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技發展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中國科技發展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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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技全球化與教育全球化：相互促進的潮流

科技全球化是指科技活動要素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與合理配置，科技活動的成果全球共享，科技活動的影響超越國界，科技活動的規則與制度環境在全球范圍內漸趨一致的發展過程。進入21世紀大科學、大技術時代，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和冷戰的結束，科技全球化更像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迅猛發展，席卷全球。科技全球化具體表現有以下幾個方面：

（1）科技研究問題的全球化。隨著跨國界的信息溝通與交流的日益增加，不同國家的科技工作者在探索自然界奧秘方面所關心的問題不斷趨同。在當代，人口、資源、污染、生態、核擴散等所謂“全球問題”的提出，正是全球化的反映。

（2）科技研究資源的全球化。科技研究資源的全球化是科技全球化最為突出的表現之一。其主要特征可以從三個不同的層次描述。首先，在研究者的層次上，不同國家科技工作者進行的科學研究方面的合作迅速增加，越來越多的研究成果、發明、論文由不同國家的科學家合作完成。其次，在企業層次上，跨國公司已經在大力推進R&D全球化的進程，在許多高科技領域中，各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設立不同R&D的機構，爭奪信息，爭奪人才，多方合作，建立戰略聯盟。最后，在國家層次上，各國政府之間以雙邊或多邊形式進行的科技合作也日益增強。

（3）科技活動規范的全球化。與科技活動全球化相關的是科技活動規范的全球化。這是科學制度化和規范化的結果。這種制度安排從本質上說是一種競爭與合作的規則，其中既包含科技活動的學術規范和行為標準，也包括市場規律在科技活動范疇應用的基本準則。

（4）科技活動影響的全球化。科技活動影響的全球化，也就是科技活動及其產出的影響遠遠超出國界的趨勢。隨著科學技術應用周期的縮短及其在全球應用范圍的擴大，科技產出對不同社會及文化的影響將越來越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

教育全球化已經成為全球教育發展中的一個普遍趨勢，只是長期以來我們囿于傳統觀念的束縛對此熟視無睹罷了。學者吳華認為，“教育全球化”有三種基本的表現形態:第一種形態是教育資源的跨國界流動，日益壯大的留學生潮是其典型表現；第二種形態是全球性的教育現象，比如義務教育制度；第三種形態是在全球范圍內開展的教育活動，基于互聯網的現代遠程教育使得獨立的跨國教育體系成為可能。“教育全球化”的第一、第三種形態與WTO的《服務貿易總協定(GeneralAgreementonTradeinServices,GATS)》中的四種服務貿易提供方式：跨境交付；境外消費；在服務消費國的商業存在；自然人的流動相契合，第二種“全球性的教育現象”則是一種文化現象，是建立在現代教育基本觀念全球傳播和普遍認同基礎上的文化融合現象。

教育全球化與科技全球化是世界全球化進程中兩股相互支持、相互促進的潮流。首先，科技全球化促進了教育全球化。科技全球化中科技資源的全球性流動，必然帶動教育資源的全球流動，促進全球性教育合作與競爭關系的發展。其次，教育全球化又促進了科技全球化。教育資源的跨國界流動、全球范圍內開展的教育活動造成了科技資源的全球性流動，提高了世界范圍內各種科技主體的相互依賴性，從而促使各國積極參與各種全球性科技活動，參與各種全球性科技制度安排與規則制定。

2科技全球化與教育理念的發展

教育一向被認為是需要保持本國特色也必須保持本國特色的國內活動，但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深，這些所謂的特色正在逐漸減少，而在各國教育活動中相似和相同的方面卻越來越多。首當其沖的便是教育理念。世界各國雖然社會制度、文化傳統、發展水平、意識形態各不相同，但關于教育的基本理念卻越來越趨于一致。比如教育宗旨，正在形成以“促進學生健康發展”為核心的“人本主義”共識；在其他方面，由生理科學、心理科學、行為科學和社會科學各分支以及自然科學各相關領域的研究進展，正在構筑起關于教育活動的核心觀念：認知發展階段理論、道德發展階段理論、終身教育理論、多元智力理論、教育目標分類理論、人力資本理論、教育產業理論等等。而在理念層面的融合與趨同為制度層面的仿效和教育技術的擴散提供了基礎。

科技全球化對教育理念的變革產生重大的輻射，能否實現教育觀念的轉變，實現教育質量的提升，對于整個民族的創新能力和發展前景將會產生直接的影響。而教育全球化的一個關鍵是教育主體與客體都必須轉換“范式”，即作為主體的教師在教學活動的視野拓展到“學會學習、學會生存、學會關心、學會共同生活”之后，必須自覺完成從“教書匠”到“合作者”、“指導者”的角色置換，實現教學效果最優化，以精湛高超的教學藝術和教學策略促進學生的發展與進步；而作為客體的學生也應該轉變以往的追求目標，不僅完成對知識的學習和探究，更應該讓自己做一個完全的人、健康的人、具有自我發展意識的人。

究其原因，“范式”的轉換與科技全球化是息息相關的。科技全球化提供的環境充滿了殘酷的競爭和激烈的爭奪，教師必須對教學活動實施靈活機動的策略，教會學生如何面對復雜多變的外在情境，才能高效地完成教學任務、培養高質量的人才。反過來，學生也應該在教師的指導下，積極尋求自我發展、自我提高、自我提升，實現自我的全面發展。要將這種教育理念物化為現實，應做到：①轉變教育思想，實施全面素質教育。在各層次教育中實施全面素質教育，是全面提高我國人才培養質量的根本戰略措施；②按素質教育要求，加強教育教學改革。按素質教育的要求，重新設計對學生的評價指標體系等，一切著眼于提高學生的全面素質；③堅持因材施教，注重個性化教育；④堅持理論聯系實際，重在實踐能力培養。

3科技全球化與教育實踐的發展

在科技全球化背景下，教育活動的全球化亦日趨明顯,這與科技全球化有著某種程度上的天然聯系相關。結合學者郭扶庚、吳巖等學者的研究成果，我們認為科技全球化對我國的教育活動從宏觀到微觀均有著深刻的影響。

（1）教育全球觀的樹立。根據我們在教育服務方面的承諾，我國教育將融入國際教育中，直接參與國際教育的競爭。這就要求我們的教育發展必須樹立全球觀，應特別加強國際理解教育，使公民擁有理解、包容不同文化、習俗的胸懷和品質，樹立世界公民意識。

（2）教育的重新界定。根據我國入世有關教育服務承諾的條款和《中外合作辦學條例》的規定，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對我國教育并不產生根本性影響。學界一般認為，對外資開放教育市場不需要設置禁入領域，無論是義務教育還是非義務教育，學歷教育還是非學歷教育，一切教育服務領域都可以允許外資進入，但應該根據不同的目標市場設置不同的市場準入規則，以控制市場風險和保護消費者利益。

