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金融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中國金融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中國金融改革經歷了三十多年的歷程，這一歷程伴隨著金融轉型的過程。從長期來看，全球經濟面臨再平衡的問題，而中國經濟則面臨著結構調整的艱巨任務，這些變化已經并正在對中國金融業產生深刻影響。同時，從金融領域來看，全球銀行業發生著深刻變化，監管機構也推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為此，中國金融業不僅要關注宏觀經濟的新形勢，而且還要適應中國經濟結構調整、銀行業監管變革和金融市場的變化，進行相應的創新和整合。中國必須抓住全球金融轉型的機遇，直面自身一系列瓶頸性難題，堅決踏上金融轉型之路，以期長遠健康可持續發展。本文將重點研究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金融轉型的路徑，在“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學”的視角下，并根據中國金融的發展歷程，將金融轉型的路徑劃分為：初級發展階段（起步期發展期調整期）進化發展階段（危機期后危機期完善期）高級發展階段（參與期共同期直接期）。

一、中國金融轉型初級發展階段

中國金融轉型初級發展階段（從1978年至2007年）：這一階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體系擴張運行的時期。一方面中國的國民經濟取得了輝煌的成就，30年間經濟實現世界少有的年均9.8%的增長速度。另一方面又積累了大量的矛盾和問題，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導致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經濟增長依靠物質資源的投入來支撐，過度依賴出口拉動經濟，社會保障不健全，城鄉兩元結構的矛盾加劇，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區域性經濟發展不平衡，資源利用缺乏可持續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不足等。這一階段的顯著特點是經濟的快速增長使經濟總量呈現加速擴張態勢，但充分凸顯了“三大”：經濟規模大，成本壓力大，產能過大；三低：低端，低價，低利潤。

從金融領域來看，這一階段金融轉型取得了輝煌成就，也充滿了曲折與爭議。總體而言，中國金融業基本完成了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金融業已上升為國民經濟的核心產業，并有力地支持了國民經濟其他部門的改革，適應了經濟高速發展對金融服務的需要。從金融轉型的路徑來看，這一階段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步驟：起步期發展期調整期。

1978年至1984年，是我國金融體系和結構開始了制度調整的起步時期。在這個時期，金融體系和結構出現了變化，最主要表現在實行金融機構多元化，打破傳統制度一統天下的組織結構，建立了二級銀行制度的框架。顯著特點是金融制度變革的發生時期，新機構和舊機制并存，機構是新的，但制度安排的運行機制基本上是舊機制起支配作用。

1985年至1996年，是我國金融體系走向市場化的發展時期。在這個時期，金融基本制度進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創新，為金融市場建立了初步框架。顯著特點是金融宏觀調控向間接調控過渡，從單一的行政型調控向運用經濟手段轉變。資金管理從統存統貸轉變為差額包干的基礎上，繼而推進到差額控制和實存實貸，由指標管理過渡到資金管理；金融調控也從單一的行政手段直接調控向市場化運作機制調整，從開始的控制貸款規模，逐步啟用中央銀行的三大政策工具，發展到以比例管理徹底取代貸款規模控制。

1997年至2007年，是我國金融體系變革進入市場金融體系框架的調整時期，我國宏觀經濟發生了新的變化，由傳統的短缺經濟發展到總量相對過剩、需求不足的經濟。顯著特點是形成“一行三會”格局，銀監會負責統一監管全國銀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信托投資公司及其他存款類金融機構；證監會對全國證券、期貨市場實行集中統一監管；保監會則統一監管全國的保險市場。而中國人民銀行作為中央銀行履行一定的金融監管職責，并負責協調三家監管委員會的工作，充當最后貸款人，在防范金融系統性風險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二、中國金融轉型進化發展階段

中國金融轉型進化發展階段（2008年至2015年甚至更長一段時間）：這一階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體系調整運行的時期，是由初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發展的轉折期，是經濟結構大調整、經濟發展方式大轉變和發展模式再創新的一個關鍵階段。這不僅是因為國際經濟環境發生著廣泛而深刻的變化，而且過去30多年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內在因素也發生了新的變化，面臨的挑戰日趨復雜和嚴峻。這一階段的顯著特點是各種問題和矛盾進行深度調整和尋找解決方法，積聚經濟新一輪發展的動力。

從金融領域來看，這一階段伴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和國內結構調整的挑戰。從金融轉型的路徑來看，這一階段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步驟：危機期（2008年至2009年第一季度）后危機期（2009年第二季度至2010年）完善期（2011年至2015年甚至更長一段時間）。

2008年世界經濟金融形勢復雜多變，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國際金融危機，并導致全球實體經濟進入嚴重衰退，全球金融市場出現劇烈動蕩，全球經濟金融進入了危機時期。在這個時期，金融體系運行的宏觀環境良好；金融改革成效顯著，金融開放繼續推進，金融創新不斷加強；外匯儲備繼續保持增長，應對外部沖擊能力不斷增強；財政收入、企業利潤和居民收入繼續保持增長，實際支付能力進一步提高；金融市場繼續保持健康發展，總體運行平穩；金融安全網建設繼續推進，金融基礎設施不斷完善。同時，中國積極參與國際金融合作，共同維護國際金融穩定。

2009年無疑是中國金融業挑戰與機遇并存、發展與風險并蓄的一年，第二季度以來，盡管失業率依然走高，但全球經濟信心逐步恢復，經濟先行指標PMI得到回升，工業實際產出開始回暖，金融市場利差指標恢復正常，消費者信心震蕩回升，經濟增長預期上調，全球經濟金融逐步渡過國際金融危機的恐慌而進入了后危機時期。在這個時期，金融業改革取得積極進展，金融機構實力明顯增強，金融市場運行平穩，金融基礎設施建設不斷加強，金融體系總體穩健。國際金融市場逐漸穩定，國內經濟回升向好的基礎逐步鞏固，但影響我國金融穩定的內外部環境依然復雜，金融體系潛在風險和不確定性因素繼續存在，維護金融穩定依然面臨嚴峻挑戰。“十二五”時期，是我國金融體系為了更好地適應經濟全球化進程的需要，而走向國際金融市場化的完善時期。“十二五”時期，只有繼續貫徹落實金融促進經濟發展各項措施，創造有利于金融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繼續深化金融改革，提高金融業抗風險能力和國際競爭力；進一步發揮危機應急處置機制作用，切實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切實改善融資結構，提升金融服務國民經濟發展的總體能力；改進金融監管制度和方法，完善金融監管體系；穩步推進金融創新，提升金融業整體競爭力；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為國際金融穩定奠定良好基礎。

三、中國金融轉型高級發展階段

中國金融轉型高級發展階段：當主要矛盾和問題得到根本性解決，積聚了新的積極因素之后，進入高級發展階段。這一階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體系成熟運行的時期。其顯著特點是更多地體現出經濟社會成熟發展的特征、成功的運行和卓越的成效，使中國經濟模式、政治制度、法律規范、社會文化、技術進步、管理理念等不但體現中國特色，而且具有世界典范。

在經濟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國際化會成為中國金融業未來發展的一個重要內容。從金融轉型的路徑來看，這一階段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步驟：即從中國參與建立國際金融監管制度及制定國際金融市場規則的程度依次劃分為參與制定期、共同制定期到直接制定期，這是中國金融轉型路徑達到高級發展階段的必然結果。

四、結論

雖然總的來說，我國的金融體制改革滯后于經濟體制改革，但它基本符合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的需要，是我國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初級發展階段的一種必然選擇。事實證明，我國漸進式的金融體制改革，既保證了轉型過程中經濟的快速發展，也實現了自身的改革目標。

但是必須看到，伴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金融體制中的一些深層次的問題和矛盾已開始日益凸顯，阻礙著經濟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亟待進一步解決。這集中反映在一方面我國金融資產規模迅速積累，另一方面金融體系的內部效率卻沒有得到明顯提高。衡量金融體制改革成就并不只是規模的擴張，而更重要的是效率的改善。只有提高金融體系的效率，才能有效地動員資本、配置資本，從而更好地服務于經濟發展。目前我國的金融體系在結構布局、制度建設等方面還存在不少固有的問題，阻礙了其金融資源有效配置的功能發揮，從而難以適應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戰略需要。中國的經濟轉型以“漸進”而聞名，金融轉型更為漸進。但是這種過甚的漸進，實際上已經嚴重損害了效率，客觀上要求提升金融轉型速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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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許莎雯.“進化發展階段”的中國經濟—“十二五”中國經濟發展展望[A].中國經濟規律研究會第20屆年會論文集[C].經濟科學出版社，2010

篇（2）

資本作為國際要素流動的重要方式，將對我國經濟融入全球化產生長遠影響。從中國經濟的實現背景來看，經濟開放對我國經濟的作用日益增強，外商投資作用舉足輕重，而技術進步也越來越成為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廣義而言，技術進步既可以依賴于自身研究、開發，也可以借助于對外界的模仿、吸收、消化和創新。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溢出效應是外資在東道國的經濟促進力。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FDI）技術外溢金融業

一、引言

經濟全球化和新一輪國際產業轉移的興起和發展，帶動了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則成為最大受益者，利用外資已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強有力的助推器。

隨著我國銀行業全面開放時代的到來，跨國銀行的進入和發展這一趨勢將會在金融全球化和中國日益融入國際市場的過程中得到不斷的強化。面對外資銀行的激烈競爭，完全采用限制、抵制的措施是不可取的，它不僅違背了市場競爭規律，同時也必將為國際社會所詬病，加劇國際摩擦。為實現既減少摩擦，充分發揮跨國銀行進入所帶來的積極影響，又保護本國銀行業這一看似矛盾的目標，政策組合和互補已成為重中之重，而只有充分掌握跨國銀行進入我國的原因和影響因素，才能對癥下藥，尋得良方。

二、FDI對我國企業技術進步影響的理論分析

(一)經濟增長理論中的技術進步

國內外的理論研究表明，技術進步是促進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同時也是衡量一個國家潛在經濟發展力的重要指標之一。作為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先驅，亞當•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曾指出，增長的動力在于勞動分工、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后來的經濟增長理論從來沒有停止過對技術進步的研究，從哈羅德、索洛的外生技術進步、熊彼特與庫茲涅茲的創新驅動的技術進步到以羅默、盧卡斯為代表的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內生技術進步，這些增長理論都強調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二)FDI影響技術進步的渠道分析

我們知道，FDI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主要有三個渠道：作為“投資”對經濟增長的直接影響；通過影響“國內資本積累”，間接影響經濟增長；通過“外溢效應”影響技術效率，間接影響經濟增長。在這里，對于分析FDI對技術進步的影響渠道，我們可以分為通過直接效應影響技術進步、“外溢效應”影響技術進步以及通過影響“國內資本積累”，從而間接影響技術進步這三個渠道。若FDI僅僅是“投資”或者僅僅影響“國內資本積累”，從本質上說，它與國內資本并沒有什么不同，但是，隨著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人們不再認為技術水平和技術進步速度是外生的，在這個新的增長框架里，FDI扮演的角色不僅僅是“投資”，其影響也不再局限于“資本積累”，它還通過該過程影響我國的技術效率。

三、FDI進入我國金融業的背景與現狀分析

FDI作為私人投資的一部分，會直接促進我國的經濟增長，但是根據資本邊際產出遞減的假設，這種作用是短期的，吸收FDI的我國最終會向該經濟體的長期穩態收斂，FDI對我國產出增長不會有持久影響。

（一）外資進入我國銀行業的背景

1.金融全球化對銀行業的影響

金融全球化是指全球金融活動相互聯系日益緊密的一個過程，其內容包括金融資本在全球范圍內的頻繁流動、金融機構的跨國經營、金融市場的全球聯動等，其主要表現有貨幣的全球化、資本的全球化、各國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和金融監管的全球化等。

金融全球化進程的廣泛擴展，不斷改變著全球銀行業經營的外部環境，從而對全球銀行業的經營發展產生強烈影響。金融全球化掀起了全球金融業大規模跨國并購浪潮，導致全球金融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為了爭奪市場，各國跨國銀行都希望通過擴大規模降低經營成本、提高競爭能力。單個銀行的規模效益畢竟是有極限的，“超級寡頭”之間的跨國并購成為了擴大銀行規模的一條捷徑。金融全球化加快了金融創新速度。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信息產業等高科技產業突飛猛進的發展，有力的刺激了金融創新。新興市場的迅速崛起，也為銀行業在全球范圍內尋找發展創造了有利環境，所以金融機構的創新活動達到了空前規模。

2.經濟開放

早在上世紀80年代，國家就已經依次開放東部沿海地區作為改革開放的試點和先驅。

⑴從一般意義上講，一個國家經濟越開放，就有更多的外國投資者進入投資。一個開放的經濟體更能受到投資者得青睞，因為它能給投資者帶去更大的發展空間以及自由度。

⑵第二，一個開放的經濟往往也是一個更加有效率的經濟，快速的生產，迅速的物流以及快速的消費給外商帶來極大利益，投資企業選擇這樣一個國家或者地區才更有利可圖。這樣，一個國家越開放的地區接受的外資以及由此產生的溢出就越大。

⑶經濟開放的中東部地區，人民的思想和觀念更接近全球化，更容易接受且愿意學習新鮮事物，包括先進的科學技術，管理經驗，文化理念等等，并學以致用，用于自主創業以及創新之上，他們這無疑是一個新技術的良好孵化地。

⑷經濟開放的東部和中部地區，人們的消費觀念頗具全球化，更熱衷于購買外商企業的產品。

⑸經濟開放的地區政策比較明朗，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商政關聯比較緊密的國家，選擇經濟開放的東部和中部能夠讓外資企業更好的經營，安心透明的經營。

（二）外資銀行在我國的經營現狀分析

1.外資銀行重點發展高技術產品

諸如開展高技術含量的網上銀行、現金管理、銀團貸款、項目融資、貿易融資等產品，這樣既可以規避物理網點較少的劣勢，又可發揮自身的優勢。外資銀行的長處不僅體現在能夠提供豐富多樣的金融產品，而且具有強大的為客戶量身定制產品和服務的能力，也即發揮核心產品的優勢為不同客戶提供滿足個性化需求的最終產品，這是贏得客戶、擴大市場份額的關鍵所在。

2.從競爭到強調合作

在大舉擴張的上世紀90年代，無論是在經營指導思想還是實際市場運作上，外資銀行都強調同國內銀行進行市場競爭。然而，入世至今，外資銀行同以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為首的中資銀行進行市場競爭時，在營業網點、客戶資源和人文環境方面均存在劣勢，因此現階段外資銀行的經營策略主要是強調同中資銀行合作，以彌補其自身的劣勢。

雖然外資銀行進入我國的時間不短，但是他們對于本地客戶的了解有限，相比之下中資銀行卻擁有多年的客戶交往關系和完備的客戶信息。中國企業在與中資銀行的長期合作中，已經建立起了長期穩定的銀企關系。同中資銀行合作，外資銀行一方面可以分享中資銀行的客戶信息，另一方面可以發揮自身在金融創新方面的優勢為客戶打造“量身定做”的金融產品。

3.充分發揮技術優勢

外資銀行的進入引入了新的技術和專業技能，從而增加了當地客戶可獲得的金融產品數量，因此外資銀行的存在提高了效率并促進了國內金融市場的發展。外資銀行擁有強大的資本實力和優良的資產，還擁有發達的全球分支和客戶網絡，先進的管理模式和內部風險控制能力以及成熟的金融產品等。中間業務需要先進的網絡硬件和軟件系統作為技術保障，在技術支撐方面和全球覆蓋面程度上，中資銀行明顯落后于外資銀行。在經營外匯業務方面，外資銀行具備靈活的風險控制方式、便捷快速的服務程序和較為寬松的擔保條件。進入中國市場后，外資銀行除了開展傳統的優質服務外，還會大力推廣和開發金融衍生產品服務。

