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遺址考察報告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歷史遺址考察報告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一、朝陽區主要做法

1.積極開展醫師多點執業工作：積極開展醫師多點執業工作，并于2014年出臺《北京市醫師多點執業管理辦法》。主要亮點一是醫師申請多點執業的地址不受數量限制；二是醫師申請多點執業無須現執業醫療機構同意，可直接申請醫師多點執業注冊。

2.積極建設區域醫療聯合體：建立區域化醫療服務分工協作機制，出臺《關于建立朝陽區醫療機構區域化醫療服務分工協作機制的工作意見》，并按照“服務優先、片區布局、組團協作、分級醫療、信息共享”的工作原則，在朝陽區北部、中部、南部、東部各建立以1-2家三級公立醫院為核心單位，其他醫院、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為協作單位的區域醫療聯合體。從而形成以優化醫療資源配置為基礎，合理布局、服務能力相對均衡的新型醫療服務網絡。

3.鼓勵社會資本舉辦符合政府支持方向的醫療機構。一是鼓勵社會資本舉辦非營利性醫療機構；二是鼓勵社會資本在郊區新城、重點鎮和新的大型人口聚居區舉辦醫療機構；三是鼓勵社會資本舉辦康復、護理、中醫、中西醫結合和民族醫醫院；四是鼓勵社會資本舉辦擁有高新技術和專科優勢的醫療機構；五是鼓勵社會資本捐資舉辦醫療機構或對非營利性醫療機構進行捐贈。

二、今后工作建議

篇（2）

這里背靠峰巒起伏的太行山脈，面臨著廣闊的華北平原，山前一條小河潺潺流過，自然資源豐富，氣候溫暖宜人。在這里，科學家們陸續發現了“北京猿人”、“新洞人”、“田園洞人”和“山頂洞人”等不同時期的古人類遺存，這些人類遺存跨越了幾十萬年的時間，涵蓋了人類演化史中三個非常重要的階段。是集地質變遷、生物演變、人類進化三位一體的珍貴遺存，是人類文明發祥地之一，是聞名中外的史前人類遺存寶庫。

周口店鎮的龍骨山和太平山等處，從1929年發現震驚世界的第一個比較完整的“北京人”頭蓋骨后，經幾次發掘先后出土了距今50萬年至1萬年前的古人類的遺骨、遺物、遺跡和古動物化石，其中包括近200件人類骨骼（代表40個男女幼個體）、上萬件石器、數層灰燼和200種動物化石。遺址有龍骨山50萬年前的“北京人”、10-20萬年前的“新洞人”、1.8萬年前的“山頂洞人”。遺址點共計27個，總面積約4km?。這是迄今世界同時代遺址中出土材料最豐富、最全面、最具代表性的舊石器時代人類遺址，也是世界人類祖先頭蓋骨化石發現地。在科學研究、人類遠古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周口店北京人遺址于1987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1988年聯合國文化遺產保護考察團在考察報告中稱其“具有世界意義”，表明周口店北京人遺址不僅屬于中國也屬于全世界，它是人類共有的文化遺產。如今，猿人洞、山頂洞、田園洞等古人類生活過的洞穴仍保存完好。科學家們發掘出的各類化石展出在猿人展覽館中。探訪周口店，看到這些古人類生活留下的痕跡，就能幫助我們勾勒出人類祖先的生存場景。

新周口店北京人遺址博物館于2011年7月開工，歷經三年多的建設，已于2014年5月18日對外開放。新館建筑面積8093平方米，限高9米，是老館的8倍。建筑層次分為地上二層，地下一層。其中，地上面積4813平方米，地下面積3280 平方米。新館創意源于“北京人”制作和使用的勞動工具――石器。建筑線條簡約、粗礪、剛毅，多折面的面與面之間形成鋒利的石器“刃口”結構。建筑由南向北逐漸降低，與周邊山脈天際線及自然環境融為一體。

新館是集科學研究、藏品保護、科普教育、文化交流、展覽展示于一體的國家一級博物館，是收藏、保護和研究周口店遺址歷年來考古發掘實物，宣傳、弘揚中國古人類悠久歷史的遺址博物館。新館采取基本陳列、臨時陳列和遺址展示相結合的展陳體系，使用“實物展陳與互動體驗相結合、文物展示與場景再現相結合、傳統展陳與數字技術相結合”的表現手段，從“發現、研究、保護”三個層面對周口店遺址進行全面、系統的展示。新館設有序廳、臨時展廳、4個常規展廳和4D影院，涵蓋了基本陳列、臨時展覽、互動展項、模擬場景、紀念品銷售、公共服務等內容。

篇（3）

位于那曲尼瑪縣文部村向南15公里處，當惹雍錯湖的東沿，海拔4790米，城堡遺址主要在瓊宗山南邊的瓊拉山山頂上。該遺跡主要是殘存的房屋建筑，最大的一間面積為10X5平方米，最小的為5X3平方米。最高殘墻為1.5米，殘墻厚度為35-70厘米。墻體用石頭砌成。

在主建筑群的東邊有17米長的類似圍墻的殘墻，殘高20-45厘米。主遺跡的西面靠湖，東面和北面有兩座小山坡，上面均有建筑遺跡、尤其是北面山坡上的建筑遺跡僅次于主遺跡。所以，東北兩座山坡上的遺跡很可能是主體城堡的組成部分，并且是用來放哨和觀望的。

根據苯教文獻記載，當惹窮宗城堡是象雄王國李彌夏國王的東部城堡，在苯教史上占據非常重要的地位。據當地民間傳說，象雄王國曾經在其國土的四方建過四大城堡，當惹窮宗城堡就是其中的東邊城堡。

到了7世紀，象雄王國的最后一位國王李彌嘉被吐蕃軍隊滅于當惹雍錯湖畔。

巴瑪溝遺址

該遺址位于尼瑪縣當惹窮宗以北5公里的巴瑪溝上部靠北山腰上，海拔4850米。遺址共分上下兩排，下面一排總長22米，寬9米，共有7座房屋遺址，房屋殘留兩層，殘高2.6米，墻體均用片石砌成，其中一個完整的門高1.5米，寬1米，這些殘留兩層的屋面均用片石蓋成，沒有發現用過木材的任何跡象。再往上走10多米有另一排建筑遺址，這一排總長28米，寬9米，建筑殘高45厘米至1米不等。從殘留的遺跡看，可以斷定共有5座房屋遺址，但是很難看出當初是否有兩層建筑，墻體均用片石砌制而成。

在巴瑪溝的陽面，即北面山腰上可清晰地看出修建水渠的痕跡，好幾處殘墻高達3-4米，在巴瑪溝下部有很多荒廢了的田地廢墟，可以明顯的看出在山腰上殘留的水渠遺址原來就是灌溉山谷下面的田野用的。

在巴瑪溝建筑遺址周圍沒有發現任何佛教遺留的東西，如嘛呢石堆或殘留佛塔，等等。當地牧民傳說，該遺址是一座古寺廟廢墟，但是他們也說不清到底是什么樣的寺廟，是什么原因變成廢墟。

巴瑪廢墟

該遺跡位于巴瑪溝下部荒廢的田地廢墟以西靠當惹雍錯湖邊的土丘上。從外面看很難看出有建筑遺跡，只有一大堆亂石土丘。據當地的居民講，幾年前有人聽說該廢墟為城堡宮殿遺址，所以試圖挖掘該廢墟，發現下面有房屋式的建筑物。

阿葉色達殘塔

從巴瑪溝出來沿著當惹雍錯湖往北2公里處，山腳與湖水間有一塊大約2-3平方公里大的平地叫阿葉色達。在這個平地上有一個殘塔遺跡，塔身殘高1.2米，用片石砌成。從殘存的塔形看，很難辨別這座塔最初的形狀。在塔的南側，有一條長長的，用片石砌成的殘墻，這條殘墻總長22米，厚度為50厘米，殘墻最高處有60厘米。

