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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閩南文化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二、青年志愿者在海南少數民族民俗文化保護中的作用
1、彌補政府和市場在海南少數民族文化保護中的不足
在海南少數民族民俗文化的保護工作中,政府與市場的作用不容忽視,然而,它們在實際的保護工作中逐漸呈現出一定的不足之處。對于政府機構,一方面由于其在資金周轉和專業性等方面都存在著缺陷,有時候會出現“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況;另一方面,在其廣泛的“功利性”觀念的驅使作用下,在文化保護中常常會出現以忽視文化效益的提高為犧牲而去贏得最大化的經濟效益,最終的結果可想而知。對于市場,其最終的目標就是獲取最大的經濟效益,這就決定了其在文化保護中的方式和手段。然而,青年志愿者便可以很好地彌補這兩者的不足,因為其擁有一定的專業知識,同時還與人民大眾的生活實際有著緊密的聯系。如此一來,青年志愿者不僅可以極大地拉近與少數民族之間的距離,而且還便于深入地體會少數民族文化的真正內涵所在。由于青年志愿者這一群體的特殊性,他們在文化保護的具體工作中更具責任感與耐心等,可以積極取得足夠的資金來源,極大地減少了人力等方面的開支消費。此外,青年志愿者在有效地利用社會資源和聚集分散的社會人力方面具有很好的影響作用。
2、參與海南少數民族文化的保護及創新性傳承
青年志愿者在保留危在旦夕的海南少數民族文化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具體的文化保護工作中,其不僅能夠把海南少數民族遺留在民間的零散文化通過有形的書籍或者檔案等記錄下來,以便于保管于我國的少數民族文化知識庫中,而且還可以積極思考采取靈活多變的形式來保護海南少數民族文化遺產。在海南少數民族民俗文化的保護工作中,青年志愿者正在并且即將采用更加多樣化的方式來積極對其進行保護工作,不僅在時刻提醒著人們對少數民族文化的保護,而且還把各種文化以不同的形式呈現在大家面前。
3、通過少數民族文化產業化實現其經濟價值的轉化
現如今,青年志愿者對海南少數民族文化的保護是一股全新的力量,他們能夠充分地使用文化所包含的經濟價值來完成文化的保護過程。針對海南少數民族的文化特色,可以精心設置一臺突顯民族特色的文藝表演,再利用演出賺取的費用,對文化保護工作進行展開。通過這種對海南少數民族文化的保護中,可以讓其文化得到最大程度上的繼承與流傳,使得更多的人對其文化有更加全面客觀的認識,為海南少數民族文化的保護增添新鮮的力量。
麻陽民俗文化歷史源遠流長,最早可追溯到上古時代,那時,人們時時刻刻面對大自然的挑戰,在求生存的狩獵與征戰需要下,在對生命的追求和渴望中,便產生了民俗文化的雛形。有歷史見證,古代的圖騰文化、盤瓠文化、是麻陽民俗文化的重要佐證,所謂“圖騰”本意為“他的家族”,在辭海中批注為:原始部落以動物或植物作為種族血統的標志并將之繪成圖案,當成祖先來崇拜,這種當成崇拜對象或符合者,即是“圖騰”。它是人們用原始的圖文形式開始對“?!?、“祿”、“壽”的追求,史書記載,它主要是源于對遠古的星辰自然崇拜,古麻陽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賦予他們非凡的神性和獨特的鄉土習性。經過一段歷史時期,便產生了大量的民間習俗和傳說。譬如,“搬土地”,農歷正月初三至十五日,“土地公”頭戴面具,包長紅布于頸,手執插“香”杖,伴著“土地婆”(男扮),雙雙挨戶送財驅瘟。苗族人民酷愛“土地入門”,以粑粑相送?!败?chā)七姑娘”,在錦和、堯市、拖沖、文昌閣等上山區,流行一種“車七姑娘”的民俗。傳說:到了七月初一,家里死去的親人都會回到自己的家里,與家里的親人相伴半個月的時間,在七月十五日晚上回去。所以,在這半個月的時間里,可以通過“車七姑娘”的方式,讓靈魂去西天看看死去親人的情況。用農村有靠背的椅子,四腳墊上冥幣,人坐在上面,頭蒙頭巾,口含神水(老司念咒作法后的圣水),閉目,由老司在身后念咒作法,手拍大腿,腳跟離地,如騎馬狀急行至天宮,這樣就可以看到死去親人的近況了。等等,這些傳說與神話都說明了古麻陽人對吉祥富貴的向往和追求。到中古時期,以吉祥富貴為主題內容的節日和吉祥物等也開始以文字形式記載。譬如,在麻陽上山區稱為“過時節”,在下山區稱為“過月半”,就是每一個月都要過一個節,殺雞宰鵝,燒紙敬奉先人,祈求五谷豐登、先祖保佑、生活美滿幸福。每年正月初二至十五日,由孩童或藝人化裝演唱,常常在夜間以村落氏族為單位進行,稱燈班跳燈。演唱內容豐富,有唱古人的,有宣揚禮教的,有貶剖社會丑習的,有歌唱愛情生活的,有祝福祝壽的等等,這個風俗現在依然盛行。到了現代,麻陽人過大年時,家家戶戶都會在大門前貼上倒“福”字畫,表示“福到了”?!靶∧昵描尅?。農歷臘月二十六日前后,拖沖、大王、大酉、旋渦等地謂之“小年”,組織藝人在廟內或村莊較高之樓舍,有節奏地敲鑼,朝夕不停,通宵達旦。村民挨戶為敲鑼者呈酒送飯。鑼響時,男女老幼坐在家里靜聽,喜笑顏開,慶五谷豐登,賀六畜興旺。在麻陽苗鄉的石門柱上,路邊、河邊的耀眼處都可以看見雕有“?!?、“壽”等石刻,這些都反映了人們對吉祥富貴的祈盼、追求。近二十年來,麻陽民俗文化的形式,人民開始對其深入研究、整理和開發,其中,“儺文化”、“盤瓠文化”等一些鄉土文化作為民俗文化的一種主要表現形式,在媒體、在民間作為熱點被推介和傳播。
二、麻陽民俗文化的豐富內涵
麻陽有著悠久的歷史,遠古時代即有先民在這里勞動、生息、繁衍。在秦朝時期就已屬黔中郡地,漢為武陵郡地。南朝陳天嘉三年(562年)置麻陽戍,唐武德三年(620年)置麻陽縣屬辰州。其后雖幾經變易,但麻陽縣名一直沿用至今,已有1386年歷史。麻陽人民在幾千年的勞動、生產、生活中,形成了獨特的民俗文化。這種文化神奇獨特、古樸神秘,它集對神的敬仰和對福的祈求、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于一身,是麻陽民俗文化的精髓。
在麻陽,“節”文化與民俗文化緊密相連。過節,在上三區稱為“過時節”,在下三區稱為“過月半”,就是基本上每一個月都要過一個節,殺雞宰鵝,燒紙敬奉先人,企求五谷豐登、先祖保佑、生活美滿幸福。概括起來有:三月初三的“上巳節”、立春后第五個戊日的“吃社”、五月十五的“盤瓠龍舟節”、七月十五的“鬼節”、六月第二個卯日的“吃新節”、十月初二的“過苗年”等等。
豐富的節日活動產生了豐富的民俗文化。雖然這些民俗文化活動有的含有一些封建迷信色彩,但站在宗教信仰和民俗習慣的角度來看,無不體現了麻陽人們追求幸福生活、祈禱健康長壽、懷念先人的優良傳統。
正月跳燈。每年正月初二至十五日,由孩童或藝人化裝演唱,常常在夜間以村落氏族為單位進行,稱燈班跳燈。出行時,2人先行開路,1人舉姓氏燈,燈上書寫堂號:張姓“清河堂”、滕姓“南陽堂”、黃姓“江夏堂”、劉姓“彭城堂”、田姓“雁門堂”或“紫荊堂”、陳姓“穎川堂”、譚姓“弘農堂”,李姓“隴西堂”等。1人下貼,通知村寨,燈班即至。燈班進寨,神燈放下,謂之扎營。諸燈聚匯村寨院落或豪富人家,謂之打欒。打欒之初,演唱“二十八宿”,即比喻前朝古人為星宿,群星聚會,吉星高照。演唱內容豐富,有唱古人的,有宣揚禮教的,有貶剖社會丑習的,有歌唱愛情生活的,有祝福祝壽的等等。正月十五日,路燈活動停止。即日,殺豬宰羊敬神燈,燒掉神燈和花燈,宣告一年一度新春跳燈活動結束。
搬土地。農歷正月初三至十五日,“土地公”頭戴面具,包長紅布于頸,手執插“香”杖,伴著“土地婆”(男扮),雙雙挨戶送財驅瘟。苗族人民酷愛土地入門,以粑粑相送。
小年敲鑼。農歷臘月二十六日前后,拖沖、大王、大酉、旋渦等地謂之“小年”,組織藝人在廟內或村莊較高之樓舍,有節奏地敲鑼,朝夕不停,通宵達旦。村民挨戶為敲鑼者呈酒送飯。鑼響時,男女老幼坐在家里靜聽,喜笑顏開,慶五谷豐登,賀六畜興旺。
車(chā)七姑娘。在錦和、堯市、拖沖、文昌閣等上三區,流行一種“車七姑娘”的民俗。傳說到了七月初一,家里死去的親人都會回到自己的家里,與家里的親人相伴半個月的時間,在七月十五日晚上回去。所以,在這半個月的時間里,可以通過“差七姑娘”的方式,讓靈魂去西天看看死去親人的情況。用農村有靠背的椅子,四腳墊上冥幣,人坐在上面,頭蒙頭巾,口含神水(老司念咒作法后的圣水),閉目,由老司在身后念咒作法,手拍大腿,腳跟離地,如騎馬狀急行至天宮,這樣就可以看到死去親人的近況了。
