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城鎮化調查報告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農村城鎮化調查報告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一 研究背景

當前，我國城鎮化進程不斷加快，目前已處于加速發展期。在城鎮化進程中，我國失地農民的規模日益龐大，分布十分廣泛。盡管由于實際統計的困難，對截至目前我國失地農民人數的估計看法不一，但是一般認為至少已達6000萬左右。到2030年，我國失地農民將達到1.1億人。城鎮化在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由于失地農民利益訴求表達不暢和回應受阻引起的屢有發生。這不僅給社會治理帶來了相當大的挑戰，也在事實上對社會的和諧與穩定造成了一定的消極影響。要理性回應失地農民的利益訴求，首先要對失地農民的利益訴求有一個較客觀和全面的認識。近年來，學術界對我國失地農民問題的研究給予了持續而深入的關注，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但在失地農民具體有哪些利益訴求或者說失地農民利益訴求的構成方面的研究卻并不多見。解讀2003年國家農調總隊調查結果和十七省地權調查報告，在當前失地農民問題未得到很好解決的現實背景下，研究失地農民經濟利益訴求的構成，尋求有效的途徑予以回應，無疑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二 概念界定

關于利益訴求的內涵，學術界對此見仁見智，莫衷一是。目前，比較廣泛的一種看法是，把利益訴求看作是利益訴求主體的利益要求表達過程，這一過程還承載著影響政治系統公共政策輸出的功能。“利益訴求是當社會主體的利益遭受侵害時，訴諸于執政黨、政府和其他各級社會組織，尋求利益保護的過程，是社會各階層人士通過一定渠道和方式向執政黨、政府和社會各級組織表達自身利益要求，以影響政治系統公共政策輸出的過程。”“農民利益訴求指農民作為一個利益主體表達和實現自身利益的行為。”也有學者把利益訴求視為一種要求。“我國經濟高速發展，帶動了社會整體進步，必然會使人民的民主法制意識不斷增強，維護自身權益的要求日益強烈，對實現利益訴求有著更高的期待。”

筆者傾向于把利益訴求視為關于利益的要求，是利益訴求主體對利益的設想、要求與期許，而不應視為一種過程。至于把利益訴求呈現出來的過程則屬于利益訴求的表達范疇。不僅如此，利益訴求的產生也未必是在“社會主體的利益遭受侵害時”，因為，即使是在社會主體的利益未遭受明顯侵害或是未遭受侵害時，作為社會主體也可以對一些利益的分配格局作出展望和期待。在此，筆者把利益訴求作這樣的界定：利益訴求是社會主體對自身利益的一種設想、要求和期許，其訴求的對象是執政黨、政府和其他各級社會組織。經濟利益訴求則是社會利益主體對自身經濟利益的一種設想、要求和期許。

三 失地農民經濟利益訴求構成

在當前城鎮化進程中，我國失地農民的利益訴求中，經濟利益訴求長期占據重要的甚至是主導的地位。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

1．不因征地導致生活水平下降

2003年，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總隊在全國2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開展了調查。這次調查以人均耕地面積0.3畝以下的農戶為主要對象，共調查了2942戶。調查顯示，46%的失地農戶失地后收入水平下降。在接受調查的農戶中，年人均純收人下降的有1353戶，約占46%。在一些地方，很多失地農民的收入增長速度持續低于消費增長速度的現象普遍存在，相當一部分失地農民在土地被征用后，生活水平下降幅度更大。2003年，九三學社進行的一項關于失地農民問題的調查顯示，60%的失地農民生活處于十分困難的境地。失去了土地，對于相當一部分的失地農民來說意味著失去了維系低生活成本所依賴的庭院經濟模式。耐人尋味的是，按照我國現行法律規定，對農地征用給予適當補償的原則是“使被征地農民生活水平不因征地而下降”。而事實上，在現行征地制度之下，不僅被征地農民在補償時根本不可能分享土地增值收益，而且“使被征地農民生活水平不因征地而下降”這一補償原則對于大量失地農民來說也遠未實現。同時，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是：由于對土地的極［3］周世成、.房地產泡沫中的貨幣政策［J］.經營與管理，2006（9）

度依賴，失地后，農村特困戶的數量增加甚至成倍增長。“不因征地導致生活水平下降”因此成為失地農民迫切的利益訴求。

2．及時就業以保證有穩定的收入來源

篇（2）

當前中國農民人口結構的幾個總量特征

農民人口城鄉結構

全國農業戶籍人口為8.8億：根據公安部201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分縣市人口統計數據，全國農業戶籍人口為88521萬人。

全國鄉村中的農業戶籍人口為6.3億。根據國家統計局人口統計數據，2011年全國鄉村人口65656萬人。根據《中國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鄉村人口中非農業戶籍人口占鄉村總人口比重為4.32%，則鄉村人口中農業戶籍人口占鄉村總人口比重為95.68%；以此比例推算，2011年全國鄉村常住農業戶籍人口為62820刀人。

全國城鎮中的農業戶籍人口為2.6億、2011年全國農業戶籍人口88521萬人，減去鄉村常住農業戶籍人口62820萬人，則全國城鎮中的農業戶籍人口為25701萬人。

鄉村人口結構

全國鄉村常住人口中農民工為1.3億，農民工中本地農民工以及絕大部分在“鄉外縣內”務工的農民工常住鄉村，為鄉村常住農業戶籍人口；而絕大部分在“縣外省內”以及“省外”務工的農民工常住城市，為城市常住農業戶籍人口。根據國家統計局2012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11年我國“鄉外縣內”農民工占外出農民工（15863萬人）的20.2%，約為3204.3萬，本地農民工9415萬，總計12619.3萬農民工常住鄉村。

根據2012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11年農民工（全部為16歲及以上，絕大部分在60歲以下）中16-20歲的比重為6.3%。若16-20歲的人口比重按年齡平均分布，則16-18歲的比重約為3.78%，19-59歲的比重約為96.22%，以此比例推算出2011年19-59歲的鄉村常住農民工為12142.3萬人。

19-59歲的鄉村常住農業戶籍人口37836.5萬人，減去19歲及以上的鄉村常住農民工12142.3萬人，則鄉村全職農業勞動力（全職從事農業生產的19-59歲的勞動力）為25 694.2萬人。

.全國鄉村人口中非農業戶籍人口為2836萬人，根據《中國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鄉村人口中非農業戶籍人口占鄉村總人口比重為4.32%。以此比例推算，2011年鄉村人口中的非農業戶口人數約為2836萬人

城鎮農民人口結構

常住城市的農民工為1.3億人。根據2012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11年我國外出農民工中，“縣外省內”與“省外”務工的農民工占全部外出農民工的比重為79.8%，約12658.7萬人。

根據2012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11年我國外出農民工有30%在直轄市和省會城市務工（在直轄市務工的占10.3%，在省會城市務工的占20.5%），有70%在地級市、縣級市及建制鎮務工。

常住城市的非農民工農業戶籍人口為1.3億人。全國城鎮中的農業戶籍人口為25 701萬人，那么常住城市的農民工就為12658.7萬人，則常住城市的不屬于農民工的農業戶籍人口為13042.3萬人。

城鄉農民素質結構

城市常住農民工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近90%，其中初中文化程度者超過60%；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者為10%。

根據2011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外出農民工中初中文化程度的比重最高，為62.9%，小學及以下、高中、中專、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農民工，其比重分別為11.6%、12.7%、5.8%、7.0%。常住城市的農民工是外出農民工的主體（79.8%），外出農民工的文化結構從根本上反映了城市常住農民工的文化結構：即近90%城市常住農民工為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10%為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

農村常住勞動力中幸刀中以上文化程度者近70%，其中初中文化程度者超過50%；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者約占30%。

