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經濟與管理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農業經濟與管理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農業經濟管理理念相對落后。農業經濟管理在長期發展中并沒有更上時代管理的步伐，其存在條件管理的落后，但更重要的是管理理念的落后。例如，農產品常出現的質量問題、市場問題及再加工問題等等，根本原因是農業缺乏系統的管理，對農產品的產生沒有進行嚴格的把關，或是不重視農產品的質量問題，在其產生過程中缺乏一定的技術評判標準，生產的流程不規范等等，同時仍然處于被動銷售的狀態，沒有對市場需求進行詳細的分析及銷售的手段多是停留在人工在市場被動銷售，沒有積極采取一些營銷的手段或是增加銷售的手段，如網上銷售，或是加工成品的銷售等等，這些都表明了農業經濟管理理念的落后。

農業經濟管理技術手段落伍。科學技術是農業生產的第一動力。特別信息化快速發展的今天，農業的信息科學技術的發展顯得非常重要。然而，我國農業經濟本身發展相對落后，同時農業多是分布在偏遠的農村及小鎮，基礎設施非常落后，不能正確認識信息科學的用處，甚至沒有接觸過信息科學的發展。同時，農業的發展不均衡，缺乏必要的技術管理人員，不能滿足農業現代化的發展要求，同時也是限制農業現代化發展的一種重要因素。

農業經濟管理隊伍發展落后。國家重視農業的管理與發展，并對農業的發展投入了一定的人才與資金。但是，農業經濟管理的好壞取決于領導農業管理發展的團隊。管理者受教育水平及擁有的管理技術決定了農業管理發展的程度。社會的進步，經濟的發展，教育水平的不斷提高，農業經濟管理的知識已經不只是農業這一學科，其中還包含了管理、法律、經濟等各方面的知識，這對于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若是管理者自身沒有與時俱進，及時補充自己的不足之處，自身的發展落后與農業現代化管理的發展，如何促進農業管理的發展的進步，如何推動農業經濟的發展。

二、農業現代化建設中加強農業經濟管理的措施

建立建全農業經濟管理體制。建立建全農業經濟管理體制是推進農業發展的前提。首先，過去的農業發展主要是以傳統的農業為主，在農業的建設中可能會產生大量的廢物等，并且是一昧的追求產量。這需要對農業發展的理念進行改革，向綠色、低碳、環保、循環發展的農業經濟管理模式進軍。因此，目前需要解決農產品種類單一的問題，創新并開發出新的農產品品種，拓展農產品的銷售渠道，擴大農產品的銷售市場，策劃多種營銷手段，建設多元化、多層次、多方向的農業產業鏈。其次，需要提升農業科技水平，以創新型的技術提高農業的價值，真正在技術水平上提高農業在市場中的核心競爭力，使其在市場中國占據重要的地位；最后，需要對加工后的農產品或是其他直銷的產品進行嚴格的食品安全嚴查，保證其綠色、健康、無污染，不會對人體健康造成任何危害。這是農產品可以長期的根本。

全面實現農業經濟管理信息化。農業經濟管理信息化是推進農業發展的動力。隨著時代的發展，自動化的農業發展將成為主流，而信息化的技術及設備則是核心。這需要在農業范圍內大量傳播管理的信息化，應用先進的技術及時獲取有關于農業的信息，以提高農業發展的效率。在過去，傳統農業發展獲取的信息主要是天氣現象，諺語及先輩的經驗等等。但是，在如今，傳統獲取信息的方式已經不適應與跨時代的農業發展，必須依靠智能的手段獲取。國家應對農業管理的發展投入一定的信息技術的支持，盡可能在農業范圍內普及計算機和網絡。同時，為其配備專業的信息管理人員，以便更好的服務于農業經濟管理信息化的全面實施。

篇（2）

農業企業經營管理學是一門邊緣性學科。它的內容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以及相關學科的發展，得到不斷地充實和完善。農業企業管理學還廣泛地吸取了現代管理學的理論和方法，經濟學、社會學、法學、心理學、統計學、計量經濟學和運籌學等學科為農業企業管理學提供豐富的養料，使它的內容更加豐富、更加完善。

在20世紀初，歐美的農場經營學和農場管理學，主要研究勞動力諸要素的選擇和利用、生產組織與管理等問題。本世紀50年代以來，它們的研究內容和體系發生了很大變化。為了生產發展的需要在企業管理中廣泛地運用決策理論和技術，確定企業的戰略目標;為了實現企業經營計劃和目標，運用投入產出理論和數量分析方法來考查和評價企業的經營效果;運用信息和市場預測，掌握市場動態，以便按市場需求組織生產經營活動等。

社會主義農業企業管理的內容主要包括：研究農業企業的形式、特征，企業經營管理的目的、任務，企業管理的體制與組織結構，企業的經營預測和決策，企業的經營戰略與計劃，生產諸要素的合理結合和利用，生產過程的合理組織、農產品的銷售，企業的財務、成本和收入分配的管理以及企業的經濟活動分析等。

由此可見農業企業管理學研究的內容是十分廣泛，遠超過了經濟學科的范圍，我們了解這門學科的研究范圍和內容，是為了更好地去掌握它、研究它，以便更好地為農業企業管理實踐服務。

農業企業管理學研究對象

農業企業管理學研究的對象主要是：農業生產中生產力的合理組織，生產要素的合理利用，生產關系的調整及上層建筑的協調等。

在研究生產力的組織方面，主要是研究生產力諸要素的結合在質上的相互聯系性和量上的比例性。如企業內的產業結構、生產布局、生產調度、不同生產要素在時問和空間上的合理組織和利用等。

在研究生產關系的調節方面，主要是研究企業中人與人的關系。如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關系，經營權與所有權。生產責任制中的責、權、利關系，產品分配中的三者利益關系等。

在研究上層建筑的協調方面，主要是研究企業管理體制、企業的領導制度、領導作風、領導方法，以及國家方針、政策、經濟法規的貫徹執行等。同時還包括企業的政治思想教育、企業精神文明建設等方面的內容。

農業企業管理學是在企業管理實踐活動基礎上產生的科學，它具有很強的實踐性和應用性。它所研究的對象必須是密切聯系生產實際。中國正在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由過去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企業管理的理論和方法，必須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在管理上必須自覺運用價值規律，接受市場調節的推動，積極參與市場競爭，在競爭中不斷發展壯大。

企業管理的性質也決定了企業管理研究的對象，一方面是社會化大生產要求合理組織生產力，體現管理的一般職能，另一方面又是生產關系性質決定的，起調節生產關系的職能，即管理的特殊職能，這一點，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是有根本區別的。因此，農業企業管理學必須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相互作用中，去研究企業管理的規律性。人們可以運用這些規律再去指導企業管理的實踐活動。

農業企業管理學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應用科學，除了研究農業企業管理的規律和理論外，還必須研究管理的方法、技巧及其由過去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企業管理的理論和方法，必須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在管理上必須自覺運用價值規律，接受市場調節的推動，積極參與市場競爭，在競爭中不斷發展壯大。

企業管理的性質也決定了企業管理研究的對象，一方面是社會化大生產要求合理組織生產力，體現管理的一般職能，另一方面又是生產關系性質決定的，起調節生產關系的職能，即管理的特殊職能，這一點，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是有根本區別的。因此，農業企業管理學必須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相互作用中，去研究企業管理的規律性。人們可以運用這些規律再去指導企業管理的實踐活動。

農業企業管理學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應用科學，除了研究農業企業管理的規律和理論外，還必須研究管理的方法、技巧及其應用。把力量、方法與管理實踐聯系起來，以解決企業管理中的實際問題。

 

農業企業管理學研究內容和對策相關文章：

1.有關農林經濟管理類論文

2.什么是管理學 管理學研究內容和方法

3.農業企業經營管理論文

篇（3）

主要欄目

中國宏觀經濟論：主要刊登國家權威部門、著名學者所做的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和宏觀管理熱點問題的實證性研究，具有對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前瞻性的特點。

中國金融·財政研究：本著理論性和實證性相結合的辦刊方針，對中國金融、財政體制改革、金融機構經營管理、資本市場發展等熱點問題進行研究，并及時探討現實中出現的難點問題。為國家職能部門的決策、金融機構的改革與發展和有關社會研究機構的理論與政策研究提供理論依據和政策信息。

中國對外經濟關系論壇：主要刊登圍繞中國對外貿易、FDI、對外經濟合作等方面理論與實證相結合的研究成果。

中國公共管理論壇：主要圍繞中國公共管理現實問題進行理論性研究，以及針對中國公共管理現實問題進行實證性的案例分析。推動公共管理的理論研究向規范性、實證性的方向拓展。

中國就業·分配論壇：主要刊登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中所面臨的就業和收入分配問題的研究成果，以期在深入了解問題所在的基礎之上，尋求解決中國就業、收入分配問題的方案。

中國區域經濟發展論壇：主要刊載中國區域發展、區域性經濟結構以及區域發展比較研究的學術論文。

中國農村經濟論壇：主要刊載有關中國農業經濟和農村發展問題的理論探討、政策研究、案例分析等研究成果，以期加快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步伐，并使其成為政府了解中國鄉鎮企業的紐帶和橋梁。

中國產業發展論壇：針對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產業升級等現實狀況，本欄目著重關注有關中國產業組織結構調整、產業發展的前景分析、國家產業管理體制改革和政策的調整等方面研究成果。

