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0-16 10: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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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經濟思想的提出極大促進了我國社會主義特色市場經濟的發展，并且對于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發展也產生著相應的積極影響。新時期，我國全面推進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基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需求探索的全新改革理念和改革發展思路，能提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發展的現實基礎，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新時代背景下進入到全新的發展階段。
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標
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角度進行分析，我國全面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目標為實現經濟的高效增長和可持續增長，在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促進經濟增長效率和質量得到進一步增強，為經濟社會的發展注入不竭動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目標的設定涉及到多方面的任務，即對經濟增長潛力和活力的有效釋放，促進資本、創新、勞動力等資源實現多元化供給的目標，從而促使資本、創新、勞動力等資源逐步達到充分發展狀態，實現對生產要素價值的層層轉化，在釋放經濟活力的前提下保障能最大限度的激活市場主體的發展動能，增強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的綜合盈利能力。與此同時，重點進一步強化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促進經濟發展高效性和共享性能得到顯著的增強，促使人民群眾共享發展的成果，在供給和需求得到有效匹配的情況下，滿足群眾日益增長的消費升級需求。在此基礎上，要認識到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對生產結構實施科學化的調整，保障能激活產業發展活力，借助技術創新促進企業發展效率和水平得到進一步增強，加快經濟、生態等的整體性發展水平，促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進入到全新的發展狀態。
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需求側管理的協同創新
對于我國當前經濟社會的發展進程進行分析，在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指導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工作的科學化發展不是對原有的制度和秩序進行完全的摒棄，而是在對原有制度進行改革創新的前提下，針對一些在改革發展方面形成的經濟問題或者經濟危機等實現關鍵性的制度調整和優化，按照需求側管理需求的變化對現有制度結構進行優化和創新，保障管理效能得到顯著的提升。在全面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礎上，要堅持中長期的發展目標，有效推動多種改革要素的有機協同，從而提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發展效能。在實際工作中，一方面要發揮需求側管理方面的積極影響作用，支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科學化發展；另一方面要按照需求側管理要求的變化制定全新的管理方案，從而形成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帶動作用。在拉動消費升級、促進供給創新的情況下，逐漸解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面遇到的問題，促進投資效率得到顯著的增強，對社會經濟發展方面的短板性問題實施科學化的處理，從而為產品或者服務的創新提供更大的發展空間，增強改革的穩定性和長效性，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真正發揮出應有的價值和作用。
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內生變量
按照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指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踐中應將要素供給作為內生變量，并以此為基礎使經濟發展獲得持續增長的內在動力，尋求資源利用的最大化提升。在具體開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過程中，要注意從生產、分配等環節踐行所有制思想、競爭體系建設，并從全局著眼，全面分析涉及到的問題，協調推進各項工作的優化開展，從供給側內生變量角度制定建設措施，彰顯內生變量的作用，突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綜合發展效能。在工作實踐中，要將促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作為首要工作，結合勞動力資源要素、技術資源要素和資本資源要素的提升需求，夯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動力源泉，并以此為根本出發點開展各項工作，實現對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使社會生產方面勞動力的參與度、技術支持度以及資本的協調度都能有所提升，實現產業高端邁進的目標。在此基礎上，優化資源配置工作，改善傳統資源配置情況，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效果。在工作實踐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發揮市場資源配置的作用，對資源的利用潛能進行充分的挖掘，實現對經濟發展活力的有效釋放，從而保持經濟發展的后勁動力。在組織實踐中，要將促進生產結構的調整、生產要素的重新配置等作為重要的措施，倒逼產能過剩企業改組和創新，發揮市場主體作用，實現企業經營自主化，促進企業發展競爭力得到不斷的提升，為新時期企業建設活動的開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工作機制
受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影響，我國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過程中，將主要工作機制定位于尋求經濟運行效率的高效化發展。在具體工作實踐中，要重點結合制度保障和機制的運行進行分析，形成結構供給、制度供給和政策供給的全新發展模式，在資源要素供給充分和市場配置優化發展的前提下，使經濟運行效率保持持續穩定提升的發展態勢。
1.結構供給。借助結構性改革有效推進經濟轉型升級，實現對體制矛盾問題的合理化處理。結構的優化和創新是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改革工作的科學化發展能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打造全新的發展空間，消解經濟發展方面涉及到的主要矛盾，避免資源要素市場割裂、中國轉變發展方式進程緩慢、產業發展不均衡等因素的影響，實現對資源要素價值的進一步釋放，從而有效推動資產供給和配置效率得到不斷的提升。
2.制度供給。即發揮制度作用促進政府職能的合理化轉變，突破市場束縛促進制度安排的貫徹落實。在工作中，要將資源要素有效供給市場制度以及資源要素有效配置市場制度進行完善，發揮市場經濟制度的支撐作用，提高市場經濟發展成效。
人力資本理論是西方體育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我們不能不加分析地把這一理論引進社會主義體育經濟學，更不能把它作為社會主義體育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對這一理論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吸取其中合理的因素，摒棄其中非科學的成分，對于建立體育經濟學是十分必要的。
按照西奧多舒爾茨等西方經濟學家解釋，人力資本是“以較大的工藝、知識等形態體現于一個人身上而不是體現于一臺機器之上的資本，人力資本是通過人力投資，主要是用于教育、衛生保健、體育等支出的費用形成的；也就是說，人力資本是為提高人的能力進行投資而形成的資本，是對人的知識、技能、健康等過去投資的現行價值。人力資本不僅表現于勞動力的數量，而且表現于勞動力的質量，包括勞動者的工作能力、技術水平、知識積累量、勞動熟練程度、身體素質等。舒爾茨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國民經濟的增長，只有20%是由于物質資本投資的結果，其余80%是由于教育與科學技術的作用，即來自人力資本投資的結果。他以此為根據強調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有很大作用：當代高收入國家的財富是由什么構成的？主要是人的能力。他認為形成人力資本的教育、衛生保健等投資能給社會和個人帶來經濟上的利益，所以這些投資應視為生產性投資。他高度評價人力資本的作用，主張重視人力投資，并提出了一套人力資本收益的計算方法。西方的體育經濟學正是以這種人力資本理論為基礎的。
人力資本理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資本主義經濟及其矛盾發展的產物。人力資本理論竭力鼓吹人力資本的作用，主張由政府和勞動者增加人力投資，負擔大大增長了的勞動力培養費用。西方經濟學提出的人力資本理論是出于資產階級自身利益的需要，但也作一些切合實際的研究；因此，其內容中也有一些科學成分可供我們借鑒和參考。例如，關于重視人力投資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的觀點；關于教育、衛生保健等投資是生產性投資的觀點；關于強調重視提高人的素質，提高勞動力質量的觀點；關于教育政策是一國經濟發展政策重要組成部分的觀點；關于重視人力投資經濟效益的觀點。這些觀點對于發展我國經濟和實現現代化目標是有參考價值的。
人力資本理論盡管有其合理的成分，但它是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的一部分，許多內容與政治經濟學存在著嚴重沖突，而政治經濟學是我們建立社會主義體育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例如，人力資本理論認為，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一樣都可以產生一定的收入，都是利潤的源泉，抹煞勞動創造價值，否認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雇傭工人的勞動創造剩余價值的事實，把工資說成是為勞動者付出的“教育成本’帶來的合理后果，是其‘教育成本”的收益。經典理論認為，資本主義工資是勞動力的價值或價格，是工人創造的價值的一部分，并不是工人創造的全部價值，其中并不包括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F在，工資被說成是“教育成本”的收益，而不再視為工人創造的價值的一部分。既然工人創造的價值都作為‘教育成本的收益”而被工人獲得，那么資本家哪里還有剝削呢？可見，人力資本理論是一種掩蓋資本主義剝削實質，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的理論。
由此可見，在建立社會主義體育經濟學時，應當借鑒和吸取人力資本理論中科學的、有用的成分，這是因為我國的國情不同，社會制度不同，也是由人力資本理論的階級本質所決定的。
2.準確界定體育產業內涵是制定體育產業政策的重要前提
關于體育產業的定義及內涵目前在學術界和體育部門中對此理解很不一致。學者們對體育產業概念的討論不但不妨礙發展體育產業的新舉措的出臺，而且有助于深化對體育產業的認識，有利于體育產業的發展。
歐美學者認為，“體育產業是以滿足消費者和其他行業對體育需求的生產經營和社會服務等部門的總和，其領域涵蓋一切與體育運動有關的生產經營活動”。目前體育部門的相關領導和部分學者將我國的體育產業分成三大類別：第一為體育主體產業，指發揮體育自身的經濟功能和價值的體育經營活動內容，如體育競賽表演、訓練、健身娛樂、咨詢、培訓等方面的經營；第二是為體育活動提供服務的體育相關產業，如體育器械、體育服裝等體育用品的生產經營等；第三類是體育部門開展的旨在補助體育事業發展的其他各類產業經營活動。按照對體育產業的這一界定去研究和制定產業政策，容易產生以下幾個問題：第一，“體育相關產業”和體育部門辦的“第三產業”究竟包括哪些？邊界十分模糊，有人說除了運動服裝、運動器材夕卜，還包括運動營養食品、體育書籍報刊、體育場館建設、體育廣告等。至于體育系統為創收而興辦的第三產業更是種類繁多?？梢姡绱硕x的“體育產業’是一個跨多種經濟部門、多種產業的大雜燴，內容十分龐雜。面對這樣一個“大雜燴”，怎么能制定出一個有效的“體育產業政策”呢？第二，運動服裝屬于服裝業，體育器材屬于文化用品工業，運動食品飲料屬食品工業，體育報刊、書籍屬新聞出版業，體育場館建設屬建筑業。作為國務院主管體育工作的部門，有職責和權利為這些部門研究和制定產業政策嗎？第三，制定產業政策不是一項簡單的工作。產業政策是指一個國家的政府根據產業發展規律的客觀要求，綜合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調整產業組織結構、產業結構、產業分布結構，以實現社會資源的最優配置，推動產業持續、穩定、健康發展的政策體系。作為主管體育工作的行政部門，顯然無力承擔也不應該承擔制定跨部門，跨行業的“體育產業”政策。
