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7-30 10:18:19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經濟發展的著力點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當代貴州》:近一段時間來,中央對于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進行了一系列的決策部署,在全國加快發展方式轉變這個大背景下,對于我省來說意味著什么?
王曉東:對我省來說既是挑戰更是機遇、既是壓力更是動力。中央作出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大決策部署,對于我省來說,是挑戰與機遇并存,壓力與動力同在,關鍵是如何應對。應對得當,挑戰可以轉化為機遇,壓力可以轉化為動力;應對不當,就會在挑戰中喪失機遇。
如何抓住機遇,搭上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艘大船,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是我們當前必須認真思考并努力解決的一個重大課題。如果抓住了機遇,我省經濟社會發展就會上一個大的臺階;如果喪失了機遇,我省經濟發展方式將更加落后、經濟的整體競爭力將會更弱、與發達地區的差距就會進一步擴大。在機遇面前,既不能得“色盲癥”,見事遲,看不到機遇;也不能得“癡呆癥”,行動慢,錯失了機遇。我們一定要把思想統一到中央的決策部署上來,以敏銳的眼光認識機遇,早認識、早部署、早推動,堅持把貴州發展放在全球經濟大趨勢中考慮、放在全國經濟大格局中去謀劃,順勢而為,以奮發有為的精神狀態和求真務實的作風加快推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當代貴州》: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因地而異,對于貴州這樣一個“兩欠”省份,在轉變發展方式中需要注意哪些問題?
王曉東:這要求我們要充分認清貴州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特殊性:第一,我省是一個經濟發展滯后省。經濟總量小、人均水平低、發展速度慢、整體質量差,是我省一切問題中帶有根本性的問題。面對這些問題,加快發展、做大總量,仍然是我們當前最重要、最緊迫的任務,也決定了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我們都必須緊緊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努力實現超常規發展,舍此沒有別的選擇。這樣,必然會帶來既要加快擴大經濟總量,又要提高發展質量的突出矛盾;既要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又要改善經濟結構、增強發展效益的突出矛盾。第二,我省是一個資源型產業比重大的省。面對這樣的資源環境現狀,如果我們繼續重復走發達工業國家走過的先污染、后治理、再轉型的老路,顯然這些不可再生的資源浪費不起、消耗不起、破壞不起,這必然要求我們正確處理開發與保護的關系,堅持把提高技術含量、執行行業準入標準放在突出位置,走出一條依靠科技進步、延長產業鏈、降低資源消耗、優化生態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的路子。第三,我省是一個生態脆弱省。面對這樣的生態環境,我們絕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進行大開發,那樣代價很大,得不償失,但也不能為了保護環境而放棄開發。要堅持在保護中開發、在開發中保護,堅持發展與保護同步、經濟與生態雙贏。第四,我省是一個“三不沿”省。不沿海、不沿江、不沿邊,沒有平原支撐,長期處在封閉半封閉的狀態,是我省又一重大基本特征。面對“三不沿”省情,我們必須把交通建設擺在事關全省長遠發展的重大戰略位置來抓,努力突破瓶頸制約,實現我省與發達地區的快速連接,融入全國經濟的大循環,充分借助外力加快發展。第五,從我省經濟發展所處階段性特征看,需求結構、城鄉結構、經濟與社會發展不協調、不平衡問題突出。我省的經濟社會發展正處在人均生產總值從1000美元向3000美元過渡的階段。這個階段的基本特征是,發展黃金期和矛盾凸顯期并存,三大需求不協調、二元結構矛盾突出、經濟社會不平衡。
總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對貴州來說,尤其重要,尤其緊迫,尤為艱巨,我們必須迎難而上,作為一場攻堅戰、持久戰,堅決打贏打好這場硬仗。
“三個方面”、“七大關鍵”找準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著力點
《當代貴州》:從您上述的總結中可以看出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既是中央的重大決策部署,也是我省實現經濟社會發展歷史性跨越的必由之路。具體該怎樣做?
王曉東:這就需要我們突出重點,找準抓手,協同推進。在我看來,就是要在三個方面下功夫。一要在“加快”上下功夫。對我們這樣一個“兩欠”省份,如果不加快轉變,就必然使原本已經很突出的經濟社會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的矛盾更加突出,必須以“等不起”的緊迫感、“慢不得”的危機感、“坐不住”的責任感,在“加快”上下功夫,把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真正落到實處。二要在解決“三大基本問題”上下功夫。一是解決不愿轉的問題;二是解決不會轉的問題;三是解決不能轉的問題。三要在做好發展特色經濟這篇大文章上下功夫。
《當代貴州》:如何做好發展特色經濟這篇大文章?
王曉東:在我看來,做好發展特色經濟這篇大文章,就要揚長避短,發揮優勢,力爭在轉變上下功夫、在加快上見成效。具體講,就是要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把握七個關鍵環節:
一要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作為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首要任務。一是要始終堅持“好字當頭、能快則快”的重要方針。能快則快是我們貴州當前乃至今后一段時期必須堅持的重要指導方針。二是不僅要努力爭取發展速度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而且要努力保持一個較長的快速增長期。近幾年來,我省經濟發展速度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說明我省是可以做到的。貴州必須保持10年、20年、30年甚至更長的快速增長期,這樣才能縮小差距。我們應當有這樣的信心,有這樣的志氣。三是要把保持10%以上的增長速度作為一個基本目標。我省是典型的速度效益型經濟。要做大經濟總量、提高人均水平、縮小發展差距,必須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戰略思想,堅持發展是第一要務的根本要求,奮力保持一個較長時期的10%以上的速度。
二要把改善發展基礎條件作為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基礎工程。一要加大以交通、水利為重點的基礎設施建設力度。基礎條件首先是交通、水利建設,對我省來說,這是當前壓倒一切的任務。二要加快生態建設力度。加強生態建設,我認為就是“封、退、種、治”四個字,堅持封山育林、退耕還林、種草養畜、采取生物和工程措施加以治理。三要大力發展教育事業。在我看來,就是要做到三個切實抓好。一個是切實抓好基礎教育。要完善義務教育的保障體系,在“兩基”達標的基礎上,進一步鞏固和提高攻堅成果,促進基礎教育持續發展。一個是切實抓好職業教育。抓職業教育,這是產業發展的需要,我省一方面大量的勞動力富余,另一方面許多企業缺乏工人特別是技術工人,這說明我們的職業教育還有很大的欠缺。再一個是切實抓好高等教育。要推進高校資源優化配置,加強重點學科建設,合理規劃高校布局和辦學規模,發揮教育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三要把調整優化經濟結構作為加快發展方式轉變的中心環節。抓住經濟結構問題,就抓住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線。從我省看,要著力從三個方面推進。
一是要調整優化需求結構。貴州現階段經濟特征仍然是投資拉動型。在拉動經濟增長的投資、消費、出口三大因素中,擴大投資仍然是最大的任務、最主要的抓手。在擴大投資力度的同時,逐步提高投資效益,重點投向新材料、新能源、新醫藥等符合轉變發展方式的領域,以投資結構的優化調整帶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另一方面要千方百計擴大消費。再一方面要千方百計擴大出口。
