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的金融素養水平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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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2015年，國務院印發了《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年）》，其中多次提到金融知識的教育工作，例如“加強金融知識普及教育”，并將“鄉村貧困人口”列為重點的教育對象，希望他們“掌握符合其需求的金融知識”，體現了國家對鄉村人口金融素養的重視[1]。《消費者金融素養調查分析報告（2017）》[2]（以下簡稱《報告》）發現，城鎮消費者金融知識測試的平均正確率為64.78%，而鄉村地區消費者金融知識測試正確率僅為50.70%，明顯低于城鎮消費者。為了開展有針對性的金融消費者教育活動，幫助其提高金融產品和服務的認知能力及自我保護能力，提升金融消費者素養和誠實守信意識，實現國民金融素養的整體提高和金融環境的改善，《報告》建議明確金融消費教育的重點區域和群體，重視貧困人群，對在校學生、邊緣地區貧窮人群、勞務流動人口等金融服務中的弱勢群體制定相關傾斜政策。“學生時期是金融知識的啟蒙階段，對塑造良好金融態度和培育正確的金融行為、技能具有重要意義。”《報告》建議將金融素養納入教育體系，盡可能多地覆蓋所有在校兒童和青少年，并讓其在學生生涯這一段較長時間里循序漸進地學習金融知識，培養具有高水平金融素養的未來公民。綜上，提高國民的整體金融素養，應該從孩子抓起，而且應該重點關注金融素養教育資源相對匱乏的地區和人群，比如鄉村地區的孩子。如果從孩子開始就能逐漸縮小這種差距，那么貧困的代際傳遞就可能會被阻斷。目前，鄉村地區孩子的金融素養是什么樣的情況，與城市孩子相比有什么樣的差別，相關研究還很少。本研究使用一家全國性青少年金融教育公益機構（以下簡稱“A機構”）的已有數據，描述了我國兒童的金融素養水平，希望可以為這一領域的研究者、實踐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相應的實證證據。

二、文獻概述

（一）金融素養的定義和測量

國外圍繞金融素養的學術討論在20世紀90年代就已經開始。美國的伯恩海姆（Bernheim）和加雷特（Garrett）在他們1996年發表的學術文章中提出了金融無知（financialilliteracy）的概念，指出很多人并不了解自己的經濟處境和可以使用的福利資源，他們因而使用一系列與金融概念有關的問題來測量個人的金融素養（financialliteracy），例如失業率、通貨膨脹、稅收、利息、最低工資、道瓊斯指數、投資風險回報等[3]。在這以后，國外很多學者在這一領域做了較為深入的研究。例如，魯薩第（Lusardi）和米切爾（Michell）認為金融素養是一種個人資本，將其定義為個人處理金融信息和做出金融決定的能力[4]。他們覺得具有金融素養的人應該具備基本的計算能力，了解通貨膨脹并且知道用多樣化投資降低資產風險。基于這樣的理解，他們相應設計了簡潔的三道題來測量金融素養，分別是利息的計算、是否了解通貨膨脹以及單買一支股票是否比買多股票基金有更高風險。這種測量方式已經被美國的多項全國性調查采用，例如2004年的健康與退休研究（HealthandRetirementStudy）、2007—2008年的全國青年長期調查（theNationalLongitudinalSurveyofYouth）、2009年和2012年的全國金融能力研究（theNationalFinancialCapability）。Huston（哈斯頓）在她2010年發表的文章中，梳理了71篇發表時間自1996年到2008年的研究金融素養的文章。在比較了這些文章對金融素養的定義和測量方法之后，她將金融素養定義為“可以用在金融活動中通過消費提高個人效用的一個方面的個人資本”。她同時認為金融素養應該包含四個不同的能力維度：錢幣使用、借貸、投資和資產保護[5]。世界經濟合作組織成立了國際金融教育網絡，致力于國際范圍的金融素養比較研究。他們定義金融素養為，可以用來做出良好金融決定并提升金融福祉的金融知識、金融態度、金融行為的合集。據此，他們開發出了一個包含幾十題的測量以上維度的綜合性問卷，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工具里面也包含了魯薩第（Lusardi）和米切爾（Michell）設計的3個問題[6]。在我國的金融素養研究中，魯薩第（Lusardi）和米切爾（Michell）設計的3個問題也有較多的應用。例如，2013年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7]，2014年的中國消費金融調查[8]，以及杜征征、李云峰和閆彬3位學者的研究[9]。也有一些學者根據調查對象所處的金融環境，針對性地設計了測量方法，但是一般會包含這3個問題。例如，張歡歡和熊學萍針對中國農村居民的金融素養測試，不僅包含計算利息、理解通貨膨脹和分散投資降低風險這3個問題，還增加了農民金融環境中容易遇到的“理解信貸、了解銀行金融產品、比較并選擇不同類型的貸款、規劃財務、預期利率可能上升時貸款選擇固定利率還是浮動利率以及銀行金融產品損失時各方責任等問題”[10]。以上的測量更多地說明了這些研究者認為“金融素養是金融知識”，而劉國強的研究則和世界經濟合作組織國際金融教育網絡的觀點相同，認為金融素養是知識、態度和行為的集合，其測量也對應了以上的3個維度[11]。綜上，對于金融素養的定義和測量，國內外學界分歧和共識并存。在定義層面，大家雖然都認為金融知識是金融素養，但是對兩者是不是等同的概念存在分歧。相應地，在測量方法上，大家普遍認同測量應該至少包含基本計算能力、通貨膨脹、分撒投資降低風險這3方面的內容，但也有學者認為還應該同時測量金融態度和行為。

