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發展理論匯總十篇
時間：2024-01-26 14:38:26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區域發展理論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新古典經濟學認為,企業區位選擇實際上是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目標的自發行為,不同的地點、不同的市場及技術條件,使企業面臨成本與收益的取舍,從而也得出一個區位選擇矩陣，在區域經濟的分析方法上,傳統的區域經濟學或明確地或隱含地假定空間是勻質的,進而完全抽象掉了空間因素,并假定所有生產要素可以完全無成本地瞬時流動。但事實上,由于勞動力與自然資源等在空間并不均勻分布,而不同自然稟賦作為區際貿易的基礎還涉及不同空間之間所存在的距離,也就應考慮其運輸成本與流動性問題,所以,企業在進行區位決策時必須考慮與市場和資源的接近程度、生產成本、運輸成本等諸多傳統因素。現在還增添了諸如信息、創新、外部性、聚集效應等新經濟地理因素。因此,有些經濟學家認為,空間經濟學的兩個最重要的特征是運輸成本與生產及消費的規模效應,而傳統的經濟學卻是把這些給忽視掉了,而這又正是新經濟地理理論所探討的主要問題。
區域發展理論主要是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展起來的。這是區域經濟理論發展的第二階段。由于世界各國區域經濟問題的出現,區域經濟理論開始注重研究區域經濟增長、發展與區域政策問題,同時也涉及到區域收斂(RegionalConvergence)問題。這一時期出現了大量的有關研究成果,其中非常有影響的有增長極理論、發展極理論、累積的循環因果關系理論、中心邊緣理論、依附理論、收入趨同假說等。也許在談到區域發展理論時,不能不談到一個概念———創業能力。它和區域發展密切相關,而創業能力差異卻往往是在國家經濟背景下提出并也是解釋國家差異或趨異的一種方式,但它同樣可以用來解釋區域差異。而創業能力差異卻往往被認為是文化差異的結果。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對經濟發展非常感興趣,并且畢生致力于完善其經濟發展理論。他認為,經濟波動與經濟增長相互交織,無法分離。其主要理論便是創業能力、創新與制度環境。在其思想體系中,創業能力供給是經濟增長率的最終決定因素,而創業能力供給又取決于“社會氣候”,也即環境因素。創新成功則會形成“仿效者群體”,從而促進經濟的發展。將資源稟賦差異引入到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中后,引致國際貿易的這種空間異質性也能引致區際貿易,盡管國際貿易與區域貿易具有不同的邊界含義。當然,如果要素完全可以流動,那么,真正流動的可能是要素而不是商品與服務。
總之,資源稟賦差異與要素在地區之間某種程度上的不可流動性便會產生區際貿易。把區際貿易融入新古典經濟理論,并使其成為一般均衡理論重要組成部分的是瑞典經濟學家俄林。他指出了個人在職業上的專業化與區域在地理上的專業化的相似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能力稟賦;同樣,對于一個區域來說,其也有不同的資源稟賦、人力資源基礎與經濟史,使其具有生產某些產品的相對優勢或絕對優勢。當然在新古典理論的假設前提下,只要生產要素可以完全流動,不同地區生活水平上的差距便可消除,這便是美國經濟學家威廉姆森(Williamson,1956)提出的區域收入水平趨同假說的內涵。但在一國之內,各地區之間的經濟增長率發展趨勢及收入水平是否真正會趨向一致呢?現實中的收入差異或經濟增長差異又使得人們提出了地區收入趨異的假說。②很明顯,氣候、土壤等自然條件及資源稟賦并不能對區域差異給出令人滿意的答案。而在新古典經濟理論的嚴格假設下,卻能得出下列結論:貿易使區域價格結構趨同,生產要素價格均等,從而會縮小不同地區勞動/人間收入水平與福利水平的差異。而提出這一觀點并做出數學證明的是保羅•薩繆爾森(PaulSamuelson,1948)。當然,其證明包括大量的簡單化假設,這些簡單假設并不符合社會現實。由于規模經濟性的存在、不完全競爭的影響,以及生產要素不能完全流動與技術偏好等原因,傳統的新古典理論假設受到質疑,從而導致了區域經濟理論發展的一個新方向———新經濟地理理論。區際或國際貿易使所有的貿易伙伴從中受益,同時也使得資源稀缺的生產要素及商品得以豐富并相應降低了其價格,從而使社會福利水平提高。
但是,由于自然資源稟賦與人力資源稟賦、技術水平、壟斷程度、需求結構、內部市場規模、地理區位、運輸成本及社會文化甚至政府部門的能力等諸多方面存在差異,因此各個區域受貿易影響的程度也不盡一致,區域貿易帶來的利益也大不相同。這現象就很難從一般均衡理論中找到滿意的答案,這實際上是各區域的貿易條件問題。與區域貿易理論密切相關的是經濟基地理論。該理論認為,任何一個區域的發展是其基礎產業增長的一個函數;這些產業都是出口產業,它們被吸引到某一區域的主要原因不是利用該區域的市場,而是因為該區域能夠為產品出口到其它地區提供一個有利的基地,從而為出口產業提供了一種比較優勢。這與后面所要講述的新經濟地理理論中的區位理論具有相似之處。而且,任何一個地區,出口的初始增加會導致總收入與就業水平十分顯著的增加或提高,這里面同樣也有乘數效應問題。所以,有些經濟學家將出口稱為增長的發動機。著名的經濟史學家道格拉斯•諾思(DouglassNorth)認為,經濟發展的時機和速度取決于出口部門的成功、出口產業的特征及出口產業實現收入的支出結構;只有一種出口商品的地區或國家最終總是無法實現持續擴張,區域經濟是否能夠實現可持續發展取決于三個因素:區域的自然稟賦、出口產業的特征、技術和轉移成本的變化(Higgins和Savoie,1997)。在區域發展分析中,一般還是采用出口部門與非出口部門的兩分法,從而探討不同部門對區域經濟發展的貢獻。
成功的區域經濟增長是因為出口產業的初始擴張導致了出口基地的擴大及區域內部市場規模的擴大,而收支結構的狀況又決定了非出口部門需求的增長,進而導致非出口產業形態的不斷變化。這實際上是過分強調了出口部門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但對現實經濟的研究結果表明,出口行為在解釋區域收入增長方面只有較低的預測價值。傳統的新古典經濟思想認為市場會使經濟趨于均衡。如果一旦偏離原來的均衡狀態,具有自我恢復均衡的力量。這一觀點受到了挑戰,即使是一些新古典經濟學家也認為市場體系并沒有產生使其自身恢復均衡的力量,而更可能的結果是產生了一個累積的循環因果過程,這一過程使它越來越偏離均衡。這便是累積的與循環的因果關系所要講述的主要內容,它既可以解釋區域經濟的發展狀況,也同樣可以用于解釋區域的歷史變遷。累積過程是雙向的,市場力量的作用可能會加大而不是縮小區域間的差距。一個地區的擴張對其它地區的影響通過擴散效應與回流效應來說明,也許勞動力、資本及服務流動的本身并不會阻擋區域不均衡發展的自然趨勢,人口遷移本身就有利于迅速增長的地區,而不利于其它地區。也許沒有哪一個概念象增長極那樣能夠成為發展中國家,甚至發達國家區域發展戰略及區域政策制定的一個重要理論依據。作為提出這一概念的創始人佩魯(Perroux)認為,增長總是被極化,增長極作為能動的創新企業聚集的結果能產生前向與后向效應,并通過傳播機制推動整個經濟的增長。
篇（2）
1•新經濟地理理論中的區位理論。克魯格曼(1991)在《政治經濟學雜志》上發表的《遞增收益與經濟地理》(IncreasingReturnsandEconomicGeography)一文通過一個簡單的模型說明了一個國家或區域為實現規模經濟而使運輸成本最小化,從而使得制造業企業傾向于將區位選擇在市場需求大的地方,但大的市場需求則又取決于制造業的分布。所以,中心—邊緣模式的出現依賴于運輸成本、規模經濟與國民收入中的制造業份額。他與大部分經濟學家所運用的馬歇爾(Marshall)的外部性經濟概念不同,馬歇爾的外部經濟認為,企業區位聚集有三個原因:第一,幾個企業集中于一個區位提供了特定產業技能的勞動力市場,確保了較低的失業概率及勞動力短缺的可能性;第二,地方性產業可以支持非貿易的專業化投入品的生產;第三,信息的溢出可以使聚集企業的生產函數好于單獨企業的生產函數。①而克魯格曼卻注重一般性的外部經濟,而不是特定于某一產業的外部經濟,所以,其外部經濟概念是與需求及供給關系相聯系的,而不是純粹的技術外溢效應。格斯貝茨與施姆茲勒(Gersbach&Schmutzler,1999)通過模型探討了存在產業外部與內部外溢效應條件下的生產與產品創新的地理分布,以及對產業聚集的影響。他們認為,遞減的聯系成本支持產業的聚集,同時也存在產品創新的多重均衡。產業群內企業的競爭與合作效果可以達到兩階段博弈的子博弈完美均衡,這通過美國硅谷的經驗而得到證明。瓦爾茲(Walz,1996)的研究結果表明,地方的經濟增長起因于產業部門的地理集中所表現的持久的生產率增長,這同樣與技術等要素的溢出效應密切相關。
他認為,區域經濟一體化會導致遞增的生產與產品創新的區域集中。弗塞爾與伯格曼(1999)通過區域與產業群的概念,系統地闡述了形成聚集優勢的理論基礎:外部經濟、創新環境、合作競爭與途徑依賴等,并且還通過價值鏈與投入—產出途徑來確定產業群的存在,通過區位系數、網絡分析等對產業群進行分析。馬丁(1999)探討了存在聚集經濟條件序列區位競爭的結果,他通過模型得出這樣的結論:在存在聚集經濟時,贏得第一次的區位競爭使得一個區域對下面的企業更具吸引力。所以,第一個企業可能獲得較高的財政激勵,而第二個企業則可能獲得的補貼較少,但其卻從產業聚集的外部經濟中獲益。對較早的投資吸引所獲得的動態的或者說長期的效果可能超出其直接的經濟效果,因為這對以后的產業吸引形成一種區域環境。而這種第一次區位競爭的動態競爭力也使得對序列競爭的補貼或者說激勵趨增,從而引起區域之間的惡性競爭。馬丁的模型對企業區位選擇的決定及產業的地理集中進行了預測,指出了第二個企業選擇與第一個企業相同區位的可能性,因此也就有可能形成一個產業群,在同一區位的企業隨著外生的(自然的)相對成本優勢與內生的(獲得的)聚集優勢的增加而增加。由于贏得第一次區位競爭對區域發展具有如此的動態經濟效果,因此各區域內為吸引新企業進入提供各種激勵措施。但埃利斯與羅格斯(Ellis&Rogers,1997)利用博弈論分析了各區域利用激勵措施吸引新企業進入所面臨的囚徒困境狀況:它們為吸引新企業進入而提供激勵,各區域之間為爭奪企業而進行的競爭便從此開始,區域提供給企業的激勵最終可能會超出其對該區域的真正價值,使得區域清晰地知道如果沒有區位競爭它們或許會更好。傳統的區位理論側重于工業區位。而新經濟地理理論則將工業區位理論延伸到辦公區位(OfficeLocation)、零售區位(RetailLocation)等。泰姆泊爾(Temple,1994)在把辦公活動分為三類的情況下分析了辦公區位的選擇。她認為,傳統的工業區位決定因素對于決定諸如會計、廣告及市場營銷等服務部門的辦公區位并沒有多大作用,這些部門本身會產生自身的外部規模經濟,而正是這種外部經濟性的存在,使得金融與市場營銷等部門會聚集或定位于城市中的相同地區,即這種外部經濟性產生了自身的動向或推動力,從而成為決定辦公區位的一個決定因素。當然,對產業聚集地也有另外不同的觀點,如哈德、瑞斯與斯文森(Head、Ries&Swen-son,1999)推測群居行為(HerdingBehavior)可能導致產業群;而Decoster&Strange(1993)則提出了問題可能是隱藏在聚集之后的一種重要作用力的觀點,這主要涉及經理人員決策制定的聲譽成本問題。
