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問題論文匯總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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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論文關于當前中國經濟問題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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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奧運經濟概念的界定

奧運經濟概念的提出是隨著國際奧委會對奧運會的商業運作開始的。所謂奧運經濟，就是為滿足舉辦奧運會的相關需要或利用奧運會創造的商機而進行的一系列經濟活動對主辦國或舉辦城市產業直接或間接的巨大誘發效益的總稱。從廣義的角度講，奧運經濟就是在奧林匹克精神指導下，以城市發展戰略和遠景規劃為基礎，圍繞奧林匹克運動會的設施和配套工程建設與營運、奧運無形資產經營、奧運廣告活動（包括企業產品和服務推銷、企業知名度推銷、奧運設施與活動的冠名等）等，以奧運為支撐點引發的一切產業經濟現象和效益的總稱。奧運經濟的核心是體育的發展，受到政治、經濟、文化、自然環境,以及國民性的影響與制約，不同社會文化背景形成了東西方體育文化的巨大差異。

二、奧運經濟帶來的發展機遇

北京申奧的成功，給中國經濟帶來了無限的商機，以體育為核心的奧運經濟更為中國體育產業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這種推動作用并不會唾手可得的，并且機遇和挑戰并存。體育產業回報豐厚，進入壁壘又極低。入世后籌辦奧運，西方國家將加快速度對中國體育市場“搶灘登陸”，我國體育產業同時將面臨更為直接的挑戰，只有認真研究市場經濟條件下適合我國國情的體育產業發展規律，抓住奧運經濟契機，找出其中所蘊涵的無限商機和巨大風險，制定我國體育產業的發展良策，才能使奧運經濟對我國體育產業發展帶來的機遇能最大化地變成現實。

三、奧運經濟給我國體育產業發展帶來的挑戰

1.體育產品生產企業面臨更為殘酷的優勝汰劣。目前我國的體育產品生產企業大多屬于中小企業，生產集中度低、資本運作差、生產規模小，其規模經濟水平與國際水平相比有很大的差距，許多大型的國際體育產品生產公司以其資產優勢（包括經營資本、經營技術、品牌聲譽）、內部化優勢（全球經營網絡）和管理優勢使其在從事國際業務方面有極強的競爭力。入世后承辦奧運，國外更多的跨國公司看中奧運商機，會更迅速、更大規模地進軍中國體育市場，在非價格競爭方面不能取勝的情況下，為了努力保持原有的市場份額，我國體育產品生產企業無疑會選擇降低價格的手段，這無疑會削弱企業的利潤，迫使國內那些嚴重重復建設的企業和產品自動進行清理，一些管理差、規模小的企業及質次價高的產品會更快地被市場淘汰，從而造成大量現有職工的失業。

2.體育服務市場的挑戰。我國體育服務市場的發育水平較為低下，而發達國家的體育服務業無論在經營項目的選擇上，還是在服務質量、營銷策略、市場管理方面均已形成了系統、成熟的體系。在大量引進外資的同時，外方高級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將自由進入我國的健身娛樂市場，搶占該領域的就業位置；隨著體育競賽表演市場的開放，國外許多高水平的運動員將大量來中國“打工”，也使得我國大量需要鍛煉的、有潛力的體育后備人才失去鍛煉的機會；而體育經紀業和體育金融保險業等在我國才剛剛起步，從業人員的專業素質根本無法與發達國家的專業人員相比，國外成熟的中介服務力量將趁機長驅直入，成為該領域市場的主導力量。

四、面對奧運經濟，制定我國體育產業的發展對策

1.保持體育產業各部分之間平衡發展。任何一個行業，只有發展核心產業，才能帶動中介產業和產業的真正繁榮。體育產業作為我國的新興產業，根據世貿組織條款規定，有5年～10年的保護期，從我國現階段情況看，體育健身娛樂業和體育競賽表演業作為我國體育產業的核心產業已具備了條件。在保護期內，國家應在提供信貸、稅收、土地使用、技術力量配備、市場保證方面給予一定程度的優惠，有意識地引導健身娛樂業和競賽表演業快速成長，從而帶動其他相關產業健康、有序地發展。

2.優化營銷策略提高體育產品的科技含量。我國體育產品生產企業同國際體育產品公司相比,在資金、規模方面明顯處于劣勢。因此要提高產品的科技含量,優化營銷策略提高體育產品的科技含量,是提高體育產品國際競爭力的重要途徑。我國體育產品的開發和研制能力還較差，體育產品行業必須同其他科研部門積極合作,共同研制、開發高科技新產品,使產品盡量符合“以人為本”的世界先進理念。奧運會所特有的高認知度和廣告接受度,使其擁有巨大的無形資產。我國具有一定實力的體育用品企業,應緊緊抓住奧運東道主的優勢，通過贊助中國奧委會、贊助名牌運動員、舉行一系列的產品展示、購買場廣告等各種渠道，將優秀的產品展示在公眾面前，讓全世界有機會了解并接受我們的名牌。

3.加強對體育產業管理人員的培養。長期以來，我國體育人才的培養一直是按計劃經濟的模式來培養的，體育管理人才嚴重匱乏，致使目前我國體育市場的運行和管理極為混亂。國家要加大力度對體育專門人才的培養，特別針對我國體育服務市場管理人員嚴重匱乏的情況，應通過定期舉辦培訓班、體育學院專門學習等一系列渠道進行培養，并對從業人員的考核、資格認定等有明確的規定。

4.激發居民的體育消費需求，促進我國體育產業的發展。體育消費是體育產業存在的前提和發展的動力，它的發展速度和規模直接決定了體育市場和體育產業的發展速度和規?！，F階段，在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同時，應積極引導居民的體育消費，一方面，通過媒體的宣傳和輿論導向，改變人們固有的傳統觀念，使人們充分認識到體育健身活動的重要性，讓人們樹立科學的體育消費觀;另一方面，對體育消費進行合理的定位，徹底根除我國體育產品“高檔次、高層次”需求的錯誤定位，走出消費誤區，從而激發居民的體育消費需求，促進我國體育產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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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意義上的國際經濟學是在傳統的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作為一門系統的和獨立的理論，它的出現大約在本世紀40年代， 即以凱恩斯為代表的新古典主義學派興起后不久，幾十年來，國際經濟學研究吸引了西方許多經濟學者的注意力并不斷得以發展，新的方法和學說層出不窮。國際經濟學的一般理論包括國際貿易理論和政策、國際金融理論和國家貨幣政等。 一、金融自由化的風險。 金融全球化的本質是金融資本的全球高速流動以尋求最大利潤。巨額資本的快速流動增加了金融系統的潛在不穩定和不確定因素。發展中國家金融市場不健全、具體制度不完善、缺乏有效的監督管理機制，產生金融危機的誘因可以說無處不存，無時不在。主要是因為： 1.短期資本的大進大出，國際游資頻繁在各國外匯、股票市場流動，具有投資、投機兩重性。短期資本的大量涌入造成了經濟結構性失衡，形成“泡沫經濟”，一旦出現逆差或貨幣貶值，資金便迅速抽逃，導致國際信用危機。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便是典型例子。據IM F估計，國際短期游資多達7.2 萬億美元，約占世界總額的20%。其投機性、流動性和逐利性構成了對發展中國家金融經濟安全的嚴重威脅。

2.作為資本流動載體的金融衍生工具的最大特點便是其“杠桿效應”，能以較少“定金”買賣幾十倍乃至上百倍于定金合約金額的金融產品，如遠期合同、期貨、期權和互換等，形成以證券料匯、利率和商品行情的信息預期為客體的金融衍生資本。一家金融機構的少量交易即可牽動整個國家經濟甚至整個國際金融市場，金融鏈條上的任何環節出問題都可能使整個金融系統遭到毀滅性打擊。 3.“對沖基金”規模不大，但借貸能力特別強，能夠迅速籌集資金投放市場。一批基金聯手再加上眾多世界級銀行財團的支持及其在國際組織、各國政府中的強大游說能力，足以將任何一個市場置于危機之中。 [中 華 勵 志 網 Www.ZHLzw.Com] 二、 國際經濟體系中的美元霸權霸權。 雖然從理論上說，國際美元本位像任何關鍵貨幣一樣，對于提高國際交換效率和降低國際交易成本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然而，后布雷頓森林會議體系中，作為國際本位貨幣的美元畢竟只是由美國政府法令強制使用的一種純粹的、完全不兌現紙幣，它的“生產”完全受到美國國家機器的控制，它所服從的完全是美國政府的政策制訂者所愿意奉行的任何國內規則。所以美國不會，也沒有義務把別的國家的利益置于美國的國家利益之上。 三、 貨幣一體化理論。 貨幣一體化就是各成員國聯合起來，結成固定的匯率，執行共同的貨幣政策。西方學者對不同層次的貨幣一體化進行了劃分：(1)匯率同盟。(2)假匯率同盟。(3)貨幣一體化。(4)貨幣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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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發展與完善，物質文明極大豐富，為體育運動事業發展提供了強大的經濟支撐力。在競技體育運動事業快速推進的同時，中國競技體育運動道德領域出現了諸多不和諧的因素，如斗毆、吸毒、服用興奮劑、黑哨等事件時有出現。如何推動中國競技體育運動事業快速、健康、和諧發展，成為學術界的研究焦點。本文認為鍛造中國競技體育運動的風骨，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競技體育運動精神，需要從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確認識和批判性繼承入手，以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塑造中國競技體育運動之魂。