（三）外資銀行對中資銀行的影響分析

1.對中資銀行客戶營銷模式的影響

盡管中資銀行不斷強化“以客戶為中心”的服務理念，并不斷改進客戶營銷及服務水平，但與外資銀行仍存在較大差距。從目前來看，產生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對“以客戶為中心”的經營理念的貫徹程度不夠。

外資銀行成熟有效的市場細分和客戶定位機制與中資銀行粗放的客戶分類方式形成對比。無論是在進入中國市場前還是在中國市場的經營過程中，外資銀行均十分重視通過市場調查來了解客戶需求，結合自身的經營特點鎖定相應的目標客戶，對特點不同、需求不同的客戶往往提供有針對性的服務方案，對于不屬于其目標客戶的群體則設置相應的服務門檻。中資銀行在長期經營過程中雖然已經擁有了龐大的客戶基礎，也開始著手搜集客戶數據，但還缺乏一整套有效的客戶細分和定位機制，導致對客戶資源的開發和利用遠沒有到位。

目前中資銀行客戶經理制的推行主要集中在客戶經理培育階段，致力于提高客戶經理素質、改善與客戶的溝通及加強對產品的熟悉程度等問題，而外資銀行已經形成了客戶經理培育的有效機制和運作體系，轉而強調為客戶經理提供強有力支撐的內部支持系統。

2.有助于進一步強化國內商業銀行的經營約束機制

對國內企業來說，的確有些事情是“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對有些帶有共性的問題，大家也許都習以為常了。但作為一個外來者，他們就更容易看清楚。境外戰略投資者能夠促使我們加強管理，加快改進不足之處。他舉例講，建行的許多機構和網點，是在過去的歷史條件下購置的，當時并不要求有完備的產權手續。但是，要股改，首先產權就必須明晰，就要求必須完全按法律制度辦事，必須有明確的產權，并且經過中介機構的確認。特別是在外資戰略投資者詳盡嚴格的盡職調查面前，有任何問題都會暴露出來，迫使你必須盡快完善手續，改進管理，此外別無選擇。這樣對我們工作的標準提高了很多，對管理要.求也提高了很多。這正好促使我們朝國際水準的商業銀行方向去努力。

3.國際性金融風險

銀行境外戰略投資者的引入就意味著金融資本項目的開放，那么中國原有的在1997年用以應付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固若金湯的防御體系就要被動搖，金融發展中不穩定的因素就會增加。二十多年來的金融改革，由于中國沒有融入全球經濟，我們的腳基本上還是踩在地上，可以“摸著石頭過河”。戰略投資者的引入，促使中國的銀行徹底要融入到全球經濟中，中國的銀行業將不可避免地受到國際金融市場包括國際性的金融危機的更強烈的影響，如果中國商業銀行不能及時地提高應付國際性金融風險的能力，在未來一定時間，很可能會觸到金融危機的“地雷”。東南亞金融危機和南美金融危機，主要原因是本國政府缺少應付國際性金融風險的能力，外國金融投資者也擔當了推波助瀾的角色。

四、提升外資銀行對華技術溢出的政策建議

外商直接投資及其技術溢出效應日益受到各國的重視。尤其是加入WTO之后，中國金融對外開放的力度不斷加大，外資也加快了進入中國銀行業市場的步伐。本章以對外資技術溢出效應的理論、實證和政策分析為基礎，提出新時期促進外資銀行技術溢出的政策選擇。

(一)政府方面

1.提高中小企業勞動力的素質，增強人力資本的外溢效應。

FDI在我國技術溢出的渠道有多種，但無論通過哪種渠道，人力資本的積累都能間接地促進我國的技術進步，影響FDI技術溢出效應的強弱。人力資本以勞動者為載體，體現了勞動者的素質和技能，是科技進步的重要源泉。一般來講，勞動力素質越高，其學習和模仿能力越強。一部分接受過跨國公司培訓的員工后來為當地企業雇用或者自辦企業時，素質較高的勞動力更有可能把由此獲得的技術、營銷、管理知識擴散出去，成為推動當地技術創新的重要力量。根據新增長理論，人力資本的外溢性，非競爭產生正的外部效應，人力資本的積累一方面可以直接促進本國的科技進步，另一方面可以增強吸收貿易溢出的國外先進技術的能力，從而更有效地分享發達國家的R＆D成果，間接地提升了本國的全要素生長率。忽略人力資本會高估進口貿易溢出的R＆D資本存量對我國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鼓勵企業從事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增加企業對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投入。這是我國R&D活動結構能否得到改善的關鍵。政府應增加對企業(尤其是高新技術領域內的企業)進行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支持和資助，注重提高和增強企業從事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能力，鼓勵和促進科研機構及高等學校與企業在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領域的合作。

2.完善金融服務

由于研發機構都是資金密集型的運作模式，因此良好的金融服務也是吸引外資研發機構落戶的條件。第一，可由政府操作建立有關金融機構，以國有投資或股份制投資形式，直接對外資企業的經濟運作提供金融支持;第二，盡快設立各科技園區科技研發基金，制定基金管理條理，以扶持各園區內的技術創新活動，對外資項目的核心技術創新，可以在貸款利息、期限和還款方式上做一些優惠。第三，鼓勵外資企業帶動與其有長期合作關系的外資金融機構落戶湖北，一方面可提高湖北金融產業的外資利用水平，促進金融機構的技術進步，另一方面也為外資項目的增加了融資渠道。

3.改善招商投資軟環境，增強外國投資者信心

在政府職能人員的任命上，要嚴格把好關，減少和杜絕人情關系的操作，任命真正具有公仆意識、市場觀念和開拓進取思想的人員;另一方面，要特別強化監督機制，規范行為，盡快從制度建設上把干部的局部利益引入全局利益中，從源頭上轉變觀念，從機制上保證服務的到位，促其依法行政。

應盡快對外界樹立投資環境有錢可賺、有章可循的新形象。可以建立專業化的招商網站，宣傳利用外資的政策法規、行業規劃和發展戰略，介紹投資環境和優惠政策，推介各地招商項目資源和招商重要活動，宣傳成功的投資典型。

4.形成全社會、多渠道、多形式的R&D投入體系

加強R&D投入，要形成全社會、多渠道、多形式的R&D投入體系。改善原有的資金來源渠道，在現有的科技投入基礎上拓寬渠道，逐步加大R&D投入。我國財政科技撥款不僅支持既D活動，而且也支持科技成果的推廣、應用以及科技服務等非R&D性質的科技活動。顯然，財政科技撥款的數量，尤其是用于R&D活動的比例，是影響R&D/GDP比值的關鍵因素之一，國家財政科技撥款應保持穩定、持續增長。政府應加強對重點科技項目轉化為生產技術所需資金的支持，并通過資金的引導，推動企業在聯合攻關的過程中逐步積累自身研究開發的實力，從而使企業成長為加速技術創新、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真正主體。企業科技投入也是影響R&D/GDP比值大小的關鍵性因素，而這又是由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決定的。

(二)金融業層面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認為,以技術進步推動產業升級是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內容。但是,技術的創新與商業化是一項不確定性極強、商業風險極大的活動,創新型企業又普遍規模小、發展前景不確定、缺乏信用積累和擔保資產，很難從銀行等金融中介機構中籌措到大量資金。在此,唯有資本市場才能與創新活動結成互動關系。資本市場在籌集生產資金、改善企業經營機制、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經濟效益、提供稅收等方面,都有重要作用,發展資本市場應該是我國利用外資的一個重要策略。

1.加強企業對技術人才的引進力度。

人才是生產力最活躍的因素，也是金融業的核心競爭力。我國金融業必須高度重視和尊重人才，要制定發現人才、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人才培養體制。要加強對技術人才的引進，從金融業層面應該做到以下三點：一是創造吸引人才的各種條件，比如從薪資、福利方面，金融業可以制定一套有自己特色的靈活的薪酬制度，一般可以采取“低薪＋獎金”的模式，“獎金”的設定可以根據工作性質和人才層次的不同采取不同的計量標準和評價方式；從職位方面，金融業可以在內部形成一種良好的競爭機制，使人才能充分發揮其作用。二是引進人才的方式可以在與科研部門或高校聯系合作中，發現和挖掘人才，也可以積極的從大企業挖掘人才。三是要加強對科技人員的在崗培訓和繼續教育，只有整體的人力資本素質提高，金融業才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人才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培養人才是基礎，吸引人才是重點，用好人才是關鍵。要堅持把能力建設作為科技人才資源開發的主題。加大對人才工作的投入，優先發展科學和各類教育事業，為各類人才不斷涌現和充分發揮作用奠定堅實基礎。要合理引進現代化建設急需的科技人才，加快推進我國建設事業的發展。要建立良好的制度環境，政策環境和人文環境，建立以公開、平等、競爭、擇優為導向，有利于優秀科技人才一脫穎而出，充分施展才一能的選人用人機制。

2.拓展各大銀行在中西部地區的腳步

可以對資金實力雄厚的，重點基礎產業、高新技術產業、信譽良好、具有發展潛力的跨國企業提供低息大額貸款，以滿足資金流動的需要。銀行還應針對不同發展階段、不同行業、不同類型中小企業的金融需要及特點，創新產品，整合產品組合，增強產品的適用性、靈活性和可操作性，以適應市場需求。要積極開展各種表內外授信和融資業務，引導企業由單純貸款需求向綜合金融服務需求轉變，緩解企業流動資金緊張的矛盾，實現與中小企業共存共贏的可持續發展。安排有潛力的跨國企業在國內外資本市場上發行股票或者債券進行籌集資金，擴大企業的資金來源。

3.提高自身的創新能力。

發展金融創新。大力推廣和發展基礎產業債券，可轉債，產業投資基金等等各種金融創新工具，作為企業融資的有效手段，解決企業從成立到生產，重研發投入到運用到生產過程，需要巨大的資金投入以及面臨巨大的風險的大難題。

在引進先進技術的同時，不斷提升對技術的消化吸收能力，建立以金融業為主體的技術創新機制。對我國金融業來說，來自FDI的技術溢出是一個被動的過程，這一性質決定了FDI技術溢出的有限性。我國金融業要充分利用這些有限的技術溢出，必須有足夠好的學習意識和技術能力，這通常來自自主研發和革新的經驗積累。因此，增加自主研發投入、加強自主創新意識，是內資企業提高技術能力和競爭優勢的根本。

4.拓展業務領域，挖掘潛在市場和客戶。

中小企業信貸和農村金融是有著廣闊發展前景的市場。由于信息披露、資產規模等因素達不到要求，中小企業很難從資本市場籌得資金，也不能發行債券，因此比大企業更需要銀行信貸.而農村金融具有貸款額度較小，當地信用文化、社會關系等對貸款的安全性更重要等特點。與外資銀行相比，中資銀行特別是中小銀行業務區域集中，對本地區的情況比較熟悉，能夠更方便地了解中小企業和當地農村的情況，為其提供童身定做金融服務，因而具有顯著優勢。

5.充分利用國際資本流動帶來的機會改善銀行經營。

國際資本流動在全球范圍的流動有利于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優化配置，國際資本流入有利于我國引進先進的技術經驗，這點主要體現在外商直接投資等形式的長期資本流動，因此我們應鼓勵、推動外國直接投資等中長期資本的流動。放寬對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的限制，既是對WTO有關協定的遵守，也是基于外國直接投資與其它形式的資本流動相比，發生逆轉的可能性較低，也有助于擴大資本輸入國的就業機會和帶來高新技術和管理經驗，即具有一定的正的“溢出效應”。另一方面，中資企業的境外投資有助于提高中國的國際競爭力，可以首先對有競爭力的企業和產業適當放松境外投資的限制然后再循序漸進的擴大開放范圍。而對投機，套利等短期資本流動則應采取措施加以限制。就金融市場而言，國際資本流動促成了全球金融市場的形成，使得各國銀行間的資金往來、信息交往更為密切，對促進銀行創新、完善自身經營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正確引導下，銀行金融資本的流動還將推進銀行的重組，增強其市場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從而有利于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但我們在選擇引入外資方式時，必須慎重。

在保證不喪失控股權的前提下，積極創造條件吸引國際戰略投資者。目前中國銀行業的國際戰略引資都是以現金購買普通的股票股權方式實現的。但在國際上，大部分投資并不是普通股票，更多是債券，甚至是可轉債等等。中國應增加投資工具種類，完善投資市場。另外，由于歷史和體制的原因，國有商業銀行在資產質量、盈利能力、服務對象以及國際化程度等諸多方面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在引進國際戰略投資者的過程中采取的策略和定位也需要區別對待，有必要進行有針對性的設計。

6.利用監控功能對國家重點產業的進行融資支持

對某些產業實施適當的融資限制，避免重復建設。運用資本市場股票價格，各類分析報告等形式的信息披露則降低交易成本，促進公平交易和競爭，起到資源優化的作用，同時又極大的促進了企業的進步與自我鞭策。此外，目前我國資本市場不盡完善和規范。有必要對其進行規范和發展。擴大市場規模，增加供給，加快發展企業債券市場，增加信息透明度，構筑金融信用等級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質量，發展機構投資者，投資銀行和規范各類金融中介。充分發揮資本市場對經濟的促進作用。

六、小結

對FDI技術轉移動因的研究表明，技術差距的存在是引起技術從跨國公司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原始動力，而且在技術差距的作用下，FDI的技術轉移會引發我國國內技術轉移的連續進行。但技術轉移的順利進行要求主體之間的技術差距必須處在一個合理的區間內，否則將會制約FDI技術轉移效應的發揮。從技術轉移的主體來看，跨國公司利用FDI實行技術轉移主要是基于實現全球范圍內資源優化配置和利潤最大化的目的，我國利用FDI獲取技術主要源于FDI所具有的一攬子性質。

由人力資本流動所產生的FDI技術溢出效應主要與我國人力資本在跨國公司質量優化的程度以及企業間人力資本流動密切相關，前者主要受跨國公司經營階段和研發戰略的影響，后者主要與跨國公司和我國企業在薪酬福利、培訓、個人發展空間等方面的差別以及人力資本偏好有關。

由競爭所引發的FDI技術溢出效應，是跨國公司通過“戰略跟隨”行為以及優于當地競爭對手的有利因素影響我國市場結構而產生的，FDI通過競爭對我國技術的影響最終取決于技術示范、技術競爭和技術鎖定效應的綜合比較結果。

參考文獻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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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關鍵字】信貸資產轉讓;異化;金融環境

一、引言

一般意義上,自主達成的交易,必須滿易雙方對市場條件變化之后產生的“消費者剩余”的追求和瓜分。從國外金融發展歷程來看,銀行信貸資產轉讓正是基于這樣一種基本邏輯,開始于20世紀70年代,在20世紀90年代頗為流行:在交易量上有了重大發展;在交易對手的范圍上,由銀行同業拓展到了銀行與非金融機構之間展開。最近通過信貸資產證券化,將信貸資產轉讓推進到了新階段。隨著商業化進程的推進,中國銀行業也開始了對信貸資產轉讓中存在的“消費者剩余”的追求與瓜分,并且所有的信貸資產轉讓業務在形式上與西方的信貸資產轉讓并無二致。但是通過一段時間的實踐,我們發現中國的信貸資產轉讓業務出現了與國外明顯不同的景象,甚至異化為逃避監管的工具。基于在規范的基礎上進一步促進中國金融創新的目的,本文思考了以下問題:信貸資產轉讓的基礎是什么?中國的資產轉讓業務呈現與國外不相同的景象,其內在根源是什么?中國監管當局又應該從中獲得何種啟示?