工商管理理論論壇：結合中國工商管理的實際狀況，以理論分析和實證分析為主，著重研究、探討切實符合中國工商企業管理實際的管理理論、管理理念與管理方法。

中國上市公司研究：以中國上市公司為主要研究對象，探討中國上市公司的管理體制、上市公司的發展前景、上市公司與資本市場的關系等方面問題，以求全面、準確掌握中國上市公司的發展狀況，促進中國上市公司的健康、持續發展。

中國工商管理評論：以中國企業管理的案例分析形式，探索、總結、推廣符合中國企業管理實際的經營理論與經營戰略、組織結構與組織行為，以及管理方法等。

 

投稿須知

1、論點明確,文字精煉,論據充分,數據可靠.每篇論文(含圖、表)一般按各刊物要求不同而不同,但必須依次包括:文題,作者姓名,作者單位及郵編,中文摘要,關鍵詞(3～8個),中圖分類號,英文摘要和英文關鍵詞,正文,參考文獻.文稿首頁請在地腳處注明:第一作者簡介,包括姓名(出生年月～)、性別、學歷、職稱、主要研究方向、E-mail;資助基金項目(若有的話,并注明項目號)。

2、文題一般不宜超過20個字,正文層次標題應簡短明確。

3、中文摘要一般以200字為宜。摘要分為三種:報道性摘要、指示性摘要、報道-指示性摘要.報道性摘要側重寫本項研究的最具價值和創造性的結果和結論,指示性摘要主要寫研究的方法、手段及研究的方向、內容范圍,報道-指示性摘要則介于兩者之間.研究性論文應寫成報道性摘要或報道-指示性摘要,少數綜述性論文在不便于寫成報道性摘要時才考慮寫成報道-指示性摘要或指示性摘要.

4、英文摘要一般和中文摘要對應(即應為譯文),包括文題、作者姓名(漢語拼音)、作者單位、摘要正文、關鍵詞。

篇（4）

中圖分類號：F2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12-0-01

一、知識經濟與低碳經濟的背景介紹

知識經濟（Knowledge Economy、Knowledge Based Economy），是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與農業經濟、工業經濟相對應的一個概念，是一種新型的富有生命力的經濟形態；工業化、信息化和知識化是現代化發展的三個階段；創新是知識經濟發展的動力，教育、文化和研究開發是知識經濟的先導產業，教育和研究開發是知識經濟時代最主要的部門，知識和高素質的人力資源是最為重要的資源。而所謂低碳經濟，是指在可持續發展理念指導下，通過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產業轉型、新能源開發等多種手段，盡可能地減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達到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雙贏的一種經濟發展形態。

知識經濟的興起將對投資模式、產業結構、增長方式和教育的職能與形式產生深刻的影響。在產業結構方面，一方面，電子貿易、網絡經濟、在線經濟等新型產業將大規模興起；另一方面，農業等傳統產業將越來越知識化。

低碳經濟，是指在可持續發展理念指導下，通過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產業轉型、新能源開發等多種手段，盡可能地減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達到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雙贏的一種經濟發展形態。

二、我國會計會計理論界對于會計理論的主流觀點

1.會計信息系統論

1966年，美國會計學會在紀念該學會成立50周年的文獻《論會計基本理論》中提出會計基本上是一個信息系統。所謂會計信息系統論，不過是運用信息系統論的觀點，重新認識、界定會計的本質。這逐步被學術界所接受，并與管理活動論共同列為我國80年代有關會計本質討論的兩大主流派觀點。

2.會計管理活動論

在1980年中國會計學會成立大會上，閻達五教授與楊紀琬教授合作發表了題為《開展我國會計理論研究的幾點意見——兼論會計學的科學屬性》的學術論文，首次提出了“會計管理”概念，視會計為一種管理活動。

三、新經濟形勢下對會計本質觀點的解析

1.在當今新經濟形式背景下，信息的使用者不僅僅需要了解本單位的財務方面的信息，還要了解企業所賴以生存的大背景信息和更豐富的前瞻性信息。而且，在當今的大環境背景下，這些非財務的信息在企業所需的信息比重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重，例如企業的核心技術、管理團隊的背景資料、產品的市場占有率、產業的競爭形式、國家對于自身企業的政策支持（特別是一些特殊的行業如采掘業等）、節能環保政策技術、國際大環境的形勢變化（世界經濟格局變化如經濟危機）等，而這些信息是在財務信息上是無法得到體現的。

2.根據會計管理論的觀點，會計被視為為一種管理活動，這一概念的提出與“管理工具論”相比，“管理活動論”在理論上是一個重大突破，為會計工作適應改革開放，適應企業會計轉軌變型的要求，提供了理論依據，是我國會計歷史上的歷史性的進步。在當今的新經濟形勢下，企業管理的范圍得到擴大，也神話了管理的內涵。同時，由于信息化處理程度的提高，企業管理的手段更為豐富。所以，以前對于會計本質的認識有點模糊，范圍過大，無法區分好會計管理和其他管理活動的界限。因此這一概念應該更為具體地規定。

3.控制是會計所表現出的重要的特征，它正在逐步成為會計的重要職能之一，但是不能用控制去籠統的概括會計的本質。新經濟形勢下知識經濟的發展豐富了控制手段，夸大了控制的界限。由于互聯網的高速發展，管理的金字塔越來越扁平，控制的界限早已不再局限于地域，遠程控制成為了可能。因此，這種技術的發展使得企業財務控制在經營控制中的作用得到了弱化，而片面強調會計的控制職能只會以偏概全，應該使得其意義更為深化。

四、會計本質應將其放置在新經濟形勢下進行考量

新經濟形勢的改變，改變的是社會的大環境，改變的是會計環境，改善的是會計手段。在這一全新的環境下，我們有必要重新去考量會計的本質。傳統的“管理活動論”、“信息系統論”、“控制系統論”雖然都不能很完整地概括新形勢下會計的本質，但卻各自在某一方面抓住了會計本質的精髓，而這僅僅是由于認識角度的不同，而這三種理論都需要對會計本質的認識不斷深化和豐富。

正如前文所例舉的，知識經濟與低碳經濟下的會計本質應對新經濟形勢更加快速地適應，加快對虛擬衍生金融工具、網絡企業、電子商務等新生事物的理論解釋，并要在世界當今大環境下不斷深化與所屬特殊歷史背景的融合，使得會計本質更能體現現代新經濟形勢下的時代特色。

同時，在當今世界局勢新一輪變換之中，我國的會計理論研究應有意識地根據我國當今經濟社會現狀，緊扣時代脈搏，不斷與新興的經濟社會內涵相結合，走出一條由我國特色的、承接我國發展脈絡的新的道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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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防科研事業計劃經濟管理應遵守價值規律

3.中國計劃經濟時期計劃管理的若干問題

4.加強宏觀經濟管理 推動計劃體制改革——全國宏觀經濟管理問題討論會綜述

5.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計劃管理面臨的難點與對策

6.關于不同計劃管理形式下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研究

7.適應新的經濟情況 改進計劃管理體制——在計劃管理體制改革討論會上的書面發言

8.淺析資本主義國家對國民經濟的計劃管理——兼談計劃機制與市場機制兼施并用的必要性

9.略論社會主義宏觀經濟計劃管理

10.正確貫徹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原則,搞好計劃管理工作

11.加強我國國民經濟計劃管理的幾個問題

12.不同計劃管理形式下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的結合

13.加強宏觀經濟管理 推動計劃體制改革——全國宏觀經濟管理問題討論會紀要

14.第四章 國民經濟計劃管理體制

15.計劃經濟的兩種宏觀控制理論——計劃管理體制改革的若干問題

16.論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在建國初期的歷史作用及其局限

17.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是價格管理的基本原則

18.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車材計劃管理

19.市場經濟中企業的計劃管理

20.電力市場環境下電力企業經濟活動分析及綜合計劃管理

21.國有林場經濟計劃管理存在的問題及對策探討 

22.發展橫向經濟聯合與計劃管理體制改革淺探

23.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是一種管理方法

24.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宏觀經濟計劃管理

25.山東省縣(市)級計劃經濟管理研究會一屆一次年會在平度市召開

26.市場經濟體制下的計劃管理

27.淺談海洋石油開發項目經濟評價與計劃管理

28.政府在經濟轉型中的作用——“計劃經濟管理在全球的變化”國際研討會紀要

29.適應市場經濟形勢 搞好建筑企業內部計劃管理

30.第六講 經濟管理過程(三)——編制和實施計劃

31.正確處理經濟管理體制中的計劃與自由的關系

32.世界銀行經濟發展學院與我院聯合舉辦的中級干部一般項目計劃管理講習班結業

33.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是我國經濟管理的重要原則

34.計劃經濟理論在醫院經濟管理中的應用

35.宏觀經濟計劃在宏觀經濟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36.以企業資源計劃為核心構建經濟管理類專業綜合實驗平臺