1.競技體育運動對中國傳統體育道德的吸收和借鑒

隨著競技體育運動逐漸國際化、市場化，物質文明對其影響日漸明顯，而競技體育運動蘊含的風骨卻被相對忽視。雖然中國競技體育運動競技水平提高了，競技運動員的競技實力增強了，但中華競技體育運動獨特的民族精神和魅力卻未能同步提升，這需要我們進一步加強對傳統體育道德的學習。

1.1“射”――競技體育運動與儒家禮樂文化的結合。

西周的“射禮”是我國競技體育“舉國體制”的文化源頭。［1］“射”作為中國競技體育運動的最早形式，與“禮”、“樂”、“御”、“書”、“數”并列，共同組成了中國傳統教育體制“六藝”?！吧洹奔扔兄w育運動的競爭性，也是西周禮樂文化的一種表現形式。“射禮有序賓之賢，詢眾擇善之義，是可以明善惡也”，從這一角度而言，我國競技體育運動從誕生之初時便與中國傳統儒家禮樂文化緊密結合，它既要展示出卓越精準的技藝，更要宣揚道德教化。從“射禮”的舉辦者、舉辦目的、舉辦形式及效果來看，“射禮”具有極強的權威性、普遍性、規范性和政治功用性?！吧洹奔仁且豁楏w育娛樂活動，更是具有鮮明政治性和教化性的社會文化活動?？梢哉f，“射禮”是我國古代社會集政治、教育、文化、體育等諸方面因素于一體的競技體育運動形式。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競技體育運動既是體育運動，同時也應該為一個國家的文化傳承和道德教化服務，這也正是目前我國競技體育運動發展所應當注意的問題?！案偧俭w育是隨著人類文化的進步而發展起來的一種特殊的、禮儀化的戰爭”。在競技體育向國際化、科學化、高水平化的方向迅猛發展的同時，我們應該進一步加強中國競技體育運動與中國民族文化的結合。

1.2“淡泊寧靜”――競技體育運動精神對道家思想的繼承。

競技體育運動以其競技特點為大眾所喜愛，然而競技道路是永無止境的，競技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促進運動能力與水平的不斷進步，勝者只是一時之勝者，對勝利的追求和努力才是永恒的。老子很早便指出：“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為上，辱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為我有身，及我無身，吾有何患！”因此，保持“恬淡為上，勝而不美”的競技心態，對待比賽結果“寵辱不驚”便是競技體育運動參與者需要學會的課題。以一顆淡泊寧靜之心投入到熱烈的競技氛圍中，“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2］如果每一位競技運動的組織者、參與者和運動員都能保持此種心態，則諸如黑哨、興奮劑、斗毆等現象便能從根本上杜絕，競技體育運動的風氣便可為之一變。

1.3“峻法”、“嚴刑”――競技體育運動對法家思想的繼承。

韓非子曾說：“峻法，所以禁過外私也；嚴刑，所以逐令懲下也。威不貳錯，制不共門。威、制共，則眾邪彰矣；法不信，則君行危矣；刑不斷，則邪不勝矣?！本▏佬淌潜ＷC國家社會安定的必要武器，同樣，峻法嚴刑也是維護競技體育運動秩序的必要手段。從法制規范的角度明確競技體育運動行為的獎懲準則，對促使競技體育運動各類人員“以規矩為度”有著重要作用?？梢哉f，在完善的競技體育法制規范下，完全可以達到“法之所加，智者弗敢辭，勇者弗敢爭”的效果。

因此，中國競技體育運動的健康發展需要汲取中國傳統思想的精髓之處，尤其要學習儒、道、法家思想之長足，在注重提高競技體育運動水平的同時，促使競技體育為社會和諧、思想發展及群眾教育服務，使人們在淡泊寧靜的平和心態下，不斷致力于競技體育運動規范的完善，推進競技體育運動健康發展、科學發展。

2.競技體育運動精神與中國傳統價值觀的悖離之處

中國傳統體育道德作為中國傳統道德的一部分，是封建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和體育實踐活動的客觀反映。因此，它既受到封建社會社會關系，尤其是經濟關系的制約，也受到中國儒、道、法家思想觀念的影響，同時還被深深打上了封建統治階級體育道德觀的烙印。全面認識中國傳統體育道德是我們批判性繼承的前提。

2.1私有制社會經濟關系決定了傳統體育道德的性質具有狹隘性。

“正確理解的利益是整個道德的基礎”。道德最深層的本質是以經濟關系為基礎的利益關系，因此，傳統競技體育運動在本質上是為私有制社會服務的。這體現在傳統競技體育為統治階級穩固統治，為其遴選才士，助其娛樂等方面，具有鮮明的階級性。而現代競技體育運動的目的在于鍛造奮勇拼搏的競技精神，形成良好社會氛圍，促進社會和諧健康發展。不同的社會經濟關系決定了二者在本質上存有明顯區別。

2.2競技體育運動精神與中國封建傳統價值觀取向存在本質區別。

“封建文化從本質上講是和競技體育所提倡的價值觀念背道而馳的，是壓抑競技體育發展的，這是封建社會的專制統治和人才觀念所決定的”。［3］中國封建社會對競技體育的抑制并非偶然，其主要原因是：（1）在以農業經濟為主的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中，生產力發展緩慢，社會生活內容較為單調，諸如“射”、“御”之類的競技行為被提高到禮教的高度，其形式代表的意義等同甚至超過了競技結果和能力，對形式的過分重視限制了競技能力的提高。（2）中國傳統思想主張禮讓、和諧、輕利和內斂，注重約束自身的欲望，“克己服禮”，這種思想意識使得人們在潛意識中抵制競爭，這使競技體育沒有適合發展的空間。（3）競技體育需要平等公正原則作為思想基礎，而中國的封建社會實行人治，缺乏民主意識，這使競技體育缺乏必要的思想根基。（4）從競技體育運動的前身――“游戲”的角度來看，封建社會國民較為輕視游戲，深恐“喪志”，游戲時不夠投入，這也使競技體育活動的發展深受限制。

了解了上述這些因素，我們便可對中國古代傳統競技體育喪失競技活力，直至趨于湮沒的原因有較為清晰的認識，從而致力于使當代中國民眾正確對待中國傳統競技體育道德與文化。

3.正確處理競技體育運動發展與傳統競技體育道德的關系

中國競技體育運動與社會、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有著不可分割性，同時它又具有自身發展的獨特性，因此中國現代競技體育運動道德既要反映出我國的民族特點、時代特點，還必須符合競技體育道德發展的客觀規律。

3.1“淡泊無欲”、“重義輕利”的品格是保證競技體育公平競爭性的前提。

公平競爭是競技體育的靈魂，愈是競爭激烈的項目愈是需要運動員、教練員、裁判員等競技體育工作人員具有平和、坦率、謙遜、超然于物外的心態與素養，以抵制橫流物欲的誘惑。倘若沒有“富貴不能，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的精神，很難自始至終保持公平公正的信念。這需要從中國傳統文化精髓中汲取養分，尋求精神力量。