一種文化的形成,需要特定的歷史環境、特定的人文基礎和特定的歷史變遷。正是得益于這樣的民俗文化的熏陶,麻陽苗族人們形成了古樸厚道、勤勞善良、思想淳樸的性格,產生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全社會形成了追求幸福美滿和富貴吉祥的好風尚、好傳統、好家風。誰不按照追求幸福美滿好風俗就會受到村民的鄙視和譴責,會被當作沒有“家教”,不孝敬長輩的例子教育幼輩。這樣的好風尚、好傳統、好家風,使家庭更加和睦美滿,其樂融融,形成了獨特的“錦江民俗現象”。
三、麻陽民俗文化對中華民族文化的作用
中華民俗文化是中華民族偉大文化的重要內容,是中華大文化的分支,從中華民族的精神和發展歷史來看,中華民俗文化可以作為中華民族文化的根本和歸宿。
在湘西南麻陽地域文化基礎上形成的麻陽民俗文化,與其他民俗文化相比較,既有共同點,又有差異性。它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延伸和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麻陽民俗文化形成的追求幸福、美滿的鮮明主題,是對中華民俗文化的重要貢獻,是中華民俗文化的瑰寶。
麻陽人民古樸簡單。在千百年的生產生活中,麻陽人們依山傍水而居,伐木建房,以茅草蓋之,采野菜而食,捕野畜以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與花草相伴,與鳥獸為依,與大自然融為一體,盡情地享受著天地之間的靈氣。他們過著古樸簡單的生活,沒有太多的欲望雜念牽掛,平平淡淡,寬宏溫和,正應了“氣之溫和者壽”、“量之寬宏者壽”的真理。
麻陽人民思想淳樸。孔子說過“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麻陽人民淳樸的思想里貫穿著“和”的社會理念,“家和萬事興”、“和為貴”、“和氣生財”,這些都是注重人際關系融洽的表現。淳樸的思想給社會帶來了福音,家庭和睦,鄰里和睦,親朋和睦,產生了淳樸的社會環境,形成了良好的社會風氣。
麻陽人民勤勞善良?!百|之善良者壽”。麻陽人民十分勤勞,在辛勤的勞動中,他們擁有了強健的體魄,擁有了健康的基礎。他們懂得,只有通過辛勤的勞動,才能改變生產生活環境,才能創造更多的財富,才能改變生活質量。豐富的物質基礎和精神生活,為幸福、健康、提供了賴以生存的條件。
四、麻陽民俗文化理念的提升與發揚光大
獨樹一幟的麻陽民俗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瑰寶,有超強的生命力和發展前景。近年來,麻陽縣委、縣政府站在歷史的高度,以弘揚民俗文化,發展縣域經濟為己任,提出了打造民俗文化品牌的戰略決策,必將進一步豐富麻陽民俗文化的內涵,將麻陽民俗文化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階段。這是麻陽苗鄉37.3萬苗族同胞之福。
追求幸福、健康、和諧、美滿是湘西南麻陽苗族人們美好的夙愿。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麻陽人民追求生活富裕、社會和諧和實現健康長壽的愿望越來越強烈。麻陽縣委、縣政府高瞻遠矚,審時度勢,提出打造地域文化品牌,發展縣域經濟的思路,符合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的指導思想,符合麻陽人們的根本利益,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必將使民俗文化理念得到提升。
1 民族農耕文化類型
云南省地處中國西南邊陲,是個多山地的高原省份,國土總面積中,山地占總面積的84%,高原占10%,盆地占6%,山多壩少。同時,云南氣候類型多樣化,各族人民交錯立體地分布于高山河谷,民族構成多樣性,分布有26種民族,是全國居住民族最多的省份。各民族在不斷的認識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過程中,創造了豐富多彩的農耕文化,形成了很多優良的傳統倫理道德。相較于中原的農耕文化,云南復雜的地形地貌和多樣的氣候類型,為民族農耕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及其地域差異提供了基礎條件,使云南民族農耕文化也 呈現出多樣性,主要有三種類型。
1.1 山地農耕文化
云南山區的地形地貌特點是遍布高山深谷,少數民族中的絕大部分居住在山區和半山區,如基諾族、拉祜族、德昂族、獨龍族、怒族、傈僳族、布朗族和苦聰人等少數民族。在山地和丘陵地區,植被生長及再生能力強,降雨充沛集中,動植物資源豐富,但是眾多的河流大多從山腳流過,很難引致山上,由于可供引用的灌溉水源比較缺乏,不適宜進行灌溉水田農耕,山地民族主要從事刀耕火種農業。刀耕火種是適應特殊的自然地理環境,充分考慮了生態環境因素的產物。刀耕火種地一般在坡度20°~50°不等的山坡地,很難甚至無法進行機械化或犁耕;耕地如果經過深翻深挖,進入雨季,坡地容易水土流失;深翻深挖或犁耕必然會使耕地中的植物根部受傷害,以后轉入休耕,地表植被也喪失了恢復能力,山地民族非常注重保護地表植被的恢復能力。刀耕火種有別于毀林開荒,在砍燒林地時,砍小留大,砍樹留根,雖然經過火的燒烤,一般不會傷及樹根,在耕地進行休耕周期,地表植被能更新恢復,這也是這種耕作方式能否延續的前提條件。
1.2 梯田農耕文化
云南不同地區地形地貌差異非常顯著,在山地,如果土質含沙量不大,能解決灌溉水源問題,很多山地民族從事山坡梯田灌溉農耕生產,如哈尼族、彝族、壯族、佤族等。依山勢開辟出階梯狀的田地,引山泉自上而下灌溉或在高處建蓄水池,梯田從山腳逐層升高,直達山頂,梯田農耕是在充分利用山區特殊的地形、氣候、植被以及水土資源等的立體性分布特征的基礎上,創造出來的與自然生態系統相適應的良性生態農業循環系統,是民族智慧的發明創造。梯田農耕是對水資源的合理利用,如利用山勢水流運送森林里的枯枝落葉,野獸的糞便等,它們是天然的肥料,這種施肥方式稱為“趕溝”,既可降低森林病蟲害又減少了火災發生幾率;人們把日常產生的灶灰炭屑、人畜糞便等垃圾集中在水塘里漚爛成肥,引山泉沖擊水塘,順勢進入層層梯田的“沖肥”方式,完成施肥同時處理了生活垃圾。在梯田農耕民族的傳統觀念里,對與農業相關的自然物及自然現象充滿崇敬,由此產生了一系列的節慶祭奠活動,如祭寨神、十月年、苦扎扎節等,自然崇拜客觀上有效的保護了梯田的命脈水源林。
1.3 壩區農耕文化
云南平壩地區占全省總面積的6%,壩子星羅棋布的分布于河流湖泊周圍或群山環抱之中, 三分之二的壩子集中于滇東,云南較大的曲靖壩子與陸良壩子都分布在此。壩子地勢平坦,水利條件較好,一般土地肥沃,復種指數比較高,主要居住的是社會發展程度相對更高的民族,如漢族、回族、白族,納西族等。自古以來,因西南地區有著特殊的國家戰略位置,帝王將相都將云南視為恒久保有的重要邊地,所以,壩區很早就與中原發達地區交流,在漢文化以及外來漢民族移民的影響下,壩區在二千多年前就已經開始灌溉水田的稻作農業及固定旱地的耕作。隨著中原王朝對云南經營范圍的不斷擴大和程度加深,先進的農耕觀念、生產技術、農具、工具的傳入,壩區逐漸向精耕細作的水田與固定旱地耕作發展。壩區的農耕文化與中原的農耕文化比較接近,農業生產水平在云南屬于比較高的地區,如西雙版納地區的傣族灌溉水田耕作技術可以說是云南水田稻作民族中的佼佼者。
2 民族農耕文化中的倫理道德傳統
2.1 尊重自然生態環境,崇敬自然
云南民族農耕文化中的傳統倫理道德形成與他們所處的環境密不可分,是云南各民族在長期適應不同的自然生態環境,認識資源、獲取和利用資源的過程中形成的。哈尼梯田反映了哈尼人順應自然、尊重自然、利用自然的一種文化,協調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山地民族的輪歇耕作方式;景邁山上布朗人將茶樹當作自己生命 ;白族水崇拜等,在客觀上起到了保護環境,保護資源的作用等等。如今人們越來越意識到保護環境的重要性,雖然農藥和化肥能使糧食增產,但它導致水源的污染,農產品的污染,導致損害人體健康。云南各民族在耕作過程中辛勤耕耘,使用農家肥,精耕細作,為保持農業生產的持久性,千方百計地保持土壤持續不斷的生產力上下功夫。這與其說是農業生產方式獨特,不如說是云南農耕文化中的傳統道德文化在現代農業中發揮了作用。盡管耕作方式差異甚大,但是就其農耕思想和生態適應性而言,在很多方面卻都包含了不以片面追求作物產量而損害種植前景的耕作方法,以及通過各種儀式活動敬畏自然,客觀上達到了對生產與生活環境保護的目的,云南各民族傳統農耕文化中包含著樸素的可持續發展思想。
2.2 勇于耕耘、務實和堅韌的大山精神