二、信貸資產轉讓的理論分析

銀行同業信貸資產轉讓業務是指銀行與其他金融同業之間買賣一筆或者一組信貸資產的業務;其轉讓對象僅限于同業機構,包括商業銀行、信托公司、財務公司、金融租賃公司、資產管理公司等,可以接受非金融機構為信貸資產轉讓提供擔保;轉讓標的僅限于同業金融機構向非金融機構提供的信貸資產,不包括金融同業的各類權益性資產(張宇哲,2003,《中信銀行搭建信貸資產轉讓二級市場》);轉讓方式包括有一次性買斷和回購。

一般而言,信貸資產轉讓是對金融市場的深度利用。按照現代金融理論,銀行是生產金融產品的機構,銀行開展信貸業務的實質是銀行向社會上的個人和機構通過轉讓資金使用權而生產金融產品并收取服務費的過程。因為信貸業務的實質僅僅是資金使用權的暫時讓渡,所以銀行擁有信貸類金融產品的部分控制權,比如銀行擁有貸款合同,以保證貸款到期時能夠收回資金的使用權。故,銀行開展信貸業務的結果就是:貸款者獲得了資金的暫時使用權,銀行獲得了信貸類金融產品的標志物——保證到時收回資金并獲取服務費的信貸合約。

從經濟學的最新進展看,只要兩個主體對同一種商品在同一時間的主觀評價不同,就存在交易空間,并可能為交易雙方帶來“消費者剩余”。依此看來,只要不同商業銀行對同一筆或者一組信貸產的評價不同,他們也就具有對信貸合約進行轉讓的動力。而對同一信貸合約產生不同主觀評價的原因大致有這樣幾種:一是由于某一時點,不同銀行所面臨的流動性需求約束不同,而流動性需求往往為硬約束,所以部分銀行為了獲取流動性,就會降低對已經發放出去但未到期不能收回的信貸資產的評價,而提高對現金資產的主觀評價。二是在某一時點不同銀行為分散風險而需要調整的信貸合約的區域、行業、企業分布結構的內容不同。對于同一筆或者一組信貸資產,對A銀行而言,也許是需要增加的項目,但對于B銀行而言,也許正好是需要減少的項目。這樣一來,他們之間也會產生對同一筆或者一組信貸資產主觀評價的差異。三是不同銀行所有者和經營者風險偏好發生了相對變化。比如,A銀行因為資本結構變化等原因,風險承受能力降低,他們對于風險較高的信貸資產合約的評價就會降低,相反也就可能存在一家B銀行會提高對于該合約的主觀評價。特別是由于發展戰略的調整以及對國家經濟形勢、行業發展趨勢、企業發展態勢的評價的不同,不同銀行之間對于同一信貸資產合約幾乎不可能存在完全一致的主觀評價。由于主觀評價的不同,就一定存在“消費者剩余”。只要達成交易的成本低于這一“消費者剩余”,我們就可以肯定作為追求利潤最大化的銀行,肯定會進行這一類信貸合約的交易。一個強有力的證據就是,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帶來交易成本的顯著降低,金融衍生產品的交易以于是就以超乎尋常的高速在增長。

三、中國信貸資產轉讓的異化

從上面的理論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在一個完善的金融市場里,銀行參與信貸合約交易的根本目的是獲取不同銀行對同一信貸合約主觀評價不同而產生的“消費者剩余”,是一種明顯的趨利行為。但是如果我們深入考察我國銀行同業信貸資產轉讓業務,我們就會發現一幅完全不同的圖景。

2002下半年,我國央行開始批準銀行同業信貸資產轉讓業務,事實上在2002年上半年,就有銀行已經秘密開展此類業務(張宇哲,2003,《中信銀行搭建信貸資產轉讓二級市場》)。但是就目前的情況來看,我國部分商業銀行的信貸資產轉讓業務呈現以下三個主要特征:一是信貸資產轉讓主要采用回購形式;二是信貸資產轉讓的期限都很短;三是信貸資產轉讓協議達成的時間往往是商業銀行上報非現場監管資料的前幾天甚至當天。其實,正是這三個特征決定了中國商業銀行信貸資產轉讓具有與一般意義上的信貸資產轉讓完全不同的涵義。如果極端一些,甚至可以認為,我國部分商業銀行的信貸資產轉讓業務,不是正常尋利行為,而異化為逃避監管的工具。

第一,具有上述三種特征的信貸資產轉讓業務并不能夠從實質上優化銀行的信貸資產結構。因為信貸資產轉讓采用的是回購方式,相當大一部分轉讓期限在十天之內。這樣一來,賣出行能夠改變信貸資產結構的時間就少于十天。這樣一個相當短期限的信貸資產結構改變,對于銀行業務難以產生實質性的影響。

第二,這種轉讓很難幫助銀行解決流動性問題。因為回購期限短,信貸資產轉讓只會帶來帳面信息的改變,并不一定帶來現金的實際流動。即使有現金流動,除非賣出行面臨特殊的支付困難,否則這種確定的非常短期的現金流對銀行的流動性并沒有多大的幫助。并且,對于如此短期的現金需求,銀行完全可以通過交易成本低得多的同業拆借等方式進行,而不必須進行信貸資產轉讓。因為同業拆借是一個標準化的市場,銀行參與該市場的參與成本很低,合約的談判成本也非常低。相反,在信貸資產轉讓方面,要涉及很多筆業務,要涉及信貸資產的合約條款和資產狀況的確認等等,可以肯定其交易成本很高。

第三,這種轉讓業務可以有效規避監管。我國目前對銀行的監管分為現場監管和非現場監管。對于銀行日常經營狀況信息的獲取主要是通過非現場監管進行。為此,在我國目前的監管框架中,設計了十項指標,來保證監管者比較充分地掌握銀行的經營信息。如果在上報監管信息前夕,銀行進行信貸資產轉讓,只要所轉讓資產組合適當,完全可以輕易的修改這十項指標。又由于這種轉讓業務期限極短,在商業銀行上報監管信息之后的極短時間,商業銀行相關的經營狀況又會還原。這樣,銀行的非現場監管數據事實上就處于嚴重失真狀態。或者說,監管當局掌握的僅僅是銀行上報監管數據時的信息,而不是銀行日常經營中的信息。

如果銀行依據上述非現場監管數據,對相關銀行下監管結論,制定監管策略,那可能就會帶來嚴重問題。幸運的是,目前監管當局一方面有多種信息收集渠道,同時還有強有力的現場監管手段,并且初步建立了持續監管的機制與架構。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對上述信息進行甑別。但是,因為甑別成本相對高昂,而監管當局受限于監管資源和監管成本的約束,并不能夠完全徹底地對此進行清理。所以,商業銀行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通過這種合法方式掩蓋經營信息,逃避監管的。如此一來,我國的信貸資產轉讓業務在某種意義上,就不僅不具備發達金融市場上的信貸資產轉讓的積極功能,相反異化為合法逃避監管的工具。

四、異化的原因

我國目前正面臨加大金融對外開放的緊迫進程中,同時形勢要求監管當局鼓勵中國銀行業加大創新力度,提高競爭能力。所以,面對這種異化,我們不能夠以“一刀切”的方式叫停。但是,也不能夠對此視若無睹。從金融環境進行深入分析,并找出合適的“藥方”才是上上之選。通過分析,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極為重要的結論:在中國目前的金融制度環境、市場環境之下,在信貸資產轉讓業務中,沒有足夠的“消費者剩余”供商業銀行獲取,而規避監管成為信貸資產轉讓的根本動力。

從金融基本制度環境看,商業銀行的激勵約束機制具有明顯的短期性。因為無論是國有銀行還是股份制商業銀行,銀行經營者一方面要面臨追求短期受益的所有者的壓力,比如國家財政增加收入的壓力和股東每年分紅的壓力;另一方面,政企沒有在根本意義上完全分開,政府干預金融的現象雖然有在最近幾年有明顯好轉,但在一定程度上還存在,銀行經營者在某些情況下,要考慮政府當期的一些特殊要求。但是政府的這些要求并不一定完全與銀行長期經營戰略在時間軌跡上趨同,有時甚至明顯背反。再則,到目前為止,我國沒有標準意義上的銀行家市場,應行經營者面臨的不是市場化的約束,其準入與身價不是由市場確定,相反銀行經營者面臨的只有法律的約束和監管當局的行政約束。特別是在經濟市場化轉軌進程中,金融法規與監管框架都處在不停的劇烈變化之中,銀行經營者難以形成長期的預期,自然其行為就難以長期化。在行為短期化的基本背景時,銀行經營者的行為會發生明顯的變異,突出體現在并不關心銀行未來的長遠發展,而是特別關注銀行當期在同業中和監管標者評判中所處的位置,以及銀行每年的盈利多少。我們可以預測,凡是能夠改善這幾項指標的政策,銀行會充分利用;相反,對于惡化這幾項指標的政策,銀行會盡量規避。從金融市場環境看,目前我國不同商業銀行對同一筆或一組信貸資產主觀評價的差異并不大,自然,通過信貸資產轉讓獲取信貸合約“消費者剩余”的可能性并不大。

第一,我國利率沒有市場化,而利率浮動范圍差別不大。這限制了各個銀行充分發揮各自管理不同資產的比較優勢,進行獲利的能力。于是,我國不同商業銀行對同一筆或一組信貸資產定價的差異很小,各家銀行都沒有為獲利目的進行資產轉讓的交易價值空間。價格管制導致了消費者剩余“租值”的耗散,在此也許獲得了另外的例證。

第二,風險評價粗放,差異不大,各家銀行缺乏對某一類資產進行專業化管理獲利的能力空間。由于種種原因,我國銀行業目前還處在“跑馬圈地”的階段,各家銀行還在以擴張市場份額為核心進行運作。信貸資產管理能力的深度提升,銀行經營的集約化,精細化還沒有提高到應有的議事日程上來。對于風險管理,核心也就僅僅是應對監管當局的監管,消解因風險過高帶來的監管當局對于該銀行發展強加的外部約束。真正為了銀行長遠健康發展,而強化風險管理的內在動力還明顯不足。這樣一來,各個銀行對于風險管理就顯得比較粗放。突出表現在貸款風險分類比較松,沒有專門的獨立的風險管理委員會,而已有的風險管理部門更注重于不良貸款的清收,而不是對于全部信貸資產的全面風險管理。風險管理的粗放,使得銀行之間對于同一筆或一類信貸資產的風險評價沒有太多的本質性差異,自然,他們對于該筆資產的評價差異不會出現太多的差異。當然,不存在他們在承擔這些資產轉讓帶來的交易成本之后還能夠獲益的風險定價空間。從此也可以看出,如果我國銀行業經營的根本態勢不發生改變,即使利率市場化成為現實,我們也不能夠奢望標準意義上的信貸資產轉讓能夠順利出現。

第三,我國的經濟發展階段和經濟格局,促成了銀行經營戰略的同質性,阻礙了銀行對信貸資產實行差別化管理的努力余地。中國銀行發展的多元化,差別化可以說是監管當局夢寐以求的。為此,監管當局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實際情況并不理想。一個典型的例證就是,地方股份制商業銀行拼命突破區域限制,成為全國性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正全力以赴,要成為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信用社正一心謀求成為城市商業銀行。金融差別化,并沒有成為商業銀行的追求。相反努力擴大勢力范圍,獲取一切可能的客戶資源正成為商業銀行經營管理的一種時尚和目標。這樣就導致了,我國每一家銀行都努力做所有的銀行業務,而所有的銀行都在相同的業務領域進行殘酷的“搏殺”。于是乎,銀行之間的個性化服務,差別化服務都成為服務于該“搏殺”的工具。當然,這種情況并不非不理性。因為,我國目前的人均GDP還在1000美元左右,而在收入差距不斷加大的背景下,能夠為金融服務提供盈利空間的潛在客戶是相對集中的。目前企業征信體系不完備,個人征信體系又相對缺失,更加大了金融服務的風險和成本。所以,各家銀行就努力爭取相同的高端客戶,互挖墻腳,進而業務趨同。遺憾的是,這種合乎個體理性的行為,一方面降低了我國銀行業綜合競爭力,另一方面弱化了銀行真正進行差別化服務的努力。在此,合符邏輯的結論自然就是,銀行不會主動出讓某一類優良信貸資產,也不會在沒有額外補償的前提下受讓某一類高風險不良信貸資產。

總而言之,我國銀行利用資產轉讓業務修改非現場指標,合法逃避監管,正是銀行信貸資產轉讓業務的核心要義之所在。而監管當局批準此項業務時,所希望的銀行優化資產組合、改善銀行流動性、提高銀行專業化經營管理水平等最多只是副產品。

五、對金融監管的啟示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發現矛盾的兩方面:一方面,監管當局出于良好愿望,自覺的啟動和放開了資產轉讓業務;另一方面,資產轉讓業務“理性”的異化導致非現場監管部分失效。這其實是目前中國監管面臨雙重目標的典型表現。這個雙重目標就是:中國的金融監管不僅僅要負責金融的規范;還要促進金融發展。而在某一個特定的時期內,同時滿足規范和發展的雙重目標,是非常矛盾的。因為規范意味著對己有的監管制度的認同和毫不動搖地執行;而發展意味著商業銀行某一些突破現有規則和制度的行為應該也必須得到認可。

更進一步說,這其實是在考驗金融監管當局的監管藝術和水平。因為我國目前金融發展處于低水平,又立即要面臨殘酷的國際競爭,低速發展都不行,不發展就更行不通。但是,經過10多年的發展,在目前的層次上,不規范很容易導致惡性競爭;再加之,由于各種原因,我國金融業已經承受了較多的金融風險,商業銀行沒有太多的能力承擔試錯成本。所以,規范,尤其是按照市場化方式進行規范,避免銀行發展落入低效率“納什均衡”陷阱是監管當局必須面臨的現實。

這樣看來,我國的金融監管必須堅持雙重發展理念。一方面,要以促進中國金融發展為己任;另一方面,在監管中,對于發展中的新問題,要通過發展監管技術和模式的監管發展理念來解決,要主動的促進中國監管事業的發展,使其適應金融發展的形勢。決不能受限于監管技術和水平而讓金融業“削足適履”。

要促進中國金融發展,必須改變中國金融的制度環境,改善中國金融的市場環境。如果不改變中國金融的制度環境,中國金融的發展可能走上畸形發展的道路,在某種程度上淪為少部分人和地區獲取資源的便捷手段,而對改進中國金融業的水平就不會取得應有的效果。如果不改變中國金融的市場環境,中國金融的發展,將更多的變為低水平的重復建設,業務范圍趨同,金融服務的對象一致,對一部分需求主體金融產品供給過剩,對另外一部分需求主體金融產品供給嚴重不足,進而出現金融業整體面臨“有效需求”不足的發展困境。這就要求金融監管部門必須站在更為宏觀的高度,審視金融業的發展態勢、方向,以及金融與經濟的適配程度,聯合和整合有效的資源,通過有效的監管促進金融的縱深發展。

篇（4）

目前國內金融市場上國有資本占據絕對壟斷地位的格局已經被打破，各種類型的產業資本進入金融領域的深度和廣度都呈現出向縱深發展的態勢，并且發展的步伐正在不斷加快。

一、產業資本金融投資行為的動機分析

產業資本頻頻涉足金融領域有其特定的背景和復雜的動機，需要我們認真、客觀、全面地加以分析和認識，并制定相應的監管對策。筆者認為，目前國內產業資本積極尋求產融結合的動機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通過參股或者控股金融機構，為自身提供更多的融資便利。雖然我們十分不愿意將這一條列為產業資本投身金融業的主要動機，但是不可否認，在內地市場上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結合尚處于表面的原始階段，緩解資金流壓力，爭取從金融機構獲得更多的信貸支持依然是目前不少產業資本進入金融領域的最主要因素。具有金融背景的企業更容易得到信貸支持，這在國內金融市場上毋庸置疑，而且對積極實現大規模擴張、投資多元化和資金流量大的集團企業來說顯得十分重要，其中也不乏成功的典型。如以飼料為主業的新希望集團，在圍繞主業開展的并購和進軍房地產業的過程中，也成功地利用其參與金融業的背景獲得了巨額融資，實現了多元化投資。但是，更多的產業資本投資金融業卻僅僅把目光放在了緩解“融資饑渴”上，以商業銀行大股東的地位輕易獲取銀行巨額貸款和授信；以上市公司股權抵押貸款，拿金融機構的資金來充實自己的現金流；以投資證券公司為名義拿錢給證券公司炒股……，類似于這樣的手法并不少見，圖的是眼前的利益，冒的是極大的風險。在不久前發生的“上海周正毅事件”里，多家金融機構深陷其中并且損失慘重。以周正毅農凱集團為核心的“農凱系”在國內金融市場上向來以熱衷于投資證券公司而聞名，曾成功控股了“大通證券”和“泰達富友證券”。同時，農凱集團以2.33％的持股比例位居興業銀行第六大股東，并利用這一優勢輕松從興業銀行獲得20億元的綜合貸款。目前，伴隨“周正毅事件”調查的逐步深入，貸款風險已經開始凸現。

