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灘考察報告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海灘考察報告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去年暑假，我和同學們一起去了塞罕壩，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當屬美麗的森林公園—塞罕壩機械林場。

塞罕壩機械林場位于河北省圍場滿族蒙古族自治縣最北部，毗鄰北京、天津和內蒙古，已經成為“為北京阻沙源，為天津保水源”的重要生態屏障。聽解說員介紹，林場總經營面積近1000平方千米，截至2010年6月，林地面積超過700平方千米。更了不起的是，這兒在1962年前曾是荒原，建立機械林場后，現在已有了這么高的森林覆蓋率！

我這個業余的生物考察者，也知道建林場要種樹，就先要考慮引進什么樹種。為什么種這種樹而不種別的樹，這是怎么選定的呢？

我想，首先有兩點得要考慮吧。第一點是塞罕壩機械林場的地理坐標。林區地處內蒙古高原南緣和壩上山地，地勢分壩上、壩下兩部分。壩上是內蒙古高原南緣，以丘陵、草甸為主，壩下是陰山山脈與大興安嶺余脈交匯處，典型的山地地形。所以呢，林區地勢十分復雜。第二點是建立塞罕壩機械林場的主要目的，解說員告訴我，建立林場是防止風蝕和沙埋，也可保護北京，減少沙塵。看來，樹種必須具有抗旱、抗風蝕沙埋，且防沙能力強的特點。

選擇樹，就要選擇適合自己地區的樹。由于河北省挨著北京，又由于塞罕壩機械林場基本位于中國多風沙的地帶，這里每年都會有較大的風沙，地表侵蝕嚴重，因此，選擇樹種要以大的地理區域給予控制，然后再根據林場的具體特點和影響造林成活生長的不同環境因子，選擇合適于塞罕壩機械林場自然特點的灌木樹種和引進種子成功的優良樹種配置造林。所以我認為，要選擇根系龐大、耐風吹、耐地表高溫、抗鹽堿性的灌木樹種。

有哪些樹種符合這些要求呢？塞罕壩機械林場的水土條件不好，可以選擇檸條、胡枝子等灌木樹種，以及白榆、小青楊、桑樹、白樺、油松、樟子松等喬木樹種造林。考慮到機械林場不僅是要造林，還要達到防風固沙的效果，林場的創業者從東北地區引進了樟子松。

樟子松有幾大特點：它們的耐寒性很強，能忍受 -50～-40 ℃的低溫；針葉稀少短小，表皮層角質化，還有較厚的肉質部分，可減少地上部分的蒸騰；在干燥的沙丘上，樟子松也能通過向四周伸展的根系充分吸收土壤中的水分；適應性強的樟子松，在養分貧瘠的風沙土上及土層很薄的山地石礫土上均能生長良好。所以，樟子松特別適合種在塞罕壩機械林場內。

那可不可以種別的樹呢？實際上林業工人們也想過這個問題。當時，林場的第一任黨委書記王尚海和造林工人們也試驗了別的樹種，他們討論、研究、嘗試，經歷了許多次的失敗，最后在一片試驗林里取得了成功經驗，這片試驗林就是現在的王尚海紀念碑所在地。

最美的綠色，是人類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澆灌出來的綠色。塞罕壩機械林場的樹種選擇，對塞罕壩地區的生態建設非常重要，同時還為華北地區提供了大量木材，對當地經濟發展產生了巨大的作用。在這里，我想對小伙伴們說，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塞罕壩，世界各地的人都來這個美麗的地方旅游。我也希望林場會有更多的青少年活動，讓我們有更多的機會跟造林人學習。

擴展研究

為什么塞罕壩多沙？是和它的地理位置有關嗎？于是，我也把它跟同緯度的城市作比較，進行了研究。

塞罕壩（中國）

東經116～117度，北緯42～43度。林區屬寒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冬長、春秋短、夏季不明顯。

畢爾巴鄂（西班牙）

畢爾巴鄂，位于西班牙北部。畢爾巴鄂景色怡人，也擁有很多森林，這一點同于塞罕壩，同時還擁有山區、海灘和海岸景色，屬溫帶海洋性氣候。年平均氣溫最熱為35℃，最冷為一4℃。全年降雨量約1000毫米。

索菲亞（保加利亞）

篇（2）

但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除去零星的幾篇文章外，有關鹽業考古的實踐和作業在我國基本還處在空白狀態，考古學家基本沒能給予這個領域以應有的關注，對世界范圍內其他國家和地區鹽業考古的歷史和現狀更是茫然。

短短幾年，確切講，自上一世紀90年代末以來，經過考古界同仁的努力實踐，我國的鹽業考古實踐已經起步，并取得了初步的可喜成績。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們自己的學者開始關注這一領域；另一方面也有賴于我們與國外有關科研機構開展的合作研究。這些對于促進中國鹽業考古及相關領域的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一、背景

