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數字經濟發展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關于數字經濟發展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自動化園林的制造系統(FMS)系指具有自動化程度高的制造系統。目前所談及的FMS通常是指在批量切削加工中以先進的自動化和高水平的自動化為目標的制造系統。隨著社會對產品多樣化、低制造成本及短制造周期等需求日趨迫切，FMS發展頗為迅速，并且由于微電子技術、計算機技術、通信技術、機械與控制設備的發展，也促使自動化制造技術日臻成熟，新世紀，制造業自動化進入一個嶄新時代，即基于計算機的集成制造(CIMS)時代，FMS已成為各工業化國家機械制造自動化的研制發展重點。

1.自動化機械制造規模

按規模大小FMS可分為如下4類：

1.1自動化制造單元(FMC)

FMC的問世并在生產中使用約比FMS晚6~8年，它是由1~2臺加工中心、工業機器人、數控機床及物料運送存貯設備構成，具有適應加工多品種產品的靈活性。FMC可視為一個規模最小的FMS，是FMS向廉價化及小型化方向發展和一種產物，其特點是實現單機自動化化及自動化，迄今已進入普及應用階段。

1.2自動化制造系統(FMS)

通常包括4臺或更多臺全自動數控機床(加工中心與車削中心等)，由集中的控制系統及物料搬運系統連接起來，可在不停機的情況下實現多品種、中小批量的加工及管理。

1.3自動化制造線(FML)

它是處于單一或少品種大批量非自動化自動線與中小批量多品種FMS之間的生產線。其加工設備可以是通用的加工中心、CNC機床；亦可采用專用機床或NC專用機床，對物料搬運系統自動化的要求低于FMS，但生產率更高。

1.4自動化制造工廠(FMF)

FMF是將多條FMS連接起來，配以自動化立體倉庫，用計算機系統進行聯系，采用從訂貨、設計、加工、裝配、檢驗、運送至發貨的完整FMS。FMF是自動化生產的最高水平，反映出世界上最先進的自動化應用技術。。

2.自動化關鍵技術

2.1計算機輔助設計

未來CAD技術發展將會引入專家系統，使之具有智能化，可處理各種復雜的問題。當前設計技術最新的一個突破是光敏立體成形技術，該項新技術是直接利用CAD數據，通過計算機控制的激光掃描系統，將三維數字模型分成若干層二維片狀圖形，并按二維片狀圖形對池內的光敏樹脂液面進行光學掃描，被掃描到的液面則變成固化塑料，如此循環操作，逐層掃描成形，并自動地將分層成形的各片狀固化塑料粘合在一起，僅需確定數據，數小時內便可制出精確的原型。它有助于加快開發新產品和研制新結構的速度。

2.2模糊控制技術

模糊數學的實際應用是模糊控制器。最近開發出的高性能模糊控制器具有自學習功能，可在控制過程中不斷獲取新的信息并自動地對控制量作調整，使系統性能大為改善，其中尤其以基于人工神經網絡的自學方法更引起人們極大的關注。

2.3工智能、專家系統及智能傳感器技術

迄今，FMS中所采用的人工智能大多指基于規則的專家系統。專家系統利用專家知識和推理規則進行推理，求解各類問題(如解釋、預測、診斷、查找故障、設計、計劃、監視、修復、命令及控制等)。由于專家系統能簡便地將各種事實及經驗證過的理論與通過經驗獲得的知識相結合，因而專家系統為FMS的諸方面工作增強了自動化。。人工智能在未來FMS中將發揮日趨重要的作用。目前用于FMS中的各種技術，預計最有發展前途的仍是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技術(IMT)旨在將人工智能融入制造過程的各個環節，借助模擬專家的智能活動，取代或延伸制造環境中人的部分腦力勞動。在制造過程，系統能自動監測其運行狀態，在受到外界或內部激勵時能自動調節其參數，以達到最佳工作狀態，具備自組織能力。

2.4人工神經網絡技術

在自動控制領域，神經網絡不久將并列于專家系統和模糊控制系統，成為現代自支化系統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3.自動控制技術發展趨勢

3.1FMC將成為發展和應用的熱門技術這是因為FMC的投資比FMS少得多而經濟效益相接近，更適用于財力有限的中小型企業。

3.2發展效率更高的FML

篇（2）

一、人力資源的概況分析

人力資源是指能夠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具備勞動能力人口的總和。人力包括智力與體力，而從實際應用的角度，可分為智力、體力、知識及技能這些方面。人力資源的特性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人力資源同時具備主體性與能動性：人力資源與所有其他資源的本質區別便是其具有主體性與能動性。主體性就是指在人類社會經濟活動中，人力資源占主體地位，所有經濟活動歸根結底是人的活動，而經濟活動核心就是發展、進步、創造和奉獻，在眾多的生產要素中，唯有人力資源才能擔當起這種發展、進步、創造和奉獻的重任。

（二）人力資源具有思維性與智力性：人力資源的思維性與智力性能充分發揮其強大的優勢，人類通過思維和實踐創造了石器等工具，從而促進人類本身的進化，增強自身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并生產出豐富的生活資料。特別是在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引導下，各種高科技產品層出不窮，人類的思維活動不斷擴展，從而讓人們意識到很多原來難以企及的事情現在都能夠做到。

（三）人力資源具有流動性和可再生性：流動性指的是人力資源以人作為載體的動態過程，人力資源無法離開其載體單獨存在，因而人的動態性決定了人力資源的流動性。人力資源的可再生性是指人們可以通過不斷學習更新知識，形成新的生產力指導實踐，然而，人力資源的可再生性與其他生物資源的可再生性不同，除了要遵循生物學的一般規律，還必須受人類的意識支配。

二、四川省人力資源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

（一）四川省人力資源的數量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

GDP能夠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經濟發展的水平，本文采用GDP來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的指標；同時采用專業的分析統計軟件對數據進行分析。

（二）四川省人力資源的質量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

科技為人類社會不斷進步提供巨大推動力，從事科技工作的人才往往是人力資源中的精英人才，一個地區的人力資源質量通常能夠從該地區高科技領域的從業人員反映出來。本文選擇了四川省高校的科技從業人員數量來體現四川省人力資源質量，研究經濟發展與人力資源之間的關系[2]。2011年四川省高校的科技從業人員為33807人，比2010年增長776人，其中工程師和高科技從業人員增長458人，其他領域技術人員增長108人。高質量的人力資源能夠很好地推動科技進步與機制創新，為經濟的高速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

（三）四川省人力資源的流動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

現代社會的經濟發展很重要的標志就是人口的流動，區域經濟不平衡的發展為人力資源的流動提供了可能性，個人利益時是地區間人力資源流動的主要原因，而四川省尖銳的人地矛盾是地區間人力資源流動的客觀原因。作為農業大省，四川擁有大量的剩余農村勞動力，城市與農村之間的人口流動成為必然趨勢。

四川省人力資源的流動對地區經濟發展積極方面的影響有：（1）有效緩解經濟發達流入區域短缺的人力資源，彌補這些區域人力資源分布的漏洞，例如當地人不愿從事舊物回收，建筑工程等行業，而流動的人力資源成了這些行業的主要從業人員。（2）流入的人力資源能有效刺激當地消費，使流入區域的住房、醫療和娛樂等方面的消費快速增長，流入的人力資源能擴大流入區域的消費市場，進一步刺激生產以滿足需求[3]。（3）人力資源從落后地區流向發達地區，從農村流入城市，這種人口遷移使剩余農村勞動力定居城市，慢慢接受發達地區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最后被完全同化為城市居民。

三、四川省人力資源促進經濟發展的建議

（一）科學配比人力資源：基于四川省經濟社會發展現狀，應該科學統籌四川省城鄉發展的戰略布局，有順序、有計劃地轉移剩余農村勞動力，鼓勵第二、第三產業發展，逐步提高非農產業吸納就業的人數，科學配比人力資源。

（二）提升人力資源質量：提升人力資源的質量包括對其職稱、學歷和技能的提高。一是要要重視普通高等教育，培育管理人才；二是要重視職能教育，培育高級技術人才；三是要幫助轉移的農村勞動力掌握謀生技能，提升勞動者的素質。

（三）大高科技人才的引進：出臺各種優惠政策引進高科技人才，盡力扭轉科技水平低與科技人才缺乏的現狀，搭建產、學、研平臺，保障科學技術能夠有效地轉化為生產力，增加社會活力，促進經濟發展。

綜上所述，對于四川而言，通過合理開發人力資源，提高人力資源的數量和質量能激發民眾與企業投資的積極性，促進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為城鄉統籌發展、建設和諧社會提供巨大的推動力，讓人力資源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保障。

參考文獻：

篇（3）

[分類號] G250

National Digital Information Resource Strategy Environment Analysis Method and Planning Model Based on System Theory

Sun JianjunKe QingCheng Ying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Abstract] Study the applic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PEST method in the analysis of digital information resource strategy environment, provide a national digital information resource strategy plan model based on system theory. In the model, the plan proces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 environment analysis, function judgement and strategy formation.