二是要調整優化產業結構。產業結構不合理是制約我省經濟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2009年,我省一二三產業的比例為14.2∶37.9∶47.9,全國一二三產業比例為10.6∶46.8∶42.6,第三產業的比重雖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但我省的產業結構是建立在“一產不穩、二產不強、三產不大”、三次產業都不發達基礎上的。而在第二產業內部,我省實際上是在輕工業沒有得到充分發展的條件下走上重化工之路的。在我看來,優化產業結構,關鍵是要大力推進“三化進程”、著力抓好“兩大增長點”,切實改變產業層次低、布局散、競爭力弱的狀況。“三化”就是農業產業化、新型工業化、綠色城鎮化;兩大增長點就是旅游和縣域經濟。在農業產業化方面,要圍繞農業產業化經營,積極培育和引進農業產業化重點龍頭企業,引導企業按照集團化和專業化模式進行重組聯合,推廣龍頭帶基地、公司連農戶、產加銷一條龍等多種模式,加快建設農業科研開發和技術服務體系。在新型工業化方面,就是大力培育特色優勢支柱產業,關鍵是要根據資源稟賦狀況,揚長避短,發揮優勢。在我看來,就是要“建立三大基地、打造兩大品牌”,即建立南方重要的能源基地、原材料基地、裝備制造業基地;要充分打造貴煙品牌、茅臺品牌。在綠色城鎮化方面,就是要擴大規模、完善功能、發展產業、消除壁壘。我認為,要擴大城市規模,把城市規模做大,是推進城市化的首要任務。在做大規模的同時要大力完善城市功能,增強城市的聚集力、服務力和輻射力。同時,如果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沒有就業,就不會有收入,所以要下功夫發展城市經濟,有產業才能有就業,有就業才能有收入,有收入才能有消費。消除壁壘,就是要革除限制農民轉變為城市居民的政策壁壘。當務之急,是要下決心改革城鄉人為阻隔的戶籍制度,化農民為市民。在旅游業方面,在硬件建設上,既要大力加強區域內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又要大力加強景區內的景觀建設和配套設施建設,增強吸引力。在軟件建設上,既要大力加強管理,從小處著眼、細處著手,努力提高旅游服務水平,又要大力拓展市場,加強旅游推介宣傳。在縣域經濟方面,貴州經濟發展滯后,轉變方式難,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在縣域經濟方面實力弱、基礎差。要加大力度發展縣域經濟,加快形成區域新的增長極。
三是優化所有制結構。加快發展非公經濟。必須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條件,積極支持非公有制經濟參與資源開發、基礎設施、公用事業、金融服務和社會事業等領域。
四要把節能減排作為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攻堅戰來打。節能減排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相互關聯、相互促進。我們必須狠下功夫。一要抓重點。要突出抓好重點領域、重點行業、重點企業的節能減排,抓住主要矛盾,積極推動耗能大戶、排放大戶的節能減排工作。二要抓技術。要加快以節能減排為中心的技術改造,廣泛應用高新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積極采用節能環保的新設備、新工藝、新技術,降低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量。三要抓淘汰。要綜合運用行政、法律、市場和經濟的手段抓緊進行淘汰。要在2010年年底前,再關閉79對小煤礦,淘汰水泥濕法生產線、炭化室高度4.3米以下的小機焦、7200千伏安以下黃磷生產線、6300千伏安以下礦熱爐。四要抓建設。根據中央的要求,到2010年,COD排放總量要控制在21萬噸以內,比2005年下降7%。解決這個問題,關鍵是要建設污水處理廠。要抓緊完善措施,建立健全機制,確保每一個污水處理設施長期投入運營。五要抓發展。一方面要發展低碳經濟。另一方面要發展循環經濟。六要抓追究。要建立節能減排專項跟蹤督查機制和考核制度,形成定期督辦、定期通報、定期考核的制度,確保各項節能減排目標扎實推進。在年度考核中按照節能減排的考核規定實行“一票否決”,對地方行政領導實行嚴格的“行政問責制”。
就目前的情況看，我國經濟若按照原有增長方式繼續前行，正面臨著來自各方面的瓶頸制約。
首先是勞動力的瓶頸；其次是資源瓶頸；第三是環境瓶頸。
如果說上世紀80年代的經濟體制改革主要體現在社會產品商品化的過程，那么，上世紀90年代以來啟動的重要改革進程，就是社會及個人資產的金融化、虛擬化。金融和虛擬資本的運作必須服從于服務實體經濟的使命。如果為了片面追求GDP，或者為了某項其他的價值目標而將金融虛擬資產的擴張當作所依托的主要路徑，最終的效果常常是適得其反的。
甄別利用比較優勢
如果從生產要素比較優勢的角度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除了勞動力成本較低外，表面看來似乎沒有什么別的優勢。其實，換一個角度，若從經濟整體來看，我國卻有著巨大、眾多其他各方面的優勢。即便與發達國家相比，這些優勢也是毫不遜色的。
這首先表現在大國的特有優勢。諸如：擁有世界排名前列的龐大國土面積，擁有世界上最為眾多的人口，因而擁有十分廣闊而縱深的市場潛力，也擁有了自建國以來長期積累形成具有相當實力的制造業骨干企業，以及作為支撐的科教體系等。
要確保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的長期發展，就必須充分利用和發揮這方面的“比較優勢”。比方說，我們的很多企業都不愿意在先進技術和優質產品的研發上頭花費很多投入，認為這是不劃算的，還不如用我們的所謂勞動密集型的產品去交換他國的先進產品。從靜態的意義上說，這樣做也許有其道理。但是，從動態的形成競爭優勢的角度看，則顯然是很不適當的。這樣做的結果是可能把自己本來擁有的優勢拱手讓給了別人。從更加深層意義上分析，現代經濟并不像一些經濟學教科書所描寫的那樣，是單個企業和個體代表的經濟細胞的簡單組合。事實上，它是由大小不同的經濟細胞所組成的相互依存的有機體。就全球的經濟網絡體系來說，其中的一些大經濟體依托所擁有的規模經濟優勢，尤其是處于高端的經濟和產業位置，可以讓那些較為弱小經濟體不得不依附于強大的經濟體。像中國這樣日益壯大的經濟體不可能依附于其他的經濟體上。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2011年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一時各方意見紛紜。
這看似與2010年的財政政策一樣，實際上并不是簡單地延續2009年以來實行的以公共投資擴張為主要特征的財政政策，而是在總結前兩年經驗的基礎上，以積極主動的姿態，使財政作用更寬廣、更有效、更長遠。從政策的連續性來看，主要表現在財政手段的運用上依然是積極主動的，而不是淡出，更不是退卻。而從積極財政政策的內容、重點、措施來看，不會“濤聲依舊”。
2011年積極財政政策將在四個方面發揮作用，即穩定增長、改善結構、調整分配、促進和諧。顯而易見，與前兩年的積極財政政策相比，其政策目標已主要不是保經濟增長，而是從上述后三個方面來重點發揮影響力。因為2011年的經濟增長已經不需要財政來“保駕”。
由此可看出，2011年的積極財政政策預期將有四大轉變：
一是從以總量擴張為主轉變到以結構調整為主。2009年、2010年全國財政赤字分別達到9500億元、10500億元，與2008年1800億元財政赤字相比實行了跳躍性的財政擴張。顯然，2011年按照8%的經濟增長速度預期目標，不用財政擴張投資需求即可實現。2011年財政重點轉向結構調整，即通過財政收入結構、支出結構的調整來促進和推動產業結構、分配結構、需求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等各方面結構的合理化。
所謂“財政政策”，一般指的是運用稅收和政府開支的增減變動以調節經濟活動總水平（總需求水平或總供給水平）。例如，失業過度時，則減稅――變動所得稅和消費支出稅，其對經濟活動的全面影響取決于減稅的多少和乘數。又如，遞增的政府開支，也會提高經濟活動水平，其總量相等于政府開支變動乘以一定乘數。有些經濟學者已論證，與現在收入分配有關的稅收和轉移支付的變動是調節經濟活動總水平的恰當手段。而只有在對公共品的需求有變動的情況下，才應當改變政府開支。政府預算的變動，包括有可能出現赤字，如為了減少嚴重失業和提高總需求水平，那是可以的，或完全恰當的，但是也應注意赤字財政對經濟活動的沖擊，如可能引起高通貨膨脹。
一、堅持穩健的財政政策是實現經濟長期“高增長、低膨脹”的一個重要前提
國際經驗表明，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長期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會造成經濟“滯脹”現象。20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嚴重“滯脹”現象就是長期實行擴大性財政政策的結果。在飽受了經濟“滯脹”的痛苦之后，美國政府逐步把控制赤字、追求相對平衡的財政作為其財政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歐盟國家制定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規定，財政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不能超過3%，國債余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不能超過60%。由此可見，實行審慎的財政政策已成為世界各國的共識。從我國經濟發展的歷史來看，以往比較高的增長速度總是伴隨著比較高的物價漲幅；而抑制通貨膨脹，控制物價上漲則往往不可避免地造成經濟增長速度的急劇下降。“高增長、高通脹”――“低通脹、低增長”這樣的一種循環，已成為妨礙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一個頑癥。1993年以來，我國在深化改革的同時，采取了一系列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措施，主要是實行適度從緊、穩健的財政貨幣政策。到1997年，國民經濟成功地實現了“軟著陸”，既有效地抑制了通貨膨脹，擠壓了過熱經濟的泡沫成分，又保持了經濟的快速健康發展。實踐證明，穩健的財政政策是一項符合國情、行之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是今后一個時期繼續保持經濟“高增長、低通脹”態勢的重要前提，必須長期予以支持。
二、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財政政策
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起源于美國的次貸危機。自2007年4月美國第二大次級抵押貸款公司――新世紀金融公司宣布申請破產保護開始，由次級抵押貸款機構破產、投資基金被迫關閉、股市劇烈震蕩而導致的金融風暴，造成美國近30家金融企業倒閉，4000多家金融企業陷入財政危機，并且很快影響到了實體經濟領域。