自1996年開始，北京大學開始與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考古研究所就鹽業考古領域的合作開始接洽。1999年初，合作項目得到中國政府批準。很快，一個由北京大學考古系、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考古研究所三家組成的“中美鹽業聯合考古隊”（以下簡稱“聯合考古隊”）組建起來。這是一個多學科的隊伍，其成員分別來自中外9所大學、科研機構，所涉學科包括考古學、歷史學、文化人類學、鹽業史、歷史地理、地質考古、古動物學、古植物學、年代學、石器微痕分析等。

大致與此同時或略晚，一些地方科研單位和大學也開展了小規模的鹽業考古實踐。這些工作涉及到幾個不同地區，在此按地域分別予以扼要的介紹。

二、考古調查

（一）四川蒲江-邛崍

四川成都平原在先秦時期為蜀國領地，這里有悠久的制鹽歷史。《華陽國志》記：“秦孝文王以李冰為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又識齊水脈，穿廣都鹽井、諸陂池，蜀于是盛有養生之饒焉”。成都等地曾出土一批鹽井畫像磚，以形象生動的畫面語言傳遞出該地區古代制鹽業的信息。

1999年3月，聯合考古隊前往四川蒲江、邛崍兩縣。在蒲江縣白云鄉考察了鹽井溝內的古鹽井、鹵水漕運遺跡、鹽井附近的佛教造像、毀壞的寺院遺跡及窯埂村一帶的灰砂嘴遺址。對鹽井溝內與鹽產業有關遺跡進行測繪，對周圍景觀地貌作360度全景攝錄，全面搜集了遺址范圍內的遺跡資料。另外，還在金華村金福井遺址進行測繪及景觀資料的收取。與此同時，還考察了鹽井崖、百家井（六合村）、毛赤井（蒲硯村）、小王井（松花鄉）等鹽業遺址點。在邛崍縣，考察了鹽沱村（油榨鄉）、火井、鹽井村（火井鎮）等遺址點。

（二）自貢市

蒲江等地的工作結束后，聯合考古隊前往四川自貢市，參觀鹽業史博物館并與該館鹽業史專家進行座談。自貢鹽業歷史博物館的專家們介紹了他們以往在四川境內及云南等地進行的鹽業調查及收獲，放映了考察錄像資料。聯合考古隊成員介紹了中美鹽業考古合作的背景及研究目標、國外鹽業考古的現狀及進展、日本鹽業考古及研究成果等。其間，聯合考古隊考察了東源井、燊海井及鹽場內熬制鹽鹵的設施。實地參觀了東源井附近一座由鄉鎮企業開辦的鹽廠。這座鹽場使用比較原始的熬鹽、制鹽工藝，其生產流程、煮鹽用具、燃料及燃料渣滓廢棄物的堆放及位置等引起聯合考古隊成員的極大興趣，這些今天已難得一見的人類學材料對深入理解和闡釋蒲江鹽井溝-灰沙嘴遺存的關系及埋藏學等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三）重慶三峽地區

三峽地區在歷史上屬巴人管轄，這里的制鹽歷史更為悠久。《華陽國志-巴志》中就有巴人向周天子貢鹽的記載。《后漢書-南蠻傳》記：“巴氏之子……是為廩君，……從夷水至鹽陽……鹽水有神女止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愿留共居”。此后歷朝歷代，這里一直是我國西南地區重要的鹽產區。

1）忠縣

1999年，聯合考古隊抵重慶后，前往涪陵參觀了白鶴梁遺址。旋即赴忠縣，重點考察了甘井鎮右溪村中壩遺址、古鹽井等，對遺址區域及周圍的景觀環境進行了測繪和全景攝錄；自中壩遺址沿甘井河上溯，調查沿線古鹽井的分布及右溪村一帶民居旁分布的鹽井和與鹽業產銷有關的遺跡及煉渣。第三，自中壩遺址順流而下步行至甘井河-長江交匯的河口，考察沿途景觀地貌及甘井河口一帶的瓦渣地、哨棚嘴、崖腳遺址，并對其相對位置進行了測繪。第四，對中壩、甘井口周圍遺址出土的部分尖底陶杯、圜底陶罐進行形態學觀察，并對部分器皿的容積進行測繪。第五，前往涂井鎮紅赤村考察汝溪河兩岸分布的鹽井、蓄鹵池、輸鹵筧槽支架柱洞、大型熬鹽爐灶遺跡及損毀的寺廟基址。對這里的大型熬鹽爐灶進行測繪。歷史上，這一帶的鹽產業頗具規模，直至20世紀60年代才停產。

需要說明的是，早在20世紀50年代末，四川省文管會等單位曾在甘井溝口一帶作過調查 [2]；20世紀80年代后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甘井溝和中壩遺址進行過調查 [3]。1993-1994年，北京大學考古系再次對中壩遺址和甘井溝口等遺址進行復查 [4]。

2）云陽-奉節-巫溪-巫山

聯合考古隊在云陽縣參觀了云安鎮鹽場（已停產）、白兔井等，了解鹽井的構造及提取鹽鹵的設施。然后前往巫溪縣，重點考察了大寧鹽場（已停產）和向廠區輸送鹽鹵原料的大寧鹽泉（后溪河北岸寶源山麓）。對鹽場西端3號車間和東端3號車間內廢棄的熬制鹽鹵的爐灶及相關設施、用具等進行測繪。

