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資金股權投資匯總十篇

時間:2023-06-26 16: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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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運作主體定位不同

廣東股權投資的主要實施流程是產業扶持類專項資金由廣東省省級行業主管部門會同省財政廳項目申報指南,組織開展項目競爭性評審,按領域相關、業務專長、管理對接、綜合發展原則確定受托管理機構(具有股權投資管理經驗的省屬國有獨資企業),受托管理機構開展獨立調查,省級行業主管部門會同省財政廳下達項目計劃及資金,受托管理機構按照項目計劃、資金計劃和投資方案等與被投資企業簽訂協議,具體實施。政府引導基金實行市場化運作、專業化管理,公開招標擇優選定若干家基金管理公司負責運營、自主投資決策,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政府和財政部門僅僅提供基本的市場“守夜人”服務。

(二)杠桿投資效應不同

廣東股權投資的資金來源是廣東省財政預算安排,由原產業扶持類財政專項資金整合,沒有發揮財政資金“四兩撥千斤”的放大效應。政府引導基金則是發揮財政資金杠桿作用,吸引有實力的企業、大型金融機構等社會、民間資本參與,形成產業投資基金。

(三)風險承擔主體不同

盡管廣東省不斷完善投資風險管控機制,要求受托管理機構及持股主體要按照《公司法》及相關法律對有限責任公司的規定開展股權投資,承擔有限責任,防止債務連帶風險。省有關部門要加強股權投資實施管理,省財政廳把股權投資資金納入公共財政考核評價體系,負責實施重點評價或引入第三方評價政策實施效果。但市場風險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特別是為實現既定政策目標,重點支持的是抵抗市場風險較弱的處于成長期的高新技術產業和中小企業,一旦發生類似金融危機等風暴,財政資金面臨嚴重損失的可能性非常大。政府引導基金在風險分擔及回避等方面則顯得更為安全,財政投入的資金可采取“優先股”(政府財政出資作為“優先股”,確保本金與利息的安全,利息則參考同期國債利率或8%固定收益)、“回購模式”(風險投資機構在約定時間內,按照當初約定的價格回購被投資企業的“財政出資所占股權比例”)。總體而言,政府引導基金和廣東股權投資這兩種模式都還處于探索階段,政府引導基金在擴大杠桿效應,防范回避市場風險方面具有明顯優勢,但股權投資則在落實產業發展政策,體現引導目標,克服“市場失靈”上更能體現政府影響力。

二、推進產業扶持財政資金股權

投資改革的建議——以浙江省為例浙江省是民營經濟大省,市場經濟體制較為完善,民間資本充裕,具有發展和投資環境的比較優勢,且處于產業轉型發展的關鍵時期。2013—2014年浙江省政府設立創新強省基金(6億元)、信息經濟創投基金(20億元),已具備一定的產業基金管理經驗。探索符合浙江省情的產業扶持財政改革之路,應綜合政府引導基金和廣東股權投資模式的優勢,找準“政府引導”與“市場運作”之間的平衡點,采用產業引導基金模式推進財政扶持產業發展方式轉變。

(一)具體思路

評價產業引導基金的運作成效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引導基金撬動民間資本規模大小;二是引導基金及子基金投資中早期高新技術企業的比例高低;三是以有償方式保持基金的良性循環,風險防控能力強弱。(1)實現雙贏,體現“雙向”杠桿擴大效應。浙江省民營經濟發達,民間資本活躍,參與政府投資項目的意向也較為濃厚,產業引導基金應充分利用民間資本,擴大財政資金的杠桿效應。同時,基金公司也可以通過財政資金的注入,充分利用財政資金解決自身資金投資不足的問題,擴大自身資金的杠桿效應,實現政府與市場的雙贏局面。(2)準確定位,體現充分市場化原則。實踐經驗表明,財政扶持產業發展資金股權投資改革必須堅持引入市場化、專業化運作模式。政府把握宏觀方向,制定和完善政策環境,減少行政干預,加強對基金管理人的選擇和產業基金總體投資方向的把關,把具體經營權交給直接面對市場的基金管理人,合理分配政府與基金公司之間的損失和利得,探索完善激勵機制,提高政府財政資金運作效益。

篇(2)

與其他地區相比,宿遷今天這個以民營為主體、市場化為主導的醫療服務供給格局在“使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方面并不比那些公立醫院占主導地位的地區差。就這個意義而言,宿遷已經不再需要公立醫院。

宿遷市縣、區政府成立衛投中心的原因,不是因為宿遷需要重建公立醫院,而是為了拿到上級政府“補供方”的財政投入資金,這些財政資金原來的去向是“政府舉辦的”醫療機構,而宿遷已基本實現了醫療機構民營化。于是乎,上級政府竟然以此為由,拒絕把這些財政資金投入到宿遷。宿遷感到不公平,想要拿到這筆資金,所謂宿遷“新問題”正源于此。

新醫改的根本目標是“使所有人民群眾都能享有基本的健康權利”及“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公立醫院也好、民營醫院也罷,哪種辦醫形式更有利于實現上述目標,我們就應該采取哪種形式。顯然,投入到醫療衛生事業的財政資金是服務于這一根本目標的,而并非僅僅為了養活公立醫院,更不是為了讓某些部門謀取自身利益和權力。由這樣的視角我們就會清楚地看出,宿遷今天遭遇到的問題,將我們現行行政體制所存在的弊端、將所謂的“補供方”政策所存在的內在矛盾真真切切地體現了出來。

宿遷不需要公立醫院,絕不意味著宿遷城鄉居民不該“享有基本健康權利”。沒有公立醫療機構可供投入,財政資金的投入方向就應該是增加城鄉居民醫保財政補貼,即所謂的“補需方”。要知道,宿遷的新農合人均籌資額還處于全國較低水平,財政若有能力,更應該投入到新農合中去,那對城鄉居民來說,是實實在在的好處。

更為根本的問題是,除人口稀少的邊遠地區等需要政府直接舉辦的醫療機構,大部分地區并不需要政府投資興辦公立醫療機構。高州人民醫院等公立醫院的成功實踐已經表明,即使是公立醫院,也不需要政府直接投資。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財政“補需方”比“補供方”公平得多、也有效率得多。不管是公立醫院還是民營醫院,均應該通過提高醫術、改善服務、降低收費等一系列公平競爭手段,通過吸引患者來間接賺取財政補貼。簡言之,在“補供方”的情況下,醫院只要讓行政主管部門滿意就能夠獲得盡可能多的財政補貼,而在“補需方”的情況下,醫院只有讓患者滿意才能掙到足夠多的收入。

顯然,讓包括財政補貼在內的醫保資金跟著患者走,讓各類醫院通過公平的市場競爭,爭取患者從而獲得收入,更有利于解決看病難和看病貴問題。

此外,所謂通過政府直接補貼公立醫院,從而保障公立醫院的公益性,實際是經不起推敲的說法。

當然,我們理解宿遷的無奈。地方政府沒有能力改變凌駕于其上的行政體制和醫療衛生體制,它甚至很難拿到那筆定向投入于公立醫療機構的財政資金,更遑論主動提出變更這筆資金的用途,由“補供方”變更為“補需方”,盡管這樣做更簡便、更有效率,而且也更符合宿遷城鄉居民的利益。

也許是不得已,宿遷市政府試圖通過參股、借款等形式,將財政資金投入到民營醫療機構中去。

不過,這種做法存在許多困難和障礙,以及潛在的危險。

首先,政府若以借款形式將財政資金投入到民營醫院,借款是否收息?收息謀利尤其是從醫療機構謀利不是政府該干的事,無息借款意味著財政補貼私人,必然成為人人爭奪的肥肉,從而容易滋生腐敗;其次,若以股權形式投資,非營利機構本就不會分紅,那所謂的國有資產增值根本就沒有道理,連國有資產保值都是很不靠譜的事;再次,作為社會管理者和醫療行業的監管者,政府自然擁有通過法律手段、以及適當的行政手段,保證醫療機構維護社會公益的權力,并不需要通過股權投資來謀求這種權力。而如果政府通過股權投資介入民營醫院的管理層選擇和經營管理決策,那完全是用己所短,取代民營醫院所長,必然會遭遇民營資本的抵觸。同時,也會極大地打擊社會資本進入醫療行業的信心。

更為關鍵的是,假如宿遷各級政府通過參股獲得了醫療機構的控股權,并通過這種控股權獲得醫院的人事任免權和經營決策權,所謂的民營醫院實質上就重新倒退成傳統的公立醫院。如此一來,宿遷醫改后自然實現的“管辦分開”格局就會喪失,“管辦不分”歷史就將重演。如果這樣,可以斷言,宿遷醫改可謂功虧一簣。

篇(3)

(一)基金設立的目的及意義我省政府創投引導基金的設立,是省政府穩增長、促發展戰略意圖的體現,有利于有限的財政資金資源的優化配置,對實施供給側改革,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率具有重要意義。它推動了傳統的由財政撥款直接支持企業發展的方式向運用市場化手段轉變,是財政治理理念和資金管理及分配方式的深刻變革。在當前國家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指標步入下行通道,結構性矛盾突出,部分行業產能過剩,財政收支增速明顯放緩的背景下,在適應新要求財政資金逐步退出競爭性領域的同時,采用政府引導基金的方式,使財政資金與社會資本結合引導性投入到具有一定外部性的競爭領域,是政府轉變職能,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的重要制度創新,可以彌補股權投資領域的市場失靈,吸引社會資本和引導投向,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的健康發展。

(二)我省現有政府引導基金的布局截止2015年底,我省省級共有政府引導基金8支,總規模194億元,其中財政出資39.2億元,分別設立了戰略新興產業投資基金、旅游文化體育產業投資基金、文化產業發展投資基金、小微企業扶持基金、農業產業發展基金、民營企業創新轉型投資基金、中小企業創業投資基金和城市人居環境PPP投資引導基金,主要支持我省裝備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文化旅游、現代農業、現代服務業、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以及中小微企業發展。

(三)創投引導基金的運行情況截止2015年底,上述政府引導基金合計投資38.85億元,共投資項目39個,其中戰略新興產業基金投資項目9個、山西中小企業創業投資基金(以下簡稱“中小創投”)投資項目18個、山西農業產業發展基金投資項目2個、山西省小微企業創業投資基金投資項目10個。從基金運營時間來看,中小創投和山西省小微企業創業投資基金均成立于2013年,成立時間最早,投資難度較大,投資項目較多。同時,也是財政廳相關部門人員參與投資決策最為直接,在基金運營過程中經驗最為豐富的引導基金。

二、山西中小企業創業投資基金和山西省小微企業創業投資基金運營的經驗

2014年以來,我國經濟環境處于體制深化改革、產業結構性調整的關鍵時期,隨著大宗商品價格的大幅降低和淘汰落后產能的持續推進,以煤炭、冶金、化工為主要經濟支柱的山西經濟急劇惡化,中小微企業生存環境愈發艱難。隨著聯盛、海鑫等企業債務危機的出現,多數商業銀行在山西縮緊信貸政策,融資難問題更為突出。在此背景下,作為以市場化方式運營的政府引導基金在我省應運而生,既兼顧政策引導同時又考慮市場化運作。創新的投資模式,不但要給企業帶來資金,更重要的是給企業帶來資本市場理念和借助資本市場快速發展的能力。

