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比較文學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中外比較文學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1.引言

學術期刊論文是研究者們獲取最新研究動向和研究成果的重要途徑，因此一個能恰當并且準確反映出作者的真實表達意圖的標題十分必要，它通常是吸引讀者停下腳步潛心閱讀的前提條件。好的標題能加速讀者的搜索定位時間，它在、閱讀和收錄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國內學者們在汲取國外期刊的研究精華的同時，也將各自的發現用英文展現出來，期待傳播得更廣。但由于二語的緣故，會出現語法錯誤、結構不當、用語口語化等問題。很多論文的英文標題就是中文題目的直接翻譯。科學論文具有獨特的寫作體裁，其標題作為論文的縮影，更需要注意遵循它的寫作范式，而不能簡單地直譯。選取中外護理學論文的英文標題建立專門用途語料庫，比較分析標題的結構和話語功能，以期在英文標題的撰寫方面提供理論依據和參考。

2.論文標題的研究綜述

從事語篇體裁分析的國內外研究者們對學術論文的摘要、引言、結論等部分都做過詳盡的比較分析，其中論文的標題也是討論的重點之一。研究者們拿不同學科的論文標題進行比較，分析集中在標題的長度、標題的語法結構和語用功能上。Haggan 區分了文學、語言學和自然科學三個領域的論文題目，他總結了標題的三種基本結構：完整句子結構、復合句結構及占大部分的名詞性短語結構。Soler選取生物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個學科的學術論文和綜述論對比，發現完整句子結構的標題最能體現生物科學學術論文的特性。Wang和Bai做的醫學類論文的研究表明名詞性短語結構的標題所占比重最大。龐繼賢和陳B對比分析了中外應用語言學標題結構差異，提議國內論文作者少使用“研究”“初探”等詞，并深入探究作者的擬題策略所隱含的社會文化依據。有關醫學類的標題研究還有張曉枚等利用語料庫分析中醫藥類論文標題中介詞的分布特點及用法。而護理學的論文標題研究相對很少。本文試圖從這個角度入手，期望借助語料庫這個工具展現護理學論文標題的語言特點和語用功能。

3.研究方法

隨機選取2015至2016年間發表的護理學權威期刊的論文標題建立兩個語料庫：一個是國外期刊標題語料庫（IJT），來源于Oncology Nursing Forum ，Journal of Nursing Scholarship ，American Journal of Critical Care，共99條，形符數為1264;另一個是國內期刊標題語料庫（CJT），來源于《護理學雜志》，《中國實用護理雜志》，《中華護理雜志》，共90條，形符數為1349。利用AntConc軟件比較兩個語料庫的高頻詞匯，同時細分標題的結構特點，分析該特點的語用功能。

4.研究結果

4.1標題的高頻詞匯

使用語料庫工具的詞表功能分別顯示兩個語料庫的詞表，發現IJT的高頻實詞和CJT的有差異，見表1（因兩個語料庫大小很接近，就沒有列出詞頻比率）。

表1 IJT和CJT的標題高頻實詞詞頻比較

表1中僅僅列出排名前六的高頻實詞。在IJT中，詞頻最高的是cancer，查看它的索引會發現這些標題都體現出一個主題，那就是癌癥，這說明IJT收錄的這些期刊對癌癥關注度很高。而在CJT中，排名第一的是patients，表明這些文章的出發點是病人本身而不是疾病。另外，analysis在CJT中使用頻率較高，反映出此論文采用的研究方法，比如meta分析。而在IJT中，analysis出現的概率很少，只有兩次。這個發現同龐繼賢、陳B的研究有重合的地方，即不要過多使用“分析”之類的詞語。

4.2標題的結構類型

參照Haggan和Soler的分類方法，可以將標題結構劃分為名詞短語結構、復合型結構和完整句子結構。名詞短語結構又可細分為：

4.2.1一個名詞短語，如Center of Excellence to Build Nursing Scholarship and Improve Health Care in Italy.

4.2.2多個名詞短語，如The prevalence and predictors of workplace violence against nurses in Harbin.

4.2.3分詞短語，如Using Photovoice to Explore Nigerian Immigrants， Eating and Physical Activ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復合型結構是指通過冒號或破折號連接主標題和副標題，如Moral Distress Among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Report of an Institution-Wide Survey。完整句子結構出現頻率較少，如Narrative education cultivates caring ability of nursing students。表2從整體上顯示CJT和IJT標題類別所占的比重。

表2 CJT和IJT標題別

從表2可以發現CJT和IJT的標題都是以名詞短語結構為最多，其次是復合型結構，完整句子結構最少。這和Haggan的結論部分一致，即標題結構由名詞短語構成的比例最高。相對于IJT來說，CJT標題結構呈現出更明顯的對名詞短語結構的偏好，所占比例超過90%。而兩個語料庫都體現了完整句子結構標題出現概率很小，僅有一例。這說明不管是國內期刊還是國外期刊都很少使用句子作為標題。表3將名詞短語結構標題進一步細化，分成一個名詞短語結構（NP），多個名詞短語結構（nNP）和分詞短語結構（PaP）。

表3 CJT和IJT標題中名詞短語結構類別

IJT的名詞短語標題結構類別分布比較均衡，分別為一個名詞短語結構（47.5%），多個名詞短語結構（33.8%），分詞短語結構（18.8%）。而CJT中超過半數是一個名詞短語結構（68.7%），分詞短語結構僅占2.4%，結構分布差異大。

4.3 標題的語用功能

從上述的語料庫統計中發現大部分護理學標題采用的是名詞短語結構。通過檢索兩個語料庫的詞表，可以找到這兩個語料庫出現頻率最高的單詞，見表4。

表4 CJT和IJT中出現頻率最高的單詞

綜合兩個語料庫，出現頻率最高的介詞有and， of， in，the。介詞and用于連接兩個研究對象或研究內容（Build Nursing Scholarship and Improve Health Care），of表示所屬關系（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Family Nursing Knowledge Into Clinical Practice），in指示研究范圍（in Italy，in the United States），the主要用于限定（the Relationship）。綜合以上的高頻詞所體現的功能，可以發現期刊論文標題的話語功能有：體現研究對象，體現研究范圍，體現研究方法，體現研究目的，體現研究問題，等等。

5.結語

通過對所收集的國內外護理期刊標題的語言和結構特點的對比分析，可以得出國內護理期刊標題同國外一樣，都是以名詞短語結構為主，但存在結構形式較單一的問題：名詞短語結構標題主要是單個名詞短語加后置修飾語形式，分詞短語結構較少;另外復合型結構標題也要少于國外期刊。這說明國內護理學論文英文標題的撰寫和國外的主流習慣還有一定的差別。通過分析標題中的介詞總結出標題的語用功能。標題能表明文章的研究對象、研究范圍是什么，非常清楚明了，這進一步說明標題的重要性及寫好英文標題的必要性。

標題，作為學術論文的精髓，值得研究者們細細斟酌。本次研究僅僅是一個小型的初步探討，存在語料不夠多的問題，還有待后續進一步的深入分析。希望本研究能夠對研究者英文標題的撰寫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參考文獻：

[1]Haggan，M. Research paper titles in literature，linguistics and science： dimensions of attraction[J].Journal of Pragmatics，2004.36（2）：293-317.

[2]Nwogu，K. N. The medical research paper：structure and functions[J].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1997.16（2）：119-138.

[3]Soler，V. riting titles in science： An exploratory study[J].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2007.26（1）：90-102.

[4]Yang， R.& Allison，D.Research article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Moving from results to conclusions[J].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 2003.22： 365-385.

[5]Wang，Y.& Bai，Y.A corpus-based syntactic study of medical research article titles[J].System，2007.35（3）：388-399.

[6]曹睿趙碩.科技論文標題的結構和語言特征――以Science和Nature為例[J].外語教學，2014.35（2）：35-39.

[7]梁茂成，李文中，徐家金.語料庫應用教程[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0：76-80.

[8]龐繼賢，陳B.中外應用語言學類期刊論文英語題目對比分[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45（1）：189-200.