3）彭水郁山鎮

1999年夏，聯合考古隊派遣北大城市環境科學系碩士研究生李小波（現任教四川師范大學）前往重慶彭水縣郁山鎮，考察那里的鹽業遺址 [5]。與其他鹽產區相比，郁山鹽礦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并因此有“彭水型”鹵水一說。其特點為：1）鹽礦地質時代早、埋藏淺；2）鹽鹵多天然出露；三）鹽鹵成分較差。通過此次考察，了解到郁山鎮共有古鹽井13處。此外，明清兩代，當地也曾開鑿過一批鹽井。1949年以后，當地實際有生產能力的鹽井共9眼，日產鹵1.32萬筒（每筒128斤），后又開鑿了黃泥井、新皮袋井、郁機一井、郁機二井等，產量大幅飚升。但是，由于鹽鹵含氟量過高，1984年，郁山鹽廠全部停產。另據調查，除郁山鎮外，彭水雞冠山、溫泉等地也有產鹽歷史。

（四）魯北萊州灣地區

2002年8月，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環境學院和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萊州灣及膠東半島進行了一次鹽業考古調查，考察地點和單位達20余處。通過此次考察，基本達到了從面上了解魯北-膠東沿海與制鹽有關的遺址，以及這些遺址的分布、數量、埋藏及所在地的景觀環境。其中，考察重點是該區域內常見的一種陶質盔形器，詳細考察了此類器皿的分布、埋藏、年代、器形、紋樣及在遺址中所占的比率等，同時，對各地博物館、文管所收藏的一批盔形器進行了形態學的觀察和實測。經初步分析，取得了一些新認識 [6]。

三、考古發掘

（一）四川蒲江縣鹽井溝-灰沙嘴遺址

1998年，成都市文物考古隊曾在蒲江縣白云鄉鹽井溝-灰沙咀遺址作初步試掘 [7]。在鹽井溝發現2口鹽井和1處蓄鹵鹽池，并作了初步清理。2眼井均圓形大口，直徑170-175厘米，開鑿在溝內山溪一側基巖臺地上，至今仍滲出鹵水。從井內清理出的遺物有唐宋時期的板瓦等。在1號鹽井上方約28米處發現一處摩崖造像，畫面為一佛二菩薩二力士，兩側刻寫“大中”、“元和二年”紀年題刻及“勾當鹽井人”、“淳熙丙午年修井”等題記。2號井位于1號井的上游段。鹽井上方階地有一處用石板砌筑的蓄鹵鹽池，長375、寬195、深120厘米，中間用石板分隔成兩個小池。2號井和蓄鹵鹽池附近發現有10個輸鹵筧槽支架柱洞及板基槽1處。筧槽支架的柱洞為圓形，開鑿在溪谷旁基巖或巨石塊上，直徑20厘米上下、深12-26厘米，間距73-208厘米不等。支板基槽也開鑿在基巖上，共14個，長36-100、寬10-17厘米。估計當時可能在基槽上安置支板，再在支板上設置輸鹵筧槽，向下游窯埂村的鹽場輸送鹵水。

鹽場建在溪谷下游窯埂村邊，這里保留大量廢棄堆積，埋藏豐厚，當地人稱“灰沙嘴”。經試掘得知有6層堆積，堆積物主要為熬鹽時廢棄的炭渣、鹽鹵渣等。出土遺物有釉陶碗、四系罐、灰陶盆、紅陶缸等器皿的殘件及板瓦、鐵鍋殘片等。還有數量較多的長條形耐火石。從文化堆積及包含物分析其年代大致在唐-宋時期。

（二）忠縣

1）重慶忠縣甘井溝口遺址群等

20世紀50年代末，三峽水庫的建設開始醞釀，由此拉開了三峽考古的序幕。這一期間，四川省長辦文物隊和四川大學等單位曾在忠縣（原屬四川省）甘井溝河口的瓦渣地、哨棚嘴等地作過試掘 [8]，發現了以尖底羊角杯和花邊口罐為特征的一組遺存。結合文獻記載，后來有學者推測，此類遺物有可能為制鹽用具。

20世紀90年代，三峽水庫建設正式上馬，一場世界上最大的文物搶救保護工程在三峽地區全面鋪開。1993年末，北京大學考古學系承接了忠縣地下文物保護發掘論證的任務，并立即派員前往三峽進行先期摸底和遺址選點工作 [9]。與此同時，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系已先期在哨棚嘴、崖腳遺址進行試掘，為后來的工作作了鋪墊。

1994年初，北京大學組建了三峽考古隊。2月前往忠縣，對忠州鎮甘井口遺址群、烏楊鎮漢-南朝墓葬、涂井李園遺址和魏晉時期崖墓等進行了大規模發掘，獲取一批重要資料。在當年作的論證報告中明確指出，甘井口遺址群、中壩遺址、李園遺址出土大量花邊口圜底罐、尖底羊角杯應是一種特殊產業活動的遺留，探索這些遺址的性質及此類器皿的使用功能是考古界面臨的一個新課題 [10]。

