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文化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媒介文化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近十年來，我國影視文化體制改革不斷深化，影視文化產業政策不斷依據現實情況作出調整，對于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釋放影視市場活力、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積極構建現代影視文化市場體系等發揮了重要作用。當前，我國以電影、電視節目、電視劇、網絡視頻等為代表的影視文化產品和服務市場日趨健全，以資本、產權、人才、信息、技術等為代表的影視文化生產要素市場不斷得到培育，影視文化市場建設取得了長足進展。當前，我國影視消費需求日趨旺盛，影視產業總體上呈現快速發展的態勢，影視產業領域的重要數據可以說明問題。傳統電視產業盡管近幾年增速有所放緩，但其增長速度依然明顯高于我國同期國民經濟增速:2010至2012年全國廣播電視行業總收入年均增速為20.97%，2013年全國廣播電視行業總收入預計3628億元，較2012年增幅預計為15.3%。電影產業方面，2003至2013年電影票房從9.5億元增長至217.69億元，年均增幅為37.59%。2014年1至2月，已實現50億元票房收入，增長態勢強勁。動漫產業方面，產值從“十五”時期不足100億元，至2012年達759.94億元，年均增長率30%左右，預計2013年產值比2012年增長34%。2011至2013年我國在線視頻市場規模平均年增速為61.9%，其中2013年在線市場規模達128.1億元，同比增長41.9%，呈現高速發展的局面。縱觀近年來我國影視產業發展的實際，可以看出在當前深化影視文化體制改革、加強影視文化市場建設、完善影視經濟政策、提升影視內容質量、創新影視商業模式和新媒體影視用戶持續增加等綜合因素的作用下，我國的影視消費需求將持續擴大，影視消費總量仍將保持較快的增長態勢。

2.新媒體發展迅速，影視消費方式漸趨多元

隨著數字技術、計算機技術和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影視內容傳播渠道得到極大拓展，除有線、衛星、地面電視網絡外，固定通信網、移動通信網、衛星數字電視網、地面數字電視網、數字廣播網等都可直接參與影視內容傳輸。影視消費終端方面，除傳統電視機和電影院外，各種臺式電腦、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等，特別是可移動終端，日益成為我國影視文化消費的重要媒介，這些媒介因依賴技術的趨同而呈現多功能一體化的融合趨勢，受眾可以選擇任何終端設備獲取同一影視內容。正是基于上述影視傳輸技術的快速發展和媒介融合的加速推進，我國影視文化產業領域催生出諸如手機電視、移動電視、網絡電視、IPTV、視頻網站、3D電影電視、4K電影電視、IMAX等新媒體業態，這些新型業態具有傳輸及時高效、使用方便快捷、網絡平臺開放、內容產品豐富、價格基本低廉、受眾能夠積極參與等特征，吸引了數量龐大的受眾群體，影視消費方式改變過去單純依賴家庭電視和影院的狀況而呈現多元化格局。以互聯網、移動網絡為代表的新媒體已經成為當前我國影視文化消費的新引擎。截至2013年12月，我國網絡視頻用戶4.282億，網民使用率69.3%，與2012年底相比增長率為15.2%。其中手機在線收看或下載視頻的用戶數為2.47億，與2012年底相比增加了1.12億人，增長率高達83.8%。隨著技術的不斷發展，智能手機和各種移動終端的性能和價格將朝著有利于消費者的方向變化，移動視頻用戶將繼續呈現增長態勢;隨著3G、4G、WiFi等移動網絡的快速建立以及流量資費的持續降低，移動視頻普及和利用水平將大幅提升;隨著三網融合的積極推進，互聯網電視將實現從“看電視”到“用電視”的轉變，影視消費方式將呈現新的局面。

3.影視產品新形態不斷出現，消費對象日益增多

在傳統媒體條件下，我國影視文化消費對象主要是電影院放映的電影、電視臺播放的電視節目和電視劇、音像制品VCD等，這些影視產品形態在我國改革開放近30年間保持基本穩定，但是此種局面被近年來快速發展的新媒體打破。技術變革為影視產品及服務提供了更為廣闊的表達空間，以微電影、網絡劇、3D電影等為代表的新影視產品形態日益成為消費對象，并逐漸成為我國影視文化消費的重要組成部分。自2010年以來，我國微電影加速發展，成為新的文化消費時尚。微電影通過微博、視頻網站、社交網站等社會化媒體進行傳播，改變和塑造著包括微電影在內的網絡文化產品的形態，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未來新媒體時代文化產業的發展潮流和方向。網絡劇方面，近年來國內網絡劇快速發展，視頻網站正從“平臺”向“平臺+內容”轉型，如鳳凰寬頻《Y.E.A.H》，優酷網《11度青春系列》《泡芙小姐》，土豆網《歡迎愛光臨》，搜狐視頻《錢多多嫁人記》《貓人女王》等網絡劇點擊量較高，市場經濟價值凸顯。2013年美國網絡劇《紙牌屋》全球爆紅，可以預見網絡劇這一新影視產品形態將具有較大的發展空間。3D電影方面，我國3D銀幕數量從2007年的82塊發展至2013年超過11854塊，3D票房近兩年也占據全年票房的40%左右，呈現持續快速增長態勢。隨著技術的發展，4K電影、4K電視將成為影視消費的新亮點。

4.延伸影視產業鏈，衍生品消費漸成經濟增長點

所謂影視衍生品，是指基于影視作品版權，依托電影、電視劇、動漫和電視節目等原創內容，創意、設計、生產的與影視內容密切相關的產品，其表現形態主要有圖書、游戲、音樂、主題公園、文具、玩具、服飾和日用品等。影視衍生品生產屬于周邊產品開發，居于影視產業鏈的下游，是影視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盡管影視衍生品并不表現為一般意義上的影視產品形態，但其源于影視內容，也是影視文化消費的重要內容。近年來，影視衍生品創意設計、制作生產和經營管理逐漸納入產業發展視野，并日益成為我國影視產業新的經濟增長點。如廣州原創動力依托《喜羊羊與灰太狼》系列動漫產品，積極開發電影、漫畫書、主題開心樂園、舞臺劇、文具、玩具、服裝和卡通形象卡片等衍生品，衍生品收入占其總收入的70%。《武林外傳》依托強大的市場影響力，不斷衍生出網絡游戲、動畫片、漫畫書、話劇、京劇、電影、網絡演藝、動漫人偶戲、郵票、玩具;《中國好聲音》衍生出電視節目《酷我真聲音》和電影《中國好聲音之為你轉身》;《爸爸去哪兒》衍生出親子裝及同名電影等。《愛情公寓》中主角的恐龍睡衣、個性T恤，《后宮甄嬛傳》中的“香薰”，《長江7號》中的“七仔”，《失戀33天》中的搞怪玩偶“貓小賤”，以及諸多熱播電影、電視劇的影視同期書等，構成了我國影視文化消費的新亮點。總體看來，影視衍生品消費已經成為我國影視產業發展的一部分，但其整體規模和影響力與國外影視產業發達國家仍有較大差距。隨著我國創意研發水平的不斷提升，產業經營管理水平的不斷進步，我國的影視衍生品生產和消費將會有較大的成長空間。

5.影視市場快速成長，消費價值取向多元化

當前，我國影視產業環境在發生深刻變化，突出表現在新業態發展迅速、參與主體不斷增多、內容供給日趨豐富、產業鏈不斷完善、消費總量持續增長。在此市場環境下，我國受眾的影視消費價值取向呈現多元化的發展趨勢，即在繼續保持娛樂消費、時尚消費和從眾消費等傳統消費價值取向的基礎上，受眾的參與性消費、品牌消費和知識性閱讀性消費逐漸凸顯，價值取向多元并存，互融并進構成當前我國影視消費的整體格局。新媒體的迅速發展和媒介融合的積極推進催生了影視參與性消費。當前，影視消費者不再是傳統意義上影視內容的被動接受者。他們能夠對內容主動發表意見和建議，甚至可以直接參與內容策劃、制作和推介。受眾的影響力正沿著影視產業鏈逆向延伸，受眾可以作為生產創作主體介入影視產業本身。當前傳統電視臺積極運用微博、微信、新聞客戶端等方式引導受眾參與，微電影也改變了普通觀眾只能被動接受影視內容的慣性心理，參與性消費成為影視文化消費的重要價值取向。品牌消費是影視產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當市場能夠提供越來越多的影視產品時，消費者必然會有所選擇，在此情況下品牌產品自然會受到更多關注。影視品牌消費主要表現為:(1)對影視品牌人物的消費。如對影視企業領軍人物、知名策劃人、制片人、導演、編劇、演員等所生產影視產品的消費;(2)對影視品牌企業的消費。品牌企業產品一般有質量保障，消費者付出時間、注意力和經濟支出通常能得到相應的精神回報;(3)對品牌電視節目的消費。品牌電視節目具有較高的知名度和美譽度，受眾在消費上表現為較高的忠誠度;(4)對品牌文學作品影視改編的消費。經典文學作品不斷被影視改編，源于品牌對收視、票房和網絡點擊率是一種保障。影視知識性閱讀消費是指受眾以獲取知識為主要目的，對電視節目、網絡視頻等影視產品進行的消費。收看電視節目，觀看網站視頻實質上是另一種意義上的閱讀，并且影視媒介聲音、畫面和文本的全方位傳遞使得閱讀更具直觀性、可讀性。《養生堂》《百科全說》《健康之路》等健康養生類節目，《百家講壇》《世紀大講堂》等講壇類節目，《舌尖上的中國》《故宮》《復興之路》《大國崛起》等紀錄片，均為知識性閱讀消費的對象。隨著我國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由此產生的精神需求增加，影視知識性閱讀消費將具有較大的增長空間。

二、我國影視文化消費的對策與建議

1.加強政策引導，優化產業發展環境

國家和各級影視職能管理部門是我國影視產業的管理、服務和監督機構，在統籌規劃產業發展、制定發展規劃和產業政策等方面發揮關鍵性作用。為更好地適應我國影視文化消費趨勢，政府應加強政策引導，為影視產業發展創設良好環境，這方面的工作主要有:

(1)繼續深化影視文化體制改革，按照政企分開、政事分開原則，推動政府部門由辦文化向管文化轉變，推動黨政部門與其所屬的文化企事業單位進一步理順關系，特別是要改變當前黨委政府部門重要領導同時擔任相應企業重要職位的現狀。

(2)建立健全影視文化市場體系，鼓勵各類所有制影視企業公平競爭、優勝劣汰。推動影視企業跨地區、跨行業、跨所有制兼并重組，提高我國影視產業規模化、集約化、專業化水平。

(3)推動傳統影視產業和新媒體影視產業融合發展，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高度關注新媒體對影視產業的推動作用，不斷創新影視業態。

(4)加大財政稅收支持力度，強化金融服務，實現資本、金融與影視產業的有效對接。

2.創新內容生產，滿足影視消費需求

內容為王、創意制勝是文化產業發展對內容產品的根本要求，作為文化產業核心的影視產業更是如此。我國影視消費盡管取得了長足發展，但消費總量明顯偏低，其重要原因是市場不能提供足夠的滿足受眾需要的影視產品。創新影視內容生產，提升影視產品質量，增加優秀產品供應，提升影視消費水平，已成為當前我國影視產業面臨的重要課題。影視內容創新主要包括:加強影視作品前期策劃，做好選題工作;高度重視編劇地位，確保內容質量;影視內容雅俗共賞，避免低俗化;創新電視節目形態，增強核心競爭力;與新媒體高度融合，創新內容表現形式。創新影視內容生產是一項長期、艱巨而復雜的任務，需要各方面政策的支持配合。影視內容創新首先要在影視產業內部營造鼓勵原創、包容失敗的環境氛圍;其次要注重創意人才的培養，特別是策劃、編劇、導演、編導等人才的培養;最后是加大資金投入，強化激勵機制，激發創作潛能。

3.重視衍生品規劃，拓展影視消費邊界

影視衍生品成為近年來我國影視產業發展的新亮點。我國的影視衍生品生產尚處于初級階段，還沒有真正形成成熟完善的衍生品生產鏈條，衍生產品存在形式上簡單復制、文化內涵嵌入型不強、不能形成持續性消費等問題。為解決上述問題，充分發揮影視衍生品效應，提升衍生品消費水平，需要在以下方面重點加強:加強影視知識產權保護，為衍生品生產經營創造良好環境;企業高度重視衍生品生產，系統規劃衍生品生產的各個環節;注重影視產品及其元素的品牌塑造，增強衍生品核心競爭力;前期綜合考慮多類別多層次的衍生品授權，有效降低企業投資風險;影視內容制作與品牌授權分離，衍生品營銷環節品牌授權商、授權商和被授權商三方協同運作;建立完善的衍生品營銷策略和運營機制等。通過多角度多層次的衍生品開發，影視企業依托影視走出影視，有效拓展產業邊界，提升影視文化消費水平。