37.國民經濟管理講座 第八講 國民經濟計劃管理

38.企業計劃管理與市場經濟

39.印度的計劃管理——印度宏觀經濟管理情況之一

40.適應經濟體制改革的要求,搞好計劃管理

41.電力市場環境下電力企業經濟活動分析及綜合計劃管理

42.國民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一個文獻回顧

43.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下的計劃管理工作探討

44.加強計劃管理 提高經濟效益

45.“計劃”必須緊隨“變化”——談新形勢下的企業計劃管理

46.堅持計劃經濟制度提高計劃管理的科學性——讀《中國財政問題》

47.關于《社會主義經濟管理學原理》中計劃管理部分的改寫思路

48.推行綜合計劃管理,實現電力企業持續發展

49.計劃經濟要求財政加強對宏觀經濟的管理

50.關于有計劃商品經濟的貨幣管理問題  

51.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計劃管理

52.試論市場經濟下的生產計劃管理

53.從計劃到規劃:宏觀經濟管理手段的邏輯建構

54.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農業科研計劃管理

55.計劃和市場相結合是我國經濟管理改革的基本途徑

56.市場經濟條件下 必須加強企業的計劃管理工作

57.市場經濟與企業計劃管理

58.電力經濟發展中計劃管理的優缺點分析

59.論電力經濟發展中計劃管理的優缺點

60.在商業管理體制改革中如何堅持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原則

61.試論經濟合同在計劃管理中的作用

62.試論科研的經濟效果與科技計劃管理

63.在市場經濟中企業更要加強計劃管理

64.論慈善事業的管理方式及其轉型

65.適應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 努力辦好《宏觀經濟管理》

66.社會主義經濟如何進行計劃管理

67.計劃經濟時期計劃管理的若干問題

68.計劃管理體制初探

69.總會計師制度遭遇人才瓶頸國家衛生計生委實施經濟管理領軍者培養計劃

70.計劃管理與經濟杠桿

71.民主德國的國民經濟管理、計劃和經濟核算

72.企業計劃管理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新視角

73.關于建立市場經濟下計劃管理新體制的幾個問題

74.華東經濟管理·青年學者培育計劃(Ⅳ期)

75.我院經濟管理系在省“挑戰杯”創業計劃大賽中摘得銀牌

76.推進與鞏固建設監理制的重要條件是改革計劃經濟建設管理體制

77.榮享副省級城市級格 譽享在國家計劃中單列模式 高享省一級經濟管理權限

78.我國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經濟管理方式

79.質量管理:“計劃經濟”或“市場經濟”

80.華東經濟管理·青年學者培育計劃(Ⅳ期) 

81.華東經濟管理·青年學者培育計劃(Ⅰ期)

82.市場經濟與計劃管理

83.談談商品分類與價格管理

84.慈善事業的管理方式及其轉型

85.市場調節為基礎 計劃調節為主導——試論我國經濟管理中的計劃與市場

86.對衛生經濟計劃管理問題的探討

87.蘇聯新計劃體制下的農業經濟管理

88.關于法國控制通貨膨脹的幾個問題——中國計劃部門宏觀經濟管理研討團

89.建立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相結合的經濟管理體制

90.以利益機制協調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強化當前我國宏觀經濟管理的思考

91.更新思想觀念 轉入有計劃商品經濟的軌道

92.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改革運輸計劃管理模式

93.30年來國家計劃實踐與理論互動:從計劃到規劃

94.農業經濟管理專業教學計劃改革的幾個問題

95.印度的計劃管理體制及其改革趨勢

96.華東經濟管理·青年學者培育計劃(Ⅰ期)

97.建立計劃調節為主、自發調節為輔的市場經濟管理體制

篇（6）

知識經濟是相對于農業經濟、工業經濟的一個新時代概念。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1996年題為《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的報告中所提出的定義是：“知識經濟是建立在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和使用上的經濟”，其主要特征是以高新技術產業化為基礎。以信息和通訊技術為條件。以人力資源和知識資本為首要生產要素等。知識將在社會生產和社會資源配置中發揮主體作用。并為社會創造出巨大的財富。人類經濟社會發展歷史中的任何一次變革都會引發會計的變革。“會計主要是適應一定時期的商業需要而發展的，并與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M?查特菲爾德《會計思想史》)由于知識經濟導致世界產業經濟結構從物質型經濟轉向知識和信息型經濟，信息與通訊技術的空前發展和全球網絡的形成，將創造出許多過去完全想象不到的新產業、新產品、新技術、新服務。知識經濟對會計理論的沖擊是全方位的，包括會計思想、會計目標、會計管理體制、會計技術方法和會計政策規范。國內學者在研究知識經濟對會計影響時，往往多集中于闡述知識經濟對傳統會計主體、持續經營、會計分期、貨幣計量四大假設的沖擊影響。研究的邏輯起點無非是從會計的內、外部環境變化出發，闡述它的不適用性。有的學者如殷志剛、邱景忠提及到其對會計目標、歷史成本、資產概念的沖擊。但都淺嘗輒止。對作為會計研究重要方面的會計本質，卻很少有文章系統論述知識經濟帶來的影響。

一、我國會計理論界對會計本質的三種認識

本質是決定一事物區別于另一事物的根本屬性。會計本質是由會計的內在矛盾所決定的，是會計這一事物比較深刻的一貫的和穩定的方面，它從整體上規定會計的性能和發展方向。會計本質也是確定和解釋其他會計概念的依據，會計研究首先應解決會計本質問題。這一觀點從20世紀50年代就開始風靡我國，并在會計研究實踐中得到廣泛應用。目前存在于我國會計理論界的對會計本質的三種認識即“會計信息系統論”、“會計管理活動論”和“會計控制論”，這是對其進行長期研究的邏輯起點。人們對會計本質和內涵的探討一直沒有停止過，迄今為止仍是三派鼎立，沒有能夠達成一致。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和網絡技術的日新月異，會計信息使用者對信息需求的多樣化以及人們價值意識的轉變，都迫切要求我們對會計本質重新加以思考。

(一)會計信息系統論

余緒纓教授自20世紀80年代從國外引進并主張會計是一個信息系統，他認為：“根據當前的現實及其今后的發展，應把會計看作是一個信息系統，它主要通過客觀而真實的信息，為管理提供咨詢服務”(金緒纓，1980，1982)。此后，這種觀點得到了葛家澍教授等人的支持。他們給會計所下的定義是：“旨在提高企業和各單位活動的經濟效益，加強經濟管理而建立的一個以提供財務信息為主的經濟信息系統”(葛家澍等，1983)。

(二)會計管理活動論

“管理活動論”這一觀點是我國學者首創的提法，由楊紀琬教授利閻達五教授率先提出。1980年，在中國會計學會成立大會上。兩位教授合作發表了題為“開展我國會計理論研究的幾點意見――兼論會計學的科學屬性”的論文，首先提出了“會計的本質是一種管理活動”的觀點，并認為：會計管理在微觀經濟中是企業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種重要的價值管理；在宏觀經濟中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企業的價值運動就是個別資金的運用，會計管理是對這種運動進行管理的一種重要形式。

(三)控制活動論

“控制活動論”是20世紀90年代初為調和上述兩派的論戰而出現的一個新興學派，其代表人物是楊時展和郭道揚兩位教授。楊時展教授的會計控制論側重于會計微觀領域，其建立的基礎是受托責任觀，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會計控制論。他認為：自古以來，會計最根本的目的就在于反映、控制經濟活動，離開現代會計這一控制系統的運行，要提高經濟效益是根本不可能的。郭道揚教授的會計控制論側重于宏觀會計領域，他從會計史學視角出發，縱觀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與現狀，提出了現代會計的全面控制觀點。他認為：會計是人類為實現對社會經濟的控制所進行的一項基本活動，因而現代會計的本質是一個全面控制系統，必須把過去、現在與未來結合在一起；必須把事前、事中、事后的控制結合在一起。尤其到了現代社會，會計更是現代經濟控制工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信息社會中通過對包括財務信息在內的經濟信息的優化與利用，以期對即定目標的控制和最終目標的實現。將會計界定為一種控制活動，優勢在于：從外延和內涵兩方面揭示了會計的本質，闡明了現代會計是一個控制系統。并且將受托責任與會計控制系統相結合，同時明確了受托責任與決策的關系。

二、知識經濟下對會計本質三種觀點的辨析

(一)按照會計信息系統論的觀點，會計活動確實是生產制造信息的行為，但知識經濟環境下這種信息的內涵卻在不斷地擴大

具體表現為：1、知識經濟下，信息的使用者不僅要了解財務信息，還要了解企業的背景信息和前瞻性信息。另外，非財務信息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如企業的核心技術、管理團隊的背景、產品的市場占有率、產業的競爭形式等，這些信息單純依靠財務信息是不能充分反映出來的，而這些信息往往只是信息使用者進行決策時考慮的重要因素。2、在知識經濟環境下誕生的新的信息記錄、采集、聚合、分析、整理、傳輸、公示技術等均產生了質的飛躍，現在的網絡技術、通訊技術、數據庫技術使海量的信息能夠得到處理，并且能夠即時為使用者所取得。大大提高了信息的質量和時效性。3、知識經濟下單純認為會計是確認、計量和傳遞經濟信息的過程的看法只體現了會計的反映職能，忽略了監督、預測和分析等控制職能。因為財務人員每天要依靠自己的職業判斷去分析確認各種資產，選擇不同資產的計量屬性等等，這種判斷性決策本身就是一種管理活動。

(二)會計被界定為一種管理活動

會計是管理經濟的一種工具，這是對會計本質認識上的一次質的飛躍，它強調了會計具有反映和監督的雙重職能，是我國進行會計改革以來。體現在會計基本理論問題研究中的一個歷史性的進步。在知識經濟下。擴大了企業管理的范圍。也深化了管理的內涵。企業信息化程度的提高更加豐富了管理的手段。所以。原有的會計本質的認識有點模糊，范圍過大，無法區分會計管理和其他管理的界限。因為會計管理畢竟不同于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戰略管理、生產管理、知識管理等等，會計管理也非財務管理，所以該概念應該予以深化、細化。

(三)會計被界定為一項控制活動

篇（7）

中圖分類號 G72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3219（2013）07-0072-05