根據國家統計局《中國農村住戶調查年鑒（2010）》，農村居民家庭勞動力初中程度的比重最大，約為52.44%，比外出農民工低約10%；高中程度的比重為12.05%，與外出農民工相當；中專程度的比重為2.93%，比外出農民工低2.87%；大專及以上的比重為2.41%，比外出農民工低4.59%；小學及以下的比重為30.17%，比外出農民工高18.5%；農村居民家庭勞動力文化程度明顯低于外出農民工文化程度。根據國家統計局對農村居民家庭勞動力的界定，農村居民家庭勞動力文化結構可以近似反映出鄉村常住勞動力（即16-59歲的鄉村常住農業戶籍人口）的文化結構。

城鄉農民年齡結構

鄉村60歲及以上老年人超過1億。2011年末全國鄉村60歲及以上老齡人口約為1.08億，占全國60歲及以上老齡人口的58.38%，比城市高出16%；高齡老年人增加更為迅速，到2009年底，鄉村80歲以上高齡老年人增加到了1100萬，占鄉村老年人總數的11.3%。

鄉村15歲及以下兒童約為1.3億.根據2011年全國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2011年中國鄉村0-15歲的人口比重為20.22%，則2011年全國鄉村常住農業戶籍人口中，0-15歲的人口總量達12702.2萬。根據全國婦聯課題組測算，鄉村留守兒童（0-17歲）達到6102.55萬。

16-59歲的鄉村常住農業戶籍人口約為4億。測算方式見本文“鄉村人口結構”部分。21-40歲的鄉村農業壯勞力約為1.2億。根據2011年全國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全國鄉村人口中21-40歲的人口比重為29.11%，以此比例推算出2011年21-4G歲的鄉村常住農業戶籍人口為18286.9萬人。根據國家統計局2010年我國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本地農民工中21-40歲的比重為41.8%，外出農民工21-40歲的比重為73.1%；以此比例推算，2011年常住鄉村的12619.3萬農民工中，21-40歲的農民工總量約為6277.8萬人。因此，2011年全國在鄉村從事農業生產的21-40歲的壯年勞動力為12009.1萬人。

城市農民T超過80%在40歲以下。根據國家統計局2011年我國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2011年外出農民工中40歲以下的比重達到81.8%，40歲以上占18.2%。以此比例推算，目前，在我國12658.7萬城市常住農民工中，40歲以下的農民工為10354.8萬人。40歲以下的農民工為2303.9萬人.

關于農民市民化問題的幾個判斷

巨量農民亟須市民化

全國8.8億農業戶籍人口全部需要市民化，享受市民化的國民待遇，但現階段最迫切需要市民化的是已在城鎮常住的2.6億農業戶籍人口，這些人口尚處于半城市化狀態。其中，我國現有的12658.7萬“縣外省內”務工與“省外”務工的農民工，在城市就業、生活，特別是3279萬“舉家外出”的農民工，大部分具有較強的就業能力，其子女也已長期生活在城市，基本不可能返回鄉村，但大部分沒有享受市民待遇，其市民化要求強烈。

另外，若按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提出的要求，到2020年，城鎮化率將達約60%，城鎮常住人口將達8.5億人，則2012-2020年新增城鎮常住人口達1.6億人（每年新增鄉村轉移人口約1800萬），也需要逐步市民化。其中首先是常住鄉村的12619.3萬農民工，雖然其兼顧農業生產，但已在非農產業就業，文化素質、就業能力較強，市民化條件較好，市民化的要求較為迫切。

農民工文化結構與市民化需求不匹配

雖然農民工比農村居民勞動力的文化程度要高，但相對城市市民而言，農民工的文化程度仍然較低，與市民化的需求相差較大。2011年全部農民工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包括高中、中專、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下同）的比重僅為23%，特別是本地農民工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低達20.5%，而在城鎮就業人員中的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為50%，城鎮失業人員中的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為53.6%；全部農民工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僅為5.3%，而城鎮就業人員中的大學專科、大學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高達24.3%。我國農民工的整體文化素質不高，進城后就業競爭力低，就業穩定性差，極大地制約了農民工市民化進程。

農業生產力文化素質10年間改善微小

由于文化程度較高的鄉村勞動力大量外出務工，鄉村智力資源嚴重外流，導致鄉村全職農民整體文化程度長期處在較低水平。2001年農村居民家庭勞動力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者為39%，而根據筆者測算，2011年全國35.6%的鄉村全職農民的文化素質仍停留在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農業生產者文化素質10年來改善微小。

農業生產尚未出現空心化、老齡化現象

近年來，由于大量勞動力外出務工，鄉村地區青年人大量減少，個別地區出現“撂荒”現象，但從全國整體上看，大量農民工的離去目前并沒有導致我國農業生產的“空心化”（即大面積鄉村無人從事農業生產），農村農業勞動力存量仍然充足。根據第二次全國土地調查，我國耕地面積為20.27億畝，2013年全國糧食播種面積為16.79億畝，而2011年全國19-59歲的鄉村全職農業勞動力為25694.2萬人，鄉村全職農業勞動力的人均耕地面積為7.89畝、人均糧食播種面積為6.53畝，另有1-3億常住鄉村的農民T可以兼顧農業生產，鄉村現有農業勞動力數量完全能夠支撐我國農業生產與糧食生產。在土地面積不增的情況下，我國糧食連年增產，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農業生產也未出現“老齡化”。雖然我國鄉村老人日益增多，但2011年全國鄉村地區仍有1.2億壯年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壯年勞動力的人均耕地面積也僅為17畝左右。

鄉村老齡化程度重于城市

2011年開展的“國家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研究”表明，目前我國農村人口老齡化的程度已經達到15.4%，比全國13.26%的平均水平高出2.14%，高于城市老齡化程度。根據中央農村工作辦公室2009年調查，農村老齡人口規模是城市的1.69倍，老齡化水平是城市的2.3倍，老齡人口撫養比例是城市的2.8倍。

“中城市化”是比較可行的戰略抉擇

大城市化帶動農民市民化已經沒有空間

城市規模與勞動生產率之間是一種倒u形關系，城市人口規模超過一定閾值后，城市生產就會走向規模不經濟。根據國內外學者研究，城市人口規模達到150萬，其規模經濟完全消失。而我國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天津等人口規模已經遠超過最佳規模，雖然在一些方面仍比中小城市有規模效益，但在整體上與理想城市規模相比，已經大量出現規模不經濟問題，更為嚴重的是部分城市甚至已經達到或超過土地資源承載極限。據《京津冀發展報告（2013）―承載力測度與對策》的研究與測算，京津冀地區土地資源最大人口承載力可達17080.75萬-1901.07萬人，最大人口密度可達1023.97-1145.08人/平方公里，而北京市2011年人口密度達到1230人/平方公里，已經超出了土地資源人口承載力；天津市2011年人口密度已經達到1134人/平方公里，也已經接近承受的極限。特別是在水資源方面，2011年北京市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僅為119立方米，天津市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僅為116立方米，遠低于國際人均水資源占有量1000立方米的標準，屬于重度缺水。我國大城市化帶動農民市民化已經基本沒有空間。

大城市中大量農民工長期得不到市民待遇，處于人在城市但不能融入城市的“非農民、非市民”的“半市民化”狀態，也說明大城市化帶動農民市民化已經遇到“天花板”。

小城鎮化帶動農民市民化長期徘徊不前

小城鎮由于定位、布局、體制等問題，資源、產業、人口等難以集聚，形不成規模經濟和城市功能。長期以來，我國小城鎮產業規模較小，產業結構簡單，就業崗位缺乏；重視工業輕視商業，往往“有城無市”，沒有持續的消費能力和發達的服務業；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較為薄弱，生產效率與生活質量較低。這些問題致使我國小城鎮長期處于“半城市化”狀態，對農民市民化的帶動作用不大。2002年我國鄉鎮企業解決了1.33億鄉村勞動力就業，而到2011年我國在鄉村從事非農生產的農民工還是1.3億。這說明，近10年來，小城鎮化基本沒有帶動農民的市民化，難以承擔城市化的任務。