從1997年開始，甘井溝口一帶的考古發掘一直持續到2002年。

2）重慶忠縣中壩遺址及古鹽井

中壩遺址位于甘井河中下游的右溪村。該址曾于20世紀50年代末作過試掘 [11]。199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對該址進行試掘，對遺址的埋藏狀況有了初步了解 [12]。1997年以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該址進行大規模的連續發掘至今。

為配合中美鹽業考古合作項目的進行，經與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協商同意，從1999年末-2001年5月，北京大學考古系每年派遣部分外國研修生、研究生承接中壩遺址一座探方（編號99ZZDT0202）的發掘（面積10x10米，實際發掘面積9x9米）。自第18層(約東周晚期)到第69層(生土)發現的遺跡有：龍窯3座、房基地面（或工作面）33處、灰坑42個、方形粘土壁坑2座、溝槽6段，以及大量陶片、石器、骨器、角器、卜骨及其他遺物。

發掘中我們采用了一些新的方法：1）對探方內所有土壤均作篩選(篩網孔徑約0.6厘米)。2）鑒于中壩遺址堆積豐厚、陶片數量極其巨大，在探方內由選取了一個1米見方的抽樣區(witness section)，抽樣區內出土陶片全面收取。3）探方內出土獸骨全部采集。

發掘過程中，聯合考古隊的地質考古專家和地理學家還對甘井河流域進行了地質構造和地貌景觀的考察。此外，德國、法國、美國、瑞士等國的鹽業考古專家也曾前往中壩遺址進行參觀，他們對這座遺址表現出高度的興趣，并一致認同這是一座與制鹽產業有關的重要遺址。

3）山東壽光大荒北央遺址

2001年，山東大學考古系在壽光縣大荒北央遺址進行試掘 [13]。此地距萊州灣15公里，是魯北沿海地帶集中出土盔形器的一處遺址，地表采集盔形器殘片占陶片總量的95%以上。該址文化層厚約1米。地1層為表土，第2、3兩層為文化層，包含物仍以盔形器為大宗，其比例超過90%。發現的遺跡有灰坑和灰溝。灰坑圓形，圜底，直徑50厘米左右，深40-50厘米。坑壁用紅褐色粘土涂抹，加工規整，透水性差。發掘者推測它們有可能是保存淡水或鹵水的設施。

此次發掘有兩個收獲：

1）在文化層中發現大面積分布的白色沉淀物硬面，表面平滑，推測是人工形成的遺跡，有可能是與制鹽產業有關的遺留。

2）發現大量盔形器。其質地分兩類：一類紅褐色，質地差，估計是用當地的土壤在當地燒制的。另一類灰色或黑灰色，質地好，應是在外地燒制好以后的輸入品。這些盔形器內壁底部有白色沉淀物，發掘者已采集樣品，希望通過檢測以證實此類器物是否為專門的制鹽器具。

四、初步的研究成果

（一）成都平原

在蒲江一帶進行的考古調查和試掘未發現早到先秦的制鹽遺物和遺跡。目前，這一區域發現的鹽井一般被定在唐代，蒲江白云鄉窯埂村灰沙嘴的試掘證實其文化堆積為唐宋時期。我們認為，盡管未找到年代更早的遺存，但也不能說那些大口鹽井都是唐代的。事實是，自漢代起川西盆地就流行鑿挖大口淺井；另一方面，目前斷代的憑據大多為鹽井附近的摩崖造像及上面的年款題紀，但這些鹽井可能開鑿在唐代以前，延續到唐帶或更晚仍在使用。也就是說，摩崖題刻并不說明鹽井的年代上限。但對此還需作進一步的分析。

調查結果證實，蒲江一帶的鹽井均開鑿在山溪兩側或山崖下，井口大而淺，有的在鹽井附近砌蓄鹵鹽池，或利用溪谷的高低落差架設筧槽向下游鹽場輸送鹵水；鹽場內用耐火石構建熬鹽爐灶；燃料可能多為木柴、木炭，也可能使用煤炭（蒲江白云鄉鹽井溝內山崖下有自然出露的煤層及早年挖掘的礦洞，但具體何時開采？不詳。但煤的質量極差）。另一現象是，鹽井附近往往開鑿摩崖造像，上面的題刻內容往往與鹽井有關，說明當時的制鹽產業與宗教之間存在聯系，此類造像似乎充當著鹽井保護神的角色。總之，上述工作及新的發現為探索川西平原制鹽歷史提供了重要資料。

（二）三峽地區

上一世紀50年代末在甘井溝口發現羊角尖底杯后，有學者就推測這是一種造鹽的器具，有人還進而推測，之所以制作尖底陶器，目的是利于將其插在江邊沙灘地上，經日曬鹽鹵獲取食鹽 [14]。但是，如果考慮到三峽地區一年四季潮濕多雨的氣候條件，這一推測顯然經不起推敲。