4.創新營銷模式，引導影視消費需求

營銷是提高企業競爭力和市場占有率的重要手段，營銷模式創新是引導新的消費理念、促進消費需求增長的有效途徑。在當前影視消費趨勢下，影視企業應根據市場環境、受眾心理需求、價值取向等因素，創新營銷模式和服務，提高影視產品的市場占有率，拓展消費空間。目前影視營銷創新應重點關注以下四個方面:

(1)利用社會化媒體，創新影視內容營銷。

影視企業營銷團隊通過創建有營銷力的網絡內容，讓與影視產品有關的微博、微信、博客、視頻和社交網站更具可讀性和影響力，以此吸引用戶關注，進而促進市場銷售。

(2)運用版權營銷，實現影視版權價值最大化。

版權不僅是文化企業的核心資源，更是重要資產，對影視產品版權進行前瞻性地管理、開發和維護，實現版權的集約化運營，對于最大限度地盤活版權資源，實現版權資產的長尾收益，提升影視產品的附加值具有重要意義。

(3)重視品牌營銷，滿足消費者需求。

著名營銷大師布魯克曾說“最高級的營銷不是建立龐大的營銷網絡，而是利用品牌符號，把無形的營銷網絡鋪建到社會公眾心里，把產品輸送到消費者心里”，實施品牌戰略，加強品牌營銷，是滿足市場需求的重要途徑。

篇（2）

原始社會時期，人們已經會自覺利用結繩等活動來傳遞、交流信息，到了紙質媒介傳播時代，信息交流已經突破了疆域的限制。電子時代的到來，無疑更加迅速地推動著傳播業的發展，廣播、電視、電影等電子媒介的運用和普及，使人們可以跨地域、跨國度乃至跨洲際地進行信息的傳遞和接受。電子媒介，尤其是電視的普及，以接近于實時的傳播速度和強烈的現場目擊感把遙遠的世界拉得更近，人類在更大的范圍內重新部落化，整個世界變成了一個新的“地球村”。盡管電子媒介的發展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然而新媒介的出現似乎大有取代傳統電子媒介地位的架勢。新媒介是計算機技術、衛星技術運用于傳播事業的結果，在互聯網時代，電腦已經被公認為“第四媒體”，“第四媒體”幾乎把人類之前一切媒介于一身，開創了一個與物質世界迥然不同的虛擬世界，人們成為受傳于一體的主動的行為體。人類傳播媒介的發展到此似乎已經完備了，這種理想的傳播媒介是否已經停止了人類對更新更好的傳播媒介的期待呢？事業并非如此，正在人們對互聯網的討論方興未艾之時，手機這一新型的通訊工具橫空出世。

手機(mobilephone,cellphone)是蜂窩電話的另一個俗稱，手機從1980年代初推出，十年后迅速擴散到一般用戶市場。蜂窩通訊是通訊與電腦結合之后能提供的多種服務之一。無繩蜂窩電話相對于現存有繩電話和無線電話的明顯優勢就是移動性增加和功效增大。美國著名媒介理論媒介家保羅·萊文森把人的功能分為說話和走路，之前的媒介，即便是強大如電腦這樣的傳播媒介，幾乎把之前人類一切媒介的優勢集于一身，但它也沒能徹底地解決人類隨時隨地接收、傳達信息的困難。直到手機的出現才從根本意義上把人從機器跟前和禁閉的室內解放出來，過去的電子媒介絕大多數時候是在單向地發送或接收信息，從來沒有一種媒介將人的“說話”和“移動”功能整和起來，直到手機的出現才完美的做到了這一點。有了手機之后，我們就可以在說話和書寫、虛擬世界和物質世界任意選擇其一，可謂魚和熊掌都可兼得。

手機在很好地彌補了電腦不足的同時，自身也在不斷完善，在和互聯網結合后，手機更是體現出它勝過電腦的優勢，和旋鈴聲更加人性化、個性化，既悅耳動聽，又避免在公共場合競相查看是否是自己手機響的尷尬；發短信使人們在接收處理信息過程中不必“說話”，即保護了隱私，又節省了話費；收發電子郵件的功能使人們擺脫個人電腦的束縛；攝像功能使人們能夠抓拍并即時把瞬間形象發送給他人；而新型手機甚至可以下載和播放歌曲及電影，幾乎囊括了MP3和電影的功能。由此可見，手機幾乎把先前一切媒介的功能集于一身，手機更是把電腦的優勢自然的承接過來，并更好的彌補了電腦的不足。難怪有人說如今的手機早已超越了作為通訊工具的功能，它還擔當起了“第五媒體”的重任。盡管曾經有人質疑過“第五媒體”的說法，但技術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使手機的媒體功能越來越凸現出來，隨著3G時代的到來，手機的這些功能將得到更加完美的演繹。僅就中國而言，伴隨著全國第一家手機報的推出，打開了手機進入媒體行列的大門，之后的手機小說、手機電視、手機電影、手機動漫、手機廣播等接連不斷地出現，手機在不斷地尋求和他媒介的結合。它就像一個包羅萬象的大口袋，吸納了傳統媒介的眾多精華，并正在憑借自身的先進技術優勢整合出一個全新的媒介。

保羅·萊文森是美國著名媒介理論家，他在《數字麥克盧漢》一書中提出了“補償性媒介”（remedialmedium）這一理論：任何一種后繼的媒介，都是一種補救措施，都是對過去的某一種媒介或某一種先天不足的功能的補救和補償。“媒介補償理論”為我們研究媒介歷史以及媒介理論提供了一種嶄新的視角。媒介的發展對人類歷史進程產生了重要的作用，麥克盧漢認為，媒介對信息、知識、內容有強烈的反作用，它決定著信息的清晰度和結構方式，媒介形式本身就已經改變了人類歷史，媒介塑造和控制人類交往和行動的規模與形式。這就是著名的“媒介決定論”，其本質是“傳播的主導性媒介影響歷史性社會的發展”。

1979年，萊文森提出了不同于麥克盧漢的“媒介決定論”的“人性化趨勢論”。萊文森認為，人可以對技術進行理性選擇，能夠主動去選擇和改進媒介。而“人性化趨勢論”的提出正是建立在“補償性媒介”理論的基礎之上。他在《數字麥克盧漢》里面說：“人是積極駕御媒介的主人。不是在媒介中被發送出去，而是在發號施令，創造媒介的內容。對別人已經創造出的內容，人們擁有空前的自主選擇能力。“這種媒介演化理論可以叫做一種‘人性化趨勢’的理論”。“人性化趨勢”理論突出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同時認為，人類技術開發的歷史說明，技術發展的趨勢是越來越人性化，技術在模仿甚至是復制人體的某些功能。不難看出，“人性化趨勢”理論在于說明人們可以選擇和發展媒介和技術，用以維持生發展自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

媒介發展到今天，“第四媒體”互聯網方興未艾，手機，被很多人認為的“第五媒體”正粉墨登場。手機對于互聯網的優勢不言而喻，以往依賴電腦接收、傳送的新聞、圖象等信息，現在可以用手機來完成。麥克盧漢把電子媒介影響作用下的人類社會稱作“地球村”，而真正把村民們從座位上解放出來的是手機，手機在握，“地球村”村民們就可以信步環游全球了。從互聯網到手機，可以清楚地看到手機對于它先前媒介電腦功能上不足的彌補，再反觀媒介發展的整個歷史，任何一種后繼的媒介正是對先前媒介的補救和補償。

麥克盧漢的“媒介決定論”或多或少代表了技術悲觀主義，而萊文森的“人性化趨勢”理論則代表了技術樂觀主義，它強調人可以對技術進行理性選擇，能夠主動去選擇和改進媒介。手機的運用和普及的確越來越人性化、智能化。然而，科學技術能不能始終在人的理性范圍內發展，我們還得以手機為例，手機方便了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同時產生了一系列的問題，騷擾短信，攝像頭偷拍別人的隱私等等。風靡2004年的國產電影《手機》的導演馮小剛就說過：“朋友和陌生人的手機聲常常騷擾人，影響人與人的關系，產生瘋狂的話語泡沫。”這部電影的原著小說作者劉震云也談到：“手機像手雷，承載著太多的謊言，有可能爆炸，產生強烈的沖擊波。”任何科學技術都是雙刃劍，都有其為人服務，促進人發展的一面，但其潛在的危機也不容忽視。技術樂觀主義是否正確，說到底可以用一個簡單的試金石來檢驗：任何新媒介、任何技術的發展是不是利大于弊。

注釋

[1][美]保羅·萊文森:《手機:擋不住的呼喚》[M],何道寬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美]保羅萊文森：《數字麥克盧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

陳龍：《現代大眾傳播學》,蘇州大學出版社,2002年修訂版

郭慶光：《傳播學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11月

篇（3）

媒介化社會的來臨一方面讓人們享受到便利地獲取、利用和傳播信息的福音，一方面又因個體媒介素養的缺失而引發了一系列的問題。這其中，與其他年齡段人群相比，在媒介文化的熏陶之下成長起來的擁有特殊心理特征的青少年群體所受到的負面影響和沖擊更為嚴峻。就此，本文從人類普適性的終極追求——“真、善、美”三個角度出發對媒介素養進行了解讀，并提出要從技術、藝術、道德三個維度來提升包括青少年在內的公民的媒介素養。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傳統社會在全球信息化浪潮的推動下加速了向媒介化社會嬗變的進程。在這一轉變過程中，發達的媒介技術在給人們的生活帶來極大便利的同時也引發了不少問題。媒介誕生的初衷是為了推動人類社會的發展，而人們使用媒介也是為了不斷提升和完善自己的生活，這二者本來都擁有良好的出發點。然而，科學技術與人類意識發展上的失衡導致媒介在被過度使用的過程中有時會脫離人的掌控。為了改變這一局面，在全社會范圍內普及媒介素養教育以彌補人們在媒介知識與媒介技能上的不足，就成了當務之急。這其中，青少年和新媒體作為媒介化社會的構成主體及關鍵所在，勢必成為媒介素養教育的主要對象。并且筆者堅信，不斷提升個體媒介素養的行動，本身也體現了人類在信息傳播領域內對“真、善、美”的終極追求。

一、媒介化社會的來臨

尼爾•波茲曼在其著作《娛樂至死》中向我們展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景觀，分別取材于喬治•奧威爾的《1984》以及阿道司•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兩位“預言家”都試圖從反烏托邦的角度來闡釋自己心中的未來圖景，然而，奧威爾之懸在人類頭頂的極權主義審判之劍并沒有如期而至，取而代之的是赫胥黎描繪的技術文化專制時代的降臨。

繼電視媒體吹響信息風暴來臨的前奏之后，二十世紀末高速發展起來的網絡媒體直接將人類卷入了從信息大爆炸到信息黑洞的周而復始的循環之中。每一天，媒介都不間斷地向我們輸送五花八門、難以計數的信息資訊，而我們也似乎習慣了這些“貼心服務”，其存在就像空氣和水一般自然，媒介甚至成為了我們身體的延伸。多數情況下，我們通過媒介的“轉述”來接觸和了解外界，通過聲音、影像傳遞過來的信息建構自己頭腦中的全景認知。我們的日常生活也由此受到媒介傳播潛移默化的影響和滲透，從而日益呈現出媒介化的特征。

顯然，在全球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傳統社會向媒介化社會進化已成為不可逆轉的潮流。大多數人為此感到振奮，因為這不僅完全符合社會發展的規律，還真切地給他們帶來了實惠與便利。毋庸置疑，現代化的媒介技術與傳統的媒介技術相比有著不可比擬的優越性和便捷性。以互聯網為例，它所具備的即時通信、信息搜索、信息存儲等功能較之傳統媒介而言有了質的飛越。其傳播范圍可以超越國界，到達世界的各個角落，而傳播內容更是包羅萬象。人們只需瀏覽網絡上的信息，便能夠做到“足不出戶，遍觀天下”；而兩個原本相隔千里的人也能夠通過網絡通訊設備進行即時的文字、聲音甚至是視頻的交流。對比媒介稀缺的傳統社會，在現代社會中獲取信息已經變得越來越容易，這的確值得我們歡呼。然而，評判任何事物都應該觀其兩面，我們在享受現代化、信息化所帶來的好處的同時，也不能忽視媒介化社會所隱含的弊端。