2•新經濟地理理論中的貿易理論。新經濟地理理論將距離因素以運輸成本的方式自然地納入到整個理論體系中去,從而改變了傳統的不考慮運輸成本對貿易產生影響的看法。而運輸成本的減少也就成為新經濟地理理論中聚集現象發生及增長方式轉變的原因,并以此來回答傳統的貿易理論所不能回答的事實:(1)貿易量隨距離的增加而迅速遞減;(2)價格在區位之間并不相同,地點之間的距離越遠,差異也越大;(3)要素回報在國家之間并不均等;(4)不同國家的行業生產率差異很大。地理位置雖作為貿易量的一個重要解釋變量,但在傳統的貿易理論中,其理論含義并沒有得到強調。距離及其相聯系的成本不但決定著貿易流量,而且也決定了不同國家之間的區域貿易方式、產業結構、要素價格與收入差異等。克魯格曼(1991)利用簡單的兩區域模型、農產品無運輸成本假定和薩繆爾森(Samuelson)的“冰川”(Iceberg)型工業品運輸成本來說明區際貿易的產生及最終的中心———增長模式,即每一單位的工業品從一個區域轉移到另一個區域,只有一部分能夠到達。而這部分工業品與區域運輸成本呈反比例關系,或者說是運輸成本的倒數指數,它也是決定區域收斂或發散的最終參數。且有兩種作用力———本國市場效果與價格指數效果使得區域趨向發散,而另一種作用力———本地農產品市場的競爭度使區域趨向收斂,而最終是否收斂或發散則取決于兩種作用力的比較。
沃納伯爾斯與李冒(Venables&Limao,1999)在利用傳統的李嘉圖及赫克歇爾———俄林模型并將運輸成本納入到理論中去時,發現要素稟賦與要素密集度并不是確定貿易方式及生產方式的充分條件,這也依賴于國家或區域的位置———特別是與經濟中心的距離及物品的運輸成本。而且,他們還給出了運輸傾向性的確切定義,它依賴于運輸最終產品及用于生產的中間產品的成本。在其它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距離還降低了實際收入。它對不同要素價格的影響卻顯得較為復雜,這依賴于運輸密集度與要素密集度之間的相互作用。運輸成本使偏僻地區的實際收入降低,但減少運輸成本卻并不能必然使所有區域受益,由此所引致的供給反應將導致貿易量的變化,典型的情況是運輸成本的降低可能會導致相對偏僻區域的實際收入增加,而卻減少了欠偏僻區域的實際收入。當然,偏僻區域并不必然是一個活動貧乏的區位,因為它們的距離已經反映在它們的要素價格水平上。新貿易活動的區位選擇相對于已有活動的密集度而言,依賴于要素密集度與運輸密集度。伊頓與考圖姆(Eaton&Kortum,1999)不但將地理因素而且還將技術因素納入其貿易模型,并探討了貿易獲益、貿易使技術的收益擴散、技術與區位決定專業化的模式、移民對工資的影響、關稅減少的結果等五個方面。他們認為,自由貿易使各國都會受益,小的國家可能比大的國家獲益更多,這與后面要講的新區域主義的觀點相類似。而一個國家(或區域)的技術進步可使整個社會福利水平提高,技術擴散的受益大小則取決于受益國的資源與擴散國之間的相似性等狀況。
3•新經濟地理理論中的收斂及發散理論。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威廉姆森提出區域收入趨同后,隨著以羅默(Romer,1986)與盧卡斯(Lucas,1988)為代表的內在增長理論的延生,在20世紀80年代小阿莫斯(AmosJr,1988)提出了“在經濟發展后期階段區域收入趨異”的假說。羅默指出標準的索羅增長模型的技術假定會導致貧困國家或地區將經歷較快的增長,但由于遞增收益概念的引入,并且通過利用該概念建立的理論模型所得出的結論與戰后各國的經濟增長情況基本上保持一致,沒有出現較貧困的國家與較富裕國家收斂的趨勢,也即現實中的區域發散性。這與新經濟地理理論相似,因為新經濟地理理論主要從聚集經濟、外部性等內生增長的角度探討區域經濟增長。對于區域發散的觀點主要有三種解釋:(1)生產技術內生地有利于技術領先者,這使得存在遞增收益條件的結果是富者越富,差距越來越大。這是因為技術因素是決定區域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技術能否擴散影響到區域不對稱性的延續,進而影響到區域的收斂與發散。基凡奈蒂(Giovannetti,1999)則在區域不對稱的演變過程模型中指出,作為由不同區位企業適應性決定的結果,區域不對稱(主要是技術方面)具有四種均衡狀態:持續不對稱(PersistentAsymmetry)、蛙跳式(Leapfrogging)、保持進步(ForgingA-head)與追趕式(Catchingup)。他認為,持續不對稱不會被企業所采納;蛙跳式是低質量企業采納的方式;保持進步則是高質量企業采取的方式;追趕式是每個企業都能采納的方式。(2)鮑默爾(Baumol)與巴羅(Barro)等人認為,雖然收斂是最終的結果,但只有擁有一定人力資源基礎的地區或國家才能夠利用現代技術保持收斂趨勢。一個貧窮的國家只有在一定的人力資本基礎上才能比較富裕國家增長得更快。而多瑞克與圭根(Dowrick&Ngugen,1989)則認為,收斂只會發生在最富裕的國家,特別是經合組織(OECD)國家,所以被人們稱作“俱樂部收斂”(ClubConvergence)。(3)巴羅與薩拉—艾—馬丁(Barro&Sala(I(Martin,1991和1992)等人提出的條件收斂(ConditionalConvergence)觀點認為,盡管國家現在的收入水平與長期趨勢之間的差距越大,其增長也就越快,但由于沒有長期增長的潛能,致使最終趨向發散。但不管是哪種觀點,如果從內生增長或遞增收益的角度探討區域收斂或發散問題,這些觀點所得出的結論對于貧窮國家的來說則是較悲觀的。
二、新區域主義的興起
篇（3）
內容摘要：在全球經濟一體化時代，先進技術、金融資本和勞動力已經超越了國界，成為新時期國際競爭的驅動力。特別是以高新技術為主導的新興產業的興起，不僅成為企業迅速崛起的主導力量，也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引擎。本文基于發展的視角，論述了區域經濟發展的理論，并提出了全球經濟一體化背景下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措施。
關鍵詞：經濟一體化 區域經濟 增長極 技術創新
伴隨著世界科技與經濟的快速發展，區域經濟競爭已經成為國際競爭的重要舞臺。斯坦福大學塑造了硅谷的神奇，MIT和哈佛大學譜寫了美國波士頓地區“128號公路”沿線的繁榮，它們不僅對區域經濟發展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而且也對整個國家乃至世界經濟產生了巨大影響，這也成為理論界研究的熱點和重點問題。本文基于發展的視角，論述了區域經濟發展的理論，旨在為政府提供有益的借鑒。
區域經濟發展理論梳理
在傳統的古典經濟學研究范疇內，人們普遍認為經濟發展是均衡的，市場競爭條件充分，資本和勞動力能夠自由流通，就會促進區域經濟之間均衡發展。但是，這種靜態分析的方法無從解釋經濟不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通常這些地區并不具有推動所有產業和區域均衡發展的資源稟賦，而市場力量的最終作用結果通常是加劇了區域之間的差距。究其主要原因，是忽略了技術進步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以及規模效應的影響，并非完全充分競爭中的市場供求關系能決定資本收益。
20世紀50年代以來，以法國經濟學家佛朗索瓦·佩魯為代表的新經濟增長極理論，試圖從另一角度解釋當代社會現實的經濟增長過程和新經濟的崛起。他認為，技術進步和創新是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創新并不是在所有產業均衡推進，總是傾向于集中在某些特殊的產業和領域，這些產業和領域就被稱為“增長誘導單元”，也稱為“增長極”。例如，斯坦福大學塑造了硅谷的神奇，MIT和哈佛大學譜寫了美國波士頓地區“128號公路”沿線的繁榮，它們對該地區經濟發展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并對整個國家乃至世界經濟也產生了巨大影響。
該理論進一步深化和拓展了熊彼特的創新理論，他認為：“熊彼特片面注重私人廠商的作用，特別是大型私營廠商的作用。但是當局和他們的首創精神以及較小的、為適用于當地情況所作的創新也同樣重要，不容忽視”。增長極既是創新的發源地，又是擴散源，當這種產業增加資本或者購買服務時，也會對其他領域產生連鎖效應和推動效應，最終從區域間的不均衡發展到區域的均衡發展。
值得提出的是，自增長極理論提出以來得到廣泛應用，但由于種種原因，實際效果并不理想，引來質疑之聲不斷。例如，1957-1966年期間，意大利為了解決南貧北富的地區二元結構和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在南部選取4個增長極典型區，建立了鋼鐵、石油化工、機械、金融加工、電機等“推進型”產業，最終以失敗而告終。究其主要原因是：第一，理論有待完善。作為一種開創性的發展理論，該理論沒有就怎樣來確定推動型產業和適宜發展增長極的地點，推動型產業的支配效應即集聚經濟的正負效應表現如何，增長極理論自身的數量、規模、內部產業結構等一系列技術性問題在實際應用中如何解決進行理論推演。第二，理論的可操作性不強。在該理論中經濟空間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人們無從考察任何空間中兩個地方的各種物質流、資本流、勞動力流、技術流、信息流，從而也就無法找到增長極的支配效應、聯系效應以及分配效應。
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策略
影響區域經濟發展的因素主要有企業、勞動力、技術和制度，這些因素是獨立的，分別對區域經濟發展發揮作用，但其交互作用和滲透作用則是復雜的。無論是從范圍經濟還是范疇經濟的角度看，企業都是實現經濟增長的主體，而制度、技術和勞動力則是保障因素，以保證實現生產資源的整合和優化配置。企業是經濟增長的載體，各種企業之間形成了強大的以地緣為基礎的關系網絡，包含忠誠信任、互惠雙贏、競爭與合作的內在依存性，進而形成產業集群。集群內通過知識滲透和傳遞、人力資本流通、資本流通，形成區域優勢與特質。基于上述分析，區域經濟發展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依靠技術創新促進區域經濟發展
科學技術是新經濟增長的引擎，這一點已成為世界各國的共識。美國于1944年11月提出“將科學對戰爭勝利所起巨大作用的經驗用于和平時期，使科學服務于美國戰后的國富民強”的新經濟政策，并且以斯坦福研究園為載體，大力發展產學研合作，塑造了硅谷的傳奇和輝煌；成為各國紛紛效仿的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成功模式。在我國，在科學發展觀的引領下，也應該高度重視技術創新的輻射作用和滲透作用，大力加強自主創新，增強科技成果轉化能力，提升產業整體技術水平，通過技術升級進行差別化競爭。
篇（4）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formation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focus on the space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 theory of space structure, the complex system theory and the theory of landscape ecology is the spatial integration of the most important basic theory, these theories in response to globalization tendency to realize the city - region and to achieve its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Key words: regional integration; spatial integration; integration theory
