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制設計理論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機制設計理論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一．信息經濟學的基本要點

1.信息與激勵。信息經濟學是近年來最重要和充滿活力的經濟研究領域,它研究決策者擁有不同信息的狀況。信息的非對稱性在很多領域存在,所謂非對稱信息是指某些參與人擁有而另一些參與人不擁有的信息。例如:銀行不可能了解借貸者未來收入的全部信息,拍賣人并不知道潛在客戶所愿支付的全部信息,政府在不太了解個人和企業納稅能力時必須制定稅收政策等,這類現象稱為外生信息不對稱。公司的所有者并不全部了解經營者資產營運信息,行政管理者也不了解下屬是否在認真扎實地履行職責等,這類現象稱為內生信息不對稱。不完全、非對稱分布的信息會帶來很嚴重的后果,尤其當信息優勢經常被有策略的利用起來,因此,信息經濟學研究集中在如何才能制定出能處理非對稱信息下不同激勵和控制問題的契約和制度。在外生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決策者通過設計一個激勵合同或契約,以獲得真實、有用的信息,誘導他人“講真話”;在內生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決策者通過設計一個激勵機制,以誘使另一方當事人采取正確的行為,形成“不偷懶”。這使我們能更好的理解保險市場、信用市場、拍賣、公司內部組織、工資結構、稅收系統、社會保障、競爭條件、政治制度等等問題。信息經濟學研究信息與激勵的一個基本結論是,任何一種制度安排或政策,只有滿足個人的“激勵相容約束”才是可行的。威廉·維克里(WillianVickrey)的研究關注不同類型的拍賣者的特性以及他們如何被最優設計以創造經濟效率。他的努力為一個充滿活力的研究領域奠定了基礎,并且這一領域已經擴展到實用范疇,如:財政部發售公債等。20世紀40年代后期,維克里設計了一個模型表明能通過設計所得稅獲取效率與公平的平衡。25年后,詹姆斯·米爾利斯(JamesMirrlees)找到了能更徹底地解決最優所得稅問題的辦法。米爾利斯很快認識到他的方法能被應用到很多其它的類似問題。這已經成為現代關于復雜信息和激勵問題分析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米爾利斯的方法在不能觀測到其他人行為的情況下尤為有價值,即所謂的道德風險。要回避由于非對稱信息所產生的道德風險,關鍵是要設計一些最優的契約或機制。

2.所得稅。很久以來,哲學家、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一直在研究所得稅原理,不同的公平原理決定了稅收結構。在20世紀40年代中期,維克里分析中強調累進稅率安排將會影響個人努力工作的積極性,因此他重新定義這個問題時注意到了以下兩個方面:激勵問題——每個個人在選擇工作努力程度時會考慮稅收安排,非對稱信息——實際上個人的生產力對政府來說是未知的,他定義了解決的總原則,但并未成功地掌握其精確因素。直到25年后,這個問題才被米爾利斯重新考慮,他通過建立一個范例(樣本),來分析具有廣效性的以非對稱信息為主要組成部分的經濟糾紛,解決了這一問題。米爾利斯定義了一個嚴格的條件(單一交叉點),大大簡化了問題,使問題有可能解決。他的分析中含有揭示原則——一個普遍原則的萌芽思想。根據這一原理,在非對稱信息條件下的激勵問題能從相對有限的分配機制集合中找到解決方法,這種分配機制能導致個人在不與自身利益沖突的情況下暴露出真實的私人信息。通過這一機制,制定最佳條約以及對激勵問題的其它解決辦法變得容易多了。