“中城市化”可能是帶動農民市民化的主要途徑

針對我國2.6億農業戶籍人口常住城鎮、1.3億農民工進城務工但常住鄉村兼顧農業生產、2.3億鄉村老人與兒童尚需照顧的農民人口結構，在我國大城市化基本沒有空間、小城鎮化非農就業無法增長的情況下，應該轉向以中等城市為主體的“中城市化”戰略，即以中等城市和百強縣城為基本單元，以建制鎮為支點，建設分布式城市網絡，淡化縣級行政功能，優先建立現代產業體系，創造大量就業崗位，統一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

利用200個左右中等城市和縣城已有的成熟基礎設施與發展空間，低成本吸納中等城市既有和從大城市析出的城市常住農民工以及其他常住城市的農業戶籍人口，逐步減緩我國主要大城市的人口膨脹、交通擁堵、環境惡化、住房緊張、就業困難等問題。加強建制鎮基礎設施建設，促進本地農民工以及在“鄉外縣內”務工的農民工等在市鎮落戶定居，實現產業聚集、人口聚集、服務聚集。小城鎮化是城鄉分離的，小城鎮僅具半城市功能。與小城鎮不同，作為中城市化的支點，建制鎮是市鎮，即與中等城市的功能是一體的，二者不是行政聯系，而是產業分工協作的統一經濟區。

需要說明的是，“中城市化”戰略與“市管縣”、“省管縣”是完全不同的。縣域經濟社會從本質上說，是城鄉分割的，而且以傳統農村為主。“市管縣”、“省管縣”雖然重視縣域的發展，但從根本上說，是在城鄉分割的框架下強化縣級行政能力，因而無論是市還是省，對縣域經濟社會的城市化作用都是有限的。而“中城市化”戰略一開始就打破縣域框架，弱化縣級行政能力，走市鎮一體化、城鄉一體化的路子。縣在“中城市化”戰略中只是一個地理或區域概念，而不是行政概念。

中等城市的適度規模有利于充分發揮工業生產與城市社區的集聚效應，利用已有的良好產業基礎、教育科研條件，發展有競爭力的現代產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創造大量就業機會；有利于利用已有配套基礎設施和公用設施開展城市建設，低成本解決住房等生活問題，大幅度減低農民市民化與公共服務的高昂成本；有利于根據生產生活需要，規劃和發展低碳、智能、便捷的公共交通系統，以公共交通為主解決市民出行問題；有利于避免大城市和超大城市，能源緊張、環境污染等弊病與規模不經濟。

推進“中城市化”的幾點建議

把新興、綠色產業的發展重點放到中等城市

把高附加值的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高端裝備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重點放到中等城市，依托中等城市的特色資源與產業基礎，發展各具特色的高度專業化新興產業集群，打造一批高成長性、高增長率、高收入水平的中等城市，迅速縮小中等城市與大城市之間的收入差距，迅速提高中等城市的就業吸引力與就業容納能力。

大力發展中等城市綠色產業，推廣清潔、低碳、高效的生產技術，打造一批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宜居宜業的高品質中等城市。

以中等城市為主導，市、鎮經濟社會一體化布局，形成一批工業鎮、農業鎮、商貿鎮、服務鎮等。

圍繞城市需求發展第三產業

大力發展購物、休閑、娛樂、旅游、商務等專業市場，大型購物中心以及網上交易平臺等現代化商業設施，推動現代商貿服務業的發展，活躍城市消費市場，拉動城市消費，提升中小城市生活質量。

大力發展交通運輸業、現代物流業、信息服務業等生產業，在促進制造業發展的同時，改善城市產業結構，提高城市增長質量與可持續發展能力。

利用人口老齡化、“124”的家庭結構（即一個孩子兩個中年人四個老人）以及家務勞動社會化等帶來的養老、家政、醫療陪護等巨大服務需求，引導和扶持中小城市家庭與社區服務行業向規模化、專業化方向發展。

推動農業生產公司化

在培養職業農民與土地流轉的基礎上，大力推進農業生產的公司化，在具備條件的地方發展公司性質的現代農場、農莊、農業園區、農業合作社、農工商綜合體等，推廣生態種養模式，建設綠色加工基地，向特色、高效、品牌農業轉變。在公司化的基礎上，農民收入逐步實現工資化。凡是實現收人工資化的農民，無論是務工還是務農，一律享有市民待遇。

農民實行超前免費中專教育

針對農民工文化層次較低、難以在城市穩定就業、無法在城市長期生存的狀況，實行農民免費職業教育政策，在九年制義務教育的基礎上，對青壯年農民附加3年免費中等專科職業教育，保障農民掌握一技之能，形成與城市化一致的文化結構。2009年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農村勞動力轉移專項跟蹤調查”顯示，在接受過非農業職業教育和培訓的外出勞動力中，有穩定受雇崗位的占72.3%，而在未接受過非農業職業教育和培訓的外出勞動力中，這一比重只有59.6%；接受過非農業職業教育和培訓的勞動力的平均外出時間為283天，比未接受過的平均外出時間多出16.6天。

建立市鎮一體化的社會保障體系

在中小城市放開落戶限制的基礎上，以推進基本公共社會福利的均等化為突破口，逐步消除戶籍人口與非戶籍人口之間的不平等待遇和差距，建立市鎮一體化的社會保障體系。

篇（3）

農產品流通體系建設進一步深化

城鎮化的成敗在于農民出路

發展現代農業必須先走出認識誤區

務實求真:河北寬城

合作社發展形成自身鮮明特色

供銷社成為合作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

社有企業的品牌文化之路

“誠”字當頭的蘇果戰略

擅打綠色概念的寒地黑土

品牌文化是否等同于企業文化

現代企業怎樣建設一種個性化的品牌文化

浙江省供銷合作社農產品批發(農貿)市場建設調研

堅持立社之本強化為農服務——湖北省荊門市供銷合作社為農服務調查與思考

合作社成就沙棘產業三效共贏——內蒙古敖漢旗蒙鑫沙棘種植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調研

把牢服務根助推縣域經濟發展

開發“城市礦產”打造千億產業

加強供銷合作社企業統計工作刻不容緩

文化建設助力供銷合作社跨越發展

浙江省供銷合作社努力構建有凝聚力、有競爭力的組織體系

供銷合作社可成為土地流轉新的帶動力量

見招拆招破“漲價潮”

我國農村改革試驗區對推動農村改革發揮積極作用

新聞速覽

理性應對糧食價格波動

農業生產過度追求規模化、資本化的陷阱與反思

農產品出口企業亟待加快轉型升級

亟須加強對農產品流通監管體系建設

供銷合作社:探索土地流轉新模式

安徽桐城:農資企業做活土地流轉新文章

重慶黔江:土地入股合作生財

關于河北省辛集市民祥糧棉專業合作社的調查

湖南安邦農業科技有限公司引領土地流轉的調查

用合作文化改變農民和鄉村——記江蘇農信專業合作聯社理事長楊遠

專業合作社為傳統手工藝品傳承牽紅線——陜西華縣采訪紀行

無公害產品的認定和申報

動態

把特產鍛造成品牌

合作社讓布藝刺繡出國門

擁有品牌才能成為市場中的強者

國務院出新規鼓勵農民參保

推行“新農保”意義堪比取消農業稅

理性看待消費品價格上漲

新聞速覽

供銷合作社制度的創新思路

合作社品牌建設調查

政府搭臺品牌唱戲

讓品牌喚醒合作社沉睡資本

因物制宜挖掘產品閃光點

打造品牌要學會營銷

細分市場謀王道科技養殖成品牌

品牌調查報告一:當前農民專業合作社品牌建設的現狀、問題與對策

厘清品牌建設中的成本與收益專訪報告執筆人之一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博士研究生史冰清