如果說媒介化社會帶來的利益是一目了然的，那么其弊端就好像是慢性毒藥，在不知不覺中一點一滴地侵蝕我們的思想和意識。技術的發展引爆了信息的泛濫，同時催生出一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強大且綿延廣闊的媒介帝國，人們開始越來越多地依賴媒介。然而，隨著媒介使用的日益頻繁，各種令人堪憂的狀況也跟著出現：先是信息量的急遽膨脹令人無所適從，對媒介權威的盲目迷信也使人們在處理信息時變得被動、遲緩。更糟的是，由于分析和批判能力的缺失，現代人裸地暴露于信息污染之下，身心健康受到了嚴重威脅。漸漸的，赫胥黎的預言在歲月洗拭中變得鮮明起來：人類陷于五彩紛呈的聲光影像而不再熱衷于思考性的閱讀；擁有了更多的信息選擇權利卻在如海的資訊中日益變得被動與自私；終日沉浸于無聊繁瑣的世事之間拋棄了對真理的孜孜以求；面對人類文化向平面化、庸俗化嬗變而始終毫無自察。[1]我們可以將這些現象理解為技術宰制下的眾神狂歡，而它們正昭示了媒介化社會的弊端所在。

眾所周知，事物往往依靠力量之間的制衡來實現自身的平衡和良性運轉，如果一味放任其朝向某一端發展，則只會造成形勢的混亂以及破壞性的后果。自然界中的生態平衡受制于這一定律，技術主導的媒介化社會也同樣遵循這個原理。不幸的是，在媒介化社會中，媒介技術的發展程度與人類對媒介的了解及控制程度并不平衡，這直接導致了科技宰制下大眾傳媒的越位以及媒介素養的缺位。這也可以理解為歷史發展進程中上層建筑與物質基礎之間的斷層或錯位。而我們今天就恰好處于這樣一個“心理斷乳期”——媒介對于人類社會的作用已無所不在，而大多數民眾所掌握的媒介知識卻少之又少。雖然這種“脫節”經過大眾媒介的集體粉飾在現階段表現得并不那么明顯，但是其潛在的威脅卻是巨大的。因此，盡快提高公民的媒介素養，克服“脫節”所帶來的各種隱患，對于今后信息傳播的改進以及傳媒的良性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

二、青少年、影像與媒介素養教育

媒介化社會的來臨對人們分析、處理信息的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這不僅促使政府加大對媒介教育的重視，更使得信息時代中與科學文化素質和道德素質相比肩的另一種重要的公民素質迅速浮出水面，那就是媒介素養（MediaLiteracy）。在媒介教育領域它指的是正確使用媒介和有效利用媒介的一種能力，是個體在現代社會所必須學習和具備的一種能力[2]。

在電視尚未出現之前的印刷時代，“聽、說、讀、寫”曾被認為是媒介素養所必備的幾項基本技能。然而，步入信息社會以來，數字媒體、網絡等傳播媒介成為了人們獲取信息的最主要的途徑，單純的聽說讀寫能力已經不再能夠應付信息大爆炸給我們帶來的全新局面，學習如何高效地獲取、理解及利用媒介信息成為了新時代下媒介素養教育的新內容。在媒介化社會中，人們每天花最多時間做的事就是與不計其數的信息打交道，這也意味著人們的生活已經離不開信息、離不開媒介。基于這一情況，媒介素養教育成為了每個人都必須接受和參與的一門通識性教育，它通過教授人們相關的媒介知識和媒介使用技能，來幫助民眾認識媒介、了解媒介，進而健康、合理、安全地利用媒介。而在此過程中，青少年作為一個特殊群體成了媒介素養教育關注的重點對象。

首先，誠如一些專家所指出，青少年時期是個體人生觀、價值觀形成的最關鍵的時期，大眾媒介在青少年社會化的過程中起著無可替代的作用。而在此階段，青少年由于自身人格尚未發展成熟，對事物缺乏分辨力，且好奇心旺盛，擅長模仿，很容易受到媒介中不良信息的影響，從而導致思想、行為上的偏差。

其次，出生于上世紀90年代的孩子如今正值青少年階段，他們自幼就享受著高新技術所提供的歡樂與便利，免于承受信息匱乏所帶來的困擾和焦慮。然而，作為在媒介化社會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他們身上的批判性意識明顯發生了萎縮、衰退。這或許可以說是一種先天不足。當代的青少年沒有經歷印刷術時代嚴密的語言邏輯思維的訓練，而是直接進入了一個以“視覺”為導向的快餐式閱讀時代。在那里，互聯網等新媒體成長為最具影響力的一代“超級媒介”，而媒介融合潮流也不斷敦促傳統媒體朝向多媒體方向發展。一時之間，融合了文字、聲音及圖像的“超真實”類像充斥于青少年的視野，而他們對所看到的畫面也深信不疑。圖片影像的直觀性和感官刺激性削平了其思考的深度，也在潛移默化之中扼殺了他們童年的純真和想象的翅膀。面對媒體制造的擬態環境，青少年群體普遍表現出缺乏辨別和分析的能力。一方面是由于他們已經適應和習慣了媒介化社會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他們缺少接受系統的媒介素養教育的途徑。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成年人對媒介信息的分辨能力雖然大大強于青少年，卻在適應新的媒介環境和媒介技術時明顯處于劣勢。例如很多成年人就因為掌握不了互聯網的操作技術而被擋在了網絡媒體的門外。有鑒于此，媒介素養教育應在通識教育的基礎上升格為一門終身教育，雖然其重點仍在培養青少年網絡多媒體的使用能力上，但對其他年齡段的人群也具有因人而異的指導和輔助功用。

行文至此，其實不難看出，媒介素養教育實際上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隨著傳播環境的不斷改變，其內容也在作相應調整。而與一些純粹理論研究明顯不同的是，媒介素養教育從一開始即有明確的社會目標以及鮮明的實踐導向。我國傳媒學界及教育界在媒介素養教育的理論和實踐方面都做了不少有益的嘗試和努力。比如，復旦大學新聞學院于2007年4月成立了一個“媒介素養教育行動小組”，分別在附近的兩所小學中面向四年級學生開展了為期一個學期的青少年媒介素養教育推廣行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3]。而這次實踐對剛剛起步的中國媒介素養教育運動而言，無疑既是一個良好的開端，也是一次有力的促進。

三、技術、藝術與道德：提升媒介素養的三個維度

正如前文所言，媒介素養教育已成為信息時代中不可或缺的一門通識教育。信息過剩及信息污染等問題對人類，尤其是對青少年產生的負面影響，讓我們逐步意識到并開始正視隱藏在媒介化社會背后的種種弊端。而要提升個體的媒介素養，通過系統的媒介教育增強人們分析、處理信息的能力是目前解決這些問題最積極有效的方法。很多專家學者曾就“如何提升媒介素養”這一問題作過深入研究，其中大多數是根據家庭、學校、政府、媒介等不同職能的機構來劃分媒介素養的提升途徑，然后再具體落實到各環節在進行媒介教育時所分別采取的策略方針。然而筆者以為，在努力推進媒介素養教育的過程中，我們除了要用具體的、分解式的眼光看問題，還應學會運用抽象的、涵蓋性的思維去思考問題。畢竟，只有追根溯源，明確媒介素養教育真正的目標指向，才能改善人類被動適應信息環境的窘況，做到主動出擊，對癥下藥。筆者以為，要想提升民眾尤其是青少年的媒介素養，我們應同時從技術、藝術與道德三個維度入手。

（1）求真去偽：技術發展與媒介素養教育

毋庸贅言，從印刷時代的報紙到電子時代的廣播電視，再到今天的網絡、數字時代的各種新媒體，媒介形態的更新變換始終是以科技的不斷發展為前提的。作為傳播技術的派生物，媒介自身并不具備任何主觀的善或惡的傾向。它就像是一把威力無窮的雙刃劍，利用得當則能為人類造福，反之，則會對社會及人類生活造成嚴重的危害。隨著信息時代的來臨，人們開始更為頻繁地使用媒介。然而，就在越來越多的人掌握媒介操作技術的同時，也意味著人們更容易利用這些技術來、制造虛假信息以干擾和破壞傳播活動。例如在網絡平臺上，人人都可以面向廣大受眾傳播自己“制造”的信息，加之互聯網的開放性和網絡傳播的自由性大大削弱了媒介的“把關人效應”，使得信息的真實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質疑和沖擊。另一方面，由于對照片合成、視頻的后期制作、聲音模擬等技術的知識的缺乏，人們也更難理性、客觀地去辨別影像信息的真偽。為此，從實用主義角度出發來看，媒介素養教育的第一個目標就是要教會人們在信息的洪流中去偽存真。而這要求受眾必須在加深對媒介技術的認識和了解的基礎上，增強自身的分析、判斷能力，練就一雙“火眼金睛”，從而杜絕虛假信息的傳播。

（2）美的創造：藝術實踐與媒介素養教育

雖說媒介傳播是以技術為基礎，但是所傳播的媒介內容卻往往是藝術的杰作。我們所接觸的信息常常會以影音、圖像等形式出現，如電視劇、電影和音樂文件……它們經過專人的編輯、加工之后被搬上熒幕或者上傳到網絡。于是在隨后的傳播過程中，我們透過電視機、錄音機、電腦所看到和聽到的便不再是一連串零散單調且不明所以的信息符號，而是一個個經過精心組織和建構，包含著制作者特殊創造力及想象力的信息文本。然而眾所周知，藝術傳播的過程往往包括兩個環節：在經歷了傳播者的第一次創造之后，人們在閱聽和理解那些媒介產品時，往往會結合自身的經歷和觀點對其進行一次新的創造。而這第二次創造必須是在充分了解傳播者創作文本時所遵循的規則和方法的前提下才能夠順利進行。比如，具體到某部電影或電視劇，我們相應地需要了解的就包括畫面的“蒙太奇”剪輯方式、圖像與聲音的搭配藝術、以及導演的敘事手法等等。唯其如此，人們才能更好地欣賞和利用這些信息，才能在海量的信息中發現美，挖掘藝術的閃光點，從而得心應手地接受或創作屬于自己的美的藝術。當然，這也成了提升民眾媒介素養的第二個目標。

（3）善的追求：道德指向與媒介素養教育

正如霍爾在編碼/解碼理論中所提到，信息的傳播實際上是一個意義傳遞的過程。人們在掌握了技術與藝術層面的媒介素養之后，對于媒介傳播的理解便可上升至意識形態的層面。在傳播過程中，我們在接受信息的同時，也在進行意義的理解與自我建構。那些傳遞到我們腦海中的意義以及隱含于其中的價值觀會慢慢沉淀下來，成為我們評判事物和看待人生的標準和參照。對于正值人生觀、價值觀形成的關鍵時期的青少年群體而言，媒介素養教育的最終指向在于能夠使其在接受信息內容之后，從中汲取營養和有益的成分構建自身正確的價值體系，培養健全的人格。然而，在媒介化社會紛繁復雜的信息環境下，青少年對于是與非、黑與白、善與惡的評判標準并不十分清晰。他們普遍缺少批判性思維的能力，常常受到作為文本的“隱性話語”存在的不良意識形態的影響。為此，只有經過系統的媒介素養教育，培養包括青少年在內的人們對于信息中隱含意義的敏銳感知，提高其倫理道德水平，我們才能在未來為自己主動創造一個健康、綠色的信息環境。

其實簡單來說，媒介素養教育的最終目標就是教會人們從鋪天蓋地的媒介信息中挖掘真、發現美、選擇善。而這也呼應了本文從技術、藝術、道德三個維度出發對媒介素養教育進行的一番全新解讀。筆者以為，在信息傳播領域內對“真、善、美”的終極追求，不僅是媒介素養教育運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同時也是媒介素養教育的核心內容，

綜上所述，媒介素養所要求掌握的知識技能橫跨了傳播學、美學、倫理學、教育學等多個學科，可以說是一種綜合素質的體現。而媒介素養教育作為媒介素養課題在社會實踐中的延伸與拓展，在媒介化社會中的現實意義及重要性更是不言自明。尤其是對于當代青少年這一特殊群體而言，這更是關系到他們如何在信息時代生存及發展的重要問題。當前，在各方有識之士的推動下，我們有信心在“真、善、美”的訴求框架下，集社會各界之力量，有效打破技術專制下的媒介話語邏輯，全面推進媒介素養教育，讓民眾在媒介化社會中更為健康地生活與發展。

[注釋]

篇（4）

近幾年,“百家講壇”捧紅了易中天、劉心武、于丹等一批登壇演講的作家,他們的作品一躍成為暢銷書,形成了“易中天現象”、“于丹現象”。電視劇《永不瞑目》、《牽手》的熱播涌現出海巖、王海等“編劇作家”。影視熱播帶動文學作品暢銷似乎已成市場慣例,影視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響著人們的文化消費與娛樂,這是否再次印證了電子媒體將取代印刷媒體成為這個時代的主流傳媒?早在1927年,法國電影導演阿培爾?岡斯就熱情滿懷地說:“莎士比亞、倫勃朗、貝多芬將拍成電影……所有的傳說、所有的神話和志怪故事、所有創立宗教的人和各種宗教本身……都期待著在水銀燈下的復活,而主人公們在墓門前你推我搡。”①

一、影視化:文本的終結?