我們認為這里的遺址是專門的產業遺留，其中以制鹽的可能性最大。根據如下：

1）文獻記載，甘井溝一帶在歷史上是重要的鹽鹵產區。至今在甘井河沿線仍分布相當數量的鹽井。

2）這里發現的古遺址埋藏狀況特殊，堆積物以尖底杯、還邊圜底罐為大宗，種類單一、形態特異。

3）此類器皿不是日常生活用具。

4）參閱國外考古資料，上述器皿及特殊的堆積現象與國外一些制鹽遺址的堆積和器類極其相似。

中壩遺址探方99ZZDT0202的發掘有這樣一些規律性的現象：

1）從第56層開始出現羊角尖底杯。但直至第51層，其總量僅占該層陶器的5%；第50層增至23%；第49b層激增至75%以上。

2）羊角尖底杯的衰退亦極其迅速，第49a層時銳減至7%強。取而代之的是此前僅占5%左右的大口短身尖底杯，第49a-48層，后者躍升至25%，此后迅速回落并走向消亡。

3）與尖底杯衰退的同時，厚胎花邊口圜底罐逐漸成長起來。到49a-35b層時，大小不甚勻稱的花邊口圜底罐成為主流，比例占50%-80%以上。到35a層以后，此類器又迅速被一種容量均等的束頸花邊圜底罐取代，后者比例激增至80%-90%。

4）到第21層左右，花邊口圜底罐陸續被容量大小相差無幾的平口圜底罐取代。

通過對探方99ZZDT0202出土的近200個完整的圜底罐、尖底杯容積的檢測，可知圜底罐容積在500ml左右，但有隨時間變化而變化的趨勢。另一共同點是，同時段的陶罐容積非常接近。因此有理由推測，這些陶罐可能同時還扮演著量器的角色。

對探方內出土大量的動物骨骼我們全面予以收集，并特別關注這樣一些問題：

1）動物和魚類的比例及變化；

2）不同時期動物種屬的變化；

3）魚類體積的變化（可反映環境變遷或捕漁技術的改進）；

4）獸骨一類遺存與制鹽業之間的聯系？即是否存在鹽產業的副產品-如腌制魚（肉）、魚醬等？

盡管我們提出了上述結論，但根據目前掌握的資料，尚不十分明確當時究竟如何用陶器制鹽，在哪些地方制鹽？工藝流程如何？鹽產業的規模？是否存在貿易和交換？等。

（三）彭水郁山鎮

郁山鎮是一個比較偏僻的鹽業產區。由于儲量、質量、交通等各方面原因，這里的井鹽業生產不象自貢、樂山等地那般舉足輕重，具有一定的地方特點。但是，由于郁山鹽泉具有的天然性和淺埋藏的特征，又很容易成為早期人類開發利用的鹽業產地 [15]。假如真是這樣的話，這一帶的鹽業開發必然與巴蜀、荊楚地區的早期人類活動密切相關。因此，應給予必要的關注。

（四）山東萊州灣地區

通過實地考察及對已刊布資料的梳理，了解到這一區域內盔形器的分布基本環繞萊州灣，西起無棣縣，東止于膠萊河，南界大致蔓延到泰沂山系以北、膠濟鐵路（濟-青高速公路）沿線。據各遺址點出土盔形器的比例，或可將上述區域進一部細化為兩小區：1）高密度區。以萊州灣為圓心，沿海岸線15-30公里構成一面向海灣的弧，這一范圍內凡商周遺址均出盔形器，而且所占比例甚高，最高占陶器總量90%以上。2）低密度區。在高密度區外圍，商周時期遺址也經見盔形器，但為數不大，呈零星分布。

對盔形器的年代還有不同認識。一般將它們推定為商周時期；或將年代下限延伸至春秋-戰國或更晚。對其功能也有不同看法。1）汲水器；2）煮鹽或曬鹽用具；3）陶臼。

結合四川及三峽地區的鹽業考古實踐，我們對盔形器有如下基本認識。1）盔形器集中分布于膠濟線以北，尤以萊州灣近海灘涂地帶最集中，有相當一部分出盔形器的遺址坐落在現今鹽場范圍內或附近。2）參考全新世以來海面的變化研究，距今3000年前后，萊州灣的古海岸線大致在現今海岸線以內15-20公里范圍，也就是說，那些出有盔形器的遺址當時更加靠近海岸線。3）沿海灘涂地下水位高，加之潮水漲落，土壤高度鹽堿化，極不利于農業墾殖。4）盔形器胎體厚重，不具備一般生活用具的特征。有的遺址還發現將盔形器集中放置在地面或窯內，表明盔形器是一種特殊的專業化生產用具。

萊州灣地區的盔形器形態與三峽地區的花邊口圜底罐類似，遺址的埋藏狀況也與三峽甘井溝一帶的埋藏一致，與世界其他一些國家和地區制鹽遺址的堆積及出土物也十分接近。此外，歷史上齊國一直為重要的海鹽產地，并因占有“漁鹽舟楫之利”，而稱霸一方。再往前看，《世本》記，“夙沙氏煮海為鹽”。夙沙氏為傳說中與神農同時的人物，被尊為海鹽之神，其部族應活動在山東境內。可見，那里的鹽產業出現的相當早。