一、引言

不同研究者對農民工的概念界定是不一致的，有的研究者認為，農民工就是指擁有農業戶口但離開土地從事非農經濟活動的雇傭勞動者，因為進城農民工引發的社會問題遠比在鄉農民工突出，也有研究者把農民工研究的視角主要放在進城的那部分農民工上。本文中所說的“農民工”主要是指那些戶口仍在農村，但已完全脫離或基本脫離傳統農業生產經營活動，主要依靠在城市所有制企業打工或從事其他服務行業為生的人群。

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隨著我國工業化進程的逐步深入和三大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而日益凸顯出來的。20世紀80年代，農民工外出（或進入本地鄉鎮企業）務工主要以“體力型”輸出為主，但進入20世紀90年代，隨著市場競爭的加劇，城市企業和鄉鎮企業對農民工的素質要求越來越高，推動農村勞動力由“體力型”輸出為主加快向以“技能型”和“復合型”輸出為主轉變[1]。但是，由于我國農民工整體素質不高，缺乏適應二、三產業的職業技能，加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和新興產業的興起，城市就業面臨由原來單純的數量型轉變為質量型的升級階段，迫切需要加大對農民工培訓力度[2]。珠三角區域的“民工荒”現象，表面上看是由于農民工待遇低造成的，其根源卻在于珠三角產業結構升級與農民工文化素質低之間的矛盾[3]。已有理論和實證研究表明，農民工培訓來源于內源和外生的需求，一方面，表現在低素質農村富余勞力的“無限供給”與相對高素質勞動力的需求增長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另一方面，城鎮化建設進程的加快催生了對農民工教育培訓的現實緊迫性[4]。

可見，農民工培訓是繼農民工在城鎮“準入問題”以及“權益維護問題”之后的又一前沿課題。早期研究側重于事實描述和對培訓必要性與意義的淺層分析；近期研究主要從對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供給主體、需求內容與培訓方式進行細致解構，同時從現實和所得實地調查結果入手，形成對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供給效率、培訓體系和效果的反詰。如果以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供求研究為主線，可以清晰地揭示目前學術界相關研究間的內在聯系。這一聯系可以歸納為圖1。

圖1 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問題研究間的聯系

二、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供給問題

目前國內對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研究都將政府作為培訓開展與服務提供的主導者，目前開展的農民工培訓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賴于政府的行政干預[5]。但是，近幾年針對進城務工農民職業技能培訓教育開展的“陽光工程”、“春風行動”和“雨露計劃”等政府培訓工程的失效[6]，暴露出政府在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供給方面的低效率與力不從心。曾晉瑩、李錫元指出，如果由政府直接提供農民工培訓產品和服務，則極有可能出現“政府失靈”[7] 的現象。

目前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未能綜合考慮農民工的實際需求，造成供求失衡，主要表現在培訓內容、培訓方式等方面。首先，培訓方式較為單一，仍以傳統的教師課堂講授為主，而已有調查顯示，農民工偏好“師傅帶徒弟式”的培訓方式。其次，培訓內容落后，隨著新生代農民工的增加，農民工對培訓內容的需求也發生了新的變化，他們不僅注重對生存技能的掌握，也注重對發展技能的學習，而目前的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內容仍以教授生存技能為主。對此，有研究者指出，在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中，把政府作為唯一供給主體使得公共產品的供給渠道過于單一，采取“公辦民助”、“民辦公助”、“公退民進”等辦法吸引企業和其他社會成員參與到某些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中來，將有助于解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機制的失衡。E.C薩瓦斯的研究也表明，擺脫政府公共服務低效率和資金不足困境的最好出路是打破政府的壟斷地位，積極實行公共服務的民營化，建立起公私機構之間的競爭[8]。由此來看，我國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供給問題的關鍵在于，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供給機制、模式本身必須創新，而這種創新包括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服務、產品的民間供給和私人產品化。

在這方面，學者研究已經取得了較為豐富的理論成果：其一是成立專業培訓機構；其二是由用工單位為在本單位就業的農民工開展培訓。也有學者研究了新時期高校和其他非營利性組織參與農民工培訓的可行性[9][10]。總體來說，盡管目前已經大量存在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民間供給和私人產品化的現實，但已有研究主要還是限于對政府供給主體的考察，對于民間供給主體則尚處于理論論證階段，缺乏實證分析。

三、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需求問題

針對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需求的已有研究，大多集中在影響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參與意愿因素的分析和歸納上[11]。不同學者的研究都表明，農民工對職業技能培訓有較高需求。許東風、眭鴻明對江蘇省3個城市農民工學習情況進行的抽樣調查顯示，93%參與調查的農民工希望參加不同形式的教育培訓活動[12]。苑國棟、李彤分別對上海、山東兩地農民工參與職業技能培訓的情況進行了調研，其結果也表明農民工對參與職業技能培訓有較高的需求[13][14]。

然而，目前對具體培訓需求內容進行系統性研究的較少。實際上，在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供給中，供給者必須以農民工的需求內容為出發點提供培訓服務，如果無視農民工的真實需求，那么，就難以實現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供求均衡，從而難以達到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最優供給。隨著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出現和不斷擴大，農民工的求職需要正在發生深刻變化，農民工群體正在由亦工亦農兼業為主向全職從事非農就業為主轉變，由在城鄉雙向流動向更多融入城市轉變，由謀生存向注重追求平等轉變。陳微指出，與改革開放初進入城市的農民工相比，第二代農民工更向往在城市工作，參與培訓的內在動因更多地是為了提高職業穩定性和發展自我[15]。楊艷紅、熊剛、戴烽指出，盡管目前農民工對生存性知識的需求仍占很大比例，但法律常識、實施政策、醫療保健、經營管理、創收致富經驗等發展性知識，也進入了廣大農民工的選擇范圍[16]。李雪調研分析了新生代農民工參與職業技能培訓的需求，發現目前新生代農民工對職業技能培訓的需求量最大（68.5%），但對與勞動就業相關的法律知識（57.8%）、創業知識（56.5%）也產生了濃厚興趣[17]。

總之，隨著農民收入水平和自身素質的提高，農民工對職業技能培訓內容有了新的需求，不再僅僅局限于生存技能層面；而且新一代農民工與第一代農民工之間表現出了對職業技能培訓內容的需求差異。

四、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資金籌措問題

在關于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籌資問題的已有研究中，學者們發現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資金籌措以國家投入為主，并且存在總量不足、資金使用效率不高等問題。有關資料顯示，2006～2008年間，各級財政安排的用于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培訓的資金支出累計達到80億元，培訓人數為2650多萬，人均補貼約301.89元，這與實際掌握一門技術所需要的經費（平均大概在800～1000元）相差很大[18]。政府投入資金的低效率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培訓經費往往浪費在一些培訓質量低、培訓效果不理想的項目上；二是經費存在被挪用的問題。

針對此，學者們普遍認同應當建立政府、用人單位和個人共同承擔，以及社會力量捐助的多元化投入機制。李培林建議，國家應建立健全政府主導、企業支持、個人自愿、社會參與的農民工培訓投入機制，采取“個人拿一點、企業出一點、政府補一點”的方式籌措培訓經費[19]。姜長云基于農民工培訓需求和供給的研究視角，認為我國目前的農民工培訓存在供求錯位問題，應該致力于建立多元化的農民工培訓融資渠道[20]。張揚從農民工培訓準公共產品屬性的角度出發，指出國家是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最大受益者，理應承擔投入的大部分，但企業和個人作為培訓的直接受益者，也應承擔一定份額的教育投入責任[21]。何筠、徐冬梅、吳學平等認為，解決農民工培訓資金不足的關鍵是建立培訓投資分攤機制，應按照“誰投資、誰受益”的原則進行，形成多元化投資格局。同樣，張翠蓮認為，解決農民工培訓現實困境的理性選擇應該是，發揮農民工、企業、政府三方合力，統一參與意愿，使農民工培訓投資主體多元化，培訓成本三方分攤，最大化地發揮三大利益主體的協同效應[22]。

以上研究大多是從理論上闡述、論證了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多元化投入機制的可能性，建立在實證基礎上的研究比較少，也沒有成功的案例研究作為支撐。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用人單位、培訓機構和農民工等各方主體在某種程度上處于相互“博弈”的狀態，彼此之間有著復雜的利益關系，這就需要對各方應承擔的責任和扮演的角色進行準確界定，制定出針對性較強的多重制度和對策。而這些問題都尚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在今后的研究中必須予以重點關注和突破。

五、解決農民工培訓問題的對策與思路

歸納起來，學者們普遍認為，解決我國農民工培訓問題需要從以下五方面入手：一是完善頂層制度設計[23][24]。如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努力形成政府買單、培訓機構自由競爭、農民工自主選擇培訓點和培訓內容的格局；建立“補償教育”制度，為那些未能在義務教育階段接受全部教育的人提供補償性教育。二是完善農民工培訓供給體系[25]。在發揮政府主辦的各類學校在農民工培訓中主渠道作用的過程中，鼓勵和支持社會力量尤其是具有特色的民辦機構開展農民工培訓；同時，在國家層面建立一個組織協調機構，整合各種培訓機構的優勢。三是創新培訓內容和培訓方式[26]。充分了解農民工的需求，從農民工的普遍利益出發，抓住農民工最主要的需求及他們所渴望的培訓方式。在實踐中，可以借鑒紹興市首創的“三單制”培訓模式：“學校出單”，即學校根據農民工的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年齡、不同就業要求和企業的不同需求，開發超市化的培訓菜單，力求培訓與市場結合；“企業接單”，即力求培訓與就業結合；“政府買單”，即力求培訓與經費保障結合。四是創新培訓投入機制[27][28]。一方面，堅持政府在農民工培訓投入中的主體地位；另一方面，根據農民工培訓的準公共產品屬性，采用公共和個人聯合供給且聯合融資模式，實行國家補貼機制，如發放教育培訓券等。五是構建科學的培訓效果評價機制[29][30]。首先，加速專項立法工作，加快建立農民工培訓監測評估機制、激勵機制和職業資格證書認證機制。其次，設置農民工培訓服務質量標準，并設立專門的監督管理部門，定期對培訓機構的培訓內容、專業設置、招生情況、學員結業率、學員技能鑒定通過率、就業率、工資水平等狀況進行調查統計，與目標規劃進行對比，看其指標完成情況，并據此進行評級。最后，政府部門應出臺相應的細則和標準，建立長期跟蹤考察制度，再結合科學的技術方法和手段，真正做好有效的農民工培訓效果評估。

