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研究的問題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宏觀經濟研究的問題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3、通貨膨脹理論，根據短期和長期菲利普斯曲線，通脹與失業短期有相互替代關系，可以以增加失業率來換取通貨膨脹率的降低；

4、經濟周期理論，是指經濟增長過程中反復出現并具有規律性的擴張與衰退相互交替的經濟現象；

篇（2）

二、現階段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會計目標不明確信息公開不夠透明

環境會計的核心是將環境問題對外不經濟納入企業會計核算系統，形成對環境的可靠評估程序。?h境會計作為環境控制的手段方法，我們第一步就是要在環境會計目標的基礎上從宏觀層面上重新定義環境會計目標。環境會計管理控制作為交叉學科的分支，其涉及的理論內容比較廣泛，除在基礎會計的理論基礎上，還應包括可持續發展理論、物質平衡理論和環境價值論等。由于我國在環境會計的研究起步較晚，不同背景不同行業企業面臨的問題又比較復雜，而環境會計作為政府和企業進行環境控制紐帶，必須具有強有力的理論支持。因此建立健全會計理論體系也是實施有效的環境控制的必要前提準備。

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中央政府在環境控制方面其實一直是在環境控制和保護某些產業進而維持經濟增長之間尋求一種動態平衡，重污染企業就在其中扮演著一個雙重角色，部分重污染企業由于能夠帶來較大的經濟效益而受到地方政府的“保護”，企業自愿報告的環境會計信息很難保證信息的全面性和準確性。這時候政府信息公開就顯得尤為重要。但就目前來看雖然由政府公開的信息的來源主要是政府統計部門和第三方審計，具有一定的間接性、局限性和信息不對稱問題，目前的政府信息公開并不能保證信息的及時有效性。

（二）我國政府在對環境控制時未充分考慮其特殊性

為保護生態環境，近年來我國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法律措施和經濟手段對企業濫用資源、破壞環境的行為進行限制干預，但是環境事件還經常發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政府宏觀調控中未充分考慮我國政治體制的特殊性。區別于西方資本主義行政體制，我國中央政府對國家政權有著絕對性的控制力，因此，我國的環境控制是典型的政府主導型，大部分資源與環境歸國家所有，政府是進行環境控制的主體，政府環境會計能否發揮有效作用對環境管理控制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我國實施科學合理的環境控制必須充分考慮我國政體的特殊性，不能盲目地照搬國際現有的理論研究成果。此外，我國疆土遼闊，東西南北發展程度差異大，地理情況行業水平也是千差萬別，這也增加了我國實施環境控制的難度。

（三）政府環境控制機制存在局限性

我國政府采用的環境控制機制包括日常性控制和非日常性控制兩大類。[6]日常性控制是指環境控制主體即政府通過法律法規以及制定的相關標準對企業進行的一般性控制，其控制內容比較簡單，例如排污收費，管理收費，征收環境稅，補貼環境保護費用，環境責任保險等。但是這種控制手段存在一定的例行性和程序性，存在很大弊端。由于信息不對稱問題，長期而言政府對企業環境控制偏差就會出現量變積累轉為質變的環境事件，這時候政府就需要采用除日常性控制以外的方式即非日常性控制來彌補這種質變，例如，進行強制性大規模檢查，加大懲罰力度，提高指標標準等。但是這種控制多屬于事后控制，而且這種控制方式需要具體的面對宏大眾多的監管對象，這就意味著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成本，另一方面限于政府能力也不可能監管到所有監管對象。因此即使這兩種手段結合控制環境問題也存在明顯不足。

三、基于我國政體特殊性提出針對上述問題的建議

（一）明確宏觀環境會計目標，健全會計信息公開體系

在我國現行的法律制度體系下，自然資源的權利必須通過國家的主體即各級政府來行使。因此，我國環境會計的核算應建立兩個核算體系一是政府環境會計宏觀環境會計，二是企業環境會計微觀環境會計。這兩者應該是互相補充，共同提供環境核算信息。我國政府作為全國人民利益的代表，基于政府環境會計應該以實現環境效益、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共贏為目標，而進行政府環境會計的核算首先就要對環境會計信息進行集中客觀核算與反映。鑒于企業自愿報告環境會計信息很難保證信息質量，建議構建政府主導的環境會計信息系統，通過法律手段強制要求企業直接向該平臺提供反應在各種經濟活動中發生的環境信息，政府可以通過網絡信息技術和第三方審計對環境會計信息進行驗證，確保環境信息的可靠性、客觀性、及時性。驗證后的信息可以儲存上傳數據庫，由政府官方網站提供給各個信息用戶，讓立法機構、各級政府決策層與企業、公眾都能通過政府環境會計信息清楚地意識到資源與環境方面存在的問題，從而可以進行更加全面合理科學的環境控制，為當代人的決策提供環境信息與成本價值的引導，同時也有利于進一步完善會計理論和基礎，實現企業環境會計的外部生產和企業環境保護工作與政府環境控制相結合，達到生態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二）用綠色GDP去除一味地發展經濟

國家在擁有環境資源所有權的同時也承擔對環境保護，節能減排和提高綠色GDP的推動和監管責任，其中提高各項目工程的經濟效率合理性是政府統籌管理的最終目的。以大區域的生態環境保護工程為例，生態補償可能會由于各地方政府的利益沖突而達不到預期理想效果，這時集權制中央政府的調節就顯得尤為重要。但是要注意的是，在我國中央政府雖對國家政權有著絕對的控制力，同時又始終代表人民的利益，所以在補償實施的過程中應避免政府一家獨大造成的腐敗貪污現象。這就要求在實施生態補償項目中增加社會監督，提高項目運營的透明度，加強市場參與度。同時生態補償政策對于地方官員來說也是一種激勵機制，就目前來看，經濟建設依舊是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重中之重，GDP也一直是對地方政府和官員進行考核的核心力量，這就導致了一些地方政府不計后果的發展當地經濟，造成生態環境嚴重損壞，違背可持續發展的理念。隨著我國進入經濟新常態，單純的GDP考核顯然不能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采用綠色GDP考核去除一味地以城市建設經濟發展為目標來判斷地區發展，而是將生態環境考核納入其中，提高地方官員晉升標準，這將大大提高地方政府官員進行生態保護的積極性，進而對環境保護工作產生巨大的促進作用。

（三）政府環境控制機制集中專業化

在生態保護和經濟效益達到雙贏的會計目標下，又限于政府能力，我國中央政府在環境控制方面一直是在進行環境控制和保護某些產業進而維持經濟增長之間尋求一種動態平衡。筆者認為應該盡可能的消除非日常性控制以減小環境控制的成本，?D而著重專注于政府的日常性控制，通過制定更加全面的法律法規和經濟政策做好企業信息披露工作，減小控制偏差，進而使環境事件出現概率降低同時也就減小了例外性控制存在的必要性，在經濟增長的動態平衡中達到政府環境控制的最大效果，實現生態經濟效益。

四、結語

在我國社會主義中央集權制下的資源所有權與資源經營管理權分離的背景下，政府對生態保護、環境管理、社會效益的可持續發展起著主要推動作用，對企業環境污染信息披露承擔著監督責任。利用我國政府管理控制的先天優勢，明確政府環境會計目標，進行政府環境信息公開、制定規則，從而科學的管理控制環境資源和進一步有效的治理環境污染問題。

篇（3）

關鍵詞：新形勢 通貨膨脹 充分就業 貨幣政策 研究

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特征及對通貨膨脹與就業問題的作用

2008年始于美國的次貸危機迅速演變成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目前還尚未走出其帶來的陰影和不良影響，我國的對外出口總額在2010年底才達到了2008年第二季度的水平。面對市場需求萎縮和投資的縮減，全球經濟的宏觀經濟政策自2008至2010年底普遍采取了寬松的貨幣政策，提高了政府對于經濟的直接投資力度和規模，以此來拉動總需求和總投入，從而刺激宏觀經濟發展速度和公眾對于經濟的利好預期。這種宏觀經濟政策特征一方面刺激了經濟發展，創造了更多的就業崗位，提高了就業水平，但也帶來了較高的通貨膨脹水平和物價上漲速度。2011年我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年均上漲了約5.4%，大大超出了政府宏觀調控的目標范圍，不斷攀升的物價對于國民經濟各個環節產生了眾多不良影響，種種跡象表明，2012年抑制物價控制通貨膨脹的壓力依然巨大。這就是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在通貨膨脹和充分就業問題上所面臨兩難選擇的具體表現。

宏觀經濟運行中通貨膨脹和就業問題歷來是一對難以割舍又“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由于其對整體經濟運行質量有著實質性影響，因而也是必須加以重視和妥善解決的問題。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特征及其對于通貨膨脹與充分就業問題的作用影響，客觀上要求在宏觀經濟政策制定和實施的過程中要做到以下幾個方面：從經濟發展的長遠規劃和戰略布局的高度層次上，去審視通貨膨脹與充分就業問題，以為該問題的處理和權衡提供戰略統籌和規劃依據；全面理解和把握通貨膨脹與充分就業內涵及其作用機制，為正確處理兩者關系提供技術支撐；建立健全社會相關保障體系，以保證即使兩者關系處于最壞的情況下仍能保持公眾對于經濟發展的較好預期；最后就基于菲利普斯曲線所揭示的兩者的關系進行相關決策時，要對其結果條件對應關系進行準確把握。