篇（2）

【中圖分類號】H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3）11-0089-02

一、總述

英國民族學和人類學創始人泰勒（E.B.Tylor）在其著名的《原始文化》（The Primitive Culture）一書中提出了：“文化或文明是一種復合物，它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作為社會成員的人所獲得的其他任何能力和習慣。”可見，不管是東、西方文化都涉及到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點點滴滴。而這種與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們進行的思想、行為、語言、非語言等方面的交往稱為跨文化交際（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在實際交際中，人們來自不同的國家和地區，語言、信仰、生活習慣、價值觀念、行為規范、道德標準及文化心理都有著極大的差別。中國學生由于對英漢民族文化習俗了解不多，導致在跨文化交際中產生誤解，造成交際障礙，交際就會顯得別扭，“文化休克”（cultural shock）往往發生。

所謂“文化休克”（cultural shock）是1958年美國人類學家奧博格（Kalvero Oberg）提出來的一個概念，是指一個人進入到不熟悉的文化環境時，因失去自己熟悉的所有社會交流的符號與手段而產生的一種迷失、疑惑、排斥甚至恐懼的感覺。“休克”本來是指人體重要功能的喪失，如身體失血過多，呼吸循環功能衰竭等。但是，當一個長期生活于自己母國文化的人突然來到另一種完全相異的新的文化環境中時，其在一段時間內常常會出現這種文化休克的現象。

語言學家艾奇（Edge）曾經說過：“人們通常并不介意外國人所犯的語法錯誤，但對于在社交場合所犯的錯誤（social mistakes）卻無法諒解。”可見，在大學英語教學中，教師引導學生學習跨文化交際，盡量避免中外跨文化沖突或是跨文化語用失誤就顯得迫在眉睫了。

二、大學英語老師引導學生了解、理解和掌握西方國家的價值理念、基本習俗是避免跨文化沖突的基石

在跨文化交際中，每個國家、民族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造就了其特有的民族性格。美國人不拘禮節、歐洲人重視稱謂、德國人喜歡直截了當，英國人性格相對保守并且講究禮儀，澳大利亞人在一定程度上兼有英國人的性格但是更趨于開放。因此，在與其交往的過程中應該采取具體交往對象具體對待的原則。但前提是必須了解他國的基本習俗，否則在跨文化交際中就會出現“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處處出錯的尷尬局面。

（一）東西方價值理念的不同。西方社會主要受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哲學影響，相信世界是直線的（a line）和可控的（controllable），因此西方人非常崇尚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人們推崇獨立思考，獨立判斷，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實現個人利益，并且認為個人利益至高無上。而東方主要受到孔子（Confucius）學說的影響，認為世界是個圓（a circle）處于不斷的變化之中（constantly changing），所以中國社會一直推崇集體主義（collectivism），追求個人的發展被視為嚴重的個人主義，必然受到社會的譴責。因此，大學英語老師要引導學生在遇到文化差異時，首先要充分考慮到東西方國家不同的價值理念，參照他國的理念與其進行不卑不亢的交往。

（二）西方各種不同的習俗都是源于其不同的價值觀念。民族習俗是一個民族的價值觀念、社會心理和道德傳統的反映和體現，它具有陶冶情操、規范行為、維系良好的人際關系的功能。它涉及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問候習俗、介紹習俗、送禮習俗、拜訪習俗、宴客習俗、隱私習俗及禁忌習俗等等。

1.社交習俗：首次見面握手是一個很自然的動作，而歐美人更習慣擁抱。講話時眼睛看著對方，在英美被認為誠懇、誠實；而眼睛到處亂看，會被認為是狡猾、不誠實。Never trust a person who can’t look you in the eye.而黑人則略有不同，他們說話時眼睛盯著對方，聽話時卻東張西望。“OK”的手勢在美國是表示“成功”而在巴西是“”的替代語，向某人做這一手勢是指某人作風不檢點。

2.隱私習俗：如果你對一位英國朋友說：Are you married？ How much is your salary？你就不要指望英國朋友有什么友好的回應，因為在他看來，對你這種毫無禮貌地打探個人隱私的人是不必理睬的。

3.宗教、飲食習俗：在接待外賓中，要根據被接待的民族特性、等來配菜。如來者是伊斯蘭教徒你千萬不要上豬肉，是印度教徒你一定不要上牛肉。很多英語國家的人們忌吃各種動物的頭、腳、內臟，忌吃狗肉、蛇肉等。不要試圖勸說對方多吃，更不能給對方夾菜，而是以賓客自主為益（Help yourself…）。

4.送禮習俗：送花忌送雙數，忌送白色，因為他們被看作是厄運的征兆或死亡的象征。日本人不喜歡荷花，意大利人討厭。

5.顏色習俗：紅色在西方的反面含義是專橫、暴躁和傲慢；在美國黃色有期待、懷念和思慕遠方親人歸來的意思；藍色的反面含義在一些國家是抑郁、悲哀、空虛陰冷的意思；綠色是穆斯林教徒最偏愛的顏色因為它象征生命、青春、活力和希望。

另外還有稱謂習俗、數字習俗、動植物習俗等等。總之，掌握各個國家的民族習俗，對避免跨文化沖突起到了直接的基石作用。

三、大學英語老師要引導學生總結詞句、短語及習語等在西方國家的不同用法以避免尷尬的境地

大學英語老師在英語教學中對詞句的介紹，一般就只講其基本用法，有時講了一詞的多種用法，可是學生沒有具體的語境練習，久而久之便拋于腦后了，然而這樣的一詞多意在跨文化交際的中卻屢屢出現。筆者在公派去澳洲留學之前對澳洲文化也不是特別了解，所以在寫給澳洲很多大學的自我介紹中用了一個詞“naughty”來描述自己有時有點“頑皮的、童心未泯的”性格。結果到了澳洲才知道這個詞的意思并不只是詞典里“頑皮的、淘氣的”，而是“性感的、不聽話的、不守規矩的”。怪不得筆者給澳洲各大學發了那么多的申請信都石沉大海，估計人家還以為她生活作風不檢點、道德品德有問題，在試圖“勾引”他們呢！筆者曾在澳洲遇到了很多詞同義不同的尷尬局面。大家都知道“pink”在英語中是“粉紅色的”意思，但是卻被澳洲用在公共廁所里，表示女性月經期所用的衛生巾及部分人注射用的針管等必須丟在指定的箱子里。筆者非常困惑，于是向其男性導師討教，最后造成自己當面想鉆地洞的難堪局面。筆者有一次想對導師說“It’s my honor.”（是我的榮幸）但由于口誤說成了“I’m a honor.”（我是一個處女。）以至于導師大笑，筆者還癡癡的全然不知道導師在笑什么。

這樣的尷尬例子在異國實在是舉不勝舉，筆者無法在這有限的空間內向大家展示太多的由于跨文化交際導致的同詞不同意的用法，只是想用這些例子提醒廣大大學英語教師在教學中應注意引導學生不要片面地只學詞的個別意思，而應該多查閱課外資料，多形式多渠道學習英語；同時，大學生也要充分利用英語原聲電影、收聽外語新聞、報刊雜志、英文歌曲、英文原著、賞析地道的英語廣告、各種地道的英文標語等，并盡量參加有外籍教師主持的英語角等切實有效的途徑來學習英語，尤其是涉及到的跨文化，以避免不同的尷尬局面，在跨文化交際中如魚得水。

四、大學英語老師要引導學生掌握、處理西方國家的禁忌，并學會用委婉語來緩沖跨文化交際的沖突

禁忌語（Taboos）發源于波利尼亞湯加語，意思是“需要極端注意的事情”，也可以被寫作tabu或者是tapu。禁忌語主要使用在宗教或者是由于某些原因而不能直接說出來的場合。

很多動物在跨文化交際中都屬于禁忌的范疇，如：bat（賤婦，丑女、），chicken（見面熟的年輕女人），hen（愛管閑事或嘴碎的中年婦女），cat（惡婦、包藏禍心的女人）等。英國人也不要自以為是地恭維某位中國人是gay dog（快樂的人）、lucky dog（幸運的人）或old dog（老手），因為中國人誰也不會高興自己是一條“狗”（dog）。因此人們在說話的時候都會盡量避諱運用這些詞。

委婉語（Euphemism）一詞發源于希臘語，意思是說好聽的話，古希臘人在祭祀時，都得講吉利話，即使用委婉語。禁忌語和委婉語常常有緊密聯系、相互水融的。不能說禁忌的東西自然就有了委婉語來替代。例如：

人們忌用skinny（瘦骨嶙峋）而說slim 或slender（身材苗條）。說plain？鄄looking（長相一般）而不用ugly（丑陋、難看），忌說crippled（瘸子）、blind（瞎子）、deaf（聾子）、dumb（啞巴）等而統稱為the handicapped or disabled（殘疾人），在美國，沒有了poor people（窮人）而只有low？鄄income group（低收入階層），沒有了prostitute（）而出現了woman of the street， street walker， fancy woman， girl， girlie， call girl， joy girl， working girl， lady of pleasure等等避諱的稱呼，由此可見，隨著人類社會向更文明的社會的進步，各國人們觀念的更新，具有時代性、民族性的禁忌語、委婉語也在更新，解決的唯一途徑就是：“入境問禁，入鄉問俗，入門問諱。”

五、大學英語老師在跨文化交際教學中應如何引導學生及應該注意的問題

大學英語教師針對大學生特有的特性，對其可以采取漸進式、啟發式、交流式、示范式、比較法、融合法、注解法、實踐法、專門講解法、文化講座法、利用圖片展示法、布置學生查找法等進行正面引導。

（一） 教師自己首先要轉變教學觀念，以動態的、發展的觀點來對待文化內容，改變傳統的教學方法，充分認識到跨文化交際教學的重要性并把其放在一定置；與此同時，教師自身要博覽各種有關跨文化交際的資料，力求做到文化教學的實用性、系統性與全面性。

（二） 教師要引導學生在跨文化交際中注意個人的儀容儀表、言談舉止、眼神表情等形象，盡量做到“入境問禁，入鄉問俗，入門問諱”，尊重隱私，，信守約定，熱情適度，謙虛適度，不卑不亢，愛護環境。