品牌調查報告二: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品牌培育之路——全國供銷合作社開展“千社千品”富農工程品牌化建設報告

動態

拿下樂購在京直采第一單的合作社

篇（4）

鄉鎮是中國商業的終點。

為什么？

IDC剛剛公布2016年第3季度中國智能手機出貨量，OPPO排名第一，vivo緊跟其后，并且二者同比增速均超過100%。它們取得如此業績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在于它們的渠道下沉到縣城，乃至鄉鎮。

前段時間，一家為藍領提供手機分期服務的公司，在江蘇昆山的鄉鎮做藍領分期消費調研，發現OPPO、vivo是他們分期消費的首選，覺得拿得出手、有面子，愿意花費一個月工資來購買。作為他們接觸手機的實際環節，手機店店員的熱情推薦也功不可沒。

OPPO、vivo的銷量劇增，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中國過去五年正在發生的巨大社會變革：一個從鄉村搬遷到城市、從線下搬遷到線上的時代來了。因為城鎮化，農民離開村莊，大多數的人落腳點在鄉鎮。而智能手機的發展讓他們能夠以更低成本接觸到移動互聯網，對智能手機的需求爆發。

數據里的鄉鎮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2011年中國城鎮化率51.27%，首次超過50%；到2015年，城鎮化率為56.1%，城鎮常住人口77116萬人，比上年末增加2200萬人，鄉村常住人口60346萬人，減少1520萬人。

城鎮化的進程里，很多村莊廢棄或者空心化，人口主要流向了村莊的上一層級：鄉鎮。我們還可以從國家統計局《2015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數據中看出，留在戶籍所在鄉鎮地域以內從業的本地農民工數量在增長：

2015年農民工總量為27747萬人，從農民工構成看，本地農民工10863萬人，比上年增加289萬人，增長2.7%。外出農民工16884萬人，比上年增加63萬人，增長0.4%。本地農民工占農民工總量的39.2%，所占比重比上年提高0.6個百分點。

城鎮化進程里的基建也推動了中國物流的發展，手機、家電、電動車、農機等很多品類能夠直接在鎮上購買，現在快遞公司也基本鋪設到了鄉鎮，尤其是京廣線以東的鄉鎮。

鄉鎮，正是流向鄉鎮的農村人口接觸現代生活方式、并大幅度改造原有生活方式的主要空間：例如使用抽水馬桶而非兩塊木板搭建的蹲坑，例如日常食品從菜市場采購而非自給自足，例如長年夜不黑的公共照明系統。

又如，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抹平城鄉二元化結構帶來的數字鴻溝。

根據中國國家信息中心《中國數字鴻溝報告2013》數據測算，2011年中國城鎮每百戶擁有計算機82臺，農村每百戶擁有18臺。昂貴的硬件投入和網絡接入成本讓大多數農村人口隔絕在數字世界之外。但是快速降低到500元以下的智能手機，讓農民低成本接入移動互聯網成為普遍的可能。

到2015年，中國農村網民規模達1.95億，年增長率為9.5%。農村網民使用手機上網的比例最高，為87.1%，農村手機網民規模為1.7億，比2014年增加了2391萬，上升16.3%（根據CNNIC《2015年農村互聯網發展研究報告》）。這增加的手機網民數量，相當于澳大利亞人口總量。

渠道下沉

中國農村人口正處于功能機轉向智能機、已有智能機升級換代的紅利期，這里面有很大的想象空間――越來越多手機廠商會像OPPO、vivo一樣渠道下沉。

在一二線城市競爭日益飽和的狀態下，互聯網公司也會去農村開拓廣闊市場，而它們進入農村市場的落腳點就在鄉鎮。

我們能看到除了阿里、京東等大公司布局農村以外，還有一批垂直細分的創業公司深耕農村市場，或者從電商切入，或者從金融切入。

鄉鎮的生意也不是那么好做：第一，價格要有優勢，在農村人口能夠接受的范圍內；第二，商品和服務的品質要和城里人享有的相似。移動互聯網的普及，拉平了人與人之間在信息獲取和心理上的差距。看到城里人五彩斑斕的物質和精神消費，農村人口也會產生這樣的沖動，尤其是鄉鎮上的年輕人，比上一輩更早進城，更早長見識，也更愛面子。他們買房子、摩托車、iPhone，以及旅游的欲望不比城里人少。

篇（5）

近年來湖北經濟快速增長，已成為推進城鎮化進程的最大引擎。與中部六省相比，湖北城鎮化率最高，2013年達到54.51%。但中部各省紛紛加快了城鎮化建設速度，競爭態勢明顯。然而，湖北的城鎮化也面臨發展瓶頸，存在著區域不均衡、產業吸納能力不足、城鎮化質量不高、城鎮化率增速乏力等諸多問題，未來城鎮化之路并不平坦，其發展過程面臨諸多挑戰。

一、湖北城鎮化建設取得顯著成果

2013年末，湖北常住人口5799萬人（指常住本省半年以上人口），其中城鎮人口3161.03萬人，鄉村人口2637.97萬人，以此數據為基準統計的城鎮化水平達到54.51%，繼續位居中部第一，略高于全國53.7%的平均水平。

現以2008―2012年間數據為樣本進行分析。數據顯示，與中部六省相比，湖北城鎮化發展速度最快，年均提高2.1個百分點，較發展速度第二的河南高0.53個百分點。但是，近兩年，其他省份也加快了城鎮化建設。2012年，江西城鎮化率為47.5%，較2011年提高1.8個百分點，居當年六省第一，湖北以1.7個百分點與安徽并列第二（見表1）。

二、湖北城鎮化面臨的困難

1、城鎮化區域發展不均衡

湖北地處我國地理第二階梯與第三階梯過渡地帶，平原、丘陵、山脈并存，各市州面積、耕地面積、糧食產量、礦產資源、經濟實力、基礎設施、自然環境等各方面差別都很大，導致人口分布、城市規模、城鄉聯系不均衡，尤其是東部與西部差別最大。

武漢市“一城獨大”，科教實力、經濟總量冠蓋全省，宜昌市和襄樊市這兩個省域副中心城市正處于成長期，區域輻射能力不強，從而導致了湖北省城鎮化的空間不均衡。城鎮化水平較高的地區大多聚集在武漢周邊以及以“襄荊宜”高速公路和滬蓉高速為軸的中心城市周圍。而鄂西山區，尤其是恩施地區、鄂東北大別山區由于地理位置、環境惡劣等原因城鎮化水平明顯偏低。再從城鎮化內部結構來看，城鎮化率45%以上的縣市只有19個，而30%以下的地區占整個湖北省一半以上。此外，平原地區和西部山區城鎮布局松散，小城鎮體系層次不分明。

2、城鎮第二、三產業吸納就業能力不足

湖北輕重工業結構失調，民營經濟成長緩慢，大部分區域三產業不發達，導致第二、三產業吸納就業能力不足。農村富余勞動力多，中小城鎮第一產業比重大，效率低，不利于資源集約利用。欠發達的農業致使第二產業發展緩慢，無法形成產業聚合力，影響城鎮吸納就業的能力，造成大量中小城鎮城鎮化不完全。

