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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歷史地理學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類編長安志》是元代駱天驤編撰的一部西安地方志書，由于駱天驤學識有限，使其在體例、內容、材料去取等方面存在缺陷，久為學界所詬病。而且學界關注也較少，相關論著只是簡略探究了內容、體例特征以及存在的缺憾。其實，《類編長安志》在元代傳世不多的地方志書中頗有特色和代表性，它上承宋代宋敏求的《長安志》，下銜接明、清《長安縣志》，在西安地方志書乃至古代地方志發展歷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今筆者從歷史地理學的視角出發，全面闡述《類編長安志》的歷史地理內容與價值，以供方家指正。
一、《類編長安志》中的歷史地理內容
《類編長安志》內容多承襲宋代宋敏求的《長安志》，所不同是將《長安志》“減去繁蕪，撮其樞要” [1]，書中內容分為京城、宮殿室庭、宮禁、廟寺、山水、川谷等條目，把地志改編成類似于類書的結構，獨具一格形成了類書型的地志，使世人一目了然長安地區的名勝古跡。當然，這種編排缺點是內容混亂，重復較多。黃永年指出“這樣的刪減，又使此書不只是宋志的分類重編本，而成為在宋志基礎上重新改編而成的一部元代新《長安志》”[1]。
由于駱氏大量吸收了前代長安志書內容，敘述周秦以來長安地區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等，蘊含了豐富的歷史地理信息。
其一，長安地區行政沿革資料。《類》包含長安地區行政區劃制度的信息。卷一“長安路州縣圖”，清晰再現了金元長安的地域概況。主要內容為長安地理沿革、土產、風俗的總論，下分分野、土產、土貢、風俗等綱目，在敘述行政區劃時分雍州、京都、京兆尹、府縣、四至等條目，詳述金元之前的長安周邊郡縣名稱來歷、沿革演變、地域范圍，使古長安行政區劃沿革歷歷在目。
其二，詳記長安都城歷史地理。卷二“宮室”，詳述周秦以來長安作為全國性政權都城的歷史，下分宮殿室庭、宮禁、館閣樓觀、堂宅亭園、街市里地等內容，包含了大量長安歷史地理資料，如在長安坊里制度方面，宋敏求《長安志》的宋代刻本已失傳，僅存畢沅點校的明代成化、嘉靖刻本內容缺漏很多，像唐長安城朱雀門第一街北數第一、二坊名字缺失，清代徐松等人也未正確考證，駱氏一書則記載為善和坊和通化坊，增補了《長安志》的缺漏。黃永年認為“駱氏是金元時人，所用的宋志無疑是宋刻或金刻足本，所抄錄的坊名基本上按照宋志原本次序。”[2]
其三，記載長安周邊歷史人文和自然地理概況。卷五“寺觀”條記錄長安周邊周秦以來寺廟分布、位置、沿革興廢。卷六“山水”是對長安水利以及地理分布的梳理和總結。卷七為橋梁、渡口、驛站等各種交通設施。卷八山陵墓葬，搜集帝王、貴族陵墓約100余座。卷九“勝跡”記載長安名勝古跡。志中開創性梳理了元代關中地區遺存的唐碑分布，對金元長安地區的都城遺跡進行了簡要介紹。元之前西安地方志很少記載唐代碑刻，《類編長安志》則彌補了這一缺憾，書中附錄有“石刻”類條目，收錄了當時長安附近的132篇碑石墓志銘等，并涉及金元碑文42篇，其余大部為唐代碑刻，包括初唐四大家等名家刻石[3]。駱天驤不僅將碑刻錄名，并且詳細記載了這些碑石的作者、年代、具體保存地點，可以算作一部長安地區自周秦至金元的碑刻史。這些碑刻都是駱“不憚涉遠，披荊莽而追訪”而得，是關于元代長安地區碑刻地理分布的第一手資料。
二、《類編長安志》的歷史地理學價值
第一，在元代地方志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西安地區地方志力作，填補了金元時期古長安史料的空白。
元代方志散佚頗多，“總計傳世元代方志十四種” [4]，北方地區僅存四部，《類編長安志》即是僅存的四部地方志之一，珍貴性可見一斑。
西安由于長期作為統一政權的都城，文化繁盛，地方志書一直較多。自周秦以來，先后有《三輔黃圖》、《西京雜記》、《三秦記》、《長安志》、《雍錄》、《秦錄》、《長安縣志》、《唐兩京城坊考》等，這些著作在時間上都有一定的延續性，《長安志》止于北宋，《雍錄》止于南宋，時間都是至金元而止，而《類編長安志》成書于元代，添補金元史實，則在時間、空間上填補金元時期空白，保持了長安地區地方志書時間上、學術上的延續性。
第二，內容通俗易懂，為古代歷史地理學通俗類著作。《類編長安志》是在元代歷史地理學文獻中是最通俗的著作。
駱氏在自序指出“（《長安志》）其故事散布州縣，難以檢閱……乃剪去繁蕪，撮其樞要，在漢、晉、隋、唐、宋、金，迄皇元更改府郡州縣，引用諸書，檢討百家傳記，門分類聚……且之曰‘類編長安志’，覽之者不勞登涉，長安事跡，如在目前，豈不快歟。”可見，作者編撰此書的目的是為了寫一部介紹長安名勝古跡、軼聞舊事的通俗類著作，與前代歷史地理學類著作學術氣息濃厚不同，此書專注于介紹名勝古跡、山川地理等。書中除卷一與卷十有深厚的學術氣息外，其余8卷均是介紹長安周邊地理概況、名勝古跡，而且語言簡單，通俗易懂，因此“此書只是近乎后世旅游指南的讀物而已。”[1]
三、結語
《類編長安志》是一部元代歷史地理的通俗類著作。為后世保存了大量的歷史資料，對研究元代長安地區歷史地理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原始資料。
參考文獻：
[1]（元）駱天驤撰，黃永年點校.類編長安志[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
［中圖分類號］K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2）06－0071-03
辛德勇先生的《兩漢州制新考》行文縝密，旁征博引，洋洋灑灑十余萬言，可謂體大思精。全篇除引文和結語外，共分為九個部分，并以小標題的形式概括出每一部分所要論述和解決的問題。
一、西漢初年至曹操掌權時期的州制建置情況
作者介紹了兩漢州制研究的現狀，并著重闡釋了顧頡剛先生及其高足譚其驤的研究成果——自西漢初年至曹操掌權時期的州制建置情況。為便于直觀理解，特繪下表：
然而，辛德勇先生卻對上述結論存疑，認為“其中絕大部分內容都還有進一步商榷的余地”，尤其是關于西漢時期州制起源的問題。
二、西漢十三刺史部
在傳世文獻中最早記述武帝設置十三刺史部的史料當為東漢班固所撰的《漢書?地理志》。然其記載卻前后矛盾，以致形成兩種說法。其后，宋人呂祖謙又在秉持班固第二說的原則下，依據西晉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中關于東漢州制的記載，補充《漢書?地理志》中缺載上屬之州各郡國所應隸屬的“州”，借以恢復西漢十三刺史部的原貌。徐天麟、王應麟、馬端臨、顧祖禹等學者也贊同呂祖謙說。為便于直觀理解，特繪下表：
班固第一說與呂祖謙說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矛盾沖突，顧頡剛先生也就此提出三點質疑，并列舉了歷代學者對這一矛盾記載的解釋。然，諸家論說紛紜，大相徑庭。于是，顧頡剛先生著《兩漢州制考》一文，試圖解釋這一難題。他將《漢書?地理志》所記諸州州域，統統視作東漢時期的制度；并認為正是因為如此，這部分內容才會與其序論部分所記西漢狀況相抵牾。
然而，辛德勇先生卻認為顧頡剛并沒有能夠合理地闡釋《漢書?地理志》的矛盾記載，并對其在此基礎上所獲的研究結論普遍存疑。
三、“州”的出現和演變
辛德勇先生認為州與刺史部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別，是兩種不同性質的管理制度。漢武帝所設十三刺史部中雖有十一個部采用了“州”的叫法，但其正式名稱卻應是“部”，而非“州”。
在東漢衛宏的《漢官舊儀》一書中，最早出現了西漢具有“州”這種區域劃分的記載——“丞相，初置吏員十五人，皆六百石，分為東西曹。東曹九人，出督州為刺史。”其后，唐人杜佑的《通典》一書中又有“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職，乃遣丞相史出刺，并督監察御史”的記述。由此，可以得出兩條結論：其一，因設有九名出刺諸州的丞相史，所以其各自分擔的“州”很可能是《禹貢》的九州。其二，漢代存在“州”這一區劃應在文帝十三年以前。此外，在元鼎年間的詔書中又相繼發現有九州的稱謂，由此可以確認，至遲從文帝十三年起一直到武帝元鼎年間，漢朝應是將《禹貢》的九州區劃付諸朝廷的實際政治管理。
然《禹貢》只記九州，而武帝在設置十三刺史部時卻使用了十一個州的州名來作為刺史部的名稱，這說明九州在后來發生了變化。
《史記?天官書》和《星經》兩部史料共同載有十一州之名的內容。此外，書中還提及“江湖”“三河”等名。經考證，除雍州州名仍與《禹貢》相同而未改作涼州外，其余十個州的名稱與武帝十三刺史部中的“州”名完全相同。而“江湖”乃指吳國故地，隸屬于揚州。值得注意的是，《史記?天官書》和《星經》都視“三河”為一個獨立的區域，儼若一州之地。假使再加上與之并列的十一個州，即與司馬遷所記十二州制相合。假若姑且以“中州”作為三河所在這一區域的州名，則西漢繼《禹貢》九州之后所劃分的十二州便應為：兗州、豫州、幽州、揚州、青州、并州、徐州、冀州、益州、雍州、中州、荊州。
四、“刺史”的職責以及“刺史部”的性質
在這一部分，辛德勇先生首先認證了刺史一職在設立之初的職責以及刺史部的性質。簡言之，刺史的主要任務是監察地方郡級二千石官員是否有違法亂紀和處置失當的行為，以及豪強地主是否欺凌百姓、違法占有田宅等六條。而刺史部也隨之被視為行政監察區。按照《通典》的記載，漢初丞相史出刺的各州，在當時即屬于監察區的性質。這與后來武帝設置的十三刺史部已無本質差別，只是丞相史一職不常設罷了。
此外，由于州制出現于文帝十三年朝廷派員出刺諸州之前，因此在這之前，“州”被看作是監察區以外，很可能是一種視察區。文帝十二年在“除關無用傳”之后，劉恒曾派遣謁者代替自己視察地方，勞賜三老。這些視察行為都是在丞相史出刺諸州“不常置”的情況下，帝王另行派遣其他官員來進行的。可見，西漢時期的監察制度和天子派員視察地方的制度是平行的，切不可混為一談。文帝十三年，派遣丞相史分州出刺諸郡后，這種九州視察區實際上便已經與監察區合二為一了。
[中圖分類號]K901.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0)44-0154-03
歷史地理學(Historical Geography)是一門研究歷史時期人地關系和時空差異的學科,是一門研究歷史時期地理環境及其演變規律的學科。在它不斷發展和壯大的過程中,我們對它的認識也在不斷變化與更新。從兩千多年前延續至今,我們圍繞著歷史地理學展開的探討也在不斷地加深和拓展。21世紀,歷史地理學已經成為當代一門顯學。綜觀歷史地理學發展史上的探討熱點和今天我們學習歷史地理學這門學科所遇到的疑惑,筆者認為主要包括三個大方面的內容:第一,歷史地理學學科歸宿問題;第二,歷史地理學研究方法問題;第三,歷史地理學發展前景問題。弄清楚歷史地理學發展面臨的挑戰對于我們了解21世紀的歷史地理學、學習歷史地理學以及進行歷史地理學研究都有莫大的幫助和意義。
