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政策的含義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宏觀經濟政策的含義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一、引言

近年來金融危機爆發越來越頻繁。尤其是此次美國次貸危機，已經演變成自上世紀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衰退，更可怕的是造成全球投資者信心崩潰。如何樹立“比貨幣、黃金還貴重的信心”，已成各國政府面臨的共同難題。

實際上最近的金融危機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征：最初實體經濟基本面并沒有顯著惡化，只是由于虛擬經濟的波動拖累了實體經濟，最終導致整體經濟衰退，正如伯南克所描述的“小波動，大周期”。以此次美國次貸危機為例，據IMF統計，美國抵押貸款和相關證券規模不足1.4萬億美元，已將全球經濟拉人泥沼，不能自拔。可見，金融經濟周期一且形成，治理起來則事倍功半。截止到2008年全球已經獲批的救市方案金額已逾4萬億美元，救市規模已遠遠大于次貸規模，但讓人失望的是這些前所未有的全球聯手救市措施仍然不能驅散次貸危機的陰影，達到止滑提速和提振信心的作用。

很明顯，金融危機期間負向波動被金融市場缺陷和人們的悲觀預期放大了，中央政府要治理危機并從中擺脫出來，避免或降低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的進一步影響，關鍵要治療公眾的悲觀預期和心理恐慌。

二、心理預期對危機的影響機制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知道心理預期在金融危機的恢復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所以要治理危機，首先要理清金融市場缺陷和心理預期在危機產生和蔓延中的傳導機制，才能選擇正確的宏觀經濟政策。

1、國外學者有關心理預期對危機的影響機制

國外學者主要從金融市場缺陷――市場信息不完全導致的預期偏差角度間接描述了心理預期在金融危機產生和蔓延中的角色。費舍爾的債務一通貨緊縮理論認為，經濟繁榮階段由于微觀主體樂觀預期導致的“過度負債”與經濟蕭條階段基于悲觀預期的“債務清算”形成了金融經濟周期，危機爆發后企業為清償債務而廉價銷售使凈值下降，引起利潤水平下降甚至破產，進一步導致產出和就業水平下降。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理論認為，心理預期是影響供給和需求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導致經濟波動的決定因素，就業水平、貨幣需求、投資水平以及經濟周期都與之有關。伯南克和哥特勒的金融加速器理論認為金融市場的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對稱缺陷在經濟蕭條時期被通過資產負債表渠道放大，導致企業凈值降低，外部融資困難，從而使得投資下降，產出減少，危機進一步加劇。米爾頓從委托一問題的逆向選擇出發，分析了金融危機下微觀主體中鍛行的行為：負向沖擊直接影響到銀行的準備金，銀行可貸資金將減少。銀行為了滿足資本充足率和法定準備金率的要求，防范陷入“擠兌危機”和“流動性困境”，采取壓縮自身信貸規模、規定更加嚴格的信貸合同、催還企業貸款和提高信貸實際收益率等措施。其直接后果是企業的可貸款規模減小，成本上升。投資急劇減少，整體經濟的活躍程度降低。

2、國內學者有關心理預期對危機的影響機制

國內學者則主要從心理預期角度論述了微觀主體在金融危機產生和蔓延中的角色。劉駿民，許圣道等認為心理預期在金融危機傳導和深化中非常重要原因在于虛擬經濟是以心理為支撐的價值系統。其獨特的定價方式與人們的預期有顯著的相關關系，而且由于現代金融市場固有的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對稱以及人類與生俱來的貪婪、恐懼和從眾心理決定了預期的不確定性，從而注定了虛擬經濟具有過度波動性和敏感性。劉春航，張新指出在宏觀經濟波動比較大的環境下，心理預期所發揮的作用更大，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以及其他宏觀調控政策主要是通過影響心理預期來間接影響投資行為。宏觀經濟政策之所以不能直接有效地發揮作用，其主要原因之一在現實經濟活動中信息是不完全的，市場參與者只有在完善的金融市場，才能對各種宏觀政策信號作出及時地反應，實現其自身利益最大化。

綜上所述。國內外學者都認為金融危機期間，由于金融市場信息不完全，心理預期在危機由虛擬經濟向實體經濟傳導過程中起了推波助讕的作用。

三、治理危機的宏觀經濟政策選擇

大部分研究在選擇宏觀經濟政策治理危機時都忽視了金融加速器和心理預期的重要作用，而主張選擇明確的擴張財政政策。輔以適當擴張的貨幣政策甚至中性的貨幣政策來應對危機。凱恩斯認為，大蕭條期間當利率水平降低到一定程度時，無論貨幣數量如何增加，再也不會使利率下降，進而不會使投資和產出增加，擴張性貨幣政策失效。從而主張選擇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治理衰退。貨幣主義學派代表弗里德曼的單一規則貨幣政策認為。應避免貨幣政策受政治因素左右，不管經濟出現什么情況。央行都應保持穩定的增長率，確保經濟主體享有穩定的貨幣政策環境預期，以實現經濟穩定。

但是。在次貸危機中我們觀察到一個事實：危機期間理性預期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影響機制發生改變。經典理性預期假定認為公眾能夠對政策制定者的行為做出合理預期，事先估計擴大貨幣供給帶來的物價上升，從而在物價上漲之前。工人就會提出更高的工資要求，從而導致雇主因為成本增加而放棄擴大生產的打算，因此貨幣政策失效。但是。在這次危機期間，由于失業人數增加和就業壓力倍增，工人失去提高工資的動機和談判籌碼，結果是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會導致工人實際工資下降，同時利率下降，企業投資成本降低，從而最終導致企業因為投資成本降低而擴大雇用人數，擴張生產，提高產出水平，即擴張的貨幣政策是有效的。

而且，從邏輯上講，擴張財政政策對實體經濟恢復最有效，擴張貨幣政策則對恢復虛擬經濟最有效，危機起源于虛擬經濟，繼而拖累實體經濟。虛擬經濟衰退是因，實體經濟衰退是果。如果只重點治理實體經濟衰退，而虛擬經濟仍未恢復的話，實體經濟還是會被虛擬經濟拉入泥沼。所以，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可以樹立投資者的樂觀心理預期，有利于恢復虛擬經濟進而使整體經濟復蘇。

四、一個簡單博弈模型

在上一節的分析基礎上。我們將進一步通過一個兩階段的非完美信息博弈模型來論證和描述宏觀經濟政策如何在治理危機中發揮作用。宏觀經濟政策發揮作用的過程實際上是一個政府與公眾包括企業和家庭的基于市場缺陷的非完美信息動態博弈過程：政府通過發送各種信息或信號――緊縮或寬松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及其他宏觀經濟政策。企業和家庭觀測到信號后形成對宏觀經濟政策的預期，政府根據企業和家庭的預期再重新調整宏觀經濟政策的過程。在詳細描述博弈模型前。我們需要了解幾個函數：

1、企業產出函數：

式中表示充分就業時的產出水平，u為宏觀經濟政策的變化，為

公眾預期的宏觀經濟政策變化，b0表示宏觀經濟政策與預期宏觀經濟政策變化對產出的作用。這個產出函數的一個重要含義是在金融危機時期意料之中的宏觀經濟政策也能影響產出水平。

2、政府收益函數：

這個收益函數的含義是政策制定者的目標是使“產出低于目標水平的損失”與“宏觀經濟政策松動導致的通貨膨脹、聲譽損失之和”最小。式中C反映了宏觀經濟政策松動有可能導致的通貨膨脹在政府收益函數中的權重，C值越小表示政策制定者關心失業或產出增長更甚于通貨膨脹，由于凱恩斯主義者主張干預，所以在金融危機時期，傾向于選擇較小的以獲取較低的失業水平或較高的產出水平，即。

3、企業的收益函數：

企業收益函數告訴我們企業總是試圖正確預測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變化，在時他們的收益最大化(或損失最小)。具體博弊模型描述如下：

I　參與者：政策制定者，公眾(企業和家庭)；

Ⅱ　政府類型：凱恩斯主義者，自由主義者；

Ⅲ　博弈順序：

a　自然賦予政策制定者某種類型c，政策制定者向公眾發出選擇緊縮或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的信號；

b　公眾形成對第一期宏觀經濟政策的預期：

c　政策制定者觀測到預期，其后根據收益最大化原則選擇第一期的真實宏觀經濟政策；

d　公眾觀測到(但不能觀測到政策制定者是凱恩斯主義者還是自由主義者)，然后形成對第二期宏觀經濟政策的預期；

e　政策制定者觀測到，然后選擇第二期的真實宏觀經濟政策。

這個兩階段非完美信息動態博弈的均衡解告訴我們：

在完全信息條件下，公眾能夠明確判斷出政策制定者的類型，因而他們預測的宏觀經濟政策松緊程度與政策制定者實際實施的宏觀政策能都達成一致，從而不會形成悲觀預期，能夠做出與政策制定者期望相同的投資決策，有利于較快走出危機泥沼。

但是在非完全信息條件下，公眾只能夠觀察到政策制定者的現行政策，而無法觀測到政策制定者的類型，即不知道他們是凱恩斯主義者還是自由主義者。在悲觀預期和風險厭惡的雙重約束下，公眾可能減少投資，因而不利于經濟恢復。為了讓公眾明確自己的類型。政策制定者在實施第一期的救市措施時，可以通過突破以往尺度的寬松宏觀經濟政策，無論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來表明自己的類型，使公眾相信政策制定者會繼續采取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直至經濟復蘇。從而有利于提振公眾信心，使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都復蘇起來。