(一)兩支基金的管理模式1.組織形式山西省小微企業創業投資基金是以公司制形式運營,股東分別是山西省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代省財政持股2000萬)及山西省中小企業基金集團有限公司(投資3000萬),投資項目決策機構為董事會。山西中小企業創投基金是以合伙制形式運營,由山西證券全資子公司山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普通合伙人(兼基金管理人)出資1000萬元并管理基金,同時山西國信集團(有限合伙人)出資1億元、龍華啟富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人)出資9000萬元,共同發起成立,其中財政資金委托山西國信集團出資。中小創投項目投資的決策機構為投資決策委員會。2.投資流程兩支基金在投資流程上幾乎一致,通過各自渠道收集項目,做初步接洽后進入項目篩選階段,一般每10個項目有2-3個項目被選中進入立項程序,項目立項后,基金會同第三方中介機構(包括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評估機構等)對項目展開全面的審慎盡職調查,經過盡職調查的項目在滿足一定條件的情況下會進入投資決策階段,基金通過董事會和投資決策委員會充分討論后,決定是否投資。通過決策的項目,投資經理會與被投資企業就具體投資協議的條款進行商務談判,并最終簽署投資協議,完成交易。兩支基金在成立時的目的就是支持我省初創期和成長期的中小微企業,以市場化的手段促進我省中小微企業健康發展,實現經濟的轉型跨越發展。基金在盡調到決策整個過程中發現,影響中小企業健康發展及融資困難的一個突出的問題是企業法人治理不完善、財務不規范程度高,規范難度較大,且多數企業未進行股份制改造,這些問題制約了企業與基金的進一步對接,需要政府“下猛藥”、中介(包括基金)“下功夫”、企業“下決心”,幾方共同努力逐步完善,而單純的資金支持治標不治本。中小創投投資定位面向行業發展前景良好、具有自主創新能力的、高成長性的省內中小企業。基金團隊多數來源于山西證券投行體系,他們通過對企業的培育和引導,使企業逐步實現規范化運營,發掘其內在價值,以市場化運作的思路,著力打造省內細分行業的優秀企業。這些理念在對山西寰爍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山西精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資上表現較為突出。以寰爍股份為例,早在2013年在對各地市摸底時發現該企業有一定的基礎、盈利能力較強、企業所有者有意愿通過資本市場得到更好的發展。但企業規范程度低,主要體現在:①法人治理上,所有者與經營者不能嚴格的區分,在野蠻生長時期,老板幾乎把所有的精力放在業務、關系、資源上,對法人治理基本沒有概念。②財務規范上,老板更多關心的是企業有多少現金,對企業財務結構、資產狀況關心不夠。③對企業業務的把握沒有做到精細化。基金團隊通過對企業老板、高管、員工的培訓,利用股東資源逐步完善企業法人治理、規范財務管理,并通過基金投資和“新三板”掛牌帶動社會資本共同支持企業。在基金投資后,寰爍股份通過各種方式獲得資金已逾億元,經過中小創投和企業的共同努力,寰爍股份已經成為山西在線教育行業的領先者。寰爍股份的變化不是資金帶來的,而是遵循市場化方式以資金支持為突破的全方位管理服務帶來的價值。

(三)兩支基金的投資策略資本市場私募股權投資基金投資天使期和早期項目,多數采用夾層投資的方式,以優先股和可轉股債權為主。在優先股投資方面,國務院于2013年11月30日《國務院關于開展優先股試點的指導意見》,決定開展優先股試點;2014年3月21日,證監會《優先股試點管理辦法》進一步明確,在試點期間,只有符合條件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眾公司(即“新三板”掛牌企業)可以發行優先股。其余普通公司在優先股發行方面仍然受《公司法》中“一股一票、同股同利”等條款的約束。因此,國內人民幣基金絕大多數采用可轉股債權方式投資。中小創投和山西省小微企業創業投資基金結合上述相關政策、基金設立目標及企業的實際運營情況對企業采用股權投資、可轉股債權投資的投資方式,其中中小創投股權投資企業9家、可轉股債權投資企業9家;山西省小微企業創業投資基金投資企業10家,投資方式均為可轉股債權。在具體項目投資方式的選擇上,中小創投經過兩年的摸索,形成了適合山西實際的投資策略。1.股權投資策略任何一支私募股權投資基金都有意愿在企業的成長中獲取增長帶來的紅利,并非所有的企業都適合股權投資,在享受高額回報的同時基金也承擔著較大的風險。股權投資的風險來源于三個方面:①企業財務、稅務不規范;②企業存在較大的政策及法律風險;③企業商業模式不可持續。其中,政策及法律風險最為關鍵,但經過充分的盡職調查工作,可以判斷風險對投資的影響程度。企業財務不規范對投資風險的影響最大,體現在投資前對企業業務真實開展情況的判斷、投資談判時對企業真實價值的評估、投資后對企業的主動服務管理等方面。中小創投對股權投資的要求比較嚴格,基金團隊(包括決策團隊)對上述三個方面的盡調非常充分,基于充分盡調的投資決策判斷更為客觀。2013年中小創投投資決策會上對某科技企業做出商業模式不清晰、可持續經營能力較差的判斷,基金團隊在持續項目跟進的過程中發現,一年后該企業確實由于運營管理方面的不完善導致業務拓展和客戶維護上出現了比較大的問題。從引導基金運作的角度來講,股權投資帶來的回報較高,基金整體收益高更利于資金募集工作的開展。基于此,中小創投對山西澳坤生物農業股份有限公司、中綠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兩個企業的投資更大程度上是看重了企業持續高水平的盈利能力和未來從“新三板”轉板至創業板的可能性。2.可轉股債權投資策略中小創投對暫不滿足股權投資條件的企業,采取可轉股債權的投資方式,先給予企業一部分資金,讓他們在日益惡化的經濟環境中暫解燃眉之急,通過投后管理繼續引導和培育企業規范化運營,擁有能持續健康發展的基礎。中小創投對可轉股債權的投資標的判斷依據與股權投資的條件相比,僅僅是放開了對財務規范的嚴格要求,允許企業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規范行為。為了保障基金資產的安全性,會要求企業提供一定程度的保證措施。中小創投希望通過前期的資金支持,在企業滿足規范要求的前提下,能夠以較低的價格將前期的債權投資資金變為企業的資本金,基金•工作研究同樣在與企業規范、共同成長的過程中。太原恒山機電設備有限公司在我國修磨機領域擁有絕對的技術領先地位,和其他中小企業一樣,企業老板很希望通過資本市場特有的影響力和融資環境發展,但企業自身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規范問題,且受下游鋼鐵行業不景氣影響,企業資金回籠周期較長,中小創投利用可轉股債權的形式先期給予恒山機電資金支持,同時幫助企業進行規范,使其像寰爍股份一樣得到真正的快速發展的能力。

(四)基金的增值服務策略基金投資企業,給企業帶來的不僅僅是資金,更重要的是基金利用各自獨特的核心優勢和價值創造的方法幫助企業發展。山西省小微企業創業投資基金對已投或未投資企業不遺余力的開展財務、法律咨詢服務,同時利用自身資源幫助企業拓展銷售渠道。中小創投作為證券公司平臺的基金管理公司,以山西證券長期服務資本市場的優勢,為所投資企業帶來借助資本市場快速發展的能力、在產業鏈中創造和發現價值的能力、完善資源配置的能力。受經濟周期影響,2014年以來山西華晟果蔬飲品有限公司存在下游企業回款周期長、企業經營性現金流不足等問題。中小創投于2015年12月投資該企業后,在努力為企業提供財務規范、“新三板”掛牌等服務的同時,也利用資源幫助企業拓寬國內銷售渠道。同時,基金團隊也在積極為企業對接信托公司,以土地流轉信托的形式幫助企業降低生產成本、進一步提高原料品質的穩定性,使企業逐步實現機械化生產。

(五)引導基金產生的作用以中小創投為例,目前政府引導資金出資1億元,山西證券出資1億元,2015年全年投放資金1.5億元,當年帶動社會其他投資人投資4.8億元,所投資企業發展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中小創投投資的海玉食品通過零售渠道發力,僅用了半年時間通過新渠道帶來的收入達到7000萬元。目前該企業正在考慮新增一條生產線繼續擴大生產和銷售規模,新增一條生產線需要新增工人5-20名,新增一個銷售渠道需要招聘銷售人員2-4名,由于經濟效益的提高直接帶動了當地用工的需求,產生了良好的社會效益。顯然,政府出資設立引導基金的模式,提高了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益,獲得資金支持的企業利潤的增長帶動了招工需求的連鎖反應,都將使這一創新機制的聯動效益不斷擴大,比單純“撒胡椒面式”的財政資金投入效果更為明顯。

三、兩支基金運作以來遇到的問題

(一)引導基金市場化水平較低、募資渠道亟需擴充山西省政府設立引導基金的目的是以“市場化運作,政府引導”作為基金運作的基本原則。但在這兩支基金的實踐過程中,發現引導基金受限于財政資金屬性及當前的管理思路,引導基金被賦予了較多的政策性目標,對基金投資地域、投資范圍、投資金額做了不同程度的限制,使得引導基金尋找合適的投資標的變得困難,出現資金沉淀、閑置現象,資金利用效率低下。其次,我國基金投資人發展尚處于早期,社保基金、保險等大型機構基金投資人偏少,民營企業和自然人基金投資人偏多,而且多數基金投資人追求短期收益,長期投資意愿不高,這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引導基金的資金來源狹窄。另外,由于山西本地缺乏質地優良的投資項目,導致一些優秀的投資機構不敢與引導基金合作,資金募集受限。長此以往,引導基金的引導作用受到嚴重制約,無法達到其引導創業投資的目的。

(二)政府和社會資本雙方訴求存在利益沖突政府引導基金的設立,希望利用市場化手段支持實體經濟的發展。作為出資人的地方政府和社會資本,由于頂層設計的不完善,導致雙方在體制機制上無法均衡統一。通常而言,社會資本重視項目投資及基金收益情況,而政府引導資金傾向于普惠金融、管理制度和投資流程規范化,資金安全等方面。另外,政府引導基金的市場化運作過程中,基金管理人與政府雙方存在利益訴求的分歧,政府給予財政出資考慮以資金安全為先,而基金本身就是風險投資的業務,基金管理人并不能保證財政出資的絕對安全。雙方利益的不一致,會導致“利益共享,但風險不共擔”的局面出現,嚴重影響基金的運作效率,同時也會對基金收益及風險控制等各方面造成不利影響。