[Keywords] system theory national digital information resource strategyplan model environment Analysis

20世紀90年代以后基于系統觀的戰略規劃思想在企業戰略管理中逐漸被重視，其依據戰略管理的系統特性，明確戰略管理系統的環境因素及其作用，旨在建立一個開放、有效的戰略管理系統。戰略管理系統的環境因素包括內部環境因素和外部環境因素，內部環境因素主要有組織結構、組織文化、制度、人及利益相關者、信息渠道。外部環境因素主要有行業環境因素和一般環境因素，行業環境因素主要有競爭對手、供應商、行業政策等，一般環境因素指社會、文化、科技、政治、法律。這些環境因素都具有相關性，他們相互作用。通過系統地對戰略環境因素分析，形成科學的戰略，這便是系統觀思想在戰略規劃中的應用[1]。

1基于系統觀的數字信息資源戰略環境分析方法

數字信息資源戰略規劃是對數字信息資源發展中的戰略性重大問題進行全局性、長遠性、根本性的重大謀劃。它是從戰略管理的高度來討論數字信息資源的發展和管理問題，實現數字信息資源的發展目標，建立和擴大競爭優勢，而對各種數字信息資源生產要素（包括數字技術、數字資源和數字信息管理體制等）及其功能所作的總體謀劃。數字信息資源對組織、國家來講承擔了雙重角色，既是必不可少的經濟資源，又具有駕馭其他資源的能力，因此數字信息資源戰略規劃更需要從系統的角度綜合研究[2]。

基于系統觀的數字信息資源戰略規劃的關鍵是對環境的分析，對于國家數字信息資源戰略來講，外部環境為一國之外的全球環境，內部環境則指的是一國內部的條件。環境分析即為對全球的數字信息資源發展環境的分析和我國數字信息資源發展環境的分析。在數字信息資源戰略環境分析中主要使用的方法是PEST方法。

1.1 PEST方法基本思想

PEST方法是對外部環境進行分析的一種方法，這些影響組織的主要外部環境因素是政治（Political）、經濟（Economic）、技術（Technological）和社會（Social）這四大類。具體的衡量因子見表1[3]：

PEST方法將所有與組織發展相關的一切外部因素分為政治、經濟、技術和社會文化這四類，對每一類又細分了其具體影響因子，對這些影響因子的綜合分析是PEST方法的核心思想。PEST方法是一種定性的評價外部環境的方法，其優點是能做到科學全面、具體細致的識別環境的條件和變化因素，且簡單可操作性強，因此在實際中有廣泛的應用，不僅可以用于外部環境的分析，我們也將其應用到內部環境的分析，是一種很好的戰略規劃分析方法。

1.2 PEST方法在數字信息資源戰略外部環境分析中的改進

如果直接將PEST方法應用于數字信息資源戰略規劃中會發現有許多子指標并不適用于數字信息資源相關活動中，例如，數字信息資源受技術的影響較大而受經濟環境的影響相對較小，但是衡量技術環境的子指標只有兩個，遠遠不能滿足實際分析的需要，經濟環境指標卻又顯得過多。所以若要得出正確的分析結果，必須對現有的PEST方法結合數字信息資源的特征進行改進。

國內外有許多學者研究了影響數字信息資源發展的政治、經濟、技術和社會文化因素的具體內涵。2003年，美國南康涅狄格州大學通信、信息和圖書學院學者和他的學生調查了開展“數字圖書館”項目時需要考慮的問題，主要要思考以下問題[4]：

1）數字化時選擇那種原材料作為數字化收藏對象。

2）數字化實踐采用哪些標準、規則和指南。

3）數字化中有哪些與版權和產權相關的信息政策法規。

4）數字化實踐中最關鍵的技術問題是哪些。

5）數字化實施中，在硬軟件開發、系統設計和人力資本方面，圖書館的技術市場定位的發展趨勢和興趣所在。

根據國內外在數字信息資源研究方面的實踐經驗，我們認為，國家層次的中的PEST方法包含如下分析要素（表2）：

2 基于系統觀的數字信息資源戰略規劃模式

基于系統觀的基本思想，筆者提出國家層次的數字信息資源戰略規劃模式，如圖1*。

在進行正式的戰略規劃過程之前必須做的工作是戰略背景研究，包括數字信息資源的發展概狀進行分析，得出規劃的理念和規劃方法。規劃的理念是在正式的戰略功能定位之前對數字信息資源戰略要實現的效果和產生的影響的初步構想，即數字信息資源的戰略功能是具體而明確的，規劃理念則是較為抽象和假設性質的，可能借鑒的是其他行業的思想，可能引用的是經典的哲學理論，但在后續的戰略規劃過程中能起到指示和引導的作用。規劃方法的選擇也是非常關鍵，通常一個數字信息戰略的形成需要綜合運用多種規劃方法。我們提出的數字信息資源戰略規劃模式將數字信息資源看成一個整體，研究影響其發展的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并進行綜合分析與評價，因此可以稱為是一種基于系統觀的戰略規劃模式。這一戰略規劃過程分為三個階段。

2.1數字信息資源戰略的總體環境和內部條件分析

這是數字信息資源戰略規劃的核心環節和關鍵步驟。環境分析是為了掌握組織內部和外部的變化力量，以便及時作出有效的反應，回避風險，識別危險和機遇，獲得持續發展的機會，優化長期或短期的規劃。數字信息資源的環境分析即為識別在其發展過程中的各種宏觀環境和內部能力，做出正確的判斷，從而使得戰略規劃能更好的適應環境的變化[5]。

我們將這些因素分為全球數字信息資源發展的總體環境和我國數字信息資源發展的內部條件，采用的是前面提及的PEST分析方法，從政治、經濟、技術、社會文化四個方面來分析。政治維是指與數字信息資源發展相關的國際政治環境。經濟維是與數字信息資源發展的全球經濟環境。技術維指數字信息技術，如當前計算機技術、通信技術的發展現狀，其中許多技術都對數字信息資源產生影響。社會文化維是從社會人文角度來考慮的一個尺度。通過將影響數字信息資源的外部因素劃分為這四維，可以幫助我們正確的識別外部的環境。對于數字信息資源的內部能力的分析，要抓住的關鍵問題是組織內部數字信息資源的數量、類型、分布規律，組織內現有的經濟能力和技術能力、組織對數字信息資源的政策導向等。目的是識別組織開展數字信息資源戰略的資源能力，亦即進行可行性條件分析，需要在組織內部開展充分的調研。

在上述分析基礎上，構建數字信息資源發展的SWOT分析模型，即明確數字信息資源發展面臨的機會、威脅、優勢、劣勢。

2.2數字信息資源戰略功能定位

這是數字信息資源戰略規劃的首要任務，前文提到，由于數字信息資源的多重角色，決定了數字信息資源戰略功能的多元性。這一階段要明確數字信息資源的戰略愿景和戰略使命陳述。

①戰略愿景（Vision）

按照美國著名戰略管理學家弗雷德?R?戴維的觀點，愿景就是解決企業要成為什么(what do we want to become) 這個基本問題。例如我國聯想集團的戰略愿景就是“未來的聯想應該是高科技的聯想、服務的聯想、國際化的聯想”[6]。許多企業家理解愿景就是是企業難以實現的戰略目標，更多的是企業家的一種追求，它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但是通過愿景的確立，能起到激動人心的作用，因為愿景并非是虛無縹緲的，而是需要超乎常人想象的信心與毅力才能實現。

數字信息資源的戰略愿景即為明確數字信息資源建設朝哪個方向發展，表達了戰略規劃的宏觀愿望。例如新西蘭的國家數字戰略中，戰略愿景是“為所有的新西蘭人創造一個數字化未來。數字通信技術為人們提供了一種新的交流方式，提高了民主化進程、為新的機遇打開了大門。我們必須借助技術的力量將公眾和與之息息相關的事情聯系起來，表現出我們的創造能力，發揚獨有的毛利文化（the culture of Māore），增強和南太平洋鄰邦的交流”[7]。

②戰略的使命陳述（Mission statement）

在企業戰略研究中，使命陳述是解決企業是什么（what is our business）這個基本問題，和愿景相比，企業使命是在企業愿景基礎上，具體的定義到回答企業在全社會里經濟領域經營活動的這個范圍或層次。企業使命是比愿景內容更具體、更符合實際的概念。

按照戴維的研究，使命應包括以下九個要素：顧客、產品或服務、市場、技術、對生存，發展和利潤的關注、理念、核心競爭力、公眾形象以及對員工的關心。這九個方面也成為評價一個企業戰略使命是否合理的標準[8]。