通貨膨脹與就業問題處理的基本現狀、存在問題及原因

縱觀2008-2011年期間世界各主要經濟體對于通貨膨脹與充分就業問題的處理中，在宏觀經濟政策上大都采取了積極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減少或降低稅率和銀行貸款利率，以刺激和擴大相關投資主體對于經濟的投資行為和規模，這種行為使得全球經濟在金融危機的打擊下依然保持了平均約2.3%的經濟增長速度，失業率基本保持在平均4%以下的國際警戒線水平，基本上初步實現了充分就業；但同期的通貨膨脹水平卻是2005-2008年平均通貨膨脹水平的2.3倍，該期間國際貿易中大宗商品和貨物的進出口價格平均上漲了約11.8%左右，勞動力價格也大幅度攀升。特別是以中國、印度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過高的通貨膨脹水平已經對于全球經濟的運行態勢產生了諸多不利影響，改變著國際貿易收支的均衡和相關貨幣匯率的變化。通過對全球各主要經濟體在通貨膨脹與充分就業問題上所采取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及其影響的分析，歸納總結其存在的問題及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宏觀經濟調控政策中，由于缺乏對通貨膨脹和充分就業問題的作用意義和重要性等認識不足，使得基于經濟長期發展戰略和規劃層次方面的考慮和相關安排機制尚未建立，對于通貨膨脹和就業問題的決策多出于短期行為的博弈。據一份對于全球宏觀經濟2003-2010年運行狀況和運行特征的調查數據顯示，該期間各國宏觀經濟調控政策中只有39.3%的國家和地區，將通貸膨脹和就業的權衡問題列入整體的宏觀經濟決策之中，其在通貨膨脹和就業資源資金上的投入比重之比為1∶2.35，以較大的通貨膨脹水平獲取就業率的提升，而這種經濟運行的結果使得超過67%的國家和地區出現了宏觀經濟運行失衡狀態。同時政府在考慮宏觀經濟調控政策時，大部分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較高的通貨膨脹速度，并且對于其后續影響和結果也缺乏有效監督和評估。

第二，宏觀經濟調控政策中，由于缺乏對于通貨膨脹和充分就業問題全面內涵及其相互作用機制的了解，使得相關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實施效果與主觀目的之間發生了背離，出現了較高通脹水平下仍然保持了較高失業率的水平這一矛盾和困境。新形勢下超過63.4%的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普遍出現了經濟增長率不超過2%的經濟緩慢增長與6%的高通脹水平、9%的高失業率水平相伴的情形，特別是缺乏創新機制和在國際市場上處于不利競爭地位的經濟體更是如此，2008-2010年非洲國家聯盟的宏觀經濟運行數據顯示，其通貨膨脹水平和失業率處于危險的雙高局面。導致這一問題的主要原因在于：把兩者當成了一種簡單的此消彼長的反比例關系，而忽略了對這種關系狀態的具體條件的分析。

第三，宏觀經濟調控政策中，由于缺乏對于社會保障體系作用及其貢獻的影響，使得在高通脹水平和高失業率水平下，公眾對于經濟發展的預期和走勢期望處于一個較低的水平，從而抑制了社會總需求的增長，并最終影響到總供給和社會的再生產。社會保障體系對于社會公眾預期的影響是較大的，通過對社會保障體系比較健全的歐美和相對較缺乏的亞洲國家的對比研究發現，在同樣的通貨膨脹水平下，歐美國家市場總需求的減少幅度僅僅是亞洲國家平均水平的37.8%，因而其社會生產的縮減幅度僅有亞洲國家的18.3%，而亞洲國家的社會公眾對于經濟預期的變化幅度一直保持在較大振幅水平上變化。這就是亞洲國家和歐美國家相差懸殊的社會保障體系對于社會公眾未來預期的影響：保障體系健全，公眾未來預期向好，刺激其有效消費需求，進而帶動社會再生產相關環節，反之則結果也相反。

第四，宏觀經濟調控政策中，由于缺乏對于傳統菲利普斯曲線所揭示的通貨膨脹與充分就業之間關系的多種情形與其對應具體條件缺乏了解，以致在根據其進行宏觀調控政策的決策時，造成實際調控效果往往與理論推導值相去甚遠。菲利普斯曲線及其變形分別揭示了短期和長期意義上的通貨膨脹和充分就業的關系，而現代經濟運行中約有32.7%的宏觀經濟運行決策是在違背條件結果對應機制上而做出的，使得2008-2010年期間全球經濟宏觀調控中造成了較高的通貨膨脹水平而失業率依然居高不下，特別是美國長期9.8%左右的失業率水平嚴重制約了其經濟的復蘇。另外通貨膨脹和就業率在某種情形下又具有完全的不相關關系，這使得對于一方的調整難以控制另一方的運行和表現。

處理通貨膨脹與充分就業問題的對策

根據后金融危機時代宏觀經濟政策特征及其對于通貨膨脹與充分就業問題的作用闡述，在分析了目前全球各主要經濟體在通貨膨脹與充分就業問題上宏觀經濟調控政策作用及其效果的基礎上，參考相關通貨膨脹與充分就業的理論知識，特別是對各主要經濟學派主張綜合的分析，并利用大量的近年來被廣泛推崇和認可的實證主義學派的經濟統計數據和統計數學經濟模型，就后金融危機時代如何加強和提高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對于通貨膨脹和充分就業問題的把握和解決提出如下對策：

第一，宏觀經濟調控政策中，對于通貨膨脹與充分就業問題的處理和決策，要從經濟結構調整轉型和經濟長遠發展的戰略規劃和布局的高度去認識和審視，確保對于兩者關系的處理和相關決策符合經濟發展戰略的需要，以減少或避免針對通貨膨脹和充分就業而出現的短期博弈行為和短視舉動。通貨膨脹和就業問題是現代經濟運行中的兩個突出問題和棘手問題，一個健康健全的經濟體運行特征應該是具有一個合理通脹水平和物價水平以及將失業率控制在一定范圍內，而要做到對這個兩難選擇的準確把握，就必須將通貨膨脹和充分就業的問題從經濟結構調整戰略轉型及其長期發展的規劃上來看待和加以審視，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在處理通貨膨脹時不傷及到就業問題，而在解決就業問題時候通貨膨脹水平依然控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

第二，宏觀經濟調控政策中，對于通貨膨脹與充分就業的處理和決策，要從對于通貨膨脹和充分就業內涵及其作用機制深刻解讀的基礎上，將宏觀經濟調控決策的主觀目的與實施效果保持在一個可以接受的幅度和變化區間內，擺脫兩者同時陷于低谷的被動局面。通貨膨脹是現代經濟的一個普遍現象，引發通貨膨脹的因素和機制也是多種多樣的，目前常見的通貨膨脹類型有輸入型、成本推動型、結構型以及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充分就業是衡量就業比率的一個指標，而不是徹底消滅失業現象，相關理論研究顯示，一定的失業率水平是無法避免的，而且客觀上也有一定的積極作用。兩者之間的作用機制及其情形又是多種多樣的，一般情況下兩者此消彼長，高通脹率往往伴隨著投資需求的擴大和較高的就業率水平。

第三，宏觀經濟調控政策中，對于通貨膨脹與充分就業的處理和決策，要從建立和健全社會相關保障體系方面進行布局和謀劃，從而根據經濟發展戰略需要，即使在高通脹和高失業率這一最壞情況下，也能保持公眾對于經濟發展的良好預期和保持一定的需求規模和水平，從而實現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和充分就業問題對于宏觀經濟的運行作用機制，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通過對于社會公眾的心理預期影響而最終實現其作用的，一般情況下高通脹水平和高失業率總是傳達出經濟頹靡的信號，與此對應的社會公眾心理預期是較低的需求開支和較高的儲蓄率水平，這又會帶來社會總需求的不足，進而影響社會總供給和社會再生產，而良好的給予社會成員正常生存發展需求的社會保障體系，則能夠在高通脹水平和高失業率狀態下維持并刺激社會公眾的心理利好預期和需求開支行為。

第四，宏觀經濟調控政策中，對于通貨膨脹與充分就業的處理和決策，要從對于傳統菲利普斯曲線所揭示的通貨膨脹與充分就業經典變動關系及其三個變形所滿足的條件的細分和具體分析為基礎，根據兩者的變化情況和詳細參數來制定符合其特定要求的決策和實施規劃。傳統菲利普斯曲線所揭示的通貨膨脹與充分就業的關系，在短期內表現為此消彼長的反比例關系，即短期內通貨膨脹水平高則失業率低，而較高的失業率也會對于通貨膨脹的抑制有所貢獻，另外著名的經濟學家薩繆爾森發展了菲利普斯曲線，提出了三種菲利普斯曲線變異情況，即完全正相關、完全負相關和完全無關三種情形。隨著宏觀經濟運行特點的日益復雜化，這幾種情況下對于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要求是不同的，必須做出具體分析。