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證明:地理環境因素對人們的思想觀念、行為方式、心理特征和道德規范,必然會造成一定的影響。云南省山地占全省國土面積的94%,少數民族中的絕大部分居住于山區和半山區,確實是一個大山里的世界,大山鍛造了人們堅韌、務實、不斷攀登的精神。無論是以山地農業為主的粗放農耕者,還是以水田農業為主的精耕細作者,在他們的農耕文化中,都具有為了自身民族的生存和發展,埋頭苦干,勇于耕耘的精神。例如梯田農耕利用山區山高谷深的切割地貌以及氣候、植被立體分布的特征,在山坡上修筑梯田,從山腳到山頂,依據不同的山勢修堤筑埂,坡緩地大則開大田,坡陡地小則墾小田,甚至溝邊坎下石縫處也開田,梯田大者有數畝,小者僅有簸箕大,往往一座山坡就有成千上萬畝,凡到過哈尼山寨的人,都會為哈尼人民的獨特創造而贊賞不已,顯示了各民族堅韌的倔地精神。充分挖掘和提升云南各民族農耕文化所共有的勤勞勇敢,不懼艱險,刻苦努力的大山精神,提升各民族對自身和對整個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增強自信心,促進團結。
2.3 提倡勤儉至上,適度消費的發展觀
云南的農耕文化尊重自然生態環境,崇敬自然,對自然界從來不是毫無節制的索取,而總是出于一種敬意來感謝大自然,這種依賴于森林和自然的生存方式,使他們更懂得珍惜自然的重要意義。在許多民族的神話、傳說和詩歌中,都勸導人們要節用,不僅以習俗的形式,甚至以神靈的名義來約束人們的行為。不要貪婪,以免遭到自然的懲罰,體現了云南少數民族的適度消費的發展觀,勤勞、儉樸的品質,歷來被看做一種美德。在當今社會,食物的驚人浪費與匱乏并存,工業文明創造出大量的物質財富同時也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資源和能源,在面臨生態惡化、資源枯竭的威脅下,勤儉節約對于物質文明高度發展的今天仍然有著重要意義。云南民族農耕文化中倡導的勤儉至上,適度消費的發展觀,對我們正在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具有有益的啟示作用。
2.4 生產生活中的互助互惠
云南各民族在適應復雜的生態環境過程中形成了與之相適應的各具特性的文化,同時,各民族為彌補自己在生活用品、生產工具方面的缺失而互通有無,形成了相互離不開的民族關系,如云南西雙版納平壩地區,種植水稻的傣族經常將稻米托運上山,與山里居住的德昂族交換棉花、芝麻、茶葉等土特產及手工物品,農忙時節,山區德昂族下山到平壩地區幫助傣族耕種和收割水稻;一家有喜事,全寨子同賀,一家有困難,全寨子幫忙,德昂族結婚辦喜酒全寨子的人都來吃。云南民族節日活動反映了云南各民族崇尚平等、崇尚團結的價值取向。如哈尼族的長街宴、傣族的潑水節、彝族的跳菜等等現象都具有團結本民族、協調緩和人際間矛盾的功能。云南民族農耕文化中具有的這種互助互惠的倫理道德傳統,對于保證人們的誠信、促進社會穩定和行為的和諧,其效果是十分明顯的,尤其是保障農業生產有序進行和促進民族地區的社會穩定等方面,都具有積極的作用。
3 小結
[作者簡介]者麗艷,昆明醫學院人文學院副教授,法學碩士,云南昆明650031;朱雄,廣州國電京信電力投資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廣東廣州510623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10)01-0064-04
一、云南省民族生態旅游發展現狀
生態旅游是當今世界旅游業發展的熱點,也是21世紀一個極為重要的旅游經濟增長點。實現旅游資源的可持續開發和利用,是生態旅游的關鍵,云南省旅游要實現經濟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協調可持續發展,就必須把旅游開發與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更好地結合起來,大力推進生態旅游發展。發展民族生態旅游成為云南省旅游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民族生態旅游是一種具有濃郁民族文化特色,融入當地真實質樸生活,欣賞當地的自然風光,體驗當地獨特的生產生活方式,并為當地提供有效經濟支持的新型旅游形式。民族生態旅游在讓旅游者領略原始生態的自然景觀、體驗民族文化風情的同時又充分保護旅游需求的生態和文化環境。10多年來,云南省正是以秀麗雄奇的自然風光、古樸濃郁的民族風情、悠久燦爛的歷史文化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旅游者,促進了旅游業的快速發展。云南省旅游在發展中堅持因地制宜,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發展理念,打造出一批蜚聲海內外的旅游品牌。當前云南省的旅游業已成為僅次于煙草業的特色產業和支柱產業。據統計,改革開放30年來,云南省旅游外匯收入增長了1035倍。2008年,全年接待海外游客250萬人次,增長12.7%,旅游外匯收入9.5億美元,增長10.5%;接待國內游客9500萬人次,增長5.7%,國內旅游收入600億元,增長11.2%。
但是2009年以來由于受金融危機影響,旅游作為一種非必需性消費品,受到很大影響,我國旅游業也出現下滑,據國家旅游局資料顯示,2008年我國入境游人數明顯下降。金融危機及其所帶來的經濟衰退對我國入境旅游收入、旅游企業投資和國內旅游消費產生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從云南省來看,據媒體報道,2009年10月以來,麗江、香格里拉等地境外旅游團數量急劇減少。香格里拉部分景點已經被迫關閉。麗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處統計的數據表明,2008年和2007年相比,歐美國家前往麗江旅游的人數出現大幅度下降,其中法國、澳大利亞下跌率分別為40%和20%。2009年前8個月,昆明石林景點人流量下降了30%;大理平均比去年同期下降30%。36%。作為云南省資歷最老的龍頭旅行社,昆明中國國際旅行社去年的總收人才達到4.5億元,同比已經直降40%。據了解,云南省其他幾大旅行社的營業收入降幅情況也大致如此。云南省旅游業每年接待的歐美游客,有60%~70%是由昆明國旅引入的。而昆明國旅到目前接到2010年的歐美日韓訂單幾乎為零。
面對危機和困難,中國國家旅游局按照中央政府的統一部署,已經并將采取一系列措施,積極應對旅游業所面臨的復雜形勢。中國旅游部門將吸引各類資金,加大對旅游基礎設施,特別是公共服務設施的投入;大力發展國內旅游,推動開發一批高水準的旅游景區,開發一批旅游休閑度假產品,促進國內旅游消費;積極開展國際合作,與世界各國和地區,與包括世界旅游組織在內的各國際旅游組織廣泛開展交流合作,促進客源互送,實現合作共蠃;促進旅游行業自身能力建設,推進體制改革和機制創新,增強全行業應對危機和抗擊風險的能力,全面提高旅游行業的質量、結構和效益;進一步規范旅游市場秩序,保持從業人員隊伍穩定。
面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認真審視云南省的旅游市場會發現,云南省入境旅游人數急劇下降,但國內游客數量卻有所上升。針對目前全球大環境的實際情況,云南省的旅游業既面臨巨大的挑戰,同時又有新的機遇,云南省旅游業應積極進行旅游業內部結構調整,資源優化重組,旅游市場重新定位,旅游產品開發、創新,對服務體系、價格體系等有更規范的管理,加大旅游基礎設施特別是公共服務設施的投入,全面提高旅游行業的質量、結構和效益,一些老景區也要適時推陳出新??傊瑧敱M快與國家大政策相接軌,積極擴大內需,開拓國內市場。云南省旅游業從上到下各個環節都應當及時調整策略,以應對持續的全球金融危機。
在當前國際和國內旅游業形勢之下,根據云南省的實際,它擁有獨特的自然環境,悠久的歷史,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成為獨具特色、不可替代的寶貴旅游資源。特色是旅游的靈魂和生命。堅持特色發展,提高旅游吸引力,云南省應該牢固樹立發展旅游經濟就是發展特色經濟的思想觀念,從加快全省特色經濟發展的高度出發,充分發揮云南省得天獨厚的旅游資源優勢,把旅游資源開發與現代科技、體制創新有機結合起來,推進優勢旅游資源的深度開發。云南省旅游業應該在加強民族生態旅游文化深度挖掘方面多做文章,進行大量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積極拓展國內旅游市場和未來的入境游市場,開發更具特色和競爭力的旅游產品,進一步加快云南省特色旅游發展的步伐,永葆云南省旅游的吸引力。
文化與旅游結合發展是當代旅游發展的新趨勢,文化性是旅游活動的本質屬性,無論是旅游開發、旅游經營活動還是旅游消費行為都具有文化性。理論和實踐均表明文化是旅游的根與源,旅游是文化的形與體,文化內涵是旅游業的靈魂。旅游業要可持續發展,文化是關鍵,發掘旅游資源的文化內涵具有非同尋常的價值。開發和挖掘云南省地方歷史文化和民族傳統文化的深厚底蘊,會大大提高旅游資源的文化品位,加速旅游業的發展。