3、戶籍城鎮化率不高

在統計局的人口統計數據中，城鎮化率往往是以在城鎮常住半年以上的人口作為基準統計的，其中存在某些公民雖生活在城市，但與城市另一些公民的權利并不平等，故這種城鎮化率不能真實反映城鎮化的全部特性，因而暫可認為這是一種名義城鎮化率。眾所周知，我國實行戶籍制度，只有戶籍上為非農業人口，才是完整意義上的城鎮人口，因此他們的公民權利是平等的。據公安部副部長黃明在2013年3月6日下午召開的“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著力提高城鎮化質量提案辦理協商會”上透露，2012年全國非農業戶口人口所占比重達35.29%。而據公安部統計，湖北省戶籍城鎮化率2012年為34.56%，與全國平均水平大體相當。但是從上述數據也可看出，不管是全國還是湖北省，戶籍城鎮化率與名義城鎮化率之間還有不小的差距。

過低的戶籍城鎮化率，表明大量農民工在未取得非農戶籍的情況下，已涌向城鎮工作、生活。但在我國目前的情況下，他們的某些權利是所居住城市不能給予的。因此使用名義城鎮化率，會導致一定程度上的數據失真，并帶來相關的政策決策與現實脫節的不良后果。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們的城鎮化速度落后于工業化速度，進城農民的市民化速度又遠落后于我們的城鎮化速度。

4、城鎮化速度與質量不匹配

從數量上看，湖北城鎮化取得了很大成績；從空間形態尺度來看，湖北整體上已進入到初級城市型社會；但從生活方式、社會文化和城鄉協調標準看，目前中國離城市型社會的要求還有較大的差距。也就是說，中國城鎮化質量并沒有與城鎮化水平同步提高，還存在著如下問題：一是城鎮化推進的資源代價較大；二是城鎮化建設依賴土地現象嚴重；三是城鎮化進程的不協調性日益凸顯；四是城鎮化進程對特色文化重視不夠；五是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程嚴重滯后；六是新型城鎮化面臨多方面的制度障礙。這些問題如果處理不好，不僅會延誤城鎮化進程，而且還會為今后城鎮化留下相當大的隱患。

三、城鎮化建設可持續發展的建議

1、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程

湖北城鎮化發展正走到一個十字路口，在初步完成城鎮化初級階段任務后，現在應適時向城鎮化的中級階段邁進，加快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程，克難攻艱，努力提高城鎮化質量。當前除需繼續提高城鎮化率外，尚需要著力提高城鎮化的質量，尤其是要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程，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戶籍制度就像一道阻礙城鄉勞動力、城間勞動力有效流通的玻璃門。須知，戶籍不改，我國農業轉移人口就沒有真正歸宿，轉移就不穩定，這將使農民不能分享城鎮化及國家改革發展之利益。長此以往，會使中國社會裂痕不斷擴大，最終將使發展陷于停滯。因此，把“農業轉移人口”真正變為享有平等社會權利的“城鎮居民”，是體現國家意志的重大戰略行為。

為了搞好這項工作，必須創新思維、平衡各方利益，朝城鄉一體化、遷徙自由化的總方向上前進，以剝離戶口所附著的福利歧視、建設公共福利制度、實現公平正義的社會理想為其行動指南，改革嵌入戶籍制度之中的其他不平等的社會保障制度，整體推進城鎮化進程。同時，改革公共財政體制，進一步完善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確保地方財政有穩定可靠的稅源，為戶籍制度改革提供必要的財政基礎。

2、探索特色城鎮化協調發展模式

推進城鎮化進程要注意做好兩個方面工作：人的城鎮化和土地的城鎮化。不要只注重人的城鎮化，而忽視土地的城鎮化；或者表面上重視人的城鎮化，暗地里卻盤算土地城鎮化。雖說人的城鎮化是根本，但也只有建立在公民權利平等、遷徙自由基礎上的城鎮化才具有堅實的基礎。土地的城鎮化在這里是個借用詞，但也不難理解。眾所周知，現有體制下城市土地屬于國家所有，農村土地屬于農民集體所有，權屬不同，經濟屬性也不同，利益分配機制更不同。其實在現有政策框架下，土地的城鎮化隱含土地國有化的前提，也是農村土地轉變成城市土地的過程。

做好城鎮化工作終究要協調好人和土地的城鎮化這兩方面的因素，只重視前者，容易出現數字錦標主義，發展不可持續；只重視后者，又容易產生借助城鎮化的旗號導致房地產化的后果。這需要尊重市場規律，發揮市場的主導作用，在政府、經濟組織、個人三方面之間達成責任與權利的平衡，這才是解決問題的終極之道。在此過程中，希望各級市場主體創新思維，發展出多種多樣的城鎮化模式。

湖北占據“九省通衢”之地利，但也面臨“九省特色”之尷尬，各區域環境不同，資源各異，按統一模式推進城鎮化建設不合實際。因此，充分挖掘當地資源稟賦，堅持市場化路線，探索各具特色的城鎮化發展模式較為適宜。

以武漢為代表的大城市，應充分發揮科教優勢，積極探索創新創業之路，做強經濟實力，為全省城鎮化做好表率。以大冶、宜陵為代表的百強縣市應下好民營經濟這盤棋，為湖北縣域經濟的倔起起到示范作用。與此同時，各地發展各種特色小鎮、都市田園、生態農業、農業科技園區、區域（如溝域、沿邊、沿江等）經濟也應是城鎮化的有益補充。

3、城鎮化進程應講求可持續發展

湖北的城鎮化隨著經濟發展而來，隨著改革開放而加快，這個趨勢已不可逆轉。但阻礙其進程順利推進的重要因素，目前還是不合時宜的戶籍制度，以及與這個制度相伴隨的城鎮基本公共服務歧視制度。十報告首提戶籍改革，正當其時。戶籍改革是加快城鎮化進程的助力器，正逐漸形成共識。同時，也要清醒的認識到，戶籍改革絕不是決定城鎮化進程的全能鑰匙、唯一方法，更不可能一蹴而就。

據四川省統計局2014年7月25日的《2014年四川省進城務工人員現狀調查報告》顯示：有93.7%的進城務工人員表示習慣城市生活，但愿意落戶城市的只有10.7%。對于這一現象四川省統計局分析，對農村既有利益的擁護和對城市社會保障的顧慮是不愿轉戶的主要原因。養老問題得不到解決、住房沒有保障、失業或找不到工作是進城務工人員轉為城鎮戶口擔心的三大問題。如果轉為城鎮戶口，進城務工人員希望家中土地維持現狀不變和有償流轉的比例占59.3%，希望農村住房維持現狀不變的占57.4%。

也就是說，擔心養老無保障、擔心失去農村土地和房屋、沒有城市住房是農民不愿意落戶城鎮的三大主要原因。越到大都市，子女進城讀書問題越突出；越到小城市，住房問題、拖欠工資問題越突出。應該說四川統計局這個調查可信度較高，湖北的情況大致也是如此。這就正好解釋了全國城鎮化率與戶籍城鎮化率為何有較大差距的原因。

在推進城鎮化過程中如果缺乏統籌考慮、科學規劃、頂層設計，將會帶來很多問題甚至隱患。如將會導致很長時期內的農村居民“兩棲人”狀況：人在城市，心在農村；土地和農房即使荒廢也不放棄，或者在城市賺錢回老家蓋房，影響其在城市安居樂業的動力。它可能導致的后果也是嚴重的，直接影響孩子的就地上學，造成曠日持久的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現象；因為種糧是副業，三天打魚兩天曬網，所以土壤、種子、品質都沒有經過嚴格的篩選，從產量到品質，都沒精力投入，將直接影響糧食安全；直接影響財富積累和城市安居，因為很多人賺了錢還是回鄉蓋房，農村房屋長年空置，在城市生活卻無房可住。此外，各級城市政府在整個城鎮化過程中，如果城市所獲得已發展的土地有限，將無力提供加快城鎮化發展的動力，最終影響城鎮化進程。

另外，如果強行推進城鎮化，為一時城鎮化率的提高而自喜，不考慮農業轉移人口的個人意愿及放棄土地承包權的緩沖期，只要此人一在城市落戶，就取消其農村土地承包權，那么進城農民落戶城市意愿將受阻，如果相應的社會保障體系不能及時跟上，一旦遇到風險，他們就會怨氣沖天，長期來看，將會影響社會和諧穩定。

