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界論文匯總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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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金融危機是由外部因素還是由內部因素造成的,歷來學術界有兩種比較對立的觀點:陰謀論和規律論。陰謀論認為金融危機是經濟體遭受有預謀和有計劃攻擊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別是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后,這種觀點較為流行。規律論認為金融危機是經濟體的自身規律,是內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機理論①基本上是承認規律論。隨著金融監管技術提高,一個國家因監管或管制出現問題而導致金融危機的可能性變小;而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增強,現代的金融危機基本上表現為在國際經濟失衡的條件下,國際資本在利益驅動下利用扭曲的國家貨幣體系導致區域性金融危機爆發,因而從本質上說,金融危機的性質和成因都發生了變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從國際經濟的視角具體解析金融危機的形成原因。

一、國際經濟失衡

黃曉龍(2007)[1]認為國際收支失衡導致國際貨幣體系失衡,虛擬經濟導致流動性過剩,進而導致全球經濟失衡和金融危機。黃曉龍是國內較完備地從外部因素來研究金融危機的,然而從根本上說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源應該是實體經濟的失衡,國際收支失衡只是實體經濟失衡的表象,實體經濟失衡導致貨幣資本的國際流動,國際資本流動導致虛擬經濟膨脹和蕭條,由此形成流動性短缺,最終能夠導致金融危機。因而全球實體經濟的失衡是導致金融危機的必要條件,而虛擬經濟導致的流動性短缺是金融危機的充分條件。

縱觀金融危機史,金融危機總是與區域或全球經濟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年爆發金融危機之前,國際經濟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英國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漸向美國和歐洲傾斜,特別是美國經濟快速增長呈現出取代英國霸主地位的趨勢,這次國際經濟失衡為此后的金融危機埋下了禍根。20世紀末期,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要快于經濟全球化趨勢,拉美國家與美國之間的經濟關聯度使得拉美國家對美國經濟的“蝴蝶效應”要比其他國家更為強烈。20世紀末的20年里,當拉美地區的經濟結構失衡時,往往以拉美國家的金融危機表現出來。歐、美、日經濟結構失衡同樣是導致歐、美、日等國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源。當區域的或全球的穩定經濟結構被打破時,新的經濟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機為推動力。1992年歐洲金融危機,源于德國統一后德國經濟快速發展,打破了德國與美國以及德國與歐洲其他國家間的經濟平衡。1990年的日本也是因為美日之間的經濟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機的作用下,才實現新的經濟均衡。

區域或全球經濟失衡將導致國際資本在一定范圍內的重新配置。在區域經濟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個國家宏觀政策的影響力可能是區域的或全球性的。從短期來看,在某個時點國際經濟是相對平衡的,全球資本總量和需求總量是一定的,而當一國經濟發生變化,會引起國際資本和國際需求在不同國家發生相應的變化,如果是小國經濟,它的影響只是區域性的,如果是大國則它的影響是全球的。當一個大國經濟趨強,則會吸引國際資本向該國流入,產生的結果是另外一些國家的資本流出,當資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時,會發生流動性短缺,金融危機就從可能性向必然性轉變。這種轉變的信號是大國高利率政策,或大國強勢貨幣政策。而對小國經濟而言,經濟趨強后,則會吸引國際資本的流入,當國際資本流入數量較多時,該國的實體經濟吸收國際資本飽和后,國際資本會與該國的虛擬經濟融合,推動經濟的泡沫化,當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嚴重背離時,國際資本很快撤退,導致小國由流動性過剩轉入流動性緊縮,結果導致金融危機爆發。

從國際經濟失衡導致金融危機的形成路徑可以看出,國際經濟失衡通過國際收支表現出來,國際收支失衡的調整又通過國際貨幣體系來進行,如果具備了完善和有效的國際貨幣體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國際經濟強制性和破壞性調整,也就是說可以避免金融危機的發生,然而現實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受到大國操縱的,因而國際經濟失衡會被進一步扭曲和放大。

二、國際貨幣體系扭曲

徐明祺是國內學術界較早把發展中國家金融危機的原因歸結為國際貨幣體系內在缺陷的學者。徐明祺(1999)[2]認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維持現狀間徘徊的國際貨幣體系;另一方面是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投資和債務方面的弱勢地位;處于雙重制約下的發展中國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機的苦果,因而現存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難逃其咎。也就是說國際貨幣體系在調解國際收支不平衡時遵循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基本原則和理念,而各國在制定貨幣政策協調國際經濟失衡時卻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紀律性,因而現在的國際經濟的失衡被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放大了,加劇了。

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是一個松散的國際貨幣體系,盡管歐元和日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作用逐漸增強,但是,儲備貨幣的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決“特里芬難題”,只是將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說儲備貨幣既是國家貨幣也是國際貨幣的身份不變。充當儲備貨幣的國家依據國內宏觀經濟狀況制定宏觀經濟政策,勢必會與世界經濟或區域經濟要求相矛盾,因而會導致外匯市場不穩定和金融市場的動蕩。實行與某種儲備貨幣掛鉤或盯住某種貨幣的國家,既要受該儲備貨幣國家貨幣政策的影響,同時還要受多個國家之間貨幣政策交叉的影響。儲備貨幣之間匯率和利率的變動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大為增強,使得外匯市場更加不穩和動蕩,這種影響可以分為區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鑒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國經濟政策變動影響既可能是區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以美元為例,美元的價值調整是通過美元利率的調整實現的。美聯儲在制定美元利率時,不可能顧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為儲備的國家(地區)宏觀經濟狀況,因而當美元利率調整時,往往會對其他經濟體,特別是和美國經濟聯系比較密切或者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國家和地區造成沖擊[3]。首先,以美元為支柱的不完善國際貨幣體系,不論采取浮動匯率政策還是固定匯率政策,美國的經濟影響著所有與其經濟密切相關的國家及這些國家的貨幣價值變化。如果浮動匯率政策能夠遵守貨幣體系下的貨幣政策制訂的紀律約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場上就不會出現不穩定的投機性攻擊,也不會出現由此造成的貨幣市場動蕩乃至金融危機。由于制定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和經濟全球化相關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貨幣體系不能夠保證美元在浮動匯率的前提下的紀律性,因而一個國家的宏觀政策將會導致經濟相關國家的貨幣市場動蕩,在投機資本催化下爆發金融危機。就目前現狀來看,雖然布雷頓森林體系已經崩潰,但是相對于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美元不論是升值還是貶值,依然會造成這些國家經濟的強烈波動。美國經濟繁榮時,美元升值會導致資本的流出;當美國經濟蕭條時,美元貶值會導致這些國家的通貨膨脹。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保留了原來國際貨幣體系的理念和原則,但卻失去了原來的秩序和紀律,強勢經濟體可以利用這樣的體系轉嫁金融危機和獲取更多利潤,而不需要承擔過多的責任。

三、國際游資的攻擊

國際經濟失衡是金融危機的前提條件,不完善的國際貨幣體系會加劇國際經濟失衡,然而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是國際游資。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金融危機離不開國際游資的攻擊。1992年歐洲金融危機,索羅斯通過保證金方式獲取1:20的借貸,在短短的一個月時間內,通過賣空相當于70億美元的英鎊,買進相當于60億美元的馬克,迫使英鎊大幅貶值,在償還借貸后凈賺15億美元[4]。在1994年墨西哥發生金融危機前,國際游資持續大量地進入墨西哥證券市場,在墨西哥所吸收的外資中,證券投資占70%～80%,但在墨西哥總統候選人遭暗殺事件后的40多天內,外資撤走100億美元,直接導致墨西哥金融危機爆發[5]。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也是國際游資首先攻擊泰銖,低買高賣,并巧妙運用金融衍生工具獲取高額回報。

根據IMF對國際游資的統計,20世紀80年代初的國際短期資本為3萬億美元,到1997年底增加到7.2萬億美元,相當于當年全球國民生產總值的20%。2006年末,僅全球對沖基金管理的資產總額就達1.43萬億美元,比1996年末增長約6倍。對沖基金的投資策略也不斷豐富,從最初的“賣空+杠桿”策略(市場中性基金),發展成為單策略型(包括套利型、方向型、事件驅動型等)、多策略型(包括新興市場型、并購型等)、基金的基金等多種投資策略。其風險特征也呈現多樣化趨勢,既有高風險、高收益的宏觀對沖基金,也有低風險但收益相對穩定的市場中性基金。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國際資本流動的最顯著特征是國際間的過剩資本流動造成了國家、地區乃至全球經濟發展的不穩定性,巨額的國際貨幣資本必然要在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獵取利潤。

國際游資為什么能夠摧毀一個國家的金融體系?眾所周知,國際游資規模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響和縮短被攻擊國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個國家金融市場由繁榮到蕭條的自然過程。當國際游資進入被攻擊國家,它會影響一個國家的利率和匯率變化,從而加快金融市場由理性發展向非理性繁榮轉變[6]。按照金融市場的心理預期自我實現原理分析,當大量國際游資進入一個國家時,即使這個國家經濟發展表現一般,在大量資本進入的情況下,也會帶動金融經濟的快速發展,與此同時,在國際金融家掌握話語霸權的情況下,他們通過有意識地夸大被攻擊國家發展中的成績或存在的問題,以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心理預期。從拉美國家和東南亞國家的實際情況來看,一般先用“經濟奇跡”、“新的發展模式”來吹捧經濟成就,然后用“不可持續”、“面臨崩潰”來夸大經濟中出現的問題。在整個過程中,國際游資有預謀進入和撤退,就會導致金融市場的崩潰。國際游資嫻熟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繁榮時期賺取高額利潤,也可以利用金融危機賺取高額利潤或者收購危機國家的優質資本,進而控制被攻擊國家的經濟命脈。這就是在新興市場國家爆發金融危機后,國際直接投資(FDI)為什么會低價收購危機國的優質資產,形成新的經濟殖民主義的根本原因。四、中國預防攻擊性金融危機之策

在中國股市由狂飆到暴跌和中國房地產市場經歷了火爆到等待觀望以后,中國的經濟是不是進入由繁榮向危機過渡的轉折點?中國會不會爆發金融危機?從經濟表象來看,在我國經濟運行中依然表現為流動性過剩、通貨膨脹和人民幣升值預期等等;從經濟本質來看,我國經濟運行中存在著產業結構調整滯后、技術自主創新能力弱和金融市場不完善等問題。出現這些現象和問題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也有內部因素的作用。

當前,全球經濟失衡的特征較為明顯,首先美國經濟進入蕭條時期,次級債危機使得美國經濟雪上加霜,而歐盟、日本、中國和俄羅斯經濟持續增長。其次,美元的發行泛濫導致美元對歐元和人民幣持續貶值,致使其他國家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再次,國際游資在世界范圍內流動的規模越來越大。美國為了振興經濟采取降低利息的貨幣政策,美元對其他貨幣也在快速貶值。

中國從2005年開始出現人民幣對美元的利差,2006年2月利差曾達到3%,境外資本流入后往往會兌換成人民幣再放貸出去,其收益不能以存款利率衡量收益,而是以貸款利率衡量收益,1年期基準貸款利率是7.47%,如果每年人民幣升值預期是5%的話,那么國際游資的回報就接近13%。如果國際游資不是采取放貸形式,而是直接投資中國房地產或股票,其收益率會更高,2007年投資中國房地產的利潤不低于30%,該年度上證指數上漲了96.7%。

人民幣升值預期和國外游資在中國投資的高額回報吸引了大量外資通過各種渠道進入中國。2007年究竟有多少國際游資進入我國,國內學者有不同的計算。采用簡單的計算,以外匯儲備的增加值減去外貿順差和外國直接投資,2007年通過各種渠道進入我國的國際游資近800億美元。800億美元國際游資流入完全可以解釋流動性過剩、房市與股市的泡沫和我國目前通貨膨脹的壓力等現象。只要人民幣升值預期存在,國際游資就不會抽走。人民幣升值預期還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我國實體經濟還在持續增長,表現為我國國際貿易順差還存在,我國非貿易品的價格還遠遠低于發達國家。國際游資現在急迫要做的是要繼續抬高我國的非貿易品價格,并在適當時機抽逃,在羊群效應下引爆中國金融危機,之后國際資本再回來收購中國優質資本。

中國要能夠有效地預防上述攻擊性金融危機,首先必須嚴格控制虛擬經濟的非理性發展,快速壓縮樓市和股市泡沫,套住國際游資刺激實體經濟的增長。套住國際游資有兩種思路:一是由國際游資短期內獲得暴利向長期內正常利潤轉變,降低使用外資的成本,讓外資為我國經濟建設服務。二是構建長期的心理預期,使外資留在中國;其中,很重要一點是保持中國實體經濟的持續增長。其三是有計劃地減持我國的外匯儲備,特別減少以國債形式存在的外匯儲備,把外匯儲備轉化為有形資產,實現外匯的保值和增值,并用外匯儲備調控國際經濟,使之有利于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最后,加強跨境資本的管制,積極干預和監管短期國際游資的流入。

參考文獻:

[1]黃曉龍.全球失衡、流動性過剩與貨幣危機—基于非均衡國際貨幣體系的分析視角[J].金融研究,2007,(8).

[2]徐明祺.國際貨幣體系缺陷與國際金融危機[J].國際金融研究,1999,(7).

[3]夏斌,陳道富.國際貨幣體系失衡下的中國匯率政策[J].經濟研究,2006,(2).

篇（2）

這個帶有很多錢的就是喬治·索羅斯，以他量子基金為首的國際投機者從5月開始對泰銖發動了攻擊。并了這個多米諾骨牌。

泰銖、印尼盾、馬來西亞元、菲律賓比索兌美元匯價狂跌；新加坡、韓國、臺灣等亞洲三小龍也難逃此劫。

剛剛回歸的香港也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沖擊；

紐約道·瓊斯指數、倫敦和東京的大型股市也不可避免地卷入這一泥潭。

這場空前的金融危機來勢之猛、涉及之廣令全球為之震驚！

在此，我們特推出這一系列，以饗讀者?！幷?/p>

索羅斯血洗東南亞

小劉在某外企任職，因業務關系，經常往來于泰中之間，可是7月的一個星期三的早晨，他發現自己著實賺了一筆———1美元兌換的泰銖突然變多了。稀里糊涂的他還以為是銀行的小姐弄錯了。事實上，泰國人的國際購買能力在這一天銳減16．7％，一場規模空前的金融風暴正登灘東南亞。

1997年1月份，以喬治·索羅斯為首的國際投機商開始對覬覦已久的東南亞金融市場發動攻擊，開始拋售泰銖，買進美元。泰銖直線下跌。其目的很明確：

攪亂東南亞金融市場，以圖混水摸魚，狠撈一筆。而東南亞一些國家房地產、外匯儲備、金融市場管理的混亂與失控，給投機者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吃柿子挑軟的拿，索羅斯的如意算盤是：先從最不堪一擊的泰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入手，進而攪亂亞洲“四小龍”新加坡、韓國、中國臺灣，最后攻占香港，以圖造成他們無堅不摧的印象，擊潰市場信心，引發“群羊”心理。索羅斯認為，只要擊垮一個國家的金融市場，其它國家就不可避免一個接著一個倒下，這就是所謂的“多米諾骨牌”效應。

泰國，成了首當其沖的目標。

5月份，國際貨幣投機商開始大舉沽售泰銖，兌美元匯率大幅下跌。面對投機商氣勢洶洶的進攻，泰國央行與新加坡央行聯手入市，三管齊下，企圖捍衛泰銖陣地，他們動用了120億美元吸納泰銖；禁止本地銀行拆借泰銖給離岸投機者；大幅提高息率，一番短兵相接之后，泰銖的地位暫時性保住了。

對此，國際貨幣投機商進行了強有力的反擊，他們的招數只有一個：籌集資金，狠拋泰銖。索羅斯開始節節挺進。與此同時，泰銖貶值的浪潮一浪接著一浪，泰銖兌換美元的匯率屢創新低。泰政府臨陣換將，原財政部長庵雷·威拉旺被迫交出帥印，泰政府此舉，猶如在波濤洶涌的湖面投下一顆重磅炸彈，菲律賓成了受害者，比索匯率開始大幅起落。

庵雷·威拉旺的黯然而去卻未能阻止泰銖的節節失利。6月份，投機商開始出售美國國債，籌集資金，再度向泰銖發起致命一擊。泰央行奮起還擊。其時，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在太平盛世掩蓋下的各種弊端一一暴露出來。為了穩定軍心，6月30日，泰國總理差厄利發表電視講話：“我再次重申，泰銖不會貶值，我們將讓那些投機分子血本無歸。”發誓歸發誓，偏偏其金融市場像個扶不起的阿斗。此時的泰國央行已彈盡糧絕，僅有的3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早已花光。就在泰總理講話兩天之后，泰國央行被迫宣布實行浮動匯率制，放棄長達13年之久的泰銖與美元掛鉤的匯率制。當天，泰銖重挫20％，7月29日，泰國央行行長倫差·馬拉甲宣布辭職，8月5日，泰央行決定關閉42家金融機構，至此，泰銖終于失守。

與此同時，菲律賓比索的軟弱可欺使它成為投機商的另一狙擊目標，菲央行曾嘗試一周之內4次加息，并宣布擴寬比索兌換美元匯率的上落波幅，竭力對抗索羅斯。但大勢已去，無力回天。7月11日，菲央行宣布允許菲律賓比索在更闊的幅度內波動，一時間，比索貶值慘不忍睹，實際上，這標志著比索保衛戰的全面失守。

就像一個癮君子，此時的索羅斯顯然并未心滿意足，他們四下出動，尋找可捕獵的下一個目標，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進入了他的視線之內。

