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教育論文匯總十篇
時間：2023-01-03 06:54:09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國外教育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1.傳統教學法，包括語法翻譯法，直接法，聽說法，全身反應法
語法翻譯法源于16世紀的歐洲人學習希臘語和拉丁語，后來演變成課堂教學方法，此方法重讀寫，輕聽說，教材設置追求以語法詞匯為中心，課文為語法詞匯服務，導致課文趣味性降低，教師講授以翻譯為主，著重語法操練，強調死記硬背，這種方法能提高學生讀寫能力，基本功扎實，較適合做筆試。但此方法忽視聽說交際，學生所學英語多為啞巴式，不能在合適時間地點運用恰當英文進行流暢交流。19世紀末期隨著工業化和國際貿易的發展，以讀寫為主的翻譯法已不能滿足人們需求，直接法應運而生，其含義是直接用外語教外語，課堂上師生只用目的語交流，不注重形式，不過分計較對錯，強調模仿，操練，教材設置也以句型為主。這種方法有利于學生形成目的語思維模式，英語表達習慣，提高交際能力，但這種方法培養的學生基本功較差，語言再造能力薄弱。與直接法類似的是聽說法，源于20世紀中期，開始主要為軍事目的，強調聽說，課上進行大規模句型操練，練習技巧有問答式，循環式，一條龍式，最小對比對練習等。全身反應法，是由美國加州圣約瑟大學心理學教授JamesAsher于20世紀60，70年代提出的。這種方法倡導把語言和行為聯系在一起，通過身體動作教授外語。全身反應法主要是根據大腦兩半球的不同功能，右腦—形象思維，左腦—邏輯思維，強調要在形象思維基礎上進行抽象思維發展。因此強調要在真正的情景里來進行教學，這種方法強調整句教，整句學，教學氣氛活躍，但局限性太強，它只適合一些年齡較小的群體，那些較難的抽象的詞匯，無法用身體動作表現出來，這種方法就不太令人滿意。這一階段教學法的共同點：(1)教控制學，強調教師為中心，學生處于被動地位。(2)重語音，詞匯，語法這些基本的語言形式，忽視其意義。(3)所教內容停留在單個句子層面，忽視對整個篇章的理解。(4)所教語言是顯性的，外在的，方法是綜合法。
2.現代教學法，包括社團法，自然法，沉默法，暗示法以及強式交際法
社團語言學習法又稱咨詢法，產生于60年代初期的美國，是由古蘭創立的。突出特點是以學生為中心，教服從學。教師是顧問，學生是“病人”。教師注意的中心是“病人”的需要。另一個突出特點是依靠學生的母語，逐漸由學生母語過渡到外語。教師在課上起支架作用，根據學生出現的問題進行講授，學生需要什么教師講什么。這種方法沒有合適的統一的教材。受這種環境的影響，20世紀70年代末克拉申提出自然法，源于自然順序假說，指出語言習得與學得不同，習得是在自然環境下無意識的掌握語言，教師應在自然交際情境中培養學生語言能力，教師在課堂上和學生自然談話，使用基本句型詞匯，完全用外語進行教學，通過外語和實物建立聯系。這種方法課堂上教師話語還是比較多的，沒有體現學生的主體地位，基于以上不足美國教育家CalebGattegno提出沉默法。他認為外語教師在課堂上應盡量保持沉默，讓學生多開口多說話。在沉默法中教師作用有三：教；測試；不妨礙學生。教，就是教師一次性將某個項目教給學生，一般通過非語言線索解釋其意義；緊跟著是測試，教師無聲地要求學生把所學內容進行復用；最后，教師無聲的監督學生用新學語言項目進行交際。在沉默法基礎上衍生出來的另一種教學法是暗示教學法，也叫啟發式外語教學法。
教師在課堂上只是沉默是不夠的，還要為學生提供暗示，給以啟發，這也符合教學的一個原則即不憤不啟，不悱不發，這就是啟發的含義，學生學習語言是自發的，但到一定的程度就會出現困惑，這時迫切需要教師的啟發，這時候的學習及記憶往往是最深刻的。暗示法須遵循三原則：(1)學習者必須處于愉快不緊張的狀態。(2)有意識和無意識統一原則。(3)暗示相互作用原則。要求師生建立起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關系。在暗示教學中有兩個步驟：首先是呈現新教學材料，教師借助手勢、表情介紹要教內容，然后，在優美的音樂中，帶著生動的表情和情感朗讀課文，學生看著課文，可以模仿；然后是學生以輕松愉快的心情聽教師配樂朗誦，這樣可以產生有意和無意的認識能力和超強的記憶力，不知不覺地記憶所學材料。
交際法又稱功能意念法，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末的歐共體，Hege(2000)提出五種交際能力：語言能力，即基本的語言知識，語音，詞匯，語法等。語用能力，即語言的正確恰當使用能力，換句話說也就是知道什么場合下使用什么樣的語言的能力。語篇能力，語言的連貫性。策略能力，知道使用何種策略（包括語言的或非語言的）能夠進行順暢的交流。語言功能在于表達思想，進行交際，以話語為中心，在實際運用中掌握語音詞匯語法知識，對學生錯誤容忍度較高。交際法有三個原則：交際原則，任務原則，意義原則，這種交際必須是有意義的進行交際。Ellis(1990)提出評價課堂交際的六個準則：(1)是否有交際目的。(2)交際者是否有交際欲望。(3)是否是注重內容而非形式。(4)是否注重語言的多樣性。(5)教師是否參與。(6)交際有沒有教材的干擾。成功地交際必須有交際目的，欲望，重交際內容，語言的多樣性，教師不應該干涉學生交際，包容學生的個別性錯誤，沒有教材的限制。這一階段教學法特點是：(1)注重語言意義。(2)課堂教學以學生為中心，教師只是起輔助作用。(3)重視整體教學，篇章教學，培養學生的整體意識。(4)方法為分析法，隱性教學。(5)強調知識的功能性。
3.當代教學法，包括沉浸法，任務型教學法
沉浸教學法在現代美國最為流行，教師讓學生“浸入”在外語環境中學習各種學科知識，使單一外語學科教學與使用外語進行的各學科知識教學相聯系，強調外語不僅是學習內容還是學習工具，學科知識以外語為承載，外語學習與其他知識相互滲透。任務型教學法是最受歡迎的教學方法，目前我國英語教師也在進行嘗試性應用，任務型教學法是真正體現學習意義的一種教學法，“任務”即做事，以意義為中心，讓學生用學到的知識解決現實中的問題，學以致用，一個任務有四個方面要素：目的，情景，過程，結果（Clark,ScarinoandBrown)。完成結果是評估任務是否成功地標志。這一階段特點是：(1)以學生為中心，強調教學的人文性。(2)強調整體教學，隱性顯性相結合。(3)強調交際又不忽視語言知識。(4)強調社會性，語言可操作性。
近些年國外涌現出大量英語教學法，為我國中小學英語教學提供借鑒，比如幼兒和小學英語老師可借鑒全身反應法，能調動孩子積極性提高學習興趣。但教師在選擇和運用教學方法時，一定要考慮中國學生的具體學情以及學生的認知特點，興趣愛好，不能盲目追風，有了新教學法就認為老教學方法過時了，棄之不用，教學方法有先后，但不能說某種教學法完全沒參考價值，或過時。最早提到的語法翻譯法在現代社會英語教學中也能應用，并且在中國大背景下，語法翻譯法用的比例還很高。另外，教師應該注意，雖讓每種教學法都是單一出現的，但教學方法并不是一元的，任何教學法的使用都離不開其他教學方法的支撐，課堂上，學生眾多，眾口難調，教師應該不斷變換教學方法，多法齊用，注意多元性，才能照顧到更多學生，提高教學質量。最后，每種教學法產生的背后都有強大的語言理論支撐，英語教師應該加強自身語言知識理論的鞏固，知其然必知其所以然，這樣才不會瞎用濫用教學法，只知其名不明其意，必然事倍功半。
篇（2）
Abstract:Basedontherelevantliteratureofteachingefficiencyofforeignteachers,thispapersumsupandcombsthebasicconnotations,mainfeatures,generalcontents,maintheories,hinderingfactorsandimprovingstrategiesoftheteachingefficiencyofteachers.Italsopointsoutthemaincontributionsandcontradictionsofthepreviousstudies,andputsforwardtheemphasisofthisstudyinthefuture.
Keywords:teacher;teachingaction;teachingefficiency
一、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的界定
直接定義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的概念幾乎沒有，但相關概念相當多。如Raspberry(1993)的“有效教師”（effectiveteacher）；DonaldRCruickshank等(1999)的“有效教學”（effectiveteaching）；HarveyDaniels等的“最佳課堂教學”；KathrynCastle（2006）的“自治的教師”（Autonomyteacher）；RobertJ.Marzano等的“有效課堂”（Classroominstructionthatworks）。所有這些說法，幾乎都沒有對自身的概念給予清晰的界定，似乎只是使人意識到“優秀的”、“不錯的”、“時髦的”、“主流的”這類含義。實際上，國外對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的定義，大多是對其特征進行描述的。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的內容：
一是教學行為有效性的理念特征。KathrynCastle（2006）認為，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取決于教師是否把教學作為教育學的取向；是否把教學作為科學研究的取向；是否把教學作為教師自治行動的取向；是否把教師作為教學研究者的取向等理念[1](P1094)。
二是教學行為有效性的個體素質特征。W.C.Bably認為，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取決于教師的10項個性品質：同情心（sympathy）；儀表（personalappearance）；談吐（address）；誠懇（sincerity）；樂觀（optimism）；熱心（enthusiasm）；好學（scholarship）；活力（physicalvitality）；公正（fairness）；嚴謹（reserveanddignity）[2]。DonaldRCruickshank,DeborahL.Bainer,KimK.Metcalf(1999)則認為，教學行為有效性的個人性格特征包括熱情、熱心、幽默、可信任、對成功抱有很高的期望、激勵、支持、有條理、靈活、適應性強、博學等方面[3](P299)。
三是教學行為有效性的教學過程特征。StanleyJ.Zehnand，JeffreyA.Kottler（1993）從3個方面論述了教學行為有效性的教學過程特征：（1）一名人際關系的專家（arelationshipspecialist）。具有真實的、無偏見的、同情的和樂于接受學生的態度；注意用眼神接觸，用人體語言表達的非語言行為；支持性的、顯示同情的、用心理解的、關注學生的策略。（2）營造真誠關心的氣氛。有效的班級交往規劃；促進全體學生有效交往；規范有效交往的實踐。（3）一名幫助者（ahelper）：理解學生，信任學生，同情學生[4]。
以上這些都是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所應該具備的行為特征，但并非就是教師行為有效性本身。
二、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的內容
關于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內容的描述，筆者根據收集的資料，主要從教師教學行為的專業表現、教學過程結構和教學技能技巧等方面進行綜述。
一是教師教學行為的教學專業表現。波士頓學校委員會(BostonSchoolCommittee)（2006）提出了教師教學行為的8個維度：（1）公平和高期望；（2）職業主義（Professionalism）：主要指模式化的職業行為，包括工作職能、區域政策的理解、工作程序以及在多樣性的社區里的工作目標；（3）安全、尊重、文化敏感性和負責任的學習共同體；（4）學校、家庭與社區的伙伴關系；（5）指導學生學習的計劃和策略；（6）實質性知識：具有廣泛前沿性知識，關鍵概念、事實、相關的研究、質疑的方法，具體到各自學科的交流風格等；（7）發展性過程的監控與評估；（8）反思、合作和個體成長[5]。
二是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的教學過程結構。CharlotteDanielson(1996)認為，教學的重要目標是要創造出學習者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中，使學生能夠從事重要內容的學習，并使所有師生感覺到尊嚴和榮耀。一般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的教學過程結構體系有4個板塊，每一板塊標志著教學的不同側面。（1）教學計劃和備課。包括選擇教學目標；展現教學內容、資源知識、教學法的知識；展現內在教學設計、學習評價等內容；（2）課堂環境。包括創建尊重與和睦的課堂環境，形成學習的文化氛圍，課堂程序管理、學生行為管理、具體環境布置等內容；（3）課堂教學。包括清晰而準確的交流、提問和討論技術，使學生認真學習，給予學生反饋、靈活性和反應性；（4）專業職責。包括教學反思、保持精確記錄、家庭交流、對學校和學區的貢獻、專業成長和發展、專業主義展示等方面[6]。
三是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的教學技能技巧。Cruicshank(1990)從教學技巧的角度涉及到了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的內容。包括“創設環境；教學模式的多樣性；指導時間最優化；提問題；提供清晰的指導；注意學生的進步；提供反饋和強化”等7個方面[3](P318)。HarveyDaniels,MarilynBizar（1998）提出了最佳課堂教學的6種教學行為技能：整合性單元；小組活動；呈現式學習；課堂工作室；真實體驗；反思性評估等等。它有助于創建最佳課堂教學[7](P7)。
三、區分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與無效性的標準
教師怎樣的教學行為才具有效性或無效性？HarveyDaniels,MarilynBizar（1998）關于課堂教學應該增加和減少的因素的研究，對于提高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或減少無效性，具有一定的研究參考價值。
課堂教學應該盡量增加的因素：（1）體驗性、引導性、操作性的學習；（2）課堂上活躍的學習氣氛；（3）強調學生更高級的思維，學習某領域中的關鍵概念和原理；（4）選擇為數不多的幾個主題，引導學生進行深入探究，使學生掌握研究該領域的方法；（5）讓學生花時間去閱讀那些具有完整性、原創性和真實性的書籍；（6）培養學生對待工作的責任感，幫助他們完成設定目標、記錄、管理和評估的任務；（7）為學生提供選擇的機會，讓他們自主決定書籍、寫作主題、學習伙伴和研究項目；（8）在學校建立并運用民主原則；（9）關注學生個體不同的認知風格和情感風格；（10）組織合作性活動，將教室建設成為一個相互依賴的社團；（11）將學生進行異質分組，通過個性化的活動不把學生分別孤立起來；（12）在常規課堂上給學生以特殊的幫助；（13）教師要扮演多樣性、合作性角色；（14）依靠教師對學生發展所進行的描述性評價[7](P3)。
課堂教學應該盡量減少的因素：（1）面向全班進行的教學指導，如演講；（2）學生被動活動，包括靜坐、聆聽、接受和吸收信息；（3）對教室里的安靜狀態給予表揚和獎勵；（4）要求學生將課間時間用來完成工作表、練習冊、或者仍然坐著，做其它功課；（5）對覆蓋每個領域中的大量材料作蜻蜓點水的介紹；（6）死記硬背事實和細節；（7）強調學生分數和學生之間的競爭；（8）將學生進行能力分組；（9）采用某些特殊方案對學生進行篩選；（10）采用并依賴標準化測驗[7](P4)。
雖然這一研究不是直接論述教學行為的有效性與無效性的，但對于我們區分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和無效性有一定參考價值。
四、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的基礎理論
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是如何發生的？或者說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的影響因素及內部機理是什么？除了上面所述的教師個體素質、課程結構與教學技巧等影響因素以外，還有以下方面的理論成果：
一是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形成過程的本質。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形成過程的實質是教師學習教學的過程。FredKorthagen,JohnLoughran,TomRussell（2006）通過對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新西蘭教師教育的研究，指出了提高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的7個基本原理：（1）學習教學是一個充滿沖突和競爭的過程；（2）學習教學要求認為知識是有待于創造的學科而不是一個已經創造的科目；（3）學習教學要求從關注課程轉向關注學習者；（4）學習教學是在師生共同探討中進行并得以促進和加強的；（5）學習教學要求在教學過程中與同伴合作；（6）學習教學要求中小學，大學和實習生之間的有意義的聯系；（7）學習教學要求教師教育家在自己提倡的教學項目中實踐自己的教學方法，并且在示范作用中得到強化[8]。這7個原理可以說是對教師行為有效性形成過程本質的恰當描述。
