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的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中美貿易戰的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中美之間的貿易戰自今天開始算是從嘴上搬到了現實中，資本市場所面臨的風險也由預期較為明朗的美聯儲加息、流動性緊縮等，過渡到危險程度不知道上限在哪里的貿易戰。黃金板塊的暴漲從側面反映出，投資人避險情緒的立即釋放；投資人當前面臨著巨大的風險考驗，但即使如此，市場的強勢個股的投機情緒仍然沒有停歇。像上周關注的603580逆勢拉回。

對于已爆發的中美貿易戰，做為投資者應該從多視角來考量。中國的很多進步都是有外力推動，此番貿易戰，將加速淘汰出口美國的低端污染產業，發展受制于美國的高端科技行業，從而助推中國經濟的產業升級，因此從中期看并非壞事。

當然具體到目前的盤中，陣痛是難以避免的。

篇（2）

 

2005年美國財政部匯率報告認為，人民幣掛鉤政策“造成了全球市場的嚴重扭曲”。2006年報告提出，中國貨幣政策是美中關系的“核心問題”。2008年，美總統奧巴馬曾闡述了如下觀點：“若要實現雙邊經濟關系的均衡發展，中心問題是中國必須改變其匯率政策。”[①]2010年9月20日奧巴馬繼續就人民幣匯率問題向中國施壓，稱中國在人民幣問題上未盡全力。由此可見原因與影響，人民幣匯率一直是中美經貿關系發展的焦點。

一、中美雙方的人民幣匯率之爭

中美人民幣匯率之爭始于2002 年免費論文下載。美方認為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低估是導致中國巨大的貿易順差的重要原因之一，沖擊美方制造業市場,造成眾多工人失業。有鑒于此,美方要求中國升高人民幣匯率,改變釘住美元的匯率機制。經過雙方不斷的摩擦、對話，中國于2005年7月21日將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一次性升值2%，同時，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美方積極評價中方這一舉措,但又認為人民幣升值幅度不夠大,要求中方繼續提升人民幣匯率。中美貿易戰持續升溫。進入2010年以來，人民幣匯率問題的爭論更是愈演愈烈。2月,奧巴馬施壓人民幣，表示全年都將“勸說”人民幣升值；3月，美國考慮征收人民幣匯率反補貼稅，奧巴馬請人民幣采行“市場導向”匯率政策，美國130名議員上書奧巴馬政府，要求人民幣升值，美聽證人民幣匯率原因與影響，表示5月前投票；6月11日，美將審議針對中國匯率議案，議員再次強壓人民幣升值；6月19日下午中國人民銀行宣布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三周之后，美國財政部公布了堪稱史上拖延最久的關于主要貿易伙伴國匯率半年度報告，未將中國貼上匯率操縱國的標簽。但9月15日，美國會就人民幣匯率展開兩天的聽證會，督促人民幣升值。歷時近十年，人民幣匯率之爭始終處于風頭浪尖。

二、美方為何抓住人民幣匯率問題不放？

首先，政治需求：

當前美國失業率高居不下，民眾不滿情緒增加，美國總統奧巴馬的支持率直線下降原因與影響，奧巴馬急需轉移國內焦點，將制造業壓力大的原因歸結到廉價的國外商品上。而11月美國國會中期選舉在即，美國政府迫切需要為國內近10％的失業率找到借口免費論文下載。而議員們更希望操縱議題，為自己選舉拉票，進而掩蓋其自身未能有效防范和應對金融危機的事實。因此，在選舉的壓力下，立法者采取了更加強硬的態度。

第二，美國公眾認知偏差：

美國公眾認為美國貿易赤字的主要原因是中國的匯率政策。典型觀點是中國匯率機制導致美國貿易赤字不斷上升。如果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順應市場供給的需要，則人民幣自然升值，中國出口商品價格自然上升，美國對華貿易赤字自然下降。[②] 因此，盡管從理論上講原因與影響，中美經貿關系促進了美國經濟的發展，但美國公眾認為普通民眾是中美貿易的受害者，“美國人中的大多數認為貿易收益沒有在我們兩個國家之間公平分配。”[③] 在美國，持對中國的巨額貿易逆差“影響美國制造企業及工人就業”的言論也越來越高。不少美國人認為促使人民幣升值是舒緩這一問題的“良方”。因為人民幣升值將會降低中國出口商品的價格競爭優勢。

第三，轉移債務、轉嫁風險

中國擁有2.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又是美國的第一大債權國（美國財政部3月15日公布，1月末中國持有美國國債余額8890億美元，日本為7654億美元），人民幣升值就意味著美元貶值，也意味著相應減輕了美國對中國的負債。這才是美國要求人民幣大幅升值的真實意圖。同時美國對中國手中持有的美國國債也萬分憂慮，一方面，美國人擔心中國突然減持美國債會對美經濟造成重大打擊；另一方面原因與影響，又擔心中國持有美國國債的增加會使美對中國金融依賴加深免費論文下載。因此希望通過美元貶值來轉移債務、轉嫁風險。

第四，中國崛起觸動美國危機感

美國表面上宣稱，美中關系并不是零和博弈，中國繁榮對美國也有利。但在實際外交策略中，美國總顯露出試圖遏制中國發展的跡象。首先，中國經濟的穩定發展。其次，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逐步推進，讓不少美國人頓感壓力。

本次國際金融危機中，中國經濟一枝獨秀，崛起之勢更加明顯；人民幣正朝著實現自由兌換并成為重要國際貨幣邁進。如此一來中國對美元的需求就會大大降低，美元國際貨幣的地位受到威脅。美國允許中國發展，但是絕不允許發展成為它強勁的對手原因與影響，更不允許中國崛起到美國之上。中國的發展和增長必須納入美元本位體制，要受美國掌控，緊咬人民幣匯率，逼迫人民幣升值，打壓人民幣，維護美元世界貨幣的地位，是美國的必然選擇，也是美國的真實政治意圖。

三、人民幣匯率改革對中美貿易影響分析

（一）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變化分析

2005年7月中國匯率改革以來，分析五年來人民幣匯率變化的情況(見表1），我們可以看出人民幣的幣值對美元已經大幅升值23.5%。2005年7月21日 中國開始匯率改革 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為8.11：1；

2005年底 人民幣對美元升值2.5% 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為8.07：1；

2006年5月15日 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突破8.0關口 為7.9982：1；

2007年底 人民幣對美元升值6.5% 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為7.30：1；

2008年4月10日 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突破7.0關口 為6.9920：1；

2009年以來 人民幣對美元匯率 基本上在6.81-6.85元區間；

2010年6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央行)宣布重啟匯改后的首個交易日，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為6.8275。9月21日原因與影響，人民幣對美元一度升值至6.6997元，破6.7元免費論文下載。

表1 歷年人民幣匯率統計

 