4、城鎮化進程應與相伴隨

長期來看，高質量的城鎮化進程需要相伴隨。如前所述，人的城鎮化與土地的城鎮化是城鎮化工作的兩個方面，短期看，可分開處理，長期看，又相互聯系。人的城鎮化是共識、是目標，而土地的城鎮化是手段、是工具。一方面，沒有經濟手段的目標是難以實現的，另一方面，人們也沒必要將目標和手段作單一化理解，人的城鎮化的終極目標應是市民化（隱含權利平等化），但是全體國民是否要全部市民化，對于一個大國來說，似乎沒必要，也絕無可能。土地的城鎮化的結果是否為土地全部歸屬國家所有，也還有待論證。是否應該在一個統一市場下有各種市場主體（即除國有主體之外，還應有其他市場主體）的廣泛參與？深圳新一輪的（或合法外土地權屬改變）即含這方面的積極探索。

可以預計，只要農民的土地自由流轉和房屋的家庭財產化沒有實現，農民身在城市心在家鄉的狀況就將很難改變。解決上述城鎮化問題，則需要大家創新思維、解放思想，同時也考驗政府的決心。耕地、宅基地退出機制是農民是否愿意進城落戶的一個關鍵因素。而這個關鍵因素，既取決于土地、農房能否成為農民獨立的財產權利，又取決于土地、農房是否能夠建立不局限于“村集體內部”的城鄉統一交易市場。城鎮化建設可持續發展，應破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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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構建物流園區規劃體系的思考

物流園區是物流園區規劃建設的對象，明確物流園區范圍是科學制定規劃的前提條件。要確定范圍首先需要對物流園區的功能進行界定。按照與物流活動的相關程度，我們將物流園區的功能劃分為核心功能、配套功能和拓展功能。物流園區的核心功能參照物流的8個環節，運輸、存儲、裝卸、搬運、包裝、流通加工、配送、信息處理來設定，包括倉儲、配送、貨物集散、貨物換裝、信息交易、停車等功能3；配套功能包括銀行、保險、通關、稅收、檢驗檢疫等功能；拓展功能包括產品初加工、包裝、交易等功能。按照功能的層次劃分，我們將物流園區邊界按照與核心功能的緊密程度劃分為三個層次，分別為核心層，緊密層和拓展層。核心層。主要為提供核心功能的功能區，如倉儲區、堆場、停車場、貨運換裝設施、物流企業辦公場所、多式聯運設施等。緊密層。主要為物流園區內相關企業提供配套服務的功能區，主要為政務辦公大樓、海關監管庫、檢驗檢疫場、銀行、保險辦公場所以及辦公人員居住區等。拓展層。主要為對物流服務需求較為突出的生產流通企業提供加工、包裝和交易的功能區。物流園區范圍和邊界應由核心層和緊密層組成，或占絕對主導地位。物流園區邊界如圖1所示。從物流園區規劃重點、解決問題和規劃主體角度建議將我國物流園區規劃分為國家層面規劃，省（市、自治區）層面規劃，地市層面規劃和區縣層面規劃4個層次。從宏觀、中觀、微觀層面確定4個層次物流園區規劃的基本定位。國家層面物流園區規劃為宏觀層面，定位為戰略規劃；省（市、自治區）層面規劃為中觀層面，定位為發展規劃；地市級物流園區規劃為微觀層面，定位為布局規劃；區縣級物流園區規劃為微觀層面，定位為建設規劃。規劃主體。國家層面物流園區規劃事關國家發展戰略格局，并且涉及多個部門，建議由國家發展改革委牽頭，會同財政部、國土部、住建部、交通運輸部（郵政、民航）、鐵道部、農業部、商務部、海關總署等相關部門共同制定。規劃內容。主要包括：一是界定規劃對象，明晰規劃的物流園區的邊界；二是提出我國未來10-20年物流園區發展方向和重點；三是按照我國產業分布和對外貿易發展特點，提出各區域發展物流園區的重點；四是制定戰略保障措施。其中，對以下三類項目提出總量控制，分別為：配合國家重大發展戰略建設的項目；涉及口岸功能的項目；依托重要港口、鐵路樞紐建設的項目。規劃主體。建議由省發展改革委牽頭，聯合建設、國土、交通、鐵道、農業、商務以及地市政府部門等相關部門制定。規劃內容。主要包括：按照國家層面規劃要求，一是確定省級物流園區規劃的類型和層次；二是確定專業型物流園區（由各行業主管部門提出具體意見）規模、布局（地市層面）以及綜合型物流園區4總體規模；三是確定地市物流園區發展的方向和重點；四是提出保障措施。其中，要對危險品貨運物流園區的布局提出具體要求；對省級重大戰略發展規劃配套建設的物流園區提出具體要求。規劃主體。建議由市改革委牽頭，聯合建設、國土、交通、商務以及區縣政府部門等相關部門制定。規劃內容。主要包括：按照省（市、自治區）層面規劃要求，一是確定地市綜合型物流園區具體規模和站址；二是提出物流園區建設進度和計劃；三是提出具體保障措施。規劃主體。建議由區縣政府牽頭，聯合發改、建設、國土、交通、商務等部門聯合制定規劃。規劃內容。主要包括：一是確定農村物流基礎設施和城市配送網點的類型、位置和規模；二是落實位于區縣行政區劃內國家、省、地市級物流園區規劃確定重點項目的用地情況；三是提出農村物流基礎設施和城市配送網點建設進度和實施方案；四是提出具體保障措施。物流園區規劃層次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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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調查，我們了解到絕大多數的留守兒童上了學，他們在祖輩的呵護、老師的教育和社會各界的關愛下，學習和生活基本有保障。但是，與一般兒童相比，他們在生活、行為、學業及心理等方面存在的問題也很突出。

一是生活上缺少照顧。各地鄉鎮和村組合并，轄區擴大，學校也隨之撤并，一個鄉鎮往往只有一所中心小學和初中，學生上學路途較遠。有的留守兒童上學無人接送，早晨5點多鐘即要起床趕路，天黑才回家，吃飯饑一頓飽一頓。還有交通安全隱患，有些孩子合乘農用三輪車，7人座位坐進20多人。興化市臨城鎮有一雙留守兒童姐弟乘電瓶車回家，被卡車撞死。

二是行為上缺少監管，留守兒童多數是祖輩監護，而祖輩老人不少是文盲、半文盲。他們對孩子往往嚴少“慣”多，管少哄多，“理”少錢多，管吃管住不管教，有些則放任自流。有些孩子上學遲到、早退、逃學、曠課、說謊、不做作業，甚至沾染上打架、賭博、喝酒、抽煙等不良習氣。

三是學業上缺少輔導。留守兒童監護人一般只對孩子的食宿、安全負責，對學業的關心和輔導很少，不少孩子學業上出現的問題得不到及時有效的解決，成績下降。一些父母本身文化不高，期望自己的孩子能學有所成，但雙雙在外，無法顧及。而有些家長則抱著“讀書無用”的想法，對孩子期望值不高，只企求混個文憑外出打工。許多家長對留守子女抱有愧疚心理，即以物質補償代替精神慰藉，常常多給零花錢，導致有些孩子胡亂花錢，甚至進網吧、游戲機室，成為網迷，嚴重影響學業和成長。