二是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形成的思想變量。不同的思想對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具有不同的影響。佐藤正夫(1987)從教學史論的角度，認為必須揚棄與統一赫爾巴特與杜威的教學過程思想，提出了“學習課題系列學習”的思想，主要包括5個方面的內容：（1）提出問題與課題，使學生直面矛盾與障礙，引起學習動機；（2）使學生分析問題與課題的目標與條件，抓住真正意義上的問題；（3）使學生探討適當的解決原理、方法與手段，計劃解決活動；（4）實施解決活動的計劃，實現問題與課題目標；（5）檢驗、評價、總結學習結果，使學生進一步練習與應用[9]。雖然這一思想對赫爾巴特與杜威的教學過程的思想有所超越，但仍然帶有傳統教育中的程式化習慣和明顯的杜威教學過程思想的痕跡。
當前比較流行、且大家比較接受的當屬建構主義。JacquelineGrennonBrooks,MartinG.Brooks(1999)提出了建構主義的指導原則，包括：（1）提出與學生相關的問題；（2）圍繞基本概念組織學習活動，探究問題的本質；（3）尋求并重視學生的觀點；（4）課程設置要適于學生提出假設；（5）在教學背景下評價學生的學習[10](P43-103)。在建構主義看來，教學過程的核心就是創設一種環境。
三是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形成的環境變量。許多人認為，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受教學環境的制約。KennethM.Tyler,A.WadeBoykin,TiaR.Walton（2006）通過歐洲與非洲文化差異在課堂學生學業成績的表現的研究，得到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與文化環境具有高相關性的結論，并強調“個人主義與競爭能力”的歐洲文化與強調“合作與活力”的非洲文化相比，前者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學業成績比后者的更具有突出表現[11]。因此，隨著教育的國際化與開放化程度越來越高，離開文化考量談老師教學行為有效性是沒有意義的。CliveHarber,JeffSerf（2006）則從民主政治的角度探討了教師教學有效性的問題。他們以英國與南非兩個國家為對比，主要通過兩國文學、其它證據和（大學生）實習教師的面試等手段，得出教師教學有效性與民主政治有密切關系的結論[12]，并且指出現代教育結構、教育實踐與教育的民主要求存在矛盾。CareyE.Andrzejewski,HeatherA.Davis（2006）探討了課堂中的人類學接觸（Humancontact）問題，發現教師將與學生的接觸作為他們教學的自然過程。這種接觸沿著兩個軸心進行：第一個軸心表示參與者的教師是如何認識背景及背景是如何促進或限制人們的聯系的。第二個軸心表示有關人類接觸的談話顯示在教學中是如何促進教師的自我發展的[13]。這個研究對于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研究具有理論價值。
五、提升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之策略
關于提升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的策略研究，大致有如下幾方面成果：
一是認知改變策略。MiekeLunenberg,FredKorthagen,AnjaSwennen(2006)研究了通過教師教育者，改變未來教師的理念與行為的理論模型，提出了與傳統教師教育方法不同的5個維度：(1)變通的、靈活的和非固定背景下的專業報告，而不是復述詳細精確的事實及固定背景中技術的精確運用；(2)學習中的調節作用而不是向學生傳遞信息；(3)學生是認知網絡活動中的積極建構者而不是信息的接受者；(4)關注明確的問題及其多樣性解決方法，而不是著眼于運算程序的應用和單一的正確答案；(5)關注社會環境的重要性，在此環境中，失敗是學習的一部分，贊賞自我調節的學習，其他的學生也是學習的來源[14]。可見，這些觀點與傳統觀點相比，無疑具有革命性意義。
二是學習合作策略。GeorgeaM.Langer,ArmyB.Colton,LorettaS.Goff(2003)提出了學生學習合作分析，即CASL(CollaborativeAnalysisofStudentLearning)。CASL是一種促進教師發展的教師教育體系。它圍繞學生學業標準目標，幫助教師形成一種合作探究文化，加深理解教與學之間的內在聯系。該體系由4個要素組成：（1）反思探究的框架；（2）合作探究的文化；（3）CASL的探究階段；（4）促進、領導和支持CASL，如制度安排、行政支持等[15]。可見，合作成為教學過程或者教學過程就是合作的具體教學形式，這不僅是提高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的重要策略，也是師生教學相長的實現途徑。
三是反思、建構性策略。JenniferHarrison,SueDymoke,TonyPell(2006)提出教師教學行為發展系統包括教師的經驗、反思、學習結果和進一步的實證研究[16]。因此，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的提高需要強有力的學校環境的支持，學校政策要對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提高注入具有挑戰性與冒險性的要素。JacquelineGrennonBrooks,MartinG.Brooks(1999)提出的建構主義策略是：（1）鼓勵和接納學生的獨立性和主動性；（2）運用原始的、主要的以及可操作的、互相作用的材料；（3）運用諸如分類、分析、預測和創見之類的認知術語；（4）根據學生的反應實施課程與教學策略；（5）先了解學生對即將交流概念的看法；（6）鼓勵學生參與到與教師和同伴的對話中；（7）激發學生研究的手段是提出富有創見、開放的問題；（8）注意學生最初的詳細闡述；（9）使學生參與到與其最初假設相矛盾的活動中，繼而鼓勵他們討論；（10）提出問題之后為學生留出等待時間；（11）為學生提供建構聯系及隱喻的時間；（12）頻繁使用學習循環模式，培養學生好奇心[10](P125-145)。總之，教師經常反思自身行為，考量不同教學行為、假設、信念和觀點，沉穩深邃地考察教學環境、隨機應變地把握教學局勢并采取相應策略是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必須堅守的重要思想。
四是課堂實踐策略。JosephCiaccio(2004)提出了“完全積極策略”。意謂使教師明顯地看到教學的積極方面，避免或消除消極方面。具體內容包括滿足彼此的需求；改變起反作用的情緒；結束行為問題；幫助后進生；運用積極學習策略等5個方面[17]。KathrynCastle（2006）研究了新手教師如何作為一個教學研究者，在教學實踐中實現教學自動化的過程。這一過程包括7個自治的主題：（1）對錯誤問題的察覺；（2）質疑；（3）從他人那里尋求答案；（4）冒險；（5）反思到自信；（6）增強對學生理解的理解；（7）采取行動[1](P1094-1103)。RobertJ.Marzano,DebraJ.pickering,JaneE.Polloch(2000)提出了9種有效課堂教學指導策略：（1）鑒別相似性和相異性；（2）總結和筆記；（3）提倡努力和給予認可；（4）家庭作業和練習；（5）非語言表征；（6）合作學習；（7）建立目標和提供反饋；（8）產生假設和檢驗假設；（9）問題、線索和先行組織者[18]。StephenD.Brookfield,StephenPreskill歸納了實現民主課堂的主要技巧，包括熱情傾聽、積極參與、高度注意、謙遜、相互性、共同商議、正確評價、信心、及自治（autonomy）等方面[19]。由此可以看出，與傳統的課堂教學標準相比，最近的研究強調課堂教學更具有反思、建構與批判的韻味。
五是教師教學檔案袋策略。CatherineDeRijdt,EvaTiquet,FilipDochy,MauriceDevolder（2006）研究了高等教育背景下教學檔案對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的影響，還檢測了教師對于教學檔案的態度。研究表明，教學檔案是一種能夠帶來重要積極影響的工具。它能夠激發教師去反思他們的教學行為，尋求不同的教學方法，從而有效地完成教學內容，改善課程材料[20]。
綜上所述，國外相關研究成果，對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研究具有參考價值：（1）關于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的特征、內容體系及實現策略的研究成果，對本課題的進一步研究具有指導意義。（2）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必須以一定的專業實踐體系及其標準為基礎，否則教師專業化就無法與醫生、會計、律師、建筑師等職業的專業化相提并論。（3）教學行為有效性不只是依賴于教學理性思維的規則的按部就班的操作性程序，它具有復雜性。這種復雜性表現不只限于教師與醫生、會計、律師、建筑師等職業有相似之處，更在于它與其它許多職業如政治家、人類學家、公共關系者、演藝者等也有相似之處。所以，雖然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必須要求教學行為遵循一些公共教學準則，以使自身行為具有本行業的特殊標準，但是，標準與準則在多樣性文化、政治與生活環境中很難發揮作用，應變思維才是教師教學行為更為需要的。KennethM.Tyler等(2006）課堂的文化差異研究，CliveHarber等（2006）的課堂民主政治研究，CareyE.Andrzejewski等（2006）的課堂人類學研究等都說明了這一問題。
以上研究也存在突出的矛盾：一方面教師專業化要求教師行為具有自身專業的不可替代性質，教師教學有效性取決于我們必須堅持教師教學的現代性理性設計，需要有一定規則性知識與程序結構，以此完成教師行為的專業化要求。也就是說，教師教學行為需要一定的模式化與自動化；另一方面教學活動的復雜性需要我們采用更多的反思性與建構性思維與策略，以應對變動不拘的教學環境的要求。由此，教師教學行為已經超越課堂時空范圍而導致教師專業化特征的淡化。以上兩方面構成了教師行為有效性研究的矛盾性。
本課題今后努力的方向是:一是關于哲學思想與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的關系及相關策略研究，以此應對未來變動不拘的教學與外部環境。因為隨著教學環境的國際化與文化多元化，任何一種模式化的教學行為研究成果對實踐的指導都顯得蹩腳。對教師個體來說，一種在自身教學哲學指導下的應變性教學顯得非常必要。二是關于擬像背景下教師特別是大學教師行為及其有效性的研究，以此保持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研究的時代性與未來指導性。因為以往的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是在課堂教學背景下進行研究的，而課堂教學是在工業時代背景下的教學組織形式，隨著人類進入擬像時代，教師教學范式及其行為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如果我們的研究僅僅局限于課堂教學，也許我們的研究成果會成為擬像時代下教師教學行為有效性提高的桎梏。因此，從以上兩個方面可以解決前述矛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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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國社區教育的培養目標外國的社區教育培養的目標主要是一些全方位的人才，以美國為例，美國的社區教育培養模式并沒有明確的專業界限。為了保證美國社區教育培養的目標不僅能夠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還考慮居民的就業需要，同時社區教育模式還滿足居民的興趣和愿望等，因此，美國社區教育的發展一般是從廣大居民的實際需要出發，使得社區教育能夠真正維護廣大居民的合法利益。同時，美國的社區教育受到了地方政府和國家政府的大力支持。美國社區教育的實施一般是在社區中的一些社區學校，因而美國的社區教育具有更加明顯的特點。針對社區成員不同的居民，美國的社區教育能夠提供平等一致的教育服務。此外，美國的各級地方政府負責社區教育的資金提供和管理問題，而具體的教育一般是由學校負責。同時，英國和加拿大等國家的社區教育也采用這種模式。因此，美國社區教育培養模式重視對居民培養目標的認識度，從而提高美國社區教育培養的質量。
3.國內外社區教育培養目標的比較及分析通過對比我國和美國兩國社區教育培養目標和分析可知，兩國社區教育的培養目標存在一定的差異。第一，社區教育培養體制的不同導致培養目標的差異。由于美國是分權型的社區教育培養體制，社區教育培養的全過程都是由學校自行安排，因此，美國社區教育培養的目標主要定位于多向性，其目的是為社會培養出專業型的人才。而我國的社區教育培養模式具有更大的選擇性，近年來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因此，我國社區教育培養模式具有一定的定向性。第二，社區教育指導思想的不同對培養目標的影響。對于美國來說，美國的社區教育教學還是以開放式教學為主，并且在教學的過程中要求反映人道主義精神，這種人道主義精神也反映在社區教育培養的過程中。同時，這種思想能夠較好地符合廣大美國人的心理。而我國的社區教育培養模式提出了全面教育的思想，旨在反映社區教育培養的目標方面。當然，我國的社區教育培養模式應該根據時代的發展需要，在培養目標和培養方式方面應該合理且科學地貫徹我國社區教育的大致方針。因此，我國更加強調對社區教育的定性培養和專業型人才的培養。
二、國內外社區教育培養模式的比較與啟示
1.培養目標的單一模式和全才模式我國的社區教育培養模式遵循的是專業型人才的培養，對某一個學科，某一個專業進行深造，培養一個領域的專業人才，對居民的人文教育、品德培養較少。雖然我國目前已經開始向全方面人才培養的模式轉化，但是我國的這種轉變還是處于開始的階段。而美國遵循的是全才培養的模式，培養的居民可以擔任社會上很多方面的工作。現在，我國社區教育在培養目標方面還需要不斷地改革，因為我國社區教育的環境不是十分的發達，社區教育的資源不是十分的豐富，社會對于社區教育的投入也不夠。
2.國外社區教育發展的啟示從國外社區教育發展中受到的啟示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構建專門的社區教育培訓基地，構建的這項教育基地是我國社區教育發展壯大起來的載體，因而在社區教育的發展過程中顯得非常重要；第二，在社區中一些普通的小學可以承擔部分社區教育發展的任務，進而實現社區教育的社會化；第三，借助完善的社區教育公共資源，實現對社區教育有效資源的共享，從而提高社區教育的教學效率；第四，強化對社區教育的立法合理性，同時，國家應該加強對社區教育體系的構建，使得社區教育工作人員明確自己的權利和義務，同時，國家也應該加強對社區教育的資金投入，以保證我國社區教育的正常發展；第五，我國的社區教育應該學習國外社區教育多樣化的教學形式，從而使得我國的社區教育內容更加豐富。
3.課程設置的優勢與不足我國社區教育的課程設置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重視理論課程，忽視社會實踐教學的培養；第二，重視思想課程，忽視素質教育；第三，重視專業課程，忽視選修課程；第四，重視技能的鍛煉，忽視工具的使用。而美國的社區教育專業課程設置的特點是重視基礎的課程、理論課程，并且自然科學的課程也比較多，選修課程全面。因此，在課程設置上，我國的社區教育應該繼續保持優勢、改善不足，對于忽視的部分要重視起來，尤其是實踐的部分，只有進行充分的實踐，才能在實踐中發現居民學習的需求；進而在實踐中不斷地完善。因此，認識我國社區教育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優勢和不足對于提高我國社區教育的質量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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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westernmedialiteracytheorywasfirstintroducedtoJapaninthe1990s.Aftermorethantenyears’publicityandintroduction,thetheoryhasnowbecomealocalizedresearchwhichsyncretizesJapan’sinformation-basedsociety.Itisalsodedicatedtobringingmedialiteracytopubliceducation.Nowadays,derivativesrelatedtomedialiteracyliketechnologyliteracy,multimedialiteracyandintelligenceliteracyarecommonlyseeninacademiccircles.MedialiteracyhascompletelyestablishedinJapan.AlltheseprofitedfromJapan’sculturaltraditionofcontinuouslyabsorbingwesterncivilizationafterMeijirshin.ThispapertriestosummarizethedevelopmenttraceofJapan’smedialiteracyeducationfromthreeaspects:(1)revelationfromCanada;(2)researchonthemedialiteracyeducation;(3)currentsituationofJapan’smedialiteracyeducation.
