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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哲學的認識論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二、從哲學的“普遍規律說”推導出教育學的“一般規律說”
傳統哲學教材將哲學的研究對象定義為關于自然、社會、人類思維的普遍規律。這個認識論上的A導致了教育學、教育哲學、德育學等都是探討自身領域的一般規律的科學。除非我們認定教育學就是認識論,否則,這種定義依據何在?1982年華中師范學院教育系等五所院校編著的《教育學》指出:“教育學是研究教育現象及其規律的一門科學,諸如教育本質、教育目的、教育制度、教育內容、教育方法、教育管理等等,都是教育所要探討的問題。”所有的教育探討都被納入規律性探討。什么是規律?薛天祥主編的《高等教育學》指出:“按照《辭?!飞系慕忉?,規律,亦稱法則。事物發展過程中的本質聯系和必然趨勢。它是反復起作用的。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發展規律。規律是客觀的,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人們不能創造、改變和消滅規律,但能認識它,利用它來改造自然界,改造人類社會,并且限制某些規律對人類生活的破壞作用。……科學的任務就是要揭示客觀規律,并用來指導人們的實踐活動。從以上定義中,我們可以看出規律具有以下的一些特性:客觀性……普遍性……必然性……”依此,教育理論探討的所有問題都是客觀性、普遍性、必然性的規律探討。儒家經典著作《大學》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至善的人格追求就不是也不可能是由純粹規律性的探討得出的。教育不應該以探討教育之意義、價值為己任嗎?我們總是埋怨我國教育學受到凱洛夫主編的《教育學》的知識中心論的影響。凱洛夫的《教育學》也有研究對象,他認為:“教育學的研究對象就是青年一代的教育。”這個定義的認識論色彩尚不強,我們的教育學比凱洛夫的《教育學》有更強的認識論色彩:凱洛夫所研究的是“教育”,而我們已經狹窄到了認識論上的“客觀規律”。今天,一些學者對這種教育理論進行了質疑,有學者在《試論教學認識的本質》中指出:“倘若有人試圖在教學領域找到去情景的不變本質和普遍規律,從而建立一門‘教學科學’,并夢想使自己成為教學領域中的‘牛頓’,這不僅是在等待一列永遠不會到來的火車,連車站也等錯了”。還有學者在《關注教育事件》中指出:“在規律面前,人們沒有想象或創造的自由;人們唯一要做的就是按照規律行事就可以了。所以教育活動不過是‘教育規律’的‘例行公事’罷了。談論教育的主體性、創造性、自由性可以被認為是對規律的破壞。”教育理論僅止于探討、發現客觀規律和傳遞這種知識,必然會造成如下局面:“課程與教學圍繞知識而形成了一個層層控制的‘金字塔’:發現或發明知識的專家高居‘金字塔’的頂端,最有權威;廣大中小學生因其經驗、知識的貧乏,而不得不被壓在‘金字塔’的底部;教師處在‘金字塔’的中間,他們在專家面前只能服從,在學生面前又是權威,其人格是雙重的。”如果教育僅止于探討客觀規律,就必然導致知識中心(教育所追求的就是反映客觀規律的知識);必然導致專家與教師中心的教育(因為他們的知識量與學生的知識量是一桶水與一碗水的關系);必然導致灌輸論(因為向學生灌輸知識比引導學生發現知識更經濟)。除非教育學以完善人格、揭示教育意義為己任,否則,難以克服這些傾向。盡管人們寫了很多克服這些教育傾向的論文,但都是針對具體學校教育層面,沒有反思A。一旦談及教育基本理論,又不自覺地回到了理論的出發點。理論變革以不“破壞”總體語境為限。A框架使人們處于認識論的“洞穴”之中,不能直面太陽,達不到教育之澄明。
三、將從“現象到本質的認識方法”作為教育學研究的唯一方法
薛天祥主編的《高等教育學》指出:“學科的科學理論體系,一般認為首先應當確定它的邏輯起點,從邏輯起點出發,借助邏輯手段,按照學科的內在規律,層層推導,逐步展開,從抽象上升為具體,構成嚴謹的邏輯系統。”人們設定教育學理論一定是一個嚴密的邏輯體系,并且是從一個邏輯起點推導出來的。但誰能為人生的意義、教育生活的意義找出一個邏輯起點?郭爾凱哥爾說過:一個邏輯體系是可能的,一個生活的體系是不可能的。固然,依據認識論是可以使人們區別必然與偶然,尋求因果關系,觀察現狀與遠景,把握目的與手段,使人們權衡與計算,這就是教育學的全部嗎?該書認為理論體系研究的方法論有兩條道路:“在第一條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在第二條道路上,抽象的規定在思維的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該書解釋:“‘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它指明了在理論思維中形成理論認識的先決條件是獲得完整的表象。辯證唯物主義認為,認識論的第一個前提無疑就是:感覺是我們知識的唯一源泉。人的認識只能來源于感覺經驗,由感性的認識上升到理性的認識……從完整的表象中獲得了抽象的規定,但并不意味著思維發展的結束。為了在思維中再現出客觀發展變化進程,我們還必須踏上第二條道路:‘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這就是說,我們必須根據辯證邏輯的要求,運用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充分揭示客觀事物從簡單到復雜,人類思維從低級到高級的過程。”如此,教育學思考就只有從感性到理性的一條思路。它帶來教育研究的如下問題:其一,沒有一部教育學是依據黑格爾的《邏輯學》、馬克思的《資本論》那樣按照認識論上的整(完整的表象)—分(抽象的規定)—合(走向思維具體)建構出一個邏輯體系的。例如,薛天祥主編的《高等教育學》中指出:高等教育的本質是“培養完成完全中等教育后的人,使他們成為具有高深知識的專門化的人才活動。這就是‘高等教育’最一般、最普遍、最基本的屬性”。從認識論上講,“本質認識”已經走向了思維具體,這個“高等教育的本質”是如何按照“兩條道路”走過來的,語焉不詳。它作為“最一般、最普遍、最基本的屬性”究竟處于兩條道路中的哪個階段(是邏輯起點還是邏輯終點)不得而知。仔細推究,這個定義根本就不是從邏輯起點中推導出來的,而是從高等教育與中等教育比較中得出來的。這使教育學研究常常前言不搭后語。其二,認識論的研究方法未必就是理論研究的唯一方法。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談到貨幣時曾大段引用莎士比亞的詩句,指出:“莎士比亞把貨幣的本質描繪得十分出色。”這說明,揭示事物的本質未必一定要依靠認識方法。馬克思從未說過兩條道路是理論研究的唯一方法,更沒有說過教育學只能如此研究。美學就不是認識論,美育就不是認識論下的教育。
“自在之物”、“現象”兩者的區別主要表現在能否被人的認識范圍所覆蓋。康德認為:“感官永遠而且絲毫不能使我們認識自在之物,而只能認識自在之物的現象”①,“現象不是自在之物本身,而是我們的感性直觀的表象。”②康德又進一步說:“感性認識決不是按照物本身那樣表象物,而是僅僅按照物感染我們的感官的樣子表象物,因此它提供理智去思考的只是現象而不是物本身。”③ “因此,純粹理智概念一旦離開了經驗的對象(即‘現象’)而涉及自在之物(本體)時,就毫無意義。”④ “如果我們對于任何一個對象還希望知道得多于這個對象的可能經驗所包含的東西,或者對于我們認為不是可能經驗的對象的任何一種東西還要求哪管是一點點知識,按照它自在的樣子來規定它,如果我們這樣希望那就很荒謬了。”⑤從上述引述可見,康德把“現象”置于認識范圍之內,把“自在之物”放在認識范圍之外。“自在之物”作為獨立于人之外的存在,通過樣式的雜多表現出自身的無序,而雜多的“自在之物”樣式經感性直觀成為現象而進入人的認識范圍之后,經過智性的綜合統一成為有序的連結。從這個角度就可從把“自在之物”和“現象”的區分、對立理解為客體存在的無序和主體知識的有序的區分、對立。這種對立在認識論上具有重要的意義:一方面,避免把客體世界看成是主體世界的演繹或外化(物化)的成果的錯誤;另一方面,避免用無序的客體存在規范有序的主體知識的錯誤,如果以無序規范有序的話,那任何知識都沒有客觀有效性。
“自在之物”、“現象”兩者的相互聯系主要表現在兩者互為前提,同時被規定同時存在??档抡J為,“自在之物”是相對于“現象”而言,沒有“自在之物”就沒有“現象”;同樣,“現象”也是相對于“自在之物”而言的,沒有“現象”也就沒有“自在之物”。“既然我們有理由把感官對象僅僅看做是現象,那么我們就也由之而承認了作為這些現象的基礎的自在之物”,“理智由于承認了現象,從而也就承認了自在之物的存在,并且因此我們就可以說,把這樣的東西表現為現象的基礎,也就是說,它不過是理智存在體,這不僅是可以容許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⑥
在理解康德的“自在之物”、“現象”關系時,不能只看到區別、對立的一面,還要同時看到聯系、統一的一面。如果在“自在之物”和“現象”之間,劃上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兩者之間截然沒有聯系的話,就必須以設定兩者的固定化為前提:“自在之物”不再對“現象”發生影響,完成了對主體認識的刺激作用而自在自為;“現象”界作為對“自在之物”樣式的主觀感受也已經得到了全面完成而關上了自己的大門。這種固定化至少有二種可能:一是認識活動一經觸發推動,就可以離開始初動力(即離開“自在之物”)進入純認識狀態中,擺脫了“自在之物”作為客體的制約而無限增長。對此,康德早有警覺,“假如理智不留心防止把主觀的表象樣式當做客觀的表象樣式,錯誤的判斷就很容易產生,那么人們就說它們似乎是后退。然而假象不能算在感官的帳上,而應該算在理智的帳上,因為根據現象來下一個客觀的判斷的是理智。”①二是認識活動以固定的界限(即“自在之物”和“現象”之間不可更改的鴻溝為界)為終點,當認識到達這個終點時,認識就無法再展現自身的魅力,換句話說,認識終結了。既然如此,理性的存在就沒有必要,知識無限成了一句空話。這樣,如何理解康德所說的:“通過連續的經驗和經驗通過理性的統一,我們對自然界的新性質、新力量和法則將不斷得到發現,這種前途也是無止境的。”②
二、“自在之物”和“現象”相互依存統一于理性
“自在之物”和“現象”相互依存,統一于理性。康德說:“我們的理性在我們知道的東西同我們不知道的、永遠不知道的東西的這一連結上采取什么態度?這是已知和完全未知(并且永遠停留于未知)的一種實際連結;而且即使未知決不能被知道得多一點(事實上不能希望知道得更多一點),但無論如何這種連結的概念是能夠規定,能夠弄清楚的。”接著又說:“因為理性只有在作為自在之物本身的這些東西上才得到徹底和滿足,而這種徹底和滿足是它永遠不能希望通過現象從其同質的根據中得出來的;因為現象實際涉及與它們本身不同的什么東西(即完全異質的東西),這是因為現象永遠以自在的東西為前提,并且從而揭示這個自在的東西,不拘我們能不能更進一步地認識它。”③康德這里所說的“理性”可以看作是他的認識論總體。“現象”是康德認識論的思想原料,由于包含了感性直觀因素,加入了認識主體作用的因素,已不是純客觀的了,因而“現象”不能作為知識客觀性的依據,也就不能滿足“理性”——認識論的要求了。
康德的認識論大廈既需要結構——以“現象”為起點的“先驗”原則,也需要材料——“自在之物”對感官的作用。當然,“自在之物”本身不可能充當大廈的材料,(如果“自在之物”直接充當材料的話,那知識論大廈就可以封頂了,知識發展終止了。)而僅是“自在 之物”的樣式。“自在之物”本身是無條件的,無法窮盡的,這正是認識論大廈建設的需要。所以,康德充滿信心地說,已知(即“現象”)和未知(即“自在之物”)的連結,是無論如何“能夠規定,能夠弄清楚的。”“自在之物”和“現象”的界線不是絕對的,是可以轉化的。“理性的愿望是從被制約者向它的制約者前進”④,在理性的推動下,“我們固然不能在一切可能的經驗之外做出一個自在之物本身可能是什么樣子的確定概念,不過我們也不能隨便完全遏止我們不去探討自在之物本身是什么,因為經驗永遠無法完全滿足理性,它在問題的答案上把我們越帶越遠,讓我們永遠在問題的徹底解決上得不到滿足。”⑤但對“問題”的持續接近還是完全可能的,對“問題”的接近意味著由對“問題”的未知向已知轉化即知識的增長。對過去來說是未知的,對現在來說未必未知;現在未知的,對將來未必永遠是未知的。否則,科學進步知識增長就成了沒有現實性的抽象。