馬來西亞央行企圖拉高沽空馬來西亞林吉特的成本來阻止投機商的興風作浪，印度尼西亞也入市支持印尼盾。但終擋不住投機商強有力的進攻，馬幣、印尼幣對美元兌換比價一低再低。

鄰國陣地的失守開始波及一向有“避難貨幣”之稱的新加坡貨幣。唇亡齒寒，盡管新加坡也采取了諸如拉高利率等措施，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新加坡元兌美元的匯率還是持續下跌。

在索羅斯的強硬態勢下，各國政府均感力不從心，已紛紛放棄了捍衛行動，開始屈服，一副任打不還手的樣子。任由本國貨幣在市場中沉沉浮浮，另一方面，國際貨幣投機商更是有恃無恐，在東南亞金融市場上呼風喚雨，橫行一時。

東南亞貨幣狙擊戰弄得人人自危，各國金融當局使盡渾身解數以免掉入這一泥潭之中，就連在此次風潮中一直作壁上觀的美國也開始表態，美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格林斯潘說，他特別“感到不安的是”這場危機在很大程度上由一個國家涉及到另一個國家，美國愿意幫助“受這次波動影響的國家”。

國際投機商咄咄逼人的氣焰已使得國際社會對集體應付貨幣危機的認識正在加深。7月25日，中國、澳大利亞、日本、中國香港特區、印度尼西亞、韓國、馬來西亞、新西蘭等亞太地區11個國家和地區的中央銀行和金融管理局高層代表在上海開會，會議結束后發出的聲明表示，一個穩定的貨幣市場是非常重要的，亞太各國將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共同研究，對有關國家提供新援助的措施協助成員國在必要時進行經濟調整，這個消息對東南亞各國來說，至少讓他們覺得在自己與國際貨幣炒家進行殊死搏斗時不再顯得那么孤單。

8月5日，危機重重的泰國，同意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附帶苛刻條件的備用貸款計劃及一攬子措施。8月11日，為拯救資金短缺的泰國，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持，世界十幾個國家和地區的中央銀行行長在日本東京舉行會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亞洲的一些國家和地區承諾分擔為泰國提供總共160億美元（后增至167億美元）的融資款計劃，其中中國和中國香港都各自承諾向泰國借出10億美元的貸款。8月21日，國際清算銀行（BIS）宣布給予泰國總值33億美元的臨時貸款，以協助它渡過難關。

就在東南亞各國四處求援、積極謀劃之時，國際投機商卻銷聲匿跡，突然不再攻擊。8月20日，東南亞各國貨幣匯率暫時回穩，東南亞各國人們均大大喘了口氣：好了，風暴終于過去了！

就像暴風雨前夕的寧靜，平靜的外表下孕育著一片殺機，東鄰各國顯然歡樂還為時過早，新一輪的“狂風暴雨”只是在等待一個合適的機會而已，令人無奈的是，這種寧靜僅僅持續了幾天；東鄰各國還沒來得及揩揩身上的血跡。8月底，又一輪令人目瞪口呆的跌勢瞬間而至。這一次，卻把東盟成員文萊也拉下了水。

至此，索羅斯一副得勢不饒人的架勢，剩勇追窮寇，再度集中火力掃蕩東南亞。進入9月份，這場風暴持續肆虐已進入第三個月，外匯市場的頹勢仍在繼續。東南亞各國經濟狀況繼續惡化。10月19日，泰國財政部長他農·比達亞也滿腹惆悵卸任而去。

直到11月上旬，這場對東南亞來說噩夢一般的4個多月的黑色風暴才漸趨平靜。據業內人士分析，這場動蕩已告一段落。但對東南亞，特別是身處震源的泰國來說，彈冠可以，相慶卻已苦澀難提。

無可奈何花落去

篇（3）

1、調整的背景。

1994年，我國銀行業接受了一個國際準則，即巴賽爾銀行監管委員會所制定的資本充足率標準。這說明我國的銀行業開始走向市場、走向開放。巴賽爾條約要求銀行的核心資本與其加權風險資產的比例至少為4%，其總資產或凈值占其加權風險資產的比例至少為8%。這是一個保證國家金融系統安全的有效準則，不僅為35個契約國所接受，而且為世界大多數國家所承認，我國還將該標準正式載入商業銀行法第39條中。按巴賽爾標準，商業銀行必須要按照有風險的企業來進行經營，而不能以空殼銀行通過轉手經營儲蓄者資金來生存。這與空手套白狼的傳統銀行理論不同。按照傳統的銀行理論，銀行是將資金所有者“典當”的資金視為自己的資金貸給需求者，銀行本身并不在經營中投入資金。由此造成了銀行的道德風險(高風險經營)、破產威脅及信用下降，給銀行業的經營帶來了困難，所以，為控制風險，提出資本金標準是一個最有效的辦法。這就是巴賽爾條約的含義。

80年代，我國的銀行與財政分離，開始承擔獨立的職能，但是，由于傳統計劃經濟的遺產，再加上國家財力因放權讓利而削弱，政府為控制經濟，我國銀行業采用了近乎壟斷的國有銀行體制，國家通過該體系將收集的資金投于國有企業。為了使該流程不至于被中間截流，國家通過各種手段限制居民的資本選擇，如取締民間非正規金融，限制證券市場發展，控制直接投資等，但是，隨著經濟改革不斷深入和經濟的發展，單一的資金獲取渠道無法滿足不斷增加的社會資金需求，于是，90年代初我國銀行業經過了一輪自由化的改革，出現了一些非國有股份制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由于國有銀行壟斷了社會資金的分配，不利于正在興起的非國有經濟的發展，于是在一些地方開始自發形成以信用社和基金形式出現的金融組織，擔負著地方性的資金融通工作，成為鄉鎮企業和城市非國有經濟資金供應的主要渠道。至1994年，全國的城市信用社達5000家以上，其貸款的一半以上流向城市集體企業，8%左右流向私營企業。據估計，提供給私營企業的貸款相當于國有銀行的5倍。但是，這些金融機構所具有的先天不足是信用度低，資金量小，只能以高利率來吸收社會資金或從國有銀行借款，然后以較高利率借出，這就增大了經營風險。在經濟高漲時期，風險通常被掩蓋起來，而一旦經濟緊縮，普遍出現經營困難，不僅資金來源成了問題，而且貸出去的款也難回收。國家借此進行了金融整頓，合并了機構，走上了金融集中化的道路。這些合并后的機構又成了另一類壟斷型的機構，對中小企業的貸款來源由此也被切斷。與此同時，國有銀行也搞起了第二銀行，即信托投資公司。在銀行的帶動下，其他機構也加以仿效，于是成立了大量非銀行金融機構。這些機構名義上從事委托存貸業務，實質上是利用關系以低利息從國有銀行弄來資金，然后以市場利率貸放出去，或干脆自己從事房地產等高風險高盈利投資，這實際上是國有銀行逃避國家信貸管理進行風險投資的手段。據估計，到1995年底，國有銀行對信托機構的放款數額達5500億元，這也是國有銀行呆壞賬快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為了整頓金融秩序，央行采取了壓縮信托投資公司規模使其與商業銀行脫鉤的辦法，其數量從1994年底的393家降到1996年底的244家，但其造成的資金損失大多已無法挽回。

還有一個因素也要看到，國有商業銀行迅速在全國布網經營，但由于實行地方的分權式管理，這些機構成了地方政府的錢口袋，再加上銀行經營管理不善，許多基層機構成為國有銀行的包袱。90年代中后期，隨著銀行商業化的推進，巴賽爾標準的實施以及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國有銀行不僅追求效益的沖動開始占了上風，而且金融風險意識逐漸增強。于是，在國家整頓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風險形勢下，各個商業銀行開始收縮戰線，壓縮基層銀行機構，上收貸款權力，貨幣市場出現了逆細分化傾向，一方面存貸款向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集中，其壟斷趨勢進一步加強，另一方面，其他商業銀行也從基層行集中資金，進行大額度放款，使得中小企業獲得銀行資金的渠道進一步萎縮。這一格局由于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而變得更嚴重，銀行收得越來越緊。由此可見，在壟斷和集中化的主導趨勢下，我國的銀行體系還面臨著以下問題，一是國有銀行包袱重、經營管理水平低，且資源壟斷嚴重；二是非國有銀行實力有限，信用度不高，規模過小，抗風險能力差；三是沒有形成合理的利率決定機制，致使銀行經營風險大。在這種格局下，因為國有銀行的資金主要投向國有企業，資金的流向不盡合理，所以給整體經濟發展造成了困難，這是銀行業調整面臨的基本矛盾。

2、調整什么，怎樣調整

從一國的整個資金流動過程看，個人獲得的各種資金有三個流向，即消費、儲蓄和其它投資，社會資金流入銀行業暫時或長期地存放，銀行所能動用(貸款)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銀行能夠完全履行其作為資金集散中心的職能，則經濟運行中的資金供應是基本平衡的，因為資金供求者與商品市場上的商品供求者正好地位相反(不考慮外部因素)。但是，在經濟劇烈波動或資金流動存在結構性失衡時，上述的對稱性被打破，就會形成資金供求失衡。在我國的資金流動過程中，這種失衡主要由結構性因素引起，銀行吸收分散資金集中供給國有企業的結果是，資金過多地流向并沒有那么大需求和能力的國有企業(甚至有些充當了資本金)，而其它需求者的資金無法滿足，于是形成資金的二次分配和多次分配，人為地造成資本高價和配置扭曲，而且形成了一條長長的資金食利鏈，滋生腐敗。不僅如此，國家控制儲蓄利率也是對供給者的利益剝奪，因為儲蓄者被取消了資金使用的選擇權，只能以低價獲得利率。對于從事資金集散的銀行來說，更是獲得了一個獨一無二的壟斷地位，資金支配權成了獲利的最佳工具。通過低價收集資金剝奪儲蓄者的利益，并沒有通過商品的低成本和低價格返還消費者，而是成了各類中間取利者的收益和無效益的投資，結果是銀行反而背上了重債。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沒有正常的融資渠道，為高利貸的盛行大開了方便之門。這就決定了我們調整銀行結構的基本出發點，即疏通資金流通渠道，形成有效率、市場化的資金集散中心。由此而涉及的政策問題相當復雜，主要有：

一是要堅決消除資金無效分配機制，使資金流向合理化。目前，國有銀行給國有企業服務的情況并未改變，國有企業提供了二、三產業整個產出的不足40%，但卻占用著60%以上的資金投入，這是造成銀行業困境和社會資金失衡的主要因素。使資金能真正按市場規則進入資金的真正需求部門，是體制和政策調整的主要目標。

二是要形成合理的銀行結構體系，打破銀行業的國家壟斷。在我國，國有銀行的資金流入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是國有銀行的服務對象。由此而提出的問題是，如果我國銀行體制還基本上是國有銀行的一統天下，資金的合理分配就不可能，銀行業的正常競爭也不會形成。所以，要求國有銀行擴大服務對象，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廂情愿，最根本的辦法還是打破國有銀行的壟斷，鼓勵和發展緊貼市場的非國有金融機構。一般來說，一個穩定而有效率的金融體制是從民間部門的利益沖突及其協調過程中生長起來的，而在計劃體制背景下進行的金融市場化改革，其實質更應是政府部門的退出與民間部門的進入和成長，變政府配置金融資源為由民間部門配置金融資源，進而在民間部門之間確立正常的金融交易關系。不僅如此，資金服務是一個多層次、多樣性的體系，因為資金需求是復雜的，單靠正規的銀行業并不能全部解決需求者的問題，如農民貸款，城市小型工商企業、個體勞動者、風險型企業、貧困人群和特殊人群的資金需求等，只有通過各種特殊的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才能提供服務；銀行體系完備了，資金的結構性流動失衡才能最終解決。所以，開放銀行業的投資，形成多元化的銀行格局，是提高銀行業經營管理水平、降低金融風險、提高資金利用效率的重要一環。此外，現有100多家中小商業銀行也有一個調整問題，包括存款保險、重組合并、剝離不良資產等。三是對國有銀行進行調整。在這方面，政府開始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提高銀行業的資本金，降低不合理債權；將逐步對國有獨資商業銀行進行改制，引進其他投資者；從建立現代銀行制度入手完善管理制度、提高管理水平、精簡機構人員、提高銀行競爭力等，使國有銀行逐步走向市場。同時，為了緩解宏觀資金分配的矛盾，合理劃分了銀行貸款權限，將服務對象擴大到各類非國有經濟。這些政策調整有利于國有商業銀行擺脫困境，提高競爭力，但要真正取得突破，必然涉及到產權、人員、資本金、治理結構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的根本改革。如果說國有企業的改革困難，那么，國有銀行的改革就更難。而能否在這方面取得突破，直接關系到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前途。四是實行利率市場化，使資金價格有一個合理的定價基礎。現在，國內拆借市場、銀行間債券市場、外國銀行辦理外匯業務，其利率已經市場化了，且目前價格走低，利率水平不高，正是改變形成機制，使利率市場化的最好時機。這時放開貸款利率以形成資金的市場定價，能夠促使銀行改善經營，使資金流向更合理。目前，利率市場化的障礙有二：一是思想上的顧慮，擔心放開以后利率升高，失去控制。其實，放開以后，利率升降都是市場的正常反應。在價格普遍走低的情況下，利率也不會升得太高，況且央行控制著再貸款和再貼現手段，可以進行調節。二是技術上和操作上的困難。一般來說，國債收益率構成長期收益曲線，是市場利率的基準線，但在我國目前情況下，由于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壟斷地位，事情正好反了過來，不是國債收益率影響和決定銀行利率，而是四大銀行的成本決定國債的招投標價格，國債利率的漲跌取決于四大國有銀行的行為，因而目前的國債收益率還難以成為市場利率的基準。在削減四大國有銀行壟斷地位的同時，能否作出適當安排，限制四大銀行的行為，使國債收益率逐漸成為市場利率變動的參照。以提高銀行競爭力和市場化為核心的銀行業結構調整，不僅有利于進一步改變過去集聚社會資金支持經濟發展的趕超型發展戰略，也是對改革以來出現的銀行業集中化和壟斷化趨勢的修正。做為一個發展中的人口大國，我國過去和未來所面臨的主要問題還是促進經濟發展，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單純通過資金的輸入來達到高增長的效果越來越差，而且后患無窮。這就迫使我們的金融結構要進行分散化、市場化的調整，這也是我國經濟發展新階段提出的要求和加入WTO的需要。以銀行調整為重點的金融結構調整，將對我國今后的經濟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

二、證券市場發展

在銀行業開始結構調整的同時，做為金融體系的另一個重要成員，證券市場正在穩步發展，以《證券法》的實施為標志，我國證券市場經過10多年試點后正式納入金融體系，并在經濟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1、我國證券市場概況

為了使本文的敘述更有針對性，這里的證券市場主要指的是股票市場，而其它類型的證券，如政府和企業債券暫不做分析。

企業的股票是該企業資產所有權的代表物，是一種明晰的產權，股票的持有和交易是一種所有權的擁有和讓渡，前提是該代表物(股票)必須是真實的。所以，股票本質上是與國有企業的含義相沖突的，因為國有企業理論上歸人民所有(當然實際上是政府所有)，其產權無法分割，如果分割則利益應歸于全民，這在理論上是無法實現的(實際分割與此無關)。好在我國90年代搞的企業發行股票的試點及自發交易市場的形成，并沒有考慮理論問題，也就有了可操作性。

不論是80年代中后期各地興起的證券交易場所，還是90年代初在上海、深圳建立的證券交易所，開始時都是地方行為，國家沒有設立專門的證券管理機構。這里的證券市場可以說是一個自由放任和不規范的市場。一是上市公司的上市規則是由證券交易所制定的，而證券交易所是一個以盈利為目的的企業單位(上市掛牌交易的公司每一年繳納掛牌費，而證券經紀商上交手續費給交易所)，所以，從監管的角度看，它只有權力保證上市公司本身是存在的(即股票的資產實際存在)，但沒有權力去保證上市公司不搞弄虛作假欺騙投資者。所以，上市規則事實上對上市公司并無約束力。這就需要政府來提供保證上市公司質量的監管體系。二是上市公司到底是怎樣的情況，投資者是不清楚的。當一個企業的股票在證券交易所化為一種代號以后，事實上，投資者也并不需要再去了解該符號的實際內涵，因為符號的收益能脫離企業的資本變化，這就為大批投資者提供了自由炒作的空間，符號本身也就具有了價值。但是，對符號的炒作是有限度的，所以最終股票價格就會波動。對投資者和股票價格進行直接控制是不可能的，但如果由此延伸至投資者可以為所欲為，操縱市場，就是監管的問題。監管是一種公共產品，就象警察維持公共秩序一樣。所以，規范市場行為自然是政府要管的事情。1991-1993年初，由于證券市場的運行缺乏制度保障，資金大戶肆意做市，投資者盲目炒作，股價連續翻倍，造成市場無序，于是，國家正式建立證券管理機構，開始介入監管，在上市公司的選擇和控制投機上采取了一些措施。

但是，政府介入證券市場監管并不必然是有效率的。如果管制過度，其效果相當于引進老虎來驅趕狼，使市場陷入另一種無序狀態。無奈，我國的證券市場就走入了這一極端。隨著管理權限上收，政府的證券管理機構事無巨細地插手證券市場的運行，其一是上市公司的審批制和額度制；其二是直接監管制。在證券交易所掛牌的上市公司，其增長由政府掌握，指標由政府分配，審批辦法由政府制訂，審批過程由政府執行，一句話，實行的是指令性計劃。這樣做的結果雖然解決了上市公司無序增長的問題，但卻造成供求不協調，市場劇烈波動，地方政府與上市公司合伙欺騙投資者等問題。不僅如此，政府監管不是從規則上著手，而是采用無規則的(救火式)一事一議的處理辦法，引導上市公司和投資者去尋找監管的漏洞，市場的無序性有增無減。其間以瓊民源事件最為典型。這段時期的證券市場是被管制的無序，表面上國家監管，但該管的沒管，反而使用了計劃經濟的辦法來管市場，結果是加劇和放大了市場波動。深滬兩地的股票指數從1993年上半年達峰值后一瀉千里，至1994年6月份兩市股指跌幅近80%，大多價格只相當于一年前的10%左右。跌幅之大非常罕見，兩市資產損失達數百億之多，許多投資者血本無歸。在1996-1997年，政府曾經發動了一波行情，1998年又歸于沉寂。這一時期，兩市的市場覆蓋面在不斷擴大，上市公司的數量也在不斷增加，市場影響力越來越大。但市場的不規范則是顯見的事實。

