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經濟學現象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勞動經濟學現象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一、《勞動經濟學》的學科定位及發展

勞動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的一門分支學科，是研究勞動這一生產要素投入的經濟效益以及與此有關的社會經濟問題的經濟學科，其核心是如何以最少的活勞動投入費用取得最大的經濟效益，包括微觀經濟效益和宏觀經濟效益。勞動作為人類社會普遍存在的范疇，它與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法學、政治學等學科都有著密切的聯系，它不僅是人力資源管理和社會保障等學科的主要經濟學基礎，而且從應用經濟學的角度強有力地支持著這些學科的發展。

勞動經濟學以及勞動與人力資本問題一直是國內外主流經濟學關注的重要問題，而且由于其研究問題涉及到最為復雜的經濟現象，因而在研究方法上常有創新之舉，推動經濟學研究方法不斷進步和完善。在我國，勞動經濟學興起相對較晚，理論界對勞動經濟學研究對象爭論頗多，很多教材為不失之偏頗，羅列了包括勞動力市場供求、人力資本投資、勞動力流動、勞動就業問題和社會保障等問題在內的體系框架，并且其探討的應該是一般領域的問題，偏重于制度分析領域，側重對政府政策的解釋和對勞動關系的研究，忽視了深層次研究。在研究方法上，重視邏輯演繹，忽視實證分析和計量分析，比如，在對我國失業、勞動力流動的分析上，側重政策分析和歷史經驗介紹，更像社會學而非經濟學。雖然后期也大量引進西方經濟學的實證分析模型，但總顯不足。

隨著經濟的全球化、知識經濟的發展，勞動經濟學的很多問題便突破了一國的領域，如勞動力的國際流動，勞動力的國別歧視，勞動力的國際福利區別，使得勞動力在實現合理配置上更為復雜，為了從經濟學角度科學理解重要且復雜多變的勞動問題，這就需要勞動經濟學具備更寬泛的國際視野，在明確研究對象和研究任務后，結合現實發展趨勢準確定位，用科學適宜的研究方法，解決現實問題。

二、《勞動經濟學》教學中的突出問題

勞動經濟學是人力資源管理專業的核心專業課程，一般是在第三學年的第一學期開設，此時，學生已經完成了《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等課程的學習，基本上掌握了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知識，在此基礎上，學習《勞動經濟學》，要求將已經學過的供求規律、企業生產函數、邊際效用遞減等理論知識應用到勞動力市場諸多問題的分析中，并拓展有關失業、內部勞動力市場、市場分割、勞動力市場歧視等理論。但在實際本科教學過程中，學生普遍反映該課程的學習具有難度，教學效果很難達到預期，這其中存在的問題主要是：

1、教學內容龐雜，對學生學習的主動性要求較高。

《勞動經濟學》是一門應用性較強的經濟學科，其研究內容涉及到勞動力市場和勞動者的方方面面，其中很多是涉及到抽象的經濟學概念和嚴謹的邏輯推理，比如講解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以及不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上，勞動力供給和需求行為時，具體到很多的數理推導公式，分析圖形等，這就對學生的經濟學基礎要求比較高，而這部分內容往往是學生的薄弱環節，多數有畏難情緒的學生對此便會失去學習的興趣，盡管抽象的理論知識無法在課堂上消化，但他們也不愿花時間在課前預習，課后復習。對于不能理解的原理、公式他們也不會主動尋求老師或者其他同學的幫助，只是流于被動的接受知識和死記硬背，缺乏學習的主動性，學習效果便大大地降低了。

2、教材內容陳舊。

我國的勞動經濟學教材的編寫大都參考國外的教材，引用較多的如美國伊蘭伯格的《現代勞動經濟學》。這類國外教材大都以國外的勞動力市場現象作為分析的對象，對我國在轉軌時期的勞動領域的各種問題關注較少，不能很好地反映我國經濟社會運行中出現的新問題、新現象。且教材中大部分實證數據都來自于2000年以前的資料，多數教材偏重于介紹和證明，而疏于推理和例證。這就決定了勞動經濟學教學多是從理論到理論，教學和學習抽象而乏味，淡化了課程的現實魅力，不能很好的反映出勞動經濟學領域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學術動態，這也不能使學生很好的把握現代勞動經濟學的發展潮流趨向、理解現代勞動經濟學者如何考察勞動經濟問題，無法掌握研究當前的勞動經濟問題所需具備的理論素養和分析工具。

三、《勞動經濟學》的教學創新思路

勞動經濟學作為一門發展較快的應用學科，一方面需要合理安排教學內容，在教學過程中，應不斷更新勞動經濟學教學內容，了解該學科最新的發展動態和研究成果，有重點的補充介紹當代勞動經濟學理論發展的前沿問題。例如家庭產出與時間配置理論、勞動力市場尋訪理論、隱性合約理論、關于罷工問題的模型與實證分析、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利潤分享理論等內容。此外，在開展案例教學時，應注重勞動力市場運作的第一手資料，這些資料可在學生開展社會實踐時，讓學生到各公司的人力資源管理部門重點了解和獲取，勞動力市場的運作規律，以此引導學生關注學科發展，提高其獨立思考、自主學習的能力。

篇（2）

以最近爭論的焦點“服務業是否創造價值”為例。其實這已經不是一個辯題了，因為學界已經基本上肯定了“服務業創造價值”的觀點。大家爭論的只是，這個觀點馬克思已經說過了的呢，還是馬克思沒說但可以從他那兒引申出來的，還是馬克思根本就是反對的。由此引發的另一個比較熱鬧的辯題，就是我國的私營業主是否存在剝削的問題，大家都認為我國的私營業主是應該存在的，對我國經濟的發展是有利的，爭論的只是他們是否在剝削，這種剝削如何定性和定量，于是又去馬克思那里尋找根據加以印證。

總之，學界對命題的態度基本是一致的，與目前的經濟學大方向并無二致，差異的只是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態度。這個態度，總結起來，又不外乎有三種：一種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完全正確的，現在之所以有這樣那樣的疑惑，都是源于對勞動價值論的認識不夠深刻的緣故，所以應該加深對勞動價值論的認識；一種認為勞動價值論的確有不足和偏頗之處，應該被發展和革新，其內涵和外延都應該進行新的拓展；一種則認為勞動價值論已經過時，堅持勞動價值論會走回階級分析的老路，不利于生產力發展，所以它應該被否定或是束之高閣。

勞動價值論是分析命題的理論武器。現在大家對命題的基本態度一致，卻對分析命題的理論武器的態度出現差異，這只能說明對理論的整體把握和基本概念的理解出現了分歧。在實際爭論過程中，爭論的核心也的確不斷地追本溯源，大家都感到不搞清楚一些基本的概念就無法再討論下去。于是如“什么是價值”、“怎樣的勞動創造價值”、“非勞動生產力是否創造價值”、“生產性勞動與非生產性勞動的區分”等問題又重新被提了出來，但是進一步的爭論卻沒有結果。為什么會這樣呢？我認為，這是把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基本范疇和理論出發點相混淆的緣故。把政治經濟學的概念和手段直接用來分析西方經濟學的命題，自然要出問題，反之亦然。二

勞動價值論雖然博大精深，但它的核心就是勞動創造價值的問題。這個“勞動”還有許多的規定，比如“抽象勞動”、“生產性勞動”等，這個“價值”也有自己的定義，它的經典表述就是“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我們就來看看實際爭論中的一些情況。

首先是關于第三產業是否創造價值問題。

有的學者說：

在社會主義社會，馬克思實際上不再把勞動分為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在他看來，由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存在，勞動是計劃分配的……也就不存在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過去我們沒有注意到馬克思這方面的論述。……而西方國家卻從實際出發，不拘泥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區分，認為第三產業也創造國民生產總值……使第三產業得到空前發展，所占比重已超過70%。……為了跟上時代的發展，與國際慣例接軌，我國在改革開放初期也采納了三次產業的分類，也承認第三產業創造國民生產總值。從這里可以看出，我們已經跳出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區分，凡是對社會有效用的勞動。都視為生產勞動，都創造價值。[1]

這段論述的邏輯是：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第三產業屬于非生產勞動，不創造價值，但實際情況是第三產業的比重迅速擴大，所以第三產業也是生產勞動，也創造價值。首先，這個邏輯的因果之間沒有必然聯系。第三產業的比重大，并不一定意味著它就創造價值。在馬克思嚴密的理論體系中，這只能說明第三產業的發展使第一、二產業的效率提高，創造了更多的價值，并且第三產業分割價值的比重增加了。其次，“國民生產總值”是西方經濟學的概念，它從來都是以具體的貨幣來表達的，無法用“無差別的人類勞動”來衡量。第三產業創造了國民生產總值，并不能說明它創造了價值。最后，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社會與馬克思所設想的也不一樣，以之佐證，頗為牽強。這是想證明勞動價值論仍然正確的。再看另一種論述：

從今日展望，停留于原來的勞動價值論，已不能充分解釋新的經濟現象、市場現象與企業現象。在新經濟條件下，傳統的生產要素包括土地等自然資源和勞動資源以及資本和傳統技術不再稀缺，稀缺的是技術創新與管理創新、經營創新及其載體或稱人才。……僅從第三產業的不斷成長并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漸居首位看，所謂非生產勞動和服務勞動創不創造價值，多年來引起爭論，確有其時代意義。否則，就勞動價值觀，生之者寡，分之者眾，主客易位，道理上說不通。[2]

這是想說明勞動價值論需要發展的。但是他的理由卻很奇怪。難道某種東西“稀缺”了就會引起它的質變嗎？技術不“稀缺”，就不創造價值，“稀缺”了，就創造價值了嗎？“稀缺”是西方經濟學的概念，它仍然無法與“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直接相聯。再看一個：

勞動價值論辯論之透析

我國學術界一致認為黨政部門的勞動屬于非生產性勞動，主要理由是黨政部門屬上層建筑領域的范疇，它們并不參與價值的創造。現在看來，這是忽視了社會主義國家為人民服務的性質及其經濟職能，其實黨政部門為此而付出的勞動，理應屬于生產性勞動。這種勞動不僅創造價值，而且創造高倍數的價值。[3]

“為人民服務的性質”以及“經濟職能”就可以證明一種勞動創造價值了嗎？前一個證據明顯與結論無關。“經濟職能”也是西方經濟學的概念，它指的是對經濟運行發生作用。影響了經濟為什么就是創造了價值，還“創造高倍數的價值”？論者沒有交代。就筆者所知，在馬克思那里，非生產性勞動也對經濟產生影響，可是它不創造價值。

可以看出，上述說法的邏輯漏洞都出現在同時使用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概念之時。并不是說不可以在兩大理論體系間做溝通工作，只是做的時候要慎重，不能拿來就用，直接組接。否則，這樣的理論探討不僅不令人信服，而且沒有意義。

其次，關于生產要素問題。如有的學者說：

我們要重新認識社會主義條件下價值的源泉。和傳統的把其歸結為人的抽象勞動，即與人的生物學意義上的體力和腦力支出不同，我根據我的價值定義認為：價值源泉一方面是人和自然界的結合，白手是不會起家的；另一方面是各種生產要素的結合。并且，各種生產要素在不斷增加，它們之間的比重和作用在不斷調整。最初由土地和勞動起主要作用，到資本、經營管理加入價值創造，再到二十世紀中期科學技術又加入，并且成為第一生產力。從而在新經濟環境中我要提出生產要素價值論或財富論。我認為這是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發展。根據我對價值及源泉的重新認識，我進一步認為這些要素的作用不是平等的，在不斷變化，從而我們又說新的意義上的勞動是價值主要源泉，這就是我的社會主義勞動價值論。[4]

論文勞動價值論辯論之透析來自

從生產要素的“比重和作用在不斷調整”到“加入價值創造”的推理，也就是數量可以改變性質的推理。為什么比重大一點，它的性質就會變化呢？很簡單，因為這“比重”和“性質”屬于不同的理論范疇，正如作者把“價值論”混同于“財富論”一樣。在兩個理論中，生產要素的“性質”本來就不一樣，這與“比重”的變化無關。我們看到，為了確立數量可以改變性質的推理，作者不得不抹殺歷史，提出資本、經營管理、科學技術以前從未“加入”的說法。這是想要改革勞動價值論的。

再次，關于我國私營業主的剝削問題。

有的學者傾向于不存在剝削或是剝削很少。如下列文字：

生產資料或資產作為商品生產必不可少的物質條件，雖然不是同勞動相并列的價值源泉，但在商品價值的形成中也不能說毫無作用，至少它可以代替人的部分勞動，發揮著同它所代替的勞動相似的作用，因而它的使用也會帶來一定的價值。所以，在現代條件下，所有者的投資所帶來的回報，并不全是剝削，其中包含生產資料這種物的社會使用所帶來的增值。……過去我國公有制經濟內部的“投資饑渴癥”、無數損失浪費等等，都同否認資產能夠帶來一定回報的觀點有關。大量事實已經證明了這種觀點的謬誤。[5]