殘塔和殘墻上堆放著63片刻有文字和圖案的石片。石刻文字內容均屬苯教咒語，而圖案部分除了苯教式雍仲符號外，還有其他一些圖案，如海螺，寶瓶和吉祥結等，苯教咒語內容為（藏語）。

達青廢墟

位于阿葉色達殘塔遺址往北沿著當惹雍錯湖大約5公里處的達青山谷下部平地上。該平地面積大約有1-2平方公里，平地大部分為荒廢的田地廢墟。在這些田地廢墟的西部靠湖的地方有很多建筑遺跡，從這些建筑遺跡看，這里可能是一座村落的遺址。

崗隆宮達遺址

位于達青廢墟以北大約2公里處的崗隆溝上部靠南面山腰上，海拔4900米。分上下兩排建筑遺址，其中下面一排的總長63米，最寬處12米，有8座類似房屋遺址，上面一排只有3座類似房屋的遺址，建筑殘高20-50厘米，殘墻厚度為20-35厘米，整個建筑均用石頭砌成，由于建筑被火面積破壞，所以從外觀很難確定是房屋遺址還是墓葬遺址。根據當地居民傳說，該建筑遺址是一座古寺廢墟。

這個山谷比起前兩個溝，水源要豐富一些，在山谷下部還有一座村落，山谷的北面還有幾處類似古代遺址的地方，那些遺址沒有前幾處那樣清晰，所以很難明確地判斷為古建筑遺跡。

篇（4）

2006年8月，國家文物局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中心在新疆吐魯番召開絲綢之路跨國聯合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國際協商會議，簽署了《絲綢之路跨國申報世界遺產吐魯番初步行動計劃》，標志著絲綢之路跨國（中國、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斯坦）聯合申遺工作正式啟動。

絲綢之路申遺工作啟動以來，甘肅省政府非常重視這項工作，時任省長徐守盛在2007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做了安排部署，強調要“加強文化遺產保護和開發，開展第三次文物普查，做好絲綢之路整體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和申報非物質文化遺產工作” ，并將之列入甘肅省2007年重點工作。

由此，甘肅省絲綢之路申遺工作拉開序幕。

2007年

1月，省文物局召開絲綢之路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工作協調會議。

8月，國家文物局委派中國世界文化遺產委員會專家對絲綢之路甘肅段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備選點進行實地考察，麥積山石窟、炳靈寺石窟、水簾洞石窟群、榆林窟、馬蹄寺石窟群、鎖陽城遺址、駱駝城遺址、懸泉置遺址、玉門關遺址、果園―新城墓群、張掖大佛寺11處遺產點被列入申遺預備名單。

9月，省政府成立甘肅省絲綢之路申報世界文化遺產領導小組，副省長咸輝任組長。

10月，省絲綢之路申報世界文化遺產領導小組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審議了絲綢之路甘肅段申遺工作總體方案。

12月，省政府辦公廳印發《關于做好絲綢之路甘肅段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通知》（甘政辦發〔2007〕168號）。由國家文物局主辦、省文物局承辦的絲綢之路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工作協調會議在蘭州召開。

2008年

3月，省絲綢之路申報世界文化遺產領導小組召開協調會，聽取相關市州和文博單位工作匯報，研究部署下一階段工作。

4月，副省長咸輝在全省文物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就做好絲綢之路申遺工作提出了具體要求。絲綢之路甘肅段11處申遺備選點申報文本正式上報國家文物局。

10月，省政府辦公廳印發《麥積山石窟保護管理辦法》、《炳靈寺石窟保護管理辦法》和《榆林窟保護管理辦法》。

11 月，嘉峪關市人民政府印發《嘉峪關市新城魏晉墓群保護管理辦法》。

12月，省絲綢之路申報世界文化遺產領導小組召開第二次擴大會議。張掖市人民政府辦公室印發《張掖大佛寺保護管理辦法》、《馬蹄寺石窟群保護管理辦法》和《駱駝城遺址保護管理辦法》。

2009年

2月，副省長咸輝在全省文化局長會議上要求加大絲綢之路申遺工作力度，突出抓好文物本體保護維修、基礎設施建設、環境整治等工作，確保申遺工作按計劃有序推進。酒泉市人民政府印發《果園墓群保護管理辦法》、《鎖陽城遺址保護管理辦法》、《玉門關遺址保護管理辦法》和《懸泉置遺址保護管理辦法》。

4月，張掖市人民政府第 29 次常務會議研究部署絲綢之路申遺工作。

8月，高臺縣人民政府召開駱駝城遺址申遺工作推進會議。

11 月，國家文物局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中心在西安召開絲綢之路系列申遺協調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2010年

4 月，文化遺產地麥積山石窟保護建設項目獲得國家發改委批準立項。

11月，國家文物局和省政府在蘭州簽署《關于合作加強甘肅文化遺產工作框架協議》，雙方提出重點合作加強絲綢之路甘肅段重要歷史文化遺產保護，推動絲綢之路申遺。

2011年

7 月，炳靈寺石窟第 171 窟大佛維修工程開工。

12月，國家文物局在新疆烏魯木齊召開絲綢之路跨國系列申遺協商會，確定由中國、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三國以“絲綢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網”名稱先期申報世界文化遺產。

2012年

2月，國家文物局在北京召開絲綢之路申遺工作推進會，初步確定了絲綢之路申遺首批名單，甘肅省麥積山石窟、炳靈寺石窟、鎖陽城遺址、懸泉置遺址、玉門關遺址、張掖大佛寺六處入選。

3 月，省文物局召開絲綢之路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工作推進會議，傳達國家文物局相關會議精神，分析各申遺備選點存在的主要問題，安排部署下一階段工作。省基礎地理信息中心、甘肅星宇測繪科技有限公司啟動實施各申遺備選點測繪工作。

8月，省委常委、副省長咸輝在全省文物工作會議上要求全力推進絲綢之路申遺工作，切實加強我省各申遺備選點的文物本體保護、基礎設施建設和環境整治等工作。

10月，國家文物局對甘肅省六處申遺備選點進行實地考察。

2013年

1月，國家文物局公布我國22處首批絲綢之路申遺名單，甘肅省麥積山石窟、炳靈寺石窟、鎖陽城遺址、懸泉置遺址、玉門關遺址入選。省政府辦公廳公布《麥積山石窟管理規劃》和《炳靈寺石窟管理規劃》，酒泉市人民政府公布《鎖陽城遺址管理規劃》、《玉門關遺址管理規劃》和《懸泉置遺址管理規劃》。

3月，國家文物局與河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六省區政府在北京簽署《關于保護絲綢之路遺產的聯合協定》。省絲綢之路申報世界文化遺產領導小組在蘭州召開第三次擴大會議。

5月，國家文物局副局長童明康對甘肅省申遺備選點進行實地考察并就申遺工作提出了具體要求。副省長張廣智帶隊專題調研麥積山石窟、鎖陽城遺址、懸泉置遺址和玉門關遺址申遺工作。

2014年

篇（5）

中圖分類號：G268.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1580（2013）08—0001—03

福建省三明市與漳州市境內各包含有前六批由國務院頒布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其公布日期依次是：1961年，1982年，1988年，1996年，2001年和2006年）簡稱“國保”單位6處和14處（見[1]，[2]），漳州還是中國歷史文化名城（見[3]222頁）。筆者一行3人，老中青結合，于2012年11月6日至12日對其中的5處和11處進行了實地考察。本文就這次考察所見到的現狀，著重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4處“國保”單位作如下報告。

