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語境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哲學語境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二)工具理性主義的批判工具理性源于馬克思•韋伯的“合理性”(ra-tionality)，只注重功利，借助理性達到目標，重視效率而忽視人的情感和精神。“物質和金錢成為了人們追求的直接目的，于是工具理性走向了極端化，手段成為了目的，成了套在人們身上的鐵的牢籠。”瑏瑠工具理性主義將“經濟人”假設運用到政治分析中瑏瑡，把政治行為視作政治市場，將公務人員假設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分析政治活動中的激勵問題、尋租問題和外部性問題，運用計量經濟學證明政府供給效率較低，而市場供給效率較高，否定政府供給，強調市場供給。認為政府只是傳遞個人偏好的管道，而不應該承擔收入再分配的作用。無論是自由主義者、功利主義者還是工具理性主義者在分析時都忽視了公共物品的社會效應。公共物品與私人物品不同，作為社會福利的代表，公共物品具有縮小社會收入分配差距，減少社會不平等，提升社會正義，維護公民基本人權的作用。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我國，其意義更為重大。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公共物品供給不足，特別是在廣大農村地區，公共物品極度匱乏，基礎設施建設水平較差，經濟發展受到極大拖累。所以盲目套用發達國家經驗對經濟發展不利。同時，傳統批判忽視了公務人員的利他性，忽視了人性的復雜性和道德倫理對人行為的規制，忽視公民、政府和社會的責任心和道德感，忽視公共倫理的感召，只強調人行為中的不合作和自利，與社會現實不符。所以，我國仍然要強調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給中的作用，構建以政府為主導的多元的公共物品供給模式。

二、政府供給公共物品的正效應

政府天生就是公共物品的最優供給者。霍布斯在《利維坦》中從社會契約論的角度，提出政府就是為公眾提供公共物品的組織。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認為:政府的作用在于提供最低限度的公共服務，包括國家安全、社會安全以及私人因為缺乏激勵而不愿意提供的公共事業和公共服務。斯圖亞特•穆勒在《政治經濟學原理及其在社會哲學上的運用》中提出政府在于建造私人不愿建造的對公眾有利的物品。馬克思也提出“……因此亞洲的一切政府都不得不執行一種經濟職能，即舉辦公共工程的職能。”瑏瑢。

(一)人權與公共物品權利一詞最早出現在古羅馬的私法中，也是最難定義的概念。哲學家范伯格干脆直接定義權利為“簡單的、不可定義的、不可分析的原始概念”瑏瑣。按照資格說的看法，權利意味著是否擁有某種資格，或者對某個事物是否擁有某種資格才對其享有某種權利。形成權利有兩個要素:第一，別人不能否認你能夠享有某物的資格;第二，你享有某物時別人不能讓你處于不利的狀態或者讓你受到打擾。公共物品滿足這兩大特征是權利對象。人權是一權利束，包含了發展權、知情權、受教育權、平等權、參政權、安全權、社會保障權等一系列權利，而這一系列權利的實現基本上都依靠公共物品，所以公共物品的消費權利構成了人權的基本內容。鑒于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每個人都不可能占有公共物品，所以公共物品的消費權實質上是享用權。社會公共物品的享用權是人的基本權利，但它和私權不同，這項權利不能排除其他人對公共物品的享用，所以首先針對的是社會而不是個人，針對的是政府而非他人，“在現代國家中，這種責任直接賦予了政府，并為它設定了一項嚴格的和特定的義務即政府本身不得破壞或忽視它有責任保障的權利。”瑏瑤對于政府來說，保障人權是其基本責任，恩格斯在《反杜林論》當中對政府的這一職責也有所論述。提供公共物品是政府的基本職責之一，享用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是公民的基本福利權利，作為政府，提供充足的、多樣的公共物品是保障人權的基本手段。

(二)平等與公共物品平等和自由一樣，是人類歷史中的強勢概念。其理論基礎來自于“天賦人權說”，認為人生而平等。斯多葛哲學學派反對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的人類不平等學說，認為每個人都具有理性，都在自然法的統治之下生活，都擁有平等的權利。英國17世紀哲學家洛克認為“就作為一個人的地位與權限而言，人人都應該是平等的，這是毫無疑問的自明之理”瑏瑥。不平等作為平等的反面，體現了個體在權利上的差異。盧梭認為“不平等使人類失去自由，……，要讓人類獲得自由，必須先追求平等”瑏瑦。公共物品的享用權如果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就極易在社會中造成不平等感，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決定了不能排除其他人的使用，就很容易讓那些無法享受到公共物品的人感覺到不平等，撫慰和勸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這種不平等感，但是只有最終得到了享用權之后，不平等感才能消除。對于政府來說，消除社會不平等就是大量供給公共物品，讓最大多數人得到公共物品享用權。而市場供給公共物品時，收費、隔離等方法限制了未繳費主體對公共物品的享用權，擴大了社會不平等感，造成不和諧。

(三)公共治理中“公共性”和公共物品“公共性”體現在四個方面。第一是主體的公共性，主體必須是國家、政府和社會公共組織，其在行為上具有公益性、平等性和法定性;第二是價值觀的公共性。私人管理關注私利性，而政府公共治理目標體現公共性，以維護社會公正、社會公平、社會民主和社會責任為目標;第三是手段的公共性。恩格斯認為國家是同群眾相分離的公權力，政府公共治理依靠的就是公權力;第四是對象及目標的公共性。公共治理的對象一定是國家事務、政府事務和社會事務;并且在本質上是以民主為基石，追求人民、社會平等、社會公正、社會公平和社會福利等多元目標，所以政府公共治理的終極目標是社會福利和公眾利益。公共物品與公眾福利和公眾利益緊密相關，第一，公共物品具有提高社會福利的效應。無論收入高低，公共物品的非可分性和非排他性使享用者能夠得到完全一致的服務，提升了社會福利;第二，公共物品具有再分配效應。政府通過稅收提供公共物品使低收入家庭免費地、完全均等地享受福利，有利于再次分配，可以縮小分配差距;最后，公共物品有利于提升社會公平和正義。公共物品能提供完全一致的消費，保證每個人都享有同等的機會和權利，特別在公共教育和公共醫療等一些關乎最大多數人利益的問題上，由政府供給更能體現社會正義與公平。

(四)滿足農村及落后地區的需要農村及西部地區天然處于市場競爭的不利地位，公共物品供給不足嚴重制約了經濟發展和生活水平提高，公共物品品質差、供給結構不合理、總體數量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需求仍是制約經濟進一步發展的桎梏。落后地區，特別是農村地區，經濟總量低，市場活力不足，居民財富較少，寄希望于民眾的合作意識，建立市場組織提供公共物品幾乎沒有可能。而且市場供給中，每個參與者都希望減少支付，這是群體性的占優策略均衡，并且在參與者數量眾多的情況下，監督每個參與者如實表述需求的成本較高，在經濟上不可行，公共物品會供應不足。政府供給是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

三、政府供給的公共物品的界定

薩繆爾森在《公共支出的純理論》(1954)界定公共物品是“每個人對這種物品的消費都不會導致其他人對這種物品消費的減少”瑏瑧。人們習慣于把具備完全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商品界定為純公共物品，且認定純公共物品應當由政府提供。但嚴格意義上的純公共物品范圍極小，因為消費容量無限的物品幾乎沒有;嚴格的非排他性物品也幾乎沒有，因為隨著技術的發展，許多物品都有實現排他性的可能，如高速公路，這些變化使得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范圍越來越窄［6］。隨著工具理性思維的流行，政府供給缺乏效率的問題為人們所關注，在減小開支、縮小范圍的呼聲下，政府供給的種類越來越少，許多原本由政府供給的公共物品紛紛改革，完全或者部分由市場提供，企業逐漸成為公共物品供給主體。但是公共物品有較強的社會屬性，與公眾利益和公眾福利緊密相連，效仿發達國家縮小政府供給對我國并不合適，特別是農村和落后地區，政府退出供給帶來的福利損失大于成本節省，制約了經濟發展。政府供給的公共物品范圍應當根據經濟發展水平進行認定。在經濟發達地區，經濟總量大，市場經濟活力強，社會財富積累豐富，合作意識較強，應強調市場供給，政府只保障最低限度和最少種類的公共物品供給;在西部落后省份和農村，經濟總量小，市場經濟活力不足，合作意識不強，政府應放棄工具理性思維，更多的介入供給，提供更多數量和種類的公共物品，保證經濟發展和公眾福利。

四、結論

從工具理性的角度過分強調公共物品的供給效率認為政府應該退出公共物品供給，忽視公共物品的社會效應會降低整個社會的效用水平。在公共物品供給中應該強調公共治理精神與價值理性，以此合理判斷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給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升社會效用函數水平。

(一)強化公共治理精神公共治理應以民主為基石，追求社會平等、社會公正、社會公平等多元目標，核心價值在于承擔公共責任并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這要求政府扭轉“注重效率，忽視公共”的問題，實現治理目標和行政價值的轉移，做到“公共第一，效率第二”，回歸公共性。同時在公共治理中提高公務人員素質，發揮利他精神，以最大化社會福利為目標，強化公共治理精神，讓公共性和公共福利最大化的價值取向體現在每一個公務人員的工作作風、觀念及信仰中。