出現這些問題的關鍵就在于上述對體育產業包涵內容的界定，違背了經濟學關于產業的原理和產業分類的原則，把體育產業界定為一個不切實際的橫跨多種產業的超級產業。這種“大而全”的產業結構的缺陷，主要表現在主體產業發展不夠大，沒有形成支柱性優勢。體育產業的支柱產業應該定位于競賽表演業、健身娛樂業和無形資產開發經營業，這三大支柱性本體產業有巨大的市場潛力，但目前規模有限，其市場運作也不夠規范。另外體育產業的缺陷還表現在有缺位的本體產業市場，如體育勞務市場和體育技術市場，雖然目前也存在一些交換交易，但真正意義上的體育勞務市場和體育技術市場并未形成，少有的一些市場行為，如運動員轉會也不夠十分規范。由于對體育產業的概念和構成范圍在國內學術界存在明顯的分歧，徐本力對此進行了調查研究，結果表明：將上述三類產業簡單地組合在一起，統稱為“體育產業’的觀點，支持率僅為47.4%，而反對率卻為526%；將發揮體育自身功能，為全社會提供服務性、非實物性形態的體育本體產業才是真正的體育產業的觀點獲得543%的支持率；專家們普遍認為，作為體育產業的一個重要條件是它必須是體育部門經營管理或由體育事業牽動的產業。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體育產業的定義如下：體育產業是以體育運動自身生產和提供財富的產業；是以生產、提供和運動直接相關的財富和服務為工作內容的產業”。體育產業是一個以健身娛樂市場、競賽表演市場、體育無形資產市場和體育人才市場、體育咨詢市場為本體的市場。重點應該是加快引導健身娛樂市場的擴張，把健身娛樂、競賽表演兩類市場作為龍頭，體育部門根據體育市場發展的現狀，當務之急是要加快高層次的立法，建立健全體育市場管理的相關法規。首先建立體育市場服務標準是體育市場依法管理的前提；同時建立公平、公正、公開的市場經營秩序；在此基礎上健全相關的配套法規，形成體育市場運行的游戲規則，使體育產業和體育市場的發展真正有法可依。
3.體育無形資產的理論研究與實踐是薄弱環節
體育無形資產是指不具備實物形態但能為體育部門和體育組織使用，具有使用價值并帶來經濟效益的資產和資源。體育無形資產是體育產業經營和開發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廣泛及合理地開發體育無形資產，用好和管理好無形資產，關鍵是制定科學的政策，這對于我國體育事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近幾年來，體育無形資產的開發和經營主要為以下幾個方面：1）體育比賽、活動和體育組織冠名權的開發；2）體育比賽、組織的標志、專利以及使用權的開發；3）體育賽事轉播權的轉讓；4）體育組織和運動員名譽肖像權的投資經營和廣告活動。
3.1 體育無形資產的特點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體育無形資產具備提供體育服務和體育勞務的必需條件，體育無形資產的供求關系受市場經濟規律的調節。體育無形資產的作用在于可以促進體育服務的實現，產生經濟效益。體育無形資產價值可以用貨幣計量，這是因為進入市場的體育無形資產屬于可交易的商品，而商品的價值就是通過貨幣數量來表現的。體育無形資產的形成具有不確定性，供給的有限性，占有和使用上的時效性，因此體育無形資產是一種稀缺的體育經濟資源。
3.2 體育無形資產的種類
體育無形資產是相對于有形資產而言的，是指沒有實物形態的資產或者經濟資源。體育無形資產可以分為4類。第一類為知識產權，主要包括專利權、商標權、冠名權、體育品牌、體育倶樂部名稱和體育團隊標志等；第二類為技術秘密，指體育經營活動中使用的、未公開的且未申請專利的知識和技巧。它包括各種體育技術資料、圖紙、數據、體育訓練規范、方法和作業流程、體育營養配方、體育食品制作方法等；第三類為經營秘密，指體育部門或企業所掌握，不為公眾所知曉的信息和資料，能為擁有者在同行業的競爭中取得優勢地位，帶來的收益能超過本行業一般收益水平；第四類為特許經營權，一種是由政府或國際體育組織授于特許經營權，另一種是由企業授予的特許經營權，包括體育項目經營權、體育場地使用權、體育運動空間和區域管轄權及使用權等。應該特別指出的是運動技戰術和管理、訓練方法和手段是重要且易被忽視的體育無形資產。體育運動技術是一種特別重要的體育無形資產，這種特殊的體育資源的獲得要有大量的經濟性或非經濟性投入。因此運動員的轉會的實質就是運動技術這種稀缺的體育經濟資源的交易，是運動技術的所有權和使用權的轉移，而不應該被認為是體育人力資本的經營。在我國，優秀運動員都是由國家出資培養而成的，因此在無形資產的產權問題上與國外運動員不同，既有運動員個人的成分，又有國家的成分。因此在運動員無形資產的經營過程中，既要合理合法地保護國有和集體的權益，又要合理合法地保護個人權益。
引言
經濟社會學創立于19世紀末，先后經歷了三大發展階段，分別是20世紀初的形成階段、20世紀60年代的傳統階段以及20世紀80年代后的復興階段（劉少杰，2009）。新經濟社會學（New Economic Sociology）即經濟社會學的當代演進，是一門運用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經濟行為及經濟體系的科學（曹德駿、左世翔，2012）。新經濟社會學的重要價值在于對古典、新古典經濟學思想所提出的反駁。新古典經濟學中對于完全理性經濟人和完全自由競爭市場的假設在Granovetter等學者看來是某種錯誤的觀點。他們認為，由于新古典經濟學忽視了人的能力，沒有看到社會網絡及其規范對于經濟活動的影響，其研究必然與現實情況不符。因此，新經濟社會學理論是對傳統經濟、管理理論的補充和糾正，值得我們借鑒并加以豐富。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隨著Granovetter（1985）所作的《經濟行動與社會結構：有關嵌入性問題》一文的發表，他開創了經濟社會學的全新時代，由此也奠定了運用社會網絡視角來研究經濟行為的恰當理論基礎（汪和建，2006）。隨后，社會網絡及社會資本引起了眾多學者（Ports，1998;Powell，1990;Baker，2006）的關注，漸漸成為了研究經濟管理類各種問題的關鍵方法和重要視角（耿新，2010）。
新經濟社會學的研究內容主要包括五個方面：社會網絡研究、市場研究、企業研究、性別研究和文化研究。本文將通過理論梳理的方式比較研究其中的社會網絡理論和社會資本理論。
理論綜述
新經濟社會學是一門運用社會學的理論方法來研究經濟現象的學科。這一理論建立在三大基礎性假設之上（Granovetter，1992）。第一，經濟行動鑲嵌于社會關系網絡之中;第二，經濟行動將追尋經濟與非經濟的目標;第三，經濟體制是社會學的構建。由此，該理論的核心觀點在于社會結構表現為網絡的形態，而經濟現象嵌入在社會結構這一網絡之中，一切經濟行動都是對社會結構的投資活動。
（一）社會網絡理論（Social Network Theory）
1940年，英國人類學家拉德克利夫?布朗首次提出了“社會網絡”的概念，后來Bott（1971）進一步研究了“社會網絡”在家庭中的作用。但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前，對于社會網絡的研究并沒有多大進展。直到1988年，Wellman才將社會網絡明確定義為由某些個體間的社會關系構成的相對穩定的系統，第一次將社會人（actor）、社會聯系（social ties）、社會關系（social relations）及社會結構（social structure）的概念組合在了一起。目前，在社會網絡理論體系中，弱關系理論、強關系理論及結構洞理論具有較強的代表性。
弱關系理論（The Theory of Weak Ties）。Granovetter的主要貢獻在于：發展和深化了嵌入的概念;提出了弱關系及其“橋”作用的理論。聯結是社會網絡的節點，按照聯結的強度可以將社會網絡中的關系劃分為強關系和弱關系。
從概念上講，弱關系是一種社會關系而非經濟關系（劉少杰，2009）。Granovetter（1973）定義了四個判定維度來衡量關系強度，即互動頻率（Combination of the Amount of Time）、感情深度（Emotional Intensity）、親密程度（Intimacy）和互惠程度（Reciprocal Services）。互動頻率越高、感情深度越深、關系越密切及互惠程度越高的社會關系屬于強關系，反之則屬于弱關系。他進一步指出，強關系中的個體往往在性別、年齡、教育、身份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而弱關系中的個體間存在較大的異質性（朱曉霞，2011）。由于社會群體當中具有相似性的個體成員通常擁有類似的信息和資源，因而強關系網絡具有大量的冗余信息;與此截然相反的是，在弱關系網絡中，個體成員的差異帶來了異質性的信息和資源，具有更大的潛在效用。
事實上，社會網絡中的不同團體，往往就是通過一兩個團體成員之間的個人聯系而形成聯結。既然是兩個不同團體，那么這種關系必然是弱關系。對于這一發現，Granovetter提出了“橋”（Bridge）的概念，認為弱關系在不同社會團體之間充當了傳遞信息的橋的作用。后來，一些學者繼續對弱關系的信息橋作用展開研究，研究結果與理論的出入迫使Granovetter進一步修正了他對弱關系理論的表述，即并非所有弱關系都能發揮信息橋的作用，但信息橋一般都是弱關系（Granovetter，1985）。另外，Granovetter還認為弱關系是聯結社會微觀與宏觀結構的中介（劉少杰，2009）。在他看來，由于小規模網絡正是通過弱關系而彼此聯系，而宏觀網絡則是大量小規模網絡的集合。因此，通過分析小規?；泳W絡中的個體關系，有助于理解宏觀社會結構的運行規律。
簡言之，弱關系理論的提出是新經濟社會學興起的前兆。Granovetter等學者論證了社會網絡對于獲取信息和資源的實際價值，也提出了創造價值的網絡結構原則（李校生，吳波，2009）。更為重要的是，信息橋的概念為后來Burt提出結構洞理論奠定了基礎。
強關系理論（The Theory of Strong Ties）。按照Granovetter的界定，強關系是維系社會團體內部關系的紐帶。強關系帶來了信息和資源在社會團體內部的重復傳遞，導致了團體成員間信息和資源的重復冗余（羅家德，2010）。因而在他看來，強關系的價值是低于弱關系的。然而，后來的學者（Bian，1997;Burt，1992）通過不斷研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Bian（1997）在承認弱關系具有信息傳遞作用的同時，提出建立在信任與義務基礎之上的強關系在經濟活動中更具優勢。Burt（1992）的研究也發現，具有冗余信息和資源的不相聯結的網絡成員間的結構洞才是建立信息橋的前提，在這一點上弱關系和強關系并無本質區別。與此同時，在對于中國經濟現象的研究中，強關系的重要性尤為突出（Bian，1997）。強關系以信任為基礎，以“人情”為媒介，讓不同成員在社會網絡之中結成了穩定的小圈子，從而使行動者更好地獲取了信息和資源（朱曉霞，2011）。
結構洞理論（Structural Hole Theory）。Burt于1992年發表了著名的《結構洞》一文，提出了結構洞的概念。所謂結構洞，即是兩個行動者之間關系缺失所形成的一種網絡狀態（劉少杰，2009）。在社會網絡結構中存在著這樣一種縫隙，即某個行動者和有些行動者之間彼此聯系，但又與其他行動者不發生直接聯系，這就在網絡中形成了不直接聯系的“洞”的形狀。這種縫隙的消除必須依賴于第三方行動者的中介作用，因而在結構洞中，第三方行動者占據著核心位置。弱關系理論和強關系理論都只是討論了關系雙方的好處，而沒有探討第三方的優勢，而結構洞理論則看到了第三方從網絡結構位置中獲取的“洞效應”（Hole Effects）。當然，一旦不直接聯結的雙方在經濟社會活動過程中逐漸取得了聯系，那么結構洞也就會隨之消失（Burt，1992）。Burt（1992）認為，社會關系的缺失形成了結構洞，而結構洞正好“橋接”了兩個原本沒有關系的社會團體，這正是處于結構洞位置的行動者所具備的競爭優勢。具體來講，首先，行動者擁有結構洞可以獲得信息上的優勢。結構洞將不同社會團體中的冗余信息進行交換傳遞，帶來了信息量的增加和擴散。第二，行動者通過結構洞取得了控制優勢。面對不同種類的信息需求與供給，掌握結構洞的行動者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利益控制信息的傳遞過程，甚至成為專門經營關系網絡的網絡企業家。第三，結構洞上的行動者更具創新優勢。這類行動者掌握了更多的信息和資源，從而也獲得了更高的創新能力（劉少杰，2009）?？傊莆战Y構洞越多的網絡成員，更能為自己和相應團體帶來好處，這種特殊的位置優勢蘊含著有價值的社會資本，完全可以轉化為企業持續的競爭優勢。
綜上，結構洞理論是對Granovetter的弱關系理論的發展。與Coleman的封閉網絡理論不同，Burt的結構洞理論是一種開放網絡理論。他看到了重復信息對于封閉網絡之外成員的價值，并將這一價值上升為了企業競爭優勢的來源。這一理論更加確切地描述了社會關系對于獲取有價值的信息和資源的作用，這也為豐富傳統競爭優勢理論提供了一條思路。
（二）社會資本理論（Social Capital Theory）