四是心理上缺少疏導。留守兒童巾于長期缺乏親情的撫慰與關懷，幾乎每一個孩子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問題。他們內心有說不出的苦惱，往往焦慮緊張，缺乏安全感。他們十分想念常年在外的父母，實在想得厲害了，就拿出父母的照片或送給他們的玩具看看，有的邊看邊流淚。這些孩子和其他孩子在一起還有自卑感。淮安市楚州區一個孩子為了不讓人知道他父母不在身邊，學校開家長會時，花5元錢雇了一名三輪車工人代開，被發現后很難堪。據揚州市某小學調查，有50％的留守兒童遇到困難和煩惱只會悶在心里，43％的孩子認為父母與自己的感情越來越淡薄，16.5％的孩子有被遺棄的感覺。

篇（8）

上述觀點只從勞動力、農民工等特定群體出發，統計數據來源也比較單一，同時存在對中國城市化的基本規律和國情特點認識不足的問題，值得商榷。

一是“城鎮化放緩”與實際不符。“城鎮化放緩”不是一個新問題，一直有兩種聲音。201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一份報告認為，中國高速城市化將在2013年左右結束。可同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卻預測2020年將達到60%左右。實踐證明，后者更符合實際情況。

“放緩論”關注的勞動年齡人口等統計數據變化是事實，但宜放到中國城市化“語境”中去解讀。中國城市化的基本國情是“農業人口多”，這是巨大的歷史包袱，但也意味著“城市化的后勁足和可持續性強”。龐大的農業人口和城鄉發展的不平衡，是我國城市化持續快速推進的現實基礎與條件，因此“放緩”只是局部的而非整體的，是相對而非絕對的。

同時，“放緩論”只是一家之言，更多的預測則是“看漲”。例如，2009年住建部預測中國大規模的城市建設要進行30到35年左右;2012年《中國展望報告》認為“到2030年，城市居民占總人數的比例將從1/2上升到2/3”;據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相關研究，在2050年我國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之前，中國城鎮化年增長率將維持在1.2%左右。

二是要看到文化的重要作用。中國有深厚的宗法文化傳統，血緣、宗親、同鄉、同學、戰友等關系，深刻影響著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并呈現出“一人進城，舉家城市化”的特點。

隨著第一代人扎下根來或奮斗成功，各種在城市中“聚族而居”的現象相當普遍。一份調查報告顯示，在廣州、上海、北京的農民工中，有49.8%的新生代農民工是通過親友熟人找到工作;有10.4%的受訪者表示其所在企業有“老鄉會”，受訪者中的58.1%都加入其中。實際上，這并不局限于農民工，包括“海歸”們也熱衷于搞各種“同學會”，并客觀影響著城市人口的集聚與流動。無處不在的宗法文化及其強大作用，超出了各種統計理論與方法的閾限，這也是不能簡單以統計數據判斷中國城市化的重要原因。 2012年《中國展望報告》認為“到2030年，城市居民占總人數的比例將從1/2上升到2/3”。

三是對城鎮化要有新的理解。目前統計數據主要以“空間”意義上的“城鎮常住人口”為對象，可這一“界定”忽視了“生產生活方式”是劃分城鄉更重要、更基本的依據。在信息化3.0和互聯網+的背景下，“自然地理”和“經濟地理”間的傳統聯系已被“虛擬空間”打亂和重構，因此，在界定“城鎮化”時，既要考慮一個人實際居住在“城市還是鄉村”，也要關注他所從事的生產活動的性質是“工商還是農牧”。

2014年阿里巴巴提出“千縣萬村，電商到農村去”，特別是2015年商務部等19部門聯合印發《關于加快發展農村電子商務的意見》，農村電商迅速興起。浙江2014年底已形成62個淘寶村，有6萬人就業。此外，在農村還有很多從事“都市農業”“農業旅游”等的“城市人”。盡管這些增長很快的人群數量不詳，但實際上都已完成“城市化”。

四是要找到農民工“不進城”的根源。“民工荒”不是一個新問題，這固然和快速發展的中西部 “截留”有關，但根子卻在于很多城市發展戰略出了問題。

1990年代以來，出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壓力，很多城市都制定了“去工業化”和“大力發展服務經濟”戰略，核心是完成從“一二三”到“三二一”的產業變革。然而，在推進過程中卻遭遇兩大挑戰：“去工業化”抬高了“就業門檻”，隨著傳統制造業等勞動力密集型企業被轉移出去，大批只能從事簡單體力勞動的農民工已“無工可打”，而且服務業的“蛋糕”也沒有想象得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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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制度、成本等障礙

阻礙市民化

《中國經濟周刊》：《中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程報告》顯示，2012年我國農民工市民化只比2011年上升了0.07個百分點，從部分指標來看，市民化進程還是下降的。對于這樣的變化，報告用止步不前來描述。這也表明，我國推進城鎮化的現實難度很大，你認為主要難在哪里？

魏后凱：難點有兩個方面。一方面，量比較大。當前，我國需要市民化的農民工有2億多人，我國的戶籍制度導致多年來沒有市民化的人口累積在這里。現在中國的市民化仍然是雙軌制，雖然政府允許有條件的農民工落戶，但是條件很高，比如，要求博士、博士后學歷，繳稅多、有穩定的工作單位、有住房等等，只有很少的人能夠落戶。

另一方面，還面臨觀念障礙、制度障礙、成本障礙等多個方面的障礙。城鎮人口不愿意農民工來分享城市的福利待遇。比如北京高考的問題，北京人就不愿意外地戶籍的學生參加北京市的高考，他們認為教育資源是有限的，你來了就減少了本地人對公共資源的使用。這是一種偏見，是認識上的障礙。

大城市“高配”

導致農民工大量涌入

《中國經濟周刊》：農民工市民化，是否意味著更多的人流向大城市？這是否會讓城市更加難堪重負？

魏后凱：從現在的調查數據來看，大部分的農民工的確是流向大中城市，特別是大城市，農民工也愿意留在大城市。這種傾向的形成是因為政府的資源配置大量集中在大城市，集中在行政中心，就連很多機構、單位也將好的資源都投向大城市，所有的資源和功能都集中在高等級的行政中心。這種大城市的偏向、行政中心的偏向帶來了大城市與中小城市資源配置的不均衡，公共服務存在很大的差異。

例如，北京市的公共服務很好，而北京市周邊的中小城鎮的就業機會和公共服務就不行，如果這些周邊的小城鎮就業崗位多、公共服務好、生態環境好、住的房子又寬敞，那我為什么要擠進大城市？如果農業轉移人口進入中小城市，中小城市也就能發展起來。

所以，我們要減少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間公共服務和發展機會的差異。對于大城市偏向，政府要進行合理的引導，讓公共資源向中小城市傾斜，至少讓中小城市享受同等待遇。

市民化成本要

多方共擔、改革配套

《中國經濟周刊》：根據你們專題報告的測算結果，一個農民完成市民化平均需要公共成本13萬元；個人每年平均需要支付1.8萬元的生活成本，另外還需要一次性支付10萬元的購房成本。根據我國當前政府和個人的經濟現實，解決這兩個成本問題難不難？

魏后凱：首先要厘清的是，公共成本不一定完全是政府掏錢，它也可以引進社會資本，而且13萬元的公共成本包括一次性支付成本2.6萬元，剩下的是每年2400元的后續投入，如社會保險。

假設公共成本是由政府來出錢，每年解決2500萬人的市民化，政府每年一次性的投入是6500億元，相當于我國2012年公共財政收入的5.5%，我們認為中央和地方政府是可以承擔的。

對于市民化的個人成本問題，單純讓農民負擔，是負擔不起的。我們提出一個辦法，把農民工的市民化和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結合起來。中央提出要賦予農民更多的財產權，而農民在農村有承包地、宅基地、山地、林地等資源，能不能把這些資源變成資本，再把這些資本變為可以出租、抵押、變現的資金，讓農民帶著資本進入城市，成為農民工在城市中生活、購房、改善生活、開公司等方面的來源。