1 歷史地理學的學科屬性
中國歷史地理學是一門古老而又年輕的學科,其前身沿革地理學的形成至少可上溯至兩漢時期。綜觀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發展史,長期以來人們對于歷史地理學的學科歸屬問題爭論非常之大,各抒己見,眾說紛紜。
西南師大的藍勇教授將其歸納為四種說法:第一種說法認為歷史地理學是歷史學的輔助學科;第二種說法認為歷史地理學是地理學的一個分支,即地理學的一門輔助學科。這種說法成為目前歷史地理學界的主流觀點;第三種說法認為歷史地理學是歷史學與地理學的一門交叉學科;第四種說法認為歷史地理學應是一門相對獨立的、綜合的科學。
復旦大學的葛劍雄教授則將其歸納為三種意見:屬于地理學;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屬于歷史學。2000年夏季,他本人就學界同人的看法發表過自己的見解:“據我所知,歷史地理多數同仁都贊成第一種意見,歷史地理學的學科屬性是毫無意義的。但我們也應該看見后兩種意見的合理成分,歷史地理研究的對象雖然不是歷史,但是由于是歷史時期的地理現象,所以主要依據歷史文獻,使用歷史學的研究方法,其成果為歷史學所利用。至于是否構成一門獨立學科,這不僅取決于這門學科的性質,還取決于已經取得的成果和地位。歷史地理研究雖然有了長足的進步,但是與歷史學或者地理學這些一級學科還無法相比。”另外,暨南大學的吳宏岐教授對此也有比較精辟的論述,他認為“這門學科的發展明顯經歷了以沿革地理學為主體的傳統中國歷史地理學、地理化逐步加強的近代中國歷史地理學、研究歷史時期地理環境的變化的現代中國歷史地理學這三個主要階段”。
對于歷史地理學科歸屬的爭議,我們不僅要看到主流的觀點,也要去思考其他看法。分析其中的合理成分,這樣才能真正理解并解決這一問題。我們比較以上學者的觀點不難發現,歷史地理學屬性呈動態分布,在不同的時間段呈現不同的特點。歷史地理學的學科屬性與歷史地理學本身的發展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并形成一個辯證統一體。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社會環境,不同的文化價值取向甚至是不同的研究群體都在影響這個學科的屬性。因為歷史時期它主要是研究沿革地理,所以它的學科屬性被灌注沿革歷史地理;因為它曾經為歷史學研究提供輔助研究,所以就有學者認為它是一門輔學科;因為它近年來發展方興未艾,所以就有學者認為它是一門全新的學科。將來隨著歷史地理學進一步深入發展,歷史地理學的學科屬性也會得到不斷的更新和補充。了解了這些,我們就可以理解眾多學者就歷史地理學屬于歷史學或者地理學的問題糾纏不清的緣由了。
2 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方法
傳統的歷史地理的研究方法主要分為歷史文獻資料和野外考察。傳統文獻資料給歷史地理研究提供大量的強有力的論證,此外野外考察也從另一個方面來支撐我們的文獻論證。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研究工作的一步步深入,我們發現很多地理現象是無法通過實地考察來進行研究的,只能依靠文獻記載。但是現存的史料往往都不是完整的描述,這樣傳統的歷史地理的研究方法也遇到了新的挑戰。
近些年來,不少學者致力于歷史地理方法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寶貴的意見,值得我們去借鑒。復旦大學的葛建雄教授有過這樣的論述:“提高歷史地理研究水平的途徑很多,方面很廣,但是提高研究成果的精度是最重要的任務。固然歷史地理的一些分支和不少方面還是空白,需要填補,研究的廣度和深度有待加強,但一般來說,這些問題可以通過增加研究力量,擴大研究領域來解決,而精度的提高不是量的積累,而是質的飛躍,必須取得重大突破。”并且他還進一步指出“要提高精度只能寄希望于現代科學技術的進步,只能進行多學科的交叉的綜合的努力”。另外,西南大學的藍勇教授主編的《中國歷史地理學》教材也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觀點,較之葛建雄先生的觀點更為具體些。他認為歷史地理學研究方法概括起來分為三大類:即文獻邏輯推證法、統計計量法以及數理模型法。
事物的發展是一個矛盾體,任何一種研究方法都是有優缺點的。如何有機整合新舊研究方法以及以后出現的更新的研究方法是擺在我們面前一個十分迫切的問題。這對我們更進一步展開歷史地理學習研究是很重要的。在今后的歷史地理研究工作中,我們既要傳承傳統的研究方法的精華,又必須利用新的研究方法來彌補傳統研究方法的不足。使兩者相互補充、相得益彰,共同為歷史地理研究作出貢獻。傳統的歷史地理研究方法看似比較好掌握,很好上手,但是假如要更進一步,我們必須具備良好的古文字功底和豐富的野外考察經驗,這樣才能應用自如;新的歷史地理研究方法看似不好掌握,不好上手,但是只要我們先補充一些統計、邏輯推理方面的知識,也會很容易接受這些新的研究方法。
隨著時間的推移,歷史地理學在不斷地發展,新的研究方法會越來越多。我們在實際操作中,要根據千差萬別的情況,來選用各種各樣的研究方法,完全沒有必要拘泥于某種或者數種一成不變的固定法。其實萬法歸一,只要你找到最科學、最簡便的研究方法與手段,就是最好的歷史地理的研究方法。
3 歷史地理學前景展望
對于歷史地理學的前景,絕大多數歷史地理人都是樂觀的。近些年來,歷史地理學專業在高校招生規模正一步步擴大,全國各地從事歷史地理研究工作的人員也在逐年增加。而且國內歷史地理學與國外的學術合作也在進一步加強。所有的一切都為21世紀歷史地理學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土壤,使大家看到了歷史地理學發展的美好前景。
“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自從1972年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聯合國人類環境研討會上正式提出后在世界各地掀起一股熱潮延續至今。21世紀伊始,我們的政府更加高度關注可持續發展問題,這也為歷史地理學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有利的時機。歷史地理學研究覆蓋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很多領域,而且近些年來歷史地理學在與其他學科的交叉、滲透過程中又誕生了許多新興的邊緣性分支學科,如歷史教育地理學、歷史醫學地理學、歷史災害地理學等,也驗證了“并不存在唯一的歷史地理學的信條”。歷史地理學將發揮其他學科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在未來的社會生活發揮不可估量的作用。歷史自然地理方面的研究可以填補歷史氣候、災害等方面的空白,成為預測未來的主要依據;歷史人文地理可以填補歷史上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等方面的問題;歷史醫學地理學、歷史災害地理可以對防災救災、疫病防治等問題進行研究。這樣,就可以多方面、多渠道為政府提供更有效的政策咨詢,進而為今天的中國改革開放服務,更好地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當然我們在憧憬歷史地理學美好前景的同時,也要看到它所面臨的挑戰。這些挑戰就像一個個陷阱在隨時等待著它,阻止著歷史地理學長足的前進和更好的發展。
3.1 學術態度有待端正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在歷史地理學術界同樣存在著功利主義。做學術的態度不端正,不是真正熱愛學術,而是把學術當做通往名與利的工具,一旦達到目的,便把它扔掉。例如,在歷史疆域的研究中,常常因國家利益的改變而得出不同的結論。為了突出中國自古以來就擁有遼闊的疆域,不惜將不同年代的疆界拼湊在一起,搞成一幅極盛疆域地圖。
暨南大學的李學武教授認為,現在學術界有三種學術態度,一是把學術當做妻子,做學術是出于一種責任;二是把學術當做情人,做學術是出于內心深處真正的熱愛;三是把學術當做,用完了就扔掉。很不幸的是,當今的學術界有太多功利主義者。王國維先生在《人間詞話》中說道:“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做學問要坐得板凳十年冷。很不幸的是,當今的學術界充滿了急功近利的浮躁風氣,令人堪憂。我們從事歷史地理學,必須要端正自己的態度,這一點至關重要,態度不好,一切皆枉然也。
3.2 學術水平有待提高
翻開厚厚的著作和各種論文,卻發現太多摻水的東西混于其間,使得近年來歷史地理學術水準出現下滑的跡象。為學術界所不齒的抄襲現象也屢屢出現,這不僅是學術水平的問題,更是作為一個學者的素質問題。近日,學術打假名人方舟子遇害的事件鬧得沸沸揚揚,學術界一片污煙瘴氣。歷史地理研究水平的高低以及歷史地理學研究成果取得的多少直接決定了歷史地理這門學科以后的命運。
3.3 對學術的投入有待加強
長期以來我國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針,以至于政府對人文學科的投入明顯不如理工類學科。歷史地理學作為崛起的一門新興學科,也明顯投入不足,這嚴重阻礙了歷史地理學的正常發展。有些學校因為教育資金不足,甚至選擇關閉某些歷史地理學專業。由于長期投入不足,歷史地理學的交流受到了很大限制,這也嚴重阻礙了歷史地理學的健康發展。我們一方面要建議政府加大投入,另一方面也要讓歷史地理學科為現實服務,讓社會看到它的價值,為投入增加砝碼。
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是前進與曲折的統一體,歷史地理學也如此。我們既要看到歷史地理學的美好前程,又要注意面對它所遇到的挑戰。雖然現在歷史地理學還存在這樣或者那樣的無法解決或者不能圓滿解決的問題,但是在不久的將來,歷史地理學必將取得更大的進步,為社會發揮更大的作用。
我們探討了歷史地理學學科屬性、歷史地理學研究方法以及歷史地理學未來發展等三個方面的問題。歷史地理學自它誕生之日起,這些問題也就圍著它慢慢展開了。今天我們要學習歷史地理,從事歷史地理研究,就不能不了解這些問題,不能不思考這些問題。試問一個連歷史地理學屬于什么學科都不清楚的人怎么能學好歷史地理學呢?更無從談展開歷史地理研究了。反之,如果我們了解了歷史地理學的發展脈絡,了解了歷史地理學研究方法以及未來的發展動向,這又可以極大促進我們平時的學習和研究工作,有利于歷史地理學科自身進步和發展。
參考文獻:
[1]華林甫,等.中國歷史地理學五十年[M].北京:學苑出版社,2002.