(三)基金在項目選擇方面的困境從基金運作的角度看,山西省大部分中小企業存在各種規范性問題。數據顯示,全省13.5萬家中小企業,完成股份制改造的只有500多家,實際按股份制改造后規范運行的企業不足400家,在企業法人治理、財務管理以及內部控制等方面存在較多問題,特別是股權結構單一,經營管理機制不健全、財務兩套賬、核算不規范、稅收不到位等現象普遍存在。另外,企業多是家族企業,企業老板缺乏現代管理意識和有效的自律機制,對新股東的進入存在抵觸感。從政府引導基金的發展看,山西省政府引導基金的設立•工作研究不足3年,山西本土的基金投資、決策和管理團隊需要進一步磨合和完善。以中小創投為例,基金管理團隊成員均是由從事投資銀行業務人員轉為從事創業投資業務,團隊擁有比較豐富的投資、投行等資本市場運作經驗,但對于創投業務,沒有先例可循,需要進一步培養創投經驗,提高投資效率。

(四)引導基金類別繁多,績效考核體系不完善截止目前,山西省各地市、部門都相繼設立了政府引導基金,設立形式有小微企業引導基金、創業投資引導基金、股權投資引導基金、產業投資引導基金等,類別繁多。這些引導基金規模大小不一、投資方向不同、投資限制各異、政策導向目標互有差別。我省政府引導基金尚未建立完善的基金績效考核體系,即主要對資產情況進行保值增值的評價,對于如何監管以及具體考核體系并未作出詳細的辦法規定。同時,多數引導基金把業務重心放在合作管理機構評估篩選、引資和投資上,對基金的運作管理較為輕視,這使得政府無法對當前業已運作中的政府引導基金全面客觀地做出考核。隨著引導基金逐步進入投資后期甚至是退出期,建立完善政府引導基金績效評價體系已經成為當前政府引導基金亟待解決的問題。

四、政府引導基金市場化運作的思考

(一)完善政府引導基金的頂層設計,厘清政府與基金的角色定位政府引導基金在我省發展尚處于早期階段,在引導基金設立的結構上需要根據省、市資本市場的發展程度、產業轉型需要,統籌安排基金的投資方向、規模結構等,對財政資金的注入、運營、退出、收益進行有效的規范監管。同時,應當建立健全基金市場化運作的制度安排,把握好政府在基金管理上的“度”,尋找出兼顧政府、基金公司、企業各方利益訴求上的最佳契合點。通過建立“母子基金”運作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政府引導基金在基金管理、利益訴求等方面不對等的問題,即財政資金通過“母基金”(FOFs)(所謂FOFs,即投資于基金的基金,其與一般的基金不同,是以股權投資基金作為投資對象的特殊基金)吸引實力比較強的投資人為財政資金做第一次放大,再通過招標等程序篩選合適的基金管理人合作成立“子基金”為財政資金做再一次放大,是目前創投基金運作大多采用的基本方式,但并不能完全解決政府與基金市場化運作之間的問題。根據財稅體制改革和國企改革要求,如果償試按照目前政府管資本這一思路,將財政資金通過資本運營或投資公司投入到母基金,將創投基金的具體管理事項下移,可以有效解決政府角色與基金市場化運作之間的矛盾。政府在資本運菅公司層面設立理事會或管理委員會等機構,由其制定創投基金的政策并監督創投基金的運作,創投基金公司(合伙人)則以完全市場化手段開展基金募、投、管、退等經營活動。

(二)從制度設計上創新創投基金的風險管控創投基金有別于一般私募基金的地方在于既要體現政府意志又要尊重市場規律,要實現二者的有機統一,政府就要充分考慮創投基金運作可能產生的風險,結合不同基金特點界定出合理的創投基金風險容忍度,這對政府設立管理創投基金是個挑戰。要研究償試設立風險準備,從制度上解決創投基金“不敢放手作為”的問題。

(三)進一步強化政府引導基金市場化運營根據清科資訊統計,截至2015年12月底,國內共成立780支政府引導基金,基金規模達21,834.47億元。其中省級政府引導基金的規模最大,226支基金規模總額達到9,980.37億人民幣。基金設立數量最多的是地市級政府設立的引導基金,共有417支基金,基金規模8,243.00億。在政府引導基金的設立形式上,各地方政府根據投資方向和重點,設立股權投資基金、產業投資基金、天使投資基金等。一是加強政府引導基金市場化方式運營,要在以下幾個方面體現市場化要求:首先是資金來源及管理機構選擇要市場化,政府作為出資人,要和具備相應能力的市場化基金管理人進行合作和資源互補,從市場上尋找社會投資人,實現資金規模的杠桿放大效應。其次是投資策略市場化,打破引導基金既有的政策性限制,制定相關投資策略,以達到在風險固定的條件下,追求投資收益的最大化,或者在收益固定的情況下,追求投資風險的最小化的目標。在制定基金的相關政策時,應結合山西本地實體經濟的實際情況,進一步突破引導基金關于地域、行業、階段的限制。最后是內部管理市場化,建立相關的工作體系,包括行業信息和數據庫、基金考核評價標準、科學的決策機制等完整的內部管理程序。二是要科學篩選基金管理機構。政府引導基金既要肩負“引導社會資金投資實體經濟”的政策性任務,又要兼顧社會資本的回報訴求,要求基金管理人具備比商業性基金更高的素質和能力,因此在對基金管理人的選擇,特別是對子基金管理人的選擇,要通過招標確定基金管理團隊(公司),而盡量避免目前地方的常見做法,直接將基金委托事業單位或交由國有投資平臺管理。1.高素質的管理團隊政府引導基金篩選管理機構,發起設立并管理該基金的投資機構必須具有高素質的管理團隊,即管理人員穩定、專業知識過硬、行事風格務實、歷史業績突出、具有豐富的產業投資和股權投資經驗以及較強的品牌影響力。2.完整的機構運營體系和高效的決策流程由于近一年來,私募基金(包括政府引導基金)行業發展迅速,出現了一些魚龍混雜、良莠不齊的突出問題。鑒于此,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于2016年2月5日《關于進一步規范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記若干事項的公告》,調整了基金管理人的登記備案要求,并對基金管理人的信息報送、披露制度、內部控制、資金募集、合同簽署、基金團隊有嚴格的規定及準入,與之一起的有《私募投資基金信息披露管理辦法》、《私募基金管理人內部控制指引》、《私募投資基金合同指引》、《私募投資基金募集行為管理辦法(試行)》等。中基協的這一舉措對引導基金的設立、基金管理人的篩選、基金的運作等多方面提供了標準和依據。基金管理人不但要滿足中基協的相關要求,更重要的是完整的運營體系和合理的投資決策機制能夠保障項目篩選、項目初調、立項申請、盡職調查、投資決策、投后管理、投資退出等項目投資的全過程。與擁有完備的運營體系的基金管理人合作可以有效降低系統性風險,確保投資人資金的安全性和利益最大化。3.豐富的基金運作經驗和出色的歷史業績具備豐富投資經驗的投資機構,具備一定的行業資源,善于把握行業發展趨勢,能有效發掘被投資企業的內在價值,可以較準確做出投資判斷。具備上述能力的基金管理人往往又是行業里的領先者,他們見證了中國資本市場十多年間的幾次沉浮。與此類機構合作,引導基金不僅可以獲得穩健乃至高額的收益,完成扶持并做大企業的目標,還可利用其已有口碑進一步提升自身品牌效應。

篇(4)

[中圖分類號]F83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736X(2012)06-0073-02

私募股權投資是指由專業投資機構運作的以企業的非公開交易股權為投資對象的一種風險投資模式。在我國,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已成為快速發展的新興行業之一,但由于制度層面缺乏支撐,政府在此類風險投資活動中承擔了過多的風險和責任,而民間資本參與私募股權投資行業發展的活躍度并不高。當前,構建完善的制度體系,培育市場化投資主體,建立對民營企業的風險投資方式意義深遠。一方面,有利于民營企業、中小企業解決融資難問題;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規模龐大的民間資本尋求資本增值的新渠道。

一、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的核心價值

私募股權投資基金(Private EquityFund)是指專業投資機構作為發起人向特定的投資者募集資金,并投資于企業私人股權的金融投資活動。私人股權(Private Equity,簡稱PE)是指私人公司(Private Firm)的非公開交易股權。與之相對應的概念是公開股權(Public Equity),即上市公司的公開交易股權。從股權投資方式看,股權投資可以分為公開股權交易和非公開股權交易兩種形式,也就是股票發行上市和私募股權投資。私募股權投資的增值收益主要來源于企業成長溢價和市場風險溢價(Market Risk Premium)。

相對于傳統的產業投資來講,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具有新型的投資理念。第一,它不是利用自有資本來投資,而是通過非公開募集資金的方式在短時間內聚集規模巨大的資本,有利于發揮資本的規模效應。第二,它的投資對象是企業,投資前要對企業進行價值評估,投資企業后還要對企業進行重組和改造,有利于企業價值的提升。第三,它的投資標的是企業的非公開交易股權,與公開上市交易相比,與企業私下協商達成的股權交易方式具有較低地融資成本、適度地信息披露和寬松的監管方式等優勢。第四,它購入股權的目的是為了將來能在股權市場上轉讓持股而獲利,具有較長周期持股的特點。第五,它的投資策略講究的是投資組合的概念,其盈利性取決于一攬子投資計劃和投資組合項目的盈利情況。由此可見,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的運作模式體現了集合投資、專家理財、長期價值、合作共贏等多重投資理念和價值主張。

二、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的制度安排

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的運作離不開三個主體,即出資者、管理者和受資企業。其中,出資者負責提供貨幣資本,管理者負責提供人力資本,受資企業負責提供股權資本。如果把私募股權投資基金作為一個制度體系來理解,投資制度就是致力于解決三個根本性問題。首先是出資者的保護和收益問題,投資的首要任務是保證資本安全,出資者得有優先權。其次是出資者和管理者的角色定位,既要保證管理者的管理優勢,也要使出資者在重大事項上有控制權。最后是解決管理者的激勵和約束問題。私募股權投資基金采取的是機構投資方式,而機構投資方式產生了雙層的契約關系,即投資者與管理者之間簽訂的認購或合伙協議,以及基金組織與受資企業之間簽訂的投資協議。這些協議約定了投資者、基金組織以及受資企業三個主體間的生產關系和責權利制度,實際上也解決了上述三個根本性的問題。

主流的PE基金組織形式采取的是有限合伙制。出資者稱為合伙人,包括普通合伙人(General Partner,簡稱GP)和有限合伙人(Limited Partner,簡稱LP)。GP作為基金的發起人承擔管理責任,LP負責出資和監督。在保護投資者方面,GP與LP之間簽訂的合伙協議規定PE基金有固定期限,基金到期時需將本金和回報還給LP;在角色定位方面,GP要有一定出資,同時要投入其人力資本負責管理和運營基金,對PE基金的債務承擔無限責任。而LP只以其投資額為限對PE基金承擔有限責任;在激勵和約束方面,私募股權投資基金采取的是雙重激勵模式。首先,LP按合伙協議給予基金經理利益分享激勵,GP按照所管理的基金規模的一定比例收取年度管理費以及按照基金凈收益的一定比例提取業績分成。其次,基金管理公司與受資企業簽訂的投資協議對未來的投資交易達成約定,除約定投資者對受資企業的估值和計劃投資金額外,還包括被投資企業應負的主要義務和投資者要求得到的主要權利,以及投資交易達成的前提條件等內容。在基金資本退出時,對于受資企業的價值增值分配,不是簡單的按資本投入比例分配,而是經由激勵約束功能很強的對賭協議做出安排。