年度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1-7

匯率變化

8.07

7.9

7.3

篇（3）

馮教授：請問鐘國偉同學，你提出“越是‘中國味’，越具‘世界性’”的論題，是基于什么依據考慮的？

鐘國偉：近年來，中美貿易戰提示了我，我們要發展自己的科技和工業，不要總是存在依賴他人的企圖。所以，我提出這個論題。

李教授：請鐘國偉同學，你能夠再簡要地闡述一下你的論題的正確性吧。

鐘國偉：好的。我之所以要論述“越是‘中國味’，越具‘世界性’”的論題，我是有充分的論據和嚴密的論證過程的。

首先，人類學常識告訴我們，作為黃種人的中國人頗具“世界性”。作為中國人無論你生活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你都無法改變你的膚色。即使你不承認是中國人，或者你加入了外國國籍，但你的“膚色”無法改變，你不再是中國人，但依然具有“中國色”。所以，這種“中國味”就頗具世界性。

再次，中國傳統建筑告訴我們，越是“中國味”就越是世界的。中國的萬里長城，安徽徽州的傳統建筑等很具中國特色，一直被認為是世界獨一無二的，很具“世界性”。相反，有的地方為了建設所謂的洋樓而破壞具有傳統特色的古建筑，結果讓清一色的洋樓掩蓋了“中國味”，走到任何一個城市都是一樣的洋樓感覺。由于失去了“中國味”也就無法在國際上具有“世界性”了。因此，想要我們的建筑具有“世界性”，就要保持我們的“中國味”。

再次，一步破碎的中國的科技史告訴我們，沒有“中國味”，就沒有中國科技和民族工業。眾所周知，我們的汽車工業一直發展不起來，就是因為依賴于歐美和日本汽車，跟他們合資制造汽車賺錢而不思進取以至于失去了獨立的創造能力。我們的電子科技一直在依賴于歐美國家，所以一旦遭遇人家卡脖子，一些電子工業就會癱瘓。例如，我們的中興、華為等已經嘗到了這種苦味。我很敬佩華為老總任正非，他帶領他的團隊“臥薪嘗膽”創造了屬于自己的科技“5G”，給了歐美科技大國史無前例的震撼。華為公司這種極具“中國味”的科技產品，代表了中國，震驚了世界，是十足“中國味”的，更是震驚“世界性”的。

綜上所述，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沒有屬于自己的作品，缺乏民族性的，個性化實業，是永遠不會代表中國，具有“世界性”的。所以說，越是民族的，越是國家的，越是國家的，才越是世界的。所以說，“越是‘中國味’，越具‘世界性’”。

各位教授，關于“越是‘中國味’，越具‘世界性’”的論題，我就談到這里。謝謝！

篇（4）

人民幣匯率之爭硝煙再起。2010年9月,美國國會秋季剛剛復會就提出了2009年初擬的《公平貿易貨幣改革法》(亦稱萊恩-莫菲法案);美國政府高層官員連續發表講話對人民幣匯率施壓。9月24日,美國眾議院籌款委員會通過了一個針對人民幣匯率的法案,將中美之間的這次爭端推向了。該法案允許美國政府對貨幣匯率低估的國家征收關稅。美國之外,其他國家對人民幣匯率問題也頗有微詞。中國有可能在即將召開的G20會議上面臨更大的人民幣匯率壓力職稱論文。

中國的宏觀決策者對匯率問題上的國際壓力并不陌生,但是此次面臨的壓力不同尋常。與之前幾次相比,這次發達國家所處的國內經濟環境更困難,政治壓力更大。與此同時,中國面臨的選擇空間更小。下文中,我們首先介紹了國際上關于人民幣匯率的強硬派和中間派觀點,以及他們提出應對中國的策略;然后提出了應對人民幣升值國際壓力的八點建議。

一、人民幣升值言論

(一)強硬派代表觀點

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強硬派代表是美國彼德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其主要觀點和壓迫人民幣升值的系統方案包括:

1.人民幣匯率被低估25%-40%。不僅是人民幣,中國香港、新加坡、中國臺灣和馬來西亞的貨幣也存在類似低估。該機構認為,只有人民幣做出上述幅度調整,中國貿易順差占GDP的比重才有望降低到3%-4%,這是解決全球失衡所需的調整。

2.人民幣匯率低估是一種貿易保護主義,損害了美國利益。人民幣25%-40%的匯率的重估將減少1000億美元-1500億美元美國貿易逆差,增加60萬-120萬就業機會。

3.需采取多邊和雙邊手段同時向中國施加壓力。中國可能不會屈服于中美之間的雙邊壓力,但很可能在多邊壓力下做出調整。

4.迫使人民幣升值的三步走戰略:(1)在4月15日向國會提交的外匯政策報告中將中國指定為匯率操縱國,進入與中國的貨幣問題協商機制。(2)尋求歐洲、新興市場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支持,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51%的多數達成要求中國迅速解決問題的特別提案;如果不能達成提案,美國需尋求執行董事會當中70%以上的多數一份批評中國匯率政策的報告。(3)尋求其他國家支持,要求世界貿易組織成立解決小組,確定中國是否違反了WTO章程中第9款(通過交換行為破壞了協議的實質內容),并提出補救措施。

5.以上三步走戰略的目的主要在于強化全球范圍關注人民幣匯率失調和中國缺乏更正行為的意愿。吸引更多國家,尤其是日本、印度這樣受困于人民幣匯率但是不愿直接挑戰中國的國家加入到美國陣營。鑒于WTO和IMF難有實質性懲罰行動,美國可以通過對中國的單邊制裁加大對中國的壓力。制裁的方法是對中國進口商品施加與匯率低估程度相當的進口關稅。

克魯格曼最近發表了一系列關于人民幣匯率的觀點,并引起了全球經濟學家的廣泛關注。作為一個新興的、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的強硬派代表,他的主要觀點包括:

1.要求人民幣升值對美國有利,可以幫助美國提升(外部)需求,緩解失業壓力。

2.美國無懼中國拋售國債。美國市場上流動性充裕,中國即便出售美國國債,也不會傷害美國。

3.對中國采取貿易戰至少在短期內對美國有利,可以幫助美國提升(外部)需求,緩解失業壓力。

4.人民幣升值對中國自身也有利,可以幫助中國緩解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壓力,減少中國外部不平衡。

(二)中間派代表觀點

美國本土絕大多數的主流經濟學家以及國際組織和其他國家的知名經濟學家認為人民幣應該升值。但是,相當多的經濟學家認為當前的全球貿易失衡原因非常復雜,人民幣匯率調整僅僅是解決問題的手段之一,但并不足以解決全球失衡問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奧利弗.布蘭查德(OliverBlanchard)曾撰文討論國際收支失衡問題,他的看法獲得了眾多經濟學家的認同。中間派的代表性觀點包括:

1.人民幣匯率應該做出調整,增加波動幅度,這將對糾正全球失衡發揮作用,對于全球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有積極意義,這對于中國自身利益也有利。

2.造成全球失衡的原因非常復雜,既有人口年齡變化、全球化等一些合理的因素,也有政策扭曲造成的不合理因素。不合理的政策不僅包括人民幣匯率政策,也包括美國過于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由此帶來的低儲蓄率。造成美國貿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國的國內政策,不能歸因于人民幣。

