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30 10:3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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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長期以來，各級學校升學風氣相當濃厚，一方面在文化傳統上，臺灣文化傳統與大陸是一脈相承，各個家庭不論貴賤貪宮，都極盡所能供子女上學，以求得最高學問；另一方面經過半個多世紀的蓬勃發展，臺灣經濟已取得相當成效，島內民眾收入較以前也大為改觀。據統計，臺灣人均國民收入由1955年的二三百美元到1995年達12，000美元。國民收入的大幅提升，使民眾有能力追求更高的教育投資。在臺灣，國民小學6年和國民中學（初中）3年為一貫制的國民基礎教育。國民中學后高中分為普通高中和高級職業學校，而各類高級職校、專科學校的科類，專業設置彼此沒有銜接，大多為終結性的教育，學生畢業后只得就業；同時?？茖W校以上的技術學院，科技大學數量極少，致使職校、?？粕诼毥腆w系內升讀學院、大學的機會極低。盡管近幾年職業類高校有了大的發展，但臺灣社會重學輕術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許多父母紛紛把子女送進普通高級中學（甚至國外），但苦于普通高中學額有限，只好暫時寄身于各類職業院校備考升學，導致在讀職校及?？粕鸀榱藢W位文憑不得不進補校學習，準備插班升大（普教系統）考試。據統計，1994年就有15萬?？飘厴I生參加大學插班考試。很顯然，無論是職校生還是專科生，均無法專注于在校時職業技能的學習，而想方設法進補校補習，以備來日升學考試之需，而越來越多的職校為了生存，也只得投其所好，更多地讓學生修習一些文化及理論課程。其結果是職業院校的功能日見弱化，職教體系與普教體系一樣，陷入所謂的“惡補”困境之中。
2.職校招升困難重重
首先，進入20世紀90年代，臺灣人口出生數呈逐年減少趨勢。據統計，90年代初臺灣人口出生大約維持在32萬人，1993學年度學生數更是國民中學三年級的395，920人降至國民小學一年級僅309，106人。未來臺灣學生來源將日趨減少，各校（包括各職業院校）招生也必然更感困難；其次，近年來臺灣教育主管部門不斷出臺措施，擴充高中（職）等招生規模，以致國民中學畢業生升學機會得到進一步提升。據統計，近些年臺灣每位應屆國民中學畢業生的升學機會率高達123％。升學機會擴充使學生選擇學校就讀的意愿更有了彈性，但也造成了各類職業院校生源不足、學生素質低下，甚至中途退學等，如1994學年度，全臺灣高級職校退學人數就高達1.18萬人之多，其中多數為自愿退學；再次，普通大學的迅速擴招，形成了普通高校招生的強勢，也必然造成職業高校招生的弱勢。表（一）顯示：臺灣普通高中畢業生升讀大學及大專的機會，1992學年與1993學年分別為11O.5％和105.2%，而同期高級職校畢業生升學的機會則僅僅分別為27.9％和28.3％。顯示高級職校升學機會十分有限，就讀職校事實上就成了終結性教育，難怪職校招生困難重重。
3．師資設備仍顯不足
首先，技職教育的主要目標是培育各類技術人力，所以開展各個層次職業技能的學習與實務訓練是其中心任務。在臺灣，高級職校教師主要由師范院校培養。由于長期沒有解決好師范院校的理論學習與職業院校所需要的實際技能之間的脫節問題，使各職業院校師資雖然有一定的知識及學術水準，但其職業科類、專業實踐知識及技能往往十分有限，因此也就無法滿足從業時的需要；其次，在臺灣，盡管部分職業院校與企業之間建立了建教合作方式，但并沒有像德國那樣在全社會建立一種“雙元制”職教體制，也沒有像美國和日本那樣積極推行產學合作的職教模式，其結果是職業院校與產業界經常保持溝通的管道沒有真正建立起來。在產業及職業結構發生不斷變遷的當今臺灣，職校教師因未能及時了解業界發展的實際情況，導致其現有的知識及技能結構與現實社會的要求產生了日益嚴重的脫節現象；第三，在職教師進修意愿不強。即使進修由于所修課程大多為理論科目，實踐知識及實用技能的學習并不多，所以進修后對提升現任教師的業務水平沒有太大的幫助。第四，臺灣各專科、技術學院教師主要是由各大學研究所培養的，而一般大學研究所也比較缺乏職業教育需要的實踐教師及相關設備，所以研究所的畢業生到大專職校任教，也往往缺乏開展職業教育的實踐能力，當然所培養出來的各類職業人才，也就難以符合產業界所需的標準。
4.職校投資捉襟見肘
國內市場，無論是初級的墟集市場還是高一級的城市市場、區域市場，在明清時期都得到了進一步的擴大與發展。更具意義的突破區域范圍的全國性市場，由于因交通的便利而發展起來的長距離販運貿易的成熟和商品經濟生產的拓展，也在明中葉形成。［①］在全國性市場及其網絡中，由于多元社會經濟結構導致地區發展的不平衡，［②］以運河為南北交通干線的華東地區（包括山東、江蘇、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廣東）的市場發育較為成熟，網絡較為密集，從而成為中國國內市場的重心。現在要討論的問題是：華東市場的優先發育成熟不僅是國內商品經濟發展的結果；16世紀西方資本主義的擴張力量已經多次叩開了中國市場的大門，海外貨幣資本首先對華東市場產生了魅力，日益成熟和壯大的國內商人隊伍及其資本，已不滿足于國內市場由于發展不平衡而出現的不充分的流通能力，開始向海外延伸，參與以海外貿易為主體的海洋社會經濟活動。華東市場與海外貿易的這種互動力也是華東市場成熟的營養劑。這是明末清初商業發展有別于前代的一個顯著特征，也是近代中外貿易的序幕。
一、華東市場的構成及其對外貿易的擴張力