三、我國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發展導向

我國PE基金市場最早是由外資基金主導的,2006年之后,在政府鼓勵和推動下本土基金開始崛起,一些中央企業和國有資本迅速跟進,進入PE基金行業。2007年6月1日《合伙企業法》出臺了,給予了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合法成立、續存的法律依據。2007年之后,第一批合伙制的基金PE開始出現,民間資本開始在國內私募股權投資行業占據一席之地。

經過近十年的探索和實踐,當前國內PE基金已形成外資、國資、民資三分天下的局面:一是外資機構在國內設立的外資基金,像JP摩根、高盛、KKR、Blackstone等國際投資機構已在國內紛紛設立基金;二是政府牽頭設立的國有基金,如渤海產業投資基金、山西能源基金、廣東核電產業基金等;三是民間資本自發設立的民營基金,如九鼎投資、宏福股權基金等。

當前社會各界關于本土PE基金發展方向問題存有不少爭議,主要集中在政府的角色和定位問題上。在本土PE基金行業發展過程中,有一條發展路徑是由政府發動國有資本參與PE基金投資。支持的一方認為,政府應當介入國內PE基金市場的發展,主要理由有產業政策的需要、解決“市場失靈”問題以及發揮財政資金的杠桿作用等。而反對的一方則認為,PE基金市場屬于高收益高風險的行業,政府在沒有透明或一致的原則下根據政府意愿實行補助或限制,是對市場的不恰當介入。這兩派觀點實際上是對本土PE基金未來發展導向的爭論。

客觀地看,政府對PE基金行業過多介入和干預將給PE基金行業的整體發展帶來如下隱憂:一是以財政資金扶持,會形成資源的不均衡,從而影響PE基金市場的公平競爭;二是財政資金不適合高風險項目的投資,這會使政府承擔過多的風險責任;三是國有資產管理體制與風險投資行業的管理模式存在沖突;四是政策性基金的定位和盈利模式問題較為模糊,如果定位是盈利的,會形成與民爭利的局面,而如果定位是不盈利的,則國有資產的考核目標又無法實現。國際上的風險投資實踐表明,風險投資資金主要來自于商業化資金。在風險投資領域,大規模的政府投資是不可持續的,只有帶動民間投資,才能有效促進經濟的健康發展。

四、我國PE基金市場化運作思路

PE基金市場化運作的特點是投資者、基金管理公司、受資企業各主體之間的關系由一系列的制度和規則來維系,市場的參與者可以在制度化的市場下進行自覺的逐利活動。當前,我們需要構建完善的PE基金行業的制度體系,應從以下幾方面人手,解決PE基金市場化運作環節所存在的現實障礙和深層次矛盾,以激發其制度優勢和內在活力。

(一)深化體制改革

黨的十四大以來已形成許多基本改革理論和共識,如發揮國有資本的控制力和影響力,在一般性競爭領域不要與民爭利。當前必須深化改革,包括企業改革和金融體制改革。在改革中要打破各種壟斷,真正實現各種經濟成份的平等準入、公平競爭,調動社會各投資主體的積極性,在機制設計上要給予民營企業、民間資本特別是民資工基金以更多的投資機會。

(二)完善監管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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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運的是,我們的中央政府已經看到了市場機制的重要性。7月23日,在湖北省武漢市主持召開的部分省市負責人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要進一步形成全國統一的市場體系,形成公平競爭的發展環境。他再次強調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要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作為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取向,加快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著力清除市場壁壘,提高資源配置效率”;要進一步提高宏觀調控水平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以加快轉變政府職能為抓手,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篇(6)

隨著我國公共財政體制和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醫療機構的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醫院面臨投資多元化、競爭激烈化、業務復雜化、管理精細化的經營環境。1998年出臺的《醫院會計制度》已不能滿足醫院內部經營管理、外部信息披露的雙重需要。因此財政部會計司于2009年推出《醫院會計制度》(征求意見稿),在廣泛征集社會各界意見后進一步深入研究,于2010年7月再次推出《醫院會計制度》(二次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意見稿》),相對于原《醫院會計制度》更具有科學性、前瞻性和適應性。

一、推出《意見稿》體現的重要改革理念

(一)會計應如實反映經濟交易或事項

會計作為貨幣量化的信息系統,如實反映經濟交易或事項是有效實現其職能的基礎。這一重要理念也集中體現在《意見稿》的業務處理上。一是緊跟財政體制改革的步伐。《意見稿》中新增零余額賬戶用款額度、財政應返還額度核算國庫集中支付業務;增加應付職工薪酬、應付福利費和應付社會保障費,并通過一級明細科目,分別歸集工資、津貼補貼、其他個人收入,核算津貼補貼改革的內容;增設短期投資、長期股權投資、長期債權投資、累計折舊、累計攤銷等科目配合國有資產管理制度的實施;要求在預算收入和預算支出、本期結余、累計結余科目中,按照基本支出和項目支出、支出的功能和經濟性質分類逐級設置明細科目,配合部門預算和政府收支分類改革的核算工作。二是細化會計核算科目體系。《意見稿》中將財務費用從管理費用中分離出來,將在加工材料分解為委托加工物資和生產成本兩個科目分別核算委托加工業務和自制醫療用品或藥品業務,將對外投資細分為對外股權投資和對外債權投資。三是科目設置體現醫院業務公益性與社會性并存的特征。《意見稿》根據醫療體系改革后醫院社會化提高,醫院面臨激烈的競爭環境,加強財務管理和成本管理的需要,引入企業財務會計中成本核算和投融資核算的科目,但是醫院承擔著重要的社會責任,不能以盈利為主要目的,并需要國家財政的支持,必須反映財政資金使用和預算執行的情況。可見,只有按照經濟業務和事項的實際性質細化核算科目,才能夠如實反映和有效呈現各項經濟業務對主體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的影響。

(二)會計信息系統應提供完整的、系統的財務信息

《意見稿》相對于《醫院會計制度》在提高信息完整性和系統性上作出了相應努力,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將基建會計納入大賬,設置“在建工程”和“基建工程”科目,分別核算非基建項目和基建項目的投資情況,并根據實際經濟業務類別設置完整的一級明細科目。二是《意見稿》增設了累計折舊、累計攤銷、預計負債等科目,提供了完整的資產負債信息,修正了資產負債核算體系的缺陷。三是《意見稿》增加了現金流量表、醫療收入明細表、財政補助收支情況表、基建投資表、成本報表及報表附注,形成了一套完整、多層次的報告體系。

(三)會計核算系統要兼顧成本管理、預算管理和財務管理的需要

第一,《意見稿》在考慮醫院公益性和公立性條件下,大量采用了《企業會計準則》的核算方法,增設了成本類科目――生產成本,將支出類科目修改為費用類科目,并且細化了成本費用的核算科目和明細賬戶,加強醫療成本核算和管理。第二,在《意見稿》中同時考慮了醫院財政預算資金的核算需要、設置了一系列的預算會計科目,并增加了財政補助收支情況表,滿足預算資金的核算和管理需要。第三,《意見稿》中將對外投資細分為對外股權投資、對外債權投資和短期投資,將其他應收應付款分解為其他應收應付款、預付賬款和代管款項,增設了財務費用、預計負債、短期投資,強化財務管理。

(四)體現科學化、精細化的管理理念

實現科學化、精細化管理是《意見稿》推出的重要目標,一是如實核算和反映公共財政體制改革后對應財政資金的使用和流動情況,有助于提高公共財政資金的管理效率和效果,也有助于評價公共財政改革的成效。二是提供配比的收支信息,不僅有助于內部管理者樹立成本意識、加強成本控制、改善經營管理,也有助于社會公眾衡量醫院公共受托責任的履行情況和醫療服務定價的合理性。三是提供資產管理、風險管理和投資管理的信息,便于作出科學的投融資決策。四是提供現金流量信息,加強了醫療機構流動性管理,提高了醫療機構資金預算管理的科學性。

二、《意見稿》尚待進一步完善

《意見稿》明確以權責發生制為計量基礎,廣泛采用《企業會計準則》的科目設置和核算方法,相對于現行的《醫院會計制度》已經在科目設置、核算方法、報告體系等方面有了顯著的改進和提高,具有科學性、前瞻性和適用性的特點,但是也存在一些有待改進的地方,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固定資產核算困境

《意見稿》中對不同資金來源形成的固定資產采用了不同的核算方式,對于財政資金以外的資金來源借鑒《企業會計準則第4號――固定資產》準則的規定進行核算,已經是很成熟和完善的核算方式,本文主要探討財政資金來源形成的固定資產核算方式尚存在缺陷。首先,在取得固定資產時確認固定資產、同時還確認財政補助收入、醫療業務成本。由于固定資產投資的周期性、波動性、價值差異大等特點,導致核算主體各期的收入費用波動性大,不利于業績考核和成本戰略管理。其次,固定資產的核算過程不符合權責發生制的實質。在購買當期一次性確認了財政補助收入和醫療業務成本,而在實際耗用固定資產提供服務時,才是真正產生成本并取得收入權利的時點。再次,固定資產處置的核算也存在不足。對尚未提足折舊的固定資產的出售、報廢或損毀的固定資產賬面價值轉入事業基金,雖然此時資金的用途解除了,但是固定資產賬面價值不是單位可自由支配的資金,并且在處置后的收入也需上繳財政,因此也不滿足事業基金非限定用途的凈資產的定義。同時在資產處置后將處置時轉入固定資產清理的固定資產賬面價值部分記入其他支出,但是固定資產在購置時就已經按購買成本全額做成本或支出處理,如此則此部分資產價值記錄了兩次支出。

(二)資產減值核算缺失

首先,固定資產和無形資產資產減值核算缺失。隨著醫療衛生改革后對私人資金在醫療行業的解禁,大量民間資本進入醫療行業,醫院之間的競爭越發激烈,同時科技創新的突飛猛進、產品生命周期的縮短,加速了醫療設備的更新換代以及醫療技術的變革。為了適應激烈的市場競爭,提高國民的醫療福利,提供高質量的醫療服務,醫院必須緊跟時代步伐,不斷更新現有的醫療設備和采用更先進的醫療技術,并且醫院的很多醫療設備具有單位價值高、使用壽命長、改進或創新快的特點,使得醫院的無形資產和醫療設備類固定資產在其使用壽命內發生減值的可能性較大,而《意見稿》中并沒有考慮對此類資產計提減值準備。其次,長期投資項目資產減值核算缺失。《意見稿》將原《醫院會計制度》的“對外投資”拆分為“長期股權投資”和“長期債權投資”分別核算長期對外股權和債權投資,有利于加強對外投資管理,但是并沒有減值測試和計提減值準備的會計核算規定。在我國資本市場日益健全的條件下,一方面對外長期投資的資產價值比較容易取得;另一方面長期投資的價值受到眾多因素的影響,其波動性較大,為進一步加強資產管理,有必要在發現減值跡象時,進行減值測試,發生減值時計提減值準備。如果對已經發生減值的資產不計提資產減值準備,不僅會高估醫院的資產價值,還會低估醫院的醫療成本,從而高估醫院的經營業績,不利于醫院管理層了解真實的資產價值,作出適時的資產更新決策和長期的經營、投資決策,也不利于外部信息使用者了解醫院真實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業績。