3.道德風險。在經濟活動中,往往存在著這樣的現象,即某些人在最大限度地增進自身利益時,往往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動。這就是所謂的道德風險。如保險業存在顯著的問題是被保物品的損壞不僅僅依賴于天氣、偷盜這些外部因素,而且依賴于投保人對被保物品的管理,這一點使保險公司付出了昂貴代價。健康和殘疾保險等社會保障體系中也出現類似問題。保險項目會加大風險承擔并影響到個人管理被保物品的辦法。在分析這些所謂的道德風險問題時面臨的主要困難與維克里強調,米爾利斯解決的所得稅問題很類似。20世紀70年代中期,通過簡化問題定義,米爾利斯為日益有力的分析鋪平了道路。他注意到人的行為間接暗示了對可能發生的各種結果可能性的選擇。因此,最佳補償協議的條件提供了人選擇可能性信息及保險保護必須被限制在一定范圍以提供商合適的激勵因素。在設計激勵方案時,委托人必須考慮激勵人的成本與委托人利益的一致性。人對處罰的敏感度越高,人對結果選擇的信息量越大,成本越低。合約中規定,人承擔不受歡迎結果的部分成本或者獲取令人滿意結果中的部分利潤。投保人像保管未保險物品一樣保管被保險物品,執行者像管理自己的公司一樣管理公司。

4.拍賣。拍賣的基本功能有兩個:一是提示信息,一是減少成本。非對稱性也是拍賣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拍賣時,潛在的購買者對出售的財產或權力了解不多。1961年、1962年維克里在兩篇論文中分析了不同類型拍賣的特點。維克里根據治理交易的制度規則,把拍賣分成四種類型:英式拍賣、荷蘭式拍賣、第一價格拍賣和第二價格拍賣(即次高價拍賣)。他著重研究了現在被稱為維克里拍賣的次高價拍賣。在這種拍賣中,物品根據封閉價被拍賣。出價最高者以次高價購買拍賣品。這是一種能引出個人真實意愿的機制實例。如果出價比自己所愿支付的更高價格,一個人需冒其他人也同樣行為的風險,則不得不虧本購買拍賣品。相反,如果一個人出比自己愿意支付的低的價格,他冒著也許其他人能比他自己所愿意支付的更低價格購得拍賣品。因此,在此類型拍賣中,真實報價對個人最為有利。這種拍賣具有更高的社會效率。維克里的分析不僅僅對拍賣理論有著重要意義,并且為設計能提供社會激勵的資源分配機制帶來了深入的洞察力。詹姆斯·米爾利斯和威廉·維克里共同榮獲了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獎勵他們在非對稱信息條件下的激勵理論領域作出的重要貢獻。下面分別介紹他們的主要理論貢獻。

二．經濟中的非對稱信息以及相關問題

在勞動力市場中,雇主和雇員的信息是非對稱的。雇主無法了解雇員能力的信息,只能根據雇員的社會平均能力制訂工資標準,導致雇員的“逆向選擇”,直接造成高能力的雇員離職,公司多為低素質雇員,給公司造成一定損失,不能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甚至會造成“低素質員工驅逐高素質員工”的現象。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公司必須選擇某些易于辨別的信息。目前,教育水平作為顯示能力的主要信息之一,即不同能力的個人接受教育的成本不同,高素質人才通過選擇接受教育把自己與低素質人才區分開,但教育成本與能力具有非相關性,低素質的人才可以模仿高素質人才選擇相同的教育水平,從而使教育水平信息失真,導致“逆向選擇”。信息甄別成為解決“逆向選擇”的關鍵。這方面的研究和理論在模型上雖有重大進展,但它的實證性有待繼續測定。非對稱信息在產品市場中的表現與勞動力市場有相似之處,只不過是賣方更清楚成本、質量、價格等內在屬性,但不清楚買方愿意支付的價格、需求、市場的定位等;而買主正好與之相反。存在的隱患也主要是“逆向選擇”,問題的關鍵是信息傳遞。改善這種狀況的途徑,彭斯認為,如果較高質量的賣主能夠尋找到某種途徑向買主傳遞自身產品質量的信息,而為此付出的成本要比低質量產品的賣主低,使劣質產品賣主的模仿成本太大而不具有模仿的動機。總之,無論信息質量的優劣,只要高質量產品賣主的信息邊際成本小于低質量產品賣主的信息邊際成本,就可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改進。目前產品的廣告宣傳、商品的退賠、維修等保證,都是信息傳遞的簡單運用。