結論

后金融危機時代，通貨膨脹與充分就業的關系問題成為宏觀經濟調控決策和方案制定的主要挑戰和均衡選擇所面臨的難題之一。本文分析了在兩者關系處理上存在的問題及其原因的基礎上，提出了建議：從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長遠戰略規劃的角度和層次，去認識通貨膨脹和充分就業之間的關系和作用機制；全面理解和把握通貨膨脹和充分就業的內涵、相互關系及對立統一面；加強社會相關保障體系建設，以在高通貨膨脹水平和低就業率的最壞情況下，仍然保持公眾對于經濟發展前景的良好預期；最后對于傳統經典菲利普斯曲線所揭示的兩者之間的關系情形及其條件要做針對性分析。希望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新時期通貨膨脹與充分就業問題的順利解決和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

參考文獻：

1.鄧亞平，何陽鈞.治理當前通貨膨脹的貨幣政策建議[J].中國金融，2009（8）

2.陳新平.治理通貨膨脹：貨幣政策的困境及其成因分析[J].湖南財經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8（3）

篇（4）

一、時間一致性理論簡介及其主要觀點

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在針對動態宏觀經濟政策的研究時發現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普遍存在時間不一致性問題，兩位學者通過以經濟政策與經濟個體之間的互動影響為主要參考因素建立了一個兩期模型進行分析，并據此重新闡述了一種反對相機抉擇政策的理論觀點，并在兩人1977年發表的論文《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 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規則勝于相機抉擇：最優計劃的不一致性》）中就時間一致性問題進行了詳細的闡述。時間一致性理論的提出為動態宏觀經濟學的研究開創了一個新的階段，兩人也由于在新古典宏觀經濟理論的發展和創新方面所取得的貢獻而被授予了2004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殊榮。

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認為時間一致性問題是指由于政策在時間上的不一致性（動態不一致性）所造成的無法完全達到預定政策效果的問題，換言之，即是指政策實施的結果由于受到政策時滯性和缺乏可信性等因素的影響而造成的無法達到預定目標，資源無法達到最優配置的狀況。為解決這一問題，兩位經濟學者提出是否能通過一種合理的制度安排（正式或非正式的）來增強政府政策的可信性，最終達到一種帕累托得以改進的狀態。他們的理論認為即使在一個公認的社會目標函數的規劃下，政府相繼抉擇政策也不能使社會達到福利最大化的狀態，原因在于當一個政府是理性的，并以謀求社會福利最大化為目標，隨著時間的推移，政府發現其初始制定的最優政策變得不再是最優時，若賦予她重新制定政策的機會，政府一般會重新選擇和調整最優政策，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政策就出現了時間不一致問題，這也從側面證明了政府每一期實施的政策實際上并未達到最優。在此分析基礎上，基普二人提出了宏觀經濟政策的一致性，即在制定出使經濟實現完全競爭和達到有效率的均衡狀態為目標的最優經濟政策后，這些最優經濟政策的實施效果不會因為時間的影響而發生變化，隨著時間的推移它仍然保持了其最優的狀態；這就要求政府在一開始制定經濟政策時就要充分考慮到政策的長期穩定性，防止因為政策的不斷改變而導致公眾對政府決策的公信力出現懷疑，避免刺激市場的波動情緒和整體經濟的不穩定情況的出現。因此，基普理論認為政府制定政策時應該基于單一規則而不是基于相機抉擇。

二、時間一致性理論貢獻和方法論貢獻

一方面，該理論的提出為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經濟政策提供了合理的解釋，另一方面，該理論的分析過程成功運用了博弈論的分析方法，開創了新的研究模式，對整個宏觀經濟研究方法產生了深遠影響。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在討論宏觀經濟政策的時間一致性問題時，通過將政府和個人作為兩個因素引入博弈分析模型中，研究了經濟政策與公眾預期之間的動態影響，提出了宏觀經濟政策一致性的觀點，動態模型的分析結果表明經濟個體在做出決策時不僅會對政府前期的政策及其實施效果進行比較，在此基礎上，還會對政府未來可能采取的政策形成一個理性預期，并分析自己的相關決策對政府未來政策可能造成的影響；因此在上述幾種因素的影響下，若政府根據相機抉擇的思路制定政策，當經濟個體在動態決策分析思路的引導下發現政府前后期政策不一致時，政府在以后做出類似的決策時可能會遭遇信任危機，從而極大削弱政策的實施效果。此外，政府在這個博弈分析模型中是作為普通參與人對待的，通過對政府和理性經濟個體的決策行為的動態分析為宏觀經濟政策分析奠定了更為合理的微觀基礎。目前，以基于典型行為人為基本分析單位的動態一般均衡模型的全新經濟分析方法已經成為宏觀經濟學領域的主要研究范式，此模型對整個宏觀經濟實證研究產生的深遠影響將會使其發揮更大的作用。

三、時間一致性問題對中國宏觀經濟研究的啟示

總體而言，我們國家正處于關鍵的經濟轉型期，在這一宏觀背景下，我們不僅要努力保持良好的經濟增長勢頭，但同時更要兼顧穩定大局等綜合因素，那么在政府制定相關政策時就需要在充分借鑒和參考時間一致性理論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我國經濟政策的分析、抉擇以及有效運用進行指導，以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實質上，在我國許多政策領域都存在著明顯的時間不一致問題，政府決策非一致性勢必會導致經濟個體形成不穩定的預期，從而造成政策實施的效果被削弱。實踐證明，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實質上是政府和經濟個體之間的一場博弈，政策的科學性、連續性以及時效性和經濟個體對政策的反應共同決定了政策能否達到預期的效果。因此，我國在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一方面要盡量減弱在宏觀經濟政策實施過程中因經濟個體采取相應對策而造成的抵消作用，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時候應綜合權衡各方因素，保證決策科學，盡量避免“朝令夕改”，這樣可以使政府的信譽得到提高，有助于經濟個體形成穩定預期，從而保證經濟平穩運行。

盡管時間一致性理論在宏觀經濟政策決定方面起著重要的指導作用，但是我們也應認識到該理論也并非完美，它強調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應基于單一規則而不是相機抉擇，但如果一旦尺度把握不好，則會導致過分依賴某種規則，缺乏必要的彈性和靈活性，降低應對經濟活動中突發事件的能力，無法及時解決經濟運行中出現的問題。因此，在時間一致性理論的實踐應用中我們應在遵循按照單一規則制定政策的原則上，根據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不斷提高政策的針對性和靈活性，努力增強把握政策實施的力度、節奏和重點的能力。

參考文獻

[1] Kydland Finn and Adward Prescott. 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 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7.

篇（5）

前言：通貨膨脹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常見問題，而正確的使用貨幣政策工具，可以使宏觀經濟的發展具備一定的穩定性特點。當前，對通貨膨脹的研究局限于動態結構的狀態下，而貨幣政策工具的選用非常容易受到宏觀經濟發展的影響。因此，對三者進行科學的協調，是很多經濟研究領域重視的問題。

一、通貨膨脹預期、貨幣政策工具選取同宏觀經濟穩定的重要關系

（一）三者研究具備較強的聯系程度

進入21世紀，我國經濟運行擺脫了改革開放初期以“高增長、高通貨膨脹、高波動”為特征的大起大落局面，進入“高增長、低通貨膨脹、平穩化”的軌道，無論從水平還是波動幅度來衡量，我國通貨膨脹處于由高向低轉變的態勢。但另一方面通貨膨脹的持續性或者慣性仍然較高。長期形成的通貨膨脹持續性特征，現階段勞動力、資源能源約束和流動性過剩形成的通脹環境，都對我國的貨幣政策構成一定挑戰。隨著通貨膨脹問題的出現，貨幣政策必須進行調整，可以根據中介目標的狀態，對信貸機制實施良好的控制，使通貨膨脹問題的處理能夠具備更強的現代性特點。對通貨膨脹問題的分析，可以根據貨幣供應體系的基本模式進行推進，使宏觀經濟的管理可以更好的利用經濟發展的有利條件實現通貨膨脹問題的解決。要根據經濟數據的波動情況，對未來一段時期的宏觀經濟發展規律進行判斷，使經濟的發展趨勢能夠得到良好的控制。要按照貨幣政策工具的使用過程，對經濟發展的橫軸進行判斷，以便宏觀經濟可以更好的根據橫軸的狀態進行調節。可以按照信貸量的具體情況，對宏觀經濟穩定性受到的影響進行分析，以便通貨膨脹問題的分析可以更好的提升經濟增長質量。可以在通貨膨脹問題的演變過程中，對相關經濟數據的峰值情況進行統計，使貨幣的供應可以同研究方案實現統一。如果在進行研究的過程中能夠使用經濟危機方面的理論進行支持，則可以按照正規金融活動的模式，對通貨膨脹的構成要素實施判斷，并將收集到的數據進行研究，使宏觀經濟影響因素的分析能夠更加準確。

（二）貨幣政策工具對調整通貨膨脹具有重要作用

在分析貨幣政策工具的過程中可以按照信貸沖擊的模式對貨幣政策工具使用的科學性進行判斷，使貨幣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能夠更具針對性。可以對貨幣政策執行過程中的因素實施了解，使貨幣政策能夠根據宏觀經濟的發展需要進行發展方案的制定。在分析的過程中，貨幣政策會成為影響宏觀經濟波動狀態的首要因素，如果能夠正確的實施貨幣政策的調節，將使得宏觀經濟在增長的過程中可以更好的保證經濟政策的平穩性。貨幣政策的研究還能夠使宏觀經濟的波動狀態受到影響，如果貨幣政策在調整的過程中可以對信貸投放狀態進行研究，則可以使宏觀經濟以較為緩慢的形式變換到正常的狀態，使宏觀經濟的整體運行模式能夠更加健康。