二、云南省旅游資源特別是人文生態資源優勢
云南省擁有特色鮮明的高山湖泊、高山峽谷、雪山冰川、石林溶洞、熱帶雨林,構成了類型齊全、規模宏大、品位極高的自然景觀,是典型的生態旅游資源大省。從資源分布狀況看,云南省的滇中旅游區以及滇西北、滇西南、滇西、滇東南和滇東北六大旅游區域中,大部分旅游資源都是屬于生態旅游資源類型。截至2004年,共擁有lo個國家級風景名勝區、49個省級風景名勝區、26個國家級森林公園、7個省級森林公園、6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43個省級自然保護區。在已建立的1個國家級旅游度假區和8個省級旅游度假區中,有大量的生態旅游產品。如石林世界地質公園、麗江古城世界文化遺產、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遺產、梅里雪山、騰沖地熱溫泉、元陽哈尼梯田等,還有大批農業觀光、農家樂等生態旅游產品。云南省自然資源極其豐富并具
多樣性及高質量的特點,其通達性良好,且與文化價值有密切的聯系,十分有利于發展生態旅游。同時也為我們在自然資源的基礎上深挖其文化內涵,賦予更多的文化色彩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在人文生態旅游資源方面,云南省獨特悠久的歷史文化、多姿多彩的民族風情、富饒秀麗的邊塞風光造就了云南省得天獨厚的旅游資源,不僅在國內獨樹一幟,在國際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云南省是亞洲幾大文化板塊的結合部,以形態多樣的少數民族本土文化自立,兼容漢、藏、巴蜀、荊楚、南亞、東南亞文化的精華,形成異彩紛呈的多元民族文化。云南是全國少數民族種類最多的省份,少數民族人口占全省總人口的1乃強。52個少數民族組成的多元文化景觀形成的獨特的民族文化和民族風情,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世界范圍內都是最為典型最為集中的,這也是云南省旅游業的一大特色。各民族的居住環境、文化沿革受外來影響的程度都不一樣,在語言、文字、習俗、繪畫、音樂、宗教、建筑、服飾等方面各不相同,從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各少數民族的習俗、節慶活動、民族婚戀、日常生活方式和崇信的宗教等種類多樣,充滿著神秘色彩和鄉土氣息。各少數民族的服飾、民族居所、日常生活用品都具有很強的美學價值,民族歌舞、民族餐飲、民族工藝以及民族體育等均魅力無窮。
云南省擁有5座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擁有15個獨有的少數民族,如傣、獨龍、阿昌、景頗、德昂、基諾等。云南省境內眾多塊狀交錯的民族區劃,經濟文化發展各異的少數民族,創造了不同區域的民族文化。彝族、白族創造了云南省歷史上最輝煌的文化――南詔、大理文化,麗江地區位于青藏高原和云貴高原的交界,是“茶馬古道”南北交匯的樞紐,民族文化也在此處融合。納西族先民創造的東巴教以及東巴文化(世界上唯一現存的象形文字)是這一區域的文化特色,瀘沽湖畔摩梭人――女兒國――獨特的民風、民俗、民居令中外游客嘆為觀止。而在宗教文化的影響下,迪慶形成了一個以雪域文化與藏傳佛教為核心的區域文化。如此眾多異彩紛呈、絢麗多姿的文化吸引了海內外的游客。旅游產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日益明顯,旅游產業已成為云南省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
三、文化在云南省民族生態旅游中的價值
在民族生態旅游中,加強民族文化與旅游的有機融合,文化的價值主要表現在提升旅游資源的品位、主導旅游形象定位與旅游資源開發三個方面。
(一)文化可提升旅游資源品位。首先,文化可提升旅游資源的知名度。一旦旅游資源被賦予某種文化內涵,其知名度就會隨著旅游資源的文化傳播而迅速提高。如中甸更名為“香格里拉”后給當地旅游業帶來巨大經濟效益,昆明大觀樓的長聯,被稱為天下第一長聯,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和很高的藝術價值,贏得了文化界很高的贊譽,引來無數游客。據來自權威部門的統計和媒體的報道,《阿詩瑪》形象累計給云南帶來直接經濟效益1000億元。大理“三道茶”每年直接創利2000萬元,這就是文化與旅游經濟有機融合并放大其價值的審美需求效應和人文產品的消費效應。文化作為旅游資源的內涵,有的是旅游資源本身具有的,有的需要開發者的深度挖掘甚至創造,文化旅游資源的開發就是通過發掘或創造旅游資源的文化內涵來提升其知名度。其次,文化可提升旅游資源的附加值。旅游資源的附加值必須通過對旅游資源的深加工才能體現出來。當旅游者把旅游資源當作一種文化來消費時,其文化旅游資源的附加值就體現出來了,在旅游業的發展中這種文化的價值顯而易見。如電影《阿詩瑪》的藝術擴散效應與石林這一著名的世界奇觀,電影《五朵金花》與美麗神奇的大理蝴蝶泉,“納西洞經古樂”與麗江,使旅游者既飽覽了當地的自然美景,又增添了一份對文化的體驗與向往。這些都是由于文化增加了旅游資源的附加值而帶來了良好的經濟價值,最后,文化可提升旅游資源的可持續發展能力。旅游資源的可持續發展能力既取決于資源本身,也取決于其文化內涵。旅游資源中的文化一旦形成,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具有吸引游客的魅力,時間越久其文化價值體現得越明顯,越能夠吸引旅游者,如“風、花、雪、月”的文化形象對大理旅游發展的影響充分體現了文化對旅游資源可持續發展能力的作用。
(二)文化主導旅游形象定位與旅游資源開發。首先,文化能主導旅游形象定位。文化是旅游形象的靈魂,其對旅游形象定位的主導作用主要表現在:一是文化旅游形象的構建。文化旅游發展的重要內容是構建文化旅游形象,不同的文化旅游地有不同的代表性文化,分為無形的代表文化和有形的代表文化。如昆明四季如春,鮮花不斷,“春城”就成為其有形的文化旅游形象。二是文化旅游形象的重塑。文化旅游形象重塑是由于原有的文化旅游形象已經過時,所以要對原有的文化旅游形象進行重新定位。其次,文化能主導旅游資源開發。對于文化創造的旅游資源開發,是在旅游資源進行定位的資源上,通過適當的方式將旅游資源的文化價值物化成產品的過程,也是將旅游資源的文化內涵外化的過程,而這一過程是由文化主導的。文化對旅游開發的主導作用是旅游文化價值的重要體現。如納西族東巴文化就是麗江文化旅游資源開發的一個重要主題,它將東巴文化與其優越的自然景觀結合起來開發,構成了麗江文化旅游開發的“核心文化內涵”?,F代市場經濟的特點和趨勢,就是文化、教育、科技與經濟的“一體化”發展。當代市場經濟的競爭,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文化力”的競爭。綜觀國內外具有生命力和強大競爭力的旅游品牌,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即注重旅游發展中文化和文化審美的投入,又重視提高其文化內涵和影響力的發掘。
(三)文化賦予旅游資源強大的生命力。追求文化底蘊和文化含量,已經成為中外旅游業的共同行為。旅游業行家提出要抓四個注重,即注重文化內涵、注重文化形式、注重過程的文化性、注重細節的文化性。英國著名地理學家紐拜說:“風景不是自然物,而是存在于自然和人類生活的交接面上?!笔郎喜o絕對意義上的自然風景,一處風景的魅力長存,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其豐厚的文化底蘊的維系,沒有文化賦存的旅游資源是沒有生命力的。試想如果沒有電影(阿詩瑪》的藝術擴散效應,有多少人知道這一美麗的傳說?有多少人認識石林這一著名的世界奇觀?如果沒有電影《五朵金花》,又有多少人知道美麗神奇的大理蝴蝶泉,看到那美麗的銀蒼玉洱?如果到麗江看不到“大研古鎮”,聽不到“納西洞經古樂”,麗江還會有如此強烈的吸引力嗎?近年來,每年到石林、大理、麗江參觀、游覽、度假、休閑、開會的人數均在幾千萬人次以上,給這些地方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些地方已經形成了融合自然景觀一人文歷史一文化名品影響力于一體的文化景區。將優秀的地方民族人文旅游資源以恰當的形式奉獻于游人,使他們充分領略其濃郁的文化氛圍,受到啟示和教育,獲得體驗和熏陶,旅游者就會得到
