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概念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概念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一、生產資料市場與生活資料市場的關系

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國經濟活動中的流通環節的管理主要由物資、商業、和供銷三大系統分別進行管理。物資系統主要負責管理工業生產資料的供應，商業系統負責生活資料的供應和銷售，而供銷系統負責農業生產資料的供銷活動。直到1993年國家撤銷商業部（全國供銷社）、物資部，組建了國內貿易部。這種管理體系才完全解體。因此我國經濟活動中習慣上把流通環節分為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兩大塊。原則上是以產品最終用途來確定是生活資料還是生產資料。

而產品本身卻沒有明顯界定特征。比如糧食是一般認為是生活資料，但是如果用作工業酒精的原料它就是生產資料。再比如，小車過去是作為生產資料由物資企業經營，隨著人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小車逐漸進入家庭而成為生活用品。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流通環節在整個經濟活動中的作用和地位已日益被人所重視，但是不少經濟界僅僅把注意力放在流通環節中的生活資料的流通部分，而忽視了生產資料流通對經濟活動重要作用。以下是2000年～2007年我國全社會生產資料銷售和消費品零售情況。

圖中表明21世紀以來，我國流通總量隨著我國GDP穩步增長呈現穩步增長，但是生產資料市場銷售增長的幅度要高于生活資料銷售情況。由此可見生產資料市場發展對我省國民經濟的發展的作用日益顯現。雖然生產資料市場不像生活資料市場那樣直接影響人民的生活水平，油鹽醬醋等生活必需品的價格變化直接影響百姓生活，人們對此尤其敏感。但是生產資料市場價格的變化，卻直接影響生產的發展，它與工廠的開工率，影響失業率密切相關，進而影響通脹率，最終影響人民生活水平。因此希望經濟界與管理層對生產資料市場流通狀況應該予以更多的重視。

二、物資企業與物流企業的關系

目前物流專業的教科書，在談到物資企業和物流企業的時，無一例外的認為物資企業與物流企業具有本質的區別。在此筆者持不同觀點，我們認為物資行業與物流行業并沒有本質的區別。

1.從物流學起源來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美國人沿用軍事后勤管理思想創立物流學（Physical distribution 字面解釋為物資分配）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逐漸用Logistics（字面意思解釋為后勤）一詞達意取代了Physical distribution（物資分配）一詞，從此Logistics 就是成了國際上通用的物流學的概念了。70年代Logistics一詞引進日本，日本人選用“物流”這兩個漢字表述物流學概念上的物流，這和我國物資流通的概念十分吻合。在此之前我國通常把“物資流通”簡稱為物流。因此我國物資行業的理論界也最早直接引用了這兩個漢字表述物流。可見物流本身就不存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問題。換句話說，無論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都存在物流問題。

2.從企業的服務對象來看。有學者認為物資行業的“物”是指工業品生產資料；物流行業的“物”是指物品，包括生產資料、生活資料、退貨和廢棄物等，因此他們就認為物資行業和物流行業是兩回事。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是有偏頗的。從物資行業經營的內容來說，一方面的他們在為生產企業提供生產資料的同時也銷售了上游廠家產品。雖然說計劃經濟下的物資企業主要是工業生產資料，但也不完全是這樣的。事實上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物資企業的服務對象不僅局限于生產企業。全社會的所有單位，包括政府機關、學校、醫院等團體機構的物資供應都是由物資部門承擔的。物資產品的范圍也不僅局限于生產資料（主要是短缺物資）。商業部門的企業則主要負責城市居民的生活必需品的供應。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物資部門的主要經營的產品才逐漸演變為以工業生產資料。改革開放后，隨著國家逐漸取消計劃經濟，物資企業經營范圍也隨之發生變化，物資企業的經營范圍也不局限于工業生產資料了，比如不少物資企業成了汽車銷售龍頭企業。因此從物流學中社會物流的概念來看物資行業才就是真正意義上的物流行業，而目前社會上人們常說的物流企業實際上只是原先物資企業當中的儲運企業而已。

3.從企業功能看。大多數物流學者在教科書中認為物資企業從事一邊購進、另一邊銷售的營銷活動，是功能單一貿易企業，因此的出結論物資企業不是物流企業。事實上，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初，全國各省都把原先政府物資（廳）局成建制轉變為物資（集團）公司。這些企業不僅擔負著全社會的生產資料銷售同時也利用集團的公司相對完備倉儲運輸設施優勢，包括港口碼頭設施，為客戶實施運輸、儲存、裝卸、包裝和信息等系統的配套服務，這也是其他企業無法比擬。至于有些學者認為，物資企業不追求利潤最大化，我們認為這主要是部分的企業管理不到位的問題，決不能說成物資企業的特征。事實上無論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為生產企業服務是物資企業永恒的主題。尤其是大中型物資企業，它們根據實際需要，將運輸、儲存、裝卸、包裝、加工、配送及信息處理等基本功能、要素實施有機結合，集成系統，形成完整的供應鏈，進行一體化管理；為用戶提供多功能、一體化的綜合；滿足用戶日益多樣性、個性化的物流需求。這正符合物流學上關注“效益背反”，追求整體最佳狀態特征。

4.從企業經營的目標來看。根據物流學定義，物流企業的服務目的是以盡可能低的成本，為用戶提供盡可能周到的物流服務，包括提供貨物運輸、儲存、包裝、加工、配送等有形服務，以及提供物流方案設計、物流信息管理等無形服務。物流企業為社會提供全面、多樣化的物流服務，并在物流各功能、要素實現增值服務，降低成本，取得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不少學者認為，物資企業服務的目的主要是搞好供應。尤其是市場波動較大的時候為平抑市場往往是不計成本。因此認定物資企業不是物流企業，我們認為這個觀點是非常片面的。眾所周知，任何一家企業尤其是市場經濟下的企業都是以公司利潤的最大化為目的，物資企業更是如此，現如今不少物資企業通過改制轉型之后，已成為社會物流實業的中堅力量，以江西某物資集團公司為例，自從1995年由物資局成建制轉型為物資集團公司以來，該公司經營的品種主要有鋼材、汽車、化工、煤炭、工業用燃料油、機電產品等，開展拍賣、儲運、配送、回收拆解、延伸加工等業務。公司下設鋼材市場，是全國推進流通現代化重點批發市場和全省重點商品市場；公司承辦的舊機動車交易中心，是行業內知名度較高、交易規模最大的舊車市場；子公司物資儲運總公司是初具規模，集商流、物流、信息流為一體的大型多功能物流企業，年吞吐能力達150萬噸。公司堅持以物流為核心業態，主營貿易、市場交易、倉儲加工為強勢業態的發展思路，從根本上就是一個具有一定規模物流企業集團。

篇（2）

產業是隨著社會分工的產生而產生發展的社會分工現象，籃球產業是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國民經濟重要的組成部分。長期以來，受到籃球事業管理制度供給不足的影響，籃球市場的發展不可避免的出現了各種問題，這大大阻礙了籃球產業的進一步改革和發展。在這一背景下，對籃球產業的分析思考，并據此探索相應對策成為籃球產業進一步發展的必然趨勢。

一、籃球產業的概念

籃球產業是以通過市場交換獲得盈利為最終目的，生產和提供籃球競賽表演產品的組織集合。它是一個包含觀眾、球員、經紀人、媒體、贊助商、聯盟和政府等在內的多方面復雜系統。

二、籃球產業的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籃球產業也隨著經濟體制和體育體制的改革不斷發展。籃球產業不僅突破了計劃經濟中普通運動的概念，不斷顯示其經濟價值，而且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市場經濟轉型的影響，越來越壯大，已經具有一定的規模。但是，在迅速發展的過程中，籃球產業也逐漸顯露了一些問題。

（一）籃球產業實力不足

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擁有人口多，生產力不發達，人均GDP較低的經濟現狀。由于經濟環境無法滿足籃球產業發展的需要，所以造成了籃球產整體發展水平低、規模小的現狀。并且我國經濟發展不平衡也對籃球產業影響巨大，特別是群眾體育，覆蓋面小，地區發展又不平衡，與發達國家的籃球市場差距很大。

（二）缺乏科學管理體制

科學的管理體制是籃球產業發展的關鍵，而目前我國籃球產業中的管理體制仍需進一步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例如籃球管理中心就是集政府、社會、企業、協會于一體，既有計劃經濟的影子，又有市場經濟的形態。這種不明確的定位在一定程度上干擾了籃球產業的正常發展，侵犯了市場主體的利益。

（三）俱樂部發展緩慢

籃球俱樂部作為我國籃球市場的主體，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雙重體制中產生的，很多俱樂部雖然成立了公司，但主要還是在原高水平隊的基礎上，通過贊助或是合辦的，在組建的初期對產權就沒有清晰地認識，致使目前俱樂部產權不清晰，權責不明，一旦出現問題雙方的利益都難以從法律上得到保障。此外，各俱樂部的經營自和經濟收益權受到很大限制，嚴重影響了俱樂部發展。

（四）籃球市場監管體制混亂

監管機構設置不完善、不清晰，導致其監管職能不能完全發揮，進而造成我國職業籃球市場在某些領域出現了市場秩序混亂的現象。由于職業籃球市場監管政策不完善，在職業化改革中出現了投機、個人逐利行為，影響了籃球產業的創新發展。同時，由于職業聯賽中出現人員的道德和信譽機制失靈，以及籃球市場信息交易的非對稱現象使我國職業籃球市場監管鏈條斷裂、缺失，部分監管機構的不公平現象也屢見不鮮。

三、籃球產業發展策略

（一）籃球俱樂部

實行籃球俱樂部制是籃球產業發展的必然要求，只有體制改變才能促進籃球產業的發展。俱樂部的成員和發展資金是籃球俱樂部的發展基礎，要使一個俱樂部得到較好、較快的發展，必須要有成績做鋪墊：首先，優秀的俱樂部成員和團結協作的隊伍是必不可少的，俱樂部的成績是通過運動員拼搏體現的，因此優秀球員是取得成績的必備條件。其次，必要的資金是俱樂部生存和發展的基本保障，俱樂部的運作管理需要以資金作為支撐，俱樂部經費的多少往往關乎著它的生死存亡。但是，俱樂部的發展不能只看到眼前利益，俱樂部的經營管理也是取得成績的重要保障。籃球是一項集體項目，成績的取得必須要有集體觀念和團隊凝聚力，即必須有一個優秀的管理機制，俱樂部應該朝著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方向發展，并最終成為具有獨立的法人地位和權益，享受利益同時也承擔責任的市場主體。

（二）股份制和市場化管理

篇（3）

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經濟全面轉型時期，社會生活各方面都發生著急劇的變化，伴隨著經濟社會的變革，我國法制體系面臨著一系列的困難和風險。一直以來，依法治國都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條件，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隨著社會變革的加劇，舊的法律制度將遭到淘汰，新的法律制度將逐步建立起來，以適應經濟社會轉型的需求。每項法律制度的發展和實施，都離不開其所在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各種因素和市場環境，而在當前社會環境和國際環境多變條件下，我國的行政法也在社會變化過程中變遷，以建立起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環境的行政法制。經濟社會的變化推動了我國行政法全方位的變化，在此背景下，我國的行政法領域出現了新的發展趨勢，是根據社會需要所作出的自我調整，但是，在這種調整過程中，行政法制度的變遷卻面臨著困難，存在著問題。

 

一、行政法制度變遷

 

(一)行政法制度的概念

 

行政法制度，即行政法律制度，是關于行政關系、行政行為和行政程序的一系列法律規范和制證法律，而行政法制度的變遷是指行政法制的替代、轉換和交易的過程[1]。制度變遷理論是西方新制度經濟學中重要的理論之一，其強調制度更替和演化能夠優化資源配置，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經濟效率。在我國傳統的行政法對其制度變遷的研究中，往往忽視了行政法變遷所需的因素，將其與所在的社會環境隔離開來，使對行政法制度變遷的認識缺乏全局性和綜合性。

 

(二)行政法制度變遷的類型

 

1.封閉型的行政法制度變遷

 

封閉型的制度變遷主要是在國家壟斷性的社會條件下形成的。政府控制了整個國民經濟和社會的權利，獨自決定和擬定全國的制度變遷方案，無須采納公眾意見，無須公眾參與或知情。這種性質的制度變遷忽視了社會的客觀發展，忽略了群眾的利益，因此缺乏有效的評判和謹慎的決策，可能會出現違背公眾意愿和損害公眾利益的現象。

 

2.半封閉型的行政法制度變遷

 

半封閉型的制度變遷主要是在政府主導的社會環境下形成的。一般是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期的國家。一方面，經濟發展正處于變革期，市場剛剛起步，企業對于社會經濟未來發展方向沒有自我的判斷和認識，而且在計劃經濟條件下，企業沒有自主決策權，長期的慣性運作使企業面臨變革時不知所措，在此條件下，需要政府給予幫助和引導。另一方面，計劃經濟時期政府主導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已成為一種普遍的認知，對于市場變革必然有一個漸進的過程，在轉型時期還需要政府扮演主導角色，推動制度的變遷。

 

3.開放型的行政法制度變遷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完善，各種利益集團必將相繼出現，而政府也在市場經濟的變革中獲得了更多更理性的認識，所以，相對于封閉型和半封閉型的制度變遷，開放型的制度變遷更注重市場力量的均衡，制度變遷的過程是一個廣泛參與的博弈過程，變遷的類型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需要根據社會狀況、市場發展條件、利益集團等各方面情況加以分析。在這過程中，市場主體是第一推動力量，而政府作為第二推動力，公開制度變遷的信息、選擇方案、標準和程序等。

 

二、我國行政法制度變遷的歷史過程

 