市場的構成，主要是商品的流通量和流通內容。流通量的大小取決于市場的交通輻射情況和商埠碼頭的大小；流通內容則指集散商品的種類。明末清初，華東地區不僅擁有貫穿南北的大運河——長江——贛江——北江黃金水道，這條水道串連了以北京為樞紐通向全國各地的8條干線要道中的3條：北京分別至南京浙江福建、至江西廣東、至山東；［③］而且擁有全國2／3的大中型工商城市［④］和大量傳統與新興的手工業商業小城鎮。［⑤］明清兩代人口密度前4名的省份在華東，明末華東6省人口6900萬，為全國15省12000萬人口的58％（1578年）。［⑥］清中期統計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300人以上的府州全國有29個，華東占24個（1820年）。［⑦］便利的交通、發展起來的工商城鎮和眾多的人口為市場的構成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質條件。
從商品生產與流通關系看，市場可分三類：
第一類是由專業特色明顯的手工業市鎮構成的專業市場。華東地區擁有一大批較為發達的手工業城鎮，迅速增長的人口生存需求，極大地刺激了這些城鎮及其周圍農村的手工業商品生產，并且向更廣的范圍輻射，構成交易網絡。例如松江棉紡聞名于世，因而形成了棉布市場；景德鎮、佛山等地也都是這一類型的專業市場。
第二類是由傳統文化城市或工商城市構成的綜合性市場。例如蘇州，既是文化古城，又是絲織業中心。杭州、南京、揚州等都屬于這類市場。
第三類是并無特色的手工業生產，而是以交通樞紐或河埠港口地位而構成純然市場，如臨清、濟寧、淮安、寧波、泉州、廈門、月港等。這些城鎮港口市場首先是因商而興，如果有手工業，也是在流通的刺激下然后形成的。又如江西廣信府屬鉛山，既無特色手工業，而且偏僻落后，由于地處閩、浙、贛交界之處，又是閩浙商人經錦江入鄱湖北上湖廣江皖南下廣東的要道口，成了南方各地手工業產品和土特產甚至還有海外商品的集散地，純然的貿易市場。如果我們認為為了商品的交換而進行的長途販運的流通形式具有近代商業意義的話，那么最能體現這種意義的市場應是這第三類。
明清時期，國內市場最大宗的商品依次為糧食、棉花、棉布、絲、絲織品、茶、鹽、鐵、瓷器等。［⑧］按人均占有量、產地、集散地、人均消費量等方法計算，華東都是最大的市場并擁有最大的流通額，總人口與城市人口的基數決定了這一判斷，而且前述三類市場使華東地區形成了層次不同的市場網絡。
粗略的估計，明末清初，占人口58％的華東地區，占有80％以上的商品市場和更大比率的商品流通額，以及更多的商業資本。當時，國內市場是主要市場。但是，當我們注意到市場上最大的交易量為糧與布和糧鹽，即Ⅰ類工業品（布、鹽）和Ⅱ類糧食之間的交換，注意到Ⅲ類經濟作物（棉、絲、茶）主要是城市消費，一個問題便出現了：Ⅰ類和Ⅱ類商品基本上都由農民生產，屬于農民小生產者之間的交換，不形成由商人作為媒介的商業市場的交換流通，Ⅲ類商品又很少流向鄉村，［⑨］城市的自我生產消費必須保持供需平衡。但是，已經發展起來的經濟作物商品化生產和手工業商品經濟決不可能停滯在自給自足的平衡水平，于是買方的缺乏便造成市場的不充分。這也許是明清時期手工業品價廉物美，江南城市消費趨于奢靡的一個重要原因。過多的商品必然由于國內市場的不充分而產生尋找新市場的欲望。向農村？可能性不大，農民缺乏購買力，那只有向海外，海外有需求，何況外國人已經用大船載著銀元來做生意了。近代海外貿易序幕的拉開首先不是商人的企圖，而是商品的欲望。當海外市場不僅廣大，而且利潤可觀時，商品尋找市場的欲望與商人謀利的企圖便構成了向海外貿易的擴張力。當時，除了武器裝備落后于歐洲，中國的遠洋航海技術與物質條件都是第一流的。如果國家允許，這種擴張力就能得到正常的外放；如果國家不允許，它就以各種非法形式實現不正常的外泄。
華東諸省，大多沿海，自古有涉海貿易的傳統，至明，已形成寧波、福州、泉州、月港、廈門、廣州等外貿港口。華東市場作為外貿腹地，正可借此外銷商品。問題在于貨利之謀與王權之穩之間的平衡。嘉靖中，原本為消極外貿之果的倭亂又成了禁海之因。隆慶開禁，準販東西二洋，給明末華東市場的發展帶來生機。萬歷中再次因倭禁海，海上“人輒違禁私下海，或假借縣給買谷捕魚之引，竟走遠夷”［⑩］。清初為鄭成功之事，海禁更嚴，但設法走私的商人漁船時有冒險出海。“海中之利無涯，諸番奇華本一利萬，誰肯頓息哉”［①①］？
華東市場的擴張力可以從兩個方面去看，一是國內市場的不充分與華東商品經濟的較發達的矛盾，促使商人向海外尋找市場。“閩廣奸商，慣習通番，每一舶，推豪富者為主，中載重貨，余各以己資市物，往牟。利恒百余倍?！保邰佗冢荨巴A，蘭溪人，以巨資為番商”。［①③］明人王在晉《越鐫》卷21中列舉4件海商案，其中3件為商人聚資購買當地的絲織品和磁器白糖等，與日本通商。徽州、寧波等地商人攜帶大量資金進入沿海市場，參與海外貿易，而廣東、福建沿海商人以特有的地理優勢活躍于海上貿易。［①④］“海濱之民，惟利是視，走死地如鶩，往往至島外區脫之地曰臺灣者，與紅毛番為市?！保邰佗荩輷毡緦W者巖生成一《近世日支貿易數量的考察》，1611年到1646年約有1100艘“唐船”赴日；1662年到1699年有2819艘，其中從中國本土赴日的為1972艘。［①⑥］又據錢江《1570～1760年中國和呂宋貿易的發展及貿易額的估算》，當時中國赴馬尼拉商船總數為3097艘，其中明末的64年中有1677艘，康熙開海禁后的第二年1685年至1716年有525艘。
二是發展起來的華東市場對海外諸番產生了極大的吸引力?！笆莾梢恼?，皆好中國綾緞雜繒，其土不蠶，惟藉中國之絲到彼，能織精好緞匹，服之以為華好，是以中國湖絲百斤，值銀百兩者，至彼得價二倍。而江西磁器、福建糖品果品諸物，皆所嗜好?！保邰佗撸荨按蟮秩毡舅?，皆產自中國，如室必布度，杭之長安織也；婦女須脂粉，扇漆諸工須金銀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饒之磁器，湖之絲綿，漳之紗絹，松之綿布，尤為彼國所重?！保邰佗啵葜劣谖鳉W對中國茶、絲、絲織品、磁器、糖等商品的向往，乃是自絲綢之路阻斷之后，歐洲人冒險開避通向東方商路的主要動機。據美國學者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一卷第二十六章統計的1739年和1740年廣州的歐洲商船情況看，兩年中商船24艘，運載噸數為13905噸，分別來自英國、法國、荷蘭、丹麥、瑞典。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商船在澳門出入，1740年1年中有12艘，運載噸數為4400噸。華東市場的商品價格內外有別，外銷比內售明顯高出許多，也有劣質貨物，但總體上是價廉物美，外商能夠接受，即使再加上船鈔稅銀、官吏勒索及其他費用，以及萬里航海之險，歐洲人也愿來中國投資貿易，因為回去后仍有大賺頭。即以絲織品論，中國的要價是西方市場上同類產品的1／3或1／4。［①⑨］