六、結論

以上主要是以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供給和需求為主線，總結了我國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方面的已有研究成果。相關研究既指出了開展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分析了目前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供給、資金投入機制、需求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又從各層面和維度提出了相應建議，對促進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實踐的健康發展大有裨益。但總體來看，已有研究還存在一些不足或薄弱之處，這應當成為今后研究的方向。

首先，已有研究傾向于將政府作為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當然供給主體。但是，在我國勞動力資源配置日益走向市場化的條件下，把政府作為主要乃至唯一的供給主體將使得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供給渠道過于單一，必須將企業、民辦培訓機構等非政府力量納入到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供給研究中來，特別是要加強這方面的實證分析和案例研究。

其次，與改革開放初進入城市的農民工相比，當代農民工更加年輕，學歷層次普遍提高，對職業技能培訓的需求也與第一代農民工大不相同。增強新一代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需求內容的研究，應成為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研究中的新課題。

第三，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資金籌措問題直接關系到農民工培訓的供給效率和供求均衡，應該成為農民工培訓問題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投資主體多元化的研究思路，為今后的相關研究指明了方向。但是，對于操作層次上的具體問題，目前仍缺乏深入研究，也沒有實證性分析。這應成為今后研究的一個方向。

第四，已有研究大多是從農民工個體或政府的視角來考察和分析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問題。但是，由于統籌各大利益主體的研究理念對于解決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中存在的“有效供給不足和需求不旺并存”以及“‘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并存”等問題是非常重要的。因而，如何統籌各大利益主體積極參與到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體系中來，也應在今后的研究中予以重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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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sant Workers’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Based on Analysis on Supply-demand Framework

MA Kai， PAN Huan-xue， QIN Tao

篇（8）

一、引言：資本在全球的第三次擴張激發了無形資產的活力

從世界經濟的發展歷程來看，全球經濟一體化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發展潮流。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程，資本又一次走出國門，實現全球的第三次擴張①。與以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第一次產業革命和19世紀末以電力的發明和重化工業為中心的第二次產業革命為標志的兩次資本擴張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隨著以電子計算機、激光、生物技術等先進科技為標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資本又在全球范圍內進行了它的第三次擴張。這一次的資本擴張不是用堅船利炮和武力打開世界市場的大門，而是充分依靠知識資產、知識產權、市場資產、人力資源和組織資產等無形資本實現擴張，無形資產緊密配合有形資本進入世界市場，在世界市場范圍內配置資源和進行價值創造，其擴張的速度和所產生的效果已經超過了前兩次資本擴張。如微軟、可口可樂等就是典型的例證。但問題是，什么是無形資產？無形資產與相關資產的邊界如何界定？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無形資產本身的內涵發生了哪些變化，其外延又有哪些延伸？無形資產到底是如何為企業價值進行貢獻等問題，需要從理論上予以澄清。限于篇幅，本文主要對無形資產的邊界予以限定，并對相關概念的關系予以厘清。

眾所周知，任何事物由于其質的規定性，都有相應的內涵和外延，以保持該事物的獨立性與穩定性。如果某事物的外延過小，無疑不利于對該事物的全面認識和把握；相反，如果事物的外延過大甚至無限大，勢必侵犯其他相關領域，甚至異化為另一事物。目前，人們對無形資產的認識既具有無限擴大的趨勢，又存在限定范圍過窄的問題。因此，科學而合理地界定無形資產的邊界，維護無形資產的嚴謹性與嚴肅性，對無形資產理論的進一步深化研究和應用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二、法學、經濟學、會計學對無形資產內涵的初步界定

無形資產作為財產的一種類型，最早源自法學對財產的研究②。奴隸社會的羅馬法把財產分為“動產”和“不動產”。在羅馬法的條文中，尚無“無形財產”的明確規定，但是從公元二世紀羅馬法學家蓋尤斯（Gaius）所著的《蓋尤斯法學原理》（Institutes of Gaius）一書中，已經出現“無形財產”的雛形。該書第一次把民法分為“人法”、“財產法”、“債法”三個部分，在財產法中，則明確地把財產分為“有形財產”與“無形財產”兩部分。在無形產權的取得方式上，蓋尤斯認為，無形產權的取得方式與有形的不動產及動產都不同，既不能憑借時效取得，也不能通過傳統的買賣方式取得③。1890年，美國法院通過審理明尼蘇達鐵路委員會減低鐵路運費一案時，宣布這是一種“財產剝奪”行為，雖然所剝奪的不是有形體的財產，但它是無形的財產――規定價格的權利。通過這次宣判，美國最高法院賦予“財產”這一概念以新的涵義，即在原先那些“有形”財產的意義上，增加了“無形”財產的意義。于是，從十九世紀末開始，“無形資產”概念被司法實踐所承認，以后在一系列其它經濟糾紛案中進一步得到強化。

經濟學對無形資產的研究，更多側重把無形資產作為一類生產要素來解釋經濟增長，而并不關心無形資產的具體存在形式和范圍。盡管早在1776年亞當?斯密就在其名著《國富論》中闡述了把國民所有的有用能力當作資本的思想，馬歇爾（Marshall）和費雪（Fisher）進一步把知識也納入資產的范疇，即無形資產，但無形資產真正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則是隨著無形資產在社會經濟中的作用日益顯現而被明確。所以，經濟學家把無形資產納入生產函數，來解釋經濟增長現象。當今社會財富和經濟的增長主要受無形資產的驅動，開始成為社會的共識（葛家澍，杜興強，2004）④。

無形資產概念在微觀經濟領域中的運用，受到會計和資產評估活動的推動。作為反映和計量微觀經濟主體經濟活動過程及成果的工具，會計不僅關注無形資產對微觀經濟主體的功能發揮和價值貢獻，而且關注無形資產的具體存在形式和范圍。關于無形資產概念的定義，早期主要借助于列舉無形資產的內容。如美國會計學家哈特菲爾德1927年就提出：無形資產的涵義是指專利權、版權、秘密制作法和配方、商譽、商標、專營權及其他類似的資產。然而，列舉無形資產的各項內容的這種定義方法既沒有說明無形資產的特征，也沒有表述無形資產的本質，就連哈特菲爾德本人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我國旅美學者楊汝梅（眾先）先生在其1926年出版的專著《無形資產論》（Goodwill and other Intangible Assetes）中，把無形資產定義為，特定企業所具有額外收益能力之表示，無形資產的價值，依據企業盈利之剩余，將其超過之數，依照相當利率，化為資產的價值是也。⑤這一定義揭示了無形資產能為其主體帶來超額收益能力的本質特征。以后的定義大多以此為基礎，對無形資產的內涵和范圍進行拓展。

三、經濟發展與無形資產邊界的動態演變

前已述及，對無形資產的邊界限定，法學、經濟學和會計學等相鄰學科對此有不同的界定，但都是從其內涵和外延兩個方面展開的。前者通過關注無形資產的基本特征，以區別于有形資產，后者則列舉實際運用中無形資產的具體存在形式和范圍。雖然無形資產這一術語具有較為悠久的歷史，但對無形資產的定義尚未達成共識。不同學科和學者出于不同的關注焦點和研究目的，對無形資產的定義有不同的認識和見解。

經濟學提供了關于資產的廣義解釋，強調資產是一種稀缺的資源，表現為一定時點的財富存量，由一定數量的物質資料和權利構成，并著眼于資產的內在經濟價值，強調其能為主體帶來未來的經濟利益。邁克爾?波特將無形資產稱為“高等生產要素”和“特殊生產要素”，認為相比屬于“通常生產要素”和“一般生產要素”的有形資產，無形資產對企業競爭更具決定意義。有形資產如何利用以及利用的成效，取決于企業無形資產積累和開發利用的狀況，受到無形資產的制約⑥。Romer（1986），Lucas（1988）等人提出的內生增長理論認為，技術、人力資本等無形資產具有顯著的外部性，與實物資產邊際報酬遞減特征不同，技術、人力資本等無形資產的外部性往往使得企業的經濟活動具有規模收益遞增的特點。巴魯?列弗在所著的《無形資產：管理、計量和呈報》一書中指出，將成本效益原理用于無形資產的分析就是無形資產的經濟學涵義，無形資產和實物資產、金融資產一樣都是遵循最基本的成本效益均衡經濟學規律，并把無形資產分為發明創造（創新活動）型無形資產、組織資本型無形資產和人力資本型無形資產⑦。