（3）人才培養模式的變革。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一步融入全球化的進程，對教育人才培養標準提出新的要求。教育應培養熟悉中國國情和傳統文化，具備優良的外語水平和扎實的科學文化知識，具有國際意識、合作精神、創新能力和誠實守信的國際型專門人才以及符合國際職業資格標準的勞動力。這必將促使中國教育人才培養模式發生新的變革。全球化背景下，市場必將逐步規范，競爭和人才流動也必將加劇，由于規則透明，投資環境有所改善，個人待遇有所上升，來華投資、就業的外國人及歸國的留學生會越來越多。他們帶來的資金、信息、科學技術和先進的管理方法，會促進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和人才的成長。

（4）課程教材邏輯體系的創新。人才流動全球化、人才標準國際化將要求作為教育核心領域的課程教材改革走上高速公路。教育國際化要求確立全球化課程理念，借鑒國外先進的課程理念，引進、合編、改編、借鑒國外先進的教材，增加國際競爭和國際理解教育的內容。全面改革以應試、升學為特點的課程體系，構建以培養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為己任的課程體系，縮短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大力推進課程和教材的國際化程度和水平，以培養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人才。

（5）教育發展空間的延伸。中國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長期存在需求與供給嚴重不足的矛盾，長期處于“賣方”市場的狀態之中。知識經濟的到來使人們對高等教育的需求不斷升級。中國高等教育市場的潛在價值及發展空間早已被發達國家看好，尤其是中國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的市場價值引起他們的極大興趣，發達國家的教育機構、企業已進入中國教育市場。只要善用這種資源，我們就能面向世界辦學，培養面向世界的人才，對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無疑是有益的補充。這樣，越來越多的人可以在國內學到與國際接軌的知識。在國外教育資源走進來的同時，中國的教育也會積極地走出去。向外國人提供教育服務所需的教育資源，可以來之于國內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也完全可以是國外教育機構和學校；教育服務的實施地點，可以是中國境內，也可以在中國境外，當然，我們更愿意在中國境內向外國人提供教育服務，不但可以增加外匯收入，而且還可以增加國內就業，也更有利于實現讓世界了解中國的傳播目標。應該說，中國發展“外向型教育產業”有著非常重要的優勢。如漢語和中國傳統文化是中國發展“外向型教育產業”取之不盡的特種教育資源，再如遍及中國各地的人文景觀和自然景觀既是旅游資源，也是教育資源，可以在此基礎上把教育資源與旅游資源相結合，實現教育產業和旅游產業的共同發展等等。

結合科技全球化看中國教育發展是全球化時代必須具備的戰略思維能力。一種不設上限的教育發展新觀念正在成為全球化時代確定國家教育發展戰略的新基點。面對全球化的挑戰，我們應延伸思維半徑，以全球主義的精神進行教育觀念和制度上的創新。過去我們已經習以為常的東西，必須加以重新審視，對不適應全球化的教育觀念、制度、內容、方法等辯證地進行變革。

參考文獻

1林慧岳，易顯飛.科技全球化對R&D的影響及對策[R].課題研究報告，2003

2吳華.“教育全球化”與中國教育發展的全球戰略[N].中國教育先鋒在線，2004-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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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從開始懂得用教育發展自己以來,經歷了艱難而沉重的跋涉。如今,人類自身的發展也日益顯示出美術教育的隱性價值。而高校美術教育的關鍵是使美術所包含的相關各科相互聯系,相互融合,通力合作。因此,我們需要構建新的高校美術課程體系。

美術課程的設計,通常是指學校設置美術課程類型和對不同的美術類型課程的教學目的、內容、進程、評價等設計的總體方案。美術系在長期的辦學實踐中，逐漸形成了獨特的課程編制理論，即“以美為魂，以術為本”，使美術人才培養目標的脈絡逐漸清晰，即以學生的全面健康發展為目標，培養學生基礎美術理論，培養學生熟練地應用技術的能力,培養學生的先進教育教學理念。

隨著社會進步,美術課程編制也有所發展,不再只拘泥于傳統國畫、油畫、書法、中外美術史、教育學、實習等課程,還設置有工藝、版畫、創作與寫生、染織、動畫、考察等課程。由此來看,美術課程的編寫逐漸從單一的繪畫向多門類發展。高校美術的課程可以分類為師范、美院、設計應用類美術課程設計三個大方面。以下幾點是筆者對高校美術教育課程設計的一些思考。

一、師范類美術教育課程的設計

隨著網絡運用與普及，美術學科教育不再是單一的知識與技能傳授，而是傳遞美術文化與育人相統一的社會實踐活動，它還具有促進感知力、觀察力、表現力的發展，開發右腦思維與創造力發展的多種教育功能。wwW.133229.cOm因此,師范院校是為普通美術教育輸送美術教師的搖籃,對于提高全民族的素質教育有著杠桿性作用。

高師院校承擔著高中和中等師范學校的師資的培養,因此,做一個熱愛美術教育事業、甘當人梯的普通老師是師范類高校的教育目標。其次,其專業設置面廣,無論是國畫或是西畫,無論是實踐還是理論,無論是工藝還是實習等均為必修課，其目的是使師范生根據教學目的及其特點，全面掌握美術知識和技能。高師課程設置應該以各門美術技能專業為主,與教育學、心理學、中外美術史等相結合,形成立體交叉的思維、教育模式。以下是幾所師范美術系的課程設置對比:

由此得出結論:高師教育是以多門課程為基礎,技法課和理論課相結合,與教育學、心理學等相關學科相互結合、滲透、融會的一種學科。

二、美院類美術課程設計

有史以來,各類美術人才的培養基本上是在師傅帶徒弟的傳授中進行,所以它的發展是緩慢的。隨著社會進步,改變了美術發展緩慢的軌跡,產生了規模更大的皇家美術教育機構——畫院,即現代美院的前身。

自東漢時期洛陽鴻都門學創辦,到五代十國的南唐畫院和西蜀畫院,以及宋代的翰林圖畫院的興起, 畫院規模已經很大,人才眾多。清代由于西畫家進入中國,透視、結構、色彩深深地影響了中國美院課程設置的發展。與此同時,外國的美院教育也有所發展,1498年的達·芬奇學院,1562年的佛羅倫薩繪畫學院 ,1648年的法蘭西皇家繪畫雕刻學院,都最早形成了一套較為完善的組織形式,成為各國美院的楷模。

在課程設計上，美院主要特點是課程設置的專業性，從入校開始就明確了油畫系或國畫系,四年專攻一個專業。美術院校注重的是美術技巧的培養和訓練，培養的是專才。以下是美院的課程設置的對比:

專業美術教育是國家專業教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由上表可以看出，課程設置主張學生專攻一個學科，相關的鑒賞課、史論課等開設的很少，相對于師范，缺少了教育學、心理學等學科。美院追求的是在某個畫種方面有獨特的研究和創造，或在某一個領域的理論有獨特的見解，所以美院的課程設置也應該與之相適應，發展和培養學生的藝術感知能力和造型表現能力，使學生在未來能成為真正的藝術家。

三、設計應用類美術課程設計

設計應用類美術簡稱工藝美術教育,由于流傳方式單一，很難形成教育規模。由于工藝美術與經濟密切相關，而工藝美術的發展要依賴于工藝美術教育，所以說，高校工藝美術教育的發展間接地影響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科學的課程設計對于高校工藝美術教育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

由于工藝美術教育是面向現實生活的設計教育，其范圍之廣，加大了高校的課程設置的難度，它大到飛機、整個城市的設計，小到商標、紐扣的設計。工藝美術教學的基本原則是培養具有創造性的設計人才。以下是兩組關于大學工藝美術課程的課程設置表格：

我國的現代設計教育起步較晚，但發展很快，所以不可避免地出現一些問題。高等設計院校培養的學生的設計作品中應該體現出更高的文化修養。設計課程應與市場相適應。現在，國內的設計教育與市場出現脫節的情況，忽略了教學體系的科學性、完整性。加強理論課、選修課的教育，重視交叉學科和電腦的教育，是我國課程設計要解決的重點問題。

課程設計教學是一種全新的教學，必然存在各種需要解決的問題。從實際問題入手，以解決在教學中的普遍問題為立足點。新課程教學法必須是在課程實踐過程中發展和獲得廣泛認同的教學法，必須結合課程改革中的具體問題，通過以上三個方面的思考，高等美術院校的美術課程設計要針對不同的教學目標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編寫不同的教材，做到因“材”施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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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D8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2826(2012)08-0073-07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后，英國和美國一些高校首開國際關系課程或專業開始，國際關系學科發展迄今已近一個世紀的歷史。經過個把世紀的發展，今天我們發現國際關系作為一門學科，不但沒有越來越成熟，反而面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的挑戰，這些挑戰嚴重到了甚至威脅學科生存的程度。如何理解這些挑戰，如何在這些挑戰中把握學科發展的趨勢，這是本文想要探討的主要問題。

當然，各個國家由于所處地位不同，面臨國內外情況不同，對國際關系的感受，進而影響國際關系學科的生存狀況也自然各不相同。本文并沒有就此作全面的調查，許多論斷都是基于一個國際關系教學和研究者的主觀感受和思考。同時，本文的討論主要以中國國際關系學科發展的情況為基礎，同時適當顧及作者有所接觸的其他一些國家的情況，所以討論的內容勢必是非常片面和主觀的，權當是作者的個人思考以求教于大家。

一、國際關系學科的發展特點

應該說，國際關系作為一門學科的誕生始于美國的推動，一方面是因為美國是一戰結束后最早在大學開設國際關系課程和專業的少數國家之一，另一方面也因為美國誕生了最早的國際關系專屬理論理想主義，而且隨著一戰后大量研究國際關系的歐洲學者移居美國，推動了美國國際關系學科的規模性發展。當然，國際關系方面的研究之前就已存在，但大多散失于各個學科當中，包括歷史學、地緣政治學、法學、哲學等。許多學者指出，國際關系作為單獨一個學科之所以會在一戰后美國形成，主要與其國家的需要有關，作為處于國力快速上升期的國家，也是一戰的勝利國，美國急需一批了解世界和國際事務的人才，急需有人對世界新秩序的構建提出設想，按美國的利益來重構世界，反映了實力上升中的美國走出去的需要。

從國際關系學科發展的歷史來看，國際關系之所以獲得獨立學科的地位，以筆者個人的理解來說，主要歸功于國際關系理論的建立與發展。國際關系其他領域的研究，如外交史、國際法、國際經濟關系等都可歸屬于歷史學、法學、經濟學等其他學科，唯有國際關系理論有它自身的獨立性。因此，人們常會以幾次理論范式(approach，paradigm)(或日大理論，grand theory)的大論戰來歸納國際關系學科的發展歷史，從理想主義標志著國際關系學科的誕生，到現實主義的轉向，以及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之間的論戰。中間有過一段科學行為主義的興起時期，但它基本上屬于方法論上的貢獻，理論范式上并不處于和其他理論平等對話的位置。之后又是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再一次論戰，但第二次論戰雙方都冠以了“新”的名義，即新現實主義(或結構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或制度主義)。20世紀80年代開始，建構主義異軍突起，給國際關系學科帶來了一股清新的感覺，從而形成了三大主義鼎立的局面。這些理論的論戰，勾勒出了國際關系學科的一部百年發展史。

這樣的定位和發展歸納，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國際關系確實是正宗的“美國貨”，因為這些理論的大爭論主要是在美國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者之間進行的，其他國家的國際關系學者有介入，但他們都屬于在各個陣營搖旗吶喊，并非爭論的主角，更談不上是領軍人物。美國的國際關系理論學者也不愿意平等地看待其他國家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他們的眼光主要停留在美國內部的“廝殺”上。盡管嚴重不平等，但美國國際關系理論的研究和爭論對國際關系學科的獨立化貢獻還是應該承認的，正是這些理論范式之間的爭論和發展，真正撐起了美國國際關系學科一片獨立的天空，因為要成為單獨一門學科，其獨特的理論范式是必需的。

從這樣一個國際關系學科發展的百年史來看，這個學科可以說有這樣一些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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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顯示，國家對科技工作的大力支持以及科研經費的持續投入，使得我國科技產出迅猛發展。近10年來，我國科技論文的發表數量大幅增長，目前已位居世界第二，僅次于美國。但我國學術期刊在整體上還沒有形成國際競爭力，一些重大科研成果均以在國外期刊上發表的方式受到世界關注。

《報告》認為，導致我國科技期刊學術質量未能全面反映我國科技發展真實水平的原因是，國內不少學術研究和管理評價機構為了提高研究成果的國際顯示度與影響力，制定了針對在國際知名學術期刊(例如SCI收錄的國外期刊)上的各種獎勵政策，“正是在這樣的政策導向下，我國學者投稿首選國外高影響力期刊，造成大量的優質稿件外流”。

“如果不改變當前的科研評價導向機制和政策，倡導國內學者和專家將優秀成果更多地投向國內期刊，論文外流現象勢必進一步加劇。”《報告》分析認為，由此將導致國內期刊無法獲得優秀科研成果的首發權，期刊質量和學術影響力難以提升。

