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全球化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金融全球化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一)金融全球化的特點。

金融全球化是指金融主體所從事的金融活動在全球范圍內不斷擴展和深化的過程。它主要表現為這樣幾個特點：第一，發達國家及跨國金融機構在金融全球化進程中處于主導地位。這主要表現在：發達國家金融資本雄厚，金融體系成熟；調控手段完備，基礎服務設施完善；以發達國家為基地的跨國金融機構規模龐大，金融創新層出不窮；與之對應，全球金融規則也主要來自發達國家，這些規則總體上有利于其金融資本在全球范圍內實現利益最大化。第二，信息技術的發展，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技術通道。當達的電子計算機技術為全球性金融活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特別是隨著互聯網技術的日益成熟、電子貨幣的普及，網絡銀行和網上交易將突破國界在全球鋪開，全球金融市場越來越被連接成為一個整體，金融市場的同質性進一步提高。第三，金融創新層出不窮。適應新技術條件下競爭的需要，同時亦為規避限制性法規和風險，從20世紀60—70年代開始，在發達國家率先出現金融創新活動。這既包括制度的創新，又包括工具的創新，例如信用制度的創新、股權衍生工具的創新等等。在金融創新的推動下，一方面融資證券化趨勢大大加強，另一方面，也帶來了新的金融風險和不確定性。第四，金融資本規模不斷擴大，短期游資與長期資本并存。在金融全球化進程中，隨著參與全球化的金融主體越來越多，全球金融資本不斷擴大。在這其中，既有長期投資的資本，也有短期投機的資本。目前，在全球市場中出入的國際投機資本大約有7．2萬億美元，相當于全球每年GDP總和的20％。應該說，長期資本的投入有利于一國經濟的穩定和發展，而短期游資的逐利和投機，則易引發一國的金融動蕩。

(二)金融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產生的二元效應。

金融全球化在對各國經濟和金融的影響中，同時具有正負兩種效應。出于研究的需要，在這里我們著重分析它對發展中國家的雙重影響。對發展中國家而言，金融全球化的正效應體現為：第一，金融全球化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從國際市場引入外資。發展中國家由于自身發展比較落后，普遍面臨著資金短缺的矛盾。隨著金融全球化的拓展，相當多的資金流向了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其經濟發展的資金缺口，并帶動了技術的擴散和人力資源的交流。第二，金融全球化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學習發達國家金融運作的先進經驗，提高自身的金融效率。發達國家由于市場經濟建立較早，金融體系較為完善，金融風險控制機制嚴密。這給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很好的學習借鑒之機。同時，金融全球化還提高了國內外金融業間的競爭程度，迫使發展中國家金融機構利用金融創新減少交易成本，提高運作效率。

金融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的負效應主要表現在：第一，金融全球化使發展中國家民族金融業的生存面臨巨大壓力。發展中國家參與金融全球化，符合自身長遠利益。但是，由于其金融業處于弱勢地位，抵御金融風險的能力還較差。如果外國金融機構大規模進入，勢必給其民族金融業造成巨大的生存壓力，金融體系遭受沖擊將是不可避免的。第二，金融全球化為國際游資制造風險提供了條件。金融全球化雖然有利于資本在國際間自由流動。但是，出于逐利的動機，國際游資會利用發展中國家利率、匯率管制放開后產生的金融產品價格波動，大量涌入發展中國家套利和套匯。加之目前國際上尚未對投機資本提供必要的約束機制，若有風吹草動，國際游資就會從所在國大量撤走，從而引發嚴重的金融動蕩。第三，金融全球化加劇了發展中國家經濟的泡沫化程度。在過去20年中，發展中國家從國際市場籌集到的大筆資金被過度投入股市和樓市進行炒作。同時，國際投機資本也乘虛而入。在巨量資金的支撐下，證券、房地產市場逐漸脫離了經濟發展的基本面而飚升，并逐步演變為泡沫經濟。第四，金融全球化給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監管和調控帶來嚴峻挑戰。金融全球化意味著金融資本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與獲利。出于獲利的需要，國際上許多金融資源被無序、過度開發，金融投機性凸顯。加之現代金融交易工具發展迅速，極短時間內即可完成巨額資金的交易與轉移，其去向不確定性很大。這既給發展中國家金融監管與調控帶來嚴峻的挑戰，也削弱了其貨幣政策的調控力度。

二、中國金融業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

金融全球化的特點和二元效應有助于我們形成它與發展中國家關系的一般性理解框架。為了將問題引向深入，我們還需進一步分析中國金融業在全球化時代所面臨的特殊問題，并尋求相應的解決方法。當前，中國金融業所面臨的問題主要集中于三個方面：

(一)金融業整體缺乏競爭力。

從銀行業看，主要表現為資產質量惡化，資本嚴重不足，收益急劇下滑。銀行的資產質量是決定其競爭力的關鍵因素。按國家規定，銀行不良資產比重不得超過15％。而我國銀行的不良債權已大大超過了這一比例。到1995年，國有銀行不良資產比重即達22．3％，與當年商業銀行的總準備率21％相當。另據巴塞爾協議規定，銀行的資本比率不得低于8％，而我國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距此標準相去甚遠，截至1997年6月，四大國有銀行的平均資本充足率只有3．12％。雖然1998年發行了2700億特別國債補充資本金，但依然離所需甚遠。銀行資產質量下降的直接后果就是經營效益急劇下滑。1996年，國有四大銀行凈資產利潤率只有5．5％，這一指標不但低于國內其他非國有銀行，更遠低于東南亞國家金融機構。而正是銀行不良貸款及低收益率是導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誘因。

從非銀行金融機構看，證券業的競爭力問題較為典型。這主要表現為證券業規模偏小，實力有限。眾所周知，證券業展開競爭和抗御風險是要以必要的規模和實力作為保證的。目前，證券經營機構和國內其他金融機構相比，規模普遍偏小。工、農、中、建四大國有銀行各自資產總額都在10000億元以上，合計10萬億元。而在證券公司中，截至1999年10月，全部證券公司資產總額約為3500億元，規模最大的申銀萬國證券資產僅有300億元左右。如果再與外國投資銀行相比，中國證券的實力就相差更遠了。在這種情況下，隨著資本市場和證券業的對外開放，隨著跨國大型投資銀行大舉進軍中國資本市場，以國內現有證券經營機構的實力，是無法與其比肩相爭的，所面臨的壓力可想而知。

(二)金融創新乏陳。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金融創新還很落后，且存在兩大問題：其一，金融創新過于依賴政府。由于我國的金融機構還不是真正的企業，金融創新主要依靠政府和金融主管當局，表現為一個自上而下的強制性過程。其二，在有限的金融創新中，各領域進展失衡。例如，金融工具、產品、服務的創新步履緩慢；在業務創新中，負債類業務多于資產類業務；在資產類業務中，真正能夠保證受益、轉移風險的金融創新寥寥無幾。顯然，金融創新的不平衡性和行政主導降低了金融資源的效率，削弱了中國金融機構的創新競爭力。

篇（2）

2．市場風險管理部門負責撰寫和報送風險報告，制定和實施全公司的市場風險管理大綱。風險管理大綱向各業務單位、交易柜臺經風險管理委員會審批的風險限額，并以此為參照對執行狀況進行評估、監督和管理；同時報告風險限制例外的特殊豁免，確認和公布管理當局的有關監管規定。這一風險管理大綱為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決策提供了一個清晰的框架。

3．市場風險管理部門定期對各業務單位進行風險評估。整個風險評估的過程是在全球風險經理領導下由市場風險管理部門、各業務單位的高級交易員和風險經理共同合作完成的。由于其他高級交易員的參與，風險評估本身為公司的風險管理模式和方法提供了指引方向。

4．為了正確評估各種市場風險，市場風險管理部門需要確認和計量各種市場風險。金融機構的市場風險測量是從確認相關市場風險因素開始的，這些風險因素隨不同地區、不同市場而異。例如，在固定收入證券市場，風險因素包括利率、收益曲線斜率、信貸差和利率波動；在股票市場，風險因素則包括股票指數暴露、股價波動和股票指數差；在外匯市場，風險因素主要是匯率和匯率波動；對于商品市場，風險因素則包括價格水平、價格差和價格波動。金融機構既需要確認某一具體交易的風險因素，也要確定其作為一個整體的有關風險因素。

5．市場風險管理部門不僅負責對各種市場風險暴露進行計量和評估，而且要負責制定風險確認、評估的標準和方法并報全球風險經理審批。確認和計量風險的方法有：VAR分析法、應力分析法、場景分析法。

6．根據所確認和計量的風險暴露，市場風險管理部門分別為其制定風險限額，該風險限額隨交易水平變化而變化。同時，市場風險管理部門與財務部合作為各業務單位制定適量的限額。通過與高級風險經理協商交流，市場風險管理部門力求使這些限額與公司總體風險管理目標一致。

二、金融全球化對我國金融保險業的正負效應

1．目前中國保險業發展中存在著的不足是由不同原因引起的。比如，在保險供給上，存在著供給總量不足和供給結構上的矛盾。這其中涉及到保險業自身的供給能力、保險的供給價格、保險的服務水準、產業的約束程度、潛在保險需求人群收入水平、社會安全網的覆蓋范圍及保險水準等方面。保險供給能力是指保險業可主動向社會提供的接受和承載保險風險的容量及滿足社會不斷增添的新保險需求的產品創新能力。中國的保險雖然是從西方傳人的，但1949年后的保險發展卻受蘇聯的影響較大。即使是1980年后恢復的保險業也依然延用了原有的經營管理模式，保險的險種設置有限、費率結構簡陋、保障范圍不寬、管理高度集中，保險發展相當一段時間處于“賣方市場”狀態，加之保險公司本身的專業技術條件限制及欠缺創新能力，因而必然會對保險供給直接產生影響。時至今日，在西方一些保險市場已流行頗長時間的一些保險產品，在我國還被當作新險種來看待，在一些工業化國家中常見的保險作法，在我國要靠行政的力量在供需兩方面來推動才可達成保險行為的建立，責任保險領域也存在諸多空白。

2．保險供給價格是保險人向保險購買人提供保險保障的對價條件，具體表現為保險費率的標準高低。保險費率包含兩個構成因素：一是保險人依據大數法則原理計算出來的用以賠償給付某一類風險損失的責任準備部分；二是維持保險人經營所需的行政費用及一定水準的利潤。客觀地講，我國的保險費率雖因險種的不同各有高低，但就財產保險而言，其保險費率水平依然是較高的，而且導致保險費率較高的原因并不在于用以賠償給付的那部分費率因素訂得過高，而主要是在粗放式的經營模式之下，保險公司的行政費用因素占用過大。在保險公司資產構成中，固定資產所占的比例之高在全球保險公司中都是不多見的，人均消耗費用在國內第三產業中也屬較高的水準。過高的費用支出必然會使保險服務價格居高不下。而那些確有保險需求、但又不得不為自己的日常生計精打細算的潛在保險購買人，面對著那一幢幢豪華的保險大廈，面對著那些收入遠高于自己的保險從業人員，面對著以收入的相當部分才可換得的保險服務標準不得不望而卻步，有時更會產生逆反心理，這也勢必會使保險的供給能力被相對削弱。