盡管會計學的理論大多建立在經濟學理論基礎之上，但與經濟學從生產要素觀點理解無形資產不同，會計學領域更多的是從資產的定義出發來理解無形資產內涵。格林沃爾德主編的《現代經濟詞典》中將“資產”定義為：由企業或個人擁有并具有價值的有形的財產或無形的權利。資產之所以對擁有它的主體有用，或是因為它是未來事業的源泉，或是由于它可以用于取得未來的經濟利益。因此，無形資產作為資產的一種類型，也同樣具有效用性、稀缺性和未來收益性特征。受會計計量和信息披露功能影響，會計學關于無形資產的理解和認識，更強調其具體存在形式和范圍。美國著名會計學專家西德尼?戴維森（1983）在其主編的《現代會計手冊》中認為：無形資產沒有公認的定義，因而常常用實例來解釋，無形資產是指專利權、版權、秘密制作法和配方、商譽、專營權以及其它類似的財產。⑧A.Nikolai和D.Bazley（1991）在其《中級會計學》中指出：有形資產是以可以看到和觸摸的物質實體為特征的。然而，無形資產是不具物質實體卻一般從法定或合同權利中形成的資產。無形資產與有形資產有著某些共同的特點，它們都是為使用而擁有而不是為投資而擁有，它們都有大于一年的壽命，它們都依據其可以為擁有者帶來的收益而確定其價值，它們都將在其收益獲得期內被消耗掉⑨。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將無形資產定義為：用于產品的生產和銷售、出租或管理而持有的，沒有實物形態的可辨認非貨幣資產。無形資產應滿足可辨認性、對資源的控制性和未來經濟利益性。其中，強調可辨認性旨在區別于商譽⑩。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認為：無形資產指沒有物質實體的經濟資源，其價值是由其占有權及其他未來利益所決定的；但貨幣性資源（如現金、應收賬款和投資等）不認為是無形資產。美國會計原則委員會（FASB的前身）將無形資產歸類為一項特定資產，并將無形資產劃分為可確指（Identifiable）無形資產和不可確指（Unidentifiable）無形資產兩類。凡是具有專門名稱，可單獨取得、轉讓或出售的無形資產，稱為可確指的無形資產，如專利權、商標權等；那些不可辨認、不可單獨取得，離開企業整體就不復存在的無形資產，稱為不可確指的無形資產，如商譽。英國會計準則委員會在《商譽和無形資產》中將無形資產定義為“無形資產指無實物形態、性質上屬于非貨幣性的固定資產。我國1993年頒布實施的《企業財務通則》中，將無形資產定義為：無形資產是指企業長期使用而沒有實物形態的資產，包括專利權、非專利技術、商標權、著作權、土地使用權、特許經營權、商譽等。《企業會計準則―無形資產》（2000）進一步把無形資產定義為：企業為銷售商品、提供勞務、出租給他人或為管理目的而持有的、沒有實物形態的非貨幣性長期資產，通常包括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版權）、非專利技術、土地使用權、特許權和商譽等⑾。而《企業會計準則第6號―無形資產》（2006）則把無形資產定義為：無形資產是指企業擁有或控制的沒有實物形態的可辨認非貨幣性資產。主要包括專利權、非專利技術、商標權、著作權、土地使用權、特許權等。因商譽的存在無法與企業自身分離，不具有可辨認性，不在無形資產準則中規范。⑿

再從相鄰的資產評估學來看，資產評估側重于強調無形資產的未來經濟利益，而并不注重其取得成本是否可確指。《國際評估準則評估指南―無形資產》指出，無形資產是以其經濟特性而顯示其存在的一種資產。無形資產不具有實物形態，但為其擁有者獲取了權益和特權，而且通常為其擁有者帶來收益。該評估準則還根據無形資產產生的來源，把無形資產分為權利類（Rights）、關系（Relationships）類、組合類無形資產（Grouped Intangibles）、知識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等四大類無形資產。權利類無形資產是由書面或非書面契約的條款產生的，對于契約方具有經濟利益，如供貨合同、銷售合同以及其它的特許授權；關系類無形資產通常是非契約性的，能短期存在但對于關系方具有巨大的價值，如員工的組合、與顧客的關系、與供應商的關系、與分銷商的關系等；組合類無形資產是指從無形資產總體價值中減去可確指無形資產的評估價值后所剩余的部分。與組合類無形資產相關的有顧客光顧率、超額收入和剩余價值等，組合類無形資產通常被稱為商譽；知識產權是無形資產中的一個特殊類型，通常受法律保護，未經授權不得使用，如品牌名稱和商號、著作權，專利權，商標，商業秘密或非專利技術等。

我國財政部2001年7月頒布的《資產評估準則―無形資產》對無形資產的界定與會計準則基本一致，認為，無形資產是指特定主體所控制的，不具有實物形態，對生產經營長期發揮作用且能帶來經濟利益的資源，它可分為可確指無形資產和不可確指無形資產。前者包括專利權、非專利技術、商標權、著作權、土地使用權、特許權等；后者是指商譽。但這一定義僅給出了無形資產所包含的范圍的一般框架，而對非專利技術、特許權所包含的具體存在形式沒有做出明確規定。從上述定義中可以發現，資產評估學與會計學對無形資產的界定也略有差別。比如：會計學主要是以企業主體為調整對象，強調無形資產的持有主體為企業，而資產評估中無形資產的主體既可能是企業，也可能是企業以外的其他主體，因此特別強調特定主體所控制。

比較不同國家，不同學科領域對無形資產的經濟含義的探討，我們可以發現，無形資產的內涵和外延在不斷的變化。這種變化，一方面是受社會經濟活動日益復雜和企業競爭日趨激烈的影響，不僅凸現無形資產的重要性，而且不斷產生新型的無形資產，例如現代企業競合關系、虛擬經營及網絡化發展，使得客戶關系、供銷網絡等成為獲得超額盈利能力的重要要素⒀。另一方面，隨著社會對無形資產關注和研究的深入，社會法律規范的變化，信息技術的發展，大量過去無法滿足無形資產定義要求的無形資源能夠被特定經濟主體固化和控制，過去不可辨認的無形資產被獨立確認并計量。例如，《專利法》、《商標法》的頒布，使得專利、商標從商譽中分離出來，權利能夠得到法律的保護。計算機、通信系統的發展，電子商務的出現，使得網絡系統具有了獨立確指的條件。

四、無形資產的邊界拓展及具體存在形式的界定

無形資產范圍的動態演變分析表明，人們對無形資產內涵的理解已達成共識，但無形資產所包含的具體存在形式和范圍則更具動態性。對無形資產具體存在形式和范圍的界定，大多采用分類列舉方式。雖然列舉方式無法窮盡無形資產的具體存在形式，但從這些研究中可以發現無形資產范圍的動態擴展及其變化趨勢，并對傳統會計關于無形資產范圍的界定的完善起到促進和修正作用。王廣慶（2004）指出，目前我國無形資產準則存在的主要問題包括無形資產的確認范圍過窄，應當拓展無形資產內容⒁。馬德林、朱元午（2005）對近兩年我國無形資產研究做了總結評述后指出，目前國內對傳統無形資產會計研究基本的結論之一就是無形資產范圍應當擴大⒂。

唐雪松（1999）認為，知識經濟對于無形資產計量的影響主要體現在計量范圍和計量基礎兩方面。一方面，知識經濟導致無形資產種類和數量急劇擴大，使得目前的無形資產計量范圍受到沖擊。具體來說，無形資產的范圍將擴充到知識資本的范疇，包括市場資產如企業品牌、長期客戶關系等，知識產權如專利權，人力資產如員工業務能力，以及組織管理資產如企業文化、融資關系等⒃。另一方面，是無形資產計量基礎的選擇。為此，經濟學家和會計學家有著不同的理解。經濟學家看重內在經濟價值，強調資產為企業能夠帶來的未來經濟利益，偏于資產計量的產出價值基礎。而會計學家則更偏重于資產的實際計量價值，認為形成無形資產的交易或事項所依據的金額是無形資產計量的基礎，偏于投入價值基礎。

吉全貴（2001）將無形資產按性質分為五類⒄：一是智力成果及應用類無形資產。主要包括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非專利技術、管理訣竅、現代電子信息網絡等。該類無形資產的共同特征都是開發智力獲得的成果并將其應用于生產經營等經濟實踐。二是特種權利類無形資產。特種權利，是指政府或某種人（如組織、企業、企業集團等）特別授予享受這些特權利益主體的各種特種權利和優惠條件。如稅收減免優惠、土地使用優惠、外匯管制放松以及其他各種優惠政策、便利條件、特許經營權等。三是組織關系類無形資產。主要是指各種經濟利益主體在組織和從事生產經營活動中與其他國家、地區、往來經濟單位所形成的良好經濟關系網絡。該種經濟關系網絡多是由于長期合作而形成的工作默契關系，也有的是通過合約加以規定的。屬于此類的無形資產主要有經濟利益主體的經濟決策專家網、采購網絡、銷售網絡及其與其他相關經濟主體之間的穩定而協調的經濟關系，企業內部穩定與和諧的組織和人事關系。四是信譽類無形資產。是指特定經濟利益主體在組織和從事生產經營活動方面取得了卓越成果和優異成績而贏得社會、同行、客戶的高度評價和贊賞。如馳名商標、獲得的各種獎牌、榮譽證書，長期形成的一定的知名度。應該指出的是，商譽不是一種單純性質的無形資產，不能簡單地將其包括在信譽類，它是企業形象的綜合代表。五是其他類無形資產。指以上四類無法包括但又具備無形資產特征的其他各種經濟資源。