面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市場機制自動熨平經濟波動的功能失靈，而政府作為公共管理者，是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公共風險的最后承擔者，對金融危機負有兜底責任。于是市場把應對金融危機的期望寄托在各國政府身上，期望政府及時伸出“看得見的手”有效地穩定市場并刺激經濟。于是世界各國紛紛出臺配套的救措施來應對脆弱的經濟系統，政府的財政政策再次成為世界各國關注的焦點。因此為了更好的應對金融危機，我國的財政政策應由穩健走向積極。
通過對比當前時期新積極財政政策與1998年的積極財政政策可以發現，需求約束是長期以來制約我國經濟增長的“瓶頸”，財政政策無論如何轉型在本質上都是一種需求調節政策，通過財政拉動內需的實質沒有改變。但更深一步的研究發現，這兩個階段財政政策的著力點卻存在著很大差異。1998年積極財政政策的主要著力點是增加基礎設施投資，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通過投資拉動內需以確保經濟持續增長。而當前時期的財政政策則注重刺激消費需求的導向，同時在兩大著力點――基礎建設和民生工程進行大規模的投資，期望通過增加投資和擴大消費這“雙重動力”的合力來拉動總需求、刺激國民經濟增長。可見，新一輪積極財政政策并不是上一輪積極財政政策簡單的延續，因此發揮新財政政策“四兩撥千斤”的杠桿功能將會產生可以預見的積極效應。
三、財政政策應當實現“四個轉變”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十分明確地提出，2011年實行的積極財政政策在四個方面發揮作用，即穩定增長、改善結構、調整分配、促進和諧。與前兩年的積極財政政策相比，其政策目標已主要不是保經濟增長。因為從危機后國際國內經濟復蘇的情勢來看，2011年我國的經濟增長已經不需要財政來“保駕”。這意味著，今年的積極財政政策從主要擴張投資需求來拉動經濟增長，轉變為更全面地發揮財政政策的功能作用，也就是要實現“四個轉變”：
一是從以擴張社會需求總量為主轉變到以改善結構為主。財政政策的重點應轉向改善結構，即通過財政結構的自身調整。
判斷是否存在市場失靈，是界定現代政府活動范圍所必不可少的。市場失靈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市場不完善所導致的市場失靈，包括競爭的不充分、壟斷的存在和信息的不完全性。市場的功能性缺陷所導致的市場失靈，包括外部效應問題、公共產品問題、分配不公及個人自由選擇并不一定會實現社會公平。
失業和通貨膨脹問題是市場失靈的突出表現。市場機制本身具有自發性和盲目性，自身不能提出明確的經濟運行總體目標，而只是一個自然的運動過程，消極地接受既定的運行結果。市場機制無法應付經濟運行中可能出現的停滯與膨脹并存局面，因為市場機制本身不可能促進總需求的同時又抑制總需求。
市場經濟中市場失靈的種種表現告訴我們，市場機制雖然是公認的資源配置高效率的機制，但不是萬能的。說明沒有來自市場以外的力量加以干預，市場機制將無法解決它自身存在的各種矛盾，這就為政府進人社會經濟生活提供了原動力。政府在維持競爭與限制壟斷、提供經濟信息、矯正外部效應、提供公共產品、調節收入分配、治理“滯脹”方面，能發揮其優勢作用。從這種意義上說，市場與政府的作用是互補的。
當然，我們說政府介入社會經濟生活的原動力是市場失靈，發揮政府職能作用，可以有效地彌補市場機制的局限性、校正市場機制偏差。但并不是說市場失靈是政府介入社會經濟生活的唯一動力，也不是說若市場不失靈就不需要政府介入社會經濟生活了。從根本上說，社會經濟活動離不開人及社會組織的參與，在這種社會經濟活動中，人們不僅能夠認識自然、適應自然，而且還能夠通過人類的勞動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人類的經濟活動是通過運用一定的手段進行的旨在達到一定目的的創造性活動。人不是僅僅能夠被動地適應自然和自然規律，經濟發展史已經證明：經濟發展本身已不單純地表現為各客觀經濟要素相互作用的自然過程，同時還意味著是一種為人們所自覺探求和指導的經濟與社會變革。看不到前一點，就不能正確認識經濟和自然規律的客觀性，就現代經濟而言，就會忽視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而看不到后一點，就不能正確認識經濟活動中人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這是國家或政府介入社會經濟生活的內在動力。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產生了對社會經濟有計劃地組織和調節的客觀要求，尤其是繼生型工業化國家、發展中國家又往往更強烈地意識到組織和調節社會生產的歷史責任和使命，因而，總是較積極主動地介入社會經濟生活，以促進社會經濟的較快發展。
二、正確認識政府職能是優化財政支出的基本前提
市場失靈給現實社會生活帶來諸多矛盾：壟斷限制了競爭，公共產品的免費搭車，外部性問題，分配不公，滯脹并存等。這些都嚴重影響資源配置的優化，經濟穩定和公平分配。要矯正市場缺陷，政府應涉足市場不愿參與或無力參與的領域。政府既要引導競爭，又要限制壟斷；既要講究效率，又要注重社會公平；既要經濟穩定發展，又要抑制通貨膨脹。因而，關于現代政府所具有的職能，至今形成的共識是穩定、配置。分配三大職能。
穩定的職能是指政府通過一定的方式，使經濟周期波動趨于平緩，實現充分就業，物價水平穩定，國際收支平衡。這是由于歷史證明，只靠市場機制不能保持經濟的穩定。
配置的職能是指資源配置，廣義的理解是指社會總產品的配置；狹義的理解是指生產要素的配置。如果說穩定的職能是國家政府的專利的話，資源配置的職能則是政府與市場機制共有的。且從總體上說，在市場經濟運行中，市場配置是起基礎作用的，市場配置是有效率的，也可以說迄今還沒有比市場更有效率的配置機制。但市場對滿足諸如國防、行政、司法、公安等純公共需要也是無能為力的，而這些又是社會和經濟正常運行之必需。市場原則是等價交換，要求利益邊界和所有權的精確性。而社會公共需要具有非排他性，具有外部效應，它是一種社會公眾的集體需要，每個人享受的份額無法精確計量。政府應從彌合市場配置缺損的角度，促進社會資源的有效利用。這就是說在資源配置的對象、方式、目標上，政府與市場是不同的。正是由于兩種配置機制的不同，兩者才有相對獨立存在的互補性。
分配的職能是指收入的再分配功能。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人們所提供的生產要素不同、資源的稀缺程度不同以及各種非競爭因素的干擾，各經濟主體獲得的收入會出現較大的差距，導致分配失之公平。從總體上說，分配的職能也是政府和市場共有的，但兩者的作用范圍、側重點、目的是不同的，如市場分配更多地注重效率，而政府分配則更多地側重社會公平。
三、政府職能著力點的轉變是調整財政支出方向的基本動因
無論從整個世界歷史上看，還是從某個國家的發展史上看，國家的政治職能主要表現在階級統治、政權建立和鞏固上。在國家產生之初或某一國家政權交替時，生產力發展水平較低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國家職能的著力點是政治職能。隨著統治階級地位的確立與鞏固，經濟大大發展，社會穩定成為常態，國家政府的職能著力點就發生了變化。從國家政府職能全面來看，著力點是由政治職能轉向經濟職能，再由經濟職能轉向社會管理職能。就國家政府的經濟職能來說，在保持穩定的前提下，著力點由配置轉向分配。而已在著力點變化的同時，政府的活動范圍也在擴大。著力點的轉換與政府職能的擴大絕不是否定國家政治職能和階級性，恰恰是更順利地實施統治階級意圖的保證。這些變化在近現代表現的尤為突出，同時這些變化也證明了瓦格納定理、羅斯托經濟發展階段理論及恩格爾定律具有普遍意義。
德國經濟學家瓦格納從發展政府機構以滿足較高的社會發展的理論出發，提出了“國家活動不斷增加的法則”。這一法則的基本含義是，隨著人均實際收入的增加和工業化水平的提高，國家政府財政支出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將提高，他把財政支出上升的原因分為政治因素與經濟因素。所謂政治因素，是指國家活動的規模的擴大；所謂經濟因素，他初步提出了市場缺陷與外部性的觀念，還提出了收入彈性概念。瓦格納認為，隨著經濟的工業化，正在礦張的市場與這些市場中的當事人之間的關系會更加復雜，而這種市場中的相互關系就對商業法與契約關系產生了需求，而后者又要求建立司法與行政制度。城市化與高居住密度將產生外部性，擁擠又需要政府進行干預與調節。瓦格納還把對于教育、文化、保健與福利的財政支出的增長歸因于需求的收入彈性。隨著收入的上升，用于這些方面的財政支出的比例將會超過收入上升的比例。這也可以說是一種“刺輪效應”。世界各國國家職能的強化及政府支出擴張的實踐證明，這一法則是正確的。
美國學者羅斯托曾著有《經濟成長的階段》（1960年）一書。在他看來，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政府部門為經濟發展提供社會基礎設施，如道路、運輸、環境衛生。法律與秩序、健康與教育及用于人力資本的投資等。在此階段政府投資在總投資中占有較高的比重。這時政府主要傾向配置作用，政府的這些投人對于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早期階段的國家進入“起飛”、進人發展的中期階段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在經濟發展的中期，政府投資只是對私人投資的補充。一旦經濟達到成熟階段，政府支出將從基礎設施投入轉向不斷增加的教育、保健與福利服務的支出。而在“大眾消費”（MassConsumption）階段，政府突出再分配的作用，維持公平的政策性支出會大大超過其他支出的增長幅度，同時也會快于GNP的增長幅度。政府職能著力點的轉變，有著深刻的經濟原因，它與經濟發展的階段性有著密切的關系。
