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生態建設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智慧生態建設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1生態文明城市建設內涵

城市的發展從早期的人類的憧憬構想中逐漸建立，烏托邦式的城市建設無疑帶來了一定的理想與愿望，人們也朝著這樣的理想城市靠近，在時間的回溯和科技的發展中，人們開始對城市的發展，經由普遍化的城市模式的反映機制，產生無數的構想一與憧憬，同時也是對自身歷史與現實的反思。

生態文明城市是在對以往城市模式建設探索經驗總結的基礎上，和協同從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人類社會進程發展，轉變到大趨勢下發展而來的新型城市模型，對今天的城市建設起著很大的積極作用。與此同時，城市的建設離不開群眾的參與，在中國建設生態文明城市，強有力的正確教育宣傳和突出環境災害的危機意識導向都是人們群眾將目光聚焦到對生態文明的城市建設里去。在現目前對生態環境的意識逐漸增強的情況下，通過建立城市生態建設的責任感、使命感，同時又經由多方面的生態道德標準評價體系機制引入，使人們愈發自覺的保護自然環境，從而反饋到建設城市社會的工作中，并積極投入到建設生態文明城市的行動中去。

2智慧生態城市的規劃構建

2.1智慧城市。“智慧城市”是最近幾年開始趨于流行的熱門話題，自2009年由IBM公司提出的“智慧地球”后，通過互聯網等信息媒體傳播，并逐漸被世人所認知。在全球引發的“智慧風潮”和相關政策的大力支持和監督的背景下，我國也將“智慧城市”作為一個在未來的可行的城市發展建設前景，大力支持和倡導，并將建設“智慧城市”這一概念作為培育競爭力、應對金融危機、擴大市民就業、搶占未來科技制高點的重要戰略。由此可見，“智慧城市”的概念主要是從信息技術出發，聯系各個領域。由此看來，“智慧城市”更多承擔的是一個核心的位置，關聯其他包括以互聯網、云端鏈接、云計算等信息技術在內的智慧方式運作，從而達到一個改變網絡信息環境的現狀，為城市、市政、企業和個體等提供更快捷更有效率的互動聯系，使其在包括民生、環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務、工商業活動在內的各種需要做出符合時代效率的積極響應，達到符合現代化城市的信息運行狀態，并具有不斷積極發展的空間。

2.2智慧生態城市理念。通過前文對智慧城市的理解，我們可以看到智慧生態城市的核心無疑體現在其“智慧”與“生態”的兩個關鍵詞上。將智慧與生態兩者融為一體，作用于城市規劃中，從社會層面來說，智慧生態城市的存在無疑和諧的處理好了自然生態空間和城市生活，并絕妙的解決了二者的平衡關系，使得城市空間和城市空間周邊環境都處于協調一致的環境中，為社會穩定帶來重要作用；經濟層面來說，智慧生態城市在促進經濟開發的同時追求其生態效益，提升經濟可利用率。

3生態文明視角下的智慧生態城市規劃理論構建

3.1明晰概念體系。智慧生態城市涵蓋了社會、文化、歷史、經濟、產業等多種因子，超越了城市建設的層次，并向著更全面的方向發展。所以明晰其具體概念體系非常重要。在智慧生態城市的總體建構體系里，我們可以將智慧生態城市分為：生態環境、基礎設施、五位一體建設、四化同步發展、智慧生態城市等層次；將這樣的大致框架結構建立出來，提出建設智慧生態城市的指導布局和技術框架，為現有新興發展起來的智慧城市作出技術指導和補充行業空缺。

3.2系統方法統籌。較為傳統的觀點并不能支撐出復雜斑駁的理論，在現在的現代化進程中，早已遠遠趕不上城市化的步伐。構建智慧生態城市必須要求一個連續的、總體的、全局的系統支撐，并將系統科學下的智慧生態城市規劃原理梳理成為一個具體的系統體系，為其基礎性宣傳做理論基礎。

篇（2）

自十二五以來，我國智慧城市建設與規劃工作已全面展開，而對于智慧城市的概念及內涵，卻未能形成統一認識。智慧生態城市是在智慧城市基礎上，突出智慧城市的生態水平。如何界定智慧城市與生態城市之間的關聯性，必然需要從“智慧生態城市”視角來全面審視其內涵、特征。結合對智慧生態城市的各個定義的歸納與提煉，所謂智慧生態城市，是建立智慧城市核心特征基礎上，實現與生態核心特征的融合，促進人與自然、城市與生態環境的多元交互，并通過系統學、結構學、關系學、心理學、環境學、美學等理念來營造人居、自然和諧共生的城市發展模式。

一、智慧生態城市建設的基本理論

任何一種城市類型與城市規劃，都需要建立在相應城市建設理論基礎上，同樣，對于智慧生態城市規劃與建設，其理論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1.生態智慧理論從生命體與周圍環境的相互作用來看，生態智慧是延續環境的適應性、生存理念及生存策略基礎上，對生物與環境之間的相互適應。生態智慧強調對人的生態觀及生態規律的認識，強調正確理解生態問題，結合生物體與周圍環境的和諧共生中來營造生態群落。如從氣候、地理、人文等生態關系上來運用生態和諧理念，處理人居環境的協調性；從改造城市規劃與布局上，結合技術、經濟手段來充分發揮環境要素的作用。2.自律理論從“律”的解釋來看與哲學上的“理性”具有相似性，自律理論是基于個體的理性，自律與道德關系緊密，也是道德對個人行為的規范與體現。從一般意義來看，個體的自律與其道德準則相一致，不受外在力量的強制。智慧生態城市的自律是促進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城市以其自身的行為方式、行為強度來遵循智慧生態城市的發展格局，來調控城市生態性，促進城市的自組織、自抑制、自調節、自發展，實現人與城市、自然的和諧共生。3.公共利益理論對于智慧生態城市中的“智慧”，不僅表現在技術上，更多的體現在利益壁壘上。真正的智慧是超越自身利益，努力實現多方利益平衡的智慧行為。如個人與集體、國家利益在平衡中，犧牲自我利益來維護民族、國家利益屬于智慧行為。同時，在智慧生態城市的公共利益實現上，要通過智力、知識、創造力來實現長期利益、短期利益的平衡，要實現個人與個人之外利益的相互平衡。事實上，公共利益是智慧生態城市的重要目標，也是彰顯智慧性、生態性，實現城市各主體之間協調有序的基礎。4.集體智慧理論集體智慧是通過眾多個體的相互協作來實現的智慧共享，也可以歸結為智慧融合的結果。從概念上來看，集體智慧將松散的個人、企業、組織集合在一起，以集體成員間的相互融合來實現對某一事物或問題的解決。其產生必然具備個體數量、密度與智慧所形成的關系。王殿華通過對信息效用的分析，指出由多個生物個體所形成的從無序到有序的自，可以實現“1+1”大于2的整體效用，將集體智慧理論應用到智慧生態城市的構建，可以實現集思廣益、社會公眾廣泛參與的建設宗旨，更能夠從挖掘多元化智慧元素中來體現生態城市的人本性，如通過借鑒和引入多個層面、多個集體組織的協作來強調智慧城市的集體智慧。

二、智慧生態城市規劃與建設的制約因素

智慧生態城市作為優化公共物品供應與協調的總任務，在立足城市空間資源布局上，其核心不在于加快城市進程的發展速度，更不是在于對某些具體建設項目的評價，而是對城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協調。對于制約智慧生態城市建設的影響因素，多是偏離城市公共性的發展軌道。1.城市決策者意志對城市建設的影響較大智慧生態城市規劃與建設是由政府主導下實施的，對于政府決策者來說，由于受政績觀、晉升訴求的影響，在智慧生態城市規劃中易受決策者主觀意志的干擾，偏離應有的價值趨向。如地方政府決策者會圍繞GDP增長來強行推進智慧生態城市建設進度，對智慧生態城市的構建目標與政府在其中的職能產生扭曲，嚴重制約智慧生態城市的發展軌跡，甚至帶來重大社會發展難題。城市規劃本身具有整體性、系統性和階段性特征，尤其是在重要規劃節點上，如公路、機場、商業圈等公共設施上，一旦陷入政府決策意志范疇，將帶來項目建設重復、同質化競爭加劇，導致“換一屆政府換一張規劃圖”的惡性循環。2.對智慧生態城市規劃缺乏經濟化、效率化綜合評價城市規劃的總體目標是促進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尤其是推進公共服務、保障社會秩序的協同發展。從城市規劃與建設效率上來看，公正、效率是兩個極點，而城市規劃終極目標不是效率而是公正。弗里德曼提出，城市公共領域的規劃與市場理性觀念無關，而應該基于社會理性來展開。對于智慧生態城市規劃與建設，不是為了滿足城市市場效率最大化。事實上，我國城市規劃與建設多遵循效率性目標，利用城市規劃工具性特點，冠以“規劃跟著項目走”“根據投資需求來調整和修編”思路，以致對城市規劃陷入了對效率與技術的不懈追求，而忽視了城市社會效益的整體性與綜合性。當前，城鎮化、工業化成為城市規劃發展的主題，對于多數城市在規劃與建設上，一味地追求經濟增長速度和數量，忽視了城市自身空間資源的合理配置，將城市規劃作為促進城市經濟增速的工具。很多不切實際的城市規劃與擴張，高新區、房產熱、CBD熱、舊城改造等不僅破壞了城市原來的人文環境，也背離了城市規劃發展的公共性目標。3.對城市公平性的缺失嚴重智慧生態城市規劃與建設，首先要強調對公共服務的公平性。公共服務是城市規劃發展的重點內容，如城市醫療、必需住房、交通、教育等公共設施，既是保障個體生活的基本條件，也是促進城市整體化發展的基礎。然而，在多數城市規劃中，將高端的文化藝術中心、CBD、高精尖技術示范基地作為城市發展的新標準，而忽視了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淡化了城市社區公共建設及公共環境的營造。以住房為例，在政府決策導向下，住房建設空間存在不平等，住房階層化現象嚴重，公共政府空間被商品房所擠占，廣大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得不到滿足，而高價住房空間卻大量閑置，由此帶來的城市空間階層不平等問題，制約了智慧生態城市的發展。4.城市規劃主體的單極化和利益錯置問題突出智慧生態城市規劃的主體以政府為主，專家、社會公眾參與形同虛設，尤其是廣大社會公眾監督缺乏制度化，導致城市規劃陷入政府決策者的主觀傾向中。隨著土地資源的減少，對城市規劃經濟指標的要求更高，在利益驅動下城市規劃缺乏應有的合理性。對于舊城改造與規劃，缺乏規范與制約，項目審批草率，隨意變更規劃，如對于原來城市規劃內容進行重大變更，無法兼顧公共利益的應然要求。我國《城市規劃法》在保障城市主體利益上也給予了規定，如“組織編制機關應當充分考慮專家和公眾的意見，并在報送審批的材料中附具意見采納情況及理由，并規定采取聽證會、論證會和其他方式聽取公眾意見作為規劃的必要程序”。但對于社會公眾的參與聽證來說，操作性不強，公眾參與程序性較強，無法通過社會公眾監督來防范強權主體的利益偏置。

三、結語

通過對智慧生態城市“智慧”的全面分析，我國智慧城市建設還停留在智能城市或信息城市階段。圍繞智慧城市的建設理論，從制約因素探析中來梳理“智慧”城市的構建思路，明確“智慧”城市的生態要素，并從智慧生態城市理論與實踐研究中，挖掘其內涵和價值，以促進我國智慧生態城市的發展。當然，在推進智慧生態城市建設中，還需要結合我國城市發展背景實際，從當前存在的因素入手，全面理解和正確解讀其內涵，堅持城市智慧性、生態性的融合，促進城市居住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沈清基.智慧生態城市規劃建設基本理論探討[J].城市規劃學刊，2013(5)：21-24.

