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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經濟地理學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克魯格曼發表于1991年的"收益遞增與經濟地理"一文被視為空間經濟學向主流經濟學回歸的標志，也是新經濟地理學發展的開端。新經濟地理學主要研究經濟活動的空間分布規律，解釋經濟活動在空間集聚的原因與形成機理，并通過這種原因與機理的解釋，探討某一地區經濟發展問題。本文對國內近年來涉及新經濟地理學領域的文獻進行梳理，試圖探尋出我國對新經濟地理學的最近研究進展。
1 集聚經濟與產業集聚
20世紀90年代，以克魯格曼為代表的新經濟地理學家將馬歇爾的外部性理論、哈里斯的市場勢理論、繆爾達爾的因果循環積累效應納入到了一個統一的框架，通過廠商層次上的報酬遞增、運輸費用、要素流動和相互作用分析，為傳統的空間分析和區域科學分析產業空間集散提供了新的啟發。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集聚經濟是指由于經濟活動的空間集中而造成的對企業生產效率的促進效應。產業集聚是指同類型或不同類型的 相關產業在一定地域的集中。
潘文卿研究表明存在隨時間推移而增大的全域方位的正空間自相關性，且中國局域性的空間集聚將趨于明顯。王曉軒，張璞，李文龍闡述了產業區聚集和擴散的歷史形態，并分析了聚集的原因及其理論發展。郝壽義，范曉莉在FE 模型基礎上引入企業異質性因素，研究不同經濟主體的區位決策到空間集聚的內在機制，并用中國的經驗數據驗證了理論假說。
2012年，我國專家學者分別從吸引FDI、生產業專業化、多樣化（王、市場潛能對服務業的集聚進行了研究，得出城市服務業集聚有利于吸引FDI、生產業專業化、多樣化和集聚規模與城市經濟增長之間具有長期的均衡關系、市場潛能與城市服務業聚集程度呈正相關，城市市場潛能提高1% ，其服務業集聚程度提高0. 2% 左右等結論；
同時，丘兆逸分析并驗證了國際垂直專業化集聚影響中國環境污染之間存在U 型關系，指出當前的國際垂直專業化集聚指數已經超過了拐點。何雄浪發展了多地區的資本創造模型，從理論與實證的角度分析地區資本收益、資本創造與產業空間分異的關系并解釋了產業空間分異的產生機理。
2 區域經濟差距
學者從新經濟地理學空間的非均質性出發，探究了區域經濟差距產生的原因：趙祥認為從市場一體化的程度看區域經濟差距在長期內會經歷四個階段性變化，這些階段性變化特征體現了產業集聚、擴散與區域經濟差距變動之間的內在聯系。許德友指出在控制了人力資本、市場化水平等因素后，市場獲得是我國區域間城市經濟發展差距的重要原因。李鼎，趙文哲嘗試從公共支出的"需求效應"和"生產效應"兩個角度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做出解釋。
針對區域發展差距，鄭長德認為降低創新成本的政策可以實現總體經濟效率和空間公平。陳健生，李文宇指出本地市場效應在市場規模對空間經濟結構的影響中起到了關鍵作用，通過大力發展交通基礎設施，縮減經濟距離，促進集聚經濟，達到區域內趨同，將有助于實現區域協調發展。
3 城市經濟集聚
經典的新經濟地理框架是只包含居民（家庭）和企業的兩主體模型，以往作為外生的（地方）政府的行為，也慢慢被學者納入研究范圍。
覃一冬研究發現中間產品投入、勞動里市場共享和技術溢出都顯著影響我國城市經濟集聚，但后兩者則呈現離心力作用。錢學鋒，黃玖立等檢驗了城市集聚經濟和產業集聚經濟與企業稅收負擔之間的關系，認為通過集聚經濟創造的集聚租來引導地方政府實現自發的稅收協調機制在中國并不存在，提出應通過相應的政策和制度安排使這種自發的協調機制成為中央政府通過地區間均等化轉移支付制度進行協調之外的一種有益補充。
覃一冬根據新經濟地理學經濟集聚機制，構建城市人口規模分布演化的計量模型，通過對中國地級以上城市的實證檢驗發現，經濟地理因素、新經濟地理因素與經濟政策因素均顯著影響城市人口規模分布。柯善咨，趙曜運用新經濟地理學的資本流動模型分析了城市規模對資本積累的影響，通過檢驗得出結果：集聚效應導致大城市以更高的效率吸收資本，城市規模增長促進了資本深化。
4 勞動力流動與收入差距
張文武將異質性勞動力及地區內和地區間的多樣化貿易成本同時引入空間經濟模型，建立了一般均衡模型。分析結果表明，低成本約束的人力資本比高成本約束的普通勞動力流動更容易打破空間經濟集聚和擴散的對稱均衡，促使產業空間結構穩定地向人力資本豐富的地區集聚。
研究發現，新古典經濟學與新經濟地理學兩種研究范式在勞動力流動影響區域收入差距的內生作用機理、勞動力流動對區域收入差距的影響機制方面也各異，對待勞動力與區域之間的內在關系也不同。流入地的經濟收入、第三產業的發展水平和經濟開放度是吸引勞動力流入的主要動力，勞動力流動與第三產業發展是相互作用的，從而引起勞動力在東部的聚集效應和在中西部的分散效應。地區間消費者偏好水平及區域房價差異決定了企業與勞動力的轉移方向，進而誘發產業轉移。
學者認為，地區間實際收入差距的形成是區域效應和集聚效應共同作用的結果，且后者起主要作用。貿易自由化可能擴大或縮小地區間收入差距，這主要取決于地區相對產業份額以及本地與國外市場接近程度。同時，地區工資對市場潛力的彈性系數在0.75-0.77之間，臨近高市場潛力的地區，工資水平會隨著時間推移而提高，但這種影響在地理范圍上比較有限。謝長青，范劍勇通過實證分析說明外來人口變量對區域城市工資存在正向影響，即外來人口引致市場潛能增加并導致區域工資上升的價格效應。
5 企業與創新
企業是經濟發展的核心主體，而現實經濟活動中企業之間的差異是比較明顯的，標準新經濟地理學的假定忽略了企業的異質性，所以有的學者認為引入企業異質性是新新經濟地理學的標志之一。
能源效率作為一種效率概念，目前尚無確切定義。影響較大和被引用較多的，一是世界能源委員會提出的：能源效率為減少提供同等能源服務的能源投入;二是Bosseboeuf提出的：經濟上的能源效率是指用相同或更少的能源獲得更多產出或更好的生活質量，技術上的能源效率是指由于技術進步、生活方式轉變、管理水平提高等引起的能源使用的減少。在能源效率的衡量指標方面，Patterson認為能源效率衡量指標主要有熱力學指標、物理-熱量指標、經濟學-熱量指標、純經濟指標四類，但從經濟地理學的研究視角考慮，能源效率主要有經濟能源效率（包括單位產值能耗和能源成本效率）、物理能源效率（包括熱效率和單位產品或服務能耗）兩類，其內涵則是能源消耗對維持或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環境系統可持續發展的綜合效率，既要考慮能源的開采、儲存與運輸環節，也要研究能源的加工、轉換和最終消費等過程。
與經濟學界主要針對的行業能源利用效率（以工業能源效率為主）研究不同，經濟地理學界的能源效率研究主要針對區域能源效率問題。區域能源效率問題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是能源效率的空間差異及其形成機理的研究，目前國內經濟地理學界的研究多集中在全國范圍的省際間比較與分析。在研究手段上，既有單要素能源效率分析，也有全要素能源效率分析。其中，由于全要素能源效率能更好地反映能源與地理要素、經濟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因此被大部分學者和研究機構所普遍采用。在全要素能源效率測算模型中，近年來主要使用的有非參數測算的DEA數據包絡分析、使用參數測算的SFA隨機前沿函數分析。與SFA隨機前沿函數分析相比，DEA數據包絡分析因無需設定具體的函數形式而被廣泛使用。
1 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淵源
要理解新經濟地理學，首先必須弄清楚它的理論淵源。新經濟地理學革命其實是報酬遞增理論革命的最新發展及其在經濟地理學領域的傳播和擴散。將新經濟地理學置于報酬遞增理論革命的大背景之下，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它與傳統經濟地理學的聯系與區別。
早在1776年，斯密[25] 在其經典的《國富論》中曾經論證，以分工方式從事的生產明顯地表現出規模報酬遞增的性質。20世紀20年代，揚格[26] 通過對斯密定理“勞動分工受市場范圍限制”進行天才性的闡發，提出“分工一般地取決于分工”(即后人所稱的揚格定理)，揚格的這句話成為揭示報酬遞增內在根本機制的點睛之筆。然而，長期以來，建立在報酬不變技術假定之上的傳統新古典經濟理論一直處于統治地位，斯密和揚格基于勞動分工的報酬遞增思想卻幾乎被人遺忘。
1977年，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以嚴密的數學邏輯將張伯侖壟斷競爭模型形式化，在壟斷競爭的框架下研究報酬遞增，激發了經濟學界報酬遞增理論革命的第一波，其后又引發了貿易和增長理論研究領域的革命，導致新貿易和新增長理論的迅速成長。d-s模型以嚴格的數學邏輯演繹了斯密—揚格定理：導致經濟進步的報酬遞增源于分工和交換的演進所產生的動態正反饋機制，分工導致效率的提升、收入的增加和市場規模的擴大，而市場規模的擴大又為進一步分工開辟了空間，分工既是經濟進步的原因又是其結果。如果說新貿易理論研究的是揚格定理中所隱含的市場結構與規模的演變，新增長理論揭示的是揚格定理中所闡發的增長邏輯，則新經濟地理學是溝通揚格定理中的市場演變與增長邏輯的橋梁。新經濟地理學模型可以被視為d-s模型的空間版本[15]。“新經濟地理學的主要貢獻在于它將傳統的貿易理論所強調的趨同力量與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發展經濟學家所描述的趨異力量融入到一個共同的分析框架內。這樣做的好處在于它使得我們可以將趨同力量與趨異力量與微觀經濟狀況結合起來。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與經濟一體化過程相關的基本傾向，以及區域政策可以怎樣地影響這些傾向”[27]。
2 新經濟地理學與傳統經濟地理學的不同理論假設及其后果
新經濟地理學與傳統經濟地理學的一個最顯著的差別，在于前者采用不完全競爭、報酬遞增和多樣化需求假設，而后者采用完全競爭、報酬不變(或報酬遞減)和同質需求的新古典假設。傳統經濟地理學認為，在區域之間不存在基本差異的情況下，運輸成本的存在將導致經濟活動沿空間均勻散布，運輸成本的變化對廠商區位抉擇的影響是線性單調的，這從古典的杜能模型及后來的阿朗索模型可見一斑。然而，傳統經濟地理學無法清楚地解釋現實世界的經濟活動集聚現象。20世紀初馬歇爾(marshall)[28] 用“外部經濟”這一說法籠統地解釋經濟集聚。這種外部經濟表現為廠商層次的規模報酬不變，而社會性的報酬遞增。廠商和產業之間存在的前向聯系和后向聯系與市場規模之間形成“循環累積因果關系”式的互動，從而導致經濟活動的積聚。
在規模報酬不變的假設下，用外部經濟和產業聯系雖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產業集聚，但是，人們卻不清楚這種外部經濟源于何方。新經濟地理學的長處恰恰在于它能夠解釋傳統經濟地理學所不能解釋的問題。
采用d-s壟斷競爭框架的新經濟地理學講述的是一個包含2個部門(農業部門和制造業部門)的具有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的經濟的故事。這里，農業部門的特點是完全競爭和報酬不變(或報酬遞減)，生產單一、同質的產品；制造業部門的特點為壟斷競爭和報酬遞增，生產大量的細分產品。作為經濟中的需求方的消費者喜好多樣化消費，而消費品的生產具有廠商層次上的遞增報酬或規模經濟。資源的有限性導致多樣化消費與專業化生產的報酬遞增之間的兩難沖突。如果經濟規模(人口)或可用資源增加，則有更大的市場空間來平衡上述沖突，專業化生產的報酬遞增和多樣化消費可以同時兼得。壟斷競爭的性質決定了在一個市場中每一品種只由一個廠商專業化生產[29]。
在新經濟地理學中，宏觀層次的外部經濟有其確定的來源或微觀基礎：廠商層次的報酬遞增通過產業聯系轉化為市場范圍的外部經濟[30，31]。
前面說到，在報酬不變的條件下，運輸成本的存在將導致經濟活動沿空間均勻散布，經濟體將被分割為分立的市場。而在報酬遞增的條件下，運輸成本對市場產生的分割效應卻是非線性的，運輸成本的變化通過影響產業聯系所產生的向心力與運輸成本或土地租金成本所導致的離心力之間的微妙平衡，導致多樣化消費與報酬遞增的兩難沖突的微妙變化。在運輸成本的高端，廠商享有的前向聯系和后向聯系將隨產品或投入品運輸距離的增加而迅速衰減。廠商集聚在狹小的地理空間雖可以享受相當強的后向聯系，卻很難取得遠方市場的前向聯系，前向聯系與后向聯系加在一起形成的向心力(或正反饋效應)難以壓倒源于空間距離的運輸成本所形成的離心力(或負反饋效應)。就地供應市場的需要促使廠商將生產活動分布在不同的市場區域，每個區域只有有限的廠商以報酬遞增的方式生產有限的品種，區域專業化和產業積聚無從發生，市場空間格局表現為高度分隔。