[2]吳宏歧,郭聲波.2006年中國歷史地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M].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7.
在此，實踐和能力的學習提升過程不可置否是發掘實習的重心，但穿插其間的人情往事也同樣讓人難忍不提，故此分為實踐學習、生活娛樂兩篇。
(一)
實習期三個月，可比較清晰的分為三段，即初始近一個月的大苑村寺廟遺址發掘，中間的室內學習階段及后段月余的大興墓葬發掘及整體室內整理，三階段大體可分為兩部分，即田野發掘部分和室內學習整理部分。詳述如下：
田野發掘
大苑寺廟遺址
大苑村寺廟遺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區青龍湖鎮東約1.5千米，大苑村偏西部渠南，東西兩邊皆為民宅，南邊緣靠近公路。為配合北京西六環修建工程的基建考古項目。發掘區原為民房及果園、耕地等，發掘前已被平毀，遍布樹根和碎磚瓦塊等。
此次發掘，方便起見，以大概發掘區中心位置一固定物為中心基點，按南北正方向采用象限法布方，共分Ⅰ、Ⅱ、Ⅲ和Ⅳ4個發掘區。其中I、Ⅳ區首先發掘，多數布方規格5×5米，少數10×10米，II、III區發掘較晚些，大部布方10×10米，偶有邊角處地理局限布方10×5米，布方規格大致以鉆探所得遺跡復雜程度為標準。
遺址從2012年2月11正式開方發掘，其后近一月中，我們偶有斷續的發掘了I、Ⅳ區的大部，基本上也是整個遺址中遺跡現象最為豐富的一段。
遺址由于年代不算早，所以地層也相對較簡單。統一后，地層分為三層，其中②層又分為②a、②b兩層，結合成因具體描述如下：
①層，表土層，土色灰黑，較為疏松，包含物為植物根莖、塑料，碳屑等，厚15-30厘米左右。應為近現代居民生活、耕擾所致。
②a層，土色黃褐，土質較為致密，夾雜少量白灰點等，包含物為碎磚瓦塊及個別碎青花等類瓷片，深15—70cm，厚約10-30cm。應為②b層建筑廢棄塌毀后，在其上堆積的自然土，其中的碎磚瓦塊應與當時人們的挖翻等活動有關。結合遺址推測為明清后期。
②b層，土色黃褐，土質較為致密，夾雜較多白灰點、料礓石塊等，包含物大致也同樣為碎磚瓦塊及個別碎青花等類瓷片，深30—50cm，厚5—20cm，。各探方常見的寺廟房基S1即開口于本層下，打破③層。推斷其應為明清此遺址寺廟建筑廢棄塌毀形成的遺跡。
③層，土色淺黃，土質致密，包含物較少，深約30-50cm，厚度不明。不見遺跡現象，人類活動痕跡較少，應為原始自然堆積。但我個人推斷這應不是原生地層，應僅為自然堆積，與當地河流較多有莫大關系。
以上只是大框架性的地層狀況總結，個別探方還不見有②b層，土質土色、地層厚度、包含物等也往往有個體的細微差別。
在這個遺址發掘中，大家基本上都完成了兩個左右的探方發掘，這其中我負責了I區的T0301和T0302。兩探方都位于I區第三列，南北相鄰，地層完整，遺跡方面有一現代溝、兩段基槽，卻無有價值遺物出土，這與大多數探方的遺物較少狀況基本相同。
大興16#地
大興16#地，位于北京大興區新城北區，周圍高樓民宅隔路環伺，也是一配合基建的考古項目，主要是墓葬發掘。此區域呈長方形，東西長485-580m，南北寬330-400米，遺跡現象主要分布于此地點偏南部，一線大體呈東、中、西三區。
此地點共有墓葬46座，東區墓葬共有十六座，由出土錢幣可知全為清墓，墓向皆大致南北，分布密集而無打破，墓葬規模大小不一，有單、雙、三、四人墓，其中雙人墓最多，余者數量大致相當。雙人以上墓中，由人骨、隨葬品等初步判定皆男性在西，女性在東，女性多屈肢葬，男性多直肢葬，而且每墓中皆只有一位男性墓主，規律一致，可斷定余者非妻則妾。東區墓葬以M14規格最高：四人葬、每人皆雙棺、每棺都有隨葬品。有趣的現象是，在已初步斷定西首為男的情況下，次西位的棺中隨葬品數量相當豐富，銅錢、珠花、發簪等都遠較其它棺--甚至西首棺為多，聯系實際我們推測這很有可能是墓主正妻，結合當時的風俗生活，幾人的家庭地位及內部關系會是一個耐人尋味的話題。
中區共有墓葬26座，由墓葬形制、出土物等可較明顯的初步判定主體為遼金墓，還有少數唐墓，甚至個別墓時代推測有可能上溯到北魏。
遼金墓大多數為磚砌頂貼石灰穹廬頂墓室、仿木磚雕斗拱墓門、“凸”字形臺階墓道、“人”字形結構磚封門，垂面梯形磚砌祭臺等，墓門上多數有彩繪，但地仗粗糙，甚至直接用顏料涂畫于磚面，酥堿、空鼓等病害底部嚴重，上部略好，但整體保存鮮有喜人者。繪畫內容較簡單，常大幅面素黑、素紅，少量云紋、十字、鳥雀等花紋多黑彩白地。
墓室內皆前半部墻嵌燈臺，兩邊放置隨葬品。燈具為白瓷盞，隨葬品多陶瓷類，常為罐、碗、盞等日常器皿樣式，瓷器質地一般，多白瓷，皆為民窯產品，且多有磨損痕跡，推測應為墓主生前家庭日常所用，瓷器常有伴陶器放置在棺床右邊的現象。陶器些許為低溫軟陶，脆弱易碎，可能是專用隨葬的冥器。但都不見雞腿瓶等類遼金時代契丹等少數民族特色器物。除此外，有些淤泥面上還見有規矩木痕，推測或有木器如桌椅箱奩等隨葬。內部建筑也相對比較簡單，斗拱多為彩畫，個別好些的一圈墓室壁上，有凸磚條表示的桌椅造型和簡單重復的彩繪婢女、直欞窗，彩繪保存狀況些許略好于墓門上彩繪，這當然與墓室內外的彩繪質地好壞、淤土狀況、溫濕度、霉菌種類及多少等密切相關。
后半部置有棺床，皆磚砌，貼墻成半圓狀，部分棺床上有骨灰臺。骨灰周圍和其下常見有錢幣及木痕，推測應為骨灰和隨葬錢幣都置于骨灰盒內入葬。這些墓葬無一例外都有骨灰，而不見較完整尸骨，初步推測北京地區在遼金時代這種少數民族火葬葬制應是占主流的，甚至影響了許多不見少數民族特色器物隨葬的漢人墓主的葬制。
除過上述形式的遼金墓，還有類極簡單的瓦罐骨灰葬式，即骨灰置于一帶蓋大瓦罐中，然后葬于半米至一米見方左右的或土壙或磚砌的小墓室中，往往幾個墓十分集中甚至疊壓，而鮮見隨葬品。或許是社會最下層或士卒死亡的倉促簡易葬式。
沙漠歷史地理學是我國著名學者、業師侯仁之院士奠基開創的一門新型學科[1]。這一學科研究歷史時期干旱、 半干旱（含部分半濕潤）地區由于人類不合理的開發經營活動，破壞其原有的脆弱生態平衡，使原非沙漠地區出現了以風沙活動為主要特征的類似沙質荒漠環境退化的過程及其產生的機制。土地沙漠化是人類面臨的嚴峻的生態環境問題，有必要探究其形成的歷史過程和產生的根源，因此沙漠歷史地理的研究愈來愈受到各國學者的重視。
1 沙漠化發生的地域
據筆者的實地調查，河西走廊歷史時期的沙漠化過程主要出現在內陸河流下游，特別是范圍較大的成片沙漠化區域更是如此。內陸河流中游亦可見沙漠化土地，但分布較為零星，且范圍較小。面積達1 000km[2]的民勤縣西沙窩一地，原為漢唐時期的一片古綠洲， 即位處石羊河下游，盛唐以后演變成沙漠。今地表景觀為，在遭受嚴重風蝕的古耕地上散布著成片的半固定白刺灌叢沙堆，間有少許裸露的新月形沙壟，其間廢棄的渠堤、阡陌遺跡斷續可辨，并散落陶片、磚塊、錢幣等漢唐遺物。這片茫茫的沙丘中還殘存數處沙井文化遺址和三角城、連城、古城、文一古城等多座古城廢墟[2]。古綠洲的東部即為現代民勤綠洲， 其東北約10km為石羊河古終端湖-豬野澤的遺跡[3]。面積約1 200km[2] 著名的古居延-黑城綠洲，即位處黑河下游的內蒙古額濟納旗東南。這是一片漢至元代的綠洲，今地表景觀為連片風蝕古耕地遺跡與吹揚灌叢沙堆、流動沙丘相間分布，早已干涸的古渠道時斷時續，歷歷在目。其間殘存K710城（漢）、K688城（漢）、烏蘭德勒布井城（F84，漢）、 溫都格勒日格城（K749，漢）、馬圈城（K789，唐）、綠城（漢）、破城子（A8，漢）、黑城（K799，西夏、元）等多座古城址。古居延澤位于古綠洲東北部的居延洼地，殘存6條呈平行環狀的古湖岸堤[4]。面積達650 km[2]的金塔縣東沙窩古綠洲，即位于討賴河-北大河下游， 亦唐代以后沙化。其地遍布高約2～4m的白刺灌叢沙堆和檉柳灌叢沙堆， 間有新月形沙丘和流動沙梁，沙堆沙丘間古耕地成片出露，遺跡清晰。古綠洲上留存數處火燒溝文化遺址和西三角城、西古城、三角城、下長城、破城、黃鴨墩城、下破城、北三角城、西窯破莊等10余座漢唐古城址，并有較多古陶窯分布[5]。再如，馬營河擺浪河下游古綠洲、 蘆草溝下游古綠洲、石油河下游古綠洲等莫不如此。不獨河西如此，塔里木盆地邊緣等干旱地區古綠洲沙漠化區域亦呈現出這種分布規律。如著名的樓蘭古綠洲即位于孔雀河下游、精絕古綠洲位于尼雅河下游、喀拉屯古綠洲位于克里雅河下游、安的爾古綠洲位于安的爾河下游等。
古綠洲沙漠化區域多出現在河流下游，其原因在于下游地區位處綠洲尾閭，水資源狀況較差，易受水量變化的影響，且地當盛行風向（偏北風）前沖，干旱、大風等災害性天氣的作用較烈，又多與流沙、鹽堿地、戈壁等相間分布，甚至被沙漠切割包圍，其生態環境的潛在不穩定性很強，因而沙漠化過程易于被激發活化，在人類不合理的開發利用方式作用下易于向荒漠演替。故此防治沙漠化的重點應放在綠洲下游地區。
河流中游亦有沙漠化區域，但其范圍較小。如張掖"黑水國"古綠洲即位于黑河中游綠洲腹地，唐代以后發生沙漠化，面積僅約30km[2［5］]。又如地處石羊河流域中游的武威市高溝堡一帶，清代后期發生沙漠化，面積約45km[2［4］]。
2 沙漠化過程的途徑
沙漠化過程的途徑或曰沙漠化作用的方式，主要有就地起沙、風蝕綠洲、流沙入侵和洪積物掩埋綠洲，其中又以前兩者為最重要。沙漠化過程的途徑不同，所形成沙漠化區域的地表景觀形態亦各具其異。
就地起沙主要出現在河流下游成片的沙漠化區域，這里的地表組成物資以較疏松的河湖相粘土、亞粘土夾層的沙質沉積物為主，當一旦因水源不及或人為破壞大面積棄耕后，造成疏松地表直接裸露，在失去原有植被（人工的、自然的）保護的情況下，風沙活動迅速加強，其生態環境潛在的不穩定性迅速激化，以致出現吹揚灌叢沙堆或形成片狀流沙地，綠洲逐漸向荒漠演化。石羊河下游的西沙窩古綠洲即是如此。今天這里所見為成片的半固定白刺灌叢沙堆，沙堆高約2～3m， 丘間距8 ～25m，白刺覆蓋度30％～40％，其間亦有少許裸露的新月形沙壟。 當接近沙窩西北部邊緣則白刺覆蓋度漸趨稀疏，以致出現大片流動沙丘；當靠近其東南部邊緣毗近現代綠洲處，因地下水狀況稍好，則綿延著一條寬約1km的檉柳灌叢沙堆帶，沙堆高約3～5m，檉柳覆蓋度60％～70％，檉柳株高1.5～2.5m。 西沙窩這種由東南向西北灌叢沙堆景觀的逐漸變化，反映了其地下水條件的逐步惡化和沙漠化程度的加深，也表明其地沙漠化過程應是漸次由西北推向東南的。古綠洲上分布的這些灌叢沙堆及其形態的差異，往往成為歷史上所發生沙漠化過程的主要標識和衡量其發生發展程度的標志。西沙窩沙漠化的途徑主要即就地起沙［2］，古居延綠洲、金塔東沙窩古綠洲等的沙漠化過程亦皆如此，地表形態也大體類似。