3．從直接反映保險公司效率的保險經營成果方面看，我國保險業的經營效率也是差強人意的。1999年，在未按國際慣例提取IBNP潑生但未報告索賠）的情況下，雖然國內保險公司在財產經營方面比上年盈利有所增加，但這樣的盈利水準，無論是從保險公司的總資本規模衡量，還是與整個市場的業務規模比較都是極不相稱的。如果把壽險業務的巨額實際虧損與之相抵，可以肯定地說，保險業全年的經營結果是令人難以確信的行業性虧損。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經營狀況，也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國內的保險公司都先后重復著同樣的一種經營模式：以市場規模大小論英雄。在這樣的經營主導思想之下，各保險公司都采取了以拼成本換規模的業務發展模式，竭力在降低保險費率、提高中間人傭金方面不惜血本展開原始性的爭奪，這樣的惡性競爭會給保險業的經營帶來什么樣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保險公司的邊際利潤下降也就不是什么匪夷所思之事了。其次，保險公司按規模比例提取費用的管理辦法也導致越來越多的保險機構忽視承保質量，為更多的提取、使用費用而不講條件地接受一些不應接受的風險，保險公司總、分公司之間形成了一種準關系。這樣的管理方式一方面造成了費用支出非合理的日趨增大，另一方面則因承保質量的下降而造成了承保利潤的日益下滑。

三、我國金融保險業在金融全球化進程中的應對策略

1．加大改革力度采取制度性措施改革銀行業。為促進我國金融業穩定發展必須深化體制改革，強化國內脆弱的金融體系，而重點在于切實推進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把國有銀行辦成真正資本充足、內控嚴密、運營安全、服務和效益良好的現代金融企業從根本上轉換銀行的經營機制。

2．改革和完善我國金融監管體制，逐步轉變為功能型監管模式。我國目前實行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監管模式。分業監管在混業經營和金融全球化的條件下，面臨巨大的壓力，無論是基本信息的及時、全面收集，還是對市場波動的隨機應變，都因體制缺陷而可能導致風險事件，甚至沖擊金融穩定性。國內金融機構因受分業經營的限制，在競爭中明顯處于不利地位，尤其是在一些新興業務中，完全處于被動地位。因此，在改革目標上，可借鑒英、日等國經驗，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逐步將分業監管模式轉變為功能型監管模式，從體制上解決現行監管結構和監管理念的矛盾。

篇（3）

(一)金融全球化的特點。

金融全球化是指金融主體所從事的金融活動在全球范圍內不斷擴展和深化的過程。它主要表現為這樣幾個特點：第一，發達國家及跨國金融機構在金融全球化進程中處于主導地位。這主要表現在：發達國家金融資本雄厚，金融體系成熟；調控手段完備，基礎服務設施完善；以發達國家為基地的跨國金融機構規模龐大，金融創新層出不窮；與之對應，全球金融規則也主要來自發達國家，這些規則總體上有利于其金融資本在全球范圍內實現利益最大化。第二，信息技術的發展，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技術通道。當達的電子計算機技術為全球性金融活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特別是隨著互聯網技術的日益成熟、電子貨幣的普及，網絡銀行和網上交易將突破國界在全球鋪開，全球金融市場越來越被連接成為一個整體，金融市場的同質性進一步提高。第三，金融創新層出不窮。適應新技術條件下競爭的需要，同時亦為規避限制性法規和風險，從20世紀60―70年代開始，在發達國家率先出現金融創新活動。這既包括制度的創新，又包括工具的創新，例如信用制度的創新、股權衍生工具的創新等等。在金融創新的推動下，一方面融資證券化趨勢大大加強，另一方面，也帶來了新的金融風險和不確定性。第四，金融資本規模不斷擴大，短期游資與長期資本并存。在金融全球化進程中，隨著參與全球化的金融主體越來越多，全球金融資本不斷擴大。在這其中，既有長期投資的資本，也有短期投機的資本。目前，在全球市場中出入的國際投機資本大約有7．2萬億美元，相當于全球每年GDP總和的20％。應該說，長期資本的投入有利于一國經濟的穩定和發展，而短期游資的逐利和投機，則易引發一國的金融動蕩。

(二)金融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產生的二元效應。

金融全球化在對各國經濟和金融的影響中，同時具有正負兩種效應。出于研究的需要，在這里我們著重分析它對發展中國家的雙重影響。對發展中國家而言，金融全球化的正效應體現為：第一，金融全球化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從國際市場引入外資。發展中國家由于自身發展比較落后，普遍面臨著資金短缺的矛盾。隨著金融全球化的拓展，相當多的資金流向了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其經濟發展的資金缺口，并帶動了技術的擴散和人力資源的交流。第二，金融全球化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學習發達國家金融運作的先進經驗，提高自身的金融效率。發達國家由于市場經濟建立較早，金融體系較為完善，金融風險控制機制嚴密。這給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很好的學習借鑒之機。同時，金融全球化還提高了國內外金融業間的競爭程度，迫使發展中國家金融機構利用金融創新減少交易成本，提高運作效率。

金融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的負效應主要表現在：第一，金融全球化使發展中國家民族金融業的生存面臨巨大壓力。發展中國家參與金融全球化，符合自身長遠利益。但是，由于其金融業處于弱勢地位，抵御金融風險的能力還較差。如果外國金融機構大規模進入，勢必給其民族金融業造成巨大的生存壓力，金融體系遭受沖擊將是不可避免的。第二，金融全球化為國際游資制造風險提供了條件。金融全球化雖然有利于資本在國際間自由流動。但是，出于逐利的動機，國際游資會利用發展中國家利率、匯率管制放開后產生的金融產品價格波動，大量涌入發展中國家套利和套匯。加之目前國際上尚未對投機資本提供必要的約束機制，若有風吹草動，國際游資就會從所在國大量撤走，從而引發嚴重的金融動蕩。第三，金融全球化加劇了發展中國家經濟的泡沫化程度。在過去20年中，發展中國家從國際市場籌集到的大筆資金被過度投入股市和樓市進行炒作。同時，國際投機資本也乘虛而入。在巨量資金的支撐下，證券、房地產市場逐漸脫離了經濟發展的基本面而飚升，并逐步演變為泡沫經濟。第四，金融全球化給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監管和調控帶來嚴峻挑戰。金融全球化意味著金融資本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與獲利。出于獲利的需要，國際上許多金融資源被無序、過度開發，金融投機性凸顯。加之現代金融交易工具發展迅速，極短時間內即可完成巨額資金的交易與轉移，其去向不確定性很大。這既給發展中國家金融監管與調控帶來嚴峻的挑戰，也削弱了其貨幣政策的調控力度。

二、中國金融業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

金融全球化的特點和二元效應有助于我們形成它與發展中國家關系的一般性理解框架。為了將問題引向深入，我們還需進一步分析中國金融業在全球化時代所面臨的特殊問題，并尋求相應的解決方法。當前，中國金融業所面臨的問題主要集中于三個方面：

(一)金融業整體缺乏競爭力。

從銀行業看，主要表現為資產質量惡化，資本嚴重不足，收益急劇下滑。銀行的資產質量是決定其競爭力的關鍵因素。按國家規定，銀行不良資產比重不得超過15％。而我國銀行的不良債權已大大超過了這一比例。到1995年，國有銀行不良資產比重即達22．3％，與當年商業銀行的總準備率21％相當。另據巴塞爾協議規定，銀行的資本比率不得低于8％，而我國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距此標準相去甚遠，截至1997年6月，四大國有銀行的平均資本充足率只有3．12％。雖然1998年發行了2700億特別國債補充資本金，但依然離所需甚遠。銀行資產質量下降的直接后果就是經營效益急劇下滑。1996年，國有四大銀行凈資產利潤率只有5．5％，這一指標不但低于國內其他非國有銀行，更遠低于東南亞國家金融機構。而正是銀行不良貸款及低收益率是導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誘因。

從非銀行金融機構看，證券業的競爭力問題較為典型。這主要表現為證券業規模偏小，實力有限。眾所周知，證券業展開競爭和抗御風險是要以必要的規模和實力作為保證的。目前，證券經營機構和國內其他金融機構相比，規模普遍偏小。工、農、中、建四大國有銀行各自資產總額都在10000億元以上，合計10萬億元。而在證券公司中，截至1999年10月，全部證券公司資產總額約為3500億元，規模最大的申銀萬國證券資產僅有300億元左右。如果再與外國投資銀行相比，中國證券的實力就相差更遠了。在這種情況下，隨著資本市場和證券業的對外開放，隨著跨國大型投資銀行大舉進軍中國資本市場，以國內現有證券經營機構的實力，是無法與其比肩相爭的，所面臨的壓力可想而知。

(二)金融創新乏陳。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金融創新還很落后，且存在兩大問題：其一，金融創新過于依賴政府。

由于我國的金融機構還不是真正的企業，金融創新主要依靠政府和金融主管當局，表現為一個自上而下的強制性過程。其二，在有限的金融創新中，各領域進展失衡。例如，金融工具、產品、服務的創新步履緩慢；在業務創新中，負債類

業務多于資產類業務；在資產類業務中，真正能夠保證受益、轉移風險的金融創新寥寥無幾。顯然，金融創新的不平衡性和行政主導降低了金融資源的效率，削弱了中國金融機構的創新競爭力。

(三)中國金融業的監管存在突出問題。

從中國金融業的內部自律看，金融機構面臨著與國有企業一樣的困境，即如何真正解決內部激勵與約束機制問題。國有銀行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銀行，在追逐利潤的動機、風險控制及產權問題上，尚未達到市場經濟的要求。如果這些問題不能最終解決，金融業仍然不按商業法則運營，在同具有綜合實力優勢的發達國家金融機構競爭中就難以獲勝。

從外部監管看，首先表現為金融法規建設滯后。我國金融監管長期依靠由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法律手段極為缺乏。金融監管的實質是法制管理，而在現實中，金融機構從市場準入、業務運營，到市場退出、違規處理都存在大量的法律問題需要加以明確和解決。其次，監管體制尚未理順。這主要表現為：其一，證券監督權力分散。從中央管理層角度看，雖然中國證監會是主要監管部門，但包括財政部、央行、計委在內的各個部門都對市場擁有較強的干預能力。從地方角度看，由于地方政府對地方證券管理機構的制約作用，出于地方利益的需要，有時仍會干預證券機構的運營。這就產生了對證券監管的統一協調問題。其二，監管部門缺少評價考核金融機構市場風險的標準，對異常金融變動缺乏及時的預警定位和風險處理。這種情況如不改變，金融開放之后，很難監管全球化下各類金融機構令人眼花繚亂的金融產品和隨之而來的風險。再次，對外資監管準備不足。近幾年，隨著外資金融機構在華數量的增多，其運營安全性已日益與我國金融安全相關聯。我們須對少數外資金融機構為逐利而利用監管缺陷違規操作的可能性保持相當的警惕。另外，一旦資本賬戶開放，國際短期游資定會大量進入，金融監管就會變得更加復雜。而目前，我國金融的對外監管尚處于初始階段，從監管手段到法律法規都很不完善。因此，當務之急是如何建立起一套規范科學的金融監管體制，對外資金融機構和短期游資進行動態監管，防范所可能產生的金融風險。

三、中國金融的應對策略

(一)培育真正的市場主體和競爭體制，形成與開放環境相適應的競爭能力。

首先，國有銀行要建立國家控股的多元化產權制度。建立國家控股的多元化產權制度，必須從外部治理和內部治理兩個方向入手：

(1)外部治理。從我國國情看，國企改革和政府行為是與國有銀行產權制度改造密切相關的外部條件。外部治理，就是要解決好這兩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國有企業必須盡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所存在的問題，是造成國有銀行(本身就是國有企業)競爭力低下的重要外因之一。由于兩者產權同構，導致銀行資產質量不斷惡化。為此，必須從整體上把握國企改革和金融體制改革的內在聯系，遵循產權清晰、權責明確的要求，加快建立公司法人治理結構。這既是企業拓寬融資渠道，立足長遠發展的需要，也是實現金融全面對外開放的前提。如果不能真正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就沒有科學的激勵與約束機制，從而無法在微觀制度層面根本解決銀行業面臨的風險。第二，必須切實轉變政府職能。在傳統體制下，政府為了挽救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經常干預銀行的貸款決策。其結果，不但企業的依賴性變本加厲，銀行的競爭力也在不斷減小。因此，當務之急必須加快政府職能的轉變，將工作重心從被動的對企業進行“救火”，逐步轉向培育市場競爭機制和競爭能力、維持金融秩序、鼓勵金融創新、加大監管力度的軌道上來，讓市場機制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的作用，政府充分運用貨幣政策工具從宏觀對金融運行進行調節。