一、 三明市的萬壽巖遺址（5批）得到整體保護，令人歡欣

萬壽巖遺址位于三明市巖前鎮巖前村前村西北的那座石炭巖孤峰。1999年以前，人們并不知道那里有文物，更不知道那里的文物會把古人類在福建生活的歷史提前了十幾萬年，填補了福建省考古學年代上的一段空白。由于石灰石是煉鋼需要的一種不可或缺的輔料，好多年前三明鋼鐵廠就已購買這座孤峰，作為生產石灰石的基地，成年累月的挖掘，山已掏空過半。1999年，有人發現其中混雜著一些似乎像化石之類的物品，引起當地文物部門的重視，經逐級上報和考古人員的搶救性發掘，初步判斷這是一個很有價值的文化遺址。當年11月15日，中國科學院賈蘭坡院士等專家學者對萬壽巖遺址的出土文物進行了鑒定，一致認為該遺址是我國華東地區迄今發現最早的洞穴類型的舊石器時代的早期文化，原來福建省只有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比這要晚十多萬年，賈院士還親筆題詞：“這個遺址很重要，必須保護”。

時任福建省省長的同志，于2000年1月1日對省文化廳關于萬壽巖遺址的保護建議，果斷地作出批示，批文中的第一點是：“保護歷史文物是國家賦予每個人的責任，也是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內容，萬壽巖舊石器時代文化洞穴遺址作為不可再現的珍貴文物資源，不僅屬于我們，也屬于后代子孫，任何個人和單位都不能為了謀取眼前或局部利益而爆破，保證配合省文化廳做好洞穴遺址的保護和考古發掘工作”。

2001年萬壽巖遺址成為第5批“國保”。在國家、省、市三級政府部門調撥資金，大力支持下，使得該遺址得到了整體保護，并且建成設施完善，館藏豐富的“萬壽巖遺址博物館”。

經三明學院友人朱同志與遺址博物館的事先溝通，博物館吳館長親切接待了來自遠方近八旬的同宗長者，熱情介紹了鎮館之寶，國家一級文物砍砸器與刮削器等石制品及巨貘與中國犀等動物化石，他還親自引領我們前往參觀通常并不開放的萬壽巖遺址的主要洞穴船帆洞，在該洞內有距今約兩萬年的人工石鋪地面，露出來的面積約120平方米，屬國內首次發現，世界罕見，大開眼界！各級政府和領導如此重視萬壽巖遺址的整體保護，令人歡欣！

二、三明市的博物館遷出正順廟（6批），令人鼓舞

正順廟地處沙溪河畔西岸，三明市列東大橋北側的鯉園中，坐北朝南，始建于700多年前的南宋紹定6年，即公元1233年，是為祭祀謝佑將軍而建。元明期間屢次重建，清代以來也幾經修葺，它是三明地區年代最早，保存最完好的木結構建筑，建筑面積500多平方米。主殿7米開間，寬約21米，進深約25米。1984年三明市設正順廟文物保管所，負責保護管理，1996年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其為第4批省級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成為“國保”。長期以來，正順廟作為三明市博物館供市民參觀游覽，當我們在博物館開放時間到達時，大門緊閉，詢問門衛，方知博物館正在搬遷中，現在不開放了，等以后搬到新館才能開放。又經三明學院小朱入內，向博物館某負責人說明來意，該負責人當即表示歡迎，并招呼旁邊一位工作人員去打開廟門，請我們進去察看，此時呈現在我們面前的主殿已空無一物。該工作人員則稱：“博物館展品已全部遷出，廟宇原貌將逐步恢復”。

三明市文化部門采取“廟”、“館”分離的措施無疑是對重點文物單位的一種更深層次的保護。國內不少地方，常將古廟宇、古民居作為博物館或展覽館，實現對它的管理與保護。這固然不失為一種有效或暫時的方式，但古廟宇與古民居兩者的性質完全不同。古廟宇有其獨特不可替代的功能，它與博物館或展覽館有本質差異。因之，三明市將博物館遷出正順廟的舉措十分正確，大有助于實現文化上的和諧，令人鼓舞！

三明市前六批“國保”除順昌“寶山寺大殿”（6批），此行還去過的其余3處：“泰守尚書第建筑群”（3批），“建寧紅一方面軍領導機關舊址” （6批）和永安“安貞堡”（5批）都保護得很好，足見三明市對文物保護工作的重視程度。

三、漳浦文廟大成殿（6批）現狀令人擔憂

漳浦文廟大成殿位于漳州市漳浦縣綏安鎮文廟內，文廟建于明洪武2年（1369年）。現僅存大成殿，建筑面積約460平方米（見[2]382頁）。從網上得知，該文廟在綏安鎮的后溝巷。

我們沿后溝巷往返數次，并未發現任何疑似文廟的房屋，遲疑間，一路過老婦稱：“汝身后，即孔廟也”。細察刻，見身后側旁有一對緊閉紅門，門內似隱約可見古建筑之屋頂，卻無足夠的門縫可窺及之，敲門又無人回應。這時看到門右側前方有一間尚未完工的小平房，很可能與院子相通，它有一扇朝向院外的窗戶還沒有玻璃，只有一根稍粗的橫桿將窗戶分成上下兩部分，桿離下面窗杠約半米，探頭往里看，仍瞧不見院內。遂決定從窗戶下半部分鉆人一探究竟，自然年青者先行，中老年者再魚貫而入，果不其然，室內有門通向院中，大成殿尚在，還算完整，與[2] 382頁的照片相比無明顯變化，殿內是什么都沒有了，殿外只有漳浦縣人民政府1979年8月12日立的漳浦縣文物保護單位“漳浦文廟”的石碑。離開時，一位女子突然來為我們開啟那緊閉的紅門，看來還是有人為“國保”看堆的。

漳浦文廟大成殿是2006年批準為“國保”的，6、7年又過去了，現狀依然如此，甚至連一塊漳州“市保”的碑都不曾立過，這怎么能不令人擔憂呢？

四、漳州林氏宗祠位于漳州市薌城區振成巷

漳州林氏宗祠系漳州縣林姓氏宗族合建的大宗祠，亦是接待本宗赴考來往生員之所，因供奉林氏始祖比干，又稱比干廟。始建年代不詳，現存為明代建筑，清末曾有修葺。原建長為三進院，規模宏大，現僅存二進院的四方殿（大殿）和東側的回廊（見[2] 381頁），據其他記載可知，前仍高掛多塊明清狀地、探花（如林士章等）的牌匾。林士章系明嘉靖探花，任南京禮部尚書，萬歷33年賜三間五樓十二柱式石牌坊一座，石牌匾兩面分別刻楷體字“尚書”與“探花”，矗立在宗祠附近。解放前宗祠還曾作為華南小學。

盡管漳州市地圖沒有標出振成巷，詢問一番就找到了，而林氏宗祠則無人知曉。環繞振成巷兩側小巷及與之平行的洋老巷一周，也未見任何與宗祠有關的標志物，只見一座掛有巨鎖的頂天鐵木柵欄門洞之二層樓房。從柵欄縫隙可看到其內雜亂的院落和移動破舊的古建筑。雖無法攀越，也拍不到建筑物的全貌，但仍可拍到有漳州市人民政府于1988年6月10日公布的市級文物保護單位，林氏宗祠的石碑的清晰照片。此時隔壁一間小店的女店主好奇地出來看著我們這一行人，她說：“我也不知道這里面是什么所在，主人是誰，似乎有人在養狗。”昔日曾經輝煌過的林氏宗祠竟淪落到這般田地，實在令人憂慮！