一種滿足,就會將旅游業推向新的層次和高度。
(四)文化對旅游者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旅游研究專家在一次抽樣調查中得知,外國旅游者心目中的中國旅游第一吸引物,認為是風光名勝的占30%,認為是民族文化的占70%。在美國人中,27%的人每年要把數十億美元花在文化旅游上。文化是旅游和旅游業的靈魂,旅游業經營的就是文化,銷售的也是文化。在當今旅游活動類型多種多樣,如觀光旅游、尋根旅游、休閑旅游、會議旅游、探親訪友旅游、宗教朝圣旅游、度假療養保健旅游、體育與探險獵奇旅游、海底文化沙漠旅游以及各種專項旅游、興趣旅游等等,旅游者無論參加哪一種類型的旅游活動,其旅游的目的都是為了了解世界、開闊眼界、增長知識、陶冶情操。因此,旅游的主旨和內涵,主要是文化,具有文化才能耐人尋味,從而對游客具有無限的吸引力。
為了保證我國的糧食安全,充分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耕地,各地都在探索規模經營的生產方式,通過加快農村耕地的流轉,發展適度規模經營,以保證糧食產量的增加和農戶收入的提高。我們通過對糧食主產區之一的湖南省種糧農戶生產情況的深入調查,分析種糧農戶在發展規模經營中遇到的問題和普遍存在的困境,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對我國糧食主產區種糧農戶發展規模經營提供切實可行的幫助。
種糧農戶發展規模經營的情況
根據湖南省農業廳組織對全省的調查,2010年湖南省租賃轉包耕地面積30畝以上的種糧大戶達到95049戶,涉及耕地面積487.2萬畝,產糧達396.5萬噸,分別占全省耕地面積、糧食總產量的8.6%和13.2%。其中,100畝以上的種糧大戶比2008年增加了684戶,1000畝以上的種糧大戶增加了70戶,1萬畝以上的種糧大戶增加了2戶。通過耕地的租賃轉包實現規模經營,解決了當前農村出現有地無人耕種的現象,發展種糧農戶規模生產經營已成為糧食主產區農業生產發展的著力點。
在調查中發現,湖南省的規模經營大戶都是以糧食生產為主,全部種植水稻,其中80%以上的為雙季稻生產,60%以上的種植優質稻,并通過與農業企業聯合,稻谷直接銷售給大米加工企業,經濟效果明顯。根據對汨羅和攸縣實地調查,15個種糧大戶租賃轉包農戶家庭承包耕地或者集體耕地的面積達到59692畝,其中雙季稻的種植面積48734畝,占水稻種植面積的82%。通過種糧大戶的生產經營,其雙季稻的平均產量達到1725斤,產值1625元,而其包括租金在內每畝的經營成本為1127元,每畝可實現利潤498元,較一般的散戶生產經營收益更高。
從實地調查的62個大種糧大戶的年齡狀況來看,種糧大戶較大部分年齡在50歲左右,他們大都是農村生產能手、種糧能人,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肯接受新知識、新技術、懂管理,相對而言也有一定的經濟基礎,農業生產機械化程度相對較高。據對攸縣其中10個種糧大戶的調查,他們農機擁有量128臺,戶均13臺,其中7戶擁有大型的耕整機、插秧機、收割機。種糧大戶的科技推廣、輻射帶動作用大,他們的生產實踐成為糧食生產新品種、新技術的示范展示點,成為農民學科學、用科技的帶頭人、引導戶,成為農業生產新技術的宣傳窗口。
全省各地都在根據當地的自然經濟條件和農戶自身的情況,不斷探索土地規模經營的經營方式,在調查中發現湖南省主要有五種規模經營的生產模式。
1、種植大戶經營。一些熟悉農業種植技術并具有一定資金實力的大戶,通過土地流轉的方式獲得較多的土地經營權,將農戶閑散的耕地租賃過來集中耕種實現規模經營。如攸縣新市鎮山門村農民符和平,多年來一直以規模化水稻種植作為致富產業。在惠農政策鼓舞下,他不斷擴大水稻種植規模,在大同橋、新市兩個鎮的21個村,租賃了125戶農民的水田810畝,雙季種植水稻1620畝,全年產糧食1600噸,純收入達30萬元,成為該縣有名的“種糧大戶”,榮獲農業部“全國糧食生產大戶”稱號。
2、股份合作經營。農戶將土地承包經營權作為股權,入股組成股份合作制企業,農民入股后,原土地承包關系不變,土地承包權與經營權分離,土地收益按股分紅。如攸縣網嶺鎮北坪村以每畝400斤稻谷的保底收益,加上合作社年終分紅的方式,將全村80%農戶組織起來成立了專業合作社,目前參加入股進行集中經營的耕地面積達1560畝。這種模式能夠使參股農戶更好地享受到集中經營帶來的經營性效益。
3、專業組織經營。以農民家庭經營為基礎,以農民專業合作社或農民專業協會為主導,集體統一組織部分生產經營環節,發揮集體優勢,形成規模經營的一種經營模式。這種組織模式正在蓬勃發展,具有良好的發展前景。如汨羅市磊石融城蔬菜種植專業合作社,新市綠色食品加工合作社等共計有6000多戶參加了土地流轉,流轉面積2.4萬畝。這種模式能有效推進土地流轉,促進農作物品種改良,提高農業生產的組織水平,有效地促進農民增收。
4、龍頭企業經營。由龍頭企業直接租賃土地雇請農工與農戶形成利益共同體實現規模效益的模式。如攸縣萬豐生態農業發展有限責任公司,以每畝300斤稻谷和60元現金作補償,直接租賃農戶的田土5100多畝(期限為10年),以湖南農科院、農業大學為技術支撐,為參與合作經營的農戶提供統一品種、農資、農技服務,并從綜合服務收益中給予農戶50%的返利。這種模式,發展思路、市場運作相對-成熟,發展潛力、綜合效益可觀,農民利益得到較好保障,能促進現代農業發展,達到了企業和農民雙贏的目的。
5、產業帶動經營。通過近年來的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攸縣形成了制種、蔬菜、苗木、席草等特色產業基地,這些基地建設帶動了土地流轉。如攸縣石羊塘鎮老虎巖村引進港商開發觀賞魚養殖項目(租賃魚塘、水田70余畝建設繁育基地),農戶通過出租耕地或自發養殖,每畝純收入達到1500元以上。這種規模經營模式經濟效益較好,農戶受益明顯。
種糧農戶發展規模經營的困難
近年來,湖南省的種糧農戶規模經營發展較快,同時種糧大戶在規模經營過程中也面臨不少的困難和問題,制約著農戶耕地的流轉、生產經營規模的擴大,突出表現為以下幾點:
農村金融服務缺失,種糧大戶融資難。在對種糧大戶的調查中,普遍反映影響農戶種糧經營規模的最大因素是融資難,融資困難成為制約種糧大戶生產正常運轉的最大瓶頸。由于種糧大戶的經營規模較大,其資金的投入也比較大,如購買種子、化肥、農藥,添置農機設備,農田整理投入、曬谷場地和糧倉的建設等。比如租賃轉包200畝耕地,租金至少需要6萬元,而且一般需要在生產前一次性付清,另外從播種開始,每季生產費用不能少于6萬元。
農田分散和農田基礎設施薄弱,抵御自然災害能力差。由于農業生產基礎設施不夠完善,自然條件較差,嚴重影響了種糧大戶的生產經營活動。主要表現為:一是農田未整改。由于種糧大戶經營的耕地都是從千家萬戶手中流轉過來的,農田都未經過整改,小丘田、高岸田、低洼田較多,不便于機械化操作,主要依靠人工投入。在調查中發現,98%的種糧大戶的農田沒有經過平整改造,都是“插花田”沒有集中連片。二是水利條件差。由于水渠年久失修,渠內淤塞,灌溉不暢,或水路較遠,要水無水,造成誤工誤時。
土地流轉困難,租賃轉包不規范。由于有些農戶對家庭承包責任制的理解存在誤解,以為自家承包的土地就是自家的私有財產,加上農民擁有的“耙頭頓得穩,作田還是本”傳統觀念,擔心把土地流轉出去以后會喪失土地的承包權。有的承包戶寧愿讓土地荒廢也不肯把土地轉包給種糧大戶經營,造成“有田的不想種,想種田的沒田種”的怪現象。在發生了土地流轉的農戶之間,存在著租賃轉包不規范的現象。根據調查發現,農戶自發流轉的占85%以上,農戶委托鄉村組織流轉的土地不足15%,且農村土地流轉行為多發生在村組內鄰近的農戶之間。
部分種糧大戶經營目標不明確。隨著種糧大戶數量的不斷增加,特別是有些耕種面積較大的種糧農戶,對其糧食生產經營沒有長遠的規劃。調查中發現有些人承包很多耕地的目的主要不是為了認真地搞糧食生產,而是希望以種糧大戶的名義爭取得到政府部門對其的項目資金支持或獎勵資金,或是通過銷售其經營的水稻種子、農藥、化肥及農機服務上獲取利潤。在對耕種面積超過1000畝的24個種糧大戶的調查發現,他們當中只有4人原來從事過水稻種植栽培,占總數的16.7%,其余的承包種植大戶都是從其他產業轉業而來,大多數是回鄉創業的打工族或農資產品的工商業經營戶,根本沒有農業生產經驗。據當地農業部門反映,有些種植大戶根本不知道怎樣開展水稻生產,經常電話咨詢農業部門技術人員。
相關農業部門涉農服務脫節。由于很大部分種糧大戶缺乏農業生產的經驗知識,致使他們在生產中經營管理不科學。調查發現,種糧大戶對農業科技服務要求迫切,雖然各地已建立很多基層農業綜合服務部門,由于其已從社會化服務向市場化運作的商業有償服務轉變,大部分農業服務部門是在搞種子、化肥、農藥的銷售經營業務,真正對農戶提供技術培訓、病蟲防治等農業技術的公益不多。種糧大戶需要政府提供相關服務時,往往找不到相應的政府服務部門,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種糧大戶的發展。