二、處理通貨膨脹預期、貨幣政策工具和宏觀經濟穩定關系的建議

（一）提升對通貨膨脹基礎性因素的研究

在進行通貨膨脹預期分析的過程中，可以按照貨幣政策工具使用過程中的問題，對影響宏觀經濟的主要因素實施了解，可以按照分析的基本方法，對三類主要因素的協調關系進行明確，使未來的宏觀經濟調整工作能夠具備充足的實踐經驗。可以按照央行機構的指示情況，對外匯體制改革環節實施了解，使外匯體制改革可以更好的適應利率的變化情況，如果能夠對現有的市場模式做出正確的調整，可以按照宏觀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要素，對經濟的調控技能實施了解，使通貨膨脹問題可以得到根本性轉變。要根據復雜狀態下的宏觀經濟調節基礎，對經濟波動狀態實施有效的研究，通過通貨膨脹的影響深度，進行宏觀經濟復雜性的控制，使宏觀經濟可以更好的利用外匯資源進行穩定性修補。要根據當前通貨膨脹的嚴重性，對宏觀經濟的調控性能進行研究，如果能夠保證對通貨膨脹問題實施有效的控制，則需要根據貨幣緊縮的狀態對宏觀經濟實施調控方案的更正，使宏觀經濟可以在更小的波動周期內實現影響力的提升。

（二）加強對貨幣政策合理性的分析研究

在進行貨幣政策工具研究的過程中，可以根據貨幣投放的需要，對宏觀經濟的具體投放規模進行研究，使貨幣政策工具的使用可以符合貨幣投放的時機。要根據貨幣政策工具調整過程中的收縮狀態，對影響貨幣投放風險的因素進行控制，使貨幣的投放具備更強的準確性。要根據貨幣當前的匯率情況，對貨幣運行過程中的供給狀態進行研究，以便貨幣能夠更好的通過浮動政策的調節實現匯率的有效控制。可以加強對貨幣政策的出口途徑分析，通過固定時期的貨幣政策狀況，對貨幣的供給機制進行調整，以便貨幣的運轉數量可以更好的實現調整。在進行信貸投放研究的過程中，要按照信貸投放的具體機制，對提升信貸投放質量的因素實施了解，以便信貸的投放環節可以更好的適應貨幣供給的需要，促進貨幣政策供給科學性的提高。

結論：通貨膨脹問題很容易導致經濟發展的穩定性受到影響，在實施貨幣政策工具選用的過程中，如果能夠保證選用的正規性，則可以對宏觀經濟的穩定性進行維護，深入的研究通貨膨脹問題與經濟穩定性的關系，對提升經濟發展質量至關重要。

參考文獻：

[1]李津燕.后危機背景下控制通貨膨脹預期的思考[J].大江周刊：論壇，2010（03）.

篇（6）

德意志銀行把中國經濟下半年的增長預期從7.6%上調至7.7%。

瑞士信貸把中國今年的GDP增長預期從6月時估計的7.4%上調至7.6%，并預期房地產市場將回暖。

美銀美林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陸挺則表示中國經濟正在實現軟著陸。

新華社經濟參考報社和廈門大學宏觀經濟研究中心8月18日的2013宏觀經濟問卷調查報告顯示，受訪的經濟學專家認為當前中國宏觀經濟平穩運行，增長速度處于合理區間。預計2013全年GDP增速在7.5%-7.9%之間，CPI增長在2.6%-3.0%之間。

趨緩

瑞士信貸經濟學家陶冬在近期的一份報告中稱：“中國經濟已經開始觸底反彈，經濟上行的動力可能還不是很強勁，但考慮到市場對中國經濟前景并不樂觀，經濟企穩已是好消息。”

在經濟參考報和廈門大學宏觀經濟研究中心此次的問卷調查中，受訪的專家同樣提到了企穩之后的擔憂。調查結果顯示，42%的專家認為產能過剩加劇；37%的專家認為經濟增長速度放緩；30%的專家認為房地產市場價格報復性上漲可能引起未來的房地產市場泡沫破裂；16%的專家認為出口衰退；63%的專家認為地方政府債務是當前中國宏觀經濟發展面臨的最大挑戰。

事實上，“今年上半年我們看到由于外部市場需求的萎縮以及中國國內產能過剩的影響，中國實體經濟的增長持續減速。根據季度累計同比的增長率，中國工業生產增加值以及GDP增速紛紛創下了近兩年來的最低增速。在這樣的經濟減速的同時，我們還觀察到經濟增長的構成里面，投資對GDP的貢獻率今年上半年達到了53.9%，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7個百分點，最終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反而下降了5.2個百分點，只有45.2%。在此情況下，經濟減速的同時經濟結構失衡的局面還在繼續。”廈門大學宏觀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龔敏在8月18日中國季度宏觀經濟模型（CQMM）秋季預測會上表示。

在龔敏看來，外部市場需求的萎縮，導致中國的進出口上半年增長依然乏力，不僅進口和出口累計增長速度不斷下降，而且從構成來看，一般貿易的進出口增長也非常平緩。由于實體經濟的減速，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在扣除物價水平之后，上半年城鄉居民的累計收入的增長速度是近兩年來最低水平。特別是農村居民的實際收入的增長，分別比去年還有前年的上半年同期都出現大幅度的增速下滑。居民實際收入水平增長的減緩，直接導致國內居民消費水平增長的緩慢。

盡管長期來看依靠投資拉動經濟并非最好的選擇，但依然是是目前保持經濟增長合理區間的現實選擇。今年上半年在制造業投資增速大幅下滑的同時，在交通運輸領域的投資增長卻有明顯提高。龔敏透露，如果再觀察投資的主體，以及資金的來源，可以發現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以及依賴國內信貸的投資增長非常明顯。這方面的投資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制造業投資增速的下滑，保持上半年固定資產投資平穩的增長。而這些資金來源最終將構成地方政府債務的重要組成部分。

瑞士信貸同樣發出了類似的警告，中國經濟的核心問題是民間投資依然缺失，這一情況可能在未來繼續存在，除非中國大幅進行結構性改革。此外，“由于公共財政收入的下滑，所導致的財政支出增速下滑，特別是財政支出里面用于民生領域財政支出的增速下滑的問題，是值得我們下一階段非常關注的重點。”廈門大學宏觀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文溥告訴記者。

效率

實際情況是，今年以來，隨著經濟增速下滑以及稅收改革的深入，各地稅收收入的增長面臨諸多困境，進而頻繁出現征收“過頭稅”現象。

更為隱秘的是，“各級公共財政的構成里面，各級政府通過非稅收入的渠道獲取財政收入的傾向，似乎也有越來越明顯的態勢。從過去分稅制改革之后的十多年時間里，非稅收入占公共財政收入的比重有不斷提高的態勢。”李文溥說。1994年非稅收入占公共財政收入的5.4%，到2012年這一比重上升到14.2%。根據CEIC的資料，從非稅收入構成看，2007-2012年期間，專項收入、行政事業性收費、罰沒收入占比總和超過60%。其中的不規范性、不透明性、不公正性以及較大的裁量空間家中了企業和居民的實際稅負負擔。

如果我們能夠將公共財政收入里面非稅收入所占的比重，從現在超過10%的水平降到10%，把每年減少的這些財政收入，補貼給企業或家庭，那么這會對宏觀經濟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根據廈門大學宏觀經濟研究中心的模型模擬，可以發現政策效率將明顯提升。

如果把減少的稅收收入補貼給企業，GDP增長速度并不會下降太多，對經濟結構影響方面，居民消費會有微小的改善，但是由于補貼給企業，企業有更強的意愿進行投資，一定程度上會提高固定資產形成總額占GDP的比重。一部分非稅收入減少了，但是稅收收入反而有一定的提高。從全部公共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會有微小的下降。

如果把減少的非稅收入全部用到居民收入的提高上，GDP的增長速度會有較為明顯地提高，同時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也會提高，固定資產形成總額占GDP的比重下降，稅收收入的增長速度也會提高，公共財政占GDP的比重會有所下降。

途徑

“非稅收入確實存在很多不規范的地方，應該改進”，中國社科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李雪松告訴記者，“改進的一個途徑就是給它規范的稅收來源。”

篇（7）

一、房地產業周期波動研究的理論基礎

1．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在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的框架下，經濟波動通常有許多潛在的原因：如貨幣和財政政策的改變，對投資需求的沖擊、貨幣需求函數的變化等等，并且還包括對總供給的各項擾動因素。經濟周期的主要傳導機制為經濟變量的剛性或者粘性。根據這些分析，凱恩斯提出了反周期的相機抉擇政策，認為政府在經濟波動的過程當中，應當積極采取宏觀調控的財政政策。

薩繆爾森于1939年最先對凱恩斯周期波動理論進行了動態化的完善和調整，引入了收入和消費變動對投資的加速作用，分析了外部擾動通過投資乘數和加速數的傳導過程。在此之后的凱恩斯主義波動理論有多方面的發展，包括卡爾多的非線性動態增長周期模型、哈羅德—多馬德動態增長周期模型、希克斯的非線性乘數—加速數模型，但對引起經濟波動的外部沖擊和對沖擊進行強化的內部傳導機制的認識沒有顯著變化。