（二）我國居民的金融素養水平

對魯薩第（Lusardi）和米切爾（Michell）設計的3個問題的普遍認同，方便了金融素養水平的國際比較。基于全國代表性的樣本，2013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發現，有14.90%的受訪者計算對了利率，15.64%的受訪者答對了有關通貨膨脹的問題，29.57%的受訪者知道多樣化投資可以降低風險，受訪者平均答對0.6個問題，僅有1.65%的人正確回答了所有問題[3]。根據2014年的中國消費金融調查結果，我國城市居民有超過一半能計算復利，近60%能理解通貨膨脹，約35%知道“投資單只股票比投資多只股票風險更大”[4]，這與其他兩項以中國城市居民為樣本的研究發現也基本一致[12-13]。總體來看，我國城市居民的金融素養接近美國、日本和意大利，處于相對較好的水平，但是全國樣本的金融素養水平則相對較低[8]，這從側面說明了我國農村居民的金融素養水平亟待提升。研究還發現，居民金融素養水平和人口學特征相關。兩項分別在中國農村地區和城市地區的研究均發現女性和低學歷者金融素養較低[6,8]。劉國強的研究表明年齡與金融素養之間的關系呈倒U形，青年人和老年人的金融素養要低于中年人[7]。還有一些研究顯示，股民的金融素養相對較高[5,14-15]。因為家庭教育和家庭所處的金融環境對孩子金融素養的影響[16]，以上對成人金融研究的結果說明，鄉村兒童可能是金融素養的脆弱群體（vulnerablepopulation）。金融社工以提升個體和家庭的經濟福祉為目標，個人金融素養以及所處的金融環境是金融社工兩個主要的干預落腳點[17]。因此，鄉村兒童也是金融社工的重點服務人群。然而，目前我國兒童金融素養的相關研究較少。他們的金融水平如何？哪些因素會和金融素養水平相關？。基于A機構已收集的數據，本研究將從素養、態度和行為3個層面來描述兒童金融素養，嘗試回答以上問題，以期促進金融社工服務的有效開展。

三、研究方法

（一）測量

本研究采用了世界經濟合作組織國際金融教育網絡對金融素養的定義，即金融素養是金融知識、態度和行為的合集。因這一定義涵蓋了金融知識維度，可以更全面地評價金融素養水平。相應地，本研究的測量也覆蓋了知識、態度和行為這3個維度。其中知識維度包含了魯薩第（Lusardi）和米切爾（Michell）設計的3個問題，并增加了理解利息、理解保險和知道“收益和風險并存”。態度維度包括了“儲蓄和消費哪個重要”、理性借貸、理性消費3個方面。行為維度則是記賬和儲蓄。為了便于兒童理解，相關的測試問題都以兒童日常生活能接觸到的經濟活動為場景。例如，“基本計算”是“買玩具”的場景，“分散投資降低風險”是“壓歲錢保管”的場景，“理性消費”是“班級活動買獎品”的場景，具體的測量方式詳見表除了金融素養，本研究收集的其他信息還有兒童居住區域（城市、鄉鎮或農村），兒童性別（男或女）和監護人的受教育水平（不知道、小學及以下、初中、高中或中專、或者本科及以上），以用于探索兒童人口學特征和金融素養的關系。