3.2禮讓、仁德是競技體育和諧發展的精神保證。

競技體育需要競爭，更需要和諧。體育運動對人的社會化起到了積極作用，這一作用在競技體育上得到了極好的體現。在競技發展的過程中，人們的社交能力與身體素質、運動能力一同得到了鍛煉。處理好競爭好勝心與平和心關系、個人與他人關系，需要我們發揚禮讓為先、仁德揚道的優良傳統。此時，禮讓與仁德是調劑這一心態的良藥。只有每一位競技體育工作人員，以及欣賞競技體育的觀眾具有禮讓和仁德之心，競技體育的競技魅力才能更加凸顯，競技體育才能走上一條健康、和諧的發展道路。競技體育的社會教育價值需要被人們所重視，這尤其對于提高青少年的全面素質具有重要意義。

3.3以傳統文化的知識智慧為養料，提高競技體育的水平。

競技體育并不是一項單純的體能展示，它更是智力的較量，競技者只有擁有高超的智慧才能獲得勝利。我們的傳統文化中包含最大量的智慧，它們可以也應該成為競技體育的智慧養料，田忌賽馬的故事便向我們充分展示了智慧的重要性。

綜上所述，21世紀的競技體育事業正在高速發展，與此同時，競技體育道德建設亟待加強。為使我國的競技體育具有自己的個性特點，我們需要從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中汲取精神養料，通過加強競技體育運動的德、智、美等方面的建設，使我國的競技體育具有中華民族獨特的傳統美、民族美與時代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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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我國環境破壞已經危機到外貿及整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環境貿易壁壘極大的影響著我國的外貿出口，如何跨越國際貿易領域中環境貿易壁壘這個障礙，確保我國外貿持續、穩定發展，須探討有效的對策和措施，減少以環保為借口的環境貿易壁壘所帶來的影響。

2國際貿易中的環保問題。

許多國際組織及社會團體發起了國際性環保運動，制定了各種規章、制度、標準，成立了相關的非政府組織來推動國際范圍內的環保。

國際上對國際貿易中的環境問題最初是在關貿總協定時達成的決議，全球各國不同的環境標準存在的區域差異性導致了環境與貿易間的矛盾。環境與貿易矛盾在社會分工產生與交換活動伊始便存在，表現為具有增長機制的貿易活動對自然資源需求的無限性和具有穩定性機制的生態環境對資源供給的有限性之間的矛盾，且在國際貿易活動的強化和環境與資源問題的惡化中被激化起來。各國為環保執行的限制或禁止出口的環境貿易措施直接影響國際貿易的正常發展，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影響更甚。

3環境貿易壁壘。

3.1產生背景。

近年來，出于對生態環境的重視，各國政府進行環境立法，實施環保措施，倡導綠色消費，制定了分門別類的環境貿易壁壘，特別是發達國家出臺了一系列環境綠色法規法律，使得環境貿易壁壘在國際貿易中開始發揮其作用。

環境貿易壁壘作為一種新型的非關稅壁壘形成于20世紀80年代后期，最典型的是1991年美國禁止進口墨西哥的金槍魚及其制品，其理由是為了保護海豚的生存。自此后許多國家開始仿效。

3.2概念及特征。

環境貿易壁壘又稱綠色壁壘，是一種新的非關稅貿易壁壘，是國際貿易中某些國家借保護有限資源、環境和人類健康所制定的一系列苛刻的、高于國際公認或絕大多數國家的環保標準，限制或禁止外國商品的進口，以達到貿易保護目的。

環境貿易壁壘具有如下特征：(1)表現內容的合理性和表現形式的合法性;(2)涉及范圍的廣泛性和實施中的傳遞性;(3)保護方式的隱蔽性;(4)實施效果的歧視性。

3.3內容和形式。

3.3.1環境技術標準。

發達國家科技水平較高，嚴格的強制性技術標準均以發達國家生產和技術水平制定，較少或者基本不考慮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因此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是難以企及的，進而輕易地將發展中國家的產品排斥在發達國家市場之外。

3.3.2環境標志。

環境標志也稱綠色標志或生態標志，是指認證機構依據一定的環保標準、指標或規定，且符合要求的一種特定標志，以向消費者證明該產品從研制、開發、生產、消費、回收處理的各個環節符合環保要求，對環境或健康的危害極小。環境標志易構成潛在的貿易歧視和現實的貿易沖突，能夠起到誘導消費者選擇的作用，且對出口產品的市場份額起到貿易壁壘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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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經濟學是一門內涵豐富，外延廣闊的交叉性學科，為了更好地促進信息經濟學在國內的發展，由國家級學會中國信息經濟學會主辦、北京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承辦的第28屆中國信息經濟學會學術年會暨第9屆博士生論壇于2016年11月18日至20日在北京召開。大會包括中國杰出學者論壇、博士生論壇以及學術年會3個主要議程，頒發了中國信息經濟學烏家培獎、理論貢獻獎、青年創新獎和最佳審稿人四個獎項，表彰優秀貢獻個人和團隊34個。來自全國50余所高校、研究機構和企業事業單位的200多名信息經濟領域的專家學者與代表出席了此次大會。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汪同三和國家發改委的張長春在大會上分別就中國當前經濟發展中遇到的問題作了深刻分析，指出了我國經濟增長中積累的矛盾和風險交織呈現，在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經濟發展需要更多的驅動力創新。中國信息經濟學會學術年會是我國信息經濟學界展示學術前沿成果最具影響力的頂級學術交流平臺，本屆年會以“信息經濟理論創新與中國問題”為主題，聚焦互聯網環境下的信息經濟與信息管理創新研究，順信息技術發展之勢而為，應我國數據驅動型經濟而謀，體現出重塑行業結構新思路的智慧韜略。為了幫助學界了解在本次學術論壇上各位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精準把握信息經濟學的研究動態，本文以“信息經濟統計測算與預測研究”、“政府管理的信息經濟學研究”、“ICT對企業管理的影響研究”和“用戶信息行為研究”4個方面為主題綜述此次論壇的研究成果，發現研究成績和存在問題，指出未來值得研究的方向。

1信息經濟統計測算與預測研究

1.1信息經濟統計測算研究信息經濟學較有代表性的研究領域是關于信息經濟和信息產業的研究，即通過對涉及信息活動有關的國民經濟活動進行統計測算，從宏觀上分析信息對國家經濟發展的貢獻情況［1］。中山大學的謝康、廖雪華和肖靜華利用隨機前沿非參數估計模型，分析了工業化與信息化的融合質量和路徑以及融合路徑對企業規模擴張和成本費用利潤率的影響，其結果指出信息化帶動工業化的路徑對企業經濟增長的影響總體是遞增的;同時，南開大學的李坤望基于企業異質性理論，對中國企業在地區－行業－企業層面上進行了實證研究，探尋信息化密度、信息基礎設施和企業出口績效之間的關系［2］，結果表明信息化密度高的企業具有更好的出口績效，并且在其他相同條件下，這種效應會在信息基礎設施水平高的地區放大。前述兩項研究均采用了面板數據集，較好地測算了趨同和演化過程，有助于理順企業信息技術投入和企業經濟效益增長之間的結構關系。此外，重慶大學的朱安明等利用優化權重的數據包絡分析方法，測算了2014年39個工業行業的綜合效率和優化權重，略顯不足的是，信息化的投入指標僅用其所擁有的計算機數和網站數來表示，指標選取在一定程度上缺少完整代表性，建議還可以考慮信息系統應用覆蓋率、信息資源覆蓋率、信息技術貢獻率等指標。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蔡躍洲和張鈞南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來源進行細致分解，以此分析了信息通訊技術(ICT)的替代效應和滲透效應［3］，結果表明ICT在2010－2012年間的平均貢獻率已經接近10%，同時，ICT的使用能提升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進而提高宏觀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表明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支撐作用已經非常顯著。本研究的缺憾之處在于結論中表明ICT滲透效應的體現需要5年時間，該時間周期略顯過長。前述可知，多位學者從宏觀上計算了ICT對國家或行業的經濟增長貢獻情況，為我國的信息化戰略實施提供了理論分析框架和政策制定依據。未來研究還可以采用多案例的研究方法，從微觀上分析ICT對企業創新能力、企業競爭力的影響。