（三） 教師要重視對學生非言語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注意示范和糾正學生在跨文化交際中不規范的面部表情、視線接觸、站姿坐姿、舉手投足、服飾打扮等等。拓展學生的跨文化知識、提升學生的跨文化素養，從而獲得跨文化的敏感性。

廣大英語教師在面臨繁重教學任務的嚴峻考驗的同時，要擠出寶貴的時間來向學生們傳授跨文化交際的“額外知識”真是一個棘手的問題。然而作為現代語言教育者，我們的使命就是最大限度地培養學生的交際能力。而現代語言學家把交際能力概括為“什么人，在什么場合，在什么條件下，對誰，說什么，怎樣說”。 這歸根到底還是一個文化問題。美國語言學家Saplr則把文化定義為“一個社會的所為所想……語言的背后是有東西的，而且語言不能離開文化而存在，所謂文化就是社會遺傳下來的習慣和信仰的總和”。

因此，大學英語老師要創造各種條件，積極引導學生學習英語跨文化交際，盡量避免中外跨文化沖突，從而達到跨文化交際中的泛文化培訓（culture？鄄generaltraining）和定文化培訓（culture？鄄specific training）。

參考文獻：

[1]淺談商務英語學習中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 http：///language/2011/0322/w201103221653593934.ht

篇（3）

比較文學從內容構成上看，由三塊組成，一是“比較文學的定義”，二是“比較文學的歷史”，三是“比較文學的研究策略”。“比較文學的定義”就是向學習者介紹這是個什么樣的學科，它緣何產生，研究對象和范圍是什么，有什么意義，進而回答什么是比較文學。“比較文學的歷史”就是向學習者介紹外國比較文學的發展史和中國比較文學的發展史，外國比較文學史，包括它的起源、萌芽、發展，學科的形成，出現的主要學派，目前的研究熱點和遭遇的問題等；中國比較文學發展史，包括勾沉歷代中國文學研究中的具有比較文學研究意味的現象和取得的成果、近代以來能自覺運用比較文學方法的專家介紹和成果介紹、中國比較文學的復、中國學派的成就以及目前的研究現狀等。“比較文學的研究策略”就是介紹比較文學研究的獨特策略方法，包括平行研究、影響研究、闡發研究、接受研究和跨學科研究。很顯然，這三塊內容中，前二塊是側重于學理性的，后一塊是既有理論性又有操作實踐指導性。同樣可以看出，這三塊內容隱含著一個先理論后實踐、先理解后嘗試、由淺入深、由學而作的序列。這就提示教學者們在比較文學的教學過程中，可以籍此作為基本的教學策略。本人在過去的近二十年中，就依循了這一內在邏輯，實施了“比較文學三步走”的具體教法，取得了出色的教學成效，這從大量學生在做畢業論文時選擇比較文學選題、不少學生考上“世界文學和比較專業”的碩士生中可以得到有效的應證。

“比較文學三步走教法”具體是這樣實施的（以開課一個學期，三十六課時設計）：

第一步，由教師課堂教授相關比較文學原理。教師在一個學期的近一半課時中，依次分別講解“比較文學的定義”和“比較文學的歷史”，使學生明了為什么會出現這樣一個學科，這個學科對于文學研究和傳播有什么獨特價值，它的研究對象和范圍是怎么界定的，如何理解比較文學的內涵，它的學科發展歷程是怎么樣的，等等。具體進度如下：

比較文學的緣起一課時

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和范疇一課時

比較文學研究的目的一課時

比較文學研究的意義和價值一課時

比較文學的學科特征和定義一課時

幾個與比較文學相關的概念的厘清一課時

從事比較文學研究要注意的幾個問題一課時

――上述為“比較文學的定義”的內容

外國比較文學學科的史前史二課時

外國比較文學的學科史三課時

中國比較文學的淵源一個課時

中國比較文學在近現代的發展二個課時

新時期中國比較文學研究一個課時

目前世界比較文學研究的現狀一個課時

――上述為“比較文學的歷史”的內容

第二步，組織學生討論。在第一步的上課過程中，教師有意識地開出書單，要求學生在聽講之后能及時的研讀相關著作，一方面是加深和鞏固教師所教的內容，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要學生啟動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對相關問題有進一步的認識和理解，同時作出自己的判斷。在完成了這一步后就可以進入下一步，那就是分組討論。我試把學生按話題分成三組，一是“比較文學學科有何獨特價值？”，意在讓學生通過討論確認這門學科的獨特價值，以否決有些人的“比較文學無用論”和“比較文學虛無論”。二是“中外比較文學研究中有哪些重要成就？”，意在讓學生了解其間出現的重要學派和研究專家及成果，引導學生趨向這些名家，進而得以學習和借鑒。三是“比較文學的發展方向何在？”，意在引導學生考慮比較文學的學科建設。在分組時，每組學生一般在15人左右，由小組長主持討論，由副組長負責記錄。大家暢所欲言，可以辯論，教師適時參與其中，或引導或交代或總結或設疑或商榷，以活躍學生心智激發興趣為主要目的。這個步驟用四個課時來完成。

第三步，教師課堂教授加范例解析與學生研讀名著名篇加嘗試寫作相結合。這里的教師課堂講解加范例解析，主要是就“比較文學研究的策略”這部分內容而言。首先是由教師在課堂上具體講解五種比較文學研究策略，包括平行研究、影響研究、闡發研究、接受研究和跨學科研究各自的內涵、研究方法、研究步驟和要注意的問題等，然后是在講清楚這些內容后，分別選取五種研究策略的已有的一項研究成果作為范例，借助于現代教學技術，在大屏幕上予以展示分析。比如平行研究，選取秦家琪的《阿Q與堂吉訶德的比較研究》予以解析，這文章是怎么寫的，起頭寫了什么，然后分幾個部分比較了這二個人物形象，有什么樣的異同，為什么會有這些異同，最后研究者得出了什么的結論，從而使得學生對平行研究當如何進行，怎么寫平行研究方面的論文有深切的體會和感知。又比如談論接受研究，選取季羨林的《印度文學在中國》，梳理出該文章的思路脈絡，然后依次去發現作者是如何對印度文學在中國的古代直至現代的傳播影響進行了追本溯源式的研究，其中有哪些真知灼見。又比如跨學科研究，選取劉小楓的《詩化哲學》來進行解剖，先瞧該書的目錄，看該著作是如何謀篇布局的，分幾章從幾個方面對文學藝術進行了跨學科的貫通研究，有哪些啟人心智的見解。這樣，依次對五種比較文學的研究策略運用得較好的五種成果進行典型解示，就讓學生在既得理論精髓的同時，得到真實成果的照應，既有利于消化接受，也會起到一定的“模范效應”。這是第三步的第一階段，約用九個課時。在完成了第一階段的工作后，就要進入第二階段（約用四個課時），那就是帶學生進入圖書館或資料室，讓大家去查找相應的研究成果，寫成讀書報告。讀書報告要求體現出如下內容：

成果名稱

研究者姓名

出版社或刊物

研究類型（判斷清楚該成果為五種研究類型中的哪一種）

文章的思路（還原出該成果的寫作提綱）

評價（對該成果的成功和不足之處作出評點）

這個第二階段工作是要體現學以致用，要提示學生能判斷出哪項成果具體運用了哪種比較文學研究策略，從而能得到洇滲和影響。

最后進入第三階段（約用二個課時），那就是對學生的讀書報告進行點評，選取其中寫得比較好的，作出重點點評。然后提供相應的選題，供學生選擇，進行嘗試性的研究性寫作。這個寫作可以是獨立完成，也可以是一到三個學生合作完成。一個月后上交作業。以檢測學生學習“比較文學研究策略”后的成效，同時也提高學生的研究能力。

最后，該門課的綜合成績由三部分組成：討論及討論稿，占百分之二十，讀書報告占百分之三十，比較文學研究論文（作業）占百分之五十。

篇（4）

先說治學理念。明照先生曾師從著名學者郭紹虞深入研究《文心雕龍》，出版《文心雕龍校注》、《文心雕龍校注拾遺》等著述，被譽為“龍學泰斗”。綜觀先生的學術歷程，其學術上的最大的成就是校注和研究《文心雕龍》，其爬羅剔抉、考辨源流之細致，其考證辯駁、辨章學術之嚴謹，足以堪當今人治學之典范。無論在資料搜集、文本校勘，還是理論研究、體系建構上，他都能獨樹一幟。這種嚴謹、務實、求真的精神，影響著包括我在內的眾多學人。我在做博士論文選題時曾打算以《文心雕龍》為研究對象，但先生說龍學研究佼佼者眾多，建議我將中國古代文論與西方文學理論進行比較分析，開辟新的古代文論研究路徑。于是，在先生的指導下，我寫出了中國第一部以“比較詩學”命名的專著《中西比較文學》。此時恰逢20世紀80年代，中國學者積極復興中國的比較文學學科，從此，我便走向了比較文學的研究領域。

再說人格熏陶。在一般人看來，先生對學問研究是嚴厲而苛刻的，對學術是敬畏而真誠的，對學生是高標準和嚴要求的其實，從內心來講，先生待人是極其和藹而坦蕩的，而待己則是嚴格而嚴厲。每次和先生談完話后，心中總會充滿溫暖和激情。先生已經真正達到學術即生活，生活即學術的物我兩忘的逍遙境界。總之，無論是治學的嚴格，還是人格的熏陶，楊先生都在學生的心靈中都樹立了～塊值得崇敬而難忘的豐碑。如啟功先生在《祭楊公明照》中所言，可謂“后學仰止，千載留聲”。先生雖已離我們遠去，但先生的高尚遺風永遠與我們同在。這讓我又想起先生那瑯瑯的川音，那飄飄的白須，那激情的手勢，那親切的笑容，仿佛他又回到我們身邊。

涂：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知識界掀起了一股經久不息的“讀經熱”，包括《文心雕龍》在內的傳統文化成為大眾消費的對象。您對此有何看法呢?國內出現“讀經熱”的原因有哪些呢?

