創辦中小企業的最大障礙。根據我國的經濟數據分析，即使個體工商戶達到中小規模企業總數的10%，2004年我國平均每千人擁有的企業數也僅為3.1個，與目前發達國家或地區平均每千人擁有40~50個企業的水平相比，差距在15倍左右。[11]

四、協調經濟增長和擴大就業的政策建議

1．樹立多方位就業的政策理念，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相適應

要協調經濟增長與擴大勞動力就業之間的關系，首先必須充分認識到解決就業問題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中的極端重要性和艱巨性，樹立多方位、多途徑、多形式就業的政策理念。堅持實施積極的就業干預政策，擴大經濟增長的就業容量，力促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2．落實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選擇“就業優先”的經濟發展戰略

經濟發展戰略的選擇對擴大勞動力就業至關重要。經濟發展戰略有兩種不同的思路：一是經濟增長優先論，即把經濟增長作為首要目標；二是就業優先論，即把擴大勞動力就業作為首要的目標。[12]長期以來，我國的經濟增長一直屬于第一種模式，但是，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以及失業問題的日趨嚴重，我們必須根據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對國民經濟發展戰略作出重大調整，實施“就業優先”的經濟發展戰略，從而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

3．選擇擴大就業的技術進步

經濟增長雖有利于擴大就業，但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對勞動力就業有一定的“擠出效應”，因此，必須選擇技術進步與擴大就業能夠有效結合的技術政策，做到勞動密集型和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并舉。如計算機、網絡、通訊及相關產業是典型的高科技產業，它們已成為主要的經濟增長點，同時，它們又屬于知識、勞動密集型產業，可以吸納大量高素質的勞動力。可見，在促進經濟增長和擴大就業方面，兩者基本上不存在矛盾。

4．繼續加大發展第三產業力度

從產業結構看，第三產業的發展是擴大就業的主要渠道。在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向“三、二、一”模式轉化的過程中，一方面繼續鼓勵旅游、餐飲、商貿流通等創業成本低、勞動力相對密集的傳統第三產業的發展；另一方面，積極拓展第三產業的新領域，重點支持社區服務、信息咨詢、法律服務、會計服務等新興勞動密集型服務行業，積極采用非正規就業等靈活方式促進再就業。[13]

5．放手發展民營經濟

從所有制結構看，非公有制經濟是增加就業的重要途徑。政府應完善民營經濟發展的推進機制和服務機制，從投資、稅收、融資、技術改造等多方面予以扶持，[14]全力啟動民間的投資熱情，引導和鼓勵自主創業，形成一人創業、多人就業的乘數效應。

6．積極扶持中小企業發展

從企業結構看，中小企業是吸納勞動力就業的主要載體。從近期和長期來看，需要高度重視中小企業的發展，一方面應簡化創業的注冊登記審批手續，降低企業登記的資金門檻，取消不合理的人為障礙，給創辦中小企業創造一個寬松的體制和政策環境；另一方面，通過金融支持、經營指導等扶持政策，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等問題，使企業有一個正常的經營環境。

此外，應強化職業技能培訓，這是緩解我國結構性失業的治本之策，也是增強弱勢群體就業競爭力的有效途徑。

――――――――

參考文獻：

[1]連玉明．中國數字報告[M]. 北京：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2004．

[2]馮政．中國就業形勢和積極的就業政策[EB/OL].中國勞動力市場信息網監測中心，2004-08-17．

[3]李慶，郭姝姝．大學生就業研究與我國人才市場建設[J]．江西財經大學學報，2006，（1）．

[4]陳敏昭．擴大城鄉居民就業的任務與對策[EB/OL]．中國農村研究網，2003-10-24．

[5]李文花．我國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的關系[J]．東疆學刊，2005，（1）．

[6]孫祖芳．關業就業與失業問題的理論政策研究[J]．社會科學，2004，（3）．

[7]張麗賓．就業壓力仍大，不能以犧牲效率來換取就業增長[EB/OL]. 中國教育新聞網，2006-10-13．

[8]胡乃武，張海峰．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與增加就業的關系[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1，（3）．

[9]鄧志旺，蔡曉帆，鄭棣華．就業彈性系數急劇下降：事實還是假象[J]．人口與經濟，2002，（5）．

[10]許保利．當前失業和就業問題的原因、影響及對策[J]．國有資產管理，2002，(9)．

[11]周天勇．制度逆向安排：勞動力剩余、失業嚴重和分配不公的深層癥結[J]．經濟研究參考，2006，(44)．

[12]胡鞍剛．宏觀經濟政策與促進就業[EB/OL]．中國網，2004-12-28．

[13]王少國．我國經濟增長、產業結構升級對城鎮就業的影響分析[J]．當代財經，20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