數字信息資源戰略規劃中也要求能準確的定位戰略的使命。同樣的在新西蘭的國家數字戰略中，其中內容戰略的使命陳述是為新西蘭公眾提供無縫的、便捷的信息訪問渠道，使公眾獲取與之生活、工作、文化相關的重要信息。具體的使命為：到2006年12月，制定和國家內容戰略；開發在線文化門戶；實施國家數字資產檔案項目“Te Ara-the Encyclopedia of New Zealand”和毛利語言信息項目“the Maori Language Information Programme”；通過合作伙伴資金來開展現有內容數字化以及新的數字內容的創作。

戰略愿景和使命陳述的確立對戰略規劃具有重要意義。德魯克曾說過形成一個清晰的戰略愿景和使命是戰略家的首要責任[8]。愿景能對群體產生激勵、導向作用，讓這些群體產生長期的期望和現實的行動，在企業使命得以履行和實現的同時，自身的利益得到保證和實現。凱勒對前人研究上歸納出使命陳述的價值是：一有助于戰略規劃與組織文化相契合，使戰略規劃的實施獲得堅實的組織文化支撐。二是合理建構的使命陳述具有重要的外部影響力。因為使命陳述表述相關利益群體的利益，甚至能施加影響的邊緣群體的利益。同時，使命陳述也表述了存在于組織與受眾之間的“契約”[9]。

我國在現代化建設的探索和實踐進程中，國家使命、愿景和戰略目標已逐漸清晰，我國的國家使命是建設共同發展、共同富裕、和平共處的和諧社會。我國的國家愿景是把我國建設成為能夠持續發展的學習型社會、創新型社會、節約型社會和環境友好型社會，我國的國家戰略目標是2020年左右實現小康社會、在21世紀中期進入中等發達國家的行列。這些都是數字信息資源戰略愿景和使命陳述形成的指導思想和重要依據。

2.3數字信息資源戰略的形成

這是數字信息資源戰略規劃的最終目的，也是前面兩個階段的最終研究成果。經過科學的分析和準確的判斷后，需要為數字信息資源的發展制定正確的戰略。戰略內容包括數字信息資源的法律政策、標準規范、技術創新、商業模式、組織機構和最佳實踐。數字信息資源的發展重在管理，一個完善的法律政策體系的建立有助于為數字信息資源戰略的實施提供保障。因此應根據戰略的需要制定相關的法律政策，并建立相應的執法部門對突發事件進行初步的控制。數字信息資源標準規范的建立是從源頭上做好數字信息資源戰略管理工作的基礎，戰略的其它內容都要貫穿和體現這些標準規范。現有的許多標準規范如內容描述標準DC，唯一標識符標準，開放檔案信息參考模型OAIS都得到了廣泛的應用。技術創新是指積極探討對數字信息資源發展起促進作用的數字信息技術的研究與開發工作。商業模式是開展各種形式的增加資金收入的行動，為數字信息資源建設募集資金，實現數字信息資源相關產業的經濟利潤。組織機構是指要建立一個統一、協調、合作的組織機構，各部門自覺履行各自的角色和責任，接受統一的監督，共同促進數字信息資源的發展。最后，還要在實踐中積極探討可行的實施模式，尋找最佳實踐方案。經過這三個階段，便完成了一個系統的數字信息資源戰略規劃過程，下一步便轉入戰略實施階段。

3結論

本文提出的基于系統觀的數字信息資源戰略規劃模式具有四個明顯的特點：（1）既考慮到影響數字信息資源的外部環境又考慮到與數字信息資源相關的內部條件，采用系統綜合的思想對數字信息資源的發展環境進行綜合評價。形成一個全面、客觀、綜合的戰略分析基礎。（2）運用了PEST環境分析方法和SWOT分析模型。PEST方法將外部環境用政治、經濟、技術、文化四個維度來衡量，使得抽象的戰略規劃過程變為科學的、具體的、可行的分析過程。SWOT方法則根據環境分析結果得出數字信息資源發展所面臨的機會、威脅、優勢、劣勢，從而構造了清晰的數字信息資源戰略分析框架，進一步促動戰略的形成。（3）將戰略功能定位作為一個單獨的戰略規劃階段，顯示了戰略功能定位判斷的重要性，明確了戰略功能定位在戰略規劃的作用。它是整個戰略規劃工作的主導思想。（4）最后，提出了數字信息資源戰略規劃的內容包括數字信息資源的法律政策、標準規范、技術創新、商業模式、組織機構和最佳實踐這六者。

參考文獻:

1董小煥.論企業戰略管理的系統觀. 集團經濟研究, 2006（10）：1

2Orna, Elizabeth. Information Strategy in Practic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ilogy, 2005,56(14):1556-1557

3歐斐生.臺灣生技產業經營環境與經營分析模式之應用探討.臺北：國立成功大學管理學院， 2002：26-28

4Liu Yanquan. Impacts and Perspectives of Digitization Practice in the US Libraries. Digital Library Forum, 2005, (11):1-9

5Wende,Zhang. Enterprise Strategy’s Studying of patent information. Journal of the China Societ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2004,23(1):108-111

6經盛管理咨詢.中國企業文化戰略：愿景引航.省略/manager/200605/476.html.2006-05-26

篇（4）

一、危險廢物違法排查整治情況

（一）領導重視、親自部署。**生態環境分局主要領導親自對危險廢物違法排查整治工作進行部署，**生態環境保護綜合行政執法大隊具體負責，**生態環境分局生態辦協助形成合力，保障專項行動圓滿完成。

（二）建立并完善危險廢物環境重點監管單位。建立并完善危險廢物環境重點監管單位清單，去年，**危險廢物管理系統中產廢單位為225家。通過排查，截至目前在監管系統中新增66家醫療單位（衛生服務中心），4家機動車維修行業。督促產廢單位在安徽省固體廢物管理信息系統中執行管理計劃、申報登記、轉移聯單、經營情況報送等制度情況，督促相關企業如實通過信息系統申報危險廢物產生、貯存、轉移、利用、處置情況。

（三）組織學習，提升業務水平。組織業務科室和執法人員學習新《固廢法》，依據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違法行為的特點，創新監管手段和機制，嚴格依法查處相關違法行為，提高執法效能和依法行政水平。并組織轄區內危險廢物產生單位開展了《危險廢物規范化管理培訓會》。

（四）開展涉危廢企業專項檢查。2021年1月至9月**生態環境分局共對16家涉危廢企業進行了專項檢查，出動執法人員41人次，發現問題企業1家，罰款19.9萬元。

二、重點排污單位自動監測數據弄虛作假違法犯罪排查整治情況

（一）加強宣傳、提升企業認識。為更好的開展自動監控工作，**生態環境分局于2021年7月8日召開了自動監控數據培訓會，**重點排污單位及所有涉自動監控企業代表參加了會議。會議邀請了市局專家對企業自動監控工作進行了指導。

篇（5）

一、數字環境下出版產業發展概述

出版產業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得到初步發展，并伴隨著新世紀電子商務活動的興起而得到蓬勃發展。目前盡管國內相關研究對數字環境下出版產業發展的理念尚沒有形成統一認識，但相關研究規模卻不斷擴大，研究成果也逐步成熟。總體而言，目前關于數字環境下出版產業發展的探討基本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1. 聚焦于數字化出版對出版產業經濟發展的影響

在諸多研究成果中，不少學者認為文字作品是否具有實體意義上的發行作為出版的標準，其與傳統意義上發行理念十分接近。我國出版管理部門規定實體性出版物是指書籍、雜志、報紙等，因此文字性作品只有借助上述實體存儲介質才能被認定為出版。而數字環境下所帶來的網絡化出版只是借助虛擬的網絡系統，因此不具有實體性，不能夠作為出版物來看待，從而不能看作出版產業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與方向。然而，就出版的核心價值而言，其不僅具有實體屬性，更重要的是具有傳播文化知識的精神類別屬性。因此，過于強調出版的實體性缺乏足夠科學性，從而不能看作出版產業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與方向。

2. 商業經濟性是數字環境下出版產業的本質屬性

在數字環境下，任何一種出版活動都具有一定商業性，即以獲得相關利益為目標。數字環境下的出版產業活動并非一種公益性活動，而對于出版效率與出版質量優劣的根本衡量標準在于對其盈利狀況進行評價[1]。盡管商業化在市場經濟迅速發展的今天成為各行業經營狀況的根本目標，但作為數字環境下的出版產業活動，其在追求利益的同時，也具有十分明顯的公益屬性，而忽視公益屬性或社會屬性的出版活動必然不具有生命力。