五、政策建議

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和執行宏觀經濟政策時，必須考慮微觀主體的心理預期及其對宏觀經濟政策的反應。因為不管是貨幣政策還是財政政策，都需要獲得公眾的理解、接受并主動配合。

(一)金赫危機期間，貨幣政策依然有效

對實體經濟而言。寬松的貨幣政策能夠影響微觀主體的心理預期，使消費者對未來更加明朗，減弱謹慎動機，提高消費傾向；可以降低企業投資成本，使投資預期收益率大于投資成本而擴大投資，促進經濟增長。對虛擬經濟而言，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刺激公眾信心恢復。有利于資產價格上升，資產價格上升又可以通過托賓q效應、莫迪利安尼財富效應、資產負債表效應，進一步對微觀經濟主體的投資與消費帶來積極影響，最終形成良性循環，從經濟周期中恢復過來。

(二)政策制定者辟遞政策信號的明確性套影響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

篇（2）

中圖分類號：F293.3 文獻標識碼：A

在我國，房地產業屬于第三產業，在為國民經濟的發展提供重要的物質基礎的同時，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人們的居住條件與生活條件，對經濟社會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尤其在最近幾年，我國房地產業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顯得更加明顯，在推動經濟增長方面使主要的能量來源。而隨著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逐漸落實，房地產業的發展會更加趨于理性，會在暫時的低調發展之后，迎來更為健康的發展環境和發展契機　。更為重要的是，由于房地產業具有較大的價值基礎、消費者的需求逐漸的以剛性形式出現，加之其附加值較高，特別是在十之后，我國的城市化、城鎮化的步伐會明顯加快，這為房地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又一個新的發展機會。房地產業因其產品的特性、對社會財富的創造性以及和眾多相關行業的關聯性，長期以來在我國國民經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正因為如此，這一行業的發展會受到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并形成一種特殊的產業周期。房地產經濟周期是波動性的，會對經濟社會的發展產生一定的影響。因此，研究我國房地產經濟周期與宏觀經濟政策的關聯性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一、房地產經濟周期的含義與特征

（一）房地產經濟周期的含義。

房產業與其他產業的發展一樣，都存在著一定的發展周期，傳統的產業周期一般要經過初創期、上升期（發展期）、穩定期和衰退期（蛻變期）　。但是，與傳統的產業周期相比，房地產業的經濟周期更傾向與經濟發展周期。因此，對房地產業來說，其經濟周期往往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蕭條或低谷階段。在這一階段，初始時期房地產的價格出現了加速下降的趨勢，部分樓盤的樓價開始急劇下跌，甚至會下降到物業原值或建造成本之下，市場交易量也會隨之明顯減少，市場觀望情緒嚴重；而當蕭條階段發展到中期，房地產的價格會出現局部的暴跌，成交量繼續萎縮，隨之而來的是與房地產有關的糾紛開始大量出現；可是當蕭條階段發展到后期，與房地產業相關的宏觀經濟政策開始出現，而這更增加了市場的負面情緒，房地產的泡沫被繼續擠壓。而在這種情況下，房地產的開發成本和房地產的正常需求已經恢復到了正常的水平，房地產行業開始走向平穩，向經濟復蘇和上升階段迫近。

2、復蘇與上升階段。在該階段，房地產在初始時期的供給超過需求，房價和租金的水平都還處于較低的水平，但是樓價已經完成了下跌的過程，并處于一個穩定的水平，回升的跡象已經出現；而在復蘇的中期，房地產市場中國的購買者逐漸增多，開始帶動了期樓的銷量。但是由于此時建筑成本與樓價都出現了上升的趨勢，交易量的增加幅度并不明顯。但是，房地產市場的復蘇跡象已經十分明顯；而當復蘇階段發展到后期，宏觀經濟政策開始加速出臺，為房地產業走向新一輪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3、繁榮階段。房地產業不會長期的在低水平徘徊，當其發展到繁榮階段時，宏觀經濟的擴張步伐進一步加快，消費者對房地產的需求進一步上升，市場的交易量明顯增加，新建樓房的空置率逐漸下降　；此時，更多的房地產商和中介機構開始大量介入，房地產業的發展已經出現了交易數量和交易金額同時增加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開始逐漸的出臺一系列的限制炒樓的政策措施，樓價繼續高漲的后勁開始略顯不足，泡沫達到了最大，新增房地產投資數量明顯下降，房地產業的衰退或者蕭條就在眼前。

（二）房地產經濟周期的特征。

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國房地產經濟周期的特征是十分明顯的，并且與國民經濟的周期波動存在著某種必然的聯系。在大多數情況下，如果國民經濟的需求旺盛，經濟發展水平較高，房地產的發展就會較為旺盛，一般處于上升期或者繁榮期，否則，將會出現衰退的跡象。因此，我國房地產經濟周期的基本特征可以總結為以下方面：（1）土地具有不可再生性，房地產價格從長期看是處于一個增長趨勢之中的；（2）在增長型的經濟體系中，經濟社會的供給與需求在長期趨勢上呈現上升模式，并且新一輪的循環峰頂往往高于上一次的水平，而在衰退中則正好相反；（3）在房地產的景氣階段，房地產開發商和貸款銀行的過度樂觀通常會使房地產供給的速度超過需求速度，在不景氣的階段則正好相反。

二、影響我國房地產經濟周期波動的因素分析

（一）內生因素。

內生因素包括消費品價格、收入水平、政策法律以及對市場預期的變動等，這些因素都會促使房地產需求總量受到影響。同時，房地產的供給總量也會在技術、勞動、資金管理等條件變化的影響下不斷發生擴張或收縮。而供求總量和結構任何一方面出現嚴重失衡，房地產經濟都需要進行調整，繼而引發房地產經濟的波動　。

（二）外生因素。

外生因素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投資政策、產業政策、經濟體制改革政策等，這些都是具有明顯周期性質的宏觀政策因素，在短期內對房地產經濟運行狀況的影響是較為顯著的。這是因為，房地產業發展水平與國民經濟增長率高度正相關，而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房地產業的發展水平有所區別　。此外，還包括地震、洪水等自然災害，戰爭、等隨機因素。

三、我國房地產經濟周期與宏觀經濟政策的關聯和協調

（一）改善房地產產品的供應結構。

針對目前的住房供應體系結構仍不合理，房地產供應市場與房地產需求市場極不平衡的情況，要引導市場形成一種梯級消費，嚴格控制別墅供給，適當降低偏大戶型、高價位、高配置的高級公寓建設比例，提倡建設中小戶型、中低價位普通商品房　。建立健全住房保障體系，發揮政府在解決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問題中的主導作用。保持合理的住房投資規模，切實調整住房供給結構，合理引導住房建設和消費模式。

（二）合理規制房地產產品價格。

價格是房地產經濟領域中尤為突出的一個因素，而且它對行業內其他因素具有關聯性的影響，運用價格規制對市場經濟的穩定發展具有不可或缺的意義。作為宏觀調控部門，政府應當對各個時期的房地產經濟行為做出評估，以判斷其與市場經濟發展的協調程度。而借助政府的價格評估與指導，有助于使房地產商品價格回歸理性，維護行業和市場秩序。

（三）規范土地政策。

在對待房地產發展的問題上，需要通過對土地市場監測分析，總結一定時期我國土地市場運行的總體情況和態勢。分析存在的問題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為建立土地市場快速反應機制提供科學依據。而且還要規范土地市場，對違法行為進行嚴厲查處和堅決打擊，嚴格執行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以遏制由于土地投機而導致的地價上漲進而引發房價快速上揚、房地產投機增加的局面。

四、結束語

房地產業的發展要符合市場需求，要與相關行業進行有效的關聯，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現階段，由于房地產需求穩中有升，房地產業及相關行業的發展空間增大，但是由于引入了強勁的國外競爭對手，新增的市場需求及原有的市場份額有被國外同行搶占的可能，對國內同行來說，競爭壓力增加，而作為弱勢企業的弱勢項目來說，對手的強大和增多，將使其更顯弱勢。因此，對房地產經濟周期與宏觀經濟政策的關聯性進行分析和實踐是十分必要的。

（作者單位：平煤神馬建工集團有限公司建井一處）

注釋：

閆新紅，艾燕.　論房地產經濟與市場經濟發展的協調.現代商業，2009（1）：249-251.

王正才.　我國宏觀經濟與房地產經濟.　中國管理信息化，2010（11）：27-28.

劉昕瑋.　新經濟形勢下對我國房地產經濟的理性思考.　赤峰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2010（2）：109-110.