對于股票市場的發展規律，理論上有五階段之說，即停滯階段、操縱階段、投機階段、鞏固或崩潰階段、成熟階段，具體來說，這五階段情況如下。

①停滯階段。股票市場處于初創期，僅有少數人知道股票市場的存在，交易手段落后，手續煩雜，交易成本高，掛牌上市的公司少，股票價格基本上保持在票面平價水平，有可能隨時間推移使股票價格低估。在變動的經濟環境中更是如此。不過，當投資者開始發現股息收益超過了其他形式的收益時，就開始購買股票，起初很謹慎，然后逐漸踴躍。

②操縱階段。當一些市場參與者發現，股票供應量很少，流動性有限，購買少量股票就有可能使一種或多種股票價格上升時，操縱階段就開始了。只要價格扶搖直上，其他人就會開始購買，操縱者賺錢后就可以迅速離開市場。使股票投資者更有吸引力的政府措施和交易手段的變更，可以引起更活躍的交易。

③投機階段。當一些人開始獲得大量資本收益和利潤時，更多的投機者就會受到吸引而加入市場，當價格被哄抬到高過股票基本價值，交易額迅速上升后，投機階段也就開始了。新發行股票過多地被認購，以致使許多公司公開出售股票，股票供應量迅速擴大，這時，再加上政府開始介入市場采取行動控制投機，如保證金要求的提高，較高的經紀人傭金，機構投資者的銷售，增收交易和收益稅，過多出售政府所擁有的股票或刺激對大公司股票的新的包銷等。但是否能控制投機效果并不明顯。

④鞏固或崩潰階段。隨著政府的介入和市場的迅速擴大，到一定時候，股市可用于投資的資金枯竭，新發行的股票已無法認購，投資者開始意識到，股票價格已升得太高，股價與其基本價值已無任何聯系，股票價格開始下跌。相對于繁榮程度的大小，股價下跌的速度有緩有快，這里就開始了調整或崩潰階段。在發生這樣的價格下跌后，投資者需要幾個月、甚至幾年時間才能重新獲得信心。這主要取決于價格下跌的程度，也取決于一國當時的利率、經濟增長、公司利潤率、通貨膨脹、其他投資方式的收益、政府對鼓勵股市發展的刺激措施及機構投資者的行為等。在這一調整階段，許多投機者會成為投資者，他們不愿虧本賣出，把股票作為長期投資形式持有，希望將來價格回升。

⑤成熟階段。當最初的投資者重新獲得信心，而且在第一次價格跌落時未受到損失的新投資者也參加市場活動后，一個新的成熟階段也就開始了。更多的機構投資者加入市場活動，會促進市場逐漸走向成熟，交易量會趨向穩定，投資者也會更有理性，股票供給范圍更大，流動性也得以增強。股份雖然會繼續波動，但已變得不那么劇烈。如果出現大幅度的價格波動，這通常是由于重大政治、經濟問題，貨幣和匯率政策的大幅變動，其它重大經濟政策調整和政府過度干預等因素所致。

我國的證券市場經過了前四個階段，現正在進入第五階段。目前，我國深滬兩地上市掛牌交易的股份公司1000余家，股票總市值近4萬億元，流通總市值1萬億余元，是一個影響力日大的和發展中的市場。

2、證券市場的發展與政策調整

在正式確立了證券市場在金融體系中的地位以后，我國的證券市場開始向規范化的方向發展。主要表現在：一是對證券市場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行了重新評價，確立了其作為直接融資市場的身份，而且通過各種具體措施來提高證券市場的地位(如證券法的出臺等)；二是在市場的規范化方面下了大力氣，特別是在規范政府的監管行為上取得了明顯的進展，使過去的投機市、政策市的狀況大有改觀；三是市場的投資行為發生了很大變化，投資者的結構有了改進，使得市場呈現穩步上揚的格局，與經濟大環境的走勢基本相符。這些變化，得益于證券市場的政策改進。在證券法出臺后，國家出臺了大量的政策法規，在規范投資者、上市公司、政策的行為上有了很大進步，使證券市場的規范化發展成為主流。這些政策變化有以下幾方面：第一，針對整個股票市場投資者分散，易于造成股指劇烈波動和投資者行為難以規范的缺陷，著力培育和發展長期機構投資者，如組織大型證券投資基金，改組證券公司以擴大其股本，允許和鼓勵企業，包括國有企業入市買其股票，允許保險公司資金入市買賣掛牌交易的證券投資基金等，允許基金管理公司和證券公司進入銀行業同業拆借市場從事拆借、買賣債券業務，允許證券公司所持股票抵押貸款等，鼓勵一批有資金實力的投資機構長期持有上市公司股票，以起到穩定市場、規范市場的目的。這些政策的出臺，為證券市場創造了一個逐漸改進的市場環境。不過，也要看到，目前我國機構投資者的行為還沒有一個規范化的約束機制，上市公司的質量沒有相應提高，再加上市場上機構投資者的資金與散戶投資者的資金之比為1∶10，存在嚴重的結構偏差，機構投資者的作用無法得到有效發揮，其行為也不規范，短期化傾向嚴重。須知，營造機構投資者、長期投資者生存發展的市場環境，是證券市場長期穩定發展的重要環節，發展中國證券市場之所以會經歷五個階段，而且還會出現反復，其重要原因就是市場投機嚴重，投資者的行為長期無法規范。所以，造就一批高質量、規范化運作的證券市場機構投資者是十分必要的。我國準備在現有機構投資者的基礎上，再發展和造就一批大型證券投資基金，以增強機構投資者的實力。如果能夠在2-3年內使機構投資者與散戶投資者的市場資金實力之比，由目前的1∶10變為3∶7或4∶6，我國證券市場的穩定發展也就有了可行的基礎。

第二，政府行為不斷規范，按市場規則監管證券市場的政策環境正在形成。這是我們看到的最可喜的變化，前十年我國證券市場的不規范，除了市場本身的運行原因外，主要是由于，所謂政策造成的劇烈波動給投資者造成了很大的損失，上市公司資源的行政配置造成了利益的再分配格局和加大了市場風險。政府的不合理干預造成了投資者和上市公司行為的扭曲等?？梢哉f，當時是以行政管理和計劃經濟的思維在經營和控制這一高風險的市場，結果該管的沒去管，不該管的管得太多，給市場的發展造成了障礙。目前，這些障礙正在逐步消除，其表現有：

一是正在逐步推行股票發行審核制，取消股票上市的指標分配。今后企業股票發行上市，不再需要政府控制和分配的發行指標以及地方政府或國務院有關部門的推薦，而是只要符合法律法規的要求，經省級政府或國務院有關部門同意，股票主承銷商就可向中國證監會推薦并報送申請文件，證監會對擬發行的股份公司核準后，由外部專家組成的發行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批。這是按市場規則分配資源的重大改進，也是規范證券市場的重要步驟。過去實行的所謂發行額度分配辦法，是典型的政府經營市場的體現，由此造成了政府、上市公司、投資者行為的巨大扭曲。如1993-1994年的市場崩潰，深滬兩市股指在一年半左右時間內暴跌80%，大多數股票價格被壓縮在1-5元之間，投資者對市場失去信心，起因于國家公布在1994年度要新發行55億股票。上市指標的行政分配，造成上市資源利用效率低。如為了控制上市公司家數采取數量控制，地方新發行的股票是大盤而家數少，形成人為資產膨脹；而為了控制股票數量不控制家數，則大量上市一些流動股極小的公司，通過行政手段進行監控和防范，留下的漏洞比堵住的漏洞更多。更為嚴重的，為使國有企業脫困，大量經過包裝的國有企業上市圈錢(如ST紅光事件)，造成大量虧損或毫無發展前景的企業市場，給投資者信心造成打擊。直到目前，許多大盤股國有企業的股價還在發行價附近波動，受到了市場的長期冷落，企業本身也沒有變化。所以，改變股票供給方式，形成一個市場化的股票供求機制和價格形成機制，是我國證券市場規范化發展的重要標志。

二是通過股票發行價格的市場化改革，逐步消除一、二級市場上的價格套利機會。過去，股票的一、二級市場存在著巨大的差價(1-5倍)，使得一級市場的申購資金多達數千億元，無風險套利盛行，而且那種發行方式給上市公司的內部人提供了一個暴富的機會，由此產生了各種腐敗行為(如已暴露的大慶聯誼等)。通過股票上市的上網發行和向二級市場投資者配售相結合，發行價格采取不事先確定而由市場申購者的需求確定等措施，為股票的合理定價奠定了科學的基礎。這樣，一、二級市場價格的人為差別消失，使投資者處于一個平等競爭的環境，也消除了利用股票上市暴富的基礎。

三是市場的扶優汰劣機制正在形成。這主要表現在，通過創設二板市場鼓勵國內高新技術企業上市，鼓勵重組的政策和退出證券市場的機制。目前，在我國證券市場上，上市公司是真正的終身制，一只股票上了市，只要自己不宣布破產，即使早已資不抵債或已形成巨額負資產(如PT農商社、ST百文等)，股票照樣交易，而且市場價格不低。投資者之所以敢于冒險買賣這種股票，就因為他們認定，這類企業不會真正破產清算，而是會有各種政策使其復生或以殼資源轉讓。對于這類已經結束其經營期的企業，要形成合理的淘汰機制，才會激發證券市場的活力，使投資者真正投資于有價值的股票。正在推出的連續三年以上虧損的上市公司逐出證券市場的試點，將是改變這一困境的良策。需要就此搞出一套具體實施辦法。不僅如此，在實施汰劣的同時，也出臺了一些扶優的辦法，如對于國家需要鼓勵發展的高新技術產業，通過創設二板市場來促其發展，對這些企業采取更寬松的政策，只要求上市公司上市前有一年盈利記錄、最低資本額為3000萬元，并對這些股票不設單日買賣漲跌停板限制。該市場有可能在年內推出。這樣，發展證券市場就與實施產業政策、提高企業競爭力緊密聯系起來。

歷過十年的試點運作，我國的證券市場正以快速的步伐逐步走向規范。不過，要使證券市場走向成熟，還有不少問題需要解決。如上市公司和政府的信息披露機制不健全，大戶提前知道重大信息進行炒作的現象嚴重；大資金者的行為沒有得到規范和監管，造成莊股盛行，短期炒作，給市場的穩定形成威脅；對上市公司的財務監督薄弱，目前通過中介機構對上市公司業績進行審核的機制不完善，虛假報表時有發生；證券市場的穩定發展機制不完善，投資者沒有更多的風險回避渠道，只有股指上漲才能獲利，因而，投資者風險大，機構投資者尤甚等。這些問題的正確解決對于證券市場的長期發展至關重要。三、證券市場與銀行業協調發展

在證券市場規模擴大和市值增加的同時，作為銀行資金的重要來源，居民的儲蓄增量呈現不斷下滑之勢。從去年6月以來，居民儲蓄增長率不斷下降，有的地方已經出現負增長。這就引起了人們的憂慮，提出了銀行和證券市場發展的相容性問題。從宏觀資金總量看，從銀行流走的一塊資金進入了證券市場是必然的，問題在于流動的合理性和規模分配格局應該如何理解。

篇（4）

近幾年，我國農村金融需求特點表現為：傳統產業資金需求不減并略有遞增、多種產業需求快速增長、農村基礎建設資金需求趨旺、農業結構調整資金需求量大幅增長。然而，我國廣大農村地區又普遍存在金融機構網點減少、覆蓋率下降、金融供給不足、競爭不充分等情況。為提供有效金融供給，農村金融改革下一步必須觸及制度層面，走制度、體制創新和擴張的道路，這也是解決農村金融壓抑的基本思路。

目前，我國農村流動性不足、金融資源短缺正面臨逐步擴大之勢。

一、農村金融資源的供給數量不足

從總體上講，我國正規金融機構配置在農村地區的信貸資源相當有限，以所有農村金融機構在農村地區的短期貸款發放情況為例。盡管這些金融機構在農村地區發放短期貸款總額在逐年增長，但農村短期貸款在涉農金融機構短期貸款總額中的比重依然處于較低的水平(僅從1997年的15.07%上升到2005年的22.22%，而且到2006年該比重又下降到了19.20%)。從金融機構對農業發展的金融支持來看，盡管短期農業貸款自1997年以來也在逐年增長，但在2003年以前，該項貸款占涉農金融機構短期貸款總額的比重卻一直低于10%，只是在近4年來才突破10%，2006年底上升到13.40%的低水平。到2007年10月，短期貸款中的農業貸款余額仍不足1.6萬億元，占全部貸款余額的比重僅6.1%。可見，我國涉農金融機構在信貸資源的配置方面，尤其是在農業貸款發放方面，并沒有把滿足農村地區經濟發展對資金的需求作為重點，沒有向農村地區配置足夠的信貸資源。

由于資金需求得不到滿足，“三農”資金缺口呈現快速增長的態勢。據測算，2000年至2007年，全國幾乎每年平均都有超過1500億元的農村金融需求得不到滿足。2007年底，隨著農村金融需求的臺階式上升，資金缺口已經突破了1萬億元。到2020年，新農村建設需要新增資金15-20萬億元，以2006年用于新農村建設的3397億元衡量，資金缺口之巨大，可以用杯水車薪來形容。

農村正規金融機構在資金供給方面的不足，很自然地誘使了各種民間非正規金融的發展。民間金融已經成為農村金融供給的一種補充型融資渠道。當然，目前的民間金融依然還處于地下發展狀態，尚不具有相應的合法性，從而在滿足農村地區金融需求方面也存在較大的局限性。

二、農村金融資源供給質量不足

(一)農村金融主體供給缺位。我國農村金融機構可分為正規金融機構和非正規金融機構兩大類型。前者為農村金融的主體，后者為補充形式。在現實的運作過程中，正規金融機構之間的職能分工存在嚴重錯位的現象，造成目前農村金融供給主體少，缺乏合適有效的金融機構為農村和農民提供金融服務，嚴重影響著農村經濟的健康發展，導致了農村金融供給主體出現局部斷層或空白，農村金融需求難以得到滿足。

(二)農村金融制度供給不足。目前，商業銀行普遍推行扁平化管理，處于扁平化神經末梢的農村機構，受全國“一盤棋”的影響，很難發揮應有的支農作用。一是金融機構缺失，金融體系不完善。二是機構縮減，從業人員減少。隨著商業銀行扁平化管理的推進，機構改革及其戰略定位向大城市轉移，商業銀行在農村地區的營業網點銳減。三是管理權限上收，授權、授信難。“機構扁平化，管理垂直化，經營集約化”，導致基層商業銀行信貸權限缺失，農村市場符合授權、授信承貸對象的稀缺，使中小企業很多項目缺少資金支持，流動資金嚴重短缺。四是信貸投放萎縮，資金供需矛盾加劇。五是資金大量外流。

(三)農村金融服務供給不足。由于機構縮減、競爭不充分，農村金融服務功能不斷弱化，農民難以得到優質的金融服務。一是服務設置落后。由于金融機構被大量撤并，大部分網點集中到了縣市區域，在地域廣闊的農村集鎮，網點分布很少。二是服務方式落后。其繁雜的貸款手續、一浮到頂的貸款利率加重了農民的負擔。三是服務手段落后。在商業銀行瞬息可到賬的資金，信用社往往要1—3天才能到賬。

(四)農村金融創新供給不足。除金融結算和少數鄉鎮開通了針對單位的代收水電費之類的中間業務外，代銷國債、基金、銀行卡等科技含量稍高的業務幾乎沒有。當農村資金需求出現多樣化，農業產業化需要大資金、大投入之時，農村信用社依然鐘情小額農貸。支農實力的制約，導致農村信用社不能根據農業種植、養殖產業化的周期規律來合理安排貸款期限。農村金融信貸服務品種創新的缺乏，造成了農民貸款難的現象，阻滯了農村經濟的發展速度。

(五)農村金融人才供給不足。農村金融從業人員來源缺乏開放性、公平性和競爭性，人員素質普遍偏低，正規高學歷人才奇缺。現有金融制度安排使農村地區很難留住優秀的金融人才。

(六)農村金融生態畸形。金融生態環境的優劣直接決定金融業的經營方向。農村金融生態畸形主要表現是農村金融環境內生畸形和社會環境外部畸形。農村金融環境內生畸形，一是經營收益低，商業銀行不愿介入。二是農村信貸成本高，商業銀行不能介入。三是銀行資產保全困難，商業銀行不敢介入。社會外部環境畸形表現在企業方面，一是企業有效抵押能力不足，難以滿足銀行貸款條件，主要是土地、房產兩證不全。二是抵押評估中介收費高，擔保中介機構缺失或擔?；疬\作不到位。三是中小企業貸款、農戶貸款等特殊貸款的稅收優惠和監管豁免還沒有明確的規定，業務盲區多。表現在農民個體方面，一是農民的金融意識淡漠，投融資意識缺乏。二是金融知識宣傳不到位，農民使用金融工具和防范金融風險的能力滯后。三是農民間融資活動頻率加大，融資糾紛和債務糾紛呈上升態勢。農村經濟金融錯位導致農村資金大量外流，法制建設滯后導致金融維權難以受到保護，征信體系欠缺，導致貸款人道德風險加劇，信息披露失真導致銀企關系扭曲。