社會資本的理論涵蓋面很廣，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經濟學、社會學、組織理論以及政治學等多個學科都提出了社會資本的概念。在新經濟社會學中，社會資本是指社會網絡中的個人因占據特殊位置而能夠獲取利益的能力，即社會關系的價值創造力?？v觀社會資本理論的發展脈絡，Coleman從社會規范角度闡述了社會資本;Bourdieu從社會資源的角度探討了社會資本;Portes等從能力角度分析了社會資本。第一，社會資本概念的形成經歷了復雜的探索歷程。從社會資本理論的發展脈絡看，最早提出社會資本這一概念的學者是Bourdieu。他首先提出了社會關系的“場域”和“資本”的概念。場域是有社會關系組成的社會場合或領域，即一張社會網絡;資本一般包含了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及社會資本三類。Bourdieu認為三種資本在場域中實現相互轉換，并認為社會資本是通過關系網絡而獲取的實際資源或潛在資源的總量（Bourdieu，1986）。Bourdieu的資本三分法和場域轉換觀點，實質上是將社會資本定義為了工具性的社會網絡，即社會網絡就是社會資本。隨后，Coleman（1994）對社會資本在社會結構中的功能性展開了研究，認為社會網絡中不同行動者的基于自身利益的各種交換形成了持續的社會關系，這種關系即是社會資源、社會資本。Portes（1998）也提出社會資本是依附于社會關系之中的特殊聯系，是一種能力的表現。Burt（2000）認為結構洞就是社會資本，是企業等經濟活動主體的最終競爭優勢。最終Lin Nan（2001）對于社會資本的論述代表了社會資本理論研究的一般共識。在他看來，社會資本就是嵌入社會網關系中的可以帶來回報的資源投資。由此，這一定義也解釋了社會資本的三項基本特征（劉少杰，2009）。一為，社會資本與社會關系網絡相聯系，互為表里不可分割;二為，社會資本具有一般經濟資本的增值功能，能夠為擁有者帶來更大的回報;三為，社會資本本身是一項投資活動。第二，社會資本理論的分析框架闡釋了社會資本的三項重要價值。其一，社會資本包含了一條因果鏈條（李校生、吳波，2009），即因為特殊的社會結構優勢，便利了行動者對稀缺資源的獲取。這一觀點包含了社會資本研究的兩個重要概念：網絡嵌入和網絡資源。其二，社會資本具有一定的情景性（Alder & Kwon，2000）。不同的行動者對于不同商業目標的追尋，使得社會資本的作用因人、因事而大相徑庭。簡言之，在不同的場景中，社會資本具有極強的權變性。其三，社會資本是一個動態變化的概念。由于Granovetter的弱關系和Burt的結構洞都是一種不穩定的網絡結構，所以網絡中的行動者始終處于活躍的競爭與合作之中。同時，變化著的內外部環境更加劇了網絡的變化。因此，社會資本會隨著網絡結構的調整而變化。
第三，社會資本理論已被廣泛應用于企業研究。在企業研究領域，企業社會資本被認為是企業內部和外部各種具有規范、價值和偏好等特性的社會網絡的集合（Westlund，2003）。對于企業社會資本的作用，范鈞（2011）將其概括為四個“有利于”，即有利于降低企業的交易成本、有利于提高企業的核心能力、有利于企業獲取內外部知識、資源以及有利于提升企業的創新能力?？梢哉f，企業社會資本增加了企業間的信息流動，提高了來自企業合作伙伴的利益回報，開拓了企業創新的來源，是現代企業獲得成長的重要資源。
嵌入性觀點與資本概念的和諧統一
嵌入性是社會網絡理論的核心觀點，資本是社會資本理論的核心概念，深挖二者的思想根源，可以發現許多相似的內容。
（一）社會網絡的嵌入性觀點
嵌入觀點的提出?！扒度胄浴保‥mbeddedness）這一概念最早由Karl Polanyi（1944）提出。在Polanyi（1968）看來，經濟活動通常具有三種形式，即互惠交換、市場交換和再分配。經濟活動的開展受到社會制度、規范、習慣等因素的制約，是以社會關系為基礎而發生的。因而經濟活動是“嵌入或糾纏”于經濟和非經濟制度中的。后來，Granovetter等借用Bolanyi的嵌入思想，進一步探討了嵌入性。
Granovetter（1985）進一步明確了社會關系對于經濟行動的影響，認為“弱嵌入性”的現象更為普遍。事實上，一方面，在傳統經濟社會學領域，帕森斯等人的觀點過度夸大了社會系統對于經濟現象、經濟活動的作用，把行動者視為文化價值規范的偶人（劉少杰，2009），因而是一種“過度社會化”的觀點;另一方面，在古典、新古典經濟學領域，經濟學家將經濟活動中的行動者視為完全理性個人，忽視了人的絕大部分社會化屬性，因而是一種“零嵌入性”的“原子化”觀點。面對這兩種極端的觀點，Granovetter既反對傳統經濟社會學的過度嵌入性觀點，更反對新古典經濟學的零嵌入性觀點，而折中地認為經濟行動的嵌入性是間接受制于關系網絡的一種“弱嵌入性”。
Granovetter認為經濟行動是嵌入在社會關系網絡中的，這種嵌入關系不僅包含了社會網絡規范、文化、政治及宗教等因素，還考慮到了經濟行動的經濟和非經濟動機（劉少杰，2009）。這一表述第一次明確了經濟行動在內容、目標及過程方面對于非經濟行動或制度的依賴程度，由此也奠定了嵌入性理論在新經濟社會學中的核心地位。
嵌入觀點的意義。弱嵌入性觀點的發展為經濟學研究提供了重要啟示，并漸漸成為了從社會學視角分析經濟現象的重要理論工具（邊燕杰、邱海雄，2002）。
嵌入性觀點創新了學術界對于一些重要經濟現象的解釋，使得后來的研究者在市場定價、經濟績效及制度創新等方面做出了新的研究。具體來說，第一，社會關系網絡的嵌入性解釋了市場中的產品定價過程。經濟學理論原本認為市場競爭決定了產品的價格，但買賣雙方對于社會網絡的嵌入常常使得產品的真實價格背離競爭性均衡價格。第二，社會關系網絡的嵌入性能夠促進生產力和經濟績效的提升。人與人的關系決定了生產過程中的分工、合作、激勵、監督，這些都與生產效率有著密切關聯。第三，社會關系網絡的嵌入性影響了經濟組織和制度的形成。產業中關鍵人物的社會網絡構建過程，是對既存經濟組織或制度的重建，新的組織或制度進一步提升了產業的技術經濟效益（劉少杰，2009）。
隨后，嵌入的觀點便活躍于網絡與組織（Nohria & Eccles，1992）、經濟社會學（Lie，1997）、聯盟網絡理論（Gulati，1998）、社會資本（Ports，1998）及組織與戰略等眾多研究領域，并得到了進一步的補充和完善。
嵌入性的類型。對于嵌入的分類，不同的學者從不同角度給出了答案，主要包括關系性嵌入與結構性嵌入、垂直嵌入與水平嵌入、認知嵌入與文化嵌入等類型（張榮祥，2009）。
首先，Granovetter（1985）將嵌入性分為兩類，一類稱為關系性嵌入（Relational Embeddedness），即指行動者是嵌入人與人互動形成的關系之中的;另一類稱為結構性嵌入（Structural Embeddedness），即指行動者所在的社會網絡又是與其他社會網絡相聯系的。關系性嵌入強調行動者在所嵌入的社會網絡中受到的來自社會關系的影響，如各種規則性期望、相互贊同的渴望及互惠性原則等（陳欽約，2010），關注以信任為基礎的對偶交換行為;而結構性嵌入強調行動者在所嵌入的社會網絡中受到的來自社會結構的影響，如來自社會結構的文化、價值等因素（朱曉霞，2011），重視網絡整體中群體關系的影響作用。Andersson、Forsgren和Holm（2001）也把嵌入劃分為關系性和結構性，但他們認為關系性嵌入說明了社會網絡的親密程度和動態變化，而結構性嵌入反映了行動者在網絡內對不確定性的處理，具有相對靜態性。
其次，Schweizer（1997）等學者將嵌入劃分為垂直嵌入和水平嵌入兩類。垂直嵌入指行動者所在的當地階層與他所處在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環境的階層性連結;水平嵌入是指行動者所處網絡在社會性和文化性范圍的滲透（張榮祥，2009）。Halinen和Tornroos（1998）則認為垂直嵌入是指社會網絡中不同層次間的聯系;而水平嵌入是指特定網絡層次中人與人之間的聯系。具體的劃分標準可按照地理范圍、網絡結構以及公司內部層級的不同作出劃分。
最后，Zukin和DiMaggio（1990）等學者認為，嵌入性應劃分為認知性嵌入和文化性嵌入。認知性嵌入是指行動者決策對原有思維意識的嵌入，即行動者對于周圍環境的不同認知決定了他們的具體行為。這類原有認知包括了倫理、道德、情感及審美等因素，它們共同構成制約行動者決策的理性規范。與之相對應的是文化性嵌入，即行動者的行為還要受到來自外部社會網絡的集體理解力的影響。這類影響主要包括組織共同價值、正式規范等文化因素。
總之，不論嵌入概念應當如何分類，經濟行動鑲嵌于社會網絡之中的共識早已形成。
（二）社會資本的共識與分歧
社會資本理論的發展經歷了從分歧到共識，再從共識到分歧的否定之否定過程。在二十世紀，盡管對于社會資本的概念尚存一定分歧，但還是達成了基本共識，即社會資本是鑲嵌于社會關系網絡中的具有回報性的資源投資（Nan Lin，2001）。然而，在這一共識的背后，圍繞社會資本理論發展歷程中的一些基本矛盾，更為深刻的爭論愈發激烈。究竟社會資本是關系還是資源、是集體還是個體、是結構還是行動？對于這三對矛盾的解答是當代經濟社會學領域的討論熱點（劉少杰，2009）。
社會資本：資源還是關系。社會資本究竟是社會關系還是社會資源呢，學術界對此爭論已久。科爾曼（1999）曾指出，社會資本的形成依賴于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改變。社會資本不同于有形的物質資本，是一種表現為人與人關系的無形資本。并且，社會資本具有很強的功能性，即具有生產性。獲取社會資本有助于人或組織對于特定目標的實現，因而社會資本是一種關系。然而，這樣的觀點受到了大量學者（Burt，1992;Ports，1998）的批評。他們認為社會資本就是一種社會結構中的資源，這種特殊的資源源自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變化。Burt（1992）更將社會資本強調為一種從他人身上獲取好處的機會和資源。當然，還有一些學者運用折中的思路來看待社會資本，比如Foley & Edward（1999）認為社會資本即是“網絡加資源”。
值得注意的是，單獨的資源和單獨的社會網絡都不是社會資本。由于沒有加入行動者的動態因素，靜態的資源與網絡并不能為行動者帶來實際的效用。而在耿新（2010）等學者看來，作為社會資本載體的人、作為社會資本運轉渠道的社會網絡以及作為社會資本內容的潛在資源，這三者的動態組合共同詮釋了社會資本的內涵。因此，只有依托于人的行動而活躍起來的社會網絡及其潛在資源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集體還是個人。目前，社會資本的集體論被廣泛接受，而個體論只適用于對企業家社會資本等特定問題的研究。社會資本的集體觀點始于Bourdieu的研究，在他看來，社會資本是某個團體為了維持團體的團結和控制而進行的投資。集體社會資本往往具有明確的界限，體現了強烈的排外特征。然而，社會資本集體論的缺陷在于過分強調了社會資本的密集性和緊密性（林南，2001;劉少杰，2009）。集體的邊界和內部的團結僅僅解釋了社會資本的部分特征，社會資本還可以通過開放網絡間的聯結實現流動和增值。即網絡完全有能力將不同團體的內部社會資本進行連接。針對網絡間的溝通，Granovetter、Burt等學者都做了大量論證。
從辯證的觀點來看，個人與集體，其實是嵌入社會情境的兩個層次。個人是嵌入集體之中的，集體又是嵌入更大的社會網絡之中的。一方面，如果片面強調社會資本的集體觀點，就很容易忽略社會資本的行動主體―人。尤其在對企業社會資本的研究中，企業家個人的社會資本往往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如果過分看重個人社會資本，從而忽視了社會資本集合的整體效應，也是對社會資本理解的一種偏誤（王鳳彬、李奇會，2007）。
社會資本：結構還是行動。既然社會資本是嵌入社會網絡的投資，那么對于這一概念的分析究竟應該強調網絡結構的作用還是行動者個體行為的影響呢，傳統社會學理論并未達成共識。林南（2001）的研究只是盡可能折中了這一分歧。
林南的社會資本理論被稱為社會結構與行動的理論（劉少杰，2009）。他認為存在兩個核心問題，即個體如何在社會關系中投資與個體如何從社會關系中獲利。傳統社會資本研究強調了社會結構視角，而林南卻創新地加入了個體的選擇行為這一因素，從而統一了結構與行動的觀點，也更為真實地反映了社會資本的作用。正如他在《社會資本》一書中提到的，人的選擇行為存在于社會關系之中，而社會關系就是社會結構。因此，對于社會資本的研究，必須堅持在結構與行動的互動關系中層層展開。
結論
經過以上梳理，可以看出，一方面，Granovetter的社會網絡理論及其嵌入思想強調了行動者通過社會互動所構建的社會關系網絡，以及這一網絡對行動者行為的影響。動態的行動者行動與靜態的網絡結構，二者共同揭示經濟社會現象的實質。另一方面，林南等人的社會資本理論，以資源、結構和行動為核心。在他們的理論體系中，資源是一切投資活動的目標，社會結構是投資活動的場所，而行動者及其行動是投資活動的參與者。因此，社會資本是一個包含了社會關系網絡結構與功能的動態變化的投資過程。正如劉少杰（2009）所說，社會資本不僅僅是一種客觀對象，更是一種實踐活動。換言之，社會網絡理論解釋了行動者如何通過社會關系中的聯結實現信息、資源的獲取以及能力的提升，這本就是一種結構與行動的結合。而社會資本的三個要點表明：第一，社會資本嵌入于社會網絡;第二，社會資本可以獲取增值資源;第三，社會資本也是一項投資活動（劉少杰，2009）。即社會資本是資本視角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反映了社會資源對于經濟體系的重要意義（陸德梅、朱國宏，2003）。
綜上所述，在本文看來，社會網絡理論與社會資本理論既有區別，又有聯系，二者對立統一，相輔相成。但中心點都是圍繞人與人的關系及其互動而展開的。因此，本文的觀點認為，社會資本就是基于信任的、依附于社會關系網絡的、可以為行為人帶來經濟資源的合作關系集合。換言之，社會資本最終將表現為能夠獲取的社會網絡及其資源，因而社會資本就是動態的社會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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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the Economics of Social Policy and the Effects of Social Policy
Personnel Bureau,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s] Professor Rosner uses the set of microeconomic concepts and tools to analyze the cause of social policy, the extent of social policy, the objectives of social policy, some political science aspects, and the effects of social policy. It provides a new paradigm for the analysis of social policy. We introduce the findings to Chinese scholars.