（二）投資金融業良好的利潤回報是產業資本涉足金融市場最重要的因素。金融業在我國長期以來都是一個壟斷保護行業，行業利潤一直高于社會平均利潤。雖然我國現在已經加入WTO，但完全有理由相信，至少在短期內金融業還不會失去即有的“壟斷利潤”。因此，對產業資本來說，目前只要擠進這個行業就能享受到超出其他行業平均利潤的回報，金融業作為一種長線投資，可以為企業帶來穩定的收益。并且，從其他國家或其他行業的市場開放進程來看，許多壟斷行業逐漸放開時，往往會產生類似爆米花爆炸的效應，市場放開會帶來市場的巨大膨脹和活躍，而且會帶來超額的利潤，誰進入得早、誰滲透得深，誰就可以在市場利潤的分配上占得先機。尤其是一些實行投資多元化戰略的企業，投資制造業可能面臨較大的風險，其他可選擇行業也不多，而金融業的壟斷利潤和市場空間自然就顯示出特別的吸引力。以民生銀行的大股東新希望集團為例，該集團早就從“資本與金融的結合”中得到了真金白銀。據統計，2000年，新希望從參股民生銀行得到的收益就達到3020萬元，占同期公司利潤的54.7％。

（三）中國金融業廣闊的發展前景是吸引產業資本的另一重要因素。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市場的改革與發展取得了長足進步，據統計，截至2003年6月末，我國金融機構本外幣存款余額達20.7萬億元，本外幣貸款余額達15.9萬億元，保險市場保費收入達2154億元，保險市場資產總額7782億元，上市公司1250家，市值總額41629.53億元。金融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在市場資源配置、促進經濟發展等方面正在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金融業不論是市場規模和結構，還是運行質量和效率都遠遠落后。加入WTO，中國金融業面臨著真正意義的對外開放和國際接軌，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的浪潮將席卷而來。從世界上許多已經實行金融自由化的發展中國家的實踐來看，伴隨著政府對金融管制的放松和國際金融資本的大規模進入，金融自由化將對本國金融業產生極為深刻的影響：金融資產快速擴展，市場主體迅速增加，金融工具日益多樣化，金融創新步伐加快，而金融業國有資本占據絕對壟斷地位的市場結構也會出現重大調整和變化。著名經濟學家吳曉求將上述影響稱為“金融大爆炸”，并預言中國金融結構正在進入大爆炸階段的前期，不用很長時期，金融大爆炸將在中國出現。無疑，中國金融業擁有十分廣闊的發展前景，外資金融機構的蜂擁而入已經充分說明了這一點，也正是基于這樣的判斷，許多產業資本才積極介入金融領域，從而為今后在激烈市場競爭中站穩腳跟打下基礎。

（四）投資金融業也是產業資本實現長期戰略經營目標的重要途徑之一。從發達國家經濟金融發展的歷程來看，產業資本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會產生參與金融資本融合的內在需要。產業資本通過向金融業的滲透，最直接的好處就是可以降低融資成本，強化集團企業內部資金的集約化管理，如目前國內不少大型企業集團都成立了財務公司，就是為了將企業內部龐大的資金流進行合理調度，并通過專業理財進行適度投資，從而發揮資金最大的使用效益。其次，產融結合可以為企業發展尋求更深層次、更大范圍的跨行業協同效應。以發達國家的汽車金融服務公司為例，許多大型汽車制造商都擁有自己的汽車金融服務公司，而完善的汽車融資服務不僅直接帶動了汽車生產和銷售主業，而且大大增加了公司盈利。2000年，美國通用汽車信貸公司為全球800萬客戶提供了汽車信貸支持，其當年凈利潤占通用公司總利潤的36％。而福特公司2000年汽車信貸業務的稅前盈余則高達30億美元，已經接近其汽車制造主業的水平。還有，產融結合也是企業走出國門，實現全球化運作的一條重要途徑。當今世界，經濟金融全球化的步伐不斷加快，其中，實體經濟全球化是催發金融全球化的基礎和動力，而金融全球化又進一步推動了實體經濟全球化的進程。無論是跨國公司的資金結算，還是跨國資本的兼并重組，都離不開國際金融市場這個舞臺。用海爾集團總裁張瑞敏的話來說：“產融結合不一定能保證跨國集團的成功，但跨國公司則一定要成功地進行產融結合”。

二、產融結合對中國金融業的積極意義

從世界上不少知名大公司的發展歷程看，產業資本向金融資本滲透是一種必然趨勢，目前世界500強中有80％以上都是成功地進行產融結合的運作。以通用電氣公司（GE）為例，通用電氣以電氣照明行業起家，歷史悠久，是道瓊斯工業指數1896年設立以來惟一仍在工業指數榜上的公司。但是，目前的通用電氣早已不再是一家純粹的工業公司，2000年，通用電氣銷售收入1299億美元，凈收益127億美元，這其中，GE金融服務集團的銷售收入為662億美元，凈收益為52億美元，分別占到總額的5l％和41％。GE金融服務集團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內容包括信用卡業務、保險業務、商業貸款、租賃等諸多金融領域。在發達國家，產融結合作為一種現代企業的發展模式已經比較成熟，它不僅有效解決了企業自身發展所遇到的一系列瓶頸，有力地推動了跨國公司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進程，而且在推動金融創新，完善社會金融服務體系等方面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就我國目前而言，金融業整體資本實力和抗風險能力還處在一個較低的水平，經營規模偏小，金融體制不健全，市場結構不完善，金融資產質量較差，金融產品營銷方式落后，這些問題極大削弱了國內金融企業的綜合競爭力。我國已經加入WTO，金融業面臨的沖擊和挑戰首當其沖，據業內專家預計，入世5-10年后，外資銀行在國內金融市場上的外幣存款份額將占到15％，人民幣存款將占10％，外幣貸款份額將在20％-30％，人民幣貸款將達到15％。另外，在外資銀行最具有競爭力的中間業務市場上，其市場份額將呈現快速上升的勢頭，其中包括貿易融資、信用卡交易和現金管理。與此相同，證券、保險業放開后也同樣面臨激烈競爭。面對挑戰，中國金融業急需壯大規模，提升實力。金融企業通過上市到資本市場融資無疑是一條捷徑，但是對大多數中小金融機構來說，上市至少在短期內還不太現實，而引進包括產業資本在內的社會資本則可以說是目前最為可行的一條有效途徑。

通過引進產業資本，國內金融企業一方面可以增資擴股，充實資本金，增強抗風險能力和競爭力，并且，通過增資擴股實現股權多元化，可以以此為契機改善目前國內大多數金融企業不合理的產權結構和法人治理結構，推動其加快建設現代企業制度的步伐。另一方面，通過產業資本的積極介入，目前金融市場上還存在的不少空白領域能夠得到迅速填補，比如專為消費者提供汽車融資服務的汽車金融服務公司、專為中小企業提供金融服務的民營銀行以及遠遠跟不上市場發展步伐的人壽保險公司等等，這不僅有助于我國金融市場結構的完善，而且可以促進市場競爭，提高服務水平，滿足社會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對金融服務的需求。

三、加強產業資本金融投資行為監管的幾點建議

在我國，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結合雖然還僅僅處于起步的階段，但是，金融業是一個高風險行業，產業資本大量進入金融業已經給金融監管當局提出了新的課題。就目前情況來看，我國在產融結合方面的監管法規和政策還很不完善，加之產業資本的金融投資行為動機十分復雜、方式也多種多樣，因此在現有的條件下要實現有效監管困難很大。筆者認為，當前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迫切需要監管當局引起重視。

（一）強化對金融企業的股權監管。在傳統金融市場條件下，國有股在金融企業的股權結構中占據了絕對優勢，因此股權監管意義不大，這也導致監管當局一直忽視了對金融企業的股權監管。事實上，這方面我們有過深刻的教訓。以建國以來國內最大的一宗非法吸儲案為例，由于完全受控于大股東，廣州市商業銀行穗豐、匯商兩家支行淪為大股東予取予求的“提款機”，四年內賬外經營非法高息吸收了超過150億元的資金，使廣州市商業銀行出現了全行性的支付風險。在金融改革不斷深入的今天，隨著越來越多的地方性金融機構開始實行增資擴股和國有股權退出，一些產業資本迅速填補空缺躋身大股東行列，其中不少企業把目光盯在了金融機構的控股權上。根據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向金融機構投資入股的暫行規定》（1999年6月20日）第十五條：“單個股東投資金額超過金融機構資本金10％以上的，必須報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雖然對不少銀行來說，僅有10％是肯定控不了股的，但是規定中并沒有對關聯企業、關聯股東的參股做出更明確限定，因此，這并不妨礙有關聯關系的企業同時參股一家金融企業，通過擁有較多的表決權從而實現事實上的控股，這對一些股本規模較小、股權又相對集中的地方性中小金融機構而言無疑是十分危險的。因此，監管部門必須加強對金融企業的股權監管，一方面要嚴格把好審核關，在積極引進優質資本的同時，杜絕不符合條件的企業參股金融機構。另一方面，監管部門要督促金融機構完善內部控制，適當分散股權，努力實現股權平衡。

（二）強化對商業銀行關系人貸款的監管。所謂關系人，是指商業銀行的董事、監事、管理人員、信貸業務人員及其近親屬，以及上屬人員投資或者擔任高級管理職務的公司、企業和其他經濟組織。現有的監管法規中雖然明確規定商業銀行應嚴格控制關系人貸款，但卻沒有實質性的控制要求和相應的監管措施，并且，許多商業銀行自身內部也對關系人貸款缺乏相應的管理制度。因此有不少企業通過參股商業銀行，掌握投票權，很容易就為自己爭取到更多的信貸支持，而目前一些地方性城市商業銀行發放給股東企業的貸款也遠遠超過了人民銀行規定的單戶貸款管理的比例，并已經陷入股東貸款過度集中所帶來的困境之中。因此，監管部門必須盡快制訂相應的監管措施，具體做法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考慮：一是在對金融機構增資擴股進行審批時，制訂一些限制股東向所投資金融企業進行融資的政策規定，如若干年內不得向參股銀行貸款，或提高貸款條件等等，從而將一些“劣質投資人”擋在門外；二是監管當局要切實加強對商業銀行關系人貸款的監管和檢查，對單戶超比例的關系人貸款要堅決督促其壓縮貸款規模，降低單戶貸款比例，否則要給予必要的處罰。三是要督促商業銀行嚴格控制對關系人的授信管理，嚴禁向關系人發放信用貸款，同時進一步建立和完善信貸管理的問責制和貸后評價制度，不給違規發放關系人貸款有可乘之機。

（三）積極推行金融機構信息披露。隨著金融全球化和混業化發展步伐的加快，以及越來越多的產業資本向金融機構參股，使得金融機構本身的法律結構和管理結構也日趨復雜化。在這種情況下，僅僅依靠監管當局單方面的力量，顯然難以對金融機構施以全面、及時、有效的監管，必須積極借助外部中介機構力量來完善和補充金融監管。當前尤其要重視推行金融機構信息披露制度，實現監管當局、金融機構和社會公眾三者之間的信息對稱。有效的信息披露能夠將金融機構置于市場的監督之下，使市場參與者能夠在充分了解銀行經營狀況的基礎上做出理性的判斷，從而避免交易前的逆向選擇和交易后的道德風險。通過信息披露，金融機構的股權變動、關聯交易（貸款）等重要信息可以及時、充分、準確地被市場和監管當局所掌握，從而對金融機構經營管理行為進行有效約束。但在目前國內，從嚴格意義上來講，非上市金融企業目前還沒有信息公開披露的義務。對此，監管當局應積極按照循序漸進、穩步實施的思路進行探索，推動有條件的金融機構盡快實施信息披露；同時，加大對社會公眾金融知識和風險意識的宣傳教育力度，幫助社會公眾正確、理性地看待金融機構披露的信息。

（四）強化對大股東企業的風險監測。一般而言，在現有的制度設計下，能夠參股金融機構的企業都是一些自身實力雄厚，經營業績良好的優質企業。但是，以產業資本自身的資金實力來看，對資金鏈的管理也同樣面臨很大的市場風險。以民生銀行的大股東——東方集團為例，2001年7月26日該公司公告，以公司所持有民生銀行1.69億法人股為質押物，為公司控股的錦州港向中信實業銀行申請4億元貸款提供質押擔保，一則公告涉及了三家上市公司，兩家商業銀行和多個監管主體。這一方面顯示大企業集團可以有效調集內部資源向某方面傾斜，快速抓住市場機會，另一方面也說明一旦資金鏈或某些運營環節出問題，將動搖整個集團的實力，甚至有可能給商業銀行的穩健經營帶來風險。因此，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等金融監管的各方當局應加強信息交流和工作協調，有針對性地對目前國內金融市場上涉足較深、影響較大的產業資本實行風險監測，共同建立和完善重點行業、大型企業的風險監測數據庫，加強風險分析和預警，為更好地掌握金融監管的主動權，維護金融市場穩定打下基礎。

篇（5）

一、前言

國際競爭的根本，在于對國際金融主導權的競爭，在于對全球資本的控制權、支配權的爭奪。擁有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對一個大國的長遠發展和金融安全至關重要。上海作為我國發展國際金融中心的首選目標，經過十多年的建設，其框架雛形已經基本形成。上海通過在過去的十多年中的建設和發展，現在已經到了可以進入跨越性發展的時期，即中國金融中心、亞太區國際金融中心和世界級金融中心的建設同步進行。但是，上海同成熟的國際金融中心相比仍然存在著很大的差距。我們可以用評估國際金融中心的指標對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現狀進行考量。一個城市成為國內金融中心是其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前提，通過國內城市在建設金融中心方面的優勢和劣勢的比較，可以找出上海在建設國際金融中心方面的不足之處。另外，研究世界成熟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歷程及其成因，比較上海國際金融中心與世界成熟金融中心在各個方面的差距，將有助于找到影響上海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制約，從而制定出應對措施，以更好地促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

二、金融中心的評估指標

一般來說，一個國家的金融中心是這個國家金融交易最密集的城市。然而，對于交易的種類、交易的范圍大小、金融機構的特點，人們并沒有統一的看法。但總的來說，判斷一個城市是否能稱為金融中心，主要需要考察以下三個方面。

1．流動性。流動性是金融中心信譽的保證，高流動性可以使金融中介以低成本迅速地完成大量的大額定單，并且使價格的波動風險最小化。所以，資本是否具有較強的流動性也決定了該國家是否能吸引大量的投資者。一個城市經濟的自由度和該城市中金融中介的成熟程度決定了在城市中參與投資交易的資本的流動性。流動性對于投資者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對資本流動的約束越少，資本流動的渠道越多，代表資本的金融工具就越能被人接受，資本的變現能力就越強。決定資本流動性的因素包括個人的選擇、意愿交換、競爭自由度、對個人和財產的保護、信貸市場的管制和對外貿易的自由度等。