（二）樣本

本次研究使用了A機構某兒童金融教育項目評估基線調查的數據。依托其青少年金融教育網絡，A機構采用分層隨機抽樣、目的抽樣和配額抽樣相結合的方式收集了來自全國15個省（區、市）3000余名小學中高學段（主要為4年級）兒童的數據。首先，該評估按所處省份及市縣將項目合作學校分組，然后按各組學校數量占總數的比例，在各組中隨機抽取若干學校。其次，根據學校的推薦，從被抽中學校的四年級班級中選取一個參與項目的班級學生參與此次數據收集。最后，A機構還招募了同校或相鄰學校的四年級班級作為對照組，同樣進行了基線調查。因為A機構合作的學校大多位于鄉村，為了更多了解城市兒童的金融素養現狀，A機構采用了配額抽樣結合方便抽樣的方法，額外招募了一些城市學校參與基線調查。A機構招募了20所學校，盡可能地涵蓋了我國各不同地理區域的城市，然后由這些學校各推薦本校的一個四年級班級參與。

（三）數據分析方法

在完成數據收集后，A機構先對數據進行了匿名化處理，再交由研究團隊做數據分析。本研究首先對數據進行了單變量和雙變量的樣本描述；其后，用邏輯回歸模型、有序邏輯回歸模型和線性回歸模型。分別對金融態度、金融態度、金融行為以及整體金融素養與樣本的人口學特征做了相關性分析。所有的數據整理和分析都在STATA14軟件中完成。

四、分析結果

（一）樣本描述

參與基線調查的3047名兒童來自上海、云南、內蒙古、北京、四川、安徽、山西、廣東、江蘇、河南、湖北、甘肅、貴州、重慶和青海15個省(區、市)，基本覆蓋了我國的各個地理和經濟區域。來自城市的孩子有1027名，鄉鎮的孩子有619名，其余為1401名來自鄉村的兒童。從性別比例看，女孩在城市地區的樣本中占46.29%，在鄉鎮的樣本中占49.27%，在鄉村的樣本中占48.17%；三者間沒有統計學意義上的差別。在監護人的受教育水平上，有23.33%的兒童不知道其監護人的受教育水平，這樣的孩子大部分來自非城市地區。在鄉鎮樣本中，19.54%的孩子監護人的受教育水平是小學及以下；城市樣本中的這一比例為8.42%；鄉村樣本中這一比例為31.61%。監護人教育水平為初中的兒童占到15.86%，而且在3組中較為接近。監護人教育水平為高中或者中專的兒童占到18.37%，城市組中這一比例為24.87%，分別高于鄉鎮組和鄉村組8個和10個百分點。監護人教育水平為大學本科及以上的兒童占22.89%，其中城市樣本的這一比例達到40.06%，分別是鄉鎮樣本和鄉村樣本的2倍和4倍。具體統計詳見表2。