（五）中原地區

中原地區重要的鹽產地在山西南部的河東地帶。古史傳說“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堯、舜、禹之所以將都邑選在靠近河東之地，首要原因是為了控制那里的資源，解池之鹽即為其中之一。盡管上述傳說還需要考古方面的證據，但晉南一帶自舊石器時代以來古遺址的分布密度一直較高，暗示上述的推測并非空穴來風。

2000年，劉莉、陳星燦撰文（以下稱簡稱劉-陳文）討論了黃河流域中心-周邊系統的相互關系，特別談到了夏商時期跨地域控制和運輸重要自然資源等問題 [16]。這里的資源即指銅、鉛、錫等冶金礦物原料和民生必需品-食鹽。夏-商早期將都邑建在洛陽-鄭州沖擊平原，這里土地肥沃，便于軍事防御和發展經濟，但也存在一些缺憾，即缺少社會必需的一些自然資源，如銅、錫、鉛、鹽等戰略物資。為獲取并保障這些資源的供給，夏-商的統治者便將他們的政治-軍事觸角延伸到蘊藏有這些資源的周邊地區。

晉南擁有中原最大的鹽池-解池。解池之鹽經日曬即可結晶，且蘊藏極其豐富，是晉-陜-豫地區唯一的大型鹽業資源。也是夏商時期各方爭奪的重要戰略資源。

劉-陳文統計，晉南已發現舊石器以來的古遺址300余處。到了龍山時代晚期，出現了以陶寺為代表的大型中心聚落。龍山以后，夏代沒有將都邑選在晉南，而是建到了豫西。但這一時期晉南的東下馮類型文化則趨同于豫西的二里頭文化，這說明兩個地區一直保持著密切聯系。到商代早期，晉南商時期文化則又與鄭州商早期的二里崗文化保持一致。劉-陳文指出，這兩次經歷相似的文化變遷涉及一個有趣的問題：為什么夏人、商人都對晉南保持了濃厚興趣？

劉-陳文通過對夏縣東下馮遺址的分析，注意到該址第五期（約當早商二里崗下層）建造的一座夯土城，在城垣西南角建有40多座圓形建筑，分為7行，每行6-7座。經發掘可知，這組建筑形制非常統一，每座直徑850-950厘米，基址為厚30-50厘米的夯土，高出周圍地面，每座房基中心有一直徑20-30、深80厘米的大柱洞。地表挖十字形溝槽，寬50-60、深80厘米，內有柱洞。基址周邊還有一圈30-40個排列緊密的柱洞。這組基址可復原為無墻、無門道的木構建筑，地面被十字溝槽分割，空間狹小，不宜作為人類居住的房屋。此外，除發現少量的陶片外，基址周圍不見其他遺物。反之，它們卻更像古代的糧倉。可是，考慮到運城的地勢、土壤及這組建筑的格局，劉-陳認為，糧倉說亦不足取。聯系到當地重要的自然資源-鹽，他們提出這組建筑可能是商代儲鹽的倉房，其形狀與《天工開物》描繪的古代鹽倉非常相似。

劉-陳還指出，東下馮出土了數量較多的大型陶器-蛋形甕、斂口甕，這兩類器中的一部分可能被用來儲藏河東鹽池出產的鹽。在豫西二里頭發現的蛋形甕和斂口甕與東下馮的同類器一致，可能意味著河東鹽池的鹽在這一時期被運到了夏人的統治中心。從空間看，解池位于東下馮西南30余公里，發源于中條山的青龍河可將中條山銅礦、東下馮遺址與河東鹽池連接起來，經青龍河、涑水、黃河及其支流可將中條山所產之銅、解池所產之鹽運抵伊洛地區。如此，東下馮實際上扮演了由國家控制的自然資源集散地的角色。

劉-陳文認為，商文化在二里崗上層的某一時期突然衰落。值得注意的是，商文化在晉南的消失恰好與二里崗上層時期商文化向東方、向南方的擴張趨勢同時，而商人向東、向南的擴張正是為了攫取那些地區的鹽（山東）和銅礦（長江中游）等自然資源。

利用文獻探討河東鹽池及這一地區在歷史上曾扮演的重要角色的研究從很早就開始了。但結合考古資料進行研究者可謂寥寥。由此，我們認為劉-陳的研究很有價值。盡管他們的結論還帶有較大的推測成分，也有不少問題還需要進一步推敲和澄清，但他們畢竟以新的視角提出了一些有趣的問題，這對今后該地區考古研究思路的拓展無疑是富有啟發的。

注釋

[1] 本項研究得到美國Wenner-Gren基金資助。

本項研究得到日本住友財團基金（The Sumitomo Foundation of Japan）資助。

[2] 四川省博物館：川東長江沿岸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簡報《考古》1959年8期