從建國到至今，我國經濟體制經歷了計劃經濟、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2]。而行政法制度也伴隨著經濟體制的改革而變遷，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新發展。第一階段是計劃經濟時期的行政法制度，由于在計劃經濟時期，生產資料基本上歸國家所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由政府和國家指導，必須全面聽從于政府的領導，我國經濟就像一臺由政府操控的大型機器，經濟社會的任何發展都由政府決策。在此條件下，行政法律制度只是一種法律表現，沒有起到真正的約束作用。第二階段是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時期的行政法制度，這一時期，我國社會發展的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把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作為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開始了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在此社會背景下，行政法已實現了由管理模式職能的行政法制模式向控權職能的模式轉變，行政法律體系得到了一定程度地完善，也發揮了一定的實質性作用，但是由于國家急于立法，出臺了一些內容簡單、約束性差、嚴肅性不足的法律。第三階段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行政法制度，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全面放開，國家經濟獲得高速發展，社會生活方方面面得以改善，依法治國的理念使我國法律制度得以完善和發展，而在此條件下的行政法也實現了新的發展，成為具有法律約束性的行政法律制度。總的來說，我國行政法制度的變遷經歷了一定的歷史過程，其通過不斷地修正社會結構中失衡的集體活動，獲得經濟社會發展新的均衡。

 

三、轉型期我國行政法制度變遷的缺陷

 

(一)行政法律體系不健全，市場經濟法律失衡

 

行政法制度在變遷過程中，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比如行政主體缺乏約束，變遷制度缺乏推動的激勵機制，社會成員對法律制度的不滿，行政知識和技術的落后，經濟社會建設缺陷等等，這些負面的因素將會導致市場經濟法律失衡，行政法律體系不健全。具體來說，行政規則缺乏透明度，我國的行政工作長期以來處于封閉狀態，政府的一些重大決策透明性差，群眾知情權受損，行政公開制度嚴重滯后。而且，盡管我國已經實行行政復議、行政訴訟等制度，但在實踐中收到行政復議、司法審查的具體行政行為只是少數而已[3]。從中可看出我國整個行政體制建設不完善。另外，行政法文存在漏洞，待新的條文出來已無法適應市場的發展和需求，實踐性和操作性較差。總的來說，這些都是行政法律體系不健全的表現，也是行政法制度變遷過程中造成的缺陷。(二)行政法制度的變遷缺乏系統性分析，形成惡性循環，增加制度改革的成本

 

制度變遷是根植于社會結構之中的，良性的行政法制度變遷需要全面了解當時社會環境，深入分析經濟、社會、政治各方面，系統性、規范性地解決可能面臨的問題，才能使行政法制度變遷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一般來說，經濟體制是行政法制度變遷的基礎，只有在有效的經濟體制中行政法的作用才能得到發揮。政治體制是行政法制度變遷的直接動力，行政法制度變遷很大程度上都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種手段。而技術是行政法制度變遷的源動力，只有生產力得到了快速發展才能為制度變遷提供更多的資源和技術基礎。這些因素都是行政法制度變遷的約束力量和決定力量。如果沒有充分衡量和分析社會經濟中相關要素的作用，對制度變遷的影響因素進行系統性地決策，會形成“消極應變型的變遷”的惡性循環，增大改革成本。

 

(三)公民權益無法得到全面的保障

 

行政法制度變遷中的主題格局涉及到政府、企業、公民等市場主體。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完全主導經濟發展的模式使公民沒有參與和評判的權利，行政法律制度成為政府權利的附屬品，在經濟社會逐漸的變革過程中，政府對市場經濟主導權利的減弱，公民對于法律體系的建設有了一定的知情和評價。但是如果行政法制度變遷在客觀上不具備保護人權、強化人權的機制，一旦這種制度變遷成為慣例和范式，這種對人權的漠視甚至侵害就會無止盡地蔓延和泛濫[4]。公民的權益無法得到全面的保障。行政法制度的變遷產生負面效應，缺乏對公民權利的保障機制。

 

(四)忽視了配套制度的建設，引發相關社會問題

 

消極的行政法制度變遷由于缺乏系統性地分析，不能綜合考慮經濟、政治、社會、技術發展的因素，從而忽視了體制變遷相關配套制度的建設和完善，使得行政法律制度變遷普遍采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法，為社會問題的引發造成了隱患。比如文件審查制度、上訪制度、輿論監督制度等，都需要加以建設和規范，輔助行政法制度的建設，做好相關的政策準備工作，以增強其解決社會實際問題的作用。如果忽視輔助制度的建設，一旦出現問題，在制度范圍內小修小補，為問題的擴大埋下了更大的隱患。所以，在行政法制度變遷過程中忽視對配套制度的建設，將不利于社會的體系的完善，引發嚴重社會問題。

 

四、總結

 

我國的法制建設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行政法制度的變遷需要全面分析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因素，充分考慮公民的權益，完善配套制度的建設，才能使行政立法發揮作用，反應我國實際國情，維護市場和諧統一，保障公民的權益。雖然我國行政法制度經歷了歷史的變遷，在逐步的改革過程中完善起來，但是由于社會經濟方方面面的原因，在當前我國經濟轉軌時期，行政法制度變遷過程仍遺留一些問題，存在一定的缺陷，需要進一步地采取措施加以解決和完善。

篇（4）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十幾年的討論和探索，終于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這無疑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也是對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貢獻。然而，伴隨著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現了另一種思想傾向，即全盤、徹底地否定“計劃經濟”，一時間對“計劃經濟”的口誅筆伐鋪天蓋地，使國人誤認為我國改革開放以前經濟發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計劃經濟”造成的，大有“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發達不起來的“萬惡之源”之勢。結果是使“計劃經濟”聲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計劃經濟”還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才是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才是中國的最終出路。有人甚至公開講：“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上個世紀影響最深的一場“國際馬拉松大賽”，其結果是經過70多年的激烈較量，以“計劃經濟”的失敗而告終。對此，筆者以為：這種認識如果不是無知的話，就是與當初我們全盤、徹底地否定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一樣，犯了同等程度的錯誤。為了澄清這些思想上的迷誤，有必要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問題，以使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中，避免犯過去同樣的教條主義錯誤，同時也使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這就是撰寫本文的宗旨。

一、市場經濟的歷史演進及其本質屬性

目前，在我國理論界對“市場經濟”存在著多種解釋，但可歸納為兩大類：一類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社會資源配置的一種形式，這是主流認識；另一類是把其看成為商品經濟高度發展了的一種經濟運行形式。實際上這兩種解釋有內通之處。國外對“市場經濟”的解釋大體也有兩種：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市場對商品生產實行調節的一種方式，也是個資源配置問題，另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一種經濟制度而等同于資本主義經濟，成為資本主義的同義語，這是主流觀點。

究竟應該如何認識“市場經濟”及其本質屬性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表達了一種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們深思，這就是：“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1]因此，只有通過對歷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們對所研究的對象認識得更加清楚。

自從人類誕生以后，就產生了人與自然界的物質變換關系問題。這一關系的實質內容就是：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不斷地向自然界“宣戰”，通過勞動利用和改造自然資源以滿足自己不斷增長的多方面需要。這就是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這種經濟活動要采取什么形式進行，不少思想家和經濟學家都進行過考察和研究，而馬克思的論述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闡述到：“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發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因此，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現代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一道發展起來。”[2]這段論述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軌跡：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產品經濟三個歷史階段。它們并不是可以任意選擇的，而是取決于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當生產力的發展十分低下時，人類只能依靠“人的依賴關系”來戰勝自然，滿足自身的需要，這就是人與自然之間的“自然經濟”時期；當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社會分工，同時伴隨勞動成果有了剩余而產生私有制以后，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關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形式上，即人們通過“商品交換”的形式來實現滿足自身的需要，隨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形式也就進入了“商品經濟”發展時期；當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使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勞動將成為人類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隨之消亡，個人得到全面發展，那時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就不需要通過“交換”的形式來實現，也就不需要“價值”插手其間，而是以“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來滿足自身的需要，從而進入“產品經濟”的發展階段。

可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是一個客觀的“自然歷史過程”，每一階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經濟形態。正如馬克思當年批判蒲魯東時指出的：“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人們能否自由選擇某一社會形式呢？決不能。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commerce）和消費形式。”因此，“人們借以進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形式。”[3]

對“產品經濟”形態的認識雖然并不是本文論述的主題，但有必要在這里順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發展階段，或者說“是不可實現的理想模式”，而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這可從三個方面證明：第一，在歷史上它是在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批判的基礎上，作為商品經濟的否定形式而提出來的，并且由空想社會主義者們以試驗的方式實行過。雖然最終失敗了，但失敗的原因并非“產品經濟”形式本身的錯誤，而是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沒有達到可以否定“商品經濟”的程度；第二，當代世界某些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踐足以證明，它們所實行的大量“福利”經濟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體現出“產品經濟”形態的痕跡；第三，如果從分配的角度運用抽象法，來考察一個家庭內部的經濟活動（不考慮它與外部的經濟聯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說明：當其收入水平較低時，父母要以計量的形式對家庭成員進行消費品分配。而當收入水平較高以后，因為消費品的種類和數量可以得到不斷補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計量的方式進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來滿足家庭成員的需求。這一點已為我國改革開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證實。以小喻大，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商品經濟”形態的發展終將被“產品經濟”形態所代替，這在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發展史上只是個時間問題。

社會客觀經濟形態發展的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有一個由產生到成熟、由初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因而會體現出不同發展時期的階段性。“商品經濟”形式的發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紀的結束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確立為標界，大體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簡單商品經濟”時期，后一階段為“復雜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發展時期。“簡單商品經濟”也稱為“小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產生和培育時期，它的交換是以直接獲得所需要的使用價值為目的，是作為“自然經濟”的一種補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當時占主導地位的“自然經濟”的夾縫之中，處于從屬地位，“就象伊壁鳩魯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猶太人只存在于波蘭社會的縫隙中一樣”[4]。“復雜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成熟和發展時期，這時的商品生產和交換不再以獲取使用價值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為直接目的，并且成為社會居主導地位的經濟形式。“市場”已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樞紐和中心環節，是商品經濟發展到這一階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紀末，開始有學者把這種“復雜商品經濟”稱之為“市場經濟”。可見，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達起來以后的一種成熟表現形式。圖示如下：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認識：第一，“商品經濟”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的基礎在生產力方面乃是社會分工引起的勞動社會化，在生產關系方面則是生產資料歸不同的經濟主體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會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歷史時期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所出現的社會經濟活動的一種組織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商品經濟是一種“自發”產生的社會經濟制度。第二，“市場經濟”在本質上就是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形式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以“市場”為核心、以市場機制為紐帶來構建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系統，通過市場把社會各個經濟主體緊密地聯系起來，形成一個網絡結構。因此，一方面“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這種社會經濟活動組織形式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具體表現，也是一種客觀的社會經濟制度；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是社會經濟系統的一種運行機制，它依靠市場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所形成的市場機制，來推動社會經濟活動的運轉，從而形成由市場為導向的資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市場經濟”是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為網絡結構的社會經濟活動系統。它既是一種經濟制度設置，也是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在商品經濟階段成熟起來以后的表現形式；作為經濟運行機制，它表明“市場”成為商品經濟運行的樞紐，是通過市場要素自發的有機運轉進行資源配置的方式，表現為一只“看不見的手”的調節作用。不過，兩者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一定的經濟制度必然會產生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運行機制。因此，兩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賴于人的主觀意志而存在的客觀經濟形式。對于客觀經濟形式，人們不能任意選擇或否定，只能根據“現有的生產力所決定和所允許的范圍之內”去認識它，揭示它的內在規律，并運用這些規律更好地為人類服務。

二、“計劃經濟”的產生及其本質屬性

一種思想的出現，總是與客觀事物的產生和發展相伴隨，因為“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5]“計劃經濟”同樣如此，它絕不是憑空想象或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過程中，針對這種生產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資本主義（早期）市場經濟“自發”運行所帶來的問題和困難而產生的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組織的思想。最初它萌發于16世紀產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那里。例如：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一書中，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深刻批判的基礎上，論述了未來理想社會的生產狀況是由社會領導機構根據“估定”的社會需要量進行生產，并且根據不同地區對某種產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濟虛”地進行調節來滿足各地的消費需求[6]。這說明莫爾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經濟活動的思想萌芽。這一思想在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和摩萊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到18世紀，法國的巴貝夫對未來社會實行計劃經濟的思想則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們未來的制度將使一切都按計劃來進行”，因而社會中“不再有盲目經營的危險，不再有任意生產或生產過剩的危險”，并且論述了社會對勞動投入的有計劃調節[7]。19世紀的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根據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和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深化，不但繼承和發展了這種“計劃經濟”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們所設計的實業制度中，第一次把“計劃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制度來設置，并且對計劃的制定、審查和實施過程進行了具體闡述。當然，這時的計劃經濟思想還不是建立在科學理論的基礎上，帶有很強的主觀理想主義色彩。但是，它對后人認識社會經濟活動并“自覺”進行組織的問題無疑產生了重要影響。

馬克思恩格斯運用他們所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理論，從分析和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規律出發，批判地繼承空想社會主義關于有計劃發展社會經濟的思想，建立了科學的計劃經濟理論，并且把它與未來社會聯系起來，指出這是未來社會經濟形式的重要特征。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種不同的需要量相適應的產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會總勞動量。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方式，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規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能夠發生變化的，只是這些規律借以實現的形式。”[8]恩格斯也曾表達過：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生產資料終將由社會占有，而那時“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并且比喻說：“社會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們越來越服從我們的意志并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就完全取決于我們了。這一點特別適用于今天的強大的生產力。……。當人們按照今天的生產力終于被認識了的本性來對待這種生產力的時候，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就讓位于按照社會總體和每個成員的需要對生產進行的社會的有計劃的調節。”[9]從他們論述中可以看出三點:第一，社會經濟活動是有規律的，它與自然規律一樣，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第二，雖然社會經濟規律是客觀存在，但人們可以認識它，自覺地利用它來人類服務；第三，當人們自覺地利用認識了的經濟規律來從事社會經濟活動時，就是計劃經濟形式。雖然他們在這里并沒有使用“計劃經濟”概念，但已包含這一思想，“計劃調節”就是“計劃經濟”的具體表現形式。據此可知，馬克思恩格斯的“計劃經濟”是主觀與客觀相結合的一種經濟形式。