資本對商品價值的形成“有作用”就說明不全是剝削，這也是一連串看不懂的推理。首先，“有作用”為什么就是“帶來一定的價值”？后文說的清楚：“帶來的回報”--這就對了，不是“價值”，而是“收益”，那是西方經濟學的概念。馬克思早就澄清過，此與“價值”無關。其次，資本“代替人的部分勞動，發揮著同它所代替的勞動相似的作用”，因為勞動可以帶來價值增值，“因而它的使用也會帶來一定的價值。”依此推理，如果全部使用資本，沒有勞動，價值創造照樣進行。資本和勞動屬于不同的生產要素，要是它們之間存在這么簡單的替代關系，那就不是兩個不同性質的要素了。倒是西方經濟學中大量的理論假設是基于資本和勞動可以相互替代。最后，“大量事實已經證明了”的是資本參與生產中的重要性，并不是資本本身可以“帶來一定回報”的“觀點”。

有的學者認為存在剝削：

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企業管理二重性的理論，同樣適合于對我國私營企業的分析。

隨即作者在引用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對我國的私營業主的勞動進行了分析之后，承認存在剝削，于是說：

經典作家曾多次講過：社會主義就是消滅剝削。……現階段允許私營、外資等非公有制企業剝削的存在和發展，顯然不是我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長遠目標，但它卻可以成為我們實現目標的手段。……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雖然也存在一定范圍的剝削，但它并不像資本主義社會那樣漫無邊際，而且這種剝削還受社會主義國家的引導、監督、控制和調節。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于公有制經濟占統治地位和起主導作用的經濟制度不會改變，在這種情況下存在的剝削，僅僅是一種經濟現象，不能與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制度同日而語。[6]

看起來作者十分正確，但細想卻不知道他的目的何在。如果想說明這種剝削應該存在，那么那是我國的政策如此，不是勞動價值論證明如此。作者運用勞動價值論的結論只是承認了剝削的存在，所謂目的好，規模小，這些都不屬于勞動價值論。整篇文章最后的結論是勞動價值論正確，剝削也應該存在。我可以接受這兩個結論，但不能接受這兩個結論之間有因果關系。沒有因果關系，這樣的研究又有什么意義？理論研究的目的應該是指導實踐，現在變成了實踐指導理論，生拉硬扯，結果只能是牽強附會。

勞動價值論辯論之透析

以上只是擇其要者，篇幅雖少，但其代表的態度卻具有普遍性。為什么出現這些現象？我認為這與理論界的躁動情緒有關。政治經濟學遇到了挑戰，的確需要應戰，但也要首先弄清自己的角色與性質。政治經濟學與西方主流經濟學從來就是不同的社會角色，有不同的理論分工，更有不同的獨立的理論框架和體系。政治經濟學是規范經濟學，西方主流經濟學是實證經濟學，前者探討的是公平問題，是人性的解放，后者探討的是效率問題，是財富的增加。兩者各有作用。以政治經濟學指導營銷，恐難如意，以西方經濟學爭取人類的自由平等，也是無力。三

在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里，生產性勞動創造價值而非生產性勞動不創造價值，非生產性勞動的報酬是從生產性勞動創造的國民收入中再分配而來的，即從生產性產業工人創造的價值中分割而來的。可是馬克思并沒有說非生產性勞動分割生產性勞動所創造的價值有什么不正當。從理論上說，即使分割的比重到了90%，也與它是否正當毫無關系。既然如此，大家為什么要急著給非生產性勞動正名？

這是因為大家都感覺到了“價值”這個概念所包含的社會價值判斷，也就是說，創造的價值比分割來的價值似乎更優越。所有接受的人都有這種意識，那是因為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里的確貫穿著這種意識。

換個角度來看。既然在理論上創造的價值與分割的價值同樣正當，那區分它們還有什么意義？直接研究價值分割后的形態不是更簡潔了當嗎？馬克思在年青的時候也曾試圖像他人一樣如此表述價值，但是他之所以后來發明了“勞動二重性”理論，又區分生產性勞動與非生產性勞動，都是為了導出剩余價值理論。沒有勞動價值論就沒有剩余價值論。在馬克思看來，如果不從價值的本質而是從價值的現象開始研究，以價值的最終呈現狀態為研究依據，就無法區分勞動與剝削。換句話說，剝削的部分將很容易與非生產性勞動所得混淆在一起。西方經濟學就是這么做的。當時的經濟學家們對這一點也很清楚。馬克思曾轉引一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話說：“關于勞動是財富的唯一源泉的學說，看來既是錯誤的，又是危險的，因為它不幸給一些人提供了把柄，他們可以斷言一切財產都屬于工人階級，別人所得的部分仿佛都是從工人階級那里搶來和騙來的。”[7]當然勞動價值論并沒有斷言勞動是財富的唯一源泉，也沒有斷言一切財產都屬于工人階級，但在這個理論中的確突出了生產性勞動的地位，從而特別反襯出了工人所受到的沉重剝削。

因此，勞動價值論是一種特別從社會公平價值角度進行判斷的理論。與之相反西方主流經濟學是特別從增加財富的角度進行判斷的理論。現在學界很多人在爭論的問題，是要用勞動價值論去談增加財富問題。這也不是不能談，只是不能移花接木地談。在馬克思那里，公平與財富的問題是他早在如《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就已經解決的問題了。在他看來，資本主義可以高效率地增加財富，但人不是機器，工人仍在怠工，因為他們的人性得不到實現，他們的主觀能動性不會充分發揮。人類只有自由了，完全可以實現對象性的人性了，經濟才能得到充分的發展，那時研究如何提高經濟效率的經濟學才會真正起作用。而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就要求公平和平等，要求勞動創造的價值與報酬相當。因此，界定剝削和剝削量非常重要，這就需要區分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

再進一步說，馬克思所關注的對象比普通的經濟學更高更遠。他本來就是從哲學研究轉入經濟學研究的。他的哲學研究的是人性為什么受到壓迫的問題，他的經濟學也是為了揭示這個問題。他之所以要研究經濟學，是因為他在研究哲學和政治的過程中發現，人性受到壓迫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所以，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要揭示的是在經濟生活中存在的剝削和壓迫的問題，剝削是經濟問題，是生物性問題，壓迫是政治問題，是人性問題。工人們被剝削走剩余價值，不僅僅是吃不上飯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人性壓抑的問題，是做人像做動物的問題。所以相對于貧窮，馬克思更重視的是異化--人于動物性。之所以要反對剝削，因為那是異化的根源，是人性的大敵。

我們都知道，經濟的發展并不能解決人性解放問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的最終關注是人性的解放，而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最終關注是經濟的發展。所以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是兩個不同導向的學問，即是不同社會價值判斷的學問，不能直接互通。

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確有沖突，基本理論相悖，但那是因為它們分別處在不同的研究領域里，對基本的社會價值判斷不同造成的。他們的關系并不是同一個窩里的死對頭。他們之間的爭論，只能是一種基本價值判斷的爭論，如討論財富增長重要還是公平重要，或者剝削的標準和意義等等，而不應是各自理論體系中的某個具體問題，更不應用一種體系的概念理論解釋另一種體系的概念理論，或是干脆相互混雜，因為從它們各自的理論范式中去看，對方的理論都大謬不然。

西方經濟學的蛋糕理論就是說把蛋糕做大是至關重要的事，財富增長是第一位的，在此基礎上再去兼顧公平，而他們同時又認為效率（增長財富）與公平平等是永恒的矛盾，所以是否存在剝削不是他們要討論的問題，只要財富增長就完事大吉。政治經濟學則是首先把公平問題放在首位，研究生產中的人與人的關系是首要的，而經濟增長以及如何增長則不是它要探討的主要問題。因而不管我們是搞何種經濟理論的研究，必須能沉進去也能浮上來，只有我們跳出了圈外，用更高的眼光看待學科的立足點和局限性，才會更深刻地發現它們各自的意義，珍視它們各自的價值。

勞動價值論辯論之透析

勞動價值論在當代是否還有用？當然。是否需要發展？當然。只是，討論歸討論，發展歸發展，但要沿著它本來的軌跡討論和發展，不要僭越身份，否則只叫。勞動價值論既然指向的是剝削問題，研究的是公平標準，目標是人性的解放，那么在當代，在改革開放突飛猛進的今天，需要研究的事情還少嗎？就像服務業是否創造價值的命題，實在沒有什么意義，需要我們研究的倒是服務業所得到的價值是否合理，有多少合理。像私營企業是否存在剝削的問題也是早有定論的，需要我們研究的倒是剝削了多少的問題。而且，我們需要的是像馬克思那樣的量化的研究。至于剝削是不是對經濟有利，也不是我們的課題，我們可以像馬克思恩格斯那樣說一聲“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然后大聲疾呼反對剝削。實際上，不僅是這些具體的研究十分必要，就是基本理論的推展也十分必要。但推展也要沿著原來的方向推展，研究在當代人性是如何受壓迫的，為什么經濟這么發達，人們仍然感到不自由？隱藏在那些丑惡和荒謬的社會政治現象背后的是什么樣的經濟根源？經濟的不斷增長為什么會帶來新的異化現象？所以，我們要繼承的是馬克思在過去做過的工作。

社會需要各方面的理論，反對不平，關注人性是我們的任務。在我國，西方經濟學可以用來指導經濟，當然還需一邊研究和創新，而政治經濟學是我們用來把握整個國家方向的理論，因為對于整個國家來說，國民的幸福和未來的發展當然是比經濟的增長更遠大的任務。

注釋：

[1]何偉《重新認識勞動價值論》，《經濟學家》2002年第1期第12頁。

[2]沈立人《勞動價值論的理念創新與政策整合》，《經濟學家》2002年第2期第23頁。

[3]何煉成《深化對勞動和勞動價值論的認識》，《經濟學家》2001年第6期第47頁。

[4]晏智杰的論述，張興明《社會主義勞動價值論探索--訪經濟學院院長晏智杰教授》，《北京大學校報》2001年12月。

篇（3）

前言：勞動經濟學主要研究勞動關系和勞動的發展規律，作為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歷史悠久，并且與較多的經濟學學科有著密切的聯系，勞動經濟學的核心旨在追求以最少的勞動資源換取最大的經濟效益，促進社會的進步，也促進經濟的快速增長和平穩運行。在勞動經濟學發展過程中，對經濟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為勞動經濟問題提供有效的解決方法策略、為國家制定經濟政策提供理論基礎、為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提供理論支持、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通過對勞動經濟學的研究，可以有效分析社會經濟發展中存在的經濟現象，也可以有效發揮勞動經濟學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并給予一定的理論基礎和支持。

一、為勞動經濟問題提供有效的解決方法策略

一個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與勞動者和勞動管理間的協調程度有著較大的聯系，所以要想使國家的社會經濟得到快速穩定發展，需要努力協調勞動者和勞動管理之間的關系。勞動和經濟的問題貫穿于人類整個生命過程中，勞動者的經濟活動必然與勞動關系有著密切的聯系，因而勞動經濟問題是任何一個國家都亟需解決的問題。只有將社會勞動力資源進行合理配置，并且合理分配勞動者的經濟報酬，才能促進勞動關系的更好發展。由此可見，勞動經濟問題得以解決的最為有效的辦法就是建立一套系統的、合理的、科學有效的、有實踐意義的勞動經濟學理論體系。勞動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理論的一大分支，發展時間較長，并且有著豐富的實踐，因而其理論體系較為完善。因此，加強對勞動經濟學的研究，可以探索出有效的方法策略以解決勞動經濟問題，更好協調勞動者和勞動管理間的關系，優化勞動力資源和合理分配勞動者的經濟報酬，以有效發揮勞動經濟對社會經濟穩定發展的促進作用[1]。

二、為國家制定經濟政策提供理論基礎

人類社會的發展自始至終都離不開物質資料生產，而勞動者通過勞動進行生產產品和勞務供給，促進了物質文化生活的發展，也滿足了更多人的廣泛需求。由此可見，任何一個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都應該積極充當經濟管理者的角色，通過出臺經濟政策的方法而規范社會發展，并且對社會發展中的勞動力資源進行合理分配，有效發揮經濟管理職能，以促進社會發展和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然而，在國家充分發揮經濟管理職能時，需要制定一些有效的勞動經濟政策，但政策的制定必須依據一定的理論。勞動經濟學理論來源于一定的科學原理和研究實踐，進而可以為國家制定經濟政策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國家制定經濟政策具有重要作用，既可以規范國家的經濟發展，又可以促進國家經濟政策的不斷完善。科學制定勞動經濟方面的法律法規和政策，不僅可以維護勞動者的基本經濟利益，以促進勞動者在社會勞動中有效發揮創新能力和主觀意識，而且對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有著較大的影響。因此，國家依據勞動經濟學而制定經濟政策，不僅能夠促進勞動經濟學更為廣泛的應用，而且也能使經濟政策制定更加合理[2]。

三、為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提供理論支持

加強對勞動經濟學的研究，可以為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提供重要的理論支持。勞動經濟學的研究對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例如：科學理論體系就是建立在勞動經濟學理論基礎之上的，而科學理論在勞動經濟學的發展歷程中探索到突破點，進而形成有特色和實踐意義的科學理論體系。社會主義經濟學的發展以理論為重要指導，廣泛研究勞動經濟的現象和深入分析勞動經濟的問題，以解決勞動方面存在的問題，從而使社會主義發揮優越性。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勞動經濟，而勞動經濟必然會產生一定的勞動關系，所以處理好勞動和經濟的問題，需要有勞動經濟學作為理論支持[3]。

四、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

在我國，注重以科學理論為指導而發展社會主義。歷年來，我國黨和政府都重視勞動和經濟的問題，并多次進行對勞動經濟學的研究嘗試，也取得了較大的進展。我國制定社會經濟發展戰略、國民經濟計劃，和實施社會發展的計劃，需要有效解決勞動問題，在完善我國經濟制度和推進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方面，勞動和經濟的關系更發揮著重要作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的快速發展，離不開對勞動經濟學的廣泛研究和探索，不斷尋找勞動問題和經濟問題之間存在的關系，進而針對具體問題而采取有效措施以促進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快速平穩發展。我國黨和政府的高層領導，不止一次強調過勞動方面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的重要性，并且我國通過建立和完善新的經濟發展模式、經濟運行機制，為解決勞動問題創造了更為有利的條件。加強對勞動經濟學的研究，為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4]。

五、結論

總而言之，進行勞動經濟學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不僅有效解決了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勞動經濟問題，而且也促進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尤其是針對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期間的我國而言，加強對勞動經濟學的深入研究，更加明確勞動與經濟間的關系，能夠促進我國對勞動經濟學有正確的認識，并推動我國不斷探索與我國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勞動經濟理論體系。

參考文獻：

[1]劉華.農村婦女職業教育對農業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影響研究[D].中國農業大學，2013.