面對日益衰弱的農村金融市場，我們應從農村的現實經濟水平和經濟結構狀況出發，根據農村地區對金融服務需求的結構、數量與特征，來設計和提供相應的制度供給，這是解除農村金融抑制應遵循的基本思路。

(一)充分發揮農信社支持“三農”的核心作用

1.農信社具有交易成本最低的比較優勢。可用交易費用等制度經濟學相關理論對農信社滿足農村金融需求的優勢作一分析。

(1)交易費用是指在事前簽訂契約和事后監督與實施契約相關的事情上所花費的各種費用。具體地說，交易費用是由于以下一些活動引起的：①搜尋有關商品和要素的價格、質量信息以及潛在的買者和買者行為的信息；②價格未定時，為發現買者和賣者的真實偏好而進行的討價還價；③簽訂契約；④監督簽約方是否遵照契約行事；⑤當契約方違約時，實施契約規定并商定賠償問題，甚至訴諸法院或仲裁機構解決；⑥保護產權不受第三者的侵入。上述六項活動引起的交易費用可概括為信息費用和監督管理費用。

(2)農信社在收集貸款人信息方面具有地緣優勢，因此信息費用比商業銀行低。在農村金融市場上，農村信用社是土生土長的農村金融機構，工作人員對當地每戶農民的經濟狀況、信譽等級等十分了解，因此在審核農民貸款過程中，人力財力消耗不大。相反，商業銀行由于信息不對稱，在審核這一關就得花費大量的人力財力。由于農村地區經濟落后，交通不便、網絡普及面窄等原因，商業銀行要想獲得貸款人的第一手資料相當麻煩，因此交易費用很高。

(3)農村傳統的關系型信用決定農村信用社在貸款的監督管理費用方面比商業銀行低。長期以來，由于處于弱勢地位的農民拿不出有價值的抵押品，農民獲得正規金融機構貸款的機會很少，一般都是向親戚鄰里借錢。因此，我國農村金融基本上不是以正規合約為基礎的契約型信用，而是農戶之間依靠血緣和友情而形成的關系型信用。在這樣一個特殊的背景下，農民如果在當地信用不良，他的機會成本就相當大。而農村信用社作為土生土長的合作金融機構，可以充分利用農民的這一心態，因此在監督貸款人行為方面具有天然優勢。另外，農村信用社本身是適應農民分散的、小額的融資需求，其管理費用較為低廉。相反，商業銀行面對的是集中的、大額的融資市場，小額零售貸款的收益與所耗費的成本相比較往往無利可圖甚至虧本，這也正是近年來國有商業銀行紛紛撤離農村金融市場的原因所在。

從以上交易費用分析可以看出，農村信用社在滿足農村金融需求方面所需的信息費用和監督管理費用相對較低，能較好地節約成本，提高經濟效益。

2.為更好提供有效供給，必須對農信社進行重構。宏觀方面：(1)政府的行政干預轉向政策導向。我國農村信用社管理體制歷經多次變更，與農行脫鉤后，1997年起收歸中國人民銀行領導，而后交給地方政府。但不管是由農行、人行領導管理，還是下放給地方政府，都逃不脫官辦色彩，農民一直把農村信用社當作政府的附屬機構，而不是屬于自己的合作互助組織。因此，政府應適當退出，以政策導向、提供服務、協調關系等為主，從而為農村信用社的健康發展提供相對寬松的環境。

(2)明確農村信用社的法律地位。西方大多數國家的合作金融是在相關專門立法通過之后得到蓬勃發展的。美國有《聯邦信用社法》及各州頒布的關于信用社的法案；日本有《農業協同組合法》、《農林中央金庫法》兩部綜合性的農村合作金融法律。這些法律保護和指導著合作金融的健康發展。在我國，由于缺乏法律依據，有關部門對農村信用社的監管也是比照《商業銀行法》執行，將商業金融和合作金融混為一談。因此，在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進程中，應盡快制定《農村合作金融法》作為配套措施，對農村信用社的性質、地位、組織形式、權力義務及其與社會各方面的民事關系以法律形式確定下來。

(3)借助輿論宣傳，重塑農村信用社在農民中的形象。我國自上世紀成立的農村信用社其實是集體經濟所有制形式，它否認了個人財產所有權，農民所有財產歸集體所有、充公，最后形成吃大鍋飯的局面，農民對合作社有很多認識上的誤區。在信用社改革中，觀念的轉變至關重要，首先得讓農民對農村信用社有正確的認識，重新塑造農信社在農民中的形象，這樣農民才會心甘情愿地參與和發展農村信用社。政府可以通過各種媒體宣傳合作金融的真正原則、意義以及國外合作金融的豐富成果。

微觀方面：(1)強化約束機制，完善法人治理結構。農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結構是由社員(代表)大會、理事會、監事會以及經營管理層等機構之間形成相互制衡的權責利關系的制度化表現。而長期以來，在農村，農信社三會流于形式，甚至根本就沒有建立股東會、理事會、監事會制度，約束機制徒有虛名，導致農信社出現內部人控制與外部人控制局面。所謂“內部人控制”是指農信社管理層為謀取自身利益，利用自己掌握的控制權，通過經營或決策行為而損害廣大社員利益的現象。按照國際通行的原則，農信社應是社員自愿入股，實行民主管理。而在我國由于農信社產權不明晰，社員權利沒有法律保障，民主管理流于形式，農信社權力控制在管理層手中?！巴獠咳丝刂啤笔侵竿獠咳死弥苯踊蜷g接的權力影響農村信用社管理人作出不一定符合經營原則的決策?；蛘哒f，在產權非人格化情況下，行使委托人權力的人以放棄對人的制度控制權，換取以非制度控制權控制人的行為。從農村信用社誕生之日起，農村信用社就與政府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帶有濃厚的官辦色彩。與國際通行的合作制“倒金字塔”體制相比，目前我國信用社的管理體制和權力分布形成了“正金字塔”結構。

因此，農信社改革必須解決內部人和外部人控制問題，建立現代企業的管理機制，才能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在內部，明確社員對信用社法人財產最終所有權和經營管理層對法人財產權的獨立經營權，探索對經營管理層的激勵約束機制，改革薪酬機制，防止經營管理者的短期行為和道德風險。在外部，政府對農信社的管理應逐步淡化，把信用社基本決策權交給所有者、理事會和其任命的經營管理者。

(2)提高人員素質，加強隊伍建設。農村信用社要實現最終戰略目標，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進行資源整合，其中人力資源整合無疑是首當其沖。隨著信息產業的發展，電子商務的普及，知識的更新，農村信用社對人才的需求更大、要求更高。目前，在基層信用社的從業人員中，一線人員走向老齡化，文化偏低，對新鮮事物的適應能力明顯滯后，真正精業務、懂技術、善管理、高素質、富有開拓精神的人才不多。傳統的僵化的人事管理理念、狹小的個人發展空間、缺乏行之有效的激勵機制等問題嚴重制約了農村信用社的發展。因此，農村信用社要借改革之風，不斷完善人力資源管理體系，增強內部活力。同時，積極引進高素質人才，為農村信用社改革發展獻計獻策，真正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3)農村信用社電子化建設。農村地區經濟發展落后，農村信用社系統結算工具單一、結算手段落后、結算渠道不暢，成為制約農村金融市場資金吞吐流轉、資金使用效益的“瓶頸”。因此在尚未實現計算機聯網的地區，要積極創造條件，爭取實現業務網絡化運作，例如：加快辦公自動化系統建設、加強管理決策信息系統建設等，提高金融服務效率。

總之，必須立足現實，在政府政策導向、明確法律地位、完善法人治理結構、加強隊伍建設、引進先進技術等方面重構現有的合作金融性質的農村信用社，使其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農村合作金融組織。在改革過程中，需要政府、農民、農信社管理者等各方面共同協調好各方利益，以大局為重，避免“穿新鞋走舊路”的現象發生，確保通過改革使農村信用社真正成為農村金融市場的主力軍。

(二)組建和發展農村民營金融

我國農村經濟應當以民營經濟為主。農村金融機構要為農業服務，也就是為民營經濟服務。當前的農信社體制對于民營經濟而言是外生的，并不是所有的農信社都能通過改造之后和民營經濟實現對接。支持民營經濟的融資機制只能從民營經濟的資金活動中生成，它不可能從當前的農信社體制中找到生長點。也就是說，應當讓民營經濟通過內部資金融通來緩解資金供求矛盾。

民營金融的產生應當市場化、多元化。以民營銀行為例，可以從頭開始，讓具備條件的民營企業發起成立民營銀行，也可以在原有的農信社基礎上改組為民營銀行，還可以在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縣以下機構的基礎上吸收民間資本組建民營銀行。這是我國農村金融改革制度創新的重要步驟：1、通過民營銀行試點，實現制度創新，爭取盡快建立起金融機構準入、監管和退出各項規章制度。在給農信社摘除歷史包袱以后，如果仍出現經營失敗而需要退出市場的時候，應當嚴格按照退出機制清算、關門。2、通過新生的民營銀行完善金融市場競爭機制，為下一步金融改革創造較好的外部環境。3、通過新生民營銀行完善金融人才市場，大量培養合格的農村金融技工和金融家。4、通過民營銀行為廣大農村提供必要的金融服務，促進農村經濟發展。5、當民營銀行發展到一定時期，擁有足夠的資金和人才之后，應鼓勵他們通過市場競爭來兼并、收購現有的農信社。

(三)創新農村金融供給，服務新農村建設

1.創新服務新農村建設的金融供給體系

新農村建設對農村金融需求是多層次、多方面的，單靠個別金融機構無法實現農村金融的有效供給，因此，必須培育多元化、有序競爭的農村金融供給主體，促進多種金融機構的發展，提高農村金融資源配置的競爭效率和規模效益。要創建一個以政策性金融為基礎，以農村合作金融為主力，以各種所有制形式的金融組織為補充的農村金融供給體系。農業發展銀行應逐步向綜合型政策性銀行轉變，在“風險可控、保本微利”的前提下，應進一步加強對農村地區的金融服務，信貸投向逐步向農民、農業和農村經濟傾斜，重點支持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農業科技推廣、農村環境保護等經濟效益見效慢、資金回收期長的項目，充分發揮政策性金融的支農作用。農業銀行要充分發揮商業性資金融通功能，重點滿足農村內部農業產業化經營龍頭企業的資金需求。

2.創新服務新農村建設的金融交易工具

(1)創新業務品種。面向農村不斷變化的大市場，各金融機構要積極探索新的信貸方式，創新貸款品種，開發適應科技農業、涉農企業、新時期農民生活消費的信貸業務，不斷探索、保險、證券、委托理財、信息咨詢服務等新的金融支農方式，大力開拓中間業務，創辦個人理財、、結算等業務品種和其他表外業務。積極開發支持新農村建設的金融組合產品，組織金融機構聯合發放支農銀團貸款，以此來推動“公司+農戶+市場”的農業產業化發展。

(2)創新結算手段。面向新農村建設的需要，積極構建城鄉通用的現代化支付結算系統。在充分利用人民銀行大額支付系統的基礎上，加快小額支付系統建設步伐；拓寬支付結算渠道，推廣和發展個人支票、通存通兌業務等；充分發揮農村金融機構點多面廣的優勢，大力開發農村信用卡等現代支付工具。

3.創新服務新農村建設的資金回流機制

(1)通過財政補貼、稅收減免等政策加大對農村信用社等農村金融機構的支持，通過法規及考評制度，督促金融機構履行農村服務的責任和義務，防止農村金融的“非農化”。

(2)建立財政貼息、稅收優惠等激勵機制，引導和規范商業銀行增加對“三農”的信貸資金投放。同時，立法規定商業銀行每年新增存款的一定比例投放到農業或涉農領域，要求商業銀行在縣域內所設立的分支機構的存貸比不得低于60%。

(3)積極引導郵政儲蓄資金回流農村。當前，應以新組建的郵政儲蓄銀行為契機，讓郵儲成為既吸收存款又發放貸款，兼做其他各項中間業務的金融百貨公司，擴大農村經濟活動的資金供給。

(4)建設面向農村企業、農業產業化和招商引資等領域的農村社會化綜合服務體系，通過組建小額貸款公司等形式，鼓勵和吸引各種民間資本服務“三農”。

4.創新服務新農村建設的金融制度環境

(1)構筑農村土地流轉體系。深化農地經營改革，在明確土地承包經營權法律性質和穩定土地承包關系的基礎上，將農民承包土地的經營權改革為土地使用權，由國土部門發給土地使用證，并在立法上明確規定土地使用權具有收益權、買賣權、繼承權和抵押權。

(2)建設農村信用保障體系。首先，政府和金融機構應健全信用文化，廣泛開展誠信宣傳，提高農戶的信用素質；其次，加快建設和健全企業與個人的征信系統，加快征信立法，實現銀行、政府、執法部門之間的社會信用信息數據互連互通，提高社會信息的共享程度。最后，要運用法律、制度、行政和經濟手段，健全信息披露制度，強化對失信企業和個人的約束處罰機制。

(3)健全金融法制建設，為農村金融體系的運行創造一個良好的制度環境。加快修訂《破產法》，加強對農村債務人的約束。執法部門應完善執法環節，強化公平執法，提高執法力度，保護農村金融債權，維護農村金融秩序。

(4)建立農業保險制度。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大決策中，要盡快建立農業農村政策性保險制度，把農業保險納入農業經濟發展的總體規劃，組建多種形式的農業保險組織，開發符合農村實際的農業保險業務；運用財政、稅收、金融、再保險等經濟手段支持和促進農業農村保險發展，逐步建立多層次體系、多渠道支持、多主體經營的農業農村保險體系。

參考文獻：

[1]于海恒.論金融創新推動金融生態環境建設的思路[J].經濟縱橫，2007，(2).

篇（5）

現代經濟學的核心問題之一就是對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自1912年熊彼特《經濟發展理論》的出版和1973年麥金農、肖兩人正式提出金融發展理論以來，國內外學者對金融發展做了大量研究，基本證實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一個好的金融體系可以減少信息不對稱性與交易成本，進而可以影響到儲蓄率、投融資決策、技術創新乃至整個地區長期的經濟增長率。隨著后來研究范圍擴展到國家和地區層面，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逐步被解剖開，金融結構被納入到金融發展中去，形成了以銀行還是以股票市場為主的不同觀點。一種觀點強調銀行的地位和作用，認為銀行主導型金融體制更有利于經濟增長；另一種觀點強調金融市場尤其是股票市場的地位和作用，認為市場主導型金融體制在經濟增長中作用更大；還有學者從內生性的角度出發，認為銀行和股票市場兩者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互補的。國內也有很多關于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關系的經驗研究，比如曹嘯和吳軍(2002)、李廣眾和陳平(2002)把中國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也有學者分省市或區域來研究兩者的關系(周好文和鐘永紅，2004；梁莉，2005等)；還有學者研究了金融發展怎樣影響經濟增長的途徑，比如許長新(1996)、何楓等(2004)、徐瓊(2006)研究了金融發展對技術效率的影響?？v觀我國金融發展的研究史，前兩類研究較多，具體研究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貢獻途徑的比較少，并且基本沒有考慮各地區股票市場份額的影響。

二、金融結構與債務融資

從最直觀的角度看，無論是銀行等金融中介還是股票市場，都是企業外部融資的重要渠道，其發達程度直接影響企業的融資決策乃至企業的成長。Demirguc-kunt和Maksimovic(1996)證實了這點，他們研究了30個國家長期融資對企業績效的影響，表明股票市場、銀行部門的發達程度與企業增長密切相關。金融中介的發展對企業債務融資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一是銀行等金融中介具有“儲水池”的功能，將不同期限的小資金匯集轉換成生產資金，作為資金的“集”“散”中心，它反映了國家和地區間資金供給量的大小。當資金完全由市場來調配的時候，利率、股息等融資信息就反映了適當的企業使用適當資金的能力；當資金完全由政府支配的時候，融資信息就反映了國家調控的方向。二是銀行等金融中介還有提高企業業績促進企業增長的作用。作為一種專業化的資金配置形式，他們有能力且有動機對資金的使用方進行監管，因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資金總是流向效率高、業績好的企業?？傮w來講，在金融中介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企業的融資環境變得比較寬余，在我國權益融資受限的情況下企業債務融資就會多一些，我們預期銀行等金融中介發展水平和債務比率成正相關關系。金融結構還會影響企業債務融資的內部結構。銀行等金融中介同時提供短期債務和長期債務，而股票市場提供的是長期性資金，因而股票市場的發展程度會影響到企業長期債務的融資水平?？梢灶A期，一個地區的企業在股票市場上融資的越多它的債務期限越短。

制度背景

《資源約束型與需求約束型體系》的發表和《短缺經濟學》的出版，使科爾成為“預算軟約束”的鼻祖，自此“預算軟約束”被認為是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投資低效的原因之一。大家普遍認為我國存在“預算軟約束”，其原因是我國的上市公司大多數為原有國有企業改制而來，并且金融業中國有銀行一直占絕對的主導地位，上市公司和國有銀行就像是政府的兩只左右手。這就會造成一方面企業的決策很容易受到政府的干預而偏離企業價值最大化的目標；另一方面，當企業陷入財務困境的時候出于“父愛”政府會出手相救，要么直接給予補貼使其看起來經營良好可以得到銀行的貸款，要么政府可以通過國有銀行向企業貸款。林毅夫等(2004)證明國有企業普遍存在預算軟約束現象；李增泉、余謙和王曉坤(2005)的研究則提供了我國地方政府或大股東通過并購重組補助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Khwaja和Mian(2004)、Sapienza(2004)研究表明具有政治關系的企業即使沒有陷入困境也會得到更多的政府優惠補助，特別是當銀行也被國家控制時，政府通過銀行貸款對企業進行補助的現象就更為普遍；而Fan(2005)在對跨國資本結構和債務期限結構的研究中發現，政府銀行貸款的補助形式中主要是長期貸款。國有銀行的主導地位以及我國上市公司的產權性質，決定了在國有銀行份額比較多的地區企業的債務融資和長期借款比較多，在非國有銀行份額比較多的地區企業的債務融資比較少、短期債務比較多。