然而，漳州市對“國保”并非不重視，其前六批“國保”，除平和“南勝窯址”（6批），華安“南山宮”（6批）和南靖“德遠堂”（6批）外，所去過的另外9處：“東山關帝廟”（4批），“漳州石碑坊”（4批），漳州“江東橋”（5批），漳浦“趙家堡—華安堡”（5批），“漳州府文廟大成殿”（5批），“福建土樓”（5批），龍海“林氏義莊”（6批），龍海“天一總局歸址”（6批）與漳州“中國工農東路軍領導機關舊址”（6批）都保護得不錯。存在某些問題，特別是“林氏宗祠”，應該只是個案，它可能具有諸如“產權”之類的復雜背景。相信依靠國家文物保護法等予以因應，任何困難都是可以妥善處理和解決的。

根據實地考察，可以判定“林氏宗祠”有關介紹那一段中所提到萬歷賜給林士章的石碑坊恰好就是位于薌域區香港路雙門頂的“國保”；漳州石碑坊（4批）包括的兩座石碑坊中主要的一座與另一座之相距28.5米，則是14年后萬歷賜予另一位官員——石碑坊與其臨近修文西路2號的“國保”；漳州府文廟大成殿（5批）共設一個文物管理所并與漳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均在文廟內且大門朝向馬路，十分醒目。這里也可看到由薌域區人民政府和漳州市旅游局監制的“唐宋古城歷史街區”的中英文介紹，內容中只指出街區內有“國保”2處（明代石碑坊兩座，漳州文廟）。因此，一旦2006年新增的“國保”臨時宗祠得以整修開放，必將更加凸顯這個歷史街區以及漳州這座歷史文化名城的原貌與風采，其社會效益及對旅游業的推動不言自明。

[參考文獻]

篇（6）

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來自四川文物考古部門、大專院校的兩代專家學者唐昌樸、魏達議、羅明遙、吳時敏、黃承宗五位先生，曾分別多次到今西昌地區進行考古調查，發現在西昌有唐宋陶瓷窯址遺存，會理有宋、元、明、清陶瓷窯址遺存，冕寧有元、明、清的陶瓷窯址遺存，在上述遺存地層中發現了數量比較多的“土青花“瓷碗。近年來攀枝花大學講師何霞女士亦多次去會理調查或考察，并在古窯址試掘。

上述專家、學者和專業人士事后都分別在文博書刊上發表了論文。筆者研讀了他們的論文，發現其有三個共同的觀點：

1.會理古窯址始燒于宋代，最遲在元代就開始燒制青花瓷器。

2.會理元明青花瓷器無論是原材料的采用、工藝技術特點，還是產品最終的形態，都與云南體系（玉溪窯、建水窯等）的元明青花瓷器具有突出的共性，可視為一個窯系。

3.會理青花瓷器的工藝技術來源于邛窯的釉下彩，是邛窯工匠被擄南遷的直接結果。

例如：

西南師范學院歷史系教授唐昌樸先生在1982年6月對會理瓷窯（鹿廠窯）遺址進行考察后認為：“……其窯的建造時代是在宋末元初。”

四川文博考古界老專家魏達議、羅明遙、吳時敏在考察后撰寫的《論會理元代青花瓷窯》一文中論述道：

“我國陶瓷發展史釉下三彩的運用，1983年在四川成都青羊宮隋、唐窯址內已有發現，唐代長沙窯和四川邛崍縣的十方堂窯以及其他邛窯系都已廣泛運用，這種釉下三彩的技術已為大家所公認是青花釉下彩瓷的技術基礎。宋代尤其是南宋，成都琉璃廠窯就發展為劃花填彩和繪三彩的所謂‘宋三彩’的釉上彩技術。因而釉下彩技術，可能由成都地區南傳到會理為鹿廠窯所繼承發展為釉下青花。如若此推論可靠，則鹿廠窯宋、元青花就是運用當地原料并繼承發展成都青羊宮窯隋、唐釉下三彩技術而創燒出來的新產品。”

“湖田窯不是青花瓷的創燒者，而玉溪窯又晚于（會理）鹿廠窯，故鹿廠窯在青花瓷的創燒史上應占有一定的地位。”

三位先生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在其考察報告中指出：“1973年云南祿豐元代晚期火葬墓出土的一件青釉青花玉壺春瓶，是玉溪窯的產品，其所繪魚藻紋圖案的繪法粗放自由，與鹿廠窯元代灰白釉下青花的繪法完全相同，因此他們之間可能有繼承關系。”

無獨有偶，最近筆者在收集、整理有關四川古代陶瓷研究論文的過程中，有幸讀到攀枝花大學講師何霞女士的論文《四川會理古陶瓷窯口歸屬的分析》一文，何女士曾多次去會理地區實地考察，她認為會理鐵廠的抱母雞坡古瓷窯的年代應比鹿廠古瓷窯更早。在那里，她發現了“原始青花的陶瓷殘片”……其色澤與玉溪窯青花中使用“珠明料”的瓷器相似。

何女士在論文中引用了故宮博物院資深研究員、著名陶瓷老專家耿寶昌先生的話：“云南的青花瓷在著色上色彩比較暗，灰，釉色泛黃，花紋多呈現青黑色。”她認為：“會理原始青花就具以上特點且顏色更深，應早于玉溪窯青花。”

她解釋道：會理窯青花碗內底的支釘痕跡，是運用耐火材料做成的蠶豆大小的顆粒狀支釘墊燒形成的，“與玉溪窯青花的燒制方法完全一樣”。

她感慨地說：”通過對上述窯址的考古發掘和調查，人們直接感受到了邛窯工藝對上述地區的影響。”

會理元明青花瓷器的胎體呈淺灰色，胎質較細膩；釉面呈豆青色或灰白色或黃土色；普遍開“小塊冰裂紋”，青花發色呈“灰藍色”、“灰黑色”、“青藍色”、“青黑色”等，深黑為早期產品，淡藍者為晚期產品。繪畫手法分涂劃和雕皮印刷兩種：涂劃線條粗放隨意瀟灑，雕皮印刷則圖案整齊劃一。雕皮印刷為主要的裝飾手法。圖案多為樹葉或朵花，或無花卉，只有青花的圈記。厚沿外卷，弧腹或折腹，厚底，無匣缽，只有少量墊餅，用于燒制大件器物，盤、缽、碟皆為澀圈疊燒。所用青花顏料則是當地土產青料。裝燒方法多為澀圈重疊和支釘墊燒，故多數瓷碗內底有一圈無釉澀圈或五至六個支釘痕跡。

多年來，按照專家的指引，筆者出于學習、研究的需要，也陸續收藏了一些會理的青花瓷器，在此發圖與方家交流、探討。

朵花紋碗（圖1-1），元代，支釘墊燒，土黃色釉，青花色深，發黑，簡筆彎鉤狀花瓣。這只碗的花瓣畫法與南海出水元代青花碗（圖1-2，圖1-3）雷同。

青花蓋罐（圖2-1），豆青釉，有細冰裂紋片，灰藍色青花，彩繪“福”字、“春”字。這只青花蓋罐帶八思巴文草書“福”字的寫法，與傳統漢字草書“福”字的寫法絕然不同；變形花草形的“春”字，與邛窯酒罐上的“春”（圖2-2）字一脈相傳。

篇（7）

黃土高原歷史上是森林和森林草原地區，這是科學家在黃土高原上進行過大量考察后得到的共識。我國古生物學家楊鐘健于1929年到晉西陜北考察時，根據大量考證和調查材料斷定當地原為森林地帶。1955年中國科學院黃河中游水土保持考察隊在考察報告中明確指出：“從殘存的原生植被來看，可以肯定，本區在農耕以前原始植被是屬于森林和森林草原。”這一結論近年來為大量科學研究所證實。