Keywords:medialiteracyeducation;criticalthinking;theoryofmedialiteracy;supportedlearning
進入信息化社會的日本，市民生活被各式各樣廣告包圍、淹沒。除了來自廣播、電視、報紙、雜志、互聯網等大眾媒介的廣告外，繁華商業區的霓虹燈廣告與電子招牌、電車里頻繁更換的文件夾頁式廣告和宣傳招貼以及電車站出入口處由人派發的各類紙面廣告等等，讓人應接不暇。可以說，各種媒介已讓日本民眾著實處在“媒體引導現實生活”之中，人們已習慣于通過各種媒介獲得多樣信息，以便安排自己的生活，否則將無所適從。
在由媒介制造、掌控的“媒介世界”里，市民通過新聞、廣告、電視劇、綜藝娛樂的文本（text）言語中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暗示，來定義現實生活中的人際關系、行為方式、女性形象及男性形象等等，人們將這些從媒介產品中解讀出來，帶有意識形態及價值觀判斷的“標準”，運用在塑造人類社會生活模式中，即便這種“標準”無法用某種基準來衡量[1]。這就是媒介對人們生活產生的滲透影響。
NHK日本放送文化研究所自1960年以來，每5年舉行一次《日本國民生活時間調查》。2000年的調查結果顯示，日本國民平時收看電視的時間平均是3小時25分，周六是3小時38分，周日是4小時13分[2]；同時，隨著市民收看電視節目時間的增加，導致收聽廣播、閱讀報紙的指數繼續呈現減少的趨勢，這說明人們的生活方式、意識形態也將隨著接觸某類媒體時間的長短而隨之悄悄地發生轉變。這就是媒介內容和接觸媒介方式對人們生活時間產生的影響。
隨著媒體企業全球化進程的發展，“收視率”、“收聽率”“讀者占有率”、“廣告到達率”已經完全左右著媒體發展，甚至電視娛樂節目也開始朝向“信息情報型”發展，制作“可使用的娛樂節目”成為當今日本電視娛樂節目制作人努力的方向。因而，媒體向公眾提供的素材、話題、文本中的價值觀必然以“能夠引起大多數人的反應”為基準，而這種基準是被媒介“同一化、劃一化”的，是無法體現社會多樣性的。這種‘同質化’的傾向是身處媒介環境中的人們無法排斥的影響。
正是在深受上述種種“媒介影響下”，日本民眾的行為意識伴隨著媒介技術、媒介環境、媒介內容、接觸媒介方式的變化而悄然發生著改變。
一、來自加拿大的啟示
由于來自擁有世界最強勢媒體美國的影響，促成了“MediaLiteracy（媒介素養）”公共教育在加拿大的出現、普及。加拿大是將媒介素養首先引入學校進行公共教育的國家，其背景是由于美國電視文化的跨境影響。
美國與加拿大有著近千公里的國境線，加拿大90％的居民生活在國境線以北300公里范圍內。由于處在英語圈地域，美國的雜志、書籍、有線電視、聯播網電視在加拿大境內可以輕松入手。據加拿大統計局調查顯示，加拿大的受眾收看的電視節目40％是加拿大制作，而60％是由美國制作。隨著美國電視節目的跨國境傳播，導致大量的血腥、暴力場面、性畫面充斥著加拿大的電視熒屏，造成美國文化不斷地侵蝕加拿大本土文化。普通的加拿大受眾甚至難以分辯電視節目中播出的內容，哪些是加拿大的，哪些又是美國的。特別是一些歷史知識問題，在學生中竟然出現了“混淆是非”的事例。例如，美國與加拿大有關黑人奴隸制的歷史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學生卻普遍認為兩國是一樣的[3]。
于是，1978年在加拿大的安大略州開始了以抵制美國電視文化為初衷的媒介教育課程，首先以教師為授課對象，并成立了民間組織AML（AssociationforMediaLiteracy）。1987年媒介素養教育成為初、高中的正式課程。具體要求是：
（1）初中、高中的語文課中，用于“媒介學習”的課時不得少于總課時的三分之一；
（2）初中一、二年級，用于“媒介學習”相關內容的教學時間占總授課時的10％；
（3）高中的語文課，“媒介學習”要設置為必選科目學習[4]。
1989年，以AML成員為中心，在安大略州教育部的運籌下，《媒介素養課程指南》一書正式編撰完成[5]。之后，其他的州也相繼建立了相同的組織，1992年CAMEO（CanadianAssociationofMediaEducationOrganizations）成立，它是一個由市民組織為主導的全國網絡系統，至此，媒介素養教育開始遍及加拿大全境。
事實上，在加拿大學校教育中，一開始并沒有開設以“媒介素養教育”命名的專門課程，而是將該內容納入名為“Language”（語文）的課程中，教師以參考指南為教材進行授課；不過，在具體的教學中，對于電視節目的關注程度歷來是最高的，為此，加拿大的AML也制作了許多電視節目。承擔此項任務的是隸屬于媒體教育部的名為CHUM節目制作公司，其制作出的節目是專門用于教學的[6]。
加拿大的“媒介素養”公共教育從誕生之時，就寄生在“Language”（語文）課程中。1995年安大略州教育部提出了改革方案，鮮明地指出隨著社會情報化的高度發展，在公共教育中有關“媒介素養”教育需要增加特別的科目。現在，從小學到高中都設置了媒介素養課程。
極其注重公共教育的日本，面對媒介環境的變化對人們行為的影響，同樣希望在普通的學校課程中，設置類似于加拿大的“媒介素養”教育的內容。但是，迄今為止，實現這一愿望尚有距離。
二、日本媒介素養研究的現狀
20世紀90年代初，“MediaLiteracy媒介素養”理論引入日本。日本在世界科技領域一直擔當排頭兵的角色，與積極采用日新月異的媒體新技術比較而言，早已跨入信息社會的日本，在“媒介素養”研究上，卻遠遠地落在其他媒體發達國家的后邊。在1999年6月召開的《青少年與放送》專家會議上，與會者就“媒介素養”表示了積極態度，但卻沒有制定出類似于加拿大那樣的有著明確的指導理念和具體的實施細則、方案的發展計劃[7]。與加拿大將“媒介素養”教育貫徹到中小學生義務教育中不同的是，日本目前有關“媒介素養”的教育，還僅僅停留在大學、研究所等以專家研究為中心的“試驗”階段。與不斷吸收、借鑒國外先進“媒介素養”理論，并將本土化與運用研究作為課題的大學教授、專家們相比，處于教育第一線的教師們的“媒介素養”意識還相當薄弱。
在日本從事媒介素養研究的諸多學者中，以下兩位的著作堪稱經典。一位是1963年出生在北海道的菅谷明子，她曾經在加拿大留學，1996年畢業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院，現為東京大學研究生院情報學“媒體表現、學習與素養”項目成員，其著作《媒介素養——來自世界的現場》一書，系統地介紹了英國、加拿大、美國等媒體發達國家“媒介素養教育”的現狀，成為目前日本有關“媒介素養”研究必讀書目。另一位是立命館大學教授鈴木綠，其有關媒介素養教育著作頗豐，1997年6月由其主編的《為了學習媒介素養的人》，2000年8月的《媒介素養——入門篇》，2001年10月《媒介素養的現在與未來》以及2003年4月《媒介素養——性別篇》等等。鈴木教授的著作內容反映了日本學者有關“媒介素養”課題的研究進程與趨勢。
目前，在日本學術界公認的“媒介素養”定義，是由立命館大學教授鈴木綠在1997年6月出版的《為了學習媒介素養的人》給出的，他指出：“所謂媒介素養，是指市民以社會性的文脈批判性的意識分析、評價、接近媒介，憑借多樣化的形態創造出傳播的力量。”[8]
橋元良明根據鈴木綠所給出的“媒介素養”定義，在其著作《情報行動與社會心理》中，就“媒介素養”的概念進一步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他指出，在獲得“媒介素養”能力的過程中，不可欠缺的四個要素是：（1）批判的思考；（2）對媒介社會性文脈的洞察；（3）由對話獲得的多元化視點；（4）表現主體的確立和接近媒介。也就是說，參加“媒介素養”教育的人，在對媒體文本所包涵的具體問題進行思考、內省以及與他人進行對話的過程中，不僅需要關心媒介本身問題，還應關注由此產生的社會性問題。只有通過這一過程，主體才能確立自己在社會中的存在意識（見圖1）[9]。
“批判的思考”強調的是主體不僅應對從媒介獲得的情報進行客觀的分析、能夠“識字解讀”，而且要有批評、評判的能力，即以培養批判性為主要目的。這種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培養，需要從①映像、聲音信息的文字化和②弱勢群體市民的視點兩方面入手。
為了闡述“對社會性文脈的洞察”，橋元良明借鑒了鈴木綠關于生產•制作、文本、受眾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圖（見圖2）[10]，他指出，媒介素養不僅僅是簡單地就媒介關注的“文本”進行批判，而是應將其置身于整個社會系統的視野中，深度挖掘其相關的社會構造問題。
“由對話獲得的多元化視點”指的是在對話的過程中，對于學習者來說，教授者不僅是要教會正確的解讀方法，而且要通過對話開啟和交換各種各樣的解讀，提示學習者去關注與自己不同的解讀，以便獲得多樣化的問題視點，為更加縱深性的問題挖掘提供機會。
“表現主體的確立和接近媒介”意指在目前的媒介系統中，特別是在日本的媒介系統中，至今尚不存在類似于加拿大CRTC那樣的政府機構，在日本，市民、媒介、政府三者之間缺少信息交流的渠道，更不要說建立類似于歐美國家的“接近頻道”、“交流頻道”那樣的市民可以自由地接近媒介的制度。
三、日本媒介素養教育的現狀
1、“媒介素養”大學教育現狀
目前，日本的“媒介素養”教育課程只在部分大學開設。立命館大學的鈴木綠教授開設了“媒介素養”論和“映像媒體分析”等與“媒介素養”教育的相關課程；其教學宗旨是，在以電視媒介為中心的媒介世界里，流動著的是被符號化的“加工過的現實”，身處這樣一個由媒體主宰的信息社會，作為“主體”的市民必須具備自主解讀媒體的能力；其教學內容除了掌握媒介素養的定義、基本概念外，還包括了媒介研究模式、符號化的“再構成現實”、媒介的廣告功能和媒介語言、媒體表現、價值觀與意識形態、電視新聞－—構成的“現實”、新聞人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戰爭與媒介（圍繞911事件、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報道與人權、媒介社會中的市民與媒介素養、情報的多元化等諸多方面。
處于高度信息化社會的日本，其“媒介素養”教育最突出的本土特色研究莫過于對互聯網的關注。基于這樣的認識，立命館大學專門從事研究“媒介素養”的研究生們，于1996年開設了日本首家媒介素養教育的網站，名為“媒介素養的世界”（MediaLiteracyinJapan=MAJ.）[11]。網站設立的目的是以廣泛開展“媒介素養”教育為出發點，立足市民視點，批判性地分析、評價媒介和政府網站信息，使市民更加便利地接觸到媒體的產業發展、相關法規、基本概念和放送綱領等。此外，該網站還與海外的“媒介素養”教育網站相鏈接，發揮其作為日本“媒介素養”教育網站的國際交流作用。
圖1獲得媒介素養過程的4個基本要素
圖2媒介研究模式
在教學內容發生變化的同時，新型的教育模式也應運而生。慶應義塾大學妹尾堅一郎教授（兼任東京大學特聘教授），目前在研究生課程中教授《情報教育論》。妹尾教授認為，在情報化的社會中，學習內容必須要進行調整，并且學習形式也應做相應的改變。他指出，當前的教育基本形式是“知識傳授型”，是工業化社會的教育模式。工業化社會是以大量生產、消費為特征，與之相配套的教育模式也是以培養大量人才為目的的。但是，如今的日本已經從工業化社會邁入到信息化社會，適合信息化社會的教育模式應該是“學習支援型”，即學生與老師的關系應該是學習者與支援者之間的關系[12]。
、“媒介素養”教育在中小學校的展開
日本在大學里進行“媒介素養”教育尚處起步試驗階段，中、小學校的“媒介素養”教育更是含苞待放。自1995年由郵政省召開的“多頻道時代下有關受眾與放送懇談會”之后，日本社會對于“媒介素養”的關注曾一度升溫。1999年由普通市民、研究學者、郵政省以及放送企業四方參加的“放送領域內有關青少年與媒介素養的調查研究會”使得日本的“媒介素養”教育課題再次引起社會關注。2000年6月調查結果報告書發表，并就提升日本“媒介素養”教育達成一致。報告指出，媒介素養是生活在媒介社會中的“生存能力”，是從抱有多樣價值觀的人們建立健全發展民主社會不可欠缺的能力
由立命館大學教授鈴木綠編撰的《媒介素養——入門篇》一書于2000年8月22日出版，該書與其他“媒介素養”書籍不同的是，它是一本教材式用書，全書分為五個章節，（1）怎樣學習媒介素養？（2）我和媒介、我們和媒介；（3）電視廣告是什么？（4）電視劇與我們的社會；（5）解讀電視新聞。除了在第一章中介紹了媒介素養的定義、基本概念、分析方法、學習模式和學習場所之外，其余的四個章節全部是有關具體教學內容的安排。以第三章《電視廣告是什么？》的第一節為例，具體的程序環節包括導入、活動1.2.3、發表、資料的查找核實（見圖3）。
導入：我們每天都要接觸到大量的廣告，為什么有廣告呢？廣告收入作為電視臺的主要收入來源，支撐著電視臺的正常運營。收視率與廣告有著怎樣的關系？我們每天要接觸多少廣告？哪種廣告是最經常看到的？通過實際的調查分析，使我們意識到，當前的媒介環境是將我們消費者設定為廣告目標的。
活動1：首先讓學生預測在1個小時的節目中廣告有多少？所占比例是多少？
發表：將各個小組的預測集合起來。
活動2：在活動1完成后，各個小組對教師事先錄制的電視節目進行調查。
發表：各個小組發表其調查結果，并與起初的預測值進行比較。并列舉出前三位的廣告，該廣告與電視的媒體特性關系、播出時間、節目內容等等之間的關系。
資料查找核實1：將所記錄的每天、每周、每年以及至今收看廣告量計算出來；將該數值與其他活動所使用的時間（學校生活、與家人對話、讀書等）數值進行比較。
活動3：廣告收入占電視臺總收入的比率？電視廣告與其他媒體，比如報紙、廣播、雜志廣告進行比較；廣告費占日本GDP的比例。
