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經濟的調整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國民經濟的調整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目前，我國公布的宏觀經濟時間序列都是實際數據，沒有經過季節調整，在討論、分析和研究時使用同比法，這與國際主流統計方法不一致。因此，我國有必要應用季節調整方法對經濟序列進行調整，以更好地反映經濟發展趨勢，同時也跟國際數據具有可比性。

經濟數據的季節性影響

可以把經濟時間序列看成一些成分的組合。一般地，經濟時間序列包括趨勢循環成分、季節性成分、不規則成分和歷法效應四個部分。

季節性成分是指時間序列圍繞趨勢循環年復一年地重復出現的一種有規律的波動，這種波動稱為季節性波動。產生季節性波動的主要原因是氣候變化，如寒冷的冬季使建筑業和農業生產減少、取暖燃油消費增加、外出旅游人數減少，這種影響會產生連鎖反應。此外，一些固定的節假日，如國際勞動節、圣誕節、各個國家的國慶節，對商品零售額有一定影響，包含這些節假日的月份其商品零售額往往會高于其它月份。

經濟時間序列月度（季度）數據是由每日的經濟活動構成的，因此，其值可能受月份的星期結構、月份長度、移動假日等的影響，這些影響有時難以被季節成分吸收，被稱為歷法效應。月份的星期結構是指本月所含星期一至星期日的天數，一般地，這些天數對不同月份是不同的。不同月份長度對月度國民生產總值影響較大。由于月份長度的影響主要由每月中的工作天數決定，因此把這種影響歸為交易日效應。同時二月份長度隨年變化，可以單獨考慮其影響，即閏年效應。移動假日主要指美國的復活節、感恩節和勞動節，還可以包括其它不固定日子的節日。移動假日前夕、期間和過后，人們的經濟活動會發生較大變化，這種變化稱為假日效應。

不固定日子節日為了提高不同月度或季度之間數據的可比性，進行季節調整是一種可取的方法。季節調整就是把原始序列中存在的季節性成分、歷法效應剔除掉。季節調整后的序列只包含趨勢和不規則成分，它有兩個優點：可以及時反映經濟的瞬間變化，反映經濟變化的轉折點，這對經濟分析很有價值，能夠為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們制定決策提供比較科學的依據；能夠發現序列的長期運動特點，從而進行規律探索，以預測未來基本變化趨勢。

季節調整方法

美國普查局Shiskin等人首先于1965年開發的X-11方法，后來逐步形成標準X-11方法，其思想是用滑動平均來估計趨勢成分和季節成分。1980年，加拿大統計局在X-11方法基礎上開發了X-11-ARIMA；1998年，美國普查局在X-11-ARIMA基礎上開發了X-12-ARIMA。

季節調整方法中，除X-11家族外，比較流行的方法還有SABL和TRAMO/SEATS，其中能夠與X-11家族媲美的是TRAMO/SEATS季節調整方法。TRAMO/SEATS是TRAMO和SEATS這兩個過程的組合，TRAMO是具有ARIMA噪聲、缺省觀測值和異常值的時間序列回歸技術，而SEATS是ARIMA時間序列中的信號提取技術。TRAMO/SEATS方法首先用TRAMO過程對時間序列進行預調整，然后將結果傳給SEATS過程獲得各種成分估計。TRAMO/SEATS與X-12-ARIMA存在較大差別，因而季節調整結果也稍有不同。Findley and Hood比較了這兩種方法，得出結論認為X-12-ARIMA在許多地方（如調整效果控制、異常值處理、季節模式識別等）要優于TRAMO/SEATS。

篇（2）

近幾十年來，中國支持和鼓勵境內企業通過境外通過直接或間接方式到發達國家或地區的證券市場發行上市，也建立了相應的監管框架。作為新興市場的中國想要深化改革金融市場，促進本國資本市場國際化，跨境證券發行與上市不能僅僅限于境內公司“走出去”，還應包括境外公司“走進來”。跨境上市活動雙向化是中國進一步擴大證券市場對外開放和國際化的契機，也是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必然為之的舉措。中國長期作為跨境上市資本輸出國，其監管框架較為簡單，較少涉及到境外投資者利益保護的內容。若允許外國公司來華證券融資后，在利于我國提高資本市場國際化水平的同時也帶來了挑戰。跨境上市在公司治理、信息披露、投資者保護和監管方面涉及一系列復雜的法律問題，國家獨立和獨立行使監管權力使得各國資本市場法的割據狀態，這些法律間的沖突或不協調已經成為制約企業跨境上市的重要因素。良好的法律制度環境才能促進資本市場開放有序、公平地進行。為此，有必要采取特殊的方式來解決資本市場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律沖突問題。這不僅涉及到傳統的國際私法規則方式，而且在確定準據法后涉及到實體法層面的調試。

一、人民幣國際化與金融市場的關系分析

貨幣國際化需要一定規模的經濟發展，需要建立有深度和開放性的金融市場同時要增大國際社會對該貨幣的信任。其中，金融市場的建設舉足輕重。先前我國人民幣國際化依賴于離岸金融重心建設的途徑，離岸市場資金池規模局限導致人民幣流動性不足，適時地開放境內金融市場，允許外國公司來華發行與上市證券，為人民幣創造回流途徑，是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重要的一步。

（一）人民幣國際化為金融市場開放創造條件

2013年3月23日總理在瑞士發表的《攜手邁向中瑞務實合作的新未來》的演講中表示：“我們將堅持深化中國金融改革開放……穩步推進股票、債券、保險市場對外開放，促進人民幣跨境適用，逐步實現人民幣資本市場可兌換，拓展金融業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①自2009年啟動跨境人民幣結算以來，人民幣被廣泛應用于外貿、旅游、投資和儲蓄，我國與多個國家簽訂本幣互換協議，馬來西亞、白俄羅斯、尼日利亞等國將之列為國家外匯儲備之一，上海自貿區為允許人民幣可自由兌換提供試驗田也必將深化人民幣國際化的程度。近十年來在人民幣國際化取得的成效為金融市場的開放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掃清了一些技術障礙，符合我國金融形勢發展的客觀需求。

（二）金融市場擴大開放促進人民幣國際化

要建設多層次的資本市場要依賴于金融創新，金融市場對外開放，允許外國企業來華發行與上市證券，可發展新的金融衍生品（如中國存托憑證）。目前我國金融市場融資的單向性使得人民幣國際化發展規模受到限制，僅僅依靠發展人民幣離岸中心的途徑，沒有建設人民幣境內回流的渠道。亞洲開放銀行（ADBI）研究院Barry Eichengreen 和Masahiro Kawai提出的人民幣國際化較為穩妥的一條道路就是離岸金融市場只是作為人民幣國際化開始的平臺，并需要建立到岸金融中心②。允許外國公司來華融資正是此途徑中重要的一步，可以實現我國資本市場的雙向開放，推動資本市場多層次建設，促進我國金融市場的國際化，進一步促進人民幣國際化的深度。

（三）金融市場開放利于進一步深化人民幣國際化

目前，中國在促進資本項目自由化主要采取四管齊下的方法：放寬外國直接投資;擴大人民幣貿易結算;發展離岸金融產品;推出人民幣回籠在岸投資的新方法（如RQFII）。2014年10月份啟動的“滬港通”也實現了在資本項目管制條件下跨境證券投資的雙向開放。這些舉措無疑都擴大了金融市場的開放，推動了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然而在跨境證券發行上市方面我國只實現了單向開放，人民幣國際化規模受到影響。開放境內資本市場允許外國企業來華融資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市場的需求。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金融市場的開放和國際化對人民幣國際化的深化有著積極的作用。

二、外國公司來華發行與上市證券的法律沖突

證券跨境發行與上市通常至少涉及到兩個國家的法律：發行人屬人法（發行人本國法）和公司上市地法（目標市場法），若跨境上市同時發生在多個國家時，則涉及到多個國家之間的法律，外國公司跨境上市就面臨多個國家的證券法管轄，則會產生法律沖突。

（一）法律沖突的產生及表現

證券法的域外效力是產生法律沖突的原因，資本市場法強烈的屬地性質要求其適用范圍也應當包括對本國市場產生影響的外國交易參與者或者跨境證券交易活動③，針對本國資本市場上的證券發行或上市活動，各國立法機關均有權主張行使立法管轄權，在此情況下，執法管轄權雖然仍有地域性，但由于所涉主于境外或行為發生在境外，立法管轄權和司法管轄權就具有域外效力。在司法實踐中，主要表現為公司本國法及目標市場法的沖突，即屬人法和屬地法的沖突。具體而言，外國公司跨境上市所導致的法律管轄沖突表現為兩種形式：一種是外國公司在我國的證券行為，一種是外國公司在外國的證券行為。