知識無限增長要求知識所依賴的經驗不能停留在現在或將來的某一點上而要無止境地擴展。經驗的擴展在質料意義上就是從量上對“自在之物”的占有,通過人的感官從廣度和深度去把純客體的“自在之物”引入主體范圍,從而逼近無條件的“自在之物”。盡管這種逼近是無限的,但相對于已有經驗,無疑是擴展。在康德那里,有時把經驗等同于“現象”,有時又高于“現象”,然而不管在哪種意義上,經驗的增加總意味“現象”的增加,現象界的擴大。
總之,“現象”、“自在之物”從自身意義也好,從相互關系也好都不是固定的,無條件動態過程中的“自在之物”通過“現象”為中介,誘導知識的無限增長。這樣,“自在之物”成了知識永不枯竭的泉源,成了求知活動永遠追求的目標。在主體認識過程中,“自在之物”向“現象”轉化,認識過程也就成為由對“自在之物”的未知向“現象”的可知、已知的無窮循環往復過程。
柏拉圖哲學思想的核心無疑是理念論,尤其是在其理念論指導下建立在他著作中的《理想國》,代表了西方哲學大廈的奠基。著名哲學家懷特海認為,全部的西方哲學史都是在給柏拉圖哲學做注解。黑格爾在談到柏拉圖哲學時說到,柏拉圖的著作就是古代給我們留下的珍貴的禮物之一。
一、理念論的偏見
在《斐多》篇中,柏拉圖談到:"哲學家的任務是盡可能地讓靈魂擺脫身體,因為身體經常阻止我們獲得真正的知識。人們在進行認識的時候,'看'、'聽'等感覺都是無用的,因為身體的存在,靈魂很難獲得真理".以及他的"我們表面上是在學習,其實是在回憶"的言論。柏拉圖常?;貜偷交貞涍@一問題;尤其是在《美諾》篇柏拉圖對回憶這一問題進行了解釋說明。他認為,一般講來,沒有東西可以真正說是從學習得來,學習寧可說只是對于我們已知的、已具有的知識的一種回憶;--這種回憶只是當我們的意識處于困惑狀況時才被刺激起來的。
一般認為,柏拉圖根本不重視乃至蔑視經驗,僅僅追求一個虛無縹緲的、彼岸的理念世界,因此與"腳踏實地的"亞里士多德相比,柏拉圖更像是一個沉迷于空洞概念中的理想主義者,因此對于現實的經驗世界一無所知。哲學史中將柏拉圖的忽視感性認識歸咎于受巴門尼德的影響,梯利在《西方哲學史》中寫到"概念知識就是唯一真正知識",柏拉圖將其作為自己研究的出發點。柏拉圖以他的某些前輩,特別是巴門尼德的形而上學觀點為基礎。知識是人的理念和實際存在之物的認識所一致;知識是有其所認識的對象范圍的。真理是關于客觀實在和存在的本身以及認識存在之物的知識。我們感性認識所認識到的世界并不是世界本身的面目;它是一個變化和轉瞬即逝的世界,今天是這樣,明天又是其他樣子。但是在柏拉圖看來,這個世界只是表象和幻覺。真正的存在者是持久、不變和永恒的--它具有巴門尼德的存在的特征。只有理念能夠對自在之物本身進行永久準確的把握;它知道什么存在,什么持續,知道什么在所有的變化和多樣性中能夠永遠保持為同一個,即事物的本質形式。
基于以上柏拉圖的言論和哲學家的論斷,對于柏拉圖的理念論我們往往產生這樣一種偏見:柏拉圖是一個忽視感性認識的先驗論者,他極端地反對經驗論。
二、柏拉圖的認識論
柏拉圖之所以能夠成為柏拉圖,并且得到諸如黑格爾和懷特海等后世的哲學家的肯定,必然是和他的以感性直觀為基礎的經驗認識是分不開的,絕對不是所謂"生而知之者",如果不是他和蘇格拉底等古希臘先賢的學習,以這些知識作為基礎,那么他的知識是從何而來是無法想象的。
柏拉圖在《理想國》中說:"如果前提是不知道的東西,結論和達到結論的中間步驟就也是由不知道的東西組成的,這種情況下結果的一致又怎能變成真正的知識呢?"可見柏拉圖對經驗前提的要求是十分重視的。我們把柏拉圖的認識論概括為"第一次航行"和"第二次航行"."第一次航行"是通過知覺和經驗出發的探索,而"第二次航行"是超越經驗的形而上之旅。從經驗知識出發上升到真正的知識,也就是從"第一次航行"到"第二次航行"的過程,也是在"第二次航行"中,柏拉圖獲得了真正的知識,即理念的知識。"第二次航行"雖然超越了"第一次航行",但它必須以知識經驗為基礎的"第一次航行"為前提,并將這個前提包含在內。而這個從"第一次航行"到"第二次航行"的動力,就是愛,也稱作"愛洛斯".
三、靈魂之愛
在《會飲》篇中,賓客們分別提出愛具體的某種人來闡述"愛洛斯".而在對話中,柏拉圖借蘇格拉底之口對這些觀點進行了質疑,并且認為他們只是把美好的詞匯堆砌在愛洛斯上,并沒有認識到愛洛斯本性,只認識到了肉體之愛,沒有認識到靈魂之愛。從而對愛是什么進行理性的總結。
肉體上的愛是感性所可以認識到的,而靈魂上的愛是需要理性去升華的。通過對"愛"尤其是"對美的愛"的闡述,柏拉圖已經明確勾勒出了一個從經驗出發進而上升到理念的過程。從人的自然天性來說,人們首先會被一個"美的肉體"吸引,而隨著年齡和見識的增長,他們會發現"美"是普遍的,不是限定在某個特定的肉體上面,因此只愛一個特定的肉體是非常不明智的事情,毋寧說一個真正愛"美"的人必須愛"所有美的肉體",這正是真理之路提出的必然要求。如果沒有對美的豐富經驗,一個人怎么會認識到真正的"美"呢?正是以對"美的肉體"的愛為基礎,人們才會上升到對"美的靈魂"的愛,認識到靈魂是一個比肉體更美的東西。也只有在這個基礎上,人們才會最終認識到"美本身"或"美"的理念,把最高的愛奉獻給它。柏拉圖真正愛的對象,不僅是這個人本身,更是普遍意義的"美",既要愛"美的肉體",更要愛"美的靈魂"、"一切美的東西",最后上升到"美的理念".
柏拉圖在理想國中說:真正愛一個東西,就一定是愛它的全部,而不是僅僅愛其中的一部分而不愛其余部分。誠然,有些人只知道各種"美的東西",但不知道美到底是什么。
四、認識的層次
眾所周知,柏拉圖劃分出"可見世界"和"可知世界"兩個世界,并進而在這兩個世界內部劃分出"影像"、"實物"、"數學對象"、"理念"四個層次,這四個層次又分別對應"想象"、"意見"、"理智"、"理性"這四種知識。通常觀點我們認為柏拉圖將前兩者劃分為經驗,并且貶低它們,以此來推崇后兩者尤其是"理念".在他的柏拉圖學院門上"不懂幾何者不得入內"的標語也成為他對經驗知識的歧視的證據。這顯然是一種誤區。
柏拉圖的這四個層次無疑是連續、完整的。是一個自下而上,然后又自上而下的過渡和延續,因此實際上只有一種完整的知識,而單純的理性知識無論如何高超,都必須是從經驗上升而來。就對于理念的認識而言,如果一個人沒有事先認識到想象、實物、數學對象等,那么他也不可能認識到理念,換言之,一個人必須先具有"意見",然后才能獲得"知識".
五、結語
基于柏拉圖是蘇格拉底的學生,筆者認為柏拉圖的"理念論"也是受到蘇格拉底的歸納論證和尋找普遍定義而得來的,盡管在理念論中有很多先驗論觀點,但是總的來說,理念論是從下至上的一個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上升過程。
參考文獻
[1]柏拉圖。柏拉圖全集[M].王曉朝,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中圖分類號:B821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0992(2011)04-0177-01
20世紀80年代,余華以先鋒的姿態闖入文壇,他的暴力美學、“暴君式”的敘事方式曾受到了人們的爭論與探討。90年代初,余華的《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兩部重要代表作的相繼問世,在文壇上引起了不小的轟動。憑著這兩部作品余華在國外屢屢獲獎,給中國當代文壇以巨大的鼓舞。這個階段的余華已將將視角轉到對于底層民眾的生存問題,以一種悲憫的姿態發出人道主義的吶喊,引人深思。
生命的堅韌――《活著》
17世紀的思想家帕斯卡爾就說:“我們永遠也沒有在生活著,我們只是在希望生活著:并且既然我們永遠都在準備著能夠幸福,所以我們永遠都不幸福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盵1]這些話十分精準地詮釋了《活著》所要表達的“人,可以堅韌地活著”的思想主題。曾被認為“血管里流淌的不是血,而是冰喳子”[2]的余華認為 “‘活著’在我們中國的語言里充滿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來自于喊叫,也不是來自于進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賦予我們的責任,去忍受現實給予我們的幸福和苦難、無聊和平庸?!盵3]小說一開始就描述了福貴的形象,“我看到老人的脊背和牛的脊背一樣黝黑”[4] “老人黝黑的臉在陽光里笑得十分生動,臉上的皺紋歡樂地游動著,里面鑲滿了泥土,就如布滿田間的小道”[5]。一個家庭的苦難的故事就從對一個承受歲月蹉跎的老人的描述展開。福貴一家人以受難者的形象出現,這是在社會動蕩年代底層人無法擺脫的身份――永遠的受難者,這也是余華一直信奉的理念――人生來是要受苦的。無論怎樣的掙扎都不免于被迫承受并承受到底的命運。
從《活著》的文本中,顯然可以看到死亡與貧困造成了福貴一家人坎坷多難的生活,而貧困又是直指死亡的。鳳霞的啞巴,因為沒錢供有慶上學而被迫將鳳霞賣給別的人家,家珍由于不舍得花錢看病而死,苦根則因為長期的饑餓吃豆子飽食撐死。余華也隱約地向讀者表達著社會環境給底層人的生活雪上加霜,而實際上,正是由于社會致使人們的生活如此的艱難。福貴被抓去當壯丁,有慶因為獻血過多而死亡。余華并無意將矛頭指向社會,他只是客觀地呈現底層人所面臨的種種不幸,但這些不幸都直指死亡。
一系列的“死亡”使得《活著》充滿了藝術的張力與細膩的情感,用反復的死亡來表現死亡對活著的人的不停息的折磨,并由此展現福貴歷經多次死亡后超脫、曠達,看透生死的心境。福貴,作為底層人的縮影,經歷了最最痛的苦難,他對于命運沒有任何的反抗方式,唯有活著,而這恰恰是對于命運、對于死亡最好的反抗方式,一種無聲的反抗,一種對命運驕傲的嘲笑。憑借這樣一種人類最基本的生存狀態,福貴平靜地活著,不再有任何的欲求,只想活著,“做人還是平常點好,爭這個爭那個,爭來爭去賠了自己的命。像我這樣,說起來是越混越沒出息,可壽命長了我認識的人一個挨著一個死去,我還活著”[6]。更為意味深長的是,他對那頭同樣叫著“福貴”的牛說的話,在小說的開頭和結尾兩次出現,“今天有慶、二喜耕了一畝,家珍、鳳霞也耕了有七、八分田,苦根還小都耕了半畝。你嘛,耕了多少我就不說了,說出來你會覺得我是要羞你。話還得說回來,你年紀大了,能耕這么些田也是盡心盡力了”[7]。從平靜歸于平靜,而中間的敘述仿佛是在說別人的故事,似乎沒有引起福貴自己心里絲毫的波瀾。福貴的心里并不是萬念俱灰、行尸走肉般地存活著,他依舊想念自己的親人,回憶往事,,以一種鮮活、曠達的生命狀態存在著。沒有歇斯底里的喊叫,沒有痛不欲生的嚎叫,福貴只是娓娓道來這如此多難、坎坷不幸的一生,默默體會著一份只屬于他自己的生命歷程,展現一種面對死亡的超脫與平靜,譜寫一曲生命堅韌的光輝篇章。
謊言的力量――《許三觀賣血記》
在《許三觀賣血記》中,余華一向著迷的“死亡”主題已經不復存在,而一貫“冷漠無情”的余華卻用幽默輕松的喜劇式的文筆講述了一個送繭工許三觀長達半個世紀的賣血的故事。幽默成了人類超越困境的一種坦然態度,一種生活的智慧,而不僅僅是文學的手段。同樣是作為底層人,許三觀沒有像《活著》中的福貴那樣有著刻骨銘心的苦難經歷,而實際上,大多數底層人并不是都像福貴那樣經歷大災大難,多是如許三觀這樣被日常生活中的事務纏身。
在小說的一開始,一個巨大的謊言就已經形成。許三觀與爺爺的對話,與四叔的對話,以及桂花的退婚,都證明了沒有賣過血的人身子骨不結實,只有通過賣血才足以證明身體的強壯。當許三觀出于好奇和阿方、龍根去賣血后,得到了三十五元錢,并順利地把“油條西施”許玉蘭娶回了家。在這個地區根深蒂固的賣血即是身體好的觀念下,許三觀第一次嘗到了賣血的甜頭。而許玉蘭試圖以她父親的話來戳穿許三觀等人許久以來的謊言時,此時的許三觀已經將謊言“轉化”為了真理,而確鑿的事實擺在眼前,許三觀也得意于自己的賣血經歷。許三觀等人也同樣明白血是人身上寶貴的資源,所以每次賣血前后,都有一套莊重的儀式。賣血前先要喝上碗水,認為是把血沖淡了,賣血后一定會到勝利飯店去吃爆炒豬肝,喝上二兩黃酒,還要把黃酒溫一溫。許三觀等人認為豬肝是補血的,黃酒是活血的,這體現的正是對生命的尊重與崇拜,而這套儀式反過來又重新鼓勵人們去賣血,正是這套儀式告訴人們,雖然血是人身上寶貴的資源,但卻是可以通過這一套儀式而重新獲得的,而不會引起人們內心對于賣血這件事的恐懼。于是人們就在賣血這件事上心安理得,而一個巨大的謊言就這樣被人類莊嚴的儀式天衣無縫的掩蓋了。
小說中許三觀執著地相信這個謊言,顯示出荒誕的色彩,“在荒誕的世界中人最終能夠堅持一種信念――擔當荒誕即是歡樂”[8]。許三觀十二次賣血,七次是為了一樂,一次是為了二樂,一次是為了全家。在《許三觀賣血記》中,每當家庭遇到困難時,許三觀就到血站去賣血,拿到三十五元錢。生活每一次都因為許三觀的賣血而有所好轉,雖然余華筆下的賣血顯得并不血腥與殘忍,只是一個單純的輸入輸出的過程,但是血畢竟是人身上有限的資源,是與生命的存活息息相關的。
許三觀正是通過一次次的賣血證明其活力的存在,證明他在家中的地位,以一種扭曲的生活方式,延續著自己的肉體的生存與精神上的活躍。而生命的堅持是從一個荒誕的謊言開始的,就是因為對于這個謊言偏執的信任,才讓他認定由賣血帶來的價值以及自身生存的價值。許三觀的賣血始于好奇,終于慰藉。最后一次去血站為自己賣血,血站不要,說他的血只配去當油漆了,讓他淚流滿面,賣血實際上已經升華成為一種人生儀式和人性儀式。就這樣,許三觀將自己的賣血生涯中,許三觀以賣血的方式完成了對全家苦難生活的拯救的奮斗目標。