[Key Words] Economics of Social Policy, Social Health Policy, Economics of Pensions
前言
社會政策一直是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也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社會政策針對貧困、失業和社會供養等等問題規劃藍圖,因而能讓人們對未來充滿希望。社會政策的制度設置應當被視為對具體社會問題的回答,要理解一項社會政策制度設置的應力,我們必須理解它為什么要建立。一個國家的制度選擇要考慮它的歷史傳統、政治體系和社會結構。對于探詢在不同制度結構下,社會政策產生什么樣的后果,經濟理論是一個有用的分析手段。維也納大學經濟學系羅斯那先生(Rosner,2003)[1]的專著《社會政策經濟學》,運用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對社會政策的研究基礎進行了深入的探索,為社會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筆者將其中主要研究成果介紹給國內學者,以期拓寬我們社會政策研究的視角。
1、社會政策經濟學的基本范疇和計量方法
1.1社會政策的范圍:
社會政策范圍不僅覆蓋資助貧困人口,還包括幫助人口中的其他社會弱勢群體。從實踐上講,社會政策的內容應當包括:(1)健康保險,(2)退休人員和老年人的供養,(3)幫扶失業者,(4)有關家庭的政策,(5)貧困。這種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論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數國家現存的制度安排。
1.2社會政策的目標:
為了評價社會政策的效果,我們必須清楚所提出的社會政策計劃的原因,否則,我們無法評價社會政策的福利效果。社會政策的目標有:(1)反貧困,(2)防止意外事件(保險),(3)再分配,(4)規定有利于弱勢群體的契約結構(例如,勞動法、租金管制)。
不同的社會政策計劃,其目標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反貧困計劃不是為全體人口提供公共健康保險的主要目的,盡管反貧計劃對減少貧困有貢獻,對于貧困人口來說非常重要?；攫B老金是反貧非常重要手段,但幾乎不適合防止風險的計劃,特別是對于私人退休供養。我們并不清楚建立社會保險計劃的原因,個人要面對許多風險,其中一些風險可以通過商業保險避免,如防止火災、汽車被偷等等。社會政策計劃則不涉及防止火災和汽車被偷遭受的損失。但大多數國家針對一些不測事件,建立了社會政策計劃。因此,我們將思考,為什么一些風險被納入社會保險計劃,而其他的則沒有被納入。社會保險計劃賴以設立的最重要的風險有:(1)失業,(2)疾病,(3)殘疾,(4)與退休有關的財富損失,(5)壽命超過個人資產和財富承受力,(6)照料需求。
“再分配”概念通常指從富人征收財富轉付給窮人,這個概念太狹窄,不能很好地說明社會政策計劃的范圍。我們需要區分四種再分配類型:(1)垂直的:由于不同水平的收入和財富,在個人或家庭戶之間進行的再分配。(2)水平的:在相同收入水平的群體內,根據個人或家庭戶的具體特征進行的再分配。(3)個人所處的生命周期階段:將個人或家庭戶在某個時點的錢挪到相同個人或家庭戶另一個時點上使用。(4)在不同的同批人之間的再分配:如果在某時刻出生的人必須支付給先于他出生的那些人多于(或少于)他從之后出生的人得到的,這是有利于先他出生(之后出生)的同批人的代際再分配。第一、二、四種類型是人與人之間的再分配,第三種類型是個人自身的再分配。
1.3社會政策的經濟學方法
經濟學家們用經濟學的方法分析社會政策。這種分析的基本要素是:經濟學家探討人們面對不同的選擇,將如何行動。經濟學家把社會現實看作是個人選擇的結果。但社會政策涉及到不可忽視的危險局面,在這種局面下,理性個人不可能做出連續的選擇。而且,對于一些人,理性選擇假設不適用,例如,精神有障礙的人。限制選擇的一個特別重要的例子是法律框架,尤其是社會政策的背景。
社會政策分析使用微觀經濟學的概念和技術分析工具。它假定在某些限制下,家庭戶效用最大化。這些限制包括預算限制和現存的管制。例如,最長工作時間限制。形式分析使用適當的數學,即受約束的最優化技術。如果做一般的了解,圖表分析通常足夠了。
1.4政治科學方面的問題
就社會政策來講,存在著不同的政治結構。按照個人受影響的方式進行區分,社會補助金有:(1)只針對貧困或首要針對貧困的社會援助計劃;(2)對所有那些主要通過與工資收入相關聯的支付繳費款的人員的計劃;(3)針對所有公民的計劃。如果第一種方式是社會政策的核心,減少貧困是它的主要目的。這種類型社會政策的意圖可以與自由思想相聯系,即支持窮人,把其他的事情交給市場。在第二種方式社會政策中,保護工人的收入是重要的目標。第三種類型的社會政策希望為每一個人提供最低限度的保護,同時,保護工人的收入。有人認為,社會民主思想支持這種類型的政策。20世紀90年代,這三種類型政策的區分越來越模糊。當評價不同社會政策體系的實際運行情況時,這些區分就更加模糊了。
我們同樣需要對國家作為社會政策的管理者和國家作為社會政策計劃的組織者的差異。我們也可以區分不同的社會政策的組織結構:(1)國家組織健康服務等活動。國家按照中央或地方的水平,直接提供服務。如果服務的平等性被認為是必不可少的話,國家組織活動是一種切合實際的供給方式。(2)國家為社會政策建立特別機構,使之為社會政策提供基本的框架。這些機構通常有法律限定的組織領域和活動范圍,在這種情況下,機構之間不存在針對顧客或活動領域的競爭。這些的機構通常按照職業界限來劃定。(3)國家強制公民操心自己的福利,并可能補貼付款,但把組織的機構留給市場。
2、社會政策的經濟學分析
2.1一般均衡、帕累托有效與福利經濟學定理[2]
討論社會政策計劃的效果,必須提及比較的標準,否則,不可能闡述一項計劃的引入以及它的實施范圍是否有利于或者減少福利。
前面已提過,人與人之間的收入再分配是社會政策一個重要的目標,經濟學家的任務是發現如何用最低成本實現這些目標,以及這樣的政策的效果是什么。但其它社會政策計劃怎樣呢?用保險防止不測事件和確保個人自身的再分配?人們能自我照料嗎?社會政策對市場經濟是一個有意的、必要的補充。為了理解這種背景下社會政策,我們需要探討介入市場體制的運行。第一個問題是:商品和服務只通過市場分配給個人,這種經濟的后果是什么?這是一般均衡理論所探討的。有兩個問題需要提及:(1)有均衡嗎?均衡是價格的向量。(2)如果有,這樣的均衡從社會想望的意義上講,是件好事嗎?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對社會政策特別有意義,在一些情況下,自愿合約不被社會接受,不被法院受理,如賣身為奴。在什么情況下,認識均衡在特殊意義下是件好事,這就需要引入“帕累托效率”概念。
特殊的歷史條件使中國需要有更多的能夠解決實際經濟問題方面的專家，即所謂實踐型的經濟學家。經濟學是專門研究資源高效配置、經濟增長和財富創造秘密的學問。一般來說，它較之其他社會科學更具有實用性，歷來被人看做是一門實用性很強的學科，甚至有人把經濟學稱之為致用之學。所謂致用，指的是經濟學研究要緊密聯系實際，為現實經濟的發展服務。這一特點決定了需要有一大批經濟學家面向經濟建設的主戰場，專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難點及焦點問題。相對于美英等成熟市場經濟國家而言，處于經濟轉型期的國家大都面臨著更多的經濟發展難題，因而經濟學研究的應用色彩也表現得尤為濃烈。當前中國正在進行前無古人的改革和現代化建設，中國的經濟學家面臨著諸如宏觀調控、國企改革、環境保護、金融安全以及“三農”等諸多世界級的難題。就當下的中國經濟學家而言，首要任務就是要能對轉型時期的諸多經濟難題作出科學的解釋，并提出解決的辦法，以使中國經濟能更加平穩快速地向前發展。
在我國，多數經濟學者都有著強烈的社會參與感和責任感，都很關心現實經濟問題和經濟政策，并以對現實經濟問題的研究作為自己的主要職責。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許多經濟學者以滿腔熱情積極參與探討經濟轉型時期的一些重大理論問題，思想活躍，新觀點迭出，理論熱點一個接一個，從而引發了經濟研究空前繁榮的局面。他們的研究工作，已為經濟轉型時期的中國的改革和發展作出良多的重要貢獻，立下汗馬功勞，應當被肯定和受到贊賞。我們不能因為個別或某些經濟學家的行為不端，名聲不好，而從整體上否定中國經濟學家，不能對經濟學家們在中國社會經濟20多年間發生的巨變中所起的積極作用視而不見。
在體制轉軌和社會變革的特殊歷史時期，促使經濟學的研究更多地注重改革和發展中的現實問題，大量對策性研究不但突出了經濟學家的地位，同時也推動了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正因為中國經濟學家面臨著許多世界級的難題，他們的研究工作不僅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而且還具有很高的理論價值和學術品位。這就如同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所說的：“誰能正確解釋中國的改革和發展，誰就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在任何一個國家中，總要有一批經濟學家以主要精力關注經濟發展中的難點和焦點問題，并為解決這些問題出謀劃策，從而為指導和促進經濟發展作出扎實的貢獻。同時，經濟學家中也還需要有一些人堅持從事與基礎理論和方法論有關的所謂純經濟學理論研究。理論研究是應用研究的基礎，是源頭活水。如果沒有理論的深入發展和創新，解決具體經濟問題的對策研究就會失去科學的依據。我們時代既需要大批實踐型的經濟理論專家，也需要有一定數量的專門從事純學術研究的所謂書齋型的經濟學者。這兩類經濟學家各司其職，各有各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近年來我國經濟學界對純經濟學理論研究的重視程度似乎顯得不夠，重應用輕理論的傾向比較明顯。之所以會出現如此的情況，這也許與純經濟學理論研究本身的特點及當今中國經濟學家所處的學術環境不無關系。對純經濟學理論問題的研究本來就是一個寂寞的行當。翻開一些經濟學著作，映入眼簾的是大量專業性的名詞術語、種種干巴的符號、數字、圖表和艱澀的文字分析。早在100多年前，蘇格蘭人托馬斯·卡拉利曾把經濟學稱之為“沉悶的科學”，這句話如今已是廣為人知的名言。在許多人看來，經濟學是沉悶的即是枯燥乏味，不易使人發生興趣的。不僅如此，有些經濟學理論還十分高深，不易弄懂。因此，從事純經濟學理論研究充滿著艱辛和坎坷，需要沒有“功利性”的雜念，能潛下心來，長久地孜孜以求，不斷探索，方才可能有所成就。從事純經濟學理論研究就如同登山，惟有不畏勞苦，能不斷努力攀登者，才有可能達到光輝的頂點。顯然，在世風浮躁迷漫的環境里，是很少有人愿意專心這一不能立竿見影換取名利的工作的。
在經濟轉型時期的國家，浮躁是一種較為普遍的社會心態，處在轉型時期的中國也不例外。在社會的功利和浮躁之風甚熾的現實境況影響下，難免會有一些從事純經濟學理論研究的學者耐不住寂寞，不甘心坐冷板凳，紛紛從書齋里跑了出來改而趕時髦、追熱點。上述情況，造成我國的經濟學者對純經濟學理論問題較少有人問津，研究力量相對較弱。正因為如此，近年來不斷有人呼吁要重視純經濟學理論問題的研究。