事實上，在我國大量外流的科研論文中，不乏極具科研價值和學術影響力的一流論文，這一點從中國作者在國外若干領域高影響因子期刊上發表的論文數量迅速增加中可見一斑。

一組數據可以為此寫下注腳：近年來，美國《工程學與科學中的計算機建模》在JCR(《期刊引用報告》，全稱Journal Citation Reports)中的影響因子為4.785，2000年時還未發表中國作者論文，2008年發表中國作者論文數量達33篇，占該刊全年載文量的16.7%，份額列美國之后。在材料科學領域，2001年《納米快報》(美國化學會主辦，在JCR材料科學期刊中排名第六)發表中國作者論文5篇，至2009年已增長到72篇。

中國科協書記處書記馮長根今天上午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提問時表示，“學術論文我們不叫‘外流’，我們鼓勵學術論文走向更廣闊的國際舞臺。”

他同時反思，“大量的論文沒有登在中國的期刊上，問題在于我們現在辦刊的質量還不是太高，主要是學術論文信用方面出了問題，對好論文缺乏激勵舉措。”

“吸引好論文，培育好作者。這是我們下一步努力要做的。”馮長根說。

“過分注重量化學術指標，也引發了學術不端。”《報告》同時認為，在重視論文數量、期刊影響因子、核心期刊的“指揮棒”下，科研人員為了應對各種考核評價，研究生為了順利獲得學位，已不再僅僅出于學術交流的需要而，而往往帶有晉升職稱、評選優秀、獲得項目資助和獎勵等功利性目的。

“這種看似客觀、簡便的評價方式，其實是一種過度量化、過于簡單、忽略論文及科研成果實際價值的學術評價方式，嚴重背離了學術研究的宗旨，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我國學術評價機制的不健全，也催生出大量的‘學術泡沫’。” 《報告》對此一針見血地分析道。

在研究者們看來，正是由于過于追求量化學術評價指標、評價結果與職稱、考核“掛鉤”的結果，使得整個學術界沉浸在急功近利的浮躁氛圍中，甚至成為引發一稿多投、同一學術成果重復發表等學術不端現象的主要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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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兩文的數據分別來自位于歐洲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和美國的“國家科學委員會（National Science Board）”（該組織同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密切相關）這樣的權威機構，因此引起國際上有關專家的關注，認為這是“重要的里程碑”。

我們時刻感受到最近十多年來我國科技發展對國家繁榮和強盛所帶來的影響并備受鼓舞，同時也思考著怎樣才能促進我國科技事業更快、更健康地發展和進步。

提高科研質量水平

2012年我國研發強度達1.98%，從而高于歐盟各國平均研發強度1.96%，引起《自然》雜志關注。但歐盟中瑞典、德、法、荷、瑞士的研發強度介于2.04%～3.37%之間，僅英國為1.77%，這些是歐盟中的科技強國。2011年美國是2.85%，日本為3.39%。

研發強度代表國家推動科技的優先程度。上世紀后半期起，各發達國家強調科技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而紛紛加大研發投入。美國1953年為1.4%，1964年就接近2.9%，近年2.7%～2.9%。我國1991～2001年研發強度由0.6%逐步增至0.95%，2002年突破1%，一路上升到2012年的1.98%。

我國1991年研發經費是150.8億元，2011年研發經費總量達到美國的一半，是歐洲的2/3，應該說已具有相當的實力推動科學技術的進步，但要同這些科技強國在科研水平上平起平坐還有待 時日。

另一個指標是我國發表的國際論文數已在歐盟、美國之后居世界第三，如把歐盟各國分別計算，SCI數據庫2012年收錄的我國論文為19.01萬篇，居世界第2位，是美國論文數的43.6%。比較2000年SCI論文30499篇，我國這十多年的提高理所當然地為國際矚目。

但論文僅是研發產出的指標之一，且論文創作不是數數量（包括SCI論文數量），主要看論文的質量。論文的科學價值及其對科學發展的影響是質量評價的根本要素。

據《中國科技論文統計結果（2013）》，我國論文平均每篇被引用6.92次，而世界平均值為10.69次/篇。這反映了我國科學論文同國際相比還有相當的差距，總體影響力還有待大大提高。又據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2013年的研究資料，我國各學科內高于被引次數世界均值的論文占我國際論文的1/4左右。每篇均被引次數17.21～11.35間的有瑞士、荷、美、英、加、德、法、澳、意等國，西、日在國際平均值附近 波動。

按近年來的發展趨勢估計，還得用8～10年時間才能使我國論文篇均被引次數達到世界均值強國的水準，走得更前還要更長時間。我們希望前進步伐更快，面臨的挑戰是提高論文的質量和水平，而歸根結底是提高研究工作的質量與水平。

繼續加強基礎研究

一百多年來先輩們為在我國發展科學開始了堅苦卓絕的努力，1949年和改革開放后的大力發展奠定了當前我國科學技術事業的空前規模。早年我國對基礎研究給予的重視不夠，擔心理論脫離實際，強調“以任務帶學科”。

理所當然，當國家經濟、國防和社會發展有某種需求時，科技人員義不容辭要首先滿足這些方面的需要，以國家需求為己任。但說到底，為了發展科學技術，基礎研究也是國家的需求，是科技創新的源泉，對科技人才的培養和開發具有關鍵作用，必須給予應有的重視。有的科學家說，一定規模的基礎研究在我國是在改革開放以后發展起來的，我對此深表贊同。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最近10多年的經濟高速發展，推動了科技事業的發展，科技經費快速增長，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我國研發總投入1991年為150.8億元，到2012年已達10298.4億元，這確是很了不起的快速增長。研發強度上世紀90年代在0.6%～0.7%左右波動，1997～1999年基礎研究投入在研發總投入中占5%～5.7%；研發強度在2000年達1%，這是一個重要轉折，從此一路增長至2012年的1.98%超過歐盟，而基礎研究投入占研發總投入卻在2004年一度達到6%后一路下滑，2007～2012年在4.7%～4.8%間徘徊成為歷史的新低。

研發的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試驗發展三類比例的安排是科技工作同經濟增長、社會發展相互關系的綜合平衡，并考慮本國國情以及國際間的借鑒。研發投入中的基礎研究占比，美國1979～1999年期間14.1%～15.9%，2009～2011年19%；2011年法國25.3%，英國10.8%，日本12.3%。

據維基百科資料，日本上世紀70年代和上世紀80年代經濟發展成熟，逐漸擺脫對外國研究的依賴，1986年開始研發強度高于美國，1989年基礎研究投入占研發總投入13%。

我國基礎研究在研發中的比例顯然遠遠低于科技強國，數十年來長期如此，不能不考慮這種狀況對我國科技創新的長遠發展、對我國經濟社會的長遠發展帶來的不利影響。我們必須強調加強基礎研究。