中圖分類號：TU984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20世紀80年代以來，伴隨著工業化在全球范圍的延伸和后工業化經濟組織的巨大變革，城鎮發展的區域化與區域發展的日益城市化，已成為城市――區域空間發展的主體趨勢。目前我國己出現若干個規模大小不等的城市群，其中比較成熟的區域主要包括長江三角洲地區、珠江三角洲地區、遼寧中南部地區、環渤海京津唐地區等。
區域一體化既是全球化趨勢的國家響應，也是自身戰略轉型的需要。由國家經濟向全球經濟的轉型，要求地方空間向流動空間轉化，要求行政型的空間結構體系向有序的經濟型、生態型空間結構體系轉變[1]，促進空間結構的體系化，即空間一體化。空間一體化不是指空間連片，而是指存在有機聯系的空間體系。本文主要從空間的層面研究區域一體化，其理論基礎如下：
1 空間結構理論
空間結構理論始于20世紀30至40年代的德國，是在古典區位理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總體的、動態的區位理論，是地理學和區域科學的重要理論。該理論主要關注區域空間內所有經濟客體形成的空間相互關系，這種相互關系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區域客體在空間上的相互位置關系、規模等級關系及空間功能關系等空間組織結構狀況；二是區域客體間的空間相互作用。任何一個區域或國家，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有不同特點的空間結構。完善、協調、與區域自然基礎相適應的空間結構對區域社會經濟的發展具重要意義。而區域內部群體中的城市彼此都存在著差異，差異是一體化的內在基礎。存在差異的一體化，是城市之間的相互作用從無序到有序，從無機到有機，從不完善到完善的合理方式。空間結構理論認為，區域空間結構在不斷發生演變、始終在進行重組，空間結構永遠不是靜態的[2]。有影響的空間結構演變理論主要包括佩魯的增長極理論、繆爾達爾的循環累積因果理論、廉姆遜的倒“U”型理論、弗里德曼的“核心-邊緣”理論、陸大道的“點－軸”漸進式擴散理論、梯度推移理論和網絡型城市理論等。相應的區域空間結構理論從微觀層面上的區位決策發展到關注宏觀層面上區域總體經濟結構與形態的模式研究。從注重抽象的純理論研究演變為從總體出發尋求各種經濟主體在空間中的最優組合與分異[3]。
2 復雜系統理論
城市系統是人類通過社會經濟活動在改造和適應自然環境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一種典型的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是一個有組織的復雜系統。城市系統經歷著從中制約到協調，再由協調到制約的一系列演化過程，這是一個動態適應的過程[4]，也是復雜系統演化的循環發展形式。城市系統與城市結構概念不同，城市系統強調的是城市之間和城市內部要素之間的動態作用，而城市結構則強調的是城市內部要素之間形成的相對穩定的關系，兩者通過城市功能相互作用，即：當城市結構完全滿足于城市系統的必要功能時，便可認為城市系統在相對穩定的城市結構中處于一種均衡而有序的狀態；而當城市結構不能完全滿足于城市系統的功能要求時，城市系統中就會涌現改變城市功能的力量，城市結構走向無序直至新的有序結構的形成。城市的空間結構在演變的過程中也表現出諸多復雜系統的特征。復雜系統具有自適應性，城市問題所涉及的方方面面都與此相關，因此在空間規劃時要應用城市系統的自適應性規律。自適應性規律體現在互動性、共生性和整合性等相關方面，因此一體化的空間發展戰略要考慮促進城鄉空間功能與環境的積極互動、主動調整城市系統的組織與結構使之躍遷至新的平衡狀態、及通過空間自覺調控與自然演進結合形成高效的空間利用和平衡發展。
3 景觀生態學理論
景觀生態學是地理學與生態學交叉的產物，它以認識景觀的格局與過程及揭示其相互關系為主要目的,既吸收了地理學中的空間分析方法,又繼承了生態學中的整體性思想,為城市規劃提供一種新的綜合性視角,也為人們了解景觀的生態效應,并通空間規劃、管理等手段有意識的改善城市生態環境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和規劃工具。如果說城市是自然―經濟―社會復合生態系統,那么城市景觀無疑是3個子系統相互作用結果的直接體現。景觀生態學的基本原理包括系統整體性原理、尺度性原理、結構鑲嵌性原理、生態流與空間再分配原理、文化性原理、景觀演化的人類主導性原理及多重價值原理，其中過程、格局和尺度之間相互關系的研究一直是景觀生態學界研究的核心問題。格局和尺度是有強烈空間性質的概念，過程可以理解為是空間結構演化的過程。由于生態過程的復雜性和抽象性，很難定量直接地去研究生態過程的演變特征，往往是通過研究景觀格局變化來反映景觀生態過程。景觀結構即斑塊-廊道-基質的組合或空間結構是景觀功能流的主要決定因素[5]，景觀生態系統空間結構研究主要包括三個方面：景觀空間形態分析、景觀空間關系分析和景觀空間構型分析[6, 7]。
結語
區域一體化是以空間為載體，涵蓋了城市及區域的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因此空間一體化的發展策略應當從基礎設施一體化、港城一體化、產業一體化及生態一體化等方面展開。本文的理論研究對于不實現自身戰略轉型具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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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關鍵詞：比較優勢 區域物流 創新模式
比較優勢理論對區域物流發展的重要意義
比較優勢理論產生并形成于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18世紀末19世紀初，英國兩位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和李嘉圖先后提出了絕對成本論與比較成本論，20世紀30年代瑞典兩位經濟學家赫克歇爾和俄林又提出了要素稟賦論，認為比較優勢產生的根源在于各個國家生產要素稟賦的不同。這種理論形成的背景是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對這種理論更加信賴。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講，因為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模式的差異，比較優勢理論早期較少的被運用在經濟發展中進行探析，隨著我國經濟水平的不斷發展，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和企業的管理者意識到運用比較優勢理論對企業制定目標、戰略規劃的可操作性和優勢。
對于區域物流而言，區域物流作為一個新型產業能否得到發展與區域經濟的發展水平密不可分。區域經濟的發展水平與規模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該地區經濟活動的類型和種類。具體到區域物流發展，區域經濟下的各種環境要素差異，使得不同地區的區域物流發展面臨著不同的問題，一個地區是否適合發展區域物流，應該以何種模式發展區域物流這些都需要根據區域特征因地制宜。一個地區和一個產業要實現融合的最佳效果，實現利益最大化，就必須對本地區的比較優勢進行分析，將這種比較優勢轉化為地區強大的競爭優勢，實現區域經濟與區域物流行業的共同發展。因此，有必要將比較優勢理論運用于區域經濟和區域物流的結合分析，這對于區域物流的發展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前提和一個有效的保障方式，在這種理論指導下制定的戰略目標和戰略規劃才能實現區域物流的穩健發展。
比較優勢理論內涵解析
比較優勢理論作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學的產物，并不一定完全適合于我國的經濟形勢和經濟格局，因此，比較優勢理論在我國除了保留原有的相關理論以外，在新時期，結合我國經濟發展的水平和特色，我國的經濟學家和理論工作者又將比較優勢理論的內涵進行了新一輪的拓展和升華。
（一）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
比較優勢的來源是是生產中所需要涉及到的不同生產要素。根據不同的生產要素學說，比價優勢的內涵也不盡相同。國際上的通行理論標準是將比較優勢分為兩種，一種是外生比較優勢，而另一種則是內生比較優勢。外生經濟優勢是指由外部與經濟系統的各種因素所決定的客觀狀況和水平，是先天性的條件差別所帶來的優勢利益，這主要包括自然資源、勞動力等生產要素，這是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重要內容。內生比較優勢是指由經濟體系運作內部各因素影響決定的優勢利益，這種比較優勢不是先天存在的，而是需要發揮人的主觀勞動積極性，圍繞著既定利益標準展開拓展活動。例如當某一個國家決定重點支持某一個行業時，就會內生出原本并不存在的經濟優勢，這可能包括國家對行業的資本投入加大、政策傾斜更加明顯、組織制度更加合理等一系列主動創造才能存在的優勢。從比較優勢理論來看，一個國家一定時期內占據主導地位的要素即為比較優勢的主要來源。這些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內容和模式都已經相當成熟和完善，這也是區域物流比較優勢必須關注的部分。
（二）拓展的比較優勢理論
比較優勢理論在我國的運用和發展，相當于一次意識理念的移民和融合。傳統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優勢比較理論必然有許多與我國的經濟水平和經濟現狀不相融合的部分，對于這種現象的出現，應該遵循我國的客觀情況，對于比較優勢理論選擇性的借鑒運用。同時，聯系我國特有的新趨勢和新情況，對比較優勢理論的內容進行豐富和發展，打造出適合于我國國情的特色比較優勢理論。
我國優勢理論的拓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外部規模經濟優勢。從經濟學的理論評述上，外部經濟是指當整個產業的產量（因企業數量的增加）擴大時（企業外部的因素），該產業各個企業的平均生產成本下降，外部規模經濟優勢是一個行業的規模發展到一定程度時才可能出現的一種比較經濟優勢。第二，后發優勢。后發優勢其實是一種經驗借鑒優勢，它是指在世界上已經存在著眾多發達國家的現狀下，相對比較落后的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可以從發達國家已經走過的經濟發展道路中借鑒經驗和吸取教訓。結合本國的實際情況，作出更明智的發展戰略，從而避免出現發達國家已經出現過的錯誤和已經走過的彎路，以更加科學便捷的方式途徑實現自己國家的經濟發展目標，縮短同經濟水平較發達國家的差距。對于我國這種發展中國家而言，對后發優勢的關注，是新時期比較優勢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三，創新比較優勢。創新優勢與傳統比較優勢的不同在于，傳統的比較優勢都是基于已經存在的要素進行比較，創新優勢是指大家都沒有的，但是可以通過創新來制造和實現的。從這個層面上來講，無論是發達國家抑或是發展中國家，在創新比較優勢上都處于同一起跑線，每個國家和地區都能夠結合特色進行創新，將這種比較優勢落到實處，從而促進自身的發展。