1.2信息經濟預測研究經濟預測是通過科學的理論、方法和計算過程預測經濟的未來發展狀況，從事信息經濟研究的人員積極探索“互聯網+”情景下的經濟分析手段，取得了一些較為顯著的成果。中國科學院的汪壽陽介紹了“TEI@I”方法在復雜經濟問題預測中的應用，該方法用傳統計量模型處理經濟活動中的主要趨勢，用文本挖掘和專家系統處理現實對象中的突現性和不穩定性，最后基于集成的思想，利用支持向量回歸技術對其進行非線性集成，從而獲得一個更為精確的預測結果。該方法用情境知識引導經濟預測過程，將一些難以顯式出現在預測模型中的影響因素考慮進來，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在發生隨機事件沖擊時預測誤差較大的難題。此外，清華大學的劉濤雄和徐曉飛提出了“兩步法”預測宏觀經濟［4］，該方法先窮盡結構化數據，再引入互聯網搜索行為的非結構化信息進行變量挑選，一共使用6種模型，比較了采用不同類型信息的預測效果，經過不斷的比較和挑選過程，從而確定最優模型。其結果表明對于宏觀經濟預測而言，單純使用互聯網搜索行為數據，由于大量信息噪音的緣故，其預測效果并不理想，而在結構化統計數據的基礎上，增加互聯網搜索行為數據則可以幫助改進預測效果，證實了互聯網搜索行為數據并不能替代現有的結構化統計數據，而是其有益的補充和完善。由此可見，上述兩個研究均是針對宏觀經濟總量預測的復雜問題，分別強調了不同預測方法的結合和互聯網情景下的非結構化數據與傳統結構化數據的結合。值得拓展的是，未來的研究還可以深度開發其他互聯網在線信息，用于如公共衛生、房地產市場需求預測等方面，從而進一步檢驗其預測效果。

2政府管理的信息經濟學研究

2.1政府契約設計的研究信息經濟學研究社會如何有效使用并分配信息資源［5］，契約是進行市場交易的前提，交易的不確定性和交易屬性的差異性決定了契約機制設計的多樣性［6］。中國人民大學的聶輝華針對中國政企合謀的現象，建立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業”的3層博弈模型，論證了從政府合謀到政企合作的路徑，該研究聚焦中國現實且敏感的話題，解釋了普遍的政企合謀和中央對地方生產活動的周期性干預現象，為合謀理論提供了新思路［7］;湖南大學的馬滔構建了一個多階段動態博弈模型，探討了平臺方如何通過機制設計規制需求方行為，以解決供給方資源共享激勵不足的問題，結果指出政府平臺方通過建立保證金與保障金機制，可以有效提高資源共享效率。委托理論運用中，重慶郵電大學的萬曉榆和龍宇運用委托理論構建了第三方公眾參與下的激勵－監督模型，結果表明政府的監督懲罰機制和公眾評價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服務商的努力水平，有助于引導服務商提高信息服務水平。此外，中山大學的陳斌、北京大學的翁翕團隊等基于契約設計，分享了中國政府如何激勵創新的系列研究成果。上述可知，專家學者們的研究共同點均是聚焦于中國的現有現象和現存問題，在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體制下，從博弈論和制度經濟學的角度，研究了制度對于經濟行為的影響，優化了我國現有的制度設計和制度安排。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探討政府與各個共享經濟平臺合作共治的機制，以及在政府架構的設計過程中如何平衡物權、人權、契約、效率等關系。

2.2政府社會化公眾服務研究互聯網的技術創新成果和理論成果已經深度融合于經濟社會各個領域之中，催生了較多的社會化公眾服務平臺。在我國，社會治理是由政府主導，社會組織多方治理主體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活動，社會化服務平臺為公眾參與治理活動提供了新思路。湖南大學的周莎和劉征馳提出了私人力量協同政府供給公共品的內在邏輯，創新了社會化電子商務模式與傳統政府職能之間的合作，充分挖掘了其在社會公共服務領域的可能性，彌補了現有研究對眾籌領域社會價值挖掘的局限性，未來研究關于眾籌能否成為我國政府和社會化公眾共同管理事務的新模式，其實施的可行性還有待進一步深化證明。

3ICT對企業管理的影響研究

3.1ICT對企業績效的影響研究新常態下，“互聯網+”給實體經濟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創新力，企業紛紛利用信息技術進行流程再造和價值鏈重組。中央財經大學的吳溪等基于交易成本的視角，探討了“互聯網+”的企業戰略選擇、市場反應和轉型業績，對傳統企業實施“互聯網+”戰略的動因和后果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表明銷售費用率較高的公司更有動機選擇“互聯網+”戰略，而上市公司采用該戰略后，并沒有顯著提升公司的會計業績，由于僅使用一年的數據，忽略了信息戰略投資回報的周期性，因而研究期限過短是造成結論經濟貢獻不明顯的因素之一。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陳猛、劉和福利用資源優勢理論和服務主導邏輯理論，通過制造業和服務的對比研究，研究了IT能力如何影響服務創新和財務績效，發現IT探索能力對利用式服務創新具有正向影響。北京大學的董小英等采用多案例研究的方法從資源觀、服務觀、價值觀、交互觀和系統觀對傳統企業的互聯網轉型進行深入探討，總結歸納了共性，對比分析了企業間的差異性，區分出了互聯網企業、高轉型度企業和低轉型度企業的差異。文章略顯不足的是僅對6家企業實施了調研，其結論的普適性還有待進一步擴大樣本進行驗證?？梢姡凇盎ヂ摼W+”背景下的企業績效研究中，學者們的關注對象從上市公司、傳統企業到企業IT能力，體現了研究對象的豐富性，研究方法既有定量的實證分析，也有定性的案例研究。未來研究可以從前述的研究融合中入手，如可以關注非上市公司的研究和其他業績表現因素的影響，研究IT能力如何影響財務績效中，除了可以關注效用的變化，也可以從成本等其他視角去考量。

3.2ICT對供應鏈績效的影響研究現代市場競爭中，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能否快速適應市場的變化，能否與供應鏈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建立密切聯系，因而供應鏈績效問題也引起了廣泛關注。中國地質大學的朱鎮分析了企業如何利用IT使能的整合能力提高分銷渠道的敏捷績效，并進一步探究了新興經濟體市場的內外部制度環境對上述關系所起的調節效應，結果顯示平臺整合和知識整合對敏捷績效的影響存在結構性差異，然而研究中采用問卷形式研究績效問題值得商榷。不難發現，上述研究均從不同角度拓展了現有ICT對企業管理研究的范式和內容，值得指出的是，研究方法和樣本數據的獲取仍需完善，如應考慮用縱向數據替代截面數據，用實驗法替代問卷法等，從而使得研究結果更具有效度和科學性。

4用戶信息行為研究

用戶行為是用戶有意為之的主體性活動［8］，用戶行為的研究也是信息管理領域的重要研究主題。河南財經政法大學的周軍杰研究了老年人在虛擬社區的參與行為，具體比較了其知識貢獻和知識接受行為的異同，識別出社會氛圍、認知因素和老年人特征3個因素顯著影響老年人的知識參與行為。其研究價值在于重視了老年人群體在虛擬社區的參與行為和知識貢獻行為。中南大學的朱張祥等針對青年群體和老年群體，研究了對移動慢病管理服務采納意愿的影響因素，發現采納行為存在經驗距離的差異，該研究對移動慢病服務提供商的推廣實踐有一定的啟示作用;同時，中南大學的曹仙葉等也研究了在線醫療的相關行為，具體為線上咨詢的信息質量和邊緣信息對其線下就診采納意向的影響，結果指出醫生回答的相關性、信息量、簡潔性以及醫患的在線交互因素均能影響患者的線下就診決策，但研究樣本只針對少數幾種病種，也并考慮患者特征。山東財經大學的李旭和劉魯川基于心理契約的視角，研究了用戶對社會化閱讀APP的不采納行為，即忽略和退出行為，研究發現系統本身的質量對用戶的影響程度已經逐漸減弱，閱讀內容和社交性的功能則對其影響正逐漸增大。該研究對運營商采取不同措施提高用戶活躍度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華僑大學的王偉將眾籌項目的文本語言依據說服風格進行分類，利用文本挖掘的方法建立了語料庫，并構建了語言說服風格對項目籌資影響的計量模型［9］，研究發現認知過程和心理狀態同時調節投資行為，并且語言說服性可以對這兩個變量產生影響。該研究通過向籌資者提供最適合的說服風格指導，從而提高平臺的總體籌資成功率。但研究只考慮了項目摘要的小部分文本信息，并未細致考慮詳細描述文本的語言說服風格。綜上，用戶行為是信息管理領域研究的重要領域，深入研究有助于信息服務提供方準確把握用戶行為特征，從而更好地改進系統或服務，最大限度地滿足用戶的信息需求［10］。學者們對用戶信息行為的研究更加突出社會網絡的應用情景，如眾籌、虛擬社區等，研究對象也從活躍的中青年用戶向老年用戶轉向。不難發現，信息技術大跨度地實現了傳統產業與新興產業的協同創新和經濟共享，為科學研究人員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和平臺。未來研究還值得進一步拓展，如可以從多視角研究老年人參與各種社群平臺的行為特征，可以對照不同的語言平臺，探索眾籌項目發起者在說服風格使用上的差異等。但也需要指出的是，研究在量表開發上不能一味地模仿國外量表，而應針對我國現實情況，開發適合本土化的量表;在數據采集方面，需要更加注重搜索平臺等互聯網產生的客觀數據，正如清華大學的陳國青提出的大數據驅動的研究思考，即必須同時重視模型驅動和數據驅動，尤其是多源數據的融合和外部視角的引入。此外，在信息系統與電子商務等領域，本屆論壇也呈現出了一批成果。如在信息系統開發的成功因素探尋方面，中國人民大學的李高勇和毛基業采用單案例的研究方法，發現用戶的參與行為可以消除和開發者之間的各種差異，確保需求的準確傳遞，促使系統的成功開發;在電子商務服務補救質量研究方面，山東財經大學的馬良從商家和消費者的雙重視角，探究了服務補救質量對于消費者感知公平和補救滿意的影響，檢驗了消費者涉入的調節效應和感知公平的中介效應;在IT能力轉型研究方面，中山大學的劉意運用單案例研究的方法，從企業和消費者交互的視角出發，探討企業IT能力轉型的實現機制，彌補了IT能力轉型實現路徑的研究盲點。