在此基礎上,列寧對“計劃經濟”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發展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經常的、自覺保持的比例性也許確實是計劃性”[10]。這被認為是對“計劃經濟”經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們深思，它表明“計劃經濟”的內涵在本質上就是要經常的、自覺的保持社會各個生產部門發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計劃經濟工作問題上，列寧更是強調對計劃“應該根據實際經驗和更詳細的研究來修正它”，否則“我們就會盲目行動”[11]。他堅決反對用主觀計劃來代替實際工作，并且明確地告誡說：“完整的、無所不包的、真正的計劃＝‘的空想’。不要追求這種空想”，如果把國家經濟計劃化了，“這是莫大的危險”[12]。這對我們重新認識和正確理解“計劃經濟”，為計劃經濟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導意義。

我們從經典作家對計劃經濟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他們所主張的“計劃經濟”是建立在符合客觀實際，并且根據實際的變化不斷修正和完善的、科學意義上的計劃經濟，為的是達到合理、充分地調節社會經濟資源和發展社會經濟的目的。這表明，計劃經濟應該建立在客觀經濟規律的基礎上，并且反映經濟規律的要求。因此“計劃經濟”是指：根據國民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要求，社會（國家）從具體情況出發，預先擬定經濟的發展方案，并在實施過程中不斷地進行修正，從而對社會經濟活動實行“自覺”的組織管理和調節，它是自覺運用經濟規律的主觀表達形式。這就不難看出，“計劃經濟”實際上就是依靠“社會的理智”通過事先的計劃對經濟活動進行宏觀調控的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計劃經濟”＝宏觀調控，宏觀調控就是“計劃經濟”的表現形式，這應該是計劃經濟的本來含意。它與“市場經濟”一樣，既是一種經濟制度，又表現為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和自發的“市場經濟’制度相對立，是自覺地按經濟規律組織和管理社會經濟活動的表現形式；作為一種經濟運行機制，它表現為一只“看得見的手”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的調節和控制，以實現資源的合理、有效的開發和利用。

內容提要：當我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以后，出現了一種全盤否定“計劃經濟”的思潮。究竟應該如何認識“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這是一個經濟理論界長期爭論不休的理論問題。本文從歷史的角度論證了二者是“主客觀”之間的關系，他們既存在著誰是第一性的問題，也存在著同一性的問題。科學意義上的計劃經濟應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結果，這是計劃經濟思想的本意。所謂“宏觀調控”實質上就是計劃經濟的表現形式。

關鍵詞：商品經濟市場經濟計劃經濟宏觀調控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十幾年的討論和探索，終于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這無疑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也是對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貢獻。然而，伴隨著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現了另一種思想傾向，即全盤、徹底地否定“計劃經濟”，一時間對“計劃經濟”的口誅筆伐鋪天蓋地，使國人誤認為我國改革開放以前經濟發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計劃經濟”造成的，大有“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發達不起來的“萬惡之源”之勢。結果是使“計劃經濟”聲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計劃經濟”還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才是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才是中國的最終出路。有人甚至公開講：“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上個世紀影響最深的一場“國際馬拉松大賽”，其結果是經過70多年的激烈較量，以“計劃經濟”的失敗而告終。對此，筆者以為：這種認識如果不是無知的話，就是與當初我們全盤、徹底地否定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一樣，犯了同等程度的錯誤。為了澄清這些思想上的迷誤，有必要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問題，以使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中，避免犯過去同樣的教條主義錯誤，同時也使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這就是撰寫本文的宗旨。

一、市場經濟的歷史演進及其本質屬性

目前，在我國理論界對“市場經濟”存在著多種解釋，但可歸納為兩大類：一類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社會資源配置的一種形式，這是主流認識；另一類是把其看成為商品經濟高度發展了的一種經濟運行形式。實際上這兩種解釋有內通之處。國外對“市場經濟”的解釋大體也有兩種：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市場對商品生產實行調節的一種方式，也是個資源配置問題，另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一種經濟制度而等同于資本主義經濟，成為資本主義的同義語，這是主流觀點。

究竟應該如何認識“市場經濟”及其本質屬性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表達了一種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們深思，這就是：“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1]因此，只有通過對歷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們對所研究的對象認識得更加清楚。

自從人類誕生以后，就產生了人與自然界的物質變換關系問題。這一關系的實質內容就是：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不斷地向自然界“宣戰”，通過勞動利用和改造自然資源以滿足自己不斷增長的多方面需要。這就是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這種經濟活動要采取什么形式進行，不少思想家和經濟學家都進行過考察和研究，而馬克思的論述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闡述到：“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發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因此，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現代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一道發展起來。”[2]這段論述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軌跡：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產品經濟三個歷史階段。它們并不是可以任意選擇的，而是取決于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當生產力的發展十分低下時，人類只能依靠“人的依賴關系”來戰勝自然，滿足自身的需要，這就是人與自然之間的“自然經濟”時期；當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社會分工，同時伴隨勞動成果有了剩余而產生私有制以后，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關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形式上，即人們通過“商品交換”的形式來實現滿足自身的需要，隨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形式也就進入了“商品經濟”發展時期；當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使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勞動將成為人類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隨之消亡，個人得到全面發展，那時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就不需要通過“交換”的形式來實現，也就不需要“價值”插手其間，而是以“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來滿足自身的需要，從而進入“產品經濟”的發展階段。

可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是一個客觀的“自然歷史過程”，每一階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經濟形態。正如馬克思當年批判蒲魯東時指出的：“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人們能否自由選擇某一社會形式呢？決不能。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commerce）和消費形式。”因此，“人們借以進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形式。”[3]

對“產品經濟”形態的認識雖然并不是本文論述的主題，但有必要在這里順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發展階段，或者說“是不可實現的理想模式”，而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這可從三個方面證明：第一，在歷史上它是在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批判的基礎上，作為商品經濟的否定形式而提出來的，并且由空想社會主義者們以試驗的方式實行過。雖然最終失敗了，但失敗的原因并非“產品經濟”形式本身的錯誤，而是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沒有達到可以否定“商品經濟”的程度；第二，當代世界某些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踐足以證明，它們所實行的大量“福利”經濟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體現出“產品經濟”形態的痕跡；第三，如果從分配的角度運用抽象法，來考察一個家庭內部的經濟活動（不考慮它與外部的經濟聯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說明：當其收入水平較低時，父母要以計量的形式對家庭成員進行消費品分配。而當收入水平較高以后，因為消費品的種類和數量可以得到不斷補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計量的方式進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來滿足家庭成員的需求。這一點已為我國改革開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證實。以小喻大，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商品經濟”形態的發展終將被“產品經濟”形態所代替，這在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發展史上只是個時間問題。

社會客觀經濟形態發展的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有一個由產生到成熟、由初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因而會體現出不同發展時期的階段性。“商品經濟”形式的發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紀的結束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確立為標界，大體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簡單商品經濟”時期，后一階段為“復雜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發展時期。“簡單商品經濟”也稱為“小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產生和培育時期，它的交換是以直接獲得所需要的使用價值為目的，是作為“自然經濟”的一種補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當時占主導地位的“自然經濟”的夾縫之中，處于從屬地位，“就象伊壁鳩魯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猶太人只存在于波蘭社會的縫隙中一樣”[4]。“復雜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成熟和發展時期，這時的商品生產和交換不再以獲取使用價值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為直接目的，并且成為社會居主導地位的經濟形式。“市場”已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樞紐和中心環節，是商品經濟發展到這一階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紀末，開始有學者把這種“復雜商品經濟”稱之為“市場經濟”。可見，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達起來以后的一種成熟表現形式。圖示如下：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認識：第一，“商品經濟”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的基礎在生產力方面乃是社會分工引起的勞動社會化，在生產關系方面則是生產資料歸不同的經濟主體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會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歷史時期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所出現的社會經濟活動的一種組織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商品經濟是一種“自發”產生的社會經濟制度。第二，“市場經濟”在本質上就是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形式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以“市場”為核心、以市場機制為紐帶來構建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系統，通過市場把社會各個經濟主體緊密地聯系起來，形成一個網絡結構。因此，一方面“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這種社會經濟活動組織形式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具體表現，也是一種客觀的社會經濟制度；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是社會經濟系統的一種運行機制，它依靠市場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所形成的市場機制，來推動社會經濟活動的運轉，從而形成由市場為導向的資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市場經濟”是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為網絡結構的社會經濟活動系統。它既是一種經濟制度設置，也是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在商品經濟階段成熟起來以后的表現形式；作為經濟運行機制，它表明“市場”成為商品經濟運行的樞紐，是通過市場要素自發的有機運轉進行資源配置的方式，表現為一只“看不見的手”的調節作用。不過，兩者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一定的經濟制度必然會產生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運行機制。因此，兩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賴于人的主觀意志而存在的客觀經濟形式。對于客觀經濟形式，人們不能任意選擇或否定，只能根據“現有的生產力所決定和所允許的范圍之內”去認識它，揭示它的內在規律，并運用這些規律更好地為人類服務。

二、“計劃經濟”的產生及其本質屬性

一種思想的出現，總是與客觀事物的產生和發展相伴隨，因為“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5]“計劃經濟”同樣如此，它絕不是憑空想象或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過程中，針對這種生產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資本主義（早期）市場經濟“自發”運行所帶來的問題和困難而產生的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組織的思想。最初它萌發于16世紀產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那里。例如：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一書中，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深刻批判的基礎上，論述了未來理想社會的生產狀況是由社會領導機構根據“估定”的社會需要量進行生產，并且根據不同地區對某種產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濟虛”地進行調節來滿足各地的消費需求[6]。這說明莫爾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經濟活動的思想萌芽。這一思想在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和摩萊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到18世紀，法國的巴貝夫對未來社會實行計劃經濟的思想則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們未來的制度將使一切都按計劃來進行”，因而社會中“不再有盲目經營的危險，不再有任意生產或生產過剩的危險”，并且論述了社會對勞動投入的有計劃調節[7]。19世紀的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根據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和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深化，不但繼承和發展了這種“計劃經濟”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們所設計的實業制度中，第一次把“計劃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制度來設置，并且對計劃的制定、審查和實施過程進行了具體闡述。當然，這時的計劃經濟思想還不是建立在科學理論的基礎上，帶有很強的主觀理想主義色彩。但是，它對后人認識社會經濟活動并“自覺”進行組織的問題無疑產生了重要影響。

篇（5）

「作者簡介宋泓，中國院世界經濟與所，博士。（北京郵編：100732）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我國對外貿易快速發展的同時，面臨的反傾銷、反補貼訴訟也越來越多。1992年開始至今，我國已經成為反傾銷措施的最大受害國。在世界反傾銷、反補貼訴訟案件中的份額一直是我國在世界貿易份額中的3～5倍。由此引起的貿易摩擦已成為我國對外貿易發展中的重大。

非市場經濟地位是造成這種狀況的最主要原因之一。那么，為什么我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 ）后仍沒有獲得市場經濟地位？我國能否通過獲取這種地位徹底改變我國的外部貿易環境呢？

客觀地講，我們在這方面已經取得了突破性進展。2004年4月14日，新西蘭第一個承認我國市場經濟地位，一個月之后，新加坡也正式承認了我國的市場經濟地位。5月30日，馬來西亞又發表聲明承認我國的市場經濟地位。6月3日，美國商務部也就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問題舉行聽證會，我國派代表團參加。6月28日，歐盟就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問題做出初步評估，拒絕給予我國市場經濟地位。到為止，已經有將近10個國家承認了我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但是，這種努力的前景如何？我們是否有更好的選擇？這些問題將是本文分析的重點。

一、非市場經濟與世界貿易體系

非市場經濟和市場經濟以及非市場經濟地位和市場經濟地位，含義上完全相反，邏輯上成互補關系。為了分析前者，我們先從后者著手。市場經濟是指整個經濟建立在市場經濟原則之上的經濟體。它和國家控制的計劃經濟相對立。市場經濟地位是對一個經濟體市場經濟性質的一種認定，它主要運用于國際或國內貿易之中。一般來講，市場經濟和市場地位是相統一的，即：如果一個國家是市場經濟，它就具有市場經濟地位。

二戰之后建立的國際貿易體制是以市場經濟的存在為前提條件的；相應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和WTO 規則也是建立在市場經濟原則之上的。①關稅減讓、取消數量限制、最惠國待遇以及國民待遇原則等等也只是對市場經濟體才有意義。如果是在國家專營下，一個國家在多邊談判中做出的承諾完全可以通過其他方式沖減掉。譬如，一個國家在多邊貿易談判中承諾該國的汽車進口關稅降低10%，但同時又將進口汽車的國內消費稅提高10%，或者變相地限制汽車進口的數量等，這些都會使該國多邊談判中的關稅減讓承諾落空。

世界上沒有100%的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國家中，也或多或少地存在著國有或國家干預經濟的現象。對于市場經濟國家中的國家專控產品的貿易問題，GATT中有專門的（GATT第17條）規則處置。

除了市場經濟國家之外，國際社會中還廣泛地存在著所謂的“非市場經濟”國家。非市場經濟是指前蘇聯式的計劃經濟和最近的轉型經濟。在這種經濟中，非市場的計劃在資源配置和經濟運行中發揮著核心作用；國家或政府干預廣泛地存在于經濟活動中。與非市場經濟的性質相對應，在國際和國內法律中也有一個“非市場經濟地位”的概念，它也是對一個國家經濟性質的一種認定。譬如，在GATT和WTO 中、尤其是反傾銷和反補貼條款中，就有一個“非市場經濟地位”的認定問題。非市場經濟國家在反傾銷反補貼訴訟中均被認定為非市場經濟地位。一般來講，非市場經濟與非市場經濟地位之間是對應的：非市場經濟國家具有非市場經濟地位。但是，也有一些例外。蘇聯解體之前的社會主義國家以及現在的轉型國家均被認定為非市場經濟國家。譬如，在1998年之前的歐盟“非市場經濟國家名單”上，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和轉型國家都屬于這種類型。①