3. 數字環境下出版產業具有網絡出版的特性

對于網絡出版而言，構建相應的法規極為必要。我國立法機構也相繼出臺了一系列網絡數字出版的法律規定，并對數字出版進行了法律意義上的定義。然而，由于網絡推廣趨于大眾化，使得數字出版的法律要求界限往往不夠明確，這也影響法律規定效力的發揮，因此出版產業經濟發展有必要處理好網絡出版的規章性與合法性問題。

二、數字環境下出版產業經濟發展存在的問題

隨著信息時代的日益發展，網絡已成為人們生活和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數字式語言、評論、新聞、趣聞雜事等一系列出版方式屢見不鮮，形成了獨特的出版產業文化機構，但也存在以下問題：

1. 信息管理困難，制約數字環境出版產業經濟發展

在數字模式的催生下，出現了一些公民有意識構建公共信息評論或轉發的平臺，通過這樣一個平臺將一些付費文章、雜志、書籍等進行免費傳播，使出版產業的經濟發展面對盜版及違法出版的困境。另外，期刊社、出版社等也可以將文章通過數字途徑進行傳播。然而，由于數字出版的公開性和復雜性，容易出現數字出版平臺管理的漏洞，從而制約新興出版產業經濟的發展。

2. 數字環境模式下存在網絡出版文化價值取向偏離

由于網絡自身傳播的特性，使得網絡出版文化產業的內容存在許多問題。如傳播方式、傳播者身份、傳播時間地點和經營者都出現虛假性，最突出的就是不良信息和有害信息。目前看來，數字環境中存在大量抨擊社會、陰暗心理的思想內容，形成了一種特有的黑色網絡出版文化，造成人們自身價值取向畸形，影響了出版產業經濟的發展。

3. 出版產業在數字環境下容易形成泡沫產業

隨著數字出版產業的不斷發展，全國各地發展數字出版產業的熱情高漲，紛紛建設網絡出版產業基地，舉辦數字出版活動，這對推動各地數字出版產業發展、提高數字出版產業經濟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由于建基地和辦展會比較容易見成效，因而近年形成一股基地和展會熱[2]。有數據顯示，截至2010年底，中國多數出版社都已經構建數字出版平臺，而這一數字也在不斷增長，相關的出版企業也進行了有效聯合，逐步構建數字出版產業基地。不少城市在將數字出版產業作為新經濟增長點的同時，各類數字出版形式、出版企業出現的頻率也絡繹不絕。在數字環境的影響下，不少出版企業也順利轉型為專職數字出版企業。然而，由于缺乏科學論證和規劃，出版產業內部行業的重復建設，數字出版產業的盲目發展，很容易形成數字出版產業的泡沫。

篇（6）

作者：馬化騰等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

作者簡介：馬化騰

騰訊主要創辦人之一、騰訊公司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2017 年全國兩會提交建議案《關于大力發展數字經濟 推進網絡強國戰略的建議》。

隨著移動互聯網和物聯網的蓬勃發展，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的互聯互通得以實現，數據量呈爆發式增長。龐大的數據量及其處理和應用需求催生了大數據概念，數據日益成為重要的戰略資產。數據資源將是企業的核心實力，誰掌握了數據，誰就具備了優勢。對國家也是如此。美國政府認為，大數據是“未來的新石油”、數字經濟中的“貨幣”，是“陸權、海權、空權之外的另一種國家核心資產”。數據，已成為驅動經濟發展的關鍵生產要素。

數字經濟已經占到中國GDP 30.6%的比重，帶來280萬新增就業人數，占中國年新增就業人數的21%。毋庸置疑，數字經濟是近年來中國經濟發展最為活躍的領域。2017年，數字經濟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被視為撬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新動力。

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初步成果向全球呈現了科技引領的跨越式成長的巨大潛能與魅力。中國通過短短幾年的時間普及了移動支付，跨越了已構建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信用卡時代。在一二線城市，已經可以做到無須依賴POS機（銷售點情報管理系統），一部手機就可以解決日常交易的絕大部分需求。

數字經濟在民生領域的應用以中國速度在全球經濟發展中取得了務實又璀璨的成果。人們用手機掛號看病、繳付水電費、處理交通事故，在臺風、暴雨等極端天氣下，全民通過手機共同參與險情上報與預警。數字信息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形成了良性循環。

“互聯網+”是數字經濟發展的手段。過去兩年，“互聯網+”在中國落地生根。在金融、醫療、教育、交通、O2O（線上到線下）等領域中直接貼近消費者的環節，“互聯網+”已經成為工具，或是改變著和用戶的交互方式，或是催生出新的商業模式，或是用信息的交互帶來效率的提升。可以肯定的是，目前“互聯網+”帶來的各行業的改變只是開始。就像“互聯網+醫療”，絕不僅限于用手機掛號、打通醫保支付這么簡單。未來，數字經濟的發展會重塑各個行業的核心競爭力。

數字經濟的發展改變著人們的生活觀念和思維模式。數字經濟推動了共享經濟在更多領域的融入。物品的所有權和使用權通過數字交互完成分離。共享單車、共享租車，甚至共享房屋，讓擁有不再是必需。租用帶來的便利使得整體的社會資源得到最佳利用和最大節約。

數字經濟也在用科技構建凝聚社會的基礎要素――信任。數字時代以前所未有的低成本、可記錄、實時可查詢等優勢為參與其中的每一個人構建數字信用。得益于數字信用，我們可以采購遠在千里之外的各種物品，放心地搭乘陌生人的順風車，方便快捷地得到金融借貸服務。

數字經濟造就了中國互聯網企業發展的最好時代。中國互聯網企業生于草莽、長于叢林，成就了和西方發達國家不盡相同的生態。去中心化的發展讓數字連接下沉為基礎設施，進而使得生態體系中的各個主體得以自發式高速成長。以內容產業為例，中國引領了全球數字內容變現的新趨勢。從內容產業版權缺乏保護，到自創內容全球最高價格的變現，再到音頻、直播、自媒體、文學等多種內容，問答、打賞等多樣化變現途徑，內容產業在野蠻生長的叢林中獨辟蹊徑，儼然已經步入內容創作與收益齊頭并進的高增長時代。穿越叢林，將是一片更為廣闊的發展天地。

數字經濟接下來最值得期待的是與制造業的融合。制造業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本，也是經濟增長的脊梁。數字經濟在貼近用戶側采用輕量級、小步快跑、高速迭代的發展模式，但數字經濟與制造業的融合，應當有更加系統的規劃、從頂層設計開始改變，由需求引發供給，通過云、大數據、柔性制造，讓生產資料得到效率最佳的配置，真正讓數據提升效率、爆發力量。

篇（7）

數字經濟是一場數字技術推動的經濟革命。這場數字化革命正在以數字技術的不斷創新為推動力，以開放的知識為基礎，從制造領域、管理領域、流通領域的數字化擴展到包括政府宏觀調控的一切經濟領域，逐漸形成一個經濟體系。

一、新自由主義思潮是美國數字經濟繁榮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美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為解決凱恩斯主義所遺留的滯脹問題，新自由主義思潮逐漸抬頭并呈現占主導地位的趨勢。美國傳播學者丹·席勒(DanSchiller)指出，以“應該讓市場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邏輯”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重新被奉為美國國內的正統理論[1]。80年代的里根時代和90年代的克林頓時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義思潮的理念。最近幾年，新自由主義思潮成為美國數字經濟繁榮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為數字經濟重要技術推動力的因特網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創新的產物。一方面，因特網的設計思想避免了壟斷集中，體現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網為數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動的空間。因此，因特網不僅是流通領域數字化的重要技術支持，更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的組成部分。新自由主義思潮在美國的發展提供了因特網生長的土壤，孕育了數字經濟的發展。

其次，新自由主義思潮的自由市場觀點和理念滲透到了美國的經濟發展政策中，特別是以數字技術為基礎的電信和傳媒業發展的政策中，為數字經濟的發展創造了適宜的宏觀經濟環境。20世紀60年代中期起，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通過一系列程序對電子計算機業、電腦業和電信業的界限一再進行重新劃定，將蓬勃發展的網絡業中越來越多的部分劃到放松控制的電腦業一邊，促進電腦業的發展。20世紀80年代后，主張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強調充分發揮市場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國電信和傳媒業決策中逐漸占據優勢，更使有關決策出現放松管制的特點。1980年，在《有關計算機的第二次調查》中，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決定，作為美國電訊基礎設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電訊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現有管制措施。這一措施使得被賦予特別市場自由權的專業化網絡行業向整個電信市場擴展[2]。1996年，美國通過了《1996年電訊法》，消除電信行業的壟斷，開放所有的電信市場，放松了對不同種類的電信和媒體公司相互進入業務領域的限制，允許不同的媒體市場相互滲透，促使美國全國范圍內的從電信運營到硬件制造、軟件開發、網絡通信、互聯網服務、廣播電視等各個領域展開新的競爭和重組，從而推動高速“寬帶”網絡的建設[3]。由此可見，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廣泛滲透，為數字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寬松的市場環境。