湯湘希（1997，2004）認為，無形資產應是不具有實物形態，卻能為企業長期帶來收益的法律或契約所賦予的特殊權利、超收益能力的資本化價值以及有關特殊經濟資源的集合。此種定義強調特殊經濟資源也是一種無形資產，例如稅收減免優惠、土地使用優惠以及其他各種優惠政策、便利條件⒅，并進一步引入知識資本、人力資源等理論把無形資產分為經典無形資產、邊緣無形資產、組合無形資產、合力無形資產等四類⒆。經典無形資產，即現行會計核算體系中包括的專利權、非專利技術、商標權、著作權、特許權等，這類無形資產的表現形態主要是知識產權，而且其使用價值可以由多個主體使用和重復使用；邊緣無形資產，如土地使用權，這類無形資產的表現形態更類似于固定資產，其使用價值只能是單一主體使用，或使用價值具有獨占性；組合無形資產，其表現形態為商譽，按照目前一般公認的會計理論，商譽是超額利潤的價值表示，不能離開某一特定主體而存在；合力無形資產，即企業核心競爭力，其表現形態是企業通過各種技術、技能和知識進行整合而獲得的能力，它與商譽的共同點都是不能離開某一特定主體而存在。

喻曉宏等（2005）把無形資產劃分為市場類無形資產、知識產權類無形資產、組織管理類無形資產等三類⒇。市場類無形資產，指一個企業通過其所擁有的與市場相關聯的無形資產而可能獲得的潛在利益的總和，包括品牌的信譽（如企業品牌、服務品牌），與客戶的關系（如銷售網、分銷渠道、長期客戶），合同（如特許經營權協定、專利使用權協定、經常性合同等）；有助于生產、銷售的資格認證（如IS09000質量體系認證、環境管理體系認證、綠色食品標志使用權、信用等級評定等類似項目）。知識產權類無形資產，指企業在生產經營實踐和科學實驗等創新過程中所發明創造的高新技術和技術訣竅而形成的精神產品的一種產權形式，包括專利權、版權、計算機軟件、技術秘密、商業秘密等；組織管理類無形資產，指企業管理層在組織、協調、管理、溝通等方面存在的優勢而可能獲得的潛在利益。如企業文化、企業管理方法、信息技術交流、網絡工作系統、融資關系等要素。

孫艷霞（2006）將無形資產劃分為人力型無形資產、智力型無形資產、市場及顧客型無形資產、組織管理型無形資產等四類（21）。人力型無形資產，指有利于實現企業發展目標和員工素質提高的無形資產。如員工教育狀況、業務技能、創新精神、對知識的運用能力等。智力型無形資產，指人們通過智力勞動形成成果的無形資產。如專利、商標權、電腦軟件等。市場及顧客型無形資產，指企業與市場、顧客之間形成的無形資產。如市場營銷網絡、顧客忠誠度等。組織管理型無形資產，指企業在組織、管理、協調等方面存在的優勢，將帶來未來經濟利益超額增收。如企業管理方法、資本運營能力。

我國臺灣學者大多將無形資產等同于智慧資本，認為智慧資本是一種隱藏在企業內部、無形但卻能創造價值與持續保持競爭優勢的無形資產。包括人力資本、創新資本、流程資本和關系資本等四類（22）。

上述研究表明，無形資產的邊界在逐步拓展。其具體存在形式與范圍，除了專利權、著作權（版權）、非專利技術（秘密制作法和配方）、商譽、特許權（專營權）等這些國際公認的經典無形資產外，隨著社會經濟活動發展而出現一些新興的無形資產。盡管從會計確認與計量角度而言，囿于傳統的會計確認和計量規則，許多在經濟學上已經確認的無形資產，在會計學中則因無法計量和記錄而游離于會計報表之外，諸如良好的企業形象、高素質的員工隊伍、企業的公共關系網絡、企業的營銷網絡等等，但是現代會計理論和實踐的發展，不斷開發出一些新型的計量模式，如斯堪的那維亞智力資本模型，智力資本計分板、平衡計分卡等，這些模式用以反映和揭示新型的、日益重要的無形資產類型，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會計上的這一難題。

總的看來，從會計學的角度而言，擴展無形資產的確認范圍已是大勢所趨，在現有的會計理論框架下，除經典無形資產外，人力資產（或人力資本）、智力資產、市場資產和顧客資產應納入會計核算體系，予以確認、計量、記錄和報告。同時，使法學、經濟學、會計學等相鄰學科對無形資產質的規定性具有相同的邊界限定。

五、對無形資產具體存在形式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們在基于前述理論分析的基礎上，以歐盟2003年的關于無形資產計量和報告實踐的研究報告中關于無形資產存在形式的調查問卷為指導，設計了相關問卷進行實地調研。共發出問卷300份，回收201份，回收率約為67%，其中有效問卷195份。調查對象既有企業的中高級管理人員，又有會計和評估中介機構從業人員，其工作與企業無形資產的管理實踐高度相關。因此，具有較強的代表性。有效問卷的具體構成情況如表1所示（23）。

我們根據無形資產的廣義定義，列舉了一些我國當前會計準則未予以確認的無形資產。被調查對象認為諸如品牌、各種資質、人力資本等無形資源應被納入無形資產范疇，其認同度和相應的比例如表2所示。

從表2的調查結果可知，被調查者中有84.08%的人認為無形資產中應包括廣告、品牌、顧客名冊、分銷渠道等營銷類無形資產，所占比重最大；其次為資質類和客戶類無形資產，占到了72.64%；再次為客戶類無形資產，占到了64.68%；第四為人力資本類無形資產，占到了54.23%；第五為組織資本類無形資產，占到了52.74%；最后是生產運作類無形資產，占到了45.77%。

上述結果反映，實踐中對營銷類無形資產的認識比較一致，且該類無形資產在我國企業受關注的程度比較高。盡管當前無形資產會計準則對各種生產資質、認證、許可證等不作為無形資產給予確認，但調查中該類無形資產的認可率比較高。

對人力資本類、生產運作類和組織資本類的無形資產應納入無形資產，其認同度還較低（不足60%），說明我國企業當前在人力資本和生產運作控制體系方面的重視不夠。在國外有關無形資產的研究文獻中，人力資本和組織資本已成為無形資產的重要內容，但從我們的調查結果中分析，這類無形資產被選擇的比例并不很高。究其原因可能是這些無形資產形成的原因較為復雜，或者難以被企業所控制。比如集合勞動力，非競爭協議等，在我國商業實踐中盡管已出現相關的訴訟案例，卻仍然未受到足夠的重視。但從實地調查的總體結果來看，無形資產邊界的擴大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同時客觀上也要求會計上擴大無形資產的核算范圍。

六、與無形資產相關概念的關系辨析

隨著知識經濟的興起，智力資本、知識資本、人力資本等與無形資產具有密切關系的概念應運而生，這些資產或資本越來越成為企業營運的生產要素或價值貢獻的主體，它們與無形資產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從經濟學和會計學的角度而言，資產（Assets）與資本（Capital）是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概念。就一般的表述而言，資本是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資產是能夠為主體帶來收益的資源。但多數學者在研究無形資產、智力資本、人力資產等相關范疇時，未將“資產”、“資本”與“資源”等概念嚴格區分，而是經常混用，有的稱知識資本或知識資產、智力資本或智力資產、人力資源或人力資本等。從其本質來看，無論采用何種稱謂，所使用的都是資產的“收益”屬性概念。本文在此也不過多地區分“資產”或“資本”，也是強調其“收益”的性質。

（一）智力資本與知識資本

智力資本理論來源于知識管理，故不少學者將智力資本（Intellectual Capital）等同于知識資本（Knowledge Capital）。智力資本的概念由著名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思于1969年首次提出，經過日本學者弘之伊丹（1980年）、美國學者戴維?提斯（1986年）、美國學者斯圖爾特（1994年）、沙利文（1998年）等的系統研究后認為，智力資本是一種獨特的資產，沒有其他的公司具備和它完全一樣的技能、能力、知識、創新成果、知識體系、專利、商標、版權和商業秘密等。斯圖爾特將知識資本概括為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結構性資本（Structural Capital）和顧客資本（Customer Capital），簡稱H－S－C結構。沙利文將智力資本進一步劃分為人力資本、客戶資本、股東資本、文化資本、關系資本、組織資本、結構資本、流程資本和經濟資本（沙利文，2002）。我國著名會計學家余緒纓教授把智力資產分為隱性智力資產和顯性智力資產兩大類。顯性的智力資產，還可大致地分為兩大類別：一類是個體化的由人才的超常才智物化在某種物質性載體如書稿、光盤、實物中的顯性智力資產，如版權、專利權、專有技術、計算機軟件等。另一類是組織化的由較長期的集體經營而形成的獨特優勢。包括市場資產、基礎性結構資產和企業文化。雖然不同學者對智力資本的具體構成要素上劃分有所差異，但對其本質的認識基本一致。

（二）人力資本與智力資本

關于人力資源或人力資本，由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西奧多?舒爾茨和與他同時代的雅各布?明瑟爾、加里?貝克爾、愛德華?丹尼森、F?H?哈比森等于20世紀60年代提出。舒爾茨（Schultz，1975）認為，人力資本是指體現在人的身上的各種知識和能力，可以被用來提供未來的收入，其范圍包括天生具有的才能和后天獲得的能力，還包括運用和繼續傳授這些知識的能力、運用知識時間和身體狀況，它是相對于物質資本或非人力資本而言的。從企業的角度看，人力資本應該包含三個方面的能力：生產能力、科研創新能力、資源配置能力。簡而言之，人力資本是指企業的員工所具有的各種技能、知識與健康水平，是企業知識資本的重要基礎，代表企業解決問題的個人能力。這種能力以潛含的、未編碼的形式附著于員工個人，作為人力資本的載體，員工個人對其自身人力資本具有完全的所有權和控制權；當人力資本經過編碼化為企業的知識資產，即正式注冊的企業技術、專利、品牌和商標等時，員工個人便失去了對其原有人力資本的所有權和控制權（韓經綸，2002）。一般認為，智力資本包括人力資本。當然也有學者如譚勁松（2001）等認為，智力資本其實是人力資本的核心，主要指具有創新意識的高科技人才和具備資源配置能力的企業家身上所體現的資本，它并不等于人力資本。這里，智力資本體現的是狹義的概念。