(三)缺少醫院合并業務處理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醫療機構的市場化程度也逐步提升,醫院利用自有資產對外投資或興辦經濟實體,醫院之間的兼并、合并及聯營業務也時有發生,為了有效防止國有資產的浪費、流失和侵占行為的發生,必須規范醫療機構的投資行為,加強其兼并、合并和聯營業務的會計核算。

三、《意見稿》進一步完善措施

(一)固定資產核算建議

在預算管理與財務管理雙重需求下,公共財政資金購建固定資產業務的會計核算成為醫院等行政事業單位會計制度改革中不可回避的難題。首先,本文認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改進財政資金購建固定資產的業務的具體處理辦法。在取得固定資產時,如果用零余額賬戶用款額度支付,則借記“固定資產”,貸記“零余額賬戶用款額度”,同時借記“財政補助收入――當期收入”,貸記“財政補助收入――遞延收益”;如果采用財政直接補貼,借記“固定資產”,貸記“財政補助收入――遞延收益”。在固定資產后續計量時,借記“醫療成本”、“科教支出”等科目,貸記“累計折舊”,同時借記“財政補助收入――遞延收益”,貸記“財政補助收入――當期收益”。在處置固定資產時的處理原理與企業會計準則相似,從而同時滿足財務管理和預算管理的需要,又能實現收入費用的有效配比,也符合權責發生制的實質。其次,建議固定資產核算制度分財政資金、非財政資金來源兩個模塊,編寫固定資產取得、折舊計提到處置的全部業務處理,而不是零散的、交錯的分布在多個會計科目,以便于理解和學習。

(二)制定資產減值會計制度

本文建議在《意見稿》中借鑒《企業會計準則第8號――資產減值》準則制定相應的資產減值制度,對醫院的庫存物資、固定資產、無形資產、長期股權投資、長期債權投資以及在建工程等項目,在發現減值跡象的時候進行減值測試,并且在實際發生減值時計提減值準備,以反映醫院真實的財務狀況。

(三)制定醫院合并業務會計制度

本文建議在《意見稿》中有必要借鑒《企業會計準則第20號――企業合并》,制定核算醫院合并業務制度,有效防止合并過程中國有資產的流失;借鑒《企業會計準則第33號――合并財務報表》,編制醫院合并財務報表,提供醫院完整的財務信息。

四、結語

任何制度的產生都是時展的產物,《意見稿》的推出也不例外。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國家進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醫院面臨的外部經營環境和內部管理制度都發生了巨大變化,會計作為利用貨幣量化信息反映主體經濟活動的信息系統,必須體現這些變化。同時會計系統所提供的信息必將產生一系列的經濟后果,因此會計規則的制定和實施都應該建立在科學的依據之上――即制定會計制度的理念的科學性和前瞻性。應該為《意見稿》進步而喝彩,同時也必須正視仍然存在的問題和缺陷,并進一步討論和研究,以便于完善醫院會計制度,使之能夠更好地服務于信息使用者。

【參考文獻】

[1] 財政部,衛生部.關于印發《醫院會計制度》的通知[S].(財會字[1998] 58號).

[2] 財政部.關于印發《醫院會計制度》(征求意見稿)的通知[S].(財會便[2009]61號).

篇(7)

當前,廣東財政收支矛盾突出,全省財政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支出壓力。據廣東省財政廳數據顯示,2012年1至6月,廣東省地方公共財政預算收入累計完成2 994.34億元,同比增長8.64%,增幅較上年同期放緩17.32個百分點。與此對應,上半年該省地方公共財政預算支出完成2 858.94億元,同比增長了11.11%,財政收支矛盾凸顯。以D市為例,D市為珠江口岸核心城市,當前該市正處于新一輪大發展期,財政困局凸顯,據該市財政局統計,2001至2010年,該市累計實現一般預算收入635.39億元,累計實現一般預算支出779.87億元;2011年全市一般預算總收入204.3億元,總支出198.3億元,扣除上年結轉后基本持平。但由于面臨不少減收和增支因素,財政收支矛盾相當突出,這種狀況將會延續到未來幾年。如何構建穩定的財政收入增長機制,解決地方財政收支矛盾,為廣東乃至全國的改革提供經驗借鑒和范例參考,是本研究的關鍵所在。

一、D市未來幾年財政資金需求量估測

利用D市以前若干年相關統計資料,建立回歸預測模型,對該市未來幾年的財政資金需求量進行預測。

(一)財政支出

財政支出,是指一個財政年度內政府通過預算安排的財政支出總額。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各影響因素對財政支出規模的影響程度存在著差異。財政收入和政府產出成本因素成為制約財政支出規模的主要因素;GDP和人口因素對財政支出規模的作用不明顯,但其對與民生直接相關的文教科衛支出規模具有顯著影響。隨著財政支出模式和支出重點的轉變,人口、教育、衛生等方面的支出對財政支出發揮主導作用。采用財政收入、GDP、人口、教育和衛生這五個支出指標來進行分析影響我國財政支出的因素,并建立模型如式1所示:

Expt=β0+β1·Revt+β2·Popt+β3·Edut+β4·Healtht

+β5·Gdpt+εt(式1)

式1中:Expt為t期財政支出;Rev為t期財政收入,是指政府為履行其職能、實施公共政策和提供公共物品與服務需要而收取的一切資金的總和;Popt為t期人口總數,龐大的人口數量一直是中國國情最顯著的特點之一,龐大的人口也對中國財政支出產生巨大的壓力;Edut為t期教育支出,是指我國財政支出在教育方面的支出;Healtht為t期衛生支出,是指我國財政支出在公共衛生方面的支出;Gdpt為t期D市國內生產總值,是指在一定時期內(一年),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中所生產出的全部最終產品和勞務的價值。

(二)D市未來幾年財政資金需求量估測

為了獲得準確可靠的預測系數,本項目選用了1979—2010年D市各項指標數據,數據來自該市2011年統計年鑒,數據均有State11.0進行分析與回歸檢驗。

運用選取的數據對式1進行OLS回歸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從表1中Panel A可見,五個影響因素均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同時Adj-R2為0.997,即模型中的自變量能在99.7%的擬合優度下解釋因變量,但是因子膨脹(VIFs)較高為151.69,說明模型存在嚴重的共線性。為此剔除模型中與財政支出相關性較小的因素后對模型1再次進行回歸,結果如表1中Panel B所示。可見,三個影響因素均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同時Adj-R2為0.992,即模型中的自變量能在99.7%的擬合優度下解釋因變量,且模型的共線性也得到了緩解。這表明模型的回歸系數可以用于預測未來的財政支出。

結合歷史數據和現實的情況,預計D市未來幾年的財政收入、教育及衛生支出如表2所示,通過計算可以獲得該市2012—2015年的財政支出預測數。

表2中財政支出預測數是通過表1的回歸系數和影響財政支出的因素預測數計算而得。

結合表2預測結果表明,D市未來幾年的財政支出呈剛性增長,由2012年的216.69億元增長到2015年的388.93億元,而財政收入供給有限,由2012年的180.67億元增長到2015年的315.72億元,無法從整體上滿足財政資金的需要。

二、財政收支矛盾及影響財政增收的制約因素

通過以上回歸預測模型分析可知,D市未來幾年財政支出剛性增長,而財政收入供給有限,難以滿足本市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財政收支矛盾問題突出,影響財政收入穩定增長的制約因素較多,歸納如下:

(一)中央、省與地市間財權事權劃分

財政管理體制欠科學,事權與財權不統一,同時在現行財政體制下,區級范圍內產生的收入大部分歸區所有和支配,影響了市級財政收入的增長。

1.中央、省集中了地方60%的財力,但對地方尤其是珠三角地市的轉移支付卻極少,反之地市卻還要承擔一些中央、省級事權支出;中央、省對地方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以來,對地市的稅收返基數仍按改革初年的基數收入返還給地方,與地方上劃的稅收收入相比,微不足道。

2.出口退稅負擔基數不合理。自2005年核定地方的出口退稅基數以來,D市作為外向程度較高的城市,外貿出口高速增長,2011年的出口退稅已達100億元,比當初核定的基數16.5億元超出了83.5億元,但中央及省仍然按基數來核定地方財政的免擔數額,超基數部分要地方負擔7.5%,造成地方財政的負擔越來越重。

3.市本級收入增長后勁不足,市區之間事權劃分不清晰

(1)市本級稅源流失現象較為嚴重,增長潛力有限。根據全市產業布局,市區內不少企業向西部地區和其他區進行轉移,特別是全市新引進的重大項目基本上落戶于各區,市本級面臨存量稅源萎縮、增量稅源不足的形勢,增長潛力非常有限。

(2)市本級投入與產出不匹配,滾動循環動力缺失。該市的重點工程以及工業園區產生的稅收均屬所在區所有,市本級未參與分成,導致市本級的投入與產出不相匹配,市本級缺乏滾動循環的稅源支撐。此外,轉移支付制度的不完善、出口退稅負擔不均衡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都將影響市級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

(二)財政支持力度不足,產業競爭優勢較弱,影響了相應的稅利

經濟發展狀況決定了地方財政收入情況,而地方財政支持又促進了經濟發展的狀況。該市由于財政科技投入不足,導致產業競爭優勢弱,科技人才缺乏,名牌產品少,支柱產業單一,轉化增值能力較弱,影響相應稅利,導致市級財政收入增長不足。

1.該市財政科技投入不足,導致產業競爭力缺乏

(1)科技投入資金來源渠道較窄。D市企業科技研發資金主要是自籌部分,這與該市還沒有形成完備的風險投資市場有關。目前該市科技創新的融資渠道仍比較狹窄,國內外的風險資金比較難進入。

(2)科技費用資源配置結構有待調整和優化。從歷年科技投入產業結構看,主要是信息通訊類項目,與民生相關的社會發展和農業項目經費投入比重很小。

(3)科技成果轉化工作有待加強。據該市科工貿2004年調研的項目數據,176個項目共獲得103項新成果,商品化成果為17項,占16.50%,成果轉化率不到20%。

(4)國有企業、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人才引進效果不佳,科技人才缺乏。

2.財政面向“低端產業鏈鎖定”,高附加值環節卻實力薄弱,無法真正參與全球經濟高端競爭。該市主導產業被鎖定在加工制造等價值鏈低端環節,而在“微笑曲線”兩端的技術研發、品牌經營等高附加值環節卻實力薄弱,無法真正參與全球經濟高端競爭。