如何處理與非市場經濟國家的貿易關系是GATT和WTO 三十多年來一直孜孜以求的目標。

顯然，GATT第17條還不足以應對對外貿易全部由國有企業壟斷、國際價格與國內價格分開、關稅措施基本不發揮作用的非市場經濟國家貿易狀況。②1967年波蘭和1971年羅馬尼亞加入GATT時，當時的締約方要求這兩個國家每年從締約方增加進口一定比例的產品。譬如，在波蘭的方案中規定，波蘭每年從締約方的進口增加7%.1973年匈牙利加入GATT時，由于它堅持本國的國有企業已經獲得外貿經營權，或者僅僅只是而已，因此，再沒有采取波蘭和羅馬尼亞的方式，但發達國家卻專門設計了具有歧視色彩的選擇性保障機制條款，③并將之寫入這些國家的加入議定書中。顯然，這類條款不符合GATT的非歧視和（無條件的）最惠國原則。

這一時期東歐國家的“入關”協定也開創了一個針對所謂“非市場經濟”國家的歧視性做法的先例，且使得這種做法合法化。譬如，WTO 反傾銷協定2.7條④允許WTO 成員在面對來自“貿易處在完全或幾乎完全壟斷狀態，且國內所有的價格都由國家決定的國家”的進口時，可以采取差別對待甚或歧視的做法。這個條款最早就是出現在20世紀60、70年代波蘭、匈牙利加入GATT的議定書中。奇怪的是，盡管現在很少有這樣的國家存在，但該條款還是被經常引用。

不僅如此，這一時期還開創了另外一個對非市場經濟國家非常不利的先例，即：在反傾銷訴訟中采用第三國作為參照的做法。這方面標志性的案例是1975年美國對波蘭“高爾夫車”

（CARTS ）的反傾銷案例。在這個案例中，波蘭“高爾夫車”的價值是按照西班牙的價格來判斷的。盡管在這個案例中，波蘭未被判定進行傾銷，但它卻開創了GATT締約方利用第三國的價格來推斷非市場經濟國家某種出口商品價格的先例。

盡管有這些歧視性的做法和不公平的待遇，但相對來講，這些早期加入GATT的東歐國家還是很幸運的。因為，市場經濟國家與非市場經濟國家的正式貿易關系受政治因素影響很大，而不僅僅是基于經濟方面的考慮。譬如，20世紀60、70年代，蘇聯和東歐國家同時提出了加入GATT的申請，但是只有東歐國家在特定（ad hoc）條件下被允許加入，而蘇聯則被擋在GATT之外。80年代，蘇聯參加烏拉圭回合談判的要求再一次遭到了拒絕。

實際上，接納表現良好的東歐非市場經濟國家參加GATT是GATT的底線。特定（ad hoc）

安排并不是規則導向型的，而是數量或結果導向型的。①這種類型的“入關”承諾是很難實施和監督的。由于環境的變化以及目標的改變，已經答應的承諾沒有執行時，很難得到處罰。

這種做法的弊端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被締約方意識到，但已悔之晚矣。因為這些非市場經濟國家已經成為GATT締約方，對它們奈何不得，結果只好加強對新成員的要求。這也正是GATT締約方以及WTO 成員堅持要求新成員必須達到GATT的要求并遵守GATT規則的原因。

這樣，就如何處理與非市場經濟國家的貿易關系而言，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GATT以及隨后的WTO 之中就存在著這樣一個內在的沖突：一方面，WTO 條款維持著對國家完全或幾乎完全壟斷貿易和控制價格的非市場經濟國家實行歧視性對待的做法；另一方面，又在“入關”

和“入世”條款中，堅持要求申請國家或地區基本達到市場經濟的要求。因此，這就有一個如何認定非市場經濟的問題。這里真正的困難發生在如何判定已經推行改革開放或者進行經濟轉型的傳統的計劃經濟國家之中。經過20多年的改革，這些國家經濟性質已經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但是，GATT和WTO 中卻沒有專門區分“市場經濟”與“非市場經濟”的清晰標準。

即便是1998年初，歐盟根據中國和俄羅斯的市場化改革進程，對這兩個國家不再堅持原先的在國家水平上區分市場經濟和非市場的標準，轉而采取更為務實的“個案處理標準（ona case by case basis）”，②多邊貿易體制仍然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這使得中國和俄羅斯的“入世”談判非常艱苦，許多非經濟的因素也摻雜其中。譬如，在我國的“入世”談判過程中，美國和歐盟聯合起來堅決抵制給予我國市場經濟地位。但是，它們卻在2002年6月和7月分別給予俄羅斯完全的市場經濟地位。實際上，在許多人眼中，我國市場化的程度遠遠高于俄羅斯，但是，卻得不到市場經濟地位。這完全是非經濟原因作用的結果。

二、非市場地位的危害

在市場經濟環境中，一個的生產成本和價格是市場競爭的結果。而在非市場經濟環境中，一個企業的生產成本和價格不是根據市場競爭確定的，往往不真實，不可信。因此，要判斷非市場經濟企業的生產成本和價格則需要從條件相類似的市場經濟國家的企業的成本和價格來進行推斷。從邏輯上講，這種是合理的，但在具體運行上卻往往被人為操縱和利用。

首先，非市場經濟地位的危害主要來源于以下兩個隨意性：（1）對非市場經濟地位認定的隨意性——由誰認定、以什么標準認定，既沒有規則可尋，也沒有透明性可言。在GATT和WTO 的規則中實際上沒有專門針對非市場經濟的條款。因此，根據申請加入的程序以及GATT和WTO 的決策機制，這種認定往往由GATT和WTO 一些主要締約方或成員所操縱，成為限制申請國家的一種手段。即便是WTO 主要成員之間的非市場經濟標準也往往表現出很大的不同，幾乎是每一個國家有一個版本。這種情況對于通過自己誠實的努力改變非市場經濟狀況的國家非常不利。（2）在非市場經濟地位被認定的情況下，在確定反傾銷和反補貼的貿易摩擦中，選擇哪個國家的哪個產業或企業作為“類似的參照”標準也具有很大的隨意性。在同樣一種貿易爭端中，不同WTO 成員會選擇完全不同的參照國家。譬如，1998年歐盟對彩電的反傾銷是以新加坡為參照標準，2004年美國對中國彩電的反傾銷則是以印度為參照標準，這種做法不利于非市場經濟國家向市場經濟的轉化。

篇（6）

一、不動產登記的法律關系

不動產是與動產相對稱的物的概念。所謂不動產是指依自然性質或法律的規定不可移動的物，包括土地、土地定著物、與土地尚未脫離的土地生成物，因自然或人力添附于土地并且不能分離的其他物(1)。不動產登記則是指登記申請人對不動產物權的設定、轉移在專門的登記機關依據法定的程序登記(2)。它是不動產物權變動的法定公示方法，是因法律行為發生物權變動的生效要件，也是不動產物權獲得法律承認與保護的基本依據。不動產登記制度作為一項法律制度，從邏輯結構上分為行為制度和效力制度，行為制度以登記行為為規范的對象，規定不動產登記行為類型、程序以及行為主體的權利義務；效力制度以登記的法律效力為規范的客體，規定不動產登記的法律后果。本部分將通過對不動產登記的內在法律關系的探討，進一步認識不動產登記制度。

不動產登記法律關系，是在不動產登記過程中形成的法律關系總和。從主體上看，不動產登記內在法律關系可以分兩類，登記機構與登記申請人之間的縱向法律關系和登記申請人之間的橫向法律關系。一般而言，縱向法律關系具有行政管理性質，是登記機構與相對人之間的行政法律關系。橫向法律關系具有民事屬性，是平等主體的登記申請人之間的民事法律關系。

縱、橫向的登記法律關系相互銜接，共同構成不動產登記法律關系的整體。所以，不動產登記法律關系具有行政關系與民事關系交叉的雙重性質。

1、縱向不動產登記法律關系

縱向的不動產登記法律關系，是不動產登記申請人對登記機構為登記行為過程中形成的，發生于登記申請人與登記機構之間，具有明顯的行政管理性質，登記機構的登記職權、登記人的申請權與登記義務均體現了主體權利義務的行政性。

在國際上，不動產登記機關比較明確。在德國不動產登記機構為屬于地方法院的土地登記局；在日本為司法行政機關法務局、地方法務局及其派出所；在瑞士多為各州的地方法院。這種做法，是以不動產物權登記直接決定當事人權利義務關系，故登記建立與司法系統的直接聯系。如在德國，不動產物權的爭議直接進人訴訟程序，當事人在此程序中不必，而是向上級法院直接上訴；我國歷史上制定民法之初也曾采用法院統一登記不動產的做法。后來因民國初期的司法混亂而改為屬于行政機構的地政局統一登記，這一做法在我國臺灣地區沿用至今(3)。登記機構的審查權，根據各國的立法規定，一是實質性審查權，這是對不動產有關權利狀況進行全面審查核實的權力，對形式上完備、但欠缺真實性的登記申請可以駁回，實行要件登記制度、證券交付制度的國家為保障登記的絕對效力，均采此制；另一為形式上的審查權，這是對不動產名義權利進行審查的權力，實行登記對抗制度的國家采用此法，如法國、日本,《日本民法典》177條規定：不動產物權的取得、喪失及變更，除非依登記法規定進行登記，不得以之對抗第三人(4)。

登記申請人的權利義務主要體現為登記申請權和登記義務。登記申請權是不動產利害關系人申請登記的權利，與登記機關受理登記的義務相對應。登記申請權發生有兩個前提：一是申請權利人與不動產有一定的利害關系；二是申請人的利益需要通過登記的方式得到保護。登記申請人的登記義務是指登記申請人對登記機構所負有的、對與之存在利害關系的不動產進行登記的義務，與登記機構的登記權限相對應，是一種行政義務，登記義務的行政性在不動產標示登記中得到最充分的體現。

2、橫向不動產登記法律關系

橫向的不動產登記法律關系是指在平等主體的登記權利人和登記義務人之間，在登記申請過程中所形成的法律關系，存在于登記申請人之間，在性質上屬于民事法律關系。不動產登記申請在不動產事實上的權利狀態與不動產登記薄上的記載不一致的場合，需要真實的權利人和名義上的權利人這兩類當事人共同完成，登記利益對于這兩類申請人是不同的。事實上的權利人因登記取得名義上的權利，因登記而受益；名義上的權利人因登記喪失名義上的權利，因登記而受損。因此，登記申請權對兩類申請人的意義明顯不同，對前者是積極的申請權，對后者是消極的合作義務，基于這一原因，不動產登記理論將前者稱為登記權利人，將后者稱為登記義務人。

所謂事實上權利狀態與不動產登記薄不符，主要指兩種情況，一是不動產權發生了實質的物權變動，即發生了所有權轉移或附設權利，如地上權抵押權的設定、變動、取消，新權利人所享有的真實權利與不動產登記薄上記載內容相脫節；二是指虛偽登記。在這種情況下，登記薄上記載的是錯誤的權利、或已喪失的權利、或實際存在但已被涂銷的權利，而與事實的權利狀態不符。

橫向不動產登記法律關系的權利義務表現為登記權利人的請求權和登記人的允諾義務。兩者設置的目的都是為了保障登記順利進行，實現真正權利人的利益，其權利義務具有目的同一性、內容對應性，因此，本部分僅對登記請求權進行詳細探討。

登記請求權與登記申請權不同，它是登記權利人享有的、請求登記義務人為登記申請行為的權利，從性質上看是一種民事權利，不能由權利登記人本身予以強制實現，而應通過法院裁決實現強制性保障。登記請求權發生的原因，一是不動產物權變動的事實，二是事實上的權利狀態與登記的權利狀態不一致，據此，登記請求權可以分為債權登記請求權和物上登記請求權。債權登記請求權基于不動產物權變動的事實產生，源于不動產物權變動當事人的債權契約，是與由從債務人交付義務派生的附隨義務相對應的權利，無須在債權契約中約定，為法定權利。物上登記請求權的產生，基于權利的事實狀態與不動產登記薄上的記載相互脫節，源于真實權利人享有的物權效力，本質上看是排除妨礙請求權的延伸。由上觀之，登記請求權是一種法定權利，基于一定的法律事實發生，因其可訴性而具有強制性的效力.

二、不動產登記制度的經濟背景

不動產登記制度作為一項法律制度，從來就不是孤立的，其內容取決于社會經濟制度。不動產作為重要的生產、生活資料是任何社會不可缺少的調整對象。不同社會經濟制度對不動產登記制度有著不同的要求。基于這一原因，研究不動產登記制度的一般性規律，就需要對其社會經濟背景作以分析。

社會經濟制度有兩層含義，一為社會財產所有制形式，一為社會經濟運行機制。財產所有制形式是社會根本經濟制度，反映一個社會財產利益的最終歸屬狀態，有公有制和私有制兩種基本形式；社會經濟運行機制，是社會經濟運行的方式，在現代社會中也有兩種主要形式，一為計劃機制，一為市場機制。社會財產所有制雖然本質上決定社會財產制度，但其具體操作的內容，往往是社會經濟運行機制影響的直接后果。本文所稱社會經濟背景，是指社會經濟運行機制，具體地講，是探討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對不動產登記制度的影響。

1、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不動產登記制度

計劃經濟體制，在一個相當時期曾一度是我國所采用的基本運行機制，雖然經過經濟體制改革，市場經濟已蓬勃發展。但在體制的轉制改造過程中，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仍不容忽視。此外，對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不動產登記制度進行研究，也有助于我們用歷史的眼光分析市場經濟體制下的不動產登記制度。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不動產由國家直接行使支配權，不動產的開發利用由國家統一調控，不動產物權的取得由國家無償劃撥或分配，不動產的流轉也需要國家行政調配完成。國家意志以行政決策的形式左右著不動產運行的全過程。

國家對不動產的計劃管理，須依賴于系統的不動產產籍資料，以權威的產籍資料為依據才能確保宏觀調控的合理性，避免調控行為的重復和沖突，取得秩序上的穩定。國家為確保產籍資料的準確性，通常將登記規定為不動產使用權取得的強制性程序。登記雖然具有不動產得以使用的要件功能，但在此情形下卻不具備實際的要件意義。首先，不動產使用權在獲得管理機關的正式批文后即已取得。其次，登記僅為對批準文件形式上的復核，沒有實質內容。據此可認為，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不動產登記，只是不動產使用者應當履行的行政手續，或者說僅是一種產籍管理方式，對不動產物權的取得、變更不具備實際的和法律的效力。