5結論

本屆年會重點關注互聯網環境下中國的信息經濟理論創新和管理實踐創新，與會專家和學者們的研究根植于本土企業，圍繞經濟預測、制度設計、電子商務和信息管理等議題展開，許多方法和視角都極具創新，不僅深化了信息經濟學的現有研究，也開拓了信息經濟學的研究思路。本屆年會呈現的諸多學術成果，其研究方法逐漸趨向規范化和多元化，并在此過程中追求理論貢獻，尤其在用戶行為研究方面，依據了豐富的理論模型，如社會心理學的解釋水平理論和社會情緒選擇理論，組織行為學的跨邊界理論等，豐富了信息行為情景化的研究成果;同時研究重視文獻理論與現實實踐的對話，特別強調復雜情景下的多視角和多方法的結合，特別是為大數據環境下如何處理復雜問題，如何利用互聯網平臺的客觀數據并結合傳統的信息分析手段提供了許多新的思路和方法。需要指明的是，未來研究中，還要進一步注重樣本選擇、概念界定、操作化測量、數據呈現和解釋的準確性及完整性，以期提升現有的研究水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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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蔡躍洲，張鈞南．信息通信技術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替代效應與滲透效應［J］．經濟研究，2015，(12):100－114．

［4］劉濤雄，徐曉飛．互聯網搜索行為能幫助我們預測宏觀經濟嗎［J］．經濟研究，2015，(12):68－82．

［5］烏家培，謝康，肖靜華．信息經濟學(第2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5－11．

［6］科斯?哈特，斯蒂格利茨，等．契約經濟學［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23－47．

［7］聶輝華，張雨瀟．分權、集權與政企合謀［J］．世界經濟，2015，(6):3－21．

［8］宋雪雁，王萍．用戶信息行為研究述評［J］．情報科學，2010，(4):625－629．

篇（7）

收入分配問題是社會經濟關系及其財富變動分享方面的反映，應從社會經濟發展和改革的成長過程和大格局中來研究和把握；收入分配問題是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一個重大熱點問題，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關系改革發展穩定全局。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就是從改革收入分配、強化對經濟主體的激勵切入的。

我國目前的收入分配問題突出體現在為居民收入低、收入差距大。收入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過大既有聯系，又有不同。收入分配不公更多的是強調收入分配機會和過程的不平等，而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更多的是反映收入分配結果的不平等。收入分配不公在很大程度上導致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并使這一差距不斷加大，這又集中體現在分配公平和分配效率問題。公平和效率問題如果解決不好，必將影響我國經濟和社會的健康發展。為尋找公平與效率最優平衡點，求得社會和諧，需要在政策上有所調整。

要解決好收入分配問題，深入分析收入分配問題產生的原因：一是發展的全面性、協調性、普惠性不夠，導致收入分配問題和經濟結構問題伴生、交織；二是改革和體制轉軌過程中存在諸多可以避免和難以避免的問題，導致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并存、疊加。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逐步確立，市場機制在收入分配中的基礎性作用越來越明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所擁有的生產要素，即：勞動力、資本、技術和管理等存在差異，把握機遇、利用資源的能力有所不同，必然會產生收入差距擴大。除了這種正常的市場競爭，生產要素在市場中的地位不平等也會帶來收入分配問題。如：資本因其稀缺而處于強勢地位，勞動力因其豐富而處于弱勢地位，如果缺乏法規制度的調整和制約，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就會出現企業利潤侵蝕勞動工資的問題。

我國處于經濟高速增長時期，要充分了解不同行業、不同地區、不同群體、國內國際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問題。

一是政府、企業和居民個人之間的分配：經濟增長的成果最終要在參與經濟活動的主體國家、企業和居民個人三者之間進行分配。

二是在不同地區間的分配：由于經濟基礎和自然條件的差異，我國的經濟發展在地區之間很不平衡。從不同地區企業、政府和居民個人可支配收入占全國的份額看，也是東部最高，中部居中，西部最低。

三是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之間的分配：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城鎮化、工業化和市場化的加快，城鎮居民收入份額上升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農村居民收入份額下降過快，不利于縮小城鄉差距和實現共同富裕，不利于擴大農民消費，不利于投資消費關系的協調，也不利于構建和諧社會。因此，如何實現農村和城市共同發展共同富裕，是我們在進一步的收入分配中應該著力解決的問題。

四是不同群體之間的分配：收入分配在居民之間不平衡的另一個特點是，不同群體之間收入分配存在差異，呈現出中低收入群體收入比重下降，高收入群體比重上升，收入向高收入群體集中的現象。

五是在國內和國外之間的分配：國內生產活動創造的經濟總量，通過在國內與國外之間的分配，即GDP加上來自國外的要素凈收入，得到國民總收入（GNI），國民總收入再加上來自國外的經常凈轉移收入，便形成了國民可支配收入。

在了解以上收入分配問題后，必須采取科學的理念和實施路徑。

近年來黨和政府高度重視收入分配問題，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提高居民收入、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其中，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提高企業退休人員養老金和城鄉低保標準、將未參保集體企業退休人員納入基本養老保險等，取得了“提低”的明顯效果；改革個人所得稅制度、發展教育事業、提升低收入者的素質和能力、鼓勵創新和創業等，都是“擴中”的有效舉措；限制壟斷企業員工尤其是高級管理人員的工資、加強稅收征管等，具有“調高”的重要作用。“十二五”規劃綱要對于改善民生、調整收入分配關系設置了專門篇章加以闡述和部署。可以說，提高居民收入、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的共識已經凝聚，舉措正在施行。但是，解決收入分配問題是利益關系的深刻調整和變革，涉及經濟社會發展的諸多方面，十分敏感、十分復雜，既要盡快行動、見到實效，又要著眼長遠、統籌謀劃。當前，尤其需要將其與科學發展、深化改革有機結合起來，進一步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收入分配調整與經濟結構調整的關系。

一是正確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系：解決收入分配問題，前提是正確認識和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一方面，追求效率提高要以犧牲公平為代價，保證公平必須放棄一些效率。另一方面，效率是公平的基礎和物質前提。有了效率，才能增加國民收入的總量，為實現更高水平的社會公平打下堅實的物質基礎，公平是效率的前提和保證。分配的公平可以提高人們生產積極性，進而提高效率，發展生產、改善生活。通過適當拉開收入差距來提供激勵，有利于社會可持續發展，有利于實現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收入分配而言，公平絕不是平均分配社會財富，而是在保障所有人基本生存和發展權利的基礎上，使人們的收入與其能力素質、付出的努力以及合法占有的資源相符。