篇（2）

哲學的經濟學和經濟學的哲學概括，是馬克思中極其重要的，體現出豐富的方法論思想。認真清理和這些思想，無論對于我們建構當代經濟哲學還是分析現實經濟，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借鑒意義。

一、客觀性與主體性的統一

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既非單純經濟學也非純粹哲學，而是在融合兩者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新質。這種“新質”，就在于它打破了當時的一些哲學家和經濟學家考察經濟問題的方法：或者從主觀概念、理性原則出發剪裁、套用客觀經濟現實，否認后者是前者的基礎；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觀經濟現象的表層，否認作為主體的人的認識、實踐的能動創造性。前者是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后者是機械唯物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

馬克思對唯心主義經濟哲學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經濟哲學研究成果《哲學的貧困》中就有著充分的體現。他批評蒲魯東從普遍理性出發建構經濟學的哲學體系，把經濟范疇視作“不依賴實際關系而自生”的思想，不過是一種先驗的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而他關于經濟學要能夠真正揭示現實經濟生活的本質和，就必須跳出哲學的圈子研究經濟現象的思想，則蘊含著從經濟現實、物質生產出發的唯物主義經濟哲學思想。同時，對庸俗經濟學思想的反思，使馬克思意識到，經濟哲學要走出“在表面的聯系內兜圈子”，對“最粗淺的現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釋”的誤區，就必須突破以往的理論，在面對現實的同時發揮主體能動性，沖破思想障礙，敢于進行理論創新。

集馬克思經濟哲學思想之大成的《資本論》，既與馬克思立足于資本主義經濟生活的現實，從現象分析中揭開資本主義結構、關系、運行機制乃至整個人類社會的“謎底”有關，又與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當時的經濟學、哲學思維成果基礎上，善于走出哲學和經濟學各自的理論藩籬，在綜合兩者的基礎上進行理論創新不無聯系。正因如此，馬克思才最終實現了其哲學與經濟學成果——唯物史觀與剩余價值論的有機統一。

縱觀馬克思一生的經濟哲學研究，他不是躲進書齋給自己設定純抽象思辨的命題，在主觀玄想中構造體系，而是立足經濟現實，捕捉提出的重大問題；不囿于“現存”和既有的方法、結論，而是讓“思想的閃電”在劃破理論的迷霧中，揭示現實經濟生活的真諦。

今天，雖然時代的巨變使經濟哲學研究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內容上都與馬克思那個時代有了極大差異，但馬克思當年從客觀性與主體性相統一的角度研究經濟哲學的思路和方法，仍能為我們從事當代經濟哲學研究提供有益的啟迪。在此，不妨借用馬克思的一句名言：經濟哲學要想成為“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就必須“不僅從內部即就其內容來說，而且從外部即就其表現來說，都要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并相互作用”。同時，要充分發揮主體特有的能動性，破除陳舊的傳統觀念，解放思想，敢于創新，與時俱進。

二、科學性與人文性的統一

科學性與人文性，分別從物與人的角度，體現了人類對世界的兩種基本態度和價值取向，前者強調客觀性和事實評價，后者強調主體性和人文關懷。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的對象，無疑是“現實的人”。馬克思認為，“現實的人”既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又是能動的、有價值、理想追求的主體。因此，經濟哲學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應是科學性與人文性的辯證統一。在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科學性與人文性的這種辯證統一，體現得尤為徹底。

馬克思既反對從所謂“純粹的客觀性”或單純的技術理性、經濟模式出發考察經濟現實的做法，認為這種撇開主體的人和缺乏對人的價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體現、愿望的人文關懷的理論，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單純“經濟人”；同時，又反對從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義出發考察經濟現實的做法，認為這種拋棄客觀的物和缺乏對客體分析的“人文關懷”，只能使人成為虛假的主體和片面的“道德人”。與資產階級經濟學或哲學不同，馬克思經濟哲學的獨到之處，在于他在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結構和人類社會歷史的本質時，把它們視為以人的生產實踐為基礎和中介的合規律的過程，強調無產階級解放之路的尋求，首先必須深入到客觀的經濟底層，同時，又關注現實的人尤其是無產階級的地位、處境、命運和出路，認為自己的理論就是為“倍受壓迫”的那個階級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對“人”的探討既以對客觀事實的科學研究為基礎，又以對人的價值追求和發展要求為目的；對“物”的探討既以人的價值取向為參照，又注重從物的基礎、本源角度探究人文關懷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鑒馬克思科學性與人文性辯證統一的方法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有助于我們關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經濟增長、轉型、變化、發展的現狀、歷史和未來趨勢，立足科學的實證經濟學，從人化了的客觀世界中認識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基質及其本質規律，為理解和滿足人的價值需求、人生的現實性、時代的變易性、社會生活的真偽性，以及準確定位與之相應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觀依據；同時，也關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體現自身價值、發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運用科學的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研究人的價值要求的客觀范圍和內在層次，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質世界中看到自己的價值，體現生存的意義，感到人生的溫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體言之，經濟哲學要研究宏觀的經濟增長與人的發展、社會進步三者間的關系，研究微觀的諸如經濟發展、轉型引發的利益與價值、公平與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與經濟、與經濟、與經濟乃至社會心理與經濟等等之間的關系問題。

三、決定性與選擇性的統一

決定性與選擇性則側重于從實踐角度表述主客關系。決定性即承認人類及其運動是有自身可循的歷史過程；選擇性即承認社會歷史及其經濟運動又是歷史主體的人有目的的活動過程。前者肯定客觀世界和其規律的必然性及其對人的制約性，后者肯定主體的人的能動性和創造性，認為作為歷史主體的人一身兼任“劇中人物”和“劇作者”雙重身份。因此，人類社會歷史和經濟運動的規律，是通過現實的人的有選擇的能動性活動而得以實現的。人的實踐是聯接兩者的中介，正是在實踐基礎上，兩者達到了辯證的統一。經濟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過對經濟現實的理性考察，為發揮人的自主能動性提供根據，因此它應當從決定與選擇的統一角度，研究作為客體的世界與作為主體的人之間相互作用的辯證關系。這種統一在馬克思經濟哲學思想中，同樣得到了體現。

在馬克思看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陷入純實證經濟論和蒲魯東陷入純思辨的經濟論，原因之一就是他們離開歷史的主客體關系來考察經濟，沒有看到客觀經濟規律既是人的能動實踐的結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無策；但經濟事實作為既定產物又具有客觀必然性和制約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隨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確認識經濟活動中決定性與選擇性的統一關系，導致他們或者陷于機械決定論，視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為“永恒之手”，完全制約著人的活動；或者陷于唯心能動論，視個體理性、“社會天才”的自由意志為解決經濟矛盾的靈丹妙藥。與他們不同，馬克思一方面認為社會的、歷史的物質活動是人類生產實踐、經濟生活的根本，生產力是在人類從事生產的經濟活動的歷史過程中積累、創造的物質力量，而不是自身無前提的先驗假設；同時又認為人類生產實踐是主體的人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生產力是人的實踐能力的物化，生產關系是人為適應生產力而創造的結果。這樣，馬克思通過物質生產實踐作為歷史的主體與客體的基礎和中介，地預示了人類社會歷史和經濟活動，是歷史決定論和歷史選擇論的統一。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上述考察當代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和制訂新世紀化戰略決策，有助于我們走出“超越論”和“循序論”的兩極，既立足于“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研究諸如中國與世界體系的聯系與交往中，經濟的調整、重組、改革、開放等關系；又充分發揮主體的能動創造性，在歷史的決定性與選擇性的交錯點上“抓住機遇”，切實把我們的事情做好。借鑒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態和可持續等問題，有助于我們走出“人類中心論”或“生態決定論”的兩極，進而深入研究諸如經濟增長與自然成本和生產效率、人口生產與物質生產，社會發展中的物質生產、人口生產與精神生產，自然發展與社會發展，以及社會生產和再生產與自然可再生性發展等等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

四、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一

共時性與歷時性，是分別從靜態與動態、橫向與縱向的維度考察社會結構及其形態的視角。前者側重于以特定社會經濟運動的系統以及系統中要素間相互關系為基礎，把握社會結構；后者側重于以社會經濟運動的過程以及過程中的矛盾運動發展的規律為基礎，把握社會形態。運動通過靜止表現出來，相對靜止中有永恒的運動。因此，共時性與歷時性兩者有著辯證統一的關系。

上述理論在馬克思經濟哲學中，具體體現為他的“有中介的社會生產體系”觀：社會就其靜態存在看，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就其動態展開看，是生產力發展改變生產關系及其一切社會關系。生產方式作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中介，既為生產力所決定又決定生產關系，既具生產力功能又具生產關系價值，是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一。人類社會特定結構及其整個歷史運動，既是一個以生產方式內部各要素相互作用為基礎的系統，又是一個由生產方式運動推動的過程。因此，社會結構與社會形態統一的基礎，在于社會的生產方式。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上述觀點研究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助于我們既從歷史的、現實的國情出發，又把它置于“世界歷史”、“全球化”的國際背景中；既從我國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出發，又聯系人類社會發展的全過程和總趨勢，從而既看到生產方式、交換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兩種社會制度之間并互通互補，生產的技術層面構成生產方式的基礎，經濟體系以它為坐標系，經濟形態的依次演進從根本上決定所有制形態的一般發展，因而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市場經濟發展階段不可超越，中國必須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實行市場經濟；又看到生產方式、交換方式的中介性必然與一定的經濟關系、社會制度結合，生產關系的社會層面決定社會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態可以反映相同的經濟形態。因此，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國實行的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應該而且必然是社會主義的。