3.解決全球失衡問題的關鍵在于糾正不合理的政策,對中國而言,解決貿易順差的政策落腳點不僅在于匯率政策,還在于糾正要素價格扭曲、發展服務業、增加社會保障等。

4.應該通過合作,而不是對抗的方式解決,貿易戰對全球經濟不利。

5.避免將人民幣匯率問題政治化。

綜上所述,國際社會總體上認為人民幣應該做出調整,分歧在于人民幣匯率對于解決各國當前問題是否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是否應該通過貿易戰的方式逼迫中國調整匯率政策。

二、應對人民幣升值國際壓力的相關建議

美國之于人民幣匯率的壓力對中國既是挑戰,也是機遇。國外對人民幣匯率壓力挑戰的不僅僅是人民幣匯率,而是中國以出口和投資為主要推動力的經濟增長模式。如果中國能夠采取包括匯率政策調整在內的一攬子政策措施妥善應對,來自匯率方面的壓力將成為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動力,中國經濟也將因此進入更可持續、更和諧的增長階段。

應對人民幣升值壓力的一攬子政策措施,有兩個核心目標。其一,打消市場上的較大幅度的人民幣單邊升值預期,其目的在于維護短期內的宏觀經濟穩定;其二,實現資源在貿易品部門(出口、進口替代部門,集中在制造業)和非貿易品部門(集中在服務業)之間的合理分配,其目的在于優化經濟結構,減少貿易順差和對外部經濟的過度依賴。

我們認為,應對人民幣升值壓力的一攬子政策措施具體包括以下八項內容:

(一)盡快采取一次性升值后釘住一攬子貨幣的匯率調整模式

與保持當前事實上釘住美元匯率體制、釘住一攬子貨幣、小幅漸進升值等方案相比,這項方案的主要優點在于:1.向外部經濟體表示了積極的合作意向,不僅在姿態上為中國爭取了有利地位,也有利于避免發生貿易戰;2.較其它方案能更好地消除人民幣單邊升值預期,有助于降低發生資產價格泡沫的概率;3.降低近期內的通貨膨脹壓力;4.實現了人民幣雙向波動,有助于推動企業和居民的匯率風險意識,有助于推動相關金融市場和衍生產品的發展。具體的一次性升值幅度,可選擇5%-10%。我們的研究發現,即便是10%的一次性升值,對出口增速的負面影響也只有3.3%。

這項措施的缺陷在于:1.會對部分低附加值出口企業和非熟練勞動力就業帶來一定的負面沖擊。但是從結構調整的角度看,這些都不可避免,遲早要發生,在當前經濟活力較高和民工短缺情況下調整成本較低。2.這不是一勞永逸的匯率制度安排。釘住一攬子貨幣的匯率制度根本上講還是固定匯率制度,不能自動發揮在貿易品和非貿易品部門之間調節資源配置的價格杠桿功能,也不能徹底消除單邊的人民幣升值或者貶值預期。但是這不失為近期的權宜之計,是進入更富有靈活性匯率制度的過渡安排。

(二)加強短期資本流動監管,如出現資產價格短期內的過快增長需采取果斷措施

至少從2005年中期-2008年中期的經驗來看,當匯率升值壓力轉化為市場上的人民幣持續升值預期以后,帶來的最大負面沖擊并未體現于出口行業,而體現于以房地產、股票為代表的資產價格泡沫。2005年中期-2008年中期,人民幣持續保持了單邊升值趨勢,期間出口增長和出口行業利潤都保持在較高水平。以兩個最具代表性的出口行業為例,2005年中期-2008年中期這段人民幣升值的樣本期內,紡織服裝、鞋、帽制造業總平均同比利潤增速達到29.9%,通訊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達到19%。這個期間內,對匯率變動比較敏感的一般貿易出口平均增速達到30.4%。

2005年中期-2008年中期中國的資產價格在總的貨幣供應量并沒有太大變化的背景下,出現了快速的上漲和嚴重的股票價格泡沫,人民幣升值預期帶來的價值重估效應對于資產價格暴漲起到了關鍵推動作用。鑒于歷次金融危機的慘痛教訓,一旦未來面臨由于升值預期引發的資產價格的快速上漲,管理當局需及時采取果斷措施,降低出現嚴重資產價格泡沫的概率。

(三)增強貨幣當局在匯率問題決策的獨立性

貨幣升值突出的負面影響在于升值預期的不確定性帶來了企業生產和投資的不確定性。通過賦予貨幣當局在匯率問題決策上更大的獨立性和更權威的發言權,有助于形成市場上明確的匯率變動規則和穩定的匯率變動預期,企業和居民可據此采取有效的匯率風險規避措施,有助于減少由匯率變動不確定性帶來的各種損失。

此外,匯率調整,會讓部分企業減少數百億的出口收入,也會讓部分企業和居民減少數百億的進口成本。這意味著匯率調整會涉及巨大的利益格局調整和復雜的資源配置調整。為了使匯率政策不至于成為保護少部分人利益的工具,為了增加決策的合理性,應該由獨立于部門利益之外,且具有高度專業化知識的貨幣當局獨立決策管理。

(四)對低附加值和高能耗、高污染產品減少出口退稅,增加出口稅和自愿出口限制

我國為出口退稅付出了巨大財政資源,但是所得有限。2009年全年的出口退稅大約6700億,據估計,由于中國出口商品價格彈性較低,如此大規模的出口退稅新增就業不超過70多萬。巨大財政資源補貼帶來較低的出口價格,把更多的福利讓利給了國外消費者。

并不是所有出口都對中國有利,保護落后的出口是在阻礙產業升級。對于附加值低、高能耗、高污染的出口產品,通過降低或取消出口退稅,增加出口稅或者資源出口限制,不僅有助于減少貿易順差,減少貿易摩擦,還有助于加速產業升級。

(五)設立“結構轉型”再就業補償機制

包括匯率政策改革在內的結構性轉型勢必會帶來短期內結構性失業增加。為了順利渡過轉型期,可考慮設立“結構轉型”再就業補償機制,幫助因結構轉型帶來失業人群的職業轉換培訓補貼和提供必要的生活補貼。“結構轉型”再就業補償機制可取自下面的能源和礦產進口附加稅。

(六)設立“臨時能源和礦產進口附加稅”

人民幣升值會帶來以能源和礦產為代表的大宗商品價格的人民幣價格下降,但也可能因為市場預期人民幣升值會提升中國對此類商品的需求從而引發國際價格上升。人民幣升值期間,可通過建立能源和礦產進口附加稅,保持人民幣升值前后的國內人民幣價格穩定,這樣做既避免了市場預期中國對此類商品需求增加帶來的國際價格上漲,增加了財政資源收入,同時也不會對國內企業和居民帶來額外的負擔。

考慮這樣一個例子:假定人民幣升值10%,能源和礦產品美元價格不變,升值后的能源和礦產品人民幣價格下降10%,國內企業和居民從中得利。但是,如果市場預期中國會因為人民幣升值引發對能源和礦產品需求增加,國際市場上此類商品的美元價格會因此上升,人民幣升值帶來的人民幣價格不會下降很多,甚至有可能上升。為了防止人民幣升值引發能源和礦產品國際價格上漲,可考慮在人民幣升值的同時施加對此類進口商品的臨時性進口附加稅,具體稅率以保持升值前后的此類商品人民幣價格不變為目標進行設計。這項專類稅收可專用于“結構轉型”再就業補償機制。