二、外來貿易對華東市場的拉力
利潤是推動商業發展和市場成熟的主要動力，商品尋找市場的擴張力通過商人的趨利行為表現出來，因此，商品的擴張力與尋找中的市場的利潤拉力是一個事物的兩面。明末清初，正在向中國尋求貿易的歐洲和東西洋諸國市場擁有的貨幣對華東市場產生了這種利潤拉力。這實際上是已經形成的世界市場初期競爭在中外貿易上的表現。
以英國為例，在明末清初一個多世紀的時間里（1635～1753年），“英國對東印度貿易公司”（以下簡稱“公司”）222條遠洋商船運來貨物約合中國白銀727669兩，運來白銀（主要是銀元）折合中國銀元7713078兩，總資金達14267452兩。［②⑩］英國對華貿易中懸殊極大的入超在證明中國商品的擴張力的同時，也表明那數以百千萬計的白銀對中國市場，首先是對華東市場的拉力。
這種拉力主要表現在同一商品的內外差價上。在中國的出口貨物中，簽約并完成貿易最多的先是絲和絲織品；后來由于英國國會法令禁止幾種絲和絲制品在英倫零售或穿著［②①］，絲和絲織品貿易曾略有下降，而英國人對中國茶葉越來越感興趣，茶葉貿易上升很快；還有糖、瓷器、銅、白銅、水銀等。在“公司”大多數商船的貨單上，茶葉和絲、絲織品常常放在首位。以茶葉為例，1701年至1736年，茶價每擔，工夫茶38兩或35．3兩或23．1兩，武夷茶27兩或17．15兩或14．8兩，白毫38兩或35．3兩或24．4兩，松蘿19兩或16．15兩或22．1兩，瓜片24．5兩，色種49．4兩，最貴的是貢熙細茶54．9兩。而道光初年的茶葉國內市場價每斤在48文至200文之間，［②②］當時的銀錢比率是1兩：1300文左右，每擔約合3．7兩至15兩。以此來計算“公司”當時從廣州買到的茶葉，至少是國內市價的三倍甚至更高。
實際上，外商已經注意到這種內外的差價。在廣州，英商“自行進入城內，詢問店鋪的貨物價錢，我們發覺比他們從來向我們索討的價錢便宜得多”［②③］。
內外貿易中的價格差額構成的更高利潤，對商人的誘惑力是極大的，這其中首先被吸引的是華東商人。“茶葉是由安徽、江西及湖南等省運來的”［②④］?！岸虏坑置钯徺I南京手工織制品，特別指定幅寬一英碼的南京棉布”［②⑤］。“我們與米森諾會同和德少、秀官及保商啟官平分訂約，購入最好的南京生絲400擔，每擔175兩銀，繳清各項費用，一百天內船上交貨。該商人等在廣州沒有這樣大批的生絲存貨，一定要到外地搜購，逼得我們預付款的80％給他們，這是我們能夠勸誘他們索取的最低數額。”［②⑥］以廣州為交易市場，貨源100天內搜集，應是從廣州到江浙來回所需的時日。利瑪竇從廣東北上去南昌、南京、北京沿途見到了這種長途販運以供外貿的盛況。［②⑦］當時來華外國商船不僅在廣州貿易，也沿海岸線北上廈門、舟山（定海）等地商貿。有的外船在廣州訂到貨后，還必須航往舟山、寧波口岸去裝貨。［②⑧］可見華東市場接受海外貿易的拉力的形式是多樣的。
由于各種原因，借依廣州、廈門、寧波等港口在政府官員的監督下與外商貿易是有限的，港口管理外貿的官員對外商成千上萬的銀元更具貪婪之心，他們千方百計地向中外商人勒索，官商、皇商欺行霸市現象也很嚴重，市場交易常常出現波折甚至夭折。但海外貿易的高利潤依然存在，它吸引市場以商人走私的形式進行交易。于是，華東商人走私貿易在明末清初更為盛行?！胺蛘摹⑷ǚ?，其素所有事也，而今乃及福清。閩人之下海也，其素所習聞也，而今乃及寧波。寧波通番，于今創見。又轉而及于杭州。杭之置貨便于福，而寧之下海便于漳。以數十之貨，得數百金而歸，以百金之船，賣千金而返，此風一倡，聞腥逐膻，將通浙之人，棄農而學商，棄故都而入海。”［②⑨］漳州、泉州、福清和寧波、杭州之間的市場輻射關系已發展成走私外貿的利害聯系了。“原來這邊中國的貨物，拿到那邊，一倍就有三倍價；換了那邊貨物，帶到中國，也是如此。一往一回，卻不便有八九倍利息？所以人都拼死走這條路?！保邰邰猓菝髦腥~后發生在東部沿海的海外貿易、海外移民、走私沖突甚至倭寇之亂的主要原因應是華東經濟發展與海外貿易之間的推拉作用。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對此作了闡釋：“今海賊據浯嶼、南嶼諸島，公然番舶之利，而中土之民，交通接濟，殺之而不能止，則利權之在也”。［③①］
明末清初的海上走私貿易可分為近海島、港貿易和遠海諸番貿易兩種。第一種近海島、港貿易。如浙江，舟山城東南百里的雙嶼港，“為倭夷貢寇必由之路”［③②］，在嘉靖年間發展成為華東走私商人與日本、葡萄牙等國商人的集散中心、國際貿易港，主要經營絲和絲織品。［③③］這個走私市場有多大？當時曾到過中國沿海活動的葡萄牙人賓托（FernaoMendezPinto）在他的《游記》中寫道：“雙嶼港總人口有三千多人，其中葡萄牙人占一半以上，還有房屋一千余幢，有的房屋建筑費達三四千金；還有教堂三十七所，醫院二所。每一年進出口貿易額達三百多萬葡幣（Cruzado），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用日本銀錠作貨幣的?！保邰邰埽菡憬睾＿€有可以避風良港四五十處，都成了當時海上走私的貿易市場。又如福建，福建沿海由于海岸線更為曲折，島嶼眾多，加上閩東南鄭芝龍家族海商集團擁有較強大的武裝力量，臺澎相距不遠，形成接應之勢，沿海的走私貿易更為活躍?！罢闹t安有梅嶺、龍溪、海淪、月港，泉之晉江有安海，福鼎有桐山”［③⑤］等，其中月港為最大海港。明末，月港衰微，鄭氏海商集團總部所在地安平港興盛起來，到清初，成為與清廷抗衡的海上貿易大港，直到清軍剿鄭的戰火把它毀為灰燼。福建還有下屬臺灣府的澎湖、大員、雞籠淡水港。廣東除了人們熟知的澳門之外，還有可以輻射閩、贛、粵三省的南澳島，也是當時走私貿易的國際性市場。走私貿易的商品流通量與貿易額永遠是一個謎，雙嶼港的年進出口貿易額也只是一個參考數字，但不可懷疑的是，以華東豐富的商品市場作為腹地，沿海島、港走私量一定很大，否則，不足以引起再三發生的“倭亂”，不足以形成持續16、17兩個世紀的十幾個私人海商集團。［③⑥］