篇（4）

中圖分類號：F240

文獻標識碼：A

不同的學科研究的領域可能相同，但是研究的角度是不一樣的。要弄清勞動社會學與勞動經濟學看問題角度的不同之處，首先我們要弄清兩門學科的定義，研究對象，研究內容。

“勞動社會學”是一門立足勞動社會，研究勞動者、勞動者行為、勞動關系、勞動組織、勞動制度和勞動社會的過程，揭示勞動社會的結構、功能及運動規律的分支社會學”豍在生產和勞動的世界里，勞動者不僅僅進行經濟行為，而且進行廣泛的社會活動。勞動社會學就是以社會學的基本原理和視角來對這些活動進行分析。“勞動經濟學是對勞動力資源配置的市場經濟活動過程中的勞動力需求和勞動力供給的行為，及其影響因素的分析和研究。”豎勞動經濟學以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為手段來研究勞動領域的現象和問題。它將注意力投向人們工作的范圍以及變換工作的行為，如就業、失業、勞動力供求、人力資本投資等。

籠統的說，勞動社會學與勞動經濟學都研究勞動領域的現象和問題。勞動經濟學和勞動社會學都對勞動者行為、勞動組織等感興趣。但是，兩者觀察和研究問題的角度是不同的。

在勞動力方面，勞動社會學中用“勞動者”代替“勞動力”更加合適。勞動經濟學與勞動社會學在研究勞動力方面主要有以下幾個主要區別：在勞動社會學中，勞動者被看成是一個復雜的社會人，他們的性別特征，民族特征，社會關系特征等都將被考慮進去。例如，研究勞動者的社會結構，社會化過程等。 在勞動經濟學分析中，勞動力被假設為同質的，在勞動市場上工人可以相互取代，一般不考慮勞動力各種社會特征，而把關注點集中在生產率這一概念上。這樣做的目的是簡化分析，便于建立經濟模型。勞動社會學認為人是復雜的。每個勞動者在勞動社會中都扮演著一定的社會角色。而角色之間的社會關系也就成了勞動社會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勞動者的行為選擇會受到與其他人互動和交流的影響，并不是獨立的。“勞動社會學的重要任務是揭示勞動者與各社會變量之間的關系。”豏例如，企業文化對勞動者行為的影響，職業聲望對勞動者擇業的影響等等。這種社會變量會涉及到他人的評價、態度和看法，而這些態度和看法的產生過程又離不開勞動者之間的互動。在勞動經濟學中，通常假設人是理性的，人們的行為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而且人的行為選擇是不受其他人影響的，是獨立的。勞動經濟學主要研究勞動力與各個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和規律。

總的來說，勞動社會學更加注重勞動者的社會特征、“社會性”，勞動者之間的互動，影響。而勞動經濟學更加關注勞動力的經濟特征，“獨立性”。

在社會分工方面，勞動社會學關注的是職業分層，例如職業聲望和職業地位對勞動者擇業的影響，職業分層造成的社會分化、收入差距擴大等。勞動社會學認為任何一項職業都有一定的社會功能，并擁有一定的社會地位資源和社會報酬，正是這些職位的社會功能和社會報酬促成了職業分層。而勞動經濟學主要關注勞動分工。經濟學認為職業分工能夠使勞動資源效用最大化，提高生產率，是因為發揮了勞動者的比較優勢。

在對工資的研究方面，勞動社會學關注同工同酬、收入差距、地區不平等、工資歧視等社會問題。而勞動經濟學把工資看成是經濟成本，看成是勞動力的價格、報酬。主要研究工資決定理論，如效率工資，工資與生產率之間關系等等。

總的來說，勞動社會學關注的是社會效益，如何使社會運行在最佳水平；而勞動經濟學注重的是經濟效益，如何以最小的勞動投入獲得產出最大化。

在就業和勞動力流動方面，勞動社會學與勞動經濟學也有不同之處。勞動經濟學假設勞動力擇業主要是基于工資報酬、經濟水平考慮，以此來構造勞動供給模型，工資高，則勞動力供給多。勞動經濟學認為勞動力流動也是因為較高的工資報酬水平驅動，通過構造勞動力模型，計算流動凈收益現值。我們可以看出，勞動經濟學還是著眼于經濟效益來對勞動力流動和就業進行研究的。而勞動社會學認為，勞動者擇業不僅僅考慮工資報酬，還會考慮地緣關系，業緣關系，職業聲望高低等因素。勞動者可能更傾向于選擇職業聲望更高的工作，選擇擁有適合自己企業文化的工作。

關于失業方面的研究，勞動經濟學主要研究失業類型和失業原因。在失業類型方面，勞動經濟學通過構造貝弗里奇曲線表明失業人數怎樣在經濟周期中的變化。在失業原因方面，勞動經濟學通過斯蒂格勒模型、麥克爾模型等工作搜尋模型來解釋失業的原因。我們可以看出勞動經濟學更多的使用構建經濟模型的形式對失業進行研究。而勞動社會學可能會偏重于研究失業對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以及考慮建立積極的就業制度（包括用工制度、雇傭制度、退休制度等）保障勞動者就業機會，以及建立失業保障制度，保障失去工作的勞動者的基本生活水平，以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發展。

綜上所述，勞動社會學與勞動經濟學在研究問題的角度上有很大區別：勞動社會學以社會學視角和基本原理研究勞動領域的問題，更加關注勞動者得社會特征、勞動者之間的互動、勞動制度的社會效益等。而勞動經濟學主要是以經濟學視角研究勞動領域問題，通常是通過建立經濟模型，運用計量方法進行分析研究，更加關注效率、成本、經濟收益。但是兩門學科都是屬于勞動科學的兩個方面，他們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互相交叉和滲透，研究勞動領域問題時，應該運用多角度進行全面分析。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

注釋：

篇（5）

一、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并存

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是兩門見解非常不同的學科，首先它們的階級立場不同，分析的結果必定也不相同。但二者都共同用來解釋現實，中國的學生既學習馬克思經濟學，又學習西方經濟學，可見這兩種理論都有其可取之處。因而在商品的定價這個問題上，看看這兩種理論分別怎么說也未為不可。

西方經濟學是在完全不抱有階級意識的情況下，構建其理論的。而在系統地學習《資本論》時，可以看到馬克思貫穿于全文的對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批判。我們要明確的是資本論的研究目的，馬克思是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去批判當時的資本主義制度的，這種理論對于無產階級的覺醒功不可沒。

馬克思本人也十分強調與時俱進，堅持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資本主義發展到今天，雖然其剝削的本質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對立依然存在，但整個資本主義制度早已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更有人性色彩。現在這個時代與馬克思那個年代不同，由于競爭的存在，資本家已不單純地只會剝削勞動者，他們還要考慮企業的長遠生命力，更加注重精神方面的因素，人的因素。工人也不再是因為一無所有而不得不接受剝削，有一部分工人有生產資料而自愿選擇工作，工作不僅是謀生手段，也會給勞動者帶來效用，如個人的價值得到體現，心理的滿足，社會的承認，等等。在勞資關系問題上，完善的激勵機制可以使工人和資本家由于在某些方面擁有一致利益而共同想要把企業辦好。在這樣的背景下，西方經濟學的實踐指導作用必然會受到重視，它在追求企業利潤最大化和個人效用最大化的同時，也就是在尋求整個社會的更高福利水平。

所以，兩種理論雖然有著不同的前提和結論，卻有同時站得住腳的理由，我們應當對其本著兼收并蓄的精神，采取批判地學習的態度。

二、對價格現象的解釋

馬克思認為商品的價格圍繞著其價值上下波動，而價值是由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即一定量的兩種商品相交換，是因為包含在二者中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相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相當正確的，科學地解釋了價格的載體及根源，并考慮到供求關系是影響價格的因素。相比之下，在價格形成問題上，西方經濟學完全避開了價值的載體這個問題，而是直接由供求曲線的交點得到均衡時的產品價格，供求關系成為決定價格的唯一因素。馬克思的理論故然正確，但若僅僅運用勞動價值論來解釋產品的定價，恐怕是不足夠的。因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只能決定產品的價值，正如馬克思本人所言，價格是圍繞價值上下波動的，具體怎么波動，《資本論》沒有詳細談及，在這點上，西方經濟學豐富的價格理論恰恰可以作為一個很好的補充。

首先，同種產品價格的差別與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沒有矛盾的。為了進行有意義的討論，先剔除剝削的因素。馬克思認為勞動力的買賣是貨幣轉化為資本的前提，從而也是資本主義剝削關系的基礎。按此，假如抽去勞動力的買賣，一切商品就應該是按等價交換的了。然而，勞動者憑借同樣性質的勞務，比如，一小時的洗碗服務，在有的地方可以拿到10元錢的報酬，而在有的地方只能拿到5元的報酬。從西方經濟學的觀點來解釋，這涉及買者的支付意愿，商品的價格還要看其為買者帶來的效用。同樣是洗碗，對高收入而又忙碌的金領階層來說，機會成本很高，他們愿意支付高價雇人洗；而對一般收入的家庭，則只愿付很低的價格，否則就自己洗。這與勞動價值論是不矛盾的，因為我們看到的是價格的不同，而不是價值，可以認為這兩份報酬不同的一小時洗碗服務的價值是相同的（耗費在當中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相同），效用從而人們的支付意愿則為價格圍繞價值的波動提供了一個依據。

同理，廠商對同種商品的不同消費群體施行的各種價格歧視策略也可看作是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的一種正常現象。西方經濟學避開勞動價值論不談，有一個很明顯的弊端，就是只能把兩種商品價格的區別完全說成是供求引起的，今天它們的價格懸殊是這樣，明天完全可以是另一種情況，波動得多離譜都有可能，沒有一個中心可言。而馬克思所說的價格圍繞價值的波動，意味著長期看來價格的總體水平與價值是一致的。筆者在此基礎上產生了這樣的理解：如果商品甲的價格長期地處在一個比商品乙的價格更高的水平上，就可認為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品甲具有比商品乙更高的價值，即前者耗費了更多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與價值不同的是，價格蘊含了許多不可單純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衡量的因素，這些因素最終作用于供給和需求，通過供求變動來影響價格。于是，對某個價格的分析，首先要分析其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種決定價值的因素，繼而分析影響供求關系的種種影響價格的因素。

而某種商品花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應當從最根本的源頭算起，即這種商品從沒有到有的全過程中所耗費的一切社會勞動。舉例來說，不能因為上衣是由棉花加工5小時（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下同）生產出來的，麻布是由麻紗加工10小時生產出來的，就認為一尺麻布的價值是上衣的兩倍。事實上，耗費在上衣上的社會勞動遠不止加工棉花，還要從棉花的種植、收獲，甚至棉種的采購算起，要從這一最基礎的源頭，即原材料最初由自然界獲得算起，如何從自然界一步步地通過勞動最終生產出上衣來，這整個過程中所耗費的全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才是上衣的價值。接相同方法得到的麻布的價值后，二者才可以比較。

對供求關系的分析則可以從消費者的效用入手。我們知道，西方經濟學的供給曲線就是廠商的生產成本曲線，效用則衡量了消費者的支付意愿，可以反映到需求曲線上來。這里之所以單講消費者的效用而不提生產成本，是因為西方經濟學在避開了剝削本質的同時，也就避開了供給曲線中廠商追求利潤的加價空間，事實上廠商并非是完全按照生產成本來作供給曲線的，價格必須在成本之上的一定水平，廠商看到有這個利潤空間才會愿意提供一定單位的產品，沒利潤就不會有資本主義生產了。西方經濟學這樣做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它所建立的階級基礎就不同于無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由于本文是同時采用兩種理論來解釋價格的，生產成本曲線的不適用所造成的空白已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分析填補。