以幽默喜劇的口吻敘述這個謊言以及深信謊言的人們,我感到了些許的悲哀。一個原本荒誕殘忍的謊言卻沒有一個天真的孩子告訴他們皇帝其實什么都沒有穿。沒想到這個孩子和人們一樣深信著這個謊言,不能否認許三觀等人的心地是善良淳樸,而就是這樣善良的人卻被這樣殘忍的謊言迷惑著。善良的人在受難,并且在愉快的受難而毫不知情,正在享受受難的過程,這恐怕是最大的悲哀。
無論是福貴的堅韌,還是許三觀的“微笑著受難”,底層人身份卑微,沒有過多的生存要求,只希望活著――這是最低微的要求,于是才能夠從生命里產生極其強大的力量,發出生的吶喊。
注釋:
[1] (法)帕斯卡爾.《帕斯卡爾思想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2] 溫儒敏,趙祖漠.《中國現當代文學專題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3] 余華.《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報出版社.1998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弗里曼的“利益相關者理論”認為,利益相關者是能夠影響整個組織目標的實現或能夠被組織實現目標的過程所影響的人。任何一個公司的發展都離不開各利益相關者的投入或參與,企業追求的是利益相關者的整體利益,而不僅僅是個別股東的利益。[1]中國人民大學楊瑞龍教授認為,凡是能夠影響企業活動或被企業活動所影響的人或團體都是企業的利益相關者。[2]將“利益相關者”的概念引入大學生實習,意在強調大學生實習不僅僅是高校自己的事情,它與政府、用人單位(企業)和其他組織機構有著越來越復雜的關系,政府、企業和其他社會組織機構都是高校人才培養的利益相關者,它們都有參與大學生實習的社會責任。所以,高校應該與社會各界建立起合作伙伴關系,爭取社會各方面對大學生實習的廣泛支持。
一、 大學生實習的利益相關者分析
大學是多個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的組織機構,凡是能夠為大學生實習提供各類資源的個人或群w都是大學的利益相關者。這些利益相關者要么受到大學的影響,要么有能力對大學施加影響,要么二者兼而有之。
(一) 大學是一個利益相關者組織
1998年10月25日國務院公布的《事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規定,事業單位是指國家為了社會公益目的,由國家機關舉辦或者其他組織利用國有資產舉辦的,從事教育、科技、文化、衛生等活動的社會服務組織。所以,中國的公立高等學校被視為事業單位,雖然它是由政府創辦的,但它不是由政府獨立控制的政府機構,也不是教師及其學生自己的組織,而是一個兼具知識生產、人才培養和社會服務三種功能的一個特殊的組織機構;它也不同于一般的社會政治、經濟或者文化組織機構,也不以利益最大化為追求的終極目標,它是一個典型的利益相關者組織,是由多個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的一種社會服務機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大學應該是一個由多方利益主體共同治理的社會組織。大學在履行其三大職能時,應該考慮各方的利益訴求,而不能僅僅從自身的角度單純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大學不僅僅是自身實現利益主張的載體,而應被視為是所有相關利益的主體。大學既然是一個服務機構,就必定與其創辦者政府、其服務對象學生及家長和用人單位企業等發生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們都是大學的利益相關者。所以,凡是為大學生實習提供各類資源和幫助的,或是從大學生實習中獲得利益的主體都是大學生實習的利益相關者。
(二) 大學生實習的利益相關者分析
實習是工科大學培養工程人才的重要環節,它涉及到高校、實習企業、政府及第三方組織機構等多個利益相關者群體,單靠大學自身根本無法完成這一任務,必須由大學聯合其他利益相關者共同對之進行組織和管理,在相互信任的基礎上形成一種合作、互惠多贏的關系。根據以上利益相關者與大學生實習的關聯程度的不同,筆者把除了實習生之外的利益相關者分為以下幾個層次:
第一層次是組織和推動大學生實習的最重要的責任者――高校,他們包括負責安排學生實習的行政管理人員和教師;第二層次是影響大學生實習機會和效果的責任者――實習企業;第三個層次是為大學生實習提供政策支持和經費支持的政府和社會捐贈者;第四個層次是能夠為大學生提供更多實習機會和保障的社會中介組織。
1. 企業參與大學生實習的利益分析
企業作為一個以盈利為目的的生產經營組織,其一切活動的出發點都本著以最小的成本獲得最大的利益這一目標。企業參與大學生實習,除了盡其社會責任之外,必然要從中獲得與之付出相匹配的利益。企業在大學生實習中獲得的利益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有形(顯性)的利益,包括降低生產成本、儲備優秀人才、獲得政府的相關優惠政策;另一類則是潛在的或者是無形(隱形)的利益,包括獲得良好的社會聲譽、傳播企業文化、帶動企業內部創新活力、潛在客戶的發展。具體來說,企業聘用大學實習生的利益有以下幾點:
首先,企業通過招聘實習生以獲得廉價勞動力,降低了人力成本。一般情況下,大學生實習的報酬較低,而其工作量與正式員工相差無幾,企業通過招收實習生來填補所需的正式員工職位可以降低成本獲得較大利潤。其次,企業在實習招聘中,可以選拔和儲備優秀人才為企業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人力保障,而且實習生到企業實習增進了雙方之間的了解,為之后的雙向選擇打下了基礎;第三,企業可以享受政府的相關優惠政策,例如接受大學生實習的企業可以減免稅收,以獲取更多的利潤或資金支持等。第四,企業與高校的合作可以提升企業的形象,同時也通過實習生對外宣傳了自己的企業形象和文化,這種企業文化的傳播也可看作是一種幾乎無成本的商業廣告。第五,實習生也是消費者,是企業的潛在客戶,即使實習生畢業后并沒有留在企業任職,他們都會對企業產生一定的感情,會關注企業的發展并向周圍的朋友推薦其產品及服務等,這在無形中也擴大了企業的影響力。
2. 政府參與大學生實習的利益分析
政府作為高校的主要投資者和管理者,也是大學生實習的主要利益相關者。高等教育具有“擁擠性”(即消費上具有一定的競爭性)和“價格排他性”,因而屬于準公共產品。準公共產品的性質要求教育提供中的多元責任主體和多種提供機制。與其他準公共產品不同的是,高等教育具有“強外部性”或者“外溢效應”:一方面,高等教育的價值主要為受教育者本人或家庭所獲得,提升了個體的素質和人力資本;另一方面,高等教育通過提高受教育者個人的素質而提高了整個社會的文明程度,進而推動整個社會的進步。
大學生實習是高校提高教學質量必不可少的環節,現代大學追求學生能力的全面發展,理論知識與實踐技能都不容忽視。作為高等教育主要投資者的政府必然要高度重視大學生的企業實習,以培養高水平的工程科技人才。具有較強實踐能力的工程技術人才是我國由制造大國轉變為制造強國的根本,而企業實習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途徑。所以,作為社會事務管理者的政府有必要參與大學生實習。
除此之外,政府參與大學生實習也是促進其就業的有效途徑。目前,不少工科大學畢業生的實踐能力不能滿足企業崗位的能力需求,致使用人單位與大學生之間供求失衡。因此,需要通過企業實習來全面提高大學生的實踐技能,從而緩和嚴峻的就業壓力,也使得社會進一步和諧和穩定。
高等教育既然能為整個社會帶來廣泛的公共利益,那么,它便不能只成為個人或家庭的追求目標,而應作為一種社會或國家所追求的共同需要和公共利益。這種個人受益和社會受益的雙重屬性,使得高等教育不能完全依賴市場,社會可能決定給予津貼甚至免費分配。[3]
3. 社會中介組織參與大學生實習的利益分析
從國外服務于大學生實習的中介組織的運行狀況來看,其在促進大學生實習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這類中介組織在服務于企業和實習生的過程中也獲得了社會和經濟效益。而在中國,目前并沒有專門服務于大學生實習的社會中介組織,只是有些社會組織機構參與了大學生實習服務活動,為高校、企業之間搭建學生實習平臺。它們通過與相關企業的協作,向社會實習生招聘信息、為實習生提供優質工作崗位,以及向大學生提供保險服務等方式以獲取一定的經濟收益,從中也贏得了較好的社會聲譽。可以說,社會中介組織參與大學生實習活動能夠收到多贏的效果。所以,政府應該出臺相關的政策,鼓勵更多的社會中介組織積極參與到大學生的實習活動之中。
但從目前大學生實習的總體情況來看,實習活動并沒有得到包括高校在內的利益相關者的高度重視,大學生的實習質量令人堪憂。要改變這種現狀,就必須進一步改革和完善利益相關者對大學生實習活動的理念和制度安排。從利益和責任對等的視角來看,既然這些利益相關者都能夠從大學這個社會服務機構獲得一定的利益,那就必然也要為此承擔相應的責任,扮演其相應的社會角色。
二、 大學生實習的利益相關者的責任分析
世界高等教育的發展經歷過教授治校、政府集權、董事會托管到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等不同的管理模式。其中,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模式更利于高校的發展,它也是解決當前工科大學生實習問題的有效模式。大學生實習問題,不僅需要大學自身的努力,更需要其他利益相關者包括企業 、政府和其他的社組織機構的共同參與,建立一個包括高校、政府、企業和社會組織等多元參與的運行體系。在這個多元的運行體系中,各主體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共同推動工科大學生企業實習工作的順利開展,使其實習質量得到提高。
(一) 政府在大學生實習中的責任
推行多中心治理是目前高等教育管理改革的必然趨勢,在這種合作主義的多中心治理體制下,政府在解決大學生實習問題時應該更多地依賴社會與市場力量的參與,應該更多地扮演引導、協調、服務以及扶持的角色。政府在大學生實習中的責任應該是通過頒布相關的法律法規與經濟支持等間接手段來實現。政府通過激勵企業積極參與、特許經營、經濟補貼、積極培育和發展中介服務機構等多手段推動大學生實習工作有效、順利地開展。
一個國家無論實行何種政治體制和教育管理體制,其教育的發展都離不開政府的政策扶持和財政支持。政府作為社會公共利益的代表和教育的最大受益者,理應承擔起高等教育財政的主要投資責任?!叭绻M髮W或任何其他的高等教育機構對社會的變革和進步做出顯著貢獻,則國家和整個社會不應將高等教育只看作是公共預算的負擔,而更應看做是增強競爭力、促進文化發展和增強社會凝聚力的一項長期投資?!壁w中建.全球經濟發展的研究熱點―90年代以來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的報告[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99:426.因此,政府在高校工程人才培養中應該承擔一定的責任,應積極引導和規范大學生實習的制度建設。通過政府立法和政策法規的制定,要求各級政府和企業支持校企合作教育,激勵企業積極主動地為大學生提供實習機會。
發達國家在推動大學生實習方面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德國政府的相關部門、行業組織和地方政府為推動大學生實習,相繼頒布了多個法規和條例,確定了大學生實習的原則和辦法,也明確了高校、政府和企業在大學生實習方面的責任和義務。政府還成立了一個專門的委員會,統一負責大學生實習和培訓的協調和監督工作,對于遵守相關規定,愿意接受大學生實習的企業給予鼓勵和經費支持,否則給予經濟處罰,并曝光在大學生實習中工作安排不當、教學質量不合格的學校名單,并減少或暫停政府的財政資助,其目的是促進校企合作,共同培養適合社會需求的優秀人才。此外,德國政府還為大學生實習提供財政支持。政府還與一些商業團體簽訂協議,要求企業為年輕人提供更多的實習機會,否則將遭到罰款。這一系列舉措對大學生的實習都起到了極大的推動和促進作用。[4]英國政府也于2009年1月出臺了一項“國家實習計劃”,政府要求公共機構、慈善組織和經濟部門要接納大學畢業生實習,并由政府撥款1.4億英鎊用于資助35000多個大學生實習崗位,保證這些大學生能夠帶薪實習,以提升他們的就業能力。[5]