第二種遠海諸番貿易。這是沿海島、港走私的輻射性向海外的延伸，所及的國家與地區東起日本、朝鮮，南經呂宋至南洋群島，西及阿拉伯半島并直至東非，而且在這些地區和國家同葡、西、荷、英等國商船貿易：這種貿易額也是很難確計的。林仁川先生根據國外有關史料，作了估計工作。其中1641年6、7兩個月，鄭芝龍運往日本長崎的諸多貨物中有白生絲25700斤，黃生絲15550斤，各種紡織品140760匹；1641年，銷往日本長崎的各種糖5726500斤，1644年為1417550斤，1645年為3377900斤。［③⑦］明末清初遠海貿易的總額估算，年平均出口約918萬兩，進口約738萬兩，利潤約942萬兩。［③⑧］
綜上所述，明末清初，華東市場參與海洋社會經濟的海上貿易，與世界性的海上貿易存在著互動作用的關系，這種關系顯示出華東商品經濟和市場網絡的新發展。但是這種新發展的主要動力是在民間，中國的海外貿易主要特征是民間走私，在本國政府的有限貿易和海上禁令以及番國洋人中的海盜前后夾擊中，華東特別是沿海商人不畏艱險依然起錨，趨利而去，干著赴湯蹈火的事業。中國近代中外貿易的序幕充滿活力與艱難。注：
①⑧⑨關于國內市場等級的界定和明中葉始全國性大市場的形成，參見吳承明先生《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一書的有關論述，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17～256頁。
②關于多元社會經濟結構的理論，主要參見傅衣凌先生的《中國傳統社會多元的結構》，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3期。
③另外五條干線要道為：北京分別至河南湖廣廣西、至陜西四川、至貴州云南、至山西、至（遼寧）開原。見明人黃汴的《一統路程圖記》和儋漪子的《天下路程圖引》，楊正泰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5頁、第354～512頁。
④根據傅崇蘭先生《中國運河城市發展史》統計，明清時期比較發展的32座城市中，華東占21座；清代工商業城市，華東占六座。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7頁。
⑤傅衣凌主編，楊國楨、陳支平著：《明史新編》，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9～342頁。
⑥胡煥庸、張善余：《中國人口地理》上冊，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表12、13。
⑦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表88。
⑩［明］張燮著，謝方點校：《東西洋考》卷7，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33頁。
①①［明］王世懋：《策樞》卷一，《通貨》，叢書集成初編本，第十二頁。
①②［明］周玄wéi＠①：《涇林續記》，叢書集成初編本，第二十七頁。
①③①⑧［明］姚士麟：《見只編》卷上，叢書集成初編本，第五十、五十一頁。
①④參見張海鵬、張海瀛主編《中國十大商幫》有關章節，黃山書社1993年版。
①⑤①⑦③①［明］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第二十六6冊，《福建》；四部叢刊三編本。
①⑥轉引自鄭永昌：《明末清初的銀貴錢賤現象與相關政治經濟思想》，臺灣師范大學歷史研究所1994年版。
①⑨《利瑪竇中國札記》，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3頁。
②⑩這里的三個數字根據馬士著《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以下簡稱《編年史》，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年中文版）第一卷第309～321頁《東印度公司的英國船只對華貿易表（1365—1753年）》的有關數據統計而來，原表多用鎊和八單位里亞爾后稱元為計算單位，這里根據100英鎊＝416．67元、100元＝72兩、100英鎊＝300兩換算，0．72兩×416．67＝300．0024兩。又：貨物價值與白銀相加不能等于總資金的原因是有許多船只只有總資金的記錄。
②①②③②④②⑥②⑧《編年史》第一卷第十一章、第八章、第十五章、第二十八章、第八章。
②②黃冕堂：《清史治要》，齊魯書社1990年版，第441頁。
②⑤《編年史》第一卷第二十一章。所謂的南京棉布應是指當時蘇松地區的棉布織品，南京和蘇州都有棉布市場。
②⑦《利瑪竇中國札記》，第278頁。
②⑨［明］王在晉：《通番》，《越鐫》卷21。
③⑩［明］凌蒙初：《轉運漢遇巧洞庭紅波斯胡指破鼉龍殼》，《拍案驚奇》卷之一。
③②天啟《舟山志》卷2，《山川》。
2004年6月24日，平安集團在香港聯交所成功上市，融資143.37億港元，平安的發展邁出了關鍵的一步。時至今日，回顧平安上市兩年來的發展情況，可見上市對平安的經營管理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帶來了顯著的變化。