外國公司在我國境內從事發行證券和上市交易時面臨的是我國基于屬地管轄權和外國基于屬人管轄權兩個國家的法律管轄。主體和行為不在一國時，對于證券行為行使屬地管轄權依照“場地支配行為”而為，在外國公司的證券行為涉及到投資者個人時，對于熟人標準認定則是依據自然人的國籍或住所而定。這種情形則是屬人管轄權和屬地管轄權的沖突。另外一種情況，外國公司在外國從事的證券行為應當只由外國基于屬地管轄權而管轄，但由于該行為可能給內國投資者或證券市場帶來實質影響時，也會形成法律沖突的情形。此種情況可能存在多個屬地管轄權的沖突以及多個屬地管轄權與屬人管轄權的沖突。而更多的是后者，美國Schoenbanum V.Firstbrook④一案可體現之。

（二）各國及國際上通常解決方法

歐盟及美國均采用單一立法的方式協調證券法律沖突。雖然歐盟在證券領域立法通過指令方式作出統一的規定，但各國之間的證券跨境上市所帶來的法律沖突主要通過各個國國際私法予以解決。歐洲眾多國家主要有單一法律適用原則和區別法律使用原則兩種做法。單一法律適用原則主張整個涉外證券受單一實體法控制，如果將股票的問題割裂開來使用不同國家法律會帶來很多麻煩，造成司法任務過重，使用這一做法的國家有前南斯拉夫;區別法律原則主張根據涉外證券的不同內容分別適用不同的法律，如匈牙利。歐盟從法律適用及統一證券實體法方面著手解決影響歐盟市場一體化的法律沖突問題的努力從未停止過，但這些統一的實體法想要滲入到具有公法特性的證券法是非常困難的，因此現今國別沖突規則或統一沖突規則依然有其重要的作用和價值。

美國一是通過單方面限制其證券域外適用來解決法律管轄沖突，二是通過國際私法規則來解決法律適用問題。在實踐中，美國采取合理原則來限制其司法管轄權的方式限制證券法的域外效力，外國發行人對美國投資者無實際損害，則不應行使管轄權。另外，美國第二次《沖突法重述》將涉外證券的法律適用分別列于第九章財產和第十三章商業公司中。把證券體現的權利、政權轉讓規定于財產篇章，把股票持有人的股東地位、義務規定于商業公司篇章中，分別詳細地對證券性質、證券交易、證券服務合同、信息披露欺詐侵權等方面的法律適用作出了詳細的規定。

目前解決外國公司跨境上市的法律沖突方面的國際立法十分有限，在實體法方面主要體現在IOSCO的一系列關于協調信息披露標準的規則，準據法方面的主要成果是國際海牙司法協會2006年的《關于間接持有證券的若干權益的法律適用公約》，該公約主張的法律適用首先通過意思自治來選擇，但要受到營業地的限制。

反觀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關系適用法》對于跨境證券發行與上市的規定可謂一片空白，勉強涉及到證券方面的只有第39條關于有價證券的規定，對于證券性質、證券交易、證券服務合同、證券欺詐等基本內容不見蹤影。在適用法上的缺失無疑給跨境證券發行與上市的法律適用增加了不確定性，不能為外國公司來華發行與上市證券提供一個穩健的法律環境。

三、外國公司來華發行與上市證券的實體法問題

（一）《證券法》缺乏相關法律規定

根據我國證券法第2條第1款和《公司法》第2條的規定來看，在我國境內發行證券并上市的公司，必須是根據公司法在境內設立的股份有限公司，這一規定構成了外國公司來我國證券市場融資的根本法律障礙。且在《證券法》第238條規定的跨境發行或上市證券是單向性的，只有“走出去”，沒有“引進來”，對于外國企業到境內發行上市的法律制度依然是個空白。《證券法》對于證券的定義規定過窄，使得證券市場雙邊開放后產生新的金融衍生產品時無相應法律調整的窘狀。另外，在《公司法》上也沒有關于外國公司法律地位的完善制度，這無疑造成外國公司來華發行與上市證券無法可依。證券市場的國際化須法制先行，對跨境證券持有結構、跨境股東權利行使機制和跨境證券爭議解決機制等問題均要有所規定。

（二）雙邊監管合作中的法律問題

自改革開放以來，在證券市場開放方面，我國以往均屬于跨境上市資源的輸出國，所構建的監管法律框架也以此為主，未以保護境外投資者利益為宗旨，對于外國公司來華融資的監管前所未有，缺乏相關的實踐經驗，且作為跨境上市資源輸入國，應當以境內投資者的利益保護為依歸，這需要借鑒發達市場的先進經驗，對現有的雙邊監管框架進行一定的拓展和修改，以適應資本市場雙向開放帶來的監管新問題。我國《證券法》幾次修改主要依然采取了分業監管的模式，銀監會、證監會和保監會各司其職，但是一方面我國國內經營逐漸呈現混業經營格局，這對三大金融監管機構的合作提出了要求，另一方面，混業經營也已成為全球化趨勢，在跨國綜合性金融集團進入我國證券市場時，在東道國監管與母國監管之間進行雙邊合作，對我國分業監管模式提出了挑戰，對于三大金融監管機構在進行雙邊監管合作過程中如何避免監管重疊和防范監管漏洞，避免出現相互制約的局面是我們需要考慮的問題。監管重疊造成監管權限混亂并且加重了發行人的負擔，而監管漏洞則導致市場套利行為易發，在雙邊監管合作中均應避免之。

另外，我國雙邊監管合作的主要方式――雙邊諒解備忘錄也存在內容過于粗糙，有效性不足，可操作性不強等突出問題，使之無法得到充分利用，而其他的監管方式在我國也有待深度發展，若證券市場進一步開放，現有的雙邊合作法律框架并不足以應對可能產生的新的法律問題，需完善之。

（三）信息披露制度

信息披露制度是證券法律體制的基石，貫穿證券發行上市和交易的整個過程，是保護投資者的一把利劍。目前歐美各國的首次信息披露制度上基本趨同，這是由于他們均基本采用了IOSCO的《外國發行人跨境發行與首次上市的國際披露標準》的十大原則的內容，其中各國國內規定有別的一般是關于會計準則的要求，而一些如財務信息、公司信息、關聯交易等方面要求一般大同小異。我國關于境內企業發行上市階段也制定了各種相應的信息披露準則，但對披露內容與歐美等發達證券市場的做法有較大的不同。例如，美國SEC的20-F表格詳細規定了所需披露的內容，內容制作要參照S-K條例的規則。在涉及到外國公司跨境上市時，還特別要求披露在第一上市地國或其母國有關法律或監管機構規則的變化的信息。我國對于境內企業披露制度的規定較為原則化，對于外國公司的披露義務是實行雙軌制，對其要求比國內公司更高，更為詳盡，亦或是一體化，對國內外公司實行同樣的信息披露制度？雙軌制對國外公司披露制度要求過高會否影響其進入我國證券市場融資的積極性？若一體化時，外國公司在母國和東道國規定的披露義務大相庭徑時應當如何協調？這對我國信息披露制度的改革提出了要求。

四、外國公司來華發行與上市證券的法律協調

（一）法律適用制度的選擇

對于外國公司來華發行與上市證券的活動，我國法律理所當然是基于屬地原則對此進行規制，而證券交易行為發生在我國境外，對我國境內產生實質性影響的情況下，行使管轄權的依據則取決于我國證券法律是否具有域外效力。各國對于跨境證券監管的普遍做法是強化單邊立法下的國際監管協調，我國也必須從立法層面強調我國證券法律的域外效力，才能為我國與他國的證券法律沖突尋求法律適用。而構建外國公司來華發行與上市證券的相關法律制度時，對于具體的法律適用問題也應當考慮在內，通過沖突規范，對股東權利、股份交易、信息披露責任和要約收購等法律適用問題作出具體規定。例如在因證券信息欺詐所帶來的侵權問題上，可充分應用侵權自體法的基礎上適用最密切聯系原則，外國企業的證券侵權行為發生在內國的適用中國法;其侵權行為發生在外國，但損害結果發生在中國的可以適用中國法等。