、市場經濟體制下的不動產登記制度

市場經濟體制下，不動產及附設其上的權利始終以商品的身份、依權利人的意志而不是依國家的意志在市場上自由流通。而實現這種市場性流通的運行，需要滿足三個前提：其一，作為流通標的的不動產及附設其上的權利被有效的界定，否則不具備流通的資格或流通將失去意義；其二，流通主體與流通標的之間的支配關系，即不動產權利人對不動產及附設其上的權利的支配權必須明確，否則，流通主體必將耗以相當的時間和成本確認此種關系，有礙流通、交易的效率；其三，流通的標志必須明確，否則權利轉讓與否第三人無從認定，交易的安全無從保障。

不動產不可移動的自然屬性與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流通性存在先天的矛盾，這決定了不動產移轉須是權利移轉，不動產的占有者與實際權利人的脫節又要求以一定的權屬標志形式對真正的權利人予以確認、合意、交付作為物權變動的要件僅能完成不動產交易的公示，但不足以公示不動產的流轉，需要具有法律權威的方式公示不動產物權的設立、流轉和消滅，將不動產物權狀態公布于眾，幫助第三人獲得相關信息和判定是否為有關行為。這些需求都賦予不動產登記豐富的使命。可見，以登記的權威來明確不動產產權關系、公示產權的流轉、保障權利人利益和交易安全，是不動產市場運行機制的客觀要求。

三、不動產登記制度的完善措施

不動產市場是我國最為重要的市場，也是人民群眾最為重要的經濟活動集中的領域，必須有一套符合物權公示原則的不動產登記制度。但從我國不動產登記制度的歷史變遷可以看出，我國不動產登記制度強調行政管理功能，忽視和弱化了其自身的公示作用，并且在法律依據、登記機關、登記效力等方面尚未達成統一，不動產登記發生作用的范圍也未涉及農村，這充分體現出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立法與當今市場經濟體制需求的脫節。因此，在當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蓬勃發展的條件下，必須依據物權法對不動產登記的基本法理要求，按照物權法的規則來構造我國新的不動產登記制度，從而使我國不動產登記機關轉變職能，加強對不動產市場的服務，通過登記公示不動產物權狀態并供社會公眾查詢，備有關交易當事人參考，充分發揮不動產登記在物權公示效力、物權變動根據效力、權利正確性推定效力、善意保護效力、風險警示效力和監管效力六個方面的效力，這對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群眾生活秩序的穩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5)。

1、建立統一的不動產登記法律依據，即中國只能制定一部統一的不動產登記法，以物權公示原則為基礎統一我國不動產登記制度。我國現行的不動產管理體制，實際是對不動產中的建筑物、土地、森林、水面、灘涂、道路等分別制定部門規章意義上的不動產登記規則。這些規則不僅散亂而且效力嚴重不足，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不動產登記法都是由最高立法機關制定的，而我國對不動產登記進行規范的法律、法規多由各部門和機關制定，在內容上互相矛盾，所以，我國必須由立法機關制定形式統一、效力足夠的不動產登記法。

2、設立統一的不動產登記機關。在國際上，一些國家通常采用登記與司法系統建立直接聯系的做法，以不動產登記直接或者間接決定權利人的實體權利。如，德國的不動產登記機關為地方法院的土地登記局；日本為司法行政機關法務局、地方法務局及其派出所；而瑞士則為各州的地方法院。考察世界各地的不動產登記制度可以發現，關于不動產登記機關有兩個規律性的特點：一是登記機關一般為司法機關，二是登記機關的統一性，這兩個特征都是物權公示原則決定的(6)。我國不動產登記機關分散且為行政機關，多頭執政導致不動產登記簿不統一，從而引起不動產物權登記的法律基礎不統一，嚴重妨礙不動產市場的健康發展。我國不動產登記機關應當統一，這是一個必然的趨勢。有學者提出“登記只能由不動產所在地的縣級人民法院管轄，即一級法院統一管轄，廢止目前實行的多部門登記的管轄制度。此制度建立的目的，是為了維護不動產登記地籍資料的統一性(7)。這一觀點不乏其科學性，有利于構建我國不動產登記體制，使之發揮強有力的公示作用，并迅速與國際接軌，但筆者作為一名基層法院法官，深知我國基層法院審判任務繁重，使之承擔細致、周密的不動產登記業務，尤其是進行實質性審查工作，基層法院難堪重負。另外，由法院擔任不動產登記機關，一旦登記有誤引發賠償，受害人就有可能作為登記機關的法院，有損于司法的權威。法院作為登記機關還不利于國家行使有效的行政監督，原來的登記機關、人員、資料的閑置更是一種浪費，故我國不動產登記機關的選擇仍應為行政機關，但必須保證統一，而不能象目前的多頭負責，并且該登記機關應淡化其行政色彩，加強其服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不動產市場交易的司法功能。國家可以在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設立專門的不動產登記局，統管不動產登記的有關事宜。這是從我國司法現狀、不動產登記的實際情況出發作出的選擇，雖然較之國際先進立法有一定差距，但有利于避免建立新制度時的混亂，符合我國實際國情。

3、實現統一的不動產登記效力。統一登記效力，是不動產登記在同一邏輯層面上發揮效力。首先，要對不動產登記的審查制度作出選擇，也就是我國不動產登記選擇實質審查還是形式審查的問題。要使登記的內容與真實的權利相一致，就應當對登記的內容進行實質的審查，實行實質性審查，是登記具有公信力的必要前提(8)。我國以往的不動產登記采用的是實質性審查，在統一的不動產登記法制定中仍應堅持這一原則；其次，還應將不動產登記實質審查確定為各種具體的法律制度。不動產使用權及其上所負擔的他項權利的設立，是非常典型的物權設立行為，法律應該規定這些權利的設立只能以登記作為其生效要件，徹底糾正重合同、輕登記的現象。不動產權利轉移、變更、消滅亦應遵循這一原則，保護不動產權利的正常交易。有些學者提出登記實質審查雖然具有提高登記準確性的優點，但也有操作程序復雜、影響交易效率的缺陷。但是，我們應該看到，與登記形式審查相較，實質審查在保護交易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方面、在防止欺詐行為惡果方面、強化登記機關責任方面、強化登記的公示、公信功能方面具有非常突出的優勢。利弊相較，我國不動產登記法仍應采用實質審查。

4、應用統一的不動產登記程序。登記程序既是登記機關的工作程序，又是對申請人申請登記的步驟要求，對當事人權利的保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以往由于不動產登記基本制度不統一，登記程序的規定也不統一，從而給當事人權利保護造成妨礙。在將來制定的不動產登記法中，應該統一登記的程序，以科學、高效的登記程序規范當事人登記行為和登記機關的職務活動，避免可能出現的登記失誤和欺詐行為，滿足快速發展的不動產市場的需要。

5、制發統一的不動產權屬證書。權屬證書即是登記機關核發的記載不動產權利狀態的文書、證件。當前，我國由于登記體例不統一，存在著地權證、土地權使用證、房地產權證、房屋產權證、林權證等多種不動產權屬文書并行的情況。不動產權屬證書不統一，不但加重了權利人的經濟負擔，加重了不動產市場規范的矛盾，而且加劇了不動產管理機關相互的爭執，且由于不動產權屬證書是國家公信力保障發揮公示作用的，多樣化的權屬證書對其公示職能構成傷害，從而影響其反映物權狀態、保障不動產物權變動安全的根本功能。故我國應當實行不動產權屬證書統一，建立統一的不動產權屬證書制度。

“五個統一”不是彼此孤立的，統一登記制度必然要求統一的登記機關，統一的登記機關的不動產登記才能應用統一的登記程序，制發統一的不動產權屬證書，最終實現登記效力的統一。

參考文獻資料

（1）梁慧星：《中國物權法草案建議稿》，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19頁。

（2）王利明：《試論我國不動產登記制度的完善》，載《民商法研究》》第5輯。

（3）李鴻毅：《土地法論》，1991年版，第260頁。

（4）王書江譯：日本民法典》，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頁。

（5）孫憲忠：《中國物權法關于不動產登記制度的基本考慮》，載作者著《論物權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76頁。

篇（7）

[中圖分類號]F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3）05-0127-02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城市經濟的發展由原來的計劃經濟轉為市場經濟，并逐步與國際經濟運行方式接軌。同時，土地經濟理論已經成為經濟和社會管理科學的重要內容。市場經濟是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主要手段的經濟運行方式。它要求城市的發展必須以城市經濟的發展來管理城市，這是城市發展管理理念上的一次再提高。而經營城市正是在這種市場經濟的推動下形成的。所謂城市發展與土地經濟的關系，也就是土地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關系。

在經營城市的發展中，市場經濟是利用市場機制的作用、運用價格信號，引導人們把有限的資源配置到社會最需要的、使用效率最高的生產單位上去的一種經濟運行方式。而土地經濟是人們依據經濟觀點或運用經濟學原理研究，解決如何分配和利用土地為人類生產、生活服務，研究社會經濟的發展與土地的關系及因利用土地作為財產和收入來源時所發生的人與人的關系。

通過多年的實踐人們發現，土地經濟和市場經濟在經濟理論上具有四個共同的基本屬性：一是中樞性。市場上聯最高經濟調控中心，下聯企業和每個經濟細胞。市場參數是宏觀決策的基本依據，市場信號是企業決策的重要基礎。整個經濟運行，其一要以市場為中樞而開展，沒有了市場的元素，經濟活動將難能存在和發展；其二是利用土地在地域上的特殊性帶來經濟上的效益，處在不同地域的土地具有不同的經濟價值；二是資源配置的基礎性。無論是土地經濟還是市場經濟，都要靠市場的需求來推動。即通過需求信號，由千百萬個經營者根據自己的經營需求做出決定，通過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來實施。價值規律發生作用的環境和條件需要通過供求關系的變化來體現，生產要素的流動和資源優化配置，要通過價值規律進行調節與分配，市場是價值規律發生作用的基礎，它控制著市場經濟的平衡，控制著土地價格的平衡。三是競爭性。市場就是戰場，競爭是市場經濟的突出特點，同時也是土地經濟的突出特點。競爭對商品當事人既是動力又是壓力。平等競爭的條件是通過市場的不斷完善和發育來實現的，市場競爭以嚴酷的損益，激勵勞動者千方百計地提高勞動效率，迫使經營者不斷地采用最新技術和經營管理。使得整個市場經濟位于一種良性的發展態勢，使得土地利用率達到最大量化。四是開放性。市場是向所有商品生產者、經營者、購買者開放的，是向不同企業、向國內外開放的。開放是發展商品經濟的要求。只有開放才能搞活市場，才能使市場經濟的發展與時事需求并行，使一個城市的發展不時地站在一定的高度上向前發展。而土地正是在經營城市發展過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是開放性經濟中招商引資的一種手段。

無論是土地經濟還是市場經濟，兩者的關系是密不可分的，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市場經濟如何發展直接影響著土地在市場上的價格，直接體現土地利用率及土地在區域上的等級劃分。然而，土地經濟中土地價格的高低，也直接體現該城市經濟發展的層次，在土地經濟中土地如何合理分配上和供求關系上，直接影響著該城市的房地產價格，影響著一些與房地產相關企業的發展，當然也影響著地域經濟的運行和發展。

土地是人類生存的基礎，是人類生產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生產要素，在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經濟政策及市場的需求都影響著土地經濟中土地管理、土地利用、土地分配的問題。在計劃經濟時代，土地作為一種自然資源，其配置形式主要是由行政劃撥，服從服務于經濟建設的需要。隨著城市經濟的全面發展，在市場經濟的推動下，土地經濟的概念在地位上和作用上得到顯化，土地管理已經成為經濟和社會管理的重要日程，使土地作為一種資源來管理，充分體現了國家作為土地所有者的身份。目前，我國各地區實行土地收購儲備，并實施土地的招標拍賣，形成了政府壟斷土地的一級市場，這正是在市場經濟的推動下所形成的一種管理手段。這種管理手段對市場經濟的發展能夠起到一定的平衡作用。其作用表現在：一是能夠盤活城市的存量土地；二是為城市建設融資；三是控制房地產盲目開發，穩定房地產市場價格，四是通過對企業的收購補償可以使下崗職工的生活得到保障；五是對失去土地的農民做了妥善的安置。前些年由于城市要發展對土地的需求量就增大，政府對土地的利用和開發又不能實行一定的控制，形成一種多渠道供地的形勢。這樣就造成很多開發企業在這種形勢下大量屯積土地，以求得在土地上獲得利潤，在高額利潤的誘惑下，房地產公司蜂擁而上，盲目開發，造成大量房屋積壓，這邊房屋還沒有銷售出去，那邊又在搞開發，形成房地產市場的膨脹式惡性循環，嚴重擾亂了土地市場。所以，要經營好城市土地城市政府必須遵循市場規律，用市場機制配置土地資源，提高經營城市土地的藝術，降低經營城市的成本，保證土地市場的公開、公平、穩定運行，促進城市經濟可持續發展。

實踐證明，調整好土地經濟與經營城市之間的關系是城市發展的關鍵。在探索的過程中，必須遵循的經濟學原理，遵循“從實踐到認識、從認識到理論、從理論再到實踐”的原則。幾年來，通過我國各地方利用土地搞發展的實踐可以明確看到，經營土地和經營城市在實踐中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無窮的潛力。特別是當前國家發展小城鎮建設的決策，將農民集中居住，既拉動了城鎮經濟的發展，又使土地達到了最大限度的利用。這一決策將成為推動我國經濟發展偉大實踐中新的里程碑。

還應清楚地看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使城市建設和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運用市場經濟手段，促進土地市場的發展，對構成城市空間和城市功能載體的各種資源、資本進行聚集、重組和市場化運作，才能實現城市發展資金運作的一種良性循環的態勢。經營土地是經營城市的核心和關鍵，是提高城市綜合競爭力的戰略選擇。所以，把握和運用好土地經濟與把握和運用好經營城市發展的規律是經營城市發展的必由之路，城市要經營好，就必須先經營好土地。只有經營管理好土地，城市政府才能更好地履行建設和管理城市的職能，才能使經營城市的發展獲得更為合理的空間和更加雄厚的物質基礎。