二是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實現收入分配公平有著復雜的機制和過程。在市場競爭機制的作用下，人們的收入必然有高有低，有時高低差距還比較大。如果高收入者的收入來源于較高的能力素質和較多的貢獻付出，是正常市場競爭的結果，那么，在收入再分配以及社會保障制度等的配合下，適度的收入差距有利于提高效率，有利于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會導致社會不和諧。但在現實生活中，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的因素確有一些是不合理、不合法、不公平的。我們需要結果公平、機制公平、過程公平，才能增進效率。因此，改善收入分配，需要調節三者公平，進一步深化經濟和社會體制改革，使人們能夠公平地參與社會經濟生活。在成熟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可通過稅收（個人所得稅）、財政轉移支付和社會保障等手段對因市場競爭、優勝劣汰產生的差距的初次分配進行再分配調節。但我國現階段的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完善，相當一部分初次分配差距并不是市場競爭、優勝劣汰的結果。比如，由行政性壟斷、二元結構問題、觀念和體制問題所導致的城鄉及地區收入差距等，都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來縮小和消除。

三是統籌推進收入分配調整與經濟結構調整：解決收入分配問題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與經濟結構、經濟發展方式、經濟體制緊密相聯，需要標本兼治。治標就是直接調整收入分配，包括提高勞動者工資、控制高收入者不合理收入以及降低居民稅收負擔等；治本就是消除導致收入分配不合理的體制機制和經濟結構問題。

解決收入分配問題，一個重點是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過建立最低工資制度、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努力實現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但是我國很多低端加工制造企業，因生產成本高，給職工漲工資的空間很小。要解決這類問題必須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引導企業進行技術創新，積極發展高端產業和現代服務業。通過產業結構調整帶動就業結構變化，使高素質、高技能勞動的報酬大幅提高，提高人力資本投資，以獲取更高收益，從而實現企業發展良性循環。

解決收入分配問題，另一個重點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這就需要合理調整國家、企業、個人分配關系，通過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增加公共服務支出，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提高國有企業分紅水平，將國有資本收益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同時，我國長期形成的重投資輕消費、重招商輕創業、重資源投入輕技術進步的經濟增長方式，帶來了一系列經濟結構問題。在經濟增長結構、要素投入結構、產業結構、組織結構以及國際分工等經濟結構問題上國民收入偏低，應著力解決。

解決收入分配問題，說到底是如何更好地實現人的利益問題。提高居民收入、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最根本的是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特別是努力提高勞動者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地位。應通過提升人力資本水平、激勵和扶持創新創業、營造公平的經濟社會環境、暢通社會流動渠道，幫助更多的人通過自己的勤奮努力從低收入階層進入中等收入階層、高收入階層，使更多的人依靠自己的聰明才智改變人生、創造價值、成就夢想、造福社會。

參考文獻：

[1]程鑫，基于收入差距與公平角度的收入分配問題探究.現代經濟，2013.1

[2]黃海，我國現階段收入分配問題研究.南方論刊，2013. 1

[3]胡書東，關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思考，國有資產管理，2012.12

篇（8）

信息經濟學是一門內涵豐富，外延廣闊的交叉性學科，為了更好地促進信息經濟學在國內的發展，由國家級學會中國信息經濟學會主辦、北京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承辦的第28屆中國信息經濟學會學術年會暨第9屆博士生論壇于2016年11月18日至20日在北京召開。大會包括中國杰出學者論壇、博士生論壇以及學術年會3個主要議程，頒發了中國信息經濟學烏家培獎、理論貢獻獎、青年創新獎和最佳審稿人四個獎項，表彰優秀貢獻個人和團隊34個。來自全國50余所高校、研究機構和企業事業單位的200多名信息經濟領域的專家學者與代表出席了此次大會。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汪同三和國家發改委的張長春在大會上分別就中國當前經濟發展中遇到的問題作了深刻分析，指出了我國經濟增長中積累的矛盾和風險交織呈現，在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經濟發展需要更多的驅動力創新。中國信息經濟學會學術年會是我國信息經濟學界展示學術前沿成果最具影響力的頂級學術交流平臺，本屆年會以“信息經濟理論創新與中國問題”為主題，聚焦互聯網環境下的信息經濟與信息管理創新研究，順信息技術發展之勢而為，應我國數據驅動型經濟而謀，體現出重塑行業結構新思路的智慧韜略。為了幫助學界了解在本次學術論壇上各位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精準把握信息經濟學的研究動態，本文以“信息經濟統計測算與預測研究”、“政府管理的信息經濟學研究”、“ICT對企業管理的影響研究”和“用戶信息行為研究”4個方面為主題綜述此次論壇的研究成果，發現研究成績和存在問題，指出未來值得研究的方向。

1信息經濟統計測算與預測研究

1.1信息經濟統計測算研究

信息經濟學較有代表性的研究領域是關于信息經濟和信息產業的研究，即通過對涉及信息活動有關的國民經濟活動進行統計測算，從宏觀上分析信息對國家經濟發展的貢獻情況。中山大學的謝康、廖雪華和肖靜華利用隨機前沿非參數估計模型，分析了工業化與信息化的融合質量和路徑以及融合路徑對企業規模擴張和成本費用利潤率的影響，其結果指出信息化帶動工業化的路徑對企業經濟增長的影響總體是遞增的;同時，南開大學的李坤望基于企業異質性理論，對中國企業在地區－行業－企業層面上進行了實證研究，探尋信息化密度、信息基礎設施和企業出口績效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信息化密度高的企業具有更好的出口績效，并且在其他相同條件下，這種效應會在信息基礎設施水平高的地區放大。前述兩項研究均采用了面板數據集，較好地測算了趨同和演化過程，有助于理順企業信息技術投入和企業經濟效益增長之間的結構關系。此外，重慶大學的朱安明等利用優化權重的數據包絡分析方法，測算了2014年39個工業行業的綜合效率和優化權重，略顯不足的是，信息化的投入指標僅用其所擁有的計算機數和網站數來表示，指標選取在一定程度上缺少完整代表性，建議還可以考慮信息系統應用覆蓋率、信息資源覆蓋率、信息技術貢獻率等指標。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蔡躍洲和張鈞南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來源進行細致分解，以此分析了信息通訊技術(ICT)的替代效應和滲透效應，結果表明ICT在2010－2012年間的平均貢獻率已經接近10%，同時，ICT的使用能提升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進而提高宏觀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表明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支撐作用已經非常顯著。本研究的缺憾之處在于結論中表明ICT滲透效應的體現需要5年時間，該時間周期略顯過長。前述可知，多位學者從宏觀上計算了ICT對國家或行業的經濟增長貢獻情況，為我國的信息化戰略實施提供了理論分析框架和政策制定依據。未來研究還可以采用多案例的研究方法，從微觀上分析ICT對企業創新能力、企業競爭力的影響。

1.2信息經濟預測研究

經濟預測是通過科學的理論、方法和計算過程預測經濟的未來發展狀況，從事信息經濟研究的人員積極探索“互聯網+”情景下的經濟分析手段，取得了一些較為顯著的成果。中國科學院的汪壽陽介紹了“TEI@I”方法在復雜經濟問題預測中的應用，該方法用傳統計量模型處理經濟活動中的主要趨勢，用文本挖掘和專家系統處理現實對象中的突現性和不穩定性，最后基于集成的思想，利用支持向量回歸技術對其進行非線性集成，從而獲得一個更為精確的預測結果。該方法用情境知識引導經濟預測過程，將一些難以顯式出現在預測模型中的影響因素考慮進來，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在發生隨機事件沖擊時預測誤差較大的難題。此外，清華大學的劉濤雄和徐曉飛提出了“兩步法”預測宏觀經濟，該方法先窮盡結構化數據，再引入互聯網搜索行為的非結構化信息進行變量挑選，一共使用6種模型，比較了采用不同類型信息的預測效果，經過不斷的比較和挑選過程，從而確定最優模型。其結果表明對于宏觀經濟預測而言，單純使用互聯網搜索行為數據，由于大量信息噪音的緣故，其預測效果并不理想，而在結構化統計數據的基礎上，增加互聯網搜索行為數據則可以幫助改進預測效果，證實了互聯網搜索行為數據并不能替代現有的結構化統計數據，而是其有益的補充和完善。由此可見，上述兩個研究均是針對宏觀經濟總量預測的復雜問題，分別強調了不同預測方法的結合和互聯網情景下的非結構化數據與傳統結構化數據的結合。值得拓展的是，未來的研究還可以深度開發其他互聯網在線信息，用于如公共衛生、房地產市場需求預測等方面，從而進一步檢驗其預測效果。