恩格爾定津揭示了消費者消費需求變化的規律，當人均收入較低時，總支出中用于食物和必需品的比例就高，用于舒適品和奢侈品的比例就低。隨著人均收入的提高，用于食物和必需品的消費支出比例便會下降，而舒適和奢侈品的消費支出比例就會上升。這種需求變化勢必引起農業部門或第一產業部門生產所占比例下降，制造業或第二產業和服務業或第三產業所占比例上升。而產業結構的變化對政府職能著力點變化、政府投資方向有著重要影響。當人們實際收入提高時，人們對公共產品與私人產品的需求都會增加。但公共產品需求的收入彈性大于市場私人產品，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現代社會的公共產品不屬生活必需品，而越是非必需品，它的收入彈性就越大，當個人收入超過一定的水平時，公共產品就變得越來越重要，人們就需要越來越多的政府服務。諸如醫療保健、文化體育、交通運輸、社會保障等公共產品開始“侵蝕”消費結構中的私人產品的相對份額。這就是說，隨著收入的增長，人們的需求結構的變化，由低到高，由單一到多樣，由注重物質到注重精神，不僅對市場供應私人產品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對政府提供公共產品在質、量、品種上提出了新的要求。人們需求結構的變化對以滿足居民個人需求和社會共同需求為價值取向的社會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導向意義。另一方面，我們還可以從恩格爾定律中得到這樣的啟示：當財政收入較低時，財政支出中用于國家政治職能、維持國家正常秩序的基本需要的比例就高，用于經濟社會管理職能方面的支出比例就低。隨著收入的提高，用于國家政府基本需要的支出比例會下降，而用于經濟社會管理職能方面的支出比例將會增加。
四、支出的科學劃分與政府職能分工層次及公共產品受益范圍緊密相關
如上所說，現代國家政府具有穩定、分配、配置的職能。一般地說，穩定的職能主要由中央政府履行，涉及穩定的事權和財政支出權限應劃歸中央政府及其財政；分配的職能也主要由中央政府履行，有關分配的事權和財政支出的權限應主要由中央政府及其財政掌握；配置的職能主要由地方政府履行，與配置相關的事權和財政支出權限應主要由地方政府及其財政掌握。這是由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所處的地位決定的。這樣的基本分工適合中央政府有能力把握全局和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的要求。
如果說中央與地方政府在政府職能分工上具有的層次性，從主觀上為支出劃分提供了約束條件，那么公共產品的受益范圍的層次性，就從客觀上為支出劃分提供了依據。
第一種觀點筆者不贊成。一是因為財政投資原本缺乏產權約束，效率內在地相對低下；二是因為繼續集中地加大基礎設施投資，按照經濟規律，其投資邊際收益將會愈來愈大地遞減，況且基礎設施投資的傳導鏈條短，對各產業的拉動作用小，這意味著財政風險將愈益加大；三是筆者認為，如果今后財政政策仍以擴大財政向基礎設施的投資為著力點，則很可能在未來幾年里引發財政危機。
我們應當清醒地看到，我國近幾年的內需不足，說到底是消費需求不足，而不是投資需求不足；這種消費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則是收入分配不公。消費需求不足使得繼續擴大財政投資支出對解決內需不足問題效率甚低。
我國當前的消費需求顯著不足。這鮮明地表現在如下兩個方面：一是表現在80年代中后期以來，特別是近幾年，我國居民邊際消費傾向大幅度下降。據測算，我國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由1981年的0.84一路下降，到1998年已下降到0.40；二是表現在當前我國的消費率即平均消費傾向偏低。90年代以來，世界平均消費率水平為70%-80%之間。而我國整個90年代的消費率則一直在60％上下波動，而且呈下降趨勢。消費需求顯著不足，使得以擴大財政向基礎設施投資為主要著力點的積極財政政策無法有效地擴大內需。邊際消費傾向顯著低下且繼續下降，則意味投資乘數（政府支出乘數）顯著低下且繼續下降，因此這便會使以擴大財政向基礎設施投資為主要著力點的積極財政政策效果大打折扣。消費率偏低則意味著投資率偏高，對于我國這樣一個內需占全部需求90％以上的大國，也就意味著我國的總需求過多依賴投資需求來實現。然而我們知道，消費需求才是最終需求，沒有必要比例的消費需求的支撐，則投資需求作為中間需求，其形成的資本積累到一定程度，便會發生供給能力過剩，民！司投資便會自發地萎縮，擴大內需的財政投資只能“孤軍深入”。這樣，消費不暢，以及由此產生的民間投資不振，便使以擴大財政向基礎設施投資為主要著力點的積極財政政策難以啟動內需。這幾年民間投資增長率不高，直接原因，就是我國近幾年消費需求相對不足。1998年至2000年，我國政府持續實行以擴大財政向基礎設施投資為主要著力點的積極的財政政策，3年里，分別拉動gdp增長1.5、2.0和1.7個百分點，對這三年里擴大內需、治理通貨緊縮功不可沒。但由于一方面消費需求低下，投資乘數不高，另一方面國家財政風險雖尚未超過警戒線，卻也達到相當高的程度，這便使以擴大財政向基礎設施投資為主要著力點的積極財政政策難以為繼。有人認為，加大政府投資可以提高居民收入，居民收入增加則消費也會增加，消費增加則民間投資也會增加，這樣政府投資便可以拉動民間投資，到那時，以擴大財政向基礎設施投資為主要著力點的積極財政政策便達到了拉動內需的目的，可以“功成身退”。這只是一個良好的愿望。我國居民消費需求相對不足，源于我國出現了相當嚴重的分配不公。只要分配不公問題不解決，則社會邊際和平均消費傾向必然持續低下，政府投資難以有效地提高gdp和國民收入，在增加的國民收入中，消費的增加額又仍然低廠，民間投資也就不可能拉動起來。2001年上半年，中央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增發國債，在西部大開發的背景下，進一步加強固定資產投資，1－6月，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比去年同期增長15.1％，其中國有及其它經濟類型同比增長17.9％。然而，民間投資仍然不暢，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投資平均同比僅增長7.5％，便是明證。
我國當前消費需求不足，根本原因是出現了較嚴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基尼系數是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狀況的最常用指標。國內外理論界一般公認，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數小于0.2表示絕對平均，0.2－0.3之間表示比較平均，0.3－0.4表示基本合理，0.4以上則達到了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而0.5以上則表示收入分配差距懸殊。測量基尼系數有不同的方法，一是按家庭總收入計算，二是按家庭人均收入但以家庭為單位計算；三是按家庭人均收入但以個人為單位加權平均計算。其中，第一種方法測出的基尼系數略小于第二種方法測出的基尼系數，后者又略小于第三種方法測出的基尼系數，但三種方法得出的結果差別并不大。
近幾年來，中外許多學者以不同的樣本和不同的方法測算了我國的基尼系數，絕大多數測算結果表明，我國自90年代末期以來，基尼系數明顯超過0.4，有些測算結果，基尼系數達0.45以上，顯然超出了通常國際公認的警戒線。
世界銀行在1997年公布了一份題為《共享不斷提高的收入》的研究報告，報告中認為中國的基尼系數上升太快，指出“全世界還沒有一個國家在短短15年內收入差距變化如此之大”。
可見，我國當前的基尼系數充分表明，我國當前貧富差距過大，出現了較嚴重的收入分配不公（這還沒有考慮到我國高收入者大量存在的工資外收入、非法收入等隱性收入太基尼系數過大，國內學者們更多看到的是它影響公平，是它將引發收入水平相對低下的群體的不公平感，從而造成社會不穩定。然而實際上我們應當看到，基尼系數過大的弊端，不僅在于影響公平，而且在于影響效率，即宏觀經濟效率；甚至可能首先在于影響效率。進一步說，一種收入分配狀況是否公平，應主要以其是否有宏觀經濟效率來判斷。對應宏觀經濟效率高的基尼系數區間就是公平合理的區間，對應宏觀經濟效率出現明顯下降的基尼系數值就是警戒線值。就公平談公平，不僅難以得出基尼系數的合理區間及收入差距過大的警戒線，而且還可能得出平均主義分配最公平合理的荒謬結論。這里，宏觀經濟效率高顯然意味著國民經濟基本對應著充分就業的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按照這一認識，基尼系數到達某一上限后之所以可以認為其不公平、不合理，就是因為它明顯偏離了對應著充分就業的總供求的平衡，具體說，就是因為它造成了全社會消費需求不足，從而使全社會總需求不足或供過于求，大量社會產品價值不能實現。目前我國的基尼系數超過了0.4這一警戒線，出現了較明顯的分配不公，是因為過高的基尼系數導致了當前消費需求明顯的不足，從而導致全社會需求不足。深入的理性思考還可以發現，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越低，則基尼系數的合理區間水平應當越低；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則基尼系數的合理區間水平可以較高。經濟發展水平越低，則產業結構、產品結構越單調、低級，此時老基尼系數過大，則高收入者雖有購買力，但現有商品需求已得到滿足，又缺乏新的消費熱點；低收入者缺乏購買力，對現有各種商品有較強烈需要卻缺乏消費能力。可想而知，其結果，便是社會有效需求不足，商品大量地供過于求。隨著經濟發展水平提高，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多元化、高級化、個性化，基尼系數合理區間的水平就可以逐漸提高一些，因為此時盡管收入分配差距加大，但一方面高收入者可以不斷追逐新的、有時其價位比傳統商品高出一個甚至數個數量級的消費熱點，另一方面中低收入者由于絕對收入也較為可觀（加之有社會保障支撐），對社會現已生產出來的大量各類商品具有較大需求，這樣，全社會商品供求仍可以保持平衡。美國被公認為二戰后收入分配差距大大高于其他發達國家。二戰后直到80年代，美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比我國現在高得多，可其基尼系數也僅在0.35－0.38之間，只是到了出現了所謂的“新經濟”的90年代后，基尼系數才越過了0.4，超出了通常公認的警戒線。就此而言，我國目前基尼系數反映出的收入分配不公狀況相當嚴重。如果再考慮到我國經濟轉軌的現階段存在的醫療、住房、教育、養老等體制改革等這些將使我國廣大中低收入階層將來支出預期，以及將來收支差額預期會進一步加大，從而進一步縮減即期消費的制度變量因素，則我國現實的0.4以上的基尼系數的水平更是遠遠高于合理的水平。我國目前人均國民收入僅800美元，就連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的上海市，其城鎮居民1999年的收入水平，也僅相當于中等發達國家的1／4的水平，按照國際經驗，這時本不應出現帶全局性的總需求不足，我國卻出現了，這是極不正常的。商品供過于求，當然有各省市重復建設，卻在現有體制下不能實現企業優勝劣汰等原因，但不可否認，收入分配不合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太大，多數居民對許多日用或耐用消費品有需要卻無需求是一個重要原因。