篇（3）

中圖分類號：F124

一、多重目標的宏觀經濟政策布局分析

當前，我國處在多重目標宏觀經濟的定位與選擇中，這也正是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及其宏觀經濟政策的困境所在。盡管經濟蕭條的態勢逐漸顯現，下行的壓力仍然很大，但仍然持謹慎的樂觀態度。提及宏觀經濟政策的布局時，還是感覺到困難重重。筆者認為主要體現在以下兩點。

其一，相對于2008年、2009年，在邊際效應遞減歸類的作用下，宏觀經濟政策擴張的效果已經逐步減弱。即使推出類似2008年、2009年的經濟擴張措施，也難以獲得那兩年的宏觀經濟調控時效。

其二，相對于2008年、2009年，經濟擴張的諸方面的副作用已經在逐步顯現。比如相對于2008年、2009年，當前的經濟結構不是優化了，而是惡化了。相對于2008年、2009年，當前面對的控物價或控通脹的壓力不是減弱了，而是增強了。

所以在這樣的背景條件下，目前宏觀經濟調控就不可能像2008年、2009年那樣只瞄準保增長、穩增長的目標即可，而是在穩增長、調結構、控通脹三個目標當中左右逢源、前后逢源。在周旋三個宏觀經濟政策的抉擇當中，怎么走出一條目前的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之路，值得思考。筆者認為，目前的宏觀經濟政策的布局就好像一場拔河比賽。哪個方面的力量強就向哪個方面傾斜。如當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時，宏觀經濟政策就不由自主地地向“穩增長”傾斜，于是產生了“穩增長”是壓倒一切的任務的政策表述。而當物價上升與調結構壓力加大時，宏觀經濟的導向又發生了變化，“穩物價”是壓倒一切的任務，“調結構”成為“非常重要”的任務。當前宏觀經濟的布局就是在這樣的困境當中徘徊。

二、結構性減稅與全面性減稅的區別

政府針對經濟形勢的發展采取每一項宏觀調控政策時，往往都會產生關于所推行政策的不同聲音。如當政府動用大規模的投資擴張、穩增長時，有人質疑是否會引發新一輪的結構調整的倒退；當啟用天量的貨幣擴張啟動經濟時，有人質疑是否會引至更嚴峻的通脹和物價上漲。而在此次推行結構性減稅政策時，筆者搜索了各方面的信息，幾乎聽不到反對之聲。可見在結構性減稅問題上頗有共識，該項改革在廣泛程度上獲得大家的認同，甚至有人主張不僅要提結構性減稅，而且要提全面減稅、大規模減稅。

減稅或結構性減稅，我們歷來是促進的。但是相對而言，筆者不大認同全面性的減稅的論點。因為全面性減稅容易給人以誤解，見什么減什么，不管什么稅種一律砍上一刀，這顯然不是采取措施的目標所在。中國的稅制結構改革應該講究策略，把該減的地方減下去，使中國稅制結構有一個均衡的格局，適應當前宏觀調控的需要。無論是全面性減稅，還是結構性減稅，最重要的不在于其所使用的名稱，而在于把減稅的措施落到實處，不在操作上留有回旋余地。

三、結構性減稅的具體措施

這樣一種落到實處的措施需要重點解決兩個問題。第一是解決規模問題，即要減多少稅。第二是解決結構問題，即要減什么稅，要減誰的稅的問題。這兩個問題是我們在今后，特別是在定位2013年宏觀經濟政策時必須要牢牢抓住的。

（一）結構性減稅的規模

減稅的規模就涉及到減稅的效應。該減多少稅，是改革首先要回答的問題。2011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2012年的“兩會”上都對減稅的規模做出了建議，只是目前需要界定得更加明顯。

其一是財政赤字的規模，2012年財政赤字的規模（將發行國債的赤字和動用中央預算調節基金合二為一）高達1.07萬億。這里包含有三層意思，一是收入減少了1.07萬億，二是支出增加了1.07萬億，必須去借；或者是第三種意思，即兩者融合，多花了0.5萬億，少賺了0.5萬億。2012年的赤字計劃是少掙多花費的資金數目。“少掙”體現在減稅上，“多花費”體現在增支上。

其二，減稅和增支之間的分割。既然1.07萬億不是減稅就是增支，2012年1月全國財政工作會議和全國稅收工作會議召開時，作為主管財稅工作的副總理致信表達了這樣的意思。一是2012年基于財政政策的重點在于推進結構性減稅；二是2012年增加支出的重點在于改善民生。這兩點的實際含義是：在1.07萬億元的配置上是要向結構性減稅傾斜。把1.07萬億元二一添作五稍加傾斜，筆者認為至少有0.6萬億作為結構性減稅的規模。

（二）結構性減稅的結構

論及結構性減稅的結構，筆者認為該減的地方應該減下來，不該減的地方千萬不要去動。就目前中國整個稅收的結構而言，有兩個特征是應當關注的。

1.中國稅收結構的兩大特征

第一，價格通道。把2011年的全部稅收作稅種分割，分為18個稅種，其中5個稅種占了很大的比例，其他的13稅種占到了8%多一點。就此而論再進一步看，如果在間接稅和直接稅作一個分割，直接稅包括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兩者相加大概是26%，其余的74%都屬于間接稅，這就意味著今天的中國政府和居民之間的稅收關系主要是通過價格通道來連接的。所以由此可見，如果想讓我國的稅制比較均衡、勻稱，達到“健美”的目的，應該將減稅的重點放在間接稅上，而不是直接稅。

第二，企業出口。把2011年的稅收按照繳納者做分割，會發現92%以上的稅收都是來源于企業的繳納，只有7.92%的稅收來自于個人的繳納，其中7.92%中還有6.95%實際屬于個人所得稅，也不是個人直接繳納的，而是代扣、代繳的。所以要想讓一個國家的稅收來源結構比較勻稱、比較均衡，也應該把減稅的重點放在企業繳納的稅收上，而不是個人繳納的稅收。

由此看來，在結構上的減稅要鎖定兩個稅種。第一減間接稅，第二減企業繳納的稅，如何去貫徹？目前能夠被各方認可的，特別是在高層達成共識的減稅主要措施就是“營改增”，以“營改增”作為本次結構性減稅的重點全力去推進，有可能達到減稅數千億元的目標，原因基于以下三個問題。

2.減稅的結構調整

第一，既然要減間接稅、減企業繳納的稅，減增值稅是成效明顯的。首先是因為增值稅所占的比例是最大的，目前占全國稅收的41%。在增值稅上的稅率削減1個百分點就有可能達到減稅2000億元的目標。所以對這個稅種進行調整，就等于改變了整個稅收的規模。其次，營業稅是否需要減的問題。當然也需要減營業稅，但是營業稅的前途已經鎖定，從長遠看要并入增值稅中。因此，我們在營業稅上再做文章無異于事倍而功半，在這種情況下，對于營業稅不如按兵不動，等待增值稅的改革。把增值稅的問題解決了就等于營業稅的問題也解決了。 第三，消費稅是否需減的問題。有人提出要減消費稅，但是筆者認為，支出中國人想象的消費稅和現實的消費稅不是同一概念。很多人認為，凡是服務的消費稅都是消費稅，是一般消費稅。而中國實行的消費稅是特種的，不是所有的服務項目都征收，而是在征收營業稅和增值稅之后加征，哪些商品加征？主要是兩類，一類是奢侈品，另一類是與能源消耗有關的。對于這兩個產品減稅很難達成共識，對于奢侈品減稅無異于對富人減稅，對于能源類消耗產品減稅，無疑對于他們減少了監督。消費稅不宜大張旗鼓地去減，而應該有所保留。目前能夠鎖定的就是增值稅了，所以增值稅是減稅的重點，目前增值稅減稅主要通過“營改增”來實現。經測算，按照上海、北京進行的“營改增”試點方案，一旦在全國推行，減稅的規模可能會達到1000-2000億元人民幣。應該繼續擴大“營改增”的試點范圍。目前，已經有沿海的10個省市進入“營改增”的試點范圍中，當然要逐步推開。其余的省市可能還在觀望，還在猶豫。從地方作為主體稅的營業稅改為增值稅，地方將喪失一部分稅收的管理權限。但改革是大勢所趨。

第二，在“營改增”的同時實施降低增值稅稅率的改革措施。目前增值稅在全國稅收收入占比是41%，營業稅占全國稅收收儲占比是15%。如果僅僅“營改增”，不降低營業稅稅率。合并之后增值稅占比將達到56%。老百姓買股票都懂得不要把所有的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當中，國家財政收入的50%以上的希望寄托于一個稅種，風險不言而喻。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必須瞄準一個目標—— 擴圍不增額，這不僅僅是基于財政收入結構平衡的考慮，更是基于推進結構性減稅政策的考慮。具體措施是擴圍到位之后立即著手降額。經筆者所在的課題組測算，按標準稅率算，每減少一個百分點大概節省稅率是2000億元人民幣，連通交易稅附加、城建稅，加上連帶的可以到2000億元。如果在這個基礎上降2個點，那么整個通過降低增值稅類可能實現的減稅規模有可能達到5000億元，連同增值擴圍達到1000～2000億元，將達到6000億元左右的規模。對于今后的宏觀經濟政策布局來說，如果普遍能夠認同結構性減稅是一個重點之所在，應當全力推進的話，建議通過“營改增”同時實施降低增值稅稅率的措施來促進改革。

第三，在此過程中涉及到減稅的需求和財政收入形勢的現實應該如何對接的問題。2012年以來，財政收入的增幅一直在回落。2012年1-7月財政收入的增幅是11.09%，如果將8月份的數據計入，財政收入的增幅回落到10.9%。對于1-8月財政收入10.9%的增幅有這樣一種判斷，是來自媒體的聲音，相對以往財政收入的增幅的回落將近1/4，因此很多人憂心忡忡覺得如果回落較大國家能否承受得了。再聯想到歐美目前遇到的債務危機和財政危機，有很多人覺得應該放慢結構性減稅的步伐，甚至就此放棄結構性減稅。但正確看待這個回落比例，必須操用另外一個指標，即預算收入的增幅。討論回落問題往往是就以往的增幅而言，如相對于2011年增幅回落的幅度等。但還有另外一個指標，即依據2012年的預算數據來論及財政收入問題。2012年預算收入的增幅是多少？—— 9%，所以，以前文所提及的1-8月國家財政收入增幅比率10.9%和2012年的預算增幅做比較，我們會發現財政收入的增幅不是“回落”，而是“超出”了將近兩個百分點。這意味著2012年的財政收入和支出的平衡基礎并沒有被打破，而是按照9%的預算收入的增幅來安排2012年的財政收支的。財政收支的平衡并沒有被打破，可能的影響因素是什么呢？是“超收的規模”。2012年的超收規模達到了1.4萬億元人民幣。如果將2012年的超收做悲觀的預測，10.9%的增幅如果延續到年末，按超出2個百分點計算，財政收入可能超出預算2萬億元人民幣左右（2012年的基數是10.38萬億元人民幣）。

中國的經濟形勢并非像有些人估計的那么悲觀，筆者認為，不過是以往增速的一種回落，甚至這種回落是回歸正常發展軌道的一種表現。因而實施既定目標的結構性減稅，從而在多重目標的周旋當中走出一條適合當今中國經濟形勢發展的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之路，我們還有空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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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培勇.新一輪積極財政政策：進程盤點與走勢前瞻[J].財貿經濟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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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鳳翔.對當前稅收改革熱點問題的深度解讀和理論分析—— 訪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所長高培勇[J].理論視野，2011，（3）.