(2)內部治理。對國有銀行內部進行治理，建立國家控股的商業銀行，其意義有二：第一，從表層看，有助于解決銀行的不良資產，增加資本金，提高防范風險的能力；其二，從深層次看，對國有銀行進行商業化改造，建立經營權、所有權和監督權分立的制度框架，可以形成科學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擺脫政府的行政干預，使銀行的市場化經營獲得制度上的保證。

為此，我們要加快國有銀行產權重組進程，充分吸納社會不同的投資主體，在國家控股的前提下，建立公司法人產權制度。在這一制度框架下，銀行才有條件真正實行自主經營、自擔風險的經營機制，實現與政策性金融的徹底分離，建立符合實際的資產負債比例管理機制和嚴格的激勵與約束機制，從而規避風險，實現利潤的最大化。其次，積極發展民間金融機構，構建金融業競爭體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民營經濟獲得了長足發展。但是，國有銀行由于體制上的弊端，一直不能為民營經濟提供充分的金融支持。這一方面造成民營經濟的金融服務缺失，將其推向并不規范的民間借貸市場；另一方面，由于缺少體制外的競爭，國有銀行商業化進程大大減慢，缺少真正的競爭力。因此，積極發展規范的民間金融機構，培育金融業競爭體制，已成為我國金融深化的重中之重。在具體運作方式上，可通過組建產權明確、內部風險約束機制完善的股份制民營銀行，來專事為民營經濟和中小企業的融資提供服務。此舉既有利于民營經濟的發展，也有利于營造競爭的體制環境，使國有金融的改革獲得必要的壓力和動力。第三，培育金融業規模競爭力。培育金融業的規模競爭力，主要通過兩個途徑：一個是股市融資，一個是資產重組。股市融資主要是憑借股權來融通資本。對于已上市的、符合條件的證券機構，可從制度上為其創造增資擴股的條件；對于未上市的、符合條件的證券機構，也應盡早上市。通過增資擴股和上市，證券機構可獲得資本市場的巨大支持，從而解決資產質量和資本金問題。資產重組主要指對現有證券機構的一種資源整合。對于實力較強的全國性證券機構和區域性證券機構，要鼓勵強強聯合，尋求集團化發展模式，通過相互參股打通以市場為紐帶的聯合通道。對于中小證券機構，除了可考慮相互合并之外，具有特色和專長的機構很可能以出售、換股等方式被吸收到大的證券機構之中，補充并壯大其競爭優勢。當然，在證券業的資產整合過程中，必須相應提高證券機構的管理水平，遵循市場規律，要把提高競爭力作為根本目的。否則，重組過程很可能蛻變成一種行政命令式的盲目擴張。

(二)加快金融創新。

針對目前中國金融創新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應著力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首先，要加快政府金融管理職能的轉變。今后，政府的金融管理職能要轉向創造公平競爭的體制環境和加強調控的有效性上來。政府要創造公平競爭的體制環境，消除歧視性政策，放寬市場進入標準，按照統一的市場監管原則鼓勵各類金融機構展開充分競爭，鼓勵合法金融創新。對行政壟斷、地方保護主義和惡性競爭要依法規范和治理。政府要修正過去主要以行政手段為依托對金融創新所采取的單向驅動行為，代之以宏觀間接調控機制，正確引導企業的金融創新沖動，控制金融創新所可能帶來的風險。

其次，打造金融創新的微觀基礎，選準創新的突破口。我國金融機構之所以缺乏自主創新的動力，金融機構本身產權不明晰、缺乏激勵和約束機制是重要內因。為此，必須加快國有金融機構產權制度的改革步伐，通過建立以市場為導向的激勵與約束機制，形成金融創新的微觀基礎。當前，金融機構的創新突破口應主要

圍繞金融工具、金融業務和金融電子信息化展開。針對金融工具的有限性，可利用股票市場的先發優勢，適時發展期貨、期權等衍生金融工具；針對負債類業務多于資產類業務，積極發展票據和國債回購市場，推進金融資產的證券化進程；針對金融效率對交易和清算手段的依賴性，著力進行金融電子信息化建設，使金融運作基于電子化的平臺而獲得質的飛躍。

(三)加強對金融業的綜合監管。

金融業的綜合監管是內部約束和外部約束的有機統一。首先，要加強對金融業的內部約束。(1)完善金融機構的內部監控機制。金融機構需建立有效的內部監督系統，確立內部監控的檢查評估機制、風險業務評價機制以及對內部違規行為的披露懲處機制，做到對問題早發現，早解決；要建立嚴格的授權制度，各級金融機構必須經過授權才能對相關業務進行處置，未經授權不能擅自越位；要實行分工控制制度，確保授權授信的科學有效性，建立對風險的局部分割控制。(2)進行金融業行業自律建設。加強金融業的自律建設，一是要對所屬成員定期進行檢查，包括業務檢查、財務檢查和服務質量檢查；二是要對成員經常性業務予以監督，包括對業務運作的監督指導，對可能出現的風險和違規行為的預防與處理。具體而言，在銀行業，要加強銀行同業協會的職能，充分發揮其管理和服務的作用；在證券業，要加強證券業協會的建設，發揮其在公平競爭、信息共享、風險防范和仲裁等方面的協調職能。

篇（4）

一、全球金融危機與自我倫理危機 

當下的全球金融危機以空前的破壞力滌蕩著人類的物質生活世界，經濟滑坡、工廠倒閉、工人失業、通貨膨脹嚴重地困擾著人類的物質生活世界，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金融危機所危及到的不僅僅是這些看起來紛繁蕪雜的物質生活世界，它還以一種更嚴重的破壞力危及到了人類的精神生活世界，一場空前的自我的倫理危機正在不期而至。問題在于，是什么導致了現代社會的物質財富、科學技術的高歌猛進并沒有自然帶動現代人的精神境界得以相應提升呢？在馬克思或福柯看來，殖民主義性質的財富增長或科技進步方式不但不可能帶來人的精神境界提升，相反則有可能使人與自身之間的鴻溝愈陷愈深，進而將人類卷入一場空前人與自身極度分裂的自我的倫理危機。所謂自我倫理危機指的是由于人類自我主體價值的被剝奪或重構，所造成的人與自身（靈與肉、身與心、主體性與客體性）內部倫理秩序的混亂狀態，換句話說，就是由于人類自我權利駕馭失控造成的精神折磨或肉體紛擾。由此可見，自我倫理危機一方面表現為理性屈從于欲望、經驗所造成的人對自身主體價值缺席的焦慮，另一方面又表現為被欲望、經驗重新塑鑄的人對自身客體價值有限性的焦慮。事實上，所有焦慮的實質并不在于獲得、占有或經驗多少“最為豐富的外在善和過度”才能獲得人類自我的滿足感，而在于人類應如何在道德層面擺脫由于自我權利駕馭失控造成的精神或肉體困擾，進而達致“靈魂的寧靜與肉體的無紛擾”，實現人與自身的和諧。這些問題構成了現代人進行自我倫理規劃所要解決的核心議題。可以說，當下日益加劇的全球金融危機對于進入現代社會以來的人類自我的倫理危機無疑起到了推波助瀾作用，當下，自私、虛榮、嫉妒、貪婪、背信棄義、股市非理性繁榮等現象的流行難道不是最有力的明證嗎？最困難的問題在于，其消解路徑應該如何構建。 

二、自我公正：自我倫理危機的道德化解路徑 

就自我倫理危機的產生原因而言，自我倫理危機的化解是個系統工程，它需要政治、經濟、法律等諸多方面的合力共同應對方可奏效，但就作為人類終極自我關懷的倫理規劃視角而言，自我倫理危機的化解則需要訴諸于人的內在德性力量。那么，怎樣的德性才能起到化解自我倫理危機的功效呢？縱觀人類倫理思想史，在自我權利駕馭方面的德性是什么問題上，各種倫理學派莫衷一是，各有千秋。筆者在綜合美德論、功利論兩大倫理學派關于自我權利駕馭方面的道德理論基礎之上，認為消解自我倫理危機的德性應該是自我公正。雖然美德論與功利主義論倫理學體系中都沒有直接提及自我公正這一概念，但在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代表作品《尼個馬可倫理學》關于公正的“總體德性”與“具體意義上的”[2]區分;穆勒的倫理學代表作品《功利主義》對作為“作為正義的一項義務”的公正研究中間，關于這一概念的思想已經初見端倪。 

實際上，美德倫理學派中的自我公正指的是“在比喻和類比意義上”相對于“總體德性”的“具體意義上的”公正。那么，什么是“具體意義上的”公正，它與“總體德性”的關系怎樣，“在比喻和類比意義上”的自我公正又是什么呢？美德倫理學派代表人物亞里士多德指出：“‘公正的’就是守法的和平等的，‘不公正的’就是違法的和不平等的。”[2]“事實上，這種守法的公正是總體的德性，但它不是總體的德性本身，而是對于他人關系上的總體的德性。由于這一原因，公正通常被看做德性之首”。[2]“然而，公正在這個意義上不是德性的一部分，而是德性的總體。不公正不是惡的一部分，而是惡的總體。”[2] 

由此看來，亞里士多德所謂的“總體的德性”實質是一種相對于人與自身關系相對的“對于他人關系上的”德性，但亞里士多德也指出，研究“總體的德性”只是為研究“具體意義上的”德性提供一種理論鋪墊，后者才是他的真正研究目標。那么“作為德性的一部分”或者“具體意義上”的“公正”是什么呢？在亞里士多德看來，這種“德性”或“道德品質”就是“一個人在積極和他人之間分配時如果對于那些有益的事物，不是自己獲得較多的一份、使他人得到較少的一份，而對于那些有害的事物，不使自己受損害過少，使別人受損害過大，而是使彼此達到比例的平等;如果在其他兩個人之間進行分配時也這樣做，他表現出來的品質就是公正。”[3]因此，美德倫理學派的自我公正實質上應該是保持作為體現人類自我主體價值的理性對于自身非理性部分相對優勢或優先地位的一種道德張力。 

在功利主義學派理論體系中，自我公正指的是“個體正義”的“一項義務”，即每個人保持其所得與“應得”之間平衡的一種道德行為品質。問題在于，公正為什么是“正義”的“一項義務”，自我公正又是在何種意義上成為“個體正義”的“一項義務”呢？ 

在功利主義學派代表人物穆勒看來，公正是正義美德的題中應有之意，因為“在涉及權利時，保持公正毫無疑問是義不容辭的，但其中體現的只是一種更廣泛意義上賦予每個人權利的義務。”穆勒進一步指出，正是由于“公正”具有“堅持給予每個人應得之物的原則，即以善報善和以惡治惡”的特征，因而“司法的第一美德，公正，作為一種正義義務成為履行其他正義義務的必要條件，部分原因便是基于上述內容。”[4]但穆勒也指出，公正之所以是正義美德一項義務，最根本的原因還不在于上述理由，而在于公正是功利原理的最高道德原則的體現，即每個人的幸福與所有人的幸福都具有同等價值。因為，“倘若根據‘應得’信條以善報善和以惡治惡是每個人應盡的義務，那么必然意味著我們對所有應當得到我們同等待遇的人都一視同仁（當沒有更高層次的義務來禁止這種行為時），同樣社會也對所有應得到它的平等對待的人（即應當得到絕對平等對待的人）一視同仁。這是個體正義和社會正義的最高抽象標準。一切社會制度、所有有德公民都應盡最大努力向這一標準靠攏。然而，事實上這種偉大的道德義務基于的是一種更深的基礎，即它直接源于道德的基本原理，而不是某些從屬或衍生教義的邏輯推理。由此涉及的便是‘功利原理’或‘最大幸福原理’的確切含義。功利原理之所以成為具有理性意義的原理，最根本的一點是承認一個人的幸福與其他人的幸福擁有完全平等的價值（在程度上被視為是同等的，種類上允許有所差別）。”[4]綜上所述，在穆勒看來，公正能夠成為正義的一項義務，最為根本的原因在于，它體現了每個人的道德價值的同等性或不可通約性。那么，自我公正何以成為了“個體正義”的一項義務呢？穆勒認為，“個體正義”的“最高抽象標準”在于整體意義上的即“所有應當得到我們同等待遇的人”的公正，但是其邏輯起點在于每個人對自我的公正。也正是在這一層面，筆者以為，自我公正被賦予了“個體正義”的一項義務的含義。 