（二）實體制度的安排

1. 《證券法》的修改

在實踐中，我國可以采取從階段性立法到全面立法發展的方式，首先在試點區域允許外國公司來華發行和上市證券，邊實踐邊累積經驗，發現問題，逐步推廣到全面立法的階段。在全面立法階段，勢必要對《證券法》進行修改，使得外國公司來華融資有法可依。首先，對“證券”定義進行擴展，以適用未來產生更多的創新衍生證券產品時均可將之納入到證券法的規制范圍內。其次，可以在《證券法》第238條增加第二款：“境外企業直接或間接到境內發行證券或將其證券在境內上市交易的，須經過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依照國務院的規定批準。”這樣一來，授權國務院對此進行規制，通過更為具體的法規和規章制度，如對不同法律形態的跨境證券進行不同的規制和監管要求，建立一個完善的外國公司來華發行與上市證券的法律制度。再次，對一些重要制度如信息披露制度、監管制度等進行相應的調整，具體見下文。

2. 信息披露制度

IOSCO已經公布了一些列的最佳實踐準則（Best Practice Standards）以促進跨境證券發行披露標準的統一，歐盟和美國大量采納IOSCO提出的披露要求時也保有自己國內立法的不同。例如，歐盟對公司基本情況和治理情況披露的要求，但美國則對之沒有要求。另外，一些國家出于競爭考慮，產生標準“競相追底（race to bottom）”的現象，我國在證券市場開放時不能出于競爭的需要放松信息披露的的要求，可以在參考IOSCO的國際通行做法的同時，對外國公司制定較之國內公司更為詳細的信息披露要求，在《證券法》中強化信息披露的要求，這不僅有助于完善我國的信息披露制度，與國際接軌，同時也利于保護國內的投資者的利益。

3. 雙邊監管合作

從國內監管層面來看，我國要適應實踐分業經營向混業經營發展的趨勢，協調好三大金融監管機構的權限及合作，克服因監管混亂而帶來的金融環境的不穩定，同時要加強完善內部監管制度，提高自律機構的監管權力，使政府與自律機構相協調。在國際層面，要加強與各國金融監管機構以及國際金融資質機構的合作，加強彼此間信息流動，強化信息共享機制，對于現有的雙邊證券合作達成的法律文件進行重新審視，完善該合作法律框架，對雙邊證券監管合作發展更深層次的內容，如應對危機的監管合作等。同時，要加強雙邊監管法律文件的可操作性，協調配置監管權力，促使監管有效性和合理性。

五、結語

外國公司來華發行與上市證券是人民幣國際化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必然產生的事物，是資本市場對外開放和國際化的必然要求，促進資本市場國際化需制度先行，外國公司來華證券融資涉及到一系列復雜的法律問題，本文的研究只是冰山一角，只是對法律適用和主要的法律制度如信息披露制度和監管合作等方面進行研究，但這也正是外國公司來華上市所面臨的基礎性的法律問題。掃清外國公司來華上市的法律障礙，才能充分發揮這一活動對資本市場國際化的積極作用，深化人民幣國際化，迎合市場需要的同時，也保證金融市場的公平有序，保證投資者的信心。（作者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基金項目：2014年度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研究生創新教育計劃研究生創新課題：人民幣國際化背景下外國公司來華發行與上市證券的法律協調問題（項目編號：2014S0504）。本文系結項成果。

參考文獻：

[1]Barry Eichengreen，Masahiro Kawai：Issues for Renminbi Internationalization：An Overview，ADBI working Paper Series，No.454，Jan.2014.

[2]Dr Jing Bian：The Develop of Offshore Renminbi，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anking Law and Regulation ，J.I.B.L.R.2015，30（1）.

[3]韓龍：《試驗區能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資本項目開放的有效試驗嗎》[J]，《上海財經政大學學報》，2014年8月

[4]韓駿：《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我國股票市場對方開放的戰略涉及》[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14年第1期。

[5]李永森：《資本市場開放路線圖》[J]，金融業對外開放，2014年第14期。

注解：

①

篇（3）

商業賄賂在商品經濟社會可謂源遠流長，它是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而產生、發展起來的一種經濟現象和行為。鑒于商業賄賂對商品經濟社會的危害性，從近現代以來，許多國家的競爭法都把其看作是一項典型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加以禁止，給予法律規制。1909年的德國《反不正當競爭法》對商業賄賂行為嚴格予以禁if=，并規定了刑事制裁措施①0 1993年公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下稱《反不正當竟爭法》)第8條規定:“經營者不得采用財物或者其他手段進行賄賂以銷售或者購買商品。在帳外暗中給予對方單位或者個人回扣的，以行賄論處;對方單位或者個人在帳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賄論處。經營者銷售或者購買商品，可以以明示方式給對方折扣，可以給中間人傭金。經營者給對方折扣、給中間人傭金的，必須如實人帳。接受折扣、傭金的經營者必須如實人帳。”這是我國對商業賄賂不正當競爭行為加以規制的法律依據。為準確把握《反不正當競爭法》有關規定精神，切實打擊商業賄賂行為，國家工商局于1996年公布施行《關于禁止商業賄賂行為的暫行規定》(以下簡稱《暫行規定》)，進一步對商業賄賂行為及其法律規制具體詳細規定。《反不正當競爭法》及其相關規定實施以來，對各種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規制，特別是打擊商業賄賂行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也不可否認，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進一步深人發展，世界經濟一體化，各種不正當競爭行為出現了許多新的特點，商業賄賂也呈現愈演愈烈和形式更多樣，說明修訂《反不正當競爭法》迫在眉捷。本文結合商業賄賂的概念，現實各種表現與特征，出現原因與存在土壤的分析，提出(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八條的修改建議，僅供參考。

一、商業賄賠的概念

商業賄賂是賄賂的一種形式，但又不同于其他賄賂形式。《反不正當競爭法》是從反不正當競爭角度規定商業賄賂的，即商業賄賂行為首先是一種不正當競爭行為。這是因為，倘若經營者不是通過降低成本、提高質量等參予競爭，而是通過賄賂手段購買或者銷售商品，那么必然違背競爭原則，扭曲市場關系，損害其他經營者的合法權益，構成不正當競爭氣

商業賄賂的行為主體(行賄者和受賄者)是經營者。《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二條第三款規定:“本法所稱的經營者，是指從事商品經營或者營利(以下所稱商品包括服務)的法人、其他經濟組織和個人”。也就是說，只有經營者為銷售或者購買商品而進行賄路(行賄和受賄〕時，才構成商業賄賂，經營者的范圍應從是否從事商品經營或者營利角度理解與界定。其他賄賂的行為主體主要是個人(也可以是單位)，主要指國家工作人員。

商業賄賂的目的主要是為銷售商品或者購買商品③，即為達到某種商業目的，通過賄賂手段，獲取優于其他經營者的競爭地位，或者排擠其他經營者的競爭機會。“競爭法保護的是競爭的機會和過程，不是保護競爭者’，④。其他賄賂則是為了獲取商業目的以外的目的。《反不正當競爭法》禁止與打擊商業賄賂行為，就是為了實現社會公平競爭的目的。

商業賄賂的手段主要有財物手段和其他手段。《暫行規定》第二條第三款對商業賄賂手段的財物加以專門解釋。即:“前款所稱財物，是指現金和實物，包括經營者為銷售或購買商品，假借促銷費、宣傳費、贊助費、科研費、勞務費、咨詢費、傭金等名義，或者以報銷各種費用形式，給付對方單位或個人的財物”。結合現實商品經濟社會的各種財物的表現形態，只能說《暫行規定》在此對“財物”的規定是例示性規定，即例示概括規定的簡稱，是指法律條款由例示用語加概括用語所構成的一種規范類型，是一種舉例加概括的規范模式。法律這樣規定，并不是說沒有列舉的就不屬“財物”范圍。“其他手段”，《暫行規定》第二條第四款規定:“第二款所稱其他手段，是指提供國內外各種名義的旅游、考察等給付財物以外的其他利益的手段”。顯而易見，這也是典型的例示性規定。“財物手段”和“其他手段”都是試圖以合法的方式規避法律的手段，具體把握只能根據具體案情與上述法律規定，結合其他特征，對行為給予具體認定。這是商業賄賂行為的客觀屬性，是區別其與正當競爭行為的重要客觀標準。

在對商業賄賂行為的內涵(主體資格、主觀目的和客觀行為)進行分析的基礎上。結合現實中的各種表現，商業賄賂行為的對象并不必然是經營者，非經營者亦可，也不必然是特定人，不特定對象亦可即一切掌握資源或權力的個體或群體。“有些主體雖然不與行賄人發生直接交易關系，但利用職務之便也可以接受他人的財物或好處為他人謀取交易機會或競爭優勢，比如象某些政府機構或官員”。顯然這里存在一個法律對受賄主體范圍規定過于狹窄的問題。