比較優勢理論下區域物流發展的模式創新
通過對比較優勢理論的歷史、發展和現狀的分析，我們對比較優勢理論已經有了較為全面和清晰的認識，如何將比較優勢理論順利的運用于區域物流的發展中，如何實現比較優勢理論下區域物流發展的模式創新，應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
（一）自然環境優勢
自然環境作為自然資源的一種，屬于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內容。由于物流行業的特殊性，對于交通的便捷度比一般的行業要嚴格許多，因此從自然環境角度來考察區域物流是否應該發展和如何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和作用。我國的地勢走向是西高東低，南方地區多丘陵，這種先天的自然環境因素就決定了一個地區的交通便捷發展程度。一個區域是否適合發展物流業，交通狀況是首要的考慮因素。針對我國的具體情況，中東部地區更加適合發展物流業，因為有四通八達的鐵路、公路、航線組成的運輸網，并且地質條件比較平穩，從便捷性和穩定性上都有利于物流業的發展。
（二）區域經濟優勢
區域物流的發展，是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內容。在有些地區，區域物流的快速發展已經成為區域經濟的一個重要增長極。區域物流能夠帶動區域經濟的靈活發展，同時，區域經濟的整體水平又影響著區域物流的發展類型和發展規模。在我國，不同區域經濟的優勢產業和優勢項目各不相同。區域物流的發展必須向區域經濟發展中的優勢產業靠攏，才能夠實現自身的發展壯大。例如在煤礦也比較發達的山西、河南地區，物流運輸的主要內容應當就是以能源運輸為主的物流方式，一是有廣大的市場，二是有成熟的運作模式。對于經濟水平相對發達的沿海地區，外貿行業發展較快，因此與之匹配的應該就是以消費購買為主的小商品物流運輸，這也是我國近年來區域物流發展中的一個重要增長點。把握好區域經濟發展的優勢，才能對區域物流的對象、模式有比較精準的定位。
（三）重視外部規模經濟優勢
規模經濟優勢意味著相對成熟的發展行業和發展模式。對于區域物流的發展而言，當一個地區的物流水平已經較為平均和穩定的時候，就應當考慮整合該地區的各項物流資源，形成龐大的規模經濟。這種規模經濟，不僅能夠增加區域內部各個物流企業的競爭實力和協作水平，更加能夠加強區域與區域之間物流活動的規模，進而促進整個物流市場的發展。對市場需求的重視，有利于培育本區域戰略產業的競爭能力。規模經濟在規模擴大的同時，可以給企業帶來一定的成本優勢，而成本優勢是每一個需要提高自身競爭力的企業都關注的問題。但是從我國目前的情況來看，區域物流的發展還是處于各自為戰的起步階段，平均成本較高，整個物流行業并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
（四）政策傾斜優勢
區域物流作為市場經濟的一個產業，其發展壯大必然會受到各種國家政策和經濟政策的影響。對于我國這種政府在尊重市場規律前提下有效的宏觀調控政策，適當的政策傾斜會給整個行業和企業帶來相應的比較優勢。政府重視對物流企業的政策支持，有利于物流產業結構的優化提高，有利于培育物流產業的競爭優勢。同時，由國家的政策支持，可以制定國家的戰略性物流發展政策，促進物流產業的國際化發展進程，促進外部經濟產業的發展，重視對高級要素的培育，有利于盡快獲得強大的國際競爭能力。
（五）培養區域競爭優勢
各種比較優勢，歸根到底是為了增強企業的競爭力。因此，將各種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是企業發展的必然選擇。隨著市場競爭的日益加劇，企業的競爭已是全方位的競爭，這種競爭優勢的打造，除了企業內部的成本優勢以外，還需要制定適合全行業的區域物流業系統發展的競爭規則，實現區域物流之間、區域物流內部的良性競爭，良好的競爭環境才是企業得以繼續發展的重要條件。
（六）技術創新優勢
從經濟發展趨勢來看，我國傳統的勞動力優勢將逐步減弱，技術創新已經成為各行業追求的重要方面。對于區域物流的發展而言，這種技術的創新主要是指對物流集散技術、與交通工具的對接合作技術等方面的創新。在全行業的操作模式都相對穩定的情況下，誰能夠有效抓住技術領域的創新，誰就將站在全行業的制高點，取得屬于自己的比較優勢，從而加強自身競爭力的建設。
（七）法制健全優勢
區域物流作為一種經濟活動，除了受到市場經濟的波動影響以外，也應該受到國家法律的規制。我國是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國家，所有的民事活動、經濟活動都應當有法可依、有法可循。但是現階段，我國的經濟法并沒有對物流行業進行明確的立法，這是法律的滯后性使然。但是當區域物流逐漸成為一個大規模的行業時，法律就必須重視這種在全國范圍內經營的經濟活動，明確而規范的立法，對于企業來說是一種規制，更是一種保障。有了健全的法律，企業的發展壯大就有章可循，并且，更容易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實現與外部經濟體的協作和發展。這是區域物流往國際化發展的重要前提和保障。
區域物流的發展，并不是單獨一個物流行業的發展，它受到自然環境、社會環境等多方面的影響。一個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力度、物流產業發展規劃、土地利用政策、稅收政策、市場準入政策、人才培養政策等都影響到一個地區的區域物流的發展水平和發展速度。將區域物流的發展與比較優勢理論相結合的一個重要好處就是，可以通過對各個細節要素的考察比對與區域物流的發展模式結合起來，建立恰當的研究模型和綜合指標評價體系，才能真正地把現代經濟理論與我國物流發展的前景相結合。同時，積極拓展比較優勢理論研究的新模式，根據比較優勢動態拓展的理論模式，在堅持現有比較優勢的基礎上，通過技術創新提升比較優勢結構，通過制度創新發展我國的區域物流產業，實現區域物流產業的長期發展。這是將比較優勢理論運用于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研究意義所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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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1723（2012）10-0055-02
一、理論研究背景
在2004年12月7日的“經濟學50人論壇”上，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做了題為《完善法律制度，改進金融生態》的報告，通過借鑒生物學中生態學原理，提出金融生態理論和改善金融生態環境的新觀點。金融生態是一個非常具有中國特色的概念，研究范圍也局限于國內，對該問題的詳細研究也僅僅是近幾年的事情，因此需要完善的地方很多。目前對金融生態概念給出的比較權威的定義有兩種，分別是李揚和徐諾金。李揚（2005）認為，金融生態系統是由金融主體及其賴以存在和發展的金融生態環境構成的，兩者之間相互影響、彼此依存，是一個共同發展的動態平衡系統。徐諾金（2005）認為，金融生態指各種金融組織為了生存和發展，與其生存環境之間及內部金融組織相互之間在長期的密切聯系和相互作用過程中，通過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結構特征，執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動態平衡系統。
結合以往學者的觀點，我們認為金融生態是指金融生態主體通過金融生態客體功能的運用和發揮，以達到實現自己資金最優配置的目的，在此過程中，金融生態主體和客體所處的環境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和作用，金融生態主體進行內在和外在的調節，以達到適應金融生態環境的體系和總體。
二、金融生態系統結構分析
目前對金融生態系統結構比較權威的觀點主要有兩種：第一種是李揚給出的，他認為金融系統應該由金融生態主體和金融生態環境兩部分組成，金融主體包括金融機構、金融市場、金融監管機構三部分；金融生態環境包括金融產品和服務的消費者，如居民、企業、政府和國外，經濟、社會、法制和文化環境等。第二種觀點是由徐諾金給出的，他認為金融生態系統應該由金融生態環境、金融生態主體、金融生態調節三部分組成，金融生態環境包括政治、法律、文化和其他；金融生態主體包括金融中介機構、金融市場組織；金融生態調節包括外部調劑和內部調節兩
部分。
我們認為以上兩位學者均忽視了金融生態客體的重要作用，這對該問題的研究是一個非常大的欠缺，因此我們提出了自己金融生態系統結構，主要包括四個部分：金融神態主體，賣方如金融中介組織和金融市場組織，買方如居民、企業、政府（消費者）、國外；金融生態客體，交易對象如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交易通道如交易所、金融市場、交易機制等；金融生態環境，如法制環境、經濟環境、行政環境、信用環境、文化環境等；金融生態調節，自動調節包括競爭性價格調節機制如自負盈虧、改善經營，強制性市場退出機制如兼并、收購、破產，制度調節包括中央銀行和金融監管機構、行業自律組織及協會。
三、指標體系構建和對天津濱海新區金融生態環境的
分析
在學習借鑒了其他學者的指標體系的構建的基礎上，我們構建的指標體系遵循的原則有科學性原則、系統性原則、可比性原則、定性與定量相結合四個原則；指標選擇包括宏觀經濟、信用環境、法制環境、居民收入及社會保障、政府支持力度、金融業自身發展狀況和金融中介發展狀況等七個方面。其中，宏觀經濟選擇了經濟總量指標、產業發展指標和開放度指標三部分；信用環境選取了社會信用、企業信用、銀行信用和政府信用四個指標；法制環境主要考察了金融案件結案率、法院積案率、銀行訴訟賠償率三個方面；居民收入及社會保障包括了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城鎮勞動就業率、政府最低保障補助水平、社會基本保障覆蓋率四個指標；政府支持力度包括基礎設施投入總量、對金融產業投入總量；金融業自身發展情況包括發展指標、開放度指標、盈利能力指標；金融中介發展情況包括區域金融中介總數量、每萬人律師數、每萬人會計師數三部分。
利用構建好的指標體系對天津濱海新區的金融生態狀況進行評價發現，天津濱海新區金融生態環境的缺陷主要表現在金融產權制度和相關金融法律不完善、社會信用環境不佳、經濟基礎弱三個方面。
四、加強天津濱海新區金融生態環境建設的對策研究
（一）做強做大核心金融產業
通過制定相應的優惠政策使天津濱海新區盡快彰顯金融資源的洼地效應，使天津濱海新區真正成為國際金融機構聚集地、金融產品創新和中心資金集散中心，引導金融機構主體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結構和內部控制制度，增強抵御金融風險的能力。
（二）大力發展金融輔助產業和支撐產業