五、實證歸納與理性概括的統一

實證歸納與理性概括的統一，是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論思想。它體現為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不僅從經濟現實出發，在研究經濟現實中進行哲理的推論，并從中引出世界觀、方法論的結論，而不是止步于實證歸納；而且在對經濟現象進行哲理的分析與揭示中，融入經濟的實證使之有根有據，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繹。

還在馬克思創立經濟哲學之初，他就批判地審視了當時的經濟理論，既反對蒲魯東用先驗原則、抽象哲學理念投射經濟現實，認為這只能導致“可笑的哲學”；[9]又批評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停留于純粹經濟事實的膚淺表述和實證歸納，認為其不從經濟關系的社會歷史性考察、深究經濟現象的本質，導致了他們視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固定永恒的規律的唯心史觀結論。而馬克思《資本論》中貫串始終的抽象與具體、邏輯與歷史、分析與綜合、演繹與歸納的方法，則是他融合經濟學實證性與哲學思辨性的結晶。雖然這部研究資本主義的巨著側重于分析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但這種分析卻既因哲學唯物史觀的運用而使經濟學的實證分析，超越了純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強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經濟學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的實證而使哲學的邏輯推演，超越了純思辨的抽象論證而具有透徹的經驗說服力，從而使它的價值，遠遠超過了任何單純的經濟學著作或單純的哲學著作。縱觀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思想，其哲學與經濟學在相互交融基礎上達到了辯證統一。如同勞動、分工、生產力、生產關系既是經濟學又是哲學的基本范疇一樣，馬克思的經濟哲學理論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既是社會的、歷史的、哲學的經濟學，又是經濟的社會學、歷史學和哲學。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哲學理性思考和經濟學實證分析統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必須做到：一方面，在探討諸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全球化等具體問題時，必須運用世界歷史理論、社會形態論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經濟范式、技術模式、操作手段等經濟學的表層。另一方面，在深化諸如的社會結構論、形態論、本質論、動力論等基本理論時，必須結合和依據世界、中國的社會經濟變化現狀和趨勢，以及新革命、信息革命等問題加以經驗證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論體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兩者特征的基礎上，創建出既不因滿足于繁榮表象而對自身功能產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對自身功能產生懷疑的，既適合又能指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現實的經濟哲學理論。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篇（3）

聲樂是社會文明發展的基本意識形態，是對生活現象的一種獨特表現方式，聲樂是在人基本情感下產生的，人的思想感情是聲樂教育的基礎條件與核心內容，展現著具體社會的發展形態與特征，反應社會的道德價值觀與素養，哲學當中有具體的聲樂教育理念，長期都在不斷探索與創新，使教育體系更加完善。想要更好地促進聲樂哲學教育的發展，就要實現馬列主義對其教育思想的指導目標，根據馬列主義思想觀念與方法，對教育做出全面詳細的經驗總結，并能將其進行分類、整理、融合，完善，提高基礎知識理論層次與價值，以科學發展觀進行哲學聲樂教育，能有效規范教學過程中的相關行為，從而保持聲樂教育在正確的道路上發展。

一、聲樂教育的審美哲學

聲樂審美哲學教育核心是情感教學，它重視聲樂的價值，強調的是教育的創新思維，在教育過程中，審美教育的具體行為活動，要加強情感與心靈上的溝通，這對于審美力的提升至關重要。音樂本身就是在一定的情感作用下產生，賦予音樂不同的思想。目前，我國各院校的聲樂教育仍然處在傳授基礎音樂理論知識的層面，教育觀念比較傳統封閉，在教育方法中，整體比較僵硬，知識的傳授度不高、形式也不靈活多變，對于這種現狀，相關院校的聲樂教育在融合哲學思想時，要全面打破當前單一的教學模式與知識枯燥、僵硬的教學方式，應加強情感教育、情緒滲入、思想價值觀念引導，以及強化知識技能等，開展綜合性教學工作。聲樂的審美哲學教育的特點是人的思想感情與內心情緒的統一，將審美哲學理念運用到聲樂教育中，能使原本領悟性音樂向情感審美方向靠攏，并在教學過程中，創新教學模式，師生之間共同將自我情感投入到聲樂實踐中，體現聲樂教育中的哲學審美特征。

二、聲樂教育的文化哲學

多樣性的哲學文化聲樂教育，對學生的自我認知、自我肯定具有一定程度的促進作用，同時也能推動聲樂教育的文化哲學發展。聲樂文化哲學教育中，涵蓋了豐富的社會學、文明學、精神理論等內容，也正是這些內容構成了完整的聲樂文化哲學教育體系，體現出人文精神以及文化的重要地位、價值。在現代社會的不斷發展中，聲樂教育的多元性文化也隨之不斷在發展進步，中華民族博大精深的歷史文化，為現代社會積累了獨特的、永久的、無價的、自然的音樂藝術形式，充分展現了民族音樂的藝術魅力、個味與風韻內涵。但在當前聲樂教育體系中，教學越發透明化，會明顯發現教學已經全部傾向于西方文化，無論是教學觀念還是內容及模式，都已越來越開放，這種態勢并不是什么值得樂觀的現象，聲樂教育在與文化哲學進行融合時，強調教育模式的多元性，學校也應積極拓展教學格局與教學內容，重點培養學生對國際音樂的理解，構建全球音樂整合體系，對不同國家、不同表現形式、不同種類的音樂，運用不同的教學方法加以解釋。學校要充分將哲學中統籌兼顧與多樣性的思想應用到教學當中，全面培養師生對多樣性音樂的樂感，制定多元化的教學方案，豐富教學內容，拓寬學生音樂領域及視野，從哲學文化的多元角度出發，在對民族音樂全面掌握理解的前提下，幫助學生提高國際聲樂互動能力，讓學生掌握不同聲樂文化的本質與規律。

三、聲樂教育的實踐哲學

聲樂教育的實踐哲學完全脫離了審美哲學與文化哲學教育的限制，將哲學實踐當中的社會教育觀念融合到聲樂教育當中，能進一步推動聲樂教育的發展，聲樂實踐哲學教育注重的是創作、創新能力，體現聲樂的內涵與價值，具有很強的實踐性。就當前聲樂教育來說，很多聲樂教師比較注重培養學生的技能，忽視了其他藝術素養及能力的訓練，教學目光較為短淺，關注并重視學生現階段的整體成績與綜合表現，這種教學模式是大部分院校聲樂教育普遍存在的現象，完全違背了聲樂實踐哲學教育的根本宗旨，與其觀念背道而馳，聲樂教師必須要轉變這種不利現狀，讓聲樂教育整體滿意認可，才能真正實現聲樂實踐哲學教育的開放性與多元化發展目標。因此，聲樂教師不僅要在聲樂的審美基礎融入文化哲學教育，同時還要在聲樂的創作上，強化實踐哲學教育，充分注重學生主觀感受與實踐過程的體驗，只有這樣才能培養出全面發展的應用型專業聲樂人才。

篇（4）

以法律價值扭合與法商復合理念為考量長久以來，之于經濟法作為部門法的爭議不斷，在政府工作報告給予官方認可之后，學界爭議暫時擱息。但之于經濟法理念價值的思辨，法學學者仍然力求日新。2根據漆多俊教授的觀點，經濟法的價值亦不外乎“秩序一效率一公平一正義”。’其指出，“以上各項價值及他們間的層次關系，無論對于法或對于其他社會規范，是一致的，這是它們共同的價值體系(價值鏈)”；“經濟法是法體系中的一個部門法，同一般法的價值一樣，它也具有秩序、效率、公平、正義等價值，它的價值鏈的中心環節也是效率與公平”。筆者認為，這并非是法價值的簡單堆砌，而是相互關聯、有機聯系。真正被累加的要死，形成法價值凈效應的合攏。之于“秩序一效率一公平一正義”的價值體系，不妨視為某種程度的締結與扭合；從另一方面觀察，“秩序一效率一公平一正義”的價值體系完成經濟法乃法之一部的有效證成，使其與政策規范相區分。筆者贊同漆多俊教授的觀點，還落于其與法商復合理念的契合。筆者將法商復合理念分解，“法”對應制度與規范，“商”對應經濟與管理。則探求制度、規范、經濟、管理背后的價值關懷，仍可得出正義、公平、效率、秩序的結論。而漆多俊教授強凋的中心價值鏈“效率一公平”，恰與“經濟一規范”中的“效率一公平”吻合，使之(“經濟一規范”)與經濟法又存在某種冥合。鑒于法商復合理念的提出，仍有一個問題需要解決——漆多俊所提的法價值已然包括四項內容，何以法商復合理念之“法”只有兩項內容。筆者認為，不應簡單囿于所謂廣義與狹義的文字之辯，尚應另覓佳徑。具體而言，包括兩點：其一為法制與法治的區別，法商復合理念之“法”強調法制(靜態居多)，與“商”對應；漆多俊教授所提的法價值由應然角度出發，發端于法治的思考，故而內涵不同。其二為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映經濟基礎，對照經濟基礎，法(規范)同步體現的價值便只得后退。