要解決這些問題，第一，要建立一個多元化的成本分攤機制，對于公共成本，中央和地方都要投錢，企業也需要參與進來。第二，大中小城市要協調發展，尤其要重視中小城市。有調查報告顯示，大城市的市民化成本是中小城市的2～3倍，特大城市是中小城市的3～5倍，也就是說我們到中小城市落戶的成本是低的，所以，引導農民到中小城市工作生活意義更大。

地方吸納農民工多，

中央轉移支付相應多

《中國經濟周刊》：推行城鎮化，地方政府可能最不愿意的是在同樣財政收入下，卻要加大財政支出。那么，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魏后凱：我們政府現在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第一，我們要改變觀念，過去我們更多的是將農民工當作勞動力，很多地方要人力但不要人口，他們愿意農民工來就業，但不愿意農民工來落戶。這是一種歧視觀念，農民工參與了工業化、城鎮化的建設，為城市建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不讓他們分享工業化、城鎮化的成果，這是不符合科學發展觀的。所以，我們更應該平等地看待農民工，讓他們在參與城市建設的同時共同分享城鎮化的成果。

第二，建立長效機制，用體制、機制來保障政府在市民化上的財政投入。在這一點，中央已經明確，地方政府要加大投入，中央政府要建立與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相掛鉤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地方吸納的農民工多，中央的轉移支付也會相應多。

沒有規劃，

可能出現“鬼城”和大量貧民窟

《中國經濟周刊》： 有人說城鎮化是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自然的歷史過程，難以規劃。你多次參與《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的討論，你怎么看待規劃對于城鎮化的作用？

魏后凱：這不矛盾。城鎮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結果，而不是目標。城鎮化是和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但不能因為這一點就不搞規劃。這就如同過去我們說經濟發展主要依靠市場機制，那政府就不應該規劃引導，但是后來大家還是覺得要發揮政府的作用。所以，不能否認政府的作用。

政府編制規劃可以發揮引導作用，政府可以對城鎮化做頂層的設計，有一個整體的安排。畢竟，城鎮化需要很長的時間，應該有配套的體制機制，推動相應的改革。相反，如果沒有規劃，城鎮化會出現很多問題。比如在拉美，因為過多人流向大城市，造成了大量的貧民窟，這就是沒有政府在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城鎮化規劃上合理引導的教訓。中國在城鎮化過程中沒有出現大量貧民窟，這是中國城鎮化很大的經驗。

當前，我們需要規劃來避免當前城鎮化推進過程中的一些誤區，來彌補當前市場造成的缺陷。如果沒有好的規劃，城鎮化可能出現房地產化，大家都去搞房地產；如果產業跟不上，就可能一些地方出現“鬼城”；如果城鎮化在推進時沒有和農業現代化結合，農村就可能出現一些“空心村”，出現“農村病”；如果大城市沒有規劃，就會出現交通擁擠、房價上漲、空氣污染等大城市病。 所以，城鎮化規劃是非常必要的，也是當前亟須的。

城鎮化不能以生態、農業為代價

《中國經濟周刊》：當前，很多人認為我國城鎮化仍然滯后于工業化，如何實現我國城鎮化與工業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

魏后凱：當前我國城鎮化與工業化是基本協調的，過去我國城鎮化曾嚴重滯后于工業化，但近年來隨著城鎮化的快速推進，這種情況已基本改變。現在中國城鎮化的核心問題不在于城鎮化的速度和水平，而在于城鎮化的質量太低，是沒有質量的城鎮化，沒有市民化的城鎮化。所以，下一步中國城鎮化的重點是提高城鎮化的質量，提高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程度，而不是去追求速度有多快、水平有多高。

同樣，我國的農業現代化也是一個大的問題。過去，我國長三角、珠三角一些地區的城鎮化就是建立在犧牲耕地、犧牲農業現代化基礎上的。這些地區的城鎮化在快速推進，但耕地在減少，糧食產量在下降，伴隨著城鎮化進程，它們由國家糧食主產區變為國家糧食主銷區，把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任務甩給了中西部地區。如今，要是我們都采取這個辦法，13億人口的吃飯問題誰來保障？這可是個天大的問題。所以，要加快農業現代化的進程，我們的工業化、城鎮化千萬不能以犧牲生態環境、耕地、農業為代價。

我國城鎮化率

2050年接近天花板

《中國經濟周刊》：根據你的研究，未來還將有多少農業人口流入城市？我國何時能完成城鎮化的過程？

魏后凱：當前我國城鎮化正處于一個轉型的時期，即由加速向減速轉型推進的時期。一般來講，城鎮化率在30%～70%時，城鎮化是一個快速推進的時期，在30%～50%時是一個加速推進的時期，50%是一個轉折點，50%～70%是一個減速推進的時期。現在中國的城鎮化是53.73%，我們正處于減速推進的過程。未來，我們城鎮化的速度會越來越慢。

篇（10）

整合岳麓版歷史必修二第21課《經濟騰飛與生活巨變》和第22課《綜合探究：調查改革以來發生在日常生活中的新變化》，以此為課例，探索高中口述歷史教學。

1. 課標要求

以我國近現代報刊、影視和互聯網的逐漸普及為例，說明大眾傳播媒體的發展給人們生活方式帶來的巨大變化。

新課標“教學活動建議”部分指出：結合生活實際，考察改革開放以來本地區經濟發展某一方面的變化，并撰寫調查報告。

2. 開展口述歷史教學的可行性分析

教學內容分析

這兩課歸屬于第四單元《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發展道路的探索》，上承20世紀50――70年代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成就與曲折，后的對內改革，實施農村和城市國有企業改革，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及對外開放。這兩課是對上述內容的總結，從GDP數據的變化、城市進程加快、互聯網的迅速普及、衣食住行的變化四個方面，闡述了經過改革開放，中國老百姓生活中的翻天覆地的變化。

教材內容較為簡單，較少需要學生識記的“雙基”知識和難點。如果按照傳統教學，用講授法、視頻播放、圖片展示等方法講授，難以完成本課過程與能力、情感態度價值觀教育。

更重要的是學生正親身體驗改革開放帶來的生活巨變，學生的父母多為60后或70后，是改革開放的親歷者，可作為本次口述歷史的被采訪者。

學情分析

教授對象為高一下學期的文科某班學生。該班學生學習歷史學科的興趣濃厚，具備一定的組織能力和文字表達能力，但對口述歷史缺乏了解，也從未嘗試進行口述歷史，需要得到教師的幫助。

時間可行性

高中生課業負擔重，而且多在學校寄宿。周末時間太短，寒暑假時間長，但教師難以及時指導學生，解答學生疑問。本課的教學時間恰巧在高考前，學生正好利好較長的高考假期開展口述歷史教學活動。

3. 教學目標

【知識與能力】

了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GDP的變化；知道城鎮化的概念，能結合珠三角實際分析中國城鎮化進程和其影響；分析進入互聯網時代對老百姓生活的影響，感受改革開放對人們思想觀念的巨大觸動。

【過程與能力】

小組合作進行口述史采訪，培養協作精神和組織能力，提高語言表達能力，習得論從史出的歷史研究基本方法，感悟嚴謹、細致的歷史研究精神。

【情感態度與價值觀】

通過采訪歷史親歷者，感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騰飛和百姓生活的巨變，增強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責任心。

4. 課時安排2個課時

5. 教學過程

落實雙基知識：了解我國GDP變化，城鎮化的概念和進程等。

課上播放口述歷史采訪視頻《穿衣變化記錄改革開放成就》（佛山新聞綜合頻道制作，時間為02：34），以此為例介紹口述歷史教學的基本情況和實施步驟，以及基本的訪談、文字表達技巧。

【組建小組】

學生自由組合，6人為一組，填寫分工表，科代表組織報名工作。建議六人應住的較近，方便假期開展活動。分組應體現互補性和平等性原則。

【活動開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