2．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發展起源于對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進行批判的過程中，并引導了為宏觀經濟學尋找微觀基礎的潮流。理性預期和市場出清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起點，盧卡斯在這個基礎上試圖解釋宏觀經濟波動，他的周期模型主要試圖闡明兩個問題：經濟波動的初始根源是什么？波動的傳導機制又是什么？盧卡斯認為，貨幣因素是波動的初始根源，貨幣供給的沖擊引起經濟波動。波動的傳導機制是信息不完全，由于當事人無法獲得完全信息，不能準確判斷價格變化的實際情況，從而導致了產量的波動。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的學者們轉向經濟中的實際因素，用實際因素去解釋宏觀經濟波動，這就是所謂的真實經濟周期理論。他們認為波動的根源是經濟中的實際因素，其別值得注意的是技術沖擊。至于傳導機制并不唯一，主要包括消費者的跨期閑暇替代和盧卡斯所提出的信息不完全。

3．新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與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共通之處在于：緩慢的名義量調整是被事先假定的，而不是推導出來的。但是它的發展在于強調了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從一些名義變量不完美性的源頭出發進行分析，使得分析的結論更加具有說服力。

在20世紀90年代，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主要關注名義沖擊的真實效應，并認為如果名義不完美性對于總量波動是重要的，那么必然是微觀經濟層次上的小的名義不完美性對宏觀經濟有大的影響。關于名義剛性的微觀基礎的許多研究都是圍繞著這個問題展開的。

新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波動理論雖然對凱恩斯主義的理論進行了多方面的拓展，但是關于引起經濟波動的外部沖擊并沒有多大變化，凡是引起總需求或者總供給變化的因素都有可能通過經濟系統內部的傳導機制進行強化。不同之處在于，傳導機制從名義變量剛性細化成為更加根源的因素，主要是市場的不完全競爭。

二、房地產業周期波動研究現狀

早期的房地產業周期研究與建筑周期研究融為一體，缺乏經濟學基礎理論的支撐。主要集中探討房地產業周期的影響因素，實際上著重于房地產業周期波動指標的研究與應用。Mitchell（1927）認為：由于建筑活動受人口增長、房屋折舊、維修及投資利潤率高低等因素的影響，建筑業的供求不但像工業那樣可以無限地擴大或縮減，而且龐大的建筑投資對經濟活動的影響更為明顯和巨大，由此形成一定的波動。Moore（1961）指出，住宅開工量受財政條件、建造成本、社會結婚率、房屋空置率、住宅修改法等因素影響，因此如果要了解房地產建造量，就可以從財政條件（主要是抵押貸款）或建筑成本推算，而住宅需求量和投資生產量則可從社會結婚率高低、房屋空置率多少等指標來研判。Harwood（1977）提出，經濟變化、人口遷移、基礎設施，特別是道路建設、人口出生率、銀行貸款、政府政策等因素均會引起房地產業周期波動。Grebler＆Burns（1982）以GNP循環為基準循環，探討了建筑波動周期問題，認為建筑成本在較低水平時，公共工程與私人部門呈相同方向變動；但建筑成本在較高水平時，兩者呈相反方向變化。

隨著西方經濟學基礎理論的迅速發展，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不斷的被應用到房地產業周期波動的研究當中，尤其伴隨著為宏觀經濟學尋找微觀基礎的研究浪潮中，為房地產周期波動尋找微觀動力的研究也迅速發展。例如PeterChinloy（1996）在模型中加入了預期的因子，著重分析了預期在形成房地產業周期波動中的作用。Chatterjee（1999）利用動態經濟理論分析了反周期貨幣政策對房地產業周期波動的影響，并得出結論認為宏觀經濟政策對平穩房地產業周期波動效果并不明顯。

除了一般性的理論分析之外，對各國房地產業周期波動進行實證分析和研究，也成為房地產業周期波動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Wenzlick（1980）以美國房地產市場交易量（或銷售額）為依據，通過分析1795年~1973年共180年間美國房地產的周期波動循環變化，指出美國房地產的長期波動周期約為18年。Case贊成美國房地產長期周為18年的觀點，進而指出長期周期主要受歷史事件，如戰爭、經濟衰退、技術創新等事件影響。同時他還提出房地產短期波動周期的概念，從美國來看短期波動周期為5年，主要受貨幣市場、貸款額度和政府住宅政策等因素影響”。Barrast和Ferguson（1985、1987）從實證分析和理論分析兩個方面研究了英國的建筑周期波動。認為建筑周期的需求循環大約為4年~5年，主要反映經濟景氣波動及政府政策的變動；而建筑周期的供給循環大約為9年，主要反映生產過程的落后狀況。Kaiser（1997）利用78年的數據分析了美國房地產業的長周期。Clayton（1997）利用1982年~1994年的數據分析了個不同區域住宅市場的周期波動，在更加微觀的層次上檢驗了住宅市場的效率問題。WheatonandRossoff（1998）則利用1969年~1994年的數據分析了工業不動產的周期波動。

在中國，對房地產業周期波動的研究開始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張元端（1995）分析了中國的房地產業周期波動現象，他通過比較國民經濟增長率和全國商品房銷售額增長率，認為中國房地產業的周期與國民經濟周期基本吻合。相對而言，梁桂（1996）從房地產供求的周期性波動來定義不動產經濟的周期波動，并采用年商品房銷售面積指標，分析了從1986年~1995年中國不動產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及其特性。何國釗等（1996）利用商品房價格等8項指標，在按環比增長率得出單項指標的周期波動后，再利用景氣循環法等方法，分析1981年~1994年的中國房地產業周期波動現象及其特點。在此基礎上，作者們著重探討了中國房地產業周期與宏觀經濟周期在不同周期階段的相互關系，并選擇投資與政策兩個因素，分析了中國房地產業周期的原因。譚剛（2001）在分析中國房地產業周期波動的基礎上，選擇總量、投資、生產、交易、金融及價格等6類共16項指標，利用擴散指數方法分析了深圳房地產業周期波動特征。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經濟研究所“房地產業周期波動研究”課題組（2004）利用中國1979年~2002年的數據進行，對房地產行業的運行軌跡和特征進行分析，并在此基礎上分析了影響中國房地產業周期波動的經濟因素。

三、亟待解決的問題

現有的研究尤其是中國的房地產業周期研究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存在很多不足之處，至少需要在以下方面進行擴展：

1．結合產業與產品獨特性的房地產業周期波動研究尚需加強。房地產作為一種獨特的產品，具有如下特征：必需品、重要性、耐久性、空間固定性、不可分割性、復雜和多重異質性、市場的分散性、生產的非凸性、信息的非對稱的重要性、交易成本的重要性、缺乏相關的保險及期貨市場。這些特征很多都對房地產業周期波動有著重大影響，但現有研究基本上套用經濟周期理論或做一些變形，沒有體現出房地產產業和產品的獨特性。這些獨特的特征對周期波動的影響如何并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如市場的分散性和空間固定性造成了房地產業區域壟斷的市場結構，這種市場結構對房地產業周期有怎樣的影響幾乎沒有理論涉及。

2．應進一步深入考察房地產業周期波動的微觀影響及對策分析。房地產業周期波動對宏觀經濟包括相關產業的影響已經有大量理論及實證的文獻，但其微觀效應還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對此應主要從房地產業周期對開發企業戰略規劃和投資者的投資策略的角度出發，研究在房地產業周期的不同階段，開發企業以及投資者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措施來應對，這個研究主題在國外近幾年才剛剛出現的，而在中國幾乎是一片空白。

3．應進一步加強對中國區域性房地產市場周期波動的研究。房地產業具有顯著的區域性特征，不同城市之間的房地產業發展可能具有巨大的差異性。從總體上研究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可能低估一些問題的嚴重性。例如總整體上分析，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在大多數情況下是不可能出現嚴重的泡沫的，但在某些區域性市場是可能存在的。目前中國幾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獻大多是對中國整體房地產業的周期波動進行實證分析，其中只有譚剛（2001）研究了深圳市1987年~1998年間房地產業周期式發展歷程。可以看出，中國的房地產業周期研究很少對區域市場尤其是城市的數據進行分析的，尤其對不同城市之間周期的形態、成因等進行分析及比較的文獻幾乎沒有。

參考文獻：

1．何國釗，曹振良，李晟．中國房地產業周期研究．經濟研究，1996，（12）．

2．梁桂．中國不動產經濟波動與周期的實證研究．經濟研究，1996，（7）．

篇（8）

20世紀經濟學之所以產生諸多“革命”和理論創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講，研究方法的演變體現經濟學的發展脈絡。舉其要者，研究方法的變化可歸納為以下十大趨勢。

一、數學化成為經濟學發展的主流趨勢

經濟學應用數學研究的專門化、技術化、職業化甚至到登峰造極的程度，使經濟學更嚴密，表達更準確，思維更成熟。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

第一，宏觀計量分析法是最大貢獻之一。諾貝爾獎獲得者克萊因從上世紀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為宏觀經濟研究開辟新的視野。此后，隨著大型計算機的誕生和使用，經濟結構的各種參數得以推算出來，為制定政策提供依據。第一代計量經濟學家的數理貢獻在經濟學方法論體系的整體性、嚴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發揮的巨大作用主要體現在宏觀經濟研究方面。中國經濟學深受其影響。經濟學理論與計量方法、計量模型，以及國民收入的核算體系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使得宏觀經濟理論從未像現在這樣更貼近現實、更具實用性和可操作性。