地球上歷史痕跡的變化或多或少可以通過地質現象來保存。古植物的孢子和花粉大量散布在黃土高原的黃土中。由于植物的孢粉外壁堅固，能夠在地層中長期埋藏而不腐爛，因此它飄落到哪里，就保存在哪里。為了解黃土高原的“變臉”過程，專家們特意到黃土高原西部甘肅靜寧縣、秦安縣、定西縣等地采集黃土高原6個典型地質剖面的黃土標本，從中獲得了近千份孢粉樣本。這些孢粉樣本記錄了公元前4.6萬年至今黃土高原植被變遷過程。 從孢粉的分析來看，發現了松、云杉、冷杉、鐵杉、櫟、菊科等數十種植物孢粉的記錄，專家們認為黃土高原在最初的時候并不姓“黃”。在4.6萬年的歷史中，有一多半的時間，黃土高原是森林和草原的成分相互消長，在這段時間里，黃土高原經歷過多次快速的“變臉”――歷經過草原、森林草原、針葉林以及荒漠化草原和荒漠等多次轉換。

考古發現與古藉中的證據

大地灣遺跡被認為是黃土高原上的奇跡。在距今7800年前的秦安大地灣一期文化層中，不僅房屋建筑遺址有使用木的痕跡，特別是大地灣晚期文化層中，房屋建筑大量使用木料。此外，還有鹿、羚羊等食草動物骨骼和一些嚙齒動物、河蚌類軟體動物遺骸發現。犀牛是現代熱帶、亞熱帶動物，適應暖濕的森林、草地及河湖沼澤環境。以上信息表明，在距今7800前大地灣一帶，有茂密的森林，并有豐美的草地，河流湖沼交錯，植被條件極為優越，氣溫和降水均高于現代。

《詩經》中有許多重要篇章描寫了周朝天子和諸侯在陜北和隴東地區的廣大黃土塬上狩獵的情景。如《小雅?吉日》篇，生動地描寫了周天子和群臣一起在漆、沮河流域的廣闊草地上駕車圍獵野鹿和各種動物的情景。該詩表明，在漆、沮河流域，野鹿等多種食草動物數量很多，進而表明這里有較廣闊的草地。在關中地區的西周遺址中，發現大量獸骨、鹿角等遺存，表明狩獵活動對于西周時期生活在黃土高原地區的先民來說具有重要意義，與《詩經》等古代文獻所記載的狩獵活動互相印證，為古代文獻所描寫的黃土高原野生動物及狩獵活動提供了有力證據。

古代的黃土高原上許多河流被稱為清河，這說明古代黃土高原河流的含沙量要小得多。《詩經?大雅?鳧鷺》篇描寫了西周時期涇河之中水鳥很多，還描寫了當時涇河岸邊為沙質河灘，河中為沙洲。這表明當時涇河水質較好。另據《左傳?襄公十四年》記載，直至春秋時期，涇河之水可以直接飲用。這也說明當時涇河含沙量較小。先秦時期，涇河、渭河、汾河和黃河，都可以較通暢地通航，這些都說明，在當時人類活動對黃土高原天然植被破壞輕微的情況下，土壤侵蝕相對是較輕的。

黃土高原是如何形成的？

歷史上的夏、周、秦、漢和唐代，都把都城建在黃土高原上，在這片土地上發展了燦爛的古代文明。但由于長期以來的人為破壞，使大面積的森林逐漸消失而成為今日的荒山禿嶺。大規模破壞森林的方式包括戰爭破壞、營造宮殿、樵采、毀林開荒等。其中以毀林開荒對森林的破壞最為嚴重和徹底。 自秦漢以來黃土高原經歷了三次濫伐濫墾。第一次是秦漢時期的大規模“屯墾”(邊防軍有組織大墾荒)和“移民實邊”開墾。這次大“屯墾”使晉北陜北的森林遭到大規模破壞。第二次是明王朝推行的大規模“屯墾”，使黃土高原北部的生態環境遭到空前浩劫。據考證，明初在黃土高原北部陜北(延安、綏德、榆林地區)和晉北大力推行“屯田”制，竟強行規定每位邊防戰士毀林開荒任務。從這里我們不難看出，明代推行“屯田”制對環境破壞之嚴重。第三次大墾荒是清代，清代曾推行獎勵墾荒制度，墾荒范疇自陜北、晉北而北移至內蒙古南部，黃土高原北部和鄂爾多斯高原數以百萬畝計的草原被開墾為農田，使大面積的土地沙化，水土流失加劇。

篇（8）

課程改革的大潮中，不斷涌現出新穎的體系架構和靈活的課程實施形式。我們學校經過調研，決定在“齊魯文化課程”上另辟蹊徑。既然突出地方文化，為什么不可以走出書本，走進富有文化氣息的山水名勝呢？古人尚且重視“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我們何不也讓學生去親近故鄉的山水田園、名勝古跡、文化場館，去身臨其境地感受、體驗呢？據調查，學生甚至家長，對家鄉的政治經濟了解不全，對于歷史文化更是一知半解，只有不到50%的家長到過全市所轄的五區三縣。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我們才做出了走出校園，走遍淄博的社會實踐課程的設想，并在實施中逐步完善。

根據課程方案的設置要求，校本課程一般都是每周安排一節課，一學年為36～40課時，我們創造性地打破了這一限制，集中一周時間參與課程實踐活動，既保證了課程課時總量，同時又能極好地協調各種教育教學資源，保證課程效果。這種集中的活動，便于組織，教師和學生參與的積極性也很高，家長也因為學生能四處走走看看，增長見識而十分滿意。在確定了以“走遍淄博，探尋齊魯文化”為內容，以“實踐活動周”為形式的活動模式之后，我們著手制訂具體的實施方案。

一、初步感知階段

我們以班級為單位，提前一周布置自主探究學習任務，作為實踐活動的開端，讓學生通過各種形式對家鄉各區縣的政治經濟、歷史文化、名勝古跡、民風民俗等內容進行收集整理。通過查閱相關資料、民間采風、傾聽家長或村居長者的講述等形式，以小組為單位，對各自收集的資料進行整合，制作成諸如粘貼報、報告集等文字書面材料，更鼓勵制作成PPT等形式進行直觀地展示。與此同時，任課教師也要進行積極準備，每人詳細地梳理一個區縣的資料，制作成圖文并茂的PPT課件。周一的課程表按照區縣名稱命名，分別安排張店區、臨淄區、淄川區、博山區、周村區、沂源縣和高青縣、文昌湖度假區和高新區等七個板塊，教師這時儼然成為各區縣的“代言人”。課堂分三步完成，首先集中學習學校整理印發的材料；其次是由教師集中展示自己負責的某一區縣的相關資料，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學生展示自己搜集并制作的相關素材，并進行開放式的交流。在我們的實踐中，教師都對學生收集的相關資料感到吃驚，因為很多甚至連教師也未曾聽說，同時也為學生那種探究的熱情、資料整理的細致而感到由衷的高興。

二、實踐體察階段

在接下來的四天時間，是學生真正的體驗活動時間。根據周邊區縣的地理方位分布，我們設計了三條不同的路線：A線向南以淄川、博山、沂源為一線，分別選定蒲松齡紀念館、淄川博物館，博山的趙執信紀念館、文姜祠廣場、沂源博物館、江北第一溶洞、齊長城遺址等景點，并在沂源縣進行采摘活動；B線向東北歷經臨淄的中國足球博物館、齊國歷史博物館、齊都古國遺址、桓臺的王漁洋紀念館、高青的引黃工程、黃河浮橋等景點；C線向西經過文昌湖度假區，到周村的古商城大街、淄博體育中心、高新區、山東理工大學、中國陶瓷館、淄博博物館等主要站點。在參觀學習的過程中，沿途經過的大型企業、重點國道省道、重要的地理地標性建筑、以及相關的地理歷史背景等都由隨車教師及時講解。周五上午集中安排學生參觀代表了齊魯文化精髓的山東省博物館。