[2]程大章.推進智慧城市可持續發展[J].建設科技，2015(17)：39-42.

篇（3）

2007年12月，教育部下發的通知，要求“從2008年起提倡所有普通高校開設職業發展與就業指導課程，并作為公共課納入教學計劃，貫穿學生從入學到畢業整個培養過程”。 2013年被譽為史上最難就業季節，在面臨學生就業的困局之中，高校如何提升在學生職業生涯發展中的引導力，從而幫助學生高快、更好就業，再次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筆者以四川師范大學文理學院搭建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實踐平臺為例，探討從大學生職業發展規劃出發，如何有效的促進學生的發展和成長。

一、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的目標與原則

通常意義上的“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是學生在大學就讀期間進行系統的職業生涯規劃的過程。它包括了大學期間的學習規劃、職業規劃、愛情規劃和生活規劃。職業生涯規劃的“有無”、“好壞”，直接影響到學生在大學期間的學習、生活的質量，更直接影響到其求職就業，甚至未來職業生涯的成敗。

（一）大學生職業生涯發展規劃的目標

大學生職業生涯發展規劃的目標，就是要求學生在大學學習期間，樹立起職業生涯發展的主人翁意識，把個人發展和國家需要、社會需要相結合，樹立正確的職業發展概念和意識，愿意為社會發展付出積極的努力；高校要指導學生設立大學生職業生涯發展的短期、中期、長期的計劃，要求在學生的思想品質、專業技能、基本知識、職業技能和心理素質等多方面進行培養和塑造，促進大學生全面發展；并幫助大學生在校期間，實施職業發展短期計劃，提高學生的自我評價能力，職業信息的搜集能力和理性的職業生涯決策能力。

（二）大學生職業生涯發展規劃的原則

高校開展大學生職業生涯發展規劃必須以學生為中心，樹立一切為了學生成才與發展的工作理念，提高職業指導的專業化水平；以市場為向導，按照市場經濟和現代社會對人才的需求，對學生進行職業生涯指導；以服務為載體，結合就業服務與指導工作，促進學生為未來的職業生涯做好充分的準備；以教育為目標，將職業發展教育作為學生人生指導的一部分，貫穿大學教育過程的始終。 [1]

二、大學生職業生涯發展教育體系構建的基本思路

（一）確立教育體系構建方向

（1）角色化

指導學生實現從高中生到大學生、從大學生到社會人的角色轉換。學生的角色轉換成功與否將直接影響到學生的后期職業生涯發展教育。四川師范大學文理學院在將“角色轉換”從課堂延伸至課后，在《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系列課程當中，設立《大學生職業生涯發展規劃》課程，從大一到大四探討和學習不同階段的發展規劃和發展需求。

（2）專業化

確立專業化的師資力量和專家團隊。團隊成員應涵蓋社會學、心理學、教育學、經濟學、管理學、法學、工商管理等學科方向。團隊成員的縱向結構也應該覆“理論派”和“實踐派”；團隊人員進行側重分組，針對不同的學生組進行不同的生涯喚醒教育，爭取有效勞作實踐；深入開發利于學生職業生涯發展的教育模式和課程指導方向，開設“1：1真人模擬課堂”，編著適用性強的“專業教材”；建立良好的信息資源反饋機制，在教授學生相關理論知識和實踐經驗的同時，通過網絡媒介等手段，對學生接受培養后的個人變化和社會認可進行跟蹤調查，形成可行性報告，將實踐反饋于教學。

（3）系統化

大學生職業生涯發展應貫穿整個大學生涯。四川師范大學文理學院將文化素質教育體系融入到學生的職業生涯發展教育當中，形成“全員參與，全員教學”的模式。學院設立專門的機構，如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中心，大學生就業創業導航站等，為大學生職業生涯發展規劃提供便利，形成從教職員工到學生團隊一站式服務體系。

（二）確立教育模式涵蓋內容和方案

職業生涯規劃不同于普通意義上的專業課程教學，在分析了行業競爭模式和職場現狀之后，學校確立教研小組，要求各小組成員在有針對性的授課備課前提下，按照以下內容編排課程結構，提交授課方案。（1）教學方案設計的指導思想；（2）人才培養的目標與方向；（3）與職業生涯規劃相關的活動描述；（4）指導性教學課堂的安排與建議；（5）實踐性教學的配置要求；（6）有關教學實踐的成果小結和說明。

三、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的實踐平臺體系的構建

學校要培養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復合型人才，除了按照社會需求制定相關的教學計劃，完成教學目標內容外，還應該注重學生社會實踐能力的培養。文理學院在對學生的職業生涯發展實踐體系構建中，強調學生的實踐模塊建設。經過多次研究和探索，建立起“校內合作”“校政合作”“校企合作”等多種學生參與實踐的平臺模式。

（一）校內平臺建設

學生在校期間接受的職業生涯規劃教育難脫離“紙上得來終覺淺”的問題，在學生實施課堂教授技能的過程中，難免會遇到各種難題。為解決學生入校對大學生活的“迷茫態”，四川師范大學文理學院堅持一切從學生出發，從校內構建大學生發展平臺。首先，在大一新生教育系列課程中自主開發的課程《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從“新生入校定位”、“新生迷茫期調節”、“如何適應大學校園”“大學生生涯規劃”等方面，從課堂上以講座的形勢使學生對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有一個初步的了解。同時，學校還設立了相應的學生機構――大學生就業創業導航站（以下簡稱導航站）為學生找準“職業生涯定位”提供服務。針對大一的新生，導航站主要開展“友情互助月”活動，如：在每年十月份，組織大一學生參加“十元錢過一周”活動，在活動中給每個參與者十元錢（參與活動一周左右開支均算在十元錢內），可利用這十元錢進行投資，如賣報、賣花等，通過自己的努力，讓自己在一周內順利通過考核。參加活動的學生王某說：“這樣的活動讓我們學會了如何‘錢生錢’，也教會了我們要學會開源節流，對于剛剛進入到大學的我們來說，這樣的活動可以讓我們更快的成熟起來。”

經過一年的課余實踐，學生對自己的大學生涯有了一定的認識和理解。針對大二的學生，學校在課程上更多的設置人文素質類的課程讓學生在文化素質方面有一個較高的提升；另外導航站在針對大二的學生群體也跟進了相應的“商務禮儀培訓”“辦公室office三大件應用培訓”“應用軟件培訓”等培訓講座和培訓課程，給學生提供更全面的“職場預演練”。

另外，大學生就業創業導航站在課余時間開展“角色互換”“職場真人秀”“非你莫屬”“模擬面試”“就業信息咨詢月”等活動，讓學生參與其中，使其在大學學習期間，以主人翁的姿態在模擬環境中體驗職場信息。為實現學生的角色轉換起到了很好的“輔助”作用。

（二）校政合作平臺建設

在團中央傳達相關文件精神之后，全國各地地方政府和高校都在大力推廣學生自主創業教育，以創業帶動就業。學生在經歷了大一大二的較為全面的教育和培訓后，大三面臨就業、創業還是考研的職業發展選擇。針對有 “預創業”意愿的學生，學校與成都市就業局及其下屬相關部門共同為學生搭建了“校政合作平臺”，為追求自主創業的學生提供相應的政策幫扶和技術支持。此平臺通過開設“SIYB創業培訓課程”“SYB創業實訓課程”，讓學生通過在課程中與知名企業創辦人的接觸和學習，給自己的創業路制定合適的發展方案。

以美術學院2013屆畢業生潘某為例，他在大學四年學習生涯中，先后成立了“汽車人廣告工作室”和“一點通廣告工作室”，主要經營接辦各種廣告媒體平面設計與制作，但是最后都以失敗告終。在參加了“SIYB創業培訓課程”以后，他總結了自己之前的經驗教訓，結合創業導師的言傳身教，通過自己的努力又開辦了“三點一四廣告設計公司”，并已成功運營六個月，承接業務總額逾百萬元。

（三）校企合作平臺建設

大四的學生實踐培養模式可以相對多樣化，在接受了前一個階段的摸索以后，學生已基本確定發展方向，所以，在后期培養中，我校建立了“校企合作”的培養方式。通過企業對學生的要求和學生自身定位相結合的教育培養，讓學生參與到實際的工作中去，在學校的“實踐基地”，完成自己的大學職業生涯規劃的最后一步――邁向社會。四川師范大學文理學院對即將走向社會，需要投身職場的學生進行針對性較強的職能和技能培訓；根據企業對員工的技能要求，加強校內實習指導老師的指導力度，要求每一個老師在學生實習過程中保持“每日一次問候，每周一次交談，每月一次技術幫助”，力求讓學生在“實踐基地”能夠以最快速度適應工作需求。2013屆畢業生黃某在金坐標景觀設計公司實習過程中（該公司與學院簽訂了實習基地協議），積極參與各景觀小品的設計，并跟隨總設計師親臨施工現場，實地勘測，其設計方案在經過同事和領導的修改以后為公司競標成功，這些經歷都讓他受益匪淺。在實習后期，憑借其自身努力，他與該公司簽訂了三方就業協議，留在了該公司發展。

這僅僅是“校企合作平臺”搭建過程中一個很小很常見的故事，學院也力爭在做好學生自身素質的培養和提高的同時，增加校企合作的單位和方向，為更多的學生提供更優質的“職業生涯”服務。

篇（4）

隨著我國經濟水平的不斷提高，城市建設也開始向生態化、智慧化的方向發展。在世界各地建設智慧城市的數量越來越多，智慧城市不僅能夠給人們提供更好的生活環境，同時也能提高經濟的發展，也能更好的改善目前城市存在的諸多問題。比如:資源短缺、環境污染等問題。所以，我國建設智慧生態城市更加注重的是環保問題，并以此建立新時代的智慧生態城市。

1建立智慧生態城市的準則

智慧生態城市是集智慧城市、生態城市、綠色城市、數字城市、園林城市等特點為一體，從而達到一種人與自然環境和諧共存的社會狀態。所以智慧生態城市的建立要有一定的準則。

1．1符合公共利益

建立智慧城市就需要滿足公共利益，關于個體的需求、人與人之間需求、個體與外部之間的聯系等都進行相互的協調，這樣才能更好的改善城市環境。公共利益主要是指通過協調資源，來實現人與環境的和諧，體現最大限度的公共利益，同時也要實現人和城市之間的和諧，達到人文、科技產業和自然之間的和諧發展。

1．2提高自律

想要保護城市的生態問題，主要還是靠行為的自覺性。在建設智慧生態城市中，要發揮自覺維護的優勢，對行為的發展和城市的發展方式進行有效控制，對城市的人口、居民的生活狀況等進行合理控制，這樣才能實現智慧城市的自律性，從而實現智慧生態城市的建設。我們可以通過道德思想對個體行為進行規范，提高人們的自律性，從而實現城市和人的和諧共處。

1．3符合智慧生態

智慧生態城市就是要體現智慧和生態的建設，通過生態思想和智慧理論，實現關于人們的地理、人文、氣候等方面的信息共享，對生態城市進行合理布局，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存在。智慧生態城市體現在城市的持續發展方面，為企業在市場中的競爭提供更好的環境，從而實現城市服務的效率和優勢的最大化。