(三)融資難度加大

受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影響,融資難度加大。主要體現在三方面:第一,銀行銀根收縮,信貸額度受控制,地方政府獲得銀行貸款的難度加大。第二,根據國務院《關于加強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規定,地方政府不能再為投融資平臺出具承諾、擔保函,投融資行為只能由融資平立完成,對融資平臺本身資產狀況、經營能力的要求進一步提高。第三,土地融資受限制,土地儲備中心的土地儲備貸款只能按規定用途使用,不能由財政統籌用于其它項目;土地儲備中心不得使用名下土地給其它任何機構作貸款抵押。

(四)財政分配方式不規范不科學,預算資金使用效率低

該市財政分配中仍然存在將一部分財政資金切塊分給主管部門由主管部門自主安排使用的問題,預算指標到位率低,執行中追加頻繁,支出膨脹,浪費嚴重,往往造成年度的實際支出數高于年初預算數;預算分配,特別是轉移支出和專題支出缺乏可靠的科學依據,人為因素較多,隨意性較大;很多部門都在分配財政資金,導致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大大下降。

三、應對措施

充分發揮財政對D市經濟社會的杠桿作用,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優化,促進經濟持續快速增長,通過完善財政分配體制,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加快經濟發展,培植壯大財源,增加稅收收入,壯大財政實力,建立財政與經濟發展良性互動的循環機制。

(一)深化財政體制改革,完善市區兩級體制為重點的財權事權分配

首先要正確劃分市與區兩級政府的事權,明確責任。其次要建立財權統一、事權與財權相適應、保障與激勵相結合的兩級財政體制。在此過程中,探索實行市政府與區政府明確的具有該市特色的分稅制、建立科學的轉移支付與競爭性分配制度,更加有效地分配市級專項資金,實現與本市社會經濟發展相適應的職責明晰的兩級財政體制。

進一步完善中央、省對地市的分稅制管理機制,建立稅收返還基數與上劃共享收入相關連的考核機制和調整機制;適時調整出口退稅負擔基數和超基數分擔比例,建立出口退稅增長與地方財政負擔聯動的考核和調整機制;建議中央對地方的稅收返還,以利于鼓動地方多作貢獻;建議省財政根據地市上劃共享稅的貢獻程度,適度增加對珠三角地市的民生專項和基礎設施專項轉移支付補助。

(二)發揮財政杠桿作用,提升產業發展水平和競爭力

借鑒杭州、溫州的經驗,該市財政應充分發揮財政支持作用,具體措施為:

1.支持企業提升自主創新能力

落實本市財政投入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政策,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和支持企業自主創新,對參與重大科技創新的企業,給予一定比例的研發經費;對自主研發的高新技術企業,按15%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通過財政補助,支持創新企業建立創新組織。另外,對已取得科技成果,形成較大市場規模并有一定核心競爭力的重大科技項目,專項基于資助及獎勵。支持建設人才強市,支持培養和吸引高層次人才。

2.支持企業擴大有效投入,發揮股權投資對實體經濟的資本支持

通過發揮財政導向作用,引導社會資金投入珠海重點產業,提升實體經濟發展層次。通過財政補助鼓勵支持企業投資現代服務業。研究出臺促進股權投資業發展的扶持政策,推動創投引導基金重點產業投資基金的發展。盡快出臺促進本市股權投資的實施辦法,鼓勵各種股權投資機構為傳統產業升級、戰略性新興產業提升發展、科技創新型企業加速成長提供直接股權融資支持。對工業園區的投入,探索一直由市級財政投入為主的模式,改變為市場化運作,吸引投資,實現其自我良性循環的模式。

3.落實轉型升級戰略

促進傳統產業轉型升級,落實產業轉移專項資金,支持傳統企業有序轉移升級,提高土地集約利用率,優化產業布局。落實促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和擴大內銷的財政政策,推動外經貿發展方式轉變。在稅收層面上,充分利用國家現行對高端制造業、高新技術、軟件、現代服務業等行業的稅收優惠政策,大力發展高科技企業和產業,構建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投資的稅收政策體系。利用特區稅收政策吸引投資,輻射帶動市內其他區域的投資發展。

(三)采取競爭性分配和獎勵方式的機制

采取競爭性分配方式和獎勵的方式替代財政直接投入的機制,制定標準,引導企業投資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產業,通過政府引導充分提高企業的內生積極性,提高產業發展動力和效率。創新支持科研的財政投入方式,構建多元化的科研投入機制,發揮財政資金的引導性作用,提高本市產業的科研開發水平和科技成果的轉化水平,促進產業結構的轉型與升級。

(四)增強投融資平臺的融資能力,尤其是重大建設項目的投入

針對D市目前融資主體融資能力較弱的問題,建議相關部門研究借鑒有些城市土地儲備中心經驗的可行性,增強城建集團、交通集團等融資平臺的融資能力;通過土地等資產注入、賦予土地一級開發職能、增強融資平臺企業的業務經營效益等途徑,提高城建集團、交通集團等融資平臺的資產質量,提高融資能力。繼續采取財政資金“存貸掛鉤”措施,調動銀行發放信貸資金的積極性,為該市重大項目建設提供資金保障。同時繼續探索BT、BOT、BBT等融資新模式,鼓勵政府融資平臺發行企業債券、中期票據,積極爭取省地方債發放額度的支持等途徑,拓寬融資渠道。在增強投融資平臺的融資能力過程中,還必須進行必要的監管,建立債務風險防范機制,合理控制債務規模。對一些到期的債務,可根據償還資金的情況,在國家政策范圍內,積極與銀行溝通進行適度展期。同時,加強全市政府性債務統籌規劃,改善融資平臺公司的經營環境,分清政府和公司間的權、責、利,推進公司商業化運營,提高抗風險能力。總之,通過建立有效的風險防范機制,最大限度地利用好“負債經營”。

(五)優化財政績效管理,建立績效問責機制

科學界定財政供給范圍,優化財政績效管理。一是探索向社會中介機構購買服務加強對專項資金使用全過程的監控。采取向社會中介機構購買服務方式,實現對專項資金使用全過程的第三方監控。二是建立中期滾動預算框架下的績效預算、績效評價體系。三是建立資金使用項目的績效目標約束機制。四是強化評價結果的利用。逐步把預算單位的評價結果作為下一年編制預算的參考以及作為政府績效問責的依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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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謝旭人.財政收支緊張矛盾依然突出[EB/OL].http://.cn.2011-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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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實并非如此。含著金湯匙出生的政府投資引導基金確實在信譽度和投入項目等領域有自己的天然優勢,但優勢同時也是劣勢。例如長年以來大眾對政府信用的傾斜,對政府投資“只賺不賠”的慣性思維,這其實都對政府投資引導基金近年來的發展帶來了影響。

打破慣性思維

政府引導基金和政府投資基金,這兩個看起來極其相似的專業名詞之間的關系,很多即使是在財政部門工作多年的“老財政”,也不一定很清楚。

廣東省財政廳財政科學研究所許航敏博士表示,政府投資基金管理機構是體現政府意志的新型政府投融資平臺,主要通過引導基金、產業直投、PPP等業務實現政府投資引導的目的。政府投資基金管理機構應做出相應定位,即“國有股權和閑置資產的投資管理、政府的市場融資平臺、政府的投資顧問”,真正成為政府的“投資理財專家”。而這種做法,在廣東省的很多區域早就已經推行多年。

但政府投資基金是否應該同時具有引導和投資兩方面功能?山東某省級政府投資基金經理表示,這兩點在工作中應當嚴格分開。“從市場意義上講,政府投資基金和其他市場化運營的投資基金沒有根本性的不同。尤其是在產業直投方面,選擇的業務和項目與其他市場化基金應當是完全相同的。”

當記者問及既然是政府投資基金,是否確實如一些號家所說,要比市場化基金的投資領域更加“靠譜”時,該基金經理對此表示理解,但否定了這一推論:“我理解這種想法,政府投資基金畢竟是政府的錢,那么政府的錢也就是納稅人的錢。拿著納稅人的錢去投資,確實有一些專家,包括一些領導也對這種做法有過意見。”

他表示,在政府投資基金成立初期,一些主管領導甚至給投資基金設下層層關卡,“比如,首先有些領導表示這個投資基金‘不能賠錢’。我說既然是市場行為,就要服從市場機制,如果投資失誤就得認賠。其次,有些領導說那好有賺有賠,先讓和我們一起的社會資本賠,然后我們再賠。或者讓社會資本賠大頭,我們賠小頭。”

“那誰還和你一起投。”他表示,最初的這種“保底”政策,給政府投資基金和社會資本之間的合作造成了很大影響。而且在看到政府投資基金也像普通基金一樣會“賠本”之后,社會資本就逐漸降低了對政府投資基金的預期。

“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他表示,“政府投資基金和普通基金不一樣,這是首先要破除的一個迷信。說的很簡單,但我們花了很長時間做這件事。”

那么政府投資基金如果從定義上和普通社會資本掌握的引導基金沒有過大的區別,那么它的優勢是否就不存在了?事實并非如此。

多重定義

除了和市場化投資基金擁有相同的直投屬性,多地政府投資基金管理人員均表示,政府投資基金的另外一個重要屬性,就是產業引導屬性。

“有些同行會以我們的投向作為接下來地方經濟發展的一個參數。”該基金經理表示,由于政府投資基金在一定程度上屬于政府行為,它所投向的產業會引導其他基金,尤其是產業投資基金向該產業明顯傾斜。

“其實我們有時候也挺煩惱的。”他表示,政府投資基金從根本上來說也是逐利的,它雖然不像一些基金投入的那么激進,但試探性的投入也是必須的。“而且說實話,基金的項目盈利比例并不像外界宣傳的那么高。”他說,在過去的兩年里,盈利的項目基本上只占投入項目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雖然如此,由于基金的高回報率特點,即使是這樣,在業界中該省級政府投資基金的投入產出比也遠高于同行。但一些跟投的基金就沒有這么幸運了。“所以也有一些基金抱怨說我們‘坑’了他們,我們也很無奈。”

引爆,并非支撐

從今年全國“兩會”時期的經濟方針和政府工作報告中,我們都能明確得到一個信號:我國的經濟,處于一個減速階段。也正因此,各地都在尋找一些手段,讓財政收入不至于有明顯的下降。

但政府投資引導基金是否是一個財政收入保值增值的手段?本期采訪到的JL位基金經理均表示,不要對政府投資引導基金有這么重的期望,它只是一個經濟的“引爆”手段,而非“支撐”手段。

總體來說,政府投資引導基金是一個讓財政收入增收的點,但在此基礎上,它不可能成為地方經濟長期的、穩定的收入來源。

政府投資引導基金所投放的產業卻很有可能是地方經濟未來的起爆點。或許就像文初廣東省一些地方財政對政府投資基金的定位一樣,它的目的只是通過業務實現政府引導投資,但地方經濟之路,他們只是,也只能是開了一個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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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收支分類改革和財政總預算會計制度改革的關系

2007年1月1日起執行的政府收支分類方案主要包括三方面內容:第一是收入分類,將一般預算收入、基金預算收入、社會保障基金收入和預算外收入等都納入政府收入分類體系,使政府各項收入來源得到清晰反映;新的收入分類還對類款層次進行調整,增加一些匯總統計科目,如稅收收入、非稅收收入,更便于財政收支統計和分析。第二是支出功能分類,涵蓋預算內外等所有政府支出,改變預算外資金長期游離政府預算科目之外的狀況;統一按支出功能分類,改變過去按部門分類,從而集中、直觀地反映政府職能活動,使預算更細化和透明。第三是支出經濟分類,反映政府支出的經濟性質和具體用途,即政府的錢究竟是怎么花出去的。