金融產業不僅僅包括以金融機構和資本市場為中介的資金交易，還包含其他更廣泛的金融資產交易和管理，金融產業鏈不僅包含傳統的金融機構，還包括信用評級、投資公司、會計、咨詢評估、審計等眾多中介機構，核心金融產業的發展和金融服務功能的提升需要發達的金融輔助產業和金融支撐產業。金融輔助產業和金融支撐產業都應該納入金融產業發展整體規劃中，給予大力扶持和培育，因為兩者的合作是相輔相成的，金融機構的發展離不開金融專業服務機構的有力支持核心金融產業需要大量相關產業的支持，如精算業會計法律管理咨詢業、計算機軟件和硬件、廣告和市場調研等。同時核心金融產業的集聚和發展又帶動和促進其輔產業和支撐性產業的產生與發展。
（三）保持金融生態系統各部分的平衡發展
無論是發展核心金融產業，還是金融輔助產業和金融支撐產業，都應該注意保持金融生態系統的內部和外部的平衡發展，不能單純為了發展某一產業而忽視其他部分的發展，整體而言，只有當核心金融產業發展到相當程度后，才有對金融輔助產業和金融支撐產業的需求也才能夠解決金融輔助產業和金融支撐產業聚集的成本問題，也只有解決了成本問題，金融輔助產業和金融支撐產業才可能跟進，這是金融生態系統螺旋式發展的基本模式。
五、我國區域金融生態的發展方向
（一）完善金融產權制度和相關法律制度
加快金融產權的多元化進程。允許各種投資主體投資金融產業，實現金融主體成分的多元化。任何性質的產權主體都應該對金融機構的經營失敗承擔責任，實現金融產權的完整化。
完善金融產權制度，創新立法工作機制。央行應積極參與金融產權制度和相關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建立。在金融立法工作方面，不斷完善和創新立法工作機制，加強立法規劃和協調，從而提高立法工作效率，完善金融法律、法規和規章執行情況的信息反饋和評估制度。同時加強人民銀行訴訟案件的管理工作，做好法律咨詢服務工作，要加強法制宣傳，推進金融法制工作全面
發展。
（二）以政府為主導，營造良好的社會信用環境
我國政府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初級階段，不僅要承擔市場經濟中的一般職能，還承擔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的一些特殊職能，政府職能的根本轉變受各種因素影響還難以一步到位，在提供信用公共產品方面滯后于市場的需要。這種形勢決定了政府在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中，必須充分激活自身效能，有所不為的同時突出有所作為。
切實維護和規范信用領域市場秩序，提高政府信用度，增強政府信用權威。區域地方政府在處理經濟活動，各行為主體之間的利益沖突時，政府應該采取公正、公平、公開的原則，同時兼顧向弱勢群體傾斜，以得到各個社會階層的認可。針對市場經濟在不同發展階段暴露的突出問題，采取靈活有效的應對措施。積極推進財稅制度改革，穩定各級政府財政收支，為提高政府信用打好財政基礎。加強對各級政府公務人員的監督，進一步完善有關法律法規，理順行政執法體制，推進依法行政，規范政府
行為。
要改善社會誠信，第一要打造服務型政府為，改善政務環境，加強相關政府部門的服務理念，打造服務型政府，樹立公權服務私權的行政理念；建立健全切實有效的政府公共服務體系。第二要在保持政府誠信、企業誠信優勢的基礎上健全誠信管理體系，積極培育知名的本土金融信用中介服務品牌，加強金融信用中介行業協會建設，改善社會信用環境。
（三）加大產業結構調整力度，強化經濟基礎
按照科學發展觀和“五個統籌”的要求，強化對經濟運行的分析、監測，科學把握地方產業發展的比較優勢和國家的產業政策，將貨幣政策、產業政策、財政政策與區域經濟的產業優勢、資源優勢、企業的經營優勢有機統一起來，統籌兼顧，科學規劃，綜合運用發展規劃、產業政策信息、土地供應、環保評價、市場準入等措施，立足類似天津濱海新區等一系列經濟開發區的實際，突出結構調整主線，大力支持符合產業政策、有利于結構調整、帶動作用大的重點項目建設，積極采用高新技術和先進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實現經濟發展更高層次的跨越。
要樹立多元化的融資理念，堅持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相結合，加快直接融資的發展步伐，鼓勵有條件的企業利用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解決企業資金需求。大力推動具備條件的企業在境內外上市或發行短期融資券等企業債券，為直接融資的發展提供足夠的空間，形成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的協調發展。
（四）健全金融監管機制
金融生態體系中必須有專門行使監管職能的監管主體，以動態地評估金融機構的經營管理風險，及時處理危害社會公眾利益和金融體系安全的金融事件；必須有維護生態體系中各利益主體的交易規則，保障交易的公平性，以防止欺詐和不正當的交易等行為；維護普通金融消費者的利益，從而使得金融生態體系中，包括存款人、股民、投保人等具有相對分散特點、處于相對弱勢地位的利益主體的利益得到有效保護。
為了實現金融監管主體對金融機構的有效監管，要準確、全面、及時地評估金融機構的經營風險，避免其承受的風險超出警戒水平。為此，我們的監管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要建立和完善健全的、統一的會計核算制度，確保金融機構會計反映的經濟事實真實、全面；二是及時對金融機構的資產所承受的風險要進行量度，以便隨時得到金融機構所承受的風險狀況；三是同時加強事前審批與事中監管，做到實時監管；注重表內業務監管與表外業務監管的聯系；問責制度與救助制度并重；該變指標體系監管的傳統模式，采用系統化的動態模型監管，以提高監管
水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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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國外現狀的研究
在對于交通運輸與區域經濟發展的研究最早始于19世紀，這一問題有德國經濟學家提出，并對其從工商業的角度進行分析，并提出了相應發展經濟就一定要先從道路交通運輸的方面入手，提倡由道路運輸來帶動區域經濟發展，對于這項研究，得到了很多經濟學者及國家的認同，例如在荷蘭，經濟學學者分析了通過降低運費對提高運輸能力和節約勞動力而帶來的財富增長，在傳統的認知中，人們認為交通運輸對區域經濟的影響是非常總要的。在很多發達國家中，人們早已認識到這一問題，并且由于研究及發展的比較早，所以在實施方面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是咱國外的研究及建設中，大多都是針對將來的運輸及規劃，主要是以經濟、規劃、環境及政策方面著手，一般都是從單方面入手，很少能有綜合性的分析及評價，而且對于公路運輸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做出的研究不是很多。
1.2國內現狀的研究
在我國見過之初，有前蘇聯經濟學家通過對交通運輸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關系指出，交通運輸與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這一問題的建議，所以在1959年成立了綜合運輸研究所，主要真對交通運輸及區域經濟發展的綜合性問題，并且取得了較為喜人的成果。特別是在我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的倡導下，取得了很多適合我國國情的科研成果，充分體現了科學發展、以人為本的核心思想，之后各種研究成果涌現在各大媒體上，讓人們更過的了解到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就目前而言，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理解更過的存在于概念層次，在運用上更多的是從經濟、農業、科技和環境方面，沒有結合多方面問題進行研究，但是在綜合研究及運用方面，這才是解決交通運輸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關鍵性問題，所以在今后的研究中，應該從綜合方面著手，注重實際意義，并且對政府及決策層應該普及這方面成熟的研究成果，并且補充其相關理論，這樣才能對我國今后的經濟發展起到帶動性的作用。
1.3研究的目的
交通運輸對各方面的影響都相當重要，自古就有“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的說法，但是如果沒有良好的交通，那么糧草的運輸也是困難重重，所以交通運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現代社會中，經濟的發展對交通運輸的需求同樣重要，如果沒有一個良好的交通，那么各種商品的運輸則會成為限制經濟發展的重要問題，而如何能夠科學的對道路進行規劃就需要各種科研人員及大家的共同研究，這種研究的主要問題在于確定研究的最終目的，并且要明確總體思路，確定研究成果對改善交通運輸的能力，只有確定了這些問題，才能確保研究出來的成果是切實有效的，否則一切都是空談，而且還有可能產生錯誤的結果，從而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2、研究交通運輸與區域經濟理論依據
2.1交通運輸區域經濟特點
2.1.1交通運輸的特點
交通運輸在實際中，主要以客運和貨運為主。客運就是對人的運輸，其中包括客車、火車等運輸，貨運則以物流為主，通過交通運輸的方式實現全國各地在資源及產品上的交換，而有效的規劃及建設可以促進區域經濟的有效發展，而公路運輸則具有速度快、靈活性高、覆蓋面廣等特點，所以在區域性的交通運輸中，都是以公路運輸為主，所以說道路運輸在整個運輸系統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公路運輸也有不足的地方，就是長途運輸費用高、貨運量不大、成本較高等缺點，所以在建設公路發展的同時，鐵路、水路、航空的運輸方式也需要協調發展，只有綜合性發展，才能建立一個有效、告訴的交通運輸網絡。
2.1.2區域經濟的特點
區域就是以空間為單位產生的經濟整體，可以將某一省或某一市看做一個區域，也可以更小或者更大，沒有固定的范圍，而區域經濟就是在這一空間單位中，從事資源的生產與在生產的活動所產生的價值叫做區域經濟，可以將區域經濟看做地區經濟的個體，由個體集合之后，產生了地區經濟，這樣的集合不單單是一加一那么簡單，如果能夠有效的結合各區域之間的經濟，則可以產生更加龐大的經濟價值，反之，如果區域經濟不能很好的結合那么將會出現一加一小于二或者各自為戰的情況出現。
2.2交通運輸與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的相關理論。