對比中國《經濟研究》和《美國經濟評論》，可以看到，自2002年開始，《美國經濟評論》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論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開始，《經濟研究》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的論文比重上升，開始超過《美國經濟評論》。①

第二，計量經濟學長足發展并成為經濟學中一個極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統計學在經濟學中的廣泛使用，并最終成為構建計量經濟學體系的一個重要基礎。《1867-1960年美國貨幣史》是弗里德曼成功運用統計分析的一部經典性著作②，通過一系列的數據統計分析，得出貨幣數量的長期變化和實際收入的長期變化之間具有一種密切的相關性的結論，從而構建弗氏貨幣數量說。統計分析的運用不但支持計量經濟學的發展，還大大推動諸如發展經濟學、國際經濟學、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等新的理論分野和發展。

但是，許多經濟學家都激烈抨擊濫用數學的現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間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各種文章的類型之后，指出“專業經濟學雜志中數學公式連篇累牘，引導讀者從一系列多少有點道理但卻完全武斷的假設走向陳述精確而卻又不切實際的結論”。

二、越來越呈現出實證化和專門化趨勢

實證化，是經濟學研究和表述中，越來越注重對經濟現象的因果聯系進行客觀的、不帶有主觀選擇意味的研究。這是解決實際經濟問題的迫切要求。這種趨勢注重具體經濟而非一般性經濟問題的研究，注重經濟政策而非經濟理論研究。表現為經濟學研究目的的實用性，也表現為現實經濟問題對經濟理論研究的實證要求。與這種趨勢相關，整個西方經濟學理論的發展過程也發生兩次轉換，即先是由重視對經濟波動、就業和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轉換到重視對財政赤字、通貨膨脹、匯率變動和國際收支逆差問題的研究之后，又轉換到重視對經濟周期、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

專門化傾向，是實證化研究深入發展的結果，也是借助日益豐富的分析工具而產生的結果。專門化傾向，是指在現代經濟學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來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經濟學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專業術語，以至于出現只有受過專門訓練的人才能進行經濟學研究和分析、才能夠看懂經濟學論文。于是，由實證化傾向而來的專門化傾向，通過分析手段的發展和豐富，在加強實證研究技術化傾向的同時，又逐漸脫離實證化。這一特征從凱恩斯主義宏觀計量模型到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的動態模型，表現得越來越明顯。從長期來看，實證化和專門化的傾向仍然在加強，但二者之間的距離卻有加大的跡象。如非線性分析這類跨學科分析方法的引進，也許會引起經濟學的較大變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與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趨勢

“新古典綜合派”在召回凱恩斯以前傳統的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同時，也在宏觀分析方面大膽地恢復均衡分析方法。因為“凱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經濟政策下市場自動均衡的實現和保持機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義各派的經濟理論，始終堅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觀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國經濟學家讓-帕斯卡爾貝納西、馬林沃德，美國的霍瓦德和英國的波茨、溫特等人，他們不僅提出一套和凱恩斯理論體系完全相容的宏觀非均衡學說，而且運用這套理論對中央集權決策經濟的非均衡問題進行分析。正是這些人的努力，使得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得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盡管宏觀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響普遍，但它無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響也在逐步擴大。

從廣義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其不同點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條件和水平的差異。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對象更為現實一些，也更強調動態性。客觀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對經濟現象某些方面的適當反映，二者雖有差別，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統一、相互補充的關系。

四、假定條件的多樣化趨勢

經濟學家們不得不或放寬假設，或修改前提，或一反傳統逆向假定，以構建和拓寬其研究領域，為重建和發展他們的理論，以反對和解釋來自對方的理論。例如，經濟人假定是微觀經濟學的核心，也是經濟學的基石之一。在20世紀中，經濟人假定的條件被不斷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評和攻擊。凱恩斯經濟學的誕生被一些學者認為是對經濟人個體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為凱恩斯主義的基礎和歸宿都是圍繞總供給與總需求等一系列“總量”關系而展開的。貝克爾拓展經濟人假設，認為個人效用函數中具有利他主義的因素，這才是人類行為的一般性。鮑莫爾主張用“最大銷售收益來代替最大利潤的目標函數”，因為實證經驗表明經理層的薪金與銷售收益的關系大于它與利潤的相關程度。公共選擇學派提出的挑戰是，經濟人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時，并不能得出集體利益最大化的結論，“阿羅定理”即可說明個人福利的簡單加總不一定與社會福利一致。新制度主義認為經濟人假定過于“簡單化”，因為除物質經濟利益以外，人還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會性的需要。

五、研究領域的非經濟化趨勢

經濟學研究領域與范圍開始逐漸超出傳統經濟學的范疇，分析的對象擴張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國家政治、投票選舉、制度分析等。研究領域的這種“侵略”與擴張，被稱之為“經濟學帝國主義”。這取決于時代主題和研究角度的變化、個人興趣和專業特長的不同。

六、強調理性、預期和不確定性問題的趨勢

理性預期學派從通貨膨脹問題入手，強調理性和預期的問題，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預的有效性，這對凱恩斯主義形成較大沖擊，也引起凱恩斯主義各派對理性和預期問題的重視。盡管在理性問題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識，但關于預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確滲入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中。

七、學科交叉的邊緣化趨勢

經濟學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許多交叉學科和邊緣學派，例如，混沌經濟學、不確定經濟學、行為經濟學、法律經濟學、實驗經濟學等，百家爭鳴，相得益彰。這取決于經濟學家認識領域的拓寬和方法論的多元化，經濟學與其他學科的交流和相互滲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經濟學概念的引入使得當今的經濟學與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八、證偽主義的普遍化趨勢

證偽主義經濟學方法論是實證主義方法論的一種邏輯延續。據統計，20世紀70-80年代的20年間，經濟學界出版50多本經濟學方法論的著作，其中幾乎都和證偽主義有一定的聯系，在1991年總結的當代經濟學家達成的13點共識中，有7個和證偽主義有直接聯系。布勞格在《經濟學方法論》中將20世紀經濟學方法演變史歸納為一句話：“證偽主義者，整個20世紀的故事”。實證主義和證偽主義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新制度經濟學方法論既是證實的又是證偽的,在某種程度上還兼有歷史主義方法論的特點。

九、案例使用的經典化趨勢

經濟學中的“舉例”，不僅已經發展到“經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舉例已不足以說明問題，甚至所舉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這種案例的惟一性，既簡單明了、通俗易懂，又幾十年上百年一貫制，代代相傳。用案例闡明一個定理、寓意一個規律已經司空見慣，如“看不見的手”。

十、博弈論的應用范圍擴大趨勢

博弈論已延伸至政治、軍事、外交、國際關系和犯罪學等學科，但其在經濟學中的應用最為成功。博弈論研究的內容主要是決策主體的行為發生直接相互作用時的決策以及該決策的均衡問題。借助于博弈論這一強有力的分析工具，“機制設計”、“委托—”、“契約理論”等已被推向當代經濟學的前沿。20世紀經濟學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還表現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為經濟活動的一個部門來對待。不僅將政府的經濟活動納入到宏觀經濟活動中，而且將政府的經濟行為和經濟政策作為能動的經濟力量加以運用，使之成為影響和調節宏觀經濟活動與狀況的重要機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斷膨脹、效率低下是的惡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靈”，因此，市場是解決問題的惟一選擇。③

2、宏觀和微觀的聯系得到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的共同重視。

注釋：

①成九雁、秦建華.計量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軌跡[J].經濟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參見〔法〕亨利·勒帕日.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118-150.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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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學；數學化；實證化

作者簡介：周志太（1956-），男，淮北煤炭師范學院經管學院教授，研究生導師。

中圖分類號：F01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309（2008）10-0008-03

20世紀經濟學之所以產生諸多“革命”和理論創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講，研究方法的演變體現經濟學的發展脈絡。舉其要者，研究方法的變化可歸納為以下十大趨勢。

一、數學化成為經濟學發展的主流趨勢

經濟學應用數學研究的專門化、技術化、職業化甚至到登峰造極的程度，使經濟學更嚴密，表達更準確，思維更成熟。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

第一，宏觀計量分析法是最大貢獻之一。諾貝爾獎獲得者克萊因從上世紀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為宏觀經濟研究開辟新的視野。此后，隨著大型計算機的誕生和使用，經濟結構的各種參數得以推算出來，為制定政策提供依據。第一代計量經濟學家的數理貢獻在經濟學方法論體系的整體性、嚴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發揮的巨大作用主要體現在宏觀經濟研究方面。中國經濟學深受其影響。經濟學理論與計量方法、計量模型，以及國民收入的核算體系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使得宏觀經濟理論從未像現在這樣更貼近現實、更具實用性和可操作性。

對比中國《經濟研究》和《美國經濟評論》，可以看到，自2002年開始，《美國經濟評論》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論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開始，《經濟研究》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的論文比重上升，開始超過《美國經濟評論》。①