發表：在各個小組的調查結果基礎上，進行交流對話。
資料查找核實2：查找日本民間放送聯盟的放送標準，一周期間的廣告播出量時間量必須在總播出時間量18％以內，為什么這樣規定？通過利用互聯網進行網上數據調查，查找出本周收視率前10位的電視節目[14]。
鈴木教授在該書的前言中寫到，本書假定的讀者是高中生、大學生以及市民。希望利用此書的教師們為日本的“媒介素養”教育的提升積極不斷努力。
日本的媒介素養發展雖落后于其他媒體發達國家，但是，結合本土實際確實其鮮明的符號表征，在信息渠道愈發膨脹的今天，如何教會受眾擁有一雙霧里看花的“明目”顯得任重而道遠。
[注釋]
[1]橋元良明《情報行動與社會心理》北樹出版社1999年4月20日第107頁
[2]nhk.or.jp/nagano/wink/tokusyu/wink107.htmi
[3]菅谷明子《媒介素養——來自世界的現場》巖波新書2000年8月18日第88頁
[4]鈴木綠《為了學習媒介素養的人》世界思想社1997年6月20日第12頁
[5]橋元良明《情報行動與社會心理》北樹出版社1999年4月20日第122頁
[6]《日本與加拿大的媒介素養教育現狀比較》來自：ihosei.ac.jp
[7]《日本與加拿大的媒介素養教育現狀比較》來自：ihosei.ac.jp
[8]鈴木綠《為了學習媒介素養的人》世界思想社1997年6月20日第8頁
[9]橋元良明《情報行動與社會心理》北樹出版社1999年4月20日第112頁
[10]鈴木綠《為了學習媒介素養的人》世界思想社1997年6月20日第30頁
[11]該網站是ritsumei.ac.jp/kic/so/seminal/ML/
[12]campus.nikkei.co.jp
[13]鈴木綠《媒介素養——入門篇》自由出版社2000年8月22日第9頁
[14]鈴木綠《媒介素養——入門篇》自由出版社2000年8月22日第34－36頁
[參考文獻]
1、小中陽太郎《來自媒介素養的現場》[日]風媒社2001年4月20日
2、鈴木綠《媒介素養——入門篇》[日]自由出版社2000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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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社會學并沒有讓人眼熱的，但有驕人的貢獻，有充滿活力的現在，活力后的紛爭又預示著未來的發展。它的奠基者可追溯到馬克思、韋伯、涂爾干，從誕生始，它就不處于邊緣地位而成為教育學科群中最具思想活力、提供批判反思并指引路標的“母學科”之一。1971年以來，這一領域閃爍著一群光彩奪目的星星，譬如，艾坡（Apple）、伯恩斯坦(Bernstein)、吉魯(Giroux)、瑞威（Renway）、賴塞爾（Lather）、麥克賴恩（Maclaren）、威克斯勒（Wexler）、威蒂（Whitty）1。當然還包括不久前剛逝去的布迪厄（PierreBourdieu）——他的研究凝聚著一個杰出社會科學家對教育問題與實踐的關注與探究，并使“教育研究”不再劃地為牢地限制在貼著教育學家標簽的狹小圈子中。他們的研究使教育社會學——無論是登臺唱大戲的各路理論流派，還是唱念坐打招式不同的論與認識論，皆成為吸引人的智力同時生長快速的領域。
鮑爾（StephenJ.Ball）在2000年出版的《教育社會學：重要論文集》（SociologyofEducation:Majormes）出口就發出這樣的感慨：任何教育社會學的努力都是困難的，相應作出的任何概括也是脆弱的。本文無力也無意步此后塵，僅從最吸引筆者的兩點出發，即在研究對象上，“建構”（make）取代“接受”（take）——研究取向中解釋主義取代了自然主義；在研究主體上，追問“研究者是誰”——立場理論的凸現，以透析西方、準確地說是國外——包括崛起中的非西方，教育社會學的“新”發展。
一、“建構”（make）取代“接受”（take）
一個研究者進入問題時，“問題”之于他（她），究竟是"take"還是"make"？這并不是一個語言游戲，而研究問題的轉折——借用鮑爾的話，研究取向中解釋主義取代了自然主義2。
“Take”（接受）的對象一定是外在的——與“你”（準確地說，是研究者，研究者的面具罩在你的頭上，你之為你的一切，成長背景、生活世界都不重要）無關的事實，客觀的事實——任何眼睛看起來都一樣。這個"take"所針對的是自然事實，準確地說是物理事實，象桌子、凳子一樣沒有生命的東西。其實，自然事實也不等同于物理事實，向日葵可謂是自然事實了吧？在梵高的眼里與畫中，向日葵充滿著生命、激情，我們從梵高的眼中甚至能看到向日葵周遭的陽光、風影、干濕，看到透明的、流動的空氣，看到畫家的性情與生命。梵高是在“建構”（make）向日葵而非照相式的呈現（take）向日葵——“正是這有生命的、流動的、充實的空氣對畫面中的物體起了作用”3。而建構（make）所強調的就是“你”——“研究者”，“研究者”開始向生活中的“你”回歸，雖然研究可以重塑“你”的生活世界，但你的生活、你生活中的問題關懷凌駕在學科戒律之上，主導著“你”的探究之眼。
對同樣一個問題，接受（Take）與建構（Make）的研究策略與問題意識均有諸多差異。接受（Take）及其后的自然主義研究傳統所關心的是各種變量、變量之間的關系。自然主義的傳統企圖將社會世界等同于自然世界，并將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與視角——相關性、現場實驗、機率大小等等，移植于社會科學的研究之中；用量的方法致力于“尋找”人的行為與社會變量之間的關系“事實”——客觀的、外在的事實，尋找超越情境而存在的性認識。自然主義取向的研究在教育學中的，在美國被稱為“教育的社會學”（educationalsociology），譬如科爾曼（Coleman）與布勞(Blau)的研究；在英國則是算術("politicalarithmetic")的傳統，區別于“教育社會學”（thesociologyofeducation）。4我們以“教育機會均等”這個重要的教育社會學問題來分析兩者的路數有何不同。
“教育的社會學”（educationalsociology）所關注的是化民主社會中教育機會與社會流動之間的關系——艾坡（Apple,1996）將其表述為社會分層與所達成的地位之間的關系,即社會出身——先賦地位（社會階層、地位、性別、種族等）與后致地位——尤以教育成就為代表之間的關系。他們將教育視為一種補救，教育對既有的不公平的社會秩序進行重新洗牌，學校教育能夠為弱勢群體提供補償性援助，使他們能在一個更為公平的起點上開始其職業、文化與社會歷程，因而學校被視為一個生產民主與公平的社會建制。其中最新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穆勒（W.Muller）與卡爾（W.Karle）的《歐洲教育體系的社會選擇》，多爾·伯拉特（M.Duru-Bellat）的《法國中等學校中的社會不平等：從數字到理論》等5。
一幣兩面，“補救”的社會學又有一美譽——“黑箱”的社會學，只關心教育的投入與產出，忽視——嚴格地說是其研究方法上不能涉入學校內部的教育教學過程。
建構（Make）及其后的解釋主義教育社會學從自然主義視為當然、準確地說視為處起步。對教育社會學中自然主義傳統的批判始于20世紀70年代早期，主要有三個不同的來源——新、互動理論和知識社會學，依照“敵人的敵人即為朋友”的簡單分界，它們常被籠統地視為一類，并被冠以“新教育社會學”（theNewSociologyofEducation,NSOE）6。而新教育社會學（NSOE）的核心就在于堅持不斷地建構（making）問題，而非簡單地從政策制定者與實踐者那里接受（taking）任務。“教育的機會均等”這樣一個在結構功能主義傳統下被表述為事關教育的投入與產出的經濟學命題，被解釋主義者轉換為這樣一個問題域：在時間滴滴噠噠的流逝中，學校這個黑匣子究竟發生了什么？
“教育機會均等問題”在揚（M·Young）那里，就成了“知識與控制”的問題7。教育機會均等后面是教育公平與教育民主這樣一些核心價值，其后又是所建構（make）出的“貧困”概念。在英國20世紀五六十年代，“貧困”的內涵逐步由經濟意義轉變為文化意義，貧困者逐漸由物質上的赤貧者被建構為文化上的匱乏者——布迪厄所貢獻出的文化資本成為一個重要的解釋視角，而優良合理的教育應該成為“補救”文化匱乏者的利器，教育機會均等成為建設民主社會的重要途徑。隨著對教育機會均等的關注，學業失敗者、學業能力欠佳者開始吸引教育研究者乃至公眾的眼球，并被建構為一個教育問題，——對這個問題的研究，最初是從功效觀出發，認定其為“教育浪費”；隨著探究的深入，這個問題逐步被轉換為不同的表達、不同的關注興趣乃至不同的研究域。學業失敗者的特征首先被描述成心理特征，諸如智力商數、學業能力等等；其后學業失敗者的特征又與一組社會變量相關連，諸如家庭、階級、族裔乃至性別，學業失敗者與社會中弱勢人群相勾連。此類研究后隱蔽著歧視、排斥甚至壓迫——社會的等級秩序再制于學校對學生的分類過程中。
我們的疑問是“學業失敗者”過去怎么不成為“問題”？是過去沒有學業失敗者嗎？非也。學校是現代社會的人才編碼場，學校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對各色人力進行分類、塑造，在強篩選、強分類的教育觀下，教育的一個職能就是分層與淘汰，學業失敗者自然在教育決策者、實踐者與研究者的視線之外，或隱匿不現或視而不見。由此看來，“學業失敗者”的產生與建構應了福柯（Foucault）的一句話：從隱匿到可見，從命名到定義，從描述到，都是社會建構——即建構（Making）的過程。
直到揚等知識社會學家開始追問：學校中的分類標準由誰制定？學校中的知識代表誰的利益？在何種利益角逐中，誰被界定為“學業失敗者”——社會中的弱勢人群？課程——Take取向下的“法定文化”才從超越種種利益之上的Given（被賦予的、給定的）知識被還原為一種社會組織中的知識，課程這只舊時王孫燕不得不落入尋常百姓家，課程是“做”出來的“社會建構”或“社會建制”。揚與艾坡8用不同的語句指出：課程是經由意識形態（既包括政治的意識形態，也包括的意識形態）所界定的知識、所選擇的知識、所分配的知識，所實施的知識。無論是正式的官方課程還是非正式的潛在課程，這些課程無論假借圣諭的權威，理直氣壯地“替天言道”，還是假借科學的魅力，將自己轉換為客觀、中立、遠離是非利益的“真理”，都被挑破了面紗，被迫承認其情境性。知識也罷、課程也罷，都是置身于具體的社會、歷史、文化情境中的一種建構，甚至是復數利益群體之間相互角逐、相互妥協的社會建構。課程在此早已不是一種天賦的（Take）的客觀事實，而是一個人為的（make）社會建構。當利益、權力這類社會控制凸現出來時，“更有成效地傳授知識”被轉換為“更公正、更合理地傳授知識”這一事關社會公正的價值問題。
我們略為回溯一下二十余年間，建構（make）一派新教育社會學的發展軌跡。其核心興趣是教育的傳遞過程：新討論著學校經驗與勞動力市場之間的關系，即學校與教室再生產著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結構，其中最重要的貢獻當為鮑爾斯（Bowles）與金蒂斯(Gintis)1976年提出的“符應原則”與莫爾（Moore）的《符應原則與的教育社會學》；互動理論與學校人種志研究則揭示著教師與學生的社會身份的建立過程，揭示著教室中的社會控制與社會選擇；知識社會學則將學校中的知識與學科從教室中置換到社會文化背景之中，課程與教學都是社會的建構。知識社會學進而責難自由主義的知識觀與教學觀，認為知識內部有著明確的等級差異——精確知識的地位、尤其是可概括為數字的知識地位最高；可以用文字表達出來的知識的地位高于口述的、民間流傳的知識；遠離生活的知識即與個人生活距離較遠的知識地位高于日常生活中的知識；教學中倡導個人化的，而合作學習得來的知識地位就較低，這就是知識的層級化（knowledgestratification）9。課程、課堂教學——看似中立的學校知識場已成為不同利益群體的角逐場，文化實踐中包含著權力斗爭，教育中充滿著不平等與壓迫。吉魯（HenryA.Giroux）等提出將文化學轉換為政治學，弗萊雷（P.Freire）等學者提出學校教育學應該是“可能性的”學校社會學，教師應該勇敢地成為“解放者”與“轉化型的知識分子”——這是一種新型的文化政治或吉魯所說的“跨越邊界”10。
同時，新教育社會學是一種根本性的革命而非修正性的改良，其間有一些里程碑式的研究值得再提。70年代后，教育中批判性的研究譴責教育再制著社會的不平等，在資本主義體系下充任著壓迫的社會體系。美國鮑爾斯的《資本主義美國的學校教育》，歐洲伯恩斯坦的《階級、符號與控制》，布迪厄與帕森斯（Passeron）的《社會的再制：教育與文化》皆在討論著教育，通過其空間與時間的組織，對課程知識的選擇，對居統治地位的文化與語言的傳遞，有效地維持著階級的邊界，學校被視為傳遞社會控制的“隱性課程”。用阿圖塞的術語，這是“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其功能在于再制等級秩序。70年代晚期，另外一些研究凸現，開始關注資本主義學校中學生的抵抗力量，抵制論中最為突出的當屬威爾斯（Willis）對英國勞工階層子弟的研究：《學習成為勞動者》11。新教育社會學在美國的研究者主要是艾坡、吉魯和威克勒斯（Wexler），他們用不同的方式將、互動理論與知識社會學熔合并鑄就了一套新的、多元的批判性工具。教育社會學中純粹的理論急速減少，出現了史無前例的學科跨界、觀念變化。到了90年代后，批判的傳統與后現代的發展集中在教育政策分析和教育改革領域。