（二）金融知識

表3給出了樣本在金融知識維度上的表現。對比各組樣本的數據，有以下發現：首先，小學生們在六個知識點上的正確率差別較大，基本計算的正確率最高，都在80%以上；錢的時間價值的正確率最低，最高的城市樣本也僅有不到40%的正確率；理解利息的正確率稍好，總體在40%左右；其他3個知識點的正確率都在66%。其次，金融知識水平的城鄉差別顯著：在所有6個知識點上，都是城市樣本的正確率最高，鄉鎮樣本其次，鄉村樣本最次。這樣的差別也落到了總計答對題數上，城市樣本的孩子要分別比鄉鎮樣本和鄉村樣本多答對0.5題和1題，而且以上差別都在統計學意義上顯著。在性別和監護人受教育水平加入分析后，邏輯模型（見表4）發現城鄉差別雖然在一些知識點上減弱，但是總體依舊顯著。鄉村地區的孩子在所有6個知識點上的答對概率都顯著低于城市孩子，其中收益風險并存是差距最明顯的，鄉村地區的孩子答對此題的概率要比城市孩子低67%。鄉鎮地區的孩子則在基本計算、錢的時間價值和收益風險并存這3個知識點上的答對率和城市孩子的答對率存在差異，其中基本計算的差異最大，鄉鎮地區孩子的答對概率相比城市孩子要低49%。總體上，相較城市地區的兒童，鄉鎮地區的孩子多答對一道題的概率要低32%，鄉村地區的孩子多答對一道題的概率則要低62%。男孩和女孩在金融知識維度上各有優勢。男孩在理解利息上的表現更好，女孩的答對概率要比男孩低26%。女孩則在基本計算和錢的時間價值這兩個方面表現更好，答對概率分別比男孩高56%和22%。在其余3個知識點上，兩者沒有統計學意義上的顯著差距。在總體答對數上，性別的影響也不顯著。監護人受教育程度和孩子的金融知識也有一定的正相關性，即監護人受教育程度越高，通常孩子的金融知識水平也越好。模型以家長受教育水平是“初中”的孩子為參照。家長受教育水平為“不知道”的孩子在所有的知識點上都與參照組有顯著的差距，其中“錢的時間價值”上差距最大，答對的概率要低69%，總體上多答對一道題的概率要低72%。家長受教育水平為“小學及以下”的孩子在“錢的時間價值”和“收益風險并存”兩方面上有統計學意義上的差距，答對概率分別要低33%和36%。其余知識點沒有顯著差別，總體上多答對一道題的概率要低24%。家長受教育水平為“高中或中專”的孩子在“基本計算”“理解利息”和“理解保險”這3個知識上表現顯著更佳，答對概率分別要高74%、36%和41%。其余知識點則沒有顯著差別，總體上多答對一道題的概率要高28%。家長受教育水平為“大學”的孩子在“時間價值”和“理解保險”上答對概率分別要低38%和31%，其余知識點答對的概率和總體上多答對一道題的概率都和參照組沒有差別。

（三）金融態度

和金融知識部分相似，兒童在金融態度維度的城鄉差異同樣顯著，而且也呈現城市樣本最佳、鄉鎮樣本其次、鄉村樣本最不理想的分布。差距最大的態度點是“儲蓄和消費”，城市兒童有約95%選擇了好的態度選項，比鄉鎮樣本和鄉村樣本分別高10%和14%。城市兒童的平均良好態度總數也比其他兩組分別多0.18和0.27（具體結果見表5）。加入控制變量后，不管是從單一種類的金融態度，還是整體，城鄉差距依舊非常明顯，唯一的例外是鄉鎮樣本在“理性借貸”上和城市樣本不再有顯著差別。從城市地區、鄉鎮地區到鄉村地區，孩子的良好金融態度概率依然呈階梯狀降低。性別和金融態度在整體上不相關，但在不同的態度測量點上卻有方向不同的相關性，女孩在“儲蓄和消費”以及“理性消費”方面優于男孩，男孩在“理性借貸”方面優于女孩。與金融知識不同，金融態度和監護人的最高受教育水平的相關性整體要弱很多。相較監護人受教育水平為“初中”的兒童，除了監護人受教育水平為“不知道”的兒童持良好金融態度的概率顯著較低，其他3組兒童持良好金融態度的概率均沒有顯著差別（具體結果見表6）。

（四）金融行為

金融行為方面的城鄉差距同樣顯著，趨勢卻與之前的金融知識和態度不同。城市樣本雖然在記賬、儲蓄和整體上均好于其他兩組，但是鄉鎮樣本僅在儲蓄行為上好于鄉村樣本，卻在記賬行為上低于鄉村樣本（見表7）。這樣的趨勢在加入控制變量后依舊保持。儲蓄行為方面，城市兒童最佳，其次為鄉鎮兒童，最次為鄉村兒童；記賬行為方面，城市兒童要好于鄉鎮兒童，但是和鄉村兒童沒有統計學意義上的差別。相較男孩，女孩有良好金融行為的概率要顯著得高。相對監護人最高受教育水平為“初中”的孩子，不知道監護人最高受教育水平的孩子有任一種良好金融行為的概率都顯著低，監護人最高受教育水平為“小學及以下”的孩子有儲蓄行為的概率要低34%，其他兩組孩子則沒有顯著差別（見表8）。