對“商業賄賂行為”界定的重要方面是要區分“回扣、折扣與傭金”的界限。(暫行規定》第五條第二款規定回扣“是指經營者銷售商品時在帳外暗中以現金、實物或者其他方式退給對方單位和個人的一定比例的商品價款”。回扣只是商業賄賂比較常見的一種表現形式，兩者的關系是一種包容關系，即回扣是一種商業賄賂行為，但商業賄賂并不都表現為回扣。從《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規定看，“帳外暗中”只是回扣的構成要件，但法律并沒有將賬外暗中作為其它商業賄賂行為的構成要件，其他商業賄賂無論是帳外暗中還是賬外公開都是意圖通過違反誠信原則的方式來獲取競爭優勢，從而擾亂社會正常的公平競爭秩序，構成不正當競爭行為。總之，折扣是明示人帳，而回扣是帳外暗中，折扣發生在購銷買賣當事人之間，只能給交易對方當事人，不能給其經辦人員。回扣既可以給交易對方當事人，也可以給對方單位主管人員或經辦人員。《暫行規定》就七條規定:“經營者銷售或購買商品，可以以明示的方式給中間人傭金。經營者給中間人傭金時，必須如實人帳;中間人接受傭金的，必須如實人賬。本規定所稱的傭金，是指經營者在市場交易中給予為其提供服務的具有合法經營資格的中間人的勞務報酬”。由此可知，傭金是合法的、正常商業行為，回扣則是不合法的，不正當競爭行為之一即商業賄賂行為。據以上分析，《反不正當競爭法》意義上的商業賄賂應理解為:經營者為了銷售或購買商品而采用的以財物或其他關系賄賂有關單位或個人，以促成交易，排擠競爭對手或獲取優于其競爭對手的競爭優勢從而獲取市場的行為。

二、商業賄賠主要表現形式的類型化與特征

(一)商業賄賂主要表現形式類型化

任何法律規范一方面來源于社會生活，是對生活的抽象，另一方面又必須回到社會實際生活中，為調整現實社會經濟關系服務。《反不正當競爭法》要對商業賄賂更好規制的一個前提，立法者必須對現實經濟生活中的主要商業賄賂表現形式加以區分與研究，給予類型化。

1.行為主體類型化。商業經濟活動的行為包括多種多樣，既有法人，也有非法人，有經濟組織，也有非經濟組織，既有單位，也有個人等等。怎樣將商業賄賂的行為主體類型化。“在絕大數情況下，商業賄賂行為的主體是市場交易中的競爭者，或為競爭者從事具體行為的人’，⑧。商業賄賂行為主體包括兩類:即行賄主體和受賄主體。對各種行為主體分析，可以認定行賄主體是經營者，(包括購買者和銷售者)，受賄主體是單位或個人。這里的經營者只要是從事經濟活動的一切行為主體，這里的單位和個人只要是妨礙公平竟爭，接受賄賂的所有單位和個人。這種類型化，就可避免現實執法中商業賄賂的主體認定的困難。

2.商業賄賂行為類型化。“商業賄賂行為的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在商業交易中，以競爭為目的，向另一個商業企業的職員或受托人提供、允諾或給予某種利益，以使其在采購商品或服務時以不正當方式優待自己或某個第三人’，對現實商業賄賂的行為分門別類加以類型化，其行為必須符合以下特征。第一:行為人必須在經營活動(商業交易)中從事行為;第二:行為人(行賄人)從事行為必須“以競爭為目的”，即客觀上要求行為人從事的行為是一項競爭行為，即任何一項可以促進競爭目的達成的行為;第三:行為人賄路與受賄的手段指向的必須是“利益”。這里所稱“利益”，是指受賄人并無權利獲得的、在物質方面或非物質方面客觀上能改善受賄人經濟狀況、法律狀況、社會狀況或人身狀況的東西;第四:行為人必須向相對人“提供、允諾的給予”某種利益。第五:行為人行賄旨在使自己或第三人在銷售商品或服務時以不正當方式獲得優待。受賄人是與經營活動有關的“單位或個人”，并且為行為人能帶來這種有損公平競爭“機會或環境”。當然，與商業行賄不同、商業受賄人是被動地索取或接受，行為人不需以競爭為目的。

3.商業賄賂主觀目的的類型化。商業賄賂的行為人必須具有故意。故意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間接故意。這即是說，行為人行賄人必須知道，自己在經營活動(商業交易)中的對方單位或個人(受托人)提供、允諾或給予特定的利益，知道這種利益合適于充當對方以不正當方式優待自己或第三人的對待給付。反之，商業受賄人也具有這種故意。即行為人必須知道，自己在商業交易中向對方索取，讓人允諾或收受特定的利益，知道自己這樣做是為了在競爭中以不正當方式優待對方或第三人。

(二)商業賄賂行為的特征

商業賄賂是商品經濟社會比較典型與普遍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對各種各樣行為進行法律上的抽象，可以歸納為以下一些主要特征:

1.行為主體是對應對方的經營者或與經營活動密切相關的單位和個人。包括行賄主體與受賄主體同時具備。

2.主觀上是故意和自愿的心理狀態。過失行為或被勒索的不得已的行為，均不構成商業賄賂行為。

3.行為動機一方是為了促成市場交易活動或取得權利交易條件，以獲取競爭機會或環境，最后獲得利益。另一方一般是為獲得利益。

4。商業賄賂具有隱蔽性。即雙方通過秘密的方式在帳外暗中給付或接受財物或其他不正當利益，以避人耳目，逃避懲罰。

5.商業賄賂具有多發性與普遍性。世界各國商品經濟社會無不存在商業賄賂這一病疾。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是商品經濟的伴生現象。因為商品經濟的天性是要求自由公平競爭，也就會伴生其付產品不正當競爭行為。

6。商業賄賂具有違法性。世界各國法律與法規無不打擊止“業賄”，因“這是““經濟”康”展的必要“提條

三、商業賄賠的法律規制

(一)商業賄賂存在的原因

商業賄賂產生存在的原因很多，概括起來可歸納為:

1.市場經濟的非理性因素。市場經濟的非理性因素指市場的一種最本質的內在因素以及影響市場行為者抉擇的某些心理和精神層面的因素。人們的欲望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種。欲望是指社會的人基于一定的需要而產生對一定物質或精神事物的渴望，是人的有意識的、并指向清晰的目的的行為傾向。一般情況下，人的欲望越強烈。其動機與目的越明確，社會意義越大。欲望的非理性特征表現為:第一潛在性和本能性;第二，沖動性和無規則性;第三，不可直接由邏輯或其他理性認識形態來把握。

欲望是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發育與前進的重要內驅力。沒有欲望就沒有個人的經濟活動，沒有市場行為，更沒有市場的交換機制。西方商品經濟發展史充分證明了這點。人的欲望不但能推動人類社會科學技術與文明發展，更能夠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競爭是推動欲望的機制與發動機。

但另一方面，在商品經濟(市場經濟)條件下，人的欲望總是處于不斷激發、不斷擴張，保持沖動和追求滿盈的狀態，它把有限的本身的自然欲望變為一種對抽象財富的占有的欲望。因此，市場上往往會出現一些由欲望盲目驅動的現象，給市場經濟帶來負面效應。商業賄賂就是此種盲目現象之一尸

由此可知，在市場經濟發展中，合理的欲望可以成為正當的利益激勵，使人們保持旺盛的熱情和干勁;可以使市場行為者能動地、積極地組織和調動各種市場要素，加速市場良性、快速發展。但是，這種欲望一旦盲目驅動或超出了合理的“度”，就會導致市場行為者抉擇失誤，而且導致慘重損失或出現市場道德敗壞，甚至違背法律行為。商業賄賂正是這種欲望盲目驅使的行為。說明欲望是一柄“雙刃劍”，關鍵看行為者如何把握與利用。

2.各種制度與規范的不健全，包括道德上法律觀念的扭曲。我國市場經濟發展歷史不長，各種相應的制度與規范不健全，加上人們道德觀念和法律觀念的扭曲，通過非正當違法途徑獲取財富的病態心理嚴重，這種社會轉型時期的伴生現象必然非常嚴重，商業賄賂這種不正當競爭行為大量存在也就毫不奇怪夕

(二)商業賄賂的法律規制

篇（4）

1.工業生產形勢總體穩定，但下行壓力加大。從目前國內工業生產的總體形勢來看，由于國內工業產品需求波動較小，因此工業生產的總體形勢也呈現較為穩定的狀態，但是受到出口貿易的影響，下行壓力增大。

2.企業運行狀況良好，業績穩中有升。國內工業企業在產品生產制造、銷售流通環節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績，工業企業的運行狀況良好，其業績處于穩中有升的局面，對工業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3.工業產品價格呈現逐步回落的態勢。由于國內工業企業競爭日益激烈，許多工業企業為了爭奪更多的市場份額，工業產品價格下降成為了競爭的手段，工業產品價格逐步回落成為了必然的發展態勢。