風蝕綠洲主要出現在以粘土亞粘土為主、沙質沉積物較少的古綠洲區段，這里因故棄耕失去植被保護后，在強烈風力吹蝕下，地表被蝕成條條壟槽，呈現出以雅丹地貌為主的景觀。此類沙漠化土地既可能出現在下游地表組成物資較堅硬的區段，如蘆草溝下游、黑河下游若干區域，亦可能出現在中游一些區地段，如疏勒河中游鎖陽城一帶。敦煌與安西交界處的蘆草溝下游漢唐古綠洲，南北寬8～13km，東西長約20km，總面積約180km[2]，所見棄耕地極目連片，皆呈現為遭受嚴重風蝕的光板硬地面，風蝕壟槽比高0.8～2.5m。河道、堰壩遺跡明顯， 并可辨出干渠、支渠之別。干渠以砂石筑堤，高出風蝕地面1.5m， 渠底寬約20m，殘深0.2～0.5m，支渠呈低槽式，低于風蝕地面0.5～1m，底寬3 ～8m。支渠分列干渠兩側，呈較齊整的羽狀排列，其間亦有稀疏的灌叢沙堆分布［6］。
流沙入侵，主要出現在古綠洲邊緣臨近沙漠的區段。因其周緣固沙植被的破壞，導致流沙大量侵入，遂使這些區段逐漸形成密集新月形沙丘、沙丘鏈的景觀，或新月形沙丘與吹揚灌叢沙堆、風蝕棄耕地交錯分布。此種沙漠化土地一般面積稍小，不及就地起沙和風蝕綠洲的面積大。敦煌古陽關地區、武威高溝堡、民勤青松堡沙山堡一帶均屬此種景況。如古陽關地區沙漠化土地約50km[2]， 新月形沙丘鏈呈東北－西南向（與主風向垂直）排列，沙丘鏈高3～8m。丘間地寬50m，暴露大片風蝕古耕地，其上散落不少陶片、銅器鐵器殘片、古錢幣等物，當地俗稱其為"古董灘"。著名的陽關遺址即在這里［5］。
洪積物掩埋綠洲，主要出現在流域上中游洪積物豐富的地段。河流出山后攜帶大量礫石泥沙，一旦山洪暴發河堤決口，所攜洪積物傾瀉于綠洲農田上，遂造成其棄耕荒蕪。此類沙漠化土地亦面積較小。筆者曾查得，永昌縣亂墩子灘一帶棄耕地上平鋪著一薄層洪積礫石層，所見軸長數厘米至十數厘米的卵石遍地撒落，阡陌遺跡歷歷在目，并多見明代青瓷片等物。這里原為明永寧堡的墾區，位處石羊河支流西營河近側，因明清時破壞祁連山林木，致使其涵養、調蓄水源的能力減低，河流含沙量增大，水情趨于不穩定，終使這片綠洲被洪積物掩埋，又經風力吹蝕，細粒物資多被蝕走，只剩下較大的礫石殘留地面。其發生沙漠化的時代當在明代后期（注：李并成.武威-民勤綠洲歷史時期的土地開發及其沙漠化過程.北京大學碩士論文，1998.141～143）。
3 沙漠化發展的趨勢
近些年來，學術界有一種頗為流行的說法，認為在干旱地區隨著人類利用改造自然活動的加劇，沙漠化過程亦不斷強化，沙漠化土地不斷擴大，綠洲范圍則日趨縮小，今天的綠洲面積較之古代已經大大蹙縮了。
眾所周知，綠洲乃干旱荒漠地區水資源作用的產物，綠洲范圍的大小及其盈縮變化主要受水資源多寡的制約，而水資源的豐寡又直接取決于大氣環流狀況；只要歷史上大的氣候環流形勢及河流總的水量無大變化，則其所發育形成的綠洲總面積就不致發生大的改觀。因而考察歷史時期綠洲的盈縮演變，首先需要探討氣候干濕狀況的變遷。為解決此問題，筆者曾檢索整理了河西走廊2000多年來的有關氣候旱澇史料，采用濕潤指數公式處理分析，較系統地研究了該地區歷史上氣候干濕變化的概況，得出如下結論：河西歷史上氣候干濕曾有多次波動，但波動的幅度不大，這種波動并未從根本上改變河西干旱缺雨的地理景觀，并未動搖其干旱大陸性氣候類型的基本屬性［7］。本地區有關"流沙"、 "沙嶺"等記載從最古的史書起直到今日一直不絕于冊，即使在濕潤指數最高的年代，如清代前、中期亦莫能外。既然如此，則由其決定的河西走廊歷史上的水資源量及其所形成發育的綠洲面積就不致有大的變動，今天的綠洲就絕不會比古代大大縮小。
筆者曾依據敦煌文書百余卷，并經多次實地踏勘，考出唐宋時代敦煌地區曾進行了大規模的水利建設，開有大小干支渠道百余條，從這些渠道的分布格局來看，唐宋敦煌綠洲的范圍不僅沒能超出今天的綠洲，而且還較今綠洲稍小［8 ］。 唐宋敦煌綠洲的最西端起自沙州城西12.5km的馬圈口堰，最南端抵達沙州城南5km鳴沙山麓的神農渠； 最東南延至沙州城東20km外的官渠、三支渠尾閭；以上三端點分別與今綠洲西、南、東端點大體吻合；最北端則伸至沙州城北24.5km的北府渠尾閭，即今黃渠鄉馬圈灘村北部一帶，尚未達到今黃墩子國有農場，較今綠洲北端蹙縮約8km。可見唐宋敦煌綠洲的范圍除北部延伸不及今日外， 余皆與今綠洲相吻。
此外，敦煌城西南70km處還有一塊較小的綠洲，即今南湖綠洲，唐于這里設壽昌縣。當時該縣開有大渠、長支渠、令狐渠等多條灌溉渠道，其分布范圍亦大體和今綠洲相似。又據敦煌文書Φ.0366號記載， 當時壽昌綠洲以壽昌城為中心，南5km，東2.5km，北5km，西15km， 面積約120km[2]。而今天南湖綠洲則東西12km許，較唐代約縮短5km， 綠洲西部陽關一帶和壽昌故城及其以東、東北部分地區唐代以后逐漸沙化荒棄，因而綠洲東西蹙縮；但今天綠洲則南北長達16km，較唐向北推進約6km， 唐代灌渠尚未到達的南湖國有林場以至二墩一帶建國以來已被開辟利用。今天南湖綠洲總面積約130km[2]，較唐亦有所擴大。
由此可知，在千余年來人類活動的影響下，敦煌綠洲不是大大縮小了，而是有所擴大。隨著今天科學技術的進步，對綠洲地表、地下水資源的較充分開采，古代人們不能利用的湖沼灘地乃至鹽漬堿鹵之地已部分被開發利用，綠洲的范圍遂有所延展，而并非縮小。盡管今天的科技進步可使綠洲得以擴大，但由于受水資源的制約，綠洲范圍的擴大又是很有限的，切不可不顧及綠洲可資利用的地表、地下水量，盲目開墾，盲目擴大灌溉，否則必然給綠洲自身的生態環境帶來嚴重危害，植被退化、水源劣化，乃至土地沙漠化過程即會接踵而至。
另需說明，本文論及敦煌綠洲未比古代縮小，但并不意味著古今地理就沒有變化。由于歷史上的濫墾濫牧、過度樵采、對水資源的不合理利用等活動，曾造成某些方面的惡果，綠洲東部甜水井漢代軍屯遺址和南湖陽關地區以及壽昌城的荒棄沙化即是例證。然而我們還應看到，這種沙漠化過程僅限于局部地段，并未對整個敦煌綠洲的格局造成多大改觀，此處發生沙漠化，彼處又有新的土地開辟。由于綠洲總水量古今無大差異，綠洲總面積自然亦不致相去過遠。在干旱地區地理上，一定的河流水量總是大體滋養、維持一定規模的綠洲，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當然對于盡管是局部地區的沙漠化也決不應掉以輕心。
不獨敦煌綠洲如此，筆者考得河西走廊其它一些古綠洲亦皆如此。如位于石羊河下游面積達1000km[2] 的民勤縣西沙窩漢唐古綠洲沙漠化以來，石羊河水在其東部又逐漸形成新綠洲，這即是元明清以來漸次開發今天仍在利用的現代綠洲［9］。又如位于北大河下游面積約650km[2]的金塔縣東沙窩漢唐古綠洲，在廢棄沙漠化的同時，其西側則形成了直到現今仍利用的新金塔綠洲；位于石油河、北石河下游面積約480km[2]的玉門市花海比家灘古綠洲沙漠化以來其東部又發育了新的花海綠洲；位于古昌馬河下游面積約500km[2]的鎖陽城古綠洲沙漠化以來其東北部該河大轉彎處遂形成了新的安西河東綠洲和玉門鎮綠洲；位于馬營河、擺浪河下游面積約450km[2]的酒泉、高臺接界處的駱駝城古綠洲荒廢之際則在其上游出現了屯升－新壩新綠洲等等［10］。這些古綠洲的廢棄同樣并未明顯引起流域總的綠洲面積的減少。
筆者還注意到，塔里木盆地邊緣的一些古綠洲亦皆如此。如位于孔雀河下游的樓蘭綠洲、位于尼雅河下游的精絕綠洲、位于克里雅河下游的喀拉屯古綠洲、位于安的爾河下游的安的爾古綠洲等，均是由于中、上游地位的大量開墾引灌盲目擴大墾殖而導致其下游水源不及而荒蕪沙化的。
可以認為，沙漠化過程的實質是一種因人類不合理的開發經營活動引發的，由于綠洲水資源的移動和重新分布而導致的綠洲的轉移過程，其轉移的基本方向之一是由下游向中上游的遷移，而并非綠洲的不斷縮小或消失。伴隨著這種遷移，造成原有綠洲的荒廢和新綠洲的出現。
4 沙漠化土地的逆轉
根據筆者體會，土地在一定的條件下是可能逆轉的，但逆轉的難易程度卻因干旱地區與半干旱地區的不同而有著顯著差異，有些地區的逆轉殆無可能。
干旱地區自然生境嚴酷，雨量稀少，在天然狀態下沙漠化土地的逆轉很難，特別是因流沙侵入形成的沙漠化土地，沙丘流動，沙浪肆虐，自然的土壤粘化、生草過程極為困難，更無逆轉的可能。如民勤縣西沙窩古綠洲自盛唐以后千余年來的氣候狀況下從未有過多少改觀。當元代以后重新向石羊河下游綠洲墾辟時，西沙窩古綠洲根本不堪復用，只能另擇它處，在西沙窩的東側另辟新綠洲，這即是今天仍在利用的現代民勤綠洲［9］。
位于黑河下游面積約1200km[2]的居延古綠洲， 以及前舉金塔東沙窩古綠洲、馬營河擺浪河下游古綠洲、玉門比家灘古綠洲、鎖陽城古綠洲、古陽關綠洲等，其沙漠化土地形成以來，均從未有過逆轉。因而對于干旱地區來說，一旦出現沙漠化過程就很可能意味著原有綠洲耕地資源的永遠喪失。可見保護綠洲現有土地，防治沙漠化的發生發展，在干旱地區就顯得尤為至關緊要。
與此有別，半干旱地區的沙漠化土地則較易逆轉。半干旱地區降水稍多，當不合理的人為經濟活動的壓力一經減輕，采取必要的封育措施，在天然狀態下就可能出現逆轉，已形成的沙漠化土地可以向沙質草原或草原轉化，如科爾沁沙地所表現出的那樣（注：武弘麟. 科爾沁沙地沙漠化過程初探.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85.21～24）。如再加以必要的人工恢復措施，是其逆轉的過程當會更快。 【參考文獻】
1 侯仁之.侯仁之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247～346
2 李并成.殘存在民勤縣西沙窩中的古代遺址. 中國沙漠， 1993，10（2）：34～42
3 李并成.豬野澤及其歷史變遷考.地理學報，1993，48（1）：55～60
4 李并成.古代甘肅沙漠化過程及其危害. 見：甘肅抗旱治沙史研究.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5.79～114