【參考文獻】

篇（8）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12）03-0013-04

隨著人類邁入21世紀，社會復雜性和不確定性驟然增強，各種各樣的突發性危機事件紛至沓來。學者們將其發生的原因歸結為政府在社會治理中的“失靈”，而實際上這是人類社會在實現歷史轉型的過程中必然要面對的挑戰（中國也不例外）。1978年開啟的改革開放是中國實現“社會轉型”的一個起點，它標志著中國已進入一個社會轉型的關鍵期，是中國縮小同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發展差距的重大機遇期，同時它也開啟了中國政府全面改革和實現現代化的時代。作為領導“社會轉型”的主導力量，政府正面臨著巨大的挑戰。那么，如何才能避免和應對不利于人類的延續和發展的危機事件發生，實現社會的和諧、可持續性發展？求解這一課題，首要工作就是省察社會轉型時期政府治理的現狀，并在科學分析和評判的基礎上總結先進經驗教訓，以進一步“探討建立起一個什么樣的政府去領導我們的社會，或者說，重塑出一個什么樣的社會治理體系去扭轉既有社會治理體系功能性失靈的局面”。[1]

一、我國社會轉型時期的特質分析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隨著社會主義改革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領域的發生、發展，學者們普遍認識到中國社會已經逐漸進入到一個巨大的轉型時期。中國社會轉型，包括了從原有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鄉村社會向城鎮社會轉變、封閉半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轉變、倫理社會向法理社會轉變等，結構轉型和體制轉型同步并行、相互交織，涉及社會所有構成要素系統的相應變化與調整，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確立的過程，也是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等領域全面性的社會變革時期。[2]到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北京到上海的沿海一帶，人們的生活方式、行為模式以及思想觀念都發生了巨大變化，而且持續變化的速度之快幾乎讓人目不暇接。最為重要的是，這種變化過程所包含的因素又無法被歸入西方發達國家工業化進程中的任何一個階段。這意味著什么呢？顯然，中國現在也與發達國家一樣，出現了后工業的跡象。”[3] 也就是說，中國在沒有完成工業化進程時又面臨一個新的課題――如何應對后工業化的問題。換而言之，從全球的視野來觀照中國的社會轉型，中國政府目前正面臨著雙重的發展壓力，一方面需要著手發展經濟、補“工業化的功課”；另一方面又要著眼于實現向后工業化的成功過渡和快速適應后工業化的發展要求，實現社會的和諧穩定發展。

如果將“雙重的發展壓力”看作是在全球化發展視域下我國社會轉型的一個典型特征的話，那么，從國內的背景看，我國的社會轉型實際上還具有兩個特征。首先，轉型的實現是一種“自上而下”的自覺強制的定向發展戰略，國家和政府作為有組織的社會力量在推動變革的過程中起著支配作用。市場經濟的建立雖然蘊含著中國民間力量的自發因素，但是總體而言它不是中國社會中內生的一種發展模式，而是對他人成果的利用和借鑒。其次，現時代我國的社會轉型是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這區別于西方國家由農業經濟或者原始的非市場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因為，農業經濟是一種同人類早期落后的、以農業為主的生產力發展狀況相適應的經濟模式，是人類經濟發展必經階段。市場經濟則代表了經濟發展的高級模式，是與生產力的高度發展、社會分工的迅速擴大和社會財富的迅速增多相適應的經濟體系或資源配置方式。由農業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需要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來奠定轉型的經濟基礎，否則轉型是不可能實現的。而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兩種平行的資源配置模式，這兩者之間存在著本質的區別。計劃經濟強調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的控制，市場經濟則強調通過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靈活調節。正是由于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體制之間的這種本質區別，導致轉型過程中它們之間的摩擦沖突異常激烈。“這兩種體制的轉軌、過渡、并存的時間愈長，由其內在沖突和摩擦導致的代價必然愈高。”[4]

二、“治理”概念與政府治理現狀

1989年，世界銀行的報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從危機到可持續增長》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機”（crisis in governance）一詞，作為其評估受援國現狀的主要標準之一。此后，“治理”便廣泛地用于政治發展研究中，特別是被用于描述后殖民地和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狀況。英語中的治理一詞（governance）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臘語，原意是控制、引導和操縱。長期以來它與統治（government）一詞交叉使用，并且主要應用于與國家的公共事務相關的管理活動和政治活動中。[5] 20世紀90年代以來，治理日益成為公共管理的核心概念，甚至在很多地方取代了“公共行政”和“政府管理”，并且迅速擴展于其他經濟社會領域，成為近年來社會科學關注的焦點。治理理論的主要創始人之一詹姆斯?羅西瑙認為，“治理是只有被多數人接受（或者至少被它所影響的那些最有權勢的人接受）才會生效的規則體系；然而政府的政策即使受到普遍的反對，仍然能夠付諸實施。”[6] 喬治?弗雷德里克森認為，“作為治理的公共行政，在某種程度上是麥迪遜主義的，它是當今反政府時代流行的政治學。”[7]

全球治理委員會的定義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權威性，該委員會于1995年發表了一份題為《我們的全球合作伙伴》的研究報告，其中對治理作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可以說治理已經是一個具有廣泛適應性的概念，泛指政府、私營組織、公民社會及行為個人等多種活動主體之間的關系。具有四個特征：治理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套規則、一種行動；治理的基礎是協調而非控制；治理涉及公共部門，同時又包含私人部門；治理不是一種正式制度，而是一種持續的活動。[8] “治理”(governance) 與“統治”(government) 從詞面上看似乎差別并不大，但其實際含義卻有很大的不同。區分治理與統治兩個概念是正確理解治理的前提條件。中國學者俞可平認為，治理是一個上下互動的管理過程，它通過合作、協商、伙伴關系，確立認同和共同的目標等方式實施對社會公共事物的管理，其權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9]政府治理包括兩層含義：政府代表社會實施治理權力，以促使全體社會成員履行自身應盡的社會義務并促使他們服從法律；政府及其公職人員切實履行社會契約的規定，積極促進社會利益及社會公共意志的實現。其中后一種界定是政府治理的實質意義。一般認為，政府治理呈現三方面的特征：治理是還政于民的過程；治理主體多元化；合作是政府治理的主要方式。

伴隨著社會轉型的悄然進行，中國政府一直在積極探索實現社會的和諧穩定與科學發展之路，積極改革行政體制，以適應并推動社會轉型的進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我們所經歷的整個社會轉型期，政府治理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第一，政府的治理理念不斷創新。提出“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是的最高命題，[10]強調科學發展，注重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全面和諧發展。也就是說政府在發揮治理職能時更加注重人性、關注人的發展，這一精神已經貫徹到政府治理的整個過程。第二，政府的類型開始由全能型政府向有限政府轉變，也就是說政府在主導經濟體制轉軌的時候，積極培育市場并主動退出市場，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由沖突轉變為一種良性發展的關系。第三，政府的權力開始下放和向外轉移。這一重要舉動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地方政府責任大、權力小，權責不對等的治理困境，調動了地方政府參與社會治理的積極性。第四，政府的運作過程更加透明，體現公平、民主。依法治國、依法行政、政務公開等已經成為政府運作的基本要求。政府在制定政策、出臺法案的時候，積極征詢專家、公眾的意見，這樣增強了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的積極性，體現了公平、民主的公共行政精神。

然而，政府治理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在一些方面依然存在不足。首先，面對社會治理主體多元化，政府在界定其與市場、公民、社會的關系時顯得滯后。也就是說，由于沒有科學合理地界定三大部門的關系，導致政府在社會治理中依然處于絕對強勢主導地位，從而缺乏相關的政策制度保障以鼓勵和支持市場、公民和社會積極充分地發揮社會治理作用。其次，公民參與積極性依然不高。由于政府沒有理清公民社會的身份地位，公民參與政府治理活動的渠道不暢通，公民參與治理的意見反饋機制不完善，導致公民參與政府治理僅僅停留在形式民主的層面。再次，政府應對危機事件的能力有待加強。從進入社會轉型期開始，尤其是進入21世紀，危機事件呈現全球性爆發之勢，危機管理逐漸成為常態，這要求政府治理能力相應跟進。第四，政府治理亟須體現服務精神，應運用電子政務等手段提高政府治理技能。

總之，我國社會轉型時期的政府治理雖成效顯著，但隨著改革的深入，政府治理的缺陷也逐漸顯露出來。這些缺陷表征在社會層面上，就是貧富差距懸殊、區域發展不平衡、社會保障滯后、環境污染嚴重、社會突發性事件等不斷凸現。導致這些問題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治理社會公共事務所建立的組織架構及其運行規則體系的轉型滯后于經濟、社會的改革。也就是說，政府治理模式亟須轉型以克服目前尚存的缺陷，來適用并推進經濟、社會的改革。

三、構建中國特色的政府治理模式

關于社會治理模式的變革，張康之認為，“20世紀后期，人類的社會治理模式變革進入了一個迅猛發展的時期，從80年代到今天，已經形成了三種既有邏輯聯系又有所不同的社會治理模式，它們分別是參與治理、社會自治和合作治理。參與治理是在民主行政的理想追求中出現的，社會自治是在非政府組織以及其他社會自治力量的成長中展現出來的，而合作治理則是社會自治力量成長的必然結果，也是對前兩種社會治理模式的揚棄。合作治理是一種正在成為主流的社會治理模式。”[11] 張立榮認為，“中國未來政府治理范式的構建進路：四管齊下，整體聯動”，即“提升政府能力，培育公民社會：建立‘強政府-大社會’結構；優化之策：經濟體制改革、行政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三者良性互動；踐行政府與社會的合作：實現社會運行機制轉型；政府治理范式革新的近期目標：建設‘管理-服務型政府’”。[12] 譚賢楚認為，“目前，我國正處于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倫理型社會向法理型社會、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關鍵時期，既要利用參與全球化的進程大力發展自己，又要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就要求我國政府在應對全球化的趨勢時要起到‘強政府’的作用，從而提高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13] 茅于軾認為：“一個穩定的社會，一定是精英和大眾的結合，也就是說社會由精英來治理，但他們考慮的是大眾的利益。世界上能夠保持穩定的社會都有這個特點。中國正處于轉型期，特別要注意構建一個什么樣的社會，是強調精英的還是強調民眾的。”[14]

通過對我國政府治理現狀的省察，結合我國社會轉型的時代背景以及政府治理理論的先進成果，可以發現：我國社會轉型時期的政府治理的未來進路必然要遵循總體性發展原則，體現效率、經濟、公平、公正、服務的精神，用合作治理的理念取代參與治理理念，建構一種“中國特色的政府治理模式”。也就是說未來的政府治理必須處理好政府與社會、政府與市場、政府與公民之間的關系，促進政府、市場、公民社會的良性發展，并最終導向服務型政府的實現。具體而言，可以從四個方面努力來建構“中國特色的政府治理模式”：

首先，用“科學發展觀”、“和諧發展”、“服務價值”來統攝整個政府治理過程。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科學發展觀”就是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和諧發展”最終所要實現的目標包括兩層涵義，人、自然、社會的和諧發展以及政府、市場、社會的和諧發展。“構建和諧社會是一個合乎歷史發展客觀趨勢的目標，走向和諧社會的進程是一個創造性的建構過程”，[15] “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我們應以總體性哲學為理論指導，并根據這一哲學精神去設計行動方案。”[16] 科學發展觀、和諧發展無疑為我國政府治理提供了發展的方法論要求。“服務價值”區別于權力控制觀念和法律觀念，它是政府治理過程所應遵循的核心價值。只有通過制度安排和作為服務價值實現載體的公共管理者的不斷實踐，服務價值才能真正得以實現，服務行政模式才會真切地以“服務型政府”的現實形態展現出來。

其次，處理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時，必須更新治理理念。政府在處理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時不斷更新治理理念，是由當前轉型時期出現的社會治理主體多元化、應對突發性危機事件和實現政治文明的歷史使命決定的。針對社會治理主體多元化現象，政府應當科學評判公民社會、市場的“治理地位”，堅持“合作治理”的理念，通過立法和制定各種政策規章來保證公民社會和市場的“身份地位”以促成它們廣泛而積極的參與。危機與突發事件，是我國實現轉型必然要面臨的挑戰。關鍵的問題是我們一定要有“系統治理”的理念，將危機不僅僅看做是某一方面的單個事件，而是用系統的觀點來將其與整個社會轉型聯系起來，分析危機產生的原因，建立配套的危機預防和治理機制，形成全面預防和治理危機的治理體系。我國一直強調要實現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這其中實質上包含了三方面文明即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物質文明的實現依賴于經濟的快速發展來實現，精神文明依賴于倫理道德的建設，政治文明依賴于民主、法治的建設。其中政治文明對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實現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也就是說，在社會轉型期政府必須始終將憲法和法律作為治理的根本依據，堅持“依法治理”的理念，依法行政、依法治國。

再次，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時，必須繼續遵循和發展“引導型政府職能模式”。在狹義上理解，政府職能模式就是政府與市場之間關系的模式。在近代社會，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先后出現了兩種政府職能模式，即保護型政府職能模式和干預型政府職能模式。保護型模式建立在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基礎之上，強調防止或者限制政府進入市場、干預市場發揮作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1929-1933）爆發后，以凱恩斯為代表的經濟學家提出“政府干預論”，徹底顛覆了自由主義指導下的“保護型模式”，并為“干預型模式”的出現提供了理論支撐。中國的政府職能模式既不是西方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所采用的“保護型模式”，也不是壟斷資本主義時期所采用的“干預型模式”，而是選擇了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引導型政府職能模式”。引導型模式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隨著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崛起而形成的一種獨特的政府職能模式，它是“保護型”和“干預型”的綜合統一，既相信經濟規律的客觀存在，又主張要認識和利用規律，反對在市場的自由放任和政府的強力干預之間做出選擇，“它要求在政府與市場之間建立起穩定的聯系，使政府的地位和作用相對確定，政府應當做什么和不應做什么，都以法律和制度的形式固定下來，政府的行為邊界清晰而決不因人因時而異。”[17]引導型政府職能模式實質上體現了政府與市場之間關系定位問題，也就是說這一模式是建立在政府與市場之間的科學的“治理身份定位”的基礎之上的。在應對“金融危機”以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中，引導型政府職能模式已經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遵循、發展“引導型模式”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最后，處理政府與公民的關系時，要體現民主和公平。治理理論一個很重要的貢獻在于強調公民參與的重要性。實踐已經證明，公民參與政府治理更有益于“民主、公平”的實現。問題是，目前我們國家尚未形成一個穩定暢通的公民參與體系，這直接限制了公民的參與積極性。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方法是，加強立法和政策規章的制定，明細公民參與治理的程序、渠道以及激勵和反饋機制，逐漸 （下轉第19頁）（上接第15頁）形成一個支持公民參與的制度體系，形成公民參與的文化氛圍，進一步調動公民參與治理的熱情，為社會自治及合作治理的最終實現奠定基礎。另外，值得說明的一點是，由于處于轉型期，政府治理面臨著工業化和后工業化雙重的發展壓力，在這一特定時期很容易出現道德缺失的現象。因此，政府在處理與公民之間的關系時應采取謹慎的態度，在對“治理理論”進行科學評價的基礎上，加強倫理建設和文化建設，以防止公民的道德淪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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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2009，“危”中有“機”

傅強：前一階段在和有些專家交流的時候，有一位專家說，我們花了很長時間和美國穿上了一條褲子，一條腿是虛擬經濟、一條腿是中國的實體經濟，但是現在這兩個經濟同時在出事兒，由此中國原來的一些發展規律是不是被打破了?請問周教授，你認為2009年中國經濟還有什么樣的變數?未來的發展態勢是什么?有沒有什么積極的因素值得我們去重視?