下面，筆者試著按照自己設想的這種思路來分析餐飲業的定價，以此為例。

同樣是餐館，環境優雅的、品牌名聲響的、菜品風味獨特的就可以打出昂貴的菜單，而普通的小餐館飯菜價格則便宜得多，這是一種長期的現象，因而可以認為前者具有更大的價值，才能反映為較高的價格。從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看，高檔餐廳的室內設計與布局，先進的管理理念和模式，優質的服務水平，獨特的烹飪手藝，等等都是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結晶，反映了一定量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耗費，因而有一個較高的價格中心水平（即價值）。這同時體現為更高的生產成本，加之商檔餐廳一般會索要一個更高的利潤水平，在這個利潤空間的加價上形成生產者的供給曲線；消費者在高檔餐廳吃飯，將會由于優雅的環境，優質的服務和美味的菜肴中得到更高的效用水平，從而支付意愿更高，反映為右移的需求曲線。供求曲線的結合便可得到一個高于普通餐館要價水平的價格，這是價格圍繞價值波動的方面。價值和這種波動共同造成了我們看到的價格水平。可見高檔餐廳的高價位現象，可以由馬克思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和西方經濟學的供求論的結合來提供一點解釋。

同樣的分析方法可以應用到其他的產品差別定價上。對于同一種產品在同時同地對不同類群的消費者的區別定價，即各種類別的價格歧視，如民航機票的票價就分為頭等艙、二等艙、折扣機票，商家提供一定的折扣券等促銷活動，實際上就是通過辨別出不同消費者的不同效用水平即支付意愿，從而制造不同的價格波動。

三、對學習馬克思經濟學的一點看法

馬克思的理論在當時是相當正確地，隨著時代的變遷現在自然要有些發展，這種精神我們從《資本論》本身所運用的發展的分析方法亦可體會到，馬克思也考慮到無產階級地位提高的情況，并警告世人不要被這種表象所迷惑，盡管他看到的只是他那個年代的情況。誠然馬克思經濟學是“一家之言”，但它之所以存在是有它的合理性的，現在馬克思的理論亦在被世人不斷地完善著。馬克思的《資本論》之所以有許多批判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言論，在深刻地毫不畏懼地揭示資本主義制度裸地剝削關系之余，也與他的階級立場無不相關。他從無產階級立場出發，本身就有深刻的階級烙印，用他自己的話來講，資本家是資本的人格化，那么一定程度上也可認為馬克思在此是勞動的人格化，既然都帶有人格色彩，言辭也許偶爾會有些許偏激，因為他要捍衛的是無產階級的利益。但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論都是正確的，學者首先要對自己的正確理論懷有百分之百的信心，才能試圖用它說服他人。馬克思所說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們也確實是站在資本家的立場幫忙說話的。舉例來說，李嘉圖提出的國際貿易貿易模型是從一國總體效用來考慮的，認為貿易會使雙方國家都從中得到好處，從而提倡國際貿易。事實上，李嘉圖知道國際貿易會帶來的國內收入分配后果，但他本人當時是一個倫敦商人，他站在自己的資本家立場上，選擇了用一個不考慮貿易在國內不同要素間的收入分配后果的模型來展現自己的觀點。這樣，通過強調貿易對一國總體的好處，他為資本家這個特殊群體謀求到更多利益。因而，資產階級經濟學說可以看成是一種用經濟理論游說政府政策的狡猾的策略。所以我們在學《資本論》的時候不要盲目的批判，初看起來簡單的東西，仔細推敲就會發現值得研究，不得抓住從他的理論本身導出矛盾來他的觀點，就不能輕易否認馬克思經濟學。

參考文獻：

篇（6）

中圖分類號：F1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7685（2013）05-0014-06

作為理論的主要組成部分，經濟學必然會隨著中國化而出現中國化問題。不過，經濟學的中國化與哲學或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中國化有不同之處。哲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可以結合中國傳統哲學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而形成新的思想和理論，但經濟學有著自身內在的邏輯與結構，還面臨著西方經濟學的挑戰，其所面臨的理論困境遠遠大于哲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的中國化需要解決其與一般經濟理論、西方經濟學及中國實踐等的關系問題。只有構建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學理論體系，才能實現經濟學中國化的理論價值。

一、一般經濟理論與經濟學

中國的經濟建設需要經濟理論的指導，那么有沒有一般性的指導具體經濟活動的經濟理論呢？如果有，經濟學與一般經濟理論是什么關系？如果沒有，經濟學可以成為一般經濟理論或經濟學基礎理論嗎？從應用經濟學的角度看，存在著一般性的企業經營、管理和市場營銷等理論，因為應用經濟學不存在階級性的問題。當然，研究者對應用經濟學涉及的一些基本經濟概念可能還存在爭議，但應用經濟學的理論內容已經得到了社會的普遍認可，否則應用經濟學就無法得以教學和研究。這說明，存在著不同層次的經濟學理論，具體應用領域的經濟理論存在普遍性，不區分為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的理論，這些理論同樣適用于中國的經濟活動。但在經濟學的基礎理論領域，對于是否存在普遍性理論的問題，各界對此爭議很大。不僅者對經濟學基本理論的看法不同于西方經濟學，就是西方經濟學內部也有不同看法。這種情況并不限于經濟學領域，其他社會科學的基礎理論也都面臨著同樣問題，越是基本概念、基本原理越是有爭議。但不管如何爭議，人們在一定時期和階段里還是大致接受了某些基本概念和理論，并用這些概念、理論和方法觀察和指導社會實踐活動，形成了一定的范式。范式不是永恒的，范式中的基本概念和理論體系會隨著社會實踐的變化和研究的深入而出現突破，最終被新的范式所取代。但在舊范式還沒有被取代之前，雖然存在各種爭議，人們還是基本遵循了舊范式的基本規定。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經濟學在一定時期里也會有一定的范式，這些范式不是人為規定的，而是取決于社會對某種理論的接受程度，范式形成后就會成為各種活動的研究基礎。

從經濟學研究和指導社會實踐的角度看，現代經濟學存在著一定的范式。雖然這一范式的表述并不完全明確，許多基本問題還有爭議，但是經濟研究和經濟決策依據的基本概念、原則和方法是存在的。這是經濟決策的需要，也是經濟學教學與研究的需要。存在著一定的范式，也就等同于存在著被廣泛接受的具有一般性的基本理論。在這一現代經濟學范式中，經濟學的地位、作用和價值是什么？經濟學中國化的目的是不是要增強經濟學在這一現代經濟學范式中的地位，或是由經濟學為主導創立一個新的范式？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問題。

不過，從現實和理論上看，馬克思經濟學只能說是現代經濟學理論中的一個流派，難以成為一個基礎性的理論。一方面，社會接受經濟學的程度有限，只有一部分人接受和運用經濟學理論去研究社會經濟問題；另一方面，傳統的經濟學只是在經濟學理論的部分領域作了分析和探討，沒有形成指導經濟活動的系統理論體系；此外，傳統經濟學主要是批判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雖然對資本主義的制度分析有意義，但難以實現對經濟決策的具體指導。

事實上，經濟學不是現代經濟學的范式，尚未成為主流經濟學，經濟學的歷史定位和自身邏輯也決定了它不可能成為現代經濟學的范式。但是，這些并不影響經濟學的理論價值。經濟學作為應用性學科的主要任務是解釋經濟現象而不是批判經濟現象，況且現代經濟學的研究和發展主要是在經濟發達國家和地區，這些國家和地區為經濟學研究提供了眾多的資料和條件。經濟學應該堅守一些領域，但不等于要占領所有領域。如果要求經濟學成為主流經濟學，成為一般性的經濟理論，經濟學就要吸納各種經濟思想和理論，最終既可能失去經濟學的理論本色，也可能在思想和內容上產生諸多矛盾和問題。經濟學不可能擺脫現有的經濟學概念體系，在現有概念體系下要獨創一套思想理論體系是十分困難的。經濟學的研究應該得到重視，但這不等于說要用經濟學取代一般性的經濟學理論。經濟學在經濟學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由其理論貢獻和社會影響決定的。只有科學地認識和對待經濟學，才能充分發揮經濟學在經濟學研究中的作用，最終形成真正在理論上有說服力的中國化的經濟學創新思想。

二、西方經濟學與經濟學

在經濟學中國化或經濟學的創新過程中，如何對待和處理其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是一個核心問題。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在許多經濟學的基本問題上都存在明顯的分歧，但不能因存在這些分歧而否定對方。從理論層面上看，不管是經濟學還是西方經濟學，當前還沒有哪一種經濟學理論已經窮盡了經濟問題而成為真正完整的理論體系，各種經濟學說和流派存在觀點不一致是正常的科學研究現象。即便經濟學在方法上有科學性，在經濟問題的本質分析上更深刻，也不等于說西方經濟學側重經濟現象的研究就沒有價值。從實踐上看，經濟活動十分豐富，不同研究者的角度不同，運用的方法和手段不同，得出相悖的結論也是正常的，科學的研究正是需要從不同角度去探尋真理。此外，不能把西方經濟學中從現實經濟運行合理性的角度形成的經濟學理論，都一味地稱之為庸俗經濟學理論并加以批判。由于發達國家經歷了長時期的市場經濟發展過程，所以應用層面的經濟理論來自發達國家并不奇怪，而且很多應用性理論并沒有涉及到意識形態領域。對于一些與資本主義制度直接關聯的、有意識形態內容的、來自發達國家的經濟學理論，也不能單純地將其與政治立場掛鉤。西方經濟學中許多內容只是對西方社會的現象描述，可能不深刻，但在現象層面上又是西方社會實際存在的。西方經濟學沒有對西方經濟社會作過多的分析和批判，而這正是經濟學的任務。

如果把西方經濟學理論都作為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加以否定和批判，那么中國市場經濟建設要借鑒的經驗與教訓就無從獲得，對市場經濟一般性規律更是只能通過自己的長期摸索才能把握。西方經濟學的階級基礎也許是資產階級，但經濟學的理論研究總是要面對經濟現實。經濟理論是用來解決經濟問題并指導經濟決策的。西方經濟學不是單純為了對抗經濟學而產生的一種學說，而是為了其自身經濟發展的需要而產生的。西方經濟學在發展中確實有為其社會制度辯護的一面，包括為其自身思想的價值進行辯護，但不等于說西方經濟學就可以漠視經濟實踐的需要而成為純粹的制度辯護理論。市場經濟的形成、發展和存在的問題正是西方經濟學研究的主題，也是西方經濟學發展的動力。中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過程中如果沒有對西方經濟學的學習和借鑒，就無法較快地掌握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學習和借鑒人類優秀成果，包括西方經濟學的研究成果，依舊是中國加快發展的必由之路。在我國的市場經濟實踐中，雖然也可以逐步總結和歸納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但這是一個非常漫長而且可能存在許多曲折的過程。因此，在對待西方經濟學上也應該堅持科學的態度，不能否定在前，而是應該實事求是，學習和借鑒在前。當然，在所有理論面前都不能盲從，而是要根據實踐情況和需要加以分析和判斷，這才是對待理論的科學態度。這種態度對所有的理論都適用。

經濟學要發展和創新，其動力既來自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也來自于各種思想和理論的交鋒與碰撞。堅持，不能固步自封，而是要定位好自己的理論，在學習和借鑒其他理論中發展自身。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在根本問題的看法上是對立的，經濟學正是要在批判西方經濟學的基礎上闡發自己的思想和理論，這更需要對西方經濟學采取科學的態度。經濟學批判西方經濟學，不等于徹底否定和取代西方經濟學。在具體的微觀領域，經濟學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創造出一套完全不同于西方經濟學的概念和理論的新體系。西方經濟學在微觀領域所做的研究要早于經濟學，總結的內容要比經濟學更全面，不能因為這些結論是西方經濟學做出的就要另外創立一套不同的理論來代替它們。

三、中國實踐與經濟學

經濟學之所以要中國化，是因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提出了許多新課題，而傳統的經濟學不能解決這些新課題，這就要求創新經濟學，從而必然會使經濟學實現中國化。但是，中國的實踐有沒有提出一些帶有根本性的理論問題，而這些問題是否用傳統經濟學和經濟理論都無法解決，必須要在理論上進行變革和創新呢？

應該說，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確實給經濟學提出了許多根本性的課題，如，社會主義制度下能不能實行市場經濟、公有制與其他所有制的關系、資本在社會主義制度里的性質和作用、股份制的公有性、按勞分配如何實施、計劃與市場的關系、融入全球市場帶來的剩余價值剝削等問題。這些問題在經濟學的傳統體系中是無法解決的，只有對經濟學進行創新和發展，最終形成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學，才能很好地解釋并指導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

但是，從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上看，實行市場經濟的中國能不能形成自己獨特的經濟理論和創新呢？學界對此并沒有共識。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到底是一種理論創新還是一種體制轉型的模式，在經濟理論上有沒有獨特意義，或者獨特性能否促使一種新的理論誕生？當前理論界也沒有充分解決這一問題。