4.工業品出口增速保持穩定狀態。雖然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出口貿易的增速有所放緩，但是考慮到我國工業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工業產品出口增速目前保持了較為穩定的狀態。

二、工業經濟對國民經濟的促進作用分析

考慮到工業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較多，目前工業經濟的發展對國民經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工業經濟繁榮，則會帶動國民經濟快速發展，工業經濟低迷，則會拖累國民經濟發展。目前來看，工業經濟對國民經濟的促進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工業經濟提升了國民經濟的發展水平。從目前工業經濟所占比重來看，工業經濟占國民經濟的比例越來越高，工業經濟的發展質量和水平對國民經濟產生的影響日益強烈。從工業經濟所占GDP總額來看，工業經濟對提升國民經濟發展水平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2.工業經濟帶動了周邊行業的發展，為國民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工業經濟的發展不只是某個行業的發展，而是與工業周邊多個行業的發展，工業經濟的繁榮，必將給國民經濟提供有力的支撐，將會對實體經濟產生積極的促進作用。從目前工業經濟的增長來看，對周邊行業的帶動是非常明顯的。

3.工業經濟發展為國民經濟提供了手段保證。工業經濟在發展過程中，積累了寶貴的發展經驗，工業經濟屬于實體經濟的一種，對國民經濟形成了有力的支撐，保證了國民經濟能夠減少泡沫，提高整體發展質量。所以，工業經濟發展為國民經濟提供了手段保證，提升了國民經濟發展質量。

三、工業經濟的未來走勢預測及分析

考慮到工業經濟的發展現狀以及對國民經濟的促進及其現實特點，隨著工業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例越來越大，工業經濟在未來將朝著以下幾個方向快速發展:

1.工業經濟將成為實體經濟的主要發展形式。由于工業經濟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工業經濟在實體經濟領域所產生的效益日益增加，在這種局面下，工業經濟勢必成為實體經濟的重要發展形式，并對實體經濟的發展產生重要的推動作用。所以，未來工業經濟將會演變成實體經濟的主要發展形式。

2.工業經濟所占的比重將逐步加大。從目前工業經濟占國民經濟的比重來看，工業經濟已經逐漸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領頭羊，對國民經濟的作用日益突出。基于這一發展現狀，在工業經濟保持較快增長的趨勢下，工業經濟占據國民經濟的比重將進一步加大，其主體地位將更加突出。

篇（5）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逐步走向強盛，我們的國民經濟年平均增長速度都保持在9%左右，我們國家現在的經濟實力已經和解放初期不可同日而語了。國民經濟的發展帶來物質財富的增加，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實踐證明，中國經濟的逐步強盛，就是堅持正確的經濟發展道路的結果。但是，我們還要看到，現階段，我們國家的國民經濟與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相比來說，我們的經濟還處在發展的過程之中，我們的國民經濟還不夠強大，我們國家還需要大力發展國民經濟。

一、國民經濟各產業和行業的協調發展

國民經濟這個范疇，包括各部門各行業各企業，如第一產業中的農業、第二產業中的工業、第三產業中的商業、交通運輸業等。在不同的產業部門內部又分為許多行業，如農業中的飼養業、林業、種植業;工業部門的鋼鐵、機械制造工業等;商業中的批發、零售業等。各個行業之間相互聯系，形成國民經濟的有機統一體。

1.國民經濟按比例協調發展的規律國民經濟的運行有其自身的規律性，如果國民經濟的發展違背了客觀經濟規律，那么它的發展就會遇到波動與障礙。國民經濟運行的規律性，主要體現在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上。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就是各個產業、各個行業、各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都能相互提供所需要的各種原料、材料，同時又能把生產出的大量產品順利地銷售出去，既要滿足各生產企業對生產資料的需要，又要同時滿足城鄉居民不斷提高生活水平的需要，形成第一、二、三產業之間發展的合理結構，以及各產業內部按比例地協調發展，從而實現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最優化，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國民經濟協調發展問題。

農業的發展是保障國民經濟全面發展的基礎。農業生產的產品除了農村居民自用部分外，還要提供給城市居民的生活需要，向部分工業企業提供充足的糧食、禽畜等產品作原料。另外，工業生產的產品，還要有一部分用來滿足農業生產和城鄉居民生活的需要，對農業擴大再生產的規模和發展速度起著重要作用。

工業是國民經濟發展的支柱。工業部門生產的產品，要能滿足工業再生產和城鄉居民對生活消費用品的需要。在工業內部各行業和各企業之間，生產的各種勞動資料和各種不同性能的零部件及各種原材料，要能相互滿足需要，工業的各行業和各企業的生產才能協調地發展。除農業、工業之外的交通運輸業、金融業、商業等行業，也在國民經濟的物質生產過程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比如交通運輸業，生產部門生產出來的產品要經過運輸，才能從生產地運到銷售地，運輸業如果發展不夠，就會有一些產品運輸不出去而無法銷售，會制約生產的發展，所以運輸業是和直接的物質生產過程聯系在一起的，也是國民經濟的一個重要部門。國民經濟各產業之間以及各產業內部是相互聯系的，需要相互的協調發展，才能促使國民經濟結構更加合理。所謂結構合理，就是它們要符合一定的比例關系。它們之間比例關系協調的具體表現，即產品的產量和質量相互滿足需要，形成資源的合理配置，如果某一種數量的商品不能滿足購買者需要，它們的價格不僅會上漲，甚至購買不到，這就會影響購買者的生產;如果某一種類的產品生產過多，大量被積壓，這又會造成物資和生產這些產品的勞動力的大量浪費，這兩種情況，都會給國民經濟的發展造成損失。為了能使經濟結構在發展過程中經常處于合比例的狀態，國家還必須加強宏觀調控，處理好各產業及其內部之間的比例關系。

2.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性轉變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世人矚目的成就，經濟總量及其增長速度處于國際前列。然而，在這種高速增長的背后，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還存在著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主要表現在：各產業之間的比例不盡合理，有些企業生產技術水平和創新能力落后，國民經濟整體素質有待進一步提升。因此，只有對產業結構問題進行戰略性調整，同時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集約型轉變與全面發展，才能解決這些問題，并從根本上保證我國經濟發展的協調性和持久性。

篇（6）

本文認為,國民經濟與民法之間存在著相輔相成的關系。一方面,民法推動了國民經濟的良性運轉。民法規范了市場經濟中獨立利益主體的行為準則,起到了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保障公民權利的功能,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國民經濟的協調、良性發展;另一方面,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也會帶來民法的繁榮,使民法不斷走向優化與完善。在未來的經濟社會中,國民經濟與民法之間相輔相成的關系必然會更加明顯。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市場行為主體雖然自由度增強并且日趨多元化,然而宏觀調控仍舊是政府規范市場行為的一項重要手段。這其中,法律調控是宏觀調控的重要內容之一,在規范市場經濟過程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作為調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法律,民法致力于規范市場行為主體的行為準則,對國民經濟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保障作用。

 

在很多人的認識誤區里,“民法”常常被誤解為“公民法”。實質上,民法是調整平等民事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非法人組織之間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具有國家強制力。目前我國尚缺少一部較完整的民法典,而是以《民法通則》為主體,輔以《物權法》、《合同法》等其他單行民事法律。不同于經濟法強調國家與市場兩種力量的整合,民法是一種私法,它以自由平等為核心,偏重于根據當事人個體來規范其權利與義務,關注平等主體間的社會關系。當我們追溯民法的起源時會發現,民法實際上是商品經濟的產物。在早期的商品交易過程中,人們逐漸認識到必須要制定出一套可以共同遵守的交易規則,來保障交易的順利進行,民法從而得以衍生并走向發展。由此可以看出,從誕生之日起,民法就與國民經濟息息相關、難以分割,在我國當下的社會現實中,這種密切相連的關系表現得更加明顯。

 