新的政府收支分類改革,有助于建立起我國財政信息管理系統,但其基礎數據主要來自預算會計和政府會計系統。健全而良好的預算和會計建設是良好的公共部門治理基礎。預算會計制度的改革勢在必行,否則,政府收支分類改革將缺乏微觀基礎。[1]

二、財政總預算會計核算中存在問題的分析

(一)以收付實現制為基礎導致核算內容不夠全面深入

盡管收付實現制是各國主要采取的核算基礎,但在20世紀70年代以來“新公共管理”(npm)運動推動下, 已有不少國家在政府預算會計中運用了權責發生制。新西蘭、澳大利亞等國的實踐表明,權責發生制預算會計對支持績效導向的政府預算改革,鑒別財政風險及改進政府對長期資產管理等有重要作用。

我國財政部1997年的《財政總預算會計制度》規定“總預算會計核算以收付實現制為基礎”,雖然在2001年印發的《〈財政總預算會計制度〉暫行補充規定》中規定:“中央財政總預算會計的個別事項可以采用權責發生制”,但這些事項并未涉及直接隱性負債、或有事項及政府產權等處理。以財政負債和財政資產為例:

1.財政負債核算的范圍過窄

核算財政負債的會計科目有三個:“暫存款”、“與上級往來”、“借入款”。前兩個反映財政與其他部門或財政間的往來,不屬于通常探討的財政負債的范圍。“借入款”反映財政向社會舉借的債務,屬于直接顯性負債。而直接隱性負債(政府欠發工資、社會保障支出缺口等),或有直接負債(政府擔保的各種借款、政府未決訴訟等)和或有隱性負債(國有企業的潛虧,國有銀行、農村信用社、供銷社系統及農村合作基金的壞賬等)則沒有反映。[2]截至2003年底,我國政府積欠企業出口退稅金額超過3000億元。我國在計劃經濟時期因沒有為職工計提養老金而遺留下來的隱性債務,據不完全統計已達到30000億元,僅“十五”時期我國各項社會保險基金缺口共達1000億元[3].盡管《預算法》規定:“地方各級預算按照量入為出、收支平衡的原則編制,不列赤字”,但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已經成為不爭事實。各級地方政府通過向商業銀行貸款或各類以公司基金的名義借錢、債券等途徑籌集資金,由財政提供擔保,這些負債都沒有如實反映在預算會計報表中。披露的財政負債規模遠低于實際存在的規模,政府償付債務能力和承擔負債的壓力被低估。

2.政府債權和股權的增減變動未反映在財政資產中

(1)政府債權的發生和收回未作為政府資產反映。現行制度規定,發放貸款列為“一般預算支出”,收回貸款本息列為“一般預算收入”,而對貸款發生和收回導致的債權變動不進行核算。缺點是,政府債權的規模和增減變動沒有反映,虛減了政府可支配的公共財務資源,不利于加強貸款的回收管理。

(2)政府對外投資形成的國有資本金以及繳存國際金融組織的股本未作為政府產權反映。結果是政府資產狀況和結構無法反映。[4]對外投資核算時僅列為“一般預算支出”,未作為產權反映。同樣,國有資產出售、轉讓所得款項,列為“一般預算收入”,不反映投資資產的減少。未核算和反饋國有股權的運營狀況,不利于國有資產保值增值。

(二)新的資金運作情況未系統反映在會計核算范圍內

預算外資金未包括在財政總預算會計核算范圍內,在《財政總預算會計制度》外,由《預算外資金財政專戶會計核算制度》來規范。目前預算外資金已納入政府收支分類體系,預算外資金與一般預算資金在收繳領撥和預算編制上已趨于一致的狀況下,財政資金的體外循環,既不利于財政資金統籌使用,也使得財政總預算會計報表與預算單位會計報表反映的資金口徑不一致。此外,社會保障基金核算不統一,財政部門無法全面反映社會保障基金的運作及增值情況。[5]

(三)會計報表反映的內容過于簡略

如資產負債表中,政府當年結余和歷年累計結余沒有分開,不便于財務分析和資金調度。

(四)會計科目與政府預算科目尚不甚匹配

政府預算科目用以詳細記錄和反映預算的批準情況,同時,政府會計科目用以詳細記錄和反映經濟業務實際發生情況。會計科目的設置應與預算科目相匹配,且其詳細程度應不低于預算賬戶,以便按照政府預算收支科目口徑反映政府預算執行情況。可喜的是,在《財政部關于政府收支分類改革后財政總預算會計預算外資金財政專戶會計核算問題的通知》(財庫「200625號)[6]中,預算外資金財政專戶會計取消凈資產類“專項預算外資金結余”、“一般預算外資金結余”和“鄉統籌資金結余”科目,取消收入類“專項預算外資金收入”、“一般預算外資金收入”、“鄉統籌資金收入”和“其他收入”科目,取消支出類“行政事業支出”、“專項支出”、“基本建設支出”、“鄉統籌資金支出”和“其他支出”科目,而增設凈資產類“預算外結余”、收入類“一般預算外收入”和支出類“一般預算外支出”科目。財政總預算會計、預算外資金財政專戶會計科目均要求根據《政府收支分類科目》分設相應明細賬。

隨著預算外資金、社會保障基金納入政府收支分類體系,目前急需拓寬財政總預算會計的核算內容,解決預算明細科目和財政總預算會計明細科目分類不一致的問題。從長遠看,預算外資金與一般預算資金應融為一體,統一核算。作為過度,目前應在財政總預算會計體系內設置單獨的預算外資金收入、支出、結余等科目進行核算。

三、財政總預算會計核算應漸進式地引入權責發生制

首先,對于預算收支及結余這類基本業務,按收付實現制核算,以全面客觀反映和監督預算執行情況。其次,對與揭示和防范風險相關的項目進行權責發生制核算或披露。除國內外借款和發行債券此類直接顯性債務外,還要對直接隱性債務和或有債務做到較為準確的確認、計量和反映。再次,對部分項目采用收付實現制和權責發生制雙基礎制。[4]對于資本性支出項目,應當一方面按收付實現制確認為預算支出,另一方面應當按權責發生制確認為政府產權、債權增加;對于出售長期資產取得收入的項目,應一方面按收付實現制確認為預算收入,另一方面應當按權責發生制確認為政府產權、債權減少;對于借入或歸還外債的項目,一方面應當按收付實現制確認為債務收入或債務支出,另一方面應當按權責發生制確認為應付債務的增加或減少,以全面反映政府債務的形成及變動。

四、財政總預算會計科目的改進建議

結合2007年《政府收支分類科目》,對現行財政總預算會計科目改進如下:

(一)資產類

1.增設“政府股權投資”科目,反映政府投資股權的情況。

2.增設“貸款”和“轉貸款”科目,政府對境內外貸放有償資金記入支出的同時,核算所取得的債權。

3.增設“待處理財產損溢”,取消原有的“待處理財政周轉金”,反映無法收回的資產,如無法收回的貸款、轉貸款及財政周轉金等。

(二)負債類

1.增設“應付款”科目,核算財政部門期末按權責發生制確認當期支出而形成的應付款項(此項不再通過“暫存款”科目核算)。

2.揭示政府“隱性負債”,重點提供“或有負債”信息。對重大的或有負債,如行政賠償事項的未決訴訟、為其他單位提供的債務擔保等,應評估金額并在財務報告中說明。

(三)凈資產類

1.在原有“預算結余”、“基金預算結余”、“專用基金結余”基礎上,增設“預算外結余”、“社會保險基金結余”,核算各類財政資金的當年結余。此外,在資產負債表中增設這五個結余的期初數欄,反映各類財政資金的歷年累計結余,有別于各類資金的當年結余。

2.增設“政府投資基金”科目,與政府投資取得的資產、產權保持平衡。如政府以產權參股投資時,一方面按收付實現制,借“一般預算支出”等,貸“國庫存款”等;另一方面按權責發生制,借“政府股權投資”,貸“政府投資基金”。

3.增設“政府貸款基金”科目,與“貸款”和“轉貸款”科目保持平衡。若逾期貸款無法收回,則沖減“政府貸款基金”科目金額。如政府貸出款時,一方面按收付實現制,借“一般預算支出”等,貸“國庫存款”等;另一方面按權責發生制,借“貸款”,貸“政府貸款基金”;貸款無法收回時,借“待處理財產損溢”,貸“貸款”;轉銷無法收回的貸款時,借“政府貸款基金”,貸“待處理財產損溢”。

4.增設“政府償債基金”科目,與“應付款”、“借入款”科目保持平衡。

(四)收入類

現行財政總預算會計的收入支出科目劃分過于粗略,反映的會計信息過于概括。

1.增設“債務預算收入”,核算政府境內外舉借債務所得的收入。如政府向社會借入款項時,一方面按收付實現制,借“國庫存款”,貸“債務預算收入”;另一方面按權責發生制,借“政府償債基金”,貸“借入款”。

2.增設“預算外收入”科目,核算政府預算外資金收入。

3.增設“社會保險基金收入”科目,核算基本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及其他社會保險基金收入。

4.擴大“調入資金”核算范圍,核算各類財政資金之間的調撥,如返還性收入、財力性轉移支付收入、政府性基金轉移收入、預算外轉移收入等。

(五)支出類

1.增設“債務預算支出”、“預算外支出”、“社會保險基金支出”科目。

2.擴大“調出資金”核算范圍,取消《預算外資金財政專戶會計核算制度》中規定的“政府調劑支出”科目。目前“調出資金”只核算財政部門從基金預算的地方財政稅費附加收入結余中調出的用于平衡預算收支的資金。“調出資金”應可核算各類財政資金之間的調撥,如從預算外資金中調入一般預算內資金,則借“國庫存款”,貸“調入資金”,同時,借“調出資金”,貸“財政專戶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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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關定義

私募股權投資基金是指通過私募形式對非上市企業進行權益性投資,投資者按照出資份額分享投資收益,承擔投資風險。母基金是專門投資于其他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的基金。它一般不對具體項目進行投資,只參與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的發起和運作,是聯結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管理人和私募基金投資者的新型中介。與一般的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相比,母基金屬專業化極高的基金,是私募股權基金的最高形式,相對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具有合理配置資產、有效制衡利益風險的優點。

(二)我國創新創業母基金的發展歷程

我國的私募股權投資母基金是隨著私募股權投資行業的發展悄然興起的,經過多年的發展壯大,國內市場上逐漸形成了三大母基金陣營:政府引導基金、國有企業參與設立的市場化母基金、民營資本運作的市場化母基金。