純經濟學理論問題研究很重要。諾貝爾經濟學獎只頒給對經濟學理論或研究方法作出原創性貢獻并取得重大突破的經濟學家，就說明這個問題。在國外，從事經濟學基礎理論研究的經濟學家大多在高校擔任教職，諾貝爾經濟學獎主要是針對這部分所謂學院派的經濟學家。恩格斯說：一個民族想要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包括經濟學在內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反映著一個民族思維的成熟程度和民族文化素質的高低。當今世界的綜合國力的競爭，說到底是民族素質的競爭，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包括經濟學在內的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能力和水平，也就成為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尺度。中國作為當今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大國，不應當僅僅滿足于能夠為世界創造出巨大的GNP份額，中國的經濟學家也應當能夠為人類經濟學理論研究的繁榮和發展作出重要的貢獻。
我國的現代經濟學理論研究起步較晚，近年來，在改革開放所勃發的無限生機的推動下，以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為依托的中國經濟學理論研究，雖然已呈現出長足發展的態勢，但從總體上看仍處于起步的初創階段，水平還不夠高。具體說來，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近年來我國經濟學理論研究整體水平雖然大有提高，在我國經濟學家中雖然也不乏有成就者，但卻無聲望卓著、能被國際經濟學界公認的堪稱大師級的學者，沒有具有帶動性甚至能夠引領國際經濟流發展走向的頂尖人物。
（2）至今很少有中青年經濟學者活躍于國際經濟學界的學術論壇，能躋身于國際前沿并能在國外頂級刊物上發表文章者更是寥寥無幾。至今仍無人在經濟學領域中的某個方面作出開拓性、奠基性的巨大貢獻，更沒有創造出一個以中國人命名的定理、假說或模型。
（3）我國至今還沒有形成自成體系且在國際上有一定影響的學術流派，而能否出現或形成不同的經濟學流派，則是經濟學理論研究成熟與否的標志。
（4）經濟學的學術論壇進入門檻低，國內有些從未受過專門的經濟學知識訓練者也可以搖身一變而輕易地成為“經濟學專家”，在舉辦的一些所謂層次較高的經濟學論壇上高談闊論，大講經濟熱點問題。
從以上列舉的幾點看，我國的經濟學理論研究水平確實還有待提高。當代的中國經濟學家還面臨著經濟學科建設和經濟學理論發展的繁重任務。對于中國經濟學家來說，雖然當務之急是要努力解決面臨的重大經濟問題，但從長計議，也應當有一部分人在通往現代經濟學殿堂的道路上探索。時代把中國的經濟學家推到了創新的和發展經濟學理論的前沿。那么，中國的經濟學家怎樣才能不負時代的重托，提升中國的經濟學理論研究水平，促進經濟學理論研究在中國的發展呢？筆者認為，在現階段這一特殊歷史時期從事經濟學理論研究的中國經濟學者，應當特別重視樹立優良學風和崇尚實踐這兩種科學的治學態度。
首先，要大力倡導優良學風，反對學風浮躁。
近年來，經濟學界的浮躁之風甚囂塵上，學術貶值，聲譽跌落，甚至遭到大眾的奚落、嘲笑和批判。就學風而言，社會公眾對經濟學界的批評主要集中在以下兩點：（1）有些經濟學家心浮氣躁，急功近利，整天混跡于大眾媒體，時而出現在報紙上，時而出現于熒屏間，或接受采訪，或發表演講，大談自己的所謂“高論”、“創見”，炒作自己；（2）有些經濟學家通過媒體的炒作和包裝，把自己弄得神乎其神，成了無所不知的人，經常越出自己的專業范圍，在自己不熟悉的領域發表一些令人十分費解甚至存在常識性錯誤的言論，出洋相，自然成了輿論批判的靶子。
近年來，我國經濟學界之所以會出現諸多學風不正的現象，既是因為受當前社會上存在的腐敗現象的環境、氛圍的影響，也與經濟學家個人科學精神的失落，學術品格的缺失不無關系。要凈化學術環境，真正形成良好的學風，最要緊的是提高經濟學家的學術品格。學者的一生的標志是他的作品，而學者最可貴的品質就是學風嚴謹和潛心學問以及為科學獻身的精神，而這些學術品質來自于學者的理想信念和價值追求。作為合格的經濟學家，不僅要有扎實的經濟學理論修養，而且還應當具有為國效勞和為民謀利的理想信念，胸懷民族的興衰，情系民眾的苦樂。學術品格和學術根底，是學者的立身之本和成事之基。只有真正具備崇高的理想信念和價值追求，才能樹立正確的學術榮辱觀，以報效祖國和人民而開展學術研究為榮，以急功近利和弄虛作假為恥，不為利所惑，不為欲所動，不求聞達，耐得住寂寞，忍得住艱辛，在經濟學理論的學術園地里辛勤耕耘，默默貢獻。
1.1 體育經濟學認識分析
體育經濟是以發展體育事業為根本目的的，體育經濟學是圍繞體育事業發展的各種現象、問題進行研究的一門學科。主要包括體育產業與經濟發展的聯系；體育市場、體育消費等體育實踐的特點和一般規律；人在體育事業發展中的地位、作用等，以及人的思想、習慣對體育市場、體育消費的影響等等；體育資金的有效利用、體育行業的投資與收益等提高各種投資在體育實踐中的收益，使投資的效益最大化。我國的體育經濟學研究起于上世紀八十年代，隨著不斷的發展和完善，以取得了部分成績，第一，隨著體育經濟學理論研究的拓展和大部分體育經濟研究者的付出，我國體育經濟研究收獲了一大批優秀成果，包括體育經濟學相關專著的發表，體育經濟學相關學刊的發展等第二，體育經濟學在實踐發展的基礎上逐漸的成熟和完善，并得到了有關部門的重視第三，高校對于社會經濟學人才的培養為社會提供了一大批優秀的專業人才，這些人才在不同的崗位上積極的促進了體育業的發展當前，體育經濟學的研究和發展還需要進一步的完善，社會在發展、體育業對社會經濟的影響在不斷的擴展，只有理論知識的不斷更新和完善，才能適應體育經濟的發展現狀，為體育經濟的發展提供科學的、正確的理論指導。
1.2 體育經濟學研究的意義
在體育經濟學發展前，我國的體育業發展相對滯后，對于社會經濟的影響無足輕重改革開放后，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們對健身娛樂、體育競技觀賞等的興趣日益濃厚，形成了迅速膨脹的消費市場，很大程度上帶動了我國經濟的發展，一方面，體育服務業的發展拓展了第三產業的領域，使社會產業布局得到了進一步的優化，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體育業的發展帶動了相關的第二產業發展，給我國經濟的發展制造了更多的機遇同時，體育經濟的發展為社會提供了更多的就業崗位，促進了社會就業的實現并促進了我國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提升了全民身心的健康水平，對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2.體育經濟學的核心理論
2.1 體育經濟學研究的現狀分析
我國體育經濟學研究始于上世紀八十年代，發展到今天已取得部分成績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和改革開發的深入，當前的體育經濟學研究已不能滿足體育行業發展對經濟理論的需求，體育經濟理論亦不能科學的、全面的指導體育業的發展第一，目前體育經濟學研究的重心仍停留在以經濟學理論分析、解決體育行業發展中的各類問題，對于體育經濟理論體育的構建研究不足第二，體育經濟學理論研究對實踐經驗的概括較為成熟，對于實踐概括的加工、提煉、升華不夠深入，體育經濟學理論對于體育經濟實踐活動的指導力不足第三，對于國外體育經濟學理論研究的成功過于極端要么全盤否定，認為資本主義國家的理論到社會主義國家不適用要么盲目借鑒，對于我國的基本國情和真實情況考慮的不足，但不論那種情況都不利于我國體育競技理論的發展和完善第四，對于體育經濟學的屬性定位仍有一些分歧，導致了理論研究的滯后和盲目一部分學者認為，體育經濟學具有基本的經濟學特點，應為經濟學屬性；而另一些學者認為，體育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是體育產業、體育消費、體育投資等，應為體育學屬性；還有一些學者認為體育經濟學具有多學科交叉屬性。像這類的分歧影響了體育經濟學理論的研究，并制約了體育經濟學對體育實踐的指導作用。
2.2 體育經濟學理論研究趨向
經濟的快速發展使人們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高速增長的物質財富為人們的精神追求鑒定的基礎，更多的人開始重視體育消費。體育經濟實踐的發展豐富了體育經濟學理論，促進了體育經濟學理論的快速發展同時，體育經濟作物社會經濟的一部分，與整體經濟有著情絲萬縷的聯系，社會經濟發展的復雜化促使體育經濟的發展也日趨復雜化，這就要求研究者不斷的提高自身素養，拓展體育經濟理論研究的廣度和深度，從實踐出發提高體育經濟理論的研究水平并能注意體育業發展中大眾的消費觀念、消費行為、消費心理、市場等因素，將其作為體育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進行有針對性的綜合性研究此外，隨著我國加入WTO，國內的體育經濟已逐漸的與國際接軌，受國際一些思想、理論的影響，國內的體育經濟學理論研究也在發生著一些變化，以促進其對體育實踐活動更廣范圍的指導作用的實現。
2.3 體育經濟學理論研究分析
體育活動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上的產物，換而言之經濟是體育產生和發展的基礎反之，體育也的發展又促進了經濟的繁榮，對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有積極的意義在體育經濟學研究中，我們一定要看到經濟與體育的內在聯系，理解二者的重疊性、互交性，避免片面的屬性爭執對于體育經濟學理論的研究，一方面，要結合實際，聯系我國的基本國情，以體育經濟實踐為基礎，科學的、事實求是的進行概況、分析、研究，并使之形成系統化的理論體系另一方，客觀的、理性的借鑒其他理論成果，結合實踐對相關理論進行融合、加工，以形成適應我國體育業發展的體育理論體系。
在體育經濟發展中，“人”是發展的核心理論，對于人力資本論的研究很有必要第一，人力資本論是西方體育經濟學理論的基礎，我國雖以政治經濟學作為體育經濟學研究的基礎，但并不能因此排除一切“異己”，應結合我國國情、制度以及現狀，科學的、理性的對該領域較成熟的理論加以引入、吸收和利用。第二，人力投資在體育經濟發展中的地位舉足輕重。例如，對體育教育、體育保健等進行投資，提高人在體育技能、體育保健知識應用等方面的能力，使人獲得了一定的工作能力、技術水平等。這一過程就是一個人力資本形成的過程，在我國體育經濟實踐中真實的存在過程，因此不可忽視。
產業組織論是產業經濟學中的核心理論之一，體育業已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的產業鏈，拓展了第三參與，對相關的第二產業也有巨大的帶動作用，因此體育經濟學理論的研究中需重視對產業組織論的研究，使這一理論能更好的指導體育事業的發展，促進我國體育經濟業的繁榮。
體育專利權、商標權、冠名權等知識產權都屬于體育業無形資產，此外，體育業的無形產權還包括技術秘密、經營秘密、特許經營權等，這些產權的保護和利用關系著企業的發展和體育業發展的良好秩序，是客觀存在于體育行業的財富。因此，對于無形資產論的研究對于體育經濟學同樣有著重要的意義。在無形資產形成中，“人”投入了相應的資金、智慧等成本，促進了體育服務等行業的發展，提升了體育業的經濟效益。此外，體育業的無形資產可用貨幣競相計量，屬于可交易商品。同時又具有產業經濟效益、供給的有限性等特點，利用無形資產論對其進行研究，并結合體育經濟發展的實踐進行分析、利用，對于促進體育業發展極為重要。
總之，體育經濟的核心理論是以體育經濟實踐為主要研究對象，利用經濟學的各種理論，對體育經濟發展過程的各種現象、問題進行分析、總結，發現和提煉體育業發展過程的一般規律，以理論為基礎更好的促進體育經濟的發展。
3.體育經濟學的科學定位
3.1 體育經濟學定位應注意的幾點問題