相應，接受（Take）與建構（Make）取向之后也預示著教育社會學在方法論與研究技術上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接受（Take）后多為量的研究與實證主義的傳統，建構（Make）后多為質的研究與解釋主義傳統。塞拉（Searle）1999年說：社會研究中實證主義取向是樂觀的，所強調的觀念實體具有理論普遍性，研究所根植的世界獨立于人類的關懷之外——盡管這個世界由人的勞動所創造。相反，質的研究承擔著雙重責任——真實性（發現與再現行動者的意義）與建構性（社會行動者的觀念是社會世界的解釋）。研究社會生活最重要的關心就是理解人們賦予其行為的意義，理解與共享社會世界之于他人的意義。最好的理解建立在對所研究的生活情境的熟悉與持續參與上，這一立場有一個經典的表述：再具有獨創性的理論，再科學化的觀察者，無論進行多么細致的研究都無法代替對研究之下正在進行的生活本身的熟悉。12
Make后的努力正如曼罕（Mehan）所說的是一種“社會行動、文化傳遞與建設性的活動”，它與人們親密互動，密切地觀其言察其行，以描述日常生活中細微的矛盾與細微的差異。它同樣為二十余年間所活躍的不同理論與認識論所共鑄：符號互動理論、人種志研究與現象學等，為獲得更多的普適性與大眾性，還將實證主義的邏輯性接納其中——以回應對其“太軟”或“太隨意”的批評，同時也在接受與包容女性主義與后現代的沖擊。
如同一場學術接力賽跑，到為止，新教育社會學在其活躍期所呈現出的最后一個角色是反省性角色——新教育社會學將工作的基礎更多地放在自我批評上，而下一棒——女性主義研究的活躍將承繼著批判的傳統并開啟新的方向。13
二、者是誰？
如果說在新與新學盛行的20世紀70年代、80年代（早期），教育社會學中充滿著階級、階級再制與階級抵抗這類術語，隨著有性的（女性主義）與有色的（種族的）研究者的活躍，批判話語從宏大的、階級這類“大詞”（BigWords）轉換為研究者的身份、研究者的立場等充滿著微觀學色彩的“小概念”。“研究者是誰”——立場（standpointtheories）開始活躍，并主導著80年代后的。
在以往的社會學與教育社會學生產中，充滿著學科的微觀政治學，有人稱之為“社會學系研究生的隱型課程”，隱型課程有兩種，其一為弱形式，它界定與控制著“像一個社會學家”，即在具體的、主題、關懷與旨趣上對學生進行社會學專業化，也即布迪厄的“慣習”；其二為強形式，在社會學的研究過程中再制既存的權力層級化與不平等的社會關系，其中白的、男性的學者居重要的地位；而女性、少數民族這些社會邊緣群體，被排斥于知識生產領域之外14。許多人甚至認為女性研究僅是針對父權制的狂躁的報復而非合法的學術探討。在此類學科戒律下，研究者所身居的社會位置、他（她）的生活世界所賦予其獨特的意識是不重要的。教育社會學內部同樣有此吊跪：對于一個具體的研究者來說，不管身處于多么邊緣的情境，有多么真切的現實關懷，但一走入學科體系，就需要采用主流的、官方的語言、問題、與思維，——準確地說，將自己處理成一個抽象的“人”，一個虛假的、被異化的“人”來進行學術操作，熱的問題關懷常被冷的學術技術所肢解。艾德蘭·莫蘭就說：社會學者尤其是的社會學者常是一群精神分裂的人15。
然而，教育是人的實踐，教育學是人的科學，人有其生活與立場，有其生命痛癢親切的所在。科學化的努力只會使研究者遠離行動與實踐，并建構出一種居高臨下的審視——教育學這樣有關人的實踐的學科可以高居（遠居）于人之上（之外）嗎？并保持所謂中立的立場嗎？——這種理性主義的進步論調不僅是危險的，也是一種蓄意的欺騙。不獨研究者的身份被架空，教育的實踐者亦被架空了。
鮑爾指出近些年來如日中天的管就是一種道德技術16，由于管理學的介入，辦學如同辦工廠，在市場競爭的邏輯牽引下，教師基本失去了對教學環境的控制，矮化為技工。不獨教師被架空，更為嚴重的是教育中的人也被架空了。
福柯指出管理學是一種道德技術或權力技術，管理學使學校更象邊沁的“全景敞視主義”的版本。它引入一對“天眼”，個人的一切都纖毫必顯；它引入效率與規訓，個人的每一個行動都成為最節省、最經濟的塑造。校長和教師都僅關注技術與能力，學校復雜、縱深的背景被簡約為客觀的效率——教育非人化了，教育也化了。集中體現為兩點：其一，學校中的知識即課程與教學日漸遠離教師與學生的具體生活，自稱其為客觀知識，是與具體人不關聯的、不容懷疑的外在知識，學生只需與掌握它們就可以了；其二，學生的日常生活世界被忽視了，家庭與學校兩個世界被認為是同質的。學生如同孫悟空，從石頭縫中蹦出來——學生文化、學生的家庭文化、家庭文化后的階級文化都被忽視了。教育中的人被架空了。
如此之多的“被架空”的必然結果是，教育研究被架空了。女性主義就批判教育研究被雄性化（maleable）——即被權力化與庸俗的權威化了。刻板的技術簡約主義使教育遠離無家可歸者、失業者、貧困者，教育可以為社會中的高地位人群錦上添花，卻不肯為弱勢人群雪中送炭；教育研究遠離種族主義、制度混亂、社會隔離與社會融合這類真切的現實議題，或只顧大而空泛的“應然”理念，或一味鉆入瑣屑的細節之中。
立場理論從一種批判的理論更多地轉換為一種批判的工具。它首先是一種被壓迫者的聲音，被壓迫者、被歧視者開始嘗試用自己喜歡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聲音——在以往的主流教育社會學中被消匿的聲音。有色人種、女人、同性戀、有障礙者開始重新劃定其疆域，挑戰教育社會學的理論基礎、工具甚至研究傳統。
首先，立場理論挑戰著本質主義17。立場理論強調研究者的立場，知識是如何被生產出來的？知識的生產者與知識之間的關系如何？傳統的認識論認為知識與認識者自身的位置無關，知識是外在的、等待著被發現的事實（outthere）。晚近尤其是在女性主義、后現代的研究域中，知識是建構出來的（make,nottake）。立場理論質疑認識上的特權主義，白男人在所生產的理論中凝凍著其自身的特權，他們憑借認識上的霸權、出版上的霸權，將建基于其立場上的特殊主義的認識轉換為普遍主義的敘述，并采用去立場化、去價值化、去情境化的策略，驅逐來自不同立場的其他聲音。
立場理論宣稱其理論的發展來源于研究者所身處立場的差異性，女人的天地不同于男人，女人的社會位置不同于既往生產知識特權者的位置，因而，女人的研究視野能夠引導知識的生產與對社會實體的新解釋。哈丁（Harding）從女性的生活引發出這樣的疑問：“誰的科學？誰的知識？”，知識根植于不同的主觀情境與社會情境，研究本身體現出社會的價值訴求與政治訴求18。知識總是落座在具體的社會情境，甚至是個人境遇的某種表達，任何表述都有其局限性，也都有其背景性。唯此，表述才是真實的，也才是真誠的，水一般清澈的日常生活中才有那么多常人難以覺察、難以置信的詭秘。在黑澤明執導的《羅生門》中，每個人的解釋在其個人情境中都是真實的表述，本質主義的犯罪觀被重新解釋了——誰是誰非，一個客觀的事實不再存在，而是借助權力，某些特殊的話語能否轉換為公眾的意識；或許是特殊的話語之間彼此協商、溝通，并達成共同接受的一種解釋。
女性主義研究者進而開始質疑本體論，并將新的本體主義感覺論帶入教育社會學和社會生活、社會活動的新領域——將特殊的性別與情感帶入研究領域之中，女性主義開始了其身份政治。女性主義賦予學校性別的視角與框架，認為學校的場域極大地忽視著女性獨特的經驗，在教育目標上、學校評價上以及課程與知識上，教育都再制著男性與女性的區隔與對立，將女性定義為“非男性”——男人的指標成為人的常態指標，女性在此指標體系下永居劣等。女性主義批判的鋒芒甚至直指與新，認為仍然是觀念上的“父權制”。19女性主義正是從詢問性別本質為何這樣一些基本問題開始，擴展到詢問社會身份本質，女性主義也開始消解著本質主義。
其次，立場理論還挑戰著研究的過程與方法。女性主義活躍在文學、、大眾文化、和社會科學話語中，女性主義挑戰著這些學科的“科學集體無意識”，既包括研究過程本身——生產學術的模式，也包括研究的主題——研究者的悖論——尋找研究者的主觀性20。哈丁1986年指出，社會學研究如同“手工勞作”，而非現代科學研究中盛行的化與科層化的模式。女性主義從最根本上挑戰著男性研究中的“上帝之眼”。21
在對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關系反省上，莫蕾（L.Morley）1996年發表了《與父權制協商：女性研究的挑戰》，指出許多研究都是所謂“研究”（raperesearch）。女性在參與父權化的研究中被視為可以被任意剝削、任意闖入的客觀對象，研究者為了自己的專業聲譽與職業發展可以任意闖入女性的生活之中，卻從不反省這樣的研究過程對參與者有什么傷害22。女性主義在對父權化的研究批判中，呈現出多元的認識論，她們還試圖用協作的、參與的、合作的新型研究風格來替代男性化的研究風格——個體主義、競爭主義與主客對立的研究風格。賴塞爾（Lather）稱其為“女性主義人種志研究”，她們致力于讓沉默的、受壓迫的人發出聲音來。相應，也有聲音用蘇格拉底的對話法或精神助產士（催生婆）來寄托對女性主義人種志研究的期許，每一次詢問既是話語，更是新的實踐23。
值得重視的是，立場理論并非一個整合的理論，在強調研究者立場這一策略下，各種立場的研究者之間也充滿分歧與沖突。譬如，主流的女性主義與同性戀、有色人種主義之間的錯綜復雜的矛盾關系。然而，女性主義的普遍性的政治訴求，女性所共享的諸多經驗超越了種族與階級性、年齡與文化背景，因而，迥異的女性經驗被籠統地歸類于“女性經驗”的框架之中，將女性研究者視為一個共同的“階級”或享有一個“背景”。
篇（6）
典型的工業設計專業主要設置在大學的藝術系，能授予美術或理學方面的學士學位，其中大多數得到美國全國藝術和設計院校協會(NASAD)的認證。平均每一個工業設計專業有100位本科生，其中22位女生、18位少數民族學生。這些本科生中每年大約有18位畢業。畢業生中有81%在畢業4年后仍在從事他們所選擇的專業。典型的工業設計專業有4位全職教師和8位兼職教師，另外還有2位教輔人員，擔任秘書和實驗室指導工作。工業設計專業中，州立為26所，私立為23所。如果是州立的工業設計專業，本州學生的學費平均是每年2600美元，而私立的學費平均是每年14000美元.大約一半的工業設計專業設有研究生課程。在設有研究生課程的工業設計專業中，平均有20名在讀研究生，其中有6位女生、3位少數民族學生和5位外國學生。
在49所經美國工業設計師協會注冊的工業設計專業中，有15所還沒有獲得美國全國藝術和設計院校協會的認證。美國工業設計師協會已經決定，5年后將只承認獲美國全國藝術和設計院校協會認證的工業設計專業。根據1996年的統計，全美有37個工業設計專業設在大學，6個設在學院，4個在藝術院校。這一格局變化不大。
根據專業在院校的學科隸屬關系來劃分，有23個工業設計專業設在藝術與設計課程中，其中9個設在設計學院，2個設在建筑學院，6個設在美術學院。有8個工業設計專業設在工學院。近40%的工業設計專業沒有或幾乎沒有與藝術類學科聯系在一起。由于美國的教育體制鼓勵各專業發展各自的教學特色，因此每一個工業設計專業的課程設置都各不相同。尤其是在工業設計的專業課程與基礎教育課程的比例上，各校的區別很大。高的達75/25，而低的僅為20/80。平均值為56/44。總體來看，專業課的比例有下降的趨勢。
美國工業設計專業授予的學位種類繁多，從美術到文科、理科的學位均有，也有專門的工業設計學位。本科的學制一般為4年，也有3年、4.5年和5年制的。近年來，美國的工業設計教育發展很快，1998年在美國工業設計師協會認可的工業設計專業就讀的本科生為4326人，其中女生為945人(占21.8%)。最小的工業設計專業有本科生13人，最大的有340人。
隨著美國經濟的強勁發展，對高層次工業設計專業人才的需求也日趨擴大。1998年美國有27所院校設有工業設計研究生課程，包括各類碩士及博士學位課程。從1996年到1998年，在校研究生的總數從269人增加到了528人，幾乎增加了一倍。人數最多的研究生課程有140位注冊研究生。
美國最早開設的工業設計專業已有76年的歷史，而最新的專業僅開辦了7年。平均的歷史為37年。在過去的40-50年間，大約有24300學生獲得了與工業設計相關的學士學位。
二、美國工業設計的人才規格要求
美國工業設計師協會1998年就工業設計的人才規格向全美的設計公司、企業的設計部門等工業設計畢業生的主要就業單位進行了問卷調查，以了解就業市場對工業設計教育的要求。調查的主要內容是要求用人單位就工業設計本科生應具有的專業資質和技能提出自己的見解。問卷列舉了26個相關的項目，要求被調查人對這些項目在設計教育中的重要性作出評價。根據調查的結果，26個項目的重要性排序如下：
1、創造性地解決問題；
2、2-D概念草圖；
3、口頭及書面的表達；
4、材料與生產工藝；
5、計算機輔助工業設計；
6、多學科交流；
7、概念模型制作；
8、企業實習；
9、設計理論；
10、數理知識；
11、平面設計；
12、工程技術；
13、認知與消費心理；
14、研究與信息處理；
15、市場營銷實踐；
16、藝術與設計史；
17、藝術與人文學；
18、計算機輔助工程設計；
19、人體測量及作業分析；
20、全尺寸模型制作；21、工作樣機制作；
22、展示樣機制作；
23、機械制圖；
24、計算機生成圖像；
25、快速原型；
26、視頻/多媒體制作。
上列排序中前九項被認為是非常重要，最后兩項為非必要，其余為重要。
其他推薦的項目有：工作態度、幽默感、多元文化意識、環境意識、色彩理論、雕塑、寫生、時間管理、基礎2-D和3-D設計、建筑與室內設計基礎、信息設計、倫理學、人際交往、外語、表現技法等。
三、美國工業設計教育的特點