加強應用研究 注重企業研發

我國研發經費來源主要是兩大塊，一塊是政府財政，另一塊是企業。從歷史上看，1997年我國企業的研發開支占全國研發總支出的42.9%，由此估計當時企業投入占全國總投入的比例大致同此數值接近，而政府財政的投入約占60%。2007年起企業投入占全國投入70%以上直至2011年的73.9%，而同時期政府財政占比降至25%以下直至2011年的21.7%。

企業是技術創新的主體，近年來在研發投入和研發規模上均稱得上表現不俗，這在總趨勢上是好的，說明我國研發工作主體已具有市場導向特色。

但我國的研發工作結構卻出現了兩個新問題。據《2012年全國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我國研發活動中試驗發展占83.9%，應用研究占11.3%，基礎研究占4.8%。應用研究與基礎研究的占比顯著偏低，總和只占16%，大大低于2000～2005年期間的22%～23%。因此，需要提出加強應用研究，這是第一個問題。

根據政府有關部門的統計資料，我國企業研發活動中的試驗發展部分，自2005年以來超過90%，近年來基本保持97%～98%，基礎研究只占0.1%，應用研究占2.2%～2.9%。企業應用研究占比低到如此地步是否有利于技術創新，這是第二個問題。

列舉這一系列數字是一件很乏味的事。前面已經提到，我國企業近年來對研發的投入大增顯然同政府確立企業是技術創新主體的政策有關，這是很好的現象，是科技發展的正能量，而正是這一部分活動同經濟的結合最為緊密。但令人困惑的是，一些講話或文件不時指出“科技與經濟脫節”，“科技與經濟兩張皮”，語焉不詳，不知道問題究竟出在哪里。

我國企業研發活動中應用研究與基礎研究僅占2%～3%，我國全國研發活動中的應用研究和基礎研究總和已低達16%～17%，這對我國科技發展，特別是創新，是一種最好的研發結構嗎？全國研發人員（2011年）中，試驗發展人員占81.1%，應用研究人員占12.2%，基礎研究人員占6.7%。全國科技人員80%以上從事試驗發展工作，因此要加強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不僅是增加經費，而且更重要的是如何組織和培育人才 隊伍。

對研發活動分類指導、管理和評價

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試驗發展是三類性質不同的研發工作，是國際普遍采用的分類。我國有時強調分出應用基礎研究一類，并逐漸歸入基礎研究而合稱基礎性研究；歐洲也有過類似的意見，將其稱為“戰略研究（strategic research）”并歸入應用研究，這種“戰略”一詞的用法常常受到質疑。

不同性質的研發工作，在管理方針和評價方法上應有所不同，有時由于混淆了其中的差別而引發了一些矛盾和爭論，產生了不理想的導向。

對科技成果或研發成果的評價，在早年國內多是請幾位專家開個成果鑒定會，并給出國內或國際某種水平的結論，這就是專家評議。大致從上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了被稱為同行評議的成果鑒定會，這是從基金項目的同行評議發展過來的，強調同行是保證評議人對項目或成果有更專門的學問從而確保評議的客觀性和可靠性。

在這里我順便提一下，早年美國科學基金會項目申請書的同行評議曾因外界的質疑（至少有過兩回）而組織專門委員會進行了系統的調查、分析和評估，結論認為同行評議有其不足，例如有時會忽視某些萌芽的創新思想，但同時指出沒有比同行評議更好的方法。當今各國普遍采用同行評議，學術刊物審稿也許是最早采取這種評審方式的。

上世紀80年代后期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在評價成果中開始關注SCI收錄狀況，隨后又重視SCI引用狀況甚至在SCI基礎上發展出來的某些其他定量評價指標。在使用SCI這一指標過程中，逐漸引發了不少爭論。SCI這個外國指標有沒有意義？SCI既可正面引用也可負面引用，SCI引用能說明什么？某某諾貝爾獎得主說他的文章就不投《自然》《科學》，更不知道什么SCI等等。據我所知，國外學者愿意把論文投向本專業的優秀刊物，對SCI并非一無所知。小同行洞察本領域的發展水平，評價某文章、某項目可以不用查問SCI；對于非同行來說，SCI以及期刊影響因子的使用是有適度幫助的。

對不同性質研發活動成果的評價，應該說評價標準的基本核心是一樣的，就是看成果的“價值”，評價過程是“價值評議”或“同行價值評議”。要同行評議是因為非同行無法評判，甚至大同行都難勝任某一具體領域成果的評判。國內同行不夠時就得借助國際同行，近年來一些重大問題的評估已邀請國際專家來進行。“價值評議”就是看成果的價值、意義，而價值的大小取決于創新度及其意義的大小。

篇（6）

美國是典型的分散型統計體制，沒有一個全國性的統一統計機構，各種政府統計都是分散在聯邦政府各個有關部門內進行的。美國科技統計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中的科學資源研究處（SRS）負責，其數據搜集網絡主要由以下四部分構成：私人企業的R&D活動調查，美國商務部普查局實施的技術創新調查，美國教育部統計中心提供的美國教育情況、大學研究與發展情況數據，國家科學基金會負責的政府部門科技活動統計。此外，還有其他少量有關數據由各州政府提供，有關專利、貿易等方面的資料則需通過有償的渠道買入。這些數據最后由科學資源研究處統一匯編整理。

具體來說，目前美國的科技統計指標主要分為兩大類：一是科技投入指標，覆蓋政府和企業，提供有關研究與發展支出、項目、人員的基本數據；二是科技產出、影響和過程指標，具體包括出版物及引用、專利、技術創新、技術貿易、公眾對科技的態度及理解程度等方面的數據。以上兩大類指標數據來自科技統計的不同部分，其數據采集方式也各有不同，具體包括以下數據采集方式：

從聯邦政府各部門在工作時積累的數據中直接提取。最典型的是“移民科學家和工程師統計”，美國移民局在工作中會記錄全部移民的個人資料，只要把其中有關部分抽取出來略加編輯就可以得到所需數據。

借助于其他聯邦政府部門開展的統計調查活動取得自己所需的數據。如果調查對象不在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管轄范圍內，科學資源研究處可能無權直接進行調查，或者如果科學資源研究處需要的數據不多，就不值得開展獨立的調查。在此情況下，有必要委托其他部門，在其調查統計中加入一些科學資源研究處需要的項目即可滿足需求。典型的例子是“全國職業人員調查”，該調查是勞動部為了解全國職業狀況而進行的，科學資源研究處通過部分出資即可從中取得有關“科學和工程”職業的數據；又如“高中后教育普查”數據，就是通過將其納入到國家教育統計中心的普查工作中獲得的。

與其他聯邦部門進行聯合調查。這種情況下，雙方需要相互配合，共同完成調查的組織和實施工作，然后滿足各自的數據需求。如“產業界研究與開發活動調查”是人口普查局和科學資源研究處訂立“部門間協議”進行的聯合調查。