找國當前出現了明顯的分配不公，還可以從“五分法”清楚地看出。“五分法”是將居民按收入高低依次分為五個等級，通過比較五個等級各占收入的百分比來判斷一國國民收入分配的平等狀況。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998年三月統計分析，我國以“五分法”計算的收入分配不公，超過了工業化國家一個世紀以來最糟糕的紀錄；我國學者近年的研究結果也表明：1999年，我國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群體相對過大，合計占到總人數的64.15％。這種金字塔形的收入分配狀況，顯然使全國大多數居民缺乏充足的貨幣支付能力，嚴重制約了市場消費需求。可見“五分法”顯示，我國當前收入分配狀況已經嚴重不合理，使得社會需求不足，需求結構較明顯地不適應生產結構，使得社會生產出來的大量商品價值得不到實現，使得全社會資源配置效率低下。
我國當前分配不公的嚴重性，還可以從城鄉人均收入差距看出。對統計數據的分析表明，1998－2000年，我國城鄉人均收入分配差距分別達到2.52倍、2.66倍和2.80涪，遠高于人均gdp為800－1000美元時城鄉人均收入分配差距約1.70倍的國際一般差距狀況。
我國當前出現了明顯的分配不公，還可從不同階層的居民擁有的金融資產存量狀況得到佐證。據1997年國家統計局、勞動部、總工會等6個部門對職工生活狀況的聯合調查表明，在被調查的14978戶居民中，最富裕的10％的居民擁有60％的金融資產，最貧窮的43％的居民僅擁有3％的金融資產，最富裕家庭戶均金融資產是最貧窮家庭的359倍。存量是流量的積累，我國居民金融資產存量差距如此懸殊，超過了當今許多發達國家，足見我國出現了嚴重的收入分配不公。
總之，由于我國近幾年的內需不足，實際上是根源于收入分配不合理導致的消費需求不足，因此，繼續實行的積極財政政策不宜以擴大財政向基礎設施的投資為主要著力點。
第二種觀點筆者也不贊成。表面上看，將積極的財政政策的主要著力點放在減少企業稅收上面，既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刺激當前內需，又可避免高額財政赤字和財政風險，一舉兩得。但實際上，以減稅作為主要著力點比之以財政投資基礎設施作為主要著力點，并無優越性。第一，減稅后若政府財政支出不削減，則政府財政赤字更大，政府勢必不得不發行更多國債，這樣財政風險將比不減稅時更大。第二，若在減稅的同時，國家有能力削減一些經常性財政支出，則可以降低國家債務壓力和財政風險，但在我國現有行政體制下要想使國家經常性財政開支削減幾百億乃至上千億水平無異于天方夜潭。第三，若在減稅的同時，減少一些財政基礎設施投資，這確實可以減少國家債務壓力，但是否能達到既刺激內需，又降低財政風險這“一箭雙雕”的目的呢？恐怕要大打問號。
筆者認為，在我國當前經濟形勢下，減稅很難達到刺激內需的目的。減稅刺激內需的途徑是：減稅后，企業負擔下降了，稅后利潤上升了，則企業投資的預期收益會上升，這樣企業便會加大投資，進而通過投資乘數的放大，導致內需較大幅度的上升。但在我國當前有效需求明顯不足的特殊形勢下，減稅后，企業負擔雖下降，卻由于分配不公導致的居民消費需求不足，市場缺乏活力，以及企業的科技創新、產品創新也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便使得生產消費資料的企業直接、生產生產資料的企業間接地對銷售收入預期，從而對利潤預期并不看好，這樣企業并不會有多大的擴大投資意愿，而內需也就很難拉動起來。國內有些學者津津樂道于美國80年代里根減稅政策的的實施，導致如年代美國經濟的強勁增長和財政狀況的極大改善的故事，并以此證明我國目前減稅是最好的政策。其實，美國當時的情況與我國現在的情況具有很大差別。美國當時面臨的經濟形勢是滯脹，在這種情況下，減稅不僅有利于提高有效需求，解決“滯”的問題，而且有利于降低物價，解決“脹”的問題，而我國現在還不能說真正走出前幾年出現的通貨緊縮的陰影。不但不需要物價下降，相反還需要達到并保持幾個百分點的通脹率，以便使實際利率下降，促進企業投資。況且，美國整個90年代經濟的強勁增長，并不能僅僅歸功于80年代的減稅，靈活調控總需求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因素同樣功不可沒，特別是90年代以來，美國以信息技術、生物技術等為代表的新技術革命結出的碩果發揮了極大作用。
筆者認為，在我國當前經濟形勢下，減稅也很難達到降低財政風險的目的。道理很簡單，若在減稅的同時，對等地減少一些財政基礎設施投資力度，則一方面財政投資下降；另一方面如前面分析企業投資很可能并不會有明顯上升，這樣總需求就會惡性循環地萎縮下去，如此年復一年積累，反會導致財政收入下降，而且那時可能財政投資、擴大內需的壓力會更大，會造成以后若干年更大的財政赤字和國債發行，這樣一來，財政風險不但不會下降，反而還會上升。
總之，基于我國目前的有效需求不足導源于社會分配不公而產生的消費需求不足，筆者對目前我國理論界關于今后積極的財政政策的主要著力點的兩種觀點都不贊成。
二、積極財政政策的主要著力點應是適當縮小國民收入分配差距
分析至此，筆者的政策建議實際上已經明朗化：“十五”期間，至少近兩年，我國積極的財政政策應當選擇運當縮小國民收入分配差距為主要著力點。只有適當縮小國民收入分配差距，才能有效地擴大全社會消費需求，并進而有效地擴大民間投資需求，從而有效地解決社會總需求不足問題，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地發展。
將“十五”期間幾年內積極的財政政策的主要著力點確定為適當縮小國民收入分配差距，力圖以此提高全社會有效需求，保持國民經濟高水平的均衡增長和發展，這里便有一個理論認識問題需要解決：我國多年來一直在調整產業結構，是建立在這樣一個認識基礎上，即生產必須努力適應需求，生產結構必須努力適應需求結構；若不適應，則生產出來的產品價值不能實現，得不到社會承認，就表明這種生產勞動不是有效勞動，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必須加以調整使之適應需求。這株認識既符合經濟學基本原理，又符合現代產業經濟學、宏觀經濟管理學原理，其正確性毋庸置疑。但本義的政策建議，其本質內容似乎是要使社會需求結構去適應生產結構，這豈非違反經濟學原理？其實不然！首先，本文的政策建議并不排斥調整生產結構、供給結構。我國長期以來各地區、各部門存在不少重復建設、低水平建設項目，由此帶來一些產業、產品的供過于求，這一塊不屬于有效需求不足，因此，必須加以適當的壓縮和調整；但是當前我國的總供求失衡中需求方也存在問題，于是也需要以政策擴大有效需求，使之適應那種客觀上正常的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其次，貨幣經濟條件下，人們的“需求”不能被看成一個外生變量，它很大程度上具有內生性。按照觀點，就連人們的“需要”都具有相當程度的社會內生性，而并非純粹的自然屬性，“需求”是有購買力的“需要”，而購買力在貨幣經濟條件下涉及到整個社會相對價格體系和社會生產關系體系，因此“需求”就更具有內生性了，人們對各種商品的需求受到收入、價格等多方面的影響。再次，再生產理論告訴我們，社會再生產由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四個環節構成，這四個環節在動態中相互依賴，相互制約，每一個環節都與其他三個環節矛盾著，既受其他環節制約，也都制約其他環節。很顯然，在這里，分配這個環節如果與其他環節的矛盾關系失調，便會影響其他環節，阻礙再生產的正常運行。這時，分配這個環節就必須予以調節。這就是我國當前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直接理論依據。這里還必須指出的是，我國當前調整收入分配，其目標是要使社會再生產暢通運行，是要達到現代宏觀經濟學所稱的“帕累托”最優狀況，使全社會福利最大化，而絕不是“均貧富”，搞歷史倒退。我們講要適當縮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只是在探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合理比例，是要提高資源的宏觀配置效率，是高收入階層應當也能夠予以接受的。
理論分析和國際社會現代化經驗都表明，較合理的國民收入分配狀況應當是“橄欖型”，中間大，兩頭小；而不應是“金字塔型”，下面大，上面小；或者“啞鈴型”，兩頭大，中間小。我們以適當縮小國民收入分配差距為主要著力點的積極財政政策的直接目標，就是要使國民收入分配狀況從現在的“金字塔型”（或“啞鈴型”）轉變成“橄攬型”。
如果積極的財政政策在近幾年內能合理地縮小國民收入分配差距，我們就能相當程度上解決好消費需求不足問題，從而解決好整個社會有效需求不足問題。讓我們來考察一下國家統計局有關人民生活水平狀況的一系列統計數據。1999年，我國城鎮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購買的代表性商品數量中，糖果、果酒、糕點、鮮乳品、奶粉、女裝、皮鞋等日用生活必需品，高收入戶和最高收入戶平均每人全年購買量約為最低收入戶、低收入戶和中等偏下戶平均每人全年購買量的2倍以上；奶粉、男裝、童裝等商品前者也接近為后者的兩倍。統計數據還顯示，1999年，城鎮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戶年底耐用消費品擁有量中，毛皮大衣、影碟機、照相機、空調器、微波爐、電炊具、排油煙機等商品，高收入戶和最高收入戶擁有量均約為最低收入戶、低收入戶和中等偏下戶每百戶擁有量的2倍上下；家用電腦，高收入戶和最高收入戶約為最低收入戶、低收入戶和中等偏下戶每百戶擁有量的3－4倍；移動電話，更約為5－6倍；至于電冰箱和彩電這兩種嚴重供過于求的商品，高收入戶和最高收入戶每百戶的擁有量，也比最低收入戶、低收入戶和中等偏下戶每百戶擁有量約多20－30臺。以上還只是就不同收入水平的城鎮居民家庭作比較，若再考慮到農村居民家庭，則有關差距更大，別的不說，僅就電冰箱和彩電這兩種“標志性”的供過于求的商品而言，1999年，農村每百戶家庭擁有電冰箱僅io.64臺，僅約及城鎮最低收入戶和低收入戶每百戶擁有量的1／6；農村每百戶家庭擁有彩電儀38.24臺，還不到城鎮最低收入戶和低收入戶每百戶擁有量的1／2.