在這些變化的背后，是一系列的經營管理舉措，這些舉措推動著上市后的平安闊步向前，可供其他險企借鑒。
一、公司治理結構更趨完善，決策機制更加健全
應當說，平安在公司治理結構方面得天獨厚，有其他公司不能比擬的優勢。員工持股基金的建立，海外戰略投資者的引進，國有股的逐漸淡出，海外上市引入H股，平安的股權結構步步優化，使平安的經營更加理性和富有生機。
此番上市，平安在全球發行13.8789億股H股，約占公司股份總數的22.4%，平安的股權進一步分散。2005年，匯豐收購了高盛和摩根斯坦利持有的平安10%的股份，股份總數上升到19.9%的上限，成為平安的第一大股東。2005年8月25日，匯豐派駐平安的董事AnthonyPhilipHOPE被任命為副董事長。
由于接受了外資股東及海外公眾投資者的監督，平安的管理效率大大提高，決策機制更趨完善。目前，平安集團董事會下設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常委由集團CEO、VCEO、CFO、CHRO、CIO等核心管理層擔任，集團內戰略、投資、人力資源、稽核及主要業務線執行官皆由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士擔任，這些高管大多都有海外工作經歷，在各自的專業領域享有較高的聲譽。這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平安決策體系的完善和科學。
二、經營目標明確，利潤導向更加旗幟鮮明
上市后，來自投資者和股價的壓力，迫使平安的管理層更加關注公司的盈利能力，公司在戰略決策和KPI考核上更強調盈利性。公司繼續強調“品質優先”和“利潤導向”，并以利潤的達成情況作為后線管理人員獎勵的依據。
為確保集團整體利潤目標的達成，集團人力資源部會同企劃部等相關部門力推“問責制”，將集團的經營目標逐級、層層向下分解，并納入各級管理干部的考核，跟薪酬及獎金直接掛鉤。針對指標的達成情況，上級問責下級，形成自上而下的經營壓力和動力。
此外，在每月的經營報告會上，利潤指標成為分析的重點，對虧損的產品、機構、渠道，子公司管理層需要向集團管理層解釋原因并提出改進措施，并由專人負責跟蹤落實。
通過這些舉措，使得利潤和每一個員工的利益都密切相關，追求盈利的觀念深入人心，并轉化為動力和執行力。
三、追求長期經營目標，關注價值增長
當公司進入資本市場后，業務經營的決策原則從根本上講還是沒變，但公司的管理活動復雜多了，因為公司管理者還得同時應付資本市場，要管理投資者預期，以期實現股價的穩定上漲。
公司上市后，投資者和投機者之間的交易活動確定了股價。股價是基于投資者對股票價值的看法決定的。股票的價值等于其內在價值，內在價值以市場對公司未來業績的期望為基礎，取決于公司未來的現金流量和收益能力，期望的變化對股價的決定作用，超過了公司的實際業績所起的作用。從實質上講，投資者購買的是公司未來可能取得的業績，而不是過去的成果。
作為公司管理者，其任務就是要使公司的內在價值最大化。上市后的平安集團就特別注意這一點，其對下屬壽險子公司的考核尤其強調內含價值（EmbededValue）和新業務內含價值（NewBusinessEmbededValue）的增長，從而有效管理市場預期。
四、關注法律法規，經營管理更加透明
上市后，公司需接受證券監督管理機構、機構和公眾投資者、中介機構的監督，要定期公布業績和隨時披露重大事項，這些都對公司的法律合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順應上市的需要，平安集團先后成立了法律合規部和戰略拓展部，前者專門負責集團法律事務，后者專門負責投資者關系管理。集團的所有對外信息，都要嚴格審核，，保證數據的一致性和準確性。同時與分析師保持密切聯系，分析和模擬市場反應，為保證分支機構的合法、合規經營，集團改革了稽核體系，成立東、南、北三個稽核分部，各分部配備大批審計、財務和業務專才，保證對轄區內各分支機構的常規、專項、離任及案件稽核，省級機構每年至少開展一次常規稽核。與此同時，為配合總公司制度化建設，在各級機構開展制度審計，以保證經營管理制度的標準化。
通過對法律事務的集中處理，對信息披露的管理，以及對分支機構高覆蓋率的稽核，平安增強了守法經營的觀念，提高了經營的透明度，管理更上一個平臺。
2004年初，原平安集團財務企劃部和總精算師辦公室合并，成立平安集團企劃精算部，協同集團戰略發展中心負責集團的戰略規劃，同時專司資源配置及價值管理。上市后，憑借企劃精算部強大的企劃能力，平安完善了滾動三年規劃機制，并著手編制集團“十一五”規劃。
為追求股東價值的不斷提升，上市后的平安開始拓展業務發展領域，積極尋找新的業務增長機會，先后涉足信用卡、電話銷售、企業年金、專業健康險、資產管理、小額消費信貸、銀行收購等業務領域。
2005年11月，來自花旗銀行的RichardJackson出任平安集團首席金融業務執行官。2006年3月，平安人壽董事長梁家駒被任命為首席保險業務執行官，加之負責平安投資業務的平安證券董事長葉黎成，平安集團的保險、金融和投資三大業務線的管理輪廓已經非常清晰，一個現代綜合金融服務集團的模型已經展現在世人面前。
六、倡導節約，強化成本控制
美國著名管理專家邁克爾·波特分析，企業經營中存在兩種基本類型的競爭優勢：成本領先和別具一格。通俗地講，成本控制和差異化是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就保險行業來講，由于產品和渠道的高度同質化，差異化無非體現在服務和管理上。在日趨激烈的競爭環境里，由于服務方式的可復制性，服務方面的差異化不能夠建立長期的競爭優勢，剩下的就只有管理。而管理的差異化最終要通過靈活高效的運營流程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所以對于保險企業來講，核心競爭力歸根結底只有一個:通過控制成本建立成本領先優勢。