交通運輸與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的主要理論為區域開發論。區域開發理論主要是圍繞著兩點：原點論、增長極論和交通運輸論，原點理論就是指一個區域的開發要有一個重點，也就是說以某一點為圓心，從這個點像周邊發展，只有將資源集中，才能更好的發揮出經濟的作用，如果發展的范圍在初期就定的很大，這樣就容易造成精力分散的情況出現，基本不可能將所有地方都發展的很好，這一問題在現階段人們都有了一定的共識，在實際應用中，將原本星羅棋布的小村莊或聚居地集體搬遷至以有一定發展歷史的城市中，然后在對城市進行集中發展，這樣就可以很好的將各種資源集中利用，不免了分散發展所產生的不利因素。增長極理論是集中所有資源，發展經濟最好的地方，最有發展潛力的地方，使其在短時間能夠見到成果，產生經濟效益，同時，形成以所在區域為中心，建立關聯產業，并且應該選擇增速快，創新能力強的產業，這樣更加有力于接下來的發展與開發，應該發揮區域優勢，發展原有的優勢產業，增加地區特色，在政府方面，也應該通過政策來推動地方區域經濟的發展，從而建立以城市為主體的多功能、多層次區域經濟。交通運輸論則是指出，交通運輸是一個區域經濟的子系統，交通運輸在區域經濟中，擔任催化劑的角色，所以交通運輸對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在現代的經濟中，交通運輸無論是新的發展，還是對原有運輸模式進行改良，對區域經濟的發展都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就我國目前的情況來看，長期受到區域劃分的束縛，很難講真個交通系統完美的協調、統一的發展，往往都是在本區域內協調發展，但是涉及到其他區域時，即使想要互相協調，也會受到各種制約，難以實現，所以在交通規劃上應該整體管理、宏觀調控，這樣才能將目前各自為戰的問題從根源上解決，從而解決各區域經濟發展中的基礎問題。
3、交通運輸對區域發展的重要性
在區域經濟的發展中，離不開資源的運勢、生產及銷售這三個環節，隨著經濟高速的發展，車輛的增對，對道路的壓力也越來越大，所以各種原材料及產品的運輸則成為了政府規劃部門應該考慮的問題，如何才能有效的解決則成為了核心問題，所以在區域經濟的規劃中，應該將交通問題列為重要議題，如果在原材料的運輸上，距離過遠，那么就很容易增加運費成本，而且對道路的壓力也會有所增加。各個關聯產業應該規劃在相對集中的區域中，這樣既減少了運輸成本，也減輕了運輸車輛對城市交通的負荷。在產品的銷售方面，交通運輸問題得不到良好的解決，那么就會出現有商品，無法運輸的尷尬窘境，這種問題在很多以農業為主的區域出現，這就導致了區域經濟無法得到有效的發展。所以說交通運輸對區域經濟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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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構主義區域均衡增長理論
(一)羅森斯坦一羅丹的“大推進”理論
羅森斯坦一羅丹(Paul，N?Rosenstein―Rodan)[4]在他的著名論文《東歐和東南歐國家工業化問題》(1943)中認為，發展中國家要從根本上解決貧窮落后問題，關鍵在于實現工業化。而要實現工業化，首要的障礙是資本形成不足。在增加資本形成的過程中，由于資本的供給、儲蓄和市場需求的“不可分性”，小規模的、個別部門的投資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必須實行“大推進”戰略，在各個工業部門全面地進行大量投資，使各種工業部門都發展起來，才能相互依賴，互為市場，克服“不可分性”，實現工業的大發展。因此他認為在投資時做到，按同一投資率對各工業部門進行投資。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各工業部門之間發展協調、比例均衡，按同一增長速度發展，使產品的生產與需求達到平衡。
(二)納克斯的“貧困惡性循環”到平衡增長理論
納克斯(Nurkse，R)[5]在《不發達國家的資本形成問題》(1953)一書中，提出了“貧困惡性循環”理論，他認為，發展中國家窮是因為收入太低，導致供給方面儲蓄水平太低，需求方面市場容量太小、投資引誘不足，從而造成了貧困惡性循環。要打破這一困境，必須同時對國民經濟各個部門進行大量投資，納克斯指出，“如果各資本同時投資于廣泛不同的行業……其結果是市場的全面擴大。在若干個互補性行業中使用更多更好工具的人們相互成為客戶。從他們互為對方提供市場并且互相支持這個意義上看，大部分迎合大眾消費的行業是互補的。歸根結底，這種基本的互補性起源于人類欲望的多樣性。‘平衡增長’的論據是建立在對‘平衡飲食’的需要基礎上的。”
(三)納爾遜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論
美國經濟學家納爾遜(Nelson，R．R)[6]發表《不發達國家的一種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論》(1956)一文，以馬爾薩斯(Malthus，T．R)理論為基礎，利用數學模型分別考察了不發達國家人均資本、人口增長、產出的增長與人均收入增長的關系，并綜合研究了在人均收入和人口按不同速率增長的情況下人均資本與資本形成問題，從而形成了“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論，他認為發展中國家人口的過速增長是阻礙人均收入迅速提高的陷阱。人均實際收入處于僅夠糊口或接近于維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狀態，為了沖出“陷阱”，必須進行大規模的資本投資，使投資和產出的增長超過人口增長，人均收入增長率超過人口增長率。
(四)評析
結構主義區域經濟均衡增長理論的貢獻有兩方面：第一，不僅強調部門或產業間的平衡發展、同步發展，而且強調區域間或區域內部的平衡(同步)發展，即空間的均衡化。第二，認為隨著生產要素的區際流動，各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將趨于收斂(平衡)。因此，主張在區域內均衡布局生產力，空間上均衡投資，各產業均衡發展，齊頭并進，最終實現區域經濟的均衡發展。結構主義區域經濟均衡增長理論的缺陷如下：第一，均衡發展理論忽略了一個基本的事實，即對于不發達區域來說，由于資本和資源的“瓶頸”，在經濟發展初期很難做到均衡發展。第二，忽略了規模效應和技術進步因素。發達區域由于具有更好的基礎設施、服務和更大的市場，必然對資本和勞動具有更強的吸引力，從而產生極化效應，形成規模經濟，雖然也有發達區域向周圍區域的擴展效應，但在完全市場中，極化效應往往超過擴展效應，使區際差異加大。另外，技術條件不同也會使資本收益率大不相同，此時的資本要素流動會造成不發達區域資本要素更加稀缺，經濟發展更加困難。第三，區域均衡發展理論顯然是從理性觀念出發，采用靜態分析方法，把問題過分簡單化，與發展中國家的客觀現實距離太大，無法解釋現實的經濟增長過程，無法為區域發展問題找到出路。
三、結構主義區域非均衡增長理論
20世紀50、60年代，結構主義者從結構變革角度分析和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不發達和向發達狀況轉化問題。這一理論體系的主要代表有劉易斯(Lewis，W，A．)、繆爾達爾(Myrdal，G．)、辛格(Singer，H.W．)、普雷維什(Prebisch，R．)、赫希曼(Hirschman，A．O．)和錢納里(Chenery，H．B．)等人。其中主要的理論有以下幾種：
(一)“地理上的二元經濟”理論
瑞典經濟學家繆爾達爾(Myrdal，G．)在其《經濟理論和不發達地區》(1957)一書中，提出了“地理上的二元經濟”理論，強調“擴散效應”和“回波效應”的作用。繆爾達爾提出，不發達國家的經濟中存在著一種“地理上的二元經濟”，即經濟發達地區和不發達地區并存的二元結構。由于發達地區與不發達地區之間不斷相互作用產生了不斷增加的內部經濟與外部經濟，使核心地區表現為一種上升的正反饋運動，而邊緣地區則表現為下降的負反饋運動，由此產生和拉大了區域差異。繆爾達爾由此提出了區域發展的政策主張“在經濟發展的初期政府應當采用不平衡發展戰略，通過發展計劃和投資，優先發展那些具有較強發展勢頭的地區，以求得較好的投資效率和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但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時，
也要防止累積因果循環造成地區貧富差距的無限擴大，這時需要通過一系列特殊的區域經濟政策，刺激落后地區的發展，縮小區域經濟差異。
(二)不平衡增長理論
赫希曼(Hirschman，A．O)在《經濟發展戰略》(1958)一書中，同意發展中國家必須進行大規模投資來突破貧困的惡性循環的觀點，但認為把投資分散在各個部門的平衡發展戰略不能解決投資決策機制問題。一個經濟發展戰略必須首先解決投資決策機制問題，才有可能使有限的資源得到有效的配置，推動經濟增長和發展。鑒于這種思想，他提出了“引致投資最大化”原理和“聯系效應”理論來解釋。他認為，投資項目序列中的偏好應當是“引致決策”最大化，即能通過自身發展“引致”其他項目最快發展的投資項目。在把“引致決策”應用于經由“短缺的發展”和經由“超能力的發展”的選擇中，推導出兩個誘導機制：一個是投入供應、派生需求或后向聯系效應；一個是前向聯系效應。這樣一種“聯系效應”就是新的經濟增長的有效機制。赫爾希曼認為，凡是有聯系效應的產業，不論是后向聯系還是前向聯系，都能夠通過這個產業的擴張而產生引致投資，引致投資不僅能促進前向、后向聯系部門的發展它反過來還可以推動該產業的進一步擴張，從而使整個產業部門都得到發展，實現經濟增長。同時他指出，在選擇適當的投資項目優先發展時，不僅應當選擇具有聯系效應的產業，更應當選擇聯系效應最大的產業優先發展，這就是產業部門發展優先次序選擇的技術標準，是不平衡增長理論的核心。
(三)中心―理論
發展經濟學家普雷維什(Prebisch，R．)發表《拉美的經濟發展及主要問題》(1950)一文，最先創立了“中心―”的結構主義分析范式[7]。“中心”與“”構成一個統一和動態的世界經濟體系，表現為整體性、差異性和不平等性。不平等性是這一理論的關鍵和最終落腳點。在技術進步及其傳播機制的作用下，“中心”與“”之間形成了不平等的國際分工，中心國家主要以生產和出口工業制成品為主，而國家則以生產和出口初級產品為主。中心國家享受著技術進步帶來的所有好處，生產率和收入水平不斷提高，而國家則由于同質性和單一性的經濟，除初級產品外其他部門的勞動生產率難以提高，工業發展十分緩慢，資本品生產幾乎是一個空白，這個問題可以通過經濟結構的轉變過程來克服。弗里德曼(Friedmann，J.R．P．)[8]。進一步發展了中心―理論，把社會發展過程也納入到思考過程中。按照弗里德曼的觀點，中心區是創新活動活躍的地區，具有使區服從和依附的權威和力量。中心區通過優勢效應、信息效應、心里效應、現代化效應、聯動效應和生產效應支配著區。但是，這種趨勢并非長期不變，到了一定階段，由于中心與在權力分配上的不平等，會使中心和之間在文化、心里、政治、等方面矛盾尖銳化，爭取發展過程優勢的要求越來越大，必然伴隨產生潛在的社會沖突，此時由于政府政策的干預，中心和界限會逐漸消失，經濟在全國范圍內實現一體化，各區域優勢充分發揮，經濟獲得全面發展。
(四)威廉姆遜倒“U”理論
1965年美國經濟學家威廉姆森(Williamson，J．C．)[9]通過實證分析方法，根據24個國家的截面數據和10個國家的時間序列數據提出來的一種假說。該理論認為，注重經濟效益的國家，經濟的發展是通過“一系列的不平衡”實現的。在經濟發展的初期，區域間成長的差距將逐步擴大，呈現不平衡增長，但經過一段時期，地區差距將逐漸保持平穩。當經濟進入成熟期以后，地區差距最終將會趨于縮小。這一理論將時間因素引入區域空間結構變動分析，注意到均衡與增長之間的替代關系隨時間推移呈非線性變化，強調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的時期增長對均衡的依賴。這種運用區域發展不平衡的規律達到平衡發展的目標，也成了區域規劃實踐的重要指導思想。