80年代西方學者把信息非對稱理論運用到金融市場,極大地豐富了金融中介理論和貨幣政策的傳遞機制,但同時也帶來了嚴重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由于信息的非對稱狀態,就鼓勵了信貸資金向低信用企業流動,抑制信貸資金向高信用企業的流動,即信用質量越差的企業,越可能取得信貸資金。這種不合理的資金分配機制對金融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具有極不利的影響。在完成交易之后,又引來了嚴重的“道德風險”,即放款人的利益受到侵害或損失,具體表現形式為:違背借款協議,改變資金用途,私自用于投機易或高風險項目;隱瞞投資收益,逃避償付義務;對資金的使用效益漠不關心,不負責任,致使借入資金發生損失。為什么金融市場中信息非對稱的表現與普通商品、勞動力市場有重大差別呢?因為金融市場具有不同于其他市場的重要特征。一般市場的交易是錢物交易,錢物兩清后,交易雙方基本上沒有后續權利和義務;而金融市場的交易大都是放款人放出資金后并不能馬上從借款人手中得到任何等價物質,他所得到的只是在未來某個日期償還本息的承諾。由于信息的非對稱,不同的借款人,甚至同一借款人在不同條件下作出承諾的可靠性,都不可能一樣,致使出現了嚴重的“道德風險”。如何解決這個問題,西方著名學者羅斯進行了大量開創性研究,他直切問題的核心,即企業的金融結構與市場價值的關系,這就是響譽世界的MM定理。他主張只根據企業負債比來測定企業的市場價值,他的分析方法雖沒有全新的結論,但他的方法是嶄新的,給人一種全新的境界。為了進一步規范金融市場,筆者主張在羅斯分析的基礎上,應完善以下機制:加強對證券持有人的約束;健全防止管理人員向外輸出錯誤信息的內在機制;嚴懲證券持有人賄賂管理人員,輸出錯誤信息,使自己謀利的非法行為;加快防止故意制造“道德風險”的立法工作。上述機制的完善和規范,都需要不斷地探索和實踐。

信息非對稱理論在證券市場運用中所引發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表現則更為嚴重。從某種意義上講,在證券市場上沒有辦法解決“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因為要減少“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基本條件是改善信息的非對稱狀態,要改善信息的非對稱狀態,必須花費一定的信息成本進行調查、分析和監督,然而證券市場的高度分散性,“搭便車”行為普遍存在,抑制了信息投資。目前,我國證券市場機構大戶操縱市場,銀行違規資金入市,證券機構違規透支,新聞媒介推波助瀾,誤導誤信股民跟風等,都是信息傳遞機制不暢,功能存在障礙的具體表現。西方學者普遍認為,在證券市場的信息傳遞模型中,除非有嚴格的約束條件,否則不存在唯一均衡。只有提高企業自己的信息成本,才能實現有效的分離均衡,才能使信用差的企業放棄模仿信譽好的企業的動機,但均衡的唯一性仍是一個有待繼續解決的問題。結合我國的證券市場,其核心是保證信息傳遞暢通、充分、準確,從而逐步趨于完全對稱。具體措施是:實現國有股和法人股的上市流通,以利健全信息傳遞機制,改善市場結構,減少信息扭曲,提高信息質量,發揮信息顯示器的正常功能。信息是一種特殊的商品,需求者實際上無權選擇,一旦信息質量存在問題,信息使用者的利益將無法挽回。因此規范和完善上市公司信息傳遞機制,降低信息成本,規范會計職業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要加強對注冊會計師的管理,提高其風險度;另一方面加強行業自律,提高其約束自己的行為的能力。信息成本的存在使非對稱信息的產生成溪必然。