2智慧生態城市建設的分析

2．1智慧生態城市建設的理論分析

在2012年的時候，我國建立了首批智慧城市試點，根據這些試點的城市建設情況，可以看出智慧生態城市的建設依然存在著很多問題。建立智慧城市需要實現全方面的智能化管理，比如:城市服務、環保、交通、工商業活動、公共安全等方面實現智能反應。只有這樣，智慧城市的建立才能更好的存進經濟的發展，從而改善城市中的環境污染和資源破壞等情況。建立智慧城市同時也需要合理的配置城市的資源，保證城市的可持續發展，這樣才能實現城市發展模式的改進。目前我國已經有將近200多個城市開始進行“生態城市”的建設，主要面對的問題還是傳統城市存在的問題，各種污染現象和交通資源等問題的破壞。建立智慧生態城市就是要實現信息化，將農業的發展、工業化技術、信息技術有效的結合，充分發揮信息技術的優勢，從而解決城市發展中存在的問題。隨著人們對生活環境的要求不斷提高，以及人們對健康問題的重視等，建立智慧生態城市已經成為必然，同時結合現代信息化技術，從而提高城市的智能作用。利用現代科技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改變城市的功能和發展面貌，提高城市的便捷性、高效性、宜居性等。

2．2智慧產業建立分析

實現智慧生態城市的建設，提高智慧產業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根據生態理念和信息技術相結合，發展創新性的產業模式，減少工業化發展制造的環境污染。可以通過智慧產業鏈的建設，融合生態產業發展的理念，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的。比如:根據電子商務平臺，建立城鄉經濟產業發展模式;加強清潔技術的研發，減少工業污染;發展高新技術型的產業，實現高的附加值等。

2．3實現以人為本的城市建設理念

城市是人們生活的家園，建設智慧生態城市當然也要以人為本。首先在建設生態城市時，要充分融入社會、文化、歷史等因素，整體提升智慧城市的建設。其次就是合理規劃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實現經濟、文化、社會、自然之間的和諧發展。再則，就是加強資源的利用和控制，減少各種資源的浪費，發展循環經濟，從而實現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以人為本、綠色環保的城市建設，提高城市的生態文明。

3積極應對政策

為了保證城市規劃建設向生態化、智慧化的方向快速發展，要積極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對環境建設不斷進行機制探究，通過多種渠道，積極進行生態環境建設的改善，為了使其更加規范，必須要建立完善的制度體系，還要大力加強城市環境管理工作，加快構建低能耗、低物耗、低排放、低污染的智慧生態發展模式。同時吸引各種各樣的資本，使生態城市規劃建設工作得到大量的支持。

4結語

總的來說，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智慧生態城市，也將開辟我國未來幾年的發展現象，現在為了做好智慧生態城市建設工作，就要強化智慧生態型城市發展的重要性，且要進行深入分析，并對其提出相應的建議。只有這樣，才能為更好推動我國智慧生態型城市的發展打下良好基礎．

作者:屈振輝 單位:鄒城市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

參考文獻:

［1］馮琪．智慧生態城市規劃建設基本理論探討［J］．智能城市，2017，(02):213．

［2］徐振強．智慧城市與城市規劃、生態文明協同創新關鍵路徑的思考［J］．城市住宅，2016，(03):6－10．

篇（5）

現代社會發展和繁榮的背后潛隱并伴隨著“經濟發展一元論”的價值陷阱(單純追求經濟高增長的指標，人居環境、精神文化生活等社會事業發展卻相對滯后，“一條腿長，一條腿短”)

，同時，也遇到了“小康難題”(雖然當前全面小康建設進程加快，并取得了一定成績，但仍面臨著農民增收困難、社會事業發展滯后、資源環境壓力加重、區域差距拉大等難題)。為此，在新時期，應有效落實科學發展觀、積極推進和諧社會的建設。在理論研究中，經濟、社會與倫理似乎是難以并存與同一的不同文化因子，是物質現實世界與精神超越世界的不同文化體現，然而，現代文明發展的基本趨勢卻是倫理、經濟與社會共生互動并日益復歸于其生態本性，這不僅是學術研究中的理論突破，同時也是現代文明困境的實踐超越。“倫理”作為人類生命與生活的智慧結晶，是人文精神生態的內在依據和有機文化構成。“生態”不僅是“生物的居留場所”和“生命的存在狀態”，更是一種“生存姿態”和“生活樣態”，以“倫理—生態”的文化理念滲透貫通于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共生互動、自我生長過程，應當進行“倫理—經濟生態”、“倫理—社會生態”的人文建構，確立倫理—經濟—社會三位一體的有機人文生態系統，從而對有效抵制單純重經濟增長、科技進步，輕德性塑造、價值提升的現代文明的舊的發展模式、推進和諧社會建設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社會和諧的人文價值底蘊

“沖突”與“和諧”的對立與角逐，自有人類歷史以來便一直潛在或自在地存在著，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整部人類文明史是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乃至人與自身相抗爭的歷史，同時也是消除“沖突”、追逐“和諧”的奮斗史。然而，無論如何，“和諧”，并且惟有“和諧”才是生態倫理精神或者生態社會的價值“基地”與價值“目標”。

“和諧社會”并非傳統社會中原生自發的和諧有序，而是歷經前現代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后加以反思并內化的社會全面發展的和諧，是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的和諧，是整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一體化與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是社會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同進步所構建的倫理秩序，因而，社會和諧所衍生的應當是一種公平正義、互惠互利、安定有序的自得完滿境界，從而體現出對人的價值和人格的尊重。

社會和諧內蘊著與生俱來的人文價值底蘊。“人文”是一種無限可能的意義世界生成，是對自我的不斷創造、突破、超越與提升，是超越于“實然”以達“應然”的價值體系的無限賦予過程，人文價值的現實體現過程實際上是倫理的實行過程，“是通過倫理化對人的動物本性和世俗生活引導、提升的過程，也是人的社會生活秩序和個體生命秩序建構的過程。”[1]是對實體性自由的境界提升;“人文精神”則是伴隨著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興起的人文主義思潮而勃發的時代精神氣質，狹義的人文精神主要是為掙脫宗教神學禁欲主義羈絆而崇仰人的主體價值能動性、凸現主體人性并追求自由幸福的實現的人文關照，而今天崇尚的人文精神則是廣義層面上的價值理想和文化精神，以主體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和人生幸福的實現為終極依托，在真、善、美的精神境界層面提升人性，尊重人的價值與尊嚴，是個性的充分展現和潛在能力的充分發掘，在對現實物質世界超越與提升的基礎上賦予人類以生存意義指向和生活價值旨歸，是整體人類前途和命運的終極價值的理想關懷。

中國區域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普遍存在人文價值發展后勁不足的態勢，經濟發展與人文價值的矛盾構成中國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瓶頸”地帶，單純的經濟增長指標極有可能使整個社會流于“片面發展觀”的缺陷而遭遇嚴峻的“發展”難題，所以，重建整個社會的價值生態體系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和諧社會建設根本上應當是人文價值理念指導下的“倫理—經濟生態”、“倫理—社會生態”的合理價值建構模式，是在倫理—經濟—社會系統整合的有機生態體系中理解、確證并建構的一種自我生長、共生互動、良性循環并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社會合理持續存在狀態。

二、“義—利”相融的“倫理—經濟生態”

中國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普遍存在倫理沖動力與經濟沖動力之間的緊張與游移態勢，而倫理與經濟的關系在倫理視域中主要體現為義、利關系。利益需要必然導致謀利的沖動，然而，和諧社會的經濟建設決不是謀利本能的純粹釋放，謀利的努力應當具有價值理性的合理因子，使經濟沖動成為造福社會的力量，實現義利互動。歸依于社會生活秩序與個體生命秩序中的社會主體，在物質欲望沖突與矛盾過程中彰顯社會“應然”的價值理念，是“義”的社會訴求。然而，經濟發展最深層的根源是趨“利”的行為傾向，“義”的可貴之處恰恰在于對“利”的超越與提升，從而高揚人的生命價值與尊嚴。所以，義利關系的調節是倫理與經濟關系調整的反映，倫理既是對人的生物本能的超越以及對過度的自然物質欲望的揚棄，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人的生命價值尊嚴與生活目的意義的肯定與提升，倫理—經濟的生態基礎恰恰存在于人的自然本性與超越本性的和諧中，是人對自身經濟行為的合理性的價值追求。“如果沒有欲望及其沖突，倫理、道德就會失去其存在的根源;如果沒有倫理道德的超越，沒有在道德的運作中對人的自然欲望的超越，經濟也就失去了其人文意義。‘義’來源于‘利’又與‘利’相對立，二者的緊張與和諧構成倫理精神的內在矛盾運動。”[2]所以，倫理—經濟關系的生態整合點是“義—利”相融，倫理與經濟的辯證互動構筑起了一種合理的倫理精神生態，即“倫理—經濟生態”。

(一)“利”的突顯與傳統家族血緣倫理模式轉換

美國著名學者弗蘭西斯福山在其《信任——社會道德與繁榮的創造》一書中指出，中國絕大多數企業之所以不能快速發展，原因在于中國的私人企業難以擺脫家族主義的陰影，華人企業是“兩頭大，中間小”的馬鞍型組織，國有企業和傳統的家族企業作為主要的實力框架占據兩頭，民營企業占據中間地帶，后者緣于中國傳統的家族血緣倫理不輕易相信外人的傾向而力量薄弱，“在傳統中國社會里，信任家庭以外的人或賦予其責任無疑是一種弱點，這在自給自足的農家里尤其明顯。”[3]104從而不能將管理制度化，并且遺產的均分繼承制影響財產的相對集中，制約企業的發展規模。中國社會普遍存在這種傳統的家族血緣倫理情結，家國一體、由家及國是中華民族走向文明的特殊道路，“血緣”作為家的靈魂，是由家及國的出發點，更是中國人獨特的“人化”起點以及安身立命的基地，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取向;“家”作為中國傳統文化最深層的社會根基，既是個體生命活動的歸依，又是道德人格塑造的母體，根深蒂固的家族血緣倫理情結最終跨越了基本的人際關系界限，逐漸包容涵括并滲透影響一切社會倫理關系、政治關系以及經濟關系。

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存在“馬鞍型”現象，近年來，中國經濟發展成績的取得與改革開放30年來所構筑起來的鄉鎮企業模型、民營企業模型以及外向型經濟模型密不可分，特別是最為普遍的家族企業模型，然而，家族血緣倫理情結使得傳統家族企業發展缺乏創造力和發展魄力，企業發展固守著傳統的家族觀念，信任只存在于家族內部，對一切“外人”始終保持著極度的警惕和高度的戒備心，由此，企業的運作便囿于自我狹窄的小圈子，難以形成制度性的人才和技術創新體系，難以吸納社會精英管理創新人才，難以構筑趕超型的企業內部競爭推動機制，也缺乏輿論大眾的有效監督約束機制。此外，家族企業財產的均分繼承制使得企業資產難以積累和積聚，極大地制約了家族企業的規模效應，難以形成國際市場競爭力。因而，“馬鞍型”企業模式下的經濟運作因傳統家族血緣倫理的滲透因子而存在規模弱小和競爭力匱乏的弊端。新時期超越“經濟發展”難題和“小康難題”，唯有實現傳統家族血緣倫理的轉換，訴諸社會信用和公民社會的競爭推動機制，從而推動國內企業組織模型的機制轉換，形成具有國際市場競爭力的中國企業品牌，實現新世紀又一個跨越式發展。

(二)“義”的回歸與社會資本積聚

弗蘭西斯福山認為:“未來兩、三代間中國大陸的平均國民所得達到目前臺灣和香港的水準時，最大的問題才會冒出來。”[3]358這個充滿警醒意味的“最大的問題”便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社會資本的嚴重匱乏。“福山預言”在分析英、美、法、德、意以及亞洲各國文化傳統及經濟特色的前提下，在總結發達國家現代化道路上的經驗教訓基礎上，明確提出后發國家若以經濟的單一片面增長作為現代化的唯一指數勢必拋開對社會資本的倚重，而后者卻往往是現代化成功的生死攸關的因素。