(五)評析
結構主義區域經濟非均衡增長理論的貢獻如下：第一，不平衡增長論強調資源稀缺對經濟發展的約束，提出資源應合理配置這一重大課題，這是比較符合發展中國家現狀的，抓住了經濟發展初期各種問題的關鍵。第二，不平衡增長既強調了經濟計劃的必要性，又特別強調了市場機制的重要性。第三，不平衡增長論提出的“引致決策最大化”原理、“聯系效應”理論、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國民經濟各產業之間的內在聯系，對于人們從總體上和局部上認識一國的經濟現狀與特點，對于私人投資者和計劃工作者制定正確的經濟決策，提供了一種理論依據和有效的工具。第四，不平衡增長論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提供了一條新的發展路線或新的思路，它告訴人們，各個國家應當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選擇適宜的發展道路或戰略。缺陷如下：第一，不平衡增長理論低估了產業部門間不平衡增長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如經濟總體發展不協調或結構嚴重失衡；資源稀缺可能會產生壟斷，阻礙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第二，高估了發展中國家市場機制的作用，忽視了其市場殘缺不全、價格刺激反應不夠靈敏等問題。第三，該理論更多地關注結果――倒“U”的終點，忽略了從初始到成熟的這一過程中，地區差距可能導致社會矛盾激化所帶來的經濟停滯的高昂代價。第四，非均衡增長模型片面地強調了累積性優勢的作用，忽視了空間距離、社會行為和社會經濟結構的意義和作用。
四、結構主義區域均衡增長理論和區域非均衡增長理論的關系
篇（9）
中圖分類號：F207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12-000-03
一、 理論背景
一直以來，徐州是著名的重工業基地。規模經濟不斷擴大，在社會經濟生活中起到的主導作用也越來越顯著。近年來，以淮海經濟圈為代表的徐州經濟發展模式正在逐漸的形成規模效應，徐州城市的發展呈現出5個新變化：一是城市發展開始從外延式擴張向內涵式發展轉變；二是城市軟實力成為城市發展的核心競爭力；三是城鄉統籌和城鄉一體化成為城市發展的新格局；四是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示范意義進一步凸顯；五是城市群對城市建設與發展的作用日益顯著。在這種大背景下，對徐州綜合經濟實力進行研究，不僅是對促進徐州本身又快又好的發展，還對于充分發揮，徐州社會經濟，生活的主導作用都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本研究的目的如下：通過對描述徐州城市綜合經濟實力發展的各種指標進行協同度分析，一方面找出用來衡量徐州城市經濟實力的各個指標之間的內在聯系，另一方面，通過對樣本數據和輸出值的觀察和擬合，利用多項式逼近，探索徐州經濟發展的方程，以便對未來徐州經濟的發展作出預測。
二、相關研究
德國物理學家哈肯20世紀70年代創立了協同學，哈肯認為系統內部不同子系統之間存在非線性的相互作用，從而形成協同關系，協同關系的本質是完成了混沌到有序、有序到混沌的改變。貝塔朗菲（1945）首次闡明了系統論的基本思想，貝塔朗菲認為系統論是以一般系統為研究對象，廣泛采用數學建模的方法，量化研究并描述系統功能。
國內對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的研究仍處在起步階段，現有研究在研究框架與內容上基本相同，而在具體研究方法上略有不同。從研究內容上來看，現有研究基本集中在對政府公布的經濟運行指標及其數據進行量化計算和相關性分析，從中找出不同指標之間的相互關系，例如楊潔（2009）、孫君俐（2010）等人的研究。在具體研究方法上，各有不同：例如，Ke（2008）等人利用層次分析法和加權指標法，分析研究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的狀況，湯玲等人提出了基于距離協調度模型的研究思路，鄭廣華（2010）等人通過引入離差系數模型，利用灰色關聯模型測量了系統現有狀態，與理想狀態之間的差距，從而達到衡量系統發展協同度的目的，師帥（2014）等人利用BP的系神經網絡和SOV網絡偏重對歷史樣本數據的曲線擬合，以及在此基礎上實現經濟發展模式自動分類的目的。本文從相關性分析入手，對現有指標提取公因子，借助最小二乘法擬定發展方程，并引入數據自相關分析，從而消除數據序列的非平穩性特征。
三、區域發展系統及其評價模型構建
1.區域發展系統構成
區域發展系統從結構及功能上可將其劃分為四個子系統： 社會子系統、經濟子系統、環境子系統、資源子系統，彼此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可持續發展是在4個子系統之間尋找均衡態，通過對反映經濟運行情況的各種指標的量化研究，找到彼此間的協同關系，通過規劃求解找到最優通過規劃求解找到最優臨界點。
2.理論構成
協同理論研究的本質是通過對不同指標之間的歐幾里德距離的量化計算， 反映系統顯示狀態理想狀態的差距。首先對不同指標下采集的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 其次對不同指標進行統計量分析， 包括頻率的正態分布情況、卡方、游程、K-S分析；第三，對不同子系統指標間的相關系數進行計算，分析統計學顯著效應，形成相關系數矩陣；第四，對系數矩陣進行樣本因子分析，包括降維、公因子提取。第五，利用最小二乘法擬定方程，估算參數，評估觀測值與計算值之間的殘差。
（1）指標歸一化
歸一化是一種無量綱處理手段，使數值的絕對值變成某種相對值關系。在統計學中，歸一化的具體作用是歸納統一樣本的統計分布性。歸一化在0-1之間是統計的概率分布，歸一化在-1--+1之間是統計的坐標分布。常用的歸一化方法有：
A Min-Max標準化
Min-Max標準化方法是對原始數據進行線性變換。設MinA和MaxA分別為屬性A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將A的一個原始值x通過Min-Max標準化映射成在區間[0，1]中的值x'，其公式為：
這種方法基于原始數據的均值（Mean）和標準差（Standard Deviation）進行數據的標準化。將A的原始值x使用z-score標準化到x'。z-score標準化方法適用于屬性A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未知的情況，或有超出取值范圍的離群數據的情況。
（2）游程及K-S分析
A 游程檢驗
游程檢驗亦稱連貫檢驗或串檢驗，是一種隨機性檢驗方法，應用范圍很廣。取一個序列里的游程總數作為檢驗統計量，記為R。 設樣本總數為N：
（3）相關度計算
Pearson相關系數用來衡量兩個數據集合是否在一條線上面，它用來衡量定距變量間的線性關系。當兩個變量都是正態連續變量，而且兩者之間呈線性關系時，表現這兩個變量之間相關程度用積差相關系數：
取值范圍為[-1，1]，r>0表示正相關，r
偏相關分析是在控制其他變量的線性影響的條件下分析兩變量之間的線性相關。控制變量為1時，稱作一階偏相關系數；控制變量為2時，稱為二階偏相關。控制變量為0時，稱為零階偏相關，也就是相關系數。計算公式：
偏相關系數的顯著性檢驗步驟：提出零假設H0，即兩總體的偏相關系數與零無顯著性差異；選擇檢驗統計量，其中r為偏相關系數，n為樣本數，q為階數，t服從n-q-2個自由度的t分布。
（4）降維和公因子提取
主成分分析試圖在力保數據信息丟失最少的原則下，對這種多變量的截面數據表進行最佳綜合簡化。
計算貢獻率，即第i個主成分的方差在全部方差中所占比重，稱為貢獻率 ，反映了原來P個指標多大的信息，有多大的綜合能力 。計算累積貢獻率：前k個主成分共有多大的綜合能力，用這k個主成分的方差和在全部方差中所占比重來描述，稱為累積貢獻率。即：
于是在原始變量和主成分之間形成一組相關系數，用圖表可以表示為：
（5）最小二乘法
已知函數y=f（x）的數據點（ xi ， yi ）（i=0，…，m），在函數空間中，求函數（aj* 為待定系數），使擬合函數S*（x）與所有數據點的誤差向量δ*的分量平方和 最小。然后求解方程如下，從而估計參數值。
四、實例研究
為了研究徐州地區經濟發展各系統之間的協同性，本節選取2011-2014年徐州社會經濟發展主要指標及其數據進行研究，研究所用數據采集自徐州市統計局的2011-2014年統計報告中。
區域經濟指標系統的內涵很多，各要素的獨立運動也是客觀存在的，不同的指標選取會直接決定了研究的偏相關性不同。這里我們選取的11項經濟運行指標在徐州市統計局的年報分析中重點論述的，在一段時間內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構成了序參量群。通過研究這些指標，我們可以大致了解目前徐州區域經濟發展的主導模式。
2.數據處理與結果分析
本文對2011-2014年上述公布的11項經濟指標進行了數據分析，首先對數據進行歸一化處理，使計算規定在一個合理的范圍內，同時加速計算過程的收斂。根據Z-Score方法，計算出標準化結果如下：
通過計算各項指標之間的相關系數，可以得出不同指標之間的協同系數，計算結果如下表：
通過控制變量，對影響地區生產總值的指標偏相關性進行分析，得出不同指標與地區生產總值之間的正相關性，計算結果如下表：
根據表1、表2、表3的計算結果，可以得出：
（1）固定資產投資在拉動徐州經濟增長過程中作用顯著。2011-2014年，徐州經濟發展，總體上呈現出上升水平，固定投資在0.05水平（雙側）上顯著相關。這表明在過去的4年中，經濟增長仍然主要依靠固定資產投資，固定資產投資增長較快。
（2）進出口總額在拉動徐州經濟增長過程中作用不顯著。這與徐州是煤炭資源型城市的特點有關，在過去4年中，對外貿易降幅收窄。相比之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與地區生產總值之間的偏相關性系數為0.499，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這一階段徐州經濟的發展，仍然主要依靠投資拉動，而非消費拉動。
（3）交通運量持續擴張，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作用顯著。歷史以來，徐州一直是，蘇北地區的交通樞紐，素有五省通衢的美稱，戰略位置十分重要。2011-2014年，公路旅客運輸量逐年增長，與地區生產總值在0.05水平（雙側）上顯著相關，經過偏相關分析，證實其與地區生產總值的增長呈現顯著的正相關性。
（4）城市化水平揭示創新驅動“后勁足”。以專利授權件數和普通高等學校在校人數為代表的科技貢獻率在推動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體現了較強的正相關性，新的經濟增長點正在形成，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對經濟的影響作用正在逐漸的退出歷史舞臺。
3.方程擬定
（1）主成分分析
KMO檢驗得分0.769，適合進行因子分析。Bartlett檢驗表明被測試數據來自服從多元正態分布的總體，本研究中Sig值為0.000，說明數據來自正態分布總體，適合進一步的分析。
進一步分析變量中所包含原始信息的公因子， 表中成分1，2累計貢獻率達到82.88%，說明這兩個公因子對各變量的解釋能力很強。通過繪制碎石圖，兩個成分的特征值已超過了1，其他成分得分快速收斂。