2．收益性。資本的收益性可以從降低成本以及提高收益率兩方面來進行考量。所以，資本的規模和交易成本可以用來衡量資本的收益性。金融業是一個規模經濟顯著的行業，不同的金融產品可以具有共同的成本。另外，如果有大量的賣者在同一地點提供不同類型的服務，那么買者的搜尋成本將會大大地降低。具體來說，反映金融中心交易規模的指標可以包括：金融中心證券交易所股票市值、金融中心國內上市公司數量。對于金融機構以及企業來說，在他們的總成本中，決策成本是主要成本，因此，公司總部往往會設立在決策經營成本最小的某個經濟或金融中心。那么，包括外國銀行的數量、外國金融機構的數量和跨國公司總部的數量就可以成為衡量一座城市投資交易成本的指標。

3．安全性。資本的安全性同樣為金融機構所高度關注。資本的安全性主要體現在政府政策的穩定程度和連續程度上。如果政府或監管當局指定的規則變化無常，金融機構將難以制定和實施其長遠發展規劃。所以，一個國家的法律結構與財務的安全、健全的貨幣制度、國際競爭力和國家政治風險也常常為投資者所關注。

三、上海能否成為國內金融中心——上海與北京的比較

上海必須先成為中國的國內金融中心，然后才有可能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只有上海金融市場成為全國的金融市場，全國重要中心城市的資金匯聚上海金融市場，并輻射全國重要中心城市，上海金融市場才有可能成為國際金融市場或國際金融中心。因此，努力把上海建設成為國內金融中心是非常重要的前提條件。上海和北京一直是建立國內金融中心的討論焦點，上文已經提到了國內金融中心的評價指標。如果再進一步分析我國的情況，一個城市的金融競爭力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該城市要能成為區域的信貸轉貸中心；該城市的金融市場應當是國內主要的籌資渠道，其證券交易規模在全國要有一定的地位；城市中有一定數量的外資金融機構；能率先適應金融改革及創新；擁有健全金融法規體系。

如今，上海已經形成了包括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銀行間債券市場、銀行間外匯市場、上海證券交易所、上海期貨交易所和上海黃金交易所在內的多層次市場體系，并且是我國金融機構的最大集聚地。而北京作為我國的首都，則是中央機關的所在地。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監會、中國證監會、中國保監會的總部都在北京。金融業是一個講究高度規范性的行業，因此,首都北京具有其他地區不可比擬的優勢。

總的來說，上海與北京相比，其優勢在于具有一個比較完備的金融市場。此外，由于較高的市場自由度和寬松的環境，上海在吸引境內外金融機構以及對外開放方面也具有獨特的優勢。然而，必須看到，上海在成為國內金融中心的漫長道路上還存在許多困難，例如，全國各大金融機構的總部大都設在北京。再例如，全國許多城市都非常重視金融市場的建設，要處理好與這些城市在金融活動方面的關系也并非易事。四、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約束條件

基于上文的討論與分析，可以總結出以下四條制約上海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關鍵因素。

1．金融機構集聚度不夠。雖然上海是目前國內最大的外資金融機構聚集地，但是與成熟的國際金融中心相比（如美國、英國、日本），上海的外國金融機構數和金融中介非銀行金融機構的數量與質量存在明顯的不足。據統計，英國、美國、日本在1996年時單離岸金融中心商業銀行數就分別達：493.472.219家，其中外國銀行分別為347.328.92家，遠遠高于在上海的外資金融機構的數量。另外，質量上差距也較明顯。在上海本地的金融咨詢機構中，目前還沒有一家像麥肯錫、普華永道一樣有國際影響的咨詢服務機構，這種狀況不利于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確立。

2．交易規模和金融產品種類不足。上海目前雖然初步建立了相對完善的市場體系,但是與成熟的金融市場相比較，交易的層次以及金融產品的種類仍顯得單調，各金融市場間資金缺少流動。同時，金融產品的類型不多，國際化程度不夠，缺乏避險交易工具。不過，近年來，我國已經在著力于金融創新，開發新的交易品種。比如，QDII、QFII以及股指期貨。

3．金融監管環境的建設與金融監管機構間關系的協調。傳統意義上，主要應從三個角度來考察金融監管環境，即監管廣度、監管深度以及監管頻度。然而，我們發現倫敦、紐約在發展國際金融中心時，并不是一味地管制，而是采取了更先進的理念和價值取向。比如，“服務優于管制”和“有所為，有所不為”。上海作為非監管總部所在地，既面臨總部的監管，又面臨跨業的監管。所以，我們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協調好各種監管機構間的關系，使得監管變得更合理、更有效率。

4．缺乏國際化人才。目前上海人才國際化總體水平仍然較低，特別是缺少國際通用型人才。一個城市要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就一定需要大量的既懂得國際慣例又熟悉國內法律的高級經營管理和金融人才。然而，上海金融行業中，高級人才與勞動人口的比例遠遠低于紐約、倫敦、東京等發達國家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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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金融服務產業總是以集群的形式出現并形成金融中心概念(Panditetal,2001)。Patterson(1913)將紐約作為金融中心，研究紐約金融中心在美國和世界的影響和重要位置。隨后Smith(1929)闡述倫敦股票交易所的歷史和地位，Reed(1980,1981)根據亞洲各個金融發達城市歷年來的金融數據，運用層次聚類分析(HCA)以及逐步多元判別分析(SMDA)方法,動態比較和分析亞洲金融格局,從而明確了東京在亞洲乃至世界的重要金融中心，中國上海在1947年以前就是亞洲重要的金融中心。表1通過金融中心的外匯交易和金融部門的數目，表明各個金融中心的集群發展過程。至今，紐約、倫敦和東京依然處在世界重要金融中心位置，BenEdwards(1998)在經濟學家雜志上首次將三個城市稱之為”資本之都”(CapitalsofCapital)。

根據Kingderberg(1974)關于金融中心的定義，金融中心不僅僅可以平衡私人企業儲蓄和投資以及將金融資本從存款人轉向投資者，而且也影響支付和地區之間存款轉移。銀行與金融服務中心充當了空間價值轉移和交易的媒介與橋梁。國際金融中心提供專業化的國際借貸和國家之間支付服務。Kingderberg認為銀行和高度專業化的金融中介的集聚，形成了今天的金融服務中心。

O’Brien(1992),Portus(1996),Gehrig(1998)等從地理位置和城市發展的角度對金融中心進行研究。O’Brien與Portus認為,地理和時區并不是金融中心形成的重要因素。而Gehrig認為，國際金融中心(IFCs)的產生源于金融中心的重要角色與金融活動的性質。IFCs的金融活動包括(Kaufman,2000)：(1)外匯交易(FOREX)，如現金業務，掉期和交換業務等；(2)全球性的股票、債券、及其金融衍生工具業務，如期權、期貨交易活動；(3)貨幣管理、支付、清算、收購與兼并、保險理賠等。

全球范圍內的金融中心的層次結構也已經有了大量的研究。Johnson(1976)將紐約和倫敦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用以區別于其他的地區金融中心。他認為香港、新加坡、巴拿馬等地區性金融中心主要是因為地理位置上靠近一些外資銀行分支機構服務的顧客，而且這些國家或地區的政治相當穩定安全.這些外資銀行往往來自于國際金融中心。Sassen(1999)則認為，國際金融中心處理來自于全世界國家和地區的公司和政府的復雜的資本流動和運作，以不斷創新的方式為其他的城市提供金融服務和全球管理，而地區性金融服務中心僅僅是管理資本流動或發行債券的窗口,國內發行債券或上市，均有國際金融中心著名的金融機構(如JPMorgan,DeutcheBank等)參與發行和購買，因為地區性金融中心云集了國內金融機構和外資金融機構的分支機構。外資金融機構在地區性金融中心設立分支機構有利于獲取信息，減少交易成本.Poon(2003)運用層次聚類分析方法對國際金融中心的資本市場進行研究，1980年的資本市場分為三個層次，1990年資本市場分為四分層次，而1998年的全球資本市場劃分為7個層次，其中紐約倫敦占據第一層的位置，東京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與法蘭克福同屬于第二層，中國臺北、香港位居第三、第四層。由于新興國家的開放政策以及資本市場自由化，近年來涌現了一批新的金融中心城市。

Kingderberg(1974)認為金融市場組織中存在著規模經濟，形成了金融市場的集聚力量。他認為，局部信息與時區不同都是金融市場集聚的主要原因。然而近年來信息技術和網絡的發展，金融中心在交易量和業務水平上更加集中于國際金融中心。至1997年末，25個城市占有了全球83%的金融資產。倫敦紐約東京三大金融中心持有全世界1/3的機構管理資產以及58%的全球外匯市場(Sassen,1999)。McGaheyetal(1990)認為國內外金融服務競爭主要源于金融服務機構和產品的集中，及其國際資本市場的全球化、一體化。集中與全球化決定了金融服務機構在其他的國家與地區設立分支機構時，必須考慮地區成本與優勢，優秀的金融人才，先進的通信與信息技術，以及政府監管和稅收政策。但是基于集中與全球化的觀點并不能對新興金融中心的增多做出合理的解釋。

Gehrig(1998)根據證券的流動性及其信息敏感程度研究金融活動，認為對信息較為敏感的金融交易更可能集中在信息集中與交流充分的中心地區，從而形成金融中心，而對信息不敏感卻對監管成本差異更為敏感的金融交易，也由于信息網絡技術的進步與交易限制的放寬使得金融資產交易成本下降,偏好于城市的郊區。Pandit等(2001,2002)則采用了Swann(1998)提出的產業集群動態研究方法，對英國金融服務產業進行分析，認為集群效應影響公司的成長以及新進入者的數量，同一金融服務中心的不同的金融部門之間存在著相關性。本文下一節介紹金融中心和產業集群相關理論，第3節分析金融服務中心形成原因、進入機制等，第4節介紹Swann成長模型和新進入模型以及金融服務集群分析的研究啟示。最后討論金融中心的金融部門結構以及上海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定位和近期發展戰略。.理論研究

為研究和分析金融服務與金融中心的集群方式和特點，我們先介紹相關的理論和方法。這里首先介紹金融機構設立分支機構時考慮的位置和城市選擇方法，然后介紹產業集群的一般分析方法，最后介紹金融服務的產業結構和產業特征。

2.1金融機構位置選擇理論

Choietal(1986,1996,2002)通過對全世界14個金融中心的實證分析，研究了世界金融服務和金融中心的格局動態，以及金融中心集聚吸引力的原因.他們采用了14個金融中心城市中300多個跨國銀行總部和分支機構的分布數據，構成14Χ14維關聯矩陣，矩陣元素代表銀行總部位于城市中，并在城市設立分支機構的銀行總數。經過多年的數據可以統計分析國際金融服務網絡的結構動態，使用作為金融中心城市的排名依據，以及該城市吸引跨國外資銀行設立分子機構的潛力大小的衡量標準。研究表明城市吸引力主要由以下因素所決定：(1)城市地區經濟規模與經濟活動；(2)已有的銀行總數；(3)股票市場規模大小和交易頭寸；(4)與其他國家的雙邊貿易關系,如國際資本流動、對外直接投資(FDI)；(5)以及銀行企業的機密保護程度。

Jegeretal(1992)研究發現，(1)金融機構在金融中心設立分支機構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于其他金融城市流入該金融城市的貿易總額。因為，跨國銀行為了提供給其他地區高水平的顧客服務，更愿意在顧客所屬的城市設立分支機構，節省服務費用和交易成本，提高服務效率；(2)由于國際收支的順差和逆差的存在，國際金融服務網絡呈現非對稱結構，而且由于新興國家的積極開放政策和頻繁的國際貿易往來和資本流動，國際金融市場以離岸金融中心的形式日趨分散。

Nigh(1986)通過分析美國銀行的對外直接投資研究表明，跨國銀行分支機構的位置選擇依賴于地區性的金融活動機會。Yamori(1996)在Nigh(1986)的基礎上研究日本金融機構在外設立分支機構的選擇策略。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計回歸分析對一下參數進行估計，

(1)

其中代表本國金融機構在國家的活動數量，用金融機構輸出的FDI來衡量；代表運營在國家的本國企業對金融服務的需求。可以采用這些企業引起的FDI流出或者進出易量來衡量；為地區性的金融活動機會，一般采用人均國民收入或者廣義貨幣M2(M1與定期存款之和)。

Gehrig(1998)建立了以金融工具或金融活動的信息復雜度為標準的位置選擇模型.例如證券投資收益的評估，投資者希望獲得未來不確定狀態的可能性，了解證券更加精確的信息。由于不同的金融工具對信息的富含程度和靈敏度具有很大差異，通常采用信息復雜度來衡量金融證券工具的未來收益的狀態數。一般來說對信息敏感的證券交易活動更可能在信息密集的地區進行，而信息不敏感的證券活動則可能分布在郊區位置。由于信息網絡技術的進步帶來的交易成本下降，金融中介的出現以及金融分支機構的設立，提高了金融信息交流和暢通，以及金融活動中的交易摩擦。Gehrig(1998)假定在城市設立分支機構時，獲取某一風險證券的信息受到城市以及觀測誤差的影響。那么，其中，作為風險證券的基本信息，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該證券的收益，即，而且假定。根據是否在城市設立分支機構，成本函數可以表示為：

(2)

其中，表示為信息的復雜程度，值越大信息越不精確；表示設立分支機構所需要的沉默成本（固定成本）；表示每次金融交易活動所需要的交易成本；代表金融活動的頻繁程度或平均交易次數。通過比較可以知道，存在唯一的使得。當<時，表明如果要求的信息十分精確，金融活動的流動性強的條件下，那么為了更容易的獲取地區信息，金融機構將考慮在城市設立分支機構。當>則,表明如果要求的信息粗略不敏感，那么為了更節省成本開支，金融機構將不會在城市設立分支機構。

2.2產業集群分析方法

正的外部性在我們產業集群的分析方法中是分析的關鍵。集聚或經濟外部性使得產業集群內形成的供需條件優于分散的產業分布，促使企業的成長以及吸引新進入者。當集群達到一定規模時，企業的成長和新進入者會加強集群力度，從而加速產業內的集群優勢。集群因素還包括產業內的高生產率與創新能力。然而，當集群達到一定的飽和度時,市場內擁擠和競爭會阻礙企業的成長和進入，影響產業內的集聚與集群，直到產業內達到一個動態的均衡，集群規模和集群效應趨于穩定。EconomidesandSiow(1988)假設市場處于瓦爾拉斯均衡(WalrasianEquilibrium)條件下，市場容量受到流動性強弱的影響。Swannetal(1998)也因此而提出了集群生命周期概念。同時，地區性氣候，基礎設施，文化環境也是影響產業動態集群的重要因素。圖1表明，產業集群受到新進入者和企業成長的正效應影響，形成循環的集群動態。

表1概括了企業形成產業集群所帶來的好處以及集群的成本。從需求方面來看，集群內的企業接近于服務顧客,因而在市場競爭中獲得更大的市場份額(Hotelling,1929)。集群內的企業易于被顧客找到，從而降低顧客為購買到需要的產品或服務所付出的搜尋成本。最后，集群內良好的聲譽和成熟的供需關系，為新進入的企業帶來正的信息外部性和規模經濟。

AudreutschandFeldman(1996),Jaffeetal(1993)的研究表明知識技術的外溢效應隨空間距離的擴大而下降。因此，集群所帶來的知識溢出，有利于集群內經驗共享和提高技術創新能力。從供給方面的優勢來看，集群企業面臨大量的專業人才市場，利于人力資本的開發和利用。集群所具有的公共基礎設施如公路鐵路與航空，利于集群企業的運作和管理。另外，信息外部性的存在使得新進入企業可以了解和學習集群區域內企業的生產和市場管理等成功價值的經營活動。

當集群規模達到某一程度時，集群效益并不是一直處于增加狀態，成本開始加速上升。集群內因為需求有限而導致市場擁擠，加深了企業之間的市場競爭，提高了企業銷售廣告費用和市場服務成本，從而影響公司業績。庫諾均衡模型表明，競爭者數目的增加，雖然會提高社會福利總量，但是會導致每個公司平均銷售額、價格和利潤的減少。同時，集群所帶來的成本在供給方面表現為投入要素市場的擁擠和激烈競爭，比如寫字樓租金或勞動工資的上升。