在福山那里，“社會資本”被界定為一個社會的成員相互信任、以組織形式進行合作的能力。美國、德國和日本以超越家族關系的“社會資本”為主，陌生人能夠在共同的組織模型中彼此信任、相互協作，因而能夠建立起大規模的現代化企業模式。相反，像法國、意大利、中國臺灣和香港，其“社會資本”仍舊囿于傳統的家族血緣，信任限于家庭內部成員之間，根深蒂固的血緣紐帶造就的是缺乏市場競爭力的單個家族的小規模的企業模式。“社會資本”的獲取要求社會成員普遍具有誠信可靠、踏實忠誠的美德，而縱觀中國傳統家族企業經濟的發展，因局限于傳統家族血緣倫理，當面向社會市場時就會存在社會資本脆弱甚至貶值的趨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經濟信用危機，而這無形當中又降低了企業組織效率并提高了企業經營成本。“社會資本”是建構在普遍道德責任意識基礎上的“人文精神”，社會資本的匱乏必定帶來企業與社會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以及企業內部的社會資源成本、社會風氣成本和經濟監督成本的無謂增加，實際上，這是一種人文價值和倫理精神的匱乏，所以，社會資本的積聚與“義”的回歸成為彌補經濟發展弊端的有效途徑。

如何彌補經濟信用的缺憾，及時在“小康”目標實現的過程中積聚“社會資本”，實現倫理與經濟的辯證互動，成為當前亟須解決的問題。首先，需要政府管理部門完善立法、嚴格執法并強化法律監督機制和懲戒機制，抵制欺詐失信的市場行為，在全社會營造公正、公平、公開的制度環境氛圍，引導市場行為主體明禮誠信、懂法守法、有序競爭;其次，由于傳統家族血緣倫理的滲透，“社會資本”的積累和積聚面臨“中空”地帶，一端是強大的政府組織，另一端是原子化的個體與眾多單個的家庭，中間層面空場缺位，缺乏相互信任的組織社群，無形中縮小了社會人文資本產生的空間，如此，就需要建立形式多樣的溝通、協調型的社區、社團以及工會組織，培養團結、協作意識，形成互信的社會氛圍，逐步克服傳統狹隘的家族血緣倫理局限，積聚“社會資本”;再次，通過加強社會道德教育的形式，以一種潛移默化的方式重塑個體、集體及相互之間的誠信、公正、平等、合作、創新的德性精神，培養普遍的社會公德，超越家族意識，克服當前社會資本閑置、分散、封閉的局限。

三、“德—得”相通的“倫理—社會生態”

人文價值理念作為文化存在形態，在中國區域經濟目標實施過程中不僅體現為倫理與經濟達至的有機生態，同時還表現為社會倫理實體存在形態的精神價值模塑，即“倫理—社會生態”。在社會共同體的具體運作中，存在“德”與“得”的矛盾，即世俗世界與意義世界、“德”的世界與“得”的世界的沖突與對立，正確處理“得”與“德”的關系，實現“德—得”相通，不僅是倫理—社會關系的生態互動點，同時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永恒主題。“德”不僅是社會倫理與個體道德內在的道德自我建構過程，即潛在形態的“德性”，同時也是社會的道德文化品質與個體的道德行為品質，即自在形態的“品德”，內在的“德性”與“品德”的外推，必定彰顯為個體與社會的道德行為，即自為形態的“德行”。“德”內在于“得”，“得”為“德”存在的內在依據，“德”的使命是透過價值的努力揚棄“得”的矛盾，從而提升“得”、升華“得”，以“德”獲“得”，在“德”與“得”的辯證互動中，構建“倫理—社會生態”。

(一)“家庭—市民社會—國家”的“德—得”邏輯

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一書中，把意志自由的理念賦予人的精神自由生長的三個階段，即抽象法、道德、倫理，三者分別位居于抽象自由、主觀自由以及主觀自由與客觀自由相統一的辯證復歸的生長層面，只有達到倫理階段才是客觀精神的生態境界，而倫理主要落實為三種社會倫理實體，即:自然社會(家庭)、市民社會與政治社會(國家)。新時期中國要實現經濟、文化發展基礎上的社會跨越式發展，有必要探尋三種倫理實體的“德—得”邏輯。

黑格爾在辯證法中分析認為，家庭是自然的倫理實體，是“直接的和自然的倫理精神”，是“神圣性和義務的淵源”，“作為精神的直接實體性的家庭，以愛為其規定，而愛是精神對自身統一的感覺。”[4]175“愛”的本質是“意識到我和別一個人的統一，使我不專為自己而孤立起來”，“但愛是感覺，即具有自然形式的倫理”[4]175。因此，家庭是以愛和感覺為基礎的自我與他人相統一的倫理精神，是“直接的和自然的”和諧再現，我在他人身上找到自己，得到他人承認，反之亦如此，這便是家庭的主觀性方面;但同時，家庭以財產等外在的定在確證自己的存在，這是家庭存在的客觀方面，于是，家庭由主觀的愛與客觀的經濟歸屬確證其倫理的存在，其中，“愛”是家庭維系的根基和紐帶，而客觀的財產契約關系并非家庭的本質確證。因此，在自然的倫理實體“家庭”內部，倫理精神是自然統一的。

市民社會在黑格爾的體系中被界定為“差別的階段”，是“結合在家庭的統一中的各個環節必須從概念中分離出來而成為獨立的實在性”[4]195，通過社會教育的環節，家庭中的子女長大并逐漸脫離家庭融入社會，在社會中依靠社會契約建立組織關系，逐漸具備自身獨立的法律人格，成為自由的定在。隨著家庭的解體，便出現眾多個別性的人和多樣性的個別需要，市民社會由不同的需要構成的需要的體系來建構，從而成為個人利益的戰場，即面“得”而居。這種狀態極易剝去溫情脈脈的面紗而再現一種自然本能的狀態，于是，市場經濟運作下的社會實體成為硬性契約中的樞紐，利益至上的理念引導又容易造成對自身責任和義務的忽視乃至道德的缺位，所以需要法律、警察、同業公會與私法的約束。實際上，市民社會殊性與普遍性是并行不悖的，個人要獲取自身利益實現自身目的，必須以其他人或整體的存在為生存與發展的依托，在“普遍”中獲得真實，“我在促進我的目的的同時，也促進了普遍物，而普遍物反過來又促進了我的目的”[4]199，個體與整體的共生發展構成市民社會存在的前提。所以，“得”的滿足不僅應當透過他人和共同體的中介，而且要透過“德”的努力，努力建構“德—得”相通的邏輯進路。

家庭和市民社會在倫理階段繼續向前提升，便到了國家階段，“國家又是它們的內在目的，國家的力量在于它的普遍的最終目的和個人的特殊利益的統一，即個人對國家盡多少義務，同時也就享有多少權利。”[4]261國家作為最高的倫理實體，融特殊與普遍、權利與義務為一體，個體作為社會公民在為社會盡義務的同時，他自身的人身、財產、福利以及作為實體性的本質得到了保護和滿足，在為國家倫理實體盡義務的過程中再現了自身的生命和生活的價值，在融入實體中體會到歸依的幸福，從而達到個體至高境界的自由，實現“德”與“得”的辯證為一。因此，作為價值理想，“德—得”相通的價值原理及其價值合理性歷經家庭—市民社會—國家倫理實體的自然演進，最后必須透過政治的努力，在政治社會(國家)中才能夠獲得現實性，彰顯倫理—社會關系的生態合理性。

(二)“德—得”相通的倫理精神與實踐落實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初期，整個社會在發展經濟、開拓市場的理念指導下形成了注重自然科學知識的教育模式，從而導致了自然科學興盛、人文主義德性教育備受冷落，整體社會陷入經濟發展“一元論”的泥沼。因此，實現“德—得”相通與生態互融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然選擇。

“德—得”相通的倫理精神在邏輯演化的理路中具有深厚的結構性內涵。首先，“得”必須“德”，“德”是“得”的價值前提和原則規范，以“德”謀“得”是基礎性的理論前提;其次，“德”必然“得”，堅定的道德價值信念應當成為市場經濟運作的實踐依據，從而正相契合了中國傳統思想的“善惡因果律”;再次，“德”就是“得”，“得”就是“德”，這種德得觀，與“利在義中”、“義中有利”的價值取向實現了內在的統一與一致。在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時代背景下，應當對接社會倫理道德的“教育—管理—實踐”的生態鏈條，實現“德”與“得”的生態互動與價值整合。道德理論教育必須與道德管理相結合，這是內在自律意識與外在他律約束共生互動理念的體現。道德管理的滯后性勢必削弱道德教育的成效，要科學合理地落實道德教育的成果，形成守信、團結、文明的社會氛圍，就應當重視道德約束管理的環節，采用行政、經濟、法律的手段對違反道德的行為進行制約規避。同時，道德教育與道德管理的合理運作，最終要透過思想的熏陶滲透落實于普通大眾的道德實踐，實現道德的“教育—管理—實踐”的生態鏈條的合理對接。

[參考文獻]

[1]樊浩.中國倫理精神的現代建構[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295.

篇（6）

社會轉型與生態文明建設的理論探討

社會轉型凸顯了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性。生態文明的建設方式是與一個國家的性質和社會類型密切相關。盡管總體上來說，世界各國都在發生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但因社會結構、歷史傳統等因素的影響，各國具體轉型道路是不同的。從觸發社會轉型的因素來看，可以將社會的轉型分為內源性與外源性兩種類型。根據社會轉型的主導因素的差異，也可以將一個國家的轉型分為經濟主導型、政治主導型或者文化主導型。而生態文明建設一般是在社會轉型中進行的。因此，轉型的類型也會影響生態文明建設的路徑。

社會轉型對生態文明建設來說是一把雙刃劍。由于生態環境問題在工業化過程中日漸凸顯，因而，無論是大眾還是學界都產生了一種工業化是導致生態環境惡化的思想，并且認為工業文明就意味著大量消耗資源，嚴重污染自然環境，所以將工業發展與生態文明相對立，認為一個國家的工業越發達，那么其生態文明程度便越低，而實際上這種觀念是混淆了生態文明與生態破壞的命題關系。生態文明與生態破壞并不是同一概念，二者的程度也不存在正比或反比的關系。因此，并不能單純地認為社會的轉型必然會破壞生態發展。可以說社會轉型雖對生態文明構成了一定的威脅，但也促進了生態文明向更高層次發展。

轉型背景下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困境

經濟工業化轉型加劇了環境破壞。我國社會的經濟轉型是建立在工業化基礎之上的。因此，在社會轉型期進行生態文明建設，應該對工業化與生態環境的關系有清晰的認識。工業的發展離不開資源的支持，因此很多學者都認為工業化是導致現代社會環境問題的元兇。《反思科學》一書的作者吳國盛認為，工業化取得巨大成就的秘密便在于對地球資源的掠奪。我國的社會轉型實現了從以農業為主導到以工業為主導的轉變，與農業遵循自然規律、消耗可再生資源相比，工業產品大多脫離了自然狀態，并消耗大量不可再生資源。因此，工業化轉型促進了我國經濟的長足進步，但同時也加劇了我國的環境危機。