平安一直以來倡導節約，上市之后更是如此。上市后的平安，開展成本節約工程,發動廣大員工,廣開言路,征集成本節約方案和建議,在進行可行性分析后立即付諸實施,迅速轉化為成本優勢。
成本控制不僅基于股東回報的要求，更基于公司戰略發展的考慮。上市后的平安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視戰略規劃和計劃預算，這是平安精打細算、未雨綢繆的戰略方針。從長期來看，平安對發展戰略的重視和規劃，將使成本的投入符合業務發展的節奏,并滿足利潤目標的實現,從而少走彎路,這是最大的成本節約。而通過嚴格、制式、高效的費用控制和成本管理，平安將在內生變量上建立競爭對手無法復制、短期內無法超越的競爭優勢。
七、不折不扣，深入貫徹“執行”觀念
平安上市后，作為公眾公司，政令的暢通，行動的統一，對于維護公司品牌，提高運轉效率至關重要，這當中最根本的就是企業的執行力。
上市前后，平安內部旋起了“執行熱”，從CEO到普通員工，從集團總部到最基層的營業部，都在講“執行”，管理人員幾乎人手一本《沒有任何借口》和《致加西亞的一封信》。
目前，全國工商注冊登記的中小企業超過1000萬戶，約占企業總數的99％，工業產值、實現利潤和出口總額為60％、40％和60％，提供了．75％的城鎮就業機會。1978年至1996年間．從農村轉移出的2.3億勞動力絕大多數在中小企業就業．1998年中小企業吸納國企下崗職工約460萬人。非國有中小企業已成為吸納勞動力就業的主力，尤其是在接納安置國有企業下崗分流人員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同時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滿足社會多樣化的需求等方面的作用也日益明顯。值得注意的是一批中小企業在國內發揮重要作用的同時，又進軍國際市場進行海外經營，有的中小企業開始在境外設廠布點，更直接參與國際競爭．使自己在國外有了很好的發展。
一、中小企業海外經營現狀
我國中小企業海外經營主要體現于民營企業的商品出口、海外經營上。自1978年以來，中小企業中民營企業開始有少量直接出口，90年代隨著三資企業自營出口的增長，到1998年民營企業的直接出口比重已上升到47．3％．成為我國出口增長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目前全國大約有150家上規模的民營企業被賦予自營進出口權，而且涉及的行業也相當廣泛，且有一批民營企業開始走出國門，在境外設廠辦點．如江蘇三星繡品集團，先后派出個體和私營業主120多人次．在lO多個國家創辦了3O多家境外私營企業;北京時代集團公司在歐洲收購了一家老牌的外國儀器公司，使自己的產品占領了很大一部分歐美市場。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中小企業或通過外貿出口或通過出口商品生產等形式，參與國際竟爭。綜觀我國中小企業海外經營狀況有如下特點:
(一)規模偏小。海外市場狹窄，市場過分集中.占領的市場大多是亞洲市場 我國中小企業海外市場多半集中在日本、韓國和東南亞地區、歐美的則很少，其產品覆蓋面也十分狹窄。盡管有外向型經濟活動，但普遍沒有形成規模。我國浙江一帶中小企業走出國門的多些，但內地邊遠地區走出去的企業則較少;走出去的企業中。注冊資本在500萬元以上的中小企業則更少.
(二)中小企業產品檔次不離，外向型發展仍處于相對幼稚水平 中小企業產品檔次不高，質量普遍低下。形式單一、老化，出口產品也沒有自己的品牌、附加值、科技含量低。從商品結構看.出口的產品中多是服裝、紡織品等勞動密集型產品。高新技術產品或機電、成套設備出口極少。
(三)中小企業人才缺乏．特別是懂得海外經營的人才更少，使其管理水平低下 目前中小企業海外經營中人才缺乏，且人員素質低下，國內從業人員多半是城鎮新增勞動力、下崗職工、民工、文化水平低的人。加上中小企業主對海外經營培訓不重視，使得海外經營人才更加缺乏。根據對四川省200個私營企業的調查表明，受過大專以上教育的私營企業主占總數比例僅為14％中小企業用人制度上采用“任人唯親”的家族管理方式，與國際上通行的現代化管理制度大相徑庭．這勢必影響中小企業的海外拓展。
(四)中小企業海外經營中．利用國外的生產要素少 如：先進技術、設備的企業少．即在國外建立的合資企業較少，弱化了中小企業海外競爭的能力和進行研究開發的勢頭，國際營銷網絡面狹．不成體系。
(五)中小企業海外進行直接投資的行業多半為勞動密集行業 盡管有其優勢，但隨著高科技的發展，這些行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處于劣勢地位。
二、我國中小企業海外經營發展面臨的問題
我國中小企業面臨的問題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體制不順．多頭管理．致使中小企業海外經營機會減少、成本增加目前．我國中小企業依然按照所有制部門及區域，分由經貿委、科委、鄉鎮局、工商局和工商聯等部門管理。由于政出多門、職能交叉、多頭管理。致使口徑不一，管理分散，地方企業無所適從在項目審批、產品鑒定等方面職權不清，多方插手、重復收費，“三亂”現象極為突出。加之社會中介服務體系尚不健全，造成中小企業特別是個私企業在產品開發、市場定位、資金投向等方面存在較大的盲目性。辦理商務出國的費用高、環節多、效率低，往往使中小企業坐失商機。