表1企業位于集群內的優勢和成本

需求供給

優勢接近服務顧客知識溢出

Hotelling顧客選擇人力資本專業化

降低顧客搜尋成本基礎設施優勢

信息聲譽的外部性信息外部性

成本市場的擁擠和競爭市場上擁擠和競爭(房地產,勞動力)

來源:來源:Swannetal(1998),Panditetal(2001)

產業集群內的需求優勢體現于企業所屬部門的集群區域，也體現在關系緊密的其他部門的集群區域。例如，部門J是部門I的主要產品購買商，那么部門I將享有其他部門(部門J)集群所帶來的需求優勢。而集群內的需求競爭壓力主要來自于同一部門，基本上與集群內的其他部門不存在相關性。集群內的供給優勢則主要來自于相同部門的集群正效應。產業內人力資本和知識結構的專業化程度很高，部門之間差異較大。同樣信息外部性也是針對不同部門具有不同影響。PatelandPavitt(1994)認為企業為了維持持續的競爭力，采用一系列寬范圍技術體系，以抵御來自市場需求和競爭的壓力。因此，技術溢出體現在部門與部門之間的效應區別較大。轉3.金融服務集群原因

關于金融服務集群的研究,胡堅（2003）認為最主要的因素是經濟因素、金融因素和政治因素。經濟增長速度和規模決定了投資消費，從而影響資本流動和金融活動。而金融因素則考慮金融制度完備、金融產品與金融創新、金融交易和金融基礎設施的先進程度。本文僅僅從金融市場的集聚和分散兩個角度，對金融服務集群進行經濟產業分析。

3.1金融市場集中

(1)支付機制中的規模經濟。規模經濟作為主要的集群因素，在金融服務活動中體現在轉移支付系統，及其交易清算業務。由電子網絡支持的國際支付系統，如SWIFT，CHIPS，Fedwire處理100多個國家3000-4000家金融機構的轉移支付和清算業務(Grabbe,1996)計算機網絡Reuter，EBS，Telerate，Bloomberg使得投資者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通過互聯網了解金融市場信息和進行金融交易操作。因此，作為全球金融市場倫敦紐約和東京三大金融中心,由于金融信息技術以及金融管理水平的提高日趨強大；而作為離岸金融市場的其他中小金融城市越來越分散。由于考慮到租金、勞動工資和監管稅收，金融服務集群逐漸被功能強大的通訊網絡所替代。

(2)信息溢出。Bossone等(2003)研究表明，金融中介(信息提供商)的參與，使得投資者與通過銀行借貸而經營的企業家之間信息交流充分，從而提高了整個價值投資鏈的利潤.金融中介在提供投資活動信息的同時，可以通過對信息的定價分享一部分利潤。對于支付手段復雜而且信息靈敏度高的股票和金融衍生工具來說，投資者和券商在地理位置的接近有利于掌握更加豐富的金融信息.然而，信息溢出對于信息不敏感的金融工具，或者流動性強競爭自由度高的金融市場，影響不大。

(3)流動性與市場外部性。流動性具有正的外部性。在流動性好的金融市場，個別交易引起的價格波動較小，而流動性弱的金融市場，較小的交易量也可以引起價格的明顯變動。因此，風險規避的投資者偏好于在流動性較強的金融市場進行投資活動，流動性強的金融市場吸引了眾多的金融交易活動。Pagano(1989)運用簡單的兩階段動態投資組合模型，分析了市場波動、新投資者的進入可以提高原有的市場投資者的經濟效用。

3.2金融市場分散

在金融服務產業集群的過程中，也會產生集群負效應，從而影響集群的規模。投資者在金融投資活動中，也會選擇某一個或者幾個金融中心作為其交易場所。以下主要從市場進入、政府干預和信息地區導向三方面解釋金融服務市場中出現的分散現象。

(1)市場進入成本與協調。Pagano(1989)發現市場進入成本，不管是分散或者集中的交易,都會產生協調問題從而導致多重均衡(MultipleEquilibria).投資者需要權衡市場進入成本與市場參與期望效用，從而決定是否進入該市場。由于流動的外部性，投資者的希望效用還依賴于市場上其他投資者的數量。如果各金融市場的進入成本不一致，市場也可能存在分散均衡，大型機構投資者傾向于選擇市場進入成本高的交易市場，而小型投資者選擇底進入成本的交易市場。EconomidesandSiow(1988)分析了市場流動性與市場進入成本的替換關系。由于流動性存在，投資者一般喜歡在某一個交易場所進行金融交易，然而市場進入成本使得投資者考慮交通費用等。因此，如果投資者們遠離流動性好的金融市場，那么他們將愿意停留在流動性相對較弱的金融市場。

(2)尋租行為與政府干預。由于金融中心的集聚優勢，第三方往往受利益驅動參與分配收入和利潤。例如財政局收取稅收(如Tobin稅)，工會提出更高的工資要求。這樣的尋租行為會降低金融中心的吸引力，提高市場分散的可能性，降低國際資本流動帶來的匯率風險。

(3)信息地區化。由于實際活動的地理分布，金融交易信息存在地區化。投資者往往偏好于國內金融交易市場，即HomeBias(HB)，Gehrig(1993)，KangandStulz(1995)認為HB現象的存在，是因為國內市場提供給國內投資者豐富的市場信息，即使資產價格反映的市場信息不夠充分，那么行為理性的資本市場自然會出現HomeBias現象。當市場價格處于不完美均衡時，根據貝葉斯原理和概率估計方法，優先獲得的重要信息影響投資決策。而對于外國投資者則考慮國際投資組合，試圖將低由于HomeBias帶來的信息差異和其他風險。但是由于通訊技術的進步導致信息差異程度和市場進入成本的降低，金融中心的分散現象逐漸下降，積聚集群的趨勢不可逆轉。4.金融服務產業集群演進研究

Panditetal(2001)在研究英國金融服務產業的集群動態一文中，采用了Swann(1998)提出的成長模型和新進入模型。Pandit首先按照金融部門的分類，將金融機構劃分為銀行、信托投資、人身壽險、非壽險、保險附屬機構、其他非銀行金融中介、金融中介附屬機構、股票基金市場8個金融部門。1997年的數據表明，信托公司和壽險公司的數量占英國金融機構總數的66%，而銀行的數目較少，但公司的平均規模較大。其次，按照不同的地區，統計不同地區的金融機構數據。

4.1成長模型

考慮產業集群內的企業成長模型，可以用來論證集群內企業的成長要比非集群企業的成長速度快一些。企業生命周期成長模型可以采用公司員工數作為集群力度的衡量變量。

(3)

其中,

·公司屬于部門，以及地區

·代表公司在年份的員工數

·代表公司在年份的年齡

·代表年份的年度里，該公司所屬地區以及所屬部門的總員工數

·代表年份的年度，該公司所屬地區但不包括所屬部門的總員工數

·隨即干擾項

回歸模型中參數代表企業的成長率，模型假設相同地區同部門的企業以相同的成長速度成長。參數用于衡量同一地區同金融部門的對該企業成長的影響程度，其值為正表示集群加速了該企業成長，參數用于衡量同一地區其他金融部門的對該企業成長的影響程度。下面根據、的取值進行分析。

(a)與符號為(+,+)，表明集群內同部門或不同部門對企業的成長具有正的外部性，企業入駐集群帶來的好處超過不足。

(b)與符號為(+,-)，表明集群內相同部門對企業的成長具有促進作用，而不同部門則對該類企業的成長具有阻礙作用。因此，集群所帶來的優勢來源于自己部門，而不足則是因為位于集群區內的高成本和費用。

(c)與符號為(-,+)，表明集群內相同部門對企業的成長具有阻礙作用，而不同部門則對該類企業的成長具有促進作用。本部門的企業眾多市場激烈競爭，從事影響了該部門企業的成長，而與其他部門企業的正相關性，在于集群帶來的公共基礎設施優勢。

(d)與符號為(-,-)，表明集群內同部門或不同部門對企業的成長具有負的外部性。

4.2進入模型

該模型可以表示為

(4)

其中

·表示部門總數

·代表第年度內，地區以及屬于部門的新進入的企業數

·代表第年度內，所有地區屬于部門的新進入的企業數，用于衡量該類部門經濟周期對新企業進入的影響

·代表代表第年度內，地區并且屬于部門的新進入的企業數

·代表代表第年度內，地區屬于所有部門的新進入的企業數

進入模型常常用于解釋在不同的集群規模下，集群內的企業對新進入者的影響程度。參數表示各個部門的企業對部門的新進入企業的吸引或者阻礙作用，其估計值的絕多大小代表這種作用的強弱程度。而參數代表該集群地區的金融機構或企業是否過多，或者說由于集群規模導致的擁擠成本上升超過了技術溢出和信息溢出，那么集群規模會出現下降趨勢，金融服務產業達到飽和狀態。

由于模型中采用了大量的離散變量，各年度的數據均可作為離散時間的排隊服務隨機過程進行分析，那么我們運用Poisson分布或者負二項分布可以對這些數據進行驗證數據的合理性。

4.3結果分析

Panditetal(2001)運用成長模型進行回歸分析的數據結果如表2。從該表可以得出如下啟示：

(1)信托投資與非壽險兩類金融部門的年成長率僅為0.1%和0.6%，遠遠低于其他部門的平均水平(大于2%)。成長率高的部門為銀行、金融中介及其附屬機構、壽險公司；(2)金融服務集群內銀行、非壽險、非銀行金融中介(信用評估、租賃、風險投資)等三個部門促進本部門金融機構的成長，對本部門具有較強集群正效應。然而這些部門對其他部門則產生較強的負外部性，從而阻礙其他部門金融機構的成長。

同樣可以從進入模型的回歸分析結果中得出如下結論：(1)金融中心內銀行、信托投資、非壽險、保險附屬機構的存在吸引其他金融部門的進入。而壽險和非銀行金融中介阻礙其他金融部門的進入；(2)保險附屬機構對其他進入部門進入具有較強的吸引和促進作用。其中對銀行、股票市場、非壽險以及金融附屬機構的作用非常明顯；(3)信托公司主要吸引非銀行金融中介、股票基金市場的進入；(4)股票基金市場和信托投資企業進入金融中心，受其他金融機構的正面影響較大，應該具有較好的發展。

S8=股票基金市場：金融市場交易所和管理機構、基金管理、證券業務5.上海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定位和發展戰略

在Reed(1980)一文中，上海于1947年以前就成為亞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由于最近十年中國金融市場對內對外逐步開放、金融信息基礎設施的創新發展以及多元化金融市場主體的培育，上海金融中心初步形成一個完整的金融服務體系。至2003年末上海金融機構總數達到423家,在滬經營性外資及中外合資金融機構達到90，上海已經成為國內外資金融機構最集中的地方，成為國內企業融資的重要場所，上海的金融人才和技術優勢(包括信息技術)在國內處于領先地位，金融產業已經成為上海的支柱產業(楊咸月，2001)。上海建立國際金融服務中心以倫敦、紐約、東京三大國際金融中心作為目標模式，這三大國際金融中心也是國內重要金融中心，對外強勁的輻射功能是以國內強大的資金集聚和擴散能力作為基礎。因此，要使上海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就必須使上海成為國內金融中心，成為具備強大的內部資金吞吐能力和內外輻射能力的國際金融中心。

上海金融服務業繼續保持穩健的發展態勢。2003年上海中外資金融機構本外幣存款余額分別達到17300億元、13200億元,同比分別增長23.8%和24.4%。上海證券交易所有價證券累計成交82800億元,占全國市場份額的87%；上海期貨交易所累計成交60500億元,占全國市場份額的56%；外匯市場成交1511億美元,日均成交量6.02億美元,同比增長54.26%。銀行間同業拆借和債券市場成交172000億元,同比增長44.25%。上海黃金交易所成交金額達245億元。與此同時,全市保費收入289.9億元,同比增長22.02%。以上數據表明，上海已經成為國內金融中心，而且外幣存貸款余額以及外匯市場的快速發展表明，上海正在朝著國際金融中心的目標邁進.把上海建立名義隔離性國際金融中心，突出上海的國際資金交易功能,盡快縮小國內金融與國際金融之間差距，減輕中國對外開放沖擊風險.

建立國際離岸金融市場,吸引更多的外資流入和金融服務活動，首先要加強對外經濟貿易活動往來，吸引更多的對外直接投資，從而吸引更多的國外金融機構在上海設立分支機構；擴大與倫敦紐約東京三大國際金融中心的資金流動和支付轉移結算業務，另外，上海應該積極培育發展多元化金融市場與主體，成為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外匯市場和黃金市場于一體成熟的金融服務體系，并加大金融衍生產品和金融服務的創新活動。

作為90年代興起的上海金融中心，必須加快金融基礎設施的的建設與完善。金融基礎設施包括信息網絡和辦公條件、完善信息化服務平臺，國際化財務會計管理制度，以及充分適應WTO框架體系的金融法律建設。發達和完善的金融基礎設施可以提高信息外部性和知識技術溢出，加強國際資本轉移支付的規模性、可靠性和及時性，減少交易成本和波動時滯。

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首先將實現到2010年上海將基本形成區域性金融中心的框架體系，而到2020年基本建成亞太地區金融中心，并向世界級金融中心邁進。目前是加快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關鍵時期，上海將進一步推進三大戰略重點：一是加快金融資源集聚，形成較為完整的中外金融機構和金融中介服務機構體系。二是完善和發展各類要素市場，擴大直接融資，積極推進交易所債券市場和銀行間債券市場統一互聯，爭取推出期貨交易新品種，增設新的黃金交易和保險品種，確立國內體系完善、輻射力強的金融市場中心的功能，成為資本營運中心和資金調度中心。三是優化金融部門分布結構和金融政策，健全和完善有效的風險預警、處理和化解機制，確立公開、公平、公正的金融發展環境，全面實現金融市場的有序運行和依法監管。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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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1．人類有沒有無風險的金融體系，不需要監管的金融體系。我們發現是有的。原來純計劃經濟的金融體系，如原來的中國、現在的朝鮮這類國家，全只有一個銀行，而且是中央銀行相商業銀行混合一起。一種貨幣，所有產品按照計劃生產，產品都能賣得出去。所有居民、的存款都存在這家銀行，所有代款都由這家銀行發放，全社會的出納、核算、支票結算都由這家銀行辦，完全壟斷的銀行。利息由政府決定，利差很大，銀行完全可以用這個利差彌補它的成本。在嚴格的計劃經濟體制中，原來的中國金融體系是沒有風險的。它的每一筆貸款都能追回。因為產品都是按計劃生產，都能賣得掉。但它的代價是，效率極低。一個無風險的金融體系，得付出很大代價：效率極低，普遍的短缺。

這是我們的邏輯起點。一旦引入金融體制政策變量、一旦金融機構多樣化，一旦我們走向市場經濟；一旦我們的金融市場，引進了拆借、引進了股票交易、引進了外匯交易，引進了外匯匯率的并軌，引進多家金融機構、證券公司、銀行、城市信用社、外資銀行的競爭等等，金融活了有效率了，但同時，金融機構就有的危險，就有擠兌的危險，就有貸款收不回來的可能性。金融市場的交易就有不確定性，有些交易就不能收回本金，就可能有利率風險，有匯率風險、有違約的風險等等。這些風險，引起了金融機構的不穩定，金融機構不穩定有可能損失存款人的利益。誰知道這四大銀行去年是盈利還是虧損?都不知道。你們只知道把錢存在工行、存在農行。這時，我們感到，得有人監營銀行。為什么?如果不監管，比如工行，有兩億多儲戶在那里存款，它一旦倒閉。這兩億人的大約三萬多億的存款就沒有了，這事情很嚴重。所以金融監管由此而生。