另外一個熱點問題是：中國國有企業由于經營不善,面臨倒閉,在新的政策下,國企拍賣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如何使國有企業的拍賣更為有效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拍賣前必須先清楚兩點:一是被拍賣企業的經營現狀;二是評估該企業的資產。拍賣理論的核心內容是弄清投標者對被拍賣企業的真實評價。這就需要投標者花一定的時間與精力去調查該企業的資產狀況,同時,拍賣者也要盡力弄清投標者對企業的真實評價。在歐洲,許多拍賣者得到的價格都低于投標者對企業的真實評價,因為,常常有這樣的集團,由于他們比別人更了解該企業,掌握了有關該企業的更充分的信息,從而壓低了該企業的價格。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可以進行二級密封價格拍賣法,即通過投標者之間的競爭,由出價最高者以次高價格購買,從而激勵投標者說真話。不過,拍賣者有時也會與投標者合謀,從而使拍賣失效,尤其是在拍賣公益企業時。故而,應采取一種更為公開的拍賣方式,讓更多的投標者競爭。比如,英國就把一些公共事業企業賣給法國(如水利系統)和美國(如電信系統)。中國不一定要采取這樣的方式,但一定要使信息更為公開,拍賣更為公正,這樣,才能使拍賣成功。在經濟轉軌時期,國有企業的所有者是由政府代表的全體人民,但在實際操作中,不同的企業隸屬于不同的政府部門。因此在企業兼并時會常伴隨有“一定的道德風險”問題。這一問題很有意義，其核心是產權問題。兩個歸屬不同政府部門的企業兼并時,兼并合同會偏向哪一方或保持中立是很難給出清楚明確的解釋的,因為兩個政府部門有不同的利益目標。這與委托—理論略不同。委托—理論告訴我們,對于一個委托人、一個人的情形,委托人應該為人設計一種有效的激勵機制,比如高工資,與工作績效掛鉤的獎金等使人更有效地工作。一般來說,為了控制風險,一個人不允許同時有兩個委托人。在這種情況下,“兼并”是一種有效的激勵機制。由于受到“兼并”的威脅,人即經理會更努力地經營企業,使企業的資產不斷增殖。通常情況下,經理并不希望“兼并”發生,除非其經營狀況相當糟。事實上,通過對兼并制度的分析及對兼并實例的考察,我們認為,“兼并”的作用與效果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么好。如前所言,分屬兩個政府部門的企業之間的“兼并”則有所不同。在這種情況下,至少存在兩個委托人,其中一個委托人會控制兼并合同的簽訂,從而弱化另一個委托人的權力。