5 李并成.河西走廊歷史地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5.96～98，53～56，241～243
6 李并成.瓜沙二州間一塊消失了的綠洲.敦煌研究，1994，（3）：71～78
7 李并成.河西走廊歷史時期氣候干濕狀況變遷考略. 西北師范大學學報（自），1996，32（4）：56～61
中圖分類號：C95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6959(2008)05-0194-05
近十幾年來，隨著民族學、人類學等社會科學的發展，以及歷史地理學研究的不斷深入，對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的研究勃然而興，其中不乏有關學科理論的探討。然而在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研究的學科屬性問題上，目前的歷史地理學界仍存在著較大的爭議：史念海、郭聲波、安介生等先生將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研究稱為歷史民族地理學，并視之為歷史人文地理學的分支學科；黃盛璋、李并成、朱圣鐘等先生則將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研究稱為民族歷史地理學，并主張把民族歷史地理學上升為一門獨立的新興學科。勿容置疑，研究歷史時期的民族地理問題，探討其學科屬性以進行學科理論建設，對促進歷史地理學的發展都具有重大意義。但在筆者看來，無論是研究范圍、研究對象，還是研究內容，民族歷史地理學與歷史民族地理學都沒有區別，將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研究另行稱為民族歷史地理學沒有必要，將其上升為一門獨立的、新興的學科則是不妥當的。
一、歷史民族地理學的提法及其學科屬性的界定是合理的
盡管前人在中國歷史民族地理研究領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如中國民族史、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和中國民族學的研究成果中往往涉及民族起源地的考證和民族的分布及其變遷問題，但歷史民族地理這一概念的出現很晚。目前學術界普遍認為最早闡述歷史民族地理概念的是著名歷史地理學家史念海先生，他在歷史民族地理研究領域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在發表諸多有關歷史民族地理研究的文章的同時，史先生在他的《中國歷史地理綱要》一書中，專辟有“歷史民族地理”一章，將歷史民族地理視為與歷史政治地理、歷史城市地理、歷史交通地理、歷史人口地理、歷史文化地理、歷史軍事地理等并列的歷史地理學的分支學科。
其后，不少學者對此問題進行了探討，如周偉洲先生將歷史民族地理學視為“以各區域民族分布為綱，論述各族的來源、發展狀況、經濟特點，以及他們與鄰近各族的關系，包括各族分合、演變、融合的歷史，并與今天我國現有民族聯系起來”，“以地理因素為綱，綜合闡述民族形成、發展的歷史”的學科。
郭聲波先生給歷史民族地理學以較為嚴謹的定義，他指出： “歷史民族地理，是歷史地理學中以研究歷史時期民族實體的空間分布、時空演變以及有關要素之間關系為主要內容的分支學科，也是歷史學、民族學的輔助學科。”
安介生先生對歷史民族地理學的學科性質、研究內容以及研究任務作了較為完善的闡述，他認為：“就學科性質而言，歷史民族地理學應是歷史地理學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是歷史人文地理學的一個分支，研究歷史時期出現的各個民族以及民族共同體的起源與分布、各主要民族遷徙與促使這種遷徙的原因及演變趨勢等。歷史民族地理的主要研究任務包括：①確定各個時期的民族分布圖，即確定當時主要的民族區域范圍；②分析各個時期民族區域形成與演變的自然與社會因素，自然因素有地勢、氣候、水文、災變等，社會因素有該民族生產生活方式的特征、與周圍民族的關系等；③由民族分布及變遷引發的歷史地理、政治、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問題。”
綜合上面幾位學者所述，歷史民族地理學是一門以研究歷史時期民族實體(民族及人們共同體)的形成、分布、發展、演變及其與諸多地理要素之間的關系為主要內容的學科，它是歷史地理學中歷史人文地理學的分支學科。
筆者以為，將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研究稱為歷史民族地理學，并視之為歷史人文地理學的分支學科是合理的。一方面，某一學科的屬性，應根據其研究對象與研究內容來決定，學科的研究對象與研究內容是把某一學科與其他學科區分開來的主要依據；另一方面，“某一學科的獨立存在總是建立在與其它學科相區別的前提下，因此其學科性質的闡明往往出于判明其與相關學科的區別與聯系之中”。與歷史民族地理學最為相關的學科自然是民族地理學。關于民族地理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地理學》(人文地理分冊)作了較為精到的解釋，將民族地理學定義為：“研究民族和歷史上形成的人們共同體的地理分布，及其形成與演變的地理背景的一門科學，它介于民族學和地理學之間，是一門邊緣學科。”由此，我們可以明確：民族地理學，其研究對象為民族實體，研究內容為民族實體的地理分布及其形成與演變的地理背景。從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來看，民族地理學涉及到民族學和地理學，它當然是介于民族學和地理學之間的一門邊緣學科，但這樣定性還不夠，我們還需要做進一步的分析。一方面，雖然民族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是民族實體，但它并不研究所有與民族實體有關的內容，而是研究一個或多個民族實體的地理分布及其形成與演變的地理背景，也就是說它研究的是與民族實體有關的地理問題；另一方面，民族學本身屬于人文學科，民族的形成、分布、演變等屬于人文地理現象。所以說，民族地理學應當屬于地理學的分支學科，而且是人文地理學的分支學科。
從時間角度來分，正如地理學包括現代地理學和歷史地理學一樣，民族地理學包括現代民族地理研究和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研究兩大部分。歷史時期的民族地理研究，其研究對象是民族實體，但從時限上看，它研究歷史時期的民族實體，不研究現代的民族實體；從內容上看它所研究的主要是民族的形成、分布、演變及其與地理要素之間的關系等一些地理現象或與地理密切相關的內容。因此，將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研究稱為歷史民族地理學，視為歷史地理學的組成部分，是合理的。進一步分析，“人文地理學是研究人類集團和地理環境的關系的科學”，其核心是人地關系，而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的研究首先也要研究人，因為正是眾多的人，構成了一個個民族實體。另一方面，人類活動在受自然地理要素的制約的同時也會對，自然地理要素施加影響，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地形、地貌、氣候、水文、動植物等自然地理要素，但研究這些自然地理要素的目的是分析民族實體形成與演變的原因，總結規律，也就是說在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的研究中，研究歷史時期的自然地理要素是為研究歷史時期民族實體的形成、分布、演變等人文現象服務的。因此，將歷史民族地理學界定為歷史地理學中歷史人文地理學的分支學科，與歷史政治地理、歷史經濟地理、歷史城市地理等并列，是符合邏輯的(目前學界看法較為一致的歷史地理學學科體系參見下圖)。
二、將民族歷史地理學上升為獨立的新興學科是不妥當的
然而也有一些學者對上述說法持有異義，黃盛璋、李并成、朱圣鐘等先生將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的 研究稱為民族歷史地理學，并主張將其上升為一門獨立的、新興的學科。
某一學科的獨立存在總是建立在與其他學科相區別的前提之下，那么黃盛璋、李并成、朱圣鐘等先生所謂的民族歷史地理學與前面提及的歷史民族地理學有沒有區別呢?我們先來看看幾位先生對民族歷史地理學的基本概念及其學科性質的闡述。黃盛璋先生在《論民族歷史地理學的基本理論問題》一書中指出：“本文第一次提出民族歷史地理學，是把它上升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而予以討論的。……民族歷史地理學是研究歷史時期人民的民族類別、地域差異、源流變遷及期規律的科學”。李并成先生贊同黃盛璋先生的觀點，并指出：“民族歷史地理學研究的對象主要是歷史時期不同地域上的民族及其民族群體的起源、發展、遷徙、演變的歷史過程及這一過程和地理環境的關系，探討在不同的地理條件下，何以產生不同的民族和民族群體?各個不同的民族和民族群體是如何適應并利用、改造當地的自然環境的，對于自然環境的作用和影響如何?民族和民族群體之間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文化上等方面的交流、交往的地理基礎如何?民族和民族群體本身的發展、壯大或融合、消亡的地理基礎又是如何?這些歷史現象和歷史過程的發展規律和趨勢如何，對于今天有何借鑒意義，從中可以汲取什么樣的教訓?”朱圣鐘先生認為：“民族歷史地理的研究對象為民族實體歷史時期的地理現象，這個地理現象既包括與民族實體相關的人文現象，也包括與之相關的自然地理現象。……正因為民族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對象與其它學科存在一定區別，所以民族歷史地理學應該被視為一門新興學科。”