基于我國的金融發展歷程，本文將我國的金融結構分為兩層，第一層是我國目前并存的兩種金融體制(即各地區銀行等金融中介的發展水平和股票市場的份額)，第二層是銀行等金融中介的內部結構——國有銀行和非國有銀行等金融中介的發展水平。

研究設計

一、變量的選取

1.被解釋變量的選擇

債務比率LEV，即資產負債率，用債務總額/資產總額計算得出；在資產負債表中一年內到期的長期負債通常被列到短期債務中，但這部分的性質仍然為長期債務，因而衡量期限結構的變量有兩個：

債務期限結構1(TERM1)＝長期債務/債務總額

債務期限結構2(TERM2)=(長期債務+一年內到期的長期負債)/債務總額

為了詳細地了解我國債務融資的情況以及長短期債務受金融結構影響的程度，還設置了短期債務比率和長期債務比率各兩個指標:

短期債務比率1(short1)＝經營性短期債務/總資產，其中經營性短期債務包括短期借款、應付票據、應付賬款、預收賬款。

短期債務比率2(short2)＝短期債務/總資產

長期債務比率1(long1)＝長期債務/總資產

長期債務比率2(long2)＝(長期債務比率＋一年內到期的長期負債)/總資產

2.金融結構的變量

戈德史密斯是最早以實證研究方式研究國家層面的金融結構和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作用的學者之一。在指標的選取上，戈德史密斯創造性地提出了衡量一國金融結構和金融發展水平的存量和流量指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金融相關比率指標(FinancialInterrelationsRatio，FIR)，它是指全部金融資產價值與全部實物資產(即國民財富)價值之比，這是衡量金融上層結構相對規模的最廣義指標。除此之外還包括金融構成比率、金融工具比率、金融部門比率、分層比率、金融中介比率、融資比率。國內學術界在計算金融相關比例時，采用了各地區銀行當年年末貸款余額與各地區當年GDP之比作為衡量我國地區金融中介發展水平的衡量指標。此外，Rioja和Valev(2002)采用商業銀行資產和商業銀行資產與中央銀行資產總和比值的方法衡量商業銀行和中央銀行在分配儲蓄資源上的重要性，因為相對而言商業銀行在分配儲蓄資源上比中央銀行更有效率；還有國內學者借鑒了戈德史密斯分層比率的方法，即貨幣類、證券類、保險類金融資產分別占金融資產總和的比率；周立(2002)、周寧東和汪增群(2007)在研究金融發展時注意到了不同類型金融中介的影響，采用了金融市場化比率(FinancialMarketzationRatio，FMR，即各地區當年年末除去四大國有銀行以外的其他金融機構的貸款份額)；朱恒鵬(2007)對中國各地區資本自由化進程的研究中，從以下四個方面衡量我國地區金融發展水平和資本自由化進程：制度性因素、經濟因素、貨幣供給與金融發育和金融市場的市場化水平，并把這四個方面分解成更為細致的分指標，其中金融市場的市場化水平中包括了銀行及其他傳統金融機構的競爭、股票市場兩個方面。借鑒以上研究并考慮數據的可得性，本文采用以下幾個指標來衡量各地區的金融結構：

(1)股票市場的份額(STOCK)

債務融資和權益融資是企業融資中此消彼長的兩大主要渠道?，F有的國內研究證明，我國企業的融資并不遵循國外經典的啄食理論，而是一種恰好相反的融資順序，首先是權益融資然后才是債務融資。在這樣的情況下，當一個地區中企業有較多的權益融資渠道的時候，必然會減少對債務融資的需求。因而各地區股票市場的份額代表著該地區企業所能夠利用的權益融資的難易程度，代表著企業外部融資中可以有多少由股票市場來解決，股票市場的份額和企業債務融資、長期債務是一種相反的關系?？紤]到數據的可得性，本文采用各地區上市公司總資產所占份額來代表各地股票市場的發展。

(2)銀行等金融中介的發展水平(FIR)

在借鑒國內外對金融結構和金融發展研究的基礎上，以金融相關比率FIR(各地區金融機構當年年末貸款余額和各地區當年的GDP之比)作為金融中介發展水平的衡量指標。

(3)金融中介的內部結構——非國有銀行的發展水平(FMR)

考慮到我國金融業的發展歷程，借鑒周立(2002)、周寧東和汪增群(2007)的做法，采用金融市場化比率(FMR，各地區當年年末除去四大國有銀行以外的其他金融機構的貸款份額)來衡量金融中介的內部結構。

3.控制變量

(1)企業成長性GROTH。Myers(1977)提出擁有較多成長性的公司使用長期債務融資較少。由于投資不足問題的存在，隨著公司成長性的增加，股東和債權人之間的沖突會增加。公司可以從三個方面減少這些沖突：一是減少資本結構中債務融資的比重，二是在簽訂債務契約時加入限制性條款，三是縮短債務的實際融資期限。因而具有較多成長性的公司應當使用較多的債務融資和較短期限的債務。國外后來的大部分經驗研究支持了這一觀點(Braclay和Smith,1995；Guedes和Opler,1996)。本文采用三年的平均主營業務增長率來作為企業成長性的代替變量。

(2)資產期限(AM)。企業應該使債務和資產的期限相互匹配。如果債務的期限比資產的期限短，當債務到期要償還本金時手頭就沒有足夠的現金。本文用AM＝固定資產凈額/當年折舊來表示。

(3)公司規模(SIZE)。大企業由于信息不對稱水平較低、破產風險低、融資成本較低等原因具有使用長期債務融資的優勢。Fama和Jenson(1983)、Rajan和Zingales(1995)等通過實證研究證明了這點。本文采用企業總資產賬面價值的自然對數來表示公司規模。

(4)可抵押的資產(MORT)和盈利能力(EPS)。企業可抵押的資產多少和贏利能力的強弱直接影響到可以得到貸款的可能性和貸款的多少?？傻盅旱馁Y產MORT＝(固定資產＋存貨)/總資產；贏利能力用每股收益eps來代替。

(5)年份(DYEAR)。為了控制年度效應，增加了年度啞變量。

二、樣本的選取及數據來源

本文的研究樣本為2002－2004年在滬深兩市上市的公司，由于新上市的公司一般股權融資的份額較大，資本結構不穩定，因而本文選取的樣本公司是2001年以前已經上市的公司，并且刪除了(1)ST、PT的公司；(2)金融行業的公司；(3)數據異常和缺失的公司。最后得到854個樣本公司，共計2562個觀測值。公司財務數據來自wind資訊系統，各地區的數據來自各年的金融統計年鑒和中經網。

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從表1中的描述性統計可以看出，我國上市公司的負債比率平均為45.54%,和楊興全(2006)的研究結果差不多；而根據Rajan和Zingales(1995)的研究，西方7國的資產負債率(賬面價值)分別為：美國58%、日本69%、德國73%、法國71%、意大利70%、英國54%、加拿大56%，Boothet(2001)。對印度、韓國、巴基斯坦、泰國等發展中國家的資本結構研究表明，我國的債務比率偏低，和我國企業首選權益融資的研究結果是對應的，也說明了金融發展中考慮股票市場的發展是必要的；兩個長期債務融資的比率均值分別為14.7%和18.1%，這和肖作平(2005)統計2001年和2002年的期限結構在15%左右浮動的結果差不多。根據AntoniosAntoniouetc(2002)，美國、英國和法國的債務期限結構均值為58.8%，長期債務和總資產的比重為14.2%，所以和國外的研究結果相比我國的債務期限要短得多。我國包括一年內到期的長期借款后長期債務比率為8.7%，兩個短期債務比率的均值都在30%以上，短期債務占了債務融資的絕大部分。

2.各地區債務融資數據的均值

從各地區的債務結構統計數據(表格略)上看，地區間債務融資比率和期限結構差距比較大，債務融資比率最高的地區為55.4%，最低的地區為32.3%；期限結構的差距更大，考慮(不考慮)一年內到期的長期債務的期限結構的最大最小值分別為37.6%(31.6%)和11.4%(9.4%)，通過單因素方差分析(表格略)得出p值在1%的水平上顯著。

3.實證檢驗

(1)不同類型金融中介發展水平對債務融資的影響

Y＝a0+a1控制變量+fmr+fir+ε，其中Y分別為lev、term2、long2、short1。

金融相關比率表示了銀行等金融中介的發展水平，表2表明在金融中介發展水平高的地區債務比率較高，有較少的短期債務；非國有銀行等金融中介的發展水平和債務融資比率、期限結構顯著負相關，并且在非國有銀行等金融中介機構比較發達的地區，企業的長期債務較少短期債務較多。也就是說非國有金融中介主要為企業提供了較多的短期債務，而國有銀行為企業提供了較多的長期債務。由于非國有銀行等金融中介和國有銀行相比相差太大，因而企業債務融資的多少還是依賴于國有銀行的信貸份額，即非國有銀行等金融中介的資金配置力度要遠遠小于國有銀行，所以在金融中介(包括國有的和非國有的)發達的地區企業有較多的債務融資。其他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同預期一致(表格中略)，企業成長性和債務比率顯著正相關，和期限結構顯著負相關；資產期限、可抵押資產、盈利指標、規模同期限結構顯著正相關。

(2)金融中介和股票市場發展對企業債務融資的影響

Y＝a0+a1控制變量+fir+stock+ε，其中Y分別為lev、term2、long2、short1。

表2顯示，上市公司在股票市場上份額和企業的長期債務融資顯著負相關，和短期債務融資顯著正相關，但不影響公司的債務融資比率，這和我們前面的預期基本一致。

(3)金融結構分層的重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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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失業加劇

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風暴,給我國實體經濟帶來的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大量的企業破產倒閉,大量的工人失業。另一方面,城鄉調查失業率遠高于登記失業率。中國社科院的2009年《社會藍皮書》稱我國城鎮失業率已經攀升到9.4%,中西部地區的失業率超過10%,其中大中城市失業率約10.1%。而在這龐大的失業大軍中,又以農民工和大學生最為嚴重。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表示,全國約有2000萬農民工由于此次金融危機失去工作或者還沒有找到工作而返鄉,加上每年新加入到外出打工隊伍的農民,今年共有2500萬農民工就業面臨很大壓力。除了農民工就業面臨困難之外,大學畢業生等新進入勞動者群體也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據教育部的統計,從需求方來看,受國際金融危機和經濟周期的影響,對大學畢業生的需求有明顯下降,就業崗位嚴重不足。

(二)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

收入差距問題是在社會現代化進程中所必然出現的問題,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而出現的帶有普遍性的問題。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在打破平均主義的大鍋飯體制之后,由于社會勞動力流動性提高,經濟社會越來越融入全球體系,新技術革命和知識經濟的興起,高端勞動收入的增長速度明顯高于低端勞動收入的增長速度,導致勞動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而目前我國居民收入差距中最主要的問題是城鄉差距。中國社科院最近的《人口與勞動綠皮書(2008)》指出,過去的17年,我國城鄉居民人均年收入的絕對額差距增加了近12倍。數據顯示,1978-2007年,城鎮居民人均實際可支配收入增加了7.5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加了7.3倍。2007年,城鎮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已降為36.3%,而農村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為43.1%,后者比前者高近7個百分點;同期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相差高達近萬元。加上金融危機的爆發,導致大量的外出務工的農民工失業,必然導致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

(三)社會矛盾增多,社會沖突加劇

2009年3月9日,吳邦國委員長在十一屆中國人大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中指出,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繼續蔓延和對我國實體經濟的影響不斷加深,我國發展的外部經濟環境日趨嚴峻。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況下,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一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也會更加凸顯。可見,金融危機導致我國經濟下行,而經濟下行則會使中國長期積累的矛盾浮出水面,隱性矛盾顯性化,顯性矛盾更加尖銳。在前面已經提到,金融危機導致的一個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大量的企業破產倒閉,從而導致失業人數大量增加。而當失業潮和土地糾紛、勞動糾紛等各種糾紛集結在一起的時候,一旦哪個環節沒有處置得當,社會沖突就存在加劇的可能。可見,金融危機時期同時也是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的多發時期。

二、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解決社會問題的對策和建議

一方面,確定“就業優先”的經濟發展戰略。

就業問題是當前我國一個帶有普遍性、全局性影響的重大經濟和社會問題,就業乃民生之本,是關系國民切身利益的重大社會問題,是解決人的生存權和發展權的關鍵所在。但是,當前席卷全球的國際金融危機卻造就了大量的失業群體的產生。這些規模龐大的失業群體喪失了基本的生活來源,發生矛盾沖突的風險急速升高,并有可能由經濟危機影響社會穩定。為此,必須把解決就業問題提到重要的議事日程,確定“就業優先”的經濟發展戰略。

傳統經濟理論認為就一國的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一般是正相關的。經濟的較快增長會推動就業的相應增加,因此在經濟增長目標中本身就包含就業目標。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基本上實行的是以經濟增長為中心的經濟發展戰略。事實證明,經濟增長并不必然或自動地促進就業增長。20世紀80年代,我國的年均經濟增長率為9.3%,而年均就業增長率為3.0%,就業增長彈性系數為0.323;90年代,年均經濟增長率為10.4%,就業增長率為1.1%,就業增長彈性系數為0.106,即經濟增長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僅能帶動0.106個百分點的就業增長,比80年代吸納就業能力下降了2/3。[1]這表明,經濟高增長并不一定必然帶來相應的就業高增長。為此,我們必須改變傳統的經濟發展戰略,要確定“就業優先”的經濟發展戰略。實施就業優先的經濟發展戰略,關鍵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扭轉經濟增長和投資對就業拉動作用日益減弱的現狀和趨勢。為此,必須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就業優先為原則,對產業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以此來實現就業結構的改善和就業崗位的增加。

另一方面,加強社會保障制度建設。

社會保障是國家和社會對社會成員在生、老、病、死、傷、殘、喪失勞動力或因自然災害面臨生活困難時給予的物質幫助,以此來保障每個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和維持勞動力再生產而建立的一種制度。它的作用就在于通過救助、扶貧和扶持經濟開發等措施,調節收入的過大差距,以緩和社會成員之間可能出現的矛盾。因此說,社會保障是促進社會安定團結、使社會發展進入良好循環的社會穩定機制的調節機制。享有統一的社會保障,是憲法賦予公民的平等權利。但是,從目前我國社會保障的現狀來看,我國的社會保障很大程度上是在城市實行,而農民卻始終處在社會保障體系的邊緣,甚至可以說,廣大的農民是游離于現代社會保障體系之外的。據有關調查顯示,占總人口20%的城鎮居民享受著89%的國家社會保障資源;而占人口80%的農村居民,僅享受11%的社會保障投入。[2]這一現狀如果不打破,不僅實現不了真正意義上的城鄉一體化,而且還會進一步加深城鄉矛盾,進而影響社會的和諧與穩定。為此,其一,要切實擴大社會保險的覆蓋面,重點擴大農民工、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就業人員、城鎮靈活就業人員參加社會保險。其二,要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國家基于公民人權的需要,對特困居民實施的一種無償救助,它體現的是公民基本的生存權利、國家的當然責任和社會的文明進步。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大量的工廠破產倒閉,造成了大量的失業人群的存在,當他們基本生活難以為繼時,國家有義務對其進行救助。為此,必須切實加強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設,有了這種保底措施,這些社會弱勢群體的基本生活才能得到最基本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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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獻綜述

一般認為，行為金融學的產生以1951年Burrel教授發表《投資戰略的實驗方法的可能性研究》一文為標志，該文首次將行為心理學結合在經濟學中來解釋金融現象。1972年，Slovic教授和Bauman教授合寫了《人類決策的心理學研究》，為行為金融學理論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1979年DanielKahneman教授和AmosTversky教授發表了《預期理論：風險決策分析》，正是提出了行為金融學中的預期理論。

中南大學的饒育蕾和劉達鋒著的《行為金融學》是我國第一本系統闡述行為金融學理論的著作。吳世農、俞喬、王慶石和劉穎等早在中國證券市場初建時就對中國股市調查并進行取樣分析，得出中國市場為非有效市場，其主要論文有：吳世農、韋紹永的《上海股市投資組合規模和風險關系的實證研究》，陳旭、劉勇的《對我國股票市場有效性的實證分析及隊策建議》。國內對這一理論的研究相對不足，對投資策略的涉足更是有限。

本文主要是借鑒了兩位美國學者的思路進行論證。美國學者彼得L•伯恩斯坦和阿斯瓦斯達摩達蘭著的《投資管理》總結了美國比較有影響力的觀點，對行為金融學理論在投資領域的應用進行了發展，對投資行為進行了全面剖析，其對投資策略的研究更具有獨到之處，這種在行為金融學下投資策略的研究對我國證券業的發展將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羅伯特•泰戈特著《投資管理-保證有效投資的25歌法則》以其簡單而明了的筆法描繪了行為金融學下投資方法的選擇應具備的條件和原則，指導我們的實踐。BrighamEhrharot著的《財務管理理論與實務》中也不乏對行為金融學的應用，比如：選擇權的應用等。

2行為金融學概述

行為金融學是將行為學、心理學和認知學成果運用到金融市場上產生的一種新理論，是基于心理學實驗結果提出投資者決策時的心理特征假設來研究投資者實際投資決策行為的一門學科。