二、美國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數字經濟健康高速發展的重要保障

為了保證數字經濟的健康發展，美國政府不僅投入大量資金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和技術研發，而且還通過政策支持保障數字經濟健康高速發展。首先，美國政府增強網絡的安全性，提高消費者對網絡的信任度。美國政府通過《關于信息系統保護的國家計劃》構建聯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動公眾與民營之間的自愿合作，以保護信息基礎設施。美國商務部企業服務局與產業界、消費者代表和政府部門共同合作，開發一種新的電子商務密碼系統，專用于網上消費者的保護。另外，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采用網上沖浪的方法，對網上的違規行為進行調查。對于網上的欺詐行為，司法機構按刑事犯罪進行審理。其次，美國政府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1999年10月，美國通過了《域名權保護法案》，規定域名與商標保護統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冊或使用與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進行網上商業活動。在域名的管理上，將過去的政府負責注冊登記改為由因特網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網絡解決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負責域名的注冊登記，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冊管理費。最后，積極發展電子商務。1996年底，克林頓親自倡導成立美國政府電子商務工作組負責制定有關發展電子商務的政策措施，并協調督促相關部門實施。1997年頒布《全球電子商務框架》為電子商務的發展創造有利環境，并具體提出五項原則：(1)私營部門必須發揮主導作用；(2)政府應避免對電子商務的不當限制；(3)政府必須參與，并致力于支持和創造一種可預測的、受影響最小的、持續簡單的法律環境；(4)政府必須認清因特網的特性；(5)應該在全球范圍內促進因特網上的電子商務。200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全球和全國商務電子簽名法案》，使在線合同或在線交易的電子簽名與手寫簽名具有同樣的法律效力，進一步方便企業和消費者的電子商務。

三、官—產—學—公眾創新模式是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內在源泉

數字經濟之所以在美國興起和繁榮，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網演化處在官、產、學、公眾各類主體組成的創新網絡之中。正是這一網絡機制促成因特網的迅速普及發展，帶動整個美國經濟向數字經濟的轉變。

美國數字經濟是數字化技術在經濟領域創新以及滲透的結果。創新包括了技術、制度和產品服務方面的創新。單單市場需求的存在或者技術機會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術革新，單獨看來，這兩者都是技術發生革新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只有他們同時成立的時候，技術革新才成為可能[4]。也就是說，脫離了產品服務創新的市場需求，單純技術創新不會促進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以美國蘋果電腦為例，就可以清楚地認識這一點。蘋果在PC發展過程中，一直扮演著先行者的角色。過去十年，蘋果獲得了1300項專利，相當于微軟的一半，幾乎相當于戴爾的1．5倍。但是，創新能力并沒有使蘋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鏈的頂層。1981年，該公司營業利潤率高達20%，而目前僅有0．4%，遠低于行業平均的2%。目前，該公司在全球PC市場的份額僅有2%，無法與戴爾和IBM相匹敵。蘋果公司充分說明業務模式創新比技術創新更為重要。戴爾、亞馬遜、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價格銷售商品和服務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費者[5]。因此，美國數字經濟時代的創新是由技術創新需求和產品服務創新的市場需求相互推動。

事實上，傳統的“官—產—學”三線螺旋體創新體系僅僅提供美國數字經濟技術創新的需求。美國科研體系的特點是政府、企業和大學單獨或聯合資助進行研發活動，促成了美國產生大量創新成果，并得以產業化與商業化發展。因特網正是在這種政府、企業和大學創新體系中由國家投入基礎技術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同時企業積極支持和參與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在這種建設新的創新環境的過程中，機構和國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來互不聯系的三類機構，即公共(官)、私人(產)、學術(學)三方面逐步適應共同工作，相互交織作用，進一步在創新進程的各個階段建立了相互聯系，形成了“三線螺旋體”。

但是，“官—產—學”三線螺旋體創新體系忽略了產品服務創新的市場需求，還不能夠完全成為數字經濟的創新源泉。結合蘋果電腦失敗的教訓可以看出產品、服務等業務方面的創新同技術創新同樣重要，而且這些歸根結底取決于對公眾偏好的滿足。公眾的偏好需求驅動企業、大學科研機構的創新方向，引導政府政策與制度的制定。在進一步滿足公眾偏好的基礎上，公眾積極廣泛地參與在線購物、虛擬社區、數字學習、數字娛樂等都構成推動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堅實動力。而且，當前美國的部分研究機構在統計數字經濟發展狀況時，都對公眾的上網比率、上網時間等進行了詳細的統計。蘭德公司在加強美國國家創新體系的建議中同樣認識到設法讓民眾了解創新活動的重要性以及民眾通過什么方式來支持創新。這些都說明公眾是推動美國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眾與“官—產—學”三線螺旋體創新體系相互作用，形成“官—產—學—公眾”創新模式，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術創新、產品服務的業務創新，成為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內在源泉。

四、風險資本是美國數字經濟轉型的“革新力量”

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新技術企業與創業資本或風險資本的互動式發展起到了關鍵性作用。所謂風險資本是由職業金融家(即風險投資家)連同管理一道投資到年輕的、快速增長的、并且有潛力發展成經濟重要貢獻者的公司中的資本，風險資本是初創公司重要的資金來源[6]。美國風險資本市場制度是一種增進和分享創新收益為目標的有效率的融資制度安排。風險資本投資的運行特點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資面向新興產業(主要是信息產業)中的初創企業；二是風險資本還通過資本經營服務直接參與企業創業；三是風險資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機制。正是這三個特點使得風險資本能夠通過獨特的創新試錯機制和風險分散機制，把資本、技術和知識聯系起來，賦予美國經濟支持技術型初創公司發展的優越環境。20世紀90年代，風險資本投資在美國發展迅猛(見表1)，相繼培育出DEC(數字設備公司)、Intel(英特爾公司)、Microsoft(微軟公司)、Compaq(康柏電腦公司)、Apple(蘋果電腦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業。這些高科技公司為美國數字經濟的發展起到巨大的示范效應。

進入新世紀，美國數字經濟遭遇挫折，風險資本投資的絕對數額出現急劇下降的趨勢，但這并沒有削弱其對美國經濟的貢獻。統計表明，2000—2003年期間曾經接受過風險資本投資的企業在就業創造和銷售收益增長方面對美國經濟的貢獻仍然超過其他同行企業。在信息產業部門這一現象更為明顯(見表2)，比如2000—2003年期間，計算軟件整體行業出現裁員8%，銷售額僅增長5%，而風險資本投資企業卻仍然創造了17%的就業機會，銷售額高達31%。因此，風險資本投資正在很大程度上拉動當前美國經濟的復蘇。

總之，無論是在美國經濟繁榮或復蘇階段，風險資本都對美國經濟做出重要貢獻，是美國數字經濟轉型中不可替代的“革新力量”。

參考文獻：

[1][美]丹·席勒．數字資本主義[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3．

[2][美]丹·席勒．數字資本主義[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0．

[3]郭慶光．21世紀美國廣播電視事業新構圖——“1996年電信法”的意義與問題[J]．國際新聞界，1996(6)．

篇（8）

在美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為解決凱恩斯主義所遺留的滯脹問題，新自由主義思潮逐漸抬頭并呈現占主導地位的趨勢。美國傳播學者丹席勒(DanSchiller)指出，以“應該讓市場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邏輯”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重新被奉為美國國內的正統理論。80年代的里根時代和90年代的克林頓時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義思潮的理念。

最近幾年，新自由主義思潮成為美國數字經濟繁榮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為數字經濟重要技術推動力的因特網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創新的產物。一方面，因特網的設計思想避免了壟斷集中，體現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網為數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動的空間。因此，因特網不僅是流通領域數字化的重要技術支持，更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的組成部分。新自由主義思潮在美國的發展提供了因特網生長的土壤，孕育了數字經濟的發展。

其次，新自由主義思潮的自由市場觀點和理念滲透到了美國的經濟發展政策中，特別是以數字技術為基礎的電信和傳媒業發展的政策中，為數字經濟的發展創造了適宜的宏觀經濟環境。20世紀60年代中期起，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通過一系列程序對電子計算機業、電腦業和電信業的界限一再進行重新劃定，將蓬勃發展的網絡業中越來越多的部分劃到放松控制的電腦業一邊，促進電腦業的發展。20世紀80年代后，主張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強調充分發揮市場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國電信和傳媒業決策中逐漸占據優勢，更使有關決策出現放松管制的特點。1980年，在《有關計算機的第二次調查》中，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決定，作為美國電訊基礎設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電訊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現有管制措施。這一措施使得被賦予特別市場自由權的專業化網絡行業向整個電信市場擴展。1996年，美國通過了《1996年電訊法》，消除電信行業的壟斷，開放所有的電信市場，放松了對不同種類的電信和媒體公司相互進入業務領域的限制，允許不同的媒體市場相互滲透，促使美國全國范圍內的從電信運營到硬件制造、軟件開發、網絡通信、互聯網服務、廣播電視等各個領域展開新的競爭和重組，從而推動高速“寬帶”網絡的建設。由此可見，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廣泛滲透，為數字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寬松的市場環境。