四川省博物館：四川省長江三峽水庫考古調查簡報《考古》1959年8期

[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江隊：四川萬縣地區考古調查簡報《考古》1990年4期

[4] 1993年12月-1994年5月，本文作者曾負責在中壩和甘井溝口一帶進行調查。

[5] 李小波：重慶市彭水縣郁山鎮古代鹽井考察報告（待刊）

[6] 李水城等：萊州灣地區古代鹽業遺址考古調查（見本刊本期）

[7] 蔣成、龍騰：蒲江古鹽井遺址考古調查有重要收獲《中國文物報》1999年3月3日第一版

[8] 忠縣試掘工作組：忠縣甘井溝新石器時代遺址試掘簡況《文物》1959年11期

四川省長江流域文物保護委員會文物考古隊：四川忠縣甘井溝遺址的試掘《考古》1962年8期

[9] 1993年12月，北京大學考古系在承接忠縣地下文物保護發掘的任務后，北京大學考古系李伯謙、趙化成及本文作者即赴忠縣進行先期考察。

[10] 北京大學考古系：《四川省忠縣三峽工程淹沒區地下文物保護規劃報告》，1994年8月31日（草案）。

[11] 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忠縣中壩遺址發掘報告（注）1《重慶庫區考古報告集》（1997卷），重慶市文物局、重慶市移民局編，科學出版社，2001年。

[12] 巴家云：忠縣中壩新石器時代晚及商周遺址《中國考古學年鑒-1991》，文物出版社，1992年。

[13] 王青：山東壽光大荒北央遺址發掘簡介（待刊）

篇（3）

中圖分類號 S565.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5739（2014）13-0053-02

2013年大豐市油菜生產以實施油菜高產增效創建活動工作為契機，重點推廣主體品種的應用、板茬移栽、油棉套作、人割機脫輕簡栽培、移栽油菜秋發冬壯高產栽培技術等配套技術，促進了該市油菜生產區域化、規模化和產業化進程。狠抓高產保優栽培技術和抗災應變措施的落實，在油菜生長期遇到越冬期間低溫凍害和返青抽薹期低溫、花莢期陰雨、菌核病重等不利條件，奪得豐收。現將情況總結如下。

1 主要生產特點

1.1 種植面積及總產減少，單產增加

3 生產上主要措施

3.1 良種良法，田管標準化

針對秦優10號、秦優11號、秦優7號、寧雜19號、灃油737、榮華油6號、史力佳等優質油菜特點，圍繞良種、壯苗、秋發、冬壯、春穩、活熟的油菜群體質量栽培技術指導農民，著重抓好以下4個方面：一是適期播種，培育壯苗，要求在9月18日左右播種。二是適期早栽，合理密植，要求在10月25日左右移栽，11月5日前移栽結束；直播油菜在播期上圍繞早調茬口，力爭早播、早發壯苗安全越冬。目前推廣的油菜品種大多為大株高產型，需要較高的栽培技術措施，因此在油菜生產中首先要狠抓早茬口培育壯苗，純作密度控制在9萬～12萬株/hm2，與棉花間套種的密度控制在7.5萬～9.0萬株/hm2。三是科學肥料運籌，氮、磷、鉀肥配套，氮肥掌握前重、中少、后足的原則，加大薹花肥用量，增加肥料投入，改進施肥方法。肥料是高產的基礎，沒有肥料不能高產，但有了肥料，施用不合理也不能高產。因此必須做到：增施基肥，使用高濃度肥料作基肥，氮磷鉀齊全，肥效時間長；早施提苗肥；增施有機肥作蠟肥；普施重施返青抽薹肥，真正起到增角、增粒、增重，防早衰防倒伏的作用；普施硼肥，油菜是對硼較敏感的作物，缺硼易形成花而不實，硼肥不能單純注重在雜交油菜上使用，常規品種也應普施。

3.2 大力開展油菜高產創建活動

大豐市的油菜高產創建活動，由于主導品種明確，以推廣秦優10號、寧雜19號、灃油737、榮華油6號為主；油棉套作等主推技術突出，增加密度，施好蠟肥，早施、重施薹花肥等田間管理措施得到較好落實，苗情轉化快，長勢好，高產典型的示范帶動作用明顯，促進全市油菜生產整體水平的提升。通過推廣高產栽培技術，降低了生產成本，提高了種植油菜收益。通過高產創建活動不僅調動了基層農技人員宣傳新品種、新技術，為農民提供技術服務的積極性，而且讓農戶感性認識到了油菜新品種和高產調優栽培技術的優勢，為新品種、新技術推廣提供了很好的示范。

3.3 進一步推廣油棉套作，提高套油作物效益

油菜、棉花是大豐市秋播、春播兩大經濟作物。過去由于大多數是純作油菜，收獲后再移栽棉花，油后棉的移栽期遲，影響棉花產量。為了既擴大油菜面積，又不因油菜收獲后移栽棉花而影響棉花效益，將行距由過去的50～60 cm擴大至100～120 cm，既增加了通風透光條件，減少了菌核病發生，又提早了棉花的移栽期，特別是與雜交抗蟲棉套種，效果最好，油棉套作已在棉花鄉鎮普遍推廣。