科學的定位體育經濟學對于提高體育經濟學研究的效率、效果極為關鍵。在彳本育經濟學研究定位中，主要注意一下幾點。首先，實踐是一切理論發展的基礎，在體育經濟學研究中，必須重視現實中的體育經濟現象和體育實踐，通過對體育領域各種現象、實踐的總結、思考、分析獲得更高層次的體育經濟發展規律，從而利用體育經濟的相關問題解決體育利于所發生的各種問題及經濟現象，促進體育業的發展。其次，重視“人”的因素對體育經濟現象的影響，通過對人的活動、意向、需求等的研究深入挖掘體育活動中的各種行為、需求等變化規律，以促進體育業健康、穩定的發展。再次，理清體育經濟發展中各種事物之間的區別和聯系，探索體育實踐中各種因素的相互滲透、影響等，通過研究分析提煉體育活動中的各種經濟規律，用以更好的指導體育業的發展。
3.2 體育經濟學科學定位的思考
科學的定位體育經濟學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在體育經濟現象及實踐研究中，人們不斷的發現、總結其經濟發展規律。然而體育經濟發展中的諸多不確定因素影響著體育經濟發展，也影響了體育經濟學的科學定位。對于體育經濟學的科學定位，首先，在當前理論研究基礎上，全面的掌握、分析體育經濟發展的各種規律、特點，聯系實踐在體育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和方法基礎上對該學科進行定位。其次，對于體育經濟學定位過程中的分歧要全面的分析、研究、領悟，不能盲從他人觀點，輕易做出結論。例如體育經濟學的屬性定位，面對體育經濟學的“體育學屬性”、“經濟學屬性”、“多學科交叉屬性”這三種不同觀點，一方面，要聯系實際，通過對體育實踐中經濟現象的發生、體育實踐問題的解決等對其進行思考。另一方面，要打破界限，挖掘最有利于體育經濟學發展的屬性定位，以創新思想求得該學科的最有利發展途徑。再次，研究定位是體育經濟學發展的關鍵，對于研究的定位一定要突破抽象的表面現象，深入體育經濟發展的核心，找準影響體育業發展的關鍵進行定位。第四，人才是體育經濟學發展的動力之源，對于培養的定位要聯系社會實踐，突破學科差異、思想差異，以人力資本論為基層，培養多元化人才，促進體育業和體育經濟學的發展。
前言：勞動經濟學主要研究勞動關系和勞動的發展規律，作為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歷史悠久，并且與較多的經濟學學科有著密切的聯系，勞動經濟學的核心旨在追求以最少的勞動資源換取最大的經濟效益，促進社會的進步，也促進經濟的快速增長和平穩運行。在勞動經濟學發展過程中，對經濟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為勞動經濟問題提供有效的解決方法策略、為國家制定經濟政策提供理論基礎、為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提供理論支持、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通過對勞動經濟學的研究，可以有效分析社會經濟發展中存在的經濟現象，也可以有效發揮勞動經濟學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并給予一定的理論基礎和支持。
一、為勞動經濟問題提供有效的解決方法策略
一個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與勞動者和勞動管理間的協調程度有著較大的聯系，所以要想使國家的社會經濟得到快速穩定發展，需要努力協調勞動者和勞動管理之間的關系。勞動和經濟的問題貫穿于人類整個生命過程中，勞動者的經濟活動必然與勞動關系有著密切的聯系，因而勞動經濟問題是任何一個國家都亟需解決的問題。只有將社會勞動力資源進行合理配置，并且合理分配勞動者的經濟報酬，才能促進勞動關系的更好發展。由此可見，勞動經濟問題得以解決的最為有效的辦法就是建立一套系統的、合理的、科學有效的、有實踐意義的勞動經濟學理論體系。勞動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理論的一大分支，發展時間較長，并且有著豐富的實踐，因而其理論體系較為完善。因此，加強對勞動經濟學的研究，可以探索出有效的方法策略以解決勞動經濟問題，更好協調勞動者和勞動管理間的關系，優化勞動力資源和合理分配勞動者的經濟報酬，以有效發揮勞動經濟對社會經濟穩定發展的促進作用[1]。
二、為國家制定經濟政策提供理論基礎
人類社會的發展自始至終都離不開物質資料生產，而勞動者通過勞動進行生產產品和勞務供給，促進了物質文化生活的發展，也滿足了更多人的廣泛需求。由此可見，任何一個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都應該積極充當經濟管理者的角色，通過出臺經濟政策的方法而規范社會發展，并且對社會發展中的勞動力資源進行合理分配，有效發揮經濟管理職能，以促進社會發展和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然而，在國家充分發揮經濟管理職能時，需要制定一些有效的勞動經濟政策，但政策的制定必須依據一定的理論。勞動經濟學理論來源于一定的科學原理和研究實踐，進而可以為國家制定經濟政策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國家制定經濟政策具有重要作用，既可以規范國家的經濟發展，又可以促進國家經濟政策的不斷完善?？茖W制定勞動經濟方面的法律法規和政策，不僅可以維護勞動者的基本經濟利益，以促進勞動者在社會勞動中有效發揮創新能力和主觀意識，而且對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有著較大的影響。因此，國家依據勞動經濟學而制定經濟政策，不僅能夠促進勞動經濟學更為廣泛的應用，而且也能使經濟政策制定更加合理[2]。
三、為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提供理論支持
加強對勞動經濟學的研究，可以為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提供重要的理論支持。勞動經濟學的研究對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例如：科學理論體系就是建立在勞動經濟學理論基礎之上的，而科學理論在勞動經濟學的發展歷程中探索到突破點，進而形成有特色和實踐意義的科學理論體系。社會主義經濟學的發展以理論為重要指導，廣泛研究勞動經濟的現象和深入分析勞動經濟的問題，以解決勞動方面存在的問題，從而使社會主義發揮優越性。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勞動經濟，而勞動經濟必然會產生一定的勞動關系，所以處理好勞動和經濟的問題，需要有勞動經濟學作為理論支持[3]。
四、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
在我國，注重以科學理論為指導而發展社會主義。歷年來，我國黨和政府都重視勞動和經濟的問題，并多次進行對勞動經濟學的研究嘗試，也取得了較大的進展。我國制定社會經濟發展戰略、國民經濟計劃，和實施社會發展的計劃，需要有效解決勞動問題，在完善我國經濟制度和推進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方面，勞動和經濟的關系更發揮著重要作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的快速發展，離不開對勞動經濟學的廣泛研究和探索，不斷尋找勞動問題和經濟問題之間存在的關系，進而針對具體問題而采取有效措施以促進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快速平穩發展。我國黨和政府的高層領導，不止一次強調過勞動方面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的重要性，并且我國通過建立和完善新的經濟發展模式、經濟運行機制，為解決勞動問題創造了更為有利的條件。加強對勞動經濟學的研究，為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4]。
五、結論
總而言之，進行勞動經濟學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不僅有效解決了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勞動經濟問題，而且也促進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尤其是針對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期間的我國而言，加強對勞動經濟學的深入研究，更加明確勞動與經濟間的關系，能夠促進我國對勞動經濟學有正確的認識，并推動我國不斷探索與我國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勞動經濟理論體系。
參考文獻：
[1]劉華.農村婦女職業教育對農業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影響研究[D].中國農業大學，2013.
一、研究的理論背景：社會排斥理論
社會排斥的研究起源于20世紀50～60年代貧困(poverty)研究中的對社會剝奪(deprivation)等概念與理論的探討。英國學者湯森(Townsen)是較早將“社會剝奪”一詞用于定義與度量貧困的學者之一。他認為,社會剝削是指“社會上大多數人認為或風俗習慣認為應該享有的食物、基本設施、服務與活動的缺乏與不足”,“人們常常因社會剝奪,而不能享有作為一個社會成員應該享有的生活條件”。之后,“社會剝奪”作為一個有豐富內涵的詞而被廣泛采用。隨著社會剝奪的概念內涵,由物質層面向社會文化層面演進, 20世紀90年代,它進一步發展為社會排斥理論?，F在社會排斥理論被各個國家廣泛接納,并發展出適合自己國情的社會排斥理論。法國是較早研究社會排斥的國家，它認為社會排斥主要指個人與社會整體之間關系的斷裂(Silver,1994)。從20世紀90年代起，社會排斥成為歐盟社會政策的焦點，它對社會排斥的界定是基于公民資格權利的思考，主要指社會權利的否認，或者這些權利未充分實現。20世紀90年代末，社會排斥研究在英國有了較快的進展，在英國學術界，社會排斥指個人未能充分參與主流社會或當時社會認為必要的活動。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社會排斥概念的出現是在重大的經濟和社會轉型背景之下，對社會弱勢群體重新進行概念化的一種嘗試(Gore,1995)。它已成為當今學術界研究弱勢群體的重要理論。社會排斥理論的實質是研究社會弱勢群體如何在勞動力市場以及社會保障系統受到主流社會的排擠,而日益成為孤獨、無援的群體，并且這種狀況如何通過社會的“再造”而累積和傳遞（李斌，2002年）。
失業的研究是社會排斥在社會政策的研究中的主要議題。在探討失業與社會排斥的關系時，近期的研究主要從三個方面來討論失業與社會排斥的關系。在社會關系量的方面，失業者參與社會活動和交往數量與頻率略低，但并不明顯;在結構和質的方面，失業對社會關系排斥的影響主要表現在造成社會分割或孤立，從而使失業者獲得的社會支持降低。但也有學者從政府和國家制定政策的角度指出，社會排斥不僅與失業相關，人們可能在參與國家運行中受到排斥，基于這樣的原因，政府部門不僅應關注社會排斥問題，還需要檢驗所有政策建議對提高社會融合的作用，強調社會保障的作用。此外，石彤以轉型期國有企業下崗失業女工為視角，對社會排斥的制度化進行了結構性、過程性分析。
當代社會排斥理論研究的主要趨勢是關注社會機制、社會產品分配以及社會關系三個大維度。許多研究者在此緯度框架下結合具體的研究對象和中國的實際情況，從制度排斥、資源配置排斥及認知排斥的三個層面，對我國弱勢群體的社會排斥現象進行分析。本文也擬從這三個層面對我國殘疾人就業困境的社會性成因進行分析。
二、殘疾人的就業困境分析