政府主導型生態治理模式限制了生態文明建設。盡管當前我國正致力于服務型政府建設，但政府在環境管理上更注重行使環境管理權力，而非以服務的角色進行生態治理。當前在行使環境管理職能上，政府承包了從接受投訴、調查取證到征收稅費、組織污染治理等所有環節，政府包攬過多的環境管理事務，降低了其職能效率與環境治理的專業化，削弱了政府在環境管理上的綜合管理能力與宏觀調控職能。而且在主導型的生態管理模式中，政府專注于各種有關環境的微觀事務，且手段落后、單一，而社會生態問題是在不斷變化發展的，這使得我國當前的環境治理呈現滯后性，不能很好地解決新出現的環境問題。

文化價值觀轉型危及我國生態文明建設。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的文化也進入轉型期，文化變得更加多元開放，一方面民主、法治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但同時工具理性、消費主義等思想也對我國的生態文明產生消極影響。人的工具理性使之將自我看作是世界中心，環境資源也成為其實現利益的工具，導致其對自然環境資源進行不斷掠奪。西方價值觀中的消費主義進入我國后，也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思想觀念，導致一部分人將物質消費當作是人生的追求目標，社會呈現出娛樂化態勢，而世界自然保護同盟主席施里達斯?拉爾便指出，消費是“環境危機問題的核心”，為了滿足人們過度的消費需求，社會不得不消耗大量的原材料和能源來生產消費品，這無疑加大了對環境資源的索取與破壞，威脅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

當前中國社會轉型條件下生態文明建設的實現路徑

擴大生態文明建設的“經濟斂合”。人類社會開始注重生態文明，是為了人類更為長久的發展，這就意味著在建設生態文明的同時，必須要兼顧經濟的發展，若是只顧生態文明而不去發展經濟，那么社會不會進步，人類的生態文明建設也就缺少了經濟支持而難以發展。因此，真正的生態文明是在經濟發展情況下的生態文明，在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應講究“經濟斂合”策略。

所謂的經濟斂合就是一種發展生態文明建設與經濟建設兩相結合的狀態。在發展生態文明的過程中，拋棄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尋求更為環保、節約的生產方式去代替。由此而產生的新的技術、新的行業，一方面為生態文明建設作出貢獻，另一方面又成為社會經濟新的增長點，這就是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的“經濟斂合”。這種策略改變了人們以往認為的發展生態文明與經濟建設相沖突的觀念，而是找到了二者和諧發展的道路。由此看來，社會經濟轉型的成功帶來了生態文明的發展，而生態文明的建設促進著社會經濟的D型。

擴大生態文明建設的“政治斂合”。生態文明建設不僅與經濟結構有著密切的聯系，也與一國的政治政策有關。“政治斂合”一詞最早由英國社會理論家、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提出，吉登斯認為目前在各國或者多國聯合制定的有關氣候變化的政策，不僅有改善氣候、治理環境污染的作用，還能夠制約和牽制他國的發展。而在生態文明建設之中，“政治斂合”意味著一國的生態文明政策不僅是用來治理生態環境的，它還可以制約和影響社會其他方面的政策，并且還可能影響到一國與他國之間的政策關系。因此，生態文明建設的有關政策是國家政府轉型的一部分。

我國積極鼓勵公眾參與，這都是有利于生態文明建設的，可以讓公眾積極為生態建設建言獻策，提出自己對于生態文明的看法和意見，讓其以主人翁的姿態去面對生態文明建設工作。同時，評價衡量一個政府的成就不單單以經濟發展速度來評估，而是更加地注重經濟與生態平衡的要素，這也就促使政府在發展經濟之時，注重生態環保，又促進了“經濟斂合”。

擴大生態文明建設的“文化斂合”。首先，要不斷提高國民的綜合素質。培養人們的生態意識、環保思想就是當下國民素質建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生態文明建設的一部分。要想全體國民逐漸培養起生態文明素質，就要把生態文明理念融入現代觀念之中，以現代觀念來引導國民素質的綜合建設。在觀念的指引下，人們逐漸接受生態文明的理念，進而指導其實踐活動。

篇（7）

生態環境問題的緊迫性

1971年，美國生態、生物及教育學家巴里·康曼納（Barry Commoner）出版了《封閉圈-自然·人和技術》一書，引起了很大的反響。美國的《商業周刊》評價此書是繼蕾切爾·卡遜（Rachel Carson）《寂靜的春天》出版以來，有關環境問題的最好且最具有挑戰性的書籍之一；《時代周刊》稱巴里·康曼納是一個在課堂上擁有千百萬人的教授，是美國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在改善人類生存環境問題上最有見識、最具有說服力的代言人。巴里·康曼納在此書中用極其生動的例子詳細敘述了生態學的四條法則，即每一種事物都是彼此相關聯的；一切事物都有著必然的去向；自然懂得的最好；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王如松等，2004）。生態系統中，每件事物均與其他周圍事物相互聯系，并且根據系統的回饋能力來支持其穩定的狀態；其中，生態網絡的復雜性和其能量流動與物質循環的暢通與否，決定著它所能承受的外界壓力的大小及時間的長短。問題是：生態系統的回饋能力是有限定的，如果超出了系統的閾值，系統將無法負擔而崩潰（王正平，2004）。可見生態系統是一個很脆弱的穩定結構，一旦被破壞，就會產生深遠而且巨大的影響。

環視當今的產業生產，生態環境等議題不再是政治家的時髦用語，也不僅是一種道德啟示，可被視為第四次產業革命的生態產業，已成為務實的、國際性的、不可回避的經濟戰略，它強調自然資源的合理開發、綜合利用和保護增值、回收再制等，并以發展清潔生產技術和無污染的綠色產品、弘揚綠色意識、倡導綠色觀念、確立綠色消費等價值觀為目標的一種龐大的文化工程，它以生產者、消費者、再生者、外部環境為四個基本組成部分，以生態戰略、可持續發展等為思考點，以達成降低人類生態風險為目的。生態產業以實現充分發揮資源潛力利用的最大化；廢棄物利用的最大化；高效能、高產能、低耗能的優質生產；維護生態資源及其服務功能，使經濟資源與生態資源做到均衡調節，發揮其最大的綜合效益（歐陽志遠，2003）。

在這個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的年代，我們的態度決定了對刻不容緩的生態問題的反應，層出不窮的污染、資源耗竭、動植物掠奪棲地、廢棄物任意拋擲、人炸、土壤的侵蝕及貧窮化、氣候的突變等，就生態問題的獨特性與立即性而言，就足以構建一門新型的倫理學科。再者，在生態問題上所面臨的倫理議題或者道德沖突，已不再局限于有關外部限制的協調問題或個人、團體的偏好之間的沖突；內部的沖突也是無法避免的。

生態倫理-人與自然的伙伴關系

生態倫理的建構、落實，與生物圈中生物多樣性的意義與基礎是一致的。因為，整個世界是一個相互依存的整體，生物圈的任何物種皆無例外；所有的生命都依賴于自然系統的不間斷運轉而保證了能量與營養物質的供輸。我們的生活方式必須建筑在對自然生物界的尊重與包容上，具有與自然界相同步的認知上，我們必須在生物學限度內生存與工作，盡管這樣的限度不是刻意針對人類的努力去設限，但有限利用才能可持續發展，個人和社會的價值應設法去增加動植物的種類并且豐富人類生活的方式，這樣的道德基礎，才能保證對自然的利用價值能公平地分配并保存給后代子孫，而為了完成這一使命，任何人必須為他們自己的生活與地球上的生物世界負擔起責任，從倫理和文化的角度看自然與人類生命及命運，不管在某種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政治、經濟，宗教等意識形態是如何的。

生態倫理是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以處理人與自然生態環境的關系為核心的行動哲學，它有別于其他的倫理學，如政治倫理、醫學倫理、社會倫理等，這些倫理學皆是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生態倫理把道德關懷和調節的范圍從人與人的關系擴大到人與動植物、人與大自然的關系。從整體觀察的角度思考，生態倫理講的是人類未來生存攸關的重大議題。其中有嚴肅的一面：到底是人類利益優先還是生態環境擁有不可侵犯的神圣性？兩者之間如何取得平衡？在現有體制下，已習慣既有的現實利益者，可能放棄所擁有的而去保障、維護他人權益及后代子孫嗎？如何公正、公平地分配、協調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生態環境問題上的責任與義務？第三世界對經濟增長與生態倫理的認知有可能與發達國家取得共識嗎？或許，正因為不完美、不易解決，我們才知道此問題的嚴重性與急迫性，我們才更應攜手面對，發揮集體智慧尋求解決方案。必須指出：生態倫理的性質和主旨皆具有強烈的實踐性的特征，它很難僅止于清談，也不可能是純概念的、形而上學的學問，更不可能嘩眾取寵，滿足少數人一時的好奇與興趣，它總會有持續的訴求，需要參與者充滿了某種精神、感情、意志、行動的投入，它不僅是一種知識體系，透過行動與堅持它還可以成為一種信仰，一種終生無怨無悔徹底關注的信仰，一種為眾生可持續發展的終極關懷。它不想去解釋世界，而是要改造世界、改造人心、改造人類自身的內心世界。

生態倫理肇因于嚴重的時間問題、生存危機，認同這種信念，并且在它鮮明的實踐性、信仰性的目標下，很可能會督促我們做點什么、付出什么。由于對現況的焦慮及自覺的使命感，油然而生無論如何想為它付出行動的渴望，不管是內在的行為改變，還是外在的生態保護行動，令人鼓舞的是：它可能帶來知識的喜悅，也可能會要求一種精神信念的支持及生活方式的調整，并鼓勵他人起而效行。因此，生態倫理的落實是信念的承擔，也是行動的承擔（何懷宏，2002）。

生態倫理思想的核心價值，最終是把生態系統的整體利益作為最高價值而不是把人類的利益視為最高價值；把是否有利于維持和保護生態系統的完整、和諧、穩定、平衡、可持續發展等作為衡量一切事物的基本尺度，并作為人類評判生活方式、科技進步、經濟成長、社會發展的最高標準。

生態效益-企業發展的新路徑

1992年里約地球高峰會議（Rio Earth Summit）中，世界企業可持續發展委員會（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WBCSD）在報告中提出了將“生態效益”（Eco-Efficiency）作為一種企業發展的理念。1995年，經濟與合作暨開發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在挪威的羅森達（Rosendal）舉行研討會，提出了生態空間（Ecospace）、生態足跡（Ecological footprints）、生態效益等有關可持續發展、消費的觀念，對于經濟活動與環境破壞之間的互動、驅力、生產者與消費者行為的心理與倫理動機等，生態效益被視為是最為實用的概念之一（章海榮，2005）。

生態效益基本上是一個企業經營的概念，可以被視為一種產生（out put）除以投入（in put）的比率，產出指的是企業、產業或整個經濟體的產品與業務的總值；而投入則是指企業、產業或整個經濟體造成的環境壓力的總和。從字意來看，生態效益意涵著企業借由對生態及環境的保護，來提高經營績效與競爭優勢，并需要在整個產品與勞務中累進地降低對生態的沖擊與資源使用的密集度，達到符合我們所顧忌的地球負載能力以內的程度。生態效益并非設限于現有產品與習慣，它最大的意義在于激發企業的創新研發能力、尋求突破性的管理績效與行動哲學、開創無止境的商機與競爭優勢，增加產品的可持續性及附加價值。

生態效益的核心是要促使生態目標與經濟目標的最終一致，除此之外，我們還要考慮具有可利用性、功能性的綠色資源，特別是目前雖然不具有商業利益價值但卻無可取代的資源，可能是未來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洛杉磯研究中心（Rocky Mountain Institute）的羅文斯夫婦（Amory and L. Hunter Lovins）與知名企業家保羅·霍肯（Paul Hawken）共同提出了倡導綠色資源的四點建議：