以合同方式，委托一些研究機構或私營調查公司進行調查。這類調查所占比重最大，每一筆合同都要經過公開招標和同行評議，但中標單位還是有一定程度的集中。對委托調查，科學資源研究處一般要自己做抽樣核查，以核實承擔單位完成的調查結果的可靠性。

以科學資源研究處的人員力量為主進行的調查。此類調查非常少，近年來只有“聯邦政府資助的大學、學院和非營利研究所調查”，但一些數據處理工作仍是委托一些民營調查機構完成的。

美國科研實力國際地位如何

要了解美國科技的總體狀況，可查《美國統計年鑒》的section16：science and technology部分，共有25張表格，包括R&D經費投入、科技人力資源情況、航空航天科技活動等指標數據。但是年鑒數據只是給出了美國科技狀況的一個宏觀概覽，如果需要追蹤更加細化的指標和數據，就要利用《科學與工程指標》（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與統計年鑒不同，該出版物的內容主要是以報告形式呈現的，是在對所搜集數據做一定處理分析之后得到的結果。

《科學與工程指標》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編輯，自1973年起每兩年出版一次，內容包括科學與工程的數據指標及相關報告，還有科技政策專項分析，是反映美國科技發展狀況最詳細的報告，而且其中還提供了很多歷史縱向比較數據，便于讀者了解美國科技發展的中長期趨勢。目前它的用戶覆蓋非常廣泛，包括政府、企業、大專院校、非營利組織、專業團體等。

筆者以《科學與工程指標2010》中“綜述”一章作為切入點，引用部分數據和圖表介紹美國和其他國家科技發展的情況。在“綜述”一章中，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側重以國際對比的方式表現美國在全球科技和研發領域的水平和地位高低，這種對比主要體現在研發支出、研發支出占本國GDP的比重、研發產出（期刊論文和專利）等幾個方面。

美國一直是、當前仍然是R&D研發支出的頭號大國。2007年美國研發支出達到3690億美元。歐盟保持與美國大體同等的態勢，R&D支出為2630億美元，但亞洲主要國家研發支出的上升勢頭也不容小覷，2007年達到3380億美元，已經超過歐盟，與美國的差距也正在迅速縮小（見圖1）。2007年，全世界研發支出最大的五個國家分別為美國、日本、中國、德國和法國。

篇（7）

論文絕對數量的增長，確實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近年來我國科技的發展和進步。但若評價過于注重論文數量，并將論文作為科研成果的最終形式，對于良好科研機制的形成、創新型國家的培育，其作用都是無關宏旨的。

科技評價在學術評價、職務（稱）評聘、收入分配、學術榮譽評審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現階段，科研評價導向呈現出功利化傾向，評價方法重數量、輕質量，評價內容簡單化、模式化，以及一些以量化指標為主導的大學排行榜等社會評價，正使我國科研評價體系面臨越來越多的社會質疑。

有調查認為，只有在那些高等教育和科學評價理念不成熟的國家和地區，才會將論文數量及其它一些非學術因素（數點數）放在“頭等重要”地位。國外很多著名的大學或權威的研究機構往往更注重科研成果的影響力而非論文數量，他們對于我國一些學術單位過度強調論文數量的現象覺得匪夷所思，不得其解。

篇（8）

人才資源是一種特殊的資源，對這種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是增長社會財富的真正源泉。對人才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不僅僅是將其投入生產線那么簡單，需要激發他們的能量。科技獎勵制度是一個完善的具有自組織能力的正反饋機制，最早對其運行規律進行研究的社會學家羅伯特.默頓指出：獎勵制度其模式的核心就是將它當作某種功能強化所導致的產物，是某種功能強化制度。這種強化大致可以從精神和物質層面去理解，從精神層面來考慮科技獎勵制度，沒有什么比達爾文所闡述得更加貼切了：“我對自然科學的熱愛……因為想得到我的自然科學家同行的尊重而大大加強。”從美國科技獎勵的實效來看，達爾文這種提法是及其符合科技事業發展的規律的，美國的科技大獎中，其中總統科學獎和總統技術獎沒有任何獎金，但由于其本身的巨大精神鼓舞而倍受科學研究者所追逐。從物質層面去理解科技獎勵制度的價值則更為容易：大部分科技工作是科技工作中謀生的一種手段，特別是很多專門科研機構工作人員更是如此，在科技領域的突破和獲得承認，為后續物質條件的改善以及其他物質生活方面會有重大改善畢業論文ppt，是推動科技人員積極投身于科技建設的動源。

1中美科技獎勵的制度差異

1.1 科技獎勵的體制差異

美國的科技獎勵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政府部門或總統名義設置的科技獎勵，如美國設有國家科學獎和國家技術獎作為政府的最高科技獎項，國家科學獎是美國最高的科學榮譽，由總統授予杰出成就的科學家；國家科學技術獎也是由總統授予促進就業、提高美國企業在全球的競爭力方面取得卓越成就的工程技術人員。另一種是各行業、企業和個人設立的各種獨立的獎勵。如美國的科技咨詢機構（美國科學院）、專業協會、各種社會基金、科研研究所、大學學院等設立。這是美國獎勵制度的主體，所設立的獎項也基本覆蓋了科技領域具有較大影響力的獎項，獲獎成果也代表了本學科和本領域的最高榮譽，其中比較著名的有美國科學院獎[②]、美國工程院獎、美國物理學會獎和美國化學學會獎。他們之間一個很顯著的特點就是不呈現分層分布，各種獎勵獨立設置，不相互干擾，一種獎勵的承認不會影響到其他獎勵的參與，并具有相當的權威性和激勵性。

中國的科技獎勵是由各級政府頒發的獎勵作為獎勵制度的主體，在絕大情況下，頒獎機構的行政級別決定了該獎在獎勵體系中得地位，如國家獎的效力大于省部獎，省部級獎勵效力大于地方獎，地方獎效力大于基層獎。獎勵的垂直型分布現象及其明顯。中國社會設獎種類也較為豐富，但是得獎無論是對科技工作者的效力還是獎勵本身的權威性都不被社會接受，特別是各種逐利團體和個人以各種名義設立的獎項幾乎沒有任何激勵意義，它們的存在只是為這些團體和個人取得各種評審費用和其他各種名目費用的手段。

1.2科技獎勵的效力差異

在美國，由于各行業、基金會、企業和大量慈善家設立了各種各樣的獎勵，根據劉澤芬等編的《國外科技獎勵制度》的介紹，美國除聯邦政府設立的國家科技獎勵之外，其余的獎勵都是由政府獎和民間獎構成，設獎最多的是全國性學會和協會，這些獎勵和政府頒發的獎勵一樣具備權威，能被科技界承認和認可，和少數的政府獎一起組成了極富有激勵功能的獎勵體系。