這是第一個要點，即從一個沒有風險的、抽象的金融體系推導出金融監管的可能性。我國1993年以前沒有金融，人民銀行沒有監管部門。

2．銀行體系的脆弱性。銀行有天生的脆弱性。如果我國現有的一百多家銀行，有一家銀行出問題的話，大家都會受感染。這家出問題的銀行要想從貨幣市場上拆入資金，是不可能的，誰都不愿意拆出。就有相互感染、擠兌的可能性。比如一個儲戶，在不同的銀行有存款。一天突然發現在這家銀行取款取不出來了，會立即跑到另一家銀行急著把款取出。如果大家都這樣，那本來經營得好的那家銀行不可能有這么多錢。這時它從市場拆借，才發現，今天所有的銀行都不拆出了。為什么?大家都危險，都把頭寸放在手里。因為金融機構的負債率很高，存款的80％早就貸出去了。今天真正能應付到期存款的，只有20%的現金。這時就發現金融市場上根本就沒有流動性，整個金融業就處于大家都緊張的狀態。這個情況，在我國個別城市發生過。好在，我國的工、農、中、建，特別壟斷，它是全國統一調配資金。人民銀行在各地有很多現金倉庫，每個倉庫都有幾十億的現金放在那兒。誰要擠兌，現金可以很快運到那兒，使事情平息。

這是第二個要點，它是說銀行的脆弱性是由銀行高負債率和流動性不足造成的恐慌。所以需要監管。監管概念包括了這種擠兌時中央銀行發揮最后貸款人作用。我們國家現在有一條：只要金融機構情況過得去的，發生擠兌，不論什么情況，中央銀行馬上給錢。

3.金融監管的基礎和目的在于保護存款人的利益。金融監管和證券監管不一樣。銀行監管是保護存款人的利益，而證券監管是保護投資人的利益。二者是相反的。假設工商銀行是上市公司，證監會監管工商銀行，它的目的是保護工商銀行股東的利益。但人民銀行對工商銀行的監管，是保護在工商銀行存款的人的利益。所以中央銀行跟證監會有時要打架的。比如，上市的信托公司出問題了，證監會說你人民銀行應該給錢，股東的權益要保護。但是我們給錢不是給股東，而是要求信托公司把這個錢兌付給存款者。如果存款兌不出來，對不起，你們股東砸鍋賣鐵也得付存款。

4.監管具有使宏觀穩定的作用。

5.銀行與存款者信息不對稱的程度比較嚴重，銀行與貸款者也存在著信息的嚴重不對稱。

6.為防止銀行經營者的道德風險，金融監管是非常必要的。

7.最優監管規則。它是由美國芝加哥大學的斯蒂格勒提出的。這個理論說：一個國家的監管不能過度，過度了，就把市場扼殺了，沒有競爭了。但是又不能不監管。什么情況維持著一種最優監管狀態，很難確定。他的書中有一個證明，使我們大吃一驚：他說美國的證監會在頭二十多年監管當中沒有有效制止內部交易。這個意思是說，有了證監會，證券市場實際上跟原來一樣。

8.監管者競爭理論。在這點上與美國的做法不一樣。中國老認為一個部門一個監管者，這是最優的。我們把證券監管，保險監管，銀行監管分開了。銀行業由中央銀行監管，證券業歸證監會監管，保險業歸保監會監管。美國一個部門必須有兩個以上監管者。銀行有三四個監管部門，證券有兩個監管部門。不僅有中央監管部門、還有地方監管部門。為什么?它認為監管者也得競爭。如果一個部門只有一個監管人，那么這個監管人肯定腐敗，肯定低效率。各國監管模式很不一樣，有英國模式、有中國模式、美國模式。現在大家比較贊同英國模式。英國模式是證券、銀行、保險全部一家監管，然后跟中央銀行分開。這個國家有兩個部門：一個中央銀行，就管貨幣政策，就管支付清算；一個金融監管，大一統監管，既管銀行也管證券、保險部門。我們去英國考察了兩年，探索英國模式。現在韓國、日本都學英國模式。但它的前提是混業經營。我們國家現在是分業經營，分業監管。這些模式體現的是，監管者要有競爭。

9.關于監管的成本效益。這個理論比較抽象。監管付出了很大的成本。而且監管可能帶來的效率損失成本有多大，很難估算。監管收益，比如存款者得到了保護，證券市場更加平穩，保險市場上詐騙行業減少等，都屬于監管的收益。把監管的這些制度性收益與監管付出的成本進行比較，來證明監管效益有多大，這很難。

有人說，監管對全的資源配置是一種扭曲，必然是低效率的。

10．金融監管與金融創新的關系。有人說金融監管完全是來自金融創新、有的金融監管又引起金融創新，像貓和老鼠的關系一樣，有了監管，別人為了逃避監管，不斷地創新，不斷創新我又發明很多監管它。這樣來回循環，金融業也就了。有好些金融產品主要是來源于兩個目的：一個是規避風險，一個是逃避監管。

11．監管的學分析。很多人認為，監管，不論是金融監管還是非金融行業的監管，包括電信、電力、金融，永遠都是跟腐敗有關系，跟政治有關系，跟政治利益集團有關系、跟尋租有關系。甚至有人說，監管就是人為的設租，就是腐敗，讓大家給你上供，給你請示。你看證監會門口，每天下班后排隊，為什么?請官員吃飯。現在還這樣。就是為了上市，上市審批很嚴格的，一旦上市了，你就憑空賺了至少一個億。從中你拿出一千萬去尋租還是劃得來的。中國任何上市公司，只要你拿到上市指標，上市成功，一塊錢的股本起碼是六七塊價格，收益確實大、所以有人說監管永遠跟政治利益集團，跟尋租有關系。我們國家最典型的例子一個是房地產業的監管，一個是證券監管，一個是金融監管，一個是電信、郵政，一個是國家電力，這幾個是所謂監管比較嚴的部門，大家都可以看到，都認為是腐敗比較嚴重的。

12．對監管者的監管。對這些監管者，又是中央銀行、又是證監會、又是保監會，誰來監管?這里有四個理論假設：

第一，監管者不可能什么都知道，不能假設監管者最聰明。

第二，監管者不可能任何時候都公正。

第三，監管者不可能永遠兌現它的承諾，即監管者不可能隨時都說到做到。

第四，監管者也有很強的利益動機。

大家都知道，這四個假設是對的。既然如此，那么，誰來監管監管者？

13.有無一套指標體系、一種來衡量監管的業績，如果沒有一個客觀的指標，你憑什么來說中央銀行、證監會、保監會誰干得好、誰干得不好?現在說不清楚。比如說，我國最近一段時間，很多中小機構都在出風險。最近都在救火。人家會斷定說你人民銀行監管不好，但究竟是我監管不力，貸款收不回來呢，還是因為宏觀波動，才使貸款收不回來?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于其他監管部門。比如電信業，國家信息產業部是監管部門，大家覺得它監管得不好。為什么?你可以將中國打電話的價格和國際價格比較。這個報紙上經常在討論。學者專家們一致認為，中國的信息產業部的監管是最差的，因為中國的電信價格是世界最高的，而且服務態度最差、上網最慢。這些指標，就比較出了中國的郵電監管者比其他國家郵電監管者的業績要低。

篇（8）

2007年底以來,美國次貸危機爆發,逐步演變為金融危機并向國外擴散。特別是2008年9月份以來,國際金融形勢急劇變化,迅速演變成上世紀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國際金融危機,并加速從虛擬經濟向實體經濟、從發達國家向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蔓延,全球性經濟衰退的風險越來越大。這次國際金融危機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所遭受的最嚴重的外部經濟沖擊,經濟增速下滑已經成為中國當前經濟運行中的主要矛盾。因此,筆者在闡述金融危機的國際傳染機制的基礎上,具體分析了這次金融危機給中國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機遇與挑戰,據此提出了中國應對金融危機的措施。

一、國際金融危機的主要傳染機制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縱觀金融危機發生的歷史,從1636-1637年荷蘭郁金香泡沫破滅一直到目前的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的頻率和力度都在不斷加深,對世界經濟的危害日益嚴重。尤其在目前金融自由化、貿易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國經濟聯系越來越緊密,金融市場也呈現出較高的相關性。因此,金融危機很容易由一國傳染到另一國,而且還會造成各國和地區之間的連鎖反應,即“金融危機傳染”。金融危機的傳染機制涉及金融系統、投資和消費、實體經濟部門、社會信用等社會經濟生活各個領域,是一種多方面的綜合效應。總結分析歷次金融危機,概括起來主要有四種傳染機制。

(一)貿易傳染機制

貿易傳染機制是指一個國家的金融危機可以通過直接或間接貿易,惡化另一個與其貿易關系密切的國家的國際收支以及經濟基礎運行狀況。貿易傳染機制主要是通過價格效應和收入效應得以實現的,即一國發生危機通常會造成貨幣貶值,這既增強了對直接或間接貿易國家市場的價格競爭優勢,又使得國內經濟(國民收入)相對減少,從而減少了國外的進口。具體可分為“貿易伙伴型傳染”與“競爭對手型傳染”兩種。前者是指貨幣貶值使得危機國出口競爭力增強,對其貿易伙伴國的出口增加而進口減少,導致貿易伙伴國的貿易赤字增加,外匯儲備減少,使得其貿易伙伴國的經濟情況惡化,產生金融危機。后者是指使得與其有著共同出口市場或共同出口產品的貿易競爭國的產品競爭力相對減弱,引發金融危機。更為嚴重的是,在這種情況下,其貿易競爭國的貨幣會競相貶值,導致金融危機進一步擴散和加劇。

(二)金融傳染機制

金融傳染機制是指因一國金融市場上的流動性缺乏,導致另一個與其有密切金融關系的國家的市場流動性缺乏,從而引發該國的金融危機。其傳染渠道主要通過直接投資、銀行貸款和資本市場等來實現的。具體可分為直接金融危機傳染和間接金融危機傳染兩種。前者是指一個國家發生投機性沖擊導致本國市場流動性不足,通過金融中介清算其在有直接金融聯系的另一國的資產,從而使得對方也產生流動性不足的壓力。而后者則是通過第三國來實現的。第三國在兩個資本市場無聯系的國家都有投資,但由于其中一方產生了金融危機,會促使第三國重新估價自己的投資策略并從這兩個國家同時撤資,導致另外一個國家產生流動性不足。

(三)預期傳染機制

預期傳染機制是指即使國家之間不存在直接的貿易、金融聯系,金融危機也可能會傳染。這是由于一個國家發生危機,另一些類似國家的市場預期也會發生變化,從而影響到投機者的信心與預期,進而導致投機者對這些國家的貨幣沖擊,最終實現金融危機的蔓延與擴散。這種“類似”范圍非常之微妙,或經濟基礎相似,或政治與經濟政策相似,甚至或是文化背景的相似。預期傳染機制主要是通過貨幣投機的示范效應和“羊群行為”來實現的。前者是指當一國發生貨幣危機時,投機者獲得了這樣一個重要信息:與發生危機國家具有相似政策和宏觀環境的國家,在受到沖擊時,也會放棄固定匯率制。因此,投機者在這種情況下會加強對另一個環境相似國家的貨幣的沖擊,從而實現危機的國際傳染。后者是指市場上存在那些沒有形成自己的預期或沒有獲得第一手信息的投資者,他們將根據其他投資者的行為改變自己的行為。這種羊群行為被貨幣攻擊性投機者利用時,將在國際貨幣危機傳染中發生乘數性的放大作用。

(四)產業聯動的傳染機制

產業聯動的傳染機制是指世界各國的產業政策與產業結構雖不盡相同,但在鼓勵本國出口產業發展方面是相似的,其結果是各國的出口產業和全球的生產能力都在急速擴大

,出口產業把各國經濟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同時,一國出現的金融危機也會沿著產業聯動效應的渠道傳向其他國家。其傳導機制主要是通過“存貨的加速原理”和產業的“結構性震蕩”兩條途徑發生作用的。前者是指當出現經濟衰退和消費需求下降時,生產企業的庫存會大量增加,為了使存貨降低到企業所能承受的水平,企業在短期內會大幅度減少生產,解雇工人,減少對供應商的原料采購。對供應商來說,意味著存貨超過正常水平,需要縮減生產,這反過來又會進一步減少消費需求。如此循環反復,會把更多的產業和行業卷入危機,并由此引發社會上信貸鏈條的斷裂和導致金融危機的發生與蔓延。后者是指某些國家在產業結構方面與危機發生國十分相似,產業的碰撞使這些國家也出現了結構失衡狀態,從而引發國際資本對這些國家的資本和貨幣市場進行類似的投機性沖擊和規避性撤離,導致它們也出現嚴重的金融動蕩。

二、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金融學的相關理論認為,一國受金融危機傳染的程度,往往與一國的經濟實力、市場開放程度、金融體系穩健程度、匯率制度靈活性等因素有著緊密的聯系。就中國經濟而言,這次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影響具有兩面性。一方面,隨著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的不斷蔓延和加深,特別是2008年下半年以來,通過貿易、金融、預期和產業聯動等多種傳染機制影響我國,對經濟增長、三大需求、工業生產、行業和企業效益等方面的負面影響日益顯現,并不斷加重。可以說,這次全球金融危機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所遭受的最嚴重的外部經濟沖擊。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國擁有巨額的外匯儲備、充裕的居民儲蓄、巨大的內需市場、相對獨立的金融體系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等有利因素,這次金融危機不僅未改變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面和長期趨勢,還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

(一)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帶來的挑戰

全球金融危機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沖擊,負面影響超出了原來的預期。

1.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在國際金融危機快速蔓延和世界經濟增長明顯減速的影響下,我國經濟下行風險比預想的要嚴重,經濟增速下滑已經成為當前經濟運行中的主要矛盾,而且可能會越來越突出。據國家統計局初步核算,2008年國內生產總值比上年增長9.0%,為2003年以來最低水平。分季度看,一至四季度增速分別為10.6%、10.1%、9.0%和6.8%,其中第四季度增速創近六年來新低。

2.對投資的影響。受金融傳染機制和預期傳染機制的影響,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持續下滑。面對當前存在的諸多不確定因素和潛在風險的經濟形勢,企業對經濟增長信心普遍不足,加上國際金融市場流動性明顯不足和國內銀行放貸更趨謹慎等因素,企業投資的意愿和能力減弱。2008年前三季度,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實際累計增長15.1%(扣除物價因素),同比回落5.7個百分點。10月份,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24.4%,比前三季度下降3.2個百分點。

3.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主要受貿易傳染機制收入效應和價格效應的影響,外貿出口增幅明顯回落。我國經濟對外依存度相當高,進出口總額已相當于GDP的2/3左右,其中美國、歐盟、日本等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是我國的主要出口對象。這次金融危機使這些國家經濟走向衰退或增速放緩,從而對外需求降低,進口萎縮。同時,國內需求不旺和預期收入降低等因素超過了價格效應的影響,國內進口也開始下降。2008年11月份我國外貿進出口形勢急轉直下,月度進出口總值增速由上個月的增長17.5%逆轉為下降9%,是自2001年10月份以來首次出現負增長,月度進、出口增速則為1998年10月來首次同時呈現下降走勢(除春節影響的月份之外)。出口方面,11月出口增速由上個月增長19.1%逆轉為下降2.2%;進口增速由上個月增長15.5%逆轉為下降17.9%。

4.對消費的影響。由于國內外經濟環境不景氣、股市低迷、企業效益下滑、失業增加等因素,降低了居民收入預期,消費增速開始放緩,一些消費熱點明顯降溫,消費者信心逐漸下降。2008年9～12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分別增長了23.2%、22%、20.8%和19%,呈逐月下滑態勢。汽車和住房等消費熱點銷售額大幅降低。2008年,國內汽車銷量同比增長6.7%,比2007年增幅回落15.1個百分點。1～11月,全國商品房銷售呈現負增長態勢,商品房銷售額和銷售面積累計增幅分別下降18.3%和19.8%,住房消費處于2000年以來最為低迷的時期。消費者信心指數連續走低。前三個季度消費者信心指數分別為94.