三．國有企業的激勵問題分析

國有資產是通過層層的關系才到達企業的,而中國國企的委托關系具有無限循環的特性。在委托—鏈條上的當事人既是委托人又是人。從理論上講,國有資產屬于全民,工人階級是全民的優秀代表,是初始委托人,委托政府作為國有資產的人,而政府又作為委托人委托經理來管理國有企業;經理是國企的人同時他又作為委托人,委托車間主任管理生產經營;車間主任是人同時又是委托人,委托工人進行生產。工人這時成為最低層次的人與最高層次委托人扣成一個環。因此,解決這種委托問題的關鍵就在于規避道德風險與逆向選擇,即使委托人和人的利益趨于一致。也就是委托人要在全社會設計一套對人的激勵相容約束機制的方案,使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必須維護委托人的長遠利益。變“損人利己”為“雙贏”是這套機制的核心所在。當對人付出的努力不能進行完全的檢驗,從而人有可能試圖只付出少于他能夠付出的努力時;當一個只根據行動而不兼顧結果支付報償的契約建立時,潛在的道德風險立即產生。對委托人來說,人行動是不可預測的,委托人的問題是如何根據可觀測到的信息(資產增值率、利潤率、市場占有率、同行業企業家正常利潤等)來獎懲人,以激勵其選擇對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動。我們用A表示人所有可能選擇的行動的集合,a∈A表示人的一個行動,可以是任何維度的決策變量如a=(a1、a2……),a1、a2表示人在數量和質量上的工作時間或代表固定資產投資和開發研究等。θ是外生變量稱“自然狀態”,a、θ決定一個可觀測的結果π(a、θ),如產出。委托人的問題是設計一個激勵合同S(π),根據觀測的產出π對人進行獎懲。設人努力的負效用為C(a),委托人的期望效用函數為V=π(aθ)-S(π),人的期望效用函數為U=S(π)-C(a)。前面已經提到委托人和人的利益是沖突的,因此除非委托人能對人提供足夠的激勵,否則,人不會如委托人希望的那樣努力工作。委托人的問題就是選擇a和S(π)最大化,即上述自己期望效用函數。但這樣做的時候面臨著來自人的兩個約束。第一個約束是參與約束即人接受合同得到的期望效用不能小于不接受合同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U(由其他市場機會決定),可以表示為S(π)-C(a)≥U。第二個約束是激勵相容約束,在任何激勵合同S(π)下,人總是選擇使自己期望效用最大化的a,因此任何委托人期望的a都只能通過人的效用最大化行為實現。如果a是委托人希望的行動,a′∈A是人可以選擇的任何行動,那么只有當人從選擇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大于從選擇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人才會選擇a,激勵相容約束的數學表述如下:s〔π(aθ)-C(a)〕≥S〔π(a′θ)-C(a′)〕a′∈A,這就是解決道德風險的基本簡化模型。當然要得出最優解需經過一系列的數學變換,還要考慮a、θ的分布密度,這里從略。

下面討論逆向選擇模型。根據顯示原理,我們只需要考慮能使人出于自身利益真實顯示他所屬類型的契約,并根據聲稱自己具有的屬性來決定按契約支付報償。a為人的內在屬性(不是道德風險模型中委托人希望選擇的行動),a′是人聲稱的屬性,W為委托人為人設計的契約,U為人的效用,則防范逆向選擇的模型為:U〔W(a),a〕≥〔W(a′)a〕aa′∈A上述激勵相容約束機制模型從表面看,在企業利潤的蛋糕上政府似乎分得了較少的份額,其實在這種機制的運作下的委托關系會創造循環的創新支力,會使企業利潤的蛋糕越做越大,國家、政府會得到長期的不斷增長的利潤“蛋糕”。在以上的模型下需要對企業的分配制度進行改革。人的收入一定與企業的業績掛鉤與職工分配基金脫鉤,體現出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的結合。尤其是智力要素價值要得到實現,得到蛋糕的份額與其努力程度成正比。同時,企業的激勵相容約束機制也需要一個規范化的市場環境。環境對人的約束是剛性的、使他別無選擇。市場的評價約束著人,公司的經營狀況基本取決于經理的能力,公司一旦破產,經理的人力資本價值在市場上就一貶到零,甚至可能從此斷送經理生涯。這種來自人力資本市場的約束是最硬的行為約束。而資本市場對人的約束是來自股東(委托人)的間接控制,使人不得不考慮委托人的利益和要求。企業激勵相容約束機制的運作需要法律的保障,企業經理的任用要通過法律程序,另外上級主管部門對企業的督查要法制化。還要建立企業內部職工舉報獎勵制度,這樣才能使國企委托——關系處于良性的循環之中,使這個環緊緊地圍住國有資產,使國有資產保值增值。