曹：所謂“讀經熱”，又可稱為“國學熱”。“讀經熱”在1990年代中國知識界的出現和興起，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是繼“五四”之后的又一次文化轉折。這其中的原因大概有三：

第一，對待傳統的偏激態度和過激行為。中國知識界曾有人對傳統文化持負面看法，認為傳統文化是中國被動挨打的“禍根”，是實現現代化的“絆腳石”，不打倒傳統文化，中國就不能進入現代，就不能繁榮富強。然而，拋棄傳統文化的結果不僅沒有達到我們當時的且的，反而使我們失去了文化之根，由此導致很多嚴重的后果。

第二，當代文化的失語與混亂。由于我們都對傳統文化不熟悉，這就造成了我們文化上的“失語”時代，造成了當代中國文化創新能力的衰減。所謂”失語”，其根本的害處就是缺乏創新力，缺乏自主刨新性。不了解中國傳統文化，讀不懂中國古代典籍，必然會形成“失語”現象，這是值得我們警惕和深思的。

第三，中國文化的空心化趨向。在整個文化發展上，中國沒有形成自己的特點，我們整個文化出現了一種”空心化”的趨向。當代中國人缺少類似于西方的“詩意棲息”的文化家園感，當下缺少精神文明的核心理念，缺少有民族特色又適合當代人的文化思想支柱，”文化失語”，學術缺乏刨新性等現象也都與此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

簡言之，從本質上講，讀經旨在創新。讀經不是我們的目的，一如學習西方也不是我們的目的一樣：讀經只是一個手段和方式，正如借鑒西方目的在于從中得到啟發。今天中國需要創新，而要創新，就應尊重、學習中國文化經典和西方文化經典，并從中得到啟發和教益。

涂：毫元疑問，中國古代文論與古代典籍對當代文化建設和語文教育有著重要的意義和價值，但中國古代文論在當下的命運并不盡如意，甚至令人堪憂。那么，我們應該怎樣才能重建中國文論話語呢?

曹：中國古代文論與典籍對中國當代文化建設功在當代，利在千秋，對當下的語文教學同樣有著無法抹滅的價值。重建中國文論話語，要“立足異質，融會古今”。在對“重建中國文論話語“命題的積極回應中，學術界開始注意和重視中國傳統的根本學術話語規則，有許多學者則開始致力于對中國古代文論話語的清理。

對于如何重建當代中國文論話語的命題，學術界的討論大致經過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的討論，主要關注“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問題。所謂重建中國文論話語體系，是立足于中國人當代的現實生存樣態，潛沉于中國五千年生生不息的文化內蘊，復興中華民族精神，在堅實的民族文化地基上，吸納古今中外人類文明的成果，融匯中西，從而建立起真正能夠成為當代中國人生存狀態和文學藝術現象的學術表達、并能對其產生影響的、能有效運作的文學理論話語體系。第二個階段的討論，則主要集中于研究“西方文論的中國化”和“中國文論的中國化”問題。但中國文論因為沒有自己堅實的話語資源，事實上又處于再次“失語”的狀態。故應依據中國傳統固有的主要文化規則，在“異質性”原則上走“古今融會”與“中西化合”之路，通過中國古代文論的中國化最終實現中國當代文論話語的重建。

為了實現這一設想，對傳統話語的發掘整理，并使之進行現代化轉型的工作，將成為重建過程中至關重要的一環。我們現在所采取的具體途徑和方法是首先進行傳統話語的發掘整理，使中國傳統話語的言說方式和文化精神得以彰明然后使之在當代的對話運用中實現其現代化的轉型，最后在廣取博收中實現話語的重建。

涂：就文學理論而言，當下中國學界大致呈現出兩種趨向：其一，普遍表現出對西方文論的偏好，而對中國古代文論則相對漠視，表現出典型的“失語癥”：其二，普遍將中國文論和文學現象當作西方文論的注解，用西方文論來解釋和分析中國文學，為中國文學界把脈問診，即所謂的“西體中用”的變體延續。您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何在?

曹：的確，當下中國學界大致表現出“失語癥”和“西體中用”的趨向。自我于1996年提出中國文論“失語癥”以來，學術界就圍繞

此問題展開熱烈討論、學理論爭和哲理思考。贊成的、反對的都不少，我之所以提出“失語癥“，主要是針對學術界的學術研究。

所謂“失語”，是說在中西知識的整體切換中我們丟失了自己的知識方式。一方面，我們堅信，只有現代西學質態的知識才是唯一的知識。20世紀，新知識之所以能夠全面取代舊知識，是因為我們相信分析性質態的西學知識才是科學。舊知識被取代，是因為這種知識質態不行了，它在知識的質量和形態上都不科學。不行的不只是舊知識中某些觀念過時，而是這樣的知識本身。如果要以分析性質態為標志的科學知識為唯一的或標準的詩學知識，那中國人的命運只能是“失語”、“無語”，甚至“啞語”。

另一方面，經由一個世紀的演化，移植的知識已成為我們的新傳統。我們被這樣的新傳統灌養成人，我們整個的知識立場和視野已全面系統地置身于現代西學的知識譜系中；我們對詩、對藝術、對事物，對一切可以用知識的方式來研究和理解的對象，都是用西學的知識原則和理論邏輯來處理的。如此一來，一、中國傳統的詩學知識從現代中國的知識系統中逐漸疏離出去，成為“他者”。傳統詩學由此而顯得不科學，“模糊”、“含混”、“不清晰”、“不準確”、“無系統性”，成為異質性知識。與此同時，由于我們是用西學的知識原則和理論邏輯來理解傳統，使得“研究”傳統實質上就是將傳統知識向現代西學知識質態同質化歸，無論是闡釋、分析還是評價，都是將傳統知識“轉譯”為現代知識。

涂：您在1990年代末提出中國文論“失語癥”的重要命題，可謂切中肯綮。經過十多年的探討、研究和沉淀，您認為當下中國學界是否已經擺脫了“失語癥”狀態?我們應該如何才能改變這種面對西方文論的失語狀態呢?

曹：所謂”失語”并非指現當代文論沒有一套話語規則，而是指沒有一套自己的話語規則。值得注意的是，問題在于“何以失語“，“失什么語”。“失語癥”與傳統文化的失落有著必然聯系。我們對傳統文化隔膜了，當代學生甚至很多學者都不讀經典，而經典就是決定話語規則的基本東西。我提出“失語癥”已有十多年了，直到現在這個問題還在爭論。應該說這種爭論是有益的，但有一點必須弄清楚，“話語”的實質是一種規則。這種規則是怎么形成的?它是在我們的經典中形成的。中國古代文論中有一個基本的“話語”，即“言”和“意”的關系問題。語言不能窮盡意義，這是我們的話語規則，與西方“邏各斯中心主義”的話語規則大不相同。

中國文論的“失語癥”、傳統詩學的“異質化”、古代文論的現代化等現象，都是中西詩學知識譜系全面切換的整體綜合癥。其背后，是中國現代知識建構所面臨的在某種意義上比西方更為深重的現代性危機。就知識建構而言，一方面，中國現代知識體系秉承了西方現代知識建構的固有危機；另一方面，植八的現代性又極為深重地導致了移植知識系統與本土生活世界的緊張和疏離。詩學的話語危機和與西方對話的立場危機，不過是其表征。在對中國的現代性危機進行反省和調整的時候，除繼續引進西方資源外，我們實際上只剩下中國傳統的詩學資源。中國傳統詩學的價值，不在于可以用來確證現代詩學知識的正確性，而在于可以據之從另一個“異質知識”的立場和視角來反省和調整現代詩學作為一種詩學知識形態的偏差。因此，對傳統的詩學資源，我們必須在保有其異質性的前提下進行利用，要防止在對異質性的研究中將異質性篡改為同質性!。

涂：作為世界比較文學界的知名學者，您不僅撰寫出《中西比較詩學》、《中外比較文論史》、《比較文學史》、 《比較文學新開拓》、《中外文學跨文化比較》、 《比較文學論》、 《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研究》、 《世界文學發展比較史》、《比較文學學》、《比較文學教程》等煌煌巨著，也親身見證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的復蘇和發展。您認為三十年來中國比較文學的成就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曹：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的發展可謂蓬勃迅猛，成就斐然，有目共睹。進入21世紀，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的發展則更上層樓，新論迭出，佳作頻現。關于這一點，通過我和王向遠教授主編的《中國比較文學年鑒?2006―2007》和《中國比較文學年鑒?2008》即可管窺一斑。“比較文學中國學派”既是近三十年來中國比較文學發展的成就，也是最具有爭議性的話題，更是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研究最有創新性的表現。

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發展脈絡大致可以歸納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78年到1987年，為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開創與奠基的階段，在這一階段，中國學界主要關心研究方法、學科體系、研究邊界等學科內部建設問題。第二階段從1988年到1997年，為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基本理論特征及方法體系的建構階段：在這一階段，中國學界主要關注如何以其特色加入到全球化的文化交流中去。第三階段從1998年至今，為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研究繼續向前推進發展的階段：在這一階段，中國學界以自己的貢獻積極推進著全球性普世理論的建構。

涂：的確，我們從您的等身著書中，也可以強烈地感受到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的厚重成果。依您之見，中國學界的比較文學研究存在著哪些不足呢?換句話說，在比較文學研究中我們應該注意哪些問題呢?