我國的社會主義國民經濟建立在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之上,不斷滿足著勞動人民日益增長的需要。我國的國民經濟必須要按計劃、按比例地協調發展,這離不開發展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換的行為。為了發展國民經濟,首先必須壯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范社會主義經濟體制,這也就離不開民法的協助。民法作為調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關系的基本法規,實際上與國民經濟間存在著相輔相成的關系。一方面,民法促使國民經濟走上正軌,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另一方面,國民經濟的良性運作也會反過來助力于民法的推行與完善,保障民法的調整與干預行為落到實處、達成實效。具體來說,國民經濟與民法的相輔性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民法以個人權利為宗旨,規定了市場主體的行為準則,從而使得當前的市場經濟有章可循,推動了國民經濟的健康運轉。當前的社會主義經濟中雖然也含有計劃的成分,但已經逐漸走向了以市場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行為主體趨于多元化,并追求由、平等、開放、競爭。這些主體可以自由的進出市場經濟,作為一種獨立的經濟利益主體而存在,這個時候民法在社會經濟中的基本法地位就得以彰顯出來。民法為現代化的市場經濟提供了行為規范準則,相當大程度上影響到行為主體的參與行為,從而使得經濟主體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從事經濟活動,在鼓勵爭取經濟利益的同時保障經濟行為的合法性。處于民法約束范圍中的經濟主體既可以追求自身合法權益的獲得,又必須約束自身行為,防止侵害到他人的權益。由此可以看出,在當下充斥著獨立經濟主體的社會經濟領域中,民法的作用尤為重大。

 

民法在社會經濟中的干預,實質上是公權對自然狀態的干預行為,決定了經濟主體的利益歸屬。在民法的干預下,國民經濟中經濟主體的商品交換和商品交易行為從而得以有序展開。民法實質上是市民社會的法,主要致力于維護民事主體的人身權利與財產權利。在民法的制定和發揮法律效力的過程中,國家的干涉力量并不強烈,取而代之的是私法所包含的平等、自由精神。作為一個國家的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的總體,社會主義國民經濟是一種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需要民法對商品交換和商品交易行為進行規范與調整。民法通過公權來干預經濟市場,既出于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考慮,也具有一定的國家強制力,從而在國民經濟的運行過程中表現出其他法律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國民經濟的良性運作離不開民法的強力且細致的保障。

 

其次,民法在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保障公民權利方面,為國民經濟的協調、有序發展提供條件。隨著社會分工和生產社會化的不斷發展,國民經濟的結構處于不斷變化之中。我國的國民經濟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同時商業、服務業等新興產業也在國民經濟中占據著越來越大的比重。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社會生活的不斷進步,促發著國民經濟格局的改變,然而這個時候需要法律的強大力量來保證社會的整體安定。只有社會處于穩定狀態,國民經濟的發展才能走向協調。這個時候,民法恰如其分地展現出它在維護社會穩定方面的重要功能。

 

一方面,民法為人權提供了有力保障。通過對人身權、財產權等基本權利的保護,民法保障了公民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權利,從而使得公民的日常行為有理可依、有法可保,滿足了公民的生存需求。只有公民能夠自由合理地追求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項權利,社會才能保持一定程度的穩定狀態;另一方面,民法體現著公平正義的精神。弘揚平等、自由精神的民法不僅保障了人們的合法利益,也打擊著侵犯他人利益的行為,最大程度地維持社會的公平正義,從而引導社會生活的穩固發展、國民經濟的健康運行。

 

最后,國民經濟的不斷發展,也必然帶來民法的繁榮。隨著社會化進程的逐步推進,社會主義國民經濟正在步入健康化發展的征途,社會生產力從而得到不斷提高。在這種情形下,經濟主體的積極性愈發高昂,社會經濟格局日趨合理與完善。私法自治原則下國民經濟出現的良性發展勢頭,正好印證了民法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功能。由此也可以看出,民法將民事生活與政治生活區分開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沒有過分行政干預的市場經濟同樣能展現出勃勃生機。當社會主義經濟逐漸由計劃走向市場,愈加多元的市場主體需要民法這樣的私法來保障經濟利益,同時也需要民法這樣具有強制力的法律來規范經濟行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趨于成熟的同時,民法也在社會生活中體現出不可缺少的重要功能。國民經濟的健康、良性運作,將引導民法更加契合社會經濟領域的切實需要,在實踐中最大程度地發揮民法的重要作用,從而更好地保障公民的人身權利與財產權利。總之,國民經濟的良性運行,同樣能促使民法不斷走向優化和完善。

 

篇（7）

引言

1992年以來，中國堅定地走開放經濟的道路，特別是新世紀以來緊抓加入WTO的歷史性機遇，積極參與國際產品內分工，大力吸收FDI和發展加工貿易。在全球化的趨勢下，開放型經濟是各國、各地區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中國的開放型經濟有近30年的歷史，伴隨的是經濟的高速增長。但同時應該看到，中國目前很多產業仍處于國際分工底端，傳統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為主的產業結構依然沒有改變，特別是在受到國際資本轉移以及全球經濟危機等影響后，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優勢正在慢慢喪失。開放型經濟對國民經濟會產生巨大推動作用，這一觀點已經得到學術界的普遍認可，然而開放型經濟是通過什么途徑來影響經濟發展，如何才能更好地發揮開放型經濟對國民經濟的促進作用，已經成為地區乃至國家關心的重點。本文通過構建結構方程模型，從產業結構調整的角度分析開放型經濟對國民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并得出相應結論。

1.開放型經濟對國民經濟影響的文獻回顧

目前直接針對開放型經濟對經濟發展影響的研究成果并不多，主要是對開放型經濟本身進行的研究，大體可以分為以下兩類：第一類是對于開放型經濟及其作用的評價。例如，趙平平（2007）設計了一套開放型經濟評價指標體系，對中部六省開放型經濟的發展水平進行了測量和比較，在此基礎上分析開放型經濟對于經濟增長的作用；李練軍（2008）構建計量模型對外貿、FDI和經濟增長三者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分析，探討了開放型經濟發展的影響因素。第二類是開放型經濟轉型升級的思路和做法。例如，祖強和楊志琴（2007）認為，新一輪以服務業為主導的國際產業轉移是江蘇開放型經濟轉型的重要契機，江蘇應充分利用自身優勢，積極承接跨國服務外包；黎峰（2012）也在分析全球產業結構調整的基礎上從購買力角度分析了增強我國開放型經濟國際競爭力途徑；

開放型經濟通過引進國外資金和技術，配置資源在各產業的分配，達到優化產業結構的效果，進而促進經濟發展。何莎（2010）認為高度化的產業結構可以促進開放型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合理化的開放型經濟發展可以促進產業結構不斷升級。李用俊和趙曙東（2012）通過建立多元回歸模型，從產權結構的角度分析了江蘇如何利用開放型經濟的優勢加大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從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目前針對開放型經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開放型經濟本身的績效和影響因素的研究，而對于開放型經濟對國民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分析較少，因此，有必要對其原理進行分析研究。

2.開放型經濟下的中國經濟發展情況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呈現高速增長，尤其是代表經濟開放程度的進出口總額增長飛快，2006年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居世界第三位，達27100億美元，排在德國和美國之后。2007年增長23.5%，2008年為17.8%，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2009年下降13.9%，然而商務部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全年完成進出口29727.6億美元，同比增長34.7%，恢復了強勁的增長勢頭。同期中國GDP增長除2006年與2007年維持了高速的13.3%和14.6%之外，其余年份均在10%左右。

從1992年中國實際利用外資首次突破100億美元到2010年全國利用外資總計1057.35億美元，中國利用外資增長迅速。從外資投資的行業來說，入世前20多年，中國吸引的FDI中有70%投資于制造業領域，入世后，制造業依然占據FDI主導地位，目前制造業和房地產兩者合計比重達60%以上，外資加快了在資金、技術密集型行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擴張步伐。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實行開放型經濟，對整個國家的影響是巨大的，尤其在調整產業結構、優化資源配置方面，外資起到了先進示范性作用，國內也涌現了一大批優秀的企業，進而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

3.開放型經濟對經濟發展影響研究的實證研究

3.1 結構方程模型介紹

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e Equation Model，簡稱SEM）是一種將多元回歸和因素分析方法有機結合的多元統計分析技術。SEM適用于自變量相關、存在變量誤差、多個因變量等復雜條件下的建模。SEM擬合優度評價指標有CFI、NC、GFI和AGFI等。

3.2 模型建立

基于開放型經濟對國民經濟發展的理論研究，我們可以提出這樣幾個假設：

假設一：開放型經濟對國民經濟發展有顯著的正向直接作用；

假設二：開放型經濟對產業結構調整有顯著的正向直接作用；

假設三：產業結構調整對國民經濟發展有顯著的正向直接作用；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0-2010年省份面板樣本數據，從國民經濟發展水平和對外開放水平兩者綜合考慮，各賦50%的權重，選取排名前16省和直轄市，共收集176個樣本，并對數據進行適當整理和補差計算。