隨著運輸成本下降到中間段，運輸成本對市場可達性構成的制約大大減弱。一方面，廠商集聚在狹小的地理空間仍然可以享有相當強的后向聯系；另一方面，集聚的廠商享有的前向聯系水平顯著上升。在運輸成本下降到某一臨界值時，前向聯系與后向聯系加在一起形成的向心力(或正反饋效應)足以壓倒源于空間距離的運輸成本所形成的離心力(或負反饋效應)。每一家廠商在權衡了集聚和非集聚生產情形下的總的經營成本之后，會發現集聚生產情形下的總成本節約高于分散經營情形下的總成本節約，專業化生產和集聚因此發生，高度分隔的市場趨向于一體化。
當運輸成本極低時，運輸成本對市場可達性的影響極弱，前向聯系和后向聯系不再顯著。遠離積聚地可以使廠商避過對不可流動的要素(如土地)的競爭，由此而產生的成本節約甚至可以超額補償因遠離積聚地而導致的采購成本的窄幅上升。因此，在運輸成本極低的情況下，產業集聚又再次變得不可持續，經濟活動再次趨向于沿地理空間擴散。
3 內生與外生之分
傳統經濟地理學模型大多是外生性的模型，無論是杜能(von thunen)[32]、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33] 和廖什(losch)[34]，還是柏克曼(beckmann)[35] 和阿朗索(alonso)[36]，他們在研究城市和經濟集聚時都將其視為事先給定；齊夫(zipf)[37] 在研究城市等級體系時同樣假定城市及其等級是外生給定的。米爾斯(mills)[38] 和亨德遜(henderson)[39] 的城市經濟模型亦事先假定外部經濟的存在，哈里斯(harris)[40] 的市場潛能模型和普萊德(pred)[41] 動態化的經濟基礎系數模型同樣如此。總之，傳統經濟地理學無法解釋城市和集聚，也無法說明外部經濟由何而來，它只能通過外部基本特征方面的差異來說明城市和生產結構上的差異——它一開始就假定有市場大小不同的城市或區域的存在，但并沒有說明為什么會出現這一大小差異，特別是為什么原本非常相似的國家、地區或城市會發展出非常不同的生產結構；它也并沒有說明為什么一個部門的廠商趨向于群集在一起，導致區域專業化[42]。
相反，新經濟地理學模型是內生性的，它們不需要通過外生差異(如山脈、河流、海港等自然條件的利弊)來解釋經濟活動的空間分布。新經濟地理學模型通過報酬遞增、運輸成本、產業聯系及市場外部性之間動態、非線性的相互作用可以內生出經濟活動沿地理空間依倒u形軌跡演化的規律，即使是從原本非常相似的國家、地區或城市也可以內生出這樣的規律。新經濟地理學模型還可以通過勞動生產率的差異和區域之間內生的工資差異來解釋產業向不同地區或國家的漸次擴散[9]。
4 外部性、技術外部性與市場外部性 傳統經濟地理學所使用的馬歇爾“外部經濟”包括西托夫斯基(scitovsky)所稱的“技術外部經濟”與“市場外部經濟(亦稱金錢外部經濟)”[43]。馬歇爾對外部經濟和集聚之間的聯系分3種情形做過解釋：①產業在地理上的集聚可以支持更多的當地廠商以更低的成本專門化地生產更多種類的面向特定產業的非貿易投入品；②通過將相同產業的廠商集聚在同一個地方，一個產業中心可以實現對面向有專門技能的產業工人的勞動市場的匯聚(pooling)，而勞動市場的匯聚對廠商和工人都有益處；③產業的集聚便于信息的傳播，產生技術溢出(technological spillovers)效果[44]。顯然，馬歇爾論及的情形①和情形②可以歸于西托夫斯基所稱的“市場外部經濟”，情形③即為“技術外部經濟”。
新經濟地理學特別強調和關心“市場外部經濟”，大多數新經濟地理學模型都是建立在“市場外部經濟”基礎上的。作為新經濟地理學代表人之一的克魯格曼[44] 認為，技術創新并非是驅動產業集聚的唯一因素，而受“市場外部經濟”推進的產業集聚卻相當普遍；此外，技術和知識溢出是無形的，難以量化，任何人都可以就技術狀況做出任何外生性的假設。因此，新經濟地理學將建模的重點放在“市場外部經濟”之上。但并不能據此得出新經濟地理學否定技術外部性存在，只將外部經濟局限于市場外部經濟的狹窄范圍的結論。
5 對循環累積因果關系的不同程度的解釋力
盡管新經濟地理學與傳統經濟地理學都試圖用循環累積因果關系解釋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和城市的產生，但二者對循環累積因果關系背后的驅動因素的解釋是不同的。在傳統經濟地理學那里，驅動循環累積因果關系的是所謂的“外部經濟”，但產生“外部經濟”的“黑箱”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東西，人們卻不得而知。不過，有了容納“外部經濟”的“黑箱”，至少可以將由前向聯系與后向聯系產生的循環累積因果關系形式化[6]。
新經濟地理學則認為，一個下游產業要對上游產業產生后向聯系，在它們之間光有買方—賣方關系是不夠的，還必須存在這樣的情形：即下游產業產出的增加，通過擴大它所使用的中間產品的市場，將導致上游產業以更為有效的規模從事生產。類似地，只有在上游生產部門產出的增加允許下游產業更為有效地生產的情況下，下游產業才會享有前向聯系[31]。因此，新經濟地理學假定外部性是有單個廠商層次上的規模經濟參與的市場交互作用的結果，新經濟地理學所關注的外部經濟主要是在微觀層次報酬遞增條件下的市場外部性，單個廠商層次的報酬遞增通過市場外部性與產業間聯系觸發循環累積因果關系[30]：市場規模的擴大促進生產的專業化分工和產品細分，擴大的市場支持更多新的廠商以更低的成本規模專業化生產細分產品，增加的市場外部性對更多的廠商形成吸引，從而激活“市場擴張—生產專業化/產品細分—外部經濟加強—分工深化/廠商集聚—市場擴張”的累積循環過程[9]。
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在新經濟地理學模型中內生的循環累積因果關系的強度與運輸成本之間存在非線性的關系：在中等大小的運輸成本下，會產生較強的循環累積因果關系；在較高與較低的運輸成本下，循環累積因果關系卻都表現得比較弱。
6 內生不對稱性
循環累積因果關系的存在決定了新經濟地理學模型的內生不對稱性，這種不對稱性對于運輸成本表現出同樣的敏感性。以兩區域模型為例[6]：假定存在2個外界條件(人口規模、技術、自然環境等)完全相同的區域。在較高的運輸成本下，后向聯系強但前向聯系弱，總的循環累積因果效應弱，區域專業化無從發生，產業將在兩區域內平均分布；在運輸成本的中間段，后向聯系并不明顯減弱，而前向聯系顯著增強，總的循環累積因果效應強，區域專業化和積聚由此發生；當運輸成本進一步下降之后，任何區位的后向聯系與前向聯系都不再表現出顯著的差異，循環累積因果效應反倒變弱，積聚變得不可維持，廠商重新選擇分散化的區位決策。
在其他以“技術外部性”為基礎而建立的模型中，也會出現內生不對稱性。但是，由此類模型生出的不對稱性并不像在新經濟地理學模型中的那樣表現出對運輸成本的敏感性。
7 歷史、預期、路徑依賴和鎖定
采用報酬不變假設的傳統經濟地理學預測經濟空間是一個線性、和諧、穩定和均衡的系統。但是，現實中的經濟卻遠非如此。新經濟地理學向經濟系統中加入報酬遞增律，可以更好地解釋經濟活動的空間積聚和擴散機理。但是，報酬遞增律的引入導致新經濟地理學模型出現多種均衡狀態。如在兩區域模型中，我們知道，當運輸成本降到足夠低時，制造業將在2個完全相同的區域中的某個區域形成集聚。由于所討論的2個區域的一切外部條件都完全相同，因此，集聚具體在哪個區域發生，卻不是事先能夠確定的。這時候，歷史偶然因素將起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亞瑟(arthur)在討論廠商的區位決策時注意到的，在存在報酬遞增和外部經濟的情況下，如果第一家廠商純粹出于地理偏好來選擇生產區位，則第二家廠商的區位決策不僅僅是出于同樣的考慮，與第一家廠商為鄰而獲得的益處亦不能從后者的考慮之中排除。以后的廠商關于生產的區位決策過程亦大抵如此。因此，某個區位碰巧在早期比其它區位吸引了更多的廠商，它就有可能吸引更多的廠商。亞瑟的研究表明，產業活動的空間集聚亦遵循路徑依賴原理：在報酬遞增的條件下，一旦經濟活動隨機選擇一個特定的路徑，除非發生大的反方向擾動，這一選擇可能將被鎖定，經濟將繼續保持在先前的路徑上運行[45]。換言之，一旦有外部沖擊在兩個完全相同的區域之間造成任何微小差異，這種差異都將因循環累積的正反饋機制而放大。
既然歷史偶然因素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經濟活動在2個事先完全相同的區域中的分布，因此，即使并不發生實際的外部沖擊，單是經濟成分的個人預期也足以構成影響經濟活動空間分布的“第一驅動力”。換言之，給定累積循環因果效應的存在，眾多微觀經濟分子的共同預期具有自我實現的傾向。從這種意義上來說，任何短期沖擊或預期變化都會有其長期后果。但是，克魯格曼指出，相對而言，歷史事件和預期變化對于大尺度的“核心—周邊”演進問題(如美國“陽光帶”的演化)至多有一些助長作用，因為資本和勞動在大尺度的空間范圍的流動實在比較緩慢；對于較小尺度的空間經濟演化(如單個城市或大一點的區域的興衰)、歷史事件和預期變化的確可以對其產生重要影響[44]。
8 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缺陷
新經濟地理學理論研究為解釋經濟活動的集聚和擴散現象提供了新的視角、理論、方法和工具。但是，就像所有新技術與新知識的發展一樣，新經濟地理學在理論及其應用方面也存在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有關的評論文章對新經濟地理學本身的缺陷從多種視角展開了批判，地理學界對它的抨擊則尤為激烈。有些觀點表現出獨立的學術研判和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有些觀點或流于人云亦云，或表達的主觀判斷多于客觀論證。細心的讀者可能會注意到：2002年4月，顧朝林等[23] 在《地理科學》上曾撰寫《“新經濟地理學”與“地理經濟學”》一文，展望“西方經濟學與地理學融合的新趨向”；可是，到了2002年8月(僅僅過了4個月)，同樣的作者又在《地理學報》上縱論“新經濟地理學與經濟地理學的分異與對立”[24]。流行的對新經濟地理學缺陷的批判概括起來主要有：
新經濟地理學用高深數學所建立的模型，不過是地理學家多年前就已有意識地拋棄了的分析方法，它所得出的結論并無特別的新意，經驗應用更是奇缺[22]。
“新經濟地理學”在經驗上的洞察力是有限的，它不可能做出比十幾年前就出現的經濟地理學更詳細和全面的工作；同時，支撐“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及認識論基礎不足。這表現在：①就區域集聚而言，經濟學家很難做出超過地理學家的研究成就；②就報酬遞增與空間集聚而言，“新經濟地理學”沒有意識到技術對經濟過程的重要性；③就“新經濟地理學”空間集聚的方法而言，也存在認識論上的局限性；④從主流經濟學的角度看，“新經濟地理學”模糊了許多經濟學、地理學概念；⑤就“新經濟地理學”本身而言，區域的概念也存在著問題[23]。
上述批判是否全都切中了新經濟地理學的“要脈”，尚有待實踐檢驗。不過，在未見石祖葆[22] 和顧朝林等[24] 對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淵源、根本假設及其方法論做深入解剖的情況下，聽到“新經濟地理學結論并無特別的新意”和“就區域集聚而言，經濟學家很難做出超過地理學家的研究成就”的斷言，不免讓人感到有失嚴肅和嚴謹。新經濟地理學的新意并不在于它對集聚現象的描述，而在于它在新的假設下對現象背后的內在機理的深度揭示。揭示集聚經濟源于報酬遞增以及產業集聚隨運輸成本非線性變化乃是新經濟地理學的根本創新之所在，它突破了以往的“集聚經濟導致集聚”的循環論證。此外，對經濟地理問題的科學探索并不非得要求在經濟學家與地理學家之間分一個上下高低；而說“新經濟地理學家的視野狹窄，與傳統經濟地理學家之間缺乏交流”[22] 就更是脫不去主觀偏頗之嫌了。至于新經濟地理學為何不將技術創新和擴散因素納入研究范圍，克魯格曼其實早有解釋。“新經濟地理學”在成型之初，已經預見到需要就實證檢驗做大量的研究。一些著名的經濟地理學家如蒲格(puga)[46]、戴維斯(davis)、魏恩斯坦(weinstein)[47]、亨德森(henderson)[48]、漢森(hanson)[49～51] 等其實早就進行過大量的實證，而且越來越多的人對實證表現出極大的興趣，有關理論與實證研究成果被聯合國、世界銀行、wto以及各國政府廣泛用于指導貿易和發展政策與實踐。因此，說新經濟地理學“過于偏重數學模型”、“缺乏經驗研究的證實”以及“理論與政策實踐相關性弱”[22]，無異于對新經濟地理學領域的研究現狀視而不見。
經濟地理學是地理學基本學科之一，在教育部頒布的學科專業目錄中，地理學類包括地理科學、地理信息系統、資源環境與城鄉規劃管理三個專業，經濟地理學也自然成為三個專業的主干課程。從2009年開始，中國科協開展了學科發展研究。在地理學學科發展研究中，我國著名地理學家指出，“明確人文-經濟地理學學科具有重要意義”，標志著經濟地理學的科學地位得以進一步明確和鞏固，這既體現了地理學學科結構的客觀要求，也充分體現了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但是，目前高等院校特別是高師院校在課程設置、課程內容體系、教學方法、實踐環節等方面并未真正凸顯人文-經濟地理學的核心地位，而經濟地理學教學在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經濟地理學科發展、學生綜合素質與創新能力提升等方面明顯薄弱，同時，高師地理科學專業更因為中學新課程教學內容改革的現實，加強高師經濟地理學課程建設及其教學內容體系與教學方法改革顯得尤為迫切。