從筆者對美德論與功利論兩大倫理學派在自我公正概念思想史層面的梳理當中不難看出，在這一概念應該成為自我權利駕馭方面的道德的認識層面，兩者保持了高度一致性。但我們在研究當中也發現，在對這一概念理解方式方面，前者帶有明顯的動機論色彩，而后者則帶有明顯的效果論傾向。因為，在亞里士多德所著《尼個馬可倫理學》整個理論體系來看，作為一種德性的自我公正實質上只是“靈魂”的“合乎理性的”“實現活動”，即精神領域的。因而，美德倫理學派的自我公正不像功利主義學派一樣具有鮮明的強制性;而在穆勒所著《功利主義》一書整個理論體系中間，作為“個體正義”的“一項義務”的自我公正，也只是在個體行為效果層面才具有合理性依據。因而，與美德倫理學派相比較而言，功利主義的自我公正缺少了含情脈脈的道德情懷。正因為如此，在看來，道德的合理性依據應該是動機與效果的有機統一。正是在這一層面，筆者以為，所謂自我公正，就是人類自我在駕馭權利時保持的自身主、客體價值之間內在平衡方面的一種張力，這種平衡不是一方對另一方的優勢地位的保持，而是一種主客雙方的和諧狀態。就是說，自我公正德性對自我的倫理危機的化解需要社會公平正義呵護，更需要人類自我內心信念堅守，因為這種堅守的價值不僅僅在于社會秩序的和諧，更重要的還在于，它提供了一種使深陷于現代社會泥淖中的自我為自身更好地構建起美好精神家園的現實路徑。 

綜上所述，就作為經濟發展根本動因、目的的人而言，全球金融危機對人類精神生活世界所產生的負面效應消解，需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公民對駕馭自我權利失控所需要的自我公正德性涵養，其可能性在于它是人性需要。 

參考文獻： 

[1]齊小軍.從全球金融危機看中國個人與社會關系倫理之維[J].改革與戰略，2009，（7）. 

[2] [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王旭鳳，陳曉旭譯.尼個馬可倫理學[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篇（5）

張瑞君，教授，博士生導師，自1992年以來，在中國人民大學主要從事會計、財務管理與信息技術相結合的交叉學科的研究和教學工作。2002年在中國人民大學獲得經濟學(會計學)博士學位，2005年赴美國加州大學任訪問學者，2007年在美國哈佛商學院參加PCMPCL，案例寫作與案例教學研究(Executive Education Program on Case MethodL目前，主要社會兼職沖國注冊會計師(CPA)、國家企業信息化技術改造投資項目咨詢評審專家，國家“863”計劃項目評審專家、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評審專家、中國會計學會會計信息化專業委員會委員、財政部會計信息化委員會咨詢專家、國家會計學院、北京大學等大學的外聘教授。

張教授長期從事高等學校信息技術與財務管理和會計管理相融合的交叉性學科的教學和科研工作，并在企業集團財務管理框架的構建、IT環境下財務集中管理、預算管理模式、資金集中管理，以及IT環境下公司理財與管理決策等理論和實踐方面有著較深的造詣，張教授已主持與參與教育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高新技術“863”等科研項目9項，如211工程項目《財務會計計算機教學模型研究》于2000年獲教育部優秀項目及標志性成果；作為負責人主持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IT環境下價值鏈管理與價值鏈會計研究”在2008年獲得“優秀”評估結果。近年來，張瑞君教授出版著作11部，如《網絡環境下會計實時控制》、《E時代財務管理》《CFO叢書》、《計算機財務管理――財務建模方法與技術》、《財務管理信息化――IT環境下企業集團財務管理創新》；公開發表學術論文五十余篇，《網絡環境下會計事中控制研究》獲首屆楊紀琬獎學金(優秀博士論文)，《IT環境下企業集團財務管理模式創新研究》獲第四屆中國會計理論與實務前沿國際研討會最佳優秀論文獎(香港國際會計學會)，《企業集團信息一體化和內部報告問題研究》獲大型企業集團財務管理熱點難點問題研討會優秀論文獎(中國會計學會)等。

近年來，張教授和她的研究團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業集團財務共享服務(Finance Shared Service)和企業集團司庫管理(Treasury Management)領域。張教授認為，第一，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技術的推進，將各個分子公司的一些財務職能剝離出來，設立在財務共享服務中心，并且由財務共享服務中心通過網絡為各個分子公司提供財務服務的模式正在成為跨國企業集團廣泛關注和采用的一種新的財務管理模式。第二，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隨著企業集團金融資源的不斷增加，如何在全球范圍內合理配置金融資源，如何應用金融衍生工具規避企業集團的因利率、匯率等市場環境產生的金融風險，如何實現企業集團資金、融資、投資等的統一管理，支持企業集團全球化戰略實現，司庫管理體系構建和產融結合的研究正在成為先進跨國企業集團關注和采納的另一個財務管理熱點。張教授先后在50佘家企業進行管理信息化典型案例研究工作，撰寫了大量有關企業信息化建設成功案例。2010年7月在《會計研究》發表的《企業集團財務共享服務的流程再造關鍵因素研究》一文，以中興通訊共享服務管理為研究案例，提煉和確立了企業集團財務共享服務流程再造的關鍵因素，以及實現路徑。從理論層面看，填補了輔業務流程－財務共享服務業務流程再造的關鍵因素研究的不足，豐富了流程再造理論。同時對企業集團財務共享服務的研究進行了豐富，從共享服務概念、價值的界定研究到應用案例研究，揭示了企業集團財務共享服務的流程再造關鍵要素和實現路徑；從實踐層面看，研究結論對正在探索如何構建企業集團財務共享服務中心，以及如何確立其關鍵要素和路徑的中國企業集團來講，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2010年在《財務與會計》發表多篇論文《資金集中管理模式下的企業集團票據管理研究》、《中國企業集團司庫體系構建的戰略思考――以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的最佳實踐為例》、《中國企業集團司庫管理的職能構成研究》、《運用久期模型進行利率風險管理――基于企業集團的視角》、《企業集團司庫高級管理職能風險管理――利用金融衍生工具進行套期保值》等論文，對于豐富企業集團財務管理理論和指導企業集團強化金融資源管理特別是資金資源管理實踐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張教授還積極參加財政部、國資委、中央國家機構高級財會人員繼續教育培訓工作，為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建集團、中國航天集團、TCL集團等集團管理層講授“會計信息系統”、“E時代財務管理”、“IT環境下企業集團財務管理創新”等課程。張教授的教學與研究工作的成果為進一步深化企業集團財務管理改革與創新，支持會計信息化戰略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許多研究成果已被企業和我國政府有關部門所采納，為我國開展管理信息化工作做出較大的貢獻。

篇（6）

一、全球化程度指標體系的確定

考察經濟全球化發展的程度，存在著各種各樣的衡量指標，這些指標不僅有助于我們準確了解當今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廣度、深度及在歷史變遷中的軌跡，而且能夠直觀地反映出國際經濟一體化程度由“淺”到“深”以及各國之間經濟聯系由“弱”到“強”的演變過程。

國外對于全球化、經濟全球化評價指標的研究已經取得了比較顯著的成果，其中主要有聯合國貿發會議的“績效指數”和“潛力指數”、科爾尼公司和《外交政策》雜志聯合推出的“科爾尼/外交政策全球化指數”、世界市場研究中心的全球化指數、德雷爾的全球化指數以及茲維茨的修正的全球化指數。

國內已有對“現代化指標”、“信息化指標”、“市場化指數”的研究與設計，并逐漸趨于成熟。但是，關于全球化的指標或指標體系的研究則主要集中在經濟全球化的量化方面。

羅肇鴻在《世界經濟全球化一體化與制度創新》（1995）一文中指出，衡量經濟全球化的指標主要有貿易系數、生產要素的國內外流量、企業國際化程度以及有效保護率四類。其中“貿易系數”落實到某個國家時又可分為兩種，從不同側面反映該國參與全球化的程度。一種是一國進出口總額占世界進出口總額的比重，另一種是進出口總額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即一國的外貿依存度，它反映國內再生產過程中與國外資源技術和市場的相互依賴程度。“生產要素”主要是指資金、技術和勞動力，尤其是對外直接投資。貿易和投資是衡量經濟全球化程度的兩項最重要的指標。“企業國際化程度”指標包括：跨國經營企業的數目、規模以及經營活動的領域和所處國際分工的地位等等。“有效保護率”是因為保護政策和貿易保護措施（如進口數量限制、配額管理、外匯管制和關稅補貼等）綜合作用的結果。它反映國內經濟運行與國際經濟活動在何種程度上進行連接。

2000年中國金融國際論壇上，中國人民大學陳雨露教授在其論文《金融全球化的理論與政策》中認為從國際資本流動的角度出發，分析國際直接投資、匯率變動機制以及對國際資本流動的限制，就可以衡量一國金融全球化的程度。他認為，外國直接投資額占GDP的比重、拋補利差、儲蓄投資相關系數、本國偏向這四個指標可以用來直接而有效地衡量一國金融全球化的程度。2002年胡鞍鋼在其主編的《全球化挑戰中國》一書中，構建了一個全球化指數。他認為，通常衡量各國經濟開放及經濟一體化的主要指標就是貿易類和資本類指標，但是，伴隨著新的信息技術發展和勞動力國際間流動的增加，就有必要從更廣的范圍對各國的經濟一體化水平進行綜合測度。他的“全球化指數”實際上是“經濟全球化指數”該指數分為四大類，共八項指標。2005年，馮蕓、吳沖鋒在《經濟全球化的測度理論》一書中，認為經濟全球化是經濟資源在全球范圍內流動，以達到優化配置經濟資源的目的。《經濟全球化的測度》（馮蕓、王柱、胡戈游）則將經濟全球化度量指標分為流動阻力指標、總量指標和結個趨同性指標三類，并對這三類指標的相關性進行了分析。此外，論文《量度經濟全球化程度的指標體系》（劉玉玫，2003）和《經濟全球化程度的量化研究》（劉玉玫、張，2003）將經濟全球化程度指標體系分為四類：生產一體化指標、投資全球化指標、貿易自由化指標和金融國際化指標，通過對一個經濟體上述四方面的指標的綜合分析得到其參與全球經濟活動的總體量化結果。由于經濟全球化涉及面很廣，因此對于如何度量一國或一地區的經濟全球化程度和水平，目前尚未達成共識。在以往的研究過程中，學者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評價指標，但都沒有形成完整的指標體系。綜合以上的指標體系，考慮到我國的實際情況以及資料來源的可比性，本研究認為考察一個地區的全球化程度可以從貿易、投資、人員聯系和信息技術四個方面入手，具體包括以下指標（見表1）。