周其仁：2009年當然還會有很多變數，我們專門研究經濟的人也不完全知道。但是有一點是知道的，中國已經形成了高度外向的，自己內在比較粗放的這種模式，這是我們應該主動加以調整的。但是一個社會，一個經濟或者一個公司，沒有很大的外部壓力，完成調整有時候是有難度的。

原來的模式，是中國兩個三角洲生產大量的中國制造的產品到美國，賺了外匯回來，這就變成了很高的國內市場的景氣變動；另一頭變成了國家外匯儲備，又是一個兩難局面，買了這么多的美國國債，就要受它形勢的影響，無論是美元幣值的變化還是美元資產的變動，分分秒秒都牽動著全球最大的外匯資金。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很多中國企業對世界的理解，這是正面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環境的開發壓力實在太大了，原有的模式導致了過度的環境壓力、過度的出口，過度依賴出口市場。珠三角這次調整，雖然是冬天，但是有好處。我不是說中國應該關起門來，中國的GDP中進出口占60％－70％，在所有大國中這個數據偏高，中國有那么多的資源，這些資源變成了外匯儲備，外匯儲備買了美元資產，美元資產又在貶值。倒過來想想，這些資源我們能不能用得更好呢?所以要兼顧國際市場和國內市場。

很多產品國內是有市場，但是這個市場要怎么開發出來，這是我們量近關注的問題。一張單子往外走很容易，同樣一張單子在國內做難度就大了。最近遠大的總裁告訴我，他的業務很有意思，六個做外銷的業務員，做的銷售額等于250個國內業務員做國內業務的總量。為什么一個極高，一個極低7這就是有一個商業分工的問題，也有一個商業配合的基礎設施的問題，我們關注水利怎么樣、政府服務怎么樣、信用體系怎么樣、契約承諾守信等等。但是我對今天的主題非常感興趣，因為所有變革要有技術支撐，但不是純技術，它和社會需要是一體的。

上一波亞洲金融危機以后，國內經過調整，冒出一批新興企業，比如說阿里巴巴，它就是利用新的技術，阿里巴巴提供了一種通道，在我看來是開發國內市場。你到大街上開一家店很困難，無論是成本，費用，手續都很困難，阿里巴巴是在網上開很多店。馬云給我講了一個故事，他也不知道在網上年輕人會想出，發泄出這種需求。有一個年輕人在阿里巴巴上賣蚊子的標本，這種產品有市場，供不應求。這真的是匪夷所思。

傅強：其實講蚊子標本也好，講什么也好，我們從周教授的發言中發現一個問題，那就是從“危”講起，最后落到“機”。

“智慧的地球”，隨需而出

傅強：今天的話題是有關變革。我從業以來一直在跟蹤關注IBM，確實感到它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拋出一個概念，從“e-Business”、到“隨需應變”、到“創新”、到“智慧的地球”。不知道概念本身或者背后是否有深刻的背景?還是IBM自己遣出來的一個名稱而已?

錢大群：“智慧的地球”這一理念，是IBM長期跟蹤世界經濟的發展趨勢，分析全球市場變化而制定出來的。其實IBM每次提出一個概念，都是因為我們看到了全世界在改變。

當前不僅是金融危機，還有很多問題對全球影響深遠，比如，資本和信用危機，經濟低迷和未來的不確定性，不穩定的石油價格和能源短缺，信息爆炸帶來的風險與機會俱增，全球化和新興經濟，新的客戶需求和商業模式，等等。這些問題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是需要生活在地球上的各個國家，各個階層的人們共同去面對的；而如何通過更加“智慧”的方式讓我們的生活更美好，是全人類共同關注的發展之道。當然，在當前這個經濟蕭條的寒冬時期，如何能夠通過更加“智慧”的方式走出困境，是擺在我們面前的緊迫任務。

同時IT技術正在經歷15年前“互聯網”出現后的IT技術變革。在“互聯網”發展的15年中，人們利用無所不在的網絡將世界聯系在一起。從現在起，是將IT技術深度運用在各行各業之中，運用新的計算模式，把“互聯網”和“物聯網”結合起來，開創以前做不到的更有智慧的城市，更有智慧的電網，更有智慧的企業，使得人類文明往前走。

傅強：我特別注意到你給“智慧的地球”賦予了一個概念“互聯網+物聯網”。這是什么概念?

錢大群：我們對互聯網很熟悉，但是我們可以透過物聯網把貨物或者資訊進行更有效率地傳輸，把這兩個結合起來，你就會發現可以做到很多以前沒有突破的事情，所以我們希望把互聯和物聯結合起來，可以開創很多新的解決方案，幫助企業，社會提升。

用智慧的方式幫助企業

傅強：吳總是物流行業的，我知道企業轉型過程是相當艱難的，比如說很多外向型的制造業，讓它轉向內需就會發現一切都不配套了，生產環境、銷售不配套，信息系統不支撐，這個轉型幾乎等于重建一個企業。不知道你怎么理解“智慧的地球”的定義，怎樣看待它的機會?

吳堅忠：我們這個地球所有的資源是有限的，所以我們要思考能不能和環境和諧地可持續增長，這就是我對所謂的“智慧的地球”的理解。

資源是有限的，人的生活品質要不斷提高，這個轉換過程一定要和諧，不能耗盡也不能不平衡。物美是做零售業的，把商品從生產端根據需求給消費者。這里有一個智慧的問題，就是供應鏈效率要比較高。在供應鏈的過程中，商品損耗很多。首先第一個環節就是你對需求的把握要準，老百姓需要的東西你是否知道，你知道了以后通過物流配送來滿足消費者，這個效率是很高的，這個過程中時間是不是浪費了，最根本的問題是企業是否懂得需求。我們最近在做SAP，就是通過需求驅動我們供應鏈的有效管理。以前我們都是先生產出來，然后推銷，賣不掉就變成庫存，庫存損耗以后就折價賣掉，這是生產驅動的，這不是智慧的方式，應該是需

求通過我們的流通引導生產。如果這個鏈條能夠做得更好，我相信在商品的供應鏈過程中效率就會提高。

高新民：其實在克林頓執政的時候美國副總統提出過“數字地球”，現在我們提出了信息化，我經常講信息化本質不僅僅是運行環節、不僅僅是辦公自動化，不僅僅是互聯網，本質上是挖掘這個社會的智慧的潛力，發揮智慧的生產要素。人除了體力要素外還有智力要素，社會的智慧要素不僅僅是人的智力要素，每個事情的運作都有它的流程，流程中也有智慧的因素，所以“智慧的地球”是最接近我們提出的推進信息化本質內涵的一個概念。

如果說智慧的地球更接近于信息化本身，那它確確實實是我們國家改變經濟和社會發展方式的一個最重要，最現實的戰略措施和途徑。為什么?因為我們是生活在信息化的時代。信息化時代的商業競爭、企業競爭，市場競爭。靠什么?就是靠信息化，或者靠“智慧的地球”的理念支撐經濟，社會、企業、政府、甚至包括每個人的生活方式都要加以改變。信息化本身要融合到各個領域里，推進它的智能化或者智慧化。

傅強：因為胡錘先生任職的機構是標準的公共服務機構，您怎樣看待“智慧的地球”對于會共服務的影響?

胡錘：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人在萬物中都是主體，但是信息技術打造的技術平臺，使人們跨越時空的阻隔，將異地異時的各種信息盡收眼底，人們因此更容易洞悉事物的發展規律，并采用更加智慧的方法去應對各種問題，讓人類所主宰的地球更加智慧。

在“智慧的地球”的建構中，博物館的責任是提供文化資源。文化反映了人類在社會歷史實踐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而博物館是收藏和展示人類歷史文化“物證”的場所。在實體博物館的基礎上建立的數字博物館，就是將博物館蘊藏的歷史文化信息以諾言、文字、圖片、影像等等各種載體形式，通過信息技術平臺進行廣域傳播，突破地域，時空的阻隔，放大實體博物館的作用，幫助更多的人深刻認識社會發展的軌跡，用更加理智的方法來應對當前發生的問題，這個過程本身又可以推動文化的發展。當然，在博物館內部也存在借鑒，引入當下計算機業界在物流管理、倉儲管理，財務管理，檔案管理、安全管理等事務管理領域已經相對成熟的相關計算機技術，建立博物館內部管理信息平臺，提升博物館的管理工作效率。

市場經濟也需要智慧的計劃

傅強：IT不僅僅是一個企業的責任來推動工業化的進程，更大程度還是在社會方面推動社會的變革。有時候我覺得，即使沒有這場美國的經濟危機，中國很多企業的發展方式也真的到了需要改變的時候了。剛才吳總在表述自己觀點的時候談到一個希望，希望從客戶端更好地了解需求，這樣再談物流、配貨，然后在后端又可以指導相應的生產。聽完后我第一個反應是：這是不是回到計劃經濟?“智慧地球”的提出打破很多行業界面，會不會讓大家理解成再往下運行，大家都講計劃和分配，反而讓市場失去了活力?

吳堅忠：人們生活需求很多，是要用“看不見的手”的價值取向來控制整個社會過程。但是對于企業來說，有計劃還是很重要的。舉一個例子，剛才說零售業過程中有大量庫存，大量的食品損耗。比如，北京有六七百家店，假如所有的員工賣可樂或者賣蘋果，就根據每個店的銷售發訂單。訂單匯總以后給供應商，你把貨供過來。可能幾百個員工天天在訂貨，每一個人為的判斷，他們的思維，思考能力就會影響訂單。我們進行了一些調整，還有消費者需求的變化。這時候訂單可能有的時候太多，有的時候太少，供不應求影響銷售。這樣就出現經常在高庫存和低庫存之間控制，有很多食品是要過期的，即使從供應商到物流，到店鋪，最后賣給消費者的過程中，如果做不好就會有很多生產出來的商品浪費掉。

現在我們引進了ERP系統，通過所有店鋪數據的處理，我們做出一個預測，認為這時候消費者需要這個產品，在未來三天當中需要什么，我們在這個基礎上下訂單，這個訂單給供應商以后，送到我們的物流中心，再配送到商店。我們比較起來，訂單不合理或者高庫存的情況大大減少。這樣一點點減少就會產生零售業在供應鏈過程中的浪費減少30％左右，我認為社會財富就會產生。這也是我們有效利用有限資源的一種辦法，從企業來說可以更有計劃性，從社會來說市場化能夠提供很好地配置。

周其仁：市場經濟從來不反對計劃，一個企業甚至大型企業怎么可能沒有計劃?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差別在什么地方?計劃經濟是用強制手段控制，市場經濟是沒有人可以有這個控制，你怎么猜、你怎么理解顧客的需求，不能定他每個月一定吃多少，這是差別所在。計劃經濟的失敗不在于它的計劃性，計劃經濟的計劃性很差，無論是蘇聯還是中國都在調整。計劃經濟最大的問題是強制性，不恰當地運用了國家權力深入到消費細節當中。市場競爭怎么可以沒有計劃性?要有很強的計劃性，但是不能強制。別人買你多少東西?這個只能自己去猜。我們觀察全世界最厲害的公司，并不是光猜你有什么需求，要影響你的需求，比如說IBM提出了“智慧的地球”這個概念，不過就是影響而已，不能強制別人接受，其他公司可以提出別的概念。

“智慧的地球”帶來什么

傅強：大家可以看到，其實現在的市場經濟，應該是在動態的過程中幫助企業提升計劃，控制一些新的變革因素帶來的不確定性。大家覺得“智慧的地球”的提出在當前經濟形勢下有何必要性?能解決哪些社會上和企業上“遭遇的現實問題”?

錢大群：我認為在目前的社會經濟環境下，建設“智慧的地球”是當務之急。我們先看資源問題，現有的油井中只能提取20％-30％的石油；在中國約有1/3以上的工業廢水和90％以上的生活污水未經處理就排入河流，加劇了可利用水資源不足。再看供應鏈，由于供應鏈低下，消費品和零售行業每年損失約為400億美元。還有食品安全和醫療衛生方面，美國一個國家，每年就出現220萬起由于手寫處方導致的配藥錯誤：這些觸目驚心的問題，亟待解決。

對于這些問題，IBM也在進行認真思考，并且已經在努力進行探索和實踐，比如智慧的醫療；IBM正在幫助主動醫療網監控美國38個州的1.2萬多家診所，為超過200萬病人提供注射液、疫苗及其他藥品的適當運輸網絡。主動醫療網采用IBM軟件降低治療費用高達90％，降低病人，診所應用費用達60％。

智慧的交通：IBM正在與布里斯班、倫敦、新加坡及斯德哥爾摩合作建設更為智能化的交通系統。通過一系列措施，斯德哥爾摩交通流量已減少20％，污染物排放降低12％，每天新增4萬人次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智慧的追蹤系統：IBM與挪威的Matiq公司正在開發一套更先進的食物追蹤解決方案，它采用RFID(射

頻識別)技術，從農場、供應環節到超市上架，全程追蹤肉類和禽類食物，以確保食品保持最佳狀態。

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只有把實體世界和數據世界融合在一起，才能把世界變得更加智慧。

傅強：“智慧的地球”在真正運用過程中，會給我們某些方面的工作帶來什么樣的變化?請問胡錘老師，從文化的留存和文化的傳承發展過程中你怎么看待“智慧的地球”的應用和發展方向?