一、經濟地理學教學內容與方法改革的基本原則
國內高師經濟地理學課程教學存在如下問題：課程體系設置重自然輕人文-經濟；課程內容選擇與學科根基有偏離傾向、重國際輕國內、與中學地理新課程改革脫節；教學環節重理論教學輕實踐教學；教學方法選擇與學科綜合性特點及應用創新型人才培養不適應；等等。要解決國內經濟地理學課程教學存在的諸多問題，順利實現地理科學專業的人才培養目標，教學內容體系改革優化和教學方法改革是目前國內經濟地理學教學改革面臨的當務之急。我們以為，經濟地理學教學改革必須立足學科根基——人類經濟活動與地理環境的關系即經濟活動地域布局體系研究，凸顯學科特色，并遵循經典與現代結合、理論與實踐結合、國際與國內結合、高師教育與基礎教育結合、學科內容與教學方法相結合等原則對經濟地理學教學內容與方法進行整體優化改革。近年來我們主要圍繞科學制定培養方案、優化理論教學內容、創新實踐教學、探索綜合性教學方法等方面進行了系列改革探索。
二、經濟地理學課程教學內容體系的優化
1.修訂地理科學專業培養方案，科學架構經濟地理學課程體系。修訂高師地理科學專業人才培養方案，確立經濟地理學作為地理科學專業的核心課程地位，應明確經濟地理學課程教學分為理論和實踐教學兩大部分，以突出課程的實踐教學地位。鑒于課時及經費等實際情況，經濟地理學課程實習可與人文地理學系列課程聯合進行，并在培養方案中以“人文-經濟地理課程實習”課程的設置來體現。同時，在理論課程設置上，增加區域分析與規劃、中國區域發展論、可持續發展概論等必修或選修課程，適當時候還可以設置農業與工業地理、城市經濟地理、鄉村經濟地理、第三產業經濟地理、現代服務業地理等選修課程。
2.改革優化理論教學內容，創新經濟地理學內容體系。針對目前流行的主要教材內容選擇的缺陷，在經典與現代、理論與實踐結合、國際與國內、高等教育與基礎教育結合等原則指導下，經濟地理學理論教學內容改革優化的邏輯思路是：
（1）人類經濟活動必然面臨區位選擇：經濟地理學就是研究人類經濟活動與地理環境的結合關系，即人類經濟活動的地域布局體系或經濟活動的區位與空間組織的學科。明確經濟地理學發展歷史、研究對象、學科特點與內容體系等基本問題。（2）經濟活動區位因素分析：經濟活動區位因素的影響分析是經濟活動區位選擇與空間組織的基礎。（3）區域產業部門結構與布局：產業部門差異與區位因素時空變化的交互作用導致產業結構演變和產業部門布局差異，該部分內容包括產業結構及其演變規律、第一產業布局、第二產業布局、第三產業布局。（4）區域經濟發展與空間結構：產業部門差異與區位因素時空差異及其演變必然導致區域經濟發展的時空差異，該部分內容可以包括區域經濟發展理論與模式、區域經濟空間結構模式、區域空間結構演變規律等。（5）經濟區劃與區域發展規劃：經濟活動區域分異必然導致區域分工及經濟區域形成發展，經濟區域劃分、區域發展規劃、區域分工與協調則成為必要的內容。（6）經濟活動全球化及區域影響：全球化發展使經濟活動區位選擇空間擴大，主要包括經濟全球化的地理特征以及區域影響等內容。（7）經濟地理學的方法論。
中圖分類號：F06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09)06－0055－04 收稿日期：2009－10－22
自克魯格曼(Krugman，1991 a)將空間概念引入迪克希特一斯蒂格利茨(Dixit et al，1977)的壟斷競爭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完成了新經濟地理學(NewEconomic Geography)的開山之作，提出“核心一邊緣”(core－periphery)模型以來，關于空間的經濟研究得以進入主流經濟學的視野，并隨著藤田等(Fujita et al.，1999)、鮑德溫等(Baldwin et al.，2003)對理論的進一步完善，新經濟地理學終于建立了自己的研究范式，并導致學科的快速發展。
但是，圍繞新經濟地理學的一系列爭論和討論卻始終未曾停止過，這些爭論包括：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范式、新經濟地理學與傳統經濟地理學以及城市與區域經濟學的分野、空間區位問題為何一直未能進入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范疇等(顧朝林等，2002；朱華友等，2003；劉安國等，2005)。本文主要圍繞幾個重要的理論問題進行探討，以推動新經濟地理學理論的交流、傳播、研究和應用。
一、從經濟地理學到新經濟地理學：兼與地理學科比較
新經濟地理學，學術界亦稱空間經濟學(Spatial Economics)或地理經濟學(Geographical Economics)，就其學科的本質特征而言，它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盡管對于“空間”這一研究對象，經濟學有著與地理學同樣的目標和學術興趣，但是它們在學術規范、學科范式、理論方法等諸多方面的差異卻遠遠大于共同點。為此，有必要探討這兩個學科對同一對象――“空間”進行研究時的差別。
經濟學雖然在社會科學諸學科中是最接近自然科學的，但它本身仍然屬于社會科學范疇，它研究的是社會經濟中消費者、廠商、市場以及政府等主體的經濟行為，僅僅由于其使用的研究方法和學科范式較為接近于自然科學，使它看上去更像一門“科學”。經濟學建立了一套本學科的學術規范：需求、供給、價格、市場均衡等，圍繞這些概念，經濟學建立了自己的理論體系和學科范式。
而地理學則是另外一門幾乎完全不同的學科，它是一個將“地理”因素作為特定研究對象的自然科學。盡管地理學也將經濟行為的地理特征作為研究對象，但經濟行為的地理特征在地理學科中是被當作“自然現象”來加以處理和研究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地理學研究的經濟行為與地貌、海洋等自然現象并無不同之處。地理學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實證主義的，但在傳統的經濟地理學領域，這種實證主義更準確地說是經驗主義的，它主要依賴觀察到的經濟行為的地理現象加以研究和分析，研究方法則直接來源于空間科學和區域地理學。
當經濟學關注空間現象時，它與地理學的差別更為明顯。經濟學研究空間現象，更多關注的是與空間現象相聯系的消費者、廠商等市場主體的行為在空間上的表現。盡管早期的古典區位理論更多從市場主體的外生因素(變量)分析空間經濟現象，而近年來快速發展的新經濟地理學則從市場主體的內生因素(變量)來分析空間經濟現象，并為此建立了嚴謹而復雜的數學模型來加以表述，以便這些研究成果更加符合經濟學的理論規范。
至此，有必要探討新經濟地理學的學科名稱。前已述及，新經濟地理學本質上屬于經濟學科，也有的學者主張稱之為“地理經濟學”，正如布魯克曼等(Brakman et al.，2001)所說，“我們寧愿選擇地理經濟學這個術語而不選擇新經濟地理學的主要原因，是該學科力圖把更多的地理因素引入經濟學，而不是把更多的經濟因素引入地理學。”“我們不使用新經濟地理學這個術語，不僅是因為‘新’這個標簽經過一段時間就會不可避免地過時，而且還因為這個術語本身有其固有的缺陷――此術語暗示該理論是由經濟地理學而來。但這不是事實，實際上，地理經濟學牢固地根植于國際經濟學、現代國際貿易理論和經濟發展理論”。無疑這一評說是中肯的，但地理經濟學這一名稱仍然存在缺陷。因為經濟學視野中的“地理”因素與地理學中的地理因素有著完全不同的內涵。在經濟學中，地理，更準確地說應該是空間，而且是沒有區域特征的空間，用于經濟分析中，僅僅是一個沒有任何內容和特征的位置(區位)而已。因此，經濟學更感興趣的是中性的空間，當空間不具備中性特征時，還必須煞費苦心地加以技術處理，如布雷克曼等假設的“等距圓”、藤田等提出的“跑道經濟”等，以便空間更好地作為一個純粹的因素進入理論模型。而地理學視野中的地理因素則更多等同于“區域”的概念，這是整個地理學研究的核心和靈魂，也是地理學區別于相關學科的標志性特征。因此，地理學中的地理因素，或者說是區域因素，總是被關注的核心，而被賦予了豐富多彩的內容：地形、地貌、交通、生產、城市、人口等，這些內容總是被當作預先給定的外生條件而存在，地理學研究這些內容的分布規律，揭示這些分布規律背后的機制。
因此，我們說，盡管新經濟地理學這一術語最為人們所熟知，但它卻是最不能反映學科特征的一個術語。因為，它聽起來更像地理學而不是經濟學。如果考慮到地理學大家庭中還有一個與之完全不同的、傳統的“經濟地理學”，甚至經濟地理學在70年代經歷過一次革命，同樣誕生了極具地理學科特色的“新經濟地理學”，克魯格曼的新經濟地理學就更加容易引起學科術語上的混亂了。而對于地理經濟學這一術語，雖然比起新經濟地理學具有明顯的優點，但同樣存在不足。因為其中的“地理”容易被人們誤認為是地理學中的內容豐富的、外生給定的“區域”。因此，關于新經濟地理學這一學科的較為準確的表述應該是在本學科同樣具有一定知名度的“空間經濟學”，正像藤田等表述的那樣。作為別稱，新經濟地理學無疑擁有更高的知名度，因為由克魯格曼最早提出，從而被人們廣為知曉，但筆者認為，這一術語在使用時，最好標明“克魯格曼”新經濟地理學。
二、從區位理論到新經濟地理學：兼與城市與區域經濟學比較
新經濟地理學作為經濟學關于空間、區位等長期研究的成果，有其深厚的理論淵源。從發展歷史看，經濟學長期以來也有著關注空間區位的傳統，從經濟學的先驅到近代經濟學的大師，無不對經濟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區位問題有著濃厚的興趣，但區域、空間、區位等概念卻一直被排斥在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視野之外，只有德國的經濟學研究一直堅持不懈地探討區位的經濟含義，長期從事這一主題研究的先驅包括了杜能(Thunen，1 826)、韋伯(We
ber，1909)、克里斯泰勒(Christaller，1933)、廖什(Losch，1940)，以及德國傳統區位理論在全球廣為傳播后，一批歐美經濟學家為此也進行了持續不斷的努力，其中貢獻最為突出的莫過于區域經濟學大師艾薩德(Isard，1956)。
所有這些理論構成了經濟學中稱之為“城市和區域經濟學”的學科，在經濟學教科書中經常被稱為城市和區域經濟學的古典理論和新古典理論，顯然他們是建立在古典經濟學的框架之內、受到古典經濟學理論假設的約束、使用了古典經濟學的一系列學科范式和分析工具。這些學科范式包含了一系列的假設條件：完全競爭、規模報酬不變等。而這些假設條件和新古典分析框架形成的城市和區域經濟學理論模型不可避免地都具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外生模型，即通過預先給定的外部條件來研究區位和空間現象，在這些給定外生變量的條件下，研究消費者和廠商的行為和決策。這一理論傳統一直延續到上世紀70年代。雖然期間眾多才華橫溢的學者，諸如艾薩德(Isard，1956)、阿朗索(Alonso，1964)、米爾斯(Mills，1967)、亨德森(Henderson，1974)等為此做出了不懈地努力，但這一學科的學術水準一直未能得到較大幅度的提升，在經濟學大家庭中的邊緣地位也未能得到徹底改變。
改變這一狀況的是經濟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次革命：在產業組織研究領域對不完全競爭市場的消費決策和廠商定價提出完整的分析工具，由迪克西特和斯蒂格里茲提出的不完全競爭模型清楚而簡潔地表達了不完全競爭市場的均衡模型。該模型的優點是容易應用，以至于將該模型用于分析國際貿易和經濟增長，產生了新貿易理論和新增長理論。作為與貿易理論關聯的空間和區位理論，應用該模型也取得了令人振奮的成果，產生的“核心一邊緣”模型以及由此擴展的城市經濟模型、國際生產模型、經濟增長模型以及政策研究等，構成了空間經濟學完整、規范的標準體系，從而建立起空間經濟學的學科范式。此后，圍繞這些模型和理論的深入研究和細化成為空間經濟學乃至整個經濟學界相當活躍的學術活動。
與傳統的新古典區位理論相比，空間經濟學注入了現代經濟學的活力，具備了現代經濟學的特點和條件：不完全競爭、規模經濟、報酬遞增等，形成的理論模型也具有內生特性，即不完全依賴外生變量的給定，通過內生經濟變量的變化，有效解釋空間經濟現象的演變，這是空間經濟學與傳統新古典區位理論的最大區別，也是關于空間、區位的經濟學研究最新的理論進步。
三、從邊緣學科到主流經濟學：兼論經濟學方法論
從古典區位理論到新經濟地理學，無疑是一次理論上的飛躍，同時也使得關于區域、空間、區位的經濟分析從此步入主流經濟學的圣地，并且成為當代經濟學研究領域中異常活躍的領域。但圍繞古典區位理論長期未能進入主流經濟學的爭論卻一直沒有停止，以至于眾多學者感到疑惑的是，區位作為現實經濟中一個重要的經濟現象，為什么經濟學卻長期視而不見呢?