二、對長三角地區經濟全球化程度的量化分析

1、綜合評價方法的選擇

在具體應用多指標綜合評價方法對實際問題進行評價時，有多種評價方法可以選擇，歸結起來主要有傳統多指標綜合評價方法、多元統計方法和模糊綜合評價方法三大類。傳統多指標綜合評價方法多采用綜合評分分析法。這種方法一般采用簡單線性加權，如果指標之間的相關程度較高，則會造成信息的重復，從而擴大某一方面指標的作用，且在指標合成前需要人為地為各指標確定權數。這種做法很容易受到評價者主觀因素的影響。而評價指標權數確定的恰當與否也會直接影響評價結果的準確性。

本文用多元統計方法進行多指標綜合評價，可以避免信息重復的問題，且權數是在指標合成過程中自動生成的客觀權數，避免了人為確定權數時受主觀因素的影響。多元統計方法可用于多指標綜合評價的主要是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它們對多指標進行合成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即用少于原有指標個數的互不相干的主成分或公共因子來代替原有指標，這些主成分或公共因子不僅能夠盡可能多地反映原有指標的信息，而且由于它們都是從具有相同特點的指標中將信息量抽取出來經線性加權組合而成。因而，組合后所得的主成分或公共因子反映了某些指標的共同意義和特征，綜合解釋效力往往大于每個實際指標解釋效力，且各主成分或公共因子是不相關的。

2、樣本數據的因子分析

本文所選取的數據來自浙江、江蘇和上海的2007年統計年鑒中2006年的統計數據，這些地區參與經濟全球化程度指標值，見表2。

3、因子分析方法的適用性

因子分析是從眾多的原始變量中構造出少數幾個具有代表意義的因子變量。這就要求原有變量之間應當具有較強的相關性，如果原有變量之間不存在較強的相關關系，那么就無法從中綜合出能反映這些變量共同特性的少數公共因子變量來。因此，因子分析的第一步應確定待分析的原有若干變量是否適合于因子分析。

SPSS在因子分析過程中提供了幾種檢驗方法來判斷變量是否適用于因子分析。本文采用 KMO Kaiser-Meyer-Olkin檢驗和巴特利特球形檢驗Bartlett Testof Sphericity，KMO值為0.631，巴特利特球形檢驗給出的相伴率為0.000。KMO是 Kaiser-Meyer-Olkin的取樣適當性量數。當 KMO值愈大時，表示變量間的共同因素愈多，愈適合進行因素分析。根據專家 Kaiser1974觀點，如果KMO的值小于0.5時較不宜進行因子分析。此處的KMO值為0.631表示適合因子分析。巴特利特球形檢驗給出的相伴概率為0.000小于顯著性水平0.05，因此拒絕巴特利特球形檢驗的零假設，認為適合于因子分析。

運用SPSS軟件提供的因子分析方法對樣本數據進行處理，選擇主成分分析作為提取因子的方法，得出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表明，前三個因子描述了原變量的84.466%的信息，大于80%，可以較好的反映原變量的信息。為了構造綜合評價函數，根據回歸算法計算因子得分函數的系數，得出以下三個因子的線性組合：

F1=0.163X1+0.221X2+0.195X3-0.303X4-0.0228X5-0.017X6-

0.022X7+0.108X8-0.147X9-0.021X10-0.085X11+0.243X12+0.138X13

F2=0.050X1-0.052X2+0.341X4+0.122X5+0.124X6+0.279X7-

0.018X8+0.373X9+0.109X10+0.321X11-0.144X12+0.043X13

F3=-0.081X1-0.038X2-0.061X3-0.089X4-0.355X5-0.071X6+

0.225X7-0.073X8+0.205X9-0.108X10-0.108X11+0.184X12+0.043X13

本文采用的綜合評價函數為E=ω1F1+ω2F2+ω3F3，其中ωi是三個因子的貢獻率，在本文中ω1=48.620%，ω2=26.262%，ω3=9.584%。利用綜合評價函數計算得到長三角16個城市的綜合得分，進而得到綜合排名。表3列出了16個城市的綜合排名。

表3中許多國家的得分為負數，這并不表明這些國家沒有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進程。由于在因子分析過程中將數據標準化的緣故，世界經濟全球化綜合平均水平應視為零，這里的正負關系則表明該國家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程度與世界經濟全球化綜合平均水平的位置關系。

三、結論

經濟全球化只是全球化內容的一部分，經濟全球化指標體系也只是全球化指標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目前，本論文的研究成果僅僅是全球化指標體系的一個階段性成果，從表3能大致看出，排名與一個經濟體的總體經濟實力并不正相關，不是說，一個經濟體越強大，則其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程度就越高。經濟實力與經濟全球化水平有關，但它們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容易混淆。當完整的全球化指標體系建立起來之后，便可以將它作為分析工具，來討論諸如一個經濟體參與全球化與該經濟體的經濟發展，經濟實力，經濟開放度之間的關系，與該經濟體社會福利之間的關系以及與環境狀況之間的關系等等一系列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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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代，中國作為實行全方位對外開放的發展中大國既受惠于經濟全球化及其重要組成部分金融全球化提供的重大機遇，又面對著它們提出的主權方面的嚴峻挑戰。如何在金融全球化日益加快的進程中積極而審慎地對待金融全球化、切實有效地維護國家的經濟主權，是中國政府必須審慎考慮的重大問題。

一、 金融全球化及其表現

金融全球化可從不同的角度來闡釋。它既可以指金融資本或金融服務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流動和配置，也可指現代金融制度在全球的擴展，使世界各國金融政策趨同化，還可以指金融風險意識和金融全球監管共識的達成。金融全球化主要的含義應當是指金融資本或金融服務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流動和配置，從而使各國經濟與金融的相互依存關系日益緊密的一種客觀歷史趨勢。

金融全球化主要表現為:一是金融自由化。20世紀8年代以后發達國家紛紛進行金融改革、放松金融管制，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金融自由化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制度條件。二是金融市場全球化。全球金融電子網絡的形成，證券交易所或證券交易系統的聯合或合并，全球性、地區性的金融中心和大批離岸金融市場所構成的覆蓋全球的金融市場運作體系，標志著全球統一的 “24小時”全球金融市場的形成，實現了金融交易的全球化。三是金融創新和金融資產的膨脹化。從 20世紀60年代起，各國金融機構先后掀起了金融創新浪潮，隨后生出了令人眼花繚亂的金融衍生工具，金融資產迅速增長，不斷擴張，全球經濟虛擬化。四是國際金融證券化。它包括資產證券化和融資證券化。據不完全統計，僅1996年到 1998年上半年，亞洲市場上通過公開方式發行資產證券達 30多億美元。從融資方式來看，20世紀 80年代以后國際債券的地位逐年上升，1985年國際債券在國際籌資總額中所占比重首次超過國際信貸，占國際籌資總額的58.9%。五是國際金融資本規模膨脹，全球經濟頻繁波動。

1990年以來，國際金融資本規模急劇擴張，無論從總量上還是速度上已經遠遠脫離了世界貿易和世界總產出等實物經濟指標的增長，由于金融市場的內生波動性和全球金融資本無限供給，自由流動，導致金融市場劇烈波動，金融資產價格的暴漲暴跌更為頻繁。六是金融監管國際化。隨著金融自由化的發展，國際金融資本巨額流動于各個金融市場，特別是短期投機資本的追逐投機，潛在的金融風險隨時都會發達。墨西哥、東南亞、俄羅斯、巴西的金融危機使得世界各國都認識到金融風險的巨大破壞作用，金融安全成為世界各國經濟安全首要關注的問題，金融監管的國際協調越來越受到重視。20世紀80年代以來，“巴塞爾協議”、“清邁協議”等的簽署，各個層次上的國際銀行監督合作的空前發展，等等，所有這些都使世界各國的金融監管更趨國際化。

二、金融全球化對我國經濟主權的挑戰

在金融全球化迅猛發展的背景下，中國的金融對外開放不是迫于“胡蘿 b加大棒”壓力下的開放，而是出于發展經濟的自發選擇。實行金融開放并逐漸融入國際金融體系的進程給中國帶來了很大的經濟利益，中國與國際金融的互動是一種良性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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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金融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指世界各國或地區的金融活動趨于全球一體化的趨勢。在金融全球化下，信息跨國界的傳播和現代化電子技術的應用使得國際資本流動加速，國際金融市場規模擴大，各國之間的聯系更為緊密。然而，金融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原有的金融市場運行機制和運行格局，并使得現行國際貨幣體系越來越無法滿足世界經濟發展的需求。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在“牙買加體系”的基礎上逐步演化而來的，也被稱為“無體系的體系”，它既沒有同一的匯率安排，也沒有明確的本位貨幣，各國的經濟政策行為也難以受到約束。當爆發金融危機時，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國共同遭受危機影響的程度加深，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在這一過程中處于更加弱勢的地位，極易受到攻擊。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世界各國爆發的多次金融危機，究其根源就是金融全球化與國際貨幣體系矛盾的凸現。

隨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西方發達經濟體紛紛進入衰退期，世界經濟重心逐步向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轉移。由于這些發展中國家并未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中獲得相應的話語權，因此他們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意愿極為強烈。隨著近年來其影響力的逐漸擴大，改革的呼聲也更加高漲，發達國家已無法再忽視發展中國家的聲音，改革已勢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引發的問題

(一)導致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加劇。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國際資本流動的增長速度已超過國際貿易和國際生產的增長速度。而且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短期國際投機資本數額仍在不斷膨脹。跨國資本流動，尤其是短期性國際資本規模的增長主要得益于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正是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為短期性國際資本的流動提供了便利。反過來，跨國資本流動尤其是短期性國際資本的快速流動又強化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不穩定性。這些基于套利性動機的短期國際資本總是對一國金融體系的缺陷伺機攻擊，并導致貨幣危機的爆發。隨后，當短期國際性資本大批逃離該國時，又會將貨幣危機放大成銀行危機、金融危機、甚至整個宏觀經濟的衰退。

(二)導致國際儲備供求矛盾深化。國際貨幣體系決定國際儲備體系，在現行的多元貨幣體系下，一國的儲備資產中的特別提款權、儲備頭寸和黃金儲備是相對穩定的，這時，外匯就成了一國增加國際儲備的主要手段。通常來看，外匯收入的增加來源于國際收支盈余，這樣在國際收支差額與外匯儲備的關系上，一些國際收支長期盈余的國家外匯儲備需求較低，卻出現了外匯儲備的過剩，而赤字國雖有強烈的外匯儲備需求，卻出現了外匯儲備的短缺。于是，就出現了國際收支差額對外匯儲備供給和需求兩方面的矛盾。

此外，國際儲備的供求矛盾還體現在儲備貨幣發行國與非儲備貨幣發行國的不平等上。對于儲備貨幣發行國來說，他們可以輕松的通過貨幣發行和貨幣互換來取得外匯儲備，但是他們作為發達國家往往又都是國際收支順差國，有大量的外匯儲備積累。對于非儲備貨幣發行國來說，他們只能通過增加出口來取得外匯，但是這些國家往往是發展中國家，出口能力有限。這樣，在國際儲備的管理中，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處境形成強烈反差，迫切需要儲備的國家面臨儲備短缺，而不需要儲備的國家反而出現儲備過剩。

(三)導致國際收支調節混亂。多元化的國際收支調節機制允許各國在國際收支不平衡時可采用不同調節方式，但除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調節外，其他幾種調節方式都由逆差國自行調節，并且國際上對這種自行調節沒有任何的制度約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協調機制和監督機制。雖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調節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職能已經發生了異化，他的主要義務由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維護固定匯率、為嚴重逆差國提供資金援助及協助建立成員國之間經常項目交易的多邊支付體系，轉移到了維持貨幣的自由匯兌，因為他假定自由浮動的匯率具有自動調節國際收支的功能，無需過多干預。這樣，當部分逆差國出現長期逆差時，由于制度上無任何約束或設計來促使逆差國或幫助逆差國恢復國際收支平衡，逆差國只能依靠引進短期資本來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資本的流入為金融危機的爆發埋下了隱患。在國際收支調節問題上的這種混亂狀態，成為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與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矛盾的集中體現。