綜合黃盛璋、李并成、朱圣鐘等先生對民族歷史地理學概念的定義，盡管表述有所不同，詳略有所差異，但有著共同的基本特征，即民族歷史地理學是一門以研究歷史時期與民族實體有關的地理問題為主要內容的學科。我們將民族歷史地理學與前面提到的歷史民族地理學對比，不難發現二者的研究范圍都限于歷史時期，研究對象都是民族實體，研究內容都是與民族實體有關的地理問題，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二者是基本一致的，沒有明顯區別。既然二者沒有明顯區別，那么將歷史時期的民族地理研究另稱之為民族歷史地理學就沒有必要了。
其實在筆者看來，將歷史時期民族地理的研究稱之為歷史民族地理學，與稱之為民族歷史地理學完全是一回事，舉例來說，“元代回族的形成與分布”與“回族在元代的形成與分布”有什么兩樣?這兩種名稱都是合適的，但歷史民族地理概念的提出要早于民族歷史地理概念的提出，而且歷史政治地理、歷史經濟地理、歷史文化地理……等等這樣的稱謂符合歷史地理學學科體系一貫的傳統，因此將歷史時期的民族地理研究稱之為歷史民族地理學更合適一些。將歷史時期的民族地理研究稱為歷史民族地理學還是民族歷史地理學，倒還無關緊要，但學科屬性是一個嚴肅的問題。在第一部分，筆者在前人的基礎上已論證了將歷史民族地理學界定為歷史人文地理學的分支學科的合理性，而民族歷史地理學與歷史民族地理學又沒有區別，因此不能將民族歷史地理學上升為一門獨立的新興學科，將其上升為獨立的新興學科是不妥當的。
三、將民族歷史地理學上升為獨立的新興學科的依據不成立
李并成先生雖然贊成將民族歷史地理學上升為一門獨立的新興學科，但他沒有給出將民族歷史地理學上升為一門獨立的新興學科的依據。黃盛璋先生把民族歷史地理學上升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而予以討論，是基于三個方面的原因，他指出： “一是當前各方的需要，日益要求提到討論日程上來；二是重視民族歷史地理記載與研究，是中國學術傳統；三是中國具有一定的研究條件和基礎。”在此，黃盛璋先生也沒有把民族歷史地理學與歷史民族地理學進行對比，進而指出二者的差異。顯然，僅憑這三點將民族歷史地理學上升為一門獨立的新興學科，是難以令人信服的。
朱圣鐘先生在闡述民族歷史地理學的學科屬性時，將它與歷史民族地理學進行了對比，并分析了二者的不同：
應該說，民族歷史地理學的提法，也多少受到歷史民族地理學概念的影響，以至于目前還有許多人將歷史民族地理學和民族歷史地理學混淆為同一概念，而其實民族歷史地理學源于歷史民族地理學卻有著與歷史民族地理學不同的內涵，在民族歷史地理學的研究中，雖也論及民族的地域分布、民族的形成和發展史，但同時地理環境的變化以及它與民族發展之間的關系也是民族歷史地理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也即是說，既把民族作為人文地理現象進行研究，同時也把它作為自然地理現象加以考察，研究民族在歷史時期的發展與環境變化之間的作用機制，總結規律，為當今民族地區的發展和環境保護提供參考信息。
在歷史地理學的學科體系中，歷史民族地理學為歷史人文地理學的分支，但實際上民族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既包括人文研究， 同時也包括自然的研究，還包括二者相結合的研究，顯然把民族歷史地理學劃歸為歷史地理學的分支學科在邏輯上是不成立的，同時也會限制民族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和發展。
歷史地理學（Historical Geography），是研究歷史時期地理環境變化和發展的學科。其所研究的空間范圍大致與現代地理學一致，時間范圍則與歷史學重合，呈現出典型的交叉學科特點。歷史地圖作為專題地圖的一種，一般是根據歷史文獻、考古資料等編繪而成，是歷史地理學研究和利用的重要工具。在內容上，歷史地圖中蘊含著豐富的自然、人文地理要素，能夠綜合反映某一特定歷史時期的政治、軍事、文化、經濟、自然地理環境狀況及其相互聯系，尤其是在特定的時間、空間范圍內承載的自然、人文與社會信息，展示了這些信息在時間、空間范圍內的分布與變動情況。
充分、合理的運用各種歷史地圖進行教學，能夠將教學內容從比較抽象的文字信息，轉化為相對具體的視覺信息， 并其將落實到實際的空間位置上。在傳遞文字材料難以反映的信息基礎上，幫助學生形成明確的多維歷史空間概念，更好地掌握相關知識。不僅能有效減輕記憶負擔，也有助于培養學生識圖、用圖能力，提升其創造性思維與創新能力。鄭樵曾總結古人“置圖于右，置書于左，索象于圖，索理于書”的讀書之法，梁啟超曾經說：“讀史不明地理則空間概念不確定，譬諸筑屋而拔基礎也。”眾多的教學實踐充分證明，在歷史地理教學與研究中，歷史地圖發揮著重要的作用。[1]
對于歷史地圖在歷史地理教學中的重要性，已有諸多論述，也取得了學界的共識；但從教學實踐來看，目前對歷史地圖資料利用，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本文主要從資料的獲取、解讀與利用三個方面出發，論述歷史地圖在在歷史地理教學中的運用。
一、歷史地圖資料的獲取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歷史地圖資料的獲取，是對其進行解讀和利用的前提與基礎。中國古代悠久的文化，留下了豐富的歷史地圖資料。歷史地圖資料從其制作者來看，可分為兩類。
一是古人所繪的歷史地圖。傳說中大禹治水時有“河伯獻圖”的故事，反映了地圖資料的較早起源。現存最早的歷史地圖是戰國時期的《兆域圖》，西漢時期的甘肅放馬灘地圖，圖上用墨線繪有山、川、崖、路，是現存世界最早的紙制地圖，比古希臘托勒密《地理學》中的地圖早近500年。公元三世紀西晉的裴秀創“制圖六體”，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以一寸折成百里”，正確的闡明了地圖比例尺、方位和距離的關系，是中國古代地圖制作理論的創新。唐代的賈耽創造了“古墨今朱”地名標記方法，在歷史地圖上用黑色標示古代的地名，用紅色標示現代的地名。北宋稅安禮所撰《歷代地理指掌圖》上自帝嚳，下至宋朝，有圖44幅，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歷史地圖集。清代楊守敬編纂的《歷代輿地圖》始于春秋，止于明代，古今對照，朱墨套印，是歷史地圖繪制史上的里程碑。
二是現代人所編制的歷史地圖。
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陸續有學者利用現代地圖技術和歷史文獻資料，來編纂中國的歷史地圖。最重要的成果是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從1954年開始編制，1982年正式出版。該圖集采用高精度的現代地圖為底圖，以19世紀40年代前的清朝版圖為基本范圍，歷史時期的各個政權均編繪上圖；總圖和分幅圖都確定標準年代，盡可能地反映同一個年代或時期的疆域和政區；內容包括：原始社會遺址和其他時期重要遺址的分布；歷史上各民族建立的政權的疆域政區或活動范圍、民族分布；秦以前見于記載的全部可考地名，秦以后全部縣以上地名、一二級政區的界線；此外還有重要河流、湖泊、山嶺、海岸線、島嶼等自然地理實體，以及長城、關津、堡寨、谷道、陵墓、庭帳等人文地理實體。在編纂過程中，集合了全國歷史學、地理學、民族學、考古學、測繪學等研究領域的百余名學者參加編繪。集中體現了中國八十年代初的歷史地理研究成果，被視為建國以來社會科學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除了全國性的歷史地圖外，還有一些區域性的歷史地圖集，如《廣東歷史地圖集》（廣東省地圖出版社，1995年），史念海主編《西安歷史地圖集》（西安地圖出版社，1996年），侯仁之主編《北京歷史地圖集》（北京出版社，1997年），《武漢歷史地圖集》（中國地圖出版社，1998年），周振鶴主編《上海歷史地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山西省歷史地圖集》（地圖出版社，2000年），鄒愛蓮、霍啟昌主編《澳門歷史地圖精選》（華文出版社，2000年），《福建省歷史地圖集》（福建省地圖出版社，2004年），《天津城市歷史地圖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杭州歷史地圖集》（中國地圖出版社，2004年），《柳州歷史地圖集》（廣西美術出版社，2006年），侯仁之、岳升陽《北京宣南歷史地圖集》（學苑出版社，2009年）等。
專題性質的地圖集，主要有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所編《中國人民革命戰爭地圖選1927-1949》（地圖出版社，1981年），武月星主編《中國史地圖集1931-1945》（中國地圖出版社，1995年），郭毅生主編《歷史地圖集》（中國地圖出版社，1989年），王興科《歷史地圖》（中國地圖出版社，2001年），駱承烈主編《孔子歷史地圖集》（中國地圖出版社，2003年），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主編《中國戰爭史地圖集》（星球地圖出版社，2007年）等。[2]
世界歷史地圖，國內目前主要有張芝聯、劉學榮主編的《世界歷史地圖集》（中國地圖出版社，2002年），是反映世界歷史中的重大事件和政區疆域為主的綜合性參考地圖集，內容涵蓋了從人類文明起源至今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的發展變化，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國外較著名的有《泰晤士世界歷史地圖集》、《錢伯斯世界歷史地圖集》等。