對于這個問題的疑惑可以從經濟學方法論中找到答案。前已述及，經濟學的本質特征是社會科學，更準確地說，經濟學是研究“人”的經濟行為的一門學科。因此，凡是能用“經濟人”的行為來解釋的經濟現象，對于經濟學來說就是合適的研究對象，除此之外，經濟學不感興趣。從這個邏輯出發，區位經濟現象并不是一開始就能用基于“經濟人”假設的經濟學語言來描述和分析的。
自克魯格曼(Krugman，1991 a)將空間概念引入迪克希特一斯蒂格利茨(Dixit et al，1977)的壟斷競爭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完成了新經濟地理學(NewEconomic Geography)的開山之作，提出“核心一邊緣”(core－periphery)模型以來，關于空間的經濟研究得以進入主流經濟學的視野，并隨著藤田等(Fujita et al.，1999)、鮑德溫等(Baldwin et al.，2003)對理論的進一步完善，新經濟地理學終于建立了自己的研究范式，并導致學科的快速發展。
但是，圍繞新經濟地理學的一系列爭論和討論卻始終未曾停止過，這些爭論包括：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范式、新經濟地理學與傳統經濟地理學以及城市與區域經濟學的分野、空間區位問題為何一直未能進入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范疇等(顧朝林等，2002；朱華友等，2003；劉安國等，2005)。本文主要圍繞幾個重要的理論問題進行探討，以推動新經濟地理學理論的交流、傳播、研究和應用。
一、從經濟地理學到新經濟地理學：兼與地理學科比較
新經濟地理學，學術界亦稱空間經濟學(Spatial Economics)或地理經濟學(Geographical Economics)，就其學科的本質特征而言，它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盡管對于“空間”這一研究對象，經濟學有著與地理學同樣的目標和學術興趣，但是它們在學術規范、學科范式、理論方法等諸多方面的差異卻遠遠大于共同點。為此，有必要探討這兩個學科對同一對象——“空間”進行研究時的差別。
經濟學雖然在社會科學諸學科中是最接近自然科學的，但它本身仍然屬于社會科學范疇，它研究的是社會經濟中消費者、廠商、市場以及政府等主體的經濟行為，僅僅由于其使用的研究方法和學科范式較為接近于自然科學，使它看上去更像一門“科學”。經濟學建立了一套本學科的學術規范：需求、供給、價格、市場均衡等，圍繞這些概念，經濟學建立了自己的理論體系和學科范式。
而地理學則是另外一門幾乎完全不同的學科，它是一個將“地理”因素作為特定研究對象的自然科學。盡管地理學也將經濟行為的地理特征作為研究對象，但經濟行為的地理特征在地理學科中是被當作“自然現象”來加以處理和研究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地理學研究的經濟行為與地貌、海洋等自然現象并無不同之處。地理學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實證主義的，但在傳統的經濟地理學領域，這種實證主義更準確地說是經驗主義的，它主要依賴觀察到的經濟行為的地理現象加以研究和分析，研究方法則直接來源于空間科學和區域地理學。
當經濟學關注空間現象時，它與地理學的差別更為明顯。經濟學研究空間現象，更多關注的是與空間現象相聯系的消費者、廠商等市場主體的行為在空間上的表現。盡管早期的古典區位理論更多從市場主體的外生因素(變量)分析空間經濟現象，而近年來快速發展的新經濟地理學則從市場主體的內生因素(變量)來分析空間經濟現象，并為此建立了嚴謹而復雜的數學模型來加以表述，以便這些研究成果更加符合經濟學的理論規范。
至此，有必要探討新經濟地理學的學科名稱。前已述及，新經濟地理學本質上屬于經濟學科，也有的學者主張稱之為“地理經濟學”，正如布魯克曼等(Brakman et al.，2001)所說，“我們寧愿選擇地理經濟學這個術語而不選擇新經濟地理學的主要原因，是該學科力圖把更多的地理因素引入經濟學，而不是把更多的經濟因素引入地理學。”“我們不使用新經濟地理學這個術語，不僅是因為‘新’這個標簽經過一段時間就會不可避免地過時，而且還因為這個術語本身有其固有的缺陷——此術語暗示該理論是由經濟地理學而來。但這不是事實，實際上，地理經濟學牢固地根植于國際經濟學、現代國際貿易理論和經濟發展理論”。無疑這一評說是中肯的，但地理經濟學這一名稱仍然存在缺陷。因為經濟學視野中的“地理”因素與地理學中的地理因素有著完全不同的內涵。在經濟學中，地理，更準確地說應該是空間，而且是沒有區域特征的空間，用于經濟分析中，僅僅是一個沒有任何內容和特征的位置(區位)而已。因此，經濟學更感興趣的是中性的空間，當空間不具備中性特征時，還必須煞費苦心地加以技術處理，如布雷克曼等假設的“等距圓”、藤田等提出的“跑道經濟”等，以便空間更好地作為一個純粹的因素進入理論模型。而地理學視野中的地理因素則更多等同于“區域”的概念，這是整個地理學研究的核心和靈魂，也是地理學區別于相關學科的標志性特征。因此，地理學中的地理因素，或者說是區域因素，總是被關注的核心，而被賦予了豐富多彩的內容：地形、地貌、交通、生產、城市、人口等，這些內容總是被當作預先給定的外生條件而存在，地理學研究這些內容的分布規律，揭示這些分布規律背后的機制。
因此，我們說，盡管新經濟地理學這一術語最為人們所熟知，但它卻是最不能反映學科特征的一個術語。因為，它聽起來更像地理學而不是經濟學。如果考慮到地理學大家庭中還有一個與之完全不同的、傳統的“經濟地理學”，甚至經濟地理學在70年代經歷過一次革命，同樣誕生了極具地理學科特色的“新經濟地理學”，克魯格曼的新經濟地理學就更加容易引起學科術語上的混亂了。而對于地理經濟學這一術語，雖然比起新經濟地理學具有明顯的優點，但同樣存在不足。因為其中的“地理”容易被人們誤認為是地理學中的內容豐富的、外生給定的“區域”。因此，關于新經濟地理學這一學科的較為準確的表述應該是在本學科同樣具有一定知名度的“空間經濟學”，正像藤田等表述的那樣。作為別稱，新經濟地理學無疑擁有更高的知名度，因為由克魯格曼最早提出，從而被人們廣為知曉，但筆者認為，這一術語在使用時，最好標明“克魯格曼”新經濟地理學。
二、從區位理論到新經濟地理學：兼與城市與區域經濟學比較
新經濟地理學作為經濟學關于空間、區位等長期研究的成果，有其深厚的理論淵源。從發展歷史看，經濟學長期以來也有著關注空間區位的傳統，從經濟學的先驅到近代經濟學的大師，無不對經濟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區位問題有著濃厚的興趣，但區域、空間、區位等概念卻一直被排斥在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視野之外，只有德國的經濟學研究一直堅持不懈地探討區位的經濟含義，長期從事這一主題研究的先驅包括了杜能(Thunen，1 826)、韋伯(We
轉貼于 ber，1909)、克里斯泰勒(Christaller，1933)、廖什(Losch，1940)，以及德國傳統區位理論在全球廣為傳播后，一批歐美經濟學家為此也進行了持續不斷的努力，其中貢獻最為突出的莫過于區域經濟學大師艾薩德(Isard，1956)。
所有這些理論構成了經濟學中稱之為“城市和區域經濟學”的學科，在經濟學教科書中經常被稱為城市和區域經濟學的古典理論和新古典理論，顯然他們是建立在古典經濟學的框架之內、受到古典經濟學理論假設的約束、使用了古典經濟學的一系列學科范式和分析工具。這些學科范式包含了一系列的假設條件：完全競爭、規模報酬不變等。而這些假設條件和新古典分析框架形成的城市和區域經濟學理論模型不可避免地都具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外生模型，即通過預先給定的外部條件來研究區位和空間現象，在這些給定外生變量的條件下，研究消費者和廠商的行為和決策。這一理論傳統一直延續到上世紀70年代。雖然期間眾多才華橫溢的學者，諸如艾薩德(Isard，1956)、阿朗索(Alonso，1964)、米爾斯(Mills，1967)、亨德森(Henderson，1974)等為此做出了不懈地努力，但這一學科的學術水準一直未能得到較大幅度的提升，在經濟學大家庭中的邊緣地位也未能得到徹底改變。
改變這一狀況的是經濟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次革命：在產業組織研究領域對不完全競爭市場的消費決策和廠商定價提出完整的分析工具，由迪克西特和斯蒂格里茲提出的不完全競爭模型清楚而簡潔地表達了不完全競爭市場的均衡模型。該模型的優點是容易應用，以至于將該模型用于分析國際貿易和經濟增長，產生了新貿易理論和新增長理論。作為與貿易理論關聯的空間和區位理論，應用該模型也取得了令人振奮的成果，產生的“核心一邊緣”模型以及由此擴展的城市經濟模型、國際生產模型、經濟增長模型以及政策研究等，構成了空間經濟學完整、規范的標準體系，從而建立起空間經濟學的學科范式。此后，圍繞這些模型和理論的深入研究和細化成為空間經濟學乃至整個經濟學界相當活躍的學術活動。
與傳統的新古典區位理論相比，空間經濟學注入了現代經濟學的活力，具備了現代經濟學的特點和條件：不完全競爭、規模經濟、報酬遞增等，形成的理論模型也具有內生特性，即不完全依賴外生變量的給定，通過內生經濟變量的變化，有效解釋空間經濟現象的演變，這是空間經濟學與傳統新古典區位理論的最大區別，也是關于空間、區位的經濟學研究最新的理論進步。
三、從邊緣學科到主流經濟學：兼論經濟學方法論
從古典區位理論到新經濟地理學，無疑是一次理論上的飛躍，同時也使得關于區域、空間、區位的經濟分析從此步入主流經濟學的圣地，并且成為當代經濟學研究領域中異常活躍的領域。但圍繞古典區位理論長期未能進入主流經濟學的爭論卻一直沒有停止，以至于眾多學者感到疑惑的是，區位作為現實經濟中一個重要的經濟現象，為什么經濟學卻長期視而不見呢?
對于這個問題的疑惑可以從經濟學方法論中找到答案。前已述及，經濟學的本質特征是社會科學，更準確地說，經濟學是研究“人”的經濟行為的一門學科。因此，凡是能用“經濟人”的行為來解釋的經濟現象，對于經濟學來說就是合適的研究對象，除此之外，經濟學不感興趣。從這個邏輯出發，區位經濟現象并不是一開始就能用基于“經濟人”假設的經濟學語言來描述和分析的。
1．新經濟地理學產生的理論背景。按照傳統的新古典經濟理論，在一個規模報酬不變的世界，比較利益決定國際貿易模式，而人口增長等外部因素則決定經濟的增長水平。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國際貿易和長期經濟增長的現實表現展示出一個與新古典理論所預測的相當不同的經濟圖景。以不完全競爭和報酬遞增理念為基礎的新的方法開始表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特別是在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將張伯倫壟斷競爭形式化之后。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新貿易和新增長理論在解釋行業內貿易、專業化和無限增長方面獲得長足進展，對傳統貿易與增長理論做出了具有重大意義的補充。新貿易理論所揭示的專業化與貿易機制及新增長理論所闡明的“無限增長”原理與傳統經濟地理研究中的集聚現象的相似性，一下子拉近了這三方面理論之間的距離。
新貿易和新增長理論所采用的報酬遞增假設及賴之而建立的分析框架為解釋經濟活動的集聚現象提供了新的可能途徑。但是，新貿易和新增長理論中依然存在著一些在各，自的框架內不能完全解釋的問題。比方說，新增長理論雖然對投資促進長期增長的時間動態機制——循環累積因果關系的時間版本——做出了一定的解釋，但它卻缺少空間維度，并不涉及要素流動，不能對集聚現象——循環累積因果關系的空間版本——提供解釋，亦不能預測經濟發展的空間演化規律。新貿易理論(Krugman，1980)雖然聚焦于市場結構，但它與傳統理論有一個相似之處，即通過基本特征方面的差異來說明生產結構上的差異——它一開始就假定有市場大小不同的國家存在，但并沒有說明為什么會出現這一大小差異，特別是為什么原本非常相似的國家會發展出非常不同的生產結構；它也并沒有說明為什么一個部門的廠商趨向于群集在一起，導致區域專業化。此外，它將工業發展描述成是在所有發展中國家逐漸且同時發生的，而事實上工業化常常采取快速的波浪形式，在工業化的波浪中產業從一個國家依次向另一個國家擴散。
上述問題的研究往往涉及報酬遞增、運輸費用、要素流動性以及這三者之間通過市場而傳導的錯綜復雜的相互作用，這與傳統經濟地理學的研究范圍有許多相重合的地方。這類復雜而棘手的問題對新增長與新貿易理論構成相當的挑戰。