(七)禁止發達地區對出口企業采取用地、稅收等政策優惠

篇（5）

當前人民幣升值將給中國經濟帶來四重風險

第一,快速、大幅升值不利于經濟結構調整。在成功抵御金融危機的沖擊后,“調結構”已成為宏觀調控的重要任務。

長期來看,人民幣升值帶來的相對價格變化會促進企業轉型和行業結構調整。但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不可一蹴而就,需要一定的緩沖時間。最近,一些行業進行了壓力測試,勞動密集型產品普遍感到可以承受的升值空間十分有限,這與人民幣在2006-2008年期間已有較大幅度升值關系十分密切。

還應當清楚的是,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有一定的水分,部分順差是披著各種合法外衣流入中國的“熱錢”。因此,中國的出口優勢并沒有數據顯示的那樣強大,對出口行業的承受能力應有清醒的認識。

如果人民幣進一步升值,而無其他政策支持,出口行業將會難以承受。而且,去年底和今年初以來,我國經濟運行中出現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廣東等沿海地區出現了“民工荒”,制造業工資水平有所上漲。因此,勞動力成本上升,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出口產品的價格上,從而削弱出口產品的競爭力。如果此時人民幣再次走上升值之路,將會形成對出口部門的雙重壓力,非常不利于出口行業的穩步轉型和經濟結構調整。

第二,緩慢升值并形成穩定預期易導致“熱錢”加速流入。經驗表明,人民幣升值是導致“熱錢”進一步流入的主要原因。對2006-2009年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可以看到,升值預期和中美利差與資本流入高度相關,人民幣對美元每升值一個百分點和中美利差每擴大一個百分點,各可能吸引每月50億美元左右的資本流入。在2005-2007年間人民幣升值較快時期,升值不但沒有起到防止“熱錢”流入、抑制經濟過熱的作用,還因為預期進一步升值反而加劇了境外資金流入、流動性增長過快的局面。

因此,人民幣升值與“熱錢”流入呈現相互促進的關系,一旦形成“升值資本流入再升值資本進一步流入”的惡性循環,經濟過熱將難以避免。

在經濟全球化高度發展的今天,經濟過熱往往是內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內部流動性相對比較容易控制,外部資本的流入則防不勝防,給宏觀調控增大壓力與難度。經驗表明,我國經濟過熱在很大程度上與“熱錢”的推波助瀾有關。2007年凈新增外匯占款(剔除對沖掉的部分)2.6萬億,占當年新增M2的比重近45%,當時正是資產價格快速上漲、物價漲幅擴大、經濟有明顯過熱跡象的時期。

當前,外部流動性在危機后又明顯增加,對其未來加大流入的可能性不能掉以輕心。海外資本的源源不斷的流入,必將進一步推高境內資產價格,孕育新的資產泡沫,從而給貨幣政策帶來新的更大壓力。

第三,被迫升值很可能會進一步加大未來升值壓力。其實,在美國經濟尚未完全恢復、儲蓄率有所上升,同時中國經濟增長的前景較為明確、進口需求強勁的情況下,中國對美國的真實貿易順差將趨于下降,人民幣升值壓力自然會隨之緩解。

但如前所述,中美貿易順差應有部分是熱錢在借道進入中國。如果人民幣在壓力下被迫升值,在升值反而加速資本流入的情況下,數據顯示的貿易順差很可能因為熱錢“水分”的增多而沒有呈現下降趨勢,還可能進一步上升,從而給部分美國政客以強迫人民幣進一步升值的理由。

在升值趨勢明朗的情況下,伴隨著資本金融賬戶順差的擴大,甚至有可能形成升值-國際收支順差上升-再升值-國際收支順差進一步上升的循環。在這種情況下,不但升值壓力得不到緩解,還會因為資本流入過多帶來流動性過剩、經濟過熱的局面,貨幣政策會面臨新的尷尬的兩難困境。

第四,以升值來抑制通脹并不可取。今年2月份CPI和PPI分別同比增長2.7%和5.4%,漲幅分別較上月擴大1.2和1.1個百分點。物價超預期上漲,進一步加大了通脹預期。

以人民幣升值來抑制通脹的觀點似有重現,但我們堅持認為,無論是從理論和實踐來看,以人民幣加速升值來治理通脹都是不可取的。從政策功能屬性來說,作為一種相對價格變量,匯率水平變化可以對經常賬戶、資本和金融賬戶進行調節,以達到促進國際收支平衡的目的。治理通脹從來就不是匯率政策的主要功能。匯率并不是影響價格的唯一變量,行業組織、市場結構、差異產品等因素均是影響價格的重要變量。尤其是對于石油、鐵礦石等價格波動較大的資源類產品來說,升值的抑制作用不大。更由于傳遞不完全性的存在,最終消費品價格也難以發生明顯變化。

我們以1995年3月至2007年3月的季度數據進行實證研究表明,人民幣升值對抑制國內通脹的效果甚微。具體來說,人民幣升值10%,進口價格指數大約下降不到0.3%,而消費價格指數下降僅為0.1%,這表明人民幣升值對通脹的抑制作用很不明顯。同樣,人民幣升值對于進口價格指數上升的抑制作用要強于對消費價格指數的抑制作用,這說明貨幣升值在通過進口價格指數向消費價格指數傳遞的過程中,其傳遞性是遞減的,正是這種衰減性影響了消費價格指數的下降。

事實上,在2006-2008年人民幣升值期間,我國CPI每年都出現了一輪上漲,且2008年是上漲幅度最大的,有進一步加劇的趨勢。實證研究同時還表明,如果希望通過升值來有效影響國內物價水平,那么短期內人民幣需要有相當大的升值幅度。但這毫無疑問是以出口、產出大幅下降甚至是以就業形勢嚴重惡化為代價。

美國強迫人民幣升值將“得不償失”

目前美國失業率較高,美國想通過多出口,少進口,改善國際收支,擴大就業。但美元對人民幣貶值并不能有效改善中美貿易失衡,指望靠人民幣升值來挽救美國經濟、擴大就業機會的想法不僅不可能有明顯收效,反而不利于美國和全球經濟復蘇。

第一,中國的真實貿易順差規模并非數據顯示的那樣大。近年來,熱錢流入問題一直受各方的關注。除了在資本和金融賬戶以及錯誤和遺漏中可以看到熱錢的蹤影外,經常賬戶中也存在十分明顯的跡象。2005年中國的貿易順差突然從321億美元增加到1020億美元,并在隨后的幾年中持續增加,這是由于人民幣升值預期而帶來的資本流入增多就是原因之一。熱錢披著各種合法的外衣持續不斷地流入,只是在統計監測方面確實存在很大的困難,難以真正認清其真面目。有關測算表明,近幾年我國貿易順差中熱錢的比例占到60%以上。盡管測算方法和依據有待進一步推敲,但貿易順差中存在一定比例的熱錢是不爭的事實。因此,真實的中美貿易失衡很可能本就不十分嚴重。