如果在經濟學理論上沒有重大意義，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在傳統經濟理論內還可以解釋，那么這種實踐的創新意義可能更多地是對經濟學而言的。依據西方的發展經濟學理論來看，中國在經濟建設上的成就是一種后發優勢的表現，并沒有突破前人對市場經濟規律的總結，只不過中國在經濟手段和資源使用上更加充分和靈活而已。在轉型過程中，中國確實具有其他市場經濟國家發展中所沒有的政府對社會資源的控制能力，這在起飛階段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但很難說這是一個可以持久運用的超階段性的手段。中國在轉型中有許多特殊性和復雜性的一面，但這些特殊的一面并不必然指向一種新理論的誕生。創新理論必須要有實踐驗證，還要有邏輯證明。

中國實踐加上經濟學的主導影響下，中國經濟理論確實會有不同于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思想內容和研究方法，也可能會形成經濟學中的中國流派或學派，但是中國流派或學派的經濟學即便存在，也不能說就可以取代西方主流經濟學而成為中國經濟學的唯一指導思想。一種思想唯一化也就走向了絕對化，失去了創新和發展的動力。中國的實踐再特殊，也依舊要遵循經濟規律；西方主流經濟學再有問題，也是人類長期社會實踐和理論研究的成果。中國的經濟學可以吸收三者的營養：經濟學、西方經濟學和中國實踐，形成有中國特色的經濟理論或流派，但不等于說可以拋棄西方經濟學而成為完全創新的理論體系。正如楊瑞龍所言，“經濟學的現代化既不是純粹的國際化，也不是純粹的本土化，而是兩者的有機結合。”

四、經濟學中國化的體系與價值

經濟學在中國承擔的任務有兩項：一是指導中國的經濟建設，二是批判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這二者應該是經濟學中國化理論體系中的主要組成部分。傳統《政治經濟學》教材中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部分是合在一起的，后來由于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治經濟學教材中的兩部分之間觀點發生了矛盾：資本主義部分是批判市場經濟的，而社會主義部分又強調市場經濟的作用，所以最后導致兩部分分開寫作。但從經濟學的統一性來看，政治經濟學教材中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部分應該有一個統一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如果在對待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上二者觀點不同，可能導致經濟學的兩難境地。

傳統經濟學的核心任務是批判資本主義制度，而資本主義實行的是市場經濟。要用批判市場經濟的經濟學傳統理論來指導中國的市場經濟建設，傳統經濟學理論是難以承擔這一任務的，而要創新和發展經濟學，首先是要學習和借鑒西方相對成熟的經濟理論。有些內容并不是西方經濟學講過了經濟學就不能講，因為市場經濟在具體操作層面是相似的，理論不過是經濟實踐的總結。西方經濟學可以研究，而且我們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實踐加以深入挖掘，不能有非此即彼的線性思維。當前國內編寫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教材就試圖把市場經濟的一般理論與中國實踐相結合，把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實踐經驗結合市場經濟理論加以闡釋，較好地發揮了經濟學對中國現實經濟的理論指導作用。當前許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教材也是從微觀個體和企業講起，分析市場交換的地位和作用，研究社會主義生產、交換、消費和分配在市場體制下的運行機制，并且對宏觀調控和國際經濟關系作了較全面的分析。這樣的教材雖然有模仿西方經濟學教材形式和內容之嫌，但是結合了中國的市場經濟實踐，從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角度對現實經濟問題作了理論分析，提高了理論解釋現實的能力，對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深入宣傳與研究是有價值的。

當然，許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教材還沒有很好地對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批判思想加以轉換，這些教材往往直接借用了西方經濟學的理論來分析中國的經濟問題，而對《資本論》等經濟學經典著作中對市場經濟客觀規律的分析沒有提煉和概括，沒有從經典著作中吸收營養，這樣就很難保證在的立場和方法下對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進行全面理解和闡發，也就不能全面準確地理解、把握和運用馬克思的經濟思想來指導中國的經濟建設。因此，從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否定性論述中提煉、轉換適用于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理論，是經濟學中國化的重要任務。

同時，我們不僅要挖掘馬克思的市場經濟思想，還要科學地對待馬克思經濟思想中與現代經濟發展存在矛盾的內容，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科學地理解和運用這些思想。對傳統的經濟學理論，要從對資本主義批判和對社會主義建設兩個方面的統一需要角度加以轉換，克服經濟學體系中的矛盾，重新構建經濟學體系的新框架，體現經濟學中國化的理論價值。如，對于我國政治經濟學界長期爭論的勞動價值論中的價值創造與價格形成的矛盾問題，應該承認傳統的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在解釋現實商品交換中的價格形成存在著與經驗相矛盾的地方，過于教條地堅持傳統的勞動價值論，就很難使學生理解現實市場中價格形成中的供求關系，這會使勞動價值論思想的傳播范圍越來越小。我們只有把勞動價值論與歷史唯物主義結合起來，才能深入認識勞動價值論的意義和作用，認識其科學性。勞動價值論在具體應用中存在的問題，實際上正是反映了社會變化的復雜性，而不能說明勞動價值論失敗了。勞動價值論作為一種理論抽象，是舍棄現象的波動，發現事物變化的規律。勞動價值論雖然對商品生產中勞動耗費量的判斷十分困難，因為對勞動耗費量的評介不是簡單地用勞動時間來計量的，勞動耗費量的價值評價與社會習慣有關，也與勞動的歷史變動有關，但是依舊可以得出：在商品交換中等價交換的基礎是勞動耗費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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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地理經濟學的提出

建立在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理論之上的傳統經濟學理論，預測經濟活動在相似或基本不存在差異的地區之間最終形成空間上的均勻分布。而現實生活中，不同層次的經濟活動在空間上的高度集聚卻是常態。傳統經濟學理論的局限性促使經濟學家們去探索新的研究方法，“規模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被引入新的經濟學研究理論中。新貿易理論和新增長理論雖然為經濟活動的集聚現象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但它們也存在著自身的局限性。新貿易理論描述的工業發展是在所有發展中國家同時且漸進的進行的，而現實社會卻表現為工業化波浪式的從一個國家向另一個國家擴散；新增長理論在投資促進長期增長的只給出了時間上循環累積因果關系，不涉及要素的流動，缺乏空間上的考慮。直到1977年狄克斯特和斯蒂格利茨將張伯倫的壟斷競爭概念用數學模型形式化，解決資源有限性導致的規模經濟和消費多樣化之間的兩難沖突，自此，關于報酬遞增的研究才真正在經濟學界掀起一場實質性的革命。應運而生的是，在規模報酬不變和不完全競爭的假設前提之下，吸收了傳統的空間經濟思想和產業組織理論，以解釋經濟活動和和經濟增長的高度的空間集聚現象的新經濟地理理論。

二、新地理經濟學概述

新經濟地理學是當代西方經濟學領域中繼新產業組織理論、新貿易理論、新增長理論之后出現的第四次“新經濟學”研究浪潮。新地理經濟學認為相互關聯的經濟活動在空間上相互接近會帶來成本的節約以及生產規模擴大導致的規模經濟，所以報酬遞增是經濟活動空間集聚的根本原因，經濟活動空間上的集聚只是報酬遞增的外在表現形式。新地理經濟學以規模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為假設前提，把經濟活動的地理集聚現象解釋為集聚吸引力和離心力相互作用的結果，當集聚的向心力大于集聚的離心力時，經濟活動將表現出在某一地區高度集聚的現象；當集聚的向心力和離心力相等是經濟活動在各地區均勻分布。集聚的向心力主要表現為：市場規模效應、充裕的勞動力市場、純粹的外部經濟。把集聚的離心力歸結為：不可移動要素、地租、純粹的外部不經濟（如城市的擁擠）。

新地理經濟學把經濟活動初始集聚的原因歸結為一種歷史的偶然，技術創新也屬于歷史的偶然。歷史的偶然造就某一地區的在某種初始優勢，這種初始的優勢通過“循環積累因果關系”不斷被放大，最終產生經濟活動的高度集聚現象。在存在足夠強的規模經濟的情況下，任何廠商都會選擇一個單個的區位來為一國的市場提供服務。為使運輸成本最小，廠商無疑會選擇一個有較大的當地需求的區位。大多數廠商都選擇在這兒組織經營生產，反過來進一步擴大了當地需求。外部經濟誘使更多的企業攜帶資本、技術等資源加入這個集群中。隨著集聚程度的加深，集聚的離心力（某些生產要素的不可移動、集聚的外部不經濟、地租的提升）加大，最終超過向心力，形成集聚從一個地區向另一個地區的擴散。此外，新地理經濟學認為，城市增長動力機制在于，城市里較高工資和多樣化的產品吸引人們向城市集中，城市較大的產品市場需求吸引工廠在城市集中。新經濟地理學者認為，空間聚集是導致城市形成和不斷擴大以及區域發展的基本因素。

三、新地理經濟學的發展

1.1991年，克羅格曼在《政治經濟學雜志》上發表的《報酬遞增和經濟地理》把運輸成本、要素流動和路徑依賴等因素引入D-S分析框架中，分析原本不存在自然稟賦的比較優勢的兩個基本相似地區內，均勻分布的某種產業如何集聚于某個地區的現象，即“核心-邊緣”模型（C-P），這篇文章也被認為是新地理經濟學研究的開山之作。該模型以不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遞增為其前提假設；并假設只有一個含有兩個區域的經濟體；兩個部門――生產同質產品且規模報酬不變的農業部門和生產非同質產品且具有規模經濟的制造業部門；勞動力（農民和工人）是各部門的唯一投入要素；農民在區域間不可以流動，工人可以自由流動；農產品在區域間的流動沒有運輸成本或者說不考慮運輸成本，制造業產品運輸成本遵循薩繆爾森（1952）的“冰山”形式。農民的非流行形成集聚的離心力，足夠低的運輸成本、繁多的制造產品的種類以及足夠大的制造產品市場需求所帶來的前后相聯系形成集聚的向心力，當向心力大于離心力時，產業集聚現象產生，形成“中心-邊緣模式”。該模式的意思不僅在于解釋了產業集聚的原因，更為區域產業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思路。

2.勞動力由于語言文化的障礙在國家間難以流動，為研究國家層面上的產業集聚現象，1996年，沃納斯伯爾把行業內垂直上下游之間的投入產出聯系引入到地理集聚現象的分析中，假設各國初始要素稟賦和生產技術都相同，都擁有完全競爭的農業部門和不完全競爭的制造業部門，勞動是唯一投入，制造業的投入為勞動和中間產品。得出了國際間的集聚現象是由制造業中間產品的前后向聯系促成的。其作用機理和要素流動促成空間集聚的原理是一樣的，擁有較多下游企業的國家，能夠為中間產品制造商提供較大的市場需求，誘使中間產品制造商在該地區的集聚，從而實現規模經濟、造就外部經濟，降低下游廠商的生產成本，生產成本的降低反過來又吸引更多的下游企業在該地區的集聚，最終在該國實現了產業的集聚。前后向聯系在勞動力不可流動的條件下，促成的是特定產業在一國或幾個國家內的集聚，即導致了國際專業化。該模型揭示的是貿易成本對經濟活動空間分布的影響：在貿易成本較高時，廠商將均勻的分布于要素稟賦相同的地區；在貿易成本居中時，廠商在區域間分布不均衡，區域差異產生；在貿易成本較低時，集聚隨著低工資區域的產業份額上升而潰散。

3.2001年，馬丁和奧特維埃諾內生增長理論引入新地理經濟學，研究了技術外溢與產業集聚之間的關系。他們認為溢出效應的擴散范圍不同時，經濟活動的地理分布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不同的。只有技術外溢的效應在局部地區擴散，才能引發產業集聚的產生，進而促進地區經濟的增長。

4.2001年，拉那斯帕等人將政府部門引入新地理經濟學，考查政府的稅收政策和投資活動對產業集聚的影響，該模型還說明了，在稅收負擔相同時，政府的工作效率也是影響產業空間集聚的因素。

5.2003年Murat的研究表明，勞動力偏好的異質性屬于集聚的一種離心力；2006年，鮑德溫和大久保把企業的異質性引入新地理經濟學，強調某種特殊勞動投入的協同因素對于促進集聚的影響，協同作用越強，產業越容易集聚。

四、新地理經濟學的簡單評價及未來發展趨勢

新地理經濟學以規模經濟，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為假設前提，將比較優勢和外部經濟內生化，揭示了經濟活動空間聚集的根本原因在于報酬遞增和運輸成本的非線性變化。是我們可以更好的理解產業空間集聚的進程，以便各地區、各經濟體更好的應對和制定產業政策，最終實現經濟的增長。然而，一個理論不可能盡善盡美，它總是需要不斷充實和完善的，在新地理經濟學的實證分析中缺乏對相關產業政策對經濟活動空間集聚的具體影響效果的深入研究，過多的強調歷史的偶然對于產業集聚的影響。同時，由于實證分析中，由于地區的文化、制度難以量化，新地理經濟學的研究是把這些因素排除在模型在外的。而它們同樣是影響經濟活動產業集聚的重要因素，不可忽略。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資本和技術的跨區域流動已是常態，如何制定配套的產業政策以促進地區更好的發展以及防范要素流動可能帶來的相關風險是新地理經濟學努力的方向。

參考文獻：

[1]Dixit，A.K.and Stiglitz，J.E.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7（67）.