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構想

(一)提高特別提款權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69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組織就創設了具有超主權貨幣性質的特別提款權，以緩解主權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內在風險。超主權儲備貨幣不僅克服了主權信用貨幣的內在缺陷，也為調節全球流動性提供了可能。由于特別提款權具有超主權儲備貨幣的特征和潛力，它的擴大發行有利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克服在經費、話語權和代表權改革方面所面臨的困難。當一國主權貨幣不再作為全球貿易的尺度和參照基準時，該國匯率政策對失衡的調節效果會大大增強。這些能極大地降低未來危機發生的風險，增強危機處理的能力。因此，當前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首要任務是著力推動改革特別提款權的分配，考慮充分發揮特別提款權的作用，實現對現有儲備貨幣全球流動性的調控，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改革不合理的份額制，應綜合考慮一國國際收支狀態和經濟規模來調整份額，以此來降低某些經濟大國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絕對控制;另一方面繼續增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基金份額，擴大其資金實力，以便有足夠的可動用資金來應對危機。

(二)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職能和作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作為現行國際貨幣體系重要的載體，理應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演變，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職能被弱化和異化，因此有必要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進行廣泛的改革。(1)擴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援助的范圍，強化其國際最終貸款人的職能。在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下缺乏一個國際的最終貸款人，顯然是難以應付國際貨幣危機的;(2)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實行資金援助時，不僅要考慮恢復受援助國的對外清償能力，還要考慮促進其經濟發展。這就要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改變將短期內恢復受援國償付能力作為唯一目標的做法，并把重點放在危機防范而不是補救上;(3)增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監測和信息功能。當成員國經濟出現問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義務對成員國內經濟政策提供建議，并為投資者和市場主體提供準確及時的信息;(4)促進交流與合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加強與成員國交流的同時，還應積極促進成員國之間或成員國與其他組織之間的交流與合作。

(三)加強國際金融合作，改善各國經濟政策的協調性。金融全球化為資本的無序流動創造了條件，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各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同時，世界上主要貨幣的匯率大幅度波動，為發展中國家平衡國際收支和穩定匯率帶來了巨大的風險和成本，也使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變得更加困難。因此，發達國家應主動擔起責任，最大限度地減少主要貨幣之間的匯率波動。這就要求各國加強國際金融的合作與協調，這是確保國際貨幣體系穩定的基礎。從國別上看，這種合作與協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協調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各發達國家之間應經常相互協調與溝通，共同承擔起應有的國際責任，并以積極的態度，加強各國在貨幣和經濟政策方面的合作，以保證國際貨幣體系穩定;二是協調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發展關系。在支持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同時，更多地考慮促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經濟的發展，注意保護發展中國家的根本利益;三是加強區域性經濟貨幣政策的合作。在總結歐盟與歐元經驗的基礎上，加強一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共同探討區域性貨幣合作的有效途徑，以抵御外部危機對該區域經濟體的沖擊。此外，從加強合作的領域看，還應加強國際金融經營環境、國際金融內部控制、國際金融市場約束以及國際金融監管等方面的合作與協調。

(四)建立和加強國際金融監管。在金融全球化下，建立和完善國際金融監督機制已成為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開披露有關信息;(2)抑制國際范圍內短期資本的無序流動，特別是加強對“對沖基金”、離岸金融中心的監管。對對沖基金以及其他種類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監管已成為國際貨幣新體系的一個重要內容;(3)加強對銀行的跨境監管。隨著金融自由化的發展，某些國際性銀行經營轉移到管理不嚴的離岸避稅港，以便規避國內的管理和監督，這無疑中增加了資本無序流動的風險。因此，對銀行的跨境監管是國際監管體系的重要內容。 轉貼于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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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慶.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缺陷及改革方向.上海經濟研究，2009.2.

篇（9）

資本作為國際要素流動的重要方式，將對我國經濟融入全球化產生長遠影響。從中國經濟的實現背景來看，經濟開放對我國經濟的作用日益增強，外商投資作用舉足輕重，而技術進步也越來越成為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廣義而言，技術進步既可以依賴于自身研究、開發，也可以借助于對外界的模仿、吸收、消化和創新。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溢出效應是外資在東道國的經濟促進力。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FDI）技術外溢金融業

一、引言

經濟全球化和新一輪國際產業轉移的興起和發展，帶動了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則成為最大受益者，利用外資已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強有力的助推器。

隨著我國銀行業全面開放時代的到來，跨國銀行的進入和發展這一趨勢將會在金融全球化和中國日益融入國際市場的過程中得到不斷的強化。面對外資銀行的激烈競爭，完全采用限制、抵制的措施是不可取的，它不僅違背了市場競爭規律，同時也必將為國際社會所詬病，加劇國際摩擦。為實現既減少摩擦，充分發揮跨國銀行進入所帶來的積極影響，又保護本國銀行業這一看似矛盾的目標，政策組合和互補已成為重中之重，而只有充分掌握跨國銀行進入我國的原因和影響因素，才能對癥下藥，尋得良方。

二、FDI對我國企業技術進步影響的理論分析

(一)經濟增長理論中的技術進步

國內外的理論研究表明，技術進步是促進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同時也是衡量一個國家潛在經濟發展力的重要指標之一。作為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先驅，亞當•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曾指出，增長的動力在于勞動分工、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后來的經濟增長理論從來沒有停止過對技術進步的研究，從哈羅德、索洛的外生技術進步、熊彼特與庫茲涅茲的創新驅動的技術進步到以羅默、盧卡斯為代表的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內生技術進步，這些增長理論都強調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二)FDI影響技術進步的渠道分析

我們知道，FDI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主要有三個渠道：作為“投資”對經濟增長的直接影響；通過影響“國內資本積累”，間接影響經濟增長；通過“外溢效應”影響技術效率，間接影響經濟增長。在這里，對于分析FDI對技術進步的影響渠道，我們可以分為通過直接效應影響技術進步、“外溢效應”影響技術進步以及通過影響“國內資本積累”，從而間接影響技術進步這三個渠道。若FDI僅僅是“投資”或者僅僅影響“國內資本積累”，從本質上說，它與國內資本并沒有什么不同，但是，隨著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人們不再認為技術水平和技術進步速度是外生的，在這個新的增長框架里，FDI扮演的角色不僅僅是“投資”，其影響也不再局限于“資本積累”，它還通過該過程影響我國的技術效率。

三、FDI進入我國金融業的背景與現狀分析

FDI作為私人投資的一部分，會直接促進我國的經濟增長，但是根據資本邊際產出遞減的假設，這種作用是短期的，吸收FDI的我國最終會向該經濟體的長期穩態收斂，FDI對我國產出增長不會有持久影響。

（一）外資進入我國銀行業的背景

1.金融全球化對銀行業的影響

金融全球化是指全球金融活動相互聯系日益緊密的一個過程，其內容包括金融資本在全球范圍內的頻繁流動、金融機構的跨國經營、金融市場的全球聯動等，其主要表現有貨幣的全球化、資本的全球化、各國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和金融監管的全球化等。

金融全球化進程的廣泛擴展，不斷改變著全球銀行業經營的外部環境，從而對全球銀行業的經營發展產生強烈影響。金融全球化掀起了全球金融業大規模跨國并購浪潮，導致全球金融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為了爭奪市場，各國跨國銀行都希望通過擴大規模降低經營成本、提高競爭能力。單個銀行的規模效益畢竟是有極限的，“超級寡頭”之間的跨國并購成為了擴大銀行規模的一條捷徑。金融全球化加快了金融創新速度。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信息產業等高科技產業突飛猛進的發展，有力的刺激了金融創新。新興市場的迅速崛起，也為銀行業在全球范圍內尋找發展創造了有利環境，所以金融機構的創新活動達到了空前規模。

2.經濟開放

早在上世紀80年代，國家就已經依次開放東部沿海地區作為改革開放的試點和先驅。

⑴從一般意義上講，一個國家經濟越開放，就有更多的外國投資者進入投資。一個開放的經濟體更能受到投資者得青睞，因為它能給投資者帶去更大的發展空間以及自由度。

⑵第二，一個開放的經濟往往也是一個更加有效率的經濟，快速的生產，迅速的物流以及快速的消費給外商帶來極大利益，投資企業選擇這樣一個國家或者地區才更有利可圖。這樣，一個國家越開放的地區接受的外資以及由此產生的溢出就越大。

⑶經濟開放的中東部地區，人民的思想和觀念更接近全球化，更容易接受且愿意學習新鮮事物，包括先進的科學技術，管理經驗，文化理念等等，并學以致用，用于自主創業以及創新之上，他們這無疑是一個新技術的良好孵化地。

⑷經濟開放的東部和中部地區，人們的消費觀念頗具全球化，更熱衷于購買外商企業的產品。

⑸經濟開放的地區政策比較明朗，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商政關聯比較緊密的國家，選擇經濟開放的東部和中部能夠讓外資企業更好的經營，安心透明的經營。

（二）外資銀行在我國的經營現狀分析

1.外資銀行重點發展高技術產品

諸如開展高技術含量的網上銀行、現金管理、銀團貸款、項目融資、貿易融資等產品，這樣既可以規避物理網點較少的劣勢，又可發揮自身的優勢。外資銀行的長處不僅體現在能夠提供豐富多樣的金融產品，而且具有強大的為客戶量身定制產品和服務的能力，也即發揮核心產品的優勢為不同客戶提供滿足個性化需求的最終產品，這是贏得客戶、擴大市場份額的關鍵所在。

2.從競爭到強調合作

在大舉擴張的上世紀90年代，無論是在經營指導思想還是實際市場運作上，外資銀行都強調同國內銀行進行市場競爭。然而，入世至今，外資銀行同以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為首的中資銀行進行市場競爭時，在營業網點、客戶資源和人文環境方面均存在劣勢，因此現階段外資銀行的經營策略主要是強調同中資銀行合作，以彌補其自身的劣勢。

雖然外資銀行進入我國的時間不短，但是他們對于本地客戶的了解有限，相比之下中資銀行卻擁有多年的客戶交往關系和完備的客戶信息。中國企業在與中資銀行的長期合作中，已經建立起了長期穩定的銀企關系。同中資銀行合作，外資銀行一方面可以分享中資銀行的客戶信息，另一方面可以發揮自身在金融創新方面的優勢為客戶打造“量身定做”的金融產品。

3.充分發揮技術優勢

外資銀行的進入引入了新的技術和專業技能，從而增加了當地客戶可獲得的金融產品數量，因此外資銀行的存在提高了效率并促進了國內金融市場的發展。外資銀行擁有強大的資本實力和優良的資產，還擁有發達的全球分支和客戶網絡，先進的管理模式和內部風險控制能力以及成熟的金融產品等。中間業務需要先進的網絡硬件和軟件系統作為技術保障，在技術支撐方面和全球覆蓋面程度上，中資銀行明顯落后于外資銀行。在經營外匯業務方面，外資銀行具備靈活的風險控制方式、便捷快速的服務程序和較為寬松的擔保條件。進入中國市場后，外資銀行除了開展傳統的優質服務外，還會大力推廣和開發金融衍生產品服務。

（三）外資銀行對中資銀行的影響分析

1.對中資銀行客戶營銷模式的影響

盡管中資銀行不斷強化“以客戶為中心”的服務理念，并不斷改進客戶營銷及服務水平，但與外資銀行仍存在較大差距。從目前來看，產生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對“以客戶為中心”的經營理念的貫徹程度不夠。