第二,人民幣升值并不能有效改善美國貿易收支狀況。以貨幣貶值來改善貿易收支需要具備一系列條件,但這些條件在中美兩國很可能都不具備。從2005年人民幣匯改到2008年間,人民幣對美元升值超過20%,但同期中美兩國的貿易失衡卻未見明顯好轉。顯然,經常項目順差并非僅僅是匯率問題那么簡單。

而且,近年來國際經濟學的最新研究認為,匯率變動能否影響到產品的最終價格、進而影響消費,還要視具體的定價方式。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商品以低端消費品為主,競爭較為激烈,中國企業定價能力不強,因而多以當地定價法為主,即在美國本土以美元表示的出口品價格不易改變。在這種情況下,匯率變動改變的僅是中國出口產品的人民幣價格,當地的美元價格變化不大,因而美國從中國的進口所受影響較小。根據有關估計,人民幣升值1%,僅能夠帶動美國從中國進口品價格上升0.3%,對減少美國從中國的進口不會有太大作用。

此外,美國對中國進口高新技術產品設置了多重貿易壁壘,限制美國高技術產品向中國的出口,也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兩國貿易失衡的局面。

可見,中美之間存在的小于實際數據的失衡主要是由中美的經濟結構以及美國單方面限制高新技術出口所致,以人民幣升值來減少美國貿易逆差、擴大就業機會的觀點顯而易見是站不住腳的。

第三,即使人民幣升值,美國已經失去的那些制造業的就業機會也不可能再回到美國。事實上,遠在中國成為全球制造業中心之前,美國已經開始大量失去制造業的就業機會,這實際上是由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相對成本和比較優勢決定的。即便因為人民幣升值導致中國產品退出美國市場,越南和印度等低成本國家的產品也會很快取代中國的出口地位,美國的公司不可能與這些低成本國家競爭。因此,中國的退出不會給美國帶來新的工作機會和就業的顯著增加。

第四,美國從人民幣升值中的所“得”將十分有限,所“失”卻不小。毋庸置疑,得益于大量物美價廉的中國商品,美國民眾是中美貿易的受益者,中美貿易有利于美國國民福利的提高。不可忽略的是,低價位的中國商品降低了消費者在日常消費上的支出,美國民眾因此可以消費更多的高檔商品和服務,從而有助于消費的持續穩定增長。

通過人民幣升值或強行進行貿易制裁來限制中國產品出口到美國,受損害的不僅是中國,更是享受中國廉價商品的美國消費者,從而對美國居民消費的恢復和經濟增長將產生不利影響。此外,人民幣若一次性大幅升值,美國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成本必將提高,盈利受到侵蝕,同樣對美國經濟不利。

很顯然,人民幣若大幅升值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兩大“火車頭”均不利--中國經濟減速,美國經濟“熄火”,從而嚴重拖累全球經濟的復蘇。美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當前中國經濟的企穩回升也為其他經濟體提供了廣闊的市場和增長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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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隨著國際貿易發展的自由化趨勢，尤其是隨著人類環保意識的增強，國際貿易中的保護措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中，作為國際貿易中非關稅壁壘之一的技術性貿易壁壘措施日趨增多。技術性貿易壁壘（TechnicalBarrierstoTrade,TBT）是指一國政府或非政府機構以維護國家或區域基本安全、保障人類健康和安全、保護動植物健康和安全、保護環境、防止欺詐行為、保證產品質量等為由而采取的一些強制性或非強制性的技術性措施或法規，這些措施和法規對其他國家或區域組織的商品、服務和投資進入該國或該區域市場產生影響。TBT形式繁多，大致可歸為五大類，即技術標準與法規，合格評定程序；商品檢疫檢驗措施；包裝標志和標簽要求；信息技術壁壘；綠色壁壘等。

我國自2001年加入WTO以來，已經遭遇了多次商品出口被拒的事件，給我國造成了很大損失，國人對技術性貿易壁壘更多是持一種批判態度。事實上，在國際分工格局變化的今天，技術性貿易壁壘在國際貿易中起著重要的作用。不過技術性貿易壁壘是一把“雙刃劍”，它一方面起著維護國家安全，保障人類、動植物的生命和健康及促進技術進步等積極作用，而另一方面它又可能會引發貿易爭端，封閉市場，阻礙經濟增長。因此，不同利益主體對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價值判斷是不同的，甚至會出現激烈的沖突。客觀理性地認識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功能，不僅是一個理論命題，而且直接影響著我們對技術性貿易壁壘的態度，進而影響有關決策。本文主要討論技術性貿易壁壘的雙重社會功能，以期有助于人們更為準確地理解技術性貿易壁壘。

二、技術性貿易壁壘有利于社會進步

合理的技術性貿易措施可以保護環境，保障人類及動植物的健康和安全，提高生活質量。隨著經濟全球化和自由化的發展，國際貿易在給各國人民帶來巨大的利益和便利同時，也產生了嚴重的環境問題。由于資源的過度開發，污染物過量排放，對環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壞。技術壁壘之所以能在WTO規則體系下存在與發展，最重要的是技術標準體現了對產品質量、產品安全、生命安全和環境保護的關懷，因此，也體現了對人類的福利和動植物的安全的終極關懷。技術性貿易壁壘就是為了消除這種威脅而制定的。例如，技術性貿易壁壘對食品衛生的要求正成為國際貿易的熱點，這是因為在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同時，人類和動植物卻面臨著更多的安全挑戰。有些病蟲如松樹線蟲，一旦由出口產品帶入進口國，很容易在進口國領土上“定居”繁衍，造成危害。于是目的明確、用意良好的食品檢驗檢疫和食品標準措施在國際貿易中得到了應用。

當今人們的價值觀已經開始由重視物質價值轉向以強調非物質價值的綠色價值觀，尤其在發達國家綠色消費觀念深入人心。消費者對綠色產品的偏好和需求促進了國際貿易中綠色產品市場的擴大，為發達國家制定較高的環境保護標準提供了市場基礎，使某些國家可以借保護自然資源、保護人類和動植物的健康為理由，提高環境水平、設置技術性貿易壁壘。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由于環保技術落后，過于追求低成本等原因，采用的環境標準低于發達國家，這就為發達國家采用技術性貿易壁壘限制商品進口提供了現實可能性。國際貿易中也存在不合格、甚至是假冒偽劣產品，如不安全家電、不安全兒童玩具、含汞化妝品、假藥、舊服裝、未經過安全證明的轉基因食品、農藥含量超標的食品等。如果不對這些商品的國際貿易嚴加限制，就會危害進口國國民的健康，因此，為了保護消費者健康，在貿易中加強檢驗、檢疫措施極為重要。國際社會和世界各國完全有必要就各種商品制定相關的技術規章、技術標準、認證程序、包裝與標簽的要求等技術性貿易措施。一旦這些措施超出WTO有關協議的規定與約束，就成為阻礙商品貿易的壁壘。