[2]Krugman P.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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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B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518X(2012)05－0046－05

王文臣(1976－)，男，上海政法學院學院講師，哲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上海　201701)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金項目“《資本論(含手稿)》的世界歷史批判理論及其當代意義”(項目批準號：11YJA710029)、上海政法學院院級課題“‘大思政’下的哲學通識教育與法律人才培養的結合機制”(項目編號：DSZl211)的階段性成果。

作為黑格爾晚期唯一的正式出版物，《法哲學原理》被視為代表成熟時期黑格爾對國民經濟學諸如法的關系、財產等問題的基本看法，尤其是黑格爾對勞動概念的全面闡釋。黑格爾自耶拿時期便開始研究勞動概念，繼而涉及國民經濟學，又在《精神現象學》中得以深刻闡發，從而最終在《法哲學原理》中得到系統論證。馬克思在1842—1843年寫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及《(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著手對黑格爾哲學特別是黑格爾對國民經濟學的看法做出批判，直至最終徹底顛覆近代形而上學的基本建制而使哲學重新奠基。這個重新奠基的過程便是《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所展示的哲學革命及其成果。

可見，深入分析黑格爾《法哲學原理》中的勞動概念，對于領會馬克思的存在論革命具有重大意義，即切實領會馬克思哲學作為當代哲學對當前改革與建設的指導作用。

一、黑格爾《法哲學原理》對勞動概念的全面闡述

早在耶拿時期黑格爾便開始研究“需要的體系”這一問題，可看作是對勞動概念的最終探索。“一般情況下，需要的體系已被視為一個高于普遍的自然依賴性的系統。人們自身的勞動或滿足需要的能力不能完全滿足自身需要，這就需要一個異己的力量來滿足自身需要。”黑格爾在這里就已經看到勞動創造產品對人類生存的作用，他利用需要——勞動(交換)——滿足的論證方式來闡述勞動的存在論意義。勞動在這里不僅僅是滿足人的生存需要的中介，倒可以說是人的存在之根本確證方式，在存在論之根基處顯示出勞動的根本意義。這為后來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論述主奴關系的辯證運動，以及在《法哲學原理》中闡明所有物——契約——不法等環節作了準備。

在《法哲學原理》中，黑格爾對“需要的體系”做出更為完整的論述，他指出需要的滿足取決于兩個因素：(1)自身勞動或他人勞動所創造的外在物，馬克思稱其為“物質生活本身”，自身勞動的產物是他人需要的對象，同樣，他人勞動所獲也是滿足自身需要的對象。黑格爾這種論述符合古典政治經濟學關于勞動、市場、分工以及交換等觀點，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受到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影響。(2)個體之間滿足互相需要的“中介”是勞動。“通過活動和勞動，這是主觀性和客觀性的中介。這里，需要的滿足是滿足主觀特殊性，但普遍性就在這種滿足跟別人的需要和自由任性的關系中，肯定了自己。……政治經濟學就是從上述需要和勞動的觀點出發、然后按照群眾關系和群眾運動的質和量的規定性以及它們的復雜性來闡明這些關系和運動的一門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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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在經濟領域體現的是人與勞動對象的法定關系，是人們一切經濟行為的基礎。馬克思在寫作《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時開始其研究思路由哲學向經濟學的轉向，所有權關系成為其討論中的基本關系。這從兩個方面體現出來：其一是人與勞動對象的關系，其二是人與自身活動對象化結果的關系；前者體現為勞動與資本、自然資源（土地等）的關系，后者體現為勞動與勞動結果的關系。在1857-1858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以下簡稱“《大綱》”中，馬克思從更加廣泛的意義上關注這一問題：一方面是縱向的歷史進程，另一方面是橫向的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展開;《大綱》的魅力也許正在于此。1859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以下簡稱“《第一分冊》”是馬克思在《大綱》基礎上嘗試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著作六分冊中的第一冊，實際上也是這一計劃中出版了的唯一一冊；該分冊出版后，馬克思的整個研究計劃發生了改變。我們在該分冊的初稿片段中能夠看到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思路在前期研究基礎上的反思，這其中就包括所有權問題。

在《第一分冊》的初稿片段中，馬克思對所有權問題的關注對象，除了洛克的勞動本體論，即以個人勞動為基礎的對其勞動對象的所有權解釋之外，還列舉了其他經濟學家對所有權問題的認識,并對這些觀點進行了歸納，指出：無論是偏重于經濟學還是法學的所有現代經濟學家們，都把個人自己的勞動說成是最初的所有權依據（即洛克觀點）,與此相應，把對自己勞動成果的所有權說成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前提，亞當?斯密就持這樣的觀點。(cf.Marx/EngelsGesamtausgabe，Bd.II/2，S.48；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版，第348頁。下引只標卷數和頁碼）

不過，他們的這一理論解釋在現實的資本主義經濟關系中被顛覆了。因為，勞動所有權作為經濟交換關系的前提，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中是建立在以交換價值為前提、而并非以簡單交換關系為前提的基礎上的。（ibid，S.48-49;同上，第348-349頁）言下之意，由于勞動力的交換價值與其創造價值的價值不相等（這在《手稿》時期并沒有得到充分論證）,勞動所有權的基礎受到了侵犯。

顯然，馬克思的批判并不是指向勞動所有權這一原則本身，而是指向勞動所有權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經濟交往關系中被顛覆的現象，而政治經濟學原理則試圖論證勞動所有權是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基礎，這是馬克思與政治經濟學家們的區別所在。

在馬克思看來，古典經濟學家們把來自資產階級社會本身的觀念，即勞動所有權理論，稱為一般規律，又把這一規律的現實性延伸至還不存在所有權的黃金時代（原始時代）（ibid，S.49-50;同上，第349-350頁）,也就是說，將這一資本主義社會的所有權占有規律看作是存在于人類社會一切發展進程中的永恒的規律。

與國民經濟學家不同，馬克思則從資本主義的經濟交換關系中去理解這一觀念的形成，將其看作是資本主義經濟交換關系的產物。那么，資本主義經濟交換關系的基礎是什么呢？在1859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從生產力發展水平對此進行解釋。

馬克思對經濟學家們的批判不是指向他們對所有權的勞動基礎的解釋，而是指向他們將所有權規則抽象為永恒的規則。在馬克思看來，經濟學家們的這一認識方法在兩個方面引起麻煩：第一，從不存在所有權的史前社會那里去尋找所有權的本體論基礎；第二，看不到勞動所有權在資本主義經濟關系中存在著的悖論。（ibid，S.50;同上，第350頁）

馬克思從資本主義經濟關系中去解釋資本主義所有權理論的生成，進而從社會生產發展狀況去論證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形成，這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經濟學家們的兩個麻煩：第一，以勞動為基礎的所有權只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第二，這一所有權被資本主義經濟關系所顛覆。

不過，在這里我們同樣應該看到，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形成的歷史條件與這種經濟關系形成的內在機制，是解讀這一問題的兩個不同的認識維度：一方面，我們看到以勞動為基礎的所有權及其被顛覆的客觀性，這是馬克思嘗試去論證的東西；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進一步看到并且分析這一悖論現象之所以產生的內在機制。

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家仰賴于普遍原則的批判，促使他關注資本主義經濟形態的歷史演變，這是第一個認識維度。他對以勞動為基礎的所有權悖論現象的揭示，促使其關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形成的內在機制，這是第二個認識維度。前者是縱向的，后者是橫向的；對前者的分析維度能夠包含后者,但是不能夠取代后者。

從橫向的意義上來看，這一勞動所有權原則的被顛覆具有一定的歷史條件；從縱向的意義上來看，這一條件是歷史的，而非永恒的。對這一條件的形成歷史和運行機制的分析，一方面進一步將馬克思的研究思路與古典經濟學、國民經濟學區分開來；另一方面將這一研究思路與哲學家的思路區分開來。從橫向的意義上來看，這一條件實際上涉及到兩個因素：其一是與勞動相關的對勞動對象(如土地、自然資源）的所有權，或者對外化了的勞動結果（貨幣資本）的所有權；其二是勞動與資本的交換（并非簡單交換）。前者是前提，后者是程序；在一定的程序中，前提成為占有他人勞動的條件，被資本雇傭者的勞動所有權受到顛覆。對于自然勞動對象的占有問題，馬克思在更大程度上是通過人類學的歷史資料來關注的。

國民經濟學家關注的問題是以這一原則為基礎的經濟發展、物質財富的增加。他們既然沒有將資本的利潤看作是工人的剩余勞動，也就不會去關注勞動原則的被顛覆問題。在他們看來，資本主義經濟的所有權原則是對自然狀況下存在著的原則的延續。而哲學家只是提出了抽象的原則，而沒有去分析這一抽象的原則為什么在現實的資本主義經濟關系中被扭曲；哲學視角中的異化勞動并不能夠對這一扭曲現象進行論證。

根據馬克思對財產與勞動所有權分離的歷史程序及其結果的闡述（cf.Bd.II/1.2，S.367-369；參見第30卷，第2版，第450-452頁），我們可以理解，勞動所有權原則的被顛覆為什么能夠說明在資本主義社會，增加了的物質財富在一部分人手上集中起來，而大多數人則陷于貧困（或者相對貧困）；而且這些集中起來的財富能夠成為進一步顛覆這一原則的客觀條件。

顯然，與國民經濟學家不同，馬克思從歷史進程中來理解所有權的形成及其原則。但是我們同時應該看到，原則的形成與原則的實現條件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不同方面：其一，扭曲原則得以實現的歷史條件與原則形成的歷史路徑，涉及的是不同的問題。其二，扭曲原則得以實現的歷史條件并沒有否認原則本身的存在，它仍然能夠成為其自身被扭曲了的社會制度的理論支撐；盡管這一原則本身已經成為“幻想‘幽靈'被顛倒了的意識形態，但是仍然作為正統的意識形態支撐著這一社會。

二、經濟關系中的哲學問題：原則、程序與悖論

我們看到，馬克思與古典經濟學、國民經濟學對所有權問題在認識上的分歧，并非產生于對所有權形成的自然基礎在認識上的差異；雖然馬克思強調的是其形成的歷史性，不過這是縱向意義上的。馬克思對人類社會早期生產方式、財產權形式的認識，并沒有一個先入之見或者抽象原則：從《德意志意識形態》到晚年的人類學筆記，馬克思都非常關注歷史資料和人類學研究的最新進展。馬克思與古典經濟學家們對所有權問題在認識上的差異，植根于對一定歷史條件下這一原則的一致性及其背離在認識上的分歧。這一分歧緣起于對異化勞動的認識，有待于對剩余勞動的論證。這里已經存在著如何理解觀念與現實的關系問題。

在資本主義的經濟關系中，所有權原則與現實之間的悖論進一步構成了自由和平等原則與現實之間的悖論。在《大綱》中，馬克思的研究思路進一步深入到經濟關系之中，從原則的形成與原則實現的程序上來分析悖論的形成：

在流通中發展起來的交換價值程序，不但尊重自由和平等，而且自由和平等是它的產物；它是自由和平等（dieFreiheitundGleichheit)的現實基礎。作為純粹觀念，自由和平等是交換價值程序中各種要素的一種理想化的體現。作為在法律的、政治的和社會的關系上發展了的東西，自由和平等只不過是從另一個方面再現出來。（Bd.II/2，S.60;參見第31卷，第362頁）

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產生了自由和平等的觀念，前者是后者的基礎；這些觀念在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例如法律的和政治的方面再現出來。這是馬克思的理解思路，對于馬克思而言：一方面，觀念是現實的產物(cf.ibid;同上），但是另一方面，現實中的資本主義經濟關系是對這些觀念的背叛(cf.Bd.11/1.2，S.685-686;同上，第230-231頁），體現出來的是不平等。

那么，反映現實的觀念是如何形成于被扭曲了的現實的？換句話說，既然觀念是現實的反映，為什么不直接反映被扭曲了的事實，而是反映被扭曲前的假設？

一方面，抽象的觀念是現實社會經濟關系的產物，以等價交換為基本內容的經濟關系體現的是人們為了滿足生存需要的生產和交換活動，它自發地依據于自由原則和等價交換原則，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自由觀念和平等觀念；另一方面，現實社會的經濟關系扭曲了這一觀念，但是這一觀念仍然是其奉行的原則，是其基本的理念支撐。

意識到這一問題并非始于馬克思，當時的其他思想家已經提出了這一問題：自由和平等的觀念為什么帶來的是非自由和不平等。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是嘗試揭示這一觀念被扭曲的現實依據。

如果說自由和平等觀念是支撐資本主義體制的理念，那么作為經濟關系的產物，它們形成于前資本主義階段。簡單的經濟交往關系即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勞動）產品和等價（值）交換為基礎，自由和平等的觀念在此基礎上形成。這種簡單商品經濟的狀態存在于前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同社會形態中。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前資本主義社會就不存在資本因素，也不意味著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交往關系就是一種平等的交換關系；經濟關系并不能獨立于整個社會關系。