對策與政策建議
在糧食主產區發展規模化生產經營是我國糧食生產的方向,是各級政府當前乃至今后一段時期在農村的中心工作,事關農業生產的發展、國家的糧食安全、種糧大戶的切身利益。因此,需要得到各級政府的高度重視,要極力營造一個良好的規模化生產經營環境,引導、扶持種糧大戶的健康發展。針對糧食主產區湖南省種糧大戶遇到的問題和普遍存在的困難,提出如下對策建議:
探索建立現代農村金融制度。種糧大戶的農業生產投入比較大、風險高、利潤低,加之農業自身的積累能力有限,靠農戶自己的經濟實力很難從事規模較大的糧食生產。而種糧大戶本身又缺少符合金融部門抵押條件的資產,金融部門出于對貸款安全的考慮不愿對種糧大戶發放貸款。針對種糧大戶融資難的問題,各級政府部門和金融機構要積極探索種糧大戶融資的新渠道。政府要鼓勵引導種糧大戶成立資金互助合作社,或由政府出資控股成立村鎮銀行,合理引導社會閑散資金入股,增加新的民間融資渠道。需要不斷創新農村金融產品和服務方式,積極探索用土地承包經營權、林權、農戶宅基地和房產作為抵押物的新途徑,創新和完善涉農金融服務新機制,大膽探索切實可行的適應種糧大戶需要的信貸方式。
晚清閩南社會生活在文獻上呈現了本土敘述與西方敘述兩種論述架構的交互映照,其中西方敘述以西方人通過在地觀察和空間移動對晚清閩南社會的描寫,為研究晚清閩南社會提供獨特的歷史鏡像。麥嘉湖的《竹樹腳》(Beside the Bamboo)為此類文獻代表作,該書沒有延續浪漫東方想象,而是以其獨特視角寫出晚清閩南的社會生活與歷史風貌。
《竹浣擰紡殼吧形粗形囊氡境靄妗W髡唄蠹魏(John MacGowan),1866年來廈門傳教,并長期生活在廈門。作者熟悉閩南民俗風情,出版了《廈門方言中英詞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AmoyDialect)、《現代中國人的生活方式》(Men and Manners of ModernChina)等?!吨駱淠_》于1914年在英國出版。書名來源于其傳教教堂所在地廈門竹樹腳禮拜堂(現廈門竹樹堂)。竹樹腳是閩南話,意思為竹子旁邊。作者通過個人視角切入晚清閩南社會經濟和民俗風情,主要通過以下幾個層面來論述:
首先,對晚清閩南封閉性社會逐漸開放進行論述。作者提到:“數百年以來,他們都不曾允許來自其他國度的人們將目光探進他們的前庭,或是一瞥后院風光。而如今他們敞開大門,對英國人投以歡迎的微笑。”接著作者描述當時廈門商貿。廈門港“是中國沿海最為繁忙的地區之一,來自世界各地的船舶在這里???,場面壯觀”。既有來自英國利物浦的大輪船,一邊卸下貨物,一邊裝載一箱箱的茶葉;也有飄揚著星條旗的大型郵輪,把在這里裝載的水仙花球運往舊金山,送往美國千家萬戶。同時,還有擠滿了苦力的船只,將他們送到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檳城。上岸后,作者寫道“我們想象著規模如此之大的城鎮,必然有一條通街大道,卻只看到一家家凌亂散布的店鋪”。后來經人指點,才知道“幾英尺外一塊宛如狹窄的泰晤士隧道的空地”就是“城里的主路,幾家最高級的店鋪和最賺錢的商號也在其中”。“我們跟隨者川流不息的人群走入這條街道,幾分鐘后,就感受到了東方的魅力。我們緩緩前行,飽覽沿途奇異的景象”。
[中圖分類號]G259.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2)14-0105-02
公共圖書館發展水平是一個國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志,是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加強公共圖書館建設,對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和發展具有重大促進作用,特別對甘南州這樣一個欠發達民族地區來說,加快公共圖書館建設顯得尤為迫切和重要。
一、公共圖書館在推進文化大發展、大繁榮中的作用
公共圖書館擔負著保存人類文化遺產、傳播先進文化、開展社會教育等重要的社會職能,是公民的終身學校。在新時期,公共圖書館肩負著服務大眾文化、提升公民文化、構建和諧文化的使命,在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公共圖書館是知識和信息資源共享的工具
圖書館伴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知識的豐富而出現。千百年來,人類辛勤勞動創造的知識和經驗世代延續,通過文獻記載保存至今。作為知識和文明的寶庫,圖書館一直對人類社會及科學文化進步發揮著巨大的推動作用。它是人類知識的積累,更是巨大的信息集散地,無時無刻不擔負著知識收藏與傳播的重要職責。人類創造的一切知識大都可以在圖書館找到,其保存數量之大、種類之全、時間之久是任何社會機構無法比擬的,更是不可替代的,這正是其社會價值的獨特性所在。
(二)公共圖書館是科學創新的重要基地
作為知識信息搜集、整理、存貯和傳播的專門機構,圖書館是科學創新體系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首先,圖書館保存著人類豐富的知識成果,是巨大的知識儲備寶庫,是從事科學創新和再生產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巨大源泉,成為推動知識創新的前提條件。一切科學研究,一切知識創新都以研究與利用已有文獻信息為起點,在這一意義上,圖書館可以說是科學創新的出發點。而一切科學創新的成果最終都要轉化為知識載體——文獻,大部分精華文獻又被圖書館收藏,既豐富了圖書館的知識儲備,又成為科學創新再循環的新基礎。其次,圖書館直接參與科研過程,其業務工作是科學創新的組成部分。例如在科研過程中,針對研究課題提供信息資料;在總結評價階段,為成果鑒定提供資料(如編制專題資料索引等)。再次,圖書館關注知識的擴散和轉移,是科學創新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橋梁。圖書館工作貫穿于科學知識創新全過程,連接創新體系的首尾,是科學創新的重要基地。
(三)公共圖書館是終身教育的重要陣地
作為國家知識基礎設施之一的圖書館,儲存著豐富的知識信息,可以為人才的培養提供一種獨立學習、獨立思考、獨立研究的良好條件和環境。人們不斷通過圖書館,掌握文獻檢索能力,提高自學和自我服務能力,進而對已有知識進行分解、加工、合成,綜合成新的知識,從而促進創新能力的培養。加上計算機與網絡通信技術的飛速發展,使網絡信息無限又無序,要求人們從正式和非正式的廣泛信息源獲得所需信息,圖書館足以幫助人們成為具有信息采集與利用能力的人,使他們能夠不斷獲取新知識。圖書館為讀者的所有服務不受時間和空間局限,沒有年齡、性別的要求,不受資格、學歷等限制??梢姡瑘D書館是學校教育的有益補充,也是全民教育和終身教育的最佳場所和整個社會沒有圍墻的大學。在知識經濟時代,圖書館已不僅僅是一個服務性的文化事業單位,還是整個國民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獲取知識、加工知識、配置知識資源的基礎產業,擔負生產、傳播知識和培養人才的重任,其發展狀況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人力資源的培養和社會經濟的發展。
二、甘南州公共圖書館現狀
甘南藏族自治州位于中國甘肅省南部,是全國十個藏族自治州之一,地處青藏高原東北邊緣,面積4.5萬平方公里,全州人口68.03萬,其中藏族37.85萬,占總人口的55.6%,農牧業人口54.56萬,占總人口的80.2%。甘南州圖書館始建于1956年,現有1個地區級公共圖書館、8個縣市圖書館。它承擔著保存地方文獻,傳遞科學知識信息,實施社會教育,開發智力資源,提供圖書借閱、資料查詢的社會職能,是甘南州文化信息服務中心。目前,甘南州圖書館有職工22人,館藏各類文獻16余萬冊(件),其中:地方文獻5萬冊(件),古籍2000余冊。為了滿足甘南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甘南州圖書館不斷轉變工作思路,創新服務方式,打破了歷史造成的少數民族文化資源落后、封閉的現狀,改變了“借書還書”、“閱覽復印”的傳統模式,使死資源變成活資源,變“讀者上門”為“圖書館上門”,使圖書館傳統的服務模式變成“全天候”不分節假日的服務模式,確保全年開館;并大力開展文化遺產普查工作,更大地發揮了圖書館的職能作用,為全州經濟社會發展和文化建設做出了積極貢獻。