二、美國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數字經濟健康高速發展的重要保障

為了保證數字經濟的健康發展，美國政府不僅投入大量資金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和技術研發，而且還通過政策支持保障數字經濟健康高速發展。首先，美國政府增強網絡的安全性，提高消費者對網絡的信任度。美國政府通過《關于信息系統保護的國家計劃》構建聯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動公眾與民營之間的自愿合作，以保護信息基礎設施。美國商務部企業服務局與產業界、消費者代表和政府部門共同合作，開發一種新的電子商務密碼系統，專用于網上消費者的保護。另外，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采用網上沖浪的方法，對網上的違規行為進行調查。對于網上的欺詐行為，司法機構按刑事犯罪進行審理。其次，美國政府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1999年10月，美國通過了《域名權保護法案》，規定域名與商標保護統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冊或使用與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進行網上商業活動。在域名的管理上，將過去的政府負責注冊登記改為由因特網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網絡解決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負責域名的注冊登記，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冊管理費。最后，積極發展電子商務。1996年底，克林頓親自倡導成立美國政府電子商務工作組負責制定有關發展電子商務的政策措施，并協調督促相關部門實施。1997年頒布《全球電子商務框架》為電子商務的發展創造有利環境，并具體提出五項原則：(1)私營部門必須發揮主導作用；(2)政府應避免對電子商務的不當限制；(3)政府必須參與，并致力于支持和創造一種可預測的、受影響最小的、持續簡單的法律環境；(4)政府必須認清因特網的特性；(5)應該在全球范圍內促進因特網上的電子商務。200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全球和全國商務電子簽名法案》，使在線合同或在線交易的電子簽名與手寫簽名具有同樣的法律效力，進一步方便企業和消費者的電子商務。

三、官—產—學—公眾創新模式是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內在源泉

數字經濟之所以在美國興起和繁榮，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網演化處在官、產、學、公眾各類主體組成的創新網絡之中。正是這一網絡機制促成因特網的迅速普及發展，帶動整個美國經濟向數字經濟的轉變。

美國數字經濟是數字化技術在經濟領域創新以及滲透的結果。創新包括了技術、制度和產品服務方面的創新。單單市場需求的存在或者技術機會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術革新，單獨看來，這兩者都是技術發生革新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只有他們同時成立的時候，技術革新才成為可能。也就是說，脫離了產品服務創新的市場需求，單純技術創新不會促進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以美國蘋果電腦為例，就可以清楚地認識這一點。蘋果在PC發展過程中，一直扮演著先行者的角色。過去十年，蘋果獲得了1300項專利，相當于微軟的一半，幾乎相當于戴爾的1．5倍。但是，創新能力并沒有使蘋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鏈的頂層。1981年，該公司營業利潤率高達20%，而目前僅有0．4%，遠低于行業平均的2%。目前，該公司在全球PC市場的份額僅有2%，無法與戴爾和IBM相匹敵。蘋果公司充分說明業務模式創新比技術創新更為重要。戴爾、亞馬遜、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價格銷售商品和服務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費者。因此，美國數字經濟時代的創新是由技術創新需求和產品服務創新的市場需求相互推動。

事實上，傳統的“官—產—學”三線螺旋體創新體系僅僅提供美國數字經濟技術創新的需求。美國科研體系的特點是政府、企業和大學單獨或聯合資助進行研發活動，促成了美國產生大量創新成果，并得以產業化與商業化發展。因特網正是在這種政府、企業和大學創新體系中由國家投入基礎技術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同時企業積極支持和參與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在這種建設新的創新環境的過程中，機構和國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來互不聯系的三類機構，即公共(官)、私人(產)、學術(學)三方面逐步適應共同工作，相互交織作用，進一步在創新進程的各個階段建立了相互聯系，形成了“三線螺旋體”。

但是，“官—產—學”三線螺旋體創新體系忽略了產品服務創新的市場需求，還不能夠完全成為數字經濟的創新源泉。結合蘋果電腦失敗的教訓可以看出產品、服務等業務方面的創新同技術創新同樣重要，而且這些歸根結底取決于對公眾偏好的滿足。公眾的偏好需求驅動企業、大學科研機構的創新方向，引導政府政策與制度的制定。在進一步滿足公眾偏好的基礎上，公眾積極廣泛地參與在線購物、虛擬社區、數字學習、數字娛樂等都構成推動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堅實動力。而且，當前美國的部分研究機構在統計數字經濟發展狀況時，都對公眾的上網比率、上網時間等進行了詳細的統計。蘭德公司在加強美國國家創新體系的建議中同樣認識到設法讓民眾了解創新活動的重要性以及民眾通過什么方式來支持創新。這些都說明公眾是推動美國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眾與“官—產—學”三線螺旋體創新體系相互作用，形成“官—產—學—公眾”創新模式，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術創新、產品服務的業務創新，成為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內在源泉。

四、風險資本是美國數字經濟轉型的“革新力量”

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新技術企業與創業資本或風險資本的互動式發展起到了關鍵性作用。所謂風險資本是由職業金融家(即風險投資家)連同管理一道投資到年輕的、快速增長的、并且有潛力發展成經濟重要貢獻者的公司中的資本，風險資本是初創公司重要的資金來源。美國風險資本市場制度是一種增進和分享創新收益為目標的有效率的融資制度安排。風險資本投資的運行特點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資面向新興產業(主要是信息產業)中的初創企業；二是風險資本還通過資本經營服務直接參與企業創業；三是風險資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機制。正是這三個特點使得風險資本能夠通過獨特的創新試錯機制和風險分散機制，把資本、技術和知識聯系起來，賦予美國經濟支持技術型初創公司發展的優越環境。20世紀90年代，風險資本投資在美國發展迅猛，相繼培育出DEC(數字設備公司)、Intel(英特爾公司)、Microsoft(微軟公司)、Compaq(康柏電腦公司)、Apple(蘋果電腦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業。這些高科技公司為美國數字經濟的發展起到巨大的示范效應。

進入新世紀，美國數字經濟遭遇挫折，風險資本投資的絕對數額出現急劇下降的趨勢，但這并沒有削弱其對美國經濟的貢獻。統計表明，2000—2003年期間曾經接受過風險資本投資的企業在就業創造和銷售收益增長方面對美國經濟的貢獻仍然超過其他同行企業。在信息產業部門這一現象更為明顯，比如2000—2003年期間，計算軟件整體行業出現裁員8%，銷售額僅增長5%，而風險資本投資企業卻仍然創造了17%的就業機會，銷售額高達31%。因此，風險資本投資正在很大程度上拉動當前美國經濟的復蘇。

總之，無論是在美國經濟繁榮或復蘇階段，風險資本都對美國經濟做出重要貢獻，是美國數字經濟轉型中不可替代的“革新力量”。

參考文獻：

[1][美]丹席勒．數字資本主義[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3．

[2][美]丹席勒．數字資本主義[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0．

[3]郭慶光．21世紀美國廣播電視事業新構圖——“1996年電信法”的意義與問題[J]．國際新聞界，1996(6)．

篇（9）

在美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為解決凱恩斯主義所遺留的滯脹問題，新自由主義思潮逐漸抬頭并呈現占主導地位的趨勢。美國傳播學者丹席勒(DanSchiller)指出，以“應該讓市場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邏輯”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重新被奉為美國國內的正統理論。80年代的里根時代和90年代的克林頓時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義思潮的理念。

最近幾年，新自由主義思潮成為美國數字經濟繁榮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為數字經濟重要技術推動力的因特網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創新的產物。一方面，因特網的設計思想避免了壟斷集中，體現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網為數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動的空間。因此，因特網不僅是流通領域數字化的重要技術支持，更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的組成部分。新自由主義思潮在美國的發展提供了因特網生長的土壤，孕育了數字經濟的發展。