影視化指將文本的情理與敘事性借助影視手段加以表現強化,即通過影視技術將語言文字轉化成影視語言,制成聲音和畫面兼備的屏幕作品。在視覺文化沖擊下,文本類作品的發揚光大在很大程度上要仰仗影視的巨大魅力,傳統文學從意識形態話語到大眾審美文化的中心地位和權威身份被顛覆。文學作品的魅力在于“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而影視化的結果可能是“一千個觀眾一個哈姆雷特”,讀者數量擴大的同時也犧牲了質量,作品雖日益普及但經典卻“千呼萬喚出不來”。

從文字到影視,改編者以個人“一己之見”替代無數受眾對文字文本“千差萬別”的解讀,造成文字信息的第一次流失;同時還存在從一種表達方式(文字)到另一種表達方式(圖像)所必然面臨的“圖不達意”,造成文字信息的第二次流失。兩次流失中,想象空間的限定和簡化是致命的,有時還會將原作的意境固定。影視的逼真性、假定性、故事性和大眾化,造成文本的想象空間被擠壓,掏空了文學的詩性和美感,不能充分體現一些復雜的人物關系和社會狀況以及經典的文本精神,無法與文字持續地鋪陳、描寫、刻畫而帶來的審美體驗等同起來。莫言認為原作和影視“畢竟是有獨立品格的兩回事,……改編是一種固定化,每個人在讀小說時都在想像和創造,比如林黛玉是高是矮,長臉圓臉,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想法,但一旦改成影視作品,就明確了,固定了,也就限定了,林黛玉就是某某演員那樣瘦的長臉。所以影視其實是用對作品的一種解讀代替抹殺千萬種不同的解讀。從這種意義上講,文學是活的,影視卻是死的”。②

正如嚴歌苓所說,“文學借電視劇來傳播自己,它本身的價值和美感就下降了,變成了電視劇的工具,比如越來越注重情節,語言越來越粗糙。”更令人擔心的是寫作者產生功利心態和文學精神性的商品化,作者放棄寫作的崇高性在媒介的漩渦里隨波逐流。王安憶表示:“電影給我們造成了最淺薄的印象。很多名著被拍成了電影,使我們對這些名著的印象被電影留下來的印象所替代,而電影告訴我們的通常是一個最通俗的,最平庸的故事。……電影特別善于把名著平庸化,大眾化,變成一種可使大家廣泛接受的東西。”③也正是這些特點,使得影視更適合當代快餐式的文化消費主張。

二、媒介技術與傳播特征

傳統社會人們對世界的理解靠文本,現在則讓給了視聽。影視憑借聲音和圖像訴諸大眾的視聽感覺,將語言描述轉化為可視的屏幕形象,其直觀性、自由性使觀眾獲得更為強烈的審美觀感。它還能解除文字符號對大眾的限制,不論受教育程度高低,任何人都可與文化接觸。影視是動態的,畫面和形象直接進入觀眾腦海,不由受眾掌控,快速連續的特點要求直觀、直白,這種拒絕深刻的特點是影視化成為主要娛樂手段的關鍵原因。

影視是一種對人的視聽沒有過高要求的“平白語言”,雖然它削弱了理性話語,但情感力量不容忽視。它展示的主題雖多,卻不需要觀眾動腦筋,故事或觀點會以最易懂的方式出現。影視把娛樂變成了表現一切經歷的形式,關鍵不在于展示娛樂性的內容,而在于所有內容以娛樂的方式表現。“影視追求直截了當的敘述、撲面而來的視覺沖擊、跳躍不羈的懸念,因此,對受眾的直接感官刺激加大、加快了,但是那種迂回曲折的精神掙扎、似斷實連的心理邏輯、入木三分的性格刻畫、峰回路轉的情感歷程、欲說還休的生命況味消失了”。④

文字是作用于讀者頭腦的想像藝術,能表述抽象概念、心理流程和細致入微的思想感情,其魅力在于似乎沒有對象又似乎任何人都是對象。文字是靜態的,閱讀速度由受眾掌控,可時快時慢或停下來揣摩,受眾的主動性大。閱讀文字需要讀者具有分類、推理和判斷能力,對不同的觀點進行對比,并且能舉一反三。印刷媒介把語言凝固下來,使思想接受持續而嚴格的審察,具有較強的推論性,鉛字有序排列、具有邏輯命題的特點,能夠培養 “對于知識的分析管理能力”。⑤

實驗證明,觀看是人類獲取外部信息最佳和最主要的方式,視聽是最具直觀性和同步性的信息呈示方式,它與客觀真實性的天然聯系使觀眾有身臨其境之感,使人對視像幾乎不假思索地接受,需要受眾參與和思考的程度較低。因此,視像在爭取受眾方面具有先天優勢,它甚至可使觀看者超越語言障礙與畫面進行直接交流,而文本閱讀對于主體接受能力的要求高得多。

電視是最能說明視像文化在今天具有統治地位的媒介,它的出現全面地改變了人類的文化生存狀態,使人類真正由主動審美進入被動觀看的時代。如今,電視已成為大眾文化消費的日用品,每天只要打開電視,人們就不得不接受紛至沓來的視覺轟炸。人類創造了影像技術,也就創造了被影像所包圍的生活,影視甚至通過控制人們的時間、注意力和認知習慣獲得了教育的權力。因此,文學作品通過影視化降低受眾的參與門檻,從而獲得更多受眾和更廣泛的傳播。

三、影視化:大眾文化消費

隨著大眾日漸強化的社會參與意識和文化分享意識及現代傳播技術的發展,過去只能為少數人享受的文化藝術作品如今迅速走進千家萬戶。我們從“讀圖文化”到“電影文化”再到電子媒介廣泛應用的歷史可以看出,影視文化正是大眾文化的典型代表,它脫胎于傳統的民間說唱藝術,代表了大多數社會成員的趣味。隨著市場化進程的加快,影視不但成為民間說唱藝術的主要傳媒,而且憑借特有的聲光效應,發展出一套具有獨立審美價值的影象語言,實現了從精英文字話語到大眾文化消費的轉變。人類延續了數千年的文學生產與消費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文學消費活動日益從過去的那種以文字閱讀為中心轉向現在的以影像接受為中心。

就像復雜的談話節目不適合電視一樣,媒介的表現形式不可能和媒介本身的傾向相對抗。影視最關鍵的是能看,人們想看的是動感斑斕的畫面,給觀眾留下形象是影視所長。電子媒介的性質決定它必須舍棄思想,迎合人們對視覺的需求以適應娛樂業的發展,正如印刷術曾經控制政治、宗教、商業、教育、法律和其他重要社會事務的運行方式一樣,如今影視在大眾文化的消費中脫穎而出。

尼爾?波茲曼認為,“媒介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內容,從而能最終控制文化”,文化交流媒介對于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質重心的形成有著決定性的影響,由最便利、最普及的媒介提供的文化消費必然占據文化活動的中心。因此,作為當今最便捷、最直接、最普及同時也最具即時消費性的媒介,影視取代文本成為社會文化消費的寵兒顯然有歷史的必然性。從繪畫到象形符號,從字母到電視,每一種媒介都會對文化進行再創造,每一種媒介都為思考、表達思想和抒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從而創造出獨特的話語符號,這就是麥克盧漢的“媒介即信息”。因此,文學作品借影視暢銷的多限于言情、武俠、青春偶像等故事情節強的“淺閱讀”類通俗文學作品,如二月河、海巖等的小說、“百家講壇”書籍等,而文學經典、心理小說、感覺小說、意識流小說和抒情詩、政論文是很難成功改編的。

今天,我們進入了一個大眾傳播時代,隨著媒介技術的發展,人類的生活方式、文化消費方式必然會發生改變。暢銷小說家海巖指出:“我們現在處于視覺的時代,而不是閱讀的時代,看影視的人遠遠多于閱讀的人,看影視的人再去閱讀,其要求的閱讀方式、閱讀心理會被改造,對結構對人物對畫面感會有要求,在影像時代,從事文本創作時應該考慮到讀者的需求、欣賞、接受的習慣變化,所以作家在描寫方式上很自然會改變,這是由人物和事件結合在一起的時代生活節奏和心理節奏決定的。”⑥多元化的媒介環境下,人們既需要閱讀經典文學,也需要娛樂化的淺層次作品。影視作為“嚴肅文學的通俗讀本”,對文學作品的改編不過將其大眾化,實際上無法取代它的精英本體,還可以使之在更大范圍傳播。

現代社會是為大眾消費文化所覆蓋的社會,影視化的出現為大眾文化的消費提供了一個最基本的途徑,同時也是新時代文化消費景觀的表征和必然結果之一,它使我們的文化生存模式與運作模式發生了根本改變。影視傳媒的圖像敘事和多媒體性及娛樂、消費特征,使語言文本的審美性讓位于圖像文本的娛樂性。隨著新傳媒不斷產生,不同傳媒力量此消彼長和技術的突飛猛進,紙媒的生存空間會受到空前擠壓,語言更多地讓位于影視,后者將成為大眾主要的文化或文藝消費形式。可以預期,傳媒的超文本、非線性傳播特征必將取代文學作品被動單一的線性文本走向互動的多媒體綜合藝術。■

參考文獻

①本雅明:《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浙江攝影出版社,1993年,第8頁

②陳潔,《作家的影視新感覺》,《中華讀書報》,1999年6月1日

③王安憶:《心靈世界――王安憶小說講稿》,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111頁

④黃有發:《準個體時代的寫作》,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

篇（5）

戲劇理論家萊辛在《拉奧孔》中曾提到：“既然繪畫在它的模仿中所用的媒介或符號確實是和詩所用的完全不同——那就是說，繪畫用空間中的形體和顏色，詩用在時間中發出的聲音，”①萊辛所指出的詩與畫之間的區別，實質上是這兩種媒介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偏向性問題。媒介環境學派的出現，使得媒介的偏向性問題開始突破文藝理論的圈子，被集中且深入地討論：“不同傳播媒介中固有的不同的物質形式和符號形式，預先就設定了相應的不同偏向，這是媒介環境學派的三個理論命題之一。”②最早集中研究媒介“偏向”問題的是媒介環境學派的先驅——哈羅德·伊尼斯：“傳播媒介的性質往往在文明中產生一種偏向，這種偏向或者有利于時間觀念，或者有利于空間觀念。”③尼斯特羅姆則概括了媒介的七種“偏向”，分別為：思想、時空、政治、社會、形而上、認識論。論者認為，以往學者對媒介偏向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媒介的效果論上，卻忽略了其在本體論層面的偏向性：媒介發生偏向的原因是由于其選擇了不同的模仿對象并試圖將其極致化“延伸”而導致的，這也是本文所要討論的媒介“模仿的偏向”。

一、媒介模仿的對象：人的感知模式

康德曾說：“我們在外部現實中看到的一切，都是我們自己的投射。”這句話可以用來更好地理解媒介與人類的關系：媒介是現實生活和我們自身感官之間的中介，我們借助媒介所感受到的外部世界，都是我們自己的投射。媒介是人類用以服務自己的感官的，因此，它的發明和改造都是模仿人的感知模式而進行的，是對人類有機體的各部分——包括五官、四肢甚至具有認知功能的中樞神經的模仿，正如萊文森所說“這種技術不僅要體現一個理念，而且它體現的理念要能夠延伸、反映、復制或取代心智功能和認知過程。”④然而，人類的感覺器官如視力、聽力、記憶力等在時間范圍和空間范圍上是有一定生理限制的，所以媒介對人類的感覺器官除了模仿，還擔負著“延伸”的職能，也就是麥克盧漢的著名論斷“媒介是人體的延伸”。例如，電話這一媒介是模仿人的聽覺功能，并在其空間廣度上做出了延伸，即使是可視電話、網絡電話等媒介，它在模仿人類聽覺的性質并沒有改變。下面的表格呈現的是不同媒介所對應的模仿對象——人的各類感官，以及在此程度上所做的延伸。