曹：中國學界的比較文學研究還存在一系列問題，亟需引起學界重視。在比較文學研究中應該注意的問題大致有三 第一，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方法論體系還沒有完全成熟。孫景堯、嚴紹鎏、徐京安、葉舒憲、劉獻彪、劉介民等大陸學者，李達三、古添洪、陳鵬翔、張漢良、蘇其康、黃美序等港臺學者都曾深入探討過此問題。第二，比較文學的理論創新力尚待提升。比較文學在中國是一個年輕而蓬勃發展的學科，深深植根于中國深厚博大的文化之中，照搬西方的比較文學理論是遠遠不夠的，也是行不通的。第三，比較詩學研究有待深入。在這種背景之下，以跨文明和變異學為基礎的比較文學學科新理論，將彌補歐美比較文學學科理論之不足，推動全世界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建設，有益于促進世界多元文化的發展。

涂：比較文學不僅僅具有天然的比較意識、比較思維和比較方法，而且跨越不同民族、國家、語言和學科。這樣一來，比較文學對學習者提出相對較高的要求。那么，優秀的比較文學研究者應該大致具備怎樣的素質呢?

曹：比較是構成學識、獲取知識和學術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也是學術創新的基本元素之一。作為國際人文學科顯學之一的新興學科，比較文學已走過了一百多年的歷程。如今，它在全世界的影響目益擴大，歐美國家的許多大學早有了十分正規的比較文學系，北京大

學、四川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南京大學等許多著名高校，也先后成立了比較文學研究所或比較文學系，這一切，表明了這門學科在20和21世紀的勃勃生機。

在這種宏觀態勢和學科背景下，一名優秀的比較文學研究者，必須比其他人文學科具備更高的知識要求和素質。這要求學習者有獻身學術研究的勇氣，有甘于坐冷板凳的耐心，一如錢鍾書先生所言：“大抵學問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朝市之顯學，必成俗學”。同時，研究者還應具備多樣化和多元化的人文通識，深厚扎實的專業知識，同時能夠熟練掌握和應用一門以上的外語。

涂：這對比較文學研究者來說，的確是很大的挑戰，需要沉潛學習多年才有可能達到。據我所知，您曾經編過《大學語文》、《中華文化》等普適性教材，對大學教育和人才培養充滿7令人敬仰的熱忱感、使命感和責任感。您認為當代大學生應該具備怎樣的文化知識和人文素養，才能成為高素質人才呢?

曹：大學人才培養的目標并非是把每個學生都培養成學者或作家，而是在通識教育背景下培養學生的求真務實、嚴謹認真的“學者精神”，在專業學習基礎上培養學生善于發現問題、提出問題、解決問題、歸納問題的“學者素質”。前者――學者精神，呼應著大學生應具備的人文素養：后者――對應著當代大學生應該具備的綜合能力；二者的密切結合構成一個合格而優秀的大學生素質。因此，我們應該培養基礎牢、多層次、寬口徑的通識人才：同時，要防止無邊的寬泛，既不能搞成文、史、哲再加經、管、法，輔以理、工、農的平均主義，也不能是不論專業立足點的大雜燴。理想目標應當先博后專，太寬泛了不行。在博與專的問題上，重點應注意培養學生素質，高素質的學生應當知識博雅寬廣，基礎扎實。有的高校為了讓學生畢業后好找飯碗，增加了許多實用的課程，這種素質培養和能力提升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因此而沖擊了基礎課程。就中文系學生而言，中文學科是基礎學科、人文學科，應當首先立足于人文素質教育，其次才是研究能力提升。我很樂觀地相信，兼具學者精神和學者素質的高素質的中文學科學生，不但適應工作面廣，動手能力強，思維靈活，而且在工作崗位上更有后勁，更有發現問題，于問題中成長的潛力。

篇（5）

隨著知識經濟的出現，教育國際化趨勢日益顯著，培養具有高學歷的小學教師、優化教師隊伍建設已成為基礎教育改革與社會發展的迫切需要。為了適應社會發展和改革的需要，基礎教育不斷得到探索與實踐，其中把小學教育專業納入高師教育體系中的一個新專業是很有建設意義的。而小學語文專業作為小教專業的一個分類，既有小教專業的共性，也有其特殊性，即工具性、人文性和基礎性三者為一體。因此，小學語文專業課程落實的程度直接決定著教育成果價值的高低，接下來就本專業課程設置的感受提出自己的見解。

一、小學語文教育本科專業在課程設置中存在的問題

1.培養目標的多元與錯位

小學語文教育本科專業的培養目標在各個高校中集中體現多元化的取向，又因語文學科的豐富性和經驗性，其多元取向更為突出。表現為：學校希望我們既是專才，又是通才；既是教師，又是管理者；既是專業能手，又是科研專家。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大家認可該專業培養的人才是多項全能人才。毋庸置疑，這其中應然狀態的主觀意圖是好的，可實際效果往往是不易落實的，小學語文教師“多面手”雖是普遍的共識，可僅僅靠大學四年的時間是完成不了的，學院課程設置五花八門，可如果每一門都淺嘗而止、泛泛而學，毫無重心，最終的結果可能是什么實質性的東西也沒學到。其專業目標培養的錯位就在職業與崗位的混淆中就能體現出來。教師是一種職業，而管理者、校長體現的是崗位，是在從事教育工作中成長出來的。就如同沒有出現過總統、總理專業一樣，小學教育本科專業培養目標應避免拔高、懸空，應注重基礎素質和技能培養，立足于培養適合地方教育發展、合格而優秀的一線教師。

2.課程設置中的二元對立

小學語文課程設置的二元對立集中反映在課程設置模式和課程設置結構方面。課程設置模式主要有分科和綜合兩個方面，課程設置結構存在學科專業課程和教師教育課程的分歧，相對應地，分科設置模式趨向學科專業課程，綜合課程模式趨向教師教育課程、多學科專業課程的融合。比如，我們學院開設了文學概論、比較文學、中外教育簡史、小教語文教材分析、數學實驗等課程，可以看出有些雜亂，這樣的實踐結果卻是趨向于教師教育課程的，淡化了自己的專業；而趨向學科專業課程的，遠遠不如中文系、教科院等專業培養的質量，不論是在課時的多少還是在學習的深度上都遠遠達不到中文等專業的水平。由此也導致了學生繼續考研深造和就業的沖突，因為課程的設置既不利于學生考研，就業所要求基本的教師素質也有欠缺，因此，許多學生迷失在專業定位的十字路口陷入兩難抉擇。

3.課程設置在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水平上游移

從高等教育視角來看，同教育學專業和其他專業相比，小學教育本科的學術性水平和學術標準要求與大學本科專業學術水平的要求產生了較大的距離，而小學語文這樣一個基礎性的學科，其學術開發的潛力與目前的學術研究形成了矛盾，因此配套的小學語文教材不明確、不細化，處在一個學術性與實踐性的尷尬境地，造成學生在知識結構和體系方面的缺陷。專業培養目標游移在學術性和實踐性的天平上，導致了課程設置在學術性和實踐性上的游移，這對我們專業的建設和自身發展是一個挑戰。在小學語文教育培養計劃中，教育見習和實習是8～10學時，對師范性的體現是不夠的，而教育類課程的開設，如，中外教育簡史、兒童發展與心理學等，又無法與教育學專業相比，只是淺淺而學。同時部分內容在課程中重復出現，如，德育的內容在教育學、教育史和教育心理學、小學教育學上反復出現，這不僅造成資源浪費，也在某種程度上表明了小教專業基本學科知識范圍的一種泛化，缺乏對教材的系統整合。當然，社會與時代的發展對小學教師的整體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小學教師不僅僅是知識的傳授者，也是與學生共同成長的個體，并且在課程研制、教學研究、文化創造等方面將肩負著越來越多的職責。但高等教育該如何培養這樣的人才是未來教育工作者應該思考的一點。