篇（4）

一、人民幣升值的影響因素

1.人民幣升值的國內因素。第一，貨幣政策獨立性受到嚴重制約。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指的是一國央行能夠自由制定適合本國的利率，而不受他國的制約，另一層含義是央行能夠調控本幣供給，提供適合本國的貨幣量。但是，在我國目前的政策組合和國內經濟發展狀況下，維持釘住美元制是以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受到削弱為代價的。現在我國雖然仍屬資本管制國家，但資本賬戶已部分開放，目前仍在擴大開放進程中，因此資本流動對匯率的影響將不斷增強。當資本流入過多時，會導致本幣貨幣供給的增加，使通貨膨脹的壓力加大；但當中央銀行提高本幣利率以防止通貨膨脹壓力上升時，又會導致國際短期資本流入增加，從而使中央銀行利率政策陷于兩難處境。當前我國實行的是穩健貨幣政策，穩健貨幣政策的主要標志是：不存在超經濟的貨幣發行，實際利率略高于物價總水平。但回顧2004年以來我國央行的調控過程可以發現，盡管央行采取了提高利率，提高準備金率等收緊銀根的措施，存款利率水平仍然低于物價總水平1個多百分點，利率作為調節宏觀經濟運行的關鍵貨幣政策工具其靈活運用的空間受到極大限制。

同時，在現行匯率機制下，外匯儲備急劇上升必然導致基礎貨幣投放不斷加大。由于外匯儲備上升，外匯占款增加引起貨幣供應量加速增長，因此央行必須在人民幣公開市場進行對沖操作。在財政政策由積極轉向穩健，貨幣政策須要擔負起更多宏觀調控職責背景下，由于對沖的需要，中央銀行的公開市場操作只能是被動的。目前外匯占款在基礎貨幣中的比重已經達到75％以上，在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政策目標約束下，中央銀行調控貨幣供給量的主動性下降。這種局面使我國基礎貨幣投放的壓力非常大，從而導致貨幣政策效應大幅度降低，得投資和物價在貨幣緊縮的情況下繼續在高位運行，難以達到在保證幣值穩定條件下支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貨幣政策預期目標。

第二，匯率政策對國際收支的調節功能失效。眾所周知，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匯率政策是國家宏觀調控的一項重要政策，其政策目標是促進和保持國際收支平衡。我國外匯管理目標是國際收支適當盈余，而非大量順差。但就政策與目標的關系而言，固定匯率制與我國國際收支平衡目標是相互矛盾的。由于釘住匯率，匯率不能隨外匯供求的變化而隨時變動，所以難以通過匯率的調整來實現國際收支的動態平衡。近年來我國國際收支連年大量順差，與適當盈余的預期目標日益偏離，國際收支失衡程度加重，與匯率政策失效有很大關系。

2.人民幣升值的國際因素。第一，大規模的外資流入是升值壓力的重要來源之一。2004年，我國經歷了較大規模的資本流入，在貿易順差只有200億美元的情況下，外匯儲備增加2067多億美元，資本凈流入達到1200億美元左右。當一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候其資本的邊際產出相對較高，這能夠為資本提供高額收益。因而經濟快速增長的國家吸引外資的能力較強，加上目前我國金融體制存在的問題難以滿足行業和企業對資金的旺盛需求，因此大量FDI的涌入通過儲蓄與投資增加了我國的貨幣供給。外資的大量流入在增加我國投資規模的同時，也會導致我國外匯供給的激增，為了穩定匯率，中央銀行被迫進行對沖操作，這就造成外匯占款的增多從而導致貨幣供應量的失控，使人民幣面臨大幅度升值的壓力。

第二，美國、歐洲、日本等國家的壓力得以緩解但并未消除。中國作為一個日益崛起的發展中大國，不斷增強的經濟實力越來越受到世界各國的關注。近年來，世界經濟一直處于相對低迷的狀態，美國經濟復蘇乏力，歐洲經濟沉疴不起，日本經濟陷入失去的十年，貿易保護主義悄然抬頭。日本作為呼吁人民幣升值的始作俑者和急先鋒，理由是中國向全球輸出了通貨膨脹。美國接過了日本傳遞的接力棒，以中國貨幣操縱造成美國嚴重的制造業失業為由，繼續向人民幣施壓。隨著美元貶值和強勢美元政策的調整，美國希望通過人民幣升值來緩解美元貶值壓力并解決美國巨額貿易逆差問題。此外，美國希望人民幣升值還有一些出于利益集團的斗爭和政治上的考慮。減稅政策和低利率是刺激美國本輪經濟復蘇的兩大政策。但目前美國經常賬戶赤字超過其GDP的5％，凈外債達2.7萬億美元，達到其GDP的25％。同時由于2001年9.11、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以及布什政府的減稅計劃，導致美國從90年代的財政盈余走向財政赤字，接近GDP的4％，這種雙赤字被認為是經濟走向惡化的前兆。經常賬戶的赤字將導致美元的下跌，提升了對美元急劇調整的恐慌，美國國內對美元貶值的調整方案有的認為應達到90％，目前美國對其主要貿易伙伴國的經常賬目下的美元已經下跌了30％，這種調整將嚴重影響美國和全球的經濟。美國對這種失衡的調整主要采用提升美元的利率和任其美元的貶值，貨幣政策的趨緊將導致經濟的衰退，人均收入的減少，從而將減少需求和進口以及國內消費，鼓勵國內儲蓄，以彌補兩個失衡經常賬戶和儲蓄投資的缺口。

二、人民幣升值預期條件下的政策搭配

在目前情況下，政府可以采取以下手段實現均衡。第一種方法是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不進行沖銷干預），價格水平的上升，貨幣升值的壓力由于通貨膨脹而抵消；第二種方法是減少出口，增加進口，削減國際收支的盈余，緩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同時利率下降，資本外流；第三種方法就是采取更加彈性的匯率制度方法，實際上就是突破了央行期望的匯率區間。若維持匯率在一定的區間內，政府必須采取第一種和（或）第二種方法，因此在第三種方法被有限使用的情況下，第一種方法和（或）第二種方法要做更大程度的調整。實際上以上的3種方法往往可以相互搭配使用，以更好地實現宏觀經濟的均衡，避免宏觀經濟的大起大落。

由于現實經濟中面臨的矛盾和沖突呈現多樣性和復雜性，中央銀行單一的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存在更大的不確定性和風險，因此宏觀經濟政策的搭配使用有利于保持宏觀經濟的平穩增長，防范不利沖擊給宏觀經濟帶來較大振動。當然除了以上的宏觀經濟政策手段外，還可以配合產業政策的變化等來實現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如貿易、產業政策調整。國家要關閉高能耗和高污染的出口企業，特別是一些高能耗、聲污染的能源和原材料出口企業，它們附加值低，并且是不可再生能源，要減少或限制出口。同時大力發展服務行業來解決就業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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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宏觀經濟學；問題；教學效果

宏觀經濟學的傳統教學模式旨灌輸宏觀模型的推導，不注重理論模式實際背景的講解與解釋，以及不注重現實經濟現象的分析。為此，大部分學生都認為宏觀經濟學不進理論抽象而且模型繁雜，學生對于教材中包含的圖形、模型與專業術語等都難以了解與掌握，學生逐漸喪失學習積極性，但宏觀經濟學又是一門十分重要的課程，所以提高宏觀經濟學教學效果的路徑就顯得尤為重要。

一、宏觀經濟學教學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1、教學方式簡單

最近幾年，為了進一步提升教學質量，大多數高校在學生考核方面做出了調整，即除了考試成績，還著重開創了部分實驗課程，但宏觀經濟學的課堂沒什么顯著的改變，仍是以教師灌輸為主。教師利用多媒體進行教學，學生被動記筆記，由于授課篇幅較大，學生往往趕不上教師的進度，所以學生根本沒有獨立的思索。

2、學生學習缺乏積極性

“教學”是由“教”和“學”組成，有著兩次含義，所以“教學”不僅局限于“較”，更為重要的是“學”。但傳統教學方式與灌輸式教育思想深入人心，大部分學生都缺乏學生的積極性，盲目聽從教師的安排，即上課聽教師講，沒有獨立思索，課后等教師安排作業等。在學習中，學生僅注重教師所講內容的理解與掌握，沒有真正做到“學”，他們缺乏學習的主動意識，缺乏運用所學知識處理現實中的經濟問題，這無疑降低了教學效果。

3、理論聯系實踐不夠

宏觀經濟學作為一門重要的學科，其的創建與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緊密相連，一定程度上說，宏觀經濟學發展的主要目的在于更好地服務于資本主義制度。縱觀國外宏觀經濟學的教學，他們在教材中有效融合了學生身邊的案例，而我國卻無法選取較為適宜的安排模仿經濟形態，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主要原因在于我國的社會體制存在差異性，教師缺乏豐富的經濟社會經驗。