中國政府也出臺過一些關于促進大學生實習的相關政策,但這些政策大都停留在粗線條的宏觀指導上,缺少權威的、具體的、可操作性的實施辦法。此外,有關高校大學生實習的法律法規也很少。鑒于此,中國政府應該在支持大學生實習方面采取如下措施:
首先,頒布、落實有關大學生實習的法律法規。目前,在法律層面上,中國頒布的《教育法》、《職業教育法》中都明確規定了各級政府、企事業單位、學校都有承擔學生實習的責任和義務。有些地方政府也出臺了大學生實習的法律和政策,對大學生實習的責任、權益和經費都做了相應的規定。但是,上述的法律政策在現實中的執行效果和約束力還是相當有限的,對于沒有很好執行這些政策和法律的單位也沒有具體的監督和處罰措施。鑒于此,政府應該制定《校企合作教育法》或《大學生實習促進法》,明確政府、高校、企業和學生在實習中的權、責、利,對積極接收實習生的企業,按照一定的標準給予相應的資金支持和稅收優惠,讓企業實實在在地得到實惠,從而激勵企業樂于參與大學生實習。
其次,借鑒國外的經驗,建議各級政府設立專項發展基金以支持大學生的實習活動。
第三,政府還應該成立協調大學生實習的專門機構,并為該機構提供辦公經費,以協調企業、高校、社會相關的組織機構以及實習生之間的相關問題,并對大學生實習工作進行監督和檢查。該機構的主要職能是負責考核企業接受實習生的狀況;考核高校對大學生實習的組織和安排情況;協調校企合作促進大學生實習工作中出現的各種問題;監督落實政府下撥的實習經費。
第四,成立大學生實習評估委員會,專門監督和評估接收大學生的實習單位,對長期不接受大學生實習,不履行其社會責任的企業通過媒體給予公布。將是否參與和多大程度上參與大學生實習作為對國有企業負責人的一項考核要求。建議該委員會成員由專家學者、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組成。
(二) 高校在大學生實習中的責任
高校作為工程技術人才培養的責任主體,是大學生實習工作的第一責任人,應該高度重視大學生的實習工作,明確自己的責任和義務,根據社會經濟的發展與企業的人才需求,主動與相關企業聯系,就學生的實習問題進行溝通與協調。
首先,應建立實習指導機構。高校應該設立專門的機構和專職人員負責全校大學生的實習事務。因為大學生實習工作事務繁多,工作量非常大,高校和企業在組織目標和文化、決策程序和處理問題的方式上都有所不同,同時,實習所涉及的學生數量大,在實習的過程中還會出現各種意想不到的問題,所以高校很有必要設立專門的機構和專職人員,使其既熟悉高校的運轉模式,又深諳企業的辦事方法,以協調和保持高校與企業之間良好地溝通,從中不斷地彌合雙方的利益訴求,保證雙方各取所需,以達到共贏的目的。比如德國、加拿大的大學一般都設立專門的實習指導機構,全面負責學校的實習工作。德國大學的實習指導機構制定的《大學生實習條例》中,就詳細規范了大學生實習的目的、時間安排、具體的實施過程,以及實習生的行為準則、權力和義務等。
高校實習指導機構的職能是通過開展一些活動指導學生的實習工作,例如舉辦實習研討會、給學生和實習單位之間牽線搭橋;充分利用校園網絡的信息平臺,為用人單位和實習生提供準確、及時和全面的實習信息及相關的統計數據;為學生實習提供咨詢服務,對實習準備內容、實習注意事項、實習評價考核標準等做詳細介紹;對實習生進行安全教育,主動為學生辦理意外傷害保險,并指派指導教師等。
高校實習指導機構還應負責在學生實習完成后,對實習結果進行綜合考評。例如德國科隆應用科技大學機械學院的《實習指導條例》中就明確規定,學生實習指人員從實習的許可證明、實習報告、實習單位證明(詳細涵括實習的內容、期限和成果)和實習研討會的參與程度等四方面綜合評定學生的實習成績。學生實習的結果分合格和不合格。如果評定為不合格,學生必須重新實習;合格的實習在學生的學位證書上將有全面的體現,包括實習單位的名稱、實習地點和實習經過等內容。[6]
第二,建立實習信息網。高校應該與企業聯合共建大學生實習資源信息網和專門的實習資料數據庫供學生查閱,為實習生提供范圍更廣、種類更多的實習招聘信息,為企業和學生搭建更廣闊的交流平臺。網站的招聘信息通常由與大學建立長期合作關系的企業,招聘對象只針對有合作關系的大學學生。例如iNet網站就是由十所美國知名大學共同創建和使用,利用各個大學的不同優勢,吸引更多雇主將實習需求信息放在網上,由十所大學的學生共享。
第三,多渠道推薦實習機會。高校應該采取多種措施鼓勵教師或校友為大學生推薦實習機會。一般來說,工科高校的教師與企業都有直接或間接的聯系,利用與企業的科研合作關系和人脈資源,積極推薦學生到企業圍繞研究項目進行實習。此外,學校應充分利用校友資源為學生實習服務。例如法國的中央理工大學建立了一套校友管理機制,開發了專門的校友網頁。已畢業的校友可以在網頁上其所在公司的崗位信息或傳授職業經驗,而在校生則可以在網上提交個人簡歷,尋找實習和工作的機會。[7]總之,學校通過開發校友資源,可以建立龐大的校友網絡,為在校生的實習和就業開辟了一條捷徑。
第四,強化帶隊教師在實習中的作用。校內帶隊教師在實習中的作用應該被重視,高校不能將實習生送入企業而撒手不管,應該派具備實踐經驗的專業教師進入企業作為學生實習的實習帶隊教師,利用其專業和了解學生的雙重優勢,積極配合企業導師有針對性地指導學生在實習中為企業創造一定的價值。同時,帶隊教師還要負責收集企業對實習生的評價信息并反饋給學生,幫助學生全面了解和認識自己在實習中的表現,同時教師還能夠從整體上把握實習過程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完善大學生實習制度。
總之,高校應該增強自身的責任感,充分發揮自身的優勢和最大程度地利用各種資源,以增加學生的實習機會、提高大學生實習的質量,進而增加實習生就業的可能性。
(三) 企業在大學生實習中的責任
美國學者歐利文?謝爾頓認為,企業應該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他把“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經營者滿足產業內外各種人群需要的責任聯系起來,并認為企業社會責任含有道德因素在內。企業存在的意義不僅僅是為股東謀求最大利益,還應為企業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負責,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8]高校培養的大學生是國家的人才資源,作為人才培養重要環節的企業實習,不僅僅是高校的責任,也應是企業應盡的社會責任?,F在越來越多的企業也認識到,與大學深度合作,接受大學生到企業實習,無論是對高校還是對企業來說,都是一個互惠雙贏的選擇。雖然企業接受大學生實習會付出一定的代價,但此舉會使企業獲得良好的社會聲譽,能夠吸引到更多優秀的實習生和員工,選拔到優秀的人才,豐富企業人力資源,提升企業競爭力。那么,企業在大學生實習中應該做哪些工作、承擔哪些具體的責任呢?
首先,招聘實習生的信息。企業實習生的招聘可以通過多種渠道,例如校園宣講會、網絡和校企合作招聘等多種形式。為了節省成本提高效率,企業多以網上招聘信息為主,例如大型企業在自己的官方網站上設有專項專欄,可以提供的實習崗位;在專門的實習網站上;也可以在合作高校網站上信息等。實習信息一般應包含實習崗位名稱、實習時間要求、實習地點、實習內容和實習的技能要求,以及崗位發展方向和崗位對學生能力的提升等方面的內容。
其次,指派企業導師和崗位培訓。在實習生上崗前,企業應對每一位實習生指派專門的實習導師。導師的職責是分配實習任務,與實習生就工作內容不定期地進行指導與交流,幫助實習生實現從學生到實習生的角色轉換,指導實習生成功完成實習計劃。同時,還要積極配合學校進行實習監督和審查工作。
崗位培訓是實習生參與實習的重要內容。培訓一般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讓實習生了解企業的相關規定和要求,培養實習生的職業意識、溝通能力和團隊協作精神,并在此基礎上對實習生的職業規劃給出建議;二是具體實習項目的技術培訓。在正式的實習過程中,企業要對實習生提供安全防護設備,導師要對實習生進行實踐教學和實習實訓的知識和技術指導,培養實習生的敬業精神和職業道德,同時,還要協調企業內部各方面的關系等。每位實習生通過企業導師的現場指導和團隊合作,逐步掌握實習項目的相關知識和技術;三是大多數企業對實習生開放企業的技術信息,允許實習生使用企業內部資料,了解行業內的前沿技術,但對于有些保密資料,企業必須與實習生和高校簽訂保密協議,實習生必須嚴格遵守相關的保密協議。
第三,對實習生的考核。實習結束時,企業要對實習生進行多方面的考核,比如法國的Schlumberger公司對實習生的評估標準包括以下內容:1. 工作表F(出勤、儀容儀表、勤奮度、活躍度、個人表達能力);2.與公司的融合度(對公司的興趣、適應公司的能力、與實習導師的關系、與其他員工的關系、團隊合作能力);3.個人素質及工作成績(創新能力、分析能力、綜合能力、責任感、工作細致程度及工作成果質量、科研技術學習能力);4.實習報告(寫作水平、報告可行性);5.實習過程中實習生承擔的具體工作;6.實習生工作的貢獻;7.實習生的優點與長處;8.實習生需要改進的地方;9. 您是否有意雇用該實習生?如果是,最適合他/ 她的崗位是什么?實習責任人最后會將實習報告(實習項目涉及企業機密時,機密內容可以隱藏)與評估結果交予實習生所在的學校。[9]目前中國多數企業對實習生的考核沒有做到這么全面和詳細,希望能從法國企業的做法中汲取更多的經驗,進而提升中國大學生企業實習的質量和水平。
第四,適當發放實習補貼。實習生到企業實習的目的是為了提升自己的專業實踐能力和體驗企業文化,雖然不是以獲取報酬為目的,但建議企業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給予實習生一定的補貼,或是給予一定的交通和餐飲補貼;或是根據實習生的工作強度給予適當的勞動報酬。當然,如果實習的確能夠使學生從中得到知識和能力的提升,即使沒有報酬也是值得的。
(四) 中介組織在大學生實習中的責任
中介組織是依照一定的法律建立起來的以服務、監督為主要功能的社會組織機構。目前發達國家的大學生實習中介組織較為常見,根據其在大學生實習系統中的作用分為橋梁型和保障型中介組織。橋梁型中介組織的主要職能是將實習的需求和供給信息綜合起來,為實習崗位的需求者和提供者搭建橋梁。這種橋梁搭建型中介組織又分為盈利性和非盈利性兩種。盈利性中介組織的職能有二個:一是收集企業實習崗位的信息,并對這些實習信息進行分類檢索,按工作類型、職位要求、學歷要求、工作區域等分類篩選,幫助學生快速準確地找到自己喜歡的實習崗位;二是接受學生的電話咨詢,幫助學生解決在找實習工作中的問題和困惑,幫助他們對自己的實習和就業進行定位和技能準備;并聯合企業組織求職交流會,以獲得實習或就業的機會。
法國的盈利性大學生實習中介組織能夠為實習生提供大量的實習崗位,但免費瀏覽者只能看到部分信息,只有繳費的會員才能看到所有的崗位信息。由于該網站的信息量比較大,不少學校都采取了與該網站合作的方式,即由學校繳納一定的費用給該網站,網站對該校所有學生公開崗位信息,并允許該校學生免費使用該網站的信息。此外,該網站還提供簡歷修飾,數據反饋等收費服務。[10]在美國,也有不少學生支付一筆不小的費用通過中介組織來獲得優質實習崗位。例如華盛頓實習項目(Washington Internship Program)專門負責為大學生安排實習崗位,并收取每位實習生3400美元的費用?!皦艋么髮W”公司專門幫助學生在目標城市和專業領域尋找優質實習崗位、安排住宿、授予學分,收取的費用高達每位實習生9500美元。此外,由于暑期實習崗位競爭激烈,通過拍賣購買優質實習崗位成為美國中學生獲取實習經驗的一個新現象,實習崗位的拍賣價格通常在2000~5000美元。[11]這種橋梁搭建型中介組織(非盈利型除外)通過搭建信息交流平臺,一方面可以向企業收取平臺費用,另一方面可以向學生或者學校收取信息使用費。既實現了自身盈利的目的,同時也為實習生提供了搜尋實習機會的便利。
過程保障型中介組織是以保險機構為代表的、旨在幫助學生解決在實習過程中可能出現的意外、設備損壞等問題為職能的中介組織,其職能主要是幫助企業處理實習生法律范圍內的相關保障和為實習生提供其他可能需要的保險。企業只需與該組織簽訂合作協議,即可享受其提供的一站式服務,解決實習生的社會保障、實習期間可能出現的醫療保險、以及職業病糾紛等問題。總之,保障型中介組織,既可以通過幫助企業解決實習過程中的問題收取服務費用,也可以通過向學生提供保險而收取保險費用,從中自己也獲得了經濟收益,從而實現了多贏的目的。