行為金融學有兩個研究主題：一是市場并非有效，主要探討金融噪聲理論；二是投資者并非是理性的，主要探討投資者會發生的各種認知和行為偏差問題。

主要理論：

證券市場是不完全有效的即市場定價不能完全反映一切信息，存在噪聲交易者風險即金融噪聲理論。投資者構筑的投資組合具有金字塔型層狀特征即行為組合理論。

投資者有限理性。行為金融學總結的投資者行為偏差有：決策參考點決定行為者對風險的態度；投資者存在心理帳戶；投資者還存在過度自信心理和從眾心理。

3行為金融學在實務中的應用

實際上，各種積極管理模式都假定市場定價失真或無效。他們認為通過投資于定價失真的市場或資產可以獲得增值。然而所有的人都知道這種無效性是轉瞬即逝的，這樣，這些無效性可能會為有耐心的投資者提供收益?！澳托摹笔且粋€好的投資策略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行為金融學理論可以很好地解釋諸如阿萊悖論、日歷效應股權溢價、期權微笑、封閉式基金之謎、小盤股效應等等金融學難題。還提出了成本平均策略、選擇策略參考點來判斷預期的損益、動量交易策略等投資策略。一些金融實踐者已經開始運用行為金融學的這些投資策略來指導他們的投資活動。

成本平均策略。成本平均策略是在股市價格下跌時，分批買進股票以攤低成本的策略。采用這一策略不是追求效用最大化，而是降低投資活動。

行為金融學認為，人們在進行決策的時候，往往會選擇一個決策參考點來判斷預期的損益，而非著眼于最終的財富狀況。在心理預期的過程中，人們會把決策分成不同的心理帳戶來考慮，常常擁有自信情節，高估已經擁有的商品或服務，并且傾向于增加這里物品或服務的使用次數。還對預期的損失過于敏感，把同樣價值的損失計算成遠高于同樣價值的收益，而對已經形成損失的東西卻表現出一種“處置效果”，由于期待機會收回成本而繼續經受可能的損失。因此在行為金融學中的“心理”帳戶和“認知偏差”這兩個概念，應該在日常理財中關注。

運用動量交易策略。即預先對股票收益和交易量設定過濾準則，當股票收益或股票收益與交易量同時滿足過濾準則時就買入或賣出股票的投資策略。當處置效應在證券市場上比較嚴重時，其帶來的股票基本價值與市場價格之間的差幅就會更大；當價格向價值回歸時，可利用動量交易策略，通過差幅獲利。

市場無效性本質上是一種套利機會，如果足夠多的資金追求同一種市場無效性，它肯定會消失。對于許多定量投資者來說，永遠感到困惑的是，一旦某種市場無效性在學術刊物上得到詳細論述，它就奇怪地消失了。實際上，如果昨天的無效性已廣為人知，并吸引了大量的投資資本，再設想它明天仍然存在是非常危險的。資本市場同樣如此。因此，不要屈從或迷戀“權威”的信息，應該努力追求有個性的投資策略。

在職業資金管理游戲中獲勝的資金管理者一般都是最少犯錯誤的人，但其中的許多錯誤都可以歸因于人類本性——追求安穩、相信潮流、失敗后希望改換風格和指導思想。投資組合管理中的一些錯誤源于資金管理者不了解自己的客戶，不了解自己的投資市場，一些錯誤源于資金管理者走“受托人的鋼絲繩”的游戲，一方面要獲得高額收益，另一方面還不能超越客戶的風險承受性。

4股票投資策略

4.1具備股票投資取勝的素質

對于我們來說，在股票業取得成功的素質應該包括：忍耐、自立、簡單明了、能忍受痛苦、心胸開闊、有獨立判斷能力、百折不撓、謙讓、靈活、愿做獨立的研究工作、勇于承認錯誤，還有對普通的商業恐慌不屑一顧。這些素質的具備與巴菲特的忠告是一致的，與行為金融學是相符的，市場可能是無效的，積極管理者也有增加價值的潛力，但這些無效性既不簡單，也不是靜態的，利用起來代價也不低。換言之，市場無效性的一個特點就是容易消失。這就意味著市場無效性一旦被隔離出來，并廣為人知，越來越多的資金追逐這一無效性時，這個特點就消失了。問題不在于投資者和他們的顧問很愚昧或麻木不仁，在于當信息收到之時情況可能已經發生變化。當樂觀的金融信息廣泛傳播時，大多數投資人認為這個經濟形勢在近期內還會進一步高漲時，經濟走勢實際上已經向衰退邁進。頭腦清醒的投資者可以在信息不完全、不理想的情況下做出正確決策，那種需要各種資料的“科學頭腦”是不科學的。

4.2逆潮流而動

風險觀念的根源在人類感情中可以找到。我們都是社會性生物，渴望與別人協調一致，達成共識。以常規方式失敗經常比非常規性失敗痛苦較少。相應地，投資者更愿意冒以常規方式失敗的較大風險，而不愿意冒可能以非常規方式失敗的較小風險。許多投資者并不一定像他們以為的那樣對風險有多少耐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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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優化商業銀行公司治理結構的策略

(一)優化股權結構、完善制衡與激勵約束機制

我國商業銀行應當實現國有股份相對控股，引進戰略投資者，適度分散股權結構。規范完善股東大會運行機制，嚴格投票選舉董事會、監事會的人員;增加董事會規模并提高獨立董事比例;保障監事會監督作用的發揮，保證其成員在董事會會議的發言權。

(二)完善信息披露機制

銀行要參照《巴塞爾協議Ⅲ》提出的信息披露要求，嚴格遵照我國《商業銀行信息披露暫行辦法》、《上市公司治理準則》、《股份制商業銀行信息披露辦法》的要求，對資本充足率、經營活動和投資活動的現金流量、不良資產狀況等財務指標，及重大事項、關聯交易、風險管理狀況等信息認真披露，完善信息披露機制。

(三)完善法律與市場建設

我國銀監會、證監會，要參照國際標準國際標準，進一步完善商業銀行治理的相關法律;我國要進一步完善資本市場，完善上市銀行準入退出機制，以制約銀行經營行為。要積極培育銀行職業經理人市場，將銀行高級管理人員的行政任命轉變為市場配置，提高人力資本效益的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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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調整的背景。

1994年，我國銀行業接受了一個國際準則，即巴賽爾銀行監管委員會所制定的資本充足率標準。這說明我國的銀行業開始走向市場、走向開放。巴賽爾條約要求銀行的核心資本與其加權風險資產的比例至少為4%，其總資產或凈值占其加權風險資產的比例至少為8%。這是一個保證國家金融系統安全的有效準則，不僅為35個契約國所接受，而且為世界大多數國家所承認，我國還將該標準正式載入商業銀行法第39條中。按巴賽爾標準，商業銀行必須要按照有風險的企業來進行經營，而不能以空殼銀行通過轉手經營儲蓄者資金來生存。這與空手套白狼的傳統銀行理論不同。按照傳統的銀行理論，銀行是將資金所有者“典當”的資金視為自己的資金貸給需求者，銀行本身并不在經營中投入資金。由此造成了銀行的道德風險(高風險經營)、破產威脅及信用下降，給銀行業的經營帶來了困難，所以，為控制風險，提出資本金標準是一個最有效的辦法。這就是巴賽爾條約的含義。

80年代，我國的銀行與財政分離，開始承擔獨立的職能，但是，由于傳統計劃經濟的遺產，再加上國家財力因放權讓利而削弱，政府為控制經濟，我國銀行業采用了近乎壟斷的國有銀行體制，國家通過該體系將收集的資金投于國有企業。為了使該流程不至于被中間截流，國家通過各種手段限制居民的資本選擇，如取締民間非正規金融，限制證券市場發展，控制直接投資等，但是，隨著經濟改革不斷深入和經濟的發展，單一的資金獲取渠道無法滿足不斷增加的社會資金需求，于是，90年代初我國銀行業經過了一輪自由化的改革，出現了一些非國有股份制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由于國有銀行壟斷了社會資金的分配，不利于正在興起的非國有經濟的發展，于是在一些地方開始自發形成以信用社和基金形式出現的金融組織，擔負著地方性的資金融通工作，成為鄉鎮企業和城市非國有經濟資金供應的主要渠道。至1994年，全國的城市信用社達5000家以上，其貸款的一半以上流向城市集體企業，8%左右流向私營企業。據估計，提供給私營企業的貸款相當于國有銀行的5倍。但是，這些金融機構所具有的先天不足是信用度低，資金量小，只能以高利率來吸收社會資金或從國有銀行借款，然后以較高利率借出，這就增大了經營風險。在經濟高漲時期，風險通常被掩蓋起來，而一旦經濟緊縮，普遍出現經營困難，不僅資金來源成了問題，而且貸出去的款也難回收。國家借此進行了金融整頓，合并了機構，走上了金融集中化的道路。這些合并后的機構又成了另一類壟斷型的機構，對中小企業的貸款來源由此也被切斷。與此同時，國有銀行也搞起了第二銀行，即信托投資公司。在銀行的帶動下，其他機構也加以仿效，于是成立了大量非銀行金融機構。這些機構名義上從事委托存貸業務，實質上是利用關系以低利息從國有銀行弄來資金，然后以市場利率貸放出去，或干脆自己從事房地產等高風險高盈利投資，這實際上是國有銀行逃避國家信貸管理進行風險投資的手段。據估計，到1995年底，國有銀行對信托機構的放款數額達5500億元，這也是國有銀行呆壞賬快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為了整頓金融秩序，央行采取了壓縮信托投資公司規模使其與商業銀行脫鉤的辦法，其數量從1994年底的393家降到1996年底的244家，但其造成的資金損失大多已無法挽回。

還有一個因素也要看到，國有商業銀行迅速在全國布網經營，但由于實行地方的分權式管理，這些機構成了地方政府的錢口袋，再加上銀行經營管理不善，許多基層機構成為國有銀行的包袱。90年代中后期，隨著銀行商業化的推進，巴賽爾標準的實施以及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國有銀行不僅追求效益的沖動開始占了上風，而且金融風險意識逐漸增強。于是，在國家整頓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風險形勢下，各個商業銀行開始收縮戰線，壓縮基層銀行機構，上收貸款權力，貨幣市場出現了逆細分化傾向，一方面存貸款向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集中，其壟斷趨勢進一步加強，另一方面，其他商業銀行也從基層行集中資金，進行大額度放款，使得中小企業獲得銀行資金的渠道進一步萎縮。這一格局由于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而變得更嚴重，銀行收得越來越緊。由此可見，在壟斷和集中化的主導趨勢下，我國的銀行體系還面臨著以下問題，一是國有銀行包袱重、經營管理水平低，且資源壟斷嚴重；二是非國有銀行實力有限，信用度不高，規模過小，抗風險能力差；三是沒有形成合理的利率決定機制，致使銀行經營風險大。在這種格局下，因為國有銀行的資金主要投向國有企業，資金的流向不盡合理，所以給整體經濟發展造成了困難，這是銀行業調整面臨的基本矛盾。

2、調整什么，怎樣調整

從一國的整個資金流動過程看，個人獲得的各種資金有三個流向，即消費、儲蓄和其它投資，社會資金流入銀行業暫時或長期地存放，銀行所能動用(貸款)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銀行能夠完全履行其作為資金集散中心的職能，則經濟運行中的資金供應是基本平衡的，因為資金供求者與商品市場上的商品供求者正好地位相反(不考慮外部因素)。但是，在經濟劇烈波動或資金流動存在結構性失衡時，上述的對稱性被打破，就會形成資金供求失衡。在我國的資金流動過程中，這種失衡主要由結構性因素引起，銀行吸收分散資金集中供給國有企業的結果是，資金過多地流向并沒有那么大需求和能力的國有企業(甚至有些充當了資本金)，而其它需求者的資金無法滿足，于是形成資金的二次分配和多次分配，人為地造成資本高價和配置扭曲，而且形成了一條長長的資金食利鏈，滋生腐敗。不僅如此，國家控制儲蓄利率也是對供給者的利益剝奪，因為儲蓄者被取消了資金使用的選擇權，只能以低價獲得利率。對于從事資金集散的銀行來說，更是獲得了一個獨一無二的壟斷地位，資金支配權成了獲利的最佳工具。通過低價收集資金剝奪儲蓄者的利益，并沒有通過商品的低成本和低價格返還消費者，而是成了各類中間取利者的收益和無效益的投資，結果是銀行反而背上了重債。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沒有正常的融資渠道，為高利貸的盛行大開了方便之門。這就決定了我們調整銀行結構的基本出發點，即疏通資金流通渠道，形成有效率、市場化的資金集散中心。由此而涉及的政策問題相當復雜，主要有：

一是要堅決消除資金無效分配機制，使資金流向合理化。目前，國有銀行給國有企業服務的情況并未改變，國有企業提供了二、三產業整個產出的不足40%，但卻占用著60%以上的資金投入，這是造成銀行業困境和社會資金失衡的主要因素。使資金能真正按市場規則進入資金的真正需求部門，是體制和政策調整的主要目標。

二是要形成合理的銀行結構體系，打破銀行業的國家壟斷。在我國，國有銀行的資金流入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是國有銀行的服務對象。由此而提出的問題是，如果我國銀行體制還基本上是國有銀行的一統天下，資金的合理分配就不可能，銀行業的正常競爭也不會形成。所以，要求國有銀行擴大服務對象，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廂情愿，最根本的辦法還是打破國有銀行的壟斷，鼓勵和發展緊貼市場的非國有金融機構。一般來說，一個穩定而有效率的金融體制是從民間部門的利益沖突及其協調過程中生長起來的，而在計劃體制背景下進行的金融市場化改革，其實質更應是政府部門的退出與民間部門的進入和成長，變政府配置金融資源為由民間部門配置金融資源，進而在民間部門之間確立正常的金融交易關系。不僅如此，資金服務是一個多層次、多樣性的體系，因為資金需求是復雜的，單靠正規的銀行業并不能全部解決需求者的問題，如農民貸款，城市小型工商企業、個體勞動者、風險型企業、貧困人群和特殊人群的資金需求等，只有通過各種特殊的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才能提供服務；銀行體系完備了，資金的結構性流動失衡才能最終解決。所以，開放銀行業的投資，形成多元化的銀行格局，是提高銀行業經營管理水平、降低金融風險、提高資金利用效率的重要一環。此外，現有100多家中小商業銀行也有一個調整問題，包括存款保險、重組合并、剝離不良資產等。三是對國有銀行進行調整。在這方面，政府開始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提高銀行業的資本金，降低不合理債權；將逐步對國有獨資商業銀行進行改制，引進其他投資者；從建立現代銀行制度入手完善管理制度、提高管理水平、精簡機構人員、提高銀行競爭力等，使國有銀行逐步走向市場。同時，為了緩解宏觀資金分配的矛盾，合理劃分了銀行貸款權限，將服務對象擴大到各類非國有經濟。這些政策調整有利于國有商業銀行擺脫困境，提高競爭力，但要真正取得突破，必然涉及到產權、人員、資本金、治理結構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的根本改革。如果說國有企業的改革困難，那么，國有銀行的改革就更難。而能否在這方面取得突破，直接關系到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前途。四是實行利率市場化，使資金價格有一個合理的定價基礎?，F在，國內拆借市場、銀行間債券市場、外國銀行辦理外匯業務，其利率已經市場化了，且目前價格走低，利率水平不高，正是改變形成機制，使利率市場化的最好時機。這時放開貸款利率以形成資金的市場定價，能夠促使銀行改善經營，使資金流向更合理。目前，利率市場化的障礙有二：一是思想上的顧慮，擔心放開以后利率升高，失去控制。其實，放開以后，利率升降都是市場的正常反應。在價格普遍走低的情況下，利率也不會升得太高，況且央行控制著再貸款和再貼現手段，可以進行調節。二是技術上和操作上的困難。一般來說，國債收益率構成長期收益曲線，是市場利率的基準線，但在我國目前情況下，由于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壟斷地位，事情正好反了過來，不是國債收益率影響和決定銀行利率，而是四大銀行的成本決定國債的招投標價格，國債利率的漲跌取決于四大國有銀行的行為，因而目前的國債收益率還難以成為市場利率的基準。在削減四大國有銀行壟斷地位的同時，能否作出適當安排，限制四大銀行的行為，使國債收益率逐漸成為市場利率變動的參照。以提高銀行競爭力和市場化為核心的銀行業結構調整，不僅有利于進一步改變過去集聚社會資金支持經濟發展的趕超型發展戰略，也是對改革以來出現的銀行業集中化和壟斷化趨勢的修正。做為一個發展中的人口大國，我國過去和未來所面臨的主要問題還是促進經濟發展，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單純通過資金的輸入來達到高增長的效果越來越差，而且后患無窮。這就迫使我們的金融結構要進行分散化、市場化的調整，這也是我國經濟發展新階段提出的要求和加入WTO的需要。以銀行調整為重點的金融結構調整，將對我國今后的經濟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

二、證券市場發展

在銀行業開始結構調整的同時，做為金融體系的另一個重要成員，證券市場正在穩步發展，以《證券法》的實施為標志，我國證券市場經過10多年試點后正式納入金融體系，并在經濟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1、我國證券市場概況

為了使本文的敘述更有針對性，這里的證券市場主要指的是股票市場，而其它類型的證券，如政府和企業債券暫不做分析。

企業的股票是該企業資產所有權的代表物，是一種明晰的產權，股票的持有和交易是一種所有權的擁有和讓渡，前提是該代表物(股票)必須是真實的。所以，股票本質上是與國有企業的含義相沖突的，因為國有企業理論上歸人民所有(當然實際上是政府所有)，其產權無法分割，如果分割則利益應歸于全民，這在理論上是無法實現的(實際分割與此無關)。好在我國90年代搞的企業發行股票的試點及自發交易市場的形成，并沒有考慮理論問題，也就有了可操作性。