(二)主導價值

以人本觀念與社會本位為考量之于經濟法的特殊性，其主導價值不應簡單落于“秩序一效率一公平一正義”。根據一些學者的觀點，人本觀念與社會本位所烘托的價值可以視作其經濟法的主導價值。筆者認為，人是社會性群居動物，“人是社會的人，社會是人的社會”，人本觀念與社會本位僅就概念而言固然存在字面差異，但究其實質，探其邏輯，則應屬連貫一致無疑，并無相悖之處。強調經濟法的主導價值，作用有三：第一，符合一般社會科學的研究邏輯。科學本身是人的一種理性思維運動，與人性有著天然的聯系。休謨指出，因其潛在地受制于人們的認識范圍且要由其的權力與能力來判斷，所有各種科學均或多或少地與人類本性有關，也均在某種程度上依賴于關于人的科學。西方古典人文與近現代人文主義的實踐已經證實：人性問題是一切社會科學的研究起點。第二，勾連“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政策。筆者認為，社會本位是異于(但不介于)個人本位與國家本位的“第三條道路”。經濟法價值由人本觀念主導并不意味著其政策性有所削弱，經濟法所帶有的隱性公法色彩業已基本得到學界的公認。與以主體法律地位平等為前提假設的民事法律不同，經濟法與政策的關系要緊密得多。所幸的是，當下政策同樣倡導“以人為本”的和諧，使得經濟法所受政策影響間接成為經濟法主導價值的佐證。另一方面，“以人為本”的價值內涵，在不同時代的側重各有不同，當下經濟法理念中“以人為本”的訴求突出對可持續發展觀念的表彰。“第三，厘清與法經濟學的關系。12自上世紀90年代后期伊始至今，影響最盛的當數法經濟學思潮。除了在分析方法上為經濟法的正當性提供了一種間接證明外，它成為一種研究方法的變革，一定程度上支撐經濟法存在與發展。然而，法經濟學有其固有特性——在法經濟學領域，一切法律制度作為一種被經濟效益(成本與效率)衡量的對象以及衡量經濟效益的一種尺度。有學者從“道義價值”、“功利價值”、“實證價值”來論證經濟法學與法經濟學的關系，固然為兩者區分提供有效依據，但筆者認為人本觀念的架構，除了夯實民法之外經濟法的特殊地位，也進一步明確“經濟法學理念”與“法經濟學工具”的關系。

(三)輻射還是反映

管窺部門法反映經濟法理念的“悖論”之于部門法反映經濟法理念，似乎存在悖論：部門法既然反映經濟法理念，其何以不是經濟法之一支?筆者認為，解釋這一“悖論”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個：第一，部門法的劃分與現行法的制定并未完全吻合。“部門法”的提法，或濫觴于中國法理學界的理論劃分，多對應于應然體系；現行法的制定則是依據現實生活所需，由政策或習慣轉化而來，多受命于實然需要。例如，關于銀行法、證券法、保險法的部門法歸屬，似乎存在納入商事法與金融法兩可的情況，甚而一些金融法領域的學者根據現實需要與國際潮流，將民法中擔保法亦納入金融法研究范疇，力圖使之體系日臻完整。之于經濟法所周延的對象，一直處于變化之中，僅競爭法的歸入在學界尚無較大爭議。“部門法”既是動態變化的，用靜態的形式邏輯進行判斷或者實現類似民法上的“涵攝”，多少存在困難。有學者提出經濟法“時空性”的特點，意在驗證經濟法的發展與融合、逡巡至圓熟，筆者簡陋，僅假借“時空性”特點作為部門法變化演繹的理論依據，以證與現行法不存在全然的“對號入座”。第二，基于程序事項的需要。以婚姻登記與物權登記為例，登記本身具有行政色彩，婚姻登記與物權登記確屬行政程序無疑，但僅就常識而言，亦能斷定婚姻法與物權法不屬行政法之流。究其立法的原因背后，乃基于程序事項的需要，以表彰或確認相應法律關系或權屬關系。第三，基于解釋學的技術。以刑法醉酒駕駛入刑為例，刑法學的解釋借助社會危害性、可非難性等價值判斷、犯罪構成要件等工具，而筆者以法經濟學之外部性解釋，似乎亦能自圓其說。法律規范的犬牙交錯與成文形式，為解釋學的活躍提供了空間，基于各部門法的理念對法律規范的解釋，為法律規范的“良法證成”與修葺完善提供條件。但是筆者認為，(其他)部門法反映經濟法(作為部門法)理念的表述或存瑕疵。考慮到法律的消極性，使用“反映”一詞或有不妥。筆者認為，應當是經濟法理念的輻射效應，對其他部門個別或些許法律規范的深入。以侵權責任法為例，2009年《侵權責任法》第一次明確在法律中使用了“懲罰性賠償”的概念：“明知產品存在缺陷仍然生產、銷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嚴重損害的，被侵權人有權請求相應的懲罰性賠償。”這與大陸法系的一般民法理論——以填補為要旨，多有不符。但衡酌其立法時間與立法背景，《侵權責任法》此一立法規定受經濟法理念影響(輻射)的頗深痕跡顯而易見，但若言其旨在反映經濟法理念或難成立。法律在其消極性之外，作為固有制度的存在，其推定力與拘束力對社會正向的有效效應，成為其他立法的有益借鑒。對于經濟法理念的輻射，理宜亦然。

二、經濟法的價值回應：經濟法主體的觀念革新

(一)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不能涵蓋之殤

經濟法主體的觀念革新同一主體(不論自然人或法人)由于不同法律部門調整對象與調整任務的不同，以不同的身份成為不同法律部門的主體，對該“身份”的概括與類型化即是對不同部門法主體的提煉。“經濟法是否存在自己的獨特主體制度，關鍵就在于經濟法的調整對象、調整任務是否具有特殊性，這種特殊性對于其主體產生什么特殊要求，賦予了何種權利義務，從而形成了不同于其他部門法的主體特色。”李友根教授認為，經濟法的主體可概括為經營者、消費者與政府。”消費者與經營者的概念已經為《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使用，且法律對其亦有明確定義，是市場規制法保護或規制的對象。在確定經濟法的主體為消費者、經營者與管理者之后，以何者為中心，三者的利益如何衡量就成為一個重要問題。筆者贊同徐孟洲教授的觀點，應以消費者為中心構建經濟法的主體體系。根據徐孟洲教授的觀點，“‘以人為本’的理念要求‘以消費者為本”’、“從經濟學的理論出發，消費者也應該得到優先保護”、“消費者處于弱勢地位，應該給予特殊保護”。20除此之外，筆者認為以消費者為中心的理由還有如下兩點：第一，消費者的保護需要建立并完善各種措施與制度，并非消費者保護的單行法所能解決。在現代社會，消費者的法律保護除了依靠基本的民法外，必須依靠經濟法，發揮政府與消費者組織的作用，運用經濟法理念與調整手段，體現政府的管理與參與。相關法律或者直接為消費者的保護而制定，或者將消費者的保護作為主要目標之一，是消費者保護的專門制度，體現以消費者為本的觀念。第二，國家政府保護消費者的理念較之國家政府有限干預的理論更為直接。“市場失靈”、“無形之手”的缺陷構成經濟法宏觀調控的理論依據。筆者認同這一觀點，但筆者認為國家政府有限干預的界限較難廓清，因其建立于“否定”之上的理論，伴隨固有的間接性。不妨以國家政府保護消費者的理念奠定經濟法的主體體系，畢竟政府何時干預、如何干預都是依賴于對消費者行為反饋后的決策，而消費者保護是貫穿始終的，具有直接性。國家政府保護消費者的理念與國家政府有限干預的理論，窺其實質是一物兩面，但以消費者為本的理念可有“橫看成嶺側成峰”之效。此外，強調經濟法之法律關系主體一方恒為國家，易與行政法混淆，經濟法的社會性色彩消褪。就此而言，關注以消費者為本的理念，實踐經濟法主體的觀念革新亦頗有必要。

(二)回應經濟法價值

以消費者為中心的輻射效應經濟法屬于由公權力合理敢于(市場)經濟的法律，通過綜合的調整手段維護社會公共利益；消費者利益的保護體現了經濟法保障社會公共利益的價值取向，同時也是經濟法法益目標的深入與具體化，使得經濟法在立法的價值取向上更具針對性。。以消費者保護為中心構造經濟法的體系，就是以市場規制法為主體構造經濟法的體系。因為市場規制法有著共同的主體(消費者、經營者與管理者)，其調整市場的競爭關系與交易關系，以消費者的保護為基本價值追求設計經濟法的規范與體系，可以增強經濟法的體系性和不同制度之間的內在一致性，提升消費者保護的力度。具體而言，其能體現其與民事法、商事法、金融法、社會法的內在聯系，甚而有效發揮經濟法理念的輻射效應。依徐孟洲教授所言，“概言之，以消費者保護為中心構建經濟法的體系是現階段中國消費者保護現狀的需要；是‘以人為本’理念在經濟法中予以落實的需要；是推進消費者保護法律制度的完善和體系化的需要；也是促進經濟法內在體系和諧的需要。”