二、提高宏觀經濟學教學效果的路徑

1、創新教學方式

宏觀經濟學的學了需要認真聽講與記筆記，更為重要的是主動思索，這樣才能更深入的了解其理論精髓。所以，教學方式需要創新，也就是說在傳統課堂灌輸的前提下，增添課后復習與課前預習階段，讓學生在課前先整理一下本節課所需要學習的知識，標記出自己無法理解的知識，帶著問題聽講，課后再加以復習。基于課前、課中與課后三階段的融合，不僅有利于開發學生的思維而且有利于內容的融會貫通。從課堂灌輸階段來看，可以在傳統教學方式上增加多種形式的互動，如小組討論、主體講座等；可以增加熱門話題討論，如對人民幣升值的看法等，從而激發學生的探索欲望。

2、引發學生思考，提高積極性

分析問題、理解問題是宏觀經濟學教學的重點，針對同一個問題，每個學派會有自己獨立的觀點，導致答案不同甚至相反。為此，教師首先需要引導學生對各個學派提出的觀點，以及觀點的限制與背景等加以分析，從而解除心中的疑惑，即學生會發現各學派對于同一個問題之所以有不同的答案甚至得出相反結論的原因在于它們假設的前提存在差異性，所以不存在哪個學派推導不正確的說法。基于問題的思考及思維的分析，有利于幫助學生明白每一個宏觀理論都具備假設的前提，不是絕對精確的真理。這樣，在日后理論模型的學習過程中，學生便會對理論模型的前提條件與假設條件加以重視。其次需要引導學生積極討論與交流，以批判性眼光分析各種經濟理論，勇于提出自己的見解，基于不同觀點的碰撞，主動創建自己的知識系統。批判地吸收與掌握不同學派的觀點，既可以幫助學生開發思維又可以幫助加深學生對抽象知識的了解與認識。最后，需要引導學生進一步掌握宏觀經濟學的特征，鼓勵學生大膽講述自己的觀點，主要原因在于宏觀經濟學發展較短，不夠健全，不是一門較為精確的科學，在處理相關經濟問題與解釋相關經濟現象是沒有統一的標準大難與選擇，從而培養學生良好的經濟學習素養。

3、加強理論聯系實踐

理論聯系實踐有利于學生更好地理解知識，同時有利于提升學生處理實際經濟問題的能力。為了保障教學內容的合理性與時效性，在實際教學過程中，教師需要在充分了解與掌握宏觀經濟學理論知識的基礎上開展相應的專題講座，如與宏觀經濟發展緊密聯系的熱點與重難點，如從加息至減息等。從宏觀經濟政策來看，在具體學習過程中，若一直延續圖形分析的方式進行講解，學生自然會感到厭倦，所以教師需要加強理論聯系實際，即融合我國相關宏觀經濟政策實行實例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在具備實例的分析過程中，教師需要依據學生學習的實際情況設計相關問題讓學生進行回答，如貨幣政策具備什么性質，這些性質背景下的貨幣政策會形成曲線移動，且以什么方式進行移動；財政政策具備什么性質，這些背景下的財政政策會形成曲線移動，且以什么方式進行移動。基于這些問題的回答，學生自然對這樣理論有了一定的了解，在此基礎上教師在布置相關宏觀經濟政策讓學生進行練習，加以鞏固，這樣的方式有利于提升學生的學習的積極性，培養學生深入了解與掌握知識點的方式方法，從而幫助幫助更好地掌握宏觀經濟教學過程中極為重要的內容。由此可見，理論只有與實踐有效融合，才能更好地發揮積極作用。

三、結束語

總而言之，我國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宏觀經濟學的必要性，但實際教學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不容忽視，因此我們需要通過創新教學模式、加強理論聯系實際等方式，讓學生充分了解與把握理論知識、具備一定的經濟思維等，從而真正提升宏觀經濟學的教學效果，培養高素質的經濟人才。

作者：李坤澤 單位：西安翻譯學院經濟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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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IS曲線簡介

IS曲線描述的是產品市場均衡的條件下，利率與國民收入之間反向變動的關系曲線[1]，表示所有滿足收入恒等式、消費函數、投資函數和凈出口函數的利率R和總收入Y的組合，即產品市場上所有均衡利率和收入的組合[2]。根據均衡條件S=I，封閉經濟中國民收入恒等式為：Y=C+G+I，其中Y指國民收入， C指消費，G指政府支出，I指投資；C=a+b（Y-T）是指消費，與收入成正相關關系，其中T為稅收；I=I（R）是指投資，與利率R在產品市場均衡時的圖像關系，即IS曲線。IS曲線的斜率主要取決于投資對利率的敏感程度d與邊際消費傾向MPC。d值越小，I對r反應越不敏感，推出Y對r反應不敏感，則IS曲線越陡峭；MPC值越小，收入的乘數越小，由于乘數效應，推出Y對r反應不敏感，則IS曲線越陡峭。IS曲線向下傾斜是因為較高的利率減少了投資、消費和凈出口，從而通過乘數過程較低了總收入（GDP）水平。

目前，國內也有許多學者研究了我國的IS-LM 模型與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復旦大學司春林（2000年）[3]、中國社會科學院郭金龍（2000年）[4]，他們的結論都是我國的IS曲線很陡峭。目前我國的IS曲線比較陡峭，這是大家廣泛認同的觀點。

二、IS曲線數據與模型建立

（一）IS理論模型簡介

IS曲線由產品市場的均衡條件組成，在產品市場上：

總需求：Z=C+I+G+X ，總供給：Y=const ，均衡條件： Z=Y。

其中，消費函數： C=C（Y） ，投資函數： I=I（Y，R） ，凈出口函數： NX=NX（Y，R）。

將消費函數、投資函數和凈出口函數代入均衡條件公式可得IS曲線：Y=A（R，G） 。其中A（ ）是函數符號；const表示常數。Z、Y、C、I、G、NX、R分別表示總需求、總收入、消費、投資、政府支出、凈支出、利率。

（二）模型的構成及形式

為區分政府政策和民間行為，我們首先對我國GDP的構成作一個再分類。為計算這種模型，本文把GDP的三個組成部分（消費、投資和凈出口），重新分為四部分，居民消費、民間投資、政府支出和凈出口。把現行統計中消費中的政府消費去掉，只剩下居民消費。把投資中的政府投資去掉，只剩下民間投資。把政府消費和政府投資加起來，成為政府支出。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都有正式的統計資料。政府投資沒有正式的統計定義，在基本模型中，我們使用政府投資=國家投資，政府支出=政府消費+國家投資，國家投資有正式統計資料。在作了以上重新分類之后，本文以下部分在未特別說明的情況下，把居民消費簡稱為消費，把民間投資簡稱為投資。利率R采用實際利率。在對統計資料進行調整以后，建立以下簡單的反映總需求方面基本經濟關系的宏觀經濟模型。

模型關系式：

收入恒等式：Y=C+I+G+NX （1）

消費函數： C=Z1+[1Y （2）

投資函數： I=Z2+[2Y+]R （3）

凈出口函數： NX=Z3+[3Y+pR （4）

通過等式（1）至（4）可以推出IS曲線。本文選取1996-2010年我國的相關統計數據作樣本。

三、中國IS曲線的參數估計

（一）單整性檢驗

宏觀經濟變量常有時間趨勢，若直接用來擬合方程，易出現偽回歸。防止偽回歸的方法，意思盡量避免方程中出現非平穩的項，如把非平穩項經差分變為平穩項，然后再回歸等；二是檢驗非平穩項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穩定關系，即協整性檢驗。無論采用哪種方法，都需要先確定時間序列的平穩性，即單位根檢驗。這里采用ADF方法，經檢驗，數據平穩。

（二）參數估計

對聯立方程組中單個方程的估計，通常情況下可用工具變量法、間接最小二乘法或兩段最小二乘法[5]。若樣本較小，它們就和普通最小二乘法一樣，估計結果都是有偏的，且易犧牲樣本信息，計算量也大。本文研究的是1996年以來的中國經濟，所取的樣本區間很小，就選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對各方程模型進行參數估計。這里采用廣義差分法進行處理，同時，檢驗回歸殘差的平穩性，即協整檢驗。估計結果以及協整檢驗結果見表1。

表1：估計及協整檢驗結果

在上述估算的基礎上，下面利用收入恒等式導出IS函數，即消費函數（5）、投資函數（6）和凈出口函數（7）代入收入恒等式（1），得出IS曲線表達式：

Yt=4528.9772+0.8377Gt-150.1825Rt

（三）實證結果分析

在上述估算的基礎上可知，在模型涵蓋的時期內，我國的投資函數基本上是正常的，投資函數表明，收入對（民間）投資的影響為正，利率對投資的影響為負，前者的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后者在5%水平上顯著。說明民間投資對利率是有反應的。消費對本年的收入反應為正且顯著。凈出口對收入和利率的反應為正，表示收入增加凈出口增加，利率上升凈出口增加，均不符合理論。凈出口函數的不合理，可能是由于資本市場不開放，以及對出口的特殊傾斜政策造成的。

上述實證結果也與近年來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演變軌跡相符合。自從1996年至今，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大致經歷了3個階段的重大調整。第1階段是從1996年5月到1998年4月，主要采用貨幣政策進行微調，措施包括降低商業銀行的存貸款利率和法定準備金率等，但貨幣供給增長依然乏力。第2階段從1998年下半年到該年結束，在財政大規模投入的推動下，GDP累計增速從年中的的7%提高到年末的7.8%。第3階段從1999年初開始，繼續加大財政投入，同時擴大貨幣政策的配合力度，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從上述政策調整過程可以清楚地看出，當局在僅用貨幣政策未取得預期效果時，把注意力轉向了財政政策，且力度不斷加大。這種政策轉向是得到了本文實證結果支撐的。