(二)融資困難，告貸無門．致使中小企業海外經營后勁不足資本經營是中小企業海外經營乃至生存的最關鍵一環，然而由于我國大銀行對中小企業惜貸，政府對民間金融機掏采取抑制發展政策，致使中小企業融資困難。出現：1．資金供應不足。目前我國尚無專門為中小企業貸款的金融機構，加之商業銀行體制改革后權利上收，而以中小企業為放貸對象的基層銀行則是有責無權，有心無力；實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后，逐級下達“存貸比例”，使本米就少的貸款數量就更為可憐，貸款供應嚴重不足。2．中小企業尋保難。因為中小企業多為租賃經營，無不動產作抵押．因而為中小企業擔保的機構就少．擔保的品種也就單一。此外，中小企業借貸成本高，放貸的責任大，直接融資無渠道等，也影響了其融資能力如：福建省中小企業約52％無力從銀行獲得貸款，致使21．6％的中小企業開工率低于50％；73％的小型企業開工率低于80％。3．扶持不足。8O年代國家對以中小企業為主的鄉鎮企業發展給予了許多優惠政策隨著改革的推進，這些政策逐步取消了。在新形勢下，中小企業不但很少得到優惠，反而由于各級政府熱衷于大企業、大集團的建設而遭冷落和不公。
(三)政策不公。市場無序。增加了中小企業經營成本長期以來在人們的頭腦中形成了，這樣一種觀念，只有大企業才代表工業發展的未來，才能為國家工業化作出貢獻。雖然改革開放以來中小企業的發展極大繁榮了我國經濟．但一種很有影響的觀點卻認為．它們與大企業爭資源、爭市場，大量生產偽劣產品，造成嚴重的資源浪費許多人有意無意地將加強大企業同發展中小企業對立起米。這種觀念也影響政府部門所制定的政策，使我國出臺的對中小企業的政策呈現出一是短期性，二是不公平性，致使中小企業海外經營成本高，利潤低。近年來出臺的政策多是按照企業規模和所有制設計操作的，對大企業優待多，對中小企業考慮少；對公有制企業優待多，對私有制企業考慮少政策適用上也存在著不公平性。具體表現在：
1在稅收政策上，國有企業可先繳后提，非國有企業無此待遇；中小企業特別是個私企業往往是小額納稅人，增值稅發票難以抵扣，實際稅負增加；個私企業存在雙重納稅的現象等。2在土地政策上，我國中小企業不能享受土地使用權出讓金、增稅減免等政策。3．在銀行呆壞賬準備金核銷上，大企業可列入國家計劃及時優化資產負憤結構，中小企業無此厚遇4．在行業準入上，中小企業尤其是個私企業還受到諸多限制。此外+市場交易規則缺乏，市場秩序混亂。加之一些部門執法不力，使中小企業正常經營困難重重。
(四)加入WTO后。中小企業海外市場拓展競爭將更加劇烈加入WTO后。一方面給中小企業海外經營提供了難得機遇+使其進行海外經營面臨著許多有利條件，但不乏挑戰因素的存在。我國中小企業海外擴展面臨的突出問題有：1．加入WTO后我國中小企業將面臨國外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企業的嚴重打擊；國外高精尖產品一方面沖擊我國內市場，另一方面也占據了許多海外市場，使我國中小企業海外經營有較大難處；2．加入WTO以后+我國中小企業將受到已加入WTO的發展中國家同類企業的競爭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密集產品如印度等國的產品也在國際市場上與我國中小企業分爭海外市場。這兩方面將會影響到我國中小企業海外市場所占的份額大小。
(五)自身因素制約其發展，致使其海外經營步履放慢除上述企業的外部問題外，就中小企業自身而言，主要有企業體制和組織制度不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企業管理水平和人員素質有差別、企業技術含量不高、開發能力不強、盲目投資及低水平重復建設嚴重等問題使企業產品檔次低、中小企業的海外拓展的步伐要比其所預想的緩慢。
三、中小企業海外經營發展的優勢
盡管中小企業存在著一些問題．但是不能就此否定中小企業有走出家門跨人海外市場的能力，中小企業海外經營發展仍然存在著優勢．既存在著外部環境提供的機遇，也有自身積累的勃發力。
(一)WTO與經濟全球化給中小企業海外發展的影響提供了難得機遇我國中小企業實現二次創業，走出國門，融人世界，這是中小企業經濟發展的一種趨勢。隨著我國加入WTO步伐的加快，將使中國市場與國際市場緊密相連，中小企業也將獲得一個多邊、穩定可預見的公平競爭環境，使我國中小企業進行跨國經營有著良好的機遇：1．WTO要求實現多邊、無條件、穩定的國民待遇原則，將使中小企業在產業準入等方面，與國有大型企業和外資企業享有同等權利．有利于中小企業開拓國際市場；2．WTO要求放開資本市場，允許外資銀行進入，將使中小企業更多的渠道和方式獲得間接融資與直接融資機會；3．WTO將加快信息技術和互聯網的發展，使地域不再成為制約中小企業發展的一個因素，它將具備與大企業競爭的能力；4．WTO將推動全球產業結構調整，使更多的中小企業將成為跨國公司必不可少的合作伙伴，更加便利海外擴展。
(二)中小企業經過20年的發展．已具備海外擴張的能力中小企業已積累了一定的資本，擁有了相當大的市場份額，加之有一部分中小企業已走向國際市場，積累了一些海外經營的經驗。這為海外擴張提供了堅實的基礎。我國的中小企業大多為鄉鎮企業，其產品鄉韻氣味濃厚，可以彌補海外行空穴，擴張我國中小企業生存空間，加之中小企業靈活性，應變市場能力強+能夠適應海外市場的風險，較容易利用跟進原理占據海外經營市場。
四、中小企業海外經營發展的對策
自9O年代來+中小企業規模化、集團化的發展趨勢席卷全球，中小企業走向世界進行海外經營不僅是中小企業一種明智選擇，而且已經成為一種潮流。中小企業走出去，實現第二次創新+對我國經濟發展特別是對當前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和技術創新，深化國企改革，具有重大意義。目前，我國已有13萬多家鄉鎮企業的產品走到國際市場，有6300多家的鄉鎮企業辦了跨國公司。為了進一步發展中小企業，迅速提高中小企業的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趕上和超過發達國家的中小企業，使之成為拉動整個企業發展、地方經濟、國民經濟的火車頭。政府應為中小企業海外經營創造良好的環境，減少中小企業海外經營的成本，解除其經營的后顧之憂。具體對策如下：