三、經濟法的價值表彰：揚棄部門法理論的對峙與融合

(一)實踐需求

經濟法的發展進路政府主導經濟發展成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主旋律，改革開放最強烈、最直觀的呈現無疑是一種滲透于經濟、政治與社會各個領域的轉型。強烈而直觀的社會轉型過去存在，現在正在發生，將來也會出現，如此的社會轉型孕育著巨大的法律調整需求，實踐需求催逼經濟法的醞釀與成型，勾勒經濟法的發展進路。轉型脈絡抑或清晰可陳，但經濟現象浩如煙海，筆者僅枚舉幾例典型并試做如下概述：之于“三農問題”，中國農村已由熟人社會轉向半熟人社會，民間糾紛的解決機制逐步規范，市場運作的發展機制逐步滲透，農村金融的形成機制逐步發育。解決“三農問題”，既要運用市場機制鼓勵農民參與市場交易、投資設立鄉村企業，又要通過糧食補貼、小額信貸扶持等公共管理機制予以扶助，兩者的交叉運用屬于經濟法的調整范籌。而當農民逐步成為消費者時，以消費者為中心的經濟法理念將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之于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既要考慮民商法層面的公司治理與股權結構，還要考慮國有資產法意義上的國有金融資產監管。國有金融資產監管本身屬于經濟法的調整范籌當無異議，就公司治理與股權結構而言，涉及上市公司對金融}肖費者的投資保護問題，貫穿以消費者(保護)為重點的宗旨，依然反映了經濟法的理念輻射。之于事業單位分類改革27，構建法人治理結構是其類型化治理的核心。與一般的營利性機構不同，事業單位的非營利性決定了其在適用“利益相關者”理論(StakeholderTheory)時勢必涉及社會公眾，且事業單位理事會構建也遵循吸收外部理事的做法。事業單位分類改革的主要目的即落于減政放權，對于公益類事業單位完全適用行政法顯然已無法滿足時展的需求，基于教育醫療的服務對象實屬消費者無疑，其部分法律關系由經濟法調整是更優選擇。上述問題是當下中國社會、經濟面臨轉型問題的縮影，亦由此可見，除了政府主導之外，中國現代市場經濟的鮮明特征還包括“體制轉型”與“進程壓縮”。所謂“體制轉型”，意指中國的現代市場經濟是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而來，由于缺乏發育成熟的市場機制以及配套的制度設置，這種轉型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都不牢固，盡管推動這一轉型的力量理論上會越來越增強。所謂“進程壓縮”，意指中國用短短二十多年時間走完了西方國家二百多年走過的路，邁進了現代市場經濟的門檻，這種跳躍式的速成發展誠然給國人帶來了莫大的欣喜，也引起了世界各國巨大的驚呼，但同時由于過分強調速度而忽視質量也遺留了無數的問題。“體制轉型”與“進程壓縮”的經濟實踐導致眾多經濟與社會問題以一種“疊加式”或“復合式”的形態存在，為經濟法的發展進路明確方向。

篇（5）

長久以來我國實行的是“二元結構”體制，縣域經濟發展的空間受限，這導致縣域基礎設施建設滯后，城鎮吸引力差。

2、高級技術人才匱乏。

縣域自然資源豐富、氣候條件宜人、初級勞動力過剩，但是高級技術人才匱乏。由于各種因素綜合作用，導致引進人才之路舉步維艱。

3、產業結構布局不合理。

重農輕工，第三產業發展緩慢。重傳統產業發展，缺乏改革和創新性的新興產業，第一、二、三產業尚未協調發展。

4、受政策、體制影響較大，缺乏創造力。

當前，縣域人口幾乎占全國人口的70%。由于綜合考慮國家往往將一些大項目和大產業放在大中型城市，縣域經濟發展缺少大項目、大產業支撐，發展動力不足。存在上述現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多年來我國城鄉二元體制、政府政策導向的問題，特別是農村缺乏高級市場要素，上述原因從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我國縣域經濟的健康平衡發展。

二、縣域經濟發展對策建議

現階段，我國縣域經濟已經進入新的發展時期，并且處于良好的發展態勢。深刻清醒的認識當前環境、形勢的發展趨勢，并根據我們自身的條件理清符合縣域經濟發展規律的新思路并確定相應的新對策是抓住縣域經濟發展機遇期的關鍵所在。

1、明確發展思路，革新發展理念

目前加快發展縣域經濟缺資金、缺項目、缺技術、缺人才，更缺少適應現代市場經濟和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思想理念。應從多方面確立并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民營經濟的重要作用。摒棄不合時宜的傳統縣域經濟發展觀，與時俱進研究新思路，不要就農業抓農業、就農村抓農村、就縣域抓縣域的單一孤立打法，而是應以工帶農，統籌兼顧。

2、加快工業化進程，以工業引領來推動縣域經濟發展

縣域經濟發展實際上是縣域發展的工業化過程，是用現代工業帶動傳統農業和農村經濟，從二元經濟結構向現代經濟結構轉換的過程。加快推進工業化，使農村剩余勞動力大規模地轉入工業和城鎮，這是縣域經濟發展的根本出路。當前全國強縣的實際情況已經是最好的證明。

3、加快城鎮化進程，夯實縣域經濟基礎

工業化和城鎮化是相互依存的，工業化是城鎮化的基礎，城鎮化又可以進一步推進縣域經濟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快慢，直接影響著縣域經濟的發展，因此，要加快縣域經濟發展，必須加快城鎮化進程，并使之成為壯大縣域經濟的一個基礎點。

4、創新縣域經濟制度，充分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

黨的十明確指出，要充分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那么首先就應該創新縣域經濟制度，這是前提，沒有良好的經濟發展軟環境，為縣域經濟發展提供動力，那么我們說的發展縣域經濟都是空話。為有效創新縣域經濟制度推進縣域經濟快速發展，重點應該從明確當前縣域經濟制度改革、創新目標和方向來對農業生產承包制度、組織管理制度等進行完善，堅決剔除阻礙縣域經濟以及農工一體化的制度障礙，加快推進城鄉勞動力、技術、資本等合理流動，形成城鄉一體化的有序、開放的市場體系，調整產業結構，合理配置資源，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來促進縣域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同時還要鼓勵縣域經濟主體走集約經營道路，在穩定土地承包權益受法律保障的基礎上實現農工規模經營、發展新型合作經濟組織，加快縣域企業產權制度改革，通過改革推進縣域企業民營化進程，確立民營經濟在縣域經濟中的重要地位。

5、招商引資，加快項目建設步伐，大力發展縣域民營經濟

當前,我國縣域經濟發展目標還是注重依靠政府主導的大項目，總想依靠政府直接統管來建項目，恰好不重視市場的調節和決定性作用。縣域經濟應該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充分發揮地方資源豐富優勢，不光靠政府建大項目，還應該改善投資軟硬環境和政策性問題，吸引有實力的民營企業家來投資服務地方經濟，帶動縣域經濟項目建設步伐，促進縣域民營經濟快速發展。當前，普遍重視政府投資的大項目建設，而恰恰忽視船小好調頭的民營小項目小企業，這一適合縣域經濟發展壯大的模式不容置疑、不能輕視。這可以加快縣域經濟發展速度。

篇（6）

在國外，教育哲學從業人員大多數是一些哲學家，或有很好哲學學習背景的人。而我國從事教育哲學工作的人主要是應教學需要從教育理論從業人員中抽取出來的，他們一般哲學基礎比較差[1].缺乏哲學素養就難以以哲學的視界審視教育領域之根本問題，夯實哲學基礎勢在必行，究其途徑，首先應研習哲學基礎理論，以熟知其基本概念、方法論原則、各流派的發展脈絡及各家學說觀點；其次，應廣泛閱讀最優秀哲學家之最精要著作，以了解哲學領域的學術深度，侵染大師之思想光芒，為自己開展學術研究做好思想前提；最后，實現由抽象的哲學轉化成具體的哲學。由于受傳統哲學研習模式之抽象思辨影響，前期的哲學學習顯得空洞理論化，但如果摒棄前期形而上學的理論修養，就失去后期形而下的實踐指導能力，最重要的是將前期所學哲學理論與生活、教育實踐結合起來以實現具體化。

各學科在內在脈絡方面有時驚人地相似，一些優秀的哲學家，有時還是一位優秀的教育家，甚至于是出眾的歷史學家和文學家，擁有多學科背景。特別是人文與社科知識背景的學者，對同一哲學和教育問題的思考更具多元化和全面化，譬如對學生失眠問題，若僅具備心理學知識，可能將其失眠歸于情緒不穩，心事重重，若同時具有心理學和醫學知識，則可能思考到學生是否由肝火過旺、心脾不足、心腎不交等癥候導致的失眠。與教育哲學密切相關的其他學科主要有社會學、心理學，甚至于人類學和管理學等，把握好這些學科與教育哲學的關系，有助于深入教育哲學研究，并提升教育哲學的學科地位。

二、研讀并吸納世界教育名著之精髓以期境界之提升

創寫優秀的教育哲學論文不僅需要深厚的哲學功底，對教育學本學科學術思想的把握也是必不可少的。世界著名教育學家的教育名著，本身就蘊含豐富的哲理，這些經過歷史考驗而沉淀下來的名著永遠閃耀著思想的光芒，有利于教育哲學的研究符合人的本性，順應生命的發展，體味這些思想并進行甄別和判斷，也有利于自身思想的成熟。只有知曉本領域思想家的學術功底和研究動態，才有利于尋覓自身之局限，奮斗方向的指向性也就更明確。這些優秀的教育名著主要有：夸美紐斯的《大教學論》，蘇霍姆林斯基的《怎樣培養真正的人》，約翰洛克的《教育漫話》，盧梭的《愛彌爾》，蒙臺梭利的《童年的秘密》，馬卡連柯的《家庭和兒童教育》，阿爾弗雷德阿德勒的《兒童人格教育》