整個活動過程，從中國最古老的頭蓋骨化石，到淄博現代的繁榮發展，從悠久的陶瓷文化到享譽世界的足球文化，從王漁洋到蒲松齡，從黃河岸邊到齊魯國界，走遍淄博，歷經古今。這樣的活動，對學生是全新的課程，豐富了閱歷，增長了知識，開闊了視野，感受了家鄉的秀美，領略了地域文化的魅力，那種以故鄉為榮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三、總結提升評價階段

外出探究活動于周五上午結束，周五下午返校后，學生進行總結交流，填寫實踐活動記錄表。利用周末把活動中的感悟整理成考察報告的形式，在自己的空間、博客上。接下來的一兩周時間，學生在網絡上交流心得，把自己拍攝的照片起上一個靚麗的標題，在班級宣傳欄辦起了小小的攝影展。總結中，學生有太多的感慨：終于見到“母親河”了；我們家鄉原來有這么多的歷史名人；這么多的中國第一、世界第一原來就在我們身邊……有的家長這樣說：我們四十多歲了，都沒有機會走遍淄博各地，感謝學校和老師們給了孩子這次機會，孩子們歸來的講述讓我們都知道了很多，學會了很多……在學校層面，組織了“探尋齊魯文化”的圖片展，優秀實踐活動報告展等活動。同時，我們對每個學生在活動過程的表現進行評價，對表現出色的學生進行表彰。有效的評價不僅激發了學生的成就感，讓他們認識到這項活動作為“課程”的重要意義，同時也提高了課程實施的力度和效度，落實了課程的育人效果。

在新課程改革的背景下，這樣的實踐類課程是課程體系建設中的有益探索，豐富了課程內涵、創新了課程實施模式。適合的就是最好的，善于創新的教育才是最有效的教育。這種“另類”校本課程，是符合教育發展的潮流和趨勢的，在全面提升學生綜合素質上做出有益的嘗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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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赫定沒有想到，這時的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經過西方近代科學思想的傳入和的洗禮，中國學術界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中國學者已經開始具有現代意識與民族精神，此時的中國已非彼時的中國。赫定的考查活動遭到了中國學術界的強烈抵制。經過四十多天的談判，中國學者與斯文赫定簽訂了《中國學術團體協會為組織西北科學考查團事與瑞典國斯文赫定博士訂定合作辦法》。這個協定曾被當時的中國學者戲稱為“翻過來的不平等條約”，它是現代中國學者公認的、中國現代科學史上的第一個平等條約。

背 景

19世紀中期，西方探險家已經基本完成了對歐洲、北美洲的考察，南美洲、非洲、澳洲以及西伯利亞等廣大地區的地理概況也逐漸為學者們所熟知。19世紀末到20世紀上半葉，東亞及歐亞大陸腹地作為僅有的幾個未知領域，引起了世界學者的廣泛關注。隨著地理考察的進展，西方學者逐漸把目光集中到亞洲腹地，尤其是中國的西部地區。

中國在東亞、中亞占有遼闊的疆域。這里不但有獨特的自然環境，而且有豐富的文化景觀。中國人對西北邊疆地理的研究有著悠久的歷史。自漢代張騫開通西域后，國內介紹中國西北地理概況的著作不斷問世。到了清代，西北藩亂不斷，為了加強西北邊疆的建設，有關西北地區的地理研究更加豐富。

經過清代幾百年的經營，中國人對于西北地區的自然環境及人文現象已經有了概括性的了解，并出現了大量的西北邊疆地理著作。其中較為重要的著作，有徐松的《新疆識略》和《西域水道記》、椿園氏的《西域聞見錄》、祁韻士的《西域釋地》和《西陲要略》、張穆的《蒙古游記》等。但是中國傳統的西北邊疆地理研究多以地方官員、僧人及流寓邊疆的文人學者的著述為主，直到19世紀末期，還沒有科學意義上的探險和考察。

從19世紀的最后10至20年開始到20世紀初期，中國西北邊疆地理的研究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形形的外國人云集這一地區，其中既有帶著侵略目的的政客，也有當時世界一流的地理學者和地質學者。俄國軍人普熱瓦爾斯基（H.M.Przewalski）和他的學生科茲洛夫（P.K.Kozlov）曾在中國西部地區考察，并掘走了大量的珍稀動植物標本和西夏文書；英國人斯坦因（M.A.Stein）、法國人伯希和（P.Pelliot）、德國人李谷克（A.von Le Coq）等人，也都曾劫掠過中國西部地區的文物和古生物化石。這一時期，有數百名來自英國、法國、瑞典、德國、俄國、日本、美國等十幾個國家的學者來中國考察。他們的足跡遍及中國的廣大疆域，考察報告和相關論文、論著數以千計。這些成果有些在中國發表，更多的則發表在世界各國的科學雜志和著作上。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是中國西部地區的地理大發現時代。

在眾多的科學探險考察中，最著名的有美國地質學家龐培烈（R?Pumpelly，1837~1923年）于1862年至1865年的橫穿歐亞大陸之旅，和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eri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年）于1868年至1872年對中國的廣泛考察。他們掀開了中國近代科學考察的序幕。尤其是李希霍芬提出的“震旦紀”、“黃土高原風成說”、“絲綢之路”等概念和學說，曾在中外學術界產生廣泛的影響。

幾十年以后，李希霍芬的學生、瑞典地理學家斯文赫定再次來到中國，計劃組織一次大規模的科學考察活動。

赫定簽署的協定及中國學者的反應

當斯文赫定于1926年再次來到中國時，中國的科學事業已經有了長足的進展。這時不但出現了像中國科學社這樣的綜合性學術團體，而且已經成立了大大小小各種專業性的學術團體十幾個。中國學者“歷觀前事，痛國權之喪失，恐學術材料之散失”，早就希望組織學術團體協會，以便聯絡各學術團體，更好地發揮它的作用。赫定的到來，成為中國學術團體協會成立的催化劑。

赫定來到北京后，首先尋求瑞典、德國駐華大使和北京政府的支持。他的計劃似乎進展得十分順利。不但西方的駐華大使表示全力相助，赫定的考察計劃還得到了北京政府的支持。赫定為了考察事宜曾拜訪了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顧維鈞。顧認為中國政府肯定會同意考察計劃中的駝隊探險，但計劃中的航空探險，卻要得到中國軍方的同意。為此，赫定又拜訪了航空署長劉光克。劉對開辟中國與歐洲之間的航線很感興趣，但他提醒赫定在駝隊探險結束之前不要提出飛行的請求，否則捅到報界，就會遇到更大的阻力。為了避免麻煩，赫定決定先進行駝隊探險，并取消了在中亞建立無線電臺的計劃。

在赫定的努力下，北京政府同意了他的考察計劃。當時駐扎在北京的奉系軍閥親自接見赫定，為赫定出具介紹信，并打電報給新疆軍閥楊增新，通知他探險隊的抵達時間和目的。

在爭取得到北京政府應允的同時，赫定也在積極準備具體的考察事宜。他派隨行的西方學者前往包頭籌建考察團總部，并準備購置考察用品。

正當赫定認為萬事俱備的時候，事態卻發生了突然的轉變。

事情起因于1926年底赫定與北京政府農商部下屬的地質調查所簽訂的協議。為了能夠更好地推進考察工作，赫定在當時農商部顧問、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J.G.Andersson）的建議下，與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達成了合作協議，并草擬了探險大綱。協定的原始文本現已無從考證，但關于協定的具體內容，目前中國學術界卻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認為，協定要求赫定的考察隊吸收中國學者參加古生物考察，考察的結果將發表在中國的古生物學雜志上，考察團所有的采集品均留在中國。考察團定名為“中瑞聯合考察團”；而另一種說法則認為，協議規定，考察團采集的所有地質、考古材料和歷史文物先送瑞典研究，“一俟中國有相當研究機構，再送還中國一套副本”。中國派地質工作者兩人伴行，負責與當地各級官廳接洽，到新疆后即返北京，由瑞典人前去接替。而考察隊的名稱是“斯文赫定中亞遠征隊”。盡管目前無法斷定上述兩種說法哪一個更符合事實，但毫無疑問，1927年3月中國各界聽到的是后一種聲音，于是“全國輿論大嘩”。一時間，北京的大小報紙紛紛刊登消息，報道了赫定帶來數架飛機，當局無法阻止赫定偷運文物的消息。