可見只要我國適當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提高城市中低收入階層和農民的收入份額，則食品、服裝、家電、紡織等一些表現出嚴重過剩的消費資料生產行業生產出的大量日用消費品和耐用消費品的銷售量將會增加百分之幾十，甚至成倍以上地增長，許多商品將會出現供求基本平衡的良好局面。例如彩電，如果通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適當提高農民收入水平，僅僅使農村每百戶居民彩電擁有量增加30臺，則全國農村居民需增電7千多萬臺，這樣，我國的彩電供求局面就不是每年過剩三千萬臺，而是未來兩、三年里，供求能保持平衡。由于內在的正向比例關系，一些消費資料生產部門需求上去了，還會拉動機電、冶金、建材、石化、煤炭等一些表現出嚴重過剩的生產資料生產部門的需求，從而提高全社會的有效需求。
以適當縮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為主要著力點的積極財政政策，其主要著力點在內容上包括三個方面。
1.使農民和城鎮占60％以上人口的低收入階層和中等偏下收入階層享受稅收優惠。給收入偏低的居民減免稅負，是以適當縮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為主要著力點的積極財政的最基本要求。具體做法：
——提高個人收入所得稅的起征點。以往我國執行的起征點是月薪800元，這一起征點是二十年前制定的，如今明顯偏低，違背了稅收的負擔能力原則，以及受益原則和機會原則。應將起征點提高至月薪1000元以上，部分富裕地區還應有權把起征點適當上浮。我國稅務部門目前已在這方面進行探索，希望稅務部門在對這種探索的積極意義予以深刻認識的基礎上，加快改革步伐。
——科學制定個人收入所得稅的豁免和扣除。豁免和扣除額的大小應該將納稅人工齡長短、年齡大小、贍養負擔、工作性質（如防止對個人獨資企業雙重征稅出現）和個人收入的支出用途（如對個人收入中用于支付住房貸款利息部分予以免稅）等因素予以綜合考慮。
——堅決推行農村稅費改革，切實降低農民稅收負擔。要以合理計征的農業稅、屠宰稅和特產稅，取代過去鄉村政府各種名目的收費，堅決取締亂收費，使農民稅負能總體上降低50％左右，并且使農村稅收征管規范化、法制化。為了切實推進農村稅費改革，應當下決心裁減縣、鄉兩級機構，特別是主要靠行政收費支撐的鄉級政府，可以考慮將全國四萬六千個鄉鎮縮減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
2.適當增加高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居民的實際稅負。適當增加對高收入居民的稅收，既是適當縮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也是加大財政支出，包括加大轉移支付和農業財政投資等投資支出的資金來源的需要。具體做法：
——加強對高收入者個人所得稅的稅收征管。要健全個人所得稅的征管體制，采取必要舉措，改進和加強對高工薪收入者個人所得稅的征管，改進和加強對個人獨資和合伙企業經營者（包括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等一些中介機構）經營的個人所得的稅收的征管（但要注意免征其企業所得稅），強化高收入行業個人所得稅代扣代繳工作，要堵塞漏洞，加大對違法逃避繳納個人所得稅行為的懲處力度。
——隨著儲蓄實名制的完成，將利息所得稅從比例稅率逐步轉變為累進稅率。讓高利息收入者更多納稅，同時也刺激高利息收入者提高消費傾向。
——在建立健全個人收入和財產申報制度基礎上，穩妥而堅決地開征財產稅、遺產稅和贈與稅。財產類稅域稱財富稅）對于縮小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不可低估。美國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財產稅占了各級政府全部稅收的40％以上，相當程度上縮小了貧富差距，提高了社會有效需求。這也說明在一國經濟發展的一定階段，政府應當以財產稅等稅收手段縮小貧富差距，提高社會需求。
——在周密規劃的基礎上，合理征收社會保障稅。社會保障稅如今在發達國家是僅次于個人所得稅的第二大稅，它遲早將成為我國的一個大稅種，對于我國在“十五”期間適當縮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是一個重要舉措。不過，考慮到其牽涉面大，而且在我國當前有效需求不足情況下，弄不好具有“累退”性質，故其近期可行性不如財產類稅，應周密籌劃；穩步推行。
3.切實加大對農村居民、城鎮中下收入階層居民的轉移支付力度和農業、農村財政投資力度。這里，對農業、農村財政投資力度的加大同樣有利于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具體做法；
——盡快建立起初具規模的社會保障體系框架。在我國目前，要想建立起一個現代化的、功能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資金缺口尚相當大，任重道遠。為擴大有效需求，當務之急，是要初步建立起覆蓋面盡可能遍及全部城鎮的、較為規范的失業保險、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體系，以及城鎮最低生活保障體系；建立起農村合作醫療保險體系和農村獨生子女教育資助體系。這里需要強調的是，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在建立的起步階段，應當首先用于解決下崗、失業人員和低收入階層的社會保障問題。
[中圖分類號]C9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3）06-0013-01
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經濟發展勢頭迅猛，科學技術水平逐年提升。隨之而來的是各方面社會需求的急劇增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推動了我國社會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社會整體凝聚力的增強，個人與社會、國家之間的關系也隨之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政府職能的轉變使得更多的社會職能回歸到社區建設中。社區的相關組織發展和政治體系構建的完善，離不開國家政府相關部門的宏觀指導，同時也需要社會保障有關機構給予大力的支持與配合。社區建設發展中折射出來的人性化關懷與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謀而合，相互支撐，相互補充，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社區建設同社會保障之間的關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社區建設的著力點與社會保障的著力點一致
我國長久以來的社區基層管理一直本著以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中心的宗旨。在廣大人民與國家和社會之間架起了一座堅實的橋梁。社區建設與發展在個人與國家、社會的進一步發展中起到了舉足重輕的作用。維護相對穩定的社會生活秩序；緩和諸多內部的矛盾，化解社會進步的構成中催生出來的許多不和諧因素；推動社會穩定、和諧的向前發展。這些根本著力點正是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核心內容：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加快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制度，改善民生，順應民意。所以說，社區建設的著力點與社會保障的著力點高度一致。
二、社區建設發展中折射出來的人性化關懷與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謀而合
我國的社區建設，主要是通過培養大家的集體團結意識，凝聚所有人的力量，集中精力建設社區精神文明、物質文明“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的和諧發展局面，通過人性化的關懷，增強大家的歸屬感和認同度，從而切實保障好廣大人民群眾日常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本著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也是政府職能轉變的主要依據。社區建設發展中折射出來的人性化關懷與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謀而合。
三、完善社區社會保障建設是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功能最有效的發揮渠道
給廣大居民提供基礎的社區保障服務是社區建設的初衷之一。社區建設致力于滿足日漸多樣化的優質生活和全方位發展的要求。我國社會保障各項政策的貫徹實施，需要基層社區建設的積極響應和大力支持。社區全方位建設是對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必要性補充，確保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各項政策與措施得到充分貫徹和落實。因此，大力加強和完善社區建設等基礎設施的配套和完善，對進一步推進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社會保障制度的各項具體進程意義深遠。完善社區社會保障建設是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功能最有效的發揮渠道。
四、在廣大社區進行基層社區社會保障是積極響應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發展趨勢的具體實踐
改革開放之初，我國舊有的社會保障制度過于落后，遠遠不能適應國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的高標準要求。面對當今社會的發展趨勢，僅靠總體上的社會保障泛泛性規定是完全不行的。建立完備、覆蓋面廣的社會保障體系，需要我們將目光投向基層社區全方位的建設層面上。將社區社會保障和救濟納入國家社會保障制度的具體實踐計劃中去。在廣大社區進行社會保障建設是積極響應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發展趨勢的具體實踐。