四、政策建議

（一）堅持擴大內需的財政政策

雖然現階段我國經濟出現回升，但是回升態勢是脆弱的，是不鞏固、不穩定、不協調的。在當前對外需求萎縮的情況下，擴大內需可以有效促進我國經濟增長。在出口增速商務止跌的情況下，如果減少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支持力度，經濟回升的態勢就有可能發生逆轉。鄭立新認為，財政政策要著重在四個拉動上下功夫，充分發揮杠桿作用：一是拉動居民消費，二是拉動民間投資，三是拉動銀行貸款結構的優化，四是拉動出口。

（二）改善居民消費需求

堅持擴大內需政策，還要注意到居民消費需求是擴大內需的最主要動力。改善我國居民消費需求的傾向和結構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一是盡快建立和完善醫療、教育、失業、養老等各項社會保障制度，降低居民對未來收入預期的不確定性，建設預防性貨幣需求比例，從而提高居民邊際消費傾向。二是降低低收入者的稅收負擔，并為之創造良好的就要機會，提高工資性收入，鼓勵支持低收入者自主創業，增加居民收入水平。

參考文獻：

[1]謝浩然. 基于IS-LM模型的我國財政貨幣政策有效性分析[J].當代經濟，2010（23）.

[2]張帆. 央行的行為-利率的作用與中國的IS-LM模型[J].管理世界，1999（4）.

篇（7）

如何看待中國目前的經濟增速下降呢？首先，中國的潛在增長速度在下降，從過去30年的10%降到了增速較低的“新常態”。但是，潛在經濟增長速度是個“慢變量”而不是常數。目前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長速度還有進一步下降的趨勢。其次，中國的現實經濟增長速度低于已經降低了的潛在經濟增長速度，不能排除現實經濟增長速度進一步下滑的可能性。總之。一方面是長期潛在經濟增長速度下降；另一方面是短期經濟增長速度也在下降。兩者的共同作用造成了中國自2010年以來經濟增長速度的逐步下降。

權威人士最近指出：我國經濟運行“是L型的走勢”，“這個L型是一個階段，不是一兩年能過去的”。人們會問兩個問題：第一，L型的橫畫是指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長速度，還是低于潛在經濟增長速度的某種平衡狀態？第二，中國經濟現在是運行在L型的豎畫上還是橫畫上？如果L的橫畫是指潛在經濟增長速度且中國經濟已經到達L型的橫畫，中國就沒有必要采取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刺激有效需求，而應該集中力量進行結構性改革；如果L的橫畫是指低于潛在經濟增長速度的某種平衡狀態，中國就必須采取有力的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防止經濟陷入或打破這種低于潛在經濟增長速度的平衡狀態。權威人士沒有明確回答上述兩個問題，他（她）的談話還是給經濟學界留下了一些懸念和辯論空間。

權衡結構改革和宏觀需求管理

在使用結構性改革這一概念的同時，經濟學家和國際經濟組織也常使用結構調整（Structural Adjustment）的概念。結構調整和結構改革兩者在國際上是經常混用的，但前者的含義略寬廣些。在中國，結構調整概念往往還包含經濟中某些比例關系的變化，如第三產業、投資和消費在GDP中比例的調整等。中國現在所說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似乎不僅指國際上所理解的結構改革和結構調整，而且也包括中國意義上的（經濟）結構調整。

與主要著眼于未來、內容繁復、手段多樣的結構改革不同，宏觀需求管理的目的是通過宏觀經濟政策影響需求總量，使現實經濟增速同潛在經濟增速保持一致，實現充分就業和產能的充分利用（“保增長”）。宏觀需求管理的目標比較單一，手段也比較規范。在中國的特定條件下，為了使產能得到充分利用，且有利于未來經濟的可持續、較高速增長，宏觀經濟管理在增加總需求的同時，還要改善需求結構。

總之，結構改革和宏觀需求管理要解決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前者見效慢但效果持久，主要解決長期潛在經濟增長速度（可持續增長）下降問題；后者見效快但效果一般短暫，主要解決當期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產能過剩問題。因此，解決中長期經濟問題，根本之道在于結構性改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本清源

篇（8）

中圖分類號：F851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6－1770(2006)11－031-02

一、資本賬戶開放的研究成果綜述

資本賬戶開放的現有研究成果較多，除對資本賬戶開放的內涵與外延進行的分析之外，還包括：(1)資本賬戶開放對一國經濟的宏觀、微觀影響，收益與風險分析；(2)資本賬戶開放的國別經驗與國際模式比較，通常按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這兩個維度分類與探討；(3)資本賬戶開放的操作問題，一般分為資本賬戶的前提條件、模式選擇、順序選擇三個問題；(4)中國開放資本賬戶的研究，包括動因、路徑、現實約束條件、影響、步驟、配套措施，甚至進程等等。其中，資本賬戶開放的條件成為學者關注的焦點。

Benu Schneider(2000)基于國別經驗，指出發展中國家開放資本賬戶的前提條件涉及到財政的穩固、通貨膨脹、金融部門的改革、貨幣政策、匯率政策、經常賬戶收支、外匯儲備、金融部門的審慎性要求、監管、降低關稅壁壘和多元性的出口等等。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資本賬戶自由化的有序路徑”研討會上，與會專家討論認為一個國家資本賬戶開放的前提條件是：健全的宏觀經濟政策框架、強有力的金融制度、一個有力和有自的中央銀行，以及及時、準確和綜合性的信息披露。國內學者吳曉靈(1997)提出開放的四個條件，包括健全的財政體系、靈敏的微觀活動主體、內外資金融機構稅負相當、健全的金融體系和強有力的金融監管。姜波克(1999)提出資本賬戶開放的條件穩定的宏觀經濟狀況，一定的發展水平(經濟規模和競爭力)、國內金融體系的深化，微觀經濟主體的塑造，高效穩健的金融監管，合適的匯率制度和匯率水平，外匯短缺的消除，可維持的國際收支結構，合適的貨幣自由兌換。在此，姜波克首次提到了可維持的國際收支結構，但還沒有明確提出國際收支結構可維持性概念。

二、國際收支結構可維持性定義的提出與內涵

在《資本賬戶開放研究：一種基于內外均衡的分析框架》一文中，姜波克、朱云高首次明確提出了“國際收支結構可維持性”概念，指出國際收支結構可維持性有三種定義，包含短期與長期兩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指短期內，經濟和金融體系在適當的宏觀經濟政策下，可以承受、消化和扭轉大規模短期資金的逆向流動，從而使國際收支免遭重大影響，經濟保持穩定增長。第二層含義是指在長期內，在不危及內部均衡的條件下，一項賬戶的差額可以被另一項賬戶的反差額所彌補，一個時期的國際收支差額被另一個時期的反差額所彌補，即國際收支能保持跨期均衡。朱云高(2004．10)在《論資本賬戶開放的動態條件》一文中提出國際收支結構可維持性是資本賬戶開放的核心條件，并在此文中“給出一個更加準確的定義”如下：

所謂國際收支結構可維持性是指，如果國際收支平衡和當前實現內部均衡的政策是一致的，這種國際收支結構就是可維持的。反之，如果國際收支平衡要求為實現內部均衡目標而采取的現行政策作一個急劇的變化(如本幣急劇的貶值或強烈的需求緊縮政策等)，那么這樣的國際收支結構就是不可維持的。在該定義中，我們關注的國際收支平衡并不要求總量上每年都達到平衡，而是國際收支內部的結構能否保持協調和平衡的趨勢。因為如果內部結構不平衡的話，即使當前能夠實現國際收支的平衡，那么在以后的年份國際收支仍可能會惡化，所以我們非常重視國際收支的內部結構。

盡管國際收支結構可維持性的定義被進一步修正，但對該定義的解釋反而使定義變得更加模糊，此其一。其二，對于國際收支結構可維持性是資本賬戶開放的核心條件這一命題，作者并沒有進行進一步的論證，有待澄清和進一步深入探討。

三、對國際收支結構可維持性定義的探討

1、內外均衡與宏觀經濟政策的關系

盡管國際收支結構可維持性似乎是一個新的觀點，但在國際金融學說的研究領域，各國學者們早就對內外均衡與宏觀經濟政策的關系進行過深入探討。丁伯根(Tinnbergen，J．1959)提出，一國政府若想達到一個經濟目標至少須采用一種有效的政策工具，而有效政策工具被采行的數目須與想達成的獨立的政策目標一樣。多米德(Meade，J．E．1951－55)指出，在開放的經濟中應該用財政政策穩定國內經濟，用貨幣政策穩定對外經濟，一國政府若單獨使用某一改變政策來追求內外平衡，其結果將導致該國內部平衡與外部平衡之間的沖突。以上述思想為背影，60年代蒙代爾提出“有效市場分類原則”或“蒙代爾搭配法”。蒙代爾認為，在一個開放型宏觀經濟運行中，內部與外部平衡的矛盾可采用兩種獨立的政策并進行適當的搭配來解決。其中，一種政策用于解決內部平衡，另一種政策用于實現外部平衡即國際收支平衡。他認為，一種政策工具如果同時用以對付兩個相互獨立的政策目標，兩個目標反而都不能實現。因此，要實現多少種相互獨立的政策目標，就要有多少種不同的政策工具，每一種政策工具應被搭配及用來達成其最能有效達成的政策目標。假如一國政府不遵循以上的這個原則，則該國將同時脫離內部平衡與外部平衡，并且愈離愈遠。如果一國政府能夠適當地搭配與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則將可以同時達成內部平衡與外部平衡的經濟目標。當然，蒙代爾政策配合理論也有其局限性，如政策的選擇單調，僅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沒有考慮到利率之外因素對資本流動的影響等等，但是其理論明確地說明在資本賬戶開放及資本管制之間如何實現平衡，政府政策是有所作為的，問題是在政策的采用上的搭配。這種政策搭配也正是資本賬戶開放的條件。因此，前述國際收支結構可維持性的定義有待商榷，因為每一種政策工具將同時影響一國的內部平衡與外部平衡。作者在對國際收支結構可維持性下定義時，強調的是實現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目標的政策之間沒有沖突，按照蒙代爾的理論邏輯，這怎么可能實現呢？這是要進一步論證國際收支結構可維持性是資本賬戶開放核心問題這一命題所需要解釋的第一點。