(一)政府應在理念上扶持．為中小企業海外經營提供良好的環境中小企業雖然是民營企業，但在理念上、觀念上必須從計劃經濟的體系中解脫出來，建立起與國有經濟一視同仁，公開、公平、公正的市場經濟理念．不應該考慮企業的姓公與姓私而采取不同的政策標準來對待。要按照“三個有利于”、“發展是硬道理”的客觀標準做好中小企業的扶持工作，“加長”政府“有形的手”為各類中小企業發展提供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這樣才能使中小企業輕裝上陣，為其海外經營減壓減負。
(二)開辟更多的融資渠道．改善中小企業融資環境．保證中小企業有能力參與國際競爭中小企業要進行跨國經營，必須有足夠的資金企業的運動過程實際上也是資金的運動過程，如果中小企業的發展資金需求得不到保證，企業就很難順利地開展自己的業務。為此要做到：1．變間接融資為直接融資。應盡快開通中小企業直接融資渠道，有選擇地開展“創業板”試點，改變中小企業過分依賴間接融資單一渠道狀況；2．扶持建立和重點發展適合中小企業特點的中央、地方性金融機構，對中小企業融資提供擔保，并對中小企業進行分類排隊，按照“優先支援企業”、“有條件支援企業”、“其它企業”的順序，在數量上保證供應，同時，采用多種形式．如我國經濟學家董輔{n所提倡的大力發展民間擔保公司，利用民間資金建立中小企業信用和監管制度，搞好中小企業資信檔案，銀企聯手營造良好的信用環境，保證我國中小企業在參與國際經濟大競爭中有足夠的資金支持
(三)進一步理順中小企業管理體制，改革外貿體制．建立公平的市場環境。為中小企業海外經營掃清障礙．鋪路架橋中小企業管理應按照國家經貿委《關于鼓勵和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若干政策意見》的要求，結合當地機構改革的實際，進一步理順中小企業管理體制，盡快明確中小企業管理機構以形成全國縱橫貫通、上下聯動的中小企業工作網絡我國中小企業參與國際經營，工商登記手續十分繁雜，曾存在著多頭審批的現象使中小企業進行跨國經營面臨著許多不便今后，要進一步改革外貿體制，由原來的審批制改為登記制，簡化審批手續，節省審批時間為中小企業的發展創造一個公平合理的市場環境，為中小企業跨國經營提供發展空間。
{四)強化政府在中小企業走出去的服務功能政府在中小企業提供全程服務工作，主要有：1主動與相關國家簽定雙邊協定，為中小企業提供雙邊的法律保障。2提供信息咨詢服務，有針對性地搜集中小企業所需要的市場信息、技術信息、政策信息和人才信息等經過必要的分析和加工后，為中小企業提供信息咨詢服務，以保證中小企業作出準確的判斷、決策；3提供中介服務，為企業與科研機構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開展經濟協作以及企業的產品出口等牽線搭橋；4．加強培訓服務，政府應舉辦各種跨國經營跨國管理培訓班，使中小企業經營者經過培訓獲得相應學歷，并鼓勵他們出國考察，掌握新知識．幫助中小企業經營者提高素質、改善經營管理，為他們開拓國際市場創造條件；5．為中小企業提供企業診斷和經營指導服務并借鑒國際上幫助中小企業發展的經驗，按照產業政策的要求，重點扶持一批優秀中小企業。6為中小企業提供海外投資保險，中小企業到海外辦廠遇到的風險比國內大，除中小企業自身采取一些防范措施外，我國應借鑒其他發達國家的經驗成立全國性的海外投資保險機構，專門負責為中國海外投資企業提供政治、經濟類保險。
(五)搞好技術創新．促進特色經營創新是企業發展的動力和源泉，世界上產品的競爭，實質是科技的競爭。中小企業在市場中拼搏如果不及時更新設備，開發新產品，使之潮流化、個性化．則很難保持原有市場，開拓新市場，我國中小企業普遍生產水平低、設備陳舊落后，企業和產品的市場競爭能力較弱。因此必須加快我國中小企業的技術改造步伐，圍繞現有企業母體加大投人，提高技術裝備水平，實現產品的升級和技術創新，從而把中小企業從依靠簡單量的擴張、生產一些檔次不高、重復建設的產品，轉變為依靠科技，搞深加工，生產適應市場需求、競爭能力強的產品。并積極走專業化生產和特色經營的發展路子，重新調整產品的市場定位，找準切A點，在產品、工藝等方面積極為大企業提供配套服務，努力建立長期穩定的協作關系，實現市場的聯結。同時，還要加強中小企業之間的協作關系，共同加強新產品、新技術、新市場的開發。處于產業上、下游的企業要加強配套，形成合作群體。
(六)中小企業要重視培育高素質人才提高管理水平．增強海外經營的能力企業要跟上時代的步伐，歸根到底取決于人才素質，特別是高級管理人員的決策力、組織力、觀察力、協調力等綜合素質，我國中小企業高級經管管理人員，一部分是受計劃經濟教育過來的，另一部分是新起的私營企業家，他們對科學、嚴格、系統、規范、動態的現代經濟管理認識不足，有的甚至沒有入門。人才競爭是一切競爭的基礎，中小企業要走向國際市場和開展海外投資活動，就必須有一批熟悉國際貿易規劃與慣例和企業經營管理的外經貿、金融、營銷、企管、財務、技術等方面的專業人才。為此中小企業應采取各種措施，調動高校力量，開辦各種培訓班．建立有效機制，培養海外經營人才使其具有跨國經營、管理知識，提高其馳騁市場的理性能力。
(七)依托大廠求生存．達到借船出海的目的企業是市場競爭的主體，無論是打進國外市場，或是保存國內市場，都要靠競爭力強的強勢企業作為先鋒和骨干隊伍。中小企業要抓住國內大型企業資產重組和經營戰略調整的有利時機，以不圖所有，但圖所在的眼光，主動與太企業建立穩定的協作關系，通過對太企業上下游產品的加工制造，帶動中小企業發展。同時創造機會吸引國內外知名企業和投資者采用聯合、兼并、合資、合作等形式，達到中小企業供梯上樓、借船出海的目的。
首先，“中國人”的身份是無法否定的。海賊王迷對于自身的“中國人”身份和政治立場甚至比諸多非動漫迷還要清晰和明確。廣大海賊王迷雖然在觀看海賊王的過程中，接觸到日本諸多的創新思想和文化觀念，對我國現存的部分社會制度、國民素質產生一定的不滿，但海賊王迷群卻是心懷“恨鐵不成鋼”的思想，抱著激勵祖國的心態對其進行“批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