媒介之所以發生“模仿的偏向”，一是由于媒介模仿的人類感官類型不一致，導致其功能的差異，如電話模仿的是人類的聽覺和語言，而書籍模仿的是人類大腦的線性思維；二是由于媒介在履行其“延伸”的職能時，常以犧牲人類某部分感官的方式，讓另一部分得到最極致的發展，這樣的“偏向”其實就是麥克盧漢在《理解媒介》中所說的“自動截除（auto amputation）”和“麻木（numbing）”的概念：只挑選一種感官對付強烈的刺激，只挑選一種延伸的、分離的、截除的感覺用于技術——在一定的意義上說，這就是技術使創造者和使用者麻木的原因。⑤媒介在進行極致化延伸時產生的“偏向”導致了人類各部分肢體包括中樞神經的“麻木”，使大眾過度依賴媒介而不是真實的感官來了解外部世界，從而被浩瀚的媒介信息所湮沒，這是眾多媒介批評者對日新月異的媒介技術持消極態度的主要原因。幾乎每一種技術在被廣泛應用時都會因為其“模仿的偏向”和“極致化的延伸”而招致非議。如阿倫特就對印刷術持消極的態度：“有很多偉大作家經過了幾個世紀的銷聲匿跡，如今又重新回到了人們的視野，但我們不知道，他們的作品除了娛樂版還能否留在人們心里。”⑥波茲曼對電視的負面評價：“我們不斷地看電視，但是我們看到的是使信息簡單化的一種媒介，它使信息變得沒有內容、沒有歷史、沒有語境，也就是說，信息被包裝成為娛樂。”⑦凱爾納對數字技術也充滿憂慮：“在擬真的世界中，大眾沐浴在沒有意義的媒介信息中，這是一個大眾的時代。大眾由此尋求的是奇觀而不是意義。”⑧

二、作為“糾編機制”的人性化趨勢

媒介所招致的罵名是由于其在改進和演化的過程中，總是以延伸某部分感官，犧牲另一部分感官為代價，因此給人類帶來的是感官被“截除”的麻木。然而，以保羅·萊文森為代表的媒介學者卻對媒介充滿樂觀，他的信心來源于媒介技術的另一個特點——人性化趨勢（Anthropotropic）。1979年，萊文森在其博士論文《人類歷程回放：媒介進化理論》里首次提出了這一理論：“人類技術開發的歷史說明，技術發展的趨勢是越來越人性化，技術在模仿甚至是復制人體的某些功能，是在模仿或復制人的感知模式和認知模式。”⑨他借鑒了達爾文的進化論，樂觀地認為媒介具有“人性化趨勢”，并能夠根據人類的需要進行優勝劣汰的進化，凡是符合代人類傳播特點的媒介就能夠生存下來，就是好的媒介。基于這一理論，萊文森又提出“補救性媒介”的理論，他認為人類能夠在媒介進化中進行理性選擇，后一種媒介都是對前一種的補救和補償，媒介技術將越來越完美。⑩按照萊文森的觀點，“人性化趨勢”和“補救性媒介”未嘗不可以看作是對媒介偏向性問題的“糾編機制”。

1、起初，我們享受雖非意料卻也平衡的傳播環境（目力、聽力和記憶所及的范圍）

2、接著，我們促進媒介發展以突破上述環境局限，但在尋求平衡突破中付出了代價，在尋求其它人性要求中做出了犧牲；

3、不斷追求保存并繼承自古以來人在延伸方面的突破，恢復人在自然的交流環境中喪失的人性要素。⑾

第一階段是口耳相傳和拼音文字的時代，媒介的發明只是對感官的簡單補充，人類還是主要依靠視覺、聽覺等生理器官。第二階段，人類開始謀求通過媒介增強、延伸自己感知器官的能力，這是印刷術大放異彩的機器復制時代和電子時代，但是過度的延伸使媒介的偏向嚴重以致“平衡的感知環境”受到了損害，人們開始對媒介技術充滿憂慮；第三階段的媒介，在高科技的支持下開始追求“平衡感”，使人的感知和交流回歸自然，媒介的“人性化趨勢”開始顯現出“糾偏機制”的作用。

事實上，媒介的發展路線是一個趨向于圓周的圖形，因為媒介對人類感官的模仿及延伸是以人類最原始的，最自然的交流方式為目標的，任何與人類生理機能不和諧的媒介都會引起體驗的不適而遭到淘汰。例如：“廣播只有聲音沒有圖像的局限其實是適應了人類原有的深層的傳播方式，即只聽不看的傳播方式，而且適應與這一模式相伴的社會現象：多重任務的智能。”⑿再如，照相機的鏡頭，是對我們視覺系統的復制和延伸，而電影則是用具體化的方式把心智活動加以復制和外化。攝影技術從黑白照、彩照、再發展到電影和二、三維圖像、全息圖像，在這個演進過程中，機器和人的感知的對應從少到多，最后就產生了色彩、動畫和第三維功能。值得注意的是，計算機和互聯網技術普及后，媒介的模仿對象到達空前的綜合：視覺、聽覺、大腦各種思維、語言能力都集聚在一起，彌補了其他媒介技術不可避免的“偏向”，成為“人性化趨勢”最明顯、最集聚的媒介。

“偏向性”和“人性化趨勢”是媒介在發展進程中兩個對立互補的特征：“偏向性”使人類的感覺器官得到延伸和放大，雖然打破了各感覺器官之間的平衡，但卻使其超越生物極限和阻礙，成為人類文明強大的推動力；“人性化趨勢”則有利于媒介克服其自身的技術弱點和文化弱點，讓媒介批評者和大眾更理性、更全面地看待媒介技術下的人類生活。在新媒體環境下，這兩組影響媒介發展進程的重要力量，將以何種方式塑造媒介的面貌，還需要進一步觀察。

【基金項目：本文系“暨南大學優秀本科推免研究生科研創新培育計劃項目”——《新媒體環境下“模仿”的裂變——從“原型”到“仿像”的傳播現象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編號：50503560】

參考文獻

①伍蠡甫、胡經之：《西方文藝理論名著選編》[M].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17

②林文剛 編，何道寬 譯：《媒介環境學思想沿革與多維視野》[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10）：31

③[美]哈羅德·伊尼斯 著，何道寬 譯：《傳播的偏向》[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④[美]保羅·萊文森 著，何道寬 譯：《思想無羈》[M].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209

⑤[加]馬歇爾·麥克盧漢 著，何道寬譯：《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增訂評注本）》[M].譯林出版社，2011（7）：60

⑥[德]漢娜·阿倫特：《人類的對話中的社會和文化》[M].自由出版社，1967：352

⑦[美]尼爾·波茲曼 著，章艷 譯：《娛樂至死》[M].廣西師范大學出版，2009（5）：121

⑧[美]瑞安·畢曉普、道格拉斯·凱爾納等 著，戴阿寶 譯：《波德里亞：追思與展望》[M].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8）：16

篇（6）

一、中國書法藝術傳播媒介的歷史變遷

    中國書法藝術的媒介傳承變化始終受著社會發展的影響。本雅明說，在人類藝術活動中，“藝術生產關系也一般地決定于藝術生產力即‘技巧’，當藝術生產關系與藝術生產力發生矛盾、阻礙藝術生產力發展時，就會出現技術革命，新的藝術技巧(技藝)就會產生，打破舊的藝術生產關系，把藝術向前推進”。從文字誕生之初的龜甲獸骨、銅器、竹簡尺犢、青銅刻石、紙張直至當今社會電子網絡媒介，可以說書法藝術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因社會發展的需要而不斷打破舊的藝術生產關系，催生新的傳播媒介，以適應文化傳播的需要，擔負起書法藝術文化傳播的重任。

    作為媒介，書法藝術同時兼具了傳播文化信息和書法藝術信息的功能。縱觀書法歷史，無論是古文字時期的甲骨、青銅，還是有秦以來的刻石、竹簡木犢、絹帛等，均是傳播文化信息的一種方式，這種承載方式在傳播文化信息的同時，又根據載體的不同形成了風采各異、流傳千古的書法藝術風格。書法藝術傳播媒介每一次的變遷都會對書法藝術傳播產生巨大影響。回望歷史，在現代電子網絡媒介出現以前，傳統意義上的書法藝術傳播媒介的傳承變化對書法傳播產生重大影響大至可分為三個階段。一是五代至唐的“摩拓”時期;二是宋朝的“印刷刻貼”時期;三是近代社會的“圖像印刷”時期。唐朝的摩拓是封建社會最為原始的一種摩拓復制書法藝術作品的技術，它的出現使一些珍貴的書法藝術作品傳播范圍的拓展成為可能，通過摩拓復制技術，使書法藝術在封建社會的文人士大夫階層得到了迅速傳播，也從而使書法藝術在唐代的上層社會迅速得到普及，書法藝術也因此居于“不朽之盛事”的地位。這也是書法藝術成為中華文化核心藝術的一次重要的傳播技術的革新。宋代的刻貼是對.唐朝摩拓傳播技術的又一次創新，刻貼的出現使復制技術得到了拓展，由于刻貼復制使古代書法藝術經典以一化身為千百，促成了書法藝術的傳播普及，同時也成為后世書法家借以“推廣”自己的一種方式。通過刻貼來印刷出版自己的書法作品集，類似于現在的書法作品專輯。明代著名書法家董其昌就非常擅于此道，他是明朝運用刻貼來為自己出版“作品集”最多的書法家。近代圖像印刷水平的進步主要是指印刷和影印技術的使用，較之前者，圖像印刷逼真度、數量均是前者所不能比擬的。由于圖像印刷術的使用，越來越多的古代書寫圖像被展示出來了，而且其傳播范圍也越來越為廣泛。

    進人當代社會之后，隨著科學技術的進一步發展，電子網絡傳播媒介的出現和應用為書法藝術的發展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中國書法在當代電子媒介的作用下已經進入了一個通俗化的階段。此時的書法藝術借助電子網絡媒介傳播的優勢也出現了視覺轉型，書法藝術已從書法家書齋的案頭藝術逐漸走進了大眾的視野，成為人民日常生活中喜聞樂見的文化藝術形式。書法藝術也不再是當代文人的身份標簽，更不需要古代文人的深厚文化修養，只要能夠認識漢字，就能進行書法創作，甚至借助電視的話語權而轉身成長為“書法家”。書法家借助電視來推銷自己，已成為當代社會書法家“增勢”的一個捷徑。同時，電視媒介也促使今人可以零距離地觀摩學習古代書跡法帖，為書法藝術的傳播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條件。

二、現代電視媒介讓書法藝術走出書齋，走向世界

    書法藝術由古代社會文人士大夫所必備的書寫“技能”，到現代社會中“視覺文化藝術”身份的悄然轉攀，是科技進步·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當書法作為傳播文化信息的手段還停留在“技”的層面時，受傳統傳播媒介的影響，它只能是文化信息的載體和媒介。此時的書法是“書法家”獨居書齋相對封閉的個體勞動產品，因而它只是停留在傳統的古代文人書齋的案頭藝術品，人際傳播是其主要傳播方式，書法藝術精英化傳播是這個時期書法藝術傳播的常態。當科學技術發展催生電視等電子傳播媒介成為當前社會主導傳播媒介的時候，電視媒介強大的傳播功能徹底打破了書法藝術這種延續千年的精英化的傳播態勢。同時，電視傳媒強大的視聽傳播功能和跨越時空的傳播特性，讓書法藝術不再像往昔那樣“深藏閨中”。借助電視傳播的及時性、視聽性、延時性、現場直播性和傳播范圍的廣泛性等特點，書法藝術迅速從文人的書齋走向了人民大眾生活，成為全民族喜聞樂見的傳統文化藝術形式，人人享有書法藝術、使用書法藝術、傳播書法藝術已經成為社會常態。

    從傳播學的角度觀照，電視作為一種現代的技術手段和傳播方式，由于其自身的廣泛性與普遍性而使傳播的內容具有強大的社會輿論力量。這種力量雖然是無形的，但卻是極其有力的，在適當的時候和情景下，這種無形的輿論力量會轉化為不可扼制的物質力量顯現出來。由此我們可以發現借助電視媒介傳播的功能，成長為書法藝術家的歷程不再像古人那么遙遠和艱辛。通過電視推廣自己和自己的書法藝術則是當代書法藝術家首選的一條捷徑，這種媒介的力量是生活在古代社會的書法大師們所不能想象的。古代書法大師要想在書法歷史中占有一席之地，是需要他們窮其一生來為之努力的。歷史上王羲之有“暮年乃妙”，王鐸尚需“五十自華”。試想，當明朝以董其昌為代表  的一大批書法家為使自己的書法藝術流傳千古而借助  “刻貼”的傳播方式來傳播自己的書法藝術的時候，他們怎么也不會想到在其身后數百年白娜代社會中，借助電視等現代傳播媒介來推廣自己書法藝術的廣度和深度是那樣的強大，社會的影響力又是那樣的深遠。