不但中國報界反應強烈，中國學術界更是采取了積極的行動，反對赫定的考察活動。

1927年3月5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召集各學會代表二十多人召開聯席會議。會議決定成立北京學術團體聯席會議。第一次聯席會議有兩個主題：一方面是促進籌備建立永久的機構，進行學術資料的收集與研究，籌劃發掘采集國內各種學術材料；另一方面就是反對外國人私入中國境內收集資料。在第一次聯席會議的決議中，明確提出了反對瑞典遠征隊來華。

在3月19日召開的第三次聯席會議上，決定將北京學術團體聯席會議改稱為中國學術團體協會，并將其確定為永久機構。與會代表擬定了14條《中國學術團體協會章程》，并于5月2日呈報教育部。章程規定，協會由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北京大學考古學會、歷史博物館、京師圖書館、中央觀象臺、古物陳列所、故宮博物院、清華學校研究院、中國天文學會、中國地質學會、北京圖書館、中國畫學研究會、中華圖書館協會、地質調查所等14個學術團體及學術機構組成。

學術團體協會成立后的首要任務，就是與赫定談判考察事宜。

談判的經過及協議的簽署

自1927年3月5日，第一次學術團體聯席會決議公開反對赫定的考察計劃后，又于3月10日在北京各大報紙上公開發表《宣言》，反對斯文赫定的中亞遠征計劃，并致函中國外交部，要求停發斯文赫定等人的護照；11日，又致函甘肅、新疆等地的相關機構，要求阻止斯文赫定前往。

赫定不希望與中國學術界發生沖突，另外當他得知北京政府可能因為中國學術界的反對而收回曾經承諾過的支持時，赫定為了解釋情況和平息事態，于3月9日致函北大研究所國學門主任沈兼士，表示這次考察并未打算攜帶古物出國，并愿意與中國學者合作。10日赫定與安特生到北京大學面見沈兼士等中國學者，解釋這次考察的目的，并商談合作的可能性。

為此，學術團體聯誼會于3月13日召開第二次會議，討論赫定的來信，并于14日復函斯文赫定。信中認為，赫定信中提出的合作辦法，與第一次聯席會議中提出的由中國人主辦的方法相違背，因此不能接受。但信中仍向赫定表示，愿意與他“作友誼的晤談”。

3月17日赫定再次致函聯席會議，進一步解釋考察的目的及與中國學術團體合作的辦法。赫定還就中國學者反對中亞遠征隊的名稱問題，提出可將考察隊定名為“北京學術團體聯合組織之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或者其它中國學者認可的名字。

在3月19日的第三次聯席會議上，中國學者詳細討論了赫定的來信，決定推舉周肇祥、劉復、袁復禮和李濟四人與赫定接洽，并建議赫定于3月20日下午到北京大學第三院研究所考古室面商此事。

3月20日下午四時，赫定偕同當時擔任農商部顧問的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到北京大學邀請四位代表到六國飯店舉行了第一次面對面的談判。

這次談判，中國學者主要關心的是赫定此行的目的、是否涉及軍事內容、西方考察團的成員是學者還是軍人、考察路線、時間、經費等問題。針對這些問題，赫定一一作了說明。他尤其介紹了考察的目的主要是地理、氣象、天文及地磁學，而考古及地質學是附帶目的，如果中國學者反對，可以取消相關的考察內容。談判結束后，赫定向學術團體協會提交了他整理的14條會談紀要。

就在中國學術團體協會考慮如何與赫定合作的問題時，《順天時報》以“瑞典考古隊已首途赴新”為題，突然報道了赫定的考察隊已經出發的消息。中國學者大為驚異，于是再次致函赫定，請他“誠意答復”，并同時致函綏遠都統，請他們在協會與赫定談判沒有成功之前，監視考察隊的行動。3月22日赫定回復中國學者，稱報上的消息不準確。強調只是部分人員先到包頭做準備，他本人將留在北京商談此事。赫定還專門請安特生向中國學者解釋此事。

3月24日學術團體協會召開第四次會議，討論赫定整理的第一次會談的14條內容。經過仔細商議，與會代表向赫定提出11條合作辦法。辦法的內容包括：考察團的名稱應為“中國學術團體協會西北科學考查團”；考察團的具體事務由協會組織理事會負責；所得物品應全部交與理事會保管；不得毀壞沿途古物建筑；不得以私人名義向當地居民購買古物；不能夠繪制比例尺超過三十萬分之一的地圖等等。會議還決定由周肇祥等六名學者繼續與赫定商談。

3月25日，六名代表與赫定進行了第二次談判。

這次商談的內容涉及中西方團員的具體人數、薪金，經費的來源及使用辦法，氣象臺的設置，團長的人選，出版考察報告的方法等具體的合作內容。會談結束后，赫定要求中國代表將所提條件以西文形式送給他，并于29日復函，大體同意中國學者的要求。但赫定提出，在中方的要求中，理事會的權力太大，并希望在采集的古物和考察報告的形式上，中方能夠有所退讓。

就此，4月1日學術團體協會召開第五次會議進行討論。會議提出八點決議，表示，名義上可以商量，但在權益上不退讓。

4月2日，中國學者與赫定舉行了第三次談判，逐條討論中方的意見。會談中討論了雙方團長的權限、理事會的作用等問題。

就在中國代表與赫定商談合作辦法的過程中，各大小報紙不斷有關于赫定組織的考察團已經出發的報道。一時間消息混雜，難辨真偽。為了更好地交流與合作，第三次談判結束后，中國代表仍以電話或書信等方式與赫定交換意見，并又先后召開了三次會議，討論各項內容。最后，赫定基本上接受了中方的要求。

在與赫定基本上達成共識之后，中方推舉徐炳昶、馬衡、劉復三人負責起草合作辦法，李四光、袁復禮、李濟三人負責合作辦法的翻譯。

4月20日學術團體協會召開第十次會議，討論新起草的合作辦法。23日周肇祥與劉半農帶協議征求赫定的意見。赫定提出考察團的名稱應由“學術團體協會組織考查團”改為“學術團體協會與斯文赫定博士共同組織考查團”、外方團員應該由赫定任命而不由協會任命等意見。在24日的第十一次會議上，中國學者同意了赫定提出的要求。

經過四十多天的談判，4月26日下午七時，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由中國學術團體協會代表周肇祥和瑞典學者斯文赫定簽訂了《中國學術團體協會為組織西北科學考查團事與瑞典國斯文赫定博士訂定合作辦法》。至此持續了一個多月的談判終于以中外合作、并以中方為主的形式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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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4）22-0044-02

青城又名一條城，位于甘肅省蘭州市榆中縣北部崇蘭山下，，地形呈狹長地帶，黃河流經北部，屬典型的黃河谷地。青城歷史悠久，歷代文人墨客薈萃，商賈云集，會館林立，是西北商貿集散地和黃河上游邊防軍事重鎮。