其次，新自由主義思潮的自由市場觀點和理念滲透到了美國的經濟發展政策中，特別是以數字技術為基礎的電信和傳媒業發展的政策中，為數字經濟的發展創造了適宜的宏觀經濟環境。20世紀60年代中期起，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通過一系列程序對電子計算機業、電腦業和電信業的界限一再進行重新劃定，將蓬勃發展的網絡業中越來越多的部分劃到放松控制的電腦業一邊，促進電腦業的發展。20世紀80年代后，主張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強調充分發揮市場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國電信和傳媒業決策中逐漸占據優勢，更使有關決策出現放松管制的特點。1980年，在《有關計算機的第二次調查》中，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決定，作為美國電訊基礎設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電訊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現有管制措施。這一措施使得被賦予特別市場自由權的專業化網絡行業向整個電信市場擴展。1996年，美國通過了《1996年電訊法》，消除電信行業的壟斷，開放所有的電信市場，放松了對不同種類的電信和媒體公司相互進入業務領域的限制，允許不同的媒體市場相互滲透，促使美國全國范圍內的從電信運營到硬件制造、軟件開發、網絡通信、互聯網服務、廣播電視等各個領域展開新的競爭和重組，從而推動高速“寬帶”網絡的建設。由此可見，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廣泛滲透，為數字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寬松的市場環境。

二、美國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數字經濟健康高速發展的重要保障

為了保證數字經濟的健康發展，美國政府不僅投入大量資金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和技術研發，而且還通過政策支持保障數字經濟健康高速發展。首先，美國政府增強網絡的安全性，提高消費者對網絡的信任度。美國政府通過《關于信息系統保護的國家計劃》構建聯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動公眾與民營之間的自愿合作，以保護信息基礎設施。美國商務部企業服務局與產業界、消費者代表和政府部門共同合作，開發一種新的電子商務密碼系統，專用于網上消費者的保護。另外，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采用網上沖浪的方法，對網上的違規行為進行調查。對于網上的欺詐行為，司法機構按刑事犯罪進行審理。其次，美國政府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1999年10月，美國通過了《域名權保護法案》，規定域名與商標保護統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冊或使用與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進行網上商業活動。在域名的管理上，將過去的政府負責注冊登記改為由因特網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網絡解決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負責域名的注冊登記，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冊管理費。最后，積極發展電子商務。1996年底，克林頓親自倡導成立美國政府電子商務工作組負責制定有關發展電子商務的政策措施，并協調督促相關部門實施。1997年頒布《全球電子商務框架》為電子商務的發展創造有利環境，并具體提出五項原則：(1)私營部門必須發揮主導作用；(2)政府應避免對電子商務的不當限制；(3)政府必須參與，并致力于支持和創造一種可預測的、受影響最小的、持續簡單的法律環境；(4)政府必須認清因特網的特性；(5)應該在全球范圍內促進因特網上的電子商務。200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全球和全國商務電子簽名法案》，使在線合同或在線交易的電子簽名與手寫簽名具有同樣的法律效力，進一步方便企業和消費者的電子商務。

三、官—產—學—公眾創新模式是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內在源泉

數字經濟之所以在美國興起和繁榮，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網演化處在官、產、學、公眾各類主體組成的創新網絡之中。正是這一網絡機制促成因特網的迅速普及發展，帶動整個美國經濟向數字經濟的轉變。

美國數字經濟是數字化技術在經濟領域創新以及滲透的結果。創新包括了技術、制度和產品服務方面的創新。單單市場需求的存在或者技術機會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術革新，單獨看來，這兩者都是技術發生革新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只有他們同時成立的時候，技術革新才成為可能。也就是說，脫離了產品服務創新的市場需求，單純技術創新不會促進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以美國蘋果電腦為例，就可以清楚地認識這一點。蘋果在PC發展過程中，一直扮演著先行者的角色。過去十年，蘋果獲得了1300項專利，相當于微軟的一半，幾乎相當于戴爾的1．5倍。但是，創新能力并沒有使蘋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鏈的頂層。1981年，該公司營業利潤率高達20%，而目前僅有0．4%，遠低于行業平均的2%。目前，該公司在全球PC市場的份額僅有2%，無法與戴爾和IBM相匹敵。蘋果公司充分說明業務模式創新比技術創新更為重要。戴爾、亞馬遜、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價格銷售商品和服務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費者。因此，美國數字經濟時代的創新是由技術創新需求和產品服務創新的市場需求相互推動。

事實上，傳統的“官—產—學”三線螺旋體創新體系僅僅提供美國數字經濟技術創新的需求。美國科研體系的特點是政府、企業和大學單獨或聯合資助進行研發活動，促成了美國產生大量創新成果，并得以產業化與商業化發展。因特網正是在這種政府、企業和大學創新體系中由國家投入基礎技術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同時企業積極支持和參與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在這種建設新的創新環境的過程中，機構和國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來互不聯系的三類機構，即公共(官)、私人(產)、學術(學)三方面逐步適應共同工作，相互交織作用，進一步在創新進程的各個階段建立了相互聯系，形成了“三線螺旋體”。

但是，“官—產—學”三線螺旋體創新體系忽略了產品服務創新的市場需求，還不能夠完全成為數字經濟的創新源泉。結合蘋果電腦失敗的教訓可以看出產品、服務等業務方面的創新同技術創新同樣重要，而且這些歸根結底取決于對公眾偏好的滿足。公眾的偏好需求驅動企業、大學科研機構的創新方向，引導政府政策與制度的制定。在進一步滿足公眾偏好的基礎上，公眾積極廣泛地參與在線購物、虛擬社區、數字學習、數字娛樂等都構成推動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堅實動力。而且，當前美國的部分研究機構在統計數字經濟發展狀況時，都對公眾的上網比率、上網時間等進行了詳細的統計。蘭德公司在加強美國國家創新體系的建議中同樣認識到設法讓民眾了解創新活動的重要性以及民眾通過什么方式來支持創新。這些都說明公眾是推動美國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眾與“官—產—學”三線螺旋體創新體系相互作用，形成“官—產—學—公眾”創新模式，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術創新、產品服務的業務創新，成為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內在源泉。

四、風險資本是美國數字經濟轉型的“革新力量”

篇（10）

國外學者關于創意產業的看法：

創意產業：藝術的商業之道。美國經濟學家理查德?E?凱夫斯運用產業經濟學和現代合同理論著重考察了藝術的商業化過程。他認為，與物質制造業不同，創意產業所提的商品和服務具有文化價值、藝術價值或是單純的娛樂價值。創意產業包括書籍和雜志印刷業、視覺藝術、表演藝術、有聲唱片、電影和電視節目，以及時裝、玩具和游戲等。

點石成金的創意經濟。英國的約翰?霍金斯從“創意經濟”的角度提出，創意是個人的創新，包括“無中生有”或“賦予既有事物某種特色”。創意有兩種，一是個人的新創意，二是在此基礎上制造創意產品。而任何創意都擁有“個人性”、“獨創性”、“意義”三個基本條件。霍金斯認為，創意未必就是經濟行為，而一旦創意具有了經濟意義或產生了可供交換的產品，創意就可能是經濟行為。因此，創意經濟是由創意產品（經濟產品和服務）之間進行的交易。

國內學者關于創意產業的看法：

創意產業或創意經濟：概念、特征和意義，我國學者厲無畏等人對“創意產業”作出了較全面的界說。他們認為，創意產業、文化產業和內容產業同屬于知識產業。郭輝勤提出，創意經濟學是研究以創意為主的文化產業的應用科學。它是以創意為主線去審視文化產業，其具體研究對象是創意經濟型產業和創意經濟型企業。

新“創意經濟”論：周子琰、姜奇平等人在《創意經濟新論――中國藍海風暴》中指出，理查德?E?凱夫斯的創意產業經濟學認識到了內容生產、精神生產不同于物質生產的特殊產業規律，卻忽視了技術革命特性也決定著創意的獨特生產方式。當下，中國乃至全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以凱夫斯的學術觀點為藍本，掀起了“文化創意產業”的浪潮，但“凱夫斯理論的致命傷，是沒有把信息革命內生到創意經濟中，所以說它是‘舊’創意經濟，或現代版創意經濟；而我們今天提出的新創意經濟是要把網絡革命內生于生產方式，來搞創意經濟，所以是后現代版的創意經濟”。①他們從工具的使用、創意的產生、需求的變化、利潤的創造、創意人才的涌現等方面，生動地論述了以網絡革命為基礎的新創意經濟與“舊”創意經濟的區別。

從上述情況可見，雖然人們對文化創意產業的認識和探索為時尚短，然而，國內外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卻表現出了極大的關注，已經對此作了大量的探討。他們關于文化創意產業的論述，為我們從一般意義上把握其含義和特征，具有重要的指導和參考價值。但是，目前的研究存在一些局限。主要體現在：

國內外對“創意產業”的大多數研究，盡管也部分論及國民經濟、社會生活的信息化、網絡化、數字化對文化產業的影響，但從總體上看，是從一般文化產業的意義進行考察的，他們對“創意產業”的劃分也幾乎囊括了所有文化產業的領域，沒有突顯以數字化、網絡化為標志的現代信息技術革命和現代大眾傳播媒介對文化產業的影響。因此，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上，都應當突出“數字創意產業”的研究和探索。