   當代的書法藝術家們借助電視等大眾傳媒的優勢和便利，再也不用拘泥于各自的書齋案頭，他們放下了傳統文人的矜持，在商業大潮的裹挾下，帶著自己的書法藝術作品走進了社會大眾生活的名利場之中，在作品價格的博弈中來彰顯自己書法藝術水準的高低。此時的書法藝術家彼此之間的交流也是空前的頻繁，交流的方式更加多元。通過書法展覽、互聯網絡、電視媒介等形式傳播書法藝術文化信息，從而促使書法的技藝空前地普及和提高。電視全程再現書法藝術的動態創作全過程的現場直播功能，更是把書法這一書齋文化帶進了社會大眾生活之中，讓尋常大眾欣賞書法藝術家創作書法過程的隨時性，成為書法學習的常態。電視媒介的最大優點就是它不僅能逼真地傳遞書法作品，而且能夠把書家的創作過程完整地記錄保存下來，供學習者研究，這是印刷媒介所不能比擬的。面對無數“天下第一”書跡的仿真及多層面的視聽解讀，是前人所不能想象的。

    當前社會的信息全球化特征、深度的國際信息交流帶來了不同文化的沖擊和影響。國際傳播的最為重要的形式之一是國際交流，即通過大眾傳播媒介進行的文化信息的交流和傳遞，其中對傳播者而言，最便利、最有效的工具就是通過天空直接傳播的媒介，即廣播和電視。電視媒介跨越國界的覆蓋范圍和傳播的面對面功能，也使書法藝術越來越受到國外朋友的關注，尤其是隨著中國經濟大國地位的確立，中國在世界經濟生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世界各國都在關注中國、了解中國，世界范圍內興起了“漢語熱”。中國在世界各地建立了200多所孔子學院，全方位地推介中華傳統文化。世界上有4000余萬外國朋友在學說中國話，學寫毛筆字。中國書法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在向全世界范圍內推廣漢文化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美國學者康拉德在他的《中國文明簡史》一書中說:“中國的上層文化是最具有高度視覺性的，而最高形式的藝術則是書法。”書法藝術已經成為西方認識中國傳統文化的橋梁和紐帶。在當代社會，書法藝術已經不再是中國人自己的藝術，它正在轉換成為全世界人民所共有的文化藝術形式。書法藝術在電視媒介的助推下走出國門，走向世界，則已成為書法藝術發展的必然趨勢。

三、電視媒介讓人學習書法藝術，回歸書法藝術原點

篇（7）

一、“異化/物化理論”與媒介批判

馬克思早在1844年的《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就提出了“物的異化”與人的“自我異化”的命題。馬克思指出：在對象化的勞動中，勞動結果表現為對人的本質力量的積極確證；而在異化勞動中，勞動結果表現為對人的本質力量的否定和消解。馬克思還論述了勞動異化的四種形式或規定性：即“勞動產品的異化”、“勞動活動本身的異化”、“人的本質的異化”與“人與人的異化”。盧卡奇的“物化理論”則更深入剖析了發達工業社會中人的異化與物化。他的貢獻在于將物化同近現代社會的理性化進程結合起來，從理性特別是技術理性對人的主體性發展的負面效應的視角揭示現代社會的物化現象，并且深刻地指出這種“物化”正在內化，從而成為“物化意識”——這是對異化更深層的揭示。法蘭克福學派無論從理論建構還是現實解讀方面都極大地發展了馬克思的“異化理論”和盧卡奇的“物化理論”。在法蘭克福學派眼中，一切束縛人和統治人的異化力量或物化力量都是他們批判的對象：“我們自己創造出的物和環境在多大程度上變成了我們的主人，這是馬克思所未能預見到的；可是沒有什么比下述事實更加突出地證明了他的預見了，在今天全人類都成為他自己創造出的政治制度的囚犯，心驚膽跳的人類正焦急地盼望知道是否能從自己所創造的物的力量中拯救出來……”（注：《西方學者論“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第67-68頁，復旦大學出版社，1983年。）

他們以一種人本主義的精神，通過對異化力量的徹底批判，追求人的自由、發展以及社會的全面進步。

在今天，異化現象更加突出，成了一種普遍現象。20世紀以后，異化對人的統治已從政治壓迫與經濟剝削轉向各種普遍的、異己的文化力量對人的自由的束縛。特別是隨著技術革命帶來的大眾傳播的全面繁榮，媒介在某種意義上，扮演著“異化”的幫兇——人們越來越多地借助媒介來了解外界，媒介營造的“仿真環境”成為一種實質意義上的新的異化力量，“媒介真實”代替了“社會真實”，生存在“媒介環境”中的當代人，變得遠離“真實”生活，失去批判精神與超越維度。媒介及其產品制約著人的主體性的發展，支離破碎的媒介信息與五顏六色的媒介產品漸漸迷惑了現代人的“雙眼”，他們習慣于輕軟的“表層娛樂”，而不再追問“深層意義”。媒介在其間一方面“異化”著他者，一方面也在不知不覺中經歷著“自我異化”。正是因為媒介在當今社會異化過程中所扮演的這種多重角色，使得研究媒介，不能不關注媒介的“異化”與“自我異化”。而進行媒介批判就必須從“揚棄異化”的立場開始。媒介批判的目的，也正是要找到媒介“異化”他者的方面以及媒介“自我異化”的表現等，以此作為“揚棄異化”的突破口。

二、媒介的“異化”問題及媒介批判的內容

異化與異化的揚棄不是一次完成的歷史進程，而是一個開放的歷史進程。對此，馬爾庫塞具體從對象化活動的特征入手加以分析，認為人是對象性的存在物，只有通過“否定之否定”，即通過廢除他的外化和從他的異化中復歸，他才能達到一種普遍的和自由的現實。由此，我們可以推斷，只要有媒介活動存在，就有因此而生的媒介異化現象；而對于這些異化現象的“揚棄”與“批判”又不是一次性能夠完成的。隨著媒介不斷地發展，新的媒介活動、媒介現象產生，媒介異化會有新的內容及新的表現形式。從這個意義上媒介批判本身也應該是一個開放的、漸進的、長期的、不斷更新的進程。依據馬克思在1844年的《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對勞動異化的四種規定性——即“勞動產品的異化”、“勞動活動本身的異化”、“人的本質的異化”與“人與人的異化”。媒介異化也可以分為“媒介產品的異化”、“媒介活動本身的異化”、“媒介組織與媒介從業者的異化”、“媒介組織與其他參照物之間的異化”。這些都應是媒介批判的主要內容。

（一）媒介產品的異化

媒介產品通常是指媒介制造出來供人們消費的文化產品。媒介產品的異化，指媒介產品在傳者制造過程中或受者使用過程中，背離了初衷，偏離了方向或走向了對立面的狀況與情形。媒介產品，這里我們以新聞作品為例——人們對于新聞的要求是“真實地報道周圍正在發生的事情”，“真實”是新聞的生命。而現實中，往往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常有這樣或那樣的“假新聞”出現，有的是在傳者制造過程中，為了追求新聞的“新奇性”而有意制造的；有的是在受眾解讀過程中，由于受到不同的受傳情境及心境的影響，從而影響了受眾自身對新聞的準確理解。媒介產品的這種異化情形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新聞永遠只能摹寫現實。在這一過程中，“傳者——傳播渠道——受者——環境”都直接影響著“新聞”（信息）本身的建構與解構模式，可以說其中任何一個因素都有可能改變“新聞（信息）”本身的走向，這其間就存在著新聞（信息）走向異化的可能。其他媒介產品也具有相同的規律，比如媒介娛樂產品、媒介教育產品等，媒介在提供一種娛樂形式，灌輸一種教育宗旨時，也意味著剝奪另一種娛樂途徑，削弱另一類教育主張。而這種“剝奪”與“削弱”并不總能夠接近合理。

（二）媒介活動本身的異化

劉建明教授在其專著《媒介批評通論》中曾將媒介批評定義為“對新聞作品及新聞活動的評價”。（注：劉建明《媒介批評通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媒介活動是媒介批判的一個基本范疇。媒介活動，粗略地定義為媒介從事的各類活動——具體來講，主要是指身兼“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二重使命的媒介所從事的“經濟活動”及“社會活動（主要是宣傳工作）”。媒介活動的異化，就是指媒介在從事“經濟活動”以及“社會活動（主要是宣傳工作）”過程中，由于媒介自身及外界原因，使這些活動脫離了最初的目的，成為一種否定、消極甚至是破壞性的負面力量。媒介經濟活動的異化，較常見的有，具有企業屬性與市場要求的媒介組織進行“經濟活動”時一味地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向市場屈服，致使媒介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因過份“親近”市場利益而受到削弱，從而使媒介陷入世俗化的境遇。媒介社會活動（這里主要是指宣傳報道）異化較突出的有“宣傳報道的泛意識形態化”及“宣傳模式的齊一化處理”等——在傳播過程中，一味地夸大階級傾向；一味地在意識形態上做文章；一味地阻擋多元信息輸入，采取“單面灌輸”的宣傳模式等，這樣做往往更容易使受眾產生逆反心理，從而對媒介的宣傳“充耳不聞”，甚至故意曲解誤讀。媒介的宣傳效果因此大打折扣，媒介活動也因此走向了異化的彼岸。

（三）媒介組織與媒介從業者的異化

依照哈貝馬斯的理想，應當有一個“公共領域”作為公眾表達民聲民意的場所，但是，這一“公共領域”在當今卻面臨著一次新的結構轉型。對此，哈貝馬斯指出：“媒介最初的功能都局限于新聞交流與新聞監督。但是，報刊一旦從新聞報道發展成為思想傳播時，當個體文人的新聞寫作相互產生競爭時，一種新的因素——廣義上的政治因素——就與原來的經濟因素結合起來了。對于這樣一個發展大勢，畢希爾用這樣一段話加以概括：

報紙從純粹消息的機制變成公眾輿論的載體和主導，變成政黨相互斗爭的工具。這就引起報紙行業內部組織的變化……對于報紙發行人來說，這意味著他從一個販賣消息的商人變成了一個公眾輿論的掮客。”（注：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第219頁，學林出版社。）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媒介組織在這一轉變過程中，已越來越多地背離媒介最初的功能。它在與政治及市場的妥協與同流過程中，不斷走向異化，這種異化過程有時甚至影響了媒介真實消息的原生功能。

媒介從業者的異化，表現在他們背離“把關人”的傳統職責，或為經濟利益，或為政治目的，在新聞的選擇取舍時背離新聞標準與新聞價值。比較典型的“有償新聞”現象——在這一過程中，公眾對事實的知曉權被剝奪，新聞的價值讓位于新聞的使用價值——由此形成了惡性循環，媒介從業者的信用及“把關人”的權威感在這一過程中逐漸喪失。此外，媒介從業者的異化，還表現在媒介人員“角色扮演”上的錯位，最為典型的就是媒介人的“光環效應”——即“一些知名主持人因職業原因，長期生活在鎂光燈下，從而產生一種高高在上的角色錯位”——這里媒介職業本身成為媒介人的一種異化力量，媒介從業者在這種異化狀態下，逐漸迷失自我，失去了應有的批判精神與警醒意識。

（四）媒介與其他參照背景之間的異化

文化力量、政治力量、經濟力量、技術力量等共同構成了媒介的參照背景。媒介與參照背景之間的異化表現在多個方面。這里僅舉兩例：

一例為“大眾文化”與“大眾媒介”之間的異化。大眾文化與大眾媒介之間是一種共生關系——大眾文化為大眾媒介提供了豐富的傳播內容；與此同時，大眾媒介為大眾文化的傳播提供了便利條件。但是，他們二者的共生關系如果處理不當，就會走向異化：一方面，大眾媒介為了取悅受眾，取悅市場，大量地傳播媚俗文化，迎合受眾喜好，從而導致大眾文化品質不斷降低；另一方面，長此以往，這種“低品質”大眾文化的大量傳播直接影響和制約著受眾的品味與旨趣，進而影響和制約著大眾媒介品質的提高。