社會中介組織在大學生實習中的作用不容忽視,但目前中國專門從事服務于大學生實習活動的盈利性中介組織還較為少見,雖然也有一些組織機構,例如報社等聯合相關企業在網站上有關大學生實習的信息,幫助企業招募實習生,但該組織機構不以服務大學生實習為專業。所以,政府應該出臺相關政策大力鼓勵該類組織有序發展,以其規模效益和海量信息,為大學生提供更多的實習崗位和機會,也為企業提供更多優秀的潛在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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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Stakeholders” in the Intern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GUO De-xia, WANG Wei, GUO De-h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語法哲學》是葉斯柏森對各種語言多年進行研究和思考的結晶。在這本書中,葉斯柏森在分析丹麥語、英語、古英語、德語等20多種語言的基礎上,對邏輯范疇和語法范疇及其相互關系做了清晰透徹的探討,在語法理論問題的許多方面提出了獨特的見解。全書共有二十五章,前三章主要談語言學的一般理論問題,提出句法范疇和意念范疇兩個概念及其區別,并指出意念范疇就是葉氏普遍語法的基本內容。后二十二章具體探討了句法范疇和意念范疇的關系,其中還提出了“三品說(ranks)”、“組合式(junction)”、“連系式(nexus)”等重要概念。
本文將重點闡述葉氏在《語法哲學》前三章中提出的理論,并探討這些理論與當代語言學中一些研究的關系,以便使讀者對《語法哲學》這本著作有更全面和正確的認識。
二、《語法哲學》中基本理論的探討
(一)研究對象
關于語言的本質,葉斯柏森提出:“語言的本質乃是人類的活動,即一個人把他的思想傳達給另一個人的活動,以及這另一個人理解前一個人思想的活動?!保?924:5)這種對語言本質的認識說明他把語言放在交際活動層面來研究,而交際活動是一個需要聽話人和說話人參與的動態過程,其內容要靠語言形式作為載體。對葉氏來說,語言形式首先是指語音形式。他指出:“只有將研究建立在直接觀察到的活的話語的基礎之上,把書寫和印刷的文獻僅作為第二位的材料,這樣才能對語言的本質屬性有正確的理解。”(1924:9)可見葉氏認為口語是第一性的,書面語是第二性的。他的基本出發點在于他強調語言的社會性,在交際活動中研究語言,且十分重視活的語言的研究。
而索緒爾則把總的語言系統分為兩部分:語言和言語。他認為語言是存在于每個人大腦中的一種語法系統,具有社會性;而言語是語言的運用和具體表現,具有個人性。語言學的對象是語言,而不是言語。葉氏認為索緒爾的觀點夸大了語言和言語的區別。言語是個人的,但個人也是社會的成員,因而語言和言語應被視為統一體的兩個方面。語言和言語不可分割,離開言語就無法了解語言的實質。
(二)描寫語言學和歷史語言學
葉斯柏森也重視語言現象的共時性和歷時性的區分。他說“對語言現象,可以從兩種不同的角度,即描寫的和歷史的角度來考察?!保?924:21)這同索緒爾的共時語言學和歷時語言學的概念基本一致。索緒爾提出,歷時語言學(即葉氏的“歷史語言學”)主要研究語言的歷史演化中探討語言經歷的變化;共時語言學(即葉氏的“描寫語言學”)則以某一特定的歷史階段作為觀察點,研究一種或多種語言在這一特定階段的情況。
但是在對這兩種角度的研究重點來看,索緒爾更加強調共時研究。他認為語言學家若要描寫清楚語言系統,必須排除歷史的影響。而葉斯柏森更重視兩者之間的聯系,他強調:“歷史語言學應當一直是建立在對我們可以直接了解到的語言發展的各個階段所作的描寫之上的。”(1924:23)
(三)形式和意義――兩種研究方法(OI和IO)
語言系統包括語音系統和語義系統。各個語法學派語法都致力于研究這兩個次系統兩者之間的關系,從各種角度出發解決音義結合的問題。如喬姆斯基的語法以句法為起點,通過其生成的抽象結構分別和語音和語義相聯系,側重于研究語法結構形式,不涉及語句反映的內容、交際功能等。再比如韓禮德的系統功能語法以語義為起點,先通過語法詞匯體現,再由語音體現,側重于研究語義。
而葉斯柏森則認為,任何語言現象都可以從它的外在形式(用“O”表示)或者內在意義(用“I”表示)上進行研究。也就是說,既可以從語音開始,研究同語音聯系在一起的意義(OI);也可以從意義出發,探究這個意義在具體語言中的表現形式(IO)。OI體現聽話人的心理過程,IO體現說活人的心理過程。在語法研究中探討OI的部分為詞法,探討IO的部分為句法。兩部分處理的語言事實相同,只是視角不同。葉氏認為在任何研究中都不能違背“形式和意義不能分開”這個原則。
(四)普遍語法
普遍語法(Universal Grammar)是語言學文獻中出現頻率較高的一個術語,但在多數情況下是指喬姆斯基生成語法學派研究中核心的理論思想。喬姆斯基假設兒童一出生大腦里就存在一種獨特的語言習得機制(LAD),這種機制使兒童聽到有限的句子卻能說出無限的句子,這種機制的主要組成部分即是普遍語法和一套評價系統。普遍語法存在于人類大腦中,是人類特有的語言體系。葉斯柏森也有相似見解,他說:“他(兒童)雖沒有學過語法,但他從聽到的和所理解的無數句子中會概括出有關這些句子結構的某種概念。這種結構概念相當明確,足以指導他造出自己的句子來。”(1924:19―20)。
然而,葉氏的普遍語法和喬姆斯基的普遍語法也有著很大的不同。喬姆斯基認為孩童生下來就有一些抽象的語法原理和參數,當孩童受到一個語言的刺激時,參數就會被賦值,先天的語法原理和這些賦了值的參數就會推導出這個語言具體的語法規則(Chomsky,2000)。而葉氏的普遍語法則是從復雜的語言現象中發掘它們背后所隱藏的意念,這些意念體現了人類心理共性。
網絡虛擬使人們的思想觀念、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發生深刻的變化。在哲學研究的視角上看計算機網絡產生的虛擬世界對哲學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都有著重大影響。網絡就其本身技術屬性而言,無非是數字化的構成方式,是一種"結構實在"的反映,但其表征的內容卻是與現實性的感受具有相同效果的東西。"虛擬世界是一類在本體論上存有疑問的復合體,卻具有產生實際效果的內在力量或者能力,能產生一種實際生活的革命性過程,而在認識論視角下,網絡虛擬不僅引起了人的思維方式的變革,認識主體狀況的改善,對實現人的全面發展也有積極的意義。
一、哲學視域下網絡虛擬的界定
網絡虛擬又稱虛擬現實、虛擬世界,它的發生和發展是高科技的結果,是網絡主體利用計算機技術、網絡技術和遠程通訊技術,以電子為載體,在計算機網絡上進行的一種超越現實性的創造性活動及其結果。網絡虛擬的一個最重要的特點就是虛擬性,即超越現實性。它既含有物質和意識,又不是純物質和純意識,它本身是物質與意識的統一體,但卻以虛擬的形式存在著,只不過需要借助于信息工具才能感知到。美國網絡空間專家邁克爾?海姆認為:"虛擬實在是實際上而不是事實上為真實的事件或實體。"你感覺到的虛擬實在,當你說它是真的時候,它卻不同于自然現實;但是,當你說它是假的時候,它又可以和你交互作用,是存在的。
網絡虛擬與虛擬現實技術既有聯系又有區別。虛擬現實(virtual reality,簡稱VR)技術是一種人與計算機生成的虛擬環境可自然交互的人機接口技術。虛擬現實是相對于物理現實而言的一種新型現實,它是人類運用技術為實現自己的目的而營造的,人是虛擬現實的主宰。虛擬現實技術具有多感知性、沉浸性、交互性和虛擬的現實性等特點。通過虛擬現實技術,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系轉換成人-機互動或人-機-人互動,從而使網絡生活具有了明顯的虛擬性。"利用虛擬現實技術,人們既可以以自己的仿真形象又可以以自己設計的虛擬形象參與網絡社會的交往活動,并且虛擬現實技術的網絡交往行為既可以是仿真性的又可以是虛擬性的。計算機網絡作為工具,它只是人類自然身體的延長,人類可以使用它,但并不以其為生理生活的載體;它根本不是對真實世界的"虛擬",而是一種真實世界的運行手段。思維本質上是實踐結構的內化和升華,必須從實踐運動的深層結構來考察思維。計算機的運行程序是思維的結果,電腦網絡是思維的創造,各式各樣的虛擬空間都是依據主體化的人通過思維而構建的。電腦、網絡、虛擬等只不過是主體化的人借以達到目的的工具與手段而已[1] 。
二、人的認識對網絡虛擬的主觀作用
網絡虛擬的產生就是人的有目的有計劃的創造性活動的結果。
首先,虛擬實在是一個人機互動的能動過程,人把自己的思維傳給計算機,計算機接受人的指令后又經過自己的"思路"顯示給人,這樣一個相互能動過程把事物推向了深入。傳統物質范疇只關注客觀性的一面,在信息世界里,人機相互的能動性是非常明顯的,作為物質觀應該反映事物的本來屬性,吸收能動性于物質觀之中。物質除了客觀性的一面,還有主動性,正是由于事物的主動性,事物之間才碰出了火花,才有矛盾的相遇和發展。能動性是事物自身的能動性,是具體的能動性,即物質的能動性。因此,除了意識范疇中有能動性問題外,物質也具有能動性、主動性。
其次,人是認識的主體,網絡虛擬給人的"真實"刺激終究不過是一種"感覺",而刺激上的以假亂真并不是虛擬實在出現后才有的。在傳統的認識論中,人們總是把人的認識活動理解并描述為一個主-客二元模式認識客體,并以"刺激--反應"模式來解釋認識的本質并以"刺激--反應"模式來解釋認識的本質[2]。近些年來,哲學界開始注重把"主體間"的關系引進認識論模式,力圖以"主-主"模式來解釋認識的本質,但這種"主-主"模式是外在于"主-客"模式中的,它只不過強調在主體認識客體的認識活動中,主體之間的關系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而不是也不可能把"客體"本身"主體化"。人所處地位的局限性決定了人對客觀世界信息的把握只能是主觀的。因此,在虛擬世界中,人所要模擬的自然是夾雜了人的主觀意識的"客觀世界"。
第三,網絡虛擬是現代計算機互聯網技術裝備下對人類信息進行數字化處理和運算的過程,是相伴著虛擬技術的出現而產生的。它擴展了認識對象,對人類的認識產生著重大的影響。雖然現實認識需要虛擬認識參與,需要有虛擬認識來強化和延伸,但虛擬認識不能支配現實認識,更不能取代現實認識 [3]。
三、網絡虛擬對認識論的意義
網絡虛擬的認識論意義恰恰在于實現了"客體"本身的"主體化",即認識活動雙方都是有主體性的。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網絡虛擬使人類認識的客體得到了極大的拓展,即它使人類對現實世界中的復雜系統的認識由可能變為現實,成為復雜性科學認識的重要的和必不可少的輔助手段。網絡虛擬對現實空間的模擬,則大大增加了人們的實踐機會和擴展了實踐的自主程度[4]。由于其所具有的種種物理屬性以及可操作與交互的性質,人們可以利用它們來模擬現實,或者在虛擬的世界中從事種種在現實世界里不可能進行或是具有較大危險性的工作,進而豐富了人類的社會實踐,推動了社會文明的進展。
其次,網絡的出現使人類的思維方式發生了重大變革。網絡使人的思維運動能夠借助于虛擬和數字化來表達事物,并在虛擬空間構造出了新的事物,出現了在自然空間中不可能存在的事物,由此形成了虛擬現實和虛擬世界。人類從現實性的生存方式和思維方式進入到虛擬性的生存方式和思維方式,為人類理解現實與可能的途徑提供了新的途徑。引導人們對世界的構成從求知性認識進入到求解性認識,開拓了思維發展的空間。
第三,網絡虛擬極大的改善了認識主體的狀況,為人的全面發展提供了重要條件。網絡的發展,極大地增強了人的本質力量,增長了人的知識創新能力,促進了人的思想觀念乃至認識方式和思維方式的變革,拓寬了人的交往范圍和拓展了人的交往能力,使人的主體性得到強化與提高。同時,也必然可以加強人與社會的聯系,使社會中人的主體性和社會整體的主體性得到充分發展。由于網絡是交互性的活動空間,提高了人們最大限度參加社會事務的可能性,從而進一步的發展了人的主體性,促進了社會整體認識的提高。
四、結語
網絡虛擬既實又虛,是一種特殊的存在,是人們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產物,是人類智慧與高科技物質手段相結合的產物,人的實踐和思維的結果。各式各樣的網絡虛擬都是依據主體化的人借以達到目的的工具和手段,是人的一種生活方式或存在方式。從實踐的動態性和個體認識的能動性角度考察,信息網絡時代的創新實踐必然帶來個體認知模式的變革。 人的主觀作用促進了網絡虛擬的發展,反過來,網絡虛擬不僅使人類的思維方式發生了極大的變革,也極大的豐富和發展了認識論中主客體的內容,提高了人的主體性,為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提供了重要條件。
參考文獻:
[1] 遲維東.研究網絡,虛擬:當代哲學走出貧困的出路[J].科學技術與辯證法,2002(4):7-8.