由于新增長與新貿易理論不能將運輸成本內生，主流派經濟學家不得不將研究的觸角進一步擴展到經濟地理學領域，以期從新的視角得出一些新的啟示。經濟全球化的迅猛發展及由此引發的一些投資、貿易、要素流動和區域政策問題也對經濟地理學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在這樣的背景下，自20世紀 90年代以來，新經濟地理學借助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壟斷競爭模型 (簡稱D—S模型)和新貿易、新增長理論研究的三次波濤的強大推動，作為經濟學領域報酬遞增理論革命的第四波迅速成長。如果說，赫爾普曼(Helpman)與克魯格曼(1985)關于不完全競爭和國際貿易的著作《市場結構和對外貿易》和格羅斯曼(Grossman)與赫爾普曼(1991)關于內生增長的著作《世界經濟中的創新和增長》促成了這一新的研究領域的形成并為其發展指明了方向，那么，克魯格曼(1991)在《政治經濟學雜志》上發表的《報酬遞增和經濟地理》和藤田(Fujita，1988)在《區域科學和城市經濟學》上發表的《空間集聚的壟斷競爭模型：細分產品方法》，則完成了對D—S模型空間意義的解釋，可被視為新經濟地理學研究的開山之作。
2．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基礎。和采用報酬不變與完全競爭假設的傳統經濟理論和經濟地理研究不同，新經濟地理學研究以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理論假設為基礎。按照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的假設，傳統經濟地理學理論預測，在區域之間不存在基本差異的情況下，經濟活動最終將沿空間均勻分布。產品和市場的競爭為廠商舍近求遠的區位抉擇提供了解釋。但是，不同層次的經濟活動在空間上的高度集聚，在現實世界卻屢見不鮮，甚至連20世紀初的馬歇爾也不曾回避這廠現象。由于規模報酬不變是馬歇爾新古典經濟學說的基本假設之一，他只好用“外部經濟”一詞來籠統地解釋各種生產活動的集聚。這種外部經濟表現為公司水平的規模報酬不變，而社會性的報酬遞增。在規模報酬不變的假設下，用外部經濟雖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產業集聚，但是，人們卻仍不清楚這種外部經濟來源于何方。而且，問題并不僅僅在于用外部經濟解釋產業集聚本身，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感到，對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假設的有效性其實大有進行一番反思的必要。
然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對經濟學家們來說都是難以駕馭的。直到1977年狄克斯特和斯蒂格利茨將張伯倫的壟斷競爭概念用數學模型形式化之后，關于報酬遞增的研究才真正在經濟學界掀起一場實質性的革命。按照D—S模型的假設，消費種類和生產分工程度內生于市場規模。一方面，一個經濟中的消費者喜好多樣化消費，因而，消費品種類越多，效用水平越高；另一方面，消費品的生產具有廠商層次上的規模經濟，而資源的有限性導致規模經濟和多樣化消費之間的兩難沖突。如果人口規模或可用資源增加，則有更大酌市場空間來平衡上述沖突，廠商為滿足消費需求實行進一步分工既能實現規模經濟，消費者又能有更多的品種選擇，效用亦隨之上升。D—S模型也為解決復雜的經濟地理問題提供了一個不可多得的分析框架。在一個引入了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的世界，經濟活動的演化不再是線性的，而是由非線性動態所支配的。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所呈現出的循環累積因果關系，不就是一幅活生生的非線性的蛛網圖嗎?假定存在足夠強的規模經濟，任何廠商都會選擇一個單個的區位來為一國的市場提供服務。為使運輸成本最小，他無疑會選擇一個有大的當地需求的區位。然而，恰恰只有大多數廠商都在那兒選址經營的某個區位才會有大的當地需求。因此，一個產業帶一旦建立，在沒有外部擾動的情況下，這一循環將會長期持續下去，這就是布賴恩·亞瑟所謂的集聚的路徑依賴(path—dependent)特性。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產業集聚很可能始于一種歷史偶然。如果專業化生產和貿易是由報酬遞增而非比較利益所驅動，則什么樣的產業在什么樣的區位形成集聚一般來說是不確定的，而是“歷史依賴(history—dependent)”的。但是，不管屬于什么樣的原因，某種專業化生產與貿易格局一旦建立，從貿易獲得的好處將累積循環，從而使得這一格局因進一步強化而被鎖定(locked—in)。因此，在新經濟地理學研究中采用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假設乃是最自然不過的事情。
二、主要新經濟地理學動態模型及其理論含義
1．兩區域模型：核心——周邊模型。新經濟地理學理論中最有代表性的“核心——周邊”模型最先見于克魯格曼(1991)的研究。該模型展示外部條件原本相同的兩個區域是如何在報酬遞增、人口流動與運輸成本交互作用的情況下最終演變出完全不同的生產結構的。模型假設世界經濟中僅存在兩個區域和兩個部門——報酬不變的農業部門和報酬遞增的制造業部門。農業工人在這兩個區域均勻分布，農業工資處處相同；制造業工資的名義值和實際值則存在地區差異，因而制造業工人視實際工資的高低從低工資區域向高工資區域流動。它通過將報酬遞增條件下的制造業份額與流動工人的份額加以內生，得出區域生產結構隨運輸成本變化而呈現出非線性關系的規律。模型顯示，在中等水平的運輸成本下前向與后向聯系的效應最強：一個區域的制造業份額越大，價格指數越低，廠商能夠支付的工資越高，越能吸引更多的制造業工人。在這種情況下，經濟的對稱結構變得不可持續，從制造業原本均勻分布的經濟中將逐漸演化出一種核心一周邊結構。核心占世界產業的份額大于其占世界要素稟賦的份額，由于制造業報酬遞增的緣故，它將成為制成品的凈出口者。由于在這里區域 (或國家)的大小及其演變都是內生的，由這一模型得出的結論比一開始就假定國家大小是外生給定的新貿易模型大大前進了一步，也更加具有說服力。
2．國際專業化模型。由于國界以及語言和文化等方面的差異對人口流動構成相當大的障礙，上述以要素流動性假設為基礎的人口集中意義上的集聚模型一般只適用于國內范圍的空間集聚研究。為研究國際層次的經濟活動的分布，維納布斯(1996)憑借產業間的直接“投入—產出”聯系假設建立起國際專業化模型。按照他的假設，在由國家組成的世界中，國家之間雖然不存在勞動力的流動，但是可以進行貿易。假設各個國家具有相同的稟賦和生產技術，擁有農業和制造業兩個生產部門，勞動力可以在國內部門間流動。農業部門為完全競爭型，農業產出為單一投入—勞動的增凹函數。制造業部門為不完全競爭型，使用勞動和中間產品的組合作為投入，廠商之間存在直接的“投入—產出”聯系，每一廠商的產出既作為提供給消費者的最終產品，又作為所有其它廠商所需要的中間投入品。制造業作為中間商品的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雙重身份使得與傳統集聚有相近邏輯的國際專業化過程得以發生。
擁有較大制造業部門的區域通常能夠提供較多種類的中間產品，而中間產品種類較多的區域有較低的價格指數，使得使用中間產品的廠商可以以較低的成本生產，這就構成一種前向聯系——既有的產業集聚構成對外部廠商的吸引，中間品投入較大的廠商將傾向于在擁有較大制造業部門的區域選址生產；反過來，廠商生產成本中的中間投入品采購部分構成廠商之間后向聯系的來源：在一個區域生產的廠商越多，對中間品的需求越大；在其它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該區域在制成品上的總支出也越大，這就為中間產品提供了一個巨大的當地市場。由于國與國之間不存在勞動力的流動，前、后向聯系的結果不可能是人口在特定的國家的集中，但是，它們卻能夠導致制造業(或特定產業)在有限幾個國家集聚的專業化過程。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勞動力不能在國家間流動，特定國家的制造業集聚也會因勞動供給的趨緊而使得該國制造業與農業工資同時上升，在農業生產函數為嚴格凹的假設下，農業邊際產出上升，制造業對農業勞動力的吸引減弱。
國際專業化模型所表明的一體化與集聚之間非線性的倒U形關系揭示了廠商對經濟一體化可能做出的區位響應。在較高的貿易成本下，廠商將分布于稟賦相同的區域以滿足最終需求。在居中的貿易成本下，隨著某些區域比其它區域吸引更多的產業，區域差異將開始形成——但并不會達到完全專業化的程度。在低貿易成本下，集聚隨著低工資區域的產業份額逐漸上升而潰散。相對于更為工業化的區域來說，早期進入低工資區域廠商的動機是出于對非流動要素的較低的價格的考慮；然后，隨著在某些部門建立起臨界廠商群落，更多的廠商將搬遷過來以充分利用前向和后向聯系。這一模型表明，全球化背景下的經濟增長需要實行高度的對外開放，不僅需要商品領域的自由貿易，而且需要各國在投資和服務(尤其是生產者服務)貿易領域表現出更大的靈活性和自由度。
3．全球化和產業擴散模型。全球性的產業擴散及其規律對于新貿易和新增長理論來說一直是一個難以把握的問題。以上述國際專業化模型為基礎，蒲格和維納布斯(1996)在模型中進一步引入技術進步作為外生變量，用L表示由技術所決定的效率水平，假設技術進步使所有基本要素穩定地遞增，并用效率單位測度各基本要素，建立起全球化和產業擴散模型：假設存在這樣一個世界，其中某個區域因為偶然的技術進步在制造業率先建立起一種自我強化的優勢，這一優勢允許它支付比其它國家更高的工資。隨著時間的發展，世界對制成品的需求上升。這將使得制造業區域的生產水平上升，強化制造業在該區域的集聚，并使得該區域工資上升。隨著這一過程的進一步發展，區域間的工資差異將越來越大，并最終不可持續，制造業廠商將尋求遷入第二個區域，在那里他們更為有利可圖。這樣，第二個區域又開始了建立制造業自我強化優勢、提升區域工資的新的輪回，并最終引發第三個區域的制造業成長，如此循環往復。在運輸成本很高或很低的情況下，位于核心國家的產業感受到的前向與后向聯系(向心力)都相對較低，勞動效率的小幅度上升導致工資成本的上升(離心力)都足以壓倒產業聯系(向心力)的影響，從而引發投資和生產向周邊國家的轉移以滿足最終需求。倒是在運輸成本的中間區段，位于核心國家的產業感受到的前向與后向聯系(向心力)最強，有更大的余地平衡由勞動效率的，上升所導致的工資成本(離心力)的增加，因此，在運輸成本的中間區段，產業集聚更容易維持。
然而，這一模型給人們的啟發更多地在于揭示產業擴散相對于勞動效率(而非運輸成本)變化的敏感性上。藤田、克魯格曼與維納布斯(1999)用了一個包含三個國家和七個勞動密集度各不相同的產業的例子更好地說明這一產業擴散過程，在階段I，所有產業均位于國家1，在國家1與國家2和3之間存在工資差異。隨著勞動效率水平的增加，工資差異的幅度不斷增加——直到某個產業的廠商開始重新進行區位選擇并因此而有利可圖，階段Ⅱ即從此開始。在Ⅱ階段，產業是向所有國家均勻地擴散，還是依次一個國家一個國家地擴散呢?且考察一下階 段Ⅱ的最初階段，其間國家2和國家3都在開始工業化。在階段Ⅱ起初的一個很小的區間內，兩國工資水平是一致的，但是，隨著國家2和國家3內部的產業聯系變得不斷增強，兩個國家有相同產業結構的均衡將會變得不穩定。只要有一個國家略微領先，其優勢就會被放大，另一個國家將因此而落后。因此，產業擴散并不是沿所有國家齊頭并進的，各國的工業化有先有后。
這一模型很好地表明，經濟發展不是多個國家齊頭并進地追趕富裕國家的平穩的過程，它是—個富國與窮國集團共存的過程，存在導致窮國加入富國俱樂部的可能的機制。世界范圍的工業化將以一系列波的形式從一個國家傳到另一個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一個國家的產業體系的建立一般要遵循從低級開始向高級攀升的過程。
4．區域專業化模型。為了進一步考察全球化對已實現工業化的國家和地區的產業結構的影響，克魯格曼和維納布斯(1996)從分析一些廠商與某類廠商存在比與其它廠商更強的買方／供方關系這一重要的投入-產出聯系特征人手，建立起區域專業化模型。這一模型與上述模型的演化動態原理基本相似，但在基本假設方面卻存在一個主要差別：在區域產業專業化模型中，假設存在兩個國家(“本國”與“外國”)和兩個生產部門(產業 1和產業2)，這兩個國家和兩個部門所面臨的需求與所采用的技術完全對稱，勞動投入為惟一的生產要素；由于所考察的經濟已完全實現工業化，規模報酬不變的農業部門已從其中退出，因此，假設各生產部門均為不完全競爭型的制造業。
假定產業1在本國的集聚(相應地，產業 2在外國集聚)為一均衡，當產業間聯系強于產業內聯系時，在任何貿易成本下，這一產業集聚都不是可持續的，這是因為，對于各個廠商來說，最為重要的區位利益來自于與它國廠商的聯系，因此，各個國家將發展多樣化的產業組合。相反，如果產業內聯系強于產業間聯系，則當貿易成本值較高時，產業不可能形成地理集聚，兩個產業在兩個國家內均有分布；只有當貿易成本足夠小時，產業的地理集聚才是可能的和可持續的。產業內聯系與產業間聯系之差距越大，使產業集聚為可持續的貿易成本的取值范圍越寬。由這一模型所預測的基本傾向即使在對模型引入更多區域和產業部門的情況下也會保持不變。但在多個產業的情況下，分布并不是一半對一半的。一個區域可能比另一個區域有更多的產業，這將導致區域之間真實收入的差距。