綜合第1節的分析，在結構模型中，本文設置了這樣幾個變量：①外生潛變量：開放型經濟；②外生觀察變量：外商注冊資本增長率（F1）、外資企業產值增產率（F2）、進出口總額增長率（F3）；③內生潛變量：產業結構、國民經濟增長；④內生觀察變量：第一產業指數（S1）、第二產業指數（S2）、第三產業指數（S1）、人均GDP增長率（N1）、從業人數增長率（N2）。

依據結構方程模型的一般形式，用表示開放型經濟這個外生變量，內生變量分別包括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分別用表示。

所以，本文建立的測量模型如下：

本文運用AMOS7.0軟件進行模型分析與計算，最終輸出結果如圖1所示。

模型達到了較好的擬合度，由于文章篇幅限制，省略了模型的修正過程。

4.實證結果的經濟意義說明與解釋

結構方程模型是一種驗證性分析，必須建立在一定的理論基礎上，通過變量之間的關系分析，指出變量之間的作用效果，這種效果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間接的。在本文的模型中，開放型經濟對于國民經濟發展的直接作用效果值為0.07，間接效果是通過產業結構調整這個中介變量來實現的，為0.65*0.92=0.598。總效應為為0.668。從模型結果來看，開放型經濟對國民經濟發展直接作用影響不是非常大，而產業結構調整對國民經濟具有較大的促進作用，路徑值達到0.92。此外，開放型經濟對于產業結構的調整效果顯著，這也符合理論的預期。開放型經濟對于國民經濟發展的總體效應為0.668，也達到了比較大的路徑值，驗證了開放型經濟促進產業調整，進而影響經濟發展的預期假設。本文對于開放型經濟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只進行了產業結構升級的驗證分析，其他影響因素有待學者進一步分析驗證。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開放型經濟對于國民經濟發展有顯著的正向推動作用，開放型經濟通過影響生產要素分配，對于產業結構調整有明顯的影響，而產業結構調整對于國民經濟發展具有很強的推動作用，因此，要制定相關的對外開放政策和產業政策，充分發揮開放型經濟對產業結構的調節作用，尤其加大對于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的高科技企業政策的扶持，并使兩者的發展目標一致，共同推動國民經濟健康快速發展。

參考文獻：

[1]趙平平.中部六省開放型經濟評價及發展對策研究[D].南昌：南昌大學，2007.

[2]李練軍.中部地區開放型經濟發展的實證與對策研究[D].武漢：華中農業大學，2008.

[3]祖強，楊志琴.發展服務外包推動江蘇開放型經濟轉型[J].唯實，2007（12）：39-42.

[4]黎峰，我國開放型經濟轉型升級的若干思考[J].學習與探索，2011（1）：135-137.

[5]何莎，安徽省對外貿易結構與產業結構關系研究[D].安徽：安徽工業大學，2010.

篇（8）

一、新時期下我國房地產經濟在我國經濟中的地位

首先，房地產經濟是我國經濟 的基礎性和先導性產業。由于房地產業所提供的房地產品既是生活資料，又是生產資料，是社會本文由收集整理經濟活動不可缺少的基礎要素，因此可以說房地產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性產業。人們的生活離不開房子，也即離不開房地產；國民經濟的各部門開展活動也離不開房地產。因而房地產業的發展總要超前于其他產業的發展。房地產的投資開發又會引發對其它許多行業的需求，對相關產業產生程度不同的帶動作用。因此可以說，房地產業還是國民經濟的先導性產業。其次，房地產業應成為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主導產業是指在國民經濟的某個階段能對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起著導向性和帶動性作用，并具有廣闊的市場前景和技術創新能力的產業，往往這些產業都會成為國民經濟的龍頭產業。最后，房地產業還應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支柱產業和主導產業是不相 同的，支柱產業是指少數在國民經濟中處于舉足輕重的地位，其產值在國民生產總值中占有較大比重的產業，主導產業著重強調的是產業的帶動作用和擴散作用，而支柱產業強調的是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比重和份額。

二、新時期下我國房地產經濟的發展現狀

1.房地產經濟快速發展，推動經濟的持續增長。過去的幾年，是房地產經濟快速發展的幾年，房地產行業在促進經濟的快速發展與持續增長的過程中，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房地產行業作為涉及范圍廣。關聯性高的行業，在行業中處于基礎性的地位，帶動了家電、裝修、建筑、金融等行業的發展，從而為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從而推動了經濟的持續增長。

2.房地產經濟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人們的生活水平與質量。住房問題一直是關系著人們生存的重大問題，尤其是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房地產行業在提高居民的生活質量與水平方面發揮著更為重要的作用。住房問題是關系著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而積極地推動房地產經濟的健康發展，是滿足人們的生活水平的前提和基礎。

3.房地產市場的發展不健全。雖然我國的房地產經濟發展很快，但是，現階段我國房地產市場發展很不健全，很多大型城市存在房產泡沫現象。房價大幅上漲，與人們的生活水平嚴重不符，不利于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與生活質量的改善。另一方面就是，房地產經濟的巨額利潤，使得大量的企業紛紛進入，沖擊著并不完善的房地產市場，使得房地產市場的發展不健全、不合理。

4.房價上漲幅度大。近幾年，房價大幅上漲，尤其是幾個大城市，房價更是出現了不合理的增幅，還有就是房地產的供需存在很大的問題，高端住房供給較大，商品房出現供不應求額的現象，保障性住房卻供應不足，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居民的正常生活，不利于生活質量的改善與提高，房價的大幅上漲，也給居民的生活帶來了很大的影響，使得房地產的發展很不合理。

三、新時期下我國房地產經濟的發展趨向

房地產經濟作為經濟發展的促進因素，在國民經濟發展中處于重要的地位，不僅改善了人們的生活質量，還對國家經濟的發展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因此，未來房地產經濟的良性、健康發展是一大趨勢。

1.房地產市場日趨成熟。雖然現階段，我國的房地產經濟處于發展的瓶頸期，但是，總體上來說，我國的房地產經濟還處于比較繁榮的發展階段，房地產市場仍然處于上升的時期，因此，未來的發展，市場的調節作用 一定會體現出來，再加上國家政策的調整與積極有效地引導房地產經濟在改善人民生活以及促進經濟發展方面仍然起著巨大的作用。

2.房價將會日趨穩定。過去幾年，房價增長很快，不僅對人們的正常生活帶來了影響，還嚴重影響了經濟的發展。但是，我們應該看到，房價是與國民經濟成正向發展的關系的，只要國民經濟可以保持穩定的增長，政府的調控措施得當，那么，房價便不會出現加大的波動，近幾個月的房價環比下降正是很好的印證了這一觀點，因此，未來的房價必會日趨穩定。

篇（9）

核算信息對國民消費支出的貢獻作用在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用來衡量居民消費支出的指標有很多，例如可支配收入使用賬戶、調整后可支配收入使用賬戶、可支配收入使用部門綜合賬戶等賬戶，這三個賬戶中，涉及到最終消費和總儲蓄指標，是進行國民消費支出分析的基本原始數據，居民消費支出分析過程中，必然涉及到物價變動和各類價格變動的指標，通過對各類價格指標的結合，可以分析當前消費變動狀況，實現消費的動態考察。在政府消費支出中，運用國民經濟核算中部門綜合賬戶，通過價格體系，可以分析政府消費支出在整個國民支出的結構和比例，還可以通過政府消費支出結構特點，分析社會消費支出的主要方面，更有利于進行國際消費支出比較。

核算信息對宏觀經濟管理中國民儲蓄和投資的貢獻作用實現我國貨幣供給和需求平衡，促進我國宏觀經濟的穩定增長，是我國宏觀經濟管理的重要目標之一，因此，宏觀經濟管理過程中，必然涉及到國民儲蓄和投資的宏觀管理問題。國民經濟核算中，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庫存增加、土地購置之和與儲蓄總額相比，投資儲蓄率等指標，是進行國民經濟宏觀管理最需要的指標，通過這些相關指標的衡量，能充分了解當前貨幣供給和需求狀況，當前投資形式，對指定投資政策，貨幣政策和產業政策的參考意義極大，同時通過時間變量的動態分析，可以了解其變化趨勢，為實現宏觀經濟的穩定增長目標，制定可行的預期政策提供借鑒。