一、當代信息管理學科的重要性
1.清除發展中的不確定
21世紀是信息化時代,在社會實踐活動中,人們往往會遇到各種各樣的不確定性問題,有的屬于個體面臨的不確定性問題,有的屬于群體面臨的不確定性問題,有的屬于一個民族面臨的不確定性問題,有的甚至屬于整個國家面臨的不確定性問題。有效地利用各種信息,清理發展進程中的不確定性,其有力法寶就是對收集的信息資源進行數據化模塊分析,作出正確的評估。目前信息科技創新迅猛發展,首先離開科學的系統的綜合性的信息資源,就會造成多項社會管理活動陷入盲目狀態,政府組織等社會機構以及個人就不能及時有效地作出決策,制定出科學合理的計劃和行動方案。其次離開信息,人類的溝通也將受到影響,彼此的關系逐漸變得弱化,后果嚴重時還會出現猜疑、矛盾和誤解。甚至引發新的沖突。所以有效的信息管理可以增強團隊的凝聚力,促使工作的順利展開。
2.追求較高品質的生活和良好的工作業績
21世紀人類社會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受豐富的信息資源影響產生了革命性改變。人類對這個世界的以及未來的認識能力,都因為現代信息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發展而得到了不斷的增強。通過信息數字化的方式,人們的生活方式得到了全新的變化:一是人們足不出戶就能通過電子商務購物網站獲取所需的生活用品;二是許多高校畢業生通過網絡信息資源就可以同時投遞多份簡歷尋找適合自己崗位的工作;三是政府學校等組織通過大量有價值的信息資源就可以制定工作計劃和業務安排;四是企業如果在生產過程中某些環節出現問題,通過搜索信息很輕松地就可查找到問題產生的原因;五是企業還可以通過網絡信息資源,科學地對生產成本進行精確的預算,及時提供客戶滿意的需求信息,不僅可節約大量的單位工作時間,而且可提高生產效率,進而提高企業在市場中的競爭力。這些新的社會需求,在傳統的社會中是很難變成現實的,但我們可以欣喜地發現這些需求正在通過高價值的信息資源和有效的信息管理技術得到了滿足,進而加強了個體或群體之間的依賴,促進了各行各業的聯合,提高了整體的凝聚力。
3.科學合理的管理信息資源
我們以科學的信息管理理論為指導,通過有效地提供信息資源服務,就會在工作中取得良好的管理效益、生產效益和經營效益。信息資源按馬費成教授的觀點可分為記錄型信息資源、實物型信息資源、智力型信息資源和零次信息資源。人們可以根據信息的不同類別特點進行有針對性的整合,這是信息管理系統的一大特色,同時也可根據信息分布規律和基本格局的三種層次,即集中與分散規律、時間分布規律和空間分布規律,在時間軸上揭示信息資源的增長與老化,把握信息的變化,實施動態管理;在空間軸上對信息進行擴散與分布,設計文獻信息資源分布格局和網絡信息資源分布格局,對信息進行傳播和利用。馬費成教授指明要想了解信息管理的重要性,只有掌握組織信息資源的科學方法,充分利用信息在時間軸和空間軸上的各種規律,才能達到預期的管理效果。
二、信息管理的人才培養哲學理念
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專業是一門集信息技術資源和管理技能于一體的新型復合性學科,對當代社會全面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培養出大量的知識型人才,是靈活運用信息管理技術的關鍵。對如何培養人才本文提出以下幾點意見:
1.以人為本,系統而有效的分型培養
以人為本,首先就要信任學生的發展能力,尊重學生個性選擇,做好能力分析。同時,要建立彈性學分制,開放的模塊課程,推進主輔修制。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專業不是管理與計算機兩門專業的簡單疊加,而應該采用自己的人才培養類型,以經濟管理為基礎,以信息學科體系為支撐,以信息技術為手段,把管理類的課程與信息技術類的課程融合在一起,只有這樣,才能創建信息管理專業的特色,培養出專業人才。
2.沒置案例培訓方案
傳統的課堂教學方法固然是知識傳播的基礎,但按部就班的學習方式,已跟不上信息化科技時代的發展速度。改變教學計劃,設計豐富多樣的與生活更貼切的教學案例,結合實際是使學生快速理解和使用信息技術的重要途徑之一。教師通過設計一定形式的模擬案例教學方案,帶學生先入門了解信息系統,對信息系統有個整體的生動的認識,是提高學生應用能力的重點。
3.更多地參與社會實踐
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專業培養的人才最終要投身于社會實踐的,因此,增加學生社會實習機會是快速把理論應用到實際中的有效途徑。高校應加強與社會的聯系,讓學生親身去感受各種社會組織機構和企業的工作方式、工作環境以及工作要求,通過參考企業的信息開發與管理模式經驗,明確日后的學習方向,也是培養人才探索本專業知識的重要途徑之一。這樣學生的動手能力自然就會迅速得到提高,也實現了學以致用的教學計劃。
4.加強環境建設
培養濃厚的學習氣氛。提高學生學習興趣與熱情高校加強本學科本專業環境建設也至關重要。高校除了培養學生的社會實踐能力外,還可以在校內舉辦各種競賽、知識問答等活動,提高學生學習信息管理專業的熱情,只有熱愛這個專業學生才能全力以赴認真學習,高校才能加大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專業人才培養的力度,所以創造良好的校園環境對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學科的人才培養也是重點。
盡管哲學上關于“機器意識”有著不同觀點的爭論,但隨著研究工作的不斷深入,一些有遠見的專家學者開始充分認識到開展機器意識研究的重要意義,并專門撰文進行了精辟論述。比如,英國皇家學院電子工程系的Aleksander教授根據學術界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到本世紀對機器意識態度的轉變,指出機器意識的影響與日俱增,并預計了機器意識對科學與技術發展的潛在影響,特別是在改變人們對意識的理解、改進計算裝置與機器人概念等方面的貢獻尤為重大。
無獨有偶,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哲學系Haikonen教授則專門撰文強調機器意識是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發展的新機遇,他認為新產品與系統的發展機會起因于信息技術的發展,而現有的人工智能基于預先編程算法,機器與程序并不能理解其所執行的內容。顯而易見,不考慮意識就沒有對自身行為的理解,而機器意識技術的涌現可以彌補這一缺失,因此機器意識技術可以為信息技術產業的發展提供新的契機。意大利巴勒莫大學機器人實驗室的Chella教授則指出,開展機器意識不僅是一種技術挑戰,也是科學和理論上開展人工智能和機器人研究的新途徑。最近,土耳其中東技術大學的G?k和Sayan兩位學者進一步認為,開展機器意識的計算建模研究還有助于推進對人類意識現象的理解,推動構建更加合理的意識理論。
上述這些學者的論述,無疑說明,機器意識研究不但對深化人工智能的研究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對從科學上解釋神秘的意識現象也同樣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正因為機器意識研究有著如此重要的科學意義和推動未來信息技術革新的潛在價值,隨著最近十年的研究發展,該領域已經成為學界廣泛關注的熱點。與此同時,數量相當可觀的研究成果和實驗系統已逐步形成,有些成果已經被運用到實際機器認知系統的開發之中。機器意識研究已經成為了人工智能最為前沿的研究領域。
機器意識研究的現狀分析
2006年之前的有關機器意識的研究狀況,英國皇家學院電子工程系的研究團隊已經做過了比較全面的綜述。因此,我們這里主要就在此之后國際上有關機器意識的研究概況和發展趨勢進行分析。據我們的文獻檢索,截止到2015年底,在機器意識研究領域發表過的學術論文超過350余篇,其中最近十年發表的論文占了一半以上。歸納起來,由于對意識的哲學解釋不同,目前機器意識方面的主流研究往往是以某種意識科學理論為出發點的具體建模研究和實現。由于涉及到的文獻過多,無法一一列舉,我們僅就一些影響較大的典型研究進行分析。
在意識科學研究領域,一種較早的理論觀點是用量子機制來解釋意識現象,這樣的出發點也波及到有關機器意識建模的研究。利用量子理論來描述意識產生機制的有效性并不是說物質的量子活動可以直接產生意識,而是強調意識產生機制與量子機制具有跨越尺度的相似性。近年來,意識的量子模型發展又有了新的動向。比如,作為量子意識理論的進一步發展,中國科學院電子學研究所的高山(Gao Shan)提出了意識的一種量子理論,研究了量子塌縮與意識之間的關系,假定量子塌縮是一種客觀的動態過程。日本Akita國際大學的Schroeder另辟蹊徑,在構建統一意識模型中不涉及量子力學的量子相干性方面做出了全新的探索,主要目標是說明現象意識能夠依據量子力學的物理解釋,用量子力學的形式化代數性質來描述。此外,俄羅斯Lebedev物理研究所的Michael B. Mensky利用意識的量子概念提出了一種主觀選擇的數學模型,說明意識和超意識的特性如何能夠通過簡單的數學模型給出。當然,更多的是有關意識量子機制描述的可能性爭論,正反兩方面的觀點都有。特別是在2012年的Physics of Life Reviews第9卷第3期,以Baars和Edelman所著論文“Consciousness, biology and quantum hypotheses”為核心,10余名相關領域的學者分別撰文對是否能夠通過量子機制來描述意識現象展開了多方位的辯論。最近,Susmit Bagchi從分布式計算的角度,較為全面地討論了生物演化與量子意識之間的關系。遺憾的是,迄今為止,學術界對此問題尚未達成一致的結論。
在機器意識研究中,第二種有重大影響的理論觀點就是全局工作空間理論。全局工作空間理論(Global workspace theory)是由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神經科學研究所的Baars研究員1988年提出的意識解釋理論。在該理論的指導下,由Baars、Franklin和Ramamurthy等人組成的研究團隊開展了長達20多年的機器意識研究工作,最終開發完成了LIDA認知系統。
LIDA(Learning Intelligent Distribution Agent)是在該研究團隊等人早期開發的IDA(Intelligent Distribution Agent)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主要依據Baars全局工作空間理論,采用神經網絡與符號規則混合計算方法,通過在每個軟件主體建立內部認知模型來實現諸多方面的意識認知能力,如注意、情感與想象等。該系統可以區分有無意識狀態,是否有效運用有意識狀態,并具備一定的內省反思能力等。從機器意識的終極目標來看,該系統缺乏現象意識的特征,比如意識主觀性、感受性和統一性均不具備。
指導機器意識研究的第三種重要理論觀點是意識的信息整合理論。意識的信息整合理論是美國威斯康星—麥迪遜大學精神病學的Tononi教授1998年提出的。自該理論提出以來,不少研究團隊以信息整合理論為依據,采用神經網絡計算方法來進行機器意識的研究工作。其中,典型代表有英國Aleksander教授的研究團隊和美國Haikonen教授的研究團隊所開展的系統性研究工作。英國皇家學院的Aleksander教授領導的研究團隊長期開展機器意識的研究工作,發表相關論文30余篇。早期的研究主要給出了有關意識的公理系統及其神經表征建模實現,比較強調采用虛擬計算機器來建模意識。最近幾年,Aleksander研究團隊采取仿腦策略,強調信息整合理論的運用,建立了若干仿腦(brain-inspired)意識實現系統,更好地實現了五個意識公理的最小目標。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哲學系Haikonen教授的研究團隊則主要采用聯想神經網絡來進行機器意識系統的構建工作。自1999年以來,該團隊開展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工作。Haikonen教授在所提出的認知體系模型的基礎上,構建了一個實驗型認知機器人XCR-1系統。應該說,雖然Haikonen所開展的機器意識研究的出發點是為了揭示意識現象本性,但他的成果卻是目前機器意識研究領域最為典范的工作之一。
在意識科學研究中,也有學者將人類的意識能力看作是一種高階認知能力,提出意識的高階理論。在機器意識研究中,以這樣的高階理論為指導,往往會采用傳統的符號規則方法來建立某種具有自我意識的機器系統。其中,一個比較系統的研究工程就是意大利巴勒莫大學機器人實驗室的Chella教授用10年時間開發的Cicerobot機器人研究項目。該機器人實現了一種自我意識的認知結構機制,該機制主要由三個部分構成:亞概念感知部分、語言處理部分和高階概念部分。通過機器人的高階感知(一階感知是指對外部世界的直接感知,高階是對機器人內部世界的感知),就形成了具有自我反思能力的機器人。這項研究工作的主要特點是將邏輯形式化方法與概念空間組織相結合,強調對外部事物的一種心理表征能力,并對外部環境進行內部模擬。在高階認知觀點的自我意識建模研究方面,另一個做出突出貢獻的是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的Samsonovich教授率領的研究團隊。該團隊經過10余年的研究,開發了一個仿生認知體系GMU-BICA(George Mason University-Biologically Inspired Cognitive Architecture)。在該系統中定義的心理狀態不但包含內容,還包含主觀觀察者,因此該系統擁有“自我”意識的主觀能力。系統實驗是利用所提出的認知結構模型來控制虛擬機器人完成一些簡單的走迷宮活動,機器人可以表現出具有人類意識所需要的行為。相比而言,與Cicerobot機器人強調自我意識是反思能力的概念不同,GMU-BICA系統則將自我意識理解為“自我”的意識。當然,不管是Cicerobot還是GMU-BICA,這樣的高階認知模型往往對心理掃視、主觀體驗與統一意識等意識本質方面的表現兼顧不足。