外資銀行成熟有效的市場細分和客戶定位機制與中資銀行粗放的客戶分類方式形成對比。無論是在進入中國市場前還是在中國市場的經營過程中，外資銀行均十分重視通過市場調查來了解客戶需求，結合自身的經營特點鎖定相應的目標客戶，對特點不同、需求不同的客戶往往提供有針對性的服務方案，對于不屬于其目標客戶的群體則設置相應的服務門檻。中資銀行在長期經營過程中雖然已經擁有了龐大的客戶基礎，也開始著手搜集客戶數據，但還缺乏一整套有效的客戶細分和定位機制，導致對客戶資源的開發和利用遠沒有到位。

目前中資銀行客戶經理制的推行主要集中在客戶經理培育階段，致力于提高客戶經理素質、改善與客戶的溝通及加強對產品的熟悉程度等問題，而外資銀行已經形成了客戶經理培育的有效機制和運作體系，轉而強調為客戶經理提供強有力支撐的內部支持系統。

2.有助于進一步強化國內商業銀行的經營約束機制

對國內企業來說，的確有些事情是“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對有些帶有共性的問題，大家也許都習以為常了。但作為一個外來者，他們就更容易看清楚。境外戰略投資者能夠促使我們加強管理，加快改進不足之處。他舉例講，建行的許多機構和網點，是在過去的歷史條件下購置的，當時并不要求有完備的產權手續。但是，要股改，首先產權就必須明晰，就要求必須完全按法律制度辦事，必須有明確的產權，并且經過中介機構的確認。特別是在外資戰略投資者詳盡嚴格的盡職調查面前，有任何問題都會暴露出來，迫使你必須盡快完善手續，改進管理，此外別無選擇。這樣對我們工作的標準提高了很多，對管理要.求也提高了很多。這正好促使我們朝國際水準的商業銀行方向去努力。

3.國際性金融風險

銀行境外戰略投資者的引入就意味著金融資本項目的開放，那么中國原有的在1997年用以應付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固若金湯的防御體系就要被動搖，金融發展中不穩定的因素就會增加。二十多年來的金融改革，由于中國沒有融入全球經濟，我們的腳基本上還是踩在地上，可以“摸著石頭過河”。戰略投資者的引入，促使中國的銀行徹底要融入到全球經濟中，中國的銀行業將不可避免地受到國際金融市場包括國際性的金融危機的更強烈的影響，如果中國商業銀行不能及時地提高應付國際性金融風險的能力，在未來一定時間，很可能會觸到金融危機的“地雷”。東南亞金融危機和南美金融危機，主要原因是本國政府缺少應付國際性金融風險的能力，外國金融投資者也擔當了推波助瀾的角色。

四、提升外資銀行對華技術溢出的政策建議

外商直接投資及其技術溢出效應日益受到各國的重視。尤其是加入WTO之后，中國金融對外開放的力度不斷加大，外資也加快了進入中國銀行業市場的步伐。本章以對外資技術溢出效應的理論、實證和政策分析為基礎，提出新時期促進外資銀行技術溢出的政策選擇。

(一)政府方面

1.提高中小企業勞動力的素質，增強人力資本的外溢效應。

FDI在我國技術溢出的渠道有多種，但無論通過哪種渠道，人力資本的積累都能間接地促進我國的技術進步，影響FDI技術溢出效應的強弱。人力資本以勞動者為載體，體現了勞動者的素質和技能，是科技進步的重要源泉。一般來講，勞動力素質越高，其學習和模仿能力越強。一部分接受過跨國公司培訓的員工后來為當地企業雇用或者自辦企業時，素質較高的勞動力更有可能把由此獲得的技術、營銷、管理知識擴散出去，成為推動當地技術創新的重要力量。根據新增長理論，人力資本的外溢性，非競爭產生正的外部效應，人力資本的積累一方面可以直接促進本國的科技進步，另一方面可以增強吸收貿易溢出的國外先進技術的能力，從而更有效地分享發達國家的R＆D成果，間接地提升了本國的全要素生長率。忽略人力資本會高估進口貿易溢出的R＆D資本存量對我國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鼓勵企業從事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增加企業對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投入。這是我國R&D活動結構能否得到改善的關鍵。政府應增加對企業(尤其是高新技術領域內的企業)進行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支持和資助，注重提高和增強企業從事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能力，鼓勵和促進科研機構及高等學校與企業在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領域的合作。

2.完善金融服務

由于研發機構都是資金密集型的運作模式，因此良好的金融服務也是吸引外資研發機構落戶的條件。第一，可由政府操作建立有關金融機構，以國有投資或股份制投資形式，直接對外資企業的經濟運作提供金融支持;第二，盡快設立各科技園區科技研發基金，制定基金管理條理，以扶持各園區內的技術創新活動，對外資項目的核心技術創新，可以在貸款利息、期限和還款方式上做一些優惠。第三，鼓勵外資企業帶動與其有長期合作關系的外資金融機構落戶湖北，一方面可提高湖北金融產業的外資利用水平，促進金融機構的技術進步，另一方面也為外資項目的增加了融資渠道。

3.改善招商投資軟環境，增強外國投資者信心

在政府職能人員的任命上，要嚴格把好關，減少和杜絕人情關系的操作，任命真正具有公仆意識、市場觀念和開拓進取思想的人員;另一方面，要特別強化監督機制，規范行為，盡快從制度建設上把干部的局部利益引入全局利益中，從源頭上轉變觀念，從機制上保證服務的到位，促其依法行政。

應盡快對外界樹立投資環境有錢可賺、有章可循的新形象。可以建立專業化的招商網站，宣傳利用外資的政策法規、行業規劃和發展戰略，介紹投資環境和優惠政策，推介各地招商項目資源和招商重要活動，宣傳成功的投資典型。

4.形成全社會、多渠道、多形式的R&D投入體系

加強R&D投入，要形成全社會、多渠道、多形式的R&D投入體系。改善原有的資金來源渠道，在現有的科技投入基礎上拓寬渠道，逐步加大R&D投入。我國財政科技撥款不僅支持既D活動，而且也支持科技成果的推廣、應用以及科技服務等非R&D性質的科技活動。顯然，財政科技撥款的數量，尤其是用于R&D活動的比例，是影響R&D/GDP比值的關鍵因素之一，國家財政科技撥款應保持穩定、持續增長。政府應加強對重點科技項目轉化為生產技術所需資金的支持，并通過資金的引導，推動企業在聯合攻關的過程中逐步積累自身研究開發的實力，從而使企業成長為加速技術創新、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真正主體。企業科技投入也是影響R&D/GDP比值大小的關鍵性因素，而這又是由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決定的。

(二)金融業層面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認為,以技術進步推動產業升級是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內容。但是,技術的創新與商業化是一項不確定性極強、商業風險極大的活動,創新型企業又普遍規模小、發展前景不確定、缺乏信用積累和擔保資產，很難從銀行等金融中介機構中籌措到大量資金。在此,唯有資本市場才能與創新活動結成互動關系。資本市場在籌集生產資金、改善企業經營機制、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經濟效益、提供稅收等方面,都有重要作用,發展資本市場應該是我國利用外資的一個重要策略。

1.加強企業對技術人才的引進力度。

人才是生產力最活躍的因素，也是金融業的核心競爭力。我國金融業必須高度重視和尊重人才，要制定發現人才、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人才培養體制。要加強對技術人才的引進，從金融業層面應該做到以下三點：一是創造吸引人才的各種條件，比如從薪資、福利方面，金融業可以制定一套有自己特色的靈活的薪酬制度，一般可以采取“低薪＋獎金”的模式，“獎金”的設定可以根據工作性質和人才層次的不同采取不同的計量標準和評價方式；從職位方面，金融業可以在內部形成一種良好的競爭機制，使人才能充分發揮其作用。二是引進人才的方式可以在與科研部門或高校聯系合作中，發現和挖掘人才，也可以積極的從大企業挖掘人才。三是要加強對科技人員的在崗培訓和繼續教育，只有整體的人力資本素質提高，金融業才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人才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培養人才是基礎，吸引人才是重點，用好人才是關鍵。要堅持把能力建設作為科技人才資源開發的主題。加大對人才工作的投入，優先發展科學和各類教育事業，為各類人才不斷涌現和充分發揮作用奠定堅實基礎。要合理引進現代化建設急需的科技人才，加快推進我國建設事業的發展。要建立良好的制度環境，政策環境和人文環境，建立以公開、平等、競爭、擇優為導向，有利于優秀科技人才一脫穎而出，充分施展才一能的選人用人機制。

2.拓展各大銀行在中西部地區的腳步

可以對資金實力雄厚的，重點基礎產業、高新技術產業、信譽良好、具有發展潛力的跨國企業提供低息大額貸款，以滿足資金流動的需要。銀行還應針對不同發展階段、不同行業、不同類型中小企業的金融需要及特點，創新產品，整合產品組合，增強產品的適用性、靈活性和可操作性，以適應市場需求。要積極開展各種表內外授信和融資業務，引導企業由單純貸款需求向綜合金融服務需求轉變，緩解企業流動資金緊張的矛盾，實現與中小企業共存共贏的可持續發展。安排有潛力的跨國企業在國內外資本市場上發行股票或者債券進行籌集資金，擴大企業的資金來源。

3.提高自身的創新能力。

發展金融創新。大力推廣和發展基礎產業債券，可轉債，產業投資基金等等各種金融創新工具，作為企業融資的有效手段，解決企業從成立到生產，重研發投入到運用到生產過程，需要巨大的資金投入以及面臨巨大的風險的大難題。

在引進先進技術的同時，不斷提升對技術的消化吸收能力，建立以金融業為主體的技術創新機制。對我國金融業來說，來自FDI的技術溢出是一個被動的過程，這一性質決定了FDI技術溢出的有限性。我國金融業要充分利用這些有限的技術溢出，必須有足夠好的學習意識和技術能力，這通常來自自主研發和革新的經驗積累。因此，增加自主研發投入、加強自主創新意識，是內資企業提高技術能力和競爭優勢的根本。

4.拓展業務領域，挖掘潛在市場和客戶。

中小企業信貸和農村金融是有著廣闊發展前景的市場。由于信息披露、資產規模等因素達不到要求，中小企業很難從資本市場籌得資金，也不能發行債券，因此比大企業更需要銀行信貸.而農村金融具有貸款額度較小，當地信用文化、社會關系等對貸款的安全性更重要等特點。與外資銀行相比，中資銀行特別是中小銀行業務區域集中，對本地區的情況比較熟悉，能夠更方便地了解中小企業和當地農村的情況，為其提供童身定做金融服務，因而具有顯著優勢。

5.充分利用國際資本流動帶來的機會改善銀行經營。

國際資本流動在全球范圍的流動有利于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優化配置，國際資本流入有利于我國引進先進的技術經驗，這點主要體現在外商直接投資等形式的長期資本流動，因此我們應鼓勵、推動外國直接投資等中長期資本的流動。放寬對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的限制，既是對WTO有關協定的遵守，也是基于外國直接投資與其它形式的資本流動相比，發生逆轉的可能性較低，也有助于擴大資本輸入國的就業機會和帶來高新技術和管理經驗，即具有一定的正的“溢出效應”。另一方面，中資企業的境外投資有助于提高中國的國際競爭力，可以首先對有競爭力的企業和產業適當放松境外投資的限制然后再循序漸進的擴大開放范圍。而對投機，套利等短期資本流動則應采取措施加以限制。就金融市場而言，國際資本流動促成了全球金融市場的形成，使得各國銀行間的資金往來、信息交往更為密切，對促進銀行創新、完善自身經營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正確引導下，銀行金融資本的流動還將推進銀行的重組，增強其市場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從而有利于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但我們在選擇引入外資方式時，必須慎重。