媒介與其他參照背景之間的異化，另一個突出表現，是媒介的“越權”行為。最常見的莫過于“媒介執法者”現象。當今社會，隨著大眾傳播日益發達，社會各方對大眾媒介的依賴因而逐漸加強。媒介獲得了往日不曾有的巨大“權力”——與“司法”“立法”“執法”三種權力并行，被稱為“第四權力”。其實，如果按照媒介權力的最初規定性，這一權力應該主要集中在“監測環境”，作為第三方，促進公共信息的順暢流動，及社會意義的共同分享等方面。媒介并沒有“裁判是非”“公論對錯”，甚至“現身執法”的權力。但是，這種“越權行為”正在成長為新的異化力量，不但對于媒介自身、其他社會組織，甚而對于整個社會而言，都是一種負面的、否定的因素。媒介在實現“執法”功能方面頗多參與，造成了人們對于媒介角色的一種“變形”期待——此時，媒介在公眾眼中已是直接左右事件的權力機構了。這種現象客觀上促進了公眾打官司首選媒體而不是法院的不合理狀況，越來越多的案件將會“纏”上媒體，媒介因自己的“越權”行為，將面臨許多不必要的負荷。媒介的這種“越權行為”一方面打破了公眾對于媒介的“正常期待”；一方面影響了其他社會機構組織功能的正常實現。在任何一個運轉正常的社會，社會組織都應該“自行其職”，媒介“越權”行為除了破壞社會的合理分工及整體運行，更為重要的是，這種“越權”使得媒介自身角色混亂，社會含義模糊起來，媒介的社會定位及存在意義因此將受到質疑與挑戰。

實質上，異化理論為媒介批判提供了一種系統的思維與立體的視角，媒介批判因此而得以脫離平面化的“意識形態判斷”及單純性“文本解讀”的境遇；此外，異化理論還為媒介批判提供了批判方向：媒介批判的目的就是要找到媒介在當今社會中的異化表現，從異化現象出發，找尋“揚棄異化”的方法與途徑。我以為，媒介批判就是以一種“批判的眼光”加“關懷的胸襟”，在批判與超越中使人們逐漸擺脫被自己創造物“奴役”的狀況，從而實現社會個體與社會整體的自由發展與全面進步。

[參考文獻]

①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學林出版社。

②孫伯睽《盧卡奇與馬克思》，南京大學出版社。

③鄭一明《西方的文化哲學思想研究》，重慶出版社。

④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商務印書館。

⑤衣俊卿等《20世紀的新》，中央編譯出版社。

⑥霍克海默《批判理論》，重慶出版社。

⑦馬爾庫塞《與文明》，重慶出版社。

⑧馬爾庫塞《理性和革命》，重慶出版社。

⑨哈貝馬斯《作為意識形態的科學、技術》，學林出版社。

篇（8）

[DOI]10.13939/ki.zgsc.2015.13.130

1從圖到圖，一眼萬年：視覺文化時代的藝術轉向

鼓樂喧天的祭神儀式、嚴陣以待的狩獵場面……在我們向那些茹毛飲血的遠古時代遺存面壁凝視時，它們凸顯出的不僅僅有篳路藍縷的人類活動軌跡，還有人類記錄自然、控制自然的愿望和能力。“制圖和讀圖是人類走出愚昧，從一般動物中離析出來的最偉大的一步”王海龍.視覺人類學[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7：4.，圖其形繪其影的“敘事”行為已然定化為人類的生存方式之一。伴隨著大浪淘沙般升騰跌宕的自然抉擇，人類終于以蹣跚向前的腳步邁入了這個新世代。拜經濟發展與科技發達所賜，當下新技術的不斷引入和傳媒的日益擴張，營造出了視覺機制的高位主宰和視覺文化的廣泛滲透的氛圍。

當持續了四個多世紀的蒙娜麗莎的微笑，在20世紀不情愿地被附加上 “L?H?O?O?Q”的標簽;當夢露的迷人肖像以變色龍的方式重復出現，我們仿佛已經嗅到了視覺文化沉浸于敘事格局之中的整合之味。從圖到圖，一眼萬年，生活世界的視覺化、圖像化這一次又垂青于人類，不同的是，人類此在的界域已經裂變為視覺文化的競技場――以文字和語言為中心的理性形態，正逐漸為以圖像為中心的感性形態所取代，人們對于文本的主體認知方式繼而由精讀轉向略讀、由凝神關照轉向眼球效應，圖像在一步步滑向話語的附庸和感官的刺激物。

2詩意棲居地之上的審美化生存

凡是詩性尚未泯滅的人都不可能真正地沉淪于世界的蠅營狗茍，都不會深陷在日常奔走和忙碌中而對存在的呼喚聽而不聞，都不會一生低頭于足下的小利而不仰望天空。章國鋒，王逢振.20世紀歐美文論名著博覽[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259.

――海德格爾

在如此一個圖像增殖與侵蝕的視覺文化時代，“視覺文化的規劃一直便致力于嘗試以種種障礙和未知形象將空間填滿……它總是充滿著未被承認的障礙，這些障礙從來不允許我們實際上“看到”存在于我們的期待之外的東西。”羅崗，顧錚.視覺文化讀本[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13.在海氏那里，“詩意地棲居”具有一種遮蔽的力量。

的確，在當今大眾經驗重構、審美范式轉換的情境之下，如何使審美與現實、藝術與生活達到雙向互動和深度溝通;如何使藝術文本敘事結構在日常體驗與美學意義、審美愉悅與價值提升之間，制衡圖像淪落所帶來的無深度的不可承受之輕，以實現詩意棲居地上的審美化生存，成為當下藝術的職責與業績所在。石濤有云“筆墨當隨時代”，置身于其中的藝術家們即時調整文本敘事結構的轉向步伐，平視之眼的朱書賢“以平視感的姿態開啟感官之門”，深情冷眼的常陵開始了“一花一世界的詩意撩撥”，他們以超文本的立體方式吸納慧智，在推動藝術創造的人性化表達和審美化建構的同時，在學術關照的層面上不斷厘定本土文化的精神坐標。

3藝術文本敘事結構之――關涉與遙望：此岸與彼岸

文藝復興以來關于藝術的樸素“鏡子說”，毫不懷疑詞與物的一致性;而進入視覺文化時代以來，書寫與現實的非同一性卻是所有語言固有的，沒有一套言說世界的言辭能包含世界的真。當代藝術在實施著鏡城突圍的行動，它不斷抹平了“虛擬真實”與“實存真實”，走向“超真實”。人們在創造著現實，也在構筑著理想世界，力求走近精神“彼岸”。這種“超真實”/“幻象”生在此岸，活在彼岸，成長在此岸至彼岸的路程中。在佛教構筑的世界里，此岸與彼岸是現世與來世、苦海與佛國的兩極。而筆者此刻所議的此岸與彼岸，其所指不僅包括此在和彼在，亦有一種地域上（如本土與海外、東方與西方等）越界與連接的概念。即藝術家們既要以入世的治學態度，在日常生活中、在創作中關照，又要在此岸遙望彼岸、從彼岸關涉此岸，透過秩序的網幕，使鴻蒙之理見：李來源、林木的《中國古代畫論發展史實》，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7年版，307頁：石濤有“天地氤氳秀結，四時朝暮垂垂，透過鴻蒙之理，堪留百代之奇”。閃閃發光。

朱書賢借助《黑霧》與《黑色種子?抽芽》文本敘事中源自自身經驗、看似稀松平常的現實情境，將此案與彼岸的關涉與遙望，演繹為“浪漫”與“現實”之間的懸浮與依托。“每當我察覺浪漫這東西時，感覺它的存在像是一層透明的薄膜，懸浮于現實事物的表面，使得事物看起來時而真實，時而虛幻，下一個瞬間，就消失不見。”摘自朱書賢《浪漫――懸浮于現實之上的一層薄膜》一文。兩部作品均為我們設定了“黑色”之夜和“白色”之亮的現場氛圍，黑與白的交接之處便是無窮盡的“灰色”主調。藝術家將創作視為“再現薄霧般的浪漫”，可是這浪漫卻沒有依附在抓人眼球的新奇形態中，沒有披戴上濃妝重抹的色彩，而是彌漫于充斥在影像中的主色調灰色之中――主體與客體在這里均被籠罩在純度不高、亮度不夠的灰暗調子里。

回到顏色本體上來看，因似晦澀的灰色之于黑白，就好似浪漫之于現實。它不同于黑白的極端，而是以朦朧、內斂、神秘的形狀，更富于彈性地介于兩者之間。“灰色給人以時間、空間上的距離感更強烈，其遠方為遙遠的過去”[德]愛娃?海勒（Eva Heller）.色彩的性格[M].吳彤，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330.。如果說“黑色”之夜和“白色”之亮分別對應于“此在的遮蔽”和“彼在的敞亮”，那么這種以枝枝蔓蔓的灰色姿態為代表的視覺效果的壓抑，無疑助藝術家一臂之力撥開“黑霧”，將關涉此案、遙望彼岸的實施凝結為破土而出、抽芽壯大的“黑色種子”。

擁有十年留法經歷的常陵，在此岸的法國時思蜀而不樂，記憶中的母土魂牽夢縈，他欲罷不能地迷戀著彼岸的溫暖;回到2005年的臺灣，此岸的故鄉社會結構、現實面貌、文化境遇較前有了根本改變，此刻的臺灣與記憶中彼岸的臺灣無法建立起即刻的連接，從此岸到彼岸的跳轉，實質是從本土的缺席轉到現時的在場，記憶中對于母土上下文關系赫然橫亙出一條現實的鴻溝。藝術家由此在對于彼在的原有期待并沒有實現，這種悵然所失的情緒，促使常陵開始了以臺灣的特色飲食――“五花肉”為視覺識別碼的身份追尋。常陵的溫情回眸，在“異鄉”和“原鄉”之間巧妙切換，他用特殊的減去法，揮灑書寫的痕跡，流動油畫的顏料，而由此產生的類似于水墨的表達效果直接帶入了文人畫中的精神元素。

從構圖飽滿的暖色到間有其中的冷色，從“五花肉”系列中“肉山水”“肉花鳥”“肉都市”“肉兵器”“肉宗教”五個子題之間的互我進化和輪回，常陵的藝術文本不斷地呈現敘述者的心理反應和闡釋渴望，具有一種“符號迷戀”的故事表征。這種敘述策略又喚起觀者巨大的情感期待和敘述幻想，繼而使其沉溺于文本的敘述之中。于是，此案的關涉與彼岸的遙望在這里，圖像化為高速的靜止、細膩的宏闊，且深且濃且久遠且綿延，而至無窮無極。

4藝術文本敘事結構之――確定與不確定的預設方向

藝術的文本創作存在于從創作到作品接受的動態流程中，存在于“從創作者的意象―語符思維到讀者的語符―意象思維的相繼過程中” 朱立元.接受美學導論[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305.。在這個過程中，作品是創作主體與接受主體各自思維活動的中介與連接點，它既是作家創作活動的物化與結果，又是讀者接受活動的起點與物態化作品的重新創作。

按照這樣的認知準則，藝術家一方面要為接受者提供一個微妙的意義組合，其中既有可以直接知覺到的意義傾向，又有含而未發，需要接受者加以想象填補的意義“空白”。于此之下的本文敘事，搖擺于確定與不確定、精準與混沌的預設方向之間。確定的預設方向，使得觀者的觀看思索與創作者的原發意識，具有一定層面上的主旨一致性;而預設方向的混沌與不確定，則需要觀者的主動思索才得以使畫面的意識顯現完結。從此點延伸開來說，它反而完滿和確定了創作者的精神嫁接和轉譯。

朱書賢寓詩意感和神秘感于現實生活中的哲思方式，流淌于作品《黑霧》與《黑色種子?抽芽》中。他在其中沒有設置人物對白，待定的指向與緩步運作的“尺八”背景音樂互為滋養。藝術家從哲思迷離、文風幽淡的保羅?奧斯特（Paul Auster）小說《幻影書》中，獲得關于“默片”元素的啟迪。在他看來，默片雖然少了語言的表達，卻有著如同詩一般的專屬表達方式。“默片的無聲、黑白色彩、斷斷續續加速的節奏。這些都是障礙，增添了觀賞的困難，卻也減輕了意圖代表什么的負擔。”見：《“惡童力”展覽畫冊》，朱書賢《浪漫――懸浮于現實之上的一層薄膜》，臺北：大未來畫廊，2009：136.朱書賢將這種擁有多向無限生長可能的“共文本”空白，拓展到諸多具有神秘感條件的環節之上，如劇情推展的幽然迭轉、默片與觀眾的距離感、“尺八”樂器本身帶有的宗教色彩等等。

“存在于這個時代的洪流間，我不批判，我只裂開嘴大笑。”在常陵看來，宇宙本身處于混沌狀態，其間的一切事物和現象都包含陰陽、表里的兩面。他希望自己的藝術創作是一面鏡子，可以提供一種中立的思考方式，而不是過于明確、太過了然的指向。藝術家使用特殊的減去法，使生物的存在本身穿透歷史思考呈現過去、現在、未來的文化課題，于此亦應了石濤“在于墨海中立定精神”、“混沌里放出光明”的畫語錄。

朱書賢、常陵的藝術語言由常態進入

空白，又由空白回到常態。他們幽玄詩意的語言一方面將觀者導向一種超然的意象意境;另一方面又在這種導向的路徑之上設立了多重障礙間隔，將觀者接連阻滯在語詞本身的意義之上。正如同葉燮對于詩有“其寄托在可言與不可言之間，其指歸在可解與不可解之間，言在此而意在彼”之說，他們通過增多敘事結構中，從語義、意象一直至主題各個層面的“空白”與“不確定性”，來適應和調動觀者重建作品審美物件的創造性和能動性。

參考文獻：

[1]高千惠.當代文化藝術澀相[M].臺北：藝術家出版社，1998.