大幅地提高自然資源的生產率，并抑制生物圈退化的現象，具有遠見的企業通過對生產流程設計和生產公益等進行根本性的改造，不但可以減少初始資本投入的損失，也將獲得更大的收益。

使生產模式朝著生物鏈式的方向發展，在減少廢棄物產量的努力中，一方面模擬生物及自然的設計，在封閉式環境的生產系統中，以無害的營養物質形式重歸自然，另一方面是杜絕浪費，杜絕那些損害自然再生能力的有害廢棄物。

改變傳統的經營方式，使問題得到根本性的解決，其中涉及到了生產者與消費者關系上的調整，從商品與購買者之間的關系，調整為服務與流動的經濟關系。在此全新的價值觀下，富裕度的衡量標準發生的質的變化，由過去以物質占有率來衡量社會福利的經濟觀點，轉變為對于質量、功能、績效等的期望值，其所獲得的持續的滿意度的高低，同時可借著產品的品質、實用性、功能性、耐久性來增加社會福利。

對自然資源進行再投資，回復及擴大綠色資源存量的投資，大規模提高生產率，推動生態系統服務，仍然有巨大的經濟效益（劉湘溶，2004）。

倡導綠色資源，明確地將生態系統的完善性、不可替代性與經濟的獲利目標相結合，因此，最先進行變革的企業勢必獲得強有力的競爭優勢，沒有參與變革的企業，將來也無法避免這一挑戰，企業是否已經準備好面對這場綠色革命的挑戰？答案應該是肯定的，并且這一波即將來臨的產業革命，企業的革新并非源于內部現有的產業結構，而是幾乎來自外部的力量。如世界上最大的森林產業公司與死對頭—綠色和平組織關于熱帶雨林活動網絡接觸計劃未來的戰略合作，這些看似非理性的接觸、合作，顯示出企業開始面對和參與一直回避、反對的問題，并與之對話。這些率先提倡生態效益的公司，為企業的生態倫理做了最佳的見證，他們不但節省了人力、能源、資金，取得競爭優勢，也提升了企業形象，同時也盡了維護生態之責，并同時強化了新的使命感與認同感（李明華等，2003）。

結論

美國自然生態學家梭羅說過：行善是一項永不虧損的投資。商業活動的真諦不僅僅是把錢財從別人的口袋轉吸到自己的口袋中，尚可視為一項藝術演出，創造與呵護一個可以通力追求更美好生活的雙贏局面。在積極營求利潤的同時，還應對個體生命、全球社會、自然資源的終極關懷付出行動。企業家更不是對路過自己領地的旅客進行掠奪、搶劫的貴族，企業是社會良心的重大指標，企業家是社會的精英，所有人皆會仰頭瞻望。

生態倫理是一種共生理念，這是我們生存的倫理，需要公正的評價世界生態危機的一種責任，那將是我們文明視野中的經濟新風貌、新秩序，也是企業走出經營誤區、價值延伸的必然途徑。

參考文獻：

1.王如松，周鴻.人與生態學[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2.王正平.環境哲學：環境倫理的跨學科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3.歐陽志遠.上帝的陶杯[M].人民出版社，2003

4.何懷宏.生態倫理-精神資源與哲學基礎[M].河北大學出版社，2002

5.章海榮.生態倫理與生態美學[M].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篇（8）

中圖分類號：F12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4161（2012）02—0070—05

建立健全社會福利制度是當今社會人們的普遍追求，我國已經開始實施的《十二五規劃綱要》把建立健全社會福利體系作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內容。三江源（黃河、長江、瀾滄江）生態移民是為保護和恢復三江源地區的生態環境，按照2005年1月26日國務院第79次常務會議通過的《青海三江源自然保護區生態保護和建設總體規劃》（以下簡稱《總體規劃》）進行的移民，移民規模為10 142戶55 774人，涉及4個藏族自治州的16個縣，從2004年開始至2010年基本完成搬遷。自移民工程實施以來，國內外專家及其他理論工作者，在對三江源進行科學考察和實際調研的基礎上，分別從不同角度就生態移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移民與環境保護關系，移民權利保障、社會適應、產業發展模式選擇等方面，進行了有針對性的研究，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見解。所有這些都對三江源生態移民工程的實施提供了指導。但他們缺乏從整體上對三江源生態移民作通盤考慮，所以難以達到解決生態移民問題的標本兼治之效。從長遠來看，三江源生態移民社會福利機制的建構，是實現生態移民“搬得出、穩得住、能致富、不返遷”目標的根本之策。那么，在如何把握生態移民實際生產生活狀況的基礎上，深入分析當前生態移民社會福利面臨的主要問題，進而提出建構三江源生態移民社會福利機制的對策措施，就顯得重要而迫切。

一、三江源生態移民社會福利現狀

社會福利是一個具有廣泛含義的概念，國內外學者尚有不同看法和理解。美國學者巴克爾主編的《社會工作詞典》把社會福利定義為：第一，一種國家的項目、待遇和服務制度，它幫助人們滿足社會的、經濟的、教育的和醫療的需要，這些需要對維持一個社會來說是最基本的；第二，一個社會共同體集體的幸福和正常的存在狀態。在我國，這一概念被人們所接受和認同。社會福利既是具體的社會服務制度，又是社會共同體的存在狀態。作為一種存在狀態，社會福利表征著社會共同體良好的幸福的生存狀態。作為具體的社會制度，社會福利是指國家和社會為實現“社會福和”狀態所做的各種制度安排，包括旨在增進收入安全的社會保險、社會救助，住房、教育、醫療服務以及社會工作和個人社會服務。那么三江源生態移民社會福利現狀如何呢？

（一）生態移民生產生活方式開始從傳統向現代轉變

三江源生態移民原先大部分生活在4000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區，氣溫低，降水少，空氣稀薄，日溫差大，大部分地區不適合人類長期居住。由于受自然環境的制約和千百年傳統生產方式的影響，大部分牧民至今仍然沒有擺脫以游牧為主的生產、生活方式。生態移民工程的實施，牧民遷移至城鎮周圍，形成新型聚居村落，生產生活方式發生了根本變化，生產方式由以放牧為主向非農轉變。文化生活方面，移民前由于受所處環境限制單調而貧乏，移民后可以看報紙、雜志、電視而且還能上網，閑暇生活逐漸豐富。居住方式由游牧走向定居，飲食結構及衣著打扮也都更多地趨向城里人方向轉變。

（二）住房、學校、衛生所和社區等社會福利設施得以建立

根據《總體規劃》，三江源生態移民工程為生態移民建設戶均45m。住房一幢和120m。畜牧業生產用畜棚一座，現已經基本完成搬遷入住，另有搬遷補助費每人400元，移民居住條件大為改善。與此同時，在各安置點，按照所在區人口增加狀況，對一些基本福利設施進行了擴建或新建。如對遷入人口在1500人以上的城鎮，建立小學1所，衛生所1處，遷入人口規模在1500人以下的在原建制學校校舍和衛生所基礎上進行擴建。在移民規模多于100人的定居區設立社區管理機構，配備相應設施，包括辦公室、治安室、娛樂場所等，使移民不僅上學看病變得十分方便，而且公共服務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三）生態移民技能培訓有了一定成效

生態移民遷進城鎮后，基本失去了原來以畜牧為主的生產方式，就必須轉產轉業，但三江源生態移民普遍缺乏從事非牧業產業的生產技能。為此，青海省三江源辦廣泛開展了舍飼和半舍飼畜牧業技術，人工飼草種植、機動車輛駕駛、摩托車修理、蔬菜種植、藏毯編織、紡紗、環衛、家政等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技術培訓。截至2007年6月，三江源自然保護區累計培訓農牧民及轉產牧民6000人，管理干部和技術人員2000余人。從培訓效果來看，相當一部分牧民經過牛羊飼養管理技術培訓后，提高了生產技能，養殖效益顯著提高，極大促進了農牧民增收。經過轉產轉業培訓的牧民參與工程建設，外出打工、經商、開展修理等，收入也逐步提高。

（四）后續產業發展勢頭良好

三江源移民屬于生態移民，由生態環境的惡化而引發。要實現移民“遷得出，穩得住”的目標，就必須有穩定持續的收入做保證，而穩定持續的收入增長是建立在產業發展基礎之上的。為此，在實施三江源生態移民工程過程中，當地政府著力培育和發展后續產業，除發展現代畜牧業外，著重發展二、三產業。總體來看，發展后續產業勢頭良好。從三江源地區生態移民后續產業收入構成來看，主要有：生態畜牧業，每戶年收入大約0.2萬元；中藏藥材采集業，年收入0.2萬—0.8萬元，收入占移民收入的20%～30%；商貿飲食服務業，年收入0.6萬—1.2萬元；農畜產品加工業，年人均收入增加600元。而勞務產業，受移民素質、勞動技能等因素的影響，移民務工人數只是零星的，收入較少，移民每天務工的收入20～30元。

二、三江源生態移民社會福利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生態移民生活水平較低

雖然三江源生態移民遷入地諸條件優于遷出地，但仍未出三江源區，仍是青海省社會、經濟發展的落后地區。據《總體規劃》，貧困人口占三江源區牧民總人口的75.5%，三江源生態移民大都為無畜戶或少畜戶，90%是貧困戶。移民進入城鎮后，居住環境雖然有所改善，在項目實施期內有國家補助，按人均計算收入并不會比原來有所降低，但日常生活費用如水、電、燃料及食物等明顯增加，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移民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冬春季節的取暖問題并不能完全保證。還有轉產后由于受移民自身能力所限，就業困難極大，導致長期無所事事。總之，改變牧民千百年來遵循的傳統生產、生活方式是一件艱難的工作，有時這往往比教會一種生產技能更加困難。

（二）經濟結構單一，產業發展程度低

三江源地區2005年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產值分別占區內生產總值的54.2%、16.7%、29.1%。在農業總產值中，牧業占66.3%。近幾年來，雖然著力發展二、三產業，但其比例變化并不十分顯著。由此可見，特殊的地理環境決定了其主導產業是傳統畜牧業，二、三產業發展緩慢，所占比重很小。第一產業中以傳統的畜牧業為主，種植業大部分地區不具備基本的光熱條件；第二產業受地理、環境、牧民素質等條件制約，發展空間和前景也不大；第三產業基本上處于起步階段，所占的比重很小。畜牧業是三江源地區農牧民主要的經濟和生活來源。但生態移民后要禁牧、減畜，生態移民的生產生活已經不能依靠傳統畜牧業，而必須從事其他產業。但遷入地普遍存在中小企業發展不足，特色經濟發展薄弱的現象，產業布局不合理，畜牧業產業化發展水平和經營水平低下。

（三）教育滯后，生態移民普遍文化程度較低

三江源生態移民搬遷前由于居住分散、地處偏遠、交通不便，許多藏族群眾不愿讓自己的孩子上學，致使牧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據調查，三江源區生態移民50歲以上人口大部分為文盲，小學文化程度及以上的不足30%；18—50歲的人口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約占15%，初中文化程度的約占30%，小學文化程度的約占45%，10%為文盲或半文盲。農牧民的文化素質低、勞動技能差，基本不掌握其他生產勞動技能，甚至大多數牧民不能用漢語交流，導致擇業渠道非常窄。當前三江源區民族教育發展存在的突出問題，主要有師資缺編、基礎設施不足、不同階段教育銜接不暢等。盡管近幾年來在不斷努力解決，但因投入、創新不夠，民族教育現代化進程緩慢。