不論是80年代中后期各地興起的證券交易場所，還是90年代初在上海、深圳建立的證券交易所，開始時都是地方行為，國家沒有設立專門的證券管理機構。這里的證券市場可以說是一個自由放任和不規范的市場。一是上市公司的上市規則是由證券交易所制定的，而證券交易所是一個以盈利為目的的企業單位(上市掛牌交易的公司每一年繳納掛牌費，而證券經紀商上交手續費給交易所)，所以，從監管的角度看，它只有權力保證上市公司本身是存在的(即股票的資產實際存在)，但沒有權力去保證上市公司不搞弄虛作假欺騙投資者。所以，上市規則事實上對上市公司并無約束力。這就需要政府來提供保證上市公司質量的監管體系。二是上市公司到底是怎樣的情況，投資者是不清楚的。當一個企業的股票在證券交易所化為一種代號以后，事實上，投資者也并不需要再去了解該符號的實際內涵，因為符號的收益能脫離企業的資本變化，這就為大批投資者提供了自由炒作的空間，符號本身也就具有了價值。但是，對符號的炒作是有限度的，所以最終股票價格就會波動。對投資者和股票價格進行直接控制是不可能的，但如果由此延伸至投資者可以為所欲為，操縱市場，就是監管的問題。監管是一種公共產品，就象警察維持公共秩序一樣。所以，規范市場行為自然是政府要管的事情。1991-1993年初，由于證券市場的運行缺乏制度保障，資金大戶肆意做市，投資者盲目炒作，股價連續翻倍，造成市場無序，于是，國家正式建立證券管理機構，開始介入監管，在上市公司的選擇和控制投機上采取了一些措施。

但是，政府介入證券市場監管并不必然是有效率的。如果管制過度，其效果相當于引進老虎來驅趕狼，使市場陷入另一種無序狀態。無奈，我國的證券市場就走入了這一極端。隨著管理權限上收，政府的證券管理機構事無巨細地插手證券市場的運行，其一是上市公司的審批制和額度制；其二是直接監管制。在證券交易所掛牌的上市公司，其增長由政府掌握，指標由政府分配，審批辦法由政府制訂，審批過程由政府執行，一句話，實行的是指令性計劃。這樣做的結果雖然解決了上市公司無序增長的問題，但卻造成供求不協調，市場劇烈波動，地方政府與上市公司合伙欺騙投資者等問題。不僅如此，政府監管不是從規則上著手，而是采用無規則的(救火式)一事一議的處理辦法，引導上市公司和投資者去尋找監管的漏洞，市場的無序性有增無減。其間以瓊民源事件最為典型。這段時期的證券市場是被管制的無序，表面上國家監管，但該管的沒管，反而使用了計劃經濟的辦法來管市場，結果是加劇和放大了市場波動。深滬兩地的股票指數從1993年上半年達峰值后一瀉千里，至1994年6月份兩市股指跌幅近80%，大多價格只相當于一年前的10%左右。跌幅之大非常罕見，兩市資產損失達數百億之多，許多投資者血本無歸。在1996-1997年，政府曾經發動了一波行情，1998年又歸于沉寂。這一時期，兩市的市場覆蓋面在不斷擴大，上市公司的數量也在不斷增加，市場影響力越來越大。但市場的不規范則是顯見的事實。

對于股票市場的發展規律，理論上有五階段之說，即停滯階段、操縱階段、投機階段、鞏固或崩潰階段、成熟階段，具體來說，這五階段情況如下。

①停滯階段。股票市場處于初創期，僅有少數人知道股票市場的存在，交易手段落后，手續煩雜，交易成本高，掛牌上市的公司少，股票價格基本上保持在票面平價水平，有可能隨時間推移使股票價格低估。在變動的經濟環境中更是如此。不過，當投資者開始發現股息收益超過了其他形式的收益時，就開始購買股票，起初很謹慎，然后逐漸踴躍。

②操縱階段。當一些市場參與者發現，股票供應量很少，流動性有限，購買少量股票就有可能使一種或多種股票價格上升時，操縱階段就開始了。只要價格扶搖直上，其他人就會開始購買，操縱者賺錢后就可以迅速離開市場。使股票投資者更有吸引力的政府措施和交易手段的變更，可以引起更活躍的交易。

③投機階段。當一些人開始獲得大量資本收益和利潤時，更多的投機者就會受到吸引而加入市場，當價格被哄抬到高過股票基本價值，交易額迅速上升后，投機階段也就開始了。新發行股票過多地被認購，以致使許多公司公開出售股票，股票供應量迅速擴大，這時，再加上政府開始介入市場采取行動控制投機，如保證金要求的提高，較高的經紀人傭金，機構投資者的銷售，增收交易和收益稅，過多出售政府所擁有的股票或刺激對大公司股票的新的包銷等。但是否能控制投機效果并不明顯。

④鞏固或崩潰階段。隨著政府的介入和市場的迅速擴大，到一定時候，股市可用于投資的資金枯竭，新發行的股票已無法認購，投資者開始意識到，股票價格已升得太高，股價與其基本價值已無任何聯系，股票價格開始下跌。相對于繁榮程度的大小，股價下跌的速度有緩有快，這里就開始了調整或崩潰階段。在發生這樣的價格下跌后，投資者需要幾個月、甚至幾年時間才能重新獲得信心。這主要取決于價格下跌的程度，也取決于一國當時的利率、經濟增長、公司利潤率、通貨膨脹、其他投資方式的收益、政府對鼓勵股市發展的刺激措施及機構投資者的行為等。在這一調整階段，許多投機者會成為投資者，他們不愿虧本賣出，把股票作為長期投資形式持有，希望將來價格回升。

⑤成熟階段。當最初的投資者重新獲得信心，而且在第一次價格跌落時未受到損失的新投資者也參加市場活動后，一個新的成熟階段也就開始了。更多的機構投資者加入市場活動，會促進市場逐漸走向成熟，交易量會趨向穩定，投資者也會更有理性，股票供給范圍更大，流動性也得以增強。股份雖然會繼續波動，但已變得不那么劇烈。如果出現大幅度的價格波動，這通常是由于重大政治、經濟問題，貨幣和匯率政策的大幅變動，其它重大經濟政策調整和政府過度干預等因素所致。

我國的證券市場經過了前四個階段，現正在進入第五階段。目前，我國深滬兩地上市掛牌交易的股份公司1000余家，股票總市值近4萬億元，流通總市值1萬億余元，是一個影響力日大的和發展中的市場。

2、證券市場的發展與政策調整

在正式確立了證券市場在金融體系中的地位以后，我國的證券市場開始向規范化的方向發展。主要表現在：一是對證券市場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行了重新評價，確立了其作為直接融資市場的身份，而且通過各種具體措施來提高證券市場的地位(如證券法的出臺等)；二是在市場的規范化方面下了大力氣，特別是在規范政府的監管行為上取得了明顯的進展，使過去的投機市、政策市的狀況大有改觀；三是市場的投資行為發生了很大變化，投資者的結構有了改進，使得市場呈現穩步上揚的格局，與經濟大環境的走勢基本相符。這些變化，得益于證券市場的政策改進。在證券法出臺后，國家出臺了大量的政策法規，在規范投資者、上市公司、政策的行為上有了很大進步，使證券市場的規范化發展成為主流。這些政策變化有以下幾方面：第一，針對整個股票市場投資者分散，易于造成股指劇烈波動和投資者行為難以規范的缺陷，著力培育和發展長期機構投資者，如組織大型證券投資基金，改組證券公司以擴大其股本，允許和鼓勵企業，包括國有企業入市買其股票，允許保險公司資金入市買賣掛牌交易的證券投資基金等，允許基金管理公司和證券公司進入銀行業同業拆借市場從事拆借、買賣債券業務，允許證券公司所持股票抵押貸款等，鼓勵一批有資金實力的投資機構長期持有上市公司股票，以起到穩定市場、規范市場的目的。這些政策的出臺，為證券市場創造了一個逐漸改進的市場環境。不過，也要看到，目前我國機構投資者的行為還沒有一個規范化的約束機制，上市公司的質量沒有相應提高，再加上市場上機構投資者的資金與散戶投資者的資金之比為1∶10，存在嚴重的結構偏差，機構投資者的作用無法得到有效發揮，其行為也不規范，短期化傾向嚴重。須知，營造機構投資者、長期投資者生存發展的市場環境，是證券市場長期穩定發展的重要環節，發展中國證券市場之所以會經歷五個階段，而且還會出現反復，其重要原因就是市場投機嚴重，投資者的行為長期無法規范。所以，造就一批高質量、規范化運作的證券市場機構投資者是十分必要的。我國準備在現有機構投資者的基礎上，再發展和造就一批大型證券投資基金，以增強機構投資者的實力。如果能夠在2-3年內使機構投資者與散戶投資者的市場資金實力之比，由目前的1∶10變為3∶7或4∶6，我國證券市場的穩定發展也就有了可行的基礎。

第二，政府行為不斷規范，按市場規則監管證券市場的政策環境正在形成。這是我們看到的最可喜的變化，前十年我國證券市場的不規范，除了市場本身的運行原因外，主要是由于，所謂政策造成的劇烈波動給投資者造成了很大的損失，上市公司資源的行政配置造成了利益的再分配格局和加大了市場風險。政府的不合理干預造成了投資者和上市公司行為的扭曲等?？梢哉f，當時是以行政管理和計劃經濟的思維在經營和控制這一高風險的市場，結果該管的沒去管，不該管的管得太多，給市場的發展造成了障礙。目前，這些障礙正在逐步消除，其表現有：

一是正在逐步推行股票發行審核制，取消股票上市的指標分配。今后企業股票發行上市，不再需要政府控制和分配的發行指標以及地方政府或國務院有關部門的推薦，而是只要符合法律法規的要求，經省級政府或國務院有關部門同意，股票主承銷商就可向中國證監會推薦并報送申請文件，證監會對擬發行的股份公司核準后，由外部專家組成的發行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批。這是按市場規則分配資源的重大改進，也是規范證券市場的重要步驟。過去實行的所謂發行額度分配辦法，是典型的政府經營市場的體現，由此造成了政府、上市公司、投資者行為的巨大扭曲。如1993-1994年的市場崩潰，深滬兩市股指在一年半左右時間內暴跌80%，大多數股票價格被壓縮在1-5元之間，投資者對市場失去信心，起因于國家公布在1994年度要新發行55億股票。上市指標的行政分配，造成上市資源利用效率低。如為了控制上市公司家數采取數量控制，地方新發行的股票是大盤而家數少，形成人為資產膨脹；而為了控制股票數量不控制家數，則大量上市一些流動股極小的公司，通過行政手段進行監控和防范，留下的漏洞比堵住的漏洞更多。更為嚴重的，為使國有企業脫困，大量經過包裝的國有企業上市圈錢(如ST紅光事件)，造成大量虧損或毫無發展前景的企業市場，給投資者信心造成打擊。直到目前，許多大盤股國有企業的股價還在發行價附近波動，受到了市場的長期冷落，企業本身也沒有變化。所以，改變股票供給方式，形成一個市場化的股票供求機制和價格形成機制，是我國證券市場規范化發展的重要標志。

二是通過股票發行價格的市場化改革，逐步消除一、二級市場上的價格套利機會。過去，股票的一、二級市場存在著巨大的差價(1-5倍)，使得一級市場的申購資金多達數千億元，無風險套利盛行，而且那種發行方式給上市公司的內部人提供了一個暴富的機會，由此產生了各種腐敗行為(如已暴露的大慶聯誼等)。通過股票上市的上網發行和向二級市場投資者配售相結合，發行價格采取不事先確定而由市場申購者的需求確定等措施，為股票的合理定價奠定了科學的基礎。這樣，一、二級市場價格的人為差別消失，使投資者處于一個平等競爭的環境，也消除了利用股票上市暴富的基礎。

三是市場的扶優汰劣機制正在形成。這主要表現在，通過創設二板市場鼓勵國內高新技術企業上市，鼓勵重組的政策和退出證券市場的機制。目前，在我國證券市場上，上市公司是真正的終身制，一只股票上了市，只要自己不宣布破產，即使早已資不抵債或已形成巨額負資產(如PT農商社、ST百文等)，股票照樣交易，而且市場價格不低。投資者之所以敢于冒險買賣這種股票，就因為他們認定，這類企業不會真正破產清算，而是會有各種政策使其復生或以殼資源轉讓。對于這類已經結束其經營期的企業，要形成合理的淘汰機制，才會激發證券市場的活力，使投資者真正投資于有價值的股票。正在推出的連續三年以上虧損的上市公司逐出證券市場的試點，將是改變這一困境的良策。需要就此搞出一套具體實施辦法。不僅如此，在實施汰劣的同時，也出臺了一些扶優的辦法，如對于國家需要鼓勵發展的高新技術產業，通過創設二板市場來促其發展，對這些企業采取更寬松的政策，只要求上市公司上市前有一年盈利記錄、最低資本額為3000萬元，并對這些股票不設單日買賣漲跌停板限制。該市場有可能在年內推出。這樣，發展證券市場就與實施產業政策、提高企業競爭力緊密聯系起來。

歷過十年的試點運作，我國的證券市場正以快速的步伐逐步走向規范。不過，要使證券市場走向成熟，還有不少問題需要解決。如上市公司和政府的信息披露機制不健全，大戶提前知道重大信息進行炒作的現象嚴重；大資金者的行為沒有得到規范和監管，造成莊股盛行，短期炒作，給市場的穩定形成威脅；對上市公司的財務監督薄弱，目前通過中介機構對上市公司業績進行審核的機制不完善，虛假報表時有發生；證券市場的穩定發展機制不完善，投資者沒有更多的風險回避渠道，只有股指上漲才能獲利，因而，投資者風險大，機構投資者尤甚等。這些問題的正確解決對于證券市場的長期發展至關重要。三、證券市場與銀行業協調發展

在證券市場規模擴大和市值增加的同時，作為銀行資金的重要來源，居民的儲蓄增量呈現不斷下滑之勢。從去年6月以來，居民儲蓄增長率不斷下降，有的地方已經出現負增長。這就引起了人們的憂慮，提出了銀行和證券市場發展的相容性問題。從宏觀資金總量看，從銀行流走的一塊資金進入了證券市場是必然的，問題在于流動的合理性和規模分配格局應該如何理解。

篇（10）

面對這一嚴峻的宏觀形勢，世界各國政府應該審時度勢，果斷地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避免歷史悲劇的重演。

世界各國的中央銀行行長們可能沒有想到：他們在過去20年間治理與防止通貨膨脹取得巨大成功之后，面對通貨緊縮卻顯得有些束手無策。目前在全球范圍內，除了服務品價格有一定幅度的上升之外，其他物價水平呈整體下降趨勢。日本、德國、美國等發達國家均是如此，而作為世界經濟主要亮點的中國，物價水平也是連續下跌。面對這種情況，有些經濟學家開始懷念那種以溫和通貨膨脹為特征的經濟運行狀態。

在通貨緊縮期間，生產過剩是一種普遍的現象，消費者持幣待購心理嚴重，生產廠家失去了定價主動權，利潤空間受到很大的擠壓，進而影響其對未來投資的信心，裁員成為經常發生的事情。此外，物價下跌變相增加了借款的實際成本，加大了借款人的償債負擔。這一趨勢如果得不到扭轉的話，經濟衰退將是必然的結果。日本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通貨緊縮盡管表現為整體物價水平的持續下跌，但人們不能只從貨幣供給量乃至貨幣政策上尋找答案，也不能僅以放松銀根為基本對策，這需要財政政策的配合與其他綜合治理措施的實施。但同樣不容回避的是，貨幣政策在防止與治理通貨緊縮上負有巨大的責任。而且從日本的經歷來看，治理通貨緊縮要比防止通貨膨脹困難得多——這一教訓對決策者尤其重要。

2002年11月6日，美國聯儲第12次下調聯邦基金利率，達到了1.25%這個41年來的最低水平。這次大幅降息行動并沒有在市場引起積極的反映，反而引發了人們的擔憂——美國是否在重蹈日本的老路？美國經濟現在的狀態與10年前的日本有很多的相像之處。日本銀行在2000年3月已把利率降到零的水平，而整體物價水平還是連年下降，經濟萎靡不振，貨幣政策似乎失去了調控經濟的作用，成為了凱恩斯“流動性陷阱”的典型案例——由于借款人對經濟前景失去了信心，無論利率降到什么水平，都不愿意借款與投資。

人們難免要問：如果利率降到了無法再降的地步，中央銀行還有什么刺激經濟增長的工具？為了打消人們的擔心，美聯儲高層人士不斷表示：即便是聯邦基金利率降至零，它仍然有充足的工具來刺激經濟。格林斯潘最近表示：中央銀行可以購買政府債券，以此降低政府的融資成本及長期利率水平（在西方，中央銀行所能夠控制的只是短期利率，長期利率仍然由市場決定）。聯儲理事會理事BenBernanke走得更遠，他在2002年11月下旬的一次公開談話中，明確指出在1942至1951年期間，美國中央銀行購買了大量債券，促使政府債券收益率水平保持在2.5%的水平（相當于現在的5%）。如果這一手段仍不奏效，中央銀行可以接受商業票據為抵押，通過貼現窗口向銀行貸款，以此降低借貸成本。Bernanke先生還提出了第二個備選方案，就是由聯儲購買外國政府債券，迫使美元貶值。但他同時注意到美元政策是財政部的職責范圍，而且鑒于美國對外貿易占GDP的比例不是很高，美元貶值不能有效地解除通貨緊縮壓力。Bernanke先生提出的第三個方案更為極端，即聯邦政府推行減稅政策，以刺激經濟，同時，聯儲購買聯邦政府發行的債券，所籌集資金用來彌補減稅造成的虧空。這一方案的實質是中央銀行開動印鈔機，發票子。