就業是殘疾人的生存之基，給予具有勞動能力的殘疾人平等的就業機會，不僅能保證其生活來源，同時也體現了他們的社會價值。然而我國第二次殘疾人抽樣調查結果顯示，截至2006年4月1日我國殘疾人已達到8296萬人，占全國總人口數的6.34%。城鎮殘疾人口為2071萬人，占24.96%；農村殘疾人口為6225萬人，占75.04%。全國城鎮殘疾人口中，在業的殘疾人僅為297萬人?？梢?，我國殘疾人的就業狀況令人堪憂。主要表現如下：
殘疾人就業與就業總體水平有較大差距，整體就業質量不高。外在環境和內在因素的雙重壓力下，殘疾人就業水平與就業總水平差距較大。中國人口眾多，勞動者充分就業的需求與勞動力總量過大的矛盾長期存在，就業結構性矛盾十分突出：就業供給總量不減；歷史遺留問題尚未全部消化，而新的就業矛盾又逐步凸顯，這種就業背景十分不利于殘疾人就業。另外，殘疾人整體素質、就業能力與社會要求不相適應的矛盾也較突出，20世紀80年代末，殘疾人文盲、半文盲占70%，殘疾兒童入學率僅為20%，這一批人目前正處于就業年齡階段，特別是隨著技術進步和結構調整，殘疾人適應新就業崗位能力不足的問題更加突出。殘疾人就業的整體質量也不高，主要表現在：第一，殘疾人就業的穩定性較差。全國55.45%的國有企業中有殘疾職工下崗，再就業率不足20%。第二，殘疾職工的收入水平偏低。福利企業殘疾職工的平均工資不到社會平均水平的40%，許多地方殘疾人工資甚至達不到最低工資標準。第三，殘疾職工勞動保障水平差。殘疾職工參保率低，欠繳社會保險費和下崗殘疾職工中斷參保情況嚴重。第四，殘疾人在就業機會、收入和社會保障等方面都存在不公平現象，同工不同酬、勞動價值和收入不對等的問題較突 出。
就行業分布而言，殘疾人在許多行業遭受排斥。在就業市場中，殘疾人在許多行業遭受排斥是十分普遍的現象，因而也造成了殘疾人在行業結構方面分布極其不平衡的現象。根據1993年抽樣調查統計，全國15歲以上的有勞動能力或有部分勞動能力的殘疾人當中，待業率為49%(正常人為3%)，同時，殘疾人擇業時范圍也很有限，在業殘疾人中從事體力勞動的占96.6%，而從事腦力勞動者僅占3.4%。盡管經歷了十多年的發展，勞動力市場對于殘疾人的排斥仍舊嚴重和普遍，在同等的條件下，即使殘疾人的人力資本存量更高，用人單位也愿意招收正常人，熊斌、董志強等學者曾通過對重慶市殘疾人的實證研究,證實了這一觀點。更令人擔憂的是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殘疾人在勞動力市場上將會面臨更加激烈的競爭，若沒有行之有效的就業保障措施，一系列新的社會排斥將會不斷出現。
現行就業模式不適應就業形勢發展的需要。從就業模式而言，我國殘疾人的就業模式仍是“以集中就業為主，其他方式為輔”的模式，但隨著我國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這種模式所受的沖擊日益明顯。由于市場經濟運行的日益完善，大多數福利企業由于資金短缺、技術落后等原因，經營困難，關停并轉，大批殘疾職工下崗失業，據統計，全國福利企業殘疾職工人數已從高峰時的90萬降至目前的不足70萬人；同時相關政策嚴重滯后，現行政策規定，只有民政、鄉鎮、街道舉辦的集體所有制福利企業才可享受稅收減免，其他企業則不能享受退稅優惠，許多福利企業為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進行了股份制改造，因此不再繼續享受稅收減免，此外現行政策中對福利企業經營范圍的限制也無法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因此，大大影響了殘疾人的就業。按比例就業難以貫徹，分散按比例就業是指將殘疾人按企事業單位數的一定比例分散安排到各企事業單位就業的就業安置模式，它有利于殘疾人就近就業，但是由于按比例就業缺乏全國統一的法律規定，行政執法主體不明確，難以有效地具體實施。目前有的用人單位以“殘疾”為由,把一部分具有勞動能力的殘疾人拒之門外；有些用人單位寧可向政府繳納殘疾人保障金,也不愿安置殘疾人就業；有些用人單位為逃避繳納保障金錄用了殘疾人,但卻不提供相應的崗位，而是讓其閑置家中領取最低在崗工資。不少殘疾人由于技能水平不高，缺乏資金，市場應變能力差，在市場競爭中往往處于劣勢；而政府對個體就業扶持范圍也較窄，主要集中于加工、修理、修配等范圍，對容納個體就業最多的個體商業經營方面的優惠支持力度不大，使殘疾人個體就業困難重重。此外，我國已實施的相當一部分殘疾人就業法律、法規、政策，已不適應形勢的需要，法律規定之間缺乏協調、易造成矛盾，政策剛性不足，不易落實，還存在一些法律、政策的空白，這使殘疾人的就業缺乏有力的政策支持。
三、殘疾人就業困境成因的社會排斥分析
社會排斥理論主要關注社會弱勢群體如何被主流社會排斥而日益成為孤獨無援的群體，以及這種狀況如何通過社會再造和傳遞的。本文選擇從社會排斥視角探討殘疾人就業困境的成因，深入分析社會排斥是如何造成殘疾人走向就業市場的邊緣，甚至被排斥出就業市場的。社會排斥是一個多緯度概念，本研究擬從制度安排層面、社會資源配置層面、文化性認知層面三個層面著手進行討 論。
1.制度性社會排斥
制度性排斥是指由于制度的局限性或缺漏，使得某一部分人群遭受制度的排斥而無法獲得必要的社會資源的支持，從而淪為弱勢群體的過程和現象。這種排斥在發展中國家表現得比較突出，對發展中國家來說，社會保障制度一般尚未形成體系，存在較多的制度缺漏，對許多生活事件缺乏相應的制度安排，當一部分人遇到某方面的問題而又無相應制度幫助時，就可能逐漸變得弱勢和邊緣化，社會排斥與制度因素的相關性顯然強得多。就中國而言，這種排斥是造成殘疾人就業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
美國社會學家皮奧里提出，在現代工業社會中存在著兩種勞動力市場，其一是收入高、勞動環境好、待遇好、福利優越的勞動力市場，也稱為第一勞動力市場；其二是工資低、工作條件差、就業不穩定、福利低劣的勞動力市場，稱為第二勞動力市場。兩個勞動力市場是相互隔絕的，第一市場的求職者寧愿等待就業機會，也不愿到第二市場中謀職，而第二市場的失業者也根本不可能進入第一勞動力市場。第一市場和第二市場之間的區隔并不是純技術的，更多的是一種制度性的隔離。我國殘疾人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受排斥狀況主要表現為：失業或被排斥出勞動力市場及處于第二勞動力市場。目前我國的殘疾人就業制度不夠完善，現存的法規權威性又不夠，甚至出現一些政策的不協調。例如：在處罰拒絕接收殘疾人就業的用工單位和表彰接收殘疾人就業的用工單位時，沒有賞罰分明的有效制度，不利于創造公平合理的殘疾人就業環境；而福利企業中的“四殘”職工認定政策不協調，造成某類殘疾人的就業遭到排斥，根據民政部、勞動部、衛生部、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社會福利企業招用殘疾職工的暫行規定》，殘疾職工應包括：視力殘疾者；肢體殘疾者；聽力、語言殘疾者；智力殘疾者。但是，近兩年來，國家稅務總局在對殘疾職工認定上只限于“四殘”（盲、聾、啞及肢體殘疾），將智力殘疾排除在外，使雇用智殘員工的企業不能享受退稅。因此，由于制度的缺漏和不完善，大多數殘疾人往往被排斥在第一市場之外，甚至被完全排斥出勞動力市場成為失業者。另外，受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影響，農村殘疾人口的就業幾乎不受政策的保護，處于自我保護狀態，他們基本是完全被排斥在勞動力就業市場之外的。
2.資源配置的社會排斥
(1)信息資源的排斥。充分的信息資源是個體獲取就業機會的重要途徑，而信息的獲取方式主要有兩種，即正規的制度化的途徑和非正規的非制度化的途徑。前者主要指由國家或各地方政府規劃、制定的，為就業者提供就業信息服務的方式；后者主要指個體通過自己的社會關系網絡獲取就業信息的方式。對殘疾人而言，前者提供的機會較少，盡管在各級政府政策的強制性要求和殘聯的倡導下，很多省市都開設了殘疾人就業網站，有些地區還舉辦了殘疾人就業招聘會，但其實效很差，很多招聘單位只是迫于壓力走過場，沒有真正招收殘疾員工的意思。而第二種途徑則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社會關系網的好壞決定其就業機會的大小和就業的好壞，有關系就能找到工作，沒關系就業幾率就很小。中國殘疾人家庭主要分布在農村，城市殘疾人家庭也多是一些貧困家庭，其父輩社會關系網較為薄弱，而殘疾者由于個人的缺陷往往不愿意與他人交往，這樣使得本就沒有什么社會地位的殘疾人的社會資本變得更為單一和薄弱。信息獲取渠道的閉塞，導致了殘疾人在就業市場中的邊緣化。
(2)公共設施資源的排斥。公共設施是社會為方便其社會成員的工作和生活提供的一系列服務設施。為殘疾人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務設施是保障殘疾人融入社會的重要條件，有利于實現“平等、參與、共享”的社會目標。殘疾人公共服務資源包括：文化體育服務設施、無障礙設施等方面。其中無障礙設施是保障殘疾人外出工作的基礎條件，它的缺乏，無疑會影響殘疾人的外出工作。在政府的努力下，我國無障礙設施建設取得了較大進展，一些發達大中城市的主要道路和商場、機場等公共建筑物及居民住宅，都設置了一批盲道、扶手等無障礙設施，不少電視臺開辦了電視手語新聞欄目，但目前這些無障礙設施還遠遠不能滿足殘疾人工作、生活的需要，例如：高層電梯、地鐵等公共場所沒有設立無障礙通道或沒有投入使用，許多中小城市除了常見的盲道外基本沒設立什么無障礙設施，連公共汽車都經常不報站，更別說其他設施了。無障礙設施的提供不足或使用率還很低，甚至有些設施閑置不用。這種狀況主要源于制度上的排斥，導致他們資源分配上的邊緣化，他們弱勢的地位，使他們喪失公共話語權，因此，人們不會過分地關注他們需要什么，怎樣為他們提供便利，怎樣保證他們正常工作和生活，忽略他們的生存與發展狀況，從而直接影響了他們順利地開展工作。
(3)教育資源的排斥。教育是提高個人素質和能力的重要途徑，接受的教育和職業培訓層次越高，個人的生活能力就越強，獲得工作的機會就越多。因此，對于殘疾人就業而言，教育顯得尤為重要。但縱觀我國所有關于殘疾人教育的法律條文,不難發現相關的法律條文都過于籠統、不便于操作,殘疾人教育保障體系并不健全。長期以來,殘疾人遭到的教育排斥十分嚴重。據全國第二次殘疾人抽樣調查統計, 2006年，全國殘疾人口中，15歲及以上殘疾人文盲人口(不識字或識字很少的人)為3591萬人，文盲率為43.29%。6～14歲學齡殘疾兒童為246萬人，占全部殘疾人口的2.96%，學齡殘疾兒童中，63.19％正在普通教育或特殊教育學校接受義務教育，但中等以上的教育水平仍舊不理想，盡管1984年后修改了體檢標準,每年有1700人左右符合政審、成績和體檢標準,應被大學錄取,但每年仍有900人被排斥于大學之門外。到2006年，具有大學程度(指大專及以上)的殘疾人為94萬人，僅占殘疾人總數的1.1%。初級教育是教育的基礎，發展至今殘疾人的初級教育入學率仍舊無法與健全兒童的入學率相比，從而影響他們接受高層教育的機會，同時針對殘疾人的職業培訓機構也極少，導致了殘疾人就業市場的弱勢地位。
3.文化認知層面上的社會排斥
(1)認知偏差：偏見和歧視。一個群體對另一個群體的偏見根源于兩個群體的差異性及彼此缺乏溝通，這種認知上的偏見往往導致行動上的歧視，殘疾人就業機會的缺乏，較大程度上是文化價值觀上的歧視與偏見造成的。宏觀的社會結構和社會價值觀念,在形成有關殘疾的文化觀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中外文獻中，我們不難發現無論中國還是外國，在一定的歷史時期都曾對殘疾人做出過負面、扭曲的理解。珂維曾經把人類社會分為“神的時代”、“英雄的時代”、“人的時代”三個階段。“神的時代”和“英雄的時代”可謂是無知和迷信的時代，人們往往從宿命論出發,認為殘疾是上天(神明)對一個人的懲罰，形成了宿命論的殘疾人觀。而在中國社會中，“殘”即“廢”的觀念嚴重地損害和歪曲了殘疾人的形象，并成為社會主流價值觀念的一部分。隨著社會的進步，這種觀念仍沒有得到徹底的改變,仍有意識、無意識地控制著人們的想法和行為，盡管法律明文規定了殘疾人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享有同其他公民平等的權利，但是由于社會偏見與陳腐觀念等非正式約束的存在,社會主導群體在觀念上沒有很好地接納殘疾人,還普遍認為，殘疾人能保證基本的生存權就可以了，還需考慮什么發展權。總之,社會對于殘疾人的觀念上的排斥,是殘疾人參與社會和獲得平等權益的最大排斥,是其他各種社會排斥的根源。