但是，當這些觀念被高舉著作為一種理念、一種意識形態用來支撐資本主義社會時，在現實中它們實際上已經走向了自身的反面。這一發生轉折的契機，存在于簡單商品交換向勞動與資本交往關系的發展進程中；這是歷史的程序。

在《手稿》中，馬克思比較充分地討論了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形成的歷史進程，并且揭示了前資本主義時期的經濟交換與資本主義經濟交換的區別：

關于公平和正義的空談，只是要用適應于簡單交換的財產權關系和法的關系的標準，去衡量交換價值的較高發展階段上的財產和法的關系。（Bd.II/1.1，S.236;參見第30卷，第279頁）

將前資本主義經濟交換關系與資本主義經濟交換關系區別開來，是為了彰顯后者在質上所發生的變化：正是這一變化使得簡單經濟交換關系的理念不再符合于資本主義經濟交換關系。對于此時的馬克思來說，他已經清晰地看到勞動與資本交換的表面平等與實質不平等。

自由、平等、公平、正義這些觀念在用來評價資本主義的經濟關系時，實際上包含著三個基本內容：自己擁有（以所有權為基礎的自主權）,規則平等（這是資產階級革命所強調或者政治經濟學所討論的平等觀：這里的平等并非指收入或者物質財富的分配平等，而是指經濟交換關系中的原則平等）,等價交換。前者體現為自由原則，后兩者體現為平等原則，三者缺一不可。

從現象上來看，資本主義經濟關系似乎符合這三個基本條件，但是實際結果為什么走向了反面呢？換言之，我們有什么理由認為不斷分裂的資本主義現實社會是由于其前提而走向了反面呢？

馬克思的批判并沒有針對前提本身，而是從前提進入其得以實現的程序：馬克思的分析對從價值的形成（勞動）到價值的實現（工資、利潤）的整個過程的程序進行層層解析、剝離，將問題的癥

結歸結于勞動力與資本的交換這是_個不等價（值）交換。不過，這_認識本身也有著一個過程，而并非是一下子完成的。這可以從馬克思所使用的“勞動”概念向“勞動力”概念的變化中看出。另外，從馬克思在手稿中所留下的一些沒有得到回答的問題以及對抽象的價值概念的論證問題等等中，我們又看到問題并未完結。

顯然，對原則與其結果之間的悖論關系，從原則的實現程序中去進行批判，與對觀念的虛假、顛倒進行的批判比較起來，要更加具有說服力、更加深刻。后者是哲學領域的批判，前者是政治經濟學領域的批判。

三、經濟關系中的倫理問題：個別性與普遍性

個別性與普遍性是抽象的哲學概念，個人利益與普遍利益是經濟倫理概念，對后者的問題在抽象的意義上進行討論，或許就是（政治）經濟哲學問題。這樣的區分可能顯得機械、累贅，但這個問題是在反思基礎上必然要生成的問題：對于古典經濟學家、政治經濟學家，或者對于進行政治經濟學批判性研究的馬克思來說，他們對這同一個問題的討論有時是在非常不同的層次上進行的。

對于馬克思來說，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體系下，以普遍性形式存在著的自由、平等原則在現實的資本關系中被顛覆，與此同時，社會財富的增長同時意味著社會分裂的進展，對象化了的勞動脫離其創造主體而日益集中于其他少數人之手。馬克思看到的普遍性是以個體、階級之間的對抗為基礎的。

與馬克思的時代不同，在今天的資本主義社會，上述情況既可以通過生產領域也可以通過非生產領域發生，例如文化產業與文化消費、信息產業與信息消費現象的出現，后者預示著新的需要進行研究、發掘的領域。

黑格爾在哲學觀念上對個體與社會的關系從普遍性、特殊性和個別性的不同層次進行推論，用抽象的普遍性統一特殊性、個別性。這其中的具體關系并不在他的關注視野之內，他的使命似乎是構建一個能夠把握社會的概念體系，用自在和自為的統一預測未來的社會。

而對于古典經濟學家、政治經濟學家甚至今天以所有權、契約原則、等價交換為基礎的自由主義理論家來說，原則的普遍性是最重要的，是構建現代社會的基礎。至于現實社會為什么會因為普遍原則的實施而日益分裂，他們對此又有著非常不同的解讀和認識。諾齊克并不認為普遍原則在資本主義社會受到了顛覆；相反，他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關系在原則上具有邏輯一致性。羅爾斯也沒有認為普遍原則在資本主義社會受到了顛覆，但是他試圖在原則的現實化程序中對其極端的社會分化結果加以矯正。

各類非理論家并非訴諸于一種有違倫理的理念作為現實資本主義社會的理論支撐，相反，在他們看來，只有普遍的原則才能符合倫理的基本要求。至于奉行普遍原則的資本主義社會在現實中為什么不斷強化著貧富分化、從而產生整個社會的不斷分裂，這似乎沒有進入他們的關注視野。至少在信念上，他們并不認為這些原則在現實社會中被顛覆，或者反過來說，他們并不認為社會分化是因為奉行普遍原則的結果。

馬克思與他們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嘗試揭示使普遍性原則受到顛覆的現實社會條件，而不是僅僅將這些普遍原則作為虛幻的、顛倒的意識形態并且滿足于抽象的批判。即使從古典經濟學、國民經濟學甚至當今自由主義的理論視角來看，如果不是借助于整個社會關系體系，那么只依靠一種抽象的普遍原則，少數人是不可能僅僅憑著一種能夠積累起來的符號（從實物貨幣到數字信息）而占有整個社會、自然的大部分資源的。

因此問題就在于：這一普遍的原則借助于什么樣的魔力，在合法的途徑下產生了社會分化的現象？這是問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人們在自覺意識中又是如何認識這一矛盾的現象的？

在《大綱》中，馬克思在當時的語境中嘗試揭示和批判資本主義社會關系中自欺欺人的普遍性：主體還盡可以有這樣一種神圣（erhebende)的意識：他不顧他人而謀得的個別利益的滿足，正好就是被揚棄的個別利益即一般利益的實現。（Bd.II/2，S.56;參見第31卷，第358頁）

即使在今天這也是一種很常見的觀點。個別性與一般性體現在人們意識中的矛盾，是以現實經濟關系中存在著的個體與整體之間在利益關系上的相關性、沖突性為基礎的：自愿的交易；任何一方都不使用暴力；只是作為自身的手段或自我的目的，才能成為他人的手段；最后，意識到一般（allgemeine)利益或共同（gemeinschaftliche)利益只是自私（selbstsUchtigen)利益的全面性(Allseitigkeit)。(Bd.11/2，S.56-57;參見第31卷，第358頁）

馬克思在這里沒有使用個人的“自我利益”這一中性詞匯，而是選擇了“自私利益”這一貶義性詞匯。這說明馬克思沒有簡單地來看待各個個體的利益與一般利益的關系：在馬克思那里，這個一般利益并不是個人利益的簡單集合，在財產權占有發生社會分化的前提下，人們彼此之間的利益是分裂的、異化的。在互為手段和目的的經濟交往關系中，資本的利益是在犧牲和占有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而獲得的。

馬克思所看到的資本主義經濟關系，不僅使得所有權的持有原則發生了悖論，而且使得勞資關系之間等價交換的原則也發生了悖論。于是，從所有權的持有到所有權的交換原則都走向了自身的反面，普遍的原則成為虛假的觀念一顛倒了的意識形態。馬克思的這一批判性認識在最初的意義上是以異化勞動理念為基礎的。

這是馬克思與其他政治經濟學家們的分歧所在。這一分歧并不產生于對抽象原則的認同與否，而是產生于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運行機制與其原則之間存在著的悖論；這一悖論在人們的意識中又以個體與整體之間的矛盾關系體現出來。在馬克思那里，對這一悖論的認識是以其勞動價值理論及其核心內容剩余價值理論為基礎的，換言之，只有借助于剩余價值理論才能論證原則及其悖論的存在。

在馬克思的研究維度中，哲學問題與政治經濟學問題是交融在一起的：一方面，人們的對象化勞動結果具有個別性，但是當人們將自己的勞動產品作為交換價值與他人進行交換時，他的個人勞動產品已經具有了社會性，他的個別性在一般性中得到體現；另一方面，正是這一對象化的程序、交換過程，或者說個別性轉向普遍性的過程，孕育了社會分化的可能性。

這一可能性在資本主義交換關系取代簡單商品交換關系的前提下發展成為現實性：簡單商品交換關系中存在著的等價交換，在資本與勞動的交換過程中被否定。不過，這一可能性一方面并不涉及這一轉折的契機，作為結果的現實本身不能夠又成為原因；另一方面也不能用來解釋前資本主義社會階級關系的形成。

這一理論解釋模式具有歷史階段的局限性，它仰賴于剩余價值理論，首先仰賴于勞動價值概念的形成。馬克思從古典經濟學家（李嘉圖）那里承襲了勞動價值概念，但是已經賦予其不同的涵義。

為了更加清晰地使用這一概念去把握資本主義的經濟關系，馬克思以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作為衡量勞動價值的尺度（cf.MarxEngelsWerke，Bd.^，S.83;參見第4卷，第1版，第94頁）：個別性只有在一般性意義上被認同才是有效的，否則少、慢、差、費也在創造著勞動價值，這種一般性的認同程序自然地在市場競爭中完成。但是，這只是勞動價值概念的一部分內容，另一部分內容取決于勞動者的生存成本（同樣以勞動價值來衡量）。（cf.Bd.II/1.1，S.72;參見第30卷，第84-85頁）勞動者獲取的報酬(部分勞動時間）,不是以其創造的價值（全部勞動時間）來衡量的，而是以其生存成本（部分勞動時間）被支付的。兩者之間的差價構成了能夠被異化的剩余價值（剩余勞動或者積累勞動）。

剩余勞動的情況在任何社會都存在，并且是社會發展的基本條件：沒有剩余、沒有積累，就沒有發展。直至今天，從世界范圍來看，也并不缺乏這樣的例子。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這一剩余價值被資本占有和支配，并且是在原則平等、公平交易的理念中進行的。

在這種歷史條件下，個人自主活動變為被動活動，對象化了的勞動變為被異化了的勞動一這是從勞動者一方來說的被異化現象。從勞資雙方來說，或者從資本主義經濟交往關系中的個體來說，人們彼此之間的經濟交往活動出自于個人的自由意愿，這是一種自主行為；在這一交往過程中形成的社會性、共同體，從整體的意義上來說，又形成了規律性，具有必然性，超出任何個體的可控性。

對于馬克思來說，這涉及到個體在經濟交往活動中的自主性與異己性問題：經濟規律作為外在于個體的社會存在，是個體不得不受其約束的力量，它們對于個體來說具有偶然性。這一思路的發展,就是個人的自由交換行為與客觀的、異己的規律性問題，例如難以為個人所預料、所抗拒的經濟危機(生產過剩）、金融危機（信貸過度）。但是，這一必然性對個體經濟行為的制約與普遍原則的制約，是完全不同的兩個范疇，不可同日而語。

篇（10）

摘要

本文寫了大學生兼職的時薪，以及目前我國大學生畢業面臨的失業與最低工資的聯系，并且運用微觀經濟學的供求知識對最低工資進行了簡要的理解。并在此基礎上，闡述了最低工資的利與弊。

關鍵詞

兼職 機會成本 最低工資 價格原理 供應 需求

正文 步入大學生活以來，一直想找兼職，想為自己賺一點零用錢。加了各種兼職群每天更新著各種兼職信息。每天都在搜羅著適合自己的兼職，同時還要考慮付出是否和收入成正比。

當然，既然選擇想要去做兼職，我就要考慮自己所要放棄的。去做兼職，自己相對而言就少了休息與學習的時間。我要把大量的時間花費在為別人服務。也許我可以在此期間，讀書，提高自己的閱讀量。所以，我選擇去兼職時的機會成本就是在此期間的學習。考慮了很多，最后還是決定有機會去兼職一定要去。

終于在大一上學期的時候，經過班導的介紹，有幸可以和同學在雙十一期間，去太平鳥參加實習，做客服。當時根據日程安排，由于雙十一期間，客流量大。第一天，我們從下午2點，工作到凌晨2點。第二天，從下午2點，工作到了午夜12點。22小時的工作時間，每個小時支付了我們8元錢。現在仔細想想，感覺公司違背了浙江省人民政府的最低工資的消息。

浙江省人民政府決定從2011年4月1日起，將我省最低月工資標準調整為1310元、1160元、1060元、950元四檔，最高檔增長幅度達到19.1%。非全日制工作的最低小時工資標準調整為10.7元、9.5元、8.6元、7.7元四檔。寧波作為浙江省經濟發展較好的城市，市區的最低工資歸為第一檔。也就是說，按照正常的標準，我們應該有10.7元每小時的薪資。