二、選擇閩南童謠作為教材的依據和動機
(一)理論依據
福建省文化廳在《閩南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規劃綱要》中指出:“繼續完善鄉土教材編寫,在學校進行普及型教育。在幼兒園推行閩南童謠和游藝教學;小學開設方言、傳統藝術、傳統技藝課程;初、高中開設閩南民俗、鄉土文化等文化課。”閩南方言童謠是闡述鄉土文化的象征性素材之一,是閩南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建設閩南文化生態保護區過程中,我們更應充分挖掘和利用閩南方言童謠,通過閩南童謠教學促進幼兒的身心健康發展。
(二)閩南童謠的藝術教育價值
1.閩南童謠是伴隨兒童童年成長過程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糧,而民間流傳下來的童謠更能激發幼兒豐富的想象力。如《古古古,鯉魚娶查某》:“古古古,鯉魚娶查某,龜擔燈,鱉拍鼓,水雞扛橋目吐吐……”就將好幾種動物串在一起,或具體,或虛構,形態各異,足以令孩子們浮想聯翩。
2.閩南童謠素材來自生活,源于民間。許多閩南童謠里將山水、樹木、房屋、動物、氣候等融為一體,或描述幼兒游戲,或刻畫年節喜慶活動,或表現田園風光、農家生活,充分體現了與大自然的互動、融洽、和諧,對于幼兒成長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細品閩南童謠,其內容均真實地反映社會生活,表達方式詼諧幽默、生動活潑。如童謠《不識字文字真是慘》:“不識字文字真是慘,親像青瞑欠人牽,有人寫批來給咱,央人看批人嫌沒閑。”這首童謠不但有其獨特的韻律美,還蘊含著生活情景、做人道理、簡單哲理等。
3.閩南童謠描繪了閩南地方風俗民情,是閩南文化的一筆寶貴財富。它作為一種傳統文化,多數童謠句式整齊、韻律明顯,在語言組織上及方言表達上具有其獨特的藝術魅力,不僅讓幼兒領悟童謠的作品風格、藝術特征和閩南方言深厚的文化底蘊,還傳承和弘揚了民族、民間的文化。如描述閩南傳統節日的童謠《正月點燈紅》和《燒肉粽》就是讓幼兒通過欣賞、表演、感受童謠的同時,了解家鄉、祖國傳統的文化以及民族的不同特色,感受民族文化的多元化。只要閩南人生活中涉及的內容,都有可能出現在閩南童謠中,它具有濃厚的民族情感與鄉土氣息。
4.閩南童謠雖然來源于生活,與幼兒的生活密切相關,但并不是所有的閩南童謠都適合幼兒,關鍵在于童謠作品的藝術形象要鮮明、生動,所描寫的內容應是幼兒生活中比較熟悉和興趣的事物,這樣更能激發幼兒的好奇心,喚起他們欣賞的興趣,充分發揮幼兒的聯想和想象。因此,我們決定對《閩南童謠教材的選擇和創編》進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以閩南童謠為載體,以多種形式的音樂活動為背景,選擇和創編適合幼兒年齡特點和發展需要的童謠教材,進一步提高幼兒對音樂的感受力、理解力和表現力,培養幼兒對閩南童謠活動的興趣,有力地推進閩南文化的傳承和發揚。
三、選擇和創編閩南童謠教材的原則
當我們通過各種途徑收集到豐富多樣的閩南童謠后,首先對閩南語童謠進行篩選和改編,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然后再對它們進行配曲。在教學中,我們主要為童謠配上流暢、樸實的旋律,將童謠與音樂有機結合,通過節奏、韻律、旋律的貫穿,提煉出童謠中的藝術教育契機,使它們更具音樂魅力,從而打動和熏陶幼兒的心靈,引導幼兒熱愛童謠、熱愛音樂。在選擇和創編的過程中,我們遵循以下四個原則。
(一)科學性和教育性原則
科學性和教育性原則即所選童謠應該是健康向上的、具有教育作用的。如《請外婆》中 “外婆無嘴齒,豬肚燉蓮子。蓮子清又甜,豆腐煮豆生,豆生真幼嫩,外婆吃了笑紋紋……”短短幾句惟妙惟肖的語言表現了孩子有趣的想法,培養了孩子尊敬長輩的情感。我們認為幼兒通過學習這些富有節奏、韻律的童謠,不但可以形成幼兒良好的思想品德,還能引發幼兒積極的情感,進而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
(二)游戲性和趣味性原則
游戲性和趣味性原則即所選的童謠內容要生動,有角色、有情節,也就是說盡量考慮到童謠本身的趣味性和游戲性。游戲是最受幼兒歡迎的基本活動,它能滿足幼兒好動、好玩、好模仿的心理特點。所以在很多童謠中,我們都盡可能設計成有游戲情節的活動,以更好地調動幼兒參與的積極性。如閩南童謠《孤雞》:“孤雞,伊密,白雞子,去找賊,找若有,做新婦,找若無,做乞食婆”,我們配上《頭發肩膀膝蓋腳》的音樂,并設計了類同“熊和石頭人”的游戲:邊按童謠節奏邊跟著“大熊”走,等到童謠念完后“石頭人”馬上不動,幼兒做各種造型……這些童謠采用了念、唱、逗的不同藝術形式,易學便記,朗朗上口,節奏明快,活潑韻律,具有濃厚的游戲性和趣味性,使幼兒在歡歌笑語中領略生活的真諦,產生對閩南童謠活動較為持久的興趣和向往,并獲得更多的體驗審美愉悅的機會。
(三)歌唱性和表演性原則
歌唱性和表演性原則即所選童謠內容的藝術形象特點要鮮明,要富于歌唱和用動作來表現,讓幼兒可以運用臉部表情和身體動作與他人進行交流,享受和體驗歌唱與表演的和諧與快樂。如《阿婆去買蠔》中幼兒邊唱“阿婆阿婆去買蠔,寄人蚵,嫌臭鹺。摻蒜仔,好味素。吃依飽,去踢陀。”邊自由結伴,兩兩相對愉快地進行表演,在情感交流的基礎上形成了與同伴友好相處的良好情緒體驗。
(四)時代性和創新性原則
閩南童謠教材既有傳統的又有現代的,它要不斷反映時代的變化,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這種發展有兩層含義,一是要求不斷增加和創編反映時代內容的新的童謠教材,就是要把社會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在童謠中表現出來。二是要求不斷賦予傳統的童謠教材以新的內容和形式,使之更適合現代孩子的需求和實際。創新需要想象,而想象又是創新的前提,在閩南童謠活動中,注重童謠內容和形式的多樣化,不僅能激起幼兒學習的興趣,萌發幼兒熱愛童謠、熱愛家鄉的情感,而且能培養幼兒的創造能力,讓幼兒在閩南童謠活動中體驗到快樂。如我們在創編閩南童謠《泉州小吃真正好》中,一方面繼承了傳統童謠的特點,另一方面結合“閩臺一家親”的特殊關系,把盼望臺灣早日回歸的心愿編到童謠中,繼而運用角色扮演和打擊樂的形式來表現童謠。這樣賦予了童謠本身很強的生命力,受到了幼兒的喜愛。
總之,閩南語童謠教材中所蘊含的教育價值,是其他素材所不能比擬的。讓我們用“心”體驗,用“意”創造,用“情”耕耘,不斷挖掘和創編出更多符合幼兒要求和時代特色的閩南童謠教材,使閩南童謠這一朵傳統文化之花放射出奪目的光彩,讓那些有益幼兒身心健康的閩南童謠教材更好地發揮它的獨特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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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讓本土民族文化走進幼兒園.學前教育研究,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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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動閩南
閩南地區地處東南,歷史淵源悠久,文化沉積多樣,既保留了非常多的中國古代文化印跡,又有“大陸性”農耕中國非常罕見的海洋文化,其宗教流播、古漢語存留、宗族文化、民居建筑、商業傳統、戲曲音樂等方面,既有特色又有豐富性,都具有非常高的研究價值??梢哉f,如果有眾多學者致力于此,閩南文化研究完全可能成為國內地區文化研究中最有生發力的種類之一。然而,因為眾所周知的政治隔離,原本只是福建省下屬行政區劃之一的臺灣,一躍成為具有特殊政治地位的焦點;而因為先后幾次文化變故,本來深受閩南文化影響的臺灣,也成為一個五方雜處、潛流暗涌的文化復合體。國內研究界由此逐漸出現了一批專事臺灣研究的學者,以社科院臺灣研究所和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等專門研究機構為核心,形成了臺灣研究這個頗具熱度的專業。與此同時,閩南文化研究往往就被閩臺文化研究這個題目所包容了,閩南文化研究從母體的地位跌落,反而經常成為附屬臺灣研究的一個子課題。這樣的研究往往不能深入閩南文化的基質紋理,也往往難以深入地了解閩南文化的歷史淵源和現實存在,對于閩南文化的解釋只能是膚淺的、浮光掠影式的,缺乏地區文化研究的厚實與敦誠。