（三）無形資產與知識產權

相對而言，作為法律概念的知識產權得到的共識則較多。知識產權源于18世紀的法國，1791年法國第一部專利法起草人德布孚拉首先使用“工業產權”一詞來概括精神財產專有權，后來比利時法學界把一切來自智力活動的權利概括為“知識產權”。劉春田在其著作《知識產權》中認為，知識產權是指智力成果的創造人或工商業標記的所有人依法享有的權利的統稱。現有的研究可以得出的結論是，知識產權是無形資產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并不能囊括無形資產的全部，兩者不能簡單地等同。

簡而言之，上述相關資產的關系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一是繼承與發展的關系。湯湘希（2004）認為，智力資本、知識資本與人力資源是對無形資產的發展和繼承。它們的內容既有相通之處又有交叉。相通之處在于它們都是具有能帶來經濟效益的長期使用的沒有實物形態的經濟資源；交叉之處在于知識資本與智力資本無實質性差異，人力資本是智力資本的核心內容。

二是相關概念具有等效的關系。于玉林（2005）認為，在學術界，無形資產、智力資產、知識資產、人力資源和無形資本、知識資本、智力資本、人力資本等幾個概念，是從不同方面對同一內容進行研究而經常出現的，在會計學的研究中，一般較多地使用無形資產或無形資本的概念，在經濟學的研究中一般較多地使用知識資本或知識資產的概念，在管理學的研究中一般較多地使用智力資產和智力資本的概念。它們是同義詞，這些概念所指的本質涵義都是相同的。

三是知識資產是無形資產的延伸關系。黃申（2006）以法學的視角，從知識產權的角度，對無形資產與知識資產進行分析比較后認為，用知識資產代替無形資產這一概念更能體現無形資產的本質。

可以說，無形資產涵蓋了智力資本，而廣義的智力資本又涵蓋了人力資本，狹義上智力資本又只是人力資本的一部分。它們之間具有明顯的交叉性和包容性特征。

當世界經濟從農業經濟、工業經濟進入知識經濟時代后，產業發展形態也隨之由資本密集型（以物質資本為主體）向勞動密集型（以人力資本為主體）發展，進一步過渡到知識密集型（以智力資本為主體）。無論是人力資本，還是智力資本，都是從本質上表達無形資產的內涵，它們都是企業形成無形資產的源泉。企業只有重視人力資本或者智力資本的投入，才會產生源源不斷的無形資產，提高自身競爭力。

七、基本研究結論

無形資產，因其不具有實物形態而得名，但并非所有不具有實物形態的資產都可界定為無形資產。通過上述的研究，可以得出如下幾點明確的結論：

（一）無形資產從其歷史發展演進過程來看，可以分為經典無形資產、邊緣無形資產、組合無形資產和合力無形資產等四類

其中，經典無形資產，即現行會計體系中已經確認的無形資產。包括專利權、非專利技術、商標權、著作權（版權）等。邊緣無形資產，是指具有無形資產的某些特性，但不具有無形資產的典型特征的資產，且多來源于國家的特殊政策或行政許可。包括土地使用權、特許權（如專營權、各種政府授予的資質、采礦權、取水權等）、政府給予的各種優惠政策等。組合無形資產，即商譽。雖然《企業會計準則第6號―無形資產》（2006）不再涵蓋商譽，但并不否認商譽的無形資產性質。合力無形資產，即企業核心競爭力資產，它是企業擁有的各種資源和能力經協同作用而產生的合力。包括前已述及的人力資產、市場資產、組織資產等多種資源。在會計處理時，可以采用層次分析法將其價值予以量化和與其他資產的貢獻予以分割（24）。

（二）無形資產的邊界必須進行合理的限定

既不能囿于現行會計準則偏窄的限定，也不能任其“泛化”。在現行社會經濟背景條件下，將人力資產、智力資產、市場資產、組織資產進行會計確認既是時代的要求，同時在會計上也具有可行性。與此同時，經濟學、管理學和資產評估學等相鄰學科對無形資產的邊界應適當統一，即無形資產內涵應具有同一性。從涵蓋的關系上可界定為：無形資產>智力資產（知識資產、智慧之本）>知識產權>人力資產（源）>市場資產>組織資產。即是說，無形資產中最核心的是智力資產（知識資產，或稱智慧之本），知識資產中受法律保護的部分形成知識產權，未形成知識產權的部分則衍生為人力資產、市場資產和組織資產等。

（三）應改進現行無形資產信息的披露方式和內容

之所以法學、經濟學等不同學科對無形資產這一相同的命題有不同的解釋，主要是因為受制于現行財務會計體系的約束。尤其是現行財務會計報告披露的主要是僅從會計角度而言的可計量的無形資產存量信息，其信息含量和傳遞的信號并不完全具有相關性。為此，可以借鑒財務報告的“彩色”（25）方法來解決這一問題。即無形資產會計信息含量應包括如下四個層次：

第一層次：核心層。在會計報表列報時充分披露符合所有確認標準的無形資產信息。

第二層次：在會計報表附注中揭示目前可靠性尚嫌不足，但符合部分會計確認標準的無形資產信息。如人力資產、市場資產、組織資產等。

第三層次：在會計報表附注中說明那些目前尚不完全符合資產的可定義性而具備其它信息特征的無形資產信息。比如，重要的研究開發活動及其投入概況等。

第四層次：在會計報表附注中披露所有無法進入以上三個層次的其它相關無形資產項目。由于只要求具備相關性，所以其披露方法可以靈活，原則是最大限度地反映出該部分資產的狀態。

總之，無形資產的邊界限定及其與相關概念的關系是無形資產研究領域的一大難題，本文通過上述的梳理與總結，并提出一些看法，目的是為進一步研究無形資產的價值貢獻奠定一定的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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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馬傳兵：經濟全球化與無形資本的擴張，《理論前沿》2003年第2期。

② 參見王海粟等：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信息不對稱條件下無形資產減值測度研究”研究報告，2006。

③ B.尼古拉斯（Nieholas）著：《羅馬法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Roman Law），1967年牛津英文版，第105－123頁，轉引自鄭成思著《知識產權法論》，第40－第41頁，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④ 葛家澍、杜興強：無形資產的相關問題：綜述與探討（上），《財會通訊》，2004（9）：10－12。

⑤ 楊汝梅著，施仁夫譯：《無形資產論》，立信出版社（1926年版），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3年版。楊汝梅先生對無形資產的定義，是將商譽等同于無形資產，并未對無形資產進行準確定義。

⑥ 轉引自施本植：無形資產：不可等閑視之，《上海經濟研究》，1996年第6期。

⑦ 巴魯?列弗著：《無形資產―管理、計量和呈報》，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3年，第25頁。

⑧ Sidney Davidson：Handbook of Accounting，Third Edition，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83。

⑨ A.Nikolai and D.Bazley：Intermediate Accounting，PWS-KENT Publishing Company，Boston，1991。

⑩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無形資產》，1998年10月1日。

⑾ 將土地使用權作為無形資產，是我國相關會計規范的一種顯著特征，能否將土地使用權界定為無形資產，是很值得研究的問題。因為土地使用權并不具有一般無形資產的主要特征，我們將其界定為“邊緣無形資產”。參見汪海粟、王同律、湯湘希：《國有無形資產資本化問題研究》，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0年版等有關著述。

⑿ 財政部：《企業會計準則第6號―無形資產》（應用指南），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頁。

⒀ 隨著人們對無形資產認識的加深，“關系、人力、制度以及“綜合協同力”作為新時代的無形資產要素，已經成為企業價值創造不可缺少的能量源。參見：謝志華、鄭職權：無形資產價值：創造與實現，載《會計之友》，2006年第20期。

⒁ 王廣慶：對我國無形資產準則的一些思考，《會計研究》，2004年第5期。

⒂ 馬德林、朱元午：無形資產會計研究中的問題與改進，《會計研究》，2005年4期。

⒃ 唐雪松：知識經濟對無形資產計量的影響，《會計研究》，1999年第2期。

⒄ 吉全貴：論無形資產范疇，《理論與現代化》，2001年第1期。

⒅ 湯湘希：論無形資產范圍的界定，《中南財經大學學報》，1997第1期。

⒆ 湯湘希：無形資產會計研究的誤區及其相關概念的關系研究，《財會通訊》，2004年第7期。

⒇ 曉宏等：對知識經濟下無形資產性質與內容的探討，《企業技術開發》，2005年第5期，第84頁。

（21） 孫艷霞：無形資產的范圍界定及其計量，《科技咨詢導報》，2006年第2期。

（22） 參見政治大學鄭丁旺教授“臺灣智慧資本的發展概況”，2007海峽兩岸現代會計論壇演講稿以及施志成：“智慧資本、智慧資本附加值與企業績效之整合分析――以臺灣資訊電子業為例”《2006 TOYOTA管理論文獎得獎論文集》（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