三、新經濟地理學關于經濟全球化的理論含義
20世紀90年代以來，無論是經濟學家還是地理學家都開始重新審視經濟發展中的空間問題。雖然兩者之間有較大的差別和爭論，但都引起了人們對于經濟地理學這門學科的關注。與此相應，在一些大學，除了地理專業，經濟學、金融、物流等專業也開始開設經濟地理學課程。應該說這些專業學生具有一定的經濟學基礎，但是教學中發現，地理空間是一個讓學生難以理解的概念，甚至經濟地理學被認為是講那里有什么的課程，并沒有認識到它是一門學科，有獨特的理論視角來分析經濟問題。在此背景下，采取什么樣的教學方法和內容，使得學生理解地理空間及其與經濟的關系，是經濟地理學教學中需要解決的問題。
一、經濟學與經濟地理學視角差異：空間感知
經濟學與經濟地理學對經濟過程分析有本質性差異，通過這種差異的分析可以揭示地理空間對經濟過程的作用，從而讓學生感受到空間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
1、經濟學的假設：空間是光滑的
占主流的正統經濟學理論通過一系列假設把經濟世界均質化了，沒有把空間因素考慮到經濟發展過程中。首先，經濟運行是有序的、合理的。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行動是為了實現效益最大化。這些行動匯集起來，宏觀上就表現出一定的基本規律，其中最基本的就是供求定律，在市場自發調節下，一方面會使需求者壓低價格來得到他要購買的商品量，另一方面，又會使供給者減少商品的供給量，最終買賣雙方之間實現平衡。尤為重要的是這些過程在所有地理情境之下都將以同樣的方式運行，不存在空間差異。其次，主流經濟學理論認為經濟是“自在”的，存在于我們生活的其他維度之外。經濟過程自有其獨立的運行邏輯，文化過程、社會關系、政治過程、環境過程雖然與經濟相聯系，但僅僅是經濟過程的外部“插件”，而不是基本的內部機制。
通過這些假設，經濟過程就成為一個“機械裝置”，只要把價格、供求、投資等內部關系處理好了，經濟就健康增長，與其他的外部世界無關，與空間無關。
2、經濟地理學：空間具有粘性
空間不是光滑的，是帶有“粘性”的。這種粘性就來自于地方的特性，包括自然和人文兩個方面。基于此，經濟地理學認為經濟過程不是一個自在之物，經濟和自認、文化、政治之間的界限是非常模糊的，要理解經濟過程必須將其置于更廣泛的情境之中，將其視為廣泛情境的一部分，而不是無視外部世界而獨立運行的“機械裝置”。
首先，經濟過程總是和特定的地方聯系在一起，具有空間差異性。在考慮具體空間時，我們會發現一些依據經濟“定律”預測的經濟過程總是不一定發生。可以讓學生們思考這些問題：價格上升是否能引起供給增加？投資一定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嗎？增長能解決貧困問題嗎？很顯然，按照經濟學理論，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但是如果考慮到這些機制發展的具體空間，就會發現答案是不確定的。
以糧食需求與供給關系為例。按照市場供求機制，一般來講，糧食需求增加促使價格上升，這樣農民或者農場主會增加播種面積，雇傭更多的工人或者購買設備，增加商品的供給量。很顯然，這個過程要完成，一些前提條件需要滿足――諸如土地、工人、設備的可獲得性。如果不具備這些條件，農民或者農場主只能眼睜睜的看著糧食價格上升而無能為力。那么現實是什么？現實是這些資源、設備的可獲得性往往與地理空間相關。我們看到不同的國家、地區農民面臨的市場是不一樣的。如中國的農民在經營農業時候，面臨土地的約束，不能及時擴大種植面積。同樣，投資要有一定的投資環境才變得可行并促進經濟增長。經濟增長與合理的分配制度共同起作用才能有效解決貧困問題。
其次，生產者和消費者行為往往被非經濟理性的因素多影響，并不全是基于效用或者利益最大化。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會看到很多消費選擇在一定程度上基于產品的象征性或文化價值。如消費者對汽車品牌和型號的選擇，是基于價格、使用成本、品牌價值甚至是社會地位展示等多種因素考慮的結果，是一個文化過程。又如勞動力市場上，有些工作高度男性化或者女性化了，經濟與社會特征緊密聯系在了一起。在現實中，經濟與政治也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沒有國家機構，就不可能建立起大規模經濟聯系所必須的前提條件，如貨幣、法律、交通、教育、衛生等。國家參與經濟，不僅僅要考慮效率和經濟增長問題，還要考慮國際關系、國家安全、區域平衡、收入差距等非經濟因素。
通過結合現實，通過對經濟學和地理學視角的對比，讓學生理解任何經濟活動和過程都在一定的地理空間中進行，比如一個國家、一個諸如歐盟的國家聯盟，以及一個流域等。經濟過程是與這些地理空間中的政治、文化、環境等要素聯系在一起的，受到這些要素的調節和規制。因此，經濟地理學是要理解為什么在特定地方發生特定的經濟活動，它要分析研究的對象不是抽象的，而是經濟過程真實、鮮活的實地體驗。
二、經濟地理學的分析框架：空間思維
經濟地理學注重對經濟活動特定空間過程的識別和解釋。在此過程中，應該有基本的概念和分析框架，貫穿教學過程始終，從而讓學生形成空間思維習慣。這樣一個分析框架由地點、區位和尺度基本概念構成。
1、地點
地點是和一個具體地域相聯系的，可以指任何地方，如一個工業區、地區、國家，甚至是超國家空間。地點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環境等一系列要素的獨特組合，而經濟地理學首先強調以經濟為中心對這種獨特組合所形成的特定情境進行綜合考察和解釋。
傳統經濟地理學主要從“物質”層面考察這種“情境”，如考察資源、氣候、土地等自然條件和資源稟賦，基礎設施、工業基礎和技術水平等社會條件，以及區位對經濟活動的影響，而新近的經濟地理學研究則更強調地方人文特征對經濟活動的“粘性”，認為經濟過程深深根治于地方制度結構之中。以貧困問題為例來說明經濟地理學的“地點”概念。按照經濟學觀點，大規模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刺激經濟增長是解決貧困的有效手段。但經濟地理學在解釋貧困問題時候要從地點的特征開始，貧困發生在哪里？貧困在人口的不同年齡、性別、社會身份等群體中是如何分布的？采取大規模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刺激經濟增長的辦法對貧困群體是否有幫助？他們更需要什么？所有這些問題都首先需要從地點內部的結構中尋找答案。
2、區位
“區位”一方面指該事物的位置，另一方面指該事物與其它事物的空間的聯系。農業工業生產活動，城市的形成和發展必須有一個確定的空間位置，也離不開與其它事物的聯系，這種聯系可以分為兩大類：一是與自然環境的聯系，二是與社會經濟環境的聯系。經濟地理學在不同空間層面上貫徹區位分析思想，微觀方面考察企業區位，古典區位理論考察市場、原料、勞動力分布對工業區位的影響。在中觀層面上考察一個地點、地方與經濟中心等空間經濟體的鄰近關系對其發展的影響。如在談到區域優勢時一方面會強調該區域的在自然、社會方面的稟賦，同時也會考察與經濟中心的時間、空間距離是否足夠短。在宏觀層面上，經濟地理學會考察一個國家在世界經濟格局、地緣政治格局的位置對其經濟發展的影響。如二戰后歐洲的經濟恢復，以及亞洲四小龍的崛起，與分別以美國、原蘇聯為核心的兩大陣營形成的世界政治格局有很大關系。
3、尺度
如同前文所述，無論是地點還是區位的分析，都可以在不同空間范圍的地理空間上發生，并且不同地理尺度之間是相互聯系的。
尺度一方面是指經濟地理學研究空間單元的“粒度”。經濟空間格局可以從不同空間尺度進行。大“粒度”研究，可以較好地展示了區域經濟大格局的變化，有利于宏觀過程和規律的發現。如基于省級單元的中國區域經濟空間格局研究，可以揭示中國經濟的地帶性差異。而小“粒度”研究有利于研究的精細化，甚至可以解釋宏觀過程。基于省份數據的研究，雖然較好地展示了區域經濟大格局的變化，卻忽略了省內區域經濟的非均質性，尤其是一些跨越省級的經濟地域特征，很難展現出來。而基于縣域尺度的研究，卻發現經濟增長較快的縣域自一些增長中心向外擴延，逐步形成沿海岸帶、京廣線和長江沿岸三大經濟增長軸，而這些增長軸的形成是跨省級行政區的，因此只有在小尺度研究才能觀察到這一經濟地理過程。
經濟地理學尺度轉向的另一原因是經濟活動、過程受到多個空間尺度的調節和規制，因此對經濟地理現象的解釋需要從不同尺度因素進行綜合分析。如浙江溫州被稱為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的先發地區與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經濟發展較快。可以從不同尺度來解釋溫州現象，從溫州層面上，較差的自然資源稟賦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經商文化是發展的內力，從國家層面，國家改革開放政策和地理區位使得溫州稱為改革開放的前沿，國際層面上，中國與國際經濟聯系的密切、基于成本和資源的出口優勢、跨國公司投資等是溫州發展的國際因素。
三、不均衡：經濟地理研究主題
1、經濟地理的動態不均衡
關注經濟的空間格局，而空間格局更多的表現為不平衡。因此，經濟地理學一方面研究經濟發達地區，同時也關注經濟欠發達地區和落后地區，更加技術、制度變化對經濟格局的影響。如果我們放眼全球尺度，會觀察到地方之間始終處于貧困與繁榮，增長與衰退此起披伏的變化過程中。“集聚――擴散――再集聚――再擴散”過程如同波浪一樣在空間不斷的展開，永不停歇，使經濟空間處于動態的不均衡狀態（圖1）。在世界范圍內，新航路開辟后，人類平行發展的歷史開始大范圍相互交融，世界經濟地理格局演進更替，500年以來，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日本、俄羅斯、美國9個國家相繼登上世界歷史舞臺中心。在一國范圍內，經濟呈現出區域經濟的增長與繁榮，如在不同的國內內部出現的鐵銹地帶，從前工業繁盛如今已衰落的地域，美國五大湖地區、中國東北老工業基地、德國魯爾區、倫敦工業區等。與之相應的是新興地區的出現，美國南部陽光地帶、中國東南沿海、德國南部的新興工業區、英國蘇格蘭地區等。
2、不平衡的動力：技術與制度
交通、通訊技術的發展不斷使人們克服空間的限制，人員、信息和貨物在全球范圍內方便及時的流動，人們用“地球村”來形象的刻畫空間被壓縮的程度。空間壓縮技術促使經濟活動的不同環節分離，分別分布在最佳區位，如公司總部、研發、品牌、設計集中在發達國家的中心城市，而生產等低附加值環節分散到生產成本低的國家和地區。不同尺度上的經濟地理格局不斷變化，全球分工與合作成為其主要特征。同樣，新的生產技術不斷出現和采用，靈活性和專業性較強的小企業獲得較快發展，小企業之間的合作導致了集群的出現，與大型企業主導時代的經濟景觀和格局有所不同。
地方或者區域在全球經濟格局的地位，不僅取決于技術狀況，也取決于調節和規制經濟活動的各項制度。簡單來講，制度就是經濟活動中涉及得到各類行為主體（包括企業、政府、個體以及其他組織）所結成的各種關系，以及由此形成的規則，具體包括在全球尺度上以及特定地區實行的各種規則、政策和措施，如貿易政策、稅收政策、安全和環境法規、勞動保障等。制度決定了哪些地方可以獲得資源、技術，以及在全球價值鏈中獲取價值的權力和能力。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家性金融組織，構建了全球金融和貿易關系的游戲規則。雖然這些國際組織旨在促進發展中地區的發展，但在此過程中往往通過附加一些條件使得援助地區融入發達國家主導的國家經濟體系而處于不利地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發達國家和落后國家的不平衡格局得到加強，而不是減弱。當然，制度對經濟活動的調節作用具有空間尺度性，空間尺度不同，發揮重要作用的制度不同，如前面提到的溫州的發展。
經濟地理學通過一系列空間概念和獨特的研究主題為我們提供了考察經濟活動的新視角，把經濟活動置于更為寬泛的空間情境中，力圖還原經濟活動的本面目。因此，在教學活動中首先要讓學生形成空間概念，為此一方面要通過經濟地理學的空間概念的課堂講解和案例說明，另一方面要讓學生在課外形成用空間思維觀察現實的習慣。如觀察一種經濟活動或現象，要思考它在哪里？它和周圍事物有什么關系？它和更遠的地方有什么聯系？是什么因素讓它們聯系在一起？這些因素來自于哪里？有什么尺度差別嗎？等等。
（注：本文屬河南省教育廳教改立項“高等學校《經濟地理學》探究式教學模式設計研究與實踐”。）
【參考文獻】
[1] 王紹光、胡鞍鋼：中國：不平衡發展的政治經濟學[M].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1999.
[2] 李小建、喬家君：20世紀90年代中國縣際經濟差異的空間分析[J].地理學報，2001（2）.