四．結語

客觀上講,非對稱信息的研究目的在于如何設計一種有效的經濟機制,選擇滿足委托人、人參與約束和激勵相容的約束激勵合同以期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函數,促使資源的帕累托最優。這方面研究理論和現實還有差距,但就約束、激勵的某一方面研究和實踐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可二者的相容僅表現為模型。特別是在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激勵理論和實踐呈現出日新月異,而約束的理論和實踐則相對滯后,使激勵機制發生扭曲,甚至有人認為監控就是懲罰。必須改變這種傳統的思維定式,實現激勵約束相容,二者不可偏頗。這方面我們有豐富的經驗,又有深刻的教訓。今天,我們正在構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許多問題有待信息經濟學去參與研究,如保險業、拍賣業、舊貨市場、棘輪效應、國企改革、稅收、財政、制度變遷以至產權等等。信息經濟學是一門新型的經濟學科,它適應信息社會的需要,體現知識經濟的發展,最能實現帕累托最優。

參考文獻:

1、烏家培.信息經濟學.經濟學動態,1997(8)

2、張維迎.博奕論與信息經濟學.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1996.1.

篇（2）

一．信息經濟學的基本要點

1.信息與激勵。信息經濟學是近年來最重要和充滿活力的經濟研究領域,它研究決策者擁有不同信息的狀況。信息的非對稱性在很多領域存在,所謂非對稱信息是指某些參與人擁有而另一些參與人不擁有的信息。例如:銀行不可能了解借貸者未來收入的全部信息,拍賣人并不知道潛在客戶所愿支付的全部信息,政府在不太了解個人和企業納稅能力時必須制定稅收政策等,這類現象稱為外生信息不對稱。公司的所有者并不全部了解經營者資產營運信息,行政管理者也不了解下屬是否在認真扎實地履行職責等,這類現象稱為內生信息不對稱。不完全、非對稱分布的信息會帶來很嚴重的后果,尤其當信息優勢經常被有策略的利用起來,因此,信息經濟學研究集中在如何才能制定出能處理非對稱信息下不同激勵和控制問題的契約和制度。在外生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決策者通過設計一個激勵合同或契約,以獲得真實、有用的信息,誘導他人“講真話”;在內生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決策者通過設計一個激勵機制,以誘使另一方當事人采取正確的行為,形成“不偷懶”。這使我們能更好的理解保險市場、信用市場、拍賣、公司內部組織、工資結構、稅收系統、社會保障、競爭條件、政治制度等等問題。信息經濟學研究信息與激勵的一個基本結論是,任何一種制度安排或政策,只有滿足個人的“激勵相容約束”才是可行的。威廉·維克里(WillianVickrey)的研究關注不同類型的拍賣者的特性以及他們如何被最優設計以創造經濟效率。他的努力為一個充滿活力的研究領域奠定了基礎,并且這一領域已經擴展到實用范疇,如:財政部發售公債等。20世紀40年代后期,維克里設計了一個模型表明能通過設計所得稅獲取效率與公平的平衡。25年后,詹姆斯·米爾利斯(JamesMirrlees)找到了能更徹底地解決最優所得稅問題的辦法。米爾利斯很快認識到他的方法能被應用到很多其它的類似問題。這已經成為現代關于復雜信息和激勵問題分析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米爾利斯的方法在不能觀測到其他人行為的情況下尤為有價值,即所謂的道德風險。要回避由于非對稱信息所產生的道德風險,關鍵是要設計一些最優的契約或機制。

2.所得稅。很久以來,哲學家、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一直在研究所得稅原理,不同的公平原理決定了稅收結構。在20世紀40年代中期,維克里分析中強調累進稅率安排將會影響個人努力工作的積極性,因此他重新定義這個問題時注意到了以下兩個方面:激勵問題——每個個人在選擇工作努力程度時會考慮稅收安排,非對稱信息——實際上個人的生產力對政府來說是未知的,他定義了解決的總原則,但并未成功地掌握其精確因素。直到25年后,這個問題才被米爾利斯重新考慮,他通過建立一個范例(樣本),來分析具有廣效性的以非對稱信息為主要組成部分的經濟糾紛,解決了這一問題。米爾利斯定義了一個嚴格的條件(單一交叉點),大大簡化了問題,使問題有可能解決。他的分析中含有揭示原則——一個普遍原則的萌芽思想。根據這一原理,在非對稱信息條件下的激勵問題能從相對有限的分配機制集合中找到解決方法,這種分配機制能導致個人在不與自身利益沖突的情況下暴露出真實的私人信息。通過這一機制,制定最佳條約以及對激勵問題的其它解決辦法變得容易多了。