[2]倪再沁.臺灣美術的人文觀察[M].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07.

[3]盧梅芬.臺灣當代原住民藝術發展[M].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07.

[4]李欽賢.臺灣美術之旅[M].臺北：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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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話類節目開通各種交流平臺不但使聽眾參與廣播更加方便直接，而且實現了主持人和聽眾雙向同步交流，傳授關系得到了突破性的發展。過去，廣播文藝節目一般采取錄播形式。聽眾參與一般是靠來信或接受錄音采訪。這種參與既不方便又不廣泛，有很大的局限性。后來，出現主持人直播節目，主持人與聽眾之間可以進行心靈上的交流，但還不能在傳播過程中進行直接對話，直到電話介入廣播才使聽眾參與成為家常事。

任何一位聽眾，只要掛通直播間的熱線電話就可以跟主持人進行同步雙向交流，甚至可以跟主持人及其他聽友進行多向交流。現在科技的發展，更是讓聽眾可以在任何場合、任何時間來和主持人交流。

使用QQ和微信可以做到有話當場說、有事當場問、有要求當場提、有看法當場發表，非常直接，非常方便。無疑，這種面對面的交流能夠最大限度地調動主持人的工作積極性，調動聽眾的收聽意識。而微博的出現，可以讓聽眾在節目之后的任何時間繼續和主持人溝通交流。

2.節目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聽眾，這是辦好文藝節目的客觀要求

只有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聽眾，聽眾才會感興趣。文藝節目的主持人常常通過熱線電話、QQ和微博等第四媒體直接與聽眾溝通思想情感，排除心理障礙。有時也會設計一些話題，請聽眾來參與討論。至于討論的內容，大多是討論當前聽眾關注的事情或社會上普遍存在、群眾關心、領導重視的一些熱點、難點、焦點、疑點問題，或者討論戀愛婚姻、家庭生活、人際關系、倫理道德、理想追求等人類社會永恒性的話題。可以說，談話類節目的興起和開展，無形中起了這樣一種作用：即促使廣播注意對現實生活的關注和反映，促使節目內容的“三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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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發展層面

對于傳統媒體辦的新聞網站而言，思想觀念的轉型和解放是從宏觀上對網絡品牌建設的保證。中國社會正處于深刻的轉型期，社會的變革在加劇、社會領域的相互聯系在日益增強，公眾需要更全面地了解生存環境的變化，網絡信息的廣泛傳播能最大限度地保證公眾平等享有充分的新聞信息，網絡信息的海量能為公眾提供全面、深層次的解讀信息，網絡能從這兩方面滿足社會轉型期公眾對新聞信息的需求。相應地，社會公眾對環境變化信息普遍增長的需求成為中國網絡媒體迅速發展的基本動因。

“作為中國網絡媒體核心力量的傳統媒體網站，雖然受到種種制約而顯示出發展過程中的各種缺陷，但是，它們是中國網絡媒體的基石，是新聞的基礎生產者。”對于河北省級傳統媒體網而言，必須認清社會轉型期網絡發展的大趨勢，充分把握網絡發展的歷史機遇。傳統媒體在提供各層次的新聞信息方面有很大優勢，在辦自己的網站時也應該充分運用好母體的優勢，將網站打造成能夠滿足公眾信息需求的網絡媒體，并且能充分運用音頻、視頻、動漫等多媒體技術，多層面地展示新聞背景、多側面地展開對新聞事件的分析，并在與社會公眾的積極互動中進一步設置新聞議題、有效引導社會輿論。網站不應該單純是母體的網絡翻版，而應發揮網絡自身優勢，拓展延伸性內容、附加、雙向式互動。

2006年公布的《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大力推進以數字技術和互聯網技術為核心的文化生產和傳播的新興行業，加快傳統發行業向現行業的轉換，積極發展電子書、手機報刊、網絡出版物等新業態，發展手機網站、手機報刊、IP電視、數字電視、網絡廣播、電視、電影等新興的傳播載體。從《綱要》的相關表述中，我們可以看出，在“十一五”期間，全國新聞出版業都在加快數字化轉型，省級新聞出版業如何推進新媒體發展也應該擺在重點的戰略地位，做好打攻堅戰的準備。省級新聞出版業應當充分認識到新媒體對于自身發展是機遇也是挑戰，因而省級傳統媒體在辦自己的新聞網站時應該把握機遇迎接挑戰．既不能同步自封錯失發展機遇，也不能膽怯卻步不敢應對挑戰。

當前，整個互聯網正從門戶時代向服務時代過渡，從桌面互聯網向掌上互聯網轉型，在移動互聯網實現終端融合、業務融合和網絡融合中，互聯網產業必然重新洗牌，傳統媒體將有新的作為。傳統媒體應該努力適應形勢，隨時追蹤科技發展的最新成果，積極應用先進的通信手段，實現傳統媒體業務與新型傳播手段的有效結合，拓展新的發展空間。

河北省級新聞網站如果要打造強大的網絡品牌，就需要主辦方轉變舊有的思想觀念。把握新時期公眾對新聞信息的需求變化、把握時代賦予的發展機遇，積極促成網站在全國新媒體浪潮中的快速發展。河北省級傳統媒體和新聞宣傳單位應充分重視自身的網站建設，努力拓展即時通信、博客、播客、聚合新聞服務等業務領域，盡可能實現多渠道、全方位新聞信息的技術調整和業務整合，在財力、物力、人力許可的范圍內提升技術應用水平和業務保障能力，從而完善河北省網絡新聞媒介發展新格局。

中觀運行層面

河北省級網絡媒介如果想打造自己的品牌，在今后的運行中，必須從兩頭抓起：其一，研究網民的需求；其二，網站自身管理與經營的轉型。

網民需求

“網民的選擇對網絡新聞的傳播以及新聞網站起著‘正反饋’的作用，使強者更強，弱者更弱。而網民的選擇，并不注重新聞媒體的既有業務標準，也不看重網站所依附的傳統媒體品牌，他們更多的是靠直覺，他們更多的是用市場的方式作用著網絡媒體格局的形成與改變。”正因為網民是影響傳統媒體網站發展的重要力量。所以，河北省級網絡媒體在今后的運行中不能關起門來辦網。必須走出去――走到廣大的網民中去，研究他們的需求，根據網民研究得來的調研信息及時調整自己的辦網思路。學者張立偉將受眾需求歸納為“尋求生活參謀、關注公共事務、了解環境變動、松弛心理緊張、品味都市夢想”五種，網民的信息需求也可以歸結為這五種，其中一大類是工具性的，用來應付環境(前三種需求)，另一大類是消遣性的。用來充實情緒(后兩種需求)。網站可以根據網民這兩大類的五種信息需求，來進行網絡版塊設置和內容梳理，將時政新聞和深度報道用超鏈接做深做精，用音視頻為網民提供多渠道的解讀；將生活娛樂版塊設置得實用而活潑，將Flas、電子雜志、博客、播客等薪穎的網絡傳播形式與都市時尚流行元素相結合，將生活指南、各種實用類信息與網絡廣告、服務性專刊相結合，以方便網民點擊查閱。河北省的網絡新聞媒體可以根據網民需求進行各自定位，如果網站定位滿足了上述五種需求，則可以辦成“信息超市”模式；如果網站定位在側重滿足工具性或消遣性兩類中的某一類需求，則可以辦成“信息專賣店”模式。這三家省級新聞網站可以將自身實際與網民需求相結合，走不同的辦網路線，展開差別化競爭。

網站管理與經營

河北省的三家新聞網站都與事業單位掛鉤，都依賴財政撥款運營，員工大部分屬于事業編制，它們都不同程度地帶有計劃體制色彩，基本上感受不到市場壓力，因而缺乏做大做強、建成品牌的動力。可見，河北省網絡新聞媒體要想做成品牌，就應當把市場機制引入網站管理。引入市場機制就是打破這三家網站沿襲事業單位體制而滋生的惰性，在用人上引人競爭機制、分配上引入激勵機制，同時兼顧改革、發展與穩定。網站可以適當改革用人制度。實行在職人員競聘上崗與向社會公開招聘人才兩種措施，向網站輸入新鮮血液。在新的用人格局形成后，網站就應該配套推行分配制度改革，把個人收入與崗位績效掛鉤、與網站總體效益掛鉤．形成一套科學的分配激勵機制。用人制度、分配制度的改革必然牽扯到眾多的利益關系，因此，網站在改革的同時，要兼顧發展與穩定，漸進式推進符合多數員工利益的改革措施，對特殊情況特殊處理，做好員工的思想動員工作。另外，網站應該定期為全體員工進行技能和理念培訓，搞好網站的造血工作。

在網站管理機制轉變后，網站的經營

活動隨之改變。網站的經營應該是多元化的規模經營，不應滿足于輸出單一的新聞信息產品，應該充分利用網絡平臺，大力開拓信息咨詢、加工、調查業務和嘲上物流業務，打造完整的產業鏈，實現信息增值。

網站的管理與經營是內功，唯有修煉好內功，方能在外界市場競爭環境中經受住考驗，逐漸形成自己的品牌。

微觀操作層面

河北省級網絡媒體必須將塑造品牌的長遠發展目標與日常的業務流程緊密結合起來。在具體的微觀業務操作層面，筆者提出以下幾點策略。

1　拓寬傳播介質與渠道，努力實現信息的多終端閱讀，這樣可以開發出更多的受眾，從而實現傳播效果的最大化，有利于品牌的形成。當今的數字化傳輸技術發展很快，建立多介質的傳輸終端完全可能。河北省級傳統媒體可以利用自身的品牌優勢、內容優勢、政策優勢等讓自己的網站與其他終端相結合，目前河北報業集團已經推出手機報，數字報紙也已成功上線；河北電臺、電視臺也應用數字傳播技術，積極拓寬河北廣電網的渠道，采用博客、播客的形式，吸引網民積極參與原創內容的生產。

2　重視搜索引擎在網絡新聞媒體品牌建立中的作用。搜索引擎已成為我國網民使用最多的服務項目之一(根據艾瑞咨詢的統計，中國搜索引擎用戶量已達1.72億人，搜索請求量月均超過100億次)，是新聞網站訪問量的重要來源。搜索引擎是受眾認知網絡新聞媒體品牌的人口．它在網民搜索網站的環節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網民大多會通過搜索引擎查詢某網站，因此網站應提高在搜索引擎中的可見度。河北省級網絡新聞媒體在全國和全球綜合排名中均滯后，這與訪問量有很大關系，如果重視提升自己在搜索引擎中的可見度。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變滯后狀況，這有助于品牌的建立。

3　運用“長尾理論”積極開發網絡廣告。傳統媒體的主要客戶往往來自利潤率較高的行業(例如：汽車、房地產、電信通信產品)，而“長尾理論”在互聯網界的興起則帶來了新的思路。2004年9月美國《連線》雜志社主編安德森提出了“長尾理論”，大意是在市場中利潤正逐漸從居于頭部的少數主流產品向居于狹長尾部的數量眾多的一般產品轉移。2005年這一理論在互聯網界推廣開來。河北省網絡媒體一方面可以立足于傳統媒體看重的主要廣告客戶，另一方面可以借鑒“長尾理論”，把與網民生活息息相關的小行業作為廣告新的增長點，降低門檻，以吸引這些小廣告客戶，這也可以在林林總總的小行業中拓展自己的品牌。

4　重視信息反饋渠道的暢通。互聯網的優勢之一在于信息流通的雙向與互動。能為網民創建一個便捷的信息反饋渠道，使網民能對新聞事件發表評論、對社會熱點提供建議。因此，河北省級網絡新聞媒體應該建立通暢的信息反饋渠道，如新聞留言、BBS、博客、在線交流等，通過這些渠道營造和諧的網絡氛圍，從而能有效聚合網民的注意力并且能培養網民的忠誠度。最終有助于形成網絡品牌的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