但是，這種對社會經濟變革的認識正在遭到愈來愈多的學者反對，他們認為使用新的信息和通信技術僅僅是對“面對面交流”的補充，而不是替代[5]。事實上，電子通信網絡的浮現促成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社會活動，其中最多的就是面對面的交往。這表明信息技術對于人類的交流并不是一種導向力量，而僅僅是一種推動。盡管在跨地域進行電子交易的過程中，距離可能是死亡的，但地理因素仍然決定著那些全球性企業所賴以生存的電子通信設施的質量狀況[6]。由于經濟和社會發展在空間上是不均衡的，這造就了基礎設施分布在空間上的差異性。反之，知識經濟的活動也不可避免地集聚在一些主要城市之中，因為那里提供了良好的生產基礎。因此，地理對網絡來說仍然重要，它并沒有被互聯網終結，相反，兩者的結合似乎更加緊密了。實際情況也是如此，互聯網有其自身的地理學[7]。
2 新的空間，新的地理學
地理學是一門關于場所(Place)的學問，但經過抽象后，場所就被概念化成空間(Space)、空間關系以及空間中的行為和過程[8]。互聯網的發展導致一種新的空間浮現出來，大多數學者把它稱之為“網絡信息空間(Cyberspace)”(或簡稱為網絡空間)。Jiang與Ormeling則將其定義為“一種由計算機生成的景觀，即全球計算機網絡的虛擬空間，通過網絡連接世界上所有的人、計算機和各種信息資源”[9]。可見，都是用它來界定與互聯網和信息技術相關的各種空間和概念。
網絡空間僅僅是Batty所謂的“虛擬地理(Virtual Geography)”的四種空間之一，特指計算機空間經由計算機通信網絡而形成的新的抽象空間[8]。另外三種空間分別是：場所/空間(Place/Space)，即地理學的初始領域，場所利用傳統方法概念化后形成空間；計算機空間(Cspace)，計算機及其網絡中的空間提取成為計算機空間(Computerspace)；以及網絡場所(Cyberplace)，網絡空間的基礎設施對于傳統場所基礎設施的影響。其中，最后一種網絡場所是最早包含于經濟地理學研究之中的，因為所有組成網絡的聯接都根植于人造的物理設施結構之中，包括無線網絡也是構建在天線和電話轉接器的聯接之上。
網絡空間的浮現促成了一門新的關于社會和經濟結構的地理學誕生[10]。隨著這種新空間的產生和繁榮，一系列有關的經濟地理學研究也不斷涌現，主要的專著有Graham與Marvin的《電子通信與城市》[11] 和《碎裂的城市化》[12]，Castells的《網絡社會的崛起》[13]，《互聯網星系》[7] 和Zook的《互聯網產業的地理學》[14]，以及各種匯編文集[15-18] 和雜志專刊（注：如Geographical Review， 1997， 87( 2) ; Urban Geography， 1999， 20( 4) ; 2004， 25( 4) ;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001， 44( 10) ;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Planning and Design， 2001， 28( 1)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1， 32( 4) ;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2002， 93( 5) ;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3， 35( 7) 。）。
Graham總結了地理學家在研究信息技術包括互聯網地理學時的三種主導觀點[19]。首先是“替代和超越(Substitution and Transcendence)”的觀點，認為人類的屬性和人類生活空間和場所的動力機制可以被新技術的使用所代替。如本文開頭所說，這種“技術決定論”已受到越來越多學者，特別是地理學家的反對；第二種是“共同演化(Co-evolution)”觀點，認為電子空間和領土空間是被共同生產出來的，并成為正在重構中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系的一部分；最后一種是“重新組合(Recombination)”觀點，基于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的最新進展，認為考察技術、時間、空間和社會生活之間的相互關系是非常必要的。這種觀點揭示了新技術是如何卷入復雜、隨機、微妙的人類行動者和技術設施的綜合體，并且形成社會技術混合的行動者網絡。如此，社會和空間生活變得很微妙，并且不斷地被整合進復雜的新時空混合體之中，充滿了隨機和不確定性。
3 互聯網的經濟地理學
事實上，互聯網是一種復雜的多層組織，造成與其相關的社會和經濟活動也錯綜復雜。因此在研究過程中，往往需要對其進行必要的分解。以下本文將從技術基礎設施、數碼空間區隔、內容產業和電子商務等四個方面概述互聯網經濟地理學的研究動態。
3. 1 技術網絡的空間分析
技術地理學是有關互聯網基礎設施的，包括在各個地理區位上的光纜、路由器、轉換器和計算中心等，它們的存在使得互聯網上的信息交流可以遍布全球。地理學者對網絡基礎設施的關注集中于兩個方面：一是互聯網的網絡結構，它決定了城市和區域之間的交互關系[20]；二是城市之間的互聯網聯接帶寬，它已成為信息時代重要的競爭性區位要素[21]。
近幾年，許多文獻從全球和國家的空間層次探討了互聯網的技術地理格局。如Malecki利用全球主要城市所擁有的主干網帶寬與網絡數量，從中發現全球范圍的網絡技術資源分布傾向于世界城市[22]。Townsend則發現這種新的通信技術推動的城市之間的國際連接，與以前形成的體系有很大的區別，即一些新的“網絡化城市(Networked City)”正在崛起之中[23]。
更多的研究關注于國家層面上的互聯網城市體系。美國作為互聯網的發源地，是全球互聯網天體的中心[24]，也是互聯網地理學研究的熱點。Wheeler與O' Kelly最早采用拓撲學方法分析美國商業互聯網的骨干網絡，進而評價了城市節點在網絡中的連接性和通達性[20]。Townsend從節點城市的角度描述了美國互聯網骨干網絡空間拓展的歷史進程[25]。Moss與Townsend也從骨干網容量和聯接性兩個方面考察了美國主要城市在互聯網中的等級層次[26]。進一步，O' Kelly與Grubesic又分析了美國城市的網絡通達性在1997年到2000年間的顯著變化[27]。這些研究都表明城市的地理區位在決定互聯網通達性的等級體系中起著重要的作用。相對而言，發展中國家的此類研究還很少見，但在近幾年也開始興起，我國也有一些學者較早的開始了此類研究[28-30]。
隨著技術的進步，無線通信用戶似乎比互聯網更加不受空間和場所的限制。但是，新的技術仍然受制于基礎設施自身的地理格局。Gorman與McIntee比較了兩者的基礎設施，指出無線技術仍然依賴于通信設施(如各種塔、基站)的區位，以及對電磁波頻需求的地理差異[31]。反過來，無線技術也加強了區位的重要性，越來越多的無線技術提供的正是基于位置的信息服務(Location-based Services)。
3. 2 數字空間區隔
技術基礎建設、財富和教育在地球上不均衡分布，會導致網絡使用在空間上的差異，這正是“數字鴻溝(Digital Divide)”的主要表現方面之一[32]。盡管互聯網的擴散很快，但是從全球范圍來看，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國家之間長期存在的信息不平等仍然存在于國際互聯網的使用地理格局之中[33]。信息化水平的差異反映了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性，信息富國與信息窮國的“數字鴻溝”正是它們之間“經濟鴻溝”的結果，即使在發達的工業化國家內部也是如此[34]。Warf則認為互聯網接入的限制問題不僅是經濟上的，而且是政治上的，因為知識的電子分發方式可能會挑戰已有的權力關系[32]。
進一步，在國家內部使用互聯網的地理分布差異也是很明顯的，不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市化地區都是首要的，而鄉村地區在接受新媒體上都是落后的[11，21，35]。因此，城市化率往往是決定一個地區互聯網使用狀況的主要因素之一[35-36]。同時，在主要的城市區域中，那些重要的區位都傾向于大規模采用高速的互聯網接入。許多世界城市的狀況是數字精英階層與大量不聯網的信息貧困區相互共存，如在洛杉磯的一項初步調查就表明互聯網技術在西班牙語和移民社區內的擴散較為緩慢[33]。
互聯網曾經被預言是自由的，富有活力的，縮小空間差異的工具。事實上，網絡“擁有者(Haves)”與“未擁有者(Have-nots)”之間的差異增加了不平等的來源和社會排斥之間的基本分裂，其復雜的互動進程擴大了信息社會所承諾的狀況與真實世界之間的鴻溝[7]。
3. 3 內容產業的經濟地理學
信息是信息時代的重要產品，互聯網則是這些信息交流和生產的重要工具。因此，研究互聯網內容提供者的地理學非常必要。但目前還比較缺乏測量互聯網內容生產狀況的方法和手段，尤其在比較不同的地理區域。國外一些學者在1990年代后期開始采用域名來研究互聯網的擴散，已經取得了一些進展。此外，互聯網域名指標也是分析新經濟，比較區域和城市競爭力的常用方法[37]。
全球層次的統計數據提供了各國在互聯網內容生產上存在巨大差異的證據[24]。Zook通過圖示互聯網域名的全球分布格局，表明互聯網內容的生產依賴于全球信息網絡中的少數城市[38]。全世界前100位的城市僅居住了世界人口的6.7％，卻擁有超過一半的世界互聯網域名。同樣，在一個國家內部也存在域名分布極不均衡的狀況。對于國家層次的實證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歐美發達國家。如Gorman，Moss與Townsend和Zook等的一系列研究，分析了美國互聯網域名注冊地址的空間分布狀況[14，26，39，40，41]。在歐洲，則有Dodge與Shiode對英國IP地址密度的空間分析[42]，以及Sternberg與Krymalowski對德國互聯網域名的城市分布研究等[37]。如此，一些互聯網產業集群已經在全球范圍浮現。根據Zook的研究，互聯網內容生產領域中的領導地位很大程度上源自這個地區或城市的相關產業專業化程度[41]。同時，風險投資的區域分布很大程度上也決定了新的互聯網企業的地理區位[14，40]。
最近，關于互聯網的經濟地理學研究也逐漸深入到一些具體的內容產業。如Leyshon檢驗了新的信息和通信技術(計算機文件格式與互聯網發行體系)對音樂產業的地理和組織影響[43]。Wilson探討了互聯網賭博網站的區位和營運狀況，分析這些活動的法律和經濟地理格局[44]。Zook則將互聯網成人產業作為案例，來研究電子商務的地理特征。這些產業都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視角去理解虛擬空間和真實空間的相互關系[45]。
3. 4 電子商務的空間戰略
技術與經濟融合的趨勢產生了電子商務，它的繁榮始于1990年代中期。目前，關于電子商務的學術研究在地理學之外已被廣泛關注，而地理學家直到最近幾年才開始對這種新的商業形式的空間問題感興趣[16，46]，且主要集中于B2C(Business to Consumer)商業領域。事實上，各種電子商務活動與地理學都有緊密關系。只要零售的是真實的而不是虛幻的商品，距離和地理就會在其中起作用[47]。
在全球零售資本的經濟地理格局中，Wrigley認識到電子商務的崛起是一支潛在的動搖力量，而且電子商務的核心是“配送(Fulfilment)”問題[48]。Murphy也研究了網上百貨零售業的配送問題，認為關鍵點是要解決電子零售商業對消費者的時間和區位的管理問題[49]。另一個有關電子商務的空間問題是傳統商店和無店鋪零售之間的關系。根據Currah的研究，傳統零售業越來越多采用的是多渠道戰略，也就是在已有的實體零售網絡之外，同時運營在線的網絡商店[50]。這暗示著物理空間還是需要的，但是實體商店的性質和類型已經發生了變化。
當然，不同國家和地區對電子商務應用的途徑是有差異的，這些差異塑造了商業活動在現實和虛擬世界中的各種發展軌跡。Aoyama比較了日本和美國零售商業的發展史，認為一個社會采納技術的方式往往依賴于歷史，B2C交易尤其受到原有零售商業特征和結構的強烈影響[51]。美國零售業采用的戰略是傳統商店開發電子商務銷售商品，而日本便利店采用的戰略是在傳統商店里借助網絡銷售商品。后者通過鄰里街角店接入電子商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網絡接入的不平等，同時也為傳統面對面零售業的改善提供了一個好的途徑[52]。
4 重新審視兩種空間的相互關系
經濟地理學對互聯網的研究集中于技術、產業和地方之間的相互關系。無論如何，我們在全面理解網絡空間之時，不能忽視空間的作用。事實上，有關網絡空間和其它虛擬空間的許多地理學問題才剛剛開始被關注。當地理學家在審視網絡空間和地理空間之間的關系時，與一般的看法不同，他們認為是由地理空間提供了界定原則，從而塑造了網絡空間的結構。盡管信息技術可以消除地理空間距離，實現即時的信息交流，但是這些所謂“無拘束(Footloose)”的網絡空間活動仍然依賴于地理空間的約束。總之，地理空間和虛擬空間內部以及它們相互之間都存在著辨證關系，也就是說兩者是不能完全替代的。
網絡研究給我們帶來了思考信息時代的地理關系的新方法。但是如果把太多注意力局限于網絡本身，而忽視對網絡形態、結構和關系形成因素的分析，這是相當危險的[53]。其結果會導致越來越多的人把地理場所簡單地理解為全球網絡的節點或中心。事實上，網絡空間本身也具有內在差異性，它們的形狀和結構往往成形于地理空間過程。因此，虛擬空間是由地理空間塑造的。當然，虛擬空間能夠挑戰地理空間的邏輯。網絡空間在全球傳送實時信息和數字化商品之時，很明顯已經產生了新的區位形式，因為信息商品可以用很低的組織和邊際成本銷售于全球市場[5，43]。
總之，互聯網的物理基礎設施具有歷史依賴性和地理差異性，兩種力量塑造著虛擬空間和地理空間之間的交互態勢。網絡空間存在明顯的柔性，支撐網絡空間的基礎設施建設則需要大量的固定沉沒資本投入，兩者之間存在著鮮明的對比。于是信息基礎設施的投資明顯偏向于大都市區和技術稟賦國家，最終導致了目前網絡空間活動的經濟地理格局。如此，網絡和地理空間、真實和虛擬場所日益相互融合和依賴。正如Aoyama與Sheppard所說，“這更像是經線和緯線緊密地交織在一起。然而，我們對于它們是如何編織出來的，它們的顏色、紋理和式樣還知道的很少，因此需要更多的地理學家更深入的研究這一快速變動中的通信技術”[53]。
5 研究展望
首先是網絡空間的通達性研究。通達性的傳統定義是著眼于地理鄰近性之上的，而虛擬世界往往忽視物理空間，虛擬交互的“成本”與地理區位的關系似乎并不明顯。因此，研究虛擬空間的通達性就需要從信息通達性的角度來考慮，其關鍵是如何測量互聯網中的空間距離。或許我們要用不同類型的距離(如效用距離、隱喻距離和積分距離等)來替代傳統的物理距離。在此基礎上，我們才可以來進一步分析影響信息通達性的主要因素。