3.道德風險。在經濟活動中,往往存在著這樣的現象,即某些人在最大限度地增進自身利益時,往往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動。這就是所謂的道德風險。如保險業存在顯著的問題是被保物品的損壞不僅僅依賴于天氣、偷盜這些外部因素,而且依賴于投保人對被保物品的管理,這一點使保險公司付出了昂貴代價。健康和殘疾保險等社會保障體系中也出現類似問題。保險項目會加大風險承擔并影響到個人管理被保物品的辦法。在分析這些所謂的道德風險問題時面臨的主要困難與維克里強調,米爾利斯解決的所得稅問題很類似。20世紀70年代中期,通過簡化問題定義,米爾利斯為日益有力的分析鋪平了道路。他注意到人的行為間接暗示了對可能發生的各種結果可能性的選擇。因此,最佳補償協議的條件提供了人選擇可能性信息及保險保護必須被限制在一定范圍以提供商合適的激勵因素。在設計激勵方案時,委托人必須考慮激勵人的成本與委托人利益的一致性。人對處罰的敏感度越高,人對結果選擇的信息量越大,成本越低。合約中規定,人承擔不受歡迎結果的部分成本或者獲取令人滿意結果中的部分利潤。投保人像保管未保險物品一樣保管被保險物品,執行者像管理自己的公司一樣管理公司。

4.拍賣。拍賣的基本功能有兩個:一是提示信息,一是減少成本。非對稱性也是拍賣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拍賣時,潛在的購買者對出售的財產或權力了解不多。1961年、1962年維克里在兩篇論文中分析了不同類型拍賣的特點。維克里根據治理交易的制度規則,把拍賣分成四種類型:英式拍賣、荷蘭式拍賣、第一價格拍賣和第二價格拍賣(即次高價拍賣)。他著重研究了現在被稱為維克里拍賣的次高價拍賣。在這種拍賣中,物品根據封閉價被拍賣。出價最高者以次高價購買拍賣品。這是一種能引出個人真實意愿的機制實例。如果出價比自己所愿支付的更高價格,一個人需冒其他人也同樣行為的風險,則不得不虧本購買拍賣品。相反,如果一個人出比自己愿意支付的低的價格,他冒著也許其他人能比他自己所愿意支付的更低價格購得拍賣品。因此,在此類型拍賣中,真實報價對個人最為有利。這種拍賣具有更高的社會效率。維克里的分析不僅僅對拍賣理論有著重要意義,并且為設計能提供社會激勵的資源分配機制帶來了深入的洞察力。詹姆斯·米爾利斯和威廉·維克里共同榮獲了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獎勵他們在非對稱信息條件下的激勵理論領域作出的重要貢獻。下面分別介紹他們的主要理論貢獻。