(2)公眾的社會責任感缺乏。西方發達國家殘疾人的就業權益和其他權益能得到較好的保障，是與它們充分的社會責任感和濃郁的慈善意識分不開的。在西方，受基督教神學中的“恩寵論”的影響，人們從小受到感恩觀念熏陶和回饋社會的教育，培養了公民的公益意識。而由于受傳統人倫道德的影響，中國人的慈善觀是由血緣人倫向外推及的慈善，難以產生對素不相識的人的關懷，缺少現代公益的基因。據一份慈善公益組織的調查顯示：國內工商注冊登記的企業超過1000萬家，有過捐贈記錄的不超過10萬家，即99%的企業從來沒參與過捐贈，只有1%的企業曾經參與捐贈。因此，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國殘疾人慈善事業起步還較晚，缺乏民間基礎，加之一些部門領導不太重視，或是分而不管，或是表面應付，又或是對執行殘疾人的優惠政策不感興趣，尋找各種理由拒不執行，扶殘助殘意識淡薄，這種現代公益基因的缺失，使本就遭受偏見和歧視的殘疾人更是孤立無援，在無助中，被推向就業市場的邊緣。
綜上所述，殘疾人的就業困境主要是多重社會排斥的后果，因此，要改善這種狀況，促進殘疾人融入主流的就業體系，必須盡量消除社會排斥的影響。首先，作為公共產品的提供者，政府應充當合理規則的制定者，建立完善的殘疾人就業制度，為殘疾人就業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其次，在資源配置方面，完善殘疾人就業信息服務體系，加強無障礙設施的建設，建立明確、權威的法律制度，讓殘疾人遇到教育不公問題時有法可依；最后，應通過多種渠道培養人們正確的價值觀，消除對殘疾人的偏見和歧視，培育社會責任感，共同關心殘疾人的生存與發展，但偏見的消除是個雙向互動過程，需要公眾和殘疾人的共同努力。
作者單位：貴州民族學院社會發展學院
參考文獻：
（一）有助于培養學生觀察與分析經濟現象的能力
計量經濟學重在培養學生基于經濟學理論觀察社會經濟現象，勇于提出問題。譬如，在研究通貨膨脹時，學生應回顧成本推動型、需求拉動型等通脹形成機制，思考這些理論能否解釋現實。以始于2009年下半年的通貨膨脹為例，顯然，每個人都經歷與感知到了該輪通貨膨脹對自身的影響，企業家感覺到原材料上漲，居民感覺到菜價上漲，學生發現食堂飯菜價格上升。對于計量經濟學的學生來說，首先要思考此輪通脹的原因與貨幣供給過多是否相關，進而要思考此輪通脹與過去通脹是否存在相同特征。教師要將這些問題引入課堂，適時引導學生思考與研究社會經濟現象，這實質就是培養學生學習與研究計量經濟學的能力。
（二）有助于培養學生研究社會經濟現象的能力
計量經濟學教學是引導學生應用經濟學理論理解經濟問題的過程。由于社會經濟現象的形成機制非常復雜，對同一經濟現象經濟學家存在不同的看法。經濟學理論和計量經濟學方法發展日新月異，這種快速的知識更新使得師生需要不斷學習與研究。此外，經濟現象本身也伴隨經濟體制、運行機制與經濟結構的變化而發生復雜變化，對這些日益復雜的現實經濟現象的深入考察，也考驗著我們運用計量經濟模型的能力。因此，深刻理解經濟現象及其背后的機制，重在能否正確應用計量經濟學。仍以通脹現象為例，學生可能首先聯想到的是貨幣需求函數，此時，教師可以引導學生比較分析消費價格指數（CPI）與廣義貨幣（M2）的時間序列數據。通過觀察，M2增速于2009年起快速下降，但與此同時，通脹卻表現出持續上漲的態勢。該現象提醒我們，若以非線性貨幣需求函數建模，則可以揭示通脹與貨幣需求間的復雜關系。為此，適時引導學生針對我國特定的數據，探索性研究通脹與貨幣需求間的復雜關系，能夠培養其學習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三）有助于培養學生研究計量經濟理論的能力
高等教育的重要落腳點是開發學生創新能力。在計量經濟學學習中，學生的創新能力體現于能否發展計量經濟學理論。比如，通過引導學生觀察通脹現象，逐步提出以下問題：如何檢驗通貨膨脹與M2是否是平穩序列？這兩個變量是否存在協整關系？該關系是否具有非對稱、非線性的特征？怎樣檢驗與估計非對稱、非線性的長期均衡關系？要回答以上問題，必須學習與發展計量理論，這需要我們拓展既有非平穩時間序列分析的理論與方法。因此，在研究中準確理解與應用相關理論與方法，特別是針對數據特征拓展計量理論，是培養與提升學生學習與應用能力的重點。
二、計量經濟學教學實踐改革路徑
現代計量經濟學的主要內容有：單位根檢驗與基于非平穩變量的建模技術；描述經濟現象復雜動態性的模型；使用面板數據建立的模型。這些理論與方法與之前的經典計量經濟學相比存在較大區別，為使教學與現代計量經濟學的發展相適應，許多教師從教材改革、教學方法創新、突出實驗教學等角度思考了計量經濟學的教學方法改革?；谂囵B學生能力這一角度，借鑒以往教學改革的有益建議，結合我國計量經濟學教學的現實狀況，在計量經濟學教學實踐中，嘗試從以下方面踐行教學活動。
（一）立足引導與啟發
首先要清晰講授相關概念、理論和方法，梳理知識之間的內在聯系，適時對學生提出問題，培養其智能。例如，在講解參數估計量的線性無偏最小方差性質中，應分析估計量是被解釋變量的線性樣本組合，從而引導學生認識估計量的本質，在理解估計量為一個隨機變量的基礎上，提出其是否服從特定的分布，最終引導學生理解估計量的方差以及對備選估計量的方差分析比較。基于估計量的有效性，再講解漸進無偏與漸進最優估計量。接下來，適時展示線性無偏最小方差估計量的仿真結果，以此引導學生理解基本的計量經濟理論，把引導學生學習和“教會學生學習”一體化。
（二）貫穿“理論、方法和應用”三位一體
在教學中因勢利導，從經典計量經濟學適當拓展到現代計量經濟學，并據此闡釋計量經濟學的相關理論，注重學生的學習反應，清晰介紹相關前沿理論。培養學生學習與應用計量經濟學的能力重在：一要闡釋回歸分析的產生背景及其內涵；二是要培養學生根據我國數據構建計量模型的能力；三是要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對講授內容進行延伸。計量經濟學前沿的理論與方法集中在文獻中，應根據學生的知識基礎與結構從教材延伸至文獻中。比如，在講授異方差時，適時引出ARCH模型及其應用；在講授面板模型時，適時延伸到動態面板模型與廣義矩估計，并結合我國各省市城鎮居民收入的面板數據，介紹動態面板模型和廣義矩估計的分析思路。這種適時適度地引申新的知識，不但使學生深入理解基礎概念，還啟發學生拓展知識進行應用研究。
（三）充分利用蒙特卡洛仿真技術
針對學生對計量經濟學理論望而生畏的現狀，我們利用蒙特卡洛仿真技術，通過編程將計量經濟學中晦澀難懂的估計與檢驗理論轉化為仿真結果，使得學生對抽象數學公式的模糊認識，轉化為對仿真圖形直觀深入的理解。比如，線性無偏有效估計量的統計含義，既是參數估計中最基礎的知識，又是大多數學生難懂的部分。在教學中采用仿真實驗和仿真圖形，讓學生對抽象的計量理論產生直觀的認識。又如，模型的誤設定（如隨機誤差項的異方差性）及其導致的相應后果，是學習傳統線性計量模型基本假設的重點，由于需要較強的數理統計學基礎，這部分內容不但學生難理解，也是教師難以詮釋清楚的問題。通過仿真實驗結果能夠形象展示違背經典計量經濟假設下所導致的結果，促進學生對設定正確模型的重要意義產生深刻理解。這種仿真實驗的教學模式不僅避免數學方面繁雜的推導過程，防止學生對計量經濟理論“望而生畏”，還培養了其創新性的學習與研究能力。
三、計量經濟學教學創新策略
不斷創新教學方法，培養學生對計量經濟學的學習興趣與解決問題的能力，是“學生主動學習”與“干中學”這種新型教學理念的出發點與落腳點。在教學實踐中，我們采用如下策略。
1.在課堂講授中有意識地提出問題，與學生互動，共同討論問題，適時延伸問題，將學生引入到對相關前沿文獻的學習。例如，為何采用標準差衡量估計量的精度？OLS與廣義GMM的估計原理區別在哪？單位根檢驗統計量的概率分布為何區別于常規分布？通過不斷提出類似問題，與學生“互動式”討論并且解答問題，不僅可以啟發學生的思維向深度與廣度發展，還有助于激發其學習積極性。
學校社會工作是專業社會工作者運用社會工作的理論、方法和技術，對正規貨非正規教育體系中全體學生，特別是處境困難學生，以及與學生相關的教師、家長、學校和社區提供的專業服務。
（二）倫理困境
倫理困境是指當專業核心價值中對專業人員要求的責任與義務發生相互沖突的情形；而社會工作者必須決定何種價值要優先考量。
二、社會工作中的倫理困境概述
社會工作倫理是社會工作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當社工在具體工作中遇到兩個或兩個以上相互沖突的價值時，倫理困境就會產生。其實，倫理困境之所以會產生，是因為價值觀的不同，有個人價值觀與專業價值觀的不同，專業價值觀與機構價值觀的不同，機構價值觀與個人價值觀的不同。社會工作中主要的倫理困境有：保密和隱私權；案主自決還是干涉等等。
三、學校社會工作中的倫理困境及對策分析
（一）保密和隱私權
1.案例
A同學剛上大一，本來軍訓好好的，但近些日子她突然變得心事重重，頻繁請假，學校社工在介入到這件事之后，了解到A同學竟然懷孕了，她說自己和男朋友已經商量好這個周末就去醫院做人工流產，希望社工幫她對學校的輔導員、同?W還有家人保密，并且希望社工能陪她去醫院做這個手術。
2.倫理困境
從上述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出，案主是希望社工保密的，面對這樣一個情境，如果保密，讓她悄悄去做手術的話，也許會有事，也許會沒事。但我們都知道，人工流產手術具有一定風險，這個后果社工能承擔得起嗎？胎兒也是一種生命，如果替案主保密打掉小孩的話，也違反了社工的專業價值觀，但如果社工不幫助案主進行保密，將案主的事情告訴她的老師和父母，案主又會受到很大的傷害，甚至會產生自殺的念頭，不利于案主今后的生活，案主也會對社工失去信任。這就造成了案主的隱私權和家長的知情權這樣的一個沖突。
3.對策分析
眾所周知，隱私對每個人來說都很重要，作為社工有義務去保護案主的隱私權。但學校社會工作的對象不僅僅是學生，還有與學生相關的家長、教師、學校等。老師享有對自己的學生，家長享有對自己的孩子的知情權，社工在介入的過程中有義務告訴他們案主的實際情況。保密并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因此社工比較正確的做法是將案主的實情告訴案主的父母，在這個基礎上我們要努力做到最小傷害。具體的做法我認為可以是這樣的：首先社工要與案主面對面的談心，幫她分析每一種選擇帶來的后果是什么，鼓勵她應該把這件事告訴父母，然后和她一起討論是案主自己將事情告訴父母，還是由社工告知。社工可以為案主向其學校老師和同學保密，將給案主帶來的傷害盡可能的降低。
（二）案主自決還是干涉
1.案例
學生小張，高中時期從農村中學轉到某市一流中學上學。上學第一天，因為一直低著頭受到語文老師的批評，從此一看到語文老師就害怕，總擔心老師會批評他，他覺得在學校過得十分不開心，認為自己不適合在學校學習，于是他便曠課去打工，并作出退學的決定。但小張的父母出于各種原因考慮，還是希望他能夠繼續上學，于是便向學校社工尋求幫助，在介入過程中，案主屢屢要求輟學打工，他覺得自己成績差，讀書也沒什么用，還不如出來打工。
2.倫理困境
社工應不應該遵循案主自決原則，同意案主輟學打工呢？做出這樣的決定之后，是否有利于案主未來的人生發展呢？案主會不會后悔呢？當社工對案主的專業判斷與案主堅持輟學打工的想法背道而馳時，我們應該怎么辦呢？這里的倫理困境便是案主自決與案主利益最大化的問題。
3.對策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