二、歷史地圖資料的解讀
在對歷史地圖資料有了初步的了解和掌握之后，需要對其進行合理的解讀。歷史地圖大多是以歷史文獻資料為基礎繪制而成的，在繪制的理論、方法上與現代地圖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其所承載的地理要素與信息及其表示方式也有不同之處。在運用歷史地圖資料之前，需要充分了解歷史地圖產生的語言、時空背景、繪制方法等信息，在此基礎上才能正確的解讀其所承載的。由于大部分學生缺乏對古代地圖知識的了解，對于古地圖上的古文字、圖例信息也難以解讀，也需要從解讀古文、古今對比等方面予以加強。余定國認為，“為了了解古地圖，我們應該根據古代統治階級的信仰和價值觀去進行研究，而不要根據現代地圖學的概念去濫用這些古地圖”。
首先是地圖的方位的確定，現代地圖遵循的方位規律是“上北下南，左西右東”，但歷史地圖的方位呈現多元化特征。在識讀方向上，存在著“上北下南”、“上南下北”、“上東下西”、“上西下東”、“旋轉式”等五種表達方式。這與不同時期的人們對于方位的價值觀念變化有關，也與使用的便利程度有關。清學者俞正燮曾指出，“凡輿地懸圖宜以北為上，幾案展閱之圖宜以南為上”，反映的正是這種變化。從總體上來看，早期的地圖以南為上的情形較多。目前發現的宋代以前的幾幅早期地圖，方位多是以南為上。自經緯度制圖法得到運用以后，地圖的方位開始以“上北下南”居多。清代康熙年間，用經緯度法完成了一部全國實測地圖集《皇輿全覽圖》，以通過北京的子午線為中央經線，緯線與中央經線垂直，以北為正方位。清末編纂《大清會典輿圖》時，明確將地圖的方位規定“上北下南，左西右東”寫入其章程，并一直影響至今。[3]
其次是圖例與比例尺，中國古代的地圖，在繪制方法上，主要分為形象畫法地圖和畫方地圖兩種，其中的形象畫法地圖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于中國古代的山水畫。其中的圖例，與今天的地圖圖例存在較大差別，如河流圖例有單曲線表示法、雙曲線表示法（其中又分為有無水波紋兩種）、虛線表示法等，橋梁圖例有寫景、寫意、文字描述三種方式。這些圖例表示方法，雖然較為形象直觀，但沒有嚴格的使用標準，也呈現出“圖畫不分”的效果。
在比例尺上，由于比較缺乏實際測量，雖然采取了“計里畫方”的繪圖方法，但一般的來說，多數地圖的比例尺較小，精確度也較低，如宋代的《禹跡圖》比例尺約為1：500萬，馬王堆漢墓《地形圖》中心部分的比例約為1：18萬。此外由于沒有考慮地球曲面在平面地圖上的投影與變形因素，也缺少等高線來表示地形差異，使得這些地圖的精確度有限，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只能稱之為示意圖。
此外還應當重視古今地名的變化。地名是確定時間、空間的重要指標，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許多地名如城市、山脈、河流、湖泊等名稱，發生過巨大的變化。在觀察歷史地圖的時候，必須弄清古今地名的變化情況。歷史地圖有“古墨今朱”的傳統，體現了對地名變化的重視。因此，要對歷史地圖進行全面、正確的解讀時，需要綜合地圖所產生的時代、空間、人物等諸多因素，結合大事年表、專題年表、階段年表、綜合年表等，將各種歷史、地理現象間的縱向的時間關系與橫向的空間關系相關聯系，理清其變化脈絡。
三、歷史地圖資料的運用
對歷史地圖進行研究時，可以綜合運用宏觀與微觀、靜態與動態、定性與定量等方法，將構圖與文字表述、地圖與表格相結合和古今組圖對比等手段，實現對歷史地圖資料的合理利用。事實證明，歷史地圖資料的運用不僅具有學術理論價值，也具有極強的現實應用價值。
如北京的城市中軸線。北京古城是根據《周禮?考工記》的規劃思想建設起來的，“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其城市總體布局以宮城為中心的向心式格局，形成了自永定門到鐘樓長7.8公里的城市中軸線。在城市布局上成為世界上最輝煌的城市之一。軸線上建筑從南往北依次為，永定門-天橋-正陽門-天安門-端門-午門-三大殿-神武門-地安門-鼓樓和鐘樓。其兩側有天壇-先農壇、東便門-西便門、崇文門-宣武門、太廟-社稷壇、東華門─西華門、東直門─西直門、安定門─德勝門以中軸線為軸對稱分布。中國著名建筑大師梁思成先生指出：“北京的獨有的壯美秩序就由這條中軸線的建立而產生。”[4]
解放后北京的城市發展，采取以老城為中心的“同心圓”模式，基本格局沒有大的變化。為迎接1990年亞運和2008年北京奧運會，先后建設的北辰路、亞運村、奧體中心等，成為北京中軸線向北的延伸，“水立方”、“ 鳥巢”等著名建筑，也都處在這條中軸線上。透過對北京城市結構及其中軸線相關地圖的解讀，能夠對北京的城市歷史與發展歷史獲得更加清晰的認識，也能對北京今后的城市空間格局與發展方向了然于胸。
又如長城。在自然地理上，長城的走向與400毫米降水線基本重合，這個現象具有深刻的意義。長城成為農耕與游牧兩大生產方式的分界線，在長城以北的草原地區，先后有匈奴、鮮卑、突厥、契丹、蒙古等少數民族，逐水草而居，善于騎射，屬游牧文明。長城以南地區則是以漢族為主的農耕文明地區，這種地域分異以及由此產生的生產、生活方式差異，使雙方存在著天然矛盾。作為人為分界線的長城應運而生，并對中國的歷史產生了重大影響。但縱觀歷史，長城并沒有分割游牧文明與農耕文明的交融歷程，兩大文明互相影響，互相融合，最終形成了偉大的中華民族與中華文明。[5]
顯然，歷史地圖資料的合理利用，能夠發揮較強的理論價值和現實價值。隨著信息系統的不斷發展與應用，在歷史地圖的解讀與運用上，可以探索的新途徑也越來越廣泛。在地理學、地圖學中廣泛應用的“3S”（RS、GPS、GIS）技術也為歷史地圖的運用提供了便利，隨著如“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CHGIS）、谷歌地球（Google Earth）等成果的涌現，歷史地圖資料在歷史地理教學與研究中的作用也將更加凸顯。
參考文獻：
[1].盧良志：《中國地圖學史》，測繪出版社，1984年。
[2].李零：《古代地圖的方向》，《九州》第2輯，商務印書館，1999年。
一、地名知識應用的意義
1.擴大學生視野，傳承歷史文化
馮驥才先生在《 地名的意義 》一文中說過，“地名決不僅僅是一個稱呼，一個特定地域的名稱”，“地名是一個地域文化的載體，一種特定文化的象征，一種牽動鄉土情懷的稱謂”。[2] 例如學習江河變遷的內容，介紹黃河時可以聯系古代的治水文化；介紹微山湖時可以補充微子在此隱居的故事；介紹洞庭湖時可以例舉名人騷客對其風光的贊美之詞……通過地名文化的挖掘，不僅擴大了學生的視野，也促進了歷史文化的傳承和發展。
2.活躍課堂氣氛，提高學生興趣
地名的由來、發展變化本身是豐富多彩的，其背后更有豐富的文化內涵等待我們去發掘。例如學習交通變遷內容時可提問“陽關大道”的走向和形成時期，學習海岸線變遷時可介紹連云港花果山的成陸過程和原因，學習沙漠變遷時可分析樓蘭古城興衰的原因，學習江河變遷時可介紹“水下龐貝”泗州古城被淹沒的原因和過程……通過地名知識的引入、學習和探究，既活躍了課堂氣氛，又激發了學生的興趣和熱情。
3.便于學生記憶，促進掌握和理解運用
地名的形成、發展變化是歷史時期地理環境發展演變的縮影，通過地名知識的滲透與應用，有利于學生對歷史地理知識的掌握和理解。例如通過函谷關、潼關等地名的由來幫助學生理解這些雄關險要的地勢，為歷史軍事地理的學習提供了便利；通過某一省級行政區名稱的演變可以幫助學生學習行政區劃變遷的知識；通過歷史地名的古今對照以及地圖定位，有助于學生對歷史地名的記憶和相關知識的理解。
4.培養思維能力，增強探究意識
歷史地理教學中通過對地名起源、變化、內涵等知識的滲透，可以開發學生的智力，培養思維能力，增強學生的探究意識。例如學習沙漠變遷內容時，我舉了一個例子，位于我國內蒙古、吉林和遼寧三省（區）交界處的科爾沁地區，清代初年這里稱為科爾沁草原，而今天的地圖上卻標注為科爾沁沙地。通過這一地名名稱的變化，引導學生去分析、探究科爾沁地區地理環境的變遷過程和原因，為今天治理荒漠化提供幫助。
5.理解人地關系，提高環保意識
地名可以折射出一個地區地理環境及人地關系的演變過程。例如汾河上游村鎮古代以水、植被、動物命名的較多，說明古代這里是水草豐茂、動物經常活動的地方。然而今天，汾河上游干流及其支流的流量，已遠不及文獻所記載和地名反映的規模，森林植被甚至面目全非了。這些古今都在使用的地名，成為了汾河上游環境變遷的忠實記錄。[3] 據分析，人類活動的干擾和破壞是該地環境變遷的主要原因，這為我們正確理解人地關系，提高環保意識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范例。
二、地名知識應用的途徑
1.挖掘地名知識，豐富教學內容
地名中蘊含著豐富的歷史、地理和文化信息，是歷史地理教學重要的資料來源。因此教師要善于挖掘地名知識并適時融入教學內容，既拓寬了學生的知識面，又激發了其學習的興趣。例如學習交通變遷時，可以借助“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成語故事，介紹陳倉道、子午道等穿越秦嶺古道的基本情況；學習行政區劃變遷時，可以介紹關中、三晉、巴蜀、嶺南等地域在詩歌等文學作品中出現的情況和相關故事；學習江河變遷時，可以向學生介紹泗水、荊江、梁山泊、云夢澤等河湖的前世今生；學習人口變遷時，可以向學生介紹與山西洪洞、貴州屯堡、廣東河源等地相關的移民事件。
2.了解地名由來，重現歷史情境
地名的獲得，往往是得名時該地區地理環境的直接反映。因此了解地名的由來，可以重現“此時此地”自然環境或社會經濟活動的真實情境。例如河南省是古“九州”之一豫州所在地，“豫”字就是一個人牽了大象的標記，這清楚地表明河南省所在的黃河流域在歷史早期，氣候要比現在濕熱，有著亞洲象的廣泛分布，由此可以引入氣候變遷內容的學習。再如通過清初分江南省為江蘇、安徽兩省，江蘇以兩江總督駐所江寧府（今南京）和巡撫駐所蘇州府首字得名的這段歷史的介紹，為我國行政區劃變遷內容的學習做好了鋪墊。
3.追蹤古老地名，探析消失原因