二．經濟中的非對稱信息以及相關問題

在勞動力市場中,雇主和雇員的信息是非對稱的。雇主無法了解雇員能力的信息,只能根據雇員的社會平均能力制訂工資標準,導致雇員的“逆向選擇”,直接造成高能力的雇員離職,公司多為低素質雇員,給公司造成一定損失,不能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甚至會造成“低素質員工驅逐高素質員工”的現象。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公司必須選擇某些易于辨別的信息。目前,教育水平作為顯示能力的主要信息之一,即不同能力的個人接受教育的成本不同,高素質人才通過選擇接受教育把自己與低素質人才區分開,但教育成本與能力具有非相關性,低素質的人才可以模仿高素質人才選擇相同的教育水平,從而使教育水平信息失真,導致“逆向選擇”。信息甄別成為解決“逆向選擇”的關鍵。這方面的研究和理論在模型上雖有重大進展,但它的實證性有待繼續測定。非對稱信息在產品市場中的表現與勞動力市場有相似之處,只不過是賣方更清楚成本、質量、價格等內在屬性,但不清楚買方愿意支付的價格、需求、市場的定位等;而買主正好與之相反。存在的隱患也主要是“逆向選擇”,問題的關鍵是信息傳遞。改善這種狀況的途徑,彭斯認為,如果較高質量的賣主能夠尋找到某種途徑向買主傳遞自身產品質量的信息,而為此付出的成本要比低質量產品的賣主低,使劣質產品賣主的模仿成本太大而不具有模仿的動機。總之,無論信息質量的優劣,只要高質量產品賣主的信息邊際成本小于低質量產品賣主的信息邊際成本,就可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改進。目前產品的廣告宣傳、商品的退賠、維修等保證,都是信息傳遞的簡單運用。

80年代西方學者把信息非對稱理論運用到金融市場,極大地豐富了金融中介理論和貨幣政策的傳遞機制,但同時也帶來了嚴重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由于信息的非對稱狀態,就鼓勵了信貸資金向低信用企業流動,抑制信貸資金向高信用企業的流動,即信用質量越差的企業,越可能取得信貸資金。這種不合理的資金分配機制對金融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具有極不利的影響。在完成交易之后,又引來了嚴重的“道德風險”,即放款人的利益受到侵害或損失,具體表現形式為:違背借款協議,改變資金用途,私自用于投機易或高風險項目;隱瞞投資收益,逃避償付義務;對資金的使用效益漠不關心,不負責任,致使借入資金發生損失。為什么金融市場中信息非對稱的表現與普通商品、勞動力市場有重大差別呢?因為金融市場具有不同于其他市場的重要特征。一般市場的交易是錢物交易,錢物兩清后,交易雙方基本上沒有后續權利和義務;而金融市場的交易大都是放款人放出資金后并不能馬上從借款人手中得到任何等價物質,他所得到的只是在未來某個日期償還本息的承諾。由于信息的非對稱,不同的借款人,甚至同一借款人在不同條件下作出承諾的可靠性,都不可能一樣,致使出現了嚴重的“道德風險”。如何解決這個問題,西方著名學者羅斯進行了大量開創性研究,他直切問題的核心,即企業的金融結構與市場價值的關系,這就是響譽世界的MM定理。他主張只根據企業負債比來測定企業的市場價值,他的分析方法雖沒有全新的結論,但他的方法是嶄新的,給人一種全新的境界。為了進一步規范金融市場,筆者主張在羅斯分析的基礎上,應完善以下機制:加強對證券持有人的約束;健全防止管理人員向外輸出錯誤信息的內在機制;嚴懲證券持有人賄賂管理人員,輸出錯誤信息,使自己謀利的非法行為;加快防止故意制造“道德風險”的立法工作。上述機制的完善和規范,都需要不斷地探索和實踐。

信息非對稱理論在證券市場運用中所引發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表現則更為嚴重。從某種意義上講,在證券市場上沒有辦法解決“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因為要減少“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基本條件是改善信息的非對稱狀態,要改善信息的非對稱狀態,必須花費一定的信息成本進行調查、分析和監督,然而證券市場的高度分散性,“搭便車”行為普遍存在,抑制了信息投資。目前,我國證券市場機構大戶操縱市場,銀行違規資金入市,證券機構違規透支,新聞媒介推波助瀾,誤導誤信股民跟風等,都是信息傳遞機制不暢,功能存在障礙的具體表現。西方學者普遍認為,在證券市場的信息傳遞模型中,除非有嚴格的約束條件,否則不存在唯一均衡。只有提高企業自己的信息成本,才能實現有效的分離均衡,才能使信用差的企業放棄模仿信譽好的企業的動機,但均衡的唯一性仍是一個有待繼續解決的問題。結合我國的證券市場,