2政府管理的信息經濟學研究

2.1政府契約設計的研究

信息經濟學研究社會如何有效使用并分配信息資源，契約是進行市場交易的前提，交易的不確定性和交易屬性的差異性決定了契約機制設計的多樣性。中國人民大學的聶輝華針對中國政企合謀的現象，建立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業”的3層博弈模型，論證了從政府合謀到政企合作的路徑，該研究聚焦中國現實且敏感的話題，解釋了普遍的政企合謀和中央對地方生產活動的周期性干預現象，為合謀理論提供了新思路;湖南大學的馬滔構建了一個多階段動態博弈模型，探討了平臺方如何通過機制設計規制需求方行為，以解決供給方資源共享激勵不足的問題，結果指出政府平臺方通過建立保證金與保障金機制，可以有效提高資源共享效率。委托理論運用中，重慶郵電大學的萬曉榆和龍宇運用委托理論構建了第三方公眾參與下的激勵－監督模型，結果表明政府的監督懲罰機制和公眾評價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服務商的努力水平，有助于引導服務商提高信息服務水平。此外，中山大學的陳斌、北京大學的翁翕團隊等基于契約設計，分享了中國政府如何激勵創新的系列研究成果。上述可知，專家學者們的研究共同點均是聚焦于中國的現有現象和現存問題，在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體制下，從博弈論和制度經濟學的角度，研究了制度對于經濟行為的影響，優化了我國現有的制度設計和制度安排。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探討政府與各個共享經濟平臺合作共治的機制，以及在政府架構的設計過程中如何平衡物權、人權、契約、效率等關系。

2.2政府社會化公眾服務研究

互聯網的技術創新成果和理論成果已經深度融合于經濟社會各個領域之中，催生了較多的社會化公眾服務平臺。在我國，社會治理是由政府主導，社會組織多方治理主體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活動，社會化服務平臺為公眾參與治理活動提供了新思路。湖南大學的周莎和劉征馳提出了私人力量協同政府供給公共品的內在邏輯，創新了社會化電子商務模式與傳統政府職能之間的合作，充分挖掘了其在社會公共服務領域的可能性，彌補了現有研究對眾籌領域社會價值挖掘的局限性，未來研究關于眾籌能否成為我國政府和社會化公眾共同管理事務的新模式，其實施的可行性還有待進一步深化證明。

3ICT對企業管理的影響研究

3.1ICT對企業績效的影響研究

新常態下，“互聯網+”給實體經濟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創新力，企業紛紛利用信息技術進行流程再造和價值鏈重組。中央財經大學的吳溪等基于交易成本的視角，探討了“互聯網+”的企業戰略選擇、市場反應和轉型業績，對傳統企業實施“互聯網+”戰略的動因和后果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表明銷售費用率較高的公司更有動機選擇“互聯網+”戰略，而上市公司采用該戰略后，并沒有顯著提升公司的會計業績，由于僅使用一年的數據，忽略了信息戰略投資回報的周期性，因而研究期限過短是造成結論經濟貢獻不明顯的因素之一。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陳猛、劉和福利用資源優勢理論和服務主導邏輯理論，通過制造業和服務的對比研究，研究了IT能力如何影響服務創新和財務績效，發現IT探索能力對利用式服務創新具有正向影響。北京大學的董小英等采用多案例研究的方法從資源觀、服務觀、價值觀、交互觀和系統觀對傳統企業的互聯網轉型進行深入探討，總結歸納了共性，對比分析了企業間的差異性，區分出了互聯網企業、高轉型度企業和低轉型度企業的差異。文章略顯不足的是僅對6家企業實施了調研，其結論的普適性還有待進一步擴大樣本進行驗證?？梢?，在“互聯網+”背景下的企業績效研究中，學者們的關注對象從上市公司、傳統企業到企業IT能力，體現了研究對象的豐富性，研究方法既有定量的實證分析，也有定性的案例研究。未來研究可以從前述的研究融合中入手，如可以關注非上市公司的研究和其他業績表現因素的影響，研究IT能力如何影響財務績效中，除了可以關注效用的變化，也可以從成本等其他視角去考量。

3.2ICT對供應鏈績效的影響研究

現代市場競爭中，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能否快速適應市場的變化，能否與供應鏈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建立密切聯系，因而供應鏈績效問題也引起了廣泛關注。中國地質大學的朱鎮分析了企業如何利用IT使能的整合能力提高分銷渠道的敏捷績效，并進一步探究了新興經濟體市場的內外部制度環境對上述關系所起的調節效應，結果顯示平臺整合和知識整合對敏捷績效的影響存在結構性差異，然而研究中采用問卷形式研究績效問題值得商榷。不難發現，上述研究均從不同角度拓展了現有ICT對企業管理研究的范式和內容，值得指出的是，研究方法和樣本數據的獲取仍需完善，如應考慮用縱向數據替代截面數據，用實驗法替代問卷法等，從而使得研究結果更具有效度和科學性。

4用戶信息行為研究

用戶行為是用戶有意為之的主體性活動，用戶行為的研究也是信息管理領域的重要研究主題。河南財經政法大學的周軍杰研究了老年人在虛擬社區的參與行為，具體比較了其知識貢獻和知識接受行為的異同，識別出社會氛圍、認知因素和老年人特征3個因素顯著影響老年人的知識參與行為。其研究價值在于重視了老年人群體在虛擬社區的參與行為和知識貢獻行為。中南大學的朱張祥等針對青年群體和老年群體，研究了對移動慢病管理服務采納意愿的影響因素，發現采納行為存在經驗距離的差異，該研究對移動慢病服務提供商的推廣實踐有一定的啟示作用;同時，中南大學的曹仙葉等也研究了在線醫療的相關行為，具體為線上咨詢的信息質量和邊緣信息對其線下就診采納意向的影響，結果指出醫生回答的相關性、信息量、簡潔性以及醫患的在線交互因素均能影響患者的線下就診決策，但研究樣本只針對少數幾種病種，也并考慮患者特征。山東財經大學的李旭和劉魯川基于心理契約的視角，研究了用戶對社會化閱讀APP的不采納行為，即忽略和退出行為，研究發現系統本身的質量對用戶的影響程度已經逐漸減弱，閱讀內容和社交性的功能則對其影響正逐漸增大。該研究對運營商采取不同措施提高用戶活躍度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華僑大學的王偉將眾籌項目的文本語言依據說服風格進行分類，利用文本挖掘的方法建立了語料庫，并構建了語言說服風格對項目籌資影響的計量模型，研究發現認知過程和心理狀態同時調節投資行為，并且語言說服性可以對這兩個變量產生影響。該研究通過向籌資者提供最適合的說服風格指導，從而提高平臺的總體籌資成功率。但研究只考慮了項目摘要的小部分文本信息，并未細致考慮詳細描述文本的語言說服風格。綜上，用戶行為是信息管理領域研究的重要領域，深入研究有助于信息服務提供方準確把握用戶行為特征，從而更好地改進系統或服務，最大限度地滿足用戶的信息需求。

學者們對用戶信息行為的研究更加突出社會網絡的應用情景，如眾籌、虛擬社區等，研究對象也從活躍的中青年用戶向老年用戶轉向。不難發現，信息技術大跨度地實現了傳統產業與新興產業的協同創新和經濟共享，為科學研究人員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和平臺。未來研究還值得進一步拓展，如可以從多視角研究老年人參與各種社群平臺的行為特征，可以對照不同的語言平臺，探索眾籌項目發起者在說服風格使用上的差異等。但也需要指出的是，研究在量表開發上不能一味地模仿國外量表，而應針對我國現實情況，開發適合本土化的量表;在數據采集方面，需要更加注重搜索平臺等互聯網產生的客觀數據，正如清華大學的陳國青提出的大數據驅動的研究思考，即必須同時重視模型驅動和數據驅動，尤其是多源數據的融合和外部視角的引入。此外，在信息系統與電子商務等領域，本屆論壇也呈現出了一批成果。如在信息系統開發的成功因素探尋方面，中國人民大學的李高勇和毛基業采用單案例的研究方法，發現用戶的參與行為可以消除和開發者之間的各種差異，確保需求的準確傳遞，促使系統的成功開發;在電子商務服務補救質量研究方面，山東財經大學的馬良從商家和消費者的雙重視角，探究了服務補救質量對于消費者感知公平和補救滿意的影響，檢驗了消費者涉入的調節效應和感知公平的中介效應;在IT能力轉型研究方面，中山大學的劉意運用單案例研究的方法，從企業和消費者交互的視角出發，探討企業IT能力轉型的實現機制，彌補了IT能力轉型實現路徑的研究盲點。