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網站消息，人社部今日2012年度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2年，全國共有25個省份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平均調增幅度為20.2 %。月最低工資標準最高的是深圳市的1500元，小時最低工資標準最高的是北京市的14元。雖然達不到北京市的最低工資的標準，但是我發現，現在在大學生兼職市場上，能達到本市的最低工資的標準，也是不多的。本學期，參加了一次開啤酒的兼職活動，按事先講好的工資是每小時10元錢。也沒有達到最低工資的標準。

最低工資，是指勞動者在法定工作時間提供了正常勞動的前提下，其雇主(或用人單位)支付的最低金額的勞動報酬。最低工資不包括加班工資、特殊工作環境、特殊條件下的津貼，最低工資也不包括勞動者保險、福利待遇和各種非貨幣的收入。最低工資一般由一個國家或地區通過立法制定。最低工資可以用月薪制定，也可以用每小時的時薪制定。

根據微觀經濟學所學的知識，利用微觀經濟學中的價格理論中的供求關系，分析由最低工資引起的勞動力過剩情況。

對于，我這兩次參加的兼職，所給的工資并沒有達到最低工資的標準，但是，我還是去參加了。由此可以看出，大學生對于兼職，還是迫切渴望的。而且，目前兼職的薪資已達到了市場的均衡工資，市場的勞動量與薪資達到均衡。勞動者愿意接受這個價格，市場也愿意提供這個價格。一旦，市場被強迫要求達到最低工資，那么公司就會減少對勞動者的需求，同時，會挑選競爭力更強的勞動者。大學生，沒有過多的工作經歷，也沒有過硬的技術，所以，淘汰的更多的是大學生。

最低工資的制定反映了監管機構對勞動者權益的保護，同時最低工資標準是國家為了保護勞動者的基本生活，在勞動者提供正常勞動的情況下，而強制規定用人單位必需支付給勞動者的最低工資報酬。但是，由大學生的兼職，所產生的推想可以看出，最低工資并沒有保護一些弱勢的勞動者的利益。反而將這些勞動者擠出了勞動的市場，變得更加的弱勢。大學生作為缺乏經驗和技術的勞動者，就將在最低工資的打壓下，產生失業的現象。今年，畢業季又到了，有一大批大學生面臨著一畢業就失業的現狀。

所以，對于兼職，薪資沒有達到最低工資的水平，還是有很多的大學生爭搶著工作。因為我們缺乏經驗，我們不介意用底薪水來換取社會經驗，與吃苦耐勞的精神。

但是，等到三年后的我們，畢業了，面臨的也不僅僅是現在兼職這么好的場面。要和很多人竟爭崗位，必須要比別人有突出的才能。目前的我們還是要好好的增強自己的竟爭力，只有強大了自己，才會不被最低工資打壓。

參考文獻

[1]邵金菊，孫家良。微觀經濟學。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

大一微觀經濟學論文范文二：生活中的一些現象的經濟學思考

我們每個人從呱呱墜地，直到垂垂老矣，這一生當中，始終都在面對一個基本問題我們應該怎樣更好地生活?不得不承認，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已經徹底被經濟所挾持了。在我們的生活中，經濟學無處不在，我們無時不與經濟打交道，比如說，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等，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所見所聞與所作所為，基本上都與經濟活動有關。不得不承認，在學習微觀經濟學之前，我對現實中的一些涉及經濟現象的問題不甚了解。但是在學了一個學期的微觀經濟學之后，我對生活中的一些現象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至少不會感覺那么莫名奇妙了，對一些現象可以用微觀經濟學的原理來進行解釋了。

下面我就對我身邊經常遇到的一些現象，用微觀經濟學的原理來簡單的談談我對這些現象的理解。

一、大學食堂里的經濟現象

1、吃飯問題

每個人只要活著，都要面對這個問題吃飯問題。這不僅是在大學食堂里要面臨的問題，也是我們大家都要面臨的共同問題。

案例：某一大一新生第一天來到學校食堂，對學校食堂的飯菜不熟悉，不知道自己要吃多少就可以，所以第一次來食堂吃飯的時候該同學買了4個饅頭，吃完第一個饅頭時感覺很滿足，吃下第二個時也感覺不錯，但是吃下第三個就感覺飽了，看著剩下的饅頭該同學秉著不浪費的心態繼續吃，吃完后感覺特別撐。經過教訓，該同學在第二天只買了3個饅頭。

通過微觀經濟學來對這一現象進行分析：微觀經濟學里講到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即隨著商品和服務消費量的增加，消費者從消費中得到的總效應增加，但是增加的效用是不斷減小的。該同學在吃完第三個饅頭的時候正好吃飽，滿足值也就是效益值為10。下面對滿足值進行細致化的描述，吃第一個饅頭時滿足值為5，吃第二個和第三個時分別為3和2。在這里，每一個饅頭的成本沒變，獲得的總效益是不斷增加的，但是獲得的邊際效益是不斷減小的，而該同學在滿足值最大時繼續吃下一個饅頭，使得自己處于過飽狀態，造成身體上的不舒服，這就使得

滿足值減小，也就是從吃饅頭中獲得的邊際效用逐漸減小。該同學是個理智的消費者，在第二天只買了3個饅頭，這樣就達到了以最小的成本獲得最大效益的目的。作為一個理智的消費者，其目的就是要達到利潤最大化，即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效用。

下面我就用圖像來對這個例子進行分析：

首先，邊際效用遞減規律，也可以用數學語言來表達。設商品X的效用函數為：

TUU(X)

則邊際效用為：

MUdU(X) dX

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可表達為：

dU(X)MUdX 2dMUdU(X)0dX2dX

這就是邊際效用遞減規律造成的結果，所以，經濟學無處不在，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我也有親身經歷，每當打完籃球回到宿舍，感覺口很渴，喝第一杯水，感覺太爽了，太滿足了;然后繼續喝第二杯水，感覺還可以;到喝第三杯水的時候，感覺已經不渴了，此時已經達到效用最大化了，如果再繼續喝第四杯水，就會感覺不舒服了，這是總效用就開始減小了，這就是一種很簡單的邊際效用遞減規律造成的現象。

2、食堂占座問題(從資源稀缺性和供給需求理論分析)

我相信很多同學(包括我)曾經都有這樣的親身經歷：好不容易結束了一上午的課后，想到吃飯的時間到了，然后高高興興的去食堂就餐，然而食堂里早已人滿為患，好不容易找到一個空位，于是就用自己隨手攜帶的課本或書包占座，然后再慢慢的去打飯，回來之后，到處找自己的位置，本以為是記錯了，可是找遍了整個食堂都沒有，于是不僅失去了座位，還丟了課本。這些同學丟了課本顯示出學生們的道德問題，但這歸根結底要說到學校食堂的座位太少，使得同學們做出錯誤的決定。

這種現象每次新生入學進行軍訓的那幾天最嚴重。我就有親身經歷：大一入學的時候，開學前幾天要進行新生軍訓，好不容易結束了一早上的軍訓，又累又

餓，趕緊跑到食堂吃飯，結果發現食堂全是穿著軍訓訓練服的大一小新生，然后突然想到趕緊先占個座再去打飯，不然，等一下沒座位了，結果看到的是一大片已經用軍訓帽子占好了座位，好不容易用帽子占到一個座位，飯打回來，卻找不到自己的帽子在哪了，因為一眼掃過去，都是帽子，都不知道哪一頂是自己的了，這是一件很悲催的事。到大二開學的時候，又輪到下一屆大一小新生軍訓了，早上或者下午上完課奔赴食堂，結果也不大理想，食堂坐滿了人，找不到一個空座位，因為軍訓的大一新生差不多都是一個點下課的，這個時候，食堂正處于就餐高峰期。所以說，吃個飯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現代大學占座已司空見慣，食堂占座、圖書館占座、自習室占座、上課教室占座等等。但是食堂占座不像自習室占座那樣，用筆寫上一個大大的占字就行，所謂食堂占座就是用自己隨身攜帶的書包或者書籍宣布對該座位的主權，在大學，占座已漸漸發展成為一種獨特的文化，具有中國特色的大學占座文化。

要分析這一現象，就要考慮到微觀經濟學中的一個問題資源的稀缺性問題。所謂資源的稀缺性，就是地球上所有的資源都是有限的，而人們的欲望總是無限的，這就造成了資源是稀缺的，人們的欲望總是超過實際的生產能力。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在人流高峰期，座位是一種稀缺性資源，占座行為是對這種稀缺性資源的惡性競爭，食堂的座位在這種情況下是不夠的，供不應求，座位這種稀缺性資源具有競爭性和排他性，同學們要為座位的使用權而競爭，先到先得，一旦被別人占了自己就只能站著，不能被同時占用。而在先占座和先買飯問題上，理性經濟人的做法是先占座，這樣就造成了座位的更加緊缺。

我覺得學校可以實施的的解決方法：學校可以通過增加座位數量的方法來解決這一問題，其次還可以對學校食堂進行擴建，但是這不是一個簡簡單單的問題，這都需要從學校的經濟實力進行考慮。最經濟的方法是調整就餐時間，可以分時段進行就餐。

面對先占座還是先買飯的問題，理性的人會選擇先占座后買飯。假設先買飯后占座，那么在買飯的時間里有限的座位資源被后來的人占有，在買飯回來時再四處尋找座位，不僅要花更多的時間還要面對端著食物的不方便與尷尬。如果先占座后買飯，會節省很多時間，時間成本較前一種情況小得多，同時不用面對端著飯找座位的尷尬。

3、食堂排隊問題(供給需求理論)

現象闡述：

在知味堂吃飯，總會有這樣的打飯現象，我們發現只有在涼菜間和打白米飯處會排隊，其他菜品地方都很少出現排隊。針對以上現象，我將用經濟學原理做一個簡要分析。

為了便于下面闡述的方便，我們假設

其他打菜處為A窗口

涼菜間為B窗口

打米飯處為C窗口

A總特點：需求量大，不穩定，窗口多，打菜的勞動力多

B總特點：需求量不大，較穩定，窗口少，打菜勞動力少

C總特點：需求量大，較穩定，窗口少，打菜勞動力少

作為一個大學生，我們往往有這樣的體會，到了飯點的時候，大家都蜂擁而上，特別是周一到周五，早上或下午下課的時候，大家都是一個點下課，每個餐廳窗口前面都是長長的隊伍，這是學生素質高的大學，而在某些大學，餐廳窗口前更像是菜市場，打飯師傅的叫賣聲、學生的嬉鬧聲，亂作一團。

其實，排隊從某種角度看，是資源配置供需不平衡的結果。而要滿足資源配置的最優化需求，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需要大量的基礎設施配套跟進，但這種投入這種跟進，有一個過程，需要循序漸進，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這將需要很大一筆資金。

而在一時尚無法解決供需矛盾的情況下，排隊卻是解決供求矛盾的一個相對公平的方式，因為它遵循了先來后到的時間優先原則，給排隊的人一個預期：只要按照順序排著，總能輪到自己。

那么為什么會存在很多不排隊、亂插隊的現象?經濟學里有一個囚徒困境理論，說的是兩個囚犯一起做壞事，被警察抓了起來，分別關押在兩個牢房里審訊。在這種情形下，囚犯有兩個選擇：一是背叛同伙，與警察合作;二是保持沉默。兩個囚犯都知道，如果他們都選擇沉默拒不承認，那么警方將無法定罪。警方也知道這一點，于是宣布如果愿意供出同伙者可無罪釋放，并得到重獎;另一方將被嚴厲懲罰。因為雙方都不能確信對方是否會背叛自己，為了保全自身，最后都會選擇背叛。結果反而使雙方都無法保全，全部坐牢。這個理論映射了部分不排隊者的心理，就是不相信他人會排隊，生怕自己老老實實排隊吃了虧。于是，只要有一個人亂插隊，就會引起整個隊伍秩序的混亂，導致資源配置的效率降低，而插隊者自身利益最終也可能受到損害。

可見，在資源配置不足的情況下，排隊可最大限度節約時間成本，使資源得到相對優化配置;不排隊，必然會導致整體效率的降低。

學校食堂還可以通過其他方式來解決打飯難問題，學校食堂增加窗口以及打飯菜人員。可能由于食堂提供的服務不足，供求不平衡，學生就餐耗費的時間過長，這種情況下，道德成本自然也隨之增高了，插隊、欺騙乃至暴力等都有可能成為一種自然選擇。其次學校可以增加食堂的數量，這樣不僅解決了打飯難的問題，更防止了壟斷，而壟斷會導致腐敗化和官僚化，從而提高了學校食堂的經營質量。

二、從機會成本角度淺談生活中的小事

關于畢業之后是讀研究生還是找工作的問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看法，這是一個很多大學生都在糾結的問題，因為這關系到我們未來的生活。這個問題就要考慮到微觀經濟學的機會成本的問題。通常情況下，一種資源往往有很多種用途，如果某人選擇了某一資源用于某種用途，這就意味著他同時放去了這種資源的其他用途，而其他用途所產生的價值就構成了使用這一資源的成本，經濟學上稱之為機會成本。所謂機會成本，指的是某種資源用于次佳用途所具有的價值，也就是所放棄的其他各種用途中所能帶來的最大收益。機會成本有如下的一個計算公式：

機會成本總和=顯性成本+隱性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