三、在實踐中反思，在實踐中提煉，在實踐中升華

縱然人類早期的哲學家偏重于對萬物本體和宇宙起源的研究，得出的結論雖是濃重抽象思辨的經驗之談，但是他們的研究路徑源于在實踐中對宇宙萬象的迷惑所作的思索，哲學本身的學科體系是現實矛盾激烈交鋒后的產物，只是哲學具有普遍指導意義，這一特質讓人覺得高深莫測而有脫離現實之嫌。人類所做的一切努力和付出都應回歸到人自身的幸福，這是一切研究的初衷，也符合人類本性特質。教育哲學的研究者不應該僅僅游刃在這個學科的知識體系中翻翻書、讀讀書，還應在概念、原理和方法論方面作一些形而上的探討，教育哲學的研究路徑應該是：掌握教育哲學基礎知識及相關學科輔助知識-在實踐中反思-聽取同行及學生意見-批判教法之不妥，總結經驗之不足-不斷地深化和完善經驗以升華教育哲學理論。哲學與實踐的密切聯系并非為了迎合現實世俗之需要，而是本身符合人類作為生物體的本性特質，一切不符合人類生存、發展、幸福的人、事、物皆應舍棄。哲學探討如果在一些諸如語言辨析、邏輯辯論等一些細枝末節問題上糾纏不清，就已經是脫離實踐的滑稽之談。當代中國哲學家馮友蘭發現，西洋哲學總是在一些枝節問題上鉆牛角尖，對于人安身立命的大道理反而不講，只有存在主義是例外[2].而中國哲學歷來關注人類命運、人類的倫理法則與生命幸福的探索，教育哲學的研究應繼續中國哲學對人性問題關注的傳統，同時又要吸收西洋哲學嚴謹、實證、條理化的學術態度，讓教育哲學為教育領域根本問題的指導服務。

篇（7）

在13日上午的大會報告階段，先后做主題報告的有哈爾濱工業大學的葉平教授、吉林大學的劉福森教授、北京大學的郇慶治教授、南京師范大學的曹孟勤教授、東北大學的秦書生教授、北京工商大學的王魯娜教授。14日上午的大會交流階段，清華大學的蔣勁松副教授、南京林業大學的曹順仙教授、四川師范大學的唐代興教授、哈爾濱工業大學的解保軍教授、北京林業大學的楊志華副教授、東北大學的于春玲副教授等做了主題發言。專家學者們就生態文明的研究范式、理論體系構建、實踐路徑選擇等相關主題做了報告。

篇（8）

2.語言變革對中國現代文學形式發展的深度影響 

3.語言景觀研究的視角、理論與方法 

4.認識語言的經濟學屬性  李宇明 

5.《歐洲語言共同參考框架》的交際語言能力框架和外語教學理念 

6.大數據時代語言生態研究

7.小學語文教學語言特點新探  

8.中國語言哲學的發展之路——語言哲學理論建構之一 

9.語言的經濟學分析:一個綜述  

10.GIS作為新一代地理學語言的特征 

11.“一帶一路”建設的語言需求及服務對策

12.作為人力資本、公共產品和制度的語言:語言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分析框架

13.關于我國語言戰略問題的幾點思考 

14.語言符號觀的認知視角研究  

15.服務于“一帶一路”的語言規劃構想 

16.中國語言生活的時代特征 

17.近10年來國外多語言信息組織與檢索研究進展與啟示 

18.從認知心理學角度看語言輸出過程 

19.語言競爭試說  

20.語言服務的概念界定 

21.語言類型學視野與語言對比研究 

22.語言模因觀初探 

23.語言模因的主體性與語境化 

24.第二語言教育的教師自主性研究 

25.中國語境下英語教師語言意識實證研究  

26.社會文化理論與生態語言教學觀  

27.領域語言規劃試論 

28.大學英語學習和教學中的語言學習策略問題 

29.教師語言的語用分析 

30.“語言特區”的性質與類型  

31.語言也是“硬實力” 

32.語言接觸對語言演變的影響 

33.語言的維度與翻譯的限度及標準 

34.語言接觸中語言演變的連續體模式

35.西方語言哲學批判——語言哲學系列探索之七 

36.元語言意識對第二語言習得的影響及其與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 

37.我國與周邊國家跨境語言的語言規劃研究 

38.論元語言與外語教師的話語行為 

39.第二語言習得中的語言遷移研究

40.語言規范試說  

41.哈薩克斯坦的語言政策 

42.內容要創造 語言要模仿——有效外語教學和學習的基本思路 

43.城市語言景觀研究進展及展望  

44.中國“主體多樣”語言政策的發展 

45.語言與思維關系再認識——沃爾夫《論語言、思維和現實》解讀

46.人·語言·存在——五問海德格爾語言觀

47.二語課程中的語言輸出與二語發展——香港高校本科生課程英語寫作的個案研究

48.中-英雙語者語言理解中非加工語言的自動激活

49.國外第二語言語音習得研究的進展

50.外語教學中語言意識形成路徑研究  

51.海德格爾此在時間性思想與語言研究 

52.國際學術交流領域的語言規劃研究:問題與方法 

53.口語教學與語言能力和交際能力的培養 

54.全球化背景下的語言觀及其對國家語言教育政策的影響 

55.語言模因及其修辭效應  

56.音樂和語言神經基礎的重合與分離——基于腦成像研究元分析的比較

57.關于外語教師語言屬性的思考

58.語言產業的基本概念及要素分析 

59.英語專業碩士畢業論文的語言錯誤分析研究

60.語言理解中的動作知覺:基于具身認知的視角

61.語言態度和語言使用的相關性分析——以2007年南京城市語言調查為例 

62.語言問題安全化與國家安全對策研究 

63.文學研究中的語言問題及其思考 

64.語言網絡:隱喻,還是利器? 

65.商務語言研究的社會語言學視角與方法 

66.體驗哲學和認知語言學為語言哲學之延續——二十九論語言的體認性

67.中國英語學習者公式化語言加工心理機制研究  

68.漢語網絡語言研究的回顧、問題與展望

69.語言景觀的分析維度與理論構建  

70.對漢語言文學專業人才培養新模式的思考與實踐

71.語言經濟學及其在中國的發展 

72.語言語境與新聞理解——英語硬新聞語篇評價策略解讀

73.“一帶一路”與語言互通  

74.有關語言經濟的七個問題  

75.語言能力的多樣性和語言教育的多樣化 

76.語勢、家庭學習模式與語言傳承——從語言自然接觸說起 

77.語言資源和語言問題視角下的語言服務研究

78.國際化和英語化——語言政策是一種選擇  

79.法律語言學、法律語言——兼談法律英語的特點

80.現代語言教學的十大原則

81.指向語言教師專業發展的課堂觀察——美國“語言教師效能反饋工具”述評 

82.語言規劃的國際化趨勢:一個語言傳播與競爭的新領域 

83.索緒爾語言學的語言本體論預設——語言主觀意義論題的提出 

84.第二語言習得中的程式語研究  

85.二語習得研究與語言類型學 

86.漢外語言接觸研究近百年:回顧與展望 

87.從文化生態視角解讀語言衰亡 

88.學前語言教育的新取向:重視兒童學業語言的發展 

89.“語言體驗”的教育學理論研究  

90.語言經濟學視角下商務英語的生態位思考 

91.《馬氏文通》前西人的漢語量詞研究——以《語言自邇集》為核心 

92.從語言處理的復雜性與高效性看聯結主義 

93.認知能力和語言水平在隱喻理解中的作用——以概念與語言形式重合度不同的隱喻句為例 

94.語言學習中的元認知研究述評 

95.情緒與語言加工的相互作用  

96.語言資源與語言經濟研究 

97.網絡用語與語言規范  

98.口譯過程的兩階段解讀——以一般語言理解和產出為參照

99.學術會議英語演講語篇多模式語言符號意義構建 

100.情感因素與第二語言習得  

101.中國法律語言規范化研究 

102.論國家語言認同與民族語言認同 

103.語言競爭與語言和諧 

104.語言和音樂:語言認知研究的新視角

105.論語言態度的三種表現

106.語言的定義 

107.網絡語言是一種社會方言 

108.基于動態系統理論的二語習得模式研究——環境、學習者與語言的互動

109.雙語者語言轉換中非目標語言的加工機制 

110.關于《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中語言服務問題的觀察與思考

111.從語言與思維的關系看第二語言習得中的幾個問題

112.英語口語能力描述語因子分析及能力等級劃分——制定語言能力等級量表實證研究

113.遮蔽與澄明:語言經濟學的幾個基本問題

114.網絡語言的語言價值和語言學價值 

115.論“任意性原則”對語言系統的多維度詮釋——索緒爾語言本體論研究 

篇（9）

二、聯想式語文教學模式的含義

中學語文聯想式教學模式的構建以“教書育人”為終極指向，主要針對的是當今語文教學中普遍存在的因單純注重學科成績的提高而形成的注重識記、缺少理解、疏于運用的枯燥低效現狀，力圖創建“有趣、有用、有意義、有法、有序”的“五有”教學境界，達到“真知、牢記、活用”的有效教學目的，使學生在以聯想為主線的語文學習中獲得認知和技能的訓練，拓展思維的深度、廣度與靈敏度，得到思想情感的熏陶，最終實現不斷提高語文素養，培養思辨力，為終身學習和有個性的發展奠定基礎的目的。