（四）對移民文化適應問題缺乏足夠關注

在三江源生態移民工程實施過程中，由于過分關注生態環境的保護和經濟的發展，缺乏對生態移民原生態文化的足夠關注。其實三江源生態移民有多方面的文化需求，其中既有宗教領域的，還有世俗方面的。三江源區人口主體為藏族，藏族全民信仰佛教，宗教氣息濃烈，可以說宗教生活是其社會生活的首要組成部分。在遷出地社區，牧民與大大小小的藏傳佛教寺院和活動點，發生著長久的互動和相互依存關系。牧民遷居城鎮后，盡管大部分遷入地擁有數量不等的藏傳佛教寺院，但仍然無法滿足移民的信仰需求。與此同時，牧民大量遷居城鎮后，隨著其生產生活方式變革，民族文化有不斷流失、損壞和被弱化的危險。

（五）旅游業發展相對滯后

三江源地區旅游資源豐富，既有獨特而多樣的自然景觀資源，又有古老而淳樸的人文景觀資源。三江源區平均海拔4 000米以上，冰川、濕地、湖泊、河流遍布其中，是科學考察、探險、旅游的極佳場所。三江源又是藏民族聚居區，具有豐富多彩的文化遺產和獨特的民俗風情。為此，由青海省旅游局負責編制的《青海省三江源地區生態旅游發展規劃》，現已通過評審。據此將在三江源地區設立35個生態旅游重點項目，建設6個重點景區，設計了黃河源、長江源、瀾滄江源科考線路及高原森林生態旅游線路等八條精品生態旅游線路，涵蓋了游、住、行、食、購、娛六方面的內容。近幾年來已經開始吸引著大量游客來此觀光旅游，但仍處于起步階段，目前該區年旅游人數不足全省旅游人數的2%，旅游收入不足全區總收入的3%，嚴重制約了相關產業發展。

（六）后續產業仍需著力推進

為推動三江源生態移民適應新生活，使他們走向脫貧致富之路，青海省各部門采取了一系列積極措施扶持移民發展后續產業，但總體來說還顯得措施乏力，一方面是發展后續產業的空間有限，三江源生態移民的安置模式是以本區域為主，區內自然環境嚴酷，生態系統脆弱，只是較之生態保護核心區要好一些。因此，這種遷移必然使遷入地自然環境承載超負荷的密集壓力。再加上安置區的社會發育程度低、產業發展不合理，后續產業發展空間受限；另一方面，其主導產業產業化經營水平較低，龍頭企業少，優勢產業格局未形成，產前、產中、產后社會化服務體系不完善，主要原因是選擇移民點時沒有結合特色經濟進行研究和規劃，所以在培育后續產業方面顯得措施乏力。當然，牧民傳統觀念和生產生活習慣，也限制了生態移民后續產業的發展。

三、構建三江源生態移民社會福利機制的基本內容

三江源生態移民社會福利機制的構建，是一個包括老年福利、婦女兒童福利、勞動福利、教育福利、住房福利和文化福利等方面建立、發展和不斷完善的動態過程。

（一）確立老年社會福利

為了實現三江源生態移民區老年人“老有所養、老有所醫、老有所為、老有所樂”的社會目標，就必須確立：（1）老年經濟保障，即對三江源生態移民中因年老已退出勞動領域或無勞動能力的老年人實行的生活保障和社會保護；（2）老年生活照料，指對三江源生態移民中因年事已高而在生活中存在困難的老年人所進行的包括吃、穿、住、行以及醫療保健等方面的照顧；（3）老年休閑福利。即為引導老年人愉快而平靜地安度晚年，開展一些兼顧動靜態等性質的文體娛樂活動，以增進老年人生活之豐富性。此外，還有如老年人合法權益保護、老年醫療、康復和保健服務等。

（二）進一步發展教育福利

教育是國民立足社會的基石。一般而言，教育福利主要體現在國民教育方面。教育福利主要有幼兒教育、小學和初中教育、高中教育、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等。從當前三江源生態移民實際來看，今后應著力做好：一是大力發展幼兒教育。學前教育在三江源地區是一個十分薄弱的環節，移民前基本沒有進行，為達到我國的《教育規劃綱要》提出的到2020年基本普及學前教育的目標，應在建設移民聚居點時要搞好幼兒園規劃建設，把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范圍；二是在確保小學和初中九年義務教育的基礎上，要采取多種措施，力爭到2020年實現高中階段義務教育；三是大力發展職業教育。要把職業教育納入三江源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和產業發展規劃，促使職業教育規模、專業設置與當地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相適應，要實行中等職業教育免費制度。

（三）抓好醫療保健福利

醫療保健福利是使社會成員在疾病的治療和預防方面享受免費或優惠待遇的一種制度。從三江源移民區實際來看，今后應著重抓好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老人醫療保健，主要包括老人健康教育、健康檢查，老人醫療費支付制度，在家老人功能恢復訓練和對老人實行全方位服務等；二是婦女保健，即為三江源生態移民中婦女提供的如免費婚檢、孕產婦優生優育教育以及孕產婦住院分娩制度等；三是兒童保健，主要指為兒童提供的兒童常見病、多發病防治、兒童預防接種等服務；四是社會公共衛生服務，即為生態移民提供的以維護公共衛生安全為目標的醫療保健，如傳染病控制、藥品與食品安全、飲用水衛生、重大災害及事故的醫療救護及處理等；五是加快建立健全以縣級醫院為龍頭、鄉鎮衛生院為骨干、村衛生室為基礎的農村三級醫療衛生服務網絡，從而為廣大農牧民提供方便、優質、廉價服務，有效地保障人民的健康。

（四）搞好勞動福利即就業指導與培訓

無論對個人還是家庭，就業是避免貧困和消除個人對政府依賴的可靠途徑，是最大的社會保障。為此就必須下大氣力加強轉產轉業培訓，培訓應按非農安置和仍然從事農牧業生產分別進行。從事農牧業生產的主要有舍飼和半舍飼畜牧業技術培訓、高效人工飼草種植技術培訓以及農牧實用技術培訓（如農機具修理技術、駕駛技術等）。非農安置的主要有勞動力轉移培訓、生態保護和建設工程培訓、勞務輸出培訓、改變傳統的生產生活習慣培訓等。培訓方式應根據移民需求，有計劃有步驟分階段進行。牧民的素質決定了讓其一下子接受現代科學技術有一定難度，所以必須采取其能夠接受的方式，如通過建立科技示范區或示范戶，以現場教學為主，將集中授課與實際操作相結合，以真實事例和手把手的培訓方式，由點到面，由部分到更廣大范圍推廣和普及。通過培訓使之能適應現代畜牧業生產，能從事二、三產業，使其收入不斷增加，從而達到“能致富”的移民目標。

（五）加強三江源生態移民文化保護與建設

為了滿足三江源生態移民精神需求，今后要加強文化建設，如修建圖書館、文化館、影劇院、廣播電視電臺等文化設施，保證移民戶廣播電臺（尤其是藏語廣播電視）的正常接轉，以不斷滿足移民日益增長的現代文化需求。與此同時，可按照移民意愿，適當修建一些寺院，以滿足移民群體的宗教需求。此外，政府可通過組織賽馬節、藝術節等活動，調動移民參與多種形式的文化創建活動，這有利于移風易俗，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創造文明、和諧的社會環境。

（六）加快后續產業發展

根據三江源區域資源稟賦、社會經濟發育特點，其后續產業的發展應突出重點，體現特色。移民后仍然從事農牧業生產的，發展后續產業以提升和改造傳統畜牧業為主，今后要大力發展人工草地和飼料草加工業，特別是加大優質牧草的種植力度，以解決舍飼圈養的飼草需求；通過引入新的畜種和改良原來畜種發展現代養殖業，積極推進畜牧業產業化經營。非農安置的后續產業發展要：一是要依托當地資源優勢，發展特色產品如漢藏藥材、各種畜產品、藏毯以及保健飲料加工業；二是在加強商品交換、城鄉交流的基礎上，搞好商貿流通，在促進發展傳統第三產業的同時，大力發展信息、咨詢技術服務、法律服務、會計服務、金融保險、房地產等新興服務業；三是大力發展如暖棚維修保養、家用電器維修以及洗浴、縫紉、理發等涉農（牧）服務和生活服務業。

（七）大力發展旅游業

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旅游已經成為人們的一種普遍追求，特別是人們對天然、原生態的旅游持續上升。如今青藏鐵路的開通，為人們到三江源地區旅游帶來了便利。為此，要緊緊抓住西部旅游升溫的有利時機，加大對旅游基礎設施的投入力度，開通三江源地區生態旅游線路，如世界屋脊科考游，山岳冰川探險游，草原風光休閑游，高原湖泊、河流、生物觀賞游，神秘宗教文化游等。要挖掘具有本地特色的工藝品，制造出售與旅游相關的產品，拓寬移民就業渠道。通過發展旅游業，帶動餐飲、住宿、商貿、交通、社會服務等相關行業的發展，帶動安置區經濟社會發展。

篇（9）

在村莊整治和生態村建設中，主要有三個方面的經驗值得總結：一是領導高度重視。今年，區委、區政府把村莊整治建設列入區政府八件為民辦實事項目之一。各鄉鎮也高度重視村莊整治工作，年初有計劃，工作有部署，年終有考核，黨委、政府班子專題研究，并確定了一名領導具體抓村莊整治工作。各整治村千方百計想辦法，積極籌措資金，主動處理一些難點問題，為村莊整治和生態村建設的開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二是部門密切配合。區規劃分局完成3示范村和10個重點整治村的村莊總體規劃和建設規劃，并開始著手編制列入規劃的21個示范村的村莊規劃編制工作；區林業局根據自己職能，開展了送苗木下鄉活動，幫助有關村綠化2000余平方米；區水利局在農村河道整治中也做了大量工作；區農業局結合沼氣池建設，對農村污水處理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實踐；區委組織部、宣傳部，區建設、國土、衛生等部門也結合自身職能，對示范村、整治村進行了幫助和指導。三是取得成效明顯。從目前的整治情況看，工程進展順利。截止到9月份，各整治村和示范村已投入建設資金1270余萬元，完成年度投入任務的94.1%。硬化道路21.3公里，新增綠化面積4萬平方米，新增農村公廁8座，新增自來水使用人口2861人。

一年多來，雖然我區村莊整治和生態村建設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我們應該看到，與省、市的要求相比，特別是與整治工作力度較大的縣市相比，還存在著不少薄弱環節，差距還很大。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工作開展不平衡。村與村不平衡、鄉鎮與鄉鎮之間也不平衡。據區百村整治領導小組辦公室統計，截止今年九月份，投入大的村已經投入資金幾十萬元，如華墅鄉上墅村、花園鄉上祝村等村，工作取得了明顯的成效。進度慢的村則投入不大，進展緩慢，個別村還停留在原來的建設水平上；二是資金籌集渠道比較單一，辦法不多。村莊整治和生態村建設的資金主要依靠村集體結余資金和部門扶持資金，一些村眼睛向上，存在等、靠、要的思想，籌措資金的辦法不多。三是區域布局規劃比較滯后，特別是中心鎮、中心村的體系規劃框架尚未形成。四是農村環境長效管理機制沒有形成。一些已經整治過的村在衛生保潔、村莊環境管理管理等方面還有待于進一步加強。