二、小學語文教育本科專業課程設置的對策建議

1.明確課程設置的基本取向，處理好基本取向與多元取向的關系

小學語文教育本科專業的課程設置的基本取向是培養高素質的小學語文教師。課程的設置必須反映小學語文教師思維素質要求、小學生發展的要求和語文學科自身的要求。有些基本教育理論課一定要學扎實，只有形成正確的教育理念，把握和了解教育規律才能獲得更高的教學技能，才能從事更高層次的教學學術活動。鑒于小學語文學科的特殊性并且絕大多數小學語文老師又肩負班主任的工作，課程設置也應該相應地體現此類工作的需求，培養未來語文老師的組織、管理、協調班級的能力以及與學生溝通的能力，為將來造就小學語文教師專家、優秀校長奠定基礎。但是課程的實施還需要有相匹配的教材，因此，加快和完善小學語文本科教材的開發也是十分重要的。

2.妥善安排課程設置的順序，提高課程的質量

課程的編排內容不僅遵循其本身的邏輯體系，還應符合學生的認知發展的心理規律，使學科的知識結構與學生的認知結構相匹配。小學語文專業本身就是一個邏輯性、系統性很強的學科，例如，語文教學中的拼音、識字寫字、閱讀與習作、口語交際等在小學不同階段的要求是不一樣的，整體呈螺旋上升的趨勢。同樣的，小學語文本科專業的課程安排也應謹慎，例如，先給學生開設中外比較文學課，再開設外國文學課，只會讓學生一時感到知識體系脫節和混亂，也打亂了原有的知識結構和體系。針對部分內容在不同課程中的反復出現，教育主管部門及開設此專業的高校，應深入小學教育一線與教師共同研發具有針對性的、反映小學生發展規律的小學語文教育課程。

3.采取“走出去”“引進來”的方式，加強教育實驗課程

小學語文教育實驗課程包括教育見習、實習、研習、課程實驗、調查、論文撰寫等。生活中處處有語文，我們應留心觀察生活中的案例現象，同時爭取更多的機會深入教育的第一線，親身體驗和感受小學語文教育的教學活動，把理論和實踐活動結合起來再生成自己獨特的見解。專業教師也應該積極參與小學語文教育課題的研究，指導小學語文教育改革，如，學校和社會能為本專業與當地小學之間的溝通和交流營造一個良好的環境氛圍。同時，要適當聘請一線小學教師擔任部分課程的教學工作，例如，小學語文課程與教學，或定期讓他們來校做報告。

4.滿足基本需求的同時，注重學生的個性化發展

篇（6）

中圖分類號：I206.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1-862X（2013）02-0165-006

當代社會是一個強調對話的社會。在對話成為時代主潮的背景下，中西比較詩學的基點也一躍從“比較”轉向了“對話”，走向對話成為中西比較詩學發展的必由之路。而中西詩學對話在大大拓展了中西詩學比較研究的視野及思路的同時，自身也面臨著一系列的理論和現實問題。走向對話的中西比較詩學由此成為比較學界令人矚目的焦點。

一、中西詩學對話的緣起

中西詩學對話既是近代以來中西文化碰撞下的時代產物，同時也是詩學自身領域內中西兩大詩學體系互為“他者”、反省自我的必然結果。

首先是中國傳統詩學在西方詩學沖擊下凸現出的“現代轉型”使然。中國傳統詩學是在自身文化系統內生發的一套詩學體系，無論是在內在的文化底蘊還是外在的理論表述上都迥異于西方詩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傳統詩學一直受到中國學人的珍視。然而，進入近代社會以后，隨著近代中國社會的急遽變化，中國傳統詩學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質疑。這種情況的出現是與當時整個時代氛圍密切相關的。19世紀中葉后，古老的中華封建帝國一下子從四方仰慕的天朝大國淪落為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救亡圖存成為近代中國社會的時代主題。當時一批具有先進意識的先覺者已經清醒地認識到，中西方的巨大落差不僅體現于政治、經濟、軍事層面，同時也體現于思想文化層面。1894—1895年中日的失敗和的流產更讓他們痛楚地意識到，僅僅依靠軍事上的“船堅炮利”和政治上自上而下的社會改良不可能挽救中國，唯有借助思想文化的啟蒙，發動民眾，實現近代中國自下而上的社會變革。由于中國舊有的文化傳統長期陷于自我封閉之中，已不可能自主生發出時代迫切需要的近代思想意識，人們只好“別求新聲于異邦”，向西方尋求先進的思想文化真理。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文化就此走向“全盤西化”的道路，這一方面是由于先覺者們浸染于中國傳統文化太深，在感情上對她難以割舍，另一方面他們在引介西方文化之時已理智地察覺到了它的不足。因此，他們引入西方文化并不是用它來替代中國的傳統文化，而是要借助西方文化的參照，實現中國傳統文化的近現代轉型。中國傳統詩學即是在上述歷史背景下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自身的現代轉型的。早在1905年王國維在《論近年之學術界》一文中，在肯定了西洋新學語的輸入對于轉型中國傳統詩學的必要性的同時，也分析指出，中西學術話語各有其片面性，不能盲目認定西方的學術方式就是絕對地好，應該借鑒西洋文學批評的長處來補足中國傳統文學批評的不足。進入20世紀30至40年代，隨著中西詩學比較研究的深入，以朱光潛、錢鐘書為代表的中國比較學者更加注意到在中西詩學的融通中“轉型”中國傳統詩學，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實績。建國后，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中國傳統詩學的現代轉型被迫中斷，中國的文學理論一古腦兒地倒向了蘇俄文論。改革開放后，隨著西方現當代文化的大量涌入，中國文論又一邊倒向了西方現當代文論。于是，當人們冷靜地審視當代中國文論的現況時，有關中國傳統詩學現代轉型的呼聲再次在中華大地上空響起。回顧中國文論近百年間經歷過的風風雨雨，實現中國傳統詩學的現代轉型可謂是一個世紀性的主題，尋求與西方詩學的對話就成了中國傳統詩學實現自身現代轉型的必然抉擇。

其次是西方比較詩學界對于包括中國傳統詩學在內的東方文化視野的吸納使然。美國學者厄爾·邁納（Earl Miner）在其《比較詩學：文學理論的跨文化研究札記》一書中，令人信服地指出：東西方的原創型詩學體系都是在各自的文化系統中產生的，“跨文化”是比較詩學的最根本性的特征。[1]眾所周知，西方奠基于亞里士多德（Aristotle）《詩學》之上的理論體系，盡管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域內的表述方式上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差異，但從根本上講，它們是屬于同一個西方文化圈內的詩學體系。相比之下，中國傳統詩學則完全屬于另一個與西方文化幾無直接關聯的異質文化圈。巨大的文化差異過去曾使不少西方學者對中西詩學比較的可行性感到難以想象。然而，比較詩學的“跨文化”特征決定了比較詩學必須有勇氣去跨越不同的文化圈子，否則，比較詩學很難名副其實。而且，中西詩學間的巨大差異固然給中西比較詩學在整體研究上帶來了很大的困難，但它同時也為比較詩學研究走向深化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契機，因為完全“非西方化”的中國傳統詩學不僅為西方詩學提供了一面反視自我的“鏡子”，而且更為難得的是，在許多方面中國傳統詩學都與西方詩學有著一種令人瞠目的互補性。顯然，缺少中國傳統詩學的參照，西方詩學無法奢談所謂的一般文學理論。正是從這個意義出發，美國華裔學者劉若愚一生孜孜不倦地從事著向西方學界介紹中國傳統詩學的“鋪路”工作，得到了西方比較學界一些有識之士的贊賞與首肯。美國學者紀廉（Guillen）曾贊同地表示：“在某一層意義說來，東西比較文學研究是，或應該是這么多年來（西方）的比較文學研究所準備達致的，只有當兩大系統的詩歌互相認識、互相關照，一般文學中理論的大爭端始可以全面處理。”[2]25而邁納基于東西方文化視野的比較詩學研究也是得益于劉若愚的啟發。不過，更能體現西方比較學界態度轉變的當屬烏爾利希·維斯坦因（Ulrich Weisstein）。美國學者維斯坦因一向以治學嚴謹、持論公允為國際比較學界稱道，他早年撰寫的《比較文學與文學理論》一書被公認為關于比較文學的權威性著作，然而就是在這本書里，他對東西方跨文化間的比較研究持懷疑與否定的態度， 但隨著西方比較學界對于東方特別是中國的日益關注，他對自己的上述觀點作了反省，對未能在過去看到東西方文學比較研究的必要性感到后悔。通過與中國同行們的交流，他提出了“絕對的平行”的觀念，對那種沒有事實聯系的，非歷史的跨文化的比較研究持肯定態度。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認識到與包括中國詩學在內的東方詩學體系進行對話的必要性。可以說，西方學者掀起的一輪又一輪的與東方詩學對話的熱潮，既得益于西方比較詩學界對東方視野的拓展，同時也是比較詩學渴望走向深化的歷史必然。