五、廣大基層社區建設、社區社會保障相關工作的發展和完善是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發展的基石
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保障制度每一項具體措施的實踐操作，都離不開基層社區建設的參與與配合。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需要社區建設承擔起更多的社區社會福利性保障工作來為其提供支撐。所以說，基層社區建設是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發展的國家社會保障體系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道路上不斷取得新成就的基石。
六、結語
社區建設的著力點與社會保障的著力點一致，社區建設發展中折射出來的人性化關懷與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謀而合。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保障制度每一項具體措施的實踐操作，都離不開基層社區建設的參與與配合。因此，探尋社區建設與社會保障之間的關系的具體內涵和外延，能夠幫助我們更加深入地了解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方向，從而更好地為廣大人民服務，造福百姓。
【參考文獻】
在市場經濟的背景下，市場條件不斷變化。為了很好的適應瞬息萬變的市場，我們從四個方面來探討企業要如何管理經濟，它們分別是管理模式、發展理念、經營模式和企業的兼并與重組。
一、管理模式的規范化和精細化
企業要想在市場競爭中發展，需要制定規范化和精細化的管理模式，即對企業員工和工作項目實行全方位的監督和管理，使企業始終運行有序，管理受控。例如，在企業實際的施工項目中，為了節約成本，提高效益，實行精細的項目管理，積極推進使用節能環保技術。
二、運行過程中始終貫徹五大發展理念
創新發展理念，協調發展理念，綠色發展理念，開放發展理念和共享發展理念，共五大發展理念貫穿企業管理經濟的始終，將有助于企業在市場經濟背景下帶動經濟管理實現飛躍發展。創新是企業發展的核心動力，企業在日趨激烈的競爭中以及在經濟發展動力轉換的形勢下，必須把發展的基礎放到創新上，塑造企業的經濟發展更多依靠創新驅動。企業創新的著力點是產量的擴張，除此之外，企業創新還包括培育新要素、創造新模式、扶持新產業、開辟新市場等，不斷推進企業制度的創新、企業科技的創新、企業產品的創新，讓創新在全公司蔚然成風。協調是企業持續健康穩定發展的內在要求，要求企業兼顧經濟效益和企業文化的軟實力、以及員工的素質等，在協調發展中拓展發展空間。企業協調的著力點是調整產量，置換出閑置的資源，從而為新產品的發展騰挪空間。綠色一直是人們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體現，也是企業永續發展的必要條件。企業應堅持生產方式要綠色，致力于為人民提供優質而純天然的生態產品。企業綠色的著力點是通過轉變發展模式為新產業、新產品的落地提供市場空間，堅持可持續發展，堅定走文明的生產發展道路，形成人與自然的和諧。開放是企業繁榮發展的必由之路，必須協同推進我國與他國的經貿合作，利用好外部的資源和市場，同時引入新的要素和技術，為國內企業的發展創造條件。企業開放的著力點是要奉行合作共贏的開放戰略，即堅持內外需的協調，進出口的平衡，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引進資本、引進技術、引進智力并舉，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在全球經濟治理中提高我國的地位和制度性話語權。共享是企業健康可持續發展的根本要求。企業共享的著力點是讓生產更好的符合分配，讓分配更好的適應需求，平衡總供給和總需求，同時引入市場的力量進入到公共產品和社會服務的領域，發揮好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
三、經營模式的獨特性和科學性
市場的要想良好發展就必須轉變經營模式。過去，我國企業的經營模式以傳統型經濟為主，因此是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模式。隨著時間的推移，如今，我國企業的經營模式以新興產業為主，因此集約型的經濟增長模式慢慢占據主導。市場的有序發展離不開企業的誠信經營，因此企業要同時兼顧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堅持綠色發展，循環發展，生產優質的節能環保產品，不欺騙消費者。最后，結合市場需要，形成屬于企業自己的獨特經營模式。例如，在郊區，打造生態農業和觀光農業的產業鏈；在少數民族地區，經營和出售地區特產等。讓這種模式在企業競爭中持久發展，最終使企業處于不敗的局面。
四、企業重組優化、兼并破產
激烈的市場競爭，表明企業的成功不是靠運氣。競爭雖然會讓那些適應能力弱的企業淘汰，但是也會讓那些具有長遠發展空間的企業留下。企業在競爭中不斷進行重組兼并和優化，生產相對集中，增強綜合實力的同時提高了企業的競爭力。我國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實現了經濟的高速發展，現代企業管理經濟的模式也得以不斷的更新。但是，企業經濟管理模式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1.企業本身的管理制度是存在缺陷的由于我國一直以來都輕企業內部的管理，重企業外部的利益，所以有些企業就算制定出了與之相關的經濟管理制度，要么是因為經濟管理制度存在不周全性，形同虛設，要么是因為經濟管理制度不具有實用性，從而不能夠針對企業本身的情況。2.企業的組織機構是存在缺陷的，單一而又缺乏靈活性由于我國企業大多數組織機構采用比較單一的方法，因此處理問題缺乏靈活性，企業在經濟管理方面有點跟不上市場經濟的步伐，也不能夠適應市場的需求。一些企業管理人員只顧追求經濟效益，完全忽視企業的組織機構和管理模式，導致企業經濟管理模式存在缺陷，影響企業的長遠可持續發展。3.企業內部在人力資源方面是存在缺陷的由于企業內部一些人力資源的人員本身具有較低的素質，再加上企業缺乏一定的薪水獎勵機制，導致了人力資源部門比較大的動蕩。人力資源的人員流動比較頻繁，導致企業經濟管理的繁瑣工作無法很好的運作，影響企業的工作進度。又因為企業員工在工作中得不到比較好的經濟鼓勵，他們往往工作起來沒有較高的積極性。又由于企業工作人員沒有經過專業的職業技能培訓，因此使企業人力資源的員工素質普遍不是很高，最終導致企業的業務形象也被破壞，在與對手企業的形象競爭中，就不能占據有利的市場優勢。
綜上所述，隨著市場經濟不斷發展，企業要想長久地立足于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就需要把經濟管理工作做到極致。首先要有規范和精細的管理制度，其次要用經濟管理理念更新帶動企業經濟管理進步，再次必須要有科學和獨特的經營模式，最后必須遵守企業優勝劣汰的破產、兼并、重組和優化的規律。同時也不能夠忽略企業經濟管理模式的缺陷，要致力于更新經濟管理模式，讓企業管理經濟的模式與現代的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
作者:徐秀新 單位:大慶石油管理局公共汽車公司票務收銀中心
參考文獻：
在多元化的市場環境下，商業銀行謀發展的戰略構建，應強化信貸業務轉型發展的推進，在發展中尋找著力點與突破點，這才是實現創新驅動式發展的關鍵所在。信貸業務轉型是一個過程，轉型發展的著力點與突破點，在于如何堅持以“優勢產業”為導向、以特色業務發展為核心，夯實業務轉型發展的基礎，創造良好的內外環境。本文立足于當前商業銀行信貸業務轉型發展的現狀，就如何構建信貸業務轉型發展的著力點和突破點，提出了以下兩點建議。
一、堅持以“優勢產業”為主導，強化信貸業務轉型發展
信貸業務轉型發展依托于產業結構調整的良好契機，強調優勢產業為主導地位下，信貸結構、客戶結構的優化與調整，強化小微信貸的良性發展。商業銀行信貸業務轉型發展，著力點在于“結構”的進一步優化，突出市場行業發展的同時，更著力于構建信貸業務轉型發展的突破點，實現商業銀行戰略性發展。
1.做好政策研究，推進信貸結構優化
信貸結構的優化，應強化政策導向力的重要性。通過對國家政策的研究，抓住市場行業發展走向，為信貸業務的轉型發展創造更加積極主動的發展空間。因地制宜、大膽嘗試的發展思想，為銀行信貸業務轉型帶來動力，強化了銀行在立足于行業發展的同時，更夠緊扣政策的導向，尋求與行業之間最大契合度的融合發展。例如，新能源產業的快速發展，政策的導向與扶持顯而易見，商業銀行在培育戰略性新興信貸業務中，應著力新興產業信貸業務的發展，更加主動的適應市場行業的發展需求。此外，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時代背景之下，積極開展小微企業等信貸業務，對傳統單一的信貸結構群進行優化與拓展，將產能過剩、一般制造業的信貸結構進行合理調整，并進行嚴格控制，實現信貸結構與產業轉型升級、新興產業經濟發展相協調、相同步。
2.實現“大、中、小”合理發展，改善信貸客戶結構
行業、客戶群集中，是當前商業銀行信貸業務發展的顯著特點。但是，信貸業務轉型發展，不能僅僅盯著“大客戶群”，而忽視“中小客戶群”巨大的信貸需求，以及巨大的金融市場。因此，實現“大、中、小”合理發展，是當前改善銀行信貸客戶結構的有力之舉。首先，建立健全激勵機制，強化小企業信貸業務發展的重要性。針對當前小微企業的快速發展，調整對小微企業信貸服務體制，建立小微企業信貸業務員集中營銷、辦理等業務模式，強化信貸業務構建與小微企業發展良性對接；其次，強化重點市場建設，提高個人信貸業務發展。例如，拓展個人抵押貸款市場，發展個人循環貸款等業務，個人經營系列貸款做成具有批發性質的業務。這些都改善了信貸客戶結構，推進了信貸業務轉型發展。
二、積極構建銀行特色業務，逐步優化信貸產品結構
信貸產品結構的優化，是商業銀行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構建市場競爭力的重要推進，也是積極構建特色信貸業務的重要基礎。不同的行業特質、不同的信貸對象，對信貸產品的需求存在較大差異，如何在差異中尋求信貸產品結構的優化，以更好地突出自我的特色業務，這是信貸業務轉型發展創新性突破的關鍵所在。因此，商業銀行在業務轉型中，一是要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搶占業務先機的產品；二是要開發更具競爭性、吸納性的優質信貸產品；三是信貸業務方式多樣化，能夠契合并滿足不同對象的信貸需求，提高信貸產品的市場占有率。