3.4 機械作業，栽培輕簡化

由于人少地多、油菜種植面積大、收獲期勞動力不夠的問題相當集中，推廣人割機脫的油菜收獲方式是最好解決方法[1-2]。油菜由于成熟期不一致，機械收獲損耗大，農民不易接受，多年前大豐市萬盈農業技術推廣中心就在當地推廣人工割曬，等秸稈全部干枯后，用稻麥收割機進行脫粒，節省脫粒用工15個/hm2以上，還可使油菜秸稈粉碎還田，增加土壤肥力，抑制雜草生長，一舉多得，2014年推廣面積6 666.67 hm2以上。提高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有效解決油菜種植勞動過多的隱患。

3.5 大力推廣灘涂種植油菜

從近幾年的實踐看，油菜對鹽堿的適應能力超過大麥、小麥，在大麥、小麥生長不好的田塊種植直播油菜可以獲得高產和高效。2012年秋播，加大了宣傳推廣力度，目前全市灘涂種植油菜面積666.67 hm2左右，特別是稻麥原種場連片種植266.67 hm2，2014年產量2 400 kg/hm2以上，機播機收，實現了油菜生產的全程機械化，2014年秋播將加大推廣力度，進一步擴大油菜種植面積。

3.6 大力開展試驗，增加技術貯備

為適應大豐市優質油菜產業的發展需求，加快技術和新品種更新步伐。開展了寧麥19號、灃油737、榮華油6號的試驗、示范工作，表現好，平均產量比面上品種高10%以上。2014年秋播進一步試驗示范為大面積的推廣應用提供依據。

4 存在的問題

4.1 訂單生產比例小，產業化水平低

大豐市是油菜生產大市，也是油脂加工強市，油菜年加工能力在40萬t以上，大豐市目前的油菜籽只能滿足20%的加工能力，但企業與農戶實現訂單種植比例很低，2014年出現許多農戶油菜惜售現象十分嚴重，許多企業采取觀望，或者加工多少收多少菜籽的現象，產業化水平低，將會嚴重制約大豐市油菜推廣種植規模，給油菜種植戶生產帶來風險，也將影響2014年秋播油菜種植積極性，如何提升大豐市產業化水平，是該市油菜生產上面臨主要難題。

4.2 高產保優栽培技術存在不足

油棉套種技術是近幾年在大豐市示范并推廣成功的模式，但該模式技術的完善還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特別是適期移栽油菜十分關鍵，由于傳統上移栽偏晚，油菜品種大多為遲熟高產的高大型雜交品種，造成油菜成熟期偏遲，對移栽在油菜茬口的棉花生長存在很大影響，這是大面積推廣的難題。同時，存在播期偏晚，播量偏大，苗床苗量大，苗齡過長，高腳苗移栽比例率高；移栽過晚，冬前發苗不足，不能壯苗越冬；薹肥用量不足、偏遲；菌核病防治不力等常規技術不到位的問題[3]。

5 秋播技術建議

5.1 明確主體品種，優化品種布局

秋播油菜種植明確以秦優10號、秦優11號、秦優7號、寧雜19號、灃油737、榮華油6號、史力佳為主；淘汰雙高和亂雜品種，杜絕種植未經試驗品種。同時進一步優化種植布局，實現區域化種植，基地化生產，杜絕插花種植，以保證商品籽的產量和品質。

5.2 大力實施標準化生產

一是堅持適期播栽，推廣科學的降密足肥技術。二是推廣抗災應變技術，尤其要抓好油菜的化控和菌核病防治技術。三是積極開展有機生物肥料、無公害農藥等農業投入品的示范推廣，以確保油菜品質，提升大豐市油菜產品檔次，增強市場競爭力。四是積極探索無公害農產品技術并制定生產技術標準操作規程，為無公害油菜的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技術支撐。

5.3 認真做好輕簡栽培技術推廣工作

在油菜輕簡、節本、高效栽培措施求突破，重點抓好沿海灘涂機械直播油菜栽培技術和機械收獲技術，努力實現油菜生產全程機械化。減輕農民勞動強度，增加農民收入[4-5]。

5.4 認真實施高產創建，提高實施效果

認真分析目前生產面臨的新形勢、新機遇和新挑戰，以組織開展掛鉤服務和專業化服務為抓手，扎實推進高產增效創建活動，積極放大示范帶動效用，加快推進高產技術普及化，最大限度發揮高產增效創建的示范引導輻射功能，最大限度挖掘油菜生產的科技潛力，促進大豐市大面積油菜平衡增產、油菜可持續增產。努力促進該市油菜又好又快發展。

5.5 加強產銷銜接，擴大訂單種植面積

2014年秋播，要繼續與大豐市骨干油脂龍頭加工企業接洽，力爭訂單種植面積達1.33萬hm2，占總面積的80%以上，為農民增收、農業增效做出貢獻。

6 參考文獻

[1] 田保明，宋文光.河南省油菜生產現狀與發展建議[J].河南農業科學，1993（7）：12-14.

[2] 張書芬，朱家成，王建平，等.河南省油菜生產概況及制約因素分析[J].河南農業科學，2010（12）：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