新“創意經濟”論或“后現代版創意產業”論雖然極大地突出了信息革命或網絡革命的創意經濟的重大影響，論證了新“創意經濟”不同于傳統的文化創意產業的特性、運行機制和規律，但又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基于新媒體的“創意經濟”的發展仍然要以一定的文化資源為基礎，與傳統的文化產業、部門具有多產業滲透、融合的重要特征，且數字創意經濟本身即包含了提升傳統文化產業結構的活動。

所以，我們認為，研究“創意經濟”或“創意產業”，既要突出數字化、網絡化技術、現代通信技術和大眾傳播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對創意經濟或產業的重大影響，將數字創意產業置于整個文化創意產業的先導位置，把數字創意產業的發展狀況作為考察一定區域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核心指標；同時，又不宜把數字創意產業與整個文化創意產業割裂開來，而應當重視它們之間的關聯性質和滲透、融合關系。

數字創意產業的內在規定和特征

數字創意產業的內在規定。筆者認為，數字創意產業是文化創意產業或創意產業最為典型的產業形態。而所謂“數字創意產業”是指建立在文化資源基礎之上，運用現代數字技術、網絡技術、現代通信技術和大眾傳播技術，主要以人（個體和團隊）的精神創造力、技藝才能為動力的企業及其以數字化、網絡化生產方式進行的文化價值的創造、傳播和交易等活動，也包括運用文化創意和新技術提高傳統文化產業附加值的活動。在外延上，構成數字創意產業的核心產業部門包括通信增值文化服務業、互聯網文化服務業、文化和娛樂軟件業、現代影視業、數字（網絡）游戲業、動漫業、數字（網絡）出版業等，同時還應當包括這些核心產業部門與其他文化產業的融合和延伸的產業化形式。如數字動畫與傳統出版業的結合、現代影視與其他文化部門的融合等。

“數字創意產業”這一概念，與西方一些國家和組織提出的“內容產業”的概念有某些相通之處。但是，“數字創意產業”的概念與“內容產業”的概念的區別在于：其一，“內容產業”的概念主要關注的是數字類產品的文化內容，而我們使用“數字創意產業”這一概念，既認同“內容”和“創意”對于數字文化產品和服務的根源性意義，又區別于傳統文化產業，強調數字化、網絡化技術、現代通信技術和現代大眾傳播媒介對于文化資源、文化創意的產業化具有的革命性作用；其二，與“內容產業”的概念把新、舊媒體截然分開不同，我們使用“數字創意產業”這一概念，同時還強調數字創意產業與傳統文化產業的關聯性、滲透性和融合性。

數字創意產業的基本構架和基本特征。根據上述數字創意產業的界說以及數字創意產業發展的現實實際，可以把數字創意產業的產業鏈基本構架描述為：

從這一構架可見，數字創意產業的基本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幾個相互連接的方面：

數字創意產業是主要從事精神文化產品和服務生產（文化、藝術、娛樂等信息的生產、傳播、交換）的產業。與傳統的物質制造業乃至傳統的文化產業相比較，數字創意產業對物質資源的依賴最少，且具有可迅速和廣泛傳播的特征。數字創意產業的精神生產特征，決定了其產業鏈中決定性的環節在于人的創意或創新；數字創意產品和服務的可迅速、廣泛傳播的特征，又是影響當代經濟生活中人們的創意能夠轉化為產業的重要因素。

文化資源的開發是數字創意產業價值創造活動的基礎。數字創意產業的價值創造活動要以一定的傳統文化為背景或依托；傳統優秀文化資源的開發和文化藝術創造活動為數字創意產品和服務提供了豐富的源泉；從根本上看，數字創意產品和服務的價值在于豐富和創造人們新的生活樣式。

個人或團隊的精神創造力、技藝才能是推動數字創意產業發展的根源或動力。數字創意產業體現著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的高度統一。它不僅依托于特定的文化資源，而且必須以新技術革命為契機，以創新為立足點，實現對傳統文化產業的超越；它不僅需要以個人或團隊的精神文化創新為動力，而且需要以個人或團隊的技術創新為動力。因此，缺少具有創意的人才或者缺乏掌握新技術的人才，發展數字創意產業都會成為空中樓閣。

數字創意產業是高新技術產業。數字創意產業進行的文化價值創造和增值活動，是以數字技術、網絡技術、現代通信技術和大眾傳播技術為基本的技術平臺的。而數字技術已成為現代通信技術、網絡技術和電視、電影技術等信息技術相融合的共同基礎，同時，數字創意產業的產品和服務具有強烈的網絡傳播特性和網絡擴散的外部效應。因此，是否實現“數字化”、“網絡化”，是數字創意產業區別于傳統文化產業的標志性特征。

數字創意產業具有多產業融合的特征。數字創意產業是以多產業融合的企業集群為載體而實現價值創造、傳播、交換和價值增值過程。這不僅因為數字技術的迅速發展和全面采用，使原先獨立設計運營的傳統電信網、計算機網和有線電視網正通過各種方式趨于融合，由此使三類不同的業務、市場和產業也日趨相互滲透、融合，而且，由于文化本身是具有廣泛的社會生活總體性的概念，數字創意產業作為文化產業，通過向傳統文化產業滲透、擴展，形成兩者的融合、共生，共同構成或延長了數字創意產業的產業鏈。

界定數字創意產業的根據和意義

我們認為，之所以需要提出數字創意產業的概念，主要的根據和意義在于：

數字創意產業的概念，較為準確地反映了文化創意產業作為“產業”的興起，與新技術革命的浪潮，與社會經濟文化生活信息化、網絡化之間的依存關系。美國《在線》雜志執行編輯凱文?凱利曾經指出?押“通訊是社會的基礎，是文化的基礎，是人文和個人認知的基礎，是一切經濟系統的基礎。這就是網絡如此了得的原因。通訊與文化及社會的關系非常密切，通訊技術改革遠遠超越了僅僅是一個產業部門的范疇。”通訊“在文化、技術和觀念上震撼著我們生活的根基。”②凱利的這段論述，深入地揭示了當代信息網絡技術對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重要意義。數字技術、網絡技術、現代通信技術和大眾傳播技術的發展和全面應用，改變和造就了人們新的文化生活方式，對文化創意產業的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過程的諸環節和諸方面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可以說，沒有由傳統工業社會向現代信息社會、知識社會的轉型，沒有信息技術、通信技術和現代大眾傳播技術的推動，要實現文化創意的大規模產業化幾乎是難以想象的。

數字創意產業是信息時代的先導產業，發展數字創意產業可以提升產業結構，促進社會經濟文化的持續發展。美國未來學家約翰?奈斯比特指出：“雖然我們仍然認為我們是生活在工業社會里，但是事實上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以創造和分配信息為基礎的經濟社會。”③傳統的工業化模式是以大規模工業發展為核心，單純以追求經濟增長為社會發展目標，以無限制的能源、原材料消耗為代價的經濟增長模式，它帶來了資源耗竭、環境污染、糧食短缺等諸多社會問題，這些問題從根本上宣告了傳統的工業化道路的總危機。而以現代信息技術為代表的一大批高新技術的發展和應用，促進了新的產業群的崛起，使經濟增長模式向知識密集型轉化，其特點是以更少的物質資源消耗和更多的知識或智力的投入，獲得高效的、更少負面影響的健康、持續的經濟增長。從當代產業發展的情況看，文化創意產業的興起是對傳統工業經濟的一種超越，而數字創意產業則是對傳統文化產業的又一次超越。因此，以對數字創意產業的界定和認識為基礎，通過制定相關的產業政策，重點推動數字創意產業的發展，有利于提升整個文化創意產業的結構，提高其水平和規模，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和社會經濟文化的持續發展。

對數字創意產業發展狀況的評估，是考察一定地區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和趨勢的重要依據。信息化、網絡化是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大趨勢。尼葛洛龐帝在《數字化生存》中指出，“比特”作為“信息的DNA”，正迅速取代原子而成為人類社會的基本要素，數字化過程重新定義了人們的生存方式：“信息高速公路的含義就是以光速在全球傳輸沒有重量的比特。當一個個產業攬鏡自問‘我在數字化世界中有什么前途’時，其實，它們的前途百分之百要看它們的產品或服務能不能轉化為數字形式。”④數字創意產業引領著整個文化創意產業的前鋒，預示著一定社會經濟發展的前景。通過考察一個國家或地區數字創意產業的發展狀況，有利于更為準確地揭示該國家或地區文化創意產業的生產方式，判斷其文化創意產業乃至整個區域經濟發展的趨勢。

注釋：

①周子琰、姜奇平：《創意經濟新論――中國藍海風暴》，新星出版社，2006年。

②〔美〕凱文?凱利：《網絡經濟的十種策略》，蕭華敬、任平譯，廣州出版社，2000年。

③〔美〕約翰?奈斯比特著：《大趨勢――改變我們生活的十個新方向》，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