語言文字既是思想情感的承載體，也是突出語文學科特征的必由之路。語言文字既是抽象概括的，也是形象具體的，每一個語言符號個體都有其獨有的思想和情感的內涵。語言文字具有普遍聯系和變化發展的特點，漢語言符號在其發展歷史中始終處于不斷的發展變化中，同一個詞語由古至今，有的保留了原意，有的則產生了語義的擴大（如“江河”，古時專指長江、黃河，今意泛指各種河流）、縮小（如“臭”，古時泛指氣味，今意則多指不好的味道），甚至是完全不同的變化（如“經濟”，古時指治理國家，今意則多指社會物質生產、流通、交換等活動）。不同語境下的語義也會有所不同，詞語的不同組合方式表達著不同的語義內容，其個體與個體之間、個體與整體語境之間都有著特定的組合規律與意義，尤其漢字的音、形、義之間有著緊密相關的聯系。只有通過聯想的方式，根據語境的不斷變化，把握語詞的彼此聯系和變化規律，才能有效地進行豐富多變的語義理解、記憶與表達；也唯有如此，才能走出語文教學僵化、孤立的誤區，將中學語文教學帶入有意義學習的至境。

三、聯想式語文教學模式的操作程序

該模式的基本操作程序是：辨義定點―聯想拓展―歸納建模―知行合一。

1.辨義定點。這一步驟是對學習材料進行初步分析，突出為聯想思維“找起點”。學習者首先要根據具體語境，對學習的語言文字材料作詞語概念和句意內容上的意義辨析，初步確定其具體語義所指。詞語在不同民族、國家的語言里均凝聚著各自豐富的文化發展背景，且與思維發展關系密切，除了語言學家，很多哲學家都對詞語與意義做過大量的分析、論證，海德格爾甚至就此說“詞語缺失處，無物存在”。中國的國學研究歷來也特別重視“小學”（即文字學，包括文字、音韻和訓詁）的作用，現在的語文教學重字詞識記，輕詞義理解，造成了很多因概念模糊而產生的諸多問題。因此，本模式結合語言學科性質，特別重視對詞語與意義關系的解構與建構。

以現代散文的閱讀為例，辨義定點，就是首先確定問題，如現代文閱讀要求回答文章某些段落中某些內容的作用。

以議論文的整體寫作教學為例，辨義定點，就是首先要詳審命題要求，對相關概念做出初步判斷，確定準確的立意。

2.聯想拓展。這一步驟是以學習材料為起點，主要運用演繹思維，突出將聯想思維“放出去”。具體做法是根據學習材料的意義所指，分別對其進行相似、相反、相關、相合等方面材料的聯想拓展。學習初始階段，教師應周密準備，示范引領。此目的在于確保聯想鏈的廣度、深度及準確度，以使學生能夠為逐步建立有效的聯想體系奠定基礎。這個環節要充分調動學生的舊有知識的積累，在已有知識和學習材料之間建立有效的聯想鏈。

以現代散文的閱讀為例，聯想拓展，就是聯想已做過的類似題型。

以議論文的整體寫作教學為例，聯想拓展，就是根據立意進行聯想，一是要聯想能體現立意的相似、相反或相關的已知事例；二是要聯想已知的各類議論文行文結構，確定可以參照的范式。

3.歸納建模。這一步驟主要運用歸納思維，對聯想材料進行相同點和差異點的歸納總結，強調聯想思維的“收回來”。“放出去”是為了借助聯想思維尋找與學習材料的契合點，但若處理不當，極易造成散亂無序狀態，故還特別需要能“收回來”，使聯想思維以提高對學習材料的意義理解為主線的能放能收，收放有法，收放有序，收放自如。這一步首先要求學生對聯想到的其他材料進行辨析，以確定其是否符合四種聯想類型。然后，將其與源學習材料進行相同點和不同點的反復比對，尋找、體會其共性規律與差異之處。可以指導學生用關鍵詞的方式列出聯想思維導圖，將聯想鏈用圖表的形式簡約化，可以減少文字信息的繁雜程度，便于觀察、分析、理解。

以現代散文的閱讀為例，歸納建模，就是通過對此前多個同類型問題（均可歸為“作用類”）的設題方式、解答內容和賦分情況的歸納，概括答題題模為：看本義（寫了什么）、看人物（分別對應讀者、作者、主角、配角）、看主旨（提示主旨）、看內容（豐富內容）；看文題（點題、呼應等）、看上文（與上文的聯系）、看下文（與下文的聯系）、看手法（表達技巧）。為便于記憶，可概括為內容層面的“本、人、旨、豐”和結構層面的“題、上、下”以及技巧層面的“法”。

以議論文的整體寫作教學為例，歸納建模，就是對聯想到的各類事例、結構作分析，最終確定最佳的材料和結構，列出結構提綱。平時可以總結幾種典型的結構模型，比如全文分五個層次、三個主體段的“五段三分法”，主體段突出“點例析”三個要素，開篇練熟“由彼及此引入法”等。平時還要以“點例析”為主線，特別注意多搜集各類的觀點、事例素材和分析方法（思維模式）。積累得多，聯想鏈接建立得就豐富廣泛。

4.知行合一。這一步驟是為了實現學習的有用、有意義，強調聯想思維的“用得上”。此步驟要求學生回到源材料，將探尋、驗證的學習結果和源材料一同記錄下來，牢記探尋到的學習結果（這時，教師也可以指導學生適當運用聯想記憶法增強記憶效果），與課內外其他學習、運用的情境相結合，達到活學活用的最終效果。可以當堂在新的語境下練習運用，也可以在其他語境下運用。

以現代散文的閱讀為例，知行合一，就是根據答題題模來理解本題，并據此來完成其他類似問題。還要特別提示學生要積累文本的思想情感，用以指導自己的寫作和生活實際。

以議論文的整體寫作教學為例，知行合一，就是將確定的觀點、結構方式和論證方式運用到自己的語言理解與表達的實踐中。

中學語文聯想式教學模式的四個操作程序間可以視具體教學語境而組合，示意圖如下：

四、聯想式語文教學模式運用的要點

對師生的知識積累要求較高。聯想的前提是要具有對重要概念的較為準確深入的理解、較為豐厚的知識儲備和較好的思維品質，需要師生能迅速、有效地建立起新知與舊知之間的鏈接點，這樣才能保證聯想式教學的順利實現。

教師要隨時根據學生的認知水平對教學內容運用不同的聯想法，并隨時監控、自省聯想鏈的拓展深度、廣度和時間分配，力求以學生為主體，激發學生通過聯想鏈接，積極主動地在學習材料與自己的已有知識之間建立實質性的聯系。

五、對中學語文聯想式教學模式的運用體會

（一）中學語文聯想式教學模式充分體現了語文學科教學的特點

語文學科以語言文字為主要媒介，具有人類進行社會交往的工具性和承傳人類文化的人文性。語言文字與思維相輔相成，相得益彰。聯想作為重要的思維形式，貫穿語文學習始終。聯想能力的提高，內化于思維能力，外顯于語言文字水平。中學語文聯想式教學模式以聯想為主線，對訓練語言理解與表達、訓練思維能力有著重要的作用。通過“五有”教學情境的構建，有意義的語文教學對于陶冶學生的思想情操也有促進作用。

（二）中學語文聯想式教學模式的實踐操作性較強

以往的聯想式教學方式若處理不當，易流于雜亂松散，“放出去”了，卻收不回來，極易造成“跑題”，既不利于培養學生的有序化思維，也不利于教師的實踐操作。中學語文聯想式教學模式依據四個教學階段設置教學流程，便于操作，有序性和有效性都較突出。

（三）有利于構建“五有”原則下的中學語文課堂教學

借助聯想式教學，通過對詞語意義的理解，有助于發現抽象、概括的語言文字符號中的形象性特征，展現語文學習的理趣、情趣，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有助于強化理解、記憶效果，達到學以致用的目的；有助于有意義的語言教學和有意義的人生啟悟，使學生得到思想情感的品德熏陶和思維品質的不斷提高；有助于有“法”可依、事半功倍的語文學習，使學生達到舉一反三、觸類旁通、融會貫通的學習境界；有助于避免雜亂無章的學習，使學習材料的呈現與教學過程具有循序漸進的邏輯性，也便于學生理解、記憶和運用。

（四）有利于實現真知、牢記、活用的有效教學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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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3）18-0043-02

20世紀文學批評最有影響力的流派是英美新批評，是因蘭色姆寫了《新批評》一書，由此而得名。在該書中，他評論了艾略特、瑞恰慈、溫特斯等人的理論，稱之為“新批評家”，從此該名詞便廣為流行。英美新批評興起的時間20世紀20年代，在40、50年展到頂峰。在其發展的鼎盛時期，新批評學派牢牢占據了英美各大學的重要性的文學講壇，也幾乎控制了所有主要的文學評論雜志，使之成為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文學批評流派之一。對于學文學的人都知道，20世紀是文學批評的時代。下文就是對“新批評”理論的一些認識和簡單的評價。