日趨成熟的消費群體對生命健康的重視，對消費的產品質量和檔次的要求不斷提高，技術貿易壁壘措施產生并在國際貿易中得到了應用。同時，隨著新化學物質不斷增多，導致近十多年以來，全球環境日益惡化，嚴重地威脅到人類的健康和動植物的安全。氣候變化、臭氧層損耗、溫室效應、越界空氣污染、水污染、食品污染、海洋污染、有毒有害與危險廢物的處理，以及包括干旱和沙漠化在內的土地資源退化、森林破壞、酸雨沉降、物種滅絕等，使生態平衡遭到嚴重地破壞。對于日益惡化的生態環境，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出現對其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保護健康與安全，促進公共目標的實現。技術法規與標準吸引著一個面臨相似問題并能產生共同的消費利益的群體。在這個意義上說，技術標準與技術法規本身就是公共產品。比如制定有關廢氣排放量的技術法規與標準有助于保持清潔空氣；可以保障人民健康和安全，如強制規定產品的安全標準可以保護消費者的健康甚至生命；一國建立有效的TBT體系可以幫助其維護基本的安全。在國際貿易領域，以保護環境為目的而采取限制甚至禁止貿易的措施即綠色壁壘，一方面限制甚至禁止了嚴重危害生態環境產品的國際貿易與投資。另一方面，又為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的產業創造了新的發展空間，這些產業將成為國際貿易和投資新的增長點，從而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達到保護生態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的。

三、技術性貿易壁壘會損害社會公平

雖然技術性貿易壁壘在保護環境和健康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在實施過程中技術性貿易壁壘往往在環保綠色、安全衛生等名義的掩護下，打著合法的外衣行貿易保護之實。許多發達國家積極制定標準法規，為技術貿易壁壘提供法律支持。技術性貿易壁壘或者通過其數量控制機制的作用將外國產品阻擋在國門之外；或者通過價格控制機制，抬高進口商品的價格，從而使出口方的經濟利益受到損害。為了維護自身經濟利益，出口方往往會對對方采取貿易報復措施，從而引起貿易糾紛和貿易戰。目前，技術性貿易壁壘已經成為貿易爭端的重要領域。在世貿組織爭端解決的案例中，技術貿易壁壘就占據了28個，雙邊貿易中的技術壁壘爭端更是層出不窮。技術性貿易壁壘經常會被用為經濟制裁的手段。在國際社會中常常會出現某些國家由于一些政治原因而對其他國家進行經濟制裁。例如發展中國家就是發達國家制裁的主要對象。發展中國家作為世界政治經濟的一支重要力量，要求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必然與發達國家控制的現行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發生沖突。而西方發達國家倚仗其強大的經濟實力，不斷對發展中國家施加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壓力，干涉發展中國家的內部事務，尋找各種借口對不合他們胃口的發展中國家實行經濟制裁或禁運。這種強權政治的行徑遭到了發展中國家日益強烈的反對和抵制，效果越來越差。這時由于技術性貿易壁壘具有廣泛性、形式上的合法性及保護方式的隱蔽性等特點而常被使用。

根據WTO有關協定要求，在運用TBT時，不得任意采取不合理的歧視手段。但實際上，由于很難界定合法性和歧視性，加上TBT涉及面廣，有關風險評估、科學論證及合理保護水平等常常引起爭議，TBT較易被濫用，成為貿易保護主義的工具。發達國家利用TBT的合法性，變相推行貿易保護主義，其直接影響，就是發展中國家的許多產品由于技術、環保或勞工等因素無法進入目標市場或被迫退出目標市場。發達國家通過制定法規、法令等方式設置的技術壁壘的程度非常高，其中美國有2.5萬個，英國有2.2萬個，法國有1.6萬個，日本僅在農殘量方面的技術標準就達6000多個，這樣就導致發展中國家的許多種產品無法進入這些發達國家的市場。比如在肉類生產上我國一直居世界首位，但由于美國檢驗局采用拖延方式拒絕接受我國企業進行有關檢驗、審查申請，使我國對美國的肉類出口仍是空白；在機電產品方面，由于歐美等國嚴格規定機電產品的性能、排污量限制、兼容性、可回收率、節能性等，給發展中國家的機電產品出口帶來了許多障礙；在紡織品方面，歐美調整了原產地規則，輕而易舉地就達到了限制的目的；在化工產品、藥品等方面也受到了很大的影響，這就給市場準入帶來了相當大的難度。造成這種狀況原因有三個：一是我國出口產品不符合進口國的標準要求，被拒之門外；二是貿易對象國任意提高標準，致使出口企業無法達到；三是標準提高增加了出口成本，一些出口企業無法承擔費用，不得不退出市場。

四、簡要結論

技術性貿易壁壘可以促進社會進步，有助于環境、健康等社會目標的實現，并具有利于促進國際貿易的一面，但同時會損害社會公平，成為一些國家變相實施貿易保護主義的工具。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同時作為一個正在復興的大國，從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的角度出發，更加理性地看待各國的技術性貿易壁壘，而不是只停留在一般的應對國際貿易中層出不窮的技術性貿易壁壘和貿易糾紛。我們必須積極適應經濟全球化的熱潮，正視技術性貿易壁壘，并以正確的態度，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建立自己的技術性貿易壁壘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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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正在崛起的貿易大國，我國正面臨著國際經濟與貿易摩擦的高發期。雖然在后WTO時代，貿易摩擦的頻繁發生成為我國對外開放的重大問題，但是，貿易摩擦是我國和平崛起道路上的伴生物，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我們應該科學理性地看待這一問題，沉著應對，以科學和符合國際規范的手段來維護自身的經貿權益，弱化貿易摩擦對我國經濟發展帶來的種種消極影響，并更多地發揮其積極作用。

一、簡析中國對外貿易摩擦狀況

(一)從全球貿易摩擦角度分析

金融危機爆發后，在各國都致力于保護本國經濟的情況下，中國遭受貿易摩擦的情況與往年相比有所增加。根據世貿組織秘書處最新的統計，2009年截至11月30日，共有19個國家(地區)對我國發起102起貿易救濟調查，涉案總額約有116.8億美元，涉案金額1億美元以上的貿易救濟調查有17起。這是中國從2002年以來，首次遭受貿易救濟調查超過100起，而且在8月涉案金額就已經超過了100億美元。從1995年以來，中國一直都是遭受反傾銷調查數量最多的國家，其中已連續3年(2007-2009年)成為全球遭遇反補貼調查最多的國家，對中國實施的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數量也是出現增長的狀態。由此可見，隨著中國對外貿易的不斷發展，中國將成為全球國際貿易摩擦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國家。

(二)中國貿易摩擦的時間縱向發展

因為中國一直是遭到反傾銷調查最頻繁的國家，同時反傾銷調查也是我國遭受貿易摩擦最主要的方式，所以就以反傾銷為例來分析我國貿易摩擦的歷史發展狀況。

2008年，國外對我國啟動了73起反傾銷調查，2009年1月到9月，反傾銷調查已多達64起，見圖1。

總體發展趨勢由圖1可以看出，對我國反傾銷的立案數量呈穩步上升趨勢。隨著中國越來越多地參加世界貿易分工，將面臨更多的貿易沖突和矛盾，可以說，中國進人了一個“國際經濟貿易摩擦的時代”。但是我們沒有必要將過多的筆墨放在強調中國貿易摩擦的嚴峻形勢上，而主要是將重點放在如何去理解和運用這種歷史的必然性;如何看到貿易摩擦所帶來的積極的一面;如何推動中國外貿的加速改革，同時融入中國的特色來制定更加符合中國國情的戰略方針和政策。筆者主要將重點放在了如何理解貿易摩擦的周期性上，以解釋中國貿易摩擦現狀的合理性和歷史必然性。