從存在的問題看，我區村莊整治工作具有艱巨性、長期性，各鄉鎮和有關部門一定要提高認識，進一步堅定村莊整治工作的信心。一是要從落實科學發展觀、統籌城鄉經濟發展的角度認識村莊整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農村環境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內容，也是反映全面小康社會的重要指標，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必須落實科學的發展觀，加快推進城鄉一體化步伐，關鍵是要解決農村落后的生活狀態，改善農村的生產生活環境。村莊整治工程是改善農村環境的重大措施，也是一項科學的發展道路，必須堅定不移的抓好落實。二是要從落實省、市重大決策的角度抓好村莊整治工作。這屆省委、省政府提出，要用5年時間，在全省范圍內開展“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區政府每年從財政按排500萬元專項資金，用于村莊整治和生態村建設，這次村莊整治工作省、市、區三級是下了決心的。三是要從順應農村發展需要的角度落實村莊整治工作。經過50年的發展，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以后，農村經濟水平和農民生活水平都有大幅度提高，農民對生活質量的要求也提上了重要位置。從我區實際情況看，經濟社會發展到了一定程度，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又位于城郊，開展村莊整治，改善農村生活環境尤為迫切。各鄉鎮和有關部門一定要認識村莊整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進一步落實好村莊整治和生態村建設和各項措施，扎扎實實地抓好村莊整治和生態村建設工作。

二、嚴格標準，進一步明確“百村整治”工程建設的工作重點

去年是我市實施“百村整治”工程和生態村建設的啟動年，今年是扎實推進年。目前，我區的“百村整治”工程和生態村建設進度和質量落后于全省平均水平，各鄉鎮、有關村要針對當前“百村整治”和生態村實施中存在的問題，采取更加扎實有效的措施，激發廣大群眾參與工程建設的熱情，全面推進“百村整治”工程和生態村建設。當前主要要做好五個方面的工作：

（一）要進一步加強村鎮規劃體系建設力度。根據市委、市政府要求，市里要用一年左右的時間全面完成中心村、中心鎮基本規劃框架，全市要求在今年年底前高質量高標準完成109個示范村的規劃編制，明年年底前全面完成1012個整治村的規劃編制。根據這一要求，我區要爭取用一年左右的時間全面完成中心村、中心鎮基本規劃框架，為下一步鄉村布局調整打好基礎。全區要在今年年底前完成21個示范村的規劃編制，明年年底前全面完成180個整治村的規劃編制。各鄉鎮和規劃部門要集中人力、財力、時間，盡快編制完成村鎮布局規劃框架。區規劃部門要加強規劃隊伍建設，確保“人員、措施、責任”三到位，采取有效措施，把規劃編制好、論證好。

（二）要嚴格按照村莊整治考核標準開展村莊整治。按照區委辦（2004）24號文件精神，今年年終區委、區政府要對各鄉鎮村莊整治村進行考核，根據考核分數補助資金，考核分達不到70分的，一律不給予補助。所以，各鄉鎮一定要嚴格按照村莊整治標準開展村莊整治，認真抓好“兩改四化”工作。“二改”就是改水改廁，要加強村內給水、排水設施建設，有條件的村可以考慮建設集中污水處理池，對村莊內的生活、生產污水的進行無害化處理，村民的飲用水符合國家飲用水衛生標準。各鄉鎮、行政村要對露天糞缸進行一次摸底，逐步進行清理，特別是對列入今年百村整治工程的行政村和一些鄉村主干道兩旁的露天糞缸,年底前要堅決予以清除。“四化”就是要實施道路硬化、衛生潔化、環境美化、路燈亮化。村莊整治村和生態村還沒有完成通村道路及村內主干道硬化，要積極籌集資金，在公路硬化過程中，要嚴格按照規劃實施，使村莊道路布局合理，主次分明，避免不必要的重復建設。各鄉鎮、行政村要根據本地實際情況，切實抓好農村垃圾的減量、收集、管理、清運等環節，要動員群眾實行衛生包干，對可以利用的，結合農村清潔能源推廣和有機物還田處理，引導和鼓勵建設農村沼氣池。各村要合理設置垃圾箱、垃圾池、垃圾中轉點等固定設施，做好日常的衛生保潔。在環境美化方面要按村莊規劃搞建設，糾正亂搭亂建行為，村內要建有公共綠地，并對主要道路兩旁、住宅之間進行綠化，有條件的村，還應結合新村規劃，實施宅基地整理、自然村撤并和舊村改造，使村莊布局合理，建筑實用美觀、房屋錯落有致，具有明顯的地方特色和鄉土風情。各鄉鎮、村要結合實際，合理安裝路燈，方便村民出行，特別是村莊主干道和公共場所的路燈安裝率要達到90%以上。

（三）要因地制宜創出村莊整治和生態村建設的特色。有特色才有生命力和吸引力，各鄉鎮和有關部門結合當地實際，創出特色、形成有知名度的品牌效應。要在兩個方面創出特色，一個是要在村莊規劃建設上創出特色。村莊整治和生態村建設不要求每個村搞成一個模式，我們提倡根據每個村的不同環境和特點，搞出特色，村莊規劃要堅持實用性與藝術性相統一，歷史性與前瞻性相協調，充分體現地方特點、文化特色和時代特征，努力規劃建設一批具有浙西文化和生態特色，反映田園風光、融合現代文明的農村新社區，形成一批特色村、小康村、生態村、休閑旅游村。另一個就是要在衛生保潔長效管理機制上創出特色。要努力探索建立城鄉統一的衛生保潔長效管理機制，特別是農村的保潔員、衛生員，要做到人員、經費、責任“三落實”。鄉鎮要統一規劃設置垃圾無害化處理場所，對本區域內的垃圾無害化處理進行統一規劃設置，原則上每個鄉鎮設立1個垃圾中轉站，遠郊鄉鎮自行設置一個垃圾集中填埋場，同時對中轉站、填埋場要做到專人負責，定時清運、定時清理。各鄉鎮、行政村要積極籌措資金，確保中轉站、填埋場按期建設到位，區財政對按期完成垃圾中轉站、填埋場建設的鄉鎮，將給予一定的資金補助。各鄉鎮的垃圾填埋場要求今年12月底前建成使用。

（四）要多方籌措村莊整治和生態村建設資金。村莊整治和生態村建設要立足自力更生，充分利用好村集體自有資金，挖掘潛力。同時也要千方百計用足用好省里的各項扶持政策，如宅基地整理政策（用地指標）、農村土地整理政策、省對欠發達地區的扶持政策以及其他支農政策。要積極探索“政府主導，市場運作”的投入機制，廣開思路，大膽引進外力，擴大融資渠道，通過市場運作方式，以經營的理念，組織實施“百村整治”工程和生態村建設。

（五）全民動員開展農村垃圾衛生環境集中整治。根據市委、市政府的要求，今年要結合我市創建省級文明城市的機遇，全市要在農村深入開展一次環境衛生集中整治。各鄉鎮要在春節前，統一開展一次農村環境衛生集中整治，重點是抓好公路主干道、溪流、河渠兩側的綜合整治工作，禁止亂倒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工業廢料、農作物秸稈等固體廢物。同時，各行政村要組織和發動農民投工投勞，參與村內垃圾大清除，徹底消滅衛生死角，對村內河道垃圾等漂浮物進行一次全面打撈，杜絕向河道亂倒垃圾，特別是對農村爛桔要進行一次整治。

三、加強部門之間的協調，形成村莊整治和生態村建設的合力

“百村整治”和生態村建設是一項綜合性的工作，要做好這項工作，單靠一個部門，一個單位是不能做好的，要集中有限資金，把有限的資金整合在百村整治工程和生態村建設中使用。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部門的認識已經非常到位，下一步部門和鄉鎮要統籌好項目，做好項目的結合文章，在編報項目過程中，力爭做到“下面怎么做，上面怎么爭取”。要加大班子工作力量。實施“百村整治”工程，工作量大且繁雜，日常工作、實際工作需要有專門力量、專人負責。為此，各鄉鎮要本著“精干、高效”的原則，抽調4—5個精干人員，落實必需經費，明確責任，進一步加強“百村整治工程”的工作力量。各部門要加強服務，堅決貫徹落實省委、省政府提出的示范村、整治村規劃在哪里，相關部門的項目、資金、服務就跟到哪里的要求，顧全大局、形成合力，主動對接，主動服務，做好工作。同時，要堅持“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切實將各項任務、責任落到實處。省有關部門對欠發達地區實施“百村示范千村整治”工程非常支持，各有關部門要像抓其他工程建設一樣，抓項目、抓投入、抓引進，借力發展，千方百計包裝項目，向上爭取支持，使整個工作整體推進，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

下面，我借這個機會，對當前農業和農村的幾項工作再強調一下。

第一項工作：要采取有力措施抓好秋收冬種生產工作。昨天，省、市政府召開電視電話會議，專門落實秋收冬種工作，今天上午，區農業局召開了全區秋收冬種生產現場會。各鄉鎮要結合當地實際，鼓勵農民發展經濟作物和油菜、小麥，不能種植經濟作物和糧食作物的，要種上綠肥，培植地力，重點是要解決國道、省道、縣道兩旁的耕地拋荒和連片拋荒問題。各鄉鎮和有關部門要抓緊做好種子、化肥、農機等冬種物資的組織供應。

第二項工作：抓緊掀起秋冬季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各鄉鎮要充分發動群眾，開展冬春季修水利工作，突出解決好抗旱排灌設施建設，排出一批水利工程建設項目，特別是要集中一定資金解決病險水庫加固，盡快在全區形成興修水利的良好氛圍。

篇（10）

原因分析：此項指標只監測到市級層面，各縣沒有監測數據，區環保考核按照各縣實施大氣污染防治項目完成率計算分值。我縣涉及大氣污染防治項目一項，為縣集中供熱脫硫脫硝項目。2018年完成了脫硫改造，脫硝改造沒有實施，占任務的50%，故此項指標完成率測算為50%，屬于短板指標。

整改措施：一是今年9月30日前必須完成縣城集中供熱脫硝改造，該項目于8月10日開工，目前正在抓緊施工。明確責任單位和責任人，倒排工期，倒逼進度，層層推進工作，確保9月30日建成并試運行，指標達到100%目標值。二是嚴格按照市生態環境局下達的目標任務抓好污染源穩定達標排放，確保2020年穩定達標。

二、完成目標值指標3項

（一）地級及以上城市空氣質量優良天數比率。根據XX市監測站反饋數據，2018年XX縣空氣質量有效監測天數360天，優良天數331天，占有效監測天數的91.9%。完成目標任務。

鞏固措施：持續開展建筑施工和裸露空地揚塵揚塵污染防控、機動車尾氣治理、餐飲企業經營戶油煙排放治理、“散亂污”企業排查整治等專項整治，進一步加強大氣污染防治力度，查處違法行為，實行月度調度預警機制，確保我縣環境空氣質量持續改善，鞏固好已完成目標值指標。

（二）地表水達到或優于Ⅲ類水體比例。根據XX市監測站反饋數據，2018年XX縣XX水庫區控斷面、XXXXX國控出境斷面水質1-11月份均為Ⅱ類，12月份達到Ⅰ類，XX河飲用水水源地水質均達到或優于飲用水Ⅲ類水質，水源地達標率100%，完成目標任務。

鞏固措施：以今年上半年全市其他縣區水質均有變差為警示，深刻認識我縣穩定達標面臨的實際形勢，全面落實河長制制度，進一步加強監管執法力度，及時清理河道垃圾，保證污水處理廠正常運行，杜絕新增排污口，維護好縣城水源地標準化建設，按照水環境質量“只能變好，不能變差”的要求，嚴格監測、管控我縣水環境質量，確保2020年穩定達標。

（三）一般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根據XX市監測站反饋數據，XX市生態環境局監測站反饋數據，XX縣2018年縣城一般工業固體廢物0.82萬噸，綜合利用0.82萬噸，一般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為100%，完成目標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