戴冠青教授的研究則是我所見的最貼近閩南、扎根閩南的研究之一。
在《想象的狂歡》一書中,戴冠青教授坦陳自己的研究緣起于“對閩南文化的熱愛”,并試圖“在‘荊棘叢生的荒草地’上蹚出一條新路”,于是其花費了十年時間,選取了閩南民間故事這個文化沉積最為豐厚的角度進發,以歷史傳說與現實存在兩個維度交互印證,來破解閩南文化的魅力密碼。在研究過程中,戴冠青教授本著窮盡材料的原則,閱讀了數量龐大的閩南民間故事材料。這些書籍大多屬于民間故事系列,民間語言往往比較粗糙,條理性也不可能很強。而戴冠青教授這個出身文藝學、以“美”為本業、視文學語言為生命的作家協會主席,要潛心默志、埋頭閱讀這些民間故事,倘若沒有強烈的本土之愛支撐著,那還真是不很容易做到的。至于說還要在對這些民間故事熟稔于心的基礎上,尋其統緒,考其源流,明其本末,再對其進行分門別類,區隔定讞,那就更是不容易了。
正是基于如此認真的態度,在《想象的狂歡》等論著中,我們可以時時看到作者操控著各種閩南民間故事、閩南地區文獻、閩臺風俗人情,了若指掌,恢恢無間,行有余力,讓人不禁慨嘆于作者對于所研究對象“窮究本源”的治學態度。臺灣成功大學中文系陳益源教授在為《想象的狂歡》一書作序言的時候,談到閱讀本書的“一連串奇妙的景況”,“過去幾個月內,仿佛無論我去哪里,《想象的狂歡》書里相關的篇章就會出現,如影隨形”,并且慨嘆“閩南民間故事實在太豐富了,豐富到不管我走到哪里都可以發現它們的無所不在,并且透過冠青教授的深入剖析,令人印象深刻,想忘都忘不了”。這種景況的出現,顯然不是憑空而出,其實正是戴冠青教授的研究扎實而厚博的實證。
閩南文化的另一種暸望
閩南文化研究方面,經幾十年積累,產生了不少論著。戴冠青教授的研究在前人的基礎上,從閩南民間故事入手研究閩南文化,并把閩南民間故事作為閩南文化鏡像進行觀照,這個角度很新鮮,也很有針對性,目前還很少人做過。而且,戴冠青教授在研究中較好地把細部研究和總體觀照結合起來,我認為其專著因此成為目前從一個獨特角度對閩南文化進行總體把握的別開生面的論著。
從早期的單篇論文開始,到最近的專著成型,戴冠青教授的閩南文化研究逐步構建出一個非常嚴整的體系?!断胂蟮目駳g》提出“文化想象與族群記憶”,既提出了“閩南民間故事是閩南地區民眾根據閩南社會生活情狀想象、創作出來并通過口頭講述的在民間廣為流傳的故事或傳說”,肯定了其“文化想象”的因素,又提出其文化想象中積淀了“閩南族群的歷史記憶和文化精神”,包含有非常豐富的“族群記憶”,以此兩種概念出發,提綱挈領。書中從各個角度各個方向對閩南民間故事進行了解讀——內中其實不僅僅局限于民間故事,而且融匯了地理、歷史、氣候、俗語、戲曲等各種文化因素,將其作為一個整體來解讀,可以說,就是一部關于閩南文化生態的整體研究史。
在章節內部,戴冠青教授的研究也能夠做到事無巨細、窮發抉微卻又高屋建瓴、分合有度。在“閩南民間故事的藝術形象”一章中,有一個十分獨特的部分是介紹朱熹原型的民間想象,作者列舉分析了《文昌魚的傳說》、《對天祝詞顯報應》、《計除惡僧》、《葬大林谷鎮蟹精》等民間傳說,注意到了閩南民間傳說中的朱熹在閩南民眾崇儒心理下往往形成法力強大、斬邪除妖的正義神祗形象,而武夷山以及江西廬山、鉛山一帶的朱熹卻多是浪漫抒情、邂逅狐仙的書生形象。并且在此基礎上,聯系閩南地區歷史,詳盡地闡述了閩南文化中民眾崇儒的歷史淵源與文化形成。
溫婉的理論沉淀
戴冠青教授做閩南文化研究的一個重要優勢在于其文藝學出身的理論背景,與其他做民間文學或者地區文化研究的學者相比,出身文藝學的她,在操持各種理論方面有著天然的優勢。在《想象的狂歡》一書中,隨處可見厚實的理論沉積。女性主義理論、列維-布留爾的神話學理論、弗萊的《批評的解剖》、榮格的集體無意識等合適合用的理論與觀點不斷被用來與研究對象相互印證、互相激發,使得本書在理論深度方面得到了極好的延伸。在“閩南民間故事的敘事特征”一文中,作者還參照普羅普的《民間故事形態學》一書,實際操作了一番,以敘事學理論分析閩南民間故事。在考察了大量閩南民間故事后,作者依據敘事功能的理論進行分析,概括出了幾種敘事模式:(1)揚善懲惡式;(2)以智抗敵式;(3)自強不息式;(4)知恩必報式;(5)才子佳人式。并且在具體的模式研究中,提取歸納出幾種重要的敘事功能加以分析,這樣就化繁為簡,對數量繁多的閩南民間故事進行了較好的歸納分類,有利于作者駕馭龐大的文本,也有利于作者從總體的歷史源流與文化心理方面對這些民間故事進行總結。這一點,恰恰也是做閩南文化研究的學者們普遍比較缺乏的。
二、綜合評析
(一)理論建構嚴密,層層遞進
如果把論文比喻成人的軀干,那么理論建構就是軀干的骨骼,它決定著整個作品的走向。本書首先從第一章閩臺兩岸歌仔戲的音樂歷史開始闡述,逐層深入至歌仔戲音樂的源流問題研究。有關戲曲音樂源流問題研究是一個非常具有爭議性的議題,就好像安徽的黃梅戲,至今還存在著起源安徽安慶還是湖北黃梅的爭論,有些專家學者在源流問題上是至死不渝。那么,如何才能準確判斷一個劇種的“源”與“流”,最重要的就是讓“音樂來說話”。所謂音樂,對于戲曲藝術來說就是“唱”腔,戲曲中的“唱”是一種常見的最突出的藝術表現手段,中國眾多戲曲劇種正因為唱腔之不同,所以能夠形成各自不同的風格特色,這些風格特色迥異的戲曲藝術大都是在當地民眾的思路、表情、風格,尤其是地方語言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而各地地方戲曲劇種的舞臺語言,毫無例外的都是以當地的地方語言為標準的,我們在考察中國傳統藝術的發展不難發現,傳統生活方式和藝術創造之間的關系不僅密切聯系,而且有時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對民間生活方式的直接轉述,承載著深厚的歷史的積淀。作者通過對大量田野調查獲得的音響資料,進行分門別類的記錄、整理和歸類,對音樂唱腔的本體從中國傳統音樂曲式結構視角進行分析,“對歌仔戲的旋律音調類別進行歸納總結,并認為這是對歌仔戲音樂進行溯流探源的重要方法?!保?73頁)任何一種戲曲藝術創腔發展最終要落實到音樂的舞臺表演上,因此接下來作者對歌仔戲的音樂創作與表演進行了相關的文化解析,認為戲曲無論如何變化發展,如果沒有觀眾就失去了戲曲存在的意義。著者層層遞進,逐層解析,把閩臺歌仔戲音樂的源流發展最終歸結到歷史變遷中的音樂本體變化,確立“閩調臺化”這一基礎立論。整個著作的理論體系邏輯嚴密,層層相扣,渾然一體。
(二)“融入”與“跳出”的研究方法
無論是民歌研究還是戲曲研究,采用什么樣的視角(立場)都有意義,關鍵在于所持的視角(立場)的自覺,自覺了也就客觀了。①而作者正是秉承了這樣一種觀點在“融入”和“跳出”之間不斷地轉換,力求資料、評述客觀真實,去偽存真。作者在后記中曾經這樣說道:“我是聽著、看著歌仔戲長大的?!北M管這只是童年里的一個成長片段,但是優美的唱腔早已深深刻在作者的腦海,而藝術上的互通有無對于局內人有時候會產生習以為常之感。當局內人成為研究者時,如何在歌仔戲音樂源流問題上,不帶有任何鄉土的情感偏見,以局外人的角度審視進行客觀的分析和評價,就一定要以“局外人”的身份跳出,真實、客觀地對已有文獻資料以及自身田野調查所得資料進行去偽存真的辨析并且善于采用,盡可能地避免自身文化環境的左右。因此作者并沒有以一個得天獨厚的局內人而自居,而是更加深入地到閩南地區進行調研,采訪了大量與這方面息息相關的研究學者、歌仔戲民間藝人以及專業演員。對歌仔戲的音像、圖、文、譜等資料進行收集。此外作者還利用每年兩岸舉辦歌仔戲交流研討和觀演活動的機會,走訪臺灣歌仔戲民間戲班及專業團體,收集有關資料,感受、調查歌仔戲流行地的民風民情。作者雙視角觀點的正確運用,使得該著作的研究論證令人信服,深入人心。
(三)堅持文化脈絡中的戲曲音樂研究
音樂是一種文化體現,堅持文化脈絡中的音樂研究,既是民族音樂學學科定位的重要表現,也是作者作為一位民族音樂學者的學術態度。而《閩》著作者也深知對音樂本體的研究并不只是音樂本身,她在著作開篇這樣寫道:“歌仔戲音樂的歷史,是一部海峽兩岸民間音樂交流、融合的歷史?!钡窃陂}臺歌仔戲研究中要涉及到大量的音樂形態分析,如何分析音樂形態與特定歷史時期的背景緊密地交織起來的文化進行討論變得尤為重要。以書中第二章第一節為例,該節主要討論的是“錦歌七字調如何由民歌形式演變成戲曲音樂的歌仔戲七字調的?!睍性趯Ω鱾€音樂演變時期音樂的形態進行分析的同時,也關注音樂在區域時空轉換中受到多種多樣的文化現象影響,包括語言、周邊優秀音樂劇種、以及社會大環境等。在該篇章,可以看到作者在論述之時借鑒了大量的歷史文獻,如陳進傳等著的《宜蘭本地歌仔陳旺樅生命紀實》、臺灣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編《聽到臺灣歷史的聲音》等,《閩》著中歷史文獻與本體分析,二者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