總之，正是相互間的“互見”及借鑒的需要使得中西詩學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對話之途。不過，透過以上的分析，我們也清楚地看到，由于中西方所面臨的對話語境存在著明顯的分野，兩者對于對話的期望是不盡相同的。對于中國詩學而言，對話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實現中國傳統詩學的現代轉型，以此來推進當代文藝學的建設，誠如、童慶炳在《中西比較詩學體系·序言》所表述的：“中西比較詩學正意味著一種返回原初詩意根基的舉動。中國詩學與西方詩學相比較，固然要尋求二者的共通性與差異性，但根本目的并不在此。這個比較本身并不基于一個無所不在的視點，而只能是基于中國詩學的前景這一特定視點。這一特定視點是由我們的‘成見’。我們總是基于自己的‘成見’，從自己的‘成見’出發，超乎‘成見’而又返回‘成見’去比較的。中西詩學的比較，說到底為的是中國詩學的前景。而這種前景并不能憑空猜測，我們宜站在原初詩意根基上去眺望前景。所以奔向前景正意味著返回原初根基。因此，中國詩學是為解決自身問題，為擺脫自身困境而求助于中西比較詩學的，這種比較實際上就是對中國詩學自身的原初詩意根基的尋找。”[3]而對于西方詩學而言，對話的真正目的在于調整自身詩學體系的偏狹與不足，使之上升為一種更具普泛性及適用于更大范圍的共同詩學。毫無疑問，中西詩學在展開平等對話的同時，仍然存在著一個以誰為主的問題。我們決不應該將對話的主動權拱手相讓。這就要求我們在堅持與西方詩學對話中尋求傳統詩學現代轉型的同時，必須對西方式的“共通性”、“一致性”保持一種民族性的警覺。一旦背離了上述立場，將使我們在中西詩學對話中處于極其被動的地位。事實上，當前中西詩學對話中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已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我們正陷入中西詩學對話的“危機”之中。

二、中西詩學對話的危機

對話，已成為當今中國比較學界的一個熱門口號。應該說，走出自我封閉，主動尋求與西方詩學的對話，體現了中國比較學界可貴的自覺意識和令人稱道的國際眼光。但與此同時，我們在與西方詩學的對話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不容回避的問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我們究竟該如何來理解對話以及如何去實施對話，在這些方面，中國比較學界的應答顯然不夠盡如人意，由此引發的中西詩學對話“危機”在所難免。

首先是理論層面的危機。如前所述，中西詩學對話是在中國傳統詩學實現自身現代轉型的特定歷史語境下凸現的，這就決定了我們參與其中的中西詩學對話的終極目標必須是以實現中國傳統詩學現代轉型作為其最后的歸宿，然而占據中國比較學界的主導性意見卻是：中西詩學對話的目的在于相互間的“理解” 和“溝通”。不可否認，中西對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促進雙方“理解與溝通” 的作用，但是，對于中西比較詩學而言，“理解與溝通”絕不應是中西詩學對話的全部目的，甚至可以說不是主要目的，因為中西比較詩學的最終目的不在于達致相互間的交流與溝通，而是以實現自身詩學建構為終極指向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中西詩學對話作為一種深化中西比較詩學研究的手段，其最終目的必定是服從于中西比較詩學的最終目標的，因此，中西詩學對話的最終目的并不止于和西方詩學尋求“理解與溝通”，而是要通過與西方詩學的平等對話，最終實現中國當代詩學的理論建構。關于這一點，錢中文曾正確地指出：“東西文化交流的目的，自然在于互通文化上有無，形成文化互補，但這不是目的的全部，而交流的深層意義還在于引入外國文化中的有用部分，用以激活本土文化，從而進入創新，推動整個文化的發展”。[4]在他看來，不唯文化對話是這樣，東西方文學理論的對話也是如此，所以，他把中西文學理論的對話概括為“誤差、激活、融化與創新”。令人遺憾的是，由于人們幾乎眾口一詞地把“對話”偏解為“理解與溝通”，鐘中文的上述主張一直未能引起中國比較學界應有的重視，其中的緣由的確引人深思。多年來，中國比較學界一直熱心倡導中西詩學對話，這個大方向無疑是正確的。不應否認人類之間存在著“一致”與“共通”之處，但一致性與共通性的獲得絕不能是以犧牲民族性、差異性為代價的。因此，中西詩學對話的當務之急不是“總結不同文化體系長期積累的豐富經驗，從不同語境，通過對話來解決人類在文學方面的共同問題”，而是恢復對話的應有之義，向各種形式的話語“獨白”宣戰，在多元對話格局中實現中國傳統詩學的現代轉型。由于中國比較學界一味強調中西詩學對話的一致性、交流性，而有意無意地忽視中西詩學之間的差異性和對話的建構性，使得我們未能真正置身于中西詩學的對話當中，中國詩學更多地是充當了被西方詩學闡發、說明的角色。

其次是實踐層面的危機。這是理論層面的危機在實踐層面的直接延續。由于中國比較學界把中西詩學對話偏解為“跨文化的理解與溝通”，于是，在尋求中西詩學對話的具體路徑上，除了強調中西詩學間的相互譯介外，尤其重視中西詩學間的雙向“闡發”。作為由中國學者首創的研究方法，闡發研究一直被視作與影響研究、平行研究相并列的一種基本的比較文學方法論。[5]189 進入20世紀90年代，它又引人注目地同中西詩學對話聯系在一起。中國比較學界樂觀地認為：“‘闡發研究’是一種‘開辟道路’式的研究，好比戰場上的先頭部隊，擔負著開辟道路、掃清障礙等任務，為后續部隊打開一條前進的通道。闡發研究正是使中國文學真正介入國際性文學交流與對話，尋求中西融匯通道的最佳突破口，它創造了從術語、范疇到觀點和理論模式等多方面的溝通的條件，掃清了中西方相互理解的一些障礙，為中西比較文學開辟了一條前進的通道。”[6]204 在他們看來，闡發研究作為中西詩學實現對話的必由之路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但探究一下“闡發研究”的歷史流變及理論內涵，上述的結論遠非那么可靠。

事實上，早在20世紀初中國學者如王國維、吳宓、朱光潛等人已事實上開啟了援用西方文學理論來闡發中國文學及文論的先河。不過，“闡發法”作為一種特定的比較文學研究方法的正式提出卻是20世紀70年代以后的事。1976年，臺灣學者古添洪、陳慧樺在他們所編的《比較文學的墾拓在臺灣》一書的“序言”中大膽地把晚清以來中國學者“援用西方文學理論與方法并加以考驗、調整以用之于中國文學之研究”稱作是“比較文學中的中國派”[7]。三年后，古添洪在《中西比較文學：范疇、方法、精神的初探》一文中，明確地把援用西方文學理論從事中國文學及文論的研究命名為“闡發研究”。“闡發研究”提出后，立即遭致包括中國大陸學者在內的國際比較學界的一致批評。原因很簡單，因為“任何一國文學都不能沒有自己的民族傳統，不要說像我們中華民族這樣一個具有古老悠久文明的國家……完全以自己的民族文學的模式去衡量別的民族的文學不僅是不明智的，也是粗暴的……這反映了一種帝國主義的態度；反過來，完全要按別的民族文學的模式來衡量自己的文學也同樣是幼稚的、卑怯的，這反映了一種民族虛無主義的態度和奴化心理”[5]205。不過，大陸學者認為闡發研究的“癥結不在方法本身，而在于它的解釋者提出的界說是錯誤的，至少是不完全的” [5]206，認為闡發研究不應該是單向，而應該是雙向的，即相互的，“是不同民族文學的相互闡發、相互發明……特別是在理論（或曰詩學）的領域內，將不同民族的文學理論互相闡發，對于文學理論的建設有特殊的意義”[5]206。然而，盡管在理論表述上，大陸學者使闡發研究全面化、系統化了，但仍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闡發研究作為一種方法論自身存在的難以克服的理論缺憾。闡發研究，無論是單向的還是雙向或多向的闡發，究其實質“是指用外來的理論方法去闡明本土的文學創造，即以形成于一種文化系統中的文學理論批評模子去分析處理形成于另一文化系統中的文學現象”[8]，但問題是用形成于其一特定文化模子內的文學理論去“分析處理”另一文化模子內的文學與文論在方法論上是否合理？ “文化模子”是由美籍華裔學者葉維廉提出來的。在《東西方文學中“模子”的應用》一文里，他指出：人類所有的心智活動，不論其在創作上或是在學理的推演上以及其最終的決定和判斷，都有意無意地必以某一種“模子”為起點，“模子”是結構行為的一種力量，決定人的運思及行為方式。文化的含義更是人類結構行為的意思，由于文化因人而異，因而形成不同的文化模子并由此形成文學模式的差異。因此，在進行不同類型文化背景下的文學比較研究時，不應該用一方既定的文學“模子”硬套到另一文學之上，“模子”誤用將不可避免地產生歪曲及破壞性。[2]1單從方法論角度著眼，闡發研究是一種不折不扣的“模子”誤用。希望用闡發研究來為中西詩學對話“掃清障礙，開辟道路”的做法是不現實的。中西詩學對話必須尋找新的路徑。