（五）整體素養

如果參考世界經濟合作組織衡量金融素養的方法，把前述分析的每個金融素養相關問題的回答正確/良好態度/良好行為記為1分，形成一個11分（金融知識共6題，滿分6分；金融態度共3題，滿分3分；金融行為共2題，滿分2分）的金融素養度量標準。鄉村兒童平均得分為6.72，低于總體平均近0.6分，低于鄉鎮兒童近0.4分，低于城市兒童近1.3分。加入控制變量后，城鄉差距略有縮小，相較城市兒童，鄉鎮孩子平均要低0.55分，鄉村地區的孩子平均要低1.07分。女孩比男孩平均得分要高0.22分。相對監護人最高受教育水平為“初中”的孩子，不知道監護人受教育水平的孩子平均得分要低1.43分，監護人受教育水平為“小學及以下”的孩子平均得分要低0.30分，監護人受教育水平為“高中或中專”的孩子平均得分要高0.28分，監護人受教育水平為“大學”的孩子則在得分上沒有統計學意義上的差別(具體結果見表9)。四、討論和總結基于一家關注青少年金融素養的全國性公益機構的數據，本研究描述了我國小學高年段（主要為四年級）兒童的金融素養。研究發現，在所有的金融素養測量指標上，鄉村兒童與城市兒童都有顯著的差距；鄉鎮兒童雖然在大部分指標上比鄉村兒童要好，但是和城市兒童也存在一定的顯著差距。在金融素養的3個度量維度——知識、態度和行為中，知識是鄉村地區兒童和城市兒童差別最大的維度，在加入控制變量后，依然如此。金融態度和行為上，不管是直接比較還是加入控制變量之后，三者的差距相對縮小，但是也依然明顯，并在統計學意義上顯著。各個金融素養指標的橫向對比顯示，如果指標是可以應用于兒童熟悉的金融場景的，兒童答對或者有這樣的態度和行為的比例較高，例如基本計算、理性消費和儲蓄；反之，比例就較低，例如錢的時間價值、理性借貸和記賬。研究還發現，女孩相較男孩在金融素養上表現較好，但是在細分的測量指標上，兩者各有優勢。這可能和性別期待有關。例如，大眾一般要求女孩更為細致和謹慎，所以女孩會在相應的基本計算、錢的時間價值、儲蓄和消費、理性消費、記賬行為和儲蓄行為等指標上有優勢。相對地，大眾對男孩的期待則是勇敢和激進，所以男孩會在風險較大的投資或者借貸相關的金融素養上表現更佳。主要監護人的受教育水平也是和兒童金融素養有較強正相關的。這可能是因為孩子金融素養的培養是通過學校的教育，家長教育或者家庭給孩子營造的金融實踐環境（比如鼓勵孩子儲蓄、適當給零花錢用以自主消費）也是培養金融素養的重要途徑[16]。根據以上發現，本研究建議鄉村兒童，尤其是那些監護人受教育水平不高的孩子，應該成為金融社工的重點服務對象。在具體的服務內容上，本研究認為知識相比態度和行為需要著重關注。金融社工需要梳理鄉村兒童日常的金融場景，將那些鄉村兒童日常較少接觸的金融知識作為干預重點。在開展干預時，金融社工需要考慮性別差異，采取針對性地設計，以提高干預效率。回答監護人受教育水平為“不知道”的孩子相較其他孩子在金融素養上表現較差，有可能是孩子和監護人的關系較為緊張或者疏離。如果這樣的假設成立，金融社工需要將兒童所在的家庭納入到干預范圍，支持家庭關系的改善，建立起良性的家庭教育環境，以期與學校和社區層面對孩子的金融教育產生協同效應，多層次地促進兒童金融素養的提升[18]。此次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因為我國有相當數量的流動兒童，所以將學校和社區的位置等同于兒童所屬的群體可能會存在一定的偏誤，例如鄉村戶口的兒童可能存在于城市地區的學校和社區。其次，考慮到兒童對問卷的認識水平，機構的數據主要來自小學高學段兒童，所以研究結果無法嚴謹顯示其他年齡層兒童的金融素養現狀。最后，如前所述，目前國內外均沒有已驗證信度和效度的針對兒童的金融素養測量體系，本研究的金融素養指標主要是基于成人金融素養指標發展而來的，其信度和效度也有待驗證。綜上，本研究希望可以給包括金融社工在內的關心兒童金融素養的實踐者和研究者提供一些基礎的實證數據，為進一步的實踐、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依據，共同促進兒童金融素養的提升。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年）[EB/OL].(2016-01-15)[2023-03-

[2]中國人民銀行金融消費權益保護局.消費者金融素養調查分析報告（2017）[EB/OL].(2017-07-13)[2023-03-10].

作者:金敏超 陳瀟斐 吳錦容 單位:上海紐約大學 上海百特教育咨詢中心 上海聯勸公益基金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