8、94.1和93.8,10月和11月份又連創新低,分別為92.4和90.2。

5.對工業生產的影響。受貿易傳染機制、產業聯動傳染機制及預期傳染機制的影響,加上國內經濟結構調整等因素,全國工業生產增速迅速回落,2008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12.9%,增速比上年回落5.6個百分點。分季度看,工業增速呈階梯狀下降,一至四季度增速分別為16.4%、15.9%、12.9%和6.4%。其中11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5.4%,比2007年同期回落11.9個百分點,增速是為1998年公布該指標以來月度增速最低值(剔除春節因素)。從對不同地區的傳染程度來看,對沿海地區影響時間早,對中西部地區影響速度快。下半年以來,東部地區規模以上工業增速連續6個月下滑,平均每個月回落1.3個百分點;而中西部四季度才出現明顯回落,平均每個月下滑3.5個和2.8個百分點。

6.對主要行業和企業的影響。2008年下半年以來,受產業聯動傳染機制影響,受金融危機影響的領域由外向型行業正在向內向型行業擴散,多數工業行業的生產增速開始放緩,特別是一些產能過剩行業受到的沖擊更大。1～11月份,電力、石化、冶金、有色、建材、機械、電子、紡織、輕工、醫藥和煙草等11個大類的工業行業增加值增速均低于上年同期。從企業層面來看,受國際國內需求萎縮、原材料市場價格大幅下降等因素影響,部分企業經營困難。不少企業訂單明顯減少,庫存大幅增加,資金嚴重短缺,一些企業不得不限產半停產或停產。1～11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累計實現利潤同比增長4.9%。增幅比1～8月回落14.5個百分點,同比回落31.8個百分點;虧損企業虧損額增長1.8倍。

(二)國際金融危機給我國經濟帶來的機遇這次金融危機也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1.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機遇。長期以來,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主要靠投資和出口的高速增長來拉動的,而國內消費比例呈下降趨勢。在目前國外需求疲軟和國內投資周期步入下行階段的形勢下,這種增長模式已難以為繼,迫使我國必須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要從主要靠出口和投資拉動轉變到投資、消費、出口三者共同拉動,特別是要重點促進國內消費增長,從而有利于促進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2.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產業升級的機遇。隨著國內經濟環境的日趨嚴峻,我國產業總體上處于國際分工鏈條的低端,競爭力弱的問題更加突出,一批產品科技含量低、服務水平弱和管理水平差的企業難以立足。在市場的倒逼機制下,政府和企業不得不加大產業結構調整,加快技術創新和改造,加快淘汰落后產能,提升產業層次。同時,金融危機全面爆發后,發達國家經濟整體面臨衰退或衰退的邊緣,迫于利潤與生存的壓力,一些產業將勢必向發展中國加速轉移以對沖本土經濟的不景氣所帶來的不利影響,從而為中國相關產業的成長和升級帶來機遇。

3.促進企業購并、做大做強的機遇。國際金融危機使得海外許多股市大幅縮水,資產價格大幅下降,一些公司股票估值已居歷史低位。為了渡過目前的難關,一些國家大幅降低外資進入門檻,一些公司賤賣公司資產或控股權,這些都為我國相關企業、機構進行海外投資和收購國外優良資產創造了機會。同樣,在國內,經濟下行和實體經濟“消腫”的過程中,很多行業會出現一大批資產質量尚好,但由于種種原因經營困難,難以生存的企業,從而為優勢企業通過并購重組、做大做強提供了歷史性機遇。

4.加快體制、機制改革的機遇。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我國經濟生活中尚未解決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更加突出,解決好這些矛盾和問題對于經濟的健康發展更加迫切。由于金融危機促使全球經濟衰退,許多重要資源的國際價格大幅度回落,大大緩解了全球及我國的通脹壓力,這為我國加快和完善資源要素價格形成機制提供了契機。中央出臺一系列擴內需、保增長的政策措施,將會直接推動和深化公共財稅體制、社會保障體系、投資體制、國有企業等領域的改革。

三、中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對策分析

綜上所述,要有效應對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我們應當汲取以前“短期波動沖擊發展戰略”的歷史教訓,采取標本兼治的措施,既要注重解決當前的突出問題,努力將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傳染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程度,從而保證經濟平穩增長的良好態勢;又要著眼長遠發展,加快結構調整和體制機制改革,促進經濟轉型,從而為我國經濟提高金融危機防范能力和可持續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一是積極擴大國內需求。進一步擴大投資規模,優化

投資結構,重點在農林水利、社會事業、基礎設施、自主創新、節能減排等領域實施一批重大項目。著力擴大消費需求,積極開拓消費市場。努力提高城鄉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培育消費熱點,完善消費鼓勵政策,優化消費環境,努力改善居民消費預期。

二是加大產業結構調整力度。繼續鞏固和加強農業基礎地位,積極支持重點產業發展,加快發展高技術產業、裝備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努力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加快淘汰落后產能。

三是加快金融體制改革。進一步提高銀行經營管理和服務水平,提高資產質量。按照金融市場開放程度應與我國實際相適應的原則,逐步有序的開放國內金融市場,積極穩妥的開拓國際金融市場。金融衍生工具創新時要全面考慮風險因素,確定合理的風險規避方式。加強金融安全監管力度,建立健全金融風險預警機制和系統。

四是轉變外貿出口增長方式。堅持市場多元化戰略,積極開拓新興市場,減少和分散市場風險。優化出口商品結構,支持擁有自主品牌、核心技術的產品及農輕紡等優勢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嚴格控制“兩高一資”產品和稀有戰略資源的出口。鼓勵加工貿易企業延伸產業鏈條,促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鼓勵企業進行結構調整,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增強出口產品競爭力。加強對出口企業特別是中小出口企業在稅收和融資方面的支持力度。

五是引導企業和公眾以正確的態度對待金融危機。政府和媒體要以正確的態度對待金融危機,對各種負面報道要正確疏導和采取針對性措施,避免公共恐慌。政府應保持經濟金融政策的一貫性,使人們對未來的預期有一定的確定性。加強對國內投資者的心理引導和能力建設,避免其受到外部環境影響,使其能理智判斷市場形勢。

六是加快推進關鍵領域的改革。建立健全資源要素價格形成機制、生態環境補償機制,繼續推進投資體制、公共財稅體制、壟斷行業等方面的改革,重點加強以改善民生為中心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特別在醫療、教育、養老等方面要提高公共服務水平,努力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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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意義上的國際經濟學是在傳統的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作為一門系統的和獨立的理論，它的出現大約在本世紀40年代， 即以凱恩斯為代表的新古典主義學派興起后不久，幾十年來，國際經濟學研究吸引了西方許多經濟學者的注意力并不斷得以發展，新的方法和學說層出不窮。國際經濟學的一般理論包括國際貿易理論和政策、國際金融理論和國家貨幣政等。 一、金融自由化的風險。 金融全球化的本質是金融資本的全球高速流動以尋求最大利潤。巨額資本的快速流動增加了金融系統的潛在不穩定和不確定因素。發展中國家金融市場不健全、具體制度不完善、缺乏有效的監督管理機制，產生金融危機的誘因可以說無處不存，無時不在。主要是因為： 1.短期資本的大進大出，國際游資頻繁在各國外匯、股票市場流動，具有投資、投機兩重性。短期資本的大量涌入造成了經濟結構性失衡，形成“泡沫經濟”，一旦出現逆差或貨幣貶值，資金便迅速抽逃，導致國際信用危機。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便是典型例子。據IM F估計，國際短期游資多達7.2 萬億美元，約占世界總額的20%。其投機性、流動性和逐利性構成了對發展中國家金融經濟安全的嚴重威脅。

2.作為資本流動載體的金融衍生工具的最大特點便是其“杠桿效應”，能以較少“定金”買賣幾十倍乃至上百倍于定金合約金額的金融產品，如遠期合同、期貨、期權和互換等，形成以證券料匯、利率和商品行情的信息預期為客體的金融衍生資本。一家金融機構的少量交易即可牽動整個國家經濟甚至整個國際金融市場，金融鏈條上的任何環節出問題都可能使整個金融系統遭到毀滅性打擊。 3.“對沖基金”規模不大，但借貸能力特別強，能夠迅速籌集資金投放市場。一批基金聯手再加上眾多世界級銀行財團的支持及其在國際組織、各國政府中的強大游說能力，足以將任何一個市場置于危機之中。 [中 華 勵 志 網 Www.ZHLzw.Com] 二、 國際經濟體系中的美元霸權霸權。 雖然從理論上說，國際美元本位像任何關鍵貨幣一樣，對于提高國際交換效率和降低國際交易成本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然而，后布雷頓森林會議體系中，作為國際本位貨幣的美元畢竟只是由美國政府法令強制使用的一種純粹的、完全不兌現紙幣，它的“生產”完全受到美國國家機器的控制，它所服從的完全是美國政府的政策制訂者所愿意奉行的任何國內規則。所以美國不會，也沒有義務把別的國家的利益置于美國的國家利益之上。 三、 貨幣一體化理論。 貨幣一體化就是各成員國聯合起來，結成固定的匯率，執行共同的貨幣政策。西方學者對不同層次的貨幣一體化進行了劃分：(1)匯率同盟。(2)假匯率同盟。(3)貨幣一體化。(4)貨幣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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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01-0069-02

近年來，金融法規的建設、金融監管機構的調整、監管隊伍的部署、監管手段的開發，使得中國的監管體系不斷完善，監管力度也逐漸加強，金融監管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消極金融現象仍然時有發生。

一、中國金融監管存在的問題

（一）監管目標不夠明確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銀行管理暫行條例》（1986）、《金融機構管理規定》（1994）和《商業銀行法》（1995）的內容看，中國的金融監管目標具有多重性和綜合性。金融監管既要保障國家貨幣政策和宏觀調控措施的有效實施，又要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保護存款人利益，保障平等競爭和金融機構合法權益，維護金融體系的安全。這實際上是將金融監管目標與貨幣政策目標等同看待，強化了貨幣政策目標，弱化了金融監管目標，從而制約了金融監管的功效。

（二）監管方式和手段存在缺陷

目前中國金融監管方式主要是金融當局的外部監管。自我管理及控制雖然有，但由于銀行缺乏自我約束、自我管理的機制，內部控制與監管流于形式，需要進一步完善。同時，行業自律組織及社會監督更是少見，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師事務所等社會監督機構對金融業的檢查只是偶爾才會有，并沒有形成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制度，沒有真正的權限。政府審計受人員限制不能隨時隨地監督，金融機構的內部審計獨立性又太差。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金融監管的手段主要有三種：經濟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中國主要采用的是落后的行政手段，行政命令和干預是最直接有效的監管手段。近幾年，中國雖然陸續頒布了《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保險法》、《證券法》和《外匯管理法》等金融監管法律，但是并不能涵蓋金融業的全部，且因規定比較原則在金融監管實踐中難以具體操作。監管應是依法進行，而現實中卻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只注重定性，缺乏量化指標，操作隨意性大，操作工具滯后，導致金融監管效率低下。

（三）尚未形成效率高的監管體制

金融監管的首要任務當然是為了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但監管本身并不是要絕對保證不出現金融機構的破產倒閉。實際上，市場經濟的規則就是優勝劣汰，倒閉是資源（如資本和管理人員）配置機制的必要組成部分。通過市場的準入和退出機制，可以起到優化資源配置，提高金融效率的作用。而在中國目前的金融監管中仍只強調防范風險，市場的準入和退出機制十分僵化，這事實上保護了壟斷，極大地降低了金融效率。

（四）監管人員素質有待進一步提高

在金融監管工作中，無論是對金融機構的審批，還是對金融風險的分析、識別、判斷、化解，都需要從事金融監管的人員有較為扎實的理論功底和豐富的實踐經驗。尤其是在當前金融全球化步伐不斷加快、金融創新層出不窮、網絡銀行迅猛發展的前景下，要想實現監管目標，必然要對金融監管人員的素質提出更高的要求。但是，金融監管當局的許多現有監管人員的知識水平、知識結構與金融監管目標的高標準和監管任務的艱巨性相比，仍存在著較大的差距，由于金融監管所需求的較為全面的經濟、金融、法律、高等教學等方面知識的綜合型人員較少；許多金融監管人員還不能對金融機構的各項指標進行前瞻性和深層次的分析，從而使現場和非現場監管的效果與預期目標相比存在較大差距；精通計算機及網絡技術的人員不多等；這些都影響了金融監管的力度和深度。

二、加強和改進金融監管，提高金融監管績效的建議

（一）加強金融機構內部控制和社會監督作用

1.加強金融機構內部控制制度的建設

金融機構內部管理控制制度，是防范金融風險與危機的基礎性、根本性制度，是金融機構穩健經營的前提。各國的監管經驗表明，金融監管當局的外部監管手段只是作為金融機構內控不足的補充，控制風險的根本措施還要靠內控制度。事實上，國際商業信貸銀行案、巴林銀行的倒閉、日本多起銀行案以及其他金融案例中，如果銀行制定并執行了嚴格的內控制度，危機或許可以避免，某些銀行或種不致倒閉，即使是由其他原因引發的金融動蕩，也可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和化解。對于中國來說同樣如此，中國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的形成有一個歷史過程，既有政策性、行政干預、市場變化等原因，也有自身經營管理不善的原因。據有關方面的抽樣調查顯示，銀行因自身經營管理不善形成的不良資產約占40%以上，說明自身經營管理中的問題是形成不良資產的主要原因。因此，金融機構應對自身內部各分支機構、各職能部門以及經營決策者加強約束，使金融機構內部導致的風險得到控制并降低到最低限度。

2.強化社會獨立審計體系和其他社會監督的作用

由于金融監管是一項復雜的工作，很難完全由監管當局自身承擔，所以應該加強紀檢、審計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工商、財稅等機構對金融機構的社會性監管，增強金融機構在資金營運、財務管理、業務開展和信用評級等方面的透明度，提高金融監管的效率和質量。同時，還要通過新聞媒體的力量，監督各金融機構認真執行國家金融紀律、方針、政策，監督其遵守相關的金融法規。另外，通過加強金融法規知識和風險防范意識的宣傳，建立健全監管公開舉報電話，聘請社會義務監督員，建立暢通的渠道等，形成廣泛的群眾監督。

（二）不斷完善金融監管方式，使非現場監管與現場監管有機結合

從中國目前的金融監管方式來看，雖然非現場監管和現場監管都被運用著，但都沒能很好地發揮作用，而且非現場監管的作用更加有限。因此，必須盡快建立統一、科學、規范化的非現場監管體系、法律體系和風險監控指標；必須充分利用計算機等先進作業工具，發揮其網絡監測作用；盡快實現由事后發現和化解風險向事前預警和預防風險轉化，健全非現場監管評級與信息披露制度，實現現場監管與非現場監管的協調一致，真正使非現場監管成為現場監管的目標導向，現場監管成為非現場監管的基本依據，最后形成統一的監管結論，采取統一的監管行動。

（三）建立和完善金融監管的法規體系

建立金融監管法規、監管指標體系及評價標準，頒布實施金融監管操作規程或辦法和監管人員守則，主要需從立法和執法兩個方面加強工作，努力改變目前存在的金融法制建設滯后和執法不嚴的現狀。一是在立法方面建立和完善金融監管的法規體系，進一步加強法律的可操作性，真正解決當前金融監管過程中無法可依和有法難依及執法不嚴的一系列問題。二是在執法方面建立和完善金融監管的法規體系，要切實做到有法可依、違法必究和高效執法和嚴格執法。從當前狀況來看，金融執法方面是法制建設中最薄弱環節，迫切需要加大執法力度。

（四）不斷提高監人員素質

要建立一支精干、高效并且適應監管需要的監管隊伍，首先應該要建立和健全人員資格考核和任職制度、培訓制度以及交流制度和獎懲制度。其次可以從商業銀行和社會其他部門引進高素質的專門人才，充實監管隊伍，監管水平的提高。第三應加強監管人員的國際交流，學習國際上的先進監管經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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