除了上述介紹的這些有代表性的研究外,對于機器意識研究而言,還有如何判定機器具有意識能力的檢驗問題,這是目前機器意識研究領域十分重要的一個方面。顯然,要判斷開發的機器意識系統是否真正具備預期的意識能力,就需要開展相應的意識特性分析、評判標準建立以及檢測方法實現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在這方面,由于目前對意識現象的認識存在許多爭議,對于意識評測特性分析方面也難以有統一的認識。因此,目前的機器意識特性需求分析也比較零散。倒是在評判標準的建立方面,西班牙卡洛斯三世馬德里大學計算機科學系Arrabales教授的研究團隊做出了比較系統的研究。該團隊自2008年開始就在這方面開展意識特性分析,給出了計算人工意識的一種量化測量方法ConsScale以及對感受質的功能性刻畫。之后,該團隊又進一步提出了ConsScale的修訂版,并討論了在機器中產生感受質和現象意識狀態的可能性。最終,該團隊成功構建了CERA-CRANIUM認知體系(采用意識全局工作空間理論建模)來檢驗產生的視覺感受質以及實現的內部言語。所有的這些成果為機器意識能力的初步檢測提供了一種實用的標準。當然,也有將鏡像認知看作是機器擁有自我意識能力的一種檢測標準,該理論的依據是人類和其他一些動物能夠在鏡子中認出自己,這一能力被看作是擁有自我意識的明證。因此,Haikonen認為在鏡像中的自我識別,即鏡像測驗,也可以用來確認機器潛在的自我意識能力。于是,在意識能力檢測方法的研究中,許多研究工作都是通過鏡像測試來確定意識能力的。但也有研究認為,鏡像測驗并不能證明意識能力的存在,要證明機器具有意識能力還需要通過更加復雜的測驗。比如,Edelman就提出三種意識檢驗的途徑,即意識的語言報告、神經生理信號以及意識行為表現。
總而言之,機器意識的研究主要圍繞量子涌現機制、全局工作空間、信息整合理論、意識高階理論以及意識能力檢測這五個方面展開的。從研究的策略來看,主要分為算法構造策略(Algorithm)與仿腦構造策略(Brain-Inspiration)兩種途徑。從具體的實現方法上,主要可以分為三類:一是采用類神經網絡的方法;二是采用量子計算方法;三是采用規則計算方法。雖然經過20多年的發展,機器意識的研究取得了眾多的研究成果,但相對于人類意識表現方面,目前機器意識能力的表現還是非常局限的。根據筆者以及土耳其中東技術大學的G?k和Sayan發表的論文,目前機器意識系統主要具備的能力都是功能意識方面的,偶爾涉及自我意識和統一性意識(很難說是否真正實現了)??梢姡庾R計算模型的研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特別是關于內省反思能力、可報告性能力、鏡像認知能力、情感感受能力以及主觀性現象等,這些方面更加需要進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人類意識能力的唯識學分析
人類意識能力的基礎是神經活動,盡管神經活動本身是意識不到的,也不是所有的神經活動都能產生意識,但神經活動卻能夠產生有意識的心理活動,這便形成了人類的意識能力。
根據現有的相關科學與哲學研究成果,人類意識的運行機制大致是這樣的:物質運動變化創生萬物,生物的生理活動支持著神經活動,神經活動涌現意識(有意識的心理活動),意識感受生理表現并指導意向性心智活動的實現,從而反觀認知萬物之理。除了心理活動所涉及的神經系統外,主要的心理能力包括感覺(身體感受)、感知(對外部事物的感知能力,包括視、聽、味、嗅、觸)、認知(記憶、思考、想象等)、覺知(反思、意識、自我等)、情感(情緒感受)、行為(意志、愿望、等)、返觀(禪觀、悟解)等。
必須強調的是,迄今為止,對有意識的心理能力最為系統解析的學說體系并非是現在的腦科學研究,而是起源于古印度的唯識學。唯識學所研究的對象就是心識問題,相當于本文界定的有意識的心理活動。如圖1所示,其理論體系主要包括五蘊八識的心法體系。
第一,前五識歸為色蘊,對應的心法稱為色法,相當于當代心理學中的感知,其意識的作用稱為五俱意識(所謂“俱”,就是伴隨)。如果這種感知是真實外境的感知,則其伴隨性意識稱為同緣意識;如果是有錯覺的感知,則稱不同緣意識;如果這種感知活動產生后像效應,則稱為五后意識(屬于不相應法)。一般而言,色蘊對應的心理活動都是有意向對象的,因此屬于意向心理活動。
第二,受蘊是一種心所法(具體的心理能力),主要是指身體與情感狀態的感受。注意這里要區分身識中的身體狀態感受與色蘊是完全不同的心理能力,身識相當于觸覺,是一種感知能力,而身體狀態的感受不是感知能力,而是感受身體疼痛、暖冷等的體驗能力。受蘊的心理活動,雖然具有意識,但不具有意向對象,因此不屬于意向性心理活動。
第三,想蘊是另一種心所法,用現代認知科學的話講,就是狹義的思維能力,如思考、記憶、想象等,屬于認知的高級階段,顯然是屬于意向性心理活動。
第四,行蘊也是一種心所法,主要指一切造作之心,用現代認知科學的話講,如動機、欲望、意愿、行為等。唯識學中的“行”,與“業”的概念相互關聯,一般分為三種,即身業(行動)、語業(說話)和意業(意想),但都強調有意作為的方面,因此行蘊也屬于意向性心理活動。
第五,識蘊是整體統一的心法,更加強調的是后兩識(第七末那識、第八阿賴耶識)的心法,現代西方的認知科學尚無對應的概念。主要強調的是自我意識,特別是返觀能力,即對根本心識的悟解能力。
總之,色蘊是色法(感知能力),受蘊、想蘊、行蘊都是心所法(具體的心理能力),它們本身就是具有意識的心理活動(統歸于心法),其中色法的意識作用是伴隨性的五俱意識,其他三蘊的意識作用與伴隨性的意識則又有不同,稱為獨散意識(受蘊、想蘊、行蘊所涉及的意識,是一種周遍性意識活動)。
當然,如果所有意識作用出現在夢中,唯識學中則另外稱之為夢中意識(做夢時的意識活動,屬于不相應法)。在唯識學的五蘊學說中,識蘊比較復雜,它是唯識理論特別單列的一種根本心法,除了強調自我意識的末那識“我執”外,更是強調達到定中意識的阿賴耶識“解脫”,屬于去意向性心理活動。
總之,從意向性的角度看,我們的心理能力可以分為無意向性的受蘊,意向性的色蘊(前五識)、想蘊、行蘊,元意向性的意識以及去意向性的識蘊。其中,識蘊是一種特定的禪悟能力,對其性質的認識與禪宗的心法觀有關。
機器意識研究面臨的困境
對于目前的人工智能研究而言,我們涉及到的心智能力,如果按照五蘊分類體系來分析,那么大致只有色蘊、想蘊與行蘊中的部分能力。如果考慮目前有關機器意識的研究,也僅僅涉及到五俱同緣的伴隨性意識、想蘊與行蘊中的獨散意識、識蘊中的自我意識以及意識活動本身的機制問題,其他意識比如不相應法的夢中意識、五后意識、定中意識、五俱不同緣意識等都沒有涉及。
根據上述有關心識能力的唯識學分析,對于機器而言,真正困難的機器意識實現問題是受蘊性獨散心識(體驗性意識能力)與識蘊性心識兩個方面,一個涉及無意向心理活動的表征問題,一個涉及去意向性心理活動的表征問題,這兩方面都是目前計算理論與方法無法解決的問題。反過來講,機器最有可能實現的心智能力部分應當是那些具有意向性的心識能力(色蘊、想蘊與行蘊),即唯識學心法中的色法與若干心所法。
很明顯,意向性心理活動一定伴隨有意向對象,于是就有可能對此進行計算表證,并完成相關的某種計算任務。因此,反過來說,我們認為意向性心理能力是人工智能的理論限度(是上界,但并非是上確界),機器實現的人類意識能力不可能超越意向性心識的范圍。這也就是本文觀點討論的基點,并具體給出如下方面論據的分析。
首先,我們來分析心智機器的成功標準。從我們的立場看,如果要構建具有人類心智能力的機器,成功的標準起碼應該通過圖靈測驗。主要理由是,由于“他心知”問題的存在,行為表現可能是唯一的判斷標準,此時圖靈測驗不失為一種可行的測試途徑,關鍵是“巧問”的設計。原則上,圖靈測驗通過言行交流,這是人類之間默認具有心智能力的唯一途徑。再者,根據摩根準則,在沒有把握的情況下,寧肯選擇比較簡單的解釋。因而,對圖靈測驗的解釋中,也必須注意摩根準則,諸如機器思維或者機器經過思考的行動這類有關心智能力的假設在大多數情況下應該丟棄。
現在我們就來一場圖靈測驗,看看機器到底會遭遇什么樣的困境。為了看清本質,我們的提問異常簡單,就是進行如下提問(所謂“多大年紀”思想實驗,參見筆者以前的文章“重新發現圖靈測驗的意義”):你多大年紀?此時會發生怎樣復雜的情形呢?當提問者一而再、再而三不斷重復這一問題時,機器很快就會暴露出其致命的缺陷,就是缺乏不可預見性反應能力。那么,面對這么簡單的提問,機器為什么會無所適從呢?其實這跟機器形式系統的局限性有關。眾所周知,圖靈機是個形式系統,而哥德爾不完全性說明足夠復雜的形式系統不能證明某些真命題。這是否說明人的某些知識是計算機器永遠不能得到的?或者反過來說,是否說明不是所有的知識都能形式化呢?這樣就引出了如下第二個論據的討論。
從形式系統角度看,確實存在不可計算(證明)的問題,而且是大量的,但這些問題對于人類同樣也是不可計算(證明)的。比如圖靈停機問題,如果換成了人,結果是一樣的。至于知識,可能首先要分清知識的含義與性質,知識是動詞還是名詞,要不要考慮元知識?如果這樣看待知識,那么肯定不是所有知識都可以形式化的。因此,我們可以發現,問題不在于形式系統是否有局限性,而在于對于意識現象能不能給出一致性的形式描述。
那么,我們可以對人類的意識現象給出一致性描述嗎?回答顯然是否定的。因為在人類的意識現象中,存在著意識的自反映心理現象:我們的意識活動是自明性的。從邏輯上講,如果一個系統允許自涉,那么該系統一定是不一致的,也就是說無法對該系統給出一致性的形式化描述。其實,人類的心理活動本來就是建立在神經集群活動的自組織涌現機制之上的。因此,出現意識的自明性現象是必然的。這也就是美國哲學家普特南給出“缽中之腦”思想實驗所要說明的道理。比如,對于“我們都是缽中之腦”命題,在事先并不知曉這一事實的前提下,使用知道邏輯的反證法,可以明確加以否定。因此,我們人類的意識能力,顯然不可能為機器所操縱。這樣,由于計算機器形式化能力的局限性,靠邏輯機器是不可能擁有人類全部意識能力的,起碼意識的自明性能力不可能為機器所擁有。
進一步,作為第三個論據討論,我們再來看人類的意義指稱能力問題。我們需要明確的問題是:機器能處理符號,但它能真正理解符號所代表的意義嗎?如果人的概念依賴于人類的軀體和動機(涉身性認知),那機器怎么可能掌握它們呢?這個問題主要是指機器是否能夠擁有指稱能力。塞爾的“中文之屋”提出了反對意見。其實這個問題的關鍵還是要弄清什么是“意義”?如果意義是指所謂抽象的“概念”內涵而非表征形式,那么就必然存在一條語義鴻溝,因為機器內部能夠處理或變換的只是不同的形式語言而已。但如果意義是指“行為表現”,那么這個問題就回到了上面圖靈測驗的第一個論據上去了。
人類語言表達意義不在語言形式本身,而在于意識能力。正因為這樣,才會有許多超出常規的意義表達方式。從根本上講,我們也不必一一列舉機器難以擁有的指稱能力,諸如矛盾性言辭、元語言表述以及整體性語境等難以一致性描述的狀況;而只需指出,機器不可能擁有人類的終極指稱能力即可。那么什么是終極指稱能力呢?宋代臨濟宗禪師惠洪在《臨濟宗旨》中指出:“心之妙不可以語言傳,而可以語言見。蓋語言者,心之源、道之標幟也。標幟審則心契,故學者每以語言為得道淺深之候?!逼渲兴^的“心之妙”者,就是終極指稱。由于超越了概念分別,是難以用語言來描述的,這就為形式化描述帶來了根本的困境。
第四個論據的討論涉及到所謂預先設定程序的問題。我們知道,目前的機器只能遵循給定的程序運行(預先設定的程序),這樣的話,機器又怎么可能擁有真正的創造性和靈活性?也許人工智能的目的就是要讓機器的“計算”更加“聰明”,但目前預先設定程序的機器不可能是靈活的,更不用說創造性能力了。顯然,事情越有規則,機器就越能掌控,這就是預先設定程序的界限。比如對于表面復雜結構的分形圖案,由于可以靠簡單規則加以迭代產生,機器就可以靠預先編程規則自如產生。但是對于人類常常出現的出錯性,由于毫無規律可言,機器便不可能預先加以編程,機器也就不可能擁有出錯性了。人是易于犯錯誤的,而機器按照設定的程序運行,永遠不會出錯,這就是預先編程的一個致命弱點,這也是第一個論據討論中機器無法通過圖靈測驗的根本原因。
要知道出錯性表面上似乎是一個負面品質,但其實質上則包含著靈活性和創造性,是一切新事物涌現機制的基礎。如果沒有生物基因的出錯性,自然選擇就沒有了作用的對象,繁復的生物多樣性也就無從談起。同樣,如果沒有了思想模因的出錯性,文化選擇也同樣沒有了作用的對象,博大的思想多樣性同樣無從談起??梢姡鲥e性是機器難以企及人類心智能力的一個分界線,而這一切都歸結為機器的預先編程的局限性。
同樣的道理,由于預先編程問題,也帶來了機器不可能真正擁有情感能力的新問題,這也構成了機器難以擁有人類心識能力的第五個論據。我們知道,情感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常規理性活動過程中的“出錯性”,是非理性的,但基于邏輯的機器是理性的。也許人們會說,非理性的情感在心理表現中是不重要的,甚至是不起作用的。但我們要強調,即使是理性思維,情感和其他非理性因素也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傾向性指導作用)。如果說理性的認知能力是前進的方向,那么非理性的情感能力就是前進的動力,人類的心理活動中豈可或缺情感能力?!而對于機器而言,缺少了情感能力,機器怎么能夠像人類一樣思維?!