1.強化項目貸款、流動資金貸款等信貸市場開發，提高信貸產品結構的平衡性
搶占業務先機產品的同時，也應注重信貸產品結構的平衡性，堅持平衡發展的原則，更能激發信貸產品活力，提高銀行整體信貸業務發展。首先，積極做好新產品的投放工作中，在發展優勢業務的同時，注重爭取優質客戶，提高信貸產品的市場覆蓋率；其次，產品結構應在高端市場份額領域有所突破，占領好、開發好高端市場，這對于提高信貸產品的結構質量，非常之重要；再次，準確定位目標市場，根據不同行業、不同發展階段客戶的現實和潛在金融服務需求，量身設計針對性較強的信貸產品，讓信貸產品的市場屬性更加顯著。
2.積極構建銀行特色業務，提升業務轉型發展活力
信貸業務同質化，是當前信貸業務發展所面臨的重要問題。因此，如何積極構建銀行特色業務，對于提升業務轉型發展活力，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無論是國有四大行，還是招商銀行、興業銀行等，都具有自己的企業特色，特色的發展與融合，對于提高信貸業務轉型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特色”就是競爭力，就是產品活力的重要體現。別人沒有的，我這里有，并且在服務上、利益上，都做的比其他銀行要好，這就是轉型發展突破的基礎。
總而言之，商業銀行信貸業務的轉型發展，一是要注重著力點的搭建，夯實轉型發展基礎；二是要以創新發展為驅動，以特色業務建設為重點，尋求信貸業務轉型發展的突破點，以更好地推動商業銀行戰略性發展。
參考文獻：
一是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強于消費。1978-2007年期間,四川投資與消費的比例由1978年的1:2.85上升為1:1.09,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呈逐年上升態勢。四川省“十一五”規劃實施以來的前三年,投資對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一般在60%以上,消費對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一般在40%以下。預計整個“十一五”期間,我省投資與消費對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都會保持60:40的比例。
二是非農產業尤其是工業經濟比重明顯上升。2008年四川省的三次產業比重已由2000年的23.3:42.7:34.0變為18.9:46.3:34.8。其中工業所占比重由31.76%提高到39.36%,上升7.6個百分點,工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由48.4%上升到53.5%。
三是三次產業內部的行業結構得到明顯優化。目前,第一產業中的優質糧食作物、畜禽產品、綠色農產品和有機食品所占比重逐步提高;第二產業中的高新技術產業、特色優勢產業比重上升,“7+3”產業完成增加值占全省規模以上工業的比重達到74%;第三產業中的金融、物流、信息、旅游等現代服務業比重上升。
四是民營經濟比重占據全省經濟的半壁江山。2008年全省民營經濟占GDP的比重達到52.1%。形成了以新希望、宏達、龍蟒、四海、科倫等為代表的民營重點企業集團,民營經濟對全省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78.6%。
五是城鄉結構出現加速變化和融合的新趨勢。進入“十一五”以來,全省城鎮化率每年提高一個百分點以上,比“十五”期間明顯加快。2008年的城市化率已經達到38%左右,部分地區城鄉出現了進一步融合甚至一體化發展的良好態勢。
六是各區域開始具有互補發展、良性互動意識。近年來,四川省根據各地的主體功能和發展優勢,確定了各區域發展的方向和重點,通過推動區域經濟向合理分工與協作轉變,通過加大對落后地區的公共服務投入,通過以產業園區構建產業集群,以產業集群催生特色產業帶等,推動了區域結構向合理化的方向轉變。
七是城鄉居民收入增長速度低于GDP和財政增長。四川最近30年的城鎮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9.0%,農民家庭人均收入年均增長9.1%,均低于GDP年均10.0%(不變價)的增速。2004年以來,四川省財政收入增長速度均在15%以上,最高的2007年達到40.2%,明顯高于城鄉居民收入增長速度。
八是高速增長的出口對全省經濟的貢獻依然很小。盡管四川省在1997年至2008年期間進出口年均增長23.27%,尤其是最近幾年出口呈現高速增長態勢,即使2008年以來受到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增長勢頭顯著回落,增速在全國也仍然居于前列,但由于出口總額太小,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到2%。同時,我省在與其他省(區、市)的商品貿易中,仍然是進大于出。
四川當前經濟結構存在的問題是“八偏低兩慢于”:“八偏低”是工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偏低,第一產業中現代農業的比重偏低,工業中附加值和技術含量高的行業比重偏低,第三產業中現代服務業的比重偏低,民營經濟占全部經濟的比重偏低,城鎮化率水平偏低,外貿出口占GDP的比重偏低,初次分配中勞動報酬的比重偏低。“兩慢于”是農村居民收入增長慢于城鎮居民,落后地區經濟發展慢于先進地區。
未來幾年四川經濟結構調整的思路
未來幾年,在“兩個加快”推動下,四川經濟會迎來又一輪快速發展的勢頭。本輪經濟發展與過去比較,其最大的特征將是總量擴張與結構優化同步推進,結構調整對持續快速增長的推動作用會越來越顯著。因此,未來幾年,四川經濟結構調整的指導思想可以考慮:
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堅持“加快發展、科學發展、又好又快發展”的總體取向,在繼續促進經濟總量擴大的同時,逐步加大結構調整力度,著重抓好關鍵領域的結構調整促進經濟結構的全面優化,通過幾年時間的努力,將發展重點由偏重量的擴張轉移到偏重質的提升上來,實現從外延增長向內涵增長轉變、從粗放式發展向集約式發展轉變,基本改變“八偏低兩慢于”的現狀,使四川經濟結構進一步趨于合理化。
四川經濟結構調整的主要思路是:
堅持將提高工業增加值比重作為產業結構調整的著力點,大力推進具有競爭優勢和發展潛力的“7+3”產業和現代農業、現代服務業的發展,確保工業增長速度明顯快于其他產業增長速度,使工業增加值占全部增加值比重達到甚至超過全國平均水平。
堅持將發展民營經濟作為所有制結構調整的著力點,大力促進非公有制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的發展,積極引導民營企業進入高新技術產業領域和國有經濟退出的領域,吸引國外有實力的大企業投資四川的優勢產業,使民營經濟占全部經濟的比重逐步上升到全國平均水平。
將加速推進城鎮化作為城鄉結構調整的著力點,大力發展大、中城市和重點集鎮,發展城市集群和城市帶。積極推廣成都等地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的經驗,讓更多有條件的農民進城,為農民增收創造有利條件;按照適度超前的原則建設城鎮功能,增強產業進入后的承載能力和服務能力,使城鎮化水平提高到接近全國平均水平。
堅持將區域合理分工作為區域結構調整的著力點,大力加強先進地區產業與落后地區產業之間的協作,積極促進先進地區的企業向外擴散產品和發展配套協作,通過共建產業鏈、產品鏈和產業園區,增強落后地區的發展能力,使各區域間形成更加密切的分工合作關系。
堅持將擴大本區域產品外輸作為貿易結構調整的著力點,大力發展工業產品、農業產品和服務類產品的輸出,提高我省產品和服務在國內外市場的占有率。通過建立外輸商品加工基地、擴大機電產品出口數量、增加產品出口種類、拓寬出口市場結構等,改變四川輸出商品小于購入商品的狀況。
堅持將提高城鄉居民收入作為調整收入結構的著力點,大力推進國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明顯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國民收入再分配中向居民消費分配的比重,通過城鄉居民收入的提高,增強居民的消費能力,培育新的消費熱點,為促進以投資拉動為主的經濟增長向消費拉動為主的經濟增長轉變創造條件。
加快四川經濟結構調整的幾點建議
經濟結構調整要從當前發展實際出發穩步推進。四川地區差距大,生產力呈多層次,結構調整任務落實到各地區,重點和力度都會有很大差異,必須根據各地實際進行。如我省目前投資率過高,與現階段的大規模交通樞紐建設、彌補社會事業欠賬等因素密切相關,而大規模的投資又使地區生產總值能夠以快于全國幾個百分點的速度增長。我們最近幾年要做的工作,就是逐漸使城鄉居民收入增長與GDP增長和財政收入增長基本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比重,增強最終消費能力,逐步為以消費為主拉動經濟發展階段的到來創造條件。又比如產業結構優化在已經形成相當規模的地區是必要的,但對于尚處在產業起步階段的地區而言,主要任務還是擴張總量。
將大力引進和培育新興產業和企業作為重點。四川是一個大省,要支撐經濟發展和壯大經濟實力,必須形成多門類的產業結構。考慮到國際金融危機緩解后尤其是未來幾年國際經濟再次走向復蘇過程中,新一輪全球產業結構調整將引發產業轉移的熱潮,四川應充分利用現有產業基礎好、生產要素總量大、綜合配套條件好、交通樞紐功能增強等明顯優勢,以搶占中西部產業高端、推動更多企業進入價值鏈后端為目標,大力吸引外部投資,進一步擴張產業門類和提升產業層次,不僅“7+3”產業要擴容和升級,各重點優勢產業內部的產品種類也要擴容和升級。
注重對先導產業和戰略性產業的研究與培育。本輪經濟復蘇的根本動力是產業創新與結構升級,隨著經濟走向復蘇,會涌現一些支撐未來經濟發展的先導產業,會有一些行業呈爆炸式發展。目前依稀可以看到的有新能源、物聯網、電動汽車、生物工程、軟件、低碳產品等。我省目前發展這類產業,有一定的有利條件,應當注重加強對這類產業發展的研究,提前規劃和培育這類產業發展,制定政策措施引導社會資金和政府資金向這些產業投入,爭取在部分先導產品或產業的發展上取得領先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