第二，計量經濟學長足發展并成為經濟學中一個極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統計學在經濟學中的廣泛使用，并最終成為構建計量經濟學體系的一個重要基礎。《1867-1960年美國貨幣史》是弗里德曼成功運用統計分析的一部經典性著作②，通過一系列的數據統計分析，得出貨幣數量的長期變化和實際收入的長期變化之間具有一種密切的相關性的結論，從而構建弗氏貨幣數量說。統計分析的運用不但支持計量經濟學的發展，還大大推動諸如發展經濟學、國際經濟學、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等新的理論分野和發展。

但是，許多經濟學家都激烈抨擊濫用數學的現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間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各種文章的類型之后，指出“專業經濟學雜志中數學公式連篇累牘，引導讀者從一系列多少有點道理但卻完全武斷的假設走向陳述精確而卻又不切實際的結論”。

二、越來越呈現出實證化和專門化趨勢

實證化，是經濟學研究和表述中，越來越注重對經濟現象的因果聯系進行客觀的、不帶有主觀選擇意味的研究。這是解決實際經濟問題的迫切要求。這種趨勢注重具體經濟而非一般性經濟問題的研究，注重經濟政策而非經濟理論研究。表現為經濟學研究目的的實用性，也表現為現實經濟問題對經濟理論研究的實證要求。與這種趨勢相關，整個西方經濟學理論的發展過程也發生兩次轉換，即先是由重視對經濟波動、就業和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轉換到重視對財政赤字、通貨膨脹、匯率變動和國際收支逆差問題的研究之后，又轉換到重視對經濟周期、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

專門化傾向，是實證化研究深入發展的結果，也是借助日益豐富的分析工具而產生的結果。專門化傾向，是指在現代經濟學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來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經濟學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專業術語，以至于出現只有受過專門訓練的人才能進行經濟學研究和分析、才能夠看懂經濟學論文。于是，由實證化傾向而來的專門化傾向，通過分析手段的發展和豐富，在加強實證研究技術化傾向的同時，又逐漸脫離實證化。這一特征從凱恩斯主義宏觀計量模型到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的動態模型，表現得越來越明顯。從長期來看，實證化和專門化的傾向仍然在加強，但二者之間的距離卻有加大的跡象。如非線性分析這類跨學科分析方法的引進，也許會引起經濟學的較大變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與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趨勢

“新古典綜合派”在召回凱恩斯以前傳統的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同時，也在宏觀分析方面大膽地恢復均衡分析方法。因為“凱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經濟政策下市場自動均衡的實現和保持機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義各派的經濟理論，始終堅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觀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國經濟學家讓-帕斯卡爾貝納西、馬林沃德，美國的霍瓦德和英國的波茨、溫特等人，他們不僅提出一套和凱恩斯理論體系完全相容的宏觀非均衡學說，而且運用這套理論對中央集權決策經濟的非均衡問題進行分析。正是這些人的努力，使得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得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盡管宏觀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響普遍，但它無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響也在逐步擴大。

從廣義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其不同點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條件和水平的差異。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對象更為現實一些，也更強調動態性。客觀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對經濟現象某些方面的適當反映，二者雖有差別，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統一、相互補充的關系。

四、假定條件的多樣化趨勢

經濟學家們不得不或放寬假設，或修改前提，或一反傳統逆向假定，以構建和拓寬其研究領域，為重建和發展他們的理論，以反對和解釋來自對方的理論。例如，經濟人假定是微觀經濟學的核心，也是經濟學的基石之一。在20世紀中，經濟人假定的條件被不斷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評和攻擊。凱恩斯經濟學的誕生被一些學者認為是對經濟人個體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為凱恩斯主義的基礎和歸宿都是圍繞總供給與總需求等一系列“總量”關系而展開的。貝克爾拓展經濟人假設，認為個人效用函數中具有利他主義的因素，這才是人類行為的一般性。鮑莫爾主張用“最大銷售收益來代替最大利潤的目標函數”，因為實證經驗表明經理層的薪金與銷售收益的關系大于它與利潤的相關程度。公共選擇學派提出的挑戰是，經濟人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時，并不能得出集體利益最大化的結論，“阿羅定理”即可說明個人福利的簡單加總不一定與社會福利一致。新制度主義認為經濟人假定過于“簡單化”，因為除物質經濟利益以外，人還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會性的需要。

五、研究領域的非經濟化趨勢

經濟學研究領域與范圍開始逐漸超出傳統經濟學的范疇，分析的對象擴張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國家政治、投票選舉、制度分析等。研究領域的這種“侵略”與擴張，被稱之為“經濟學帝國主義”。這取決于時代主題和研究角度的變化、個人興趣和專業特長的不同。

六、強調理性、預期和不確定性問題的趨勢

理性預期學派從通貨膨脹問題入手，強調理性和預期的問題，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預的有效性，這對凱恩斯主義形成較大沖擊，也引起凱恩斯主義各派對理性和預期問題的重視。盡管在理性問題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識，但關于預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確滲入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中。

七、學科交叉的邊緣化趨勢

經濟學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許多交叉學科和邊緣學派，例如，混沌經濟學、不確定經濟學、行為經濟學、法律經濟學、實驗經濟學等，百家爭鳴，相得益彰。這取決于經濟學家認識領域的拓寬和方法論的多元化，經濟學與其他學科的交流和相互滲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經濟學概念的引入使得當今的經濟學與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證偽主義的普遍化趨勢

證偽主義經濟學方法論是實證主義方法論的一種邏輯延續。據統計，20世紀70-80年代的20年間，經濟學界出版50多本經濟學方法論的著作，其中幾乎都和證偽主義有一定的聯系，在1991年總結的當代經濟學家達成的13點共識中，有7個和證偽主義有直接聯系。布勞格在《經濟學方法論》中將20世紀經濟學方法演變史歸納為一句話：“證偽主義者，整個20世紀的故事”。實證主義和證偽主義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新制度經濟學方法論既是證實的又是證偽的,在某種程度上還兼有歷史主義方法論的特點。

九、案例使用的經典化趨勢

經濟學中的“舉例”，不僅已經發展到“經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舉例已不足以說明問題，甚至所舉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這種案例的惟一性，既簡單明了、通俗易懂，又幾十年上百年一貫制，代代相傳。用案例闡明一個定理、寓意一個規律已經司空見慣，如“看不見的手”。

十、博弈論的應用范圍擴大趨勢

博弈論已延伸至政治、軍事、外交、國際關系和犯罪學等學科，但其在經濟學中的應用最為成功。博弈論研究的內容主要是決策主體的行為發生直接相互作用時的決策以及該決策的均衡問題。借助于博弈論這一強有力的分析工具，“機制設計”、“委托―”、“契約理論”等已被推向當代經濟學的前沿。20世紀經濟學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還表現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為經濟活動的一個部門來對待。不僅將政府的經濟活動納入到宏觀經濟活動中，而且將政府的經濟行為和經濟政策作為能動的經濟力量加以運用，使之成為影響和調節宏觀經濟活動與狀況的重要機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斷膨脹、效率低下是的惡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靈”，因此，市場是解決問題的惟一選擇。③

2、宏觀和微觀的聯系得到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的共同重視。

注釋：

① 成九雁、秦建華.計量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軌跡[J].經濟研究，2005（04）：113-124.

② Mary S.Morgan，The History of Econometric Idea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③ 參見〔法〕亨利?勒帕日.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118-150.

參考文獻：

篇（10）

中圖分類號：F124

一、多重目標的宏觀經濟政策布局分析

當前，我國處在多重目標宏觀經濟的定位與選擇中，這也正是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及其宏觀經濟政策的困境所在。盡管經濟蕭條的態勢逐漸顯現，下行的壓力仍然很大，但仍然持謹慎的樂觀態度。提及宏觀經濟政策的布局時，還是感覺到困難重重。筆者認為主要體現在以下兩點。

其一，相對于2008年、2009年，在邊際效應遞減歸類的作用下，宏觀經濟政策擴張的效果已經逐步減弱。即使推出類似2008年、2009年的經濟擴張措施，也難以獲得那兩年的宏觀經濟調控時效。

其二，相對于2008年、2009年，經濟擴張的諸方面的副作用已經在逐步顯現。比如相對于2008年、2009年，當前的經濟結構不是優化了，而是惡化了。相對于2008年、2009年，當前面對的控物價或控通脹的壓力不是減弱了，而是增強了。

所以在這樣的背景條件下，目前宏觀經濟調控就不可能像2008年、2009年那樣只瞄準保增長、穩增長的目標即可，而是在穩增長、調結構、控通脹三個目標當中左右逢源、前后逢源。在周旋三個宏觀經濟政策的抉擇當中，怎么走出一條目前的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之路，值得思考。筆者認為，目前的宏觀經濟政策的布局就好像一場拔河比賽。哪個方面的力量強就向哪個方面傾斜。如當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時，宏觀經濟政策就不由自主地地向“穩增長”傾斜，于是產生了“穩增長”是壓倒一切的任務的政策表述。而當物價上升與調結構壓力加大時，宏觀經濟的導向又發生了變化，“穩物價”是壓倒一切的任務，“調結構”成為“非常重要”的任務。當前宏觀經濟的布局就是在這樣的困境當中徘徊。