下表給出主成分得分系數矩陣，根據此矩陣可以直接寫出各公因子的表達式：
（2）探索研究
經濟數據通常帶有非平穩性特征，具備自相關性特點，可以通過滯后K期，觀察其與時間序列的自相關性。通過高階差分或差比的處理，首先是時間序列平穩下來，在進一步研究造成時間序列波動的原因。下面提取地區生產總值繪制散點圖：
通過一階差比圖，可以看出數據序列趨于穩定，差比出現自回歸特點，一直穩定在1附近，考慮使用ARCH模型描述方程。通常對滯后K期數據觀察設定取值K
進一步對單位根求解，計算滯期為1時的單位根，得到結果如下，初步分析認為以上結果具備時間序列特征，表現出高度自相關特點，適合進一步研究，以確定相關對象是隨機變量本身Xτ還是ετ擾動項，此文不再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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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中固分類號】F59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6623（2012）06-0087-04
近年來，各地旅游業發展勢頭迅猛，有的已經成為當地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產業。本文引入行動者網絡理論研究區域旅游創新發展問題，旨在通過梳理行動者網絡理論的基本框架，嘗試構建區域旅游創新發展行動者網絡，希望能給區域旅游創新發展帶來新的思路。
一、行動者網絡理論框架
行動者網絡理論又稱為轉譯社會學（Sociology of Translation），是由法國科學哲學家和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巴黎學派的代表人物拉圖爾（Bruno Latour）構建的理論。
（一）核心概念
行動者網絡理論的核心概念有：行動者（agency）、轉譯（translation）和網絡（network）等。
行動者一詞在行動者網絡理論里具有豐富的內涵，不僅指行為人，還包括觀念、技術、生物等許多非人的物體，任何通過制造差別而改變了事物狀態的東西都可以被稱為“行動者”。行動者概念包括了科學實踐中的一切因素。異質性（heterogeneity）是行動者最基本的特性，表示不同的行動者在利益取向、行為方式等方面是不同的。行動者作為網絡的建構者和利用者，在此還具有哲學的本體論意義，描述的基本混沌與無序體現了一種權力本原。行動者網絡理論引入行動者概念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對稱地看待自然和社會在科學技術實踐中的作用，反對社會還原論與自然實在論，避免落入這兩種解釋模式所面臨的困境。通過對行動者概念的廣義界定，行動者網絡理論試圖取消對自然與社會、主體與客體的傳統二元劃分，達到自然物與社會性觀念之間的真正對稱性。
轉譯是指行動者不斷努力把自己的問題和興趣轉換成網絡中其他行動者的問題和興趣，或者相反，并通過相互磋商來界定各自角色的過程。只有所有行動者的角色界定后，行動者網絡才能順利連接完成，而網絡中每個行動者的角色都是通過其他行動者而得到界定的，這就需要行動者不斷磋商來界定角色。行動者只有通過轉譯才能被組合在一起建構行動者網絡，轉譯是建構行動者網絡的基本方法和途徑。由于只有通過轉譯才能實現網絡中的行動者之間相互理解和建立起穩定的關系，并且符號學意義上反映的行動者之間相互作用，把來自社會和自然兩個方面的一切因素納入統一的解釋框架中的原動力也是轉譯，行動者網絡理論在此意義上也被稱為“轉譯社會學”。
網絡這個詞暗示了資源集中于某些節點，它們彼此連接成鏈條和網眼：這些連接使分散的資源結成網絡，并擴展到所有角落。網絡是一系列的行動，所有的行動者，包括人（human）和非人（nonhuman）都是成熟的轉譯者，它們的行動也就是在不斷地產生運轉的效果，每個點都可能成為一個歧義，而作為一種描述連接的方法，網絡強調工作、互動、流動、變化的過程。網絡不僅是具有一定功能的行動者聚合體，還是動態變化而富有政治色彩的過程。行動者網絡的構成就意味著科學知識的確立，如果網絡固定下來，就意味著科學理論的成立。
（二）網絡建構機理
行動者網絡理論所秉持的是異質建構論的觀點，主張科學知識與技術的建構不只是由社會來決定，而是同時由人與非人物質構成的異質性的網絡來決定的。
行動者網絡的建構是通過轉譯過程來完成的，轉譯的過程也就是網絡的建構過程。卡龍認為，轉譯過程有“五個轉譯的關鍵”：問題呈現、利益賦予、征召、動員、排除異議。行動者網絡的建立需要各主體之間有共同的強制通行點，并能通過共同的強制通行點使每一個主體都能因此獲得各自的利益。通過這些轉譯的關鍵，每個行動者主體都被轉譯，由此共同構建成一個無縫的異質網絡。
行動者網絡理論認為，科學實踐是由多種異質成分彼此聯系、相互建構而形成的網絡動態過程。行動者網絡建構基本的方法論規則是“追隨行動者”，即從各種異質的行動者中確定一個有力行動者，通過追隨行動者的方式，形成以有力行動者為中心的網絡。在網絡建構過程中，自然與社會、人與非人行動者之間的邊界不斷改變，同時網絡的范圍逐漸從局部擴展開來，力量由弱到強，邊界由模糊到清晰并相對固定下來。與此同時，已有的網絡不斷被改變，新的網絡也不斷生成。行動者網絡是一個動態的網絡，其動力來源是轉譯。在已有的行動者網絡的案例研究中，有力行動者（也有翻譯為關鍵行動者）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起著把其他行動者組構起來的作用，通過利益分配將其它行動者征召進網絡，并動員其發揮作用。在多元復雜的行動者網絡構建過程中，有力行動者會發生取代，這種取代會使網絡持續發展或者變得更強大。
二、區域旅游創新發展行動者網絡的建構
旅游創新是旅游新創意、流程、產品或服務的產生、接受和實現的過程。構建區域旅游創新發展行動者網絡就是要全面提高區域旅游的創新發展能力，因此區域旅游創新發展行動者網絡中的行動者的篩選、建構過程十分重要。
（一）行動者的篩選
區域旅游創新發展行動者網絡是由所有參與到創新發展網絡中的各種類型的行動者，包括人的行動者和非人的行動者構成的。人的行動者包括個人的行動者和組織的行動者，個人行動者有政府官員、企業家、旅游從業人員、游客等，組織的行動者有地方政府、行業協會、旅游企業、金融機構等。非人的行動者包括物質性的行動者和非物質性的行動者，物質性的行動者有旅游景點、賓館飯店、旅游商品等，非物質性的行動者有地方文化、民俗風情、行業規范等。具體而言，區域旅游創新發展行動者網絡選取的行動者有地方政府、旅游企業、旅游吸引物、旅游從業人員、游客。
（二）網絡建構過程
區域旅游創新發展行動者網絡構建的目的是解決區域旅游創新發展的問題。區域旅游創新發展行動者網絡需要有力行動者，圍繞著強制通過點征召各類參與區域旅游創新發展的行動者入網，通過轉譯活動建構一張異質的無縫網絡。在區域旅游創新發展行動者網絡的構建過程中，初始階段的有力行動者一定是地方政府，因為此時只有地方政府才有能力將所屬區域中的旅游企業、旅游吸引物、旅游從業人員、游客等其他行動者組構起來。在網絡構建成熟后，地方政府要通過制訂有關政策營造良好的創新發展氛圍，讓旅游企業成為創新發展主體，由旅游企業“征召”“動員”其他行動者，即讓旅游企業成為有力行動者。因為在市場經濟機制完善的條件下，作為市場經濟的主體，只有旅游企業的創新發展才能保證整個旅游產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三、區域旅游創新發展思路
區域旅游就是在旅游資源分布相對一致的空間內，以中心城市為依托，依據自然、地域、歷史聯系和一定的經濟、社會條件，根據旅游者的需要，經過人工的開發與建設，形成有特點的旅游空間，包括各種類型的旅游區和旅游交通網絡體系，以吸引旅游者在一定區域內旅游。作為區域旅游產業發展的基礎和靈魂，區域旅游創新發展關乎區域旅游的健康和可持續發展。從宏觀層面考慮，區域旅游創新發展包括觀念創新、策略創新和行動創新。
（一）觀念創新：廣義對稱性原則
廣義對稱性原則（general symmetry principle）是行動者網絡理論的核心主張，它要求從實際過程的角度考慮取消對自然與社會、主體與客體的傳統二元劃分，要求將具有行動者效用的對象都納入研究的視野，要完全對稱地處理自然世界與社會世界、認識因素與存在因素、宏觀結構與微觀行動等等這些二分事物，對稱地看待自然和社會的作用。
在區域旅游的發展中，觀念的創新十分關鍵。根據行動者網絡理論，自然世界和社會世界之間的區分不再是確定無疑的，認識因素與存在因素也不再是對立的，要完全對等地處理自然世界與社會世界、認識因素與存在因素，打破以人類為中心的思考問題局限。行動者網絡理論認為世界是一個人和非人兩者相互作用的場域，在這個場域中，任何一方的因素并未被賦予特別的優先權。在旅游活動中，旅游資源為非人因素，其他的行動者都屬于人因素。應采取同人一樣的態度去對待非人因素，強調把非人（自然環境、地景建筑、文化制度、歷史、語言、工藝、美食、生態、勞力、資本與知識技藝等）與人（個人與團體組織）對等看待，由人行動者與非人行動者共同聯結成一個異質行動者網絡，作為區域旅游創新發展的基礎。落實到具體的區域旅游創新發展策略上，就是要改變單純以經濟效益為目標的旅游發展模式，正確處理資源保護與利用的關系，要尊重旅游資源的自然屬性，敬畏非人因素的天然屬性，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區域旅游的可持續發展，切實達到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和諧統一。
（二）策略創新：辯證整體論思想
行動者網絡理論將自然和社會這兩個不同范疇視為同一個整體，認為它們相互嵌入、共同建構或演進而構成一張無縫之網，從而為分析二者之間的互動關系提供了新的思路。從網絡的概念中可以看出，行動者網絡理論是把自然和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的，該整體并不是各部分的簡單混合，而是各部分相互作用的結果。行動者網絡理論利用網絡中行動者的行動來替代空間上內外的分隔，通過行動者網絡把空間內外的行動者（包括人與非人）聯結起來。行動者網絡理論考察自然和社會互動的研究路線，對自然與社會的關系進行了整體論界定。
傳統經濟理論認為區域經濟的發展可分為內生式發展和外生式發展，兩種發展模式各有優劣。基于行動者網絡理論的區域旅游創新發展，意味著在發展動因上不再區分內生動力和外生動力，在影響因素上不再區分內生因素和外生因素，在發展策略上更加時刻關注空間內外的聯結，把區域視為一個整體的事物。區域旅游的創新發展，不僅要依靠當地包括旅游資源在內的各種資源，激發其創新發展的內生驅動力，同時也要強調對區域外部力量的依靠，要強化對外部的市場、技術、政策、社會趨勢和機構資金的可獲得性等的利用。在制定區域旅游創新發展策略時，要把區域旅游創新當作一個整體，時刻注意區域空間內外的聯結，保持本地力量和外部力量之間平衡。
（三）行動創新：巴斯德化的經驗
巴斯德（Louis Pasteur）是法國微生物學家，在19世紀下半葉通過研制炭疽病疫苗并使牛得以免疫，從而成功解決牛炭疽病的問題。這原本是一個醫學與公共衛生的案例，拉圖爾通過考察巴斯德微生物實驗室的擴展與法國社會結構的變遷之間的共生關系，展示了一個行動者網絡的建構過程。巴斯德的成功之處在于構造了一個強大的異質行動者網絡，并不斷地努力把這些行動者的利益同其實驗室聯系起來，竭力讓實驗室成為這些行動者的必經之點。科學知識的成功建構必然以成功地轉譯相關行動者利益并贏得其支持為前提，巴斯德的實驗室由此成了相關利益群體的必經之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