在保證不喪失控股權的前提下，積極創造條件吸引國際戰略投資者。目前中國銀行業的國際戰略引資都是以現金購買普通的股票股權方式實現的。但在國際上，大部分投資并不是普通股票，更多是債券，甚至是可轉債等等。中國應增加投資工具種類，完善投資市場。另外，由于歷史和體制的原因，國有商業銀行在資產質量、盈利能力、服務對象以及國際化程度等諸多方面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在引進國際戰略投資者的過程中采取的策略和定位也需要區別對待，有必要進行有針對性的設計。

6.利用監控功能對國家重點產業的進行融資支持

對某些產業實施適當的融資限制，避免重復建設。運用資本市場股票價格，各類分析報告等形式的信息披露則降低交易成本，促進公平交易和競爭，起到資源優化的作用，同時又極大的促進了企業的進步與自我鞭策。此外，目前我國資本市場不盡完善和規范。有必要對其進行規范和發展。擴大市場規模，增加供給，加快發展企業債券市場，增加信息透明度，構筑金融信用等級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質量，發展機構投資者，投資銀行和規范各類金融中介。充分發揮資本市場對經濟的促進作用。

六、小結

對FDI技術轉移動因的研究表明，技術差距的存在是引起技術從跨國公司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原始動力，而且在技術差距的作用下，FDI的技術轉移會引發我國國內技術轉移的連續進行。但技術轉移的順利進行要求主體之間的技術差距必須處在一個合理的區間內，否則將會制約FDI技術轉移效應的發揮。從技術轉移的主體來看，跨國公司利用FDI實行技術轉移主要是基于實現全球范圍內資源優化配置和利潤最大化的目的，我國利用FDI獲取技術主要源于FDI所具有的一攬子性質。

由人力資本流動所產生的FDI技術溢出效應主要與我國人力資本在跨國公司質量優化的程度以及企業間人力資本流動密切相關，前者主要受跨國公司經營階段和研發戰略的影響，后者主要與跨國公司和我國企業在薪酬福利、培訓、個人發展空間等方面的差別以及人力資本偏好有關。

由競爭所引發的FDI技術溢出效應，是跨國公司通過“戰略跟隨”行為以及優于當地競爭對手的有利因素影響我國市場結構而產生的，FDI通過競爭對我國技術的影響最終取決于技術示范、技術競爭和技術鎖定效應的綜合比較結果。

參考文獻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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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2.吉林財經大學物流產業經濟與智能物流實驗室，吉林 長春 130117）

【摘要】高等教育國際化是全球化時代特征的必然產物，而本土化是國際化的內在需求。從財經類院校的實際情況出發，依托學科優勢與國際項目，提出國際化與本土化和諧發展的金融信息化人才培養模式。突顯財經類高校的辦學特色，提升具有國際競爭力金融信息化人才的培養水平。

關鍵詞 國際化；本土化；金融信息化；人才培養模式

【Abstract】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s inevitable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In additional, localization is the internal demand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local financ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ies, a novel talent nurturing mode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is proposed according to the advantages of disciplines advantages and international project. Our aim is to highligh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nning universities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improve training level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Key words】Internationalization; Localization; Financial information; Talent nurturing mode

0引言

“全球化”時代特征促進世界物質、經濟活動的同時，日益擴展為推動知識、技術的流動。高等教育國際化是教育全球化的時代產物，20世紀90年代，發達國家率先掀起了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新浪潮[1]，為了適應國際化人才培養，發達國家競相調整人才培養目標；推進課程設置綜合化與國際化；轉變教學方式，改革教學方法，培養學生能力；改革人才培養途徑和制度。其中，美國擁有許多世界知名的一流大學，教育理念在國際上享有很好的聲譽。2012年7月到2013年5月，筆者在美國學習期間分別走訪了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大學、斯坦福大學、亞利桑那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加州大學河濱分校，通過與老師和同學的交流，對美國高等教育國際化和人才培養模式初步了解。美國學者對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價值取向是間接的，主要表現為外國留學生教育、國際合作辦學等，他們關注的不是美國是否是第一大留學生接收國，而是這些留學生對美國產生的國際化影響。

與美國相比，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起步較晚，其發展過程經歷了仿日、學美、效法、學蘇幾個階段的變遷。今天，中國已經進入了世界經濟發展的大格局中，經濟全球化必然要使教育國際化，如何在國內教育大眾化、教育國際化和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培育核心競爭力，實現特色發展，持續發展，跨越發展，建設高水平大學，更好的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優質教育資源，作為一名高等教育者，值得深入思考。本論文以財經類高校發展為視角，從國際合作辦學實際出發，分別論述國際化辦學理念構建；國際化辦學實踐；國際化辦學存在的問題三方面內容。

1國際化辦學理念的構建

國際化的辦學理念和辦學思維是開展國際化辦學的重要前提[2]。一個學校的靈魂在于它的辦學理念，國際化的辦學理念要求學校的管理人員不能采用“固有式思維”，而應該打破常規，走出具有獨具特色的興校之路。本論文依據“高教強省”戰略理念，從地方財經類高校計算機專業教育實際出發，依托區位優勢和學科優勢，開展國際合作，積極引進、吸收國外優質教育資源并進行本土化改造，構建地方財經類高校金融信息化復合型人才培養模式。

1.1必要性

實踐表明，中國經濟增長的最大瓶頸，仍是人才的匱乏尤其是具備國際化素質人才的短缺。盡管從全國角度看，我國的人力資源總量很大，但是高層次人才僅占人才資源總量的5.5％左右，其中具有專業特色國際化素質與能力的人才則更少。就計算機專業而言，也存在嚴重的供需問題，主要表現在：一方面社會需求大量的計算機專業人才，另一方面，高校培養的計算機專業人才不能達到企業用人標準，真正的實現人才的供需平衡亟待解決。因而，高等院校的辦校理念已不是“人有我有”，應該“”，“獨具特色”。

1.2發展目標

財經類院校不是專門培養計算機科學研究人才的學府，我們的優勢在經濟方面，所以，應該嘗試走一條新的人才培養模式[3]，以國際化與本土化和諧發展作為專業發展目標，具體體現在：1）國際化：將本專業與國際信息化接軌，通過分析總結國內外國際化人才培養模式經驗，緊密聯系實際，從學校學科特點和社會需求、學生成才要求出發，對財經類高校計算機專業人才培養模式進行深入、系統地研究；2）本土化：依托學校的優勢學科，設定“和而不同”的人才培養計劃，將計算機專業和經濟有機結合，將計算機專業設定具體研究方向，即金融信息化。

2國際化與本土化和諧發展辦學實踐

2.1國際化發展策略

為了加快專業發展步伐，提高學生國際化專業技能，2013年9月11日，吉林財經大學與美國特拉華州立大學正式簽署了國際交換生合作項目協議，其中包括3.5+2項目（三年半國內本科學習加兩年國外碩士學習）以及本科生短期交換項目。

3.5+2合作模式：該國際合作辦學項目要求學生在吉林財經大學管理科學與信息工程學院學習三年半課程，滿足特拉華州立大學注冊要求再赴美國特拉華州立大學學習兩年。學生修滿美方計算機信息科學碩士課程所要求的學分，并通過學位達標必需環節，在項目第五年將由美國特拉華州立大學授予碩士學位，在第四學年后由吉林財經大學授予學士學位。

短期交換生：短期交換生項目針對我校全體本科生，學生在每年的秋季或春季進入美國特拉華州立大學進行與國內同年級的課程學習。在本學期課程結束后，獲得美方成績單及項目認證書，所修學分與吉林財經大學本學期課程學分相匹配。

此外，兩所高校就深度合作達成一致，認同以下為共同感興趣的領域：合作教育和科研活動交流；教師科研和講座交流；本科生和研究生學習交流；交換學術資源和出版物交流；聯合主辦國際會議。

2.2本土化發展策略

確定特色專業方向—金融信息化。依托我校優勢學科，注重計算機科學與經濟學、管理學的交叉與融合，將計算機智能理論用于金融、稅收等領域，借鑒生物進化的宏觀和微觀機理進一步挖掘其“進化”潛力，延伸和擴展人的智能，用于解決經濟、管理等領域較難解決或無法解決的問題，為其建立最優化投資方案和決策依據，也為創新應用型人才的培養建立更寬廣的平臺。目前已經形成了計算機理論數理化、模型技術智能化和經濟、管理分析對策化，體現了計算機智能理論研究及其在經濟、管理領域的應用性研究層次深廣、研究方法獨特、應用領域寬泛的特征，成為本學科方向鮮明的學術研究特色。

具體體現其課程設置，首先核心主干課程以計算機專業理論素質培養和金融信息工程相關知識教學為主，選修課程側重與企業所需知識的訓練和培養。如，核心主干課程中除數據結構，操作系統等專業必修課程，還包括金融工程學、金融信息工程概論、現代商業銀行IT系統、金融數據分析與挖掘、銀行卡業務與技術等則側重金融信息工程領域相關知識的學習與訓練。選修課程中的高級程序設計、軟件測試方法等課程主要面向軟件開發企業；商業銀行經營管理、金融時間序列分析等課程主要面向金融機構；管理模型與方法、網絡營銷等課程則主要面向企業的管理人才需求。

3國際化辦學存在的問題

從宏觀角度看，國際化合作辦學存在國際化的維度單一，即缺乏多樣化形態；國際認證體系相對滯后，國際認證發展速度偏慢、參與面窄等滯后性等問題[4]。本論文主要從微觀角度論述國際化辦學實踐面臨的問題與困難。按照國際化與本土化和諧發展的人才培養模式，2014年7月，學校向美國特拉華州立大學輸送首批短期交換學生，2015年1月，該批學生順利返校，經過深入面對面交流，歸納總結以下存在問題：

3.1語言障礙

此次派出的學生從大學一年級至四年級不等，盡管英語水平均已達到國家六級，但出國后，語言障礙仍不可避免。對此學校提出解決方案，對有意向出國的同學配以外教跟蹤培訓，規避語言困難。

3.2專業課程銜接問題

不同的人才培養方案導致專業課程學習階段存在差異。前期的專業先修課程不一致，加之語言障礙使得學習事倍功半。對此，中方與美方應共同協調專業課程的選擇，有效實現課程銜接。此外，確定赴美的最佳時間點，使得學習效果的最優化。

3.3前期準備不夠充分

包括出國前期準備，如出國申請、簽證辦理、國內駕照證明、體檢注射疫苗，銀行卡辦理細節；強化赴美學生的心理準備，組織有出國經歷的老師和學生做經驗交流，使得學生堅強面對某些困境或者心理落差，認識到異國求學過程中遇到問題、解決問題也是一種收獲及財富；弱化完美主義，不要把美國想象的過于完美化，學會獨立，凡事不能過多依賴他人。

3.4教材問題

美國紙質教材通常價格較高，如果逐一購買勢必增加其經濟負擔。其應對措施可多采用掃描方式積累教材，利用已赴美學生及兄弟院校資源實現教材的共享。

3.5缺乏實踐課程建設

加強實踐課程建設，將國際合作與校企合作相融合，利用美方實踐課程，使赴美學生入住美方企業，嘗試與外國的金融機構合作，建立產學研合作模式。不僅可以使學生盡快適應美國文化，還能學習到先進、及時的管理經驗和實戰模式。

4總結

教育全球化、國際化是時代背景下高等教育發展的一種基本趨勢，也是發展中國家建設高水平大學的必然路徑。“國際化”微觀上講是一所大學不可或缺的生存方式，宏觀上來看，更是衡量一國高等教育全球地位的重要標尺。本論文從地方財經類高校國際化辦學實踐出發，分別論述國際化辦學理念，國際合作辦學項目及存在的問題三方面內容，旨在促進國際合作化辦學順利實施，培養既精通信息技術，又具有財經管理基礎的國際化、復合型人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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