2、國際收支結構可維持性與國內經濟金融體制的關系

如果只是強調政策目標的一致性，不考慮現行國內經濟金融體制，只要對現行國際收支的調整政策目標不與國內均衡的調整目標相沖突，國際收支結構就應該是可維持的。然而，僅從政策運用的目標層面來下定義，將導致難以判斷國際收支結構的可維持性。舉例而言，資本賬戶開放之后外國資本可能會大規模地流入，銀行體系的可貸資金將相應增加，中國這種銀

行主導性的國家情況更會如此。他國的經驗表明，面對資本大量流入而引起的銀行體系可貸資金迅速膨脹，如果沒有有效的金融監管體系，那么結果是災難性的，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就是如此。因為在這種情況下，銀行很可能會放松風險約束，大舉涉足高風險部門或行業，如將貸款直接投向房地產和有價證券等具有高回報率的領域，或是通過參股控股房地產公司和證券公司，變相將資金投入進去，并使這些部門的資產價格迅速膨脹。而這一切將不可避免把整個社會經濟推向泡沫化，并以累積大量的不良資產而告終。

3、國際收支結構可維持性的量化指標

由于提出國際收支結構可維持性這一觀點的文獻太少，對該定義的內涵并沒有一個很清晰明確的界定，對指標的討論顯得為時過早，但對量化指標進行一些方向性的討論應該有助于分析什么是國際收支結構可維持性。如果把國際收支結構可維持性的量化指標割裂劃分為經常賬戶與資本賬戶，按照多個維度分別進行競爭力的評價，并不能由此得出一國國際收支結構是否是可維持性的結論。

有觀點認為可維持性的國際收支結構主要有兩個方面的要求，一是經常項目在長期中保持平衡。因為經常項目赤字必然要由資本項目的資本流入來彌補，長期的赤字就會造成舊債必須靠不停地借債來維持，一旦資本流入減少甚至凈流出，就會爆發債務危機。另一個要求是資本項目中短期資本的比例要控制在適度的范圍內。因為短期資本流動性和投機性很強，一旦基本因素或預期因素發生大的變化，就會大量流出，如果短期資本比例過高，就會使一國的國際收支不可維持，放大基本因素中的不利影響。由此似乎可以總結出相應的判斷依據：經常賬戶的長期平衡，以及資本項目短期資本的比例上限。后者可以在實證分析之后給出一個具體的數字或者區間，但經常賬戶的長期平衡則難以量化。

此外，國際收支結構可維持性是否可以一分為二，包括經常賬戶可維持性與資本賬戶可維持性，還是如IS－LM－BP模型中，把國際收支均衡表述為零官方儲備交易余額。因為從國際收支賬戶分類的角度看，一共有四類第一類為經常項目，第二類為長期資本流動，第三類為短期私人資本流動，第四類是官方儲備的短期資本流動。

4、國際收支結構可維持性與內外均衡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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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M-F基本模型

蒙代爾一弗萊明的基本模型由下列幾個市場均衡條件構成。

1商品市場均衡

公式表明，由于完全的資本流動，該小國經濟的利率水平是由世界的利率水平決定的。

二、M―F模型的描述

IS曲線：它表示商品市場（流量）均衡點的變化軌跡。國民收入水平的變化與本國利率水平成反比，IS線是一條斜率為負的曲線。

LM曲線：它表示貨幣市場（存量）均衡點的變化軌跡。一國國民收入增加會導致本國貨幣的需求量增加，從而要求利率（r）上升，LM線是一條向上傾斜（斜率為正）的曲線。

IS曲線與LM曲線的交點為一國經濟內部均衡點。

BP曲線：反映國際收支均衡點的組合，是一條垂直線。

當IS、LM、BP曲線交于一點時，一國的開放經濟同時實現內外均衡。

三、態的M-F模型

靜態的M―F模型說明在固定匯率、資本流動及貨幣政策的自主性這三者之間，不可能同時存在。該模型最大的缺陷就是不能夠突出匯率，特別不能處理名義匯率和實際匯率對開放經濟的復雜影響。模型的主要內容及其政策研究可歸納為兩個方面：固定匯率制下的資本完全流動性與可變匯率制下的資本完全流動性。其內容可概括為下圖：

四、M-F模型的發展：動態的蒙代爾-弗萊明模型

（一）多恩布什模型

多恩布什于提出了動態的M-F模型。他認為原始M-F模型無法對外匯市場上匯率的波動作出合理的解釋，因此，在其模型中，他假定外匯市場的參與者對匯率的未來波動具有肯定的預期。粘性價格介于不變價格和彈性價格之間，它假定商品市場的價格變化是緩慢的，滯后于資產市場的調整。粘性價格貨幣模型可以由以下三個等式來說明：

45度線表示價格水平和匯率水平的長期均衡，即購買力平價曲線

如果貨幣供應量增加，貨幣市場的均衡曲線MM右移到MM`，在短期內價格粘性，商品市場不能立即出清，而實際貨幣存量增加，貨幣市場均衡則實際貨幣需求必須增加，這樣在短期產出水平一定的條件下，貨幣市場出清的唯一方式是利率下降，利率下降，資本外流，匯率由Sa上升至Sc，也即由A點移到C點。從長期來看，商品市場的緩慢調整，價格將相應上升，這將逐步消化掉部分貨幣存量的增加，實際貨幣供應量將下降，利率上升而匯率下降，直到新的均衡點B，經濟體系又恢復到長期均衡狀態

多恩布什的匯率超調模型的顯著特征是將凱恩斯主義的短期分析與貨幣主義的長期分析結合起來；采用價格粘性這一說法，更切合實際。同時，它具有鮮明的政策含義：表明了貨幣擴張（或緊縮）效應的長期最終結果是導致物價和匯率的同比例上升（或下降）。但在短期內，貨幣擴張（或緊縮）的確對利率、貿易條件和總需求有實際的影響。

然而這一理論也存在一些缺陷： 第一，粘性價格模型假定貨幣需求不變，但在實踐中，常常由于實際匯率的短期波動而影響貨幣需求。

第二，粘性價格模型暗含著這樣的假定：資本是完全自由流動的，匯率制度是完全自由浮動的。而上述的假設條件在現實中不能完全實現； 第三，粘性價格模型很難得到實證的驗證。

（二）曼昆模型

本文以下所述是選取曼昆教授在其《宏觀經濟學》著作中所闡述的一個知識點。

1浮動匯率下的小型開放經濟

（1）擴張性貨幣政策

假設中央銀行增加貨幣供給，且物價水平固定不變。運用M-F模型分析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影響。

當中央銀行增加貨幣供給，由于價格P不變，所以，實際貨幣余額增加。因此，LM1曲線右移至LM2 ，貨幣供給增加，使利率下降，資本外流，造成匯率貶值，這又使國內物品更具競爭力，從而凈出口增加，即國內產出增加。

（2）貿易假設：政府實行進口限額或關稅來減少進口物品需求。運用 M-F模型分析貿易政策變動的影響，如圖：

當政府采取關稅或進口限額，（a）圖中的凈出口曲線將向右移動，從而進口減少，出口增加。

因此，（b）圖中的IS 曲線也向右移動，由IS1移至IS2，使得匯率提高。然而匯率的上升又等量的減少了NX，因此，產出或收人沒有改變。其結果為：匯率上升，收人不變，仍為Y0，貿易余額不變。（圖參見曼昆著《經濟學原理》）

2固定匯率下的小型開放經濟匯率

（1）擴張性財政政策

當政府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時，使IS 曲線向右移動，如實際固定匯率e，匯率上升，為了維持固定匯率，中央銀行只有增加貨幣供給，買進外幣，售出本幣，這使得匯率能夠維持在實際固定匯率e 處，匯率得到維持的同時，LM曲線向右移動，由uⅥ 移至LM2″，其結果與固定匯率制的情況恰好相反，財政擴張使收入由Yl增加到Y2，而匯率沒有改變。固定匯率下貨幣政策無效。

（2）貿易政策

假設政府實行進口限額或關稅政策。當政府實行貿易限制，這種政策使 匯率。凈出口曲線向右移動，從而IS 曲線也向右移動。使得匯率提高，而要把匯率維持在固定匯率e 水平，貨幣供給就必須增加，因此LM曲線向右移動，因此，總收入增加。其結果為：匯率固定不變，收入增加，由Yl增至Y2，同時貿易余額得到改善。

（三）M-F模型的發展―奧布斯特費爾德和羅高夫開放經濟宏觀經濟學模型

1M―F模型誕生后，有多位經濟學家對此進行了擴展：

布蘭松和布特引入匯率變動的價格效應，在M-F模型內分析了浮動匯率制度下的財政政策效應。該模型說明：當考慮到匯率變動對國內一般物價水平的影響后，擴張性貨幣政策同樣導致本幣的貶值和國內產出的增加，這在理論分析方面，與M―F模型的結論是一致的。