胡錘：我們在國外調查的時候，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故宮，沒有相關歷史文化知識的人也不會瀏覽博物館的信息，對信息的獲取自然有屏障。觀眾頭腦中固有的知識框架和博物館的實物認知是有差距的，而且博物館展出面積不斷擴大和展陳品的繁多，給觀眾帶來體力和精力上的疲勞，都會造成觀眾認知度的下降。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觀眾對博物館所展示的文化現象的關注都不一樣。

關注博物館的人群基本上可以分為三類，一類是普通的瀏覽者，一類是具有相當文化知識的愛好者，另一類是文化學者和從事某一方面研究的專家 這三類人對于博物館文化信息的需求是不同的。瀏覽者希望看到各種炫技的畫面，愛好者希望得到線索明晰的文物知識，而學者和專家關注的是文物本身解釋出來的文化現象。因此，不同的信息內容，不同的編排形式，不同的載體形式和信息提供的時機都會影響受眾的接受程度。

不斷發展的信息技術為文化信息的傳播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空間，使博物館有條件滿足普通瀏覽者，一般參現者和專家，學者的不同文化需求。怎樣有的放矢地提供文化信息是數字博物館建設首先要考慮的問題。

傅強：社會提供文化資源，如果借助IT以后，可以更廣泛地為社會文化進行相關的傳播。

胡錘：常規博物館只能在占地位置來傳播，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受眾。但是通過互聯網，信息技術平臺以后，可以在廣度，深度上提供很大的傳播。但是在信息建造的過程中，更重要的是傳播信息的準確。博物館是一個物證機構，就怕信息傳播過程中以訛傳訛。但是博物館信息化工作中怎么保證傳達的信息是準確的，這是我們工作中爭論最多的事情。博物館是一件件具體的藏品，作為“物證”來展現文化現象的，“物證”的作用就是防止以訛傳訛而產生的認識偏差，這也是實體博物館存在的意義。而通過數字博物館收藏和傳播的文物言息大多是經過“采”、“編”的信息，是“二手”信息，因此難免不帶個人的主觀色彩通過數字平臺的廣域傳播、放大，很可能誤導受眾。

采編過程中怎么保證信息的準確性，包括我們和數字圖書館之間、數字檔案館之間的定位在什么地方，這是我們考慮比較多的事情。當然我們也希望計算機技術來幫助我們進行廣域的傳播。但是怎么客觀記錄這些文化的現象，物證的記錄，我們希望有更多的技術和裝備。

傅強：前一段北京市政府也在談企業轉型，由制造業大量向服務業轉型。制造業和服務業之間的變化不是能一蹴而就的。我甚至產生了懷疑，中國全球制造中心的地位很難真正地改變，怎幺辦?中國后30年的變革之路到底是什么樣的?服務業和制造業的轉化，IT又起著什么樣的作用?

高新民：最近新成立的工業和信息化部提出一個觀點，信息化和工業化的融合，既是工業化發展的一個高級階段，也是信息化發展的一個高級階段，也是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根本性補充。現在我們還是依靠制造業，國民經濟的稅收等各方面，制造業是功不可沒的。要推動現代服務業，但是發展現代服務業以后GDP怎么增長，這就產生了一個循環。我們現在制造產品在國際上有大量的競爭，但是我們制造業的發展方向是發展到高附加值的競爭力，高附加值的競爭力怎么轉移?臺灣的施振榮早就提出了“微笑曲線”，從研發設計、加工、組裝、銷售、真正高端的附加值在兩端。制造業是很多環節組成的，實際上我們做的制造業就是加工，是附加值最低的。所以我們必須要調整，制造業的服務化里真正的信息化或者說智慧化是起到關鍵性作用的。

通往“智慧的地球”的路徑

傅強：其實我們在座嘉賓的企業也有“智慧的地球”的例子。比如說物美，前一階段他們一個很小的信息技術的應用解決了比較大的應用問題。2008年的福娃由于銷量很大，生產量更大，導致福娃有很多積壓。物美采取了一個簡單的信息技術，在結賬的時候，在POS機上有一個提醒，多少錢以后加十元就可以得到福娃贈品。這可能比以前智慧一些，不知道錢總你怎幺看待這樣一個身邊的例子?“智慧的地球”這個概念很大，但它會不會就在我們身邊?真正做智慧的企業用什么樣的方法和路徑，到底大家如何操作才能達到這樣的變革?

錢大群：這個例子很生動，在POS結賬的時候就可以順便把這個福娃送出去，解決存貨很高的問題。事實上利潤也很好，這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剛才我們談智慧的觀念就是，今天在前端可以有很多智慧的點，使得企業的信息可以接軌，利用這樣的觀念或者業務可以有不同的做法，提升它的方式和競爭力。

在開創通往“智慧的地球”這一美好遠景的過程中，必須考慮如何解答四個關鍵的問題：

新銳洞察：面對無數個信息孤島式的爆炸性數據增長，我們需要獲得嶄新的智能和洞察，利用眾多來源提供的豐富實時信息，以做出更明智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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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全球化；發展策略；社會主義

中圖分類號：F125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23－0004－02

隨著國際分工的深化，國家間的經濟往來日益密切，國家的經濟發展早已不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狀態，而是各國間形成榮損相依的經濟網絡。一個國家不了解經濟全球化、不適應經濟全球化，就意味著經濟上的出局，甚至政治上的淘汰。對于中國來說，應當把握機遇，積極應對挑戰，正確認識經濟全球化。

一、經濟全球化的概念

到目前為止，經濟全球化還沒有統一的定義，這主要是由于歷史背景、文化傳統以及階級立場等差異造成的。關于經濟全球化的概念，應掌握以下幾點：

1.應當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相結合的方式定義經濟全球化

經濟全球化是世界范圍內的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在談及經濟全球化時，如果只強調生產力的作用，經濟全球化就只呈現出客觀發展的趨勢，只是標記著貿易額、外匯儲備量、GDP等數字化的全球化。但事實上，經濟全球化也同時受到各國意志的影響，是各國家根據自身利益相互博弈的結果。忽略了生產關系對經濟全球化的作用，就只會看到經濟全球化的一片繁榮，看不到強國對弱國的不公待遇。相反，如果只強調生產關系的作用，將全球化等同于西方化或美國化，就會忽視了經濟全球化的客觀性，導致對經濟全球化的排斥和抵觸。因此，應當以理論為指導，將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結合起來正視經濟全球化。

2.應當將經濟全球化理解為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

經濟全球化不是自始就存在，而是伴隨15世紀地理大發現以及資本主義國家工業革命而興起。按照的觀點，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促進了經濟全球化的形成和發展，“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系。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1] 在普遍交往、相互依賴的基礎上，世界性的交往代替了國家內部的交往，世界相互依存的經濟狀態代替了民族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的自然經濟狀態。

3.應當注意經濟全球化與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關系

在談及經濟全球化時，時常將經濟全球化與經濟一體化等同，甚至將經濟一體化的趨勢類推到政治和文化方面，但各個國家由于歷史傳統以及政治等因素的制約，是不可能形成政治一體化或文化一體化。所以，經濟全球化的定義不可能取代全球化，也不能強硬涵蓋到政治和文化上，但要承認經濟、政治和文化幾個要素間的相互影響。

綜上所述，經濟全球化的含義是指由于生產力的發展而引起，在國家間政治、文化等因素綜合作用下所體現的各國間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的經濟一體化發展過程。

二、經濟全球化的特征

1.貿易全球化

貿易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內容。通過國際貿易，各國間的商品、技術、服務等得以交換和交流。國際貿易是各國間實現經濟交往、經濟分工和經濟合作的基本手段。20世紀80年代以后特別是90年代以來，國際貿易發展勢頭強勁，貿易全進程獲得快速發展， 20世紀90年代后期世界貿易依存度超過了20%，21世紀以來更是接近25%。對外貿易已經成為各國、各地區經濟發展和運行的重要因素。

除了世界貿易額增長、各國貿易依存度增強外，當今的國際貿易的格局也在發生著變化。電子商務及網絡采購在國際貿易中成為主要方式，非實物的技術貿易和服務貿易在國際貿易中的比重日益增大。

2.生產全球化

20世紀80年代以來，生產全球化成為經濟全球化的主導形態。生產全球化包括直接生產過程的全球化和生產要素的全球化。直接生產過程全球化是衡量生產全球化深度的重要指標，它不僅使世界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真正成為全球性的，而且使各國的直接生產過程成為世界直接生產過程的一個組成部分，從而形成統一的全球生產組織體系和一體化的再生產循環系統。正是以直接生產過程全球化為中心的全球生產組織體系和再生產循環體系的形成，使世界經濟成為一個市場經濟、資本經濟、知識經濟三位一體的全球綜合集成經濟系統 [2]。

3.金融全球化

在國際貿易大發展、國際生產廣泛推行的同時，金融全球化的勢頭更加迅猛。國際金融流量巨大，遠遠超過國際貿易額。據統計，現在國際金融市場一天的流量是6萬億美元，每天僅外匯市場的平均交易額就達2萬億美元。如果說生產和貿易是建立在有形資產和現實價值基礎上，國際金融則更像是在虛擬世界里所進行的數字游戲，在伴有巨大誘惑力的同時也帶有風險性和投機性。

隨著各國放松金融機制監管，“國內金融”和“國際金融”之間的界限日趨模糊，各國的金融市場聯系日益緊密，形成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局面。

三、經濟全球化利弊分析及中國發展策略

1.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

我國融入當今經濟全球化浪潮與我國改革開放進程是一致的，是逐步開放、逐步走出國門的過程。經濟全球化給中國帶來許多發展機遇。

（1）大量外資的注入促進了國內經濟的發展。隨著中國逐漸融入經濟全球化，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登陸中國，國際品牌的連鎖經營店隨處可見。外資的注入不僅解決了國內資金短缺的問題，也給中國營造了一個競爭市場；不僅繁榮了國內經濟，同時也給中國的百姓帶來了實惠。

（2）勞動力的大量輸出奠定了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中國人口眾多，勞動力資源豐富，而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還不能很好解決就業問題。通過外商在中國建廠以及國外招工，有效解決了我國就業問題，緩解人口眾多帶來的社會問題，把中國也打造了一個面向國際的世界工廠。

（3）發達國家先進技術幫助提升國內整體生產力水平。通過學習和借鑒發達國家的先進生產技術，縮短了國內研發時間，在較短時間內就能實現技術領先，從而整體提升國內生產力水平。許多跨國公司已經開始不再將中國定位于生產基地，而是定位為技術研發基地。我國也有許多自主研發的品牌在國際領域享有知名度。

（4）帶動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企業創新戰略的推行。由于我國將外資主要集中于第二和第三產業，特別是外資把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貿易企業當作投資獲利的“領頭羊”，因而縮短了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時間，降低了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成本，推動我國第三產業的發展，而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攜先進技術、雄厚資金、管理經驗和高級人才落戶中國，也有助于中國企業進行制度創新、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并提升自身的國際竟爭力[3]。

2.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挑戰

（1）因服從國際組織和國際條約的規則，導致部分經濟讓渡。中國加入WTO后，必須遵從統一的國際貿易規則，履行雙邊或多邊條約的規定，這就意味著國家經濟的部分讓渡。

（2）跨國公司的強勢導致民族經濟受到威脅。融入經濟全球化就意味著消除貿易壁壘，允許國外企業在本土經營，這帶來的后果就是掌握雄厚資金和先進技術的跨國公司將構成民族企業的有力競爭對手，一大部分民族企業一旦失去競爭力將面臨被兼并或破產。

（3）發達國家主導經濟全球化導致發展中國家邊緣化。目前的經濟全球化還主要是以歐美發達國家為主導，他們不但形成經濟集團，還控制許多國際經濟組織，發達國家在國際經濟規則的制定以及經濟摩擦的裁決上都有嚴重利益傾向，這就導致國際社會兩級分化趨勢日趨嚴重、發展中國家面臨邊緣化等問題。

（4）經濟全球化導致國內政治受到干涉，價值文化受到沖擊。經濟全球化提倡經濟自由化、經濟一體化，發達國家妄圖將經濟上的自由化和一體化思想也貫徹到政治領域和文化領域，常以人權高于為借口，干涉我國內政，影響我國政治穩定。同時，西方國家也寄希望以西方各種思潮和價值觀念沖擊我國傳統文化，達到擾亂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目的。

3.中國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所應采取的策略

經濟全球化對于任何國家來說都是有利有弊，關鍵在于要認清利弊關系，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趨利避害，從而有效推動本國的現代化建設。我國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應做到以下幾點：

（1）正確認識經濟全球化的本質，積極融入經濟全球化。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盡管還會受到許多不公正待遇，貿易條件也時常顯失公平，但仍然要意識到經濟全球化是客觀的歷史過程，融入經濟全球化是必然的歷史選擇。經濟全球化本身是中性的，是不公正的國際經濟秩序造成兩級分化，發展中國家邊緣化，因此，必須始終堅定地融入經濟全球化，只有融入其中才有可能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一起形成經濟聯盟，共同抵抗發達國家的經濟霸權。我國應當積極加入區域性經濟組織，尤其是要與亞洲國家建立良好的經濟合作關系，其次應當充分發揮在國際領域的影響力，充分行使權利，敢于提倡自己的主張，對于不公正的待遇應當充分利用國際組織以及國際條約，通過協商、調節乃至法律訴訟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