美國是最早實現工業設計職業化的國家，其工業設計教育也有悠久的歷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也形成了鮮明的特色。美國工業設計教育的重點，一開始就放在產品設計上，而且有越來越專業化的趨勢，例如美國藝術中心設計學院的主導專業是汽車設計，克蘭布魯克設計學院的主導專業是家具設計，而筆者曾訪問進修過的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設計學院的工業設計則有重視通用設計（UniversalDesign）的傳統。這種專業化的趨勢是與美國高度商業化的社會對設計人材要求的結果。近十余年來，計算機輔助設計在美國已逐漸普及，工業設計的程序與方法，工業設計的思維方式乃至工業設計的對象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對工業設計教育產生了很大的沖擊，為了應付時代的挑戰，工業設計的教育體制及方法都有了重大的改革。美國工業設計師協會的設計教育委員會為此進行了大量的工作，每年均舉行專門的研討會，探討設計教育改革的思路，交流各院校設計教育改革的經驗。根據筆者在美國近一年考察訪問的經歷，美國工業設計教育有如下的特點，可供中國設計教育界的同仁借鑒。
1．強調工業設計的程序與方法
早在美國工業設計職業化的初期，美國不少設計事務所就制定了詳盡的工業設計的程序與方法，以保證產品設計的商業成功。美國的設計教育也同樣重視培養學生嚴謹的設計程序與方法。教師在設計課前制定了詳細的設計指導書，對設計過程的每個階段如選題、市場調研、成本分析、市場營銷、產品設計都有明確的要求，尤其重視學生規范化的設計表達，設計表達不僅包括文字表達、視覺形象表達，也包括口頭的設計表達。通過種這嚴謹的訓練，使學生具有較高的職業素質，并且對工業設計的內涵有較完整的理解，也有利于學生順利進入就業市場。通過幾年的專業學習，工業設計的學生通常可以積累一些完整的設計案例，成為他們求職的重要資料。
2．順應社會需求，培養務實人材
美國工業設計的就業市場競爭激烈，企業要求工業設計的畢業生能盡快進入角色。為了適應社會的要求，學校的設計教育必須盡可能地與企業對設計師的具體要求銜接。除了在課程設置上滿足企業需要外，學校還特別注意與企業的密切合作，不僅與企業共同開發產品，也鼓勵學生到企業進行較長期的實習，了解企業工業設計的具體運作情況。學生的設計課題通常也來自企業。學校在計算機輔助設計的軟硬件配置方面也盡量與企業接軌。
3．注意與相關學科的合作、培養設計師的協作精神
工業設計在企業中的運作通常需要與管理、市場、技術等方面密切合作，一個合格的工業設計師必須具有協作精神，善于與各方面的專家打交道。為了培養設計師的團隊觀念，設計院系的一些課題是由工業設計的學生與管理學院、工程學院的學生組織課題組，充分發揮各自的專業知識，共同完成從消費者調查、市場分析、產品定位、產品開發設計、工程分析、市場營銷的全過程。這樣做的結果不僅培養了工業設計學生的協作精神，使他們更加全面理解了產品開發設的特點，確保產品能在商業上取得成功。而且也使管理及工程的學生對設計有了較深入的了解，有助于將來在企業中與設計師的合作。
4．重視計算機輔助設計
美國的設計院校十分重視計算機輔助設計，大都配備了先進的軟硬件的設備。在重視學生2-D草圖訓練的基礎上，各類設計基本上都在計算機上完成，教學管理也廣泛使用計算機，如教師的教案，學生的作業均可在網上獲得，E-mail成了師生交流的重要手段。不少學生還采用數字化投影儀，以多媒體來展示自己的作品。為了使學生真正掌握計算機輔助工業設計（CAID），在產品設計中要求實體建模，并且有產品的結構及裝配關系。常用的軟件有Form-z、Alias、Pro-E、MicroStation等，3DSMax由于是非參數化的表面建模，通常不用于工業產品設計。部分有條件的學校還開設了有關快速原型技術（RP）的課程。虛擬現實在設計教育中也有應用。
5．強調工業產品設計
在美國，工業設計就是產品設計的同義語，因此，工業設計專業強調以產品設計為重點，而環境設計、視覺傳達設計則另有特別設置的專業。在課程安排上是以產品設計為中心，同時也要求學生掌握機械、人機、材料等工程方面的知識。這樣的明確專業方向設置是與美國工業設計成熟的職業化密切相關的。在美國有許多專業從事產品設計的公司，而許多大企業也設有專業的產品設計部門，從事專業產品設計的學生有廣泛的就業市場。6．強調學生的實際動手能力
篇（7）
比利時北部地區主要使用荷蘭語，南都地區多用法語，東部一些地區多用德語。雖然比利時不同地區使用的官方語言有所差別，但比利時全國都十分重視國民的英語語言培養。比利時全民英語語言素質都比較高，筆者在比利時采訪過許多當地人，談到其學習英語的情況時，了解到比利時對英語學習的一種教育理念就是創建一個英語學習的環境與氛圍，不僅在學校里學，在課堂上學，在進口英美電影時也保持原聲。比利時人認為他們在通過觀看英美電影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地接受了英語語言的學習和熏陶。在比利時，英美電影占據了很大的傳媒市場份額：除了在電影院上映外，下檔后會出DVD，影片在各大超市均有銷售，購買極為便利。電影上映一年后在電視臺里就有播放。比利時的歐美電影無論是在電影院、DVD還是在電視上放映，都有一大特點：保持原聲，不用本國或本地區語言配音，而同時配上英文字幕和本地區語言字幕幫助理解。比利時民眾在觀看電影的同時，潛移默化地接觸并學習英語，因此，即使是沒有開始英語課程的小學生和幼兒園兒童，都能夠進行簡單的英語對話。在課程教學方面，英語是比利時中學的必修語言課，從初中二年級開始開設英語課程，雖然比利時的英語教師也和中國一樣，多是由本國人而不是來自英語為母語國家的人擔任，中學的英語學習課程不僅僅關注學習語言本身的學習，還注意到學習的配套工程，如開設相關英美國家的歷史文化、政治經濟等課程，所用教材都采用外語原文文本。讓學生從語言、思維、歷史、文化、經濟等對英語世界有各方面全面的了解。因此，高中畢業生的英語水平可達到熟練掌握與運用的程度。在這樣的機制下，比利時國民的整體英語素質較高，雖然比利時的母語非英語，但到比利時留學的各國留學生，即使不懂其母語（荷蘭語、法語、德語），也能夠與當地居民溝通上并無太大障礙。良好的基礎教育機制，使專業的大學新生英語基礎打得較好，大學學習不再囿于語言形式，而是直接學習專業知識，為教師的培養奠定了良好的英語語言基礎。
1.2重視教學實踐培訓，發掘多媒體教育資源平臺。
教學實踐培訓，是教師資源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比利時的高等教育分為正規大學教育和大學外高等教育，提供長期與短期兩種訓練課程，兩種課程均設有英語專業。學術與實踐并重，學術性的講授課程也是面向實踐的。比利時注意英語教師的職前培養與職后培訓，一般大學本科畢業生要再接受一年的知識課程和教學法等課程的教師職業培訓方可任教，教師們要工作若干年后才能在學校取得固定職位。英語教師的工作量適當，國際交流項目較多，多數教師都獲得到英國等國外大學深造的機會。教師可以在職任教的同時不斷提高自己。比利時在多媒體教學方面還采用了資源激勵機制。2002年，比利時弗蘭芒教育部門建立了唯一的開放資源門戶網站———KlasCement，作為教師分享學習材料的主要平臺。網站資源均為免費享用，沒有任何商業利益。通過該網站，人們可以獲得文章、檔案、網頁、軟件等學習資源，網站服務質量依賴普通參與者的貢獻和反饋，政府也制定了相應的“點數”系統作為激勵機制鼓勵教師的參與。這樣的機制有效地促進了英語學習資料和經驗的交流。
1.3客觀有效的教師能力評估機制。
比利時政府對于高等教育非常重視，對于高等教育的質量要求甚至寫進法律。根據1991年7月第24條法律要求，所有的院校都要建立質量保證體系。政府有組織事后評估的義務，可以就現在的質量保證體系是否運行良好進行評估。比利時注重以評估為手段的質量監控。員工的素質都要接受這種評估檢查。評估有校內自己的評估，也有社會方面的評估。政府成立評估團，還有學生評估、大學委員會評估、研發委員會評估以及同行評估等。除正常在錄、續、升等環節評估外，對差的還要進行跟蹤評估。在評估過程中，對教師及研究人員都有相應的指標和考評點，教授若3次評估結果不佳會有暫時解除教授職務之虞，研究人員一年不發表成果也會受到警告。比利時有的高校實行合同制，按照聘用合同規定，所有教師每5年至少評估一次，對于不稱職的教職員工，可能被裁減。評估體系的健全讓高等教育發展不斷規范有序，讓教職員工不斷成長成熟，讓學校不斷提高辦學質量。
2比利時英語教師培養體系及其啟示
作為和中國一樣同屬英語延伸圈國家，比利時英語教師的培養有著自己的特色和優勢：在基礎教育階段，國民英語的培訓就基本完成；重視教師資源可持續發展的教學實踐培訓，發掘多媒體教育資源平臺；實施客觀有效的教師能力評估機制。對于我國的英語教育培養機制，在借鑒比利時經驗的基礎上，我們可以從以下方面考慮，以期提高我國英語師資水平。
2.1重視英美影片的原聲播放，注重英語基礎教育，提高全民英語素質。
電影電視劇具有很強的寓教于樂性，英美大片和連續劇深得中國受眾的喜愛，現在網上也陸續出現專供下載外語原聲影片和連續劇的網站，并形成一些自發的字幕組制作團隊。但這些多屬于民間愛好者們自發組織的團體，我國在引進在電影院上映的英美電影和在國家電視臺（如CCTV8等）播放的連續劇時，都是經過中文配音處理，這樣一來，雖然方便了廣大群眾對影片的理解，擴大了影片的接受面，但對于培養全民學習英語的熱情來說卻是大打折扣。對此，如果能夠適當地引進英美原聲電影和電視劇，不做譯音處理，只加上中英文對應的字幕，對于提高英語語言的學習和接受將大有裨益。在教學方面，可以從英語流通廣，母語國家（如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發達這兩大特點入手，在進入大學前的學習階段，除了開設基礎的英語課程之外，適當地開設一些與英語相關的，學習英語國家的歷史社會等內容的課程，豐富英語學習內容，讓這門活生生的語言真正地“活”起來。
2.2發掘多媒體教育資源平臺，加快英語教師職前培養與職后培訓的融合。
在自我進修方面，要發掘多媒體教育資源平臺，可以像比利時高校一樣，加強校際聯合，增加校際交流，建立網上學習室，形成教學交流、資源共享，以網絡平臺為載體，靈活學習、自主學習的開放式學習模式。
2.3建立嚴格的考核制度與評估體系。
目前我國的高等教育評估雖然有一定的規范性，但存在著行政化傾向，還未形成科學系統的考核制度。如英語教師的考評應在語言教學理論和實踐的基礎上，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考核標準和體系。考評要涵蓋專業理論與實踐能力、學科理論與實踐基礎等。在比利時，存在著許多教育協商、咨詢、協調和合作機構,它們對高等教育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類組織一般具有獨立和權威兩大特點：盡管它也接受聯邦政府撥款、資金的資助，有的主要成員也是由政府任命的,但它的運作方式是獨立的;同時，這類單位得到了政府、學校、教授和社會的普遍認可，具有相當的權威性。這種中介機構實際上充當著學校和政府的“緩沖器”，既有利于維護高校的自由,國家又能施加影響。如果評估是由政府委托中介機構操作，并采用標準化的評測體系,這樣既有助于克服評估的行政化傾向,又有利于增強評估機構的責任感和權威性,提高評估的可信度,值得我們嘗試與探索。
篇（8）
在國際金融服務外包市場中，中國和印度是兩個具有競爭關系的承接大國。發展服務外包對調整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結構、增加就業機會、擴大對外貿易增長、加速與國際金融市場的融合日漸起著重要的促進作用。印度較早地認識到這一點，早在20世紀末就開始大力發展服務外包業務，目前是世界最大的服務外包承接國。面對印度的領先優勢，中國如何抓住當前時機提高競爭力、改善中國在國際金融服務外包市場上的競爭格局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一、金融服務外包的現狀與競爭格局
金融服務外包，是指金融機構在持續經營的基礎上利用外包服務提供商(為集團內的附屬實體或集團以外的實體)來完成以前由自身承擔的業務活動。金融機構的一些操作性的、非核心的、成本高的甚至部分核心業務，如資產評估、報表審計、軟件開發等業務，由于金融機構自身缺乏足夠的精力和專業水平而難以兼顧，通過外包給專門機構可有效降低成本、轉移風險和提高核心競爭力。外包內容主要存在于兩大領域，即業務流程外包(bpo)和it外包(ito)，具體來說有產品研發設計、發卡與收單服務、數據處理與災難備份、呼叫服務等。金融服務外包始于20世紀70年代，在90年代高速發展，當前在所有外包行業中，金融業的外包規模僅排在制造業之后位居第二。towergroup公司的研究結果表明：金融服務業的外包趨勢正不斷加強，全球最大的15家金融服務企業將擴大信息技術項目的外包業務，金額將從2005年的16億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38．9億美元，平均年增長率為34%。德勤公司2004年的研究結果表明，未來5年內美國將有3560億美元的金融服務要外包給海外機構，占現有金融服務成本支出的15%。另一份報告預測，全球外包市場容量將達1萬億美元左右。
外包通常是歐美發達國家的企業把耗費大量人力的服務及操作中間環節外包到人工成本比較低的發展中國家。gartner集團認為目前美國和歐洲等發達國家外包出的it職位比例不足5%，到2015年該比例將增至30%，未來5年內服務外包迅速增長的勢頭將導致大量資金從美國和歐洲等發達國家市場流向發展中國家。在承接金融服務外包的全球市場中，我國和印度是最受關注的兩個國家。畢博管理咨詢公司董事總經理彼得•郝勒維茨認為：到2015年中國和印度將成為全球金融服務外包業的中心，因為中、印兩國擁有大量受過良好培訓的外包業務人才、勞動力成本優勢、能提供滿足需求的產品和服務等因素，更重要的是，跨國金融機構從全球化的長遠發展戰略考慮，已經把中國和印度市場作為其戰略部署的一部分。因此，在全球金融服務外包市場中，印度是我國最主要的競爭對手，而且目前居于優勢地位[1]。idg的統計數據表明，2004年全球軟件外包市場規模已達1000億美元。而印度以其獨特的優勢成為全球最大的軟件外包承接國，并壟斷了美國市場。根據印度全國軟件和服務公司協會提供的數據顯示，2004年外包業務為印度公司帶來了172億美元的銷售收入，占全球同類市場的44%。預計到2008年印度在全球軟件和后端辦公服務外包市場所占份額將達到51%，年銷售收入將達到480億美元。另一份研究表明，印度外包商在全球離岸外包市場上占有80%的份額。美國情報文獻中心的統計顯示，2003年印度服務外包業賺取了170億美元，而我國的服務外包僅有6000萬美元的收益，遠遠落后于印度。在利用科技手段保障和促進金融服務方面，我國也與之存在差距，因為我國的高端通信產品和大型計算機系統軟、硬件嚴重依賴國外。