歷史時期曾經出現和使用過的一些地名，由于地理實體今天已經消失，因此成為了活的“化石”。通過對古老地名消失原因和過程的探析，可以復原和重現歷史時期的地理環境及其演變和發展。例如淮河北岸的支流泗水歷史上非常有名，“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孔子曾在此抒發感慨；秦始皇曾派人到泗水撈鼎；漢高祖劉邦由泗水亭長而發跡；“回首彭城，清泗與淮通”，坡借此表達惜別徐州之情……然而今天泗水已經湮沒，泗水的消失正是南宋初年至1855年6月黃河700余年侵泗奪淮入海的結果，通過泗水消失的探析，學生對歷史時期黃河改道造成的影響及淮河水系的變遷知識有了基本的了解。
4.古今地名對照，實現時空融合
歷史地理學習過程中需要接觸到大量的歷史地名，如果僅僅是機械記憶而不能把它們與今天的地理實體（或曾經存在地區）進行古今對照，歷史地理的學習就成為了“空中樓閣”。例如云夢澤在長江荊江河段以北，震澤即今天的太湖，“萬里長沙”即今天的南沙群島，東京汴梁即今天的河南省開封市，獅子國即今天的斯里蘭卡……如果我們不了解地名的古今對照，就無法開展對荊江河段的演變、東南海疆的變遷、汴梁古都的興衰、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等內容的學習。因此教學中必須重視歷史地名對照表或歷史地名辭典的使用，落實古今地名的對應關系，并在地圖上進行準確定位，從而實現時間和空間的融合。
5.地名變與不變，折射環境變遷
一個地區自然環境和社會經濟環境的改變，在地名上也會有所反映。例如海河的支流永定河，其在一千多年前叫清泉河，金時改稱盧溝河，到了元代就開始叫做渾河或小黃河了。清初加筑石景山以下的東岸石堤之后，才命名為永定河。[4] 永定河名稱的改變折射了其上游地區植被遭受破壞的狀況。當然，有的地區雖然環境發生了變遷，但是地名卻由于各種原因依然保留了下來，出現了名不副實的情況。例如武漢三鎮之一的漢陽（今武漢市漢陽區）并不在漢水的北岸，而在漢水的南岸，按照“水北為陰”的命名原則應該稱為“漢陰”才名副其實。這并非當初命名有誤，而是歷史上漢水改道的緣故。[5]
6.分析時空變動，了解歷史進程
歷史上曾經出現的一些地名，直至今天依然保存了下來，但是其所指方位、范圍在不同歷史時期卻不盡相同。例如“九州”之中的徐州、揚州、荊州等，今天成為了一些城市的市名，其所指地域與歷史時期相比已經大為縮小；“關東”原指函谷關或潼關以東的地區，包括現在的河南、河北、山東一帶。到了明清時期，改稱山海關以外的東北地區為“關東”……通過對歷史地名方位、范圍時空變動的分析，可以幫助學生了解社會發展的進程。
總之，地名知識的應用有利于歷史地理知識的教與學，有利于“盡全時空”與“人地互動”的歷史地理觀念的培養。教師應該平時自覺地去留意、發掘地名知識并應用于教學中，使歷史地理知識的教學更加通俗易懂，更加生動有趣。
【注：本項目得到江蘇師范大學教育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基礎教育改革與實踐科研項目基金資助，本文是項目的研究成果。】
（作者單位：徐州市第二中學，江蘇 徐州，221000）
參考文獻：
[1]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地理學名詞2006（第二版）[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
[2]馮驥才.地名的意義[N].人民日報，2001-11- 13（12）.
中圖分類號：G6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7661（2012）09-209-01
歷史地理學是研究歷史時期地理現象分布、變遷及其發生、發展規律的科學。是研究歷史時期地理環境演變及其規律的科學。不同時代，社會發展所處的地理條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生產力發展的水平。許多重大歷史事件所處的地理場所賦予歷史過程，具體的空間位置.明確了歷史事件的某些地理特點，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影響歷史事件的發展進程。
歷史地理知識在歷史教學中充當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有利于了解歷史常識
在拿破侖遠征沙俄這一歷史事件中，就提出了拿破侖的進軍受到了俄羅斯寒冷天氣的阻礙，最終導致遠征失敗。把當時地理自然環境作為一個重要因素來強調。這是歷史地理知識在歷史教學中的典型應用。
在識圖定位方面，現在習慣上是上北下南，左西右東。我們這個識圖標準是面對地圖而定的。而古人往往是背對圖，也就是與圖是一具面向來定位的，是上北下南左東右西。根據這種情況，一般來說，我們在接觸一些地名時就可判斷出它的大致方位。如遼左是在遼河以東，隴右是在隴山以西。而不懂得這個道理，就容易鬧誤會，歷史記載與實際方位對不上號。還有有關百家姓的知識，有些地名的沿革等歷史地理內容都是必要的歷史常識。
二、有利于認識社會發展規律，更深刻地理解我國古代的歷史和文化
中國古代的經濟重心在北方，后來才轉移到南方的，這和南方優越的地理環境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地理環境是人類生存的必要條件之一，對人類社會發展有著加速基延緩的作用。特別是在古代生產力極端低下，人們利用、改造自然能力很差的情況下，地理條件對社會發展的作用就更大。甚至起決定性作用，我們要認識中國歷史發展的原因、規律、特點等，就不可不了解歷史地理條件。
比如，古代中國是一個以農業立國的國家，這主要是由于在這個大地上橫貫長江，黃河等大水系，而且平原廣大，土壤肥沃，降水量豐富，很適合于農業種植，因此使古代中國具有發達的農業經濟。而這種農業經濟又對幾千年的中華民族的繁衍，民族的性格，心理及傳統的形成演變，帶來十分深遠的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不是人力所能選擇的。地理環境的變化在某些地區，某些時期也直接影響了人類社會。如河西走廊的西部曾是我國歷史上發達的地區之一，著名的絲綢之路從這通過，擁有發達的農業，人中也較稠密，但4世紀以后，這里的城市逐漸被沙漠吞噬，被迫廢棄，今天早己是沙漠區了。
三、有利于了解中國這一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發展的過程
初中歷史課中的歷史地理知識的滲透教學則能激發學生“江山如此多嬌”的思想感情。如在講到民族政權并立時代時要使學生了解：歷史上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每一個成員，在祖國土地上勞動生息。他們所建立的疆域和政區，都是中國歷史上疆域政區的一部分。秦朝己形成包括今天大半個中國范圍的多民族的統一國家。以后以漢、隋、唐、宋、元，明歷代開拓和發展，到清朝前期己形成西跨蔥嶺，西北到巴爾喀什湖北岸，北接西伯利亞，東臨太平洋的多民族大國。這一切必將進一步激發我們的民族自豪感。
四、歷史地圖有利于對歷史知識的學習和鞏固
在歷史課上，經常會提醒學生左圖右書，學習歷史離不開地圖。歷史地圖具有簡單明了，形象直觀的特點，以其獨特的方式揭示了歷史事件的空間范圍，提供了比文字更為醒目鮮明的概念，對于學習，掌握歷史知識，以及形成科學，完整的歷史概念具有極大的幫助。比如在學習五代十國民族政權并立的時代時，政權林立，紛繁復雜，是教學中難以講授的內容，也是學生理解，記憶的難點。因此必須利用歷史地圖，把語言文字的描述和形象直觀的地圖有機地結合起來，使學生看到每個政權所處的地理位置，建立起明確的空間概念，便于他們了解各政權的強弱，戰合關系及更迭情況。
在中學階段，我們常常把歷史、地理并稱為“史地”，大多數學校的教研組也都把歷史教師與地理教師歸為一組。在大學里，歷史專業里往往有個歷史地理學。由此可見，史地并不分家，兩者有著緊密的聯系。
地理在中學階段是一門綜合性很強的學科，它融自然學科與社會學科于一體，所以，如果地理教師在講課中能融會貫通，旁征博引，以地理教學內容為主導，給同學們引人適當的歷史知識，有意穿插一些有意思的歷史故事，不但能培養學生對地理知識的興趣，深化教學內容，更使得一堂課變得生動有趣，內容深刻。
想要達到以上目標，教師起碼在以下幾個方面需要做到認真細致:
(1)備課。在遇到教學內容需要用歷史知識補充時，課前一定要查閱資料，找出史實。同時要注意如何將找到的史實與地理教學內容有機地融合在一起。不然在講課時，你會發現史實與教學內容是“兩張皮”，變成一個“四不像”，這樣反倒變得事倍功半了。
例如在講中國地理的首都北京的時候，最開始會用北京的曾用名引人這一課，以加深學生對北京城悠久歷史的體會，實際上這是一個很自然的融合。我可以告訴同學們北京城在西周稱薊城，再給他們解釋“薊”字的含義:它是一種開花的草本植物。也就是說，當西周的鎬京雄霸一時的時候，薊也不過是一個開滿野花的小鎮而已。隨著歷史的推移，薊成為燕國的國都，以后成為金、元、明、清各朝代的首都，這其中有時間的話又可穿插燕王朱棣修建北京城的一段史實以提高學生的興趣。所以這樣看來，在地理課堂上引用歷史內容十分必要。接下來在講述北京城的變遷及規劃時，又要提到古代城市規劃的相關內容。因為西安作為十三朝古都，與北京有很大的相似點，所以可將西安與北京對比著講，例如可適當告訴學生當時隋長安城選址與規劃等，這樣可使學生進一步了解北京城為什么會如此建造，歷史上幾次大變遷的主要原因又是什么。
(2)情境式教學。關于情境式教學相信不用解釋大家也已經非常清楚了，但實際上，把學習看成是情境化的活動，這種觀點的核心特征是一個我們稱為合法理的周邊參與過程(或叫“合法的邊緣學習”)。在這個過程中，學習者無可避免要加人由其他成員組成的社群，這些新加人者如果要掌握所屬社群的知識，便要逐步全面參與到活動當中去，而對于地理教學來說，教師的語言刺激是激發學生討論的重要環節，而穿插的歷史知識往往會引起學生的激烈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