據史料記載，青城建于宋仁宗寶元年間（1038～1040），由宋代大將狄青巡邊時所建。據《蘭州府志》載：“一條城本名壟溝堡，宋狄青巡邊所筑。明萬歷五年，兵備張棟疏請改名。” 青城《羅氏族譜》載：“宋寶元時，狄武襄公擢秦州刺史。有豫章羅月泉先生者，為宋儒從彥之曾祖，武襄聘為幕客。狄武襄公巡邊至定遠，筑一條城。月泉襄辦屯田事宜，因僑居一條城。后還豫章，至裔孫柄之復遷于條。”此外，《甘肅通志》、《榆中縣志》、《皋蘭縣志》和《金縣志》均有“一條城”的記載。由此可見，青城距今已有970余年的歷史，是名副其實的黃河千年古鎮。

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了《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從此世界各地文化遺產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和保護。當時，《公約》對文化遺產作了三方面定義：一是文物，二是建筑群，三是遺址。這三者其實可以用一個“大文物”概念來概括，即“歷代遺留下來的在文化發展史上有價值的東西” 。①然而，“大文物”的概念只停留在物的方面，文化是多樣的，它既包括有形的文化，也包括無形的文化，這樣“大文物”概念又升華為如今“文化遺產”概念，即把人類口頭和非物質的文化都囊括其中。但這種分類法又不免陷入人為的分割，因為所謂的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個對立統一體，它們相互依存，共同作用。因此，研究青城文化遺產，我們在對其進行二性分類的同時，還要注意二者的聯系。

一、 青城物質文化遺產

物質文化遺產又稱“有形文化遺產”，包括文物、建筑群和遺址。

文物：從歷史、藝術和科學的角度來看，具有突出價值的建筑群、雕刻和繪畫，具有考古意義的部件和結構、銘文、洞穴、住區及各類文物組合體。

建筑群：從歷史、藝術和科學的角度來看，在建筑形式、統一性及其與環境結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單獨或相互聯系的建筑群體。

遺址：從歷史、美學、人種學或人類學的角度來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人造工程或自然與人類結合工程以及考古遺址的地區。②

青城物質文化遺產大致可以分為如下幾類：

（一）文物類

文物類遺產主要包括磚雕、木雕、傳統服飾、明清家具、碑刻、農業生產工具、水煙制作工具、樂器、傳統生活用具等。這些遺產內容豐富、種類繁多，保護現狀各不相同。磚木雕保護大都附屬于古建筑和民居，對于某些重要的殘損磚木雕進行了局部修繕或原址復原。傳統服飾除了在羅家大院陳列室里有收藏外，還有很多精品散存于居民家中，有待進一步整合資源。明清家具除了在羅家大院、高家祠堂、青城書院等大型建筑群集中收藏和展示外，有部分散存于居民家中，尤以方桌、條案、錢柜、衣柜、茶幾、首飾盒等居多。農業生產工具設有專門的陳列室集中展示，收藏種類比較齊全，但在展示手段上尚缺乏情景配合。在民間，仍然有部分工具在生產中使用。樂器主要是指配合演奏青城小調的各種樂器，包括嗩吶、笛子、云鑼、扇鼓、大鐃、二胡、三弦、板胡、揚琴、梆子、撞鈴等。這些樂器很多傳承有序，有的使用了兩三代人，大都保存在演唱藝人手中。傳統生活用具內容較雜，如水煙瓶、煙桿子、鼻煙壺、針線盒、首飾盒、調料罐、黑瓷油瓶、酒瓶、陳設瓷器以及各類工藝品等，從不同側面反映著青城民間生活文化。這些傳統生活用具除少部分陳列收藏之外，大多數散失在民間，缺乏整合。

（二）建筑群類

建筑群類遺產主要包括明清民居、城隍廟及其附屬建筑、青城書院及其附屬建筑、高家祠堂及其附屬建筑、羅家大院及其附屬建筑等。明清民居以清代四合院式形制居多，磚木結構，古色古香，大部分民居仍然在居住使用，政府對部分典型民居進行了修繕和保護。青城書院、高家祠堂及其附屬建筑保存比較完好，是重點修繕和保護的建筑。羅家大院及其附屬建筑，除了進行原貌修繕外，將部分居室改造為陳列室，并專門設置了水煙制作場景和作坊，再現了民國時期羅家水煙作坊的興盛場景。

（三）遺址類

遺址類遺產主要指尚存爭議的闖王李自成墓及其故居，現已有《李氏家譜》進行相關佐證。這部分遺產有待進一步論證和保護。

二、青城非物質文化遺產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各種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和文化空間。③其范圍包括口頭傳統、傳統表演藝術、民俗活動、禮儀、節慶、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間傳統知識和實踐以及與上述表現形式相關的文化空間。

青城非物質文化遺產大致可以分為如下幾類：

（一）傳統手工技藝

傳統手工技藝主要包括水煙制作技藝、陳醋釀制技藝、織布技藝、長面制作技藝、剪紙技藝、刺繡技藝、磚木雕刻技藝等。水煙制作技藝因水煙經濟衰落而逐漸消亡，目前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個人能夠比較詳細地描述其制作工藝。陳醋釀制技藝在民間具有深厚的基礎，大部分居民都能自己釀制陳醋，世代相傳。織布技藝因外部環境的變化已喪失生存的土壤，傳統木制織布機因結構復雜、產品過時，現只能進入陳列室進行展示。長面制作技藝和釀醋技藝一樣，深植于民間生活，成為青城婦女的必修課。剪紙技藝出現了以康月玲為代表的融入傳統山水畫特色的地方剪紙藝術，并受到政府的扶持與保護。刺繡技藝在青城民間生活中仍然占有一席之地，但相對于清代傳統刺繡，無論是在技術還是內容上，都有一定的差距。磚木雕刻技藝仍然延續著傳統，但由于木結構房屋的減少和機器磚雕品的出現，磚木雕工藝受到一定的沖擊。

（二）民間游藝

民間游藝主要包括道臺獅子、青城高蹺、城河抬子、火獅子、英雄舞鼓等表演活動，這些活動屬于青城民間社火的表演內容。這些活動通常在重大的節日慶典集中表演，并組成一個龐大的社火隊集體演出。這些活動表演難度較大，對表演者的技術要求較高，通常需要具備一定的武術功底，否則難以勝任，這應與青城的尚武精神息息相關。

（三）民間音樂

民間音樂主要指青城小調，它是一種集歌唱、表演與器樂演奏為一體演述短小故事的音樂形式。相傳清代末年青城人張海潤創建，20世紀40年代劉自重搜集整理兩冊曲本，命名《西廂調》，使青城小調增添了一份雅氣，與眉戶等鄉土氣息的地方曲子區別開來。有關青城小調的整理和研究成果，現已有郇芳、鐵燕合著的《青城小調》面世。

（四）民俗活動

民俗活動比較典型的是城隍出府。據說青城的城隍爺大有來頭，他本是省城蘭州的督城隍。雍正年間，因與新修的城隍廟尺寸不匹配被淘汰，最終落到了青城鎮。按照慣例，城隍爺每年出府兩次，即清明節與農歷十月初一，巡視民情，辦理案件，消災去禍。城隍出府陣勢龐大，號稱“半鑾駕”，即皇帝出巡人數的一半，少則100多人，多則300多人，成為青城民間傳承已久的地方民俗活動。

[注 釋]

①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文物”辭條，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

②向云駒：《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寧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③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手冊》，文化藝術出版社2007年版。

[參考文獻]

[1]鐘敬文.民俗學概論[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

[2]金吉泰.李自成的最后歸宿在甘肅青城[J].絲綢之路，2006 ，（8）.

[3]玲.青城古建筑的磚雕裝飾藝術[J].甘肅科技縱橫，2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