一、關于艾略特與瑞恰慈所提出的批評理論

艾略特在早期主張一種“有機形式主義”的文學觀，這種文學觀就是告訴我們讀者要把菌體的文學作品看成一種有機的、獨立自足的“象征物”。他強力批判以自己“內心呼聲”為標準的浪漫主義批評觀點，并把傳統的思想看作批評應有的“外在權威”；他還對玄學詩進行價值重估，極力推崇感性與理性結合的觀點，他的這些主張對以后新批評派的形成和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同時也為新批評倡導“文本闡釋”樹立新的樣板。不過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1927年以后，他的思想開始向道德批評轉向，他一直所站的宗教角度與新批評的立場就明顯是對立的。

瑞恰慈與艾略特有所不同，他的觀點新批評的聯系則更為密切，其影響也較為復雜。下面我就對瑞恰慈在具體論詩中提出的的“文學作品的意義”、“詩歌語言與科學語言”和“語境理論”三個部分作簡要概述。

對于文學作品的意義問題，主要見于瑞恰慈在與奧格登合著的《意義的意義》一書中。他把語義分析方法和心理主義傳統合二為一，融合一體，既對語言、思想與所指的客體三者之間的關系進行詳細分析，同時又充分揭示作家心理以及讀者心理對于作品意義的影響，因而陷入兩難的境地。

瑞恰慈還進一步對詩歌的語言與科學的語言作了一系列的實證分析，通過揭示這兩種語言之間的根本差別，進而來認識文學與科學之間的本質區別。他在《文學批評原理》中指出：“詩歌語言是一種建立在記號基礎上的情感語言；而科學語言則是符號語言。作為一種情感語言，包括詩歌語言在內的一切文學語言都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其是文學家對事物的情感態度的表現；第二：其又是對讀者情感態度的表現；第三：其希望在讀者那里引起情感效果。總之，瑞恰慈的語言兩分說，為新批評關注文學語言，提出“文學作品是獨立的認識客體”的主張奠定堅實的理論基礎。”

此外，瑞恰慈還在《修辭哲學》一書中系統地對語境理論進行闡述。首先，他從共時性的角度出發，將語境擴大到包括與主體所要詮釋的對象有關的一切事情；其次，從歷時性的維度加以拓展，將語境表示成一組同時再現的事件，這組事件，包括我們選來作為原因和結果的任何事件，以及所需要的種種條件。難能可貴的是，瑞恰慈還通過對語境與“復義”兩者之間的相互關系進行了精辟的論述，不僅進一步深化自己的語境理論，而且直接啟發其學生燕卜蓀復義理論的建構。

二、新批評理論的內涵

眾所周知，新批評作為一個流派，代表人物眾多，并且在其派別內部，觀點也不盡相同，所以新批評的內涵極其豐富，下面，我梳理新批評的幾個常用的內涵，現分述如下：

（一）“本體論批評”

“本體論批評”是新批評學派的代表人物蘭色姆在《詩歌：本體論札記》一文，首次提出的口號。本體論原本是哲學術語，是蘭色姆將其引入文學理論。他針對文學作品本身的本體存在，認為批評應當成為一種客觀的研究或者內在的研究，不應當探討文學與各種社會生活現象的聯系，而應當把文學作品看作是一個封閉的、獨立自足的存在物，研究其內部的各種因素的不同組合、運動變化，尋找文學發展規律性的東西。

（二）“構架――肌質”說

蘭色姆在《純屬思考推理的文學批評》一文中提出：“作為對‘本體論批評’具體化。”他從二元論的立場出發，將詩歌的構成分為“構架”和“肌質”兩部分，我認為，他所說的“構架”指的是詩歌內容的邏輯陳述，而肌質是作品中的個別細節，與構架是分立的，在他眼中，只有肌質才是詩歌的本質和精華，肌質的重要性遠遠超過結構。

（三）布魯克斯的“悖論”說和“反諷”說

悖論是修辭學中的一種修辭格，是指表面上荒謬而實際上真實的陳述，理想的詩歌語言是悖論語言。布魯克斯進一步把悖論的使用范圍從語言擴展到結構，把其作為詩歌區別與其他文體的一個基本特征。他認為：“詩人在創作中，有意對語言加以違反常規的使用，用‘暴力’扭曲詞語的原意使之變形，并把在邏輯上不相干的甚至對立的詞語聯結在一起，使之相互作用、相互碰撞，詩意正是在這種相互沖突、不協調中產生。”

此外，布魯克斯也相當重視反諷。反諷就是指所說的話與所要表示的意思恰恰相反。在文學作品中，反諷是由于語詞受到語境的壓力造成意義扭轉而形成的所言與所指之間的對立的語言現象。而這就是詩歌語言與科學術語的根本區別之一。詩歌中的詞包孕各種意義，是具有潛在意義能力的詞，是意義的網絡。反諷鮮明的彰顯這一特征，反諷是語境對于一個陳述語的明顯歪曲，存在于所有時代、所有種類的詩歌中。

（四）燕卜蓀的“復義”的觀點

關于“復義”的理解，我們可以在燕卜蓀的《復義七型》中找到它的定義。他在書中說到：“任何語義上的差別，不論如何細微，只要它能使同一句話有可能引起不同的反應。”他在經過細致歸納之后，把文學中的“復義”分為以下七種類型：“第一種類型：一物與另一物相似，實際上這兩種事物有多方面的性質均相似。第二種類型：上下文引起多種意義并存，包括詞語的本義和語法結構不嚴密引起的多義。第三種類型：同一詞具有兩個似乎并不相關的意義。雙關語就是該類型的典型。第四種類型：一個陳述語的兩個或更多的不同意義合起來反映作者復雜的心理狀態。第五種類型：一種修辭手段介于兩種所要表達的思想之間。第六種類型：累贅而矛盾的表述迫使讀者自己去尋找解釋，而這多種解釋也互相沖突。第七種類型：一個詞的兩種意義正是上下文所限定的恰好相反的意義。”由此可見，燕卜蓀對“復義”現象的研究就是用語義分析方法，來揭示文學語言多義性這一典型表征。

此外，他還在《復義七型》中進一步指出：“‘復義’的性質包含兩層意思：‘復義’首先表明一個詞可以具有幾種不同的意義，有幾種意義相互關聯，有幾種意義之間相輔相成，也有幾種意義結合起來使該詞表達出一種關系或者一個過程；另外‘復義’還包含這樣一種理解，即所有的詞語都是一個多重意義的整體。”

（五）維姆薩特的“隱喻”機制理論

維姆薩特首先認為，隱喻得以存在的基礎是喻指與喻體之間的相異性。其次隱喻是一種具體的抽象，原因就在于隱喻后面有一種喻指和喻體之間的相似性，由此而產生一個更一般化的類。再次隱喻也是要強調的東西是復雜的，不可一概而論，在肯定隱喻依靠異中之同起作用，還指出隱喻也能依靠相反之處產生作用。最后，他還強調隱喻離不開語境，經常被斷章取義地從文本中抽出使用的隱喻，由于脫離特定語境往往容易老化，喪失藝術生命力。

（六）“效果謬見”與“意圖謬見”說

維姆薩特在1946年發表的論文《意圖謬見》中對以作者意圖為依據的“意圖說”進行了批判；同時另外一位理論家伯茲里也在1949年發表的《效果謬見》中對以讀者感受為根據的“感受說”進行了批判。我們可以看出，他們對這兩種批評模式進行卓越而有力的批判，世紀是在維護新批評派的文本中心論的形式主義批評。簡而言之，二者的基本意思，都是強調就詩歌本身去閱讀和分析詩歌，如果文學批評只考慮作者的意圖或者作品對于讀者的效果，必然帶來“謬見”，從而成為“非法的”。

（七）艾倫?泰特的“張力”論

艾倫?泰特在《詩的張力》中提出：“詩歌語言中有兩個經常在發揮作用的因素：外延和內涵。他從語義學的角度指出，外延指的是詞的詞典意義，而內涵指的是詞的暗示意義、感彩等。‘張力’即‘我們在詩中所能發現的全部外展和內包的有機整體’。”艾倫?泰特認為，“張力”是好詩的共同特點，在一首好詩中，內涵與外延同時并存，相互補充，最深遠的比喻意義不會損害文字陳述的外延。由此可見，所謂的“張力說”實際上是新批評對詩歌作為一個獨立自足的有機體所具有的內在辨證結構的解釋，主旨是在于把批評的焦點引向詩歌的內部研究。研究詩歌的“張力”就是研究內涵豐富的詩歌語言，從而使批評實踐真正落到實處，深入到對詩歌語言的具體批評當中。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張力論被作為新批評派關于作品內在構成的最高總結。

綜上所述，新批評理論主張極端的文本中心主義，徹底割裂文學研究與社會歷史和文化、與作者和讀者、與社會效果等等的聯系；同時對文學作品的結構進行深入細致的分析，常常包含辯證法的因素。此外，新批評批評學派以語義學分析作為文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并高度重視對于文學語言的研究。

參考文獻：

[1]趙毅衡.新批評文集[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

[2]朱立元.當代西方文藝理論[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

[3]馬新國.西方文論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