二、中國貿易摩擦現狀的理論依據與例證分析

眾多的學者從不同角度對一國的發展對他國的影響進行了研究，這些研究可以用于理解為什么中國的發展伴隨著貿易摩擦形勢日益嚴重的歷史必然性。以下對當前相關研究作了簡要綜述，同時以理論為依據，分析了中國、美國、歐盟和日本的相對優勢變化。

(一)理論依據

1.比較優勢理論

國際貿易理論是理論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中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成為當今進行自由貿易的理論依據，在此基礎上發展的要素察賦理論更進一步支持了每個國家都應集中生產并出口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口其具有“比較劣勢”的產品的觀點。以此觀點為依據，中國在進出口貿易的過程中，將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重點，以出口導向型戰略為指導，進行充分的自由貿易。幾十年的改革開放實踐證明，雖然中國的外匯儲備在不斷擴大，貿易順差也在不斷增加，但是伴隨著同步增加的還有中國和其他國家的貿易摩擦，特別是與美國、歐盟等大國和地區之間的爭端。因為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大量的涌向他國，使其他國家相關產業受到一定的沖擊，從而引發他國內的失業、產業結構不平衡等社會經濟問題。為了轉嫁社會矛盾，他國會對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貿易提出抗議和制裁，同時還會從其他產業的貿易層面制造爭端。總之，由比較優勢理論支撐的自由貿易的發展會伴隨著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從而形成貿易摩擦的局面。

2.國家生命周期論

國家生命周期理論是胡鞍鋼教授借鑒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提出的，他認為中國經歷并將經歷的不同四大發展時期:從1400-1800年，經濟強國和世界經濟的中心期。1820-195。年，現代化落伍者與經濟大國的衰落期。1951-2020年，經濟追趕期。2020-2050年，經濟強國期。特別強調的是1980-2020年為中國迅速發展的時期，由于一個國家的興起，意味著該國的國際社會地位的上升，將要分享原有國際體系中強勢國的主導權，必然會產生各種各樣的沖突，其中貿易摩擦的發生也是在所難免的。

3.霸權周期論

這一理論有助于充分理解中美貿易摩擦頻繁發生的原因所在。任何霸權國家都不可避免地會走向霸權的衰退和瓦解，但是古往今來，卻沒有一個國家愿意主動放棄它在霸權體系中所占據的優勢和特權。卡贊斯坦(Katzenstein)的研究表明，在國際政治經濟霸權的周期變化中，往往會帶來頻繁的經濟摩擦。之所以中美貿易是中國對外貿易摩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因為美國作為霸權國家期間構筑起自由貿易體制并竭力維持，導致貿易爭端不斷。但要說明的是，運用該理論并不是說中國追尋世界的霸權，而是中國的發展不斷沖擊著美國霸權的地位，頻繁的中美貿易摩擦也是中國和平崛起的歷史產物。

4.從國家福利看

眾多學者從理論分析及實證檢驗得出了一個普遍認同的基本觀點:較發達國家與較落后國家進行貿易，較落后國家的實力增強將有助于本國福利水平的提高，但是當其增強集中到某一方面，或到達一定水平后，其繼續的發展會減少較發達國家的福利水平。較發達國家為了保持本國的福利水平會采取一定的貿易保護措施，由此貿易摩擦將會增加。隨著中國不斷地改革開放，不斷地學習吸引國外的先進技術和雄厚資金，貿易順差的不斷擴大，國際地位越來越高等種種因素綜合起來，不難看出，中國與他國頻繁的貿易是肯定會有摩擦的。

5.國際摩擦“倒U”曲線

中國人民大學周立教授提出了國際摩擦“倒U"曲線的概念困。即崛起之前，國際交往較少，利益沖突不多。崛起時期，由于要打破以往的國家政治經濟格局，國際摩擦大幅度上升。待崛起成為既成事實，被世界廣泛認可后，摩擦就會減少，見圖2。

由國家生命周期理論可知中國正處于快速發展崛起的時期，國際摩擦包括經濟摩擦和政治摩擦以及文化上的沖擊都應處于并且將長期處于倒U曲線的上升或波峰階段。

綜上所述，說明面臨嚴峻的貿易摩擦，并不是中國發展過程中獨有的特點，而是每個國家由落后到先進、由發展向發達國家轉換過程中都會經歷的困難階段。因此，我們應該更加冷靜、客觀、積極地去接受這一歷史發展的結果，借鑒他國發展經驗，為我國對外經濟的發展提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建議和對策。

(二)借鑒美國、日本、歐盟與中國之間的貿易爭端歷程診釋理論的現實意義

1.各國經濟發展特點及比較

因為本文的重點不在于討論各國經濟實力的對比，所以就簡單應用各國GDP的增速來大體上對四個國家的經濟實力發展趨勢對比做一個表述，以便為后文各國爭端歷程的演變作鋪墊。搜尋了一些權威的官方網站，摘錄出了中國、歐盟、日本和美國四個國家或區域的實際GDP(RealGDP)從1995-.2008年的年平均增長率，見圖3。在進行具體的分析之前，有幾點要說明:(1)之所以選擇從1995開始，是考慮到WTO的建立，正式的國際爭端記錄更加準確可靠，便于分析;(2)由于數據資料的可提供性有限，沒有完全繪制出美國的GDP增長曲線，但對整個分析沒有太大的影響(見第三點);(3)在這四個國家或地區中，將重點放在分析日本和歐盟的經濟變化態勢上。因為整個的國際大背景很明確，美國從二戰至今，無論從經濟上看還是從政治上看，一直是世界的超級大國。因此不管美國哪一年經濟形勢是好或是差，為了維護自身的霸權地位，必定與各個興起的國家產生眾多的經濟摩擦爭端。中國在人世之后，作為“過渡之中的市場經濟”國家，經濟的發展和開放與社會體制的問題，必然會給中國帶來眾多的貿易摩擦和爭端。簡而言之，美國與各國的貿易爭端嚴峻的形勢和中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摩擦的增多這兩個現象是歷史的必然，在以下分析中不用著重強調;(4)對圖3的分析應該以相對變化趨勢為基礎，而不能以絕對值的對比為基礎。因為國家的具體國情和發展階段不同，大多數發達國家的增長速度必然慢于一些興起的發展中國家的增長速度，所以絕對值的比較是沒有實質的意義的。

2/(1>中國與美國。中國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其發展的速度是由慢逐步加快，在圖3中形成一個波谷到波峰的形狀，由2003年開始增速呈上升趨勢。美國的數據不完整，在圖3中沒有完全表現其趨勢，不過可以確定一點是美國的GDP增長速度至今是比較平穩地維持在2%~4%之間。

(2)日本。由圖3中看出，日本的經濟增長非常緩慢，甚至長期出現負增長。顯而易見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經濟出現了衰退現象。