經濟地理學是地理學的重要分支學科之一，它所研究的基本問題就是為什么經濟活動在地球表層的分布是不均勻的。雖然經濟地理學家將人類的經濟活動看作是如同地質活動、氣候變化等一樣的地表現象，但該學科的宗旨卻是研究如何使經濟活動更符合自然、地理的規律，符合亙古不變的發展原則，如何在固定的地理因素上發揮其效用的最大化。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教育也不外乎是一種經濟活動和行為，并已經納入“準公共產品”的范疇。從這個角度考慮，用經濟地理學來分析不同地區間高等教育的區位差異、資源差異乃至水平差異等等就理所應當了。這也可以說明筆者為何將長三角高教一體化綜合改革試驗區這一區域性教育發展戰略視為經濟地理學的研究對象并加以解釋了。將經濟地理學的研究理論應用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領域，國內外已經有先驅在進行嘗試，并衍生出“高等教育經濟地理”的思想，力求將高等教育學與經濟地理學相結合。正如荷蘭蒂爾堡大學經濟地理學教授羅伊·拉坦（RoelRutten）曾經所作出的斷言那樣：“高等教育經濟地理研究正徐徐拉開帷幕。”
二經濟地理學六大原理對長三角高教區域特征及戰略規劃的解釋
長三角地區的這一高教一體化戰略是從針對綜合改革試驗區的一系列創新性政策的制定和實行開始的：三省市率先進行區域性教育合作法律法規建設；率先探索高等教育現代學校制度建設和辦學模式改革；加快教育信息化建設，建立優質教育資源數據庫、網絡平臺；建立高水平教育資源對等開放聯盟、共建長三角地區高校課程聯盟；在長三角地區開放教育市場，鼓勵民間投資等等。
基于以上具體措施，長三角高教綜合改革試驗區計劃通過教育聯動區域覆蓋面的“三次擴張”戰略，以逐步擴大長三角教育合作及聯動發展區域。即從主要城市的率先合作和聯動發展，逐步擴展到長三角全區域；從部分領域的單項合作擴展到眾多領域；從提升區域內部的聯動發展水平，通過擴大合作及輻射范圍，形成教育聯動發展上的“泛長三角區域”，從而發揮其輻射帶動作用。
經濟地理學的幾個重要核心理論，包括區位理論、區域空間結構（集群）理論、區域經濟增長理論（其中之一是比較優勢理論）、區域經濟產業結構理論、人地關系理論以及經濟的全球化理論，一般用于解釋普通地理實體經濟活動。同時它們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對高等教育尤其是空間集聚的高等教育組織行為進行相應的闡述和論證。因此，本篇文章關于長三角高教一體化綜合改革試驗區戰略的經濟地理學闡釋便從以下幾個理論進行。
1區位理論———長三角占據優勢區位，有助于整合優質教育資源
區位是經濟地理學中的一個重要名詞，不同于“位置”，是在其上兼有“布局、分布、位置關系”等方面的含義，強調空間概念。[1]區位理論是該學科的核心理論之一，其思想在于兩個方面，即人類活動的空間選擇和空間內人類活動的有機組合。由于人類的經濟活動在很多方面受到限制，因此，對于這些活動場所的選擇往往取決于區位條件和區位因子。引申至教育領域，排除能源、資本等區位條件，高等教育活動同時具有其區位因子，如人口、生源、經濟、政治、文化、交通、信息等。綜合二者，一個具有良好區位因素的區域會對其高等教育的發展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是高等教育機構設置、分布等需要充分考慮的重要因素。長三角地區土地、人口、GDP分別占全國的1%、6%和20%，可謂富庶之地，其區位條件可見一斑。
高校生產與分配的是知識，高等教育準公共產品的屬性決定了其自身的特殊性，因此從空間區位選擇的角度來說，高校應該是一個綜合指向型的部門，這與工業布局中單純根據其產品的性質和生產過程特點而分為原料指向型、市場指向型和勞動力指向型等部門很不相同。[2]省域間的高校布局也就往往綜合考慮將文化環境因素、區域經濟因素、政治導向因素以及人才供需因素、信息流通因素、科技創新因素等區位因素作為前提，集生源指向、師資指向、政策指向、市場指向等為一體，并因此造就了諸如江蘇、浙江的文化大省和上海這樣的高科技人才聚集地。江浙滬三地的高等教育水平一直處于全國各省市前列，三地擁有“985工程”重點建設大學7所，約占全國總數的18%；國家重點實驗室34個，涉及學校37所，占全國高校的30.1%；擁有11個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占全國1/4；另外還分布著130個國家重點學科，占全國總數的20.7%。[3]長三角地區所擁有的區位優勢將促進其區域經濟社會一體化的進程不斷提速，同時將推動高等教育的協作聯動發展，為高校間的合作提供契機，為三省市的高教一體化進程奠定良好的區位基礎。
2集群理論———試驗區構建高校集群，有助于促進高校校際協作
集群理論也是經濟地理學中的重要內容。美國商學院的波特于1990年在《國家競爭優勢》一書中最早提出集群的概念：“那些在特定領域內既競爭又合作的互相關聯的公司、專業化供應商和服務商、相關產業的企業和有聯系的機構（如大學、標準機構和貿易協會等）的地理集中或所形成的地理集聚體。”同樣，高等教育的集群不僅要表現出如上述概念所描述的極強的空間效應，還要根植于地方經濟社會，與區域經濟社會的發展保持緊密的聯系。在此基礎上，集群中的各組成要素建立了充分合作機制并形成復雜的地方網絡，既提高了整體的協作效率，又建立了相互依賴的關系，實現了“群”的優勢，從而增強了集群的競爭力和穩定性。
長三角高教一體化綜合改革試驗區戰略，則正是符合了這樣一種集群的思想。試驗區的構建，實質上是力求達到讓學術資本形成集聚效應，基于長三角區域經濟社會的實際，在努力尋求教育教學的生產要素交集最優化前提下，使合作與競爭共存，實現學術資本的充分共享和流動，從而有效緩解集群內資源的結構性不足，提高資源的整體配置水平和使用效率，使得在人才培養、人才開發、科研創新等等方面實現長三角地區的“高教一體化”與協同、均衡，實行跨省（市）之間的師資共用、資源共享、特色互補、合作共贏，建立跨省（市）的產學研合作平臺，促進三省市高校間的聯合博弈。
3比較優勢理論———試驗區積累要素稟賦，有助于提高高校競爭優勢
比較優勢是一個從古典經濟學中發展起來并借鑒至經濟地理學的概念，它是指一個組織或機構在與其相類似的組織或機構進行對比時所體現出來的優勢，因而常常被用于組織或機構在競爭中的特色比較，其內核在于要素稟賦。所謂要素稟賦就是一個組織或機構由于其內部要素的特征所形成的組織或機構的綜合品質。[4]在經濟地理學中，比較優勢理論往往用來解釋由于不同區位的內在差異（不同于區位差異）而導致的部門間生產分工和資源流動甚至貿易差異等等。
與其他參與經濟活動的地理實體（如企業）不同，高校是進行教育和培養人才的組織，它所“生產”出來的是知識和人才。那么它的要素稟賦包括課程、學科、人力資源、物質資源、財政資源、管理體系等。因此，基于不同的要素稟賦，高校的比較優勢在宏觀角度上有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等；微觀上科研又可以分為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教學則包括教學條件、教學方法、培養模式等，其中高校最重要的比較優勢還是在于學科建設上。在我國邁向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過程中，需要的是更多層次不同，各具特色的高校進行人才培養，包括公辦、民辦以及合作辦學等多種形式的學校，需要所有大學發揮多學科的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實現學科交叉融合，開辟新的學科生長點。
從2010年上半年國家教育部鑒定與上海共建“國家教育綜合改革試驗區”戰略合作協議；特立江蘇省高等教育改革試驗區、浙江省民辦教育改革試驗區等一系列的政策視角上看，兩省一市的高等教育一體化將摒除體制障礙、整合優質資源，給擁有相似優勢學科的高校間提供更多交流協作的平臺，三省市教育部門將制訂統一政策，建立統一的“長三角高校優質課程庫”和實時查詢平臺，使學生隨時隨地查詢不同高校之間的課程和學分交換和共享計劃，從而從整體上增強長三角地區高校的教育科研水平。這種高校間內化的比較優勢將最終轉化為競爭優勢，其成功經驗更可推廣至全國，推動我國高等學校辦學市場的良性競爭。
4人地關系理論———三地高校融合共通文化，有助于引領多元價值取向
人地關系與區域可持續發展是當今經濟地理學研究的重點問題。由于人類的參與，地理環境已經不僅僅局限于自然環境，還包括社會環境，這其中，文化的傳統對于經濟現代化模式和產業結構的構建及調整已經或正在產生深遠的影響，經濟與文化一體化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注重人力資源素質提高和人文環境建設，這是“亞洲四小龍”之一的新加坡經濟發展奇跡的奧妙之所在。因此經濟生活不僅是經濟的，更是社會和文化的，經濟過程也是一個社會文化過程。
我國也在現代化經濟建設中倡導發展知識經濟和增強人力資本累積，并認為知識經濟可以推動我國發展方式的轉變，這無一不是強調文化建設的積極作用，實際上也是經濟地理學的文化與制度轉向理論中的重要內容，其認為社會文化根植于經濟活動，并推動經濟制度調整。作為先進文化的制造者和傳播者，大學的多元文化價值取向直接和間接引領了區域社會人文環境的構建，并最終影響地區經濟建設。概括起來，高等教育在促進地區文化建設的表現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通過大學深厚的文化底蘊、學習氛圍、價值取向等對地區的強大輻射作用傳播先進文化；二是通過大學的文化批判和反思精神推動區域主流文化的形成并創造新的文化。
江浙滬三地文化相通，同屬于吳越文化圈，在歷史發展中形成了緊密的地緣關系和經濟社會聯系，改革開放后又處于先期經濟貿易全面開放的地區，傳承了悠久的歷史文化并受到外來思想的浸潤，其高等教育也因吸收了多元文化的元素而蓬勃發展。文化上的高度融合以及學術思想上的相互碰撞，不僅可以為實現高教一體化綜合改革提供人文基礎，相應地，實行綜合改革后的高校一體化更可以通過發揮文化引領和價值導向作用，倡導尊重差異、包含多樣的社會文化建設，摒除之前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因過度注重效率而產生的種種負面影響，推進和諧文化環境的形成，使教育成為維護社會和諧的關鍵力量，實現長三角地區的可持續發展。
5區域產業結構理論———試驗區明確高教結構，有助于促進區域產業完善
區域是經濟地理學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影響區域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區域的經濟結構，尤其是產業結構。經濟地理學中從資源配置的角度把區域產業結構看成是一個資源的“轉換器”，區域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所投入的各種資源和要素經過產業結構的轉換，就生產出了所需的產品，實現了價值的增值。所以，產業結構對區域經濟增長與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
高等教育作為準公共產品，它的區域結構包括高等教育的層次結構、類型結構、專業結構、課程結構和布局結構等。要實現一個區域產業結構的高度合理化，進而促進區域經濟的快速發展，則必然需要通過高等教育對人才培養的規格、質量、水平的影響進而影響到區域產業結構的布局、影響到區域創新的能力、布局結構等，即高等教育的區域結構要與地區產業結構互補，制定科學的發展策略，加強區域內高校合作，優勢互補，資源共享，以點帶面，促進高等教育自身的可持續發展，也就是利用人力資本實現雙贏，而高等教育在這過程中既是輸出者又是受益者。隨著長三角經濟一體化進程的深入發展，高教一體化戰略也就是在這樣的指導思想之下被確立和執行的。
高等教育通過與區域產業的結構互補，進而促進經濟的快速發展，同時，長三角地區的現有經濟優勢也會為整個地區高等教育水平的進一步提升提供強大支持。這無疑是該綜合改革試驗區戰略的一項重要價值支撐。與此同時，研究還發現高等教育投資與產出之間存在空間的溢出效應，應用于此，盡快做強長三角高等教育，就能有效擴大這種溢出效應，進而形成高等教育發展極，實現規模經濟，輻射并帶動其他周邊省市的整體高等教育水平提升。[5]
6全球戰略———三省市規劃戰略步驟，有助于實現教育國際思想
經濟全球化是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廣泛流動，生產過程和服務所涉及的地域不斷向全世界擴展，從而使世界各國經濟相互依賴性增強的過程。
在高等教育領域，其全球化是需要經歷從地方化至區域化再到國際化，這是高等教育從封閉的地方教育走向交流頻繁的全球教育過程。[6]在高等教育國際化方面，歐洲的博洛尼亞進程是其的最佳體現。該進程以建設歐洲高等教育區為目標、以“促進師生流動、調整學位結構、建立資格框架、加強質量保障、增強社會融合”等為主要內容，以“提高歐洲高等教育的吸引力和競爭力”為宗旨，贏得歐洲46個國家的積極響應。[7]僅就參與國的廣泛程度與改革所涉及的深度而言，“博洛尼亞進程”堪稱是歐洲高等教育發展史上的一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創舉，并為推動歐洲一體化進程做出了巨大貢獻。[8]
高等教育作為一個開放的系統，要求其打破傳統的條塊分割，在區域范圍內通過市場機制實現高等教育資源和其他資源的優化組合，從而促進區域內高等教育與區域環境、人口、政治、經濟等的協調發展，這一理念與當前江浙滬改革實現高等教育一體化的目標是相一致的，長三角地區高等教育地方化已經較為成熟，實現區域化迫在眉睫。以往對于高等教育區域化的界定，就是在“省”為教育區域的前提下，由過去的中央一級辦學變成中央、省兩級辦學，其宗旨在于促進高等教育與區域內部系統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而長三角的試驗改革在此基礎上又提升為三省市的聯動協作，將區域化向國家化推進。由此可見，作為當今世界不可逆轉的趨勢，全球化推動了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進程。這對我國的高等教育發展也提供了啟示，國際環境的不斷改善，促使了我國在政治、經濟、社會以及文化等等方面因素的推動下將國內的高等教育融入到國際化中去，而長三角的改革試驗區正是這個過程中的第一步，也是至為關鍵的一步。
總之，早在2008年國務院就頒發了《關于進一步推進長三角洲地區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意見》，由上海市教育委員會牽頭，江蘇、浙江兩省教育行政部門及研究機構組成的“長三角地區教育聯動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通過跨區域召開座談會、走訪調研等實證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高等教育的一體化發展一方面是一項立足民生的項目，另一方面又是提高全民文化素質的重要工程。長三角兩省一市的帶動作用，必然起到模范作用，輻射帶動中西部地區的高等教育綜合發展，平衡地區間高教資源的不均衡，優化教育產業結構，促進地區間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協調發展，從而增強我國高等教育總體水平，其必然的良好結果足可預見。
從經濟地理學的角度出發闡釋長三角地區高等教育一體化戰略，只是眾多學科視角中的一項。對于如此之意義深遠的改革項目，單純從某一個理論觀點出發去解釋也是遠遠不夠的。教育作為強國大計，關系到經濟、社會、政治等等方方面面。就此綜合改革試驗區方案，就應從教育學、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乃至心理學、生態學等多方進行研究論證，從而更好更合理的規劃、實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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