二、印度金融服務外包的現狀與競爭優勢
1999年，為解決“千年蟲”問題，許多國際金融機構將數據修改工作外包給印度，這促成了印度金融外包業的崛起。印度金融外包業自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高速發展，年均增長率達56%，2005年營業總額達280億美元，直接從業人員25萬人。目前，印度金融服務外包的提供范圍擴展到信息類業務、人力資源管理等更具戰略性的領域，越來越多的金融集團將業務流程整體外包給印度企業。這使印度企業不僅提供優質的互動式客戶服務，也承擔了歐美本土企業相應的責任與義務。花旗、渣打、匯豐等大型金融集團已在印度設立了10多個處理中心，這些處理中心規模增長迅速。如渣打銀行全球共享服務中心為渣打銀行在全球56個國家的分支機構提供統一的、標準化的后臺業務支持，可以對全球各個分支機構業務運營情況進行比較和評價。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將各種數據管理、呼叫中心、客戶服務等遷移到印度，帶來大量相對高收入、高技能的工作，有效地促進了印度的產業升級和現代服務業發展。在銀行業中，金融服務外包已經涉及到批發銀行、金融市場分析與交易等多種高端業務。在印度開展外包業務的花旗銀行、visa信用卡、通用金融公司、渣打銀行等國際金融巨頭創造崗位超過20萬個。此外，一半以上全球最大的保險機構都在印度開展了金融服務外包[2]。
2005年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fsa)了《離岸業務的行業反饋》報告，總結了印度金融服務外包迅速發展的成功經驗和競爭優勢，主要有：第一，充足的人才資源。服務外包業屬于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而印度具有大量說英語的專業人才，調查、分析等高端業務員工基本上都具備碩士以上學位。有關外包服務的教育和培訓機構也享受到政府的優惠政策，政府與大學、培訓機構建立密切聯系，牽頭策劃有針對性的培訓，使學校教育向職業教育延伸。第二，不斷完善的基礎設施。在印度外包企業較集中的城市，各種基礎設施建設不斷加強，交通、通訊、電力、生活等配套設施齊全、可靠而且成本低廉，使金融外包企業能全天候運營。欽奈、班加羅爾、德里等外包企業較集中的城市還是航空樞紐。第三，政策支持。外包業務得到了印度政府的支持和鼓勵。政府出臺的優惠政策明確信息產業是政府重點發展的產業，讓外包業務享受到稅收減免、財政補貼、進口設備免稅等優惠措施，在批準用地方面提供便利。印度政府還出臺了一系列保護專利、知識產權的法規，并成立了專門的機構監督知識產權的保護工作。在這些措施鼓勵下，有充足的合格服務供應商和新進入市場的中小企業可供選擇。第四，完善的企業管理制度。印度企業重視外包管理，都有由董事會負責的專門機構和外包業務發展戰略。企業都備有處理突發故的緊急預案，大規模的業務被分散到不同的子公司來減小意外風險。企業都通過了英國信息安全標準的認證，采取各種措施保障客戶資料和數據的安全。印度政府也全力構建金融服務法律構架，要求企業全面接受相應的國際認證。印度企業還嚴格遵守合同，樹立自己的品牌和聲譽。
三、我國金融服務外包的現狀與競爭優勢
我國的金融服務外包始于20世紀90年代的it外包。1992年中國銀行成立的博科信息產業有限公司，1996年中國工商銀行成立的軟件開發中心，都專門為本行提供應用軟件的開發與維護。目前，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軟件開發、技術研究、支持推廣業務均外包給了隸屬于總行的軟件開發中心，其他中小商業銀行則多采用將信息技術服務外包給專業公司的做法。金融外包業務也在it以外的其他領域快速推進，其中以信用卡和保險后援中心最引人矚目。2003年之后，我國信用卡發卡數量節節攀升，國內銀行在不同程度上將信用卡業務外包。目前，我國的外包服務提供商可以提供銀行卡業務的全套服務，從申辦籌建、設計產品、市場營銷到交易處理和客戶服務，甚至包括客戶數據分析和市場定位。預計到2010年，在超過3000億美元的離岸外移投資中10%有希望投向中國，其中與金融相關的業務流程外包(bpo)約50億美元以上；在岸外包方面，我國bpo市場預期將超過500億美元[3]。隨著我國金融外包業務發展速度的加快以及發包主體范圍的逐漸擴展，其規模會越來越大。
我國在制造業方面的領先優勢使我國成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金融服務外包承接國。與印度相比，我國在承接外包業務方面具有以下競爭優勢：一是我國社會穩定，經濟持續快速發展，投資環境良好，是世界上吸收外資最多的國家之一。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國公司中近450家已在華投資，在華設立地區總部的超過30家，投資設立的研發機構超過700家。目前，我國已經聚集了各路金融外包業巨頭，既有埃森哲、ibm等世界著名的bpo公司，也有如infosys、塔塔等來自印度的公司。歐洲流程外包研究機構morganchamber分析稱，中國銀行業的變革以及外資銀行的發展計劃，將給中國的bpo提供商帶來戰略性的機遇。我國將有機會同全球領先的銀行合作，分享銀行領域的專業知識和經驗，這種合作未來會成為我國bpo走向世界的橋梁。二是我國擁有大批專業技術人才，人才儲量大。三是我國的綜合成本優勢，在人力資源、能源、基礎設施方面我國都享有較大的成本優勢。四是我國擁有良好的基礎設施，特別是在電信、交通領域。五是我國擁有龐大的不斷擴大的國內市場，為了在我國市場占有立足之地，跨國公司紛紛在我國建立起客戶群。尤其是香港和上海正在成為整個亞洲的金融中心，以市場帶動的服務外包趨勢勢不可擋。印度金融服務外包以軟件業外包為主，很少為國內信息化服務，而我國金融信息業以滿足內需為主，信息化與軟件業互相帶動。六是我國在地理位置上處于亞洲的中心，經濟發達的日本和韓國都靠近我國，文化傳統相似，日韓兩國企業要發放金融外包業務，我國都是首選[4]。
目前，商務部已將發展服務外包作為重點工作之一，啟動了“千百十工程”，即在5年內每年投入不少于1億元資金，建設10個服務外包基地，吸引100家跨國公司將部分外包業務轉移到中國，培養1000家承接服務外包的企業。目前，上海、深圳、北京等金融發達的城市紛紛建立金融服務中心。首先是上海市金融信息服務產業基地。2005年7月上海銀行卡產業園被確定為上海市金融信息服務產業基地，簽約和預約項目的總投資超過人民幣100億元。國家商務部和上海市政府陸續出臺了鼓勵服務外包產業發展的政策，著手將其打造成為國內首家金融外包業務示范基地。這有利于將跨國金融機構的后臺業務部門吸引到上海，把上海建成國際跨國金融機構的亞太總部所在地和服務全球的后臺基地。上海銀監局的一份研究顯示，近兩年外資銀行亞太區外包中心正在逐步向上海轉移。在滬外資銀行尤其是大型銀行和專業性較強的銀行，已經在境內投資的關聯公司開展外包業務，業務種類和業務量都在逐步增加。這些分行或者公司，將來都將被打造成外資銀行亞太區服務外包的操作中心。其次，深圳羅湖金融配套服務中心。金融業是深圳市的四大支柱產業之一，羅湖區“十一五”規劃明確提出強化金融中心的定位，并切實建設“產業金融中心”、“金融創新中心”、“金融信息中心”和“金融配套服務中心”，高起點、大手筆規劃建設金融中心區。第三，北京金盞金融后臺服務區。北京市通過了《加快首都金融產業后臺服務支持體系建設的有關建議》，規劃出包括海淀區稻香湖金融后臺服務區、朝陽區金盞產業園、通州區新城商務園等3處金融后臺服務園區。北京綜合考慮了金融服務區對交通、環境等方面的需求以及北京cbd、朝陽區以金融為主導的現代服務業發展實際情況，提出在朝陽區金盞金融服務園區建設的總體工作設想和全面論證。
四、我國發展金融服務外包的競爭策略
考慮我國發展金融服務外包的優勢與劣勢，對比到我國的實情和印度優勢與經驗，我國在增強承接金融服務外包的競爭力方面可參考以下策略。
(一)政府制定支持外包產業發展的政策措施
印度的經驗表明，政府的支持非常重要。這一方面需要成立金融服務外包的行業管理機構和專項發展基金，以行業協調和互助的方式推動外包產業發展。另一方面，政府應鼓勵創新，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研究制定保護知識產權和個人信息安全的國家法規和行業規范。對符合條件的服務外包企業取得的重大社會或經濟效益的知識產權項目，通過專項資金的形式給予獎勵。充分發揮行業協會的作用，大力倡導企業誠實守信，保護客戶商業秘密，遵守國際上的信息保護規則，在服務外包產業基地內設立保護知識產權舉報投訴服務機構，加強軟件盜版等各類侵害知識產權行為的打擊力度。其次，拓寬金融服務外包企業投融資渠道，改善投融資環境。建立服務外包企業貸款平臺，優先為外包企業提供貸款等融資支持。此前商務部已經宣布每年拿出1億元服務外包產業專項資金，國開行也將提供50億元貸款，用于各地外包基地和企業的基礎建設。積極探索建立有效的擔保機制，允許其用軟件產品等無形資產進行抵押貸款。推動政策性擔保公司積極為中小服務外包企業提供短期貸款的擔保。鼓勵風險投資、社會民間資本和外商投資服務外包產業。支持有條件的服務外包企業進行資產重組、收購兼并和海內外上市。三是對服務外包企業采取減稅、免稅及減免房租等優惠措施。目前，在印度、捷克等外包發展迅速的國家，政府都給予服務外包企業極大的稅收優惠，增強了該國外包的競爭力。商務部正會同信息產業部、科技部等20多個部委制定關于推動服務外包產業發展的相關政策。四是加強市場推廣和營銷力度。政府要逐步認識到服務外包的重要性和商機，進行統一規劃和宣傳推廣。
(二)制定總體性外包承接戰略
我國承包企業首先要在戰略上從暫時性、戰術性向長期性、戰略性轉變，根據新的形勢制定具有全局性、主動性特點的發展戰略。我國企業應改變自身的定位，從過去為金融機構提供服務的“加工廠”變為各大金融機構的戰略合作伙伴，全面融入到各金融機構的業務中去。其次，服務承包企業應建立業務動態監管制度，制訂科學合理的外包承接流程，嚴格履行服務外包提供商的責任和義務，并采用接受發包單位的全面評估，以期最大限度降低承接服務外包的風險。第三，建立業務風險管理體系和應急預案。我國的承包企業應遵循合法、風險控制、保護客戶合法權益、有效監管等原則，識別外包活動潛在的風險，借鑒國外金融服務外包監管的經驗，確立自己的符合金融服務外包監管原則的規范和制度。
(三)發揮比較優勢和集群優勢，擴大業務承接范圍
我國首先應該根據本國國情，分行業有計劃地選擇重點行業拓展外包領域。國內企業應分析和發掘自己的比較優勢，結合我國的勞動力和成本優勢，要增強自主創新和研發的能力，打造自己的競爭優勢，爭取全球服務外包的核心業務的承接。國內企業承接的外包業務通常是特定金融功能的業務，如客戶服務、金融分析、客戶系統軟件\開發等，而業務流程外包等較復雜的業務則并沒有引起太多的重視。這要求我國企業應利用自身的比較優勢積極參與外包市場，包括信用等級評估、市場調研、后勤保障、計算機業務及系統的維護維修、人力資源管理、企業形象建設等通常業務，還包括一些新興業務及復雜程度較高的業務流程外包。其次，要發揮文化、地理上的優勢，從向韓國和日本金融機構提供it服務外包開始逐漸擴展服務領域。隨著我國外包人才素質的提高，特別是英文水平的提高，為擴大金融外包項目流入我國提供了有利的基礎，金融機構應在細分市場的基礎上，提供專精式服務外包。第三，加快金融服務產業集群基地建設，發揮產業集群優勢。目前上海、深圳、北京等金融發達城市都規劃了專門的金融產業基地，以改變地域分散、個體規模小、經營理念落后、管理水平偏低的服務外包狀況。應加快改善產業基地基礎軟硬件環境建設，借鑒印度、愛爾蘭等國際先進服務外包基地發展經驗，從建設高水準、前瞻性的服務外包所需要的基礎設施要求出發，建設配套功能齊全的國際化服務外包園區。完善通信基礎設施，籌建直達歐美、日本的高速互聯網絡出口。對入駐基地的國內外著名企業總部、研發中心等的購地建設、購買或租賃自用辦公用房，實行土地房租優惠政策。
(四)加大對外包業務的專門人才培養及引入力度
一方面，政府應出臺相關政策和資金支持各類培訓機構對社會急需金融服務外包人才進行培訓，來緩解人才矛盾，尤其是把英語及軟件人才的培養作為工作的重中之重。2006年10月，首家國家級服務外包人才培訓基地“張江創新學院”在上海成立，開始進行服務外包人才培訓。對于我國高校尤其是高職院校，要經常和承接外包業務的企業聯系，了解企業對人才的需求，及時調整辦學方向和課程設置，培養具有較強針對性的專門人才。此外，行業主管機構或承包企業可以聯合高校進行職業資格認證和培訓，使大量具有相關專業背景的通用人才通過針對性的職業資格認證，成為可以迅速進入工作崗位的專門人才。另一方面，大量招攬海外留學生回國創業，加大對高級人才的引進力度，設立專門人才引進基金，引進人才在簡化出入境手續、落戶以及提供住房等方面實行優惠，給予便利。這種多渠道的培訓將為我國金融服務外包業的發展提供人才保障。
參考文獻：
[1]徐海慧.中印將成金融服務外包全球中心[n].國際金融報，2006-07-03.