究其原因有多重因素:(1)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總統里根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帶領著發達國家開始了新一輪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向自由主義體制方向轉變。這一輪改革促進了歐美國家的產業結構升級，投資環境優化等;(2)20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以高新技術產業為核心內容的所謂“新經濟”的成型，使得美國這樣一些西方發達國家通過技術創新方面的優勢重新獲得了國際市場當中的競爭力，而同時日本在傳統制造業方面所獲得的競爭優勢被逐漸抵消;(3)歐美制造業向落后國家和地區的轉移以及西方發達國家內部進行的以“新自由主義”為方向的體制改革，則從降低政府規制等方面提升了包括傳統制造業部門在內.的各種企業的活力，在傳統制造業內部逐步抵消了日本在傳統制造業方面曾經具有的競爭優勢;<4)美國在日本等國的挑戰面前逐步放棄曾經給予日本的不對稱貿易政策，并要求日元逐步升值以減少日本對美國的巨額貿易順差。日本一方面在傳統制造業領域的競爭優勢逐漸喪失;另一方面在高新技術產業領域又落在了美國的后面，所以最終引發了自20世紀90年代起延續至今的經濟衰退。可以看到在2005-2008年，日本隨著全球經濟形勢的好轉，又有加速發展趨勢，但是明顯不及歐盟在這一歷史階段的發展態勢。

<3)歐盟。由圖3可以看到，歐盟在20世紀90年代末到21世紀初，的確具有優越的發展趨勢，其GDP增速保持在3%左右。并且歐盟乘著國際經濟的大好形勢，由封閉逐漸走向開放，以貿易帶動經濟的發展。據統計，目前即使是包括反傾銷稅在內，歐盟按貿易額加權平均的關稅也只有300，遠低于大多數的發達國家，同時，歐元區的對外開放程度是要大于美國與日本的，見表1;其次，歐盟也日趨重視多邊性的國際經濟合作，也加強了與歐盟以外的國家與地區的聯系，尤其還把發展與第三世界國家的雙邊貿易網絡作為其對外經濟關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由此可見，歐盟的經濟發展已經對世界經濟產生越來越重要的影響，無論是從現存狀態還是從發展趨勢上，歐盟都是和美國對抗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2.一國或地區經濟發展與貿易摩擦狀況的關系研究

為了研究兩國之間的貿易摩擦狀況，此處采用了貿易爭端(Disputes)作為貿易摩擦的代表，原因是數據容易從WTO官方網站上獲得，并且統計標準統一準確。數據采用的是從1995---2009年9月截止的發生在中國、美國、日本和歐盟之間的貿易爭端數量，其中分為原告國(Compliant)和被告國(Re-spondent)。

研究目的:

(1)驗證四國之一作為原告國與他國或地區產生的貿易爭端數量隨時間的變化是否存在一定的規律性。

(2)在上一部分分析的時間段(1995-2009年)各國或地區經濟發展的特點和趨勢的基礎上，是否能夠證明貿易爭端數量與經濟發展的階段是有相關聯性的。

<3)最終目的是要證明:若前面兩點都成立，則充分說明中國現在的貿易摩擦的嚴峻形勢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以美國作為原告國，與其他三個國家和地區之間的貿易爭端發展趨勢見圖4。

由圖4的不同國家的線條可以清晰看到，的確存在與美國的主要貿易爭端國時間替代的態勢。圖4可以分為三個不同的階段:從1995--1997年，貿易爭端國主要是日本和歐盟;從1997-2005年，貿易爭端國主要是歐盟，美國與日本之間的貿易爭端已經逐漸的減少，有幾年持續為零爭端。從2005年起，中國接住了這一接力棒，成為了與美國主要的貿易爭端國。

這種替換變化的態勢也是和經濟發展狀況密切相關的。這里要補充的是在20世紀90年代前期，日本利用了相對西方國家而言更為低廉的勞動力成本、更高的勞動強度或勞動參與度、技術改進方面的某些優勢等不斷地發展自己，同時美國出于冷戰的需要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對日本采取不對稱貿易政策。由于各種各樣的政治經濟原因，日本制造業蒸蒸日上，國際競爭力越來越強，對外貿易(尤其是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越來越大，以美元計算的貨幣儲備額也越來越多。這就嚴重威脅了美國的經濟利益和霸權地位，那時美、日貿易摩擦是非常頻繁的。雖然在90年代日本經濟逐漸在衰退，但其國際影響力并不會馬上消失，所以產生了圖4中的第一階段的情況。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日本的勢力會逐漸的削弱，同時，歐盟的成立并且更加開放型的發展，其經濟的勢力逐漸又觸及到了美國的敏感點，貿易爭端逐漸又增多，到達了第二階段。最后，中國經濟的崛起，又使美國感到新的威脅的存在，第三個階段隨之產生。

第二，以歐盟作為原告國，與其他三個國家之間的貿易爭端發展趨勢見圖5。

如同美國作為原告國的分析一樣，當歐盟作為原告國時，將這一時期也大體上分為三個階段:從1995--1999年為第一階段，存在著日本與歐盟的貿易爭端;從1999—2005年，只有美國與歐盟之間的爭端;從2005--2009年，中國與歐盟國家也開始出現了貿易爭端。其階段劃分也與經濟發展趨勢相一致，具體如同美國作為原告國，在這就不贅述。

但要提出一個特別之點，美國作為超級大國.與各個國家和地區之間的貿易爭端摩擦的頻繁性應該作為一個背景來考慮，而不是作為一個分析要素納人研究的因素中。從圖5看，在這一階段，雖然有日本和中國與歐盟的貿易爭端的出現，但是美國與歐盟的貿易爭端肯定是具有顛覆性和決定性的，也是最為頻繁的。所以著重從圖5中得出貿易摩擦歷史發展的趨勢與各國經濟發展是具有一致性的結果。

第三，以日本和中國作為原告國，與其他三個國家或地區之間的貿易爭端發展趨勢見圖6和圖7。

這里只簡要強調貿易爭端國之間的一種替代和周期性的現象。有趣的是在日本和中國分別與他國出現貿易爭端的發展過程中，其貿易爭端國家之間可能的替代時間和對象都一致的，即都是從2007年開始與歐盟的貿易爭端開始顯著地出現。周期性在圖6中體現得非常的明顯，主要貿易爭端國由美國開始轉向歐盟，這與歐盟的不斷壯大和成熟、美國的“老年化”密切相關。

由這一小部分圖表的分析可以得出結論，從歷史的角度看，國家一定是在不斷地發展壯大的，其發展壯大的過程也就必然伴隨著持續不斷地摩擦，這里主要強調的是貿易摩擦。但同時特定兩國之間的摩擦又是具有周期性的，隨著國家發展的階段不同，將與不同的新的國家產生新的摩擦曲線，也是圖4~7中所描繪的曲線。縱觀國家貿易摩擦的歷程，就是貿易摩擦曲線組，此起彼伏。這一結論，可以與文章中所引用的理論相結合起來，對如國家的周期發展產生摩擦，國家維護霸權產生摩擦，維護更發達國家利益產生摩擦等等進行充分說明。

三、政策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