三 走向語言闡釋之途

必須指出，理論及實踐層面的危機并非中西詩學對話危機的全部，甚至只能說是當前中西詩學對話危機的一些表征，另一種深層次的“危機”還遠遠沒有引起中國比較學界的足夠重視。仔細地審視我們有關中西詩學對話的討論，不難發現，盡管人們對中西詩學對話的現實性與可能性、對話的基礎、對話的意義及前景等問題發表了不少看法，甚至“話語”一詞也頻繁出現于專家們的論文中，但絕大多數的議論都無一例外地忽視了對話的語言性這一話題，而語言性恰恰是對話的根本性特征之一。其實，西方的對話理論都十分關注對話的語言性特征，甚至直接把對話理論稱作“普通語言學”或“超語言學”，就是要強調對話研究不能忽視語言視角的參與，因為它們“研究的都是同一個具體的，非常復雜而又多方面的現象——語言” [9]。毫無疑問，中西詩學對話的“危機”要從根本上予以消除，必須引入語言研究視角，借用德國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的話來說，就是“走向語言之途”。

對于比較詩學而言，語言問題從來沒有像今天這么重要過。盡管從一開始比較文學就被界定為一種“跨語言的文學研究”，但語言問題一直未能夠引起比較學界的足夠重視。自從比較文學法國學派的奠基人梵·弟根（Van Tieghem）把精通多種語言視作“比較文學家的必備之具”之后，盡可能多地通曉歐洲各國的語言就成了早期歐美比較學者們的一個共識。事實上，出于家庭背景或學術淵源上的原因，對于他們而言，同時掌握西歐幾個主要國家的語言如法語、英語、德語等幾乎沒有什么問題，即便是再多上一二門歐洲其他國家的語言也是常有的事。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當比較文學美國學派的勒內·韋勒克（Rene Wellek ）表示，包括比較文學在內的文學研究“不必考慮語言上的區別”時，也就絲毫不用奇怪了。可以說，歐美比較學者之所以如此忽視語言在比較詩學中的作用，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歐美諸國的語言間的親緣關系十分密切，同屬于一個統一的印歐語系，彼此之間沒有本質上的差異，因此他們不可能去關注比較詩學中的語言問題。然而，隨著中西比較詩學的展開，語言問題的重要性與尖銳性突出地顯現出來。反映在中西詩學對話中，首當其沖的就是中西詩學的話語問題。

話語無疑是困擾當今中西詩學對話的核心問題。中國比較學界曾就中西詩學對話中的話語問題展開過熱烈的討論，并達成下述共識：中西詩學對話如果完全采用西方的那一套話語，如果只用這套話語所構成的模式和規則來衡量和詮釋本土文化，那么大量最具本土特色和獨創性的活的文化就有可能因不符合這套話語的準則而被摒除在外。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用完全屬于本土的文化話語來和他種文化進行對話。在筆者看來，中西詩學對話不能完全采用西方詩學的一套話語，這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形成對話的最起碼條件是至少兩個聲音的存在，缺少中國自身詩學話語的參與，任何形式的中西詩學“對話”都不可能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對話”，只能是西方詩學話語變著法的“獨白”。至于“我們也不能用完全屬于本土的文化話語來和他種文化進行對話”的建議則有必要重新審視。試想中國詩學如果不用自身的詩學話語，那么我們該用什么詩學話語去與西方詩學對話呢？ 看來，問題出在對詩學話語的理解上。

從本質上講，“話語是指在一定文化傳統和社會歷史中形成的思維，言說的基本范疇和基本法則，是一種文化對自身的意義建構方式的基本設定。”[6]262 由于話語總是在具體的言說中才成其為話語的，因此，詩學話語在言說中必然具體呈現為一系列滲透著本民族文化精神的基本概念、范疇或術語，以及其特有的言說方式和意義生成方式。固然從整體上著眼，中西詩學對話是中西兩個詩學主體之間的對話，但在具體的對話過程中，中西詩學對話又必然表現為中西詩學話語間的對話，因為任何形式的對話都是必須借助于具體的話語才能得以實現的。正因此，任何關于中西詩學對話的考察都必須是基于中西詩學話語之上的研究。應該說，中國傳統詩學曾在自身的文化系統內形成了一套獨具本民族特色的詩學話語系統。然而，進入近代社會以來，隨著西方詩學話語的大量引入，中國傳統詩學話語系統受到了無情的沖擊。在西方詩學話語系統“條理明晰”、“義界分明”等“現代性”特征得到極力渲染的同時，中國傳統詩學話語體系卻被冠以“邏輯匱乏”、“概念含混”等惡名痛加貶斥，直至被徹底打入冷宮無人問津，最終導致當代中國詩學話語的“失語”。所謂“失語”，并非指當代中國詩學沒有一套詩學話語系統，而是“指她沒有一套自己的而非別人的話語規則。當文壇上到處流行的現實主義、浪漫主義、表現主義、唯美主義、象征、頹廢、感傷等等西方文論話語時，中國現代化文論就已經失落了自我。她并沒有一套屬于自己的獨特話語系統，而僅僅是承襲了西方文論的話語系統”[5]252。不可否認，與西方詩學話語相比，中國傳統詩學話語確實存在著諸如“條理欠明”、“義界不清”等方面的不足，但這并不能抹殺中國傳統詩學話語在直觀、形象、多義的詩意傳達中的過人之處，而這恰恰是講求義界分明、邏輯嚴整的西方詩學話語所無法比擬的。中西詩學話語可以說是各有短長、瑕瑜互見，并且體現出一種驚人的互補性，一方之所“長”，恰恰是對方之所“短”，這就為雙方的詩學話語對話提供了一個絕好的“契機”。從這個意義上講，當代中國詩學話語固然要在借鑒西方詩學話語的基礎上實現傳統詩學話語的現代轉型，與此同時，西方詩學話語也必須參照中國傳統詩學話語進行必要的自我調整。事實上，西方社會從20世紀初開始就已經注意到了自身話語的“危機”，貫穿于整個20世紀的“語言轉向”都可以視作西方人試圖調整自身話語的一種不懈的努力。至于西方人能否在自身語境內實現自我調整另當別論，但西方人已經確確實實地感受到了對自身話語進行調整的必要性。這也反過來警示我們，不要對西方詩學話語過分迷信，要對本民族的傳統詩學話語充滿信心。否則，在中西詩學的對話中，我們將不得不再一次面對中國詩學話語的“失語”的尷尬。

中西詩學對話無疑要在雙方詩學話語之間展開。既然中西詩學對話的深層次“危機”是對對話的語言性特征的忽視，那么破除“危機”的必然出路就在于突出對中西詩學話語的語言性分析。其實，早在寫作《語法與表現：中國古典詩與英美現代詩美學的匯通》、《語言與真理世界：中西美感基礎的生成》等文章中，葉維廉已經注意到了對中西詩學話語進行語言性探析的重要性。但由于他僅僅把語言視作思維的外在表現形式，故而他把中西語言的異質性完全歸結于中西思維的差異性。值得注意的是，持此觀點的遠非葉維廉一人，國內比較學界也通常把漢語言與印歐系語言的差異性歸因于中西思維模式的不同。應該說，從思維影響語言的角度說，語言是思維的表達工具本身無可厚非，但問題是語言從來就不僅僅只是一種表達思想的手段，同時也是人類認知世界的一種方式，這意味著人在運用語言表達思想的同時，語言從一開始就參與了思想的形成。因此，在事關語言與思維的關系內涵上，不應該僅僅糾纏于究竟誰決定誰之類的無謂之爭，而應該關注二者事實上存在的同構關系。明確了這一前提，我們才可能對與思維、語言密切相關的詩學問題進行深入的探析。比如人們在談及中西詩學的根本差異時，總是要歸結于中西思維方式上的差異，其推論過程通常是這樣的：中西詩學的差異取決于中西文化上的差異，中西文化的根本差異在于中西哲學的差異，而中西哲學的根本差異在于中西思維上的差異。關于中西思維的差異，人們又往往滿足于綜合性與分析性、模糊性與明晰性等諸如此類的描述性說明。由于缺少必要的學理性的證明，常常使得上述的結論與斷言充斥著太多的主觀性與隨意性，由此推演出的中西詩學的比較論斷的說服力可想而知。思維固然是看不見、摸不著的，但這并不意味著人們對于思維的認知只能是個體感悟式的。事實上，由于語言與思維存在著無可辯駁的同構關系，我們完全有可能借助對語言內在組織形式的剖析達到對人類思維模式的理性認知。我們突出對中西詩學話語的語言性特征的分析，其根本目的就是要闡明中西詩學差異的根本所在，并通過對中西詩學話語的分野、融合和轉換的揭示、歸納和總結，為中西詩學深層次的理論對話的展開創造必要的條件。由此，中西比較詩學研究將不可避免地告別慣常的文化或哲學比較模式，圍繞著中西詩學話語的分野、融合和轉換這一主軸，堅定地走向中西詩學的語言闡釋之途。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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