篇（9）
中圖分類號：G7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9-4156(2011)06-154-03
外國語言一文化教學是一門既古老而又新興的學科。說它古老，因為西歐早在文藝復興之后就已經開始了學校型外語教學，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傳統的語法一翻譯教學法；說它新興，因為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人們才真正認識到文化因素在外語教學中的重要性，并開始實踐將文化教學融入到語言教學中去。早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法國著名的外語教學法專家羅貝爾，加利松(Robert Galisson)首先提出將外語教學法更名為“外國語言和文化教學法”，1985年后又創立了“語言一文化教學法學”。同一時期的法國語言教學專著和論文等也對語言教學中的文化教學做了系統闡述。對法國在外國語言一文化教學方面的理論構建和教學實踐(教學法)進行考察和解讀，以期對我們的外語教學有所啟示。
一、外國語言－文化教學從課堂教學方式方法到教學法的演進
直到20世紀70年代，外語教學的實踐探索和理論研究基本上停留在“教師如何在課堂上教外語”的層面上。無論是直接法、聽說法，還是后來的視聽法，教師都是通過聲音或影像等輔助教學設施來訓練學生的聽說，使其達到聽懂外語并運用外語進行表達的目的。“這種以培養學生的語言技能為出發點和終極目標的教學思路發端于19世紀末，并一直在世界外語教學界擁有廣泛的影響”。這個時期的法國外語教學，不論是師資培訓，還是常規教學，其主要內容就是語音、語法、拼寫、詞匯、講解課文等。
外語教學是一個內涵深刻、外延廣闊、相互關聯的系統工程。其中每一個問題的答案只能是“非惟一的、非完美的、特定的和臨時的”。這樣，人們就把外國語言一文化教學的研究對象從以前的專注于課堂“如何教”擴展到“如何學”，以及“教”和“學”二者的關系問題上。這種思考的結果便產生了外語一文化教學法的雛形(見圖1)。
這一圖表形象而直觀地反映了教師、學生和教學內容(語言文化)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與以往的課堂教學方式相比，教師開始由以教案和教材為中心，向以學生為中心轉變。學生不再是被動地接受教師早已準備好的課堂內容(語言文化)，他們可以對教師的教學方法、教學手段、教學內容、教學效果等作出反應；教師也要對學生的個體情況、教材選用、課程進度、講授方式方法等進行觀察和反思。通過師生互動，促成教與學的良性循環。并且，教師還要針對學生的不同情況，幫助其獲得個性化的學習方式方法，最終要讓學生運用適合自身特點和習慣的學習方式方法進行自主學習。這也正是當今社會所倡導的現代化學習方式。
二、外國語言－文化教學從教學法到教學法學的演進
正如教學法是對課堂教學方式方法的宏觀思考那樣，教學法學則是對教學法的宏觀思考。它同樣發端于法國，但起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全名為外國語言－文化教學法學。其創始人和積極推動者為羅貝爾?加利松。
羅貝爾?加利松是一位在法國和歐洲外語教學界享有盛譽的外國語言和文化教學法專家，著作豐厚，如：(論思考型外語教師的培養)，(論外語教學法上的倫理道德)，
“根據羅貝爾，加利松的界定，外國語言一文化教學法學是一門主要面向外語教學第一線教師的學科，其宗旨是努力使外國語言一文化知識和技能的傳授進程實現最優化”。羅貝爾?加利松的外國語言一文化教學法學的理論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 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加利松堅持認為，外國語言一文化教學法學必須從觀察教學實際情況出發，找出教學中的具體問題，通過教師個人和集體的思考討論，形成自己的認識理論，提出解決實際問題的措施和辦法，然后回到實踐中去，接受實踐的檢驗。外國語言一文化教學的豐富多彩和錯綜復雜性決定了這一領域的所謂理論只能是“非惟一的、非完美的”，而且是“特定的和臨時的”，亦即是說，理論必須與動態的實際相結合。僅就認識論和方法論而言，羅貝爾，加利松的外國語言一文化教學法學的重要意義在于，一方面，它從根本上揭示了理論與實際、理論與實踐在外國語言一文化教學領域不應有天然的鴻溝；另一方面，它將激發外語教師重視科研。用羅貝爾，加利松的話說，一個外語教師完全有能力既是教學法專家，又是教學法學專家。
2 在語言和文化，特別是二者的關系上，羅貝爾?加利松的外國語言一文化教學法學有許多獨到之見。如果說目的語與目的語文化在外語教學上的不可分割性現已成為外語教學界的普遍共識，羅貝爾?加利松則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知識文化”和“大眾共有文化”之分，并積極主張將后者教學法化，引入學校的外語課堂。根據羅貝爾?加利松的定義，“知識文化”是人們描述、表述出來的一種顯型抽象文化，屬知識范疇，因此屬理性思考，理性認識類。講授“知識文化”的目的是使學生了解和理解目的語文化中那些能夠反映其民族文學、歷史、地理、藝術和科技等成就及其發展進程的背景性系統知識。講授的方式多為獨立于語言的專門的文化課程。所謂“大眾共有文化”，主要指人們具體實踐的日常生活文化，國內有學者稱之為“交際文化”，屬感性認識，其首要特質是隱含在目的語語言和非語言當中，卻常常反映目的語國家的價值觀念、道德取向、社會習俗、心理狀態和思維方式等。因為是隱含的，所以目的語國家的人常常只需意會，無須言表。傳授“大眾共有文化”的目的是通過比較目的語文化與本族語文化的異同，幫助學生理解并掌握目的語中蘊涵在字里行間的為目的語國家的絕大多數人所共有共享的文化，最終實現成功學習和有效交際。“大眾共有文化”與語言形式的互為依存性決定了語言和文化教學必須同步進行。羅貝爾，加利松一手開創了“法語詞匯文化語用學”，長期致力于“法語形象表達法”、“法語拼接詞”、“法語大眾共有文化詞”、“法語隱跡文化詞語”、“境遇詞”、“法語成語諺語”和“法語委婉語”等的深入、系統的研究，成果卓著。
3 在外語教學法上，以羅貝爾?加利松為代表的當代法國語言一文化教學理論將外語教學視為一個由學員主體、學習對象(目的語及其文化)、教育者(教師)、班級或小組、學
校、社會、人際和物質空間、時間等要素組成的開放性系統，其內又可細分成若干子系統，幾乎涵蓋了外語教學的所有方面。通過它，既可進行橫向比較研究，找出每個因素的內在聯系、發展規律和存在的問題；也可開展縱向分析，找出各個因素之間的互動關系，發展規律和存在的問題。不言而喻，如此豐富多彩、錯綜復雜的外語教學工作絕非某一特定的、現成的教學法所能駕馭。
三、外國語言－文化教學理念在漢語教學中的體現
20世紀末期以來，漢語學習的熱潮在全世界洶涌而起。法國作為歐盟多元語言文化政策的主導者和積極推動者，在漢語言文化教學方面更是一馬當先，獨樹一幟。由于中西語言文化之間存在巨大差異，所以，在漢語教學實踐中，中國文化元素和文化課程被置于特別突出的位置。在這方面，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Institut Nationaledes Langues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的教學理念和課程設置非常值得我們探究和借鑒。
關于語言和文化的關系，概而論之，“語言和文化是部分與整體的關系，文化包括語言。語言既是文化的制造者，又是文化的產品”。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有著二百多年歷史、從誕生之初教授三門外語到如今教授93種外語的法國東方語言學院就一直奉行“語言和文化緊密結合，培養一專多能的開放型外語翻譯人才”的辦學宗旨。現任校長吉爾，德盧什(Gilles Delouche)先生說：“我校的與眾不同就在于除了語言課外，還開設了涉獵廣泛的目的語國家的文化課程。學生的任務不僅是掌握一門外語。還要學習目的語國家的社會文化知識，并負有傳播目的語國家文化的使命”。前校長安得烈，布爾熱先生(hndr6 Bourgey)也曾強調指出：“多學科性是東方語言學院的古老傳統，應該傳承下去。如果我們只單一地教授語言，學校便失去了精髓，也就沒有了存在的理由”。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中文系的法語名稱是“Departement Chine”，并非“Departementdechinois”，直譯應為“中國系”。一字之差，內涵相去甚遠!恰恰與法國東方語言學院亙古未變的辦學宗旨和教學理念一脈相承，這就是立足語言，著眼文化，培養東西方文明交流和傳播的使者。這一理念在該學院開設的中國文化課程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該學院中文系的哲學、科技、歷史、社會、宗教、語言學、經濟、政治和文學藝術等具體學科大致分類見表1。
由表1可以看出，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中文系中國文化課程構建的是一種中國觀念文化知識體系，也就是要讓學中文的學生了解中華民族在歷史長河中逐步形成的價值觀念、倫理道德、宗教情感和思維方式。東方語言學院一向有著語言教學緊密結合文化的歷史傳統，但如此豐富的中國文化課程從來沒有削弱或者取代漢語語言教學的主體地位。語言與文化互為依托，相互促進，才能最大限度地達成現代外語教育的既定目標。
四、對我國外語教學的啟示
1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作為外語教學之目的語的法語或英語等語種都是西方工業化國家流通的語言，承載著新興的科技文化，外語學習者無不追求這種文化。因此，我們在教學目的、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評估上都向西方看齊，以西方理論為改革取向和評估準繩。然而。西方理論是立足西方學校、學生、語言、教學環境而研制出來的，決不可能原封不動地為我國外語教學導航。所以，探索與中國的外語教學環境，教學內容與教學主體相適應的多元化的教學方法、手段和活動才是我國外語一文化教學界的當務之急。
2 外語教師不能滿足于按照現有的教學方法和模式來組織教學活動，更要與時俱進，既要學習、吸收外語教學理論，也要總結教學經驗，包含師生代代相傳的經驗和自己探索出來的經驗。外語教師既要廣泛學習、借鑒中外的教學理念和主張，但又不能生搬硬套，只能借助這些理論通過反思去提煉代代相傳的經驗和自己的經驗，從而形成適合具體教學環境的自己的理念，并不斷更新、豐富自己的外語教學理念。
3 正確認識和處理好語言教學和文化教學的關系。文化教學應該是在外語教學的語言教學過程中教學目的語相關文化知識的教學過程、教學形式和教學方法，同時也包括開設與語言教學有關的語言文化專業課程(如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中文系設置的中國文化課程)。語言教學與文化教學相輔相成，密不可分。一方面，語言是一種特殊的文化，是文化的重要載體，語言理解包含著文化理解，同時語言理解需要文化理解；另一方面，豐富的文化知識為語言表達提供了大量潛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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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境教育的目標注重系統化
國外的環境教育，尤其是學校的環境教育在實施教育目標方面已形成系統化。早在1989年，英國就發表了《5-16歲環境教育》文件，分小學和中學兩個階段對中小學生開展環境教育制定了具體的目標。在日本，環境教育的目標是非常明確的，具體包括三個方面：一是關心環境問題，正確認識和理解人與人及周圍環境之間的關系；二是提高對環境問題的思考力和判斷力，掌握解決環境問題的技能；三是從保護環境的立場出發，重新認識自己的生活方式，形成對環境負責任的行為態度。日本各學校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在開展環境教育時進行了系統的分工： 第一階段是親近自然教育，教育對象是小學低年級學生； 第二階段是了解自然教育，教育對象是小學高年級和初中生；第三階段是保護自然教育，教育對象是高中生。澳大利亞政府在把“環境保護”作為第一國策的基礎上，高度重視學校的環境教育，從幼兒園一直到大學都將環境教育列為必修課程，環境教育的效果因系統化的實施得到了較好地保證。
二、環境教育的內容突出針對性
在內容上突出針對性，是當代世界發達國家開展環境教育的一個重要經驗。概括來說，主要體現在： 第一，善于從個人成長的需要出發，提出對教育對象富有適應性的環境教育內容。美國教育學家克奈爾撰寫的《與孩子共享自然》一書專門研究在游戲和活動中怎樣開展環境教育。第二，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提出新的環境教育內容，針對生態危機的日益嚴重，注重維護生態平衡和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教育。例如2009 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召開后，發展低碳經濟和過低碳生活成為全世界人們共同關注的熱點話題。在美國、德國等國家，許多學校就適時地開展了低碳教育，如在學校中普遍推行了舊課本的循環利用，取得了良好的教育效果。除此以外，國外在學校環境教育的方法和途徑方面，也體現了針對性。針對不同階段學生學習的特點，許多發達國家都廣泛地采用現代化的手段來進行環境教育，通過營造各種在教室和書本上不可能展示的生態情景，從而增加了學生學習的興趣，提高了環境教育工作的效果。
三、環境教育的途徑趨向綜合化
在教育途徑上，通過結合網絡世界、日常生活來實現綜合化是當今國外環境教育發展的大趨勢。首先是在學校內部，環境教育的途徑已趨向綜合化。各國的環境教育，最初主要是通過設置一些專門的課程來進行，現在普遍都注重把環境教育融入到學生的各門學科和日常生活之中。如瑞典在現行的義務教育階段的16門課程的國家教學大綱中，有生物、物理、化學等9門課程明確規定了環境教育方面的內容要求。其次是許多國家改變了以前單純依靠學校進行環境教育的做法，注重教育主體的綜合化，要求政府、學校、家庭、社區共同擔負起相應的教育職責，共同形成一個分工合作的教育網絡。如在美國，環境教育的模式已從完全依靠學校慢慢演變為注重通過學校、家長以及社區，利用節假日時間，借助一些慶祝活動、文藝表演甚至宗教儀式等形式來完成。除此以外，環境教育已逐步從書本轉向活動，從課堂轉向現實生活。如在德國，孩子們的幼兒園都建設得像花園一樣美麗，園內有沙地、水池、草坪和各種各樣的花草樹木，并盡量保持環境的原生狀態。孩子們從小在這里就享受到親近自然的樂趣，同時也得到了良好的生態啟蒙教育。這些途徑形成了強大的合力，促進了環境教育的效果。
四、環境教育的方法凸顯滲透性與實踐性
在當代國外學校中日益受到重視的隱性課程，作為一種養成教育的有效形式，在環境教育的實踐中也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在注重課堂教育的同時，一些發達國家學校在開展環境教育的過程中，越來越重視發揮隱性課程的滲透性作用，希望通過對學生進行潛移默化的影響來加強環境教育的效果。如英國的學校十分注重通過戶外學習來培養學生的環境意識。早在 1979 年，英格蘭的各地教育行政部門就設立了 360 多個環境教育基地。學生在基地通過資料收集、調查研究、知識對比等實踐活動，在增長了他們的環境知識的同時，還改變了他們的環境態度，也進一步提高了他們解決環境問題的技能。除此以外，國外的學校還注意利用各種課外、校外活動的機會，組織學生廣泛開展形式變化多樣、內容豐富有趣的環境教育活動，如圍繞與環境有關的社會熱點問題舉辦講座、召開演講會、報告會和展覽會等，通過開展這些形式多樣的實踐活動來養成學生愛護環境的良好行為習慣。
五、環境教育的保障走向法制化
國外發達國家在保障環境教育的實施方面一個成功的經驗就是借助完備的立法和嚴格的執法，這也是當代國外環境教育發展的一個總趨勢。世界上最早立法保障環境教育實施的國家是美國，美國從 1970 年開始就制定了《環境教育法》、《環境教育發展計劃》、《環境教育和培訓計劃》等一系列環境教育法規和發展計劃，為環境教育的有效實施提供了依據與保障。根據需要，美國政府在1990年又重新制定了新的《環境教育法》，對環境教育政策和措施做了更為詳細的規定。根據該法令，聯邦政府教育署還專門設置了環境教育司。日本、巴伐利亞和俄羅斯等國也都制定了相關行政法規來宣傳環保和環境教育。在英、法、德等國家，學校還在制定的各種準則之中融入環境教育的有關內容，如《與學生有關的社會準則》、《與環境有關的社會準則》等，通過嚴格執行法規與準則，使環境教育的實施得到了有力的保障。
自從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了“建設生態文明”的概念后，我國學界就開始對生態文明教育的理論和實踐問題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和深入的探討。尤其是黨的十報告明確提出了“全面落實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總目標，并強調“加強生態文明宣傳教育，增強全民節約意識、環保意識、生態意識，形成合理消費的社會風尚，營造愛護生態環境的良好風氣”以后，在全國形成了生態文明教育的熱潮。在廣泛開展生態文明教育，大力促進生態文明建設的偉大實踐中，如何通過比較研究的方法，分析國外環境教育的主要特點，學習借鑒他國的有益經驗和成功做法，肯定有助于更好地開展我國的生態文明教育。
綜觀國外環境教育的發展，至少對我國的生態文明教育具有如下一些啟示。
六、生態文明教育要注意全民性與層次性
國外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重視生態文明教育的關鍵一方面要體現全民性，另一方面要注意層次性。生態文明教育不應僅僅局限于學校的正規教育，而應成為全民終身教育的一項重要內容。針對我國生態文明教育的現狀，首先要注意教育對象的層次性，針對小學、中學、大學（含研究生） 的不同學生層次，在保證教育根本目標一致性的基礎上，從整體上體現各層次的特殊性，做到各級學校生態文明教育目標的層次化。相應的，針對不同年齡階段、不同知識水平的公民，在生態文明教育的內容上也應注意層次性，確定不同層次的教育內容。同時，在進行全民教育的過程中，應根據不同層次的人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通過不斷實現生態文明教育的全民化和層次化，讓所有公民在成長的各個階段都能得到良好的生態文明教育，從而保障生態文明教育的全面推進。
七、生態文明教育要強調整體性
國外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營造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相銜接的綜合教育網絡，使生態文明教育在空間上進一步擴大，是生態文明教育取得成效的重要措施。同樣，我國的生態文明教育必須從“封閉”走向“開放”，通過建立以學校為主體，以家庭、社區和社會為補充的，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教育網絡，來實現生態文明教育的綜合效應，加強全方位育人的整體合力。同時，還要改變原有生態文明教育隨意性、零散性的狀況。正如北大校長周其鳳指出的：我國的生態教育應突破知識條塊分割，要覆蓋到社會的產業結構和消費行為等各領域。避免學生出現在學校一個樣，在家里另一個樣，走入社會又是一個樣的尷尬情形。
八、生態文明教育要注重道德約束和法律約束的結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