其中,與創新創業密切相關的母基金以創業投資政府引導基金為主。它是一種由政府出資設立、旨在引導民間資金參股各類商業性創業投資子基金的政策性基金,具有發揮財政資金的杠桿放大作用、增加創業投資資本供給的優點。代表基金是國家新興產業創投計劃,它是2009年10月由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按照“市場運作、政府引導、規范管理、鼓勵創新”的原則聯合啟動實施的,整合了中央財政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專項資金、中央基建投資資金等,委托專業基金管理機構運營管理,與地方財政資金、社會資金共同參股設立創業投資基金,主要投資于戰略性新興產業和高技術產業領域處于初創期、早中期的創新型中小企業。隨著企業發展壯大,適時通過公開發行股票上市(IPO)、并購或股權轉讓等方式,實現出資人投資退出并獲得收益。截至2015年底,我國共成立780支政府引導基金,已披露的基金總目標規模達21834億元。

(三)現有母基金存在的主要問題

經過多年的發展,我國母基金的數量明顯增多,對經濟發展的引導和帶動作用不斷增強。但是,與我國創新創業發展需求相比,現有母基金不論在基金設立、項目篩選、投后管理、激勵機制等方面的市場化程度,還是對創新創業的引導、帶動作用上都存在較多問題,影響了母基金作用的發揮。具體表現在以下方面:

1、母基金投資偏向中后期

當前,我國并無單獨的母基金投資結構,但是,我們可從整個創業投資領域的市場結構識別出母基金投資的階段特點。與美國相比,當前我國私募股權投資中投資于天使階段的僅占總量的1%,明顯低于美國10%的水平;投資于創業投資階段雖然占到總量的24%,明顯高于美國18%的水平;投資于PE階段占到總量的75%,略高于美國72%的水平。

2、資金來源較為單一,放大效應較為有限

目前,國內政府引導基金的資金來源主要有兩種:一是政府通過財政出資獨立完成,二是政府與政策性銀行聯合出資設立。但不論是哪種資金來源方式,都是以財政資金為主,其運作過程受到政府的干預,一般會嚴格限制子基金的投資區域、投資行業、投資階段以及投資策略、注冊地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引導基金對社會資本的吸引力,影響了基金規模的擴大。

3、政府在引導基金中的角色定位不清

目前,引導基金中政府的角色定位并不統一。有的政府只作為LP(投資人)參與引導基金,并不參與子基金的設立等事項;有的政府則充當LP加GP(基金管理人)雙重身份,即政府除出資參股基金外,也按投資比例參股管理公司(GP)的設立,使管理公司變成一個合資公司,由雙方合營,較深度介入基金的管理及投資決策,參與最終投資決策模式;有的政府雖然不參與GP的設立及運營,但會派專業人員加入投資審議委員會,參與管理公司最終的投資決策。后兩種角色定位都與標準的市場化母基金存在較大差距,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基金的運作效率。

4、引導基金的監控能力偏弱

對政府來說,設立引導基金是一項新生事物,普遍缺乏專業的人才隊伍,也不具備一般母基金那樣豐富的業務體系,因此,政府在與基金談判時,不具有優勢地位,更多是以“合作”而不是投資者的身份去與投資機構建立關系,對基金的監控能力較弱。既缺乏長期和專業的監控流程,還存在著由于受更多行政管理因素的限制而導致監控手段失靈的問題。

5、引導基金的收益目標不明確、激勵機制缺失

引導基金不設定明確的盈利目標,一方面導致激勵機制設置上缺乏利益驅動,另一方面也導致各種政策導向性目標反向弱化了引導基金的激勵因素。同時,雖然引導基金在與市場化機構合作過程中承認并引入市場化的激勵機制,但是往往還是以政府管理手段作為限制和附加條件,進而導致管理團隊的激勵缺失。

6、放大引導基金的投資風險

與市場化母基金具有分散風險的優勢相反,現行政府引導基金不合理的內部運行機制設計,一定程度上增大了其投資風險。一方面,引導基金參股設立子基金時,由于政府與委托管理團隊、投資者之間的目標存在差異甚至沖突,而政府一般又不直接參與基金投資及運營,只能在層層的委托中控制風險。在政府、基金管理公司和被投資企業的委托鏈條中,政府處于最初始階段,也是信息的弱勢群體,很難詳細了解被投資企業的具體情況。同時,多重的委托需要政府支付多重管理費,成本相對較大,進而增大了引導基金在運營過程中的投資風險。

二、發展市場化母基金的意義

(一)有利于政府引導創新創業方式的升級

回顧我國政府鼓勵和引導創新創業的發展歷程,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最初是政府補貼、稅收優惠等純政府行為階段;之后,進入到以補貼、稅收等政府行為為輔,產業引導基金結合社會化資本發揮主導作用階段,在這個階段政府引導基金一定程度上扮演了母基金的角色,發揮了積極的引導作用,但也存在著引導放大作用有限、專業性不強等問題。要想進一步提升政府引導創新創業的資金使用效率,必須通過設立市場化母基金實現在母基金和子基金兩輪的放大效應,將過去幾倍的放大倍數擴展到幾十倍,從而使政府引導基金的引領功能得到最大化體現。

(二)有利于提高資本鏈整體效率

政府作為支持創新創業的頂層出資人,應該向市場化母基金出資,這樣在母基金層面即可放大和吸引社會資金的進入,在所投資的直投基金層面又一次吸引社會資金,兩級結構、兩輪放大,從而更有效地放大資金規模,一方面用更少的政府資金做更多的引領放大,另一方面,有效集聚社會資金并引導投向創新創業領域,積極引導社會資本的正確流向,實現區域內資本結構的升級和優化。

隨著全民富裕程度的進一步提高,大量高凈值人群出現,社會資本盲目涌進房地產和高利貸等不規范的投資領域成為發展隱患。這些社會閑置資金如果只投資直投基金,風險相對較大。但是如果投資母基金,可以透過專業管理、分散風險、持續運營等大幅降低投資風險,有效吸收社會閑散資金,幫助政府解決社會閑散資金無序流動帶來的問題。同時,社會資金通過市場化母基金的方式進入具有發展前景的創新創業和實業發展領域,有利于優化資本流動方向,促進創新資源集聚,助推經濟良性發展。

(三)有利于支持創新創業全生命周期發展

通常情況下,創新創業的發展是從一個想法到一項技術,從一個團隊到一個成功的企業,其逐漸蛻變長大的過程有著科學、完整的生命周期――種子期、初創期、成長期、成熟期,而每個周期都有不同的資源需求,需要不同類型的資本支持,分別對應著天使投資、創業投資、股權投資和并購/定增基金等。

市場化母基金,可以圍繞整個生命周期的薄弱環節有針對性地布局,讓整個創新創業周期完整和活躍起來。政府可以把創新資源的配置權交給市場,并從原來支持項目轉變為支持市場化母基金,支持整個產業全生命周期發展。在生命周期的前端,可以通過“天使投資母基金”等支撐公共科研機構、大學、民間創新等原創型創新活動;在生命周期的后端,通過引領和撬動設立并購基金、定增母基金,借助專業投資團隊的力量,通過并購、投資等多種手段,推動成熟期企業持續創新、再創新,煥發新的活力。

(四)有利于提高創新創業成功率

推動創新發生并成長壯大,不僅要沿著創新生命周期配置資本資源,還要充分發揮市場服務機構的輔助作用。這樣才能形成生態系統的內部有機循環,即大眾創業在全生命周期里通過市場化資本和市場化機構的支持發展為標桿企業,標桿企業再通過并購、投資等方式反過來引領和投資創新創業,從而構成一個欣欣向榮的創新生態系統。

為了投資業務的持續運營和投后管理,市場化母基金必將投資眾多的市場化服務機構,從而為基金和創業企業提供大量的增值服務,提升被投企業的成功率,降低投資風險,并全面實現創新生態系統的高效構建,達到或超越政府引導基金的預期目標。

(五)有利于有效連接全球創新

美國的“再工業化”,德國的“工業4.0”,日本的“再興戰略”,法國的“新工業法國”,都給“中國制造”帶來了巨大壓力。而東盟國家的快速工業化、南亞的發展和拉丁美洲的再度崛起,也正在不斷削弱中國制造的國際競爭優勢。已經成為世界制造大國的中國突然發現自己站在一個制造業大而不強的尷尬境地,究其原因在于過去的十幾年中國的制造業龍頭一直是努力通過模仿復制和降低成本獲得競爭優勢,而忽視了“創新”這一核心價值優勢。當前許多核心技術都掌握在美國、以色列等高精尖企業手中,而中國要想培養自己的核心技術與企業還需要相當長時間的積累。推動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快速引進國外核心技術的最有效方法是“帶土移植”,即將國外有潛力的、有高精尖技術的優秀創業企業,從建立早期就開始引進中國,幫助它們在中國成長發展,在中國扎根,成為中國經濟的一部分。引進企業通過在中國開拓業務市場,在中國尋找后續股權投資,被中國上市公司收購,甚至未來在中國上市這四階段可以吸引更多的優秀國際創業企業到中國創業成長。而通過設立市場化母基金,可以實現投資于全球創新高地的一線創業投資基金目標,通過股權投資的緊密連接,與美國、以色列等國際一線投資基金合作,大力引進國際創新創業企業來到中國“帶土移植”,促進更多優秀創新創業國際企業落戶中國,與中國市場緊密連接,為中國市場發展貢獻力量,與中國資本緊密連接,為中國上市公司尋找潛在收購和投資標的,促進中國上市公司的持續創新與全球化擴張,推動中國加速成為全球創新中心。

三、發展市場化母基金的建議

為了更好地推動政府向創新創業的頂層出資人轉變,有必要加快政府引導基金向市場化母基金的轉型,通過市場化母基金實現創新創業全周期的合理化布局,實現創新全價值鏈的引領與貫穿,并且通過加強各個創新環節之間的有序流動,有效提升政府引導基金對創新扶持的價值與效率,避免政府引導基金單一地集中于某一階段,避免“資出多門”的重復建設問題。具體應該從基金管理團隊挑選、項目篩選、投后管理、激勵機制等方面真正引入市場機制,實行專業化管理,努力提高基金運作效率、有效降低投資風險。

(一)引進市場機制優選基金管理團隊

市場化母基金運作的前提和關鍵是用市場化手段確定政府與母基金管理機構以及所投子基金的關系。要從市場的角度,通過公正的遴選,擇優確定基金管理人,將基金運作交給真正有能力的基金管理人,確保形成與基金的方向契合,與產業資本融合,與金融企業結合的多贏格局。

(二)促進決策機制市場化

市場化母基金是通過投資子基金來間接實現項目和行業的覆蓋,因此,對子基金的選擇也就是對行業的配置,需要把握好未來經濟發展趨勢,實現分享經濟發展成果的目的。要以市場規律為基礎,加快引導基金市場化決策機制的建立。同時,母基金發揮其政策導向作用時,也應以市場規則為原則,杜絕任何與市場相背離的決策,努力實現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統一。

(三)構建市場化的激勵約束機制

管理團隊的市場化要與激勵約束機制的市場化相對應,科技創業和股權投融資,都是以“人”為核心、以市場為基礎的運作方式,必須對管理團隊建立市場化的激勵約束機制,真正調動管理團隊的積極性,保證管理團隊的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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