5結論

本屆年會重點關注互聯網環境下中國的信息經濟理論創新和管理實踐創新，與會專家和學者們的研究根植于本土企業，圍繞經濟預測、制度設計、電子商務和信息管理等議題展開，許多方法和視角都極具創新，不僅深化了信息經濟學的現有研究，也開拓了信息經濟學的研究思路。本屆年會呈現的諸多學術成果，其研究方法逐漸趨向規范化和多元化，并在此過程中追求理論貢獻，尤其在用戶行為研究方面，依據了豐富的理論模型，如社會心理學的解釋水平理論和社會情緒選擇理論，組織行為學的跨邊界理論等，豐富了信息行為情景化的研究成果;同時研究重視文獻理論與現實實踐的對話，特別強調復雜情景下的多視角和多方法的結合，特別是為大數據環境下如何處理復雜問題，如何利用互聯網平臺的客觀數據并結合傳統的信息分析手段提供了許多新的思路和方法。需要指明的是，未來研究中，還要進一步注重樣本選擇、概念界定、操作化測量、數據呈現和解釋的準確性及完整性，以期提升現有的研究水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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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宋雪雁，王萍．用戶信息行為研究述評［J］．情報科學，2010，(4):625－629．

篇（9）

一、結構清晰，內容詳盡，系統性強

全書共分為十二章。第一章是宏觀經濟學導論，主要介紹了宏觀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宏觀經濟學定位、發展歷程及基本研究方法。從第二章到第四章分別對國民收入核算、國民收入決定理論和產品市場與貨幣市場的一般均衡三個方面對宏觀經濟學所包含的最基本的理論作全面的介紹。從第五章到第十一章分別就宏觀經濟學的核心部分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總供給和總需求、失業與通貨膨脹、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等作了系統而全面的介紹。第十二章對當代西方的主流宏觀經濟學流派的的發展、基本觀點、分歧及新近動向作了簡單的介紹。從全書的目錄可以看到，作者對其中每個部分的理論和實踐案例部分作了若干詳細劃分，結構清晰。同時，對本學科每部分所涉及的核心知識點進行了深入、系統地闡述和辨析。這是此書區別于其他宏觀經濟學教材的一個顯著特點。

二、語言通俗易懂，可接受性強

宏觀經濟學在進入中國的很長時間里，給人的感覺往往是高不可攀，不是一般人能夠學得懂、聽得明白的學科，認為那是政府官員的事情，和普通百姓生活沒有關系。因此，很多的教材、專著對于宏觀經濟學的介紹基本上采用的是晦澀難懂的語言，讓人敬而遠之。讀過這部宏觀經濟學教材后發現作者敘述的語言簡練、直白，讓讀者看后能夠感到宏觀經濟學并不是遙不可及的，是可以學得懂的。尤其是其中引入的案例，其語言直白、透徹，把經濟中的問題用百姓的話說了出來，讓人更容易接受。語言的通俗性是這本教材的一大優點。

三、反映了學科的重要進展與主流成果，具有前沿性

作者不但介紹了已較為成熟的宏觀經濟學基礎理論，而且還加入了近期國內外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把新理論、新觀點和新資料及時反映了出來。如在國民收入核算部分對當前熱門話題綠色GDP的介紹，失業與通貨膨脹部分對中國的通貨膨脹水平分析等，這些都是目前政府關心的重點和難點問題。大量的這些前沿性研究資料的引用是本書的特點之一。有學者在討論我國學術界的學術規范性時曾說過，判斷一本學術著作或論文的價值之高低，資料來源的多寡和可靠性不能不視為一個重要的標準。從這方面來看，本書的資料是豐富、新穎而又可靠的。

四、宏觀理論實踐化，兼顧理論的國際化與本土化

宏觀經濟學真正的舞臺是闡釋現實中的經濟問題，而這些問題本身也由于充滿了理性而足以開發心智，令人樂而忘返。在對理論介紹的同時，書中在每一個重要章節甚至知識點之后，都附有相關的案例及分析。例如，為什么美國20世紀90年代末通貨膨脹水平和失業率如此之低？亞洲金融危機的成因是什么？……這些案例大都分析透徹、精辟到位，能很好地體現出真實世界中所蘊涵的經濟學原理。同時，書中出現的案例，大部分都是發生在中國國內的宏觀經濟問題，包括了一些作者對中國宏觀經濟問題的研究所積累的成果。這就克服了時下不少翻譯出版的國外宏觀經濟學著作在聯系中國實際方面存在的不足。

篇（10）

1776年，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人，“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完成了他的巨作-《國富論》。在這本書里，斯密締造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概括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形成階段的理論成就，最先系統闡述了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學說，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形成和發展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在書中，斯密提出國民財富的源泉是勞動，國民財富的增長取決于勞動生產力的增進，而后者又取決于分工。同時，斯密又從“經濟人”的概念出發，系統論述了經濟自由主義的理論和政策。因此，《國富論》標志著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誕生，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已形成了完整的研究方法和理論體系。

《國富論》中最重要的一點，即承認人在經濟活動中的利己性是搞市場經濟的前提。在斯密看來，現實經濟體中的每個人都是理性的經濟人，都是具有利己性的。每個人在追逐個人利益的同時，都沒有想過會因此而增加社會的福利，但是，事實上卻增加了。就是因為這樣，整個社會經濟才能迅速的向前發展，這也是斯密市場機制的理論基礎。

我國在剛建國時期，實行的是國家計劃經濟體制，“大鍋飯”政策，全國人民吃集體食堂，干集體工廠，享集體利益，短時間內，我國的經濟得到了恢復，并有了較大的發展。但是，隨著矛盾的日益顯露，這種體制已經嚴重限制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提高，必須進行改革。隨著的推行，全國各行各業開始漸進式改革，走上了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在我看來，這正是對利己性的一種肯定，當然這種肯定是建立在社會主義這個基礎之上的。農業、工業、商業都得到了快速的發展，整個國民經濟呈現出一派積極向上的勢頭。這不能不說是利己性的功勞。當然，作為社會主義的勞動者和建設者，在利己性得到滿足的同時，依然要時刻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建設貢獻力量。

千秋大業，教育為本。重視教育，為經濟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智力支持，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根基。在教育環節上，斯密更強調對普通人民的教育：“在文明的商業社會，普通人民的教育，恐怕比有身份有財產者的教育，更需要國家的注意……因此，國家只以極少的費用，就幾乎能夠便利全體人民，鼓勵全體人民，強制全體人民獲得最基本的教育。”

當前，我國大約有近兩億的農民工，他們工作在祖國現代化建設的各條戰線上，為國民經濟的發展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國農民工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以小學、初中為主，鮮有高中，因此大多數都是從事很低級的加工、服務行業，例如：建筑、酒店、家政、生產車間、郵遞等，造成了很大的人力資源的浪費。因此，按照斯密的觀點，國家應該逐步加大對廣大農民工的培訓，加強技術和知識的普及，使每一個農民工都能有一技之長，這樣，農民工可以得到更多的收益，利于農民整體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時，也可以提升我國勞動者整體的素質，加快現代化建設的步伐。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不斷強大，對農民工的培訓等費用應該不是很大的負擔，所以也是一條切實可行的道路。

此外，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及的自由競爭、反對壟斷，培育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要協調；各種產業要均衡發展等理論在我們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都可以予以積極地借鑒。例如，各種產業要均衡發展。從整體上來看，我們國家的三次產業發展不是很均衡，農業產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明顯下降，農業的基礎地位受到了一定的威脅（2010年，農業對國民生產總值的貢獻率僅為10.05%）；工業發展迅速，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最大（2010年為46.51%），但是，在工業內部，基礎性制造業占主流地位，而高科技含量的現代技術部分比重明顯偏少，使得我國在國際貿易中獲得的回報與實際投入明顯不符；服務業這些年發展迅速，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不斷加大（2010年為42.92%），這也是符合國際產業結構調整趨勢的，但是要嚴格監管，注重細節的改革。另外，斯密提到的自由競爭、反對壟斷，在我國也有一定的意義。我國采取的是以公有制為主、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體制，這是符合我國現階段基本國情的。但是，現實中，有的國有企業的壟斷違背了市場原則，行政命令似的經濟決策也不符合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因此要想繼續深入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這是不容忽視的重要方面。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奠定了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基礎，其理論至今依然影響著世界經濟理論的發展和決策的制定。借鑒其優秀的成分來為我們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問題所用，并不違背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符合的方法論要求。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