中國的國家層面的科技獎勵對科研人員來說，也具有極大的價值承認和認同免費論文。獲得國家級別的大獎是科學家或者身份和權威認同的方式。但是，除政府之外的科技獎勵系統沒有充分發揮其效力，這種狀況無論是在數量上還是影響力方面，都比政府獎勵相差甚遠。在1999年科技獎勵制度改革以前畢業論文ppt，國家獎勵曾經多達800余項，省部級獎勵高達1.2-1.4萬項之巨。[1]與此相對應的民間獎勵只有100多項，在獎勵力度和覆蓋范圍上遠遠不如政府獎勵。

1.3 在獎勵的對象方面

在美國，政府頒發的有影響的大獎如美國國家科學獎、國家技術獎等獎項的獎勵對象都是個人，獎勵的依據是獲獎者在所在領域所取得的貢獻和影響為衡量標準，由獨立的評審委員會組成的評審團評審得出。除政府之外，各民間團體如美國科學院、美國化學學會等頒發的各種獎勵，獎勵的對象都是依據獎勵個人在所在領域所做出的貢獻和影響。

在中國，科技獎勵的授予的對象絕大多數是科技成果。國家五大科技獎勵中除了數量極少的國家最高科技獎（每年不超過2人）和國家科技合作將（每年不超過5人）是針對人物之外，設獎數目較多（包括各種級別高或者低）的獎項都是針對項目。受國家層面獎勵規則的影響，各部委、省（直轄市）、基層單位所設立的科技獎勵基本上都是成果獎。統計數據顯示，在中國成果獎勵的比例占獎勵總數的90%以上。[2]

1.4科技獎勵資源分配方面

一般來說，科技研究可以根據研究的性質區分為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在兩者之間的關系上，是一個源本關系，基礎研究是源泉，沒有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就無法談起。從科技發展史來看，基礎研究的重大發現，往往能夠大大的推進科技發展與進步。正因為如此，美國對基礎理論研究的獎勵非常豐厚，據相關統計，美國1991年到2000年間，共有102位科學家活動國家科學獎，而獲得科技獎的科學家只有70位。[3]

相比之下，中國的基礎研究在整個國家的獎勵體系中所占比例較低。據統計，2002-2007年間，國家自然科學獎、技術發明獎和科學技術進步獎三大將共計1802項，自然科學獎只有177項。

1.5在對待年輕科學家獲獎問題方面

美國非常重視年輕科學家的培養，陸續出臺了一系列重量級資助獎勵政策和制度，形成了比較完善的青年科學家培養長效機制。美國設立了沃特曼獎、總統杰出青年學者獎等專門針對青年學者的獎勵，特別是總體杰出青年學者獎，對從事生物、醫學、物理等科技領域研究取得突出成績的青年科學家60名，每位得將人在未來五年內分期獲得NSF提供的高達30萬美元的研究資助。各種科研機構、基金會、私人慈善基金等也不遺余力的對年青學者進行資助。這些做法畢業論文ppt，對美國科學界吸引年青科技人才全身心投入科學研究起了重要作用，也是美國源源不斷的吸引發展中國家青年才俊的有效方式。

反觀中國，首先是針對年輕科學家培養的獎項缺乏，部分針對年青科學家的獎勵因為獎金額度較低，對年輕學者的吸引力不夠。而以項目為參評對象的評價體系青年學者往往做了較多的事情，卻沒有得到相應的回報。以年青科學家成果參與各大獎項的評比，雖然有陳智勇這樣的70后科學家稱為國家自然科學獲得者的個例，但整體較少在有影響力的大獎中有所斬獲。

二、中美科技獎勵制度的差異給我們啟示

由于中美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存在的巨大差異，照搬美國的科技獎勵制度并不適合中國的國情，但是作為世界的科技中心，美國在多領域的核心科技遠遠強于我們的現實基礎之上，對美國的科技制度的研究是很有意義和啟發價值的。

2.1 中國獎勵制度的體制健全方向

中國基于行政級別的主體獎勵評價體系存在很多的弊端，影響了獎勵制度的有效激勵，首先是區域科技水平發展不均衡，造成同一級別獎勵影響力不同。如一個科技成果在西部落后省份能獲得較高級別的獎勵，而在東部沿海甚至沒有入圍的希望；其次是行政化的獎勵級別勢必造成獎勵程序的行政化。在我國，候選人由所在部門按行政級別逐級上報，科技行政人員是審批的主要職責人，這種缺乏相應專業的評審者對申報人的行政級別和學術權威等外在條件對獎勵的評價，極大的影響了參評項目價值的認可。

科技獎勵主體的多元化，已經是各國獎勵制度發展的趨勢。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一群有實力和需求的經濟體和個人的出現，是引導民間資本參與獎勵的合適時機，扶持各種民間獎勵，規范民間獎勵的評審過程，逐步擴大民間獎在整個獎勵體系中得比例，更關鍵是提高民間獎的地位，將大部分應用研究的獎勵由政府轉移到民間，國家層面擴大基礎研究的獎勵，尤其是彌補國內獎勵對教育貢獻和人文社會科學基礎理論的缺失。

2.2 逐步提高獲獎的含金量

相比美國的科技獎勵制度，我國獎勵的特點是獎勵設立過多，各級行政機構重復設獎。1996年對現存獎勵有所精簡畢業論文ppt，但是還是數目巨大，特別是以項目為獎勵對象的獎勵制度，很多人因為行政權力、學術權威和個人關系，“搭便車”現象嚴重，獲得獎勵的名單很長，很多沒有潛心于科學研究的人因各種關系獲得獎勵，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獎勵的含金量。這種獎項設置過多，造成單項獎金數額較小，也造成獎勵的含金量有所不足。獎勵因其崇高性與稀缺性而對科學家產生吸引力，獎金額高才會對社會產生影響力，激勵科技工作者向難度大、周期長的項目挑戰免費論文。目前的獎勵方式對獲獎者的激勵作用不足，在社會上產生的榮譽導向效果也有限，許多獲獎者更關注的是這些獎項背后的種種派生利益。

2.3 獎勵對象的調整

中國科技獎勵制度注重獎勵項目，而美國科技獎勵注重獎勵個人。JerryGaston認為，默頓實際上提出了一種假設，即只有當競爭機制以一種普遍主義的方式運行時，最能實現科學的建制目標。在普通主義的運行方式下，獎金的額度水平不會威脅到獎勵系統，只要資金的分配方式是獎勵優秀者。但如果獎金是按照人口或者按照比例方式分配，那么就會對獎勵系統造成消極后果。[4]所以說針對項目的獎勵在激勵效果上有較多的缺陷。嚴格來講，科技獎勵的本質就是獎勵對做出科技成果或者貢獻的個人和組織，不存在針對獎勵成果的科技獎勵。針對個人的獎勵也不會對整個團隊的進取心產生太大的影響，古語云“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在科技獎勵中仍然有借鑒意義。長期關注獎勵科學技術成果本身，而忽視了創造相關科學技術成果的人，這種“見物不見人”的獎勵，就可能抹殺了科學家的貢獻，降低了科技獎勵的影響力。