HyeonSeung Huh用澳大利亞1973―1995年期間的相關數據對M―F模型進行了經驗檢驗，結論認為“該期間澳大利亞的宏觀經濟政策效應非常接近于該模型的預測”。

多恩布什和費希爾（1984）將資產替代效應引入M-F模型；弗倫科爾和拉茲將多個擴展因素融入M―F模型框架，來分析財政政策效應，但沒有涉及價格變動和存量調整因素。

20世紀90年代，沿著蒙代爾一弗萊明一多恩布什的研究思路，奧布斯特費爾德和羅高夫把跨時效用最大化引入到該體系中，建立了一個具有微觀基礎的開放經濟宏觀經濟學一般模型，該模型在國際宏觀經濟學領域引發了一場新的研究熱潮，被稱為新開放經濟宏觀經濟學。

2 奧布斯特費爾德和羅高夫開放經濟宏觀經濟學模型

新開放經濟宏觀經濟學方法的一個顯著優點是能進行福利分析，這樣就能通過經濟沖擊對生產、消費和實際貨幣余額的改變來考察宏觀經濟政策對居民個人效用的影響。其意義在于，它既解決了基于凱恩斯傳統模型的問題，也顧及到了以往實證性的、不完善的跨期模型中存在的問題。

Obstfeld和Rogoff采用兩國經濟模型，所有居民是在[0，1]上連續分布的，利用貨幣效用函數的方法將貨幣直接整合進模型；個體的終身效用函數與個體消費指數、持有的貨幣余額、產出相關。

此模型蘊涵了許多由M-F模型的方法分析國際金融問題而得到的結論，同時又超越了這種靜態方法，提供了一個框架用以同時分析經常賬戶、匯率問題以及財政貨幣政策的沖擊效應。此外明確的福利分析使宏觀經濟政策效果的評估有了可能，并且為研究國際政策協作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標準模型提出以后，許多經濟學家從不同角度對標準模型的假設條件進行了拓展。其中較為重要的有：

Corsetti和Pesenti認為名義剛性的假設對分析現實情況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認為只有把外生沖擊的程度局限在一定范圍內，這種分析方法才具有合理性和準確性。

Betts和Devereux把國際市場分割和市場定價引入標準模型。他們考慮到國際貿易中總存在著一些障礙和壁壘，出口商可以在不同的市場中實行價格歧視，且貿易品國際價格有時會偏離“一價法則”。

在宏觀經濟政策研究方面，Obstfeld和Rogoff的標準開放經濟模型中，認為國際借貸變動是傳導經濟沖擊的重要渠道之一。不論貨幣擴張是源于國內還是國外，未預期到的貨幣擴張都將提高每一個國家的消費和福利，只有當考慮除壟斷之外的無效性時，貨幣沖擊對國內外才有不對稱的效應。Corsetti和Pesemi用該模型對開放經濟條件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傳導機制，以及由此產生的對福利水平的綜合影響進行系統分析。認為他們在開放經濟中，除了壟斷扭曲外，還存在與開放相聯系的另一種扭曲，即一國通過控制生產供給來影響貿易條件的能力。他們假定國內商品的替代性高于兩國之間商品的替代性，這時貿易條件的外部性就會產生重要的福利影響；當經濟遭受外來沖擊時，在需求和貿易條件的共同作用下，國際凈借貸為0，這就和標準模型中的結論不同。

五、總結

M-F模型的提出是經濟學史上的一個重大進步，它為政策決策者們提供了一條解決實際問題的途徑。靜態的M-F模型是在世界上多數國家都采用固定匯率制，而利率在當時經濟中的作用相對較為重要的背景下提出的，它反映的是經濟均衡時的利率與收入水平；而動態模型和曼昆模型則是結合目前世界經濟的實際情況，即多數國家采取浮動匯率制，匯率對一國貿易、金融的作用逐漸突出且越來越不可忽視的背景下提出的；原始的M―F模型是把經濟作為一個整體，不加區分的予以論述；而擴展后的模型區分了小型開放經濟模型和大型經濟開放模型。原始的M一F模型只針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了分析；而修改后的模型在原模型分析的基礎上增加了貿易政策的內容。從以上對模型發展演變過程中不同時段的模型所表現的異同點的分析來看，模型與理論確實需要跟隨經濟的發展而不斷的更新與完善，只有這樣，我們在理論學習過程中才能達到理論來源于現實并服務于現實的目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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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曼昆經濟學原理[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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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24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30-0073-02

在宏觀經濟學的教學中，常常有學生被“凱恩斯流動性偏好”、“凱恩斯區域”以及“古典區域”等概念弄得糊里糊涂，不能正確地理解這些基本的概念以及由這些概念引申出的政策含義。筆者認為，要想真正地理解和掌握這些概念并深刻理解經濟政策的適用性，必須認真學習宏觀經濟學產生的歷史背景，應用歷史推理法，把對概念和政策的理解融入到對歷史背景及其背后經濟邏輯的理解和掌握之中。

所謂歷史推理法，指的是在熟悉掌握歷史背景的基礎上，依照經濟學的邏輯推理方法，對宏觀經濟學的相關概念及其背后隱藏的經濟政策進行分析，從而達到掌握概念和理解政策的一種邏輯分析方法。這種分析方法區別于一般邏輯分析法在于它分析問題的起點是問題本身具備的歷史背景，而不是一般邏輯分析所具備的邏輯假設條件。

以理解和掌握“凱恩斯流動性偏好”為例，歷史推理法要求從這個概念所處的歷史背景出發，而這個背景恰恰也是整個宏觀經濟學產生的背景，即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這場危機具備如下特征：第一，從供給方面來看，企業的生產能力大量閑置，這意味著整個社會的供給能力沒有問題，能夠迅速地滿足社會需求的增加。凱恩斯假定社會供給能夠以不變的價格持續滿足需求，盡管這種假設有些苛刻，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供給不是造成經濟危機的原因，并且供給的確能夠在一定時間內滿足需求的增加。第二，從需求方面來看，由于整個社會經濟前景暗淡，社會需求嚴重不足，即使政府出臺相關的刺激消費和投資的政策，依然不能擺脫有效需求嚴重不足的問題。第三，完全依靠市場解決經濟危機的不可行。眾所周知，這場席卷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本身就是信奉完全自由競爭觀點的惡果，實際上是市場本身固有缺陷發展到一定程度的自然結果。因此，依靠市場不能解決當時的經濟危機，政府必須充分發揮自身的作用，承擔起宏觀經濟調整的職責。

在了解了相關的歷史背景之后，我們再把這種歷史背景和經濟邏輯結合在一起，來理解“凱恩斯流動性偏好”概念。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為了刺激消費和投資，市場的利率已經低到不能再低的地步，理性人預計到利率在不久的將來會上升，而對應的債券價格就要下跌，因此，人們紛紛拋售手中的債券，換成現金儲存在手中。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每個經濟主體，無論是消費者還是生產者，都是現金為王的堅定信奉者，都無一例外地把收到的現金儲存起來，不進行任何消費或者投資。由于貨幣的基本特征是流動性，而人們對于貨幣現金的無限偏好，可以表述為流動性偏好。那么，流動性偏好對當時的政策制定會產生什么影響呢？在流動性偏好成為一種社會共識的情況下，這種共識必將深刻地影響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如果政府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試圖通過增加貨幣供給量進一步降低利率，增加社會的流動性，從而改善經濟狀況，這種政策意愿很可能會落空。原因在于，當政府增發的貨幣以各種不同的形式流轉到經濟主體手中的時候，受流動性偏好的影響，經濟主體會不約而同地把收到的貨幣儲存起來，從而使這些貨幣退出流通領域。經濟主體對貨幣的偏好以及儲藏行為與政府發行貨幣促進交易，盤活經濟的政策意圖背道而馳，因此，凱恩斯認為貨幣政策在當時是無效的，而財政政策則是非常有效。之所以說在經濟危機的背景下財政政策是有效的，原因在于積極的財政政策能夠擺脫流動性偏好陷阱。政府通過增加政府購買，增加轉移支付，發行公債以及減稅，能夠直接帶來社會總需求的增加，而這種總需求的增加又可以通過社會總供給的增加而得到滿足，并且這種供給和需求的平衡是以社會物價基本不變為基礎的。因此，在流動性偏好存在的情況下，宏觀經濟學認為貨幣政策對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危機無能為力，而積極的財政政策是擺脫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唯一途徑和方法。如果以上的經濟邏輯成立，那么，政府必然在宏觀經濟運行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承擔無可替代的職責。因此，政府如何有效地實施宏觀調控，實現既定的經濟目標，就成為一門科學，而宏觀經濟學的產生就是歷史的必然。至于“凱恩斯區域”和“古典區域”，無非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有效性的極端情況而已。在“凱恩斯區域”，LM 曲線呈水平狀，在這種情況下，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只能帶來利率的上升，而不能帶來社會總產量的增加。相反，如果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則可以實現在利率水平不變的情況下達到增加社會總產量的目的。因此，在“凱恩斯區域”，貨幣政策完全無效，而財政政策完全有效。與之相反，“古典區域”對應的LM曲線是垂直線，這是實施積極的貨幣政策，不僅能夠降低利率水平，而且能夠促進社會總產量的增加。如果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只能造成利率的上升，物價的上漲，而對經濟增長毫無幫助。因此，在“古典區域”，貨幣政策完全有效，而財政政策完全無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