二、結構性減稅與全面性減稅的區別

政府針對經濟形勢的發展采取每一項宏觀調控政策時，往往都會產生關于所推行政策的不同聲音。如當政府動用大規模的投資擴張、穩增長時，有人質疑是否會引發新一輪的結構調整的倒退；當啟用天量的貨幣擴張啟動經濟時，有人質疑是否會引至更嚴峻的通脹和物價上漲。而在此次推行結構性減稅政策時，筆者搜索了各方面的信息，幾乎聽不到反對之聲。可見在結構性減稅問題上頗有共識，該項改革在廣泛程度上獲得大家的認同，甚至有人主張不僅要提結構性減稅，而且要提全面減稅、大規模減稅。

減稅或結構性減稅，我們歷來是促進的。但是相對而言，筆者不大認同全面性的減稅的論點。因為全面性減稅容易給人以誤解，見什么減什么，不管什么稅種一律砍上一刀，這顯然不是采取措施的目標所在。中國的稅制結構改革應該講究策略，把該減的地方減下去，使中國稅制結構有一個均衡的格局，適應當前宏觀調控的需要。無論是全面性減稅，還是結構性減稅，最重要的不在于其所使用的名稱，而在于把減稅的措施落到實處，不在操作上留有回旋余地。

三、結構性減稅的具體措施

這樣一種落到實處的措施需要重點解決兩個問題。第一是解決規模問題，即要減多少稅。第二是解決結構問題，即要減什么稅，要減誰的稅的問題。這兩個問題是我們在今后，特別是在定位2013年宏觀經濟政策時必須要牢牢抓住的。

（一）結構性減稅的規模

減稅的規模就涉及到減稅的效應。該減多少稅，是改革首先要回答的問題。2011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2012年的“兩會”上都對減稅的規模做出了建議，只是目前需要界定得更加明顯。

其一是財政赤字的規模，2012年財政赤字的規模（將發行國債的赤字和動用中央預算調節基金合二為一）高達1.07萬億。這里包含有三層意思，一是收入減少了1.07萬億，二是支出增加了1.07萬億，必須去借；或者是第三種意思，即兩者融合，多花了0.5萬億，少賺了0.5萬億。2012年的赤字計劃是少掙多花費的資金數目。“少掙”體現在減稅上，“多花費”體現在增支上。

其二，減稅和增支之間的分割。既然1.07萬億不是減稅就是增支，2012年1月全國財政工作會議和全國稅收工作會議召開時，作為主管財稅工作的副總理致信表達了這樣的意思。一是2012年基于財政政策的重點在于推進結構性減稅；二是2012年增加支出的重點在于改善民生。這兩點的實際含義是：在1.07萬億元的配置上是要向結構性減稅傾斜。把1.07萬億元二一添作五稍加傾斜，筆者認為至少有0.6萬億作為結構性減稅的規模。

（二）結構性減稅的結構

論及結構性減稅的結構，筆者認為該減的地方應該減下來，不該減的地方千萬不要去動。就目前中國整個稅收的結構而言，有兩個特征是應當關注的。

1.中國稅收結構的兩大特征

第一，價格通道。把2011年的全部稅收作稅種分割，分為18個稅種，其中5個稅種占了很大的比例，其他的13稅種占到了8%多一點。就此而論再進一步看，如果在間接稅和直接稅作一個分割，直接稅包括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兩者相加大概是26%，其余的74%都屬于間接稅，這就意味著今天的中國政府和居民之間的稅收關系主要是通過價格通道來連接的。所以由此可見，如果想讓我國的稅制比較均衡、勻稱，達到“健美”的目的，應該將減稅的重點放在間接稅上，而不是直接稅。

第二，企業出口。把2011年的稅收按照繳納者做分割，會發現92%以上的稅收都是來源于企業的繳納，只有7.92%的稅收來自于個人的繳納，其中7.92%中還有6.95%實際屬于個人所得稅，也不是個人直接繳納的，而是代扣、代繳的。所以要想讓一個國家的稅收來源結構比較勻稱、比較均衡，也應該把減稅的重點放在企業繳納的稅收上，而不是個人繳納的稅收。

由此看來，在結構上的減稅要鎖定兩個稅種。第一減間接稅，第二減企業繳納的稅，如何去貫徹？目前能夠被各方認可的，特別是在高層達成共識的減稅主要措施就是“營改增”，以“營改增”作為本次結構性減稅的重點全力去推進，有可能達到減稅數千億元的目標，原因基于以下三個問題。

2.減稅的結構調整

第一，既然要減間接稅、減企業繳納的稅，減增值稅是成效明顯的。首先是因為增值稅所占的比例是最大的，目前占全國稅收的41%。在增值稅上的稅率削減1個百分點就有可能達到減稅2000億元的目標。所以對這個稅種進行調整，就等于改變了整個稅收的規模。其次，營業稅是否需要減的問題。當然也需要減營業稅，但是營業稅的前途已經鎖定，從長遠看要并入增值稅中。因此，我們在營業稅上再做文章無異于事倍而功半，在這種情況下，對于營業稅不如按兵不動，等待增值稅的改革。把增值稅的問題解決了就等于營業稅的問題也解決了。 第三，消費稅是否需減的問題。有人提出要減消費稅，但是筆者認為，支出中國人想象的消費稅和現實的消費稅不是同一概念。很多人認為，凡是服務的消費稅都是消費稅，是一般消費稅。而中國實行的消費稅是特種的，不是所有的服務項目都征收，而是在征收營業稅和增值稅之后加征，哪些商品加征？主要是兩類，一類是奢侈品，另一類是與能源消耗有關的。對于這兩個產品減稅很難達成共識，對于奢侈品減稅無異于對富人減稅，對于能源類消耗產品減稅，無疑對于他們減少了監督。消費稅不宜大張旗鼓地去減，而應該有所保留。目前能夠鎖定的就是增值稅了，所以增值稅是減稅的重點，目前增值稅減稅主要通過“營改增”來實現。經測算，按照上海、北京進行的“營改增”試點方案，一旦在全國推行，減稅的規模可能會達到1000-2000億元人民幣。應該繼續擴大“營改增”的試點范圍。目前，已經有沿海的10個省市進入“營改增”的試點范圍中，當然要逐步推開。其余的省市可能還在觀望，還在猶豫。從地方作為主體稅的營業稅改為增值稅，地方將喪失一部分稅收的管理權限。但改革是大勢所趨。

第二，在“營改增”的同時實施降低增值稅稅率的改革措施。目前增值稅在全國稅收收入占比是41%，營業稅占全國稅收收儲占比是15%。如果僅僅“營改增”，不降低營業稅稅率。合并之后增值稅占比將達到56%。老百姓買股票都懂得不要把所有的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當中，國家財政收入的50%以上的希望寄托于一個稅種，風險不言而喻。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必須瞄準一個目標—— 擴圍不增額，這不僅僅是基于財政收入結構平衡的考慮，更是基于推進結構性減稅政策的考慮。具體措施是擴圍到位之后立即著手降額。經筆者所在的課題組測算，按標準稅率算，每減少一個百分點大概節省稅率是2000億元人民幣，連通交易稅附加、城建稅，加上連帶的可以到2000億元。如果在這個基礎上降2個點，那么整個通過降低增值稅類可能實現的減稅規模有可能達到5000億元，連同增值擴圍達到1000～2000億元，將達到6000億元左右的規模。對于今后的宏觀經濟政策布局來說，如果普遍能夠認同結構性減稅是一個重點之所在，應當全力推進的話，建議通過“營改增”同時實施降低增值稅稅率的措施來促進改革。

第三，在此過程中涉及到減稅的需求和財政收入形勢的現實應該如何對接的問題。2012年以來，財政收入的增幅一直在回落。2012年1-7月財政收入的增幅是11.09%，如果將8月份的數據計入，財政收入的增幅回落到10.9%。對于1-8月財政收入10.9%的增幅有這樣一種判斷，是來自媒體的聲音，相對以往財政收入的增幅的回落將近1/4，因此很多人憂心忡忡覺得如果回落較大國家能否承受得了。再聯想到歐美目前遇到的債務危機和財政危機，有很多人覺得應該放慢結構性減稅的步伐，甚至就此放棄結構性減稅。但正確看待這個回落比例，必須操用另外一個指標，即預算收入的增幅。討論回落問題往往是就以往的增幅而言，如相對于2011年增幅回落的幅度等。但還有另外一個指標，即依據2012年的預算數據來論及財政收入問題。2012年預算收入的增幅是多少？—— 9%，所以，以前文所提及的1-8月國家財政收入增幅比率10.9%和2012年的預算增幅做比較，我們會發現財政收入的增幅不是“回落”，而是“超出”了將近兩個百分點。這意味著2012年的財政收入和支出的平衡基礎并沒有被打破，而是按照9%的預算收入的增幅來安排2012年的財政收支的。財政收支的平衡并沒有被打破，可能的影響因素是什么呢？是“超收的規模”。2012年的超收規模達到了1.4萬億元人民幣。如果將2012年的超收做悲觀的預測，10.9%的增幅如果延續到年末，按超出2個百分點計算，財政收入可能超出預算2萬億元人民幣左右（2012年的基數是10.38萬億元人民幣）。

中國的經濟形勢并非像有些人估計的那么悲觀，筆者認為，不過是以往增速的一種回落，甚至這種回落是回歸正常發展軌道的一種表現。因而實施既定目標的結構性減稅，從而在多重目標的周旋當中走出一條適合當今中國經濟形勢發展的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之路，我們還有空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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