2.4引導將研究力量的轉移，形成合理的研究經費投入比例

基礎理論研究是科技發展之源，只有源遠才能流長。中國科技界要改變目前這種“輕基礎、重應用”急功近利的研究勢頭，通過加大對基礎研究的獎勵投入力度，對研究難度大、周期長的基礎理論研究予以扶持。引導高校、科研機構等事業單位的主要研究力量向基礎理論研究轉移畢業論文ppt，允許各種企業參與各種行政級別的評獎活動，將游離于科技獎勵制度以外的科研隊伍組織起來，鼓勵企事業單位自己投入科研經費和力量，建設自己所需要的應用型科研。同時，要加大應用型成果的針對性。

2.5 獎勵要重視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培養與鼓勵

青年科技工作者既是科研工作的新生力量，代表著國家科技發展的未來，又是科技發展的中流砥柱。韋伯爾分布（歷史上重大科學成果獲得者即時年齡在年齡譜上的分布規律）表明，歷史上重大科學發現和重大科學成果的發明者大都是年齡在25—45歲之間，概率峰值是37歲。[5]而科研獎勵中的“馬太效應”不可避免的存在，尤其是中國行政化嚴重的評價體系中，各種越軌因素[6]（報獎者的名望、報獎者的以往獲獎記錄、職權大小、報獎者所在單位的名望、報獎者所在單位的職權大小、以及評委是報獎者、科研主管單位有人參與報獎項目等），使本應該受到獎勵的年青科學家敗在年長者手下，嚴重影響了科技獎勵的公正性，挫敗了年青科技工作者的研究積極性。故可以考慮在科技獎勵設置中強制性的設立年青科學家受獎比例，增加年青科學家專項獎勵，增強年青科學家的工作積極性，鞏固和增強這支隊伍的工作積極性。

參考文獻:

[1]新疆自治區科技成果管理辦公室.科技獎勵一科技獎勵制度的改革[DB/L].xjkjeg.eom，2007一06一05.

[2]阮冰琰.中外科技獎勵制度差異及啟示[J]，科技管理研究，2009.8

[3]高洪善.美國的國家科技獎勵及特點[J].中國科技獎勵,2002 (4): 72-75.

[4]GASTONJ, SONSW J. The RewardSystem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Science [M]. Inc. New York. 1978.

篇（9）

〔中圖分類號〕G250.2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0821（2012）09－0155－05

科技評價作為科研管理和績效管理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是構建科技發展競爭環境的基礎，在推動國家科技事業持續健康發展，促進科技資源優化配置方面作用重大。中國科學院的研究所承擔著國家的重要科研任務，合理有效的科技評價，不僅可以充分調動研究所和科研人員的積極性，更好地完成科研任務，而且能為國家的科學研究、獎勵、管理提供依據和參考，使管理決策部門正確地評價科學活動，合理地制定激勵系統，以保證科學系統積極有效的運行，對科研事業和學科的長遠發展有舉足輕重的意義[1]。

中國科學院研究所科技評價經歷了3個階段：第一階段的評價特點是采用定量方法進行研究所產出評價，評價結果表現為研究所排名，不與資源配置掛鉤。第二階段的評價特點是定量與定性評價相結合，關注重大創新成果、目標完成度和政策引導，評價結果表現為研究所分類排名并與研究所資源配置有所掛鉤，同時反饋評價信息到研究所并為研究所提供咨詢建議。第三階段的主要特點是建立以綜合質量評估為根本、以政策導向評估為重點、以基礎數據測評為基礎的綜合質量評估體系，把戰略規劃評估納入評價，嘗試了創新能力指數評價[2]。

以上評價的3個階段伴隨著中國科學院的知識創新工程。第三階段的評估體系全面總結和評估了科學院各個研究所的知識創新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現為：有科學院特色的評價模式尚待建立，科技評價尚不能有效支撐科學院戰略管理和績效管理的需求，科技評價方法有待完善和進一步創新[2]。目前，中國科學院應總書記“不僅要創造一流的成果、一流的效益、一流的管理，更要造就一流的人才”的要求，開始實施“創新2020”，著力解決關系國家全局和長遠發展的重大科技問題。為此，研究所的評價導向應有所調整，應建立以重大產出為導向的研究所評價體系，尤其注重對人才的評價。

本文在討論了中國科學院知識創新工程研究所評價體系的基礎上，提出了一些優化評價指標和評價方法的思路。

1 常用指標分析與優化思路

中國科學院知識創新工程研究所評價體系共包括24個基礎指標元素（見表1）[2]，其中的很多指標是科研機構常用基礎評價指標，也是科技評價必不可少的指標，如論文等出版物以及影響因子、檢索系統收錄情況和被引頻次，獲獎成果，專利和軟件著作權，項目數和經費，將帥人才等等[3]。下面就在討論這幾項常用指標的基礎上提出一些改進思路，使之更適合中國科學院的創新評價需求，達到評價導向和支撐科學院戰略管理與績效管理的需求。

1.1 論文數和影響因子

篇（10）

報告稱，“十一五”期間，科技產出成績斐然，專利和論文位居世界前列。全國累計登記省部級以上重大科技成果17.9萬項；累計頒發國家自然科學獎160項，國家技術發明獎263項，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1305項，國際科學技術合作獎22項；李振聲、閔恩澤、吳征鎰、王忠誠、徐光憲、谷超豪、孫家棟、師昌緒、王振義等9位科學家獲得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報告指出，這5年間，中國還涌現出了一大批有著深遠影響的重大科技成果。具體如下：

——“嫦娥”一號、二號探月衛星成功發射，使中國跨入深空探測新領域；

——“神舟”七號載人航天飛船發射成功，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三個獨立掌握空間出艙技術的國家；

——千萬億次超級計算機系統“天河一號”研制成功，并在國際TOP500組織的最新排名中位居世界第一；

——“中國下一代互聯網示范工程”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創新成果；

——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重大改造工程建設任務圓滿完成；

——上海同步輻射光源建成；

——首架具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支線飛機完成總裝下線并首飛成功；

——首臺深海載人潛水器“蛟龍號”海上試驗突破3700米水深紀錄；

——首次環球大洋科考凱旋；水稻基因育種技術再獲突破性進展；

——甲型H1N1流感疫苗全球首次獲批生產。

報告指出，專利數量是反映一國科技產出能力的重要指標。“十一五”期間，中國專利部門累計受理境內專利申請363.6萬件，授予專利權202.8萬件，境內專利申請量和授權量分別以24.7%和35.4%的年平均增長速度遞增。專利數量的持續增長，反映了中國自主創新能力和水平的日益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