上述政策建議出于聯儲高層口里，多少有些讓人震驚。在過去20年里，世界各國的中央銀行一直把防止與治理通貨膨脹當作自己最重要的職責之一，貨幣主義成為了它們的基本理論信條。中央銀行通過調節貨幣供應量與利率水平，把物價控制在認可的范圍之內。但到了現在，世界經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短期利率處于歷史低位，中央銀行投放基礎貨幣失去了正常的渠道，在這種情況下，中央銀行表現了應有的膽量與勇氣，探索非正統的政策工具，駛向了這段沒有航標的里程。

日本銀行已經率先這樣做了。為了刺激經濟，維持銀行體系的流動性，日本銀行從2000年3月開始在市場上大量買進政府債券，并于2002年11月20日決定把其銀行體系往來賬戶余額的上限提高到20萬億日元（相當于1200億美元），這意味著每月需要在市場上買入1.2-1.5萬億日元的債券，等于日本政府凈融資額的三分之一。日本銀行的主要目標是盡可能地把長短期利率控制在歷史最低位上，由此減輕私人借款人及日本政府的融資成本（盡管日本政府債務余額達到了其GDP的140%，而其30年債券的收益率只有2%左右）。此外，日本銀行在9月18日宣布：它準備從商業銀行手中購買它們所持有的股票，并于12月初付諸實施，以此幫助商業銀行清理包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其11月份的日本年度報告中肯定了上述做法，并督促日本銀行“在沒有標尺的地方堅定地走下去”。

日本國內現在正醞釀著一個更具爭議的貨幣政策——要求日本銀行明確確定一個通貨膨脹目標，比如說是3%，然后想方設法達到它。這樣做的目的，一是進一步增發貨幣，擴大貨幣供應量，同時引導公眾及企業的價格預期，以此解決通貨緊縮問題。對于盯住具體通貨膨脹率的貨幣目標，其他國家的中央銀行也有這樣做的，如英格蘭銀行，但它們的出發點是把通貨膨脹率控制在既定目標之內，而不是像日本銀行那樣，設法把負通貨膨脹率抬升到既定的目標。

筆者認為，國外中央銀行的做法對我們有很大的借鑒意義。盡管我國經濟增長保持著很高的水平，但許多深層次的問題如通貨緊縮壓力、國有銀行不良貸款、財政可持續性等不容回避。回顧1998年以來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基本取向（積極的財政政策與穩健的貨幣政策），筆者認為中央銀行能夠而且應該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做出更大貢獻。

為此，筆者提出一項具體的政策建議：建議中央銀行向四家資產管理公司發放再貸款，用于收購四大國有獨資銀行遺留的各類政策性貸款。理由是：資產管理公司在1999年收購近1.4萬億元不良貸款之后，并沒有完全解除四大銀行的不良貸款包袱，不良貸款率仍然高于國際水平，絕對額過大，無法自我消化。這些不良貸款中的很大部分仍然是《商業銀行法》頒布之前形成的，具有明顯的政策性特征，如果不能較為徹底地剝離出去，則難以分清銀行管理層的責任，不能充分發揮經營者的積極性。鑒于國有銀行在銀行體系中的地位與國有獨資背景，這些不良貸款被看作是中央財政的隱性負債，遲早要由國家解決。實事求是地講，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中央財政很難有力量解決四大銀行的不良貸款包袱問題——注資或者為資產管理公司發行債券提供擔保等做法，均超出中央財力。鑒于此，人民銀行應該模仿國外同行的做法，試探以非正統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困擾多年的問題。筆者認為，只要遵循正常的法律程序，審慎地設計分步實施方案，確定合理的再貸款金額，這個建議是可以操作的：既能促使中國銀行體系的健康發展，為可持續的經濟增長營造良好的融資環境，又不至于引發無法控制的通貨膨脹。當前國內外經濟環境為我們解決國有銀行不良貸款問題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外部環境，貽誤時機將非?？上?。三、泡沫過后的美、德、日銀行體系

在經歷過這次巨大的泡沫之后，人們驚奇地發現，這次股市暴跌尚沒有在美國引發金融危機——這與1929年形成了強烈的對比。美國大銀行盡管傷痕累累，但它們的資本充足水平仍然很高，信用等級保持在較高的水平，仍然具備對外支付能力。與此相比較，德國等銀行體系蘊含著巨大的系統性風險，日本銀行體系則處于風雨飄搖之中。它們可以形象地比喻為：一個不錯，一個不怎么樣，一個是一塌糊涂(Thegood,thebadandtheugly)。人們不禁要問：這是為什么？

1、美國銀行體系經受了考驗。上面已經提到，美國股市崩潰所造成的財富損失是史無前例的。在1929年之后的兩年里，美國股市市值損失額相當于GDP的60%，而在2000年3月之后的兩年里，市值損失額相當于GDP的90%。但在近兩年里，美國只有11家規模很小的銀行倒閉，而在1989-1991年期間將近有500家銀行倒閉，在30年代初期更有幾千家銀行倒閉。我們可以大膽地作出這樣的判斷：假如此次股票泡沫沒有引發嚴重的經濟危機，主要是因為穩健運轉的銀行體系為宏觀經濟提供了有力的支撐。

我們認為美國銀行體系的穩健源于以下幾個因素：第一，隨著美國金融市場的不斷發展，直接融資的比例大幅度上升，銀行貸款的重要性下降。據統計，在美國整個金融資產中，商業銀行（包括儲蓄貸款協會）所占的比例：1912年為79.3%,1948年為68.2%,1980年為56.2%,1997年為46.9%。在90年代通訊、信息科技、媒體等如火如荼的時候，風險投資提供的資金融通從1995年的50億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1450億美元，上市(IPO)融資從1995年的303億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604億美元。高收益債券市場也為大量的新電信企業提供了幾千億美元的資金融通。當股市崩潰的時候，損失慘重者并不是銀行，而是那些保險公司（尤其是人壽保險公司，它們的股票投資最高可達其資產總額的60%）、共同基金、退休基金以及數以千萬計的個人投資者。

第二，巴塞爾協議的實施大大增強了美國銀行體系的資本實力以及消化損失、抵御風險的能力。據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的統計，截止到2002年9月底，美國最大的25家銀行持股公司的資本總額為3807.3億美元，準備金余額為408.35億美元，而不良資產余額僅為408.35億美元。這些銀行的核心資本充足率平均為8.7%，總資本充足率為12.24%，遠遠超過巴寒爾協議4%、8%的最低要求。巴塞爾協議的實質在于以銀行資本金限制其資產的盲目擴張，同時鼓勵銀行采取積極的風險管理措施，從實際情況來看，這個目標已經達到了。

第三，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金融市場與金融創新的長足發展，美國銀行業能夠對經營過程中所面臨的信用風險、市場風險等進行積極的管理，把不愿意承擔的風險轉嫁給其他投資者。例如，據2002年1月31日英國《金融時報》消息，美國證券化資產(Assetbackedsecurities)、信貸衍生工具(creditderivatives)分別從1995年的3150億美元、1756億美元增加到了2001年的10480億美元、15810億美元。此外，美國銀行業在風險管理技術上進行了大量的投入與創新，能夠對風險給予更加準確的甄別、量化與定價，風險管理水平明顯提高。

2、德國銀行體系處境不妙。二戰以來，在嚴厲監管體系下的德國銀行體系一直享有穩健經營的美譽。但在近期宏觀經濟表現不佳、公司破產處于歷史高位等外部環境下，德國銀行業的經營業績十分糟糕，裕寶銀行(HVB)、商業銀行、德勒斯頓銀行等德國大銀行均出現了巨額虧損。2002年9、10月間，投資者在金融市場上恐慌性地拋售銀行股票，銀行系統性風險一觸即發。為什么會是這樣？除了上述宏觀原因之外，我們認為還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全能銀行模式暴露出弱點。在德國，大銀行與大企業之間交叉持股的現象十分普遍，這一方面可能導致銀行放寬授信標準，關系貸款增加，造成信貸損失；另一方面，隨著所持公司股票的價格下跌，巨額未實現損失削弱了銀行的資本基礎。例如，2002年9月，德國商業銀行未實現損失高達19億歐元。

第二，過于擁擠的銀行導致過度的競爭，而不平等的競爭格局產生了非理性的授信行為。德國共有2700多家銀行，每百萬人口就有515個銀行分支機構，遠高于英國（250個）與法國（420個）的水平，銀行服務供給過剩。不僅如此，在德國銀行體系三分天下的格局中，由州政府擁有的公共銀行以其信用等級高、融資成本低的優勢，與商業銀行競爭貸款機會，導致貸款利差的不斷收窄。商業銀行被迫應戰，不得不以薄利多銷的方式爭攬業務，無法根據貸款的實際風險程度制定合理的價格，而一旦宏觀經濟環境惡化，商業銀行發現大量的不良貸款冒了出來，而微弱的盈利水平制約了自己核銷壞賬的能力。

第三，德國銀行業的經營效率有待改善。德國是世界上勞工成本最高的國家，嚴厲的法律限制了銀行節約成本支出的回旋余地。例如，2001年，德意志銀行的費用率(efficiencyratio)高達123.21%，高出花旗集團一倍（花旗集團的費用率為63.58%）。

3、總也走不出危機怪圈的日本銀行業。20世紀80年代是日本銀行業風光無限的年代，而隨著泡沫的破滅，日本銀行跌進了自己怎樣也爬不出來的深淵。據估計，日本銀行業累計核銷不良貸款折合1300多億美元，而現在不良貸款余額仍然高達47萬億日元（約4000億美元），貸款核銷的速度總也趕不上新冒出的不良貸款。2002年11月下旬，日本七大銀行預計本年度虧損3050億日元（約25億美元）。在短期利率接近為零的市場環境下，日本銀行業很難依靠自我盈利解決自己的問題。

不少人把日本經濟沒有盡頭的萎靡不振歸結于銀行體系中介功能的喪失。在過去6年里，日本銀行體系的貸款余額連續下跌，銀行不愿意也沒有能力承擔任何信貸風險，大量的存款被投資到收益率極低的國債市場上，或者投資到國外金融市場上，銀行難以很好地發揮金融中介的作用。盡管日本政府連續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國債余額達到了GDP的140%，日本經濟仍然看不到什么起色。

4、兩種銀行經營模式孰優孰劣？美國、德國、日本三國銀行體系的不同表現不禁使人聯想到學術界關于兩種銀行經營模式的爭論。第一種模式稱作“保持一定距離的銀行經營模式”(keepatarm''''slength)，它在美、英等國家最為典型。在這種盎格魯撒克遜傳統之下，銀行總是與客戶之間保持“一臂”的距離——不遠也不近。第二種稱作“以關系為本的銀行模式”(relationshipbanking)，以日本最為代表，在亞洲廣泛流行。在這種模式之下，銀行強調與客戶之間的關系，同舟共濟。

我們可以以一個例子來說明兩種模式的差別：假如銀行對一個老客戶的貸款余額為1億元，現在，客戶遇到了經營上的困難，授信風險開始顯現。按照第一種模式，英美銀行一般會采取以下行動：立即停止新增授信，采取資產保全措施，盡可能降低已有授信的風險；這樣做的理由是，既然風險已經出現，銀行不能新增授信，銀行應把最大的損失控制在1億元之內。按照第二種模式，亞洲國家的銀行一般不會馬上采取過急行動，而是根據客戶的實際情況，考慮新增授信，以幫助企業渡過難關。這樣做的理由是：如果不新增貸款的話，原來的1億元貸款可能成為損失。但問題是，如果不成功的話，其損失可能會超過1億元。

經濟學界關于兩種銀行經營模式的爭論由來已久。鑒于日本、韓國等亞洲國家在二戰之后持續高速的經濟增長成就，很多人認為“以關系為本的銀行經營模式”優于“與客戶保持一定距離的經營模式”，因為前者能夠為企業提供低成本的資金，而且，銀行愿意繼續向遇到經營困難的企業提供貸款。但是，在亞洲金融危機及日本銀行體系積重難返的現實面前，很多人轉變了看法，認為亞洲模式在經濟快速平穩增長的宏觀環境下能夠很好地運轉，而一旦經濟放慢或者步履蹣跚的時候，問題就出現了，這是因為銀行繼續向本應斷絕資金來源的借款人發放貸款，其結果是新的巨額資金又跟著損失掉了，致使銀行壞賬長期無法得到解決，影響經濟增長。

5、應該吸取的教訓。通過對三國銀行體系的分析，筆者提出兩個個人觀點：第一，如果按照上述兩種銀行經營模式的劃分，我國明顯屬于關系型經營模式，強調與客戶同舟共濟，共同發展，授信行為不夠嚴格，貸款定價也反映不了銀行所承擔的內在風險。鑒于日本及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我國銀行界值得深刻反思，以免重蹈覆轍。第二，我國正處于利率市場化的進程之中，而政策性銀行依靠政府賦予的優勢（以發債特權籌集長期低成本資金、財政補貼等），與商業銀行競爭商業性業務，致使價格戰愈演愈烈，貸款利差一再收窄，其損害力是巨大與深遠的。對于我國的決策者來講，重要的不是一味地強調利率市場化的緊迫性，而是為利率市場化創造必要的前提條件，比如說，如何解決市場參與者的公平待遇問題。德國的教訓是十分深刻的。

3、傳統商業銀行經營模式與價值觀的復興

傳奇式的投資家巴菲特有一個有名的論斷：“只有當潮水退下的時候，你才能夠看到誰在光著身子游泳”。在股票泡沫過后，金融行業流下了很多鮮活的素材值得研究。我們發現：很多當時看來十分新穎的觀點、商業模式也不過爾爾，而一度被認為迂腐的傳統商業銀行模式重新煥發出風采。還有，“新經濟”時期那些不拘一格、敢打敢沖的“企業家”思維只是曇花一現，而真正具有持久魅力的仍然是守信、節儉、審慎決策、避免利益沖突等價值觀。這對于日益開放的中國金融業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1、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相融合的模式遭遇挫折，傳統商業銀行模式煥發光彩。鑒于1929-1933年金融危機的沉重教訓，美國通過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把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分割了開來。這個法律的初衷是防止銀行以低標準的授信條件爭攬投資銀行業務。60多年過后，這個法律在1999年被取消了，旅行家集團與花旗銀行合并、大通銀行收購J.P.摩根銀行等，建立了融商業銀行、投資銀行與保險公司為一體的金融集團，并在市場上取得了第一、第二的位置。嶄新的經營模式在世紀之交成為國際銀行業發展的主流。但好景不長，在股市崩潰之后，這一經營模式遭遇了沉重打擊。安然、世通公司等倒閉案件不僅讓大通摩根、花旗集團等承受了巨大的貸款損失，而且紛至沓來的種種指控、司法調查（如指控銀行幫助公司客戶隱瞞債務、虛增盈利；指使分析師發表過分樂觀的股評報告，以此爭攬投行業務，誤導投資者；等等）及幾億美元的罰金嚴重地損害了它們信譽，致使它們的股票價格暴跌。摩根大通的股價在2002年10月9日為15.45美元，只有其黃金時期的23.5%（2000年3月23日為65.67美元），花旗集團在7月24日的股價為22.83美元，相當于五年來最高點的40%（2000年8月28日為54.9美元）。近期兩只股票仍然在低價位徘徊。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匯豐集團、美洲銀行等銀行的股票表現要好得多。2002年，匯豐控股的股票價格基本徘徊在7-8英鎊之間，與1998年以來的平均水平相差不多，與最高價格（2001年1月24日為10.92英鎊）差別不大。在美國三大銀行中，美洲銀行是股價唯一上漲的銀行。它目前的股價為68美元左右，高于5年來平均水平，與最高價格（1998年7月14日為87.93美元）相差不多。

為什么會是這樣？我們可以從四家銀行的盈利構成中明顯地發現各自經營模式的差異。不難發現，傳統商業銀行業務為美洲銀行、匯豐銀行帶來了穩定的盈利，而對于花旗銀行來講，盡管其消費銀行業務十分成功，占據半壁江山，但卻受到了投資銀行業務的拖累，摩根大通銀行的投資銀行業務可謂是一塌糊涂，全靠零售業務支撐局面。

據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公布的數字，2002年第三季度，美國三大銀行凈收益的構成情況如下：

(1)花旗集團：全球消費銀行占凈收益總額的59%，全球公司及投資銀行占32%，全球投資管理占11%，自營投資業務占-3%，公司業務占1%；

(2)摩根大通銀行：投資銀行為凈收益總額的-79%，零售銀行及中小客戶金融服務占248%，資金與證券業務占65%，投資管理與私人銀行占30%，風險投資業務占-87%，公司業務為-78%。

(3)美洲銀行：零售及商業銀行占凈收益總額的71%，全球公司及投資銀行占19%；其他公司業務占14%，資產管理業務占3%，股權投資業務占-7%。

另據Bloomberg的專題文章，匯豐控股2001年的盈利構成為：公司金融業務占凈收益總額的38.4%，個人金融業務占33.4%，商業銀行業務占22.7%，私人銀行業務占3.9%，其他占1.6%。

我們認為，隨著個人財富的不斷增長，以個人為對象的按揭貸款、信用卡、資產管理等金融服務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與盈利前景。而且，從亞洲金融危機乃至近兩年歐美國家的實際來看，個人信用遠比企業信用具備更強的抵御經濟周期負面影響的能力。現在，世界各國的大銀行紛紛把業務發展的重點轉向以個人為對象的金融服務上，并已經形成了一股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