機器是邏輯的,難以體現情感本性,目前有關情感的計算只是實現了情感的理性成份。筆者比較贊同這樣的觀點:理智是方向性的舵手,情感是驅動性的馬達,在航行中情感與理智相互依存。因此,如果情感不能計算,那么也談不上實現人類意識的計算,因為情感難以計算的本質就是意識的感受問題。
機器能擁有意識能力嗎
通過上述對機器實現人類心智能力所面臨的困境的討論,就可以進一步引申出機器是否能夠跟人類一樣擁有意識能力的問題。為了避免陷入不必要的信念之爭,筆者認為學術辯論主要應對事實或可能事實開展分析討論。由于計算機器的概念相對明確,爭論的焦點多半會聚焦到有關人類“意識能力”的界定之上。所以,下面先給出筆者所理解的人類“意識能力”的分析描述,然后再圍繞著我們討論的主題,展開觀點的陳述。
意識包括功能意識、自我意識和現象意識,其中功能意識大體上涉及到意向性的心理能力,除了前面已經討論過的五個論據外,似乎并不存在特別的新困難。但自我意識和現象意識則不同,由于涉及到去意向性和非意向性的表征問題,這便構成了機器心識的最大困擾。首先,我們要清楚“自我意識”不是關于“自我”的意識,而是一種自身內省反思能力。因此,自我意識是意識的核心功能。其次,我們必須澄清所謂的“體驗意識(qualia)”到底指什么?是精神的本性,還是虛構的對象?這涉及到哲學基本問題,非常復雜,觀點紛呈。機器能否擁有意識能力的核心問題,其實就在于此。
由于涉及到心靈的一些本質問題,機器意識研究一開始就引起了哲學領域的廣泛關注,有專家專門討論機器意識研究的哲學基礎,也有學者討論機器意識會面臨的困難,包括像意識(consciousness)、感受質(qualia)和自我覺知(self-awareness)這些回避不了的、顯而易見的困難問題,以及一些與意識相關的認知加工,如感知、想象、動機和內部言語等方面的技術挑戰。除此之外,更多的則是延續早期對人工智能的哲學反思,對機器意識的可能性提出質疑。涉及到強弱人工智能之爭、人工通用智能問題、意識的難問題、“中文之屋”悖論的新應用、人工算法在實現意識能力方面的局限性、蛇神機器人不可能擁有主觀性、現象意識等眾多方面的爭論。
那么機器能夠擁有這種現象意識狀態嗎?對于現象意識的存在性問題,有截然相左的兩種觀點。一種是神秘論的觀點,認為我們神經生物系統唯一共有的就是主觀體驗,這種現象意識是不可還原為物理機制或邏輯描述的,靠人類心智是無法把握的。另一種是取消論的觀點,認為機器僅僅是一個蛇神(zombie)而已,除了機器還是機器,不可能具有任何主觀體驗的東西。在這兩種極端觀點之間,還存在各種不同偏向的觀點,如還原論、涌現論、唯心論、二元論,等等。其實,依筆者看來,無需做上述復雜的討論,只須從意向性的角度來看,便可以澄清機器意識的可能性問題。筆者觀點是,凡是具有意向性的心理能力,理論上機器均有可能實現,反之則肯定不能實現。因為一旦缺少了意向對象,機器連可表征的內容都不存在,又如何形式化并進行計算呢!
通過上述分析討論,可以發現,機器意識難以達成的主要困境可以歸納為這樣三個方面。第一個是形式化要求,特別是一致性要求導致的局限性,使得機器智能局限于具有意向性的心識能力,如色蘊、想蘊、行蘊。第二個則是機器缺乏不預見性的反應能力,只能通過預先設定的程序來應對環境。第三個就是無法擁有終極指稱能力,無法實現去意向性的識蘊能力。最后補充一點則是,對于涉及到現象意識的感受性能力(受蘊),由于沒有意向對象可以作為形式化的載體,因而對其進行的計算完全無從入手。
于是,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意向性就是實現機器意識能力的一條不可逾越之界線。用數學的術語說,機器能夠擁有的意識能力的上界就是意向性心識能力。當然這并非是上確界,因為不可預見性的反應能力也屬于意向性能力,但從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目前基于預先編程的機器仍然無法擁有不可預見的反應能力?;蛟S我們可以期待更為先進的量子計算機器來突破預先編程能力,但意向性心識能力的邊界,依然是無法突破的。
因此,當我們把目前有關機器意識的研究分為面向感知能力實現的、面向具體特定意識能力實現的、面向意識機制實現的、面向自我意識實現的以及面向受蘊能力實現的這五個類別時,就可以同唯識學中意識的五蘊學說相對比,從而更加清楚地認識其中的本質問題所在。我們的結論是,對于機器意識的研究與開發,應當擱置有爭論的主觀體驗方面(身心感受)的實現研究,圍繞意向性心識能力(環境感知、認知推理、語言交流、想象思維、情感發生、行為控制),采用仿腦與量子計算思想相結合的策略,來開發具有一定意向能力的機器人,并應用到社會服務領域。
機器意識研究未來展望
圍繞著上述分析所得出的主要結論,我們認為,未來機器意識的研究,主要應該開展如下5個方面的研究工作。
首先,構建面向機器實現的意識解釋理論。由于意識問題本身的復雜性,目前存在眾多不同的意識解釋理論,其中只有部分理論用于指導機器意識的研究。為了更好地開展機器意識研究工作,取得更加理想的機器意識表現效果,必須直接面向機器意識實現問題本身,綜合并兼顧已有意識解釋理論,提出一種更加有利于機器意識研究的、有針對性的、全新的意識解釋理論。提出的新理論應該不但能夠清晰地刻畫各種意識特性及其關系,而且應該符合機器意識實現的要求,更好地用以指導機器意識的開展。為此,具體需要開展現有意識解釋理論的梳理研究、機器意識限度與范圍的分析研究、意識特性刻畫標準規范的構建研究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其次,探索機器意識的計算策略與方法。過去的研究表明,要想讓機器擁有意識能力,傳統的人工智能方法是無能為力的,我們必須尋找全新的計算方法。因此,機器意識的深入展開,需要有不同于傳統人工智能的計算策略和方法。就目前機器意識研究中所遇到的問題而言,在計算方法方面起碼需要開展亞符號(神經信號)表征到符號(邏輯規則)表征之間的相互轉換計算方法、在非量子體系中實現類量子糾纏性的計算方法,以及神經聯結與符號規則相互融合的計算方法等方面的研究。而在計算策略方面則需要開展仿腦與算法相結合策略的研究。只有確定了行之有效的計算策略和方法,才能真正推動機器意識進一步深入發展。
第三,構建機器意識的綜合認知體系。作為機器意識研究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構建具有(部分)意識現象表現的機器認知體系。給出的意識機器認知體系應該滿足一些基本需求,起碼應該包括:實現具有感受質和外部感知對象的感知過程;實現過程內容的內省反思;允許各模塊無縫整合的可報告性以及配備本體感知系統的基本自我概念。因此,這部分的研究內容應該結合機器意識計算策略與方法的探索,參照已有各種機器意識認知體系的優點,有針對性地進行構建工作,以期滿足基本的意識特性需求。
一、引言
從20世紀90年代起,以計算機網絡為核心的現代信息技術在中國開始迅猛發展。2004年教育部頒布《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試行)》,使得網絡化學習成為大學英語教學改革的目標與方向。相對于課堂學習而言,網絡學習是一種基于資源的學習[1]。這要求學習者對自己的需求和學習目的要有非常明確的認識,對自己在網絡中的身份要有清晰的認定。網絡學習缺乏課堂和教師對學生的影響,很容易導致學生身份認同的迷失,具體表現為:學習者面對虛擬的網絡學習環境迷失自我,被動地在各種社會角色中穿梭。因此,學習者在網絡學習環境中尋找身份認同感,成為網絡學習的一個重要方面。
學習者的“身份/認同(identity)”是二語習得社會心理研究的重要課題。社會文化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加拿大語言教育學者Bonny Norton,她使用“投資”( investment) 的概念來分析認同與二語習得之間的關系,認為語言學習是對理想認同建構的一種“投資”,與學習者對“收益”的預期有關。
二、網絡環境下外語學習者的身份認同觀
筆者對使用《新時代交互英語視聽說(網絡版)》教材的學生進行了跟蹤觀察和個別訪談,試圖了解他們在這種虛擬的“人機對話”網絡學習模式中,如何實現自我定位,尋找認同感,并嘗試以語言學家Norton的身份認同觀分析網絡環境下外語學習者的身份認同觀。
1. 在網絡環境下,學習者的性格角色得以創建
在網絡學習中,“人機對話”的虛擬溝通讓學習者擁有兩個自我,即現實生活中的“我”和網絡虛擬空間中的“我”。學生A在現實生活中比較害羞、沉默寡言、不善言辭,這對于英語學習是不利因素,但到了網絡虛擬空間中,面對網絡中虛擬的“人”,學生A開始重建自己的性格,變得滔滔不絕,愛開玩笑,容易接納別人。顯然,當在現實生活中的英語“投資”沒有“回報”時,學生A選擇了在網絡環境中“投資”英語學習。正如學生A所說:“我不喜歡現實中的‘我’,我正在試著改變自己”。久而久之,在網絡學習的過程中,學習者的性格角色得到重建,朝著對英語學習有利的方向發展了。
2. 在網絡環境下,學習者的社會角色得以重建
網絡不僅為學習者使用外語進行溝通提供了平臺,而且促成了學習者多重社會角色的生成?!啊藱C對話’時我把‘機’想象成‘人’”,學生B這樣描述自己在進行“人機對話”時的學習策略。在網絡虛擬的空間里,學生B儀式化地扮演某類社會角色,在與網絡中的“人”對話過程中,她不僅是信息的傳遞者,也是社會角色的扮演者。她不斷重新設計自我,呈現自我并重新建構自我,維持或變更她被給定的社會角色或身份認同,在主動重現或重置身份認同的過程中,提高英語學習水平。
3. 在網絡環境下,學習者的主體性得以張揚
在網絡學習中,學習者的主體性和創造性體現在他對現有話語和語義呈現模式的改造性使用。學生C說:“在進行‘人機對話’時,我總是嘗試使用一些我剛學到的詞匯、短語和句型,有些單詞學過就忘了,或者變得記憶模糊了,但當我努力去用它的時候,這些詞又變得清晰起來?!憋@然,在網絡學習中,學生C成為了英語語言的主宰者,他的主體性得以張揚,這也有利于增強學習者對英語語言的模糊容忍度,減少英語學習過程中的焦慮狀態。
三、結語:網絡學習有助于建構“第三種地方”的身份認同
外語學習者的身份認同建構是在語言的使用過程中逐漸建夠起來的。即便是學習者只將英語作為“基本技能”和“工具”,在外語學習的過程中,學習者都會不可避免的建構新的認同,比如“具有競爭力的求職者”“能言善辯外交家”“性格外向的主持人”等等。網絡、電視、報紙等各種多媒體手段高度發達的信息時代為在外語情境下的學習者提供了“大劑量”目的語學習情境建構的可能性,學習者“高動機、高情感”的“投資”有助于獲得高“收益”。
網絡 “人機對話”有助于英語學習者建構自己的身份認同,通過“投資”獲得“收益”,最終提高自己的英語水平。值得指出的是,二語習得的結果并非完全是學習者被目的語的文化同化,學習者的取向不同于經典的雙語認同類型( Lambert, 1974) , 既不是“削減性”(subtractive bilingualism)的目的語認同取代母語認同, 也不是“附加性”(additive bilingualism)的保持兩種語言文化認同,而可能是建立一種跨文化的處境,即“第三種地方/中間地帶”(the third place),最終產生“生產性”的“1+1>2”的學習效果。人機對話的網絡學習模式就是在建立這種“第三種地方/中間地帶”,學習者在建構身份認同的過程中,兩種語言共同發展,對兩種文化的理解相互促進和深化, 最終學習者整體的認知、情感、行動能力得以提高[3]。
【參考文獻】
[1]Norton,B. Identity and Language Learning: Gender, Ethnicity and Educational Change [M]. Harlow, England: Pearson Education,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