國民經濟核算的投入產出分析價值核算信息對宏觀經濟投入產出分析的貢獻作用很大。國民經濟核算中，具有專門的投入產出表，1974年，中國有關部門編制了第一張投入產出表——實物型投入產出表。80年代初,國家統計局同有關部門合作開始編制MPS體系的價值型投入產出表。先后編制出1981年和1983年全國投入產出表。80年代中期,適應改革開放以后第三產業迅速發展和制定第三產業發展政策的需要,國家統計局開始研究SNA體系的投入產出表。投入產出表有供給表、使用表、產品部門×產品部門表；供給表又稱產出表，使用表又稱投入表；其主表為產品部門×產品部門表。投入產出表是進行宏觀經濟管理一個十分重要的參考表，投入產出表反應了我國各個經濟部門生產要素投入的總量狀況，投入結構狀況，以及要素投入的經濟效益狀況。通過投入產出表，可以明確國民經濟發展中各部門產品和服務的價值形成過程，產品的初次分配方向，分配結構；還可以通過該表了解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情況，這對宏觀經濟管理中，進行資源的有效配置，加強產品分配和再分配提供基本管理信息；另外投入產出表不僅僅詳細描述了各個產業之間的發展狀況，他還能反映各個產業之間的間接聯系，通過直接投入系數組合，可以完善可以明確產業之間的間接聯系方式和密切程度；投入產出表還能描述產業部門之間的影響關系，因此，通入投入產出表描述了產業之間的關系，產業之間最終產品和中間產品的關系，以及總產出與中間投入的關系等等，這對我國進行宏觀經濟調整，制定產業政策，分配政策等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國民經濟核算對經濟增長分析的貢獻價值國民經濟核算信息，有利于分析國民經濟增長狀況，實現經濟的穩定和可持續增長是宏觀經濟管理的重要目標之一，國民經濟核算有利于加強經濟的穩定和可持續增長的實現。國民經濟核算采用平衡表、帳戶、矩陣相結合的方法，能夠全面地、系統地、結構層次分明地反映從生產、分配到交換、消費的全過程，科學地揭示國民經濟各部門、各地區和國內外經濟往來活動在社會再生產中的地位、作用和相互間的經濟技術關系，是對整個國民經濟運行或社會再生產過程進行計算、測定和描述的宏觀經濟信息系統，是國家宏觀經濟決策的重要依據和宏觀經濟調控的有效工具。國民經濟核算信息，為實現我國經濟的適度和均衡增長提供了有利的分析數據，我國經濟增長過程必須以確保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更要實現產品供給和需求實現平衡發展，產業結構相互協調，產品技術實現不斷進步和更新換代。我國國民經濟的適度增長，就是要求經濟發展要按照客觀經濟發展要求，滿足瓶頸部門經濟增長速度需求；我國國民經濟的均衡增長，就是要求積累和投資規模要是均衡發展，積累和消費之間均衡發展，生產和流通之間實現均衡，經濟的發展滿足生產發展，科技進步，人口發展需要。

篇（10）

中圖分類號：F123.16 文獻標識碼：A

中國物流產業的發展與國民經濟的發展是相輔相成的，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對物流產業的總量、服務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物流產業發展也降低了國民經濟的運行成本，推動了國民經濟快速、高效的增長。目前，國內已有的關于物流產業與國民經濟發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物流產業的發展與國民經濟發展關系的研究[1-4]，以及物流產業的發展對國民經濟發展的影響及貢獻度的研究[5-7]，對物流投資與國民經濟的關系的研究很少見。本文則是從物流投資對國民經濟的影響的角度，分析物流投資對國民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我國編制物流統計年鑒的時間較晚，物流統計年鑒統計到的最早的物流業的數據資料起始于1991年。鑒于交通運輸在物流業發展中的重要地位，1991年以前，用交通運輸系統的投資代表物流業的投資數據進行分析。

1 1978年至1990年交通運輸投資與國民經濟

1978年至1990年，我國交通運輸系統的投資由開始的24.8億元增長到1990年的180.53億元，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前期較小，1984年以后，交通運輸系統的投資占GDP比重有所上升，1986年超過了1%，后期維持在0.8%左右。（見表1）

圖1和2反映的是1979年至1990年交通運輸投資增長率與GDP增長率之間的關系。這一階段交通運輸投資增長率與GDP增長率呈正相關關系，相關系數0.598。從兩圖中我們可以看到，雖然交通運輸投資增長率與GDP增長率變化的幅度差距很大，交通運輸投資增長率的“波峰”和“波谷”之間最大差為0.9以上，而GDP變化則相對平穩的多，其增長率的“波峰”和“波谷”之間最大差僅為0.1左右，但是二者變化的方向是大致一致的。1981年GDP增長率很低，僅為5.2%，這一年的交通運輸投資則是負增長，1984年GDP增長率為15.2%，這一年的交通運輸投資則是70.22%，1987年開始的亞洲金融危機，使GDP的增長率在隨后的兩年中急劇下降，而我國在應對金融危機中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大基礎設施的建設力度，拉動內需，交通運輸投資增長率反而有所提高。

根據表1的數據，建立GDP與交通運輸投資之間的一元線性回歸方程，一元線性回歸方程假設同前：

y=2 482.276+84.9242x

5.378710.0714

其中y為GDP，x為交通運輸投資，其中R■=0.9022，調整后的R■=0.8933，擬合優度比較高，模型中x的t為10.0714，常數項的t為5.3787，均大于t■=1.7959可以通過臨界值為5%的檢驗。F值為101.4335，F檢驗的相伴概率為0.000001說明回歸方程高度顯著。在此回歸方程中，x的系數為84.9242，說明交通運輸投資每提高一個單位（萬元），GDP提高84.9242單位，即849 242元。

2 1991年至2006年物流業投資與國民經濟

1991年至2006年，我國物流業投資額及其占國民經濟的比重處于穩步上升的狀態。1991年物流業的投資為357.5億元，占GDP的比重為1.65%，到2006年，物流業投資額為12 169.4億元，是1991年的34倍左右，占GDP的比重也提高到了5.74%。

圖3和4反映的是1992年至2006年物流業投資增長率與GDP增長率之間的關系。和前一階段相同，物流業投資增長率與GDP增長率的變化幅度相差很大。物流業投資增長的“波峰”與“波谷”之間的差為0.74左右，而GDP增長的“波峰”與“波谷”之間的差僅為0.066左右。雖然物流業投資的波動幅度較大，亞洲金融危機過后的幾年中下降幅度很大，但1998年物流業的投資增長率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主要集中在交通運輸設施的投資，1997年交通運輸設施投資為2 113億元，1998年的交通運輸設施投資一下子上升到3 082億元，增加近50%，隨后的幾年，鐵路營運里程和公路通車里程都有較大增加。除1988年物流業投資增長率比較突出之外，物流業的投資與GDP的變化方向是大致一致的。兩者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相關系數為0.5404。

根據表2的數據，建立GDP與物流業投資之間的一元線性回歸方程，一元線性回歸方程假設同前：

y=11 649.15+16.2387x

9.275814.4815

其中y為GDP，x為物流業投資，其中R■=0.9374，調整后的R■=0.9330，擬合優度比較高，模型中x的t為14.4815，常數項的t為9.2758，均大于t■=1.7613可以通過臨界值為5%的檢驗。F值為209.7127，F檢驗的相伴概率為0說明回歸方程高度顯著。在此回歸方程中，x前的系數為16.2387，說明物流業投資每提高一個單位（萬元），GDP提高16.2387單位，即162 387元。

根據表2的數據，建立GDP與交通運輸投資之間的一元線性回歸方程，一元線性回歸方程假設同前：

y=10 712.03+20.1775x

10.734419.0775

其中y為GDP，x為交通運輸投資，其中R■=0.9630，調整后的R■=0.9603，擬合優度比較高，模型中x的t為19.0775，常數項的t為10.7344，均大于t■=1.7613可以通過臨界值為5%的檢驗。F值為363.95，F檢驗的相伴概率為0說明回歸方程高度顯著。在此回歸方程中，x前的系數為20.1775，說明交通運輸投資每提高一個單位（萬元），GDP提高20.1775單位，即201 775元。

3 結 論

通過對1978年至1990年的交通運輸業投資，1991年至2006年的物流業投資以及1991年至2006年的交通運輸業投資進行比較分析，可以發現：第一，交通運輸系統投資作為物流業投資的一部分，其對國民經濟的帶動作用大于整體物流投資對國民經濟的帶動作用，1991年至2006年，交通運輸投資每提高一個單位（萬元），GDP提高201 775元，而物流業投資每提高一個單位（萬元），GDP提高162 387元。第二，交通運輸投資對于國民經濟的帶動作用在減小。1978年至1990年的交通運輸投資每提高1萬元，GDP提高849 242元，而1991年至2006年，交通運輸投資每提高1萬元，GDP的提高下降到201 775元，這表明交通運輸投資對于國民經濟的帶動作用在減小。這說明在未來物流業的發展上，一方面，要建設和完善基礎設施建設，改善物流的硬件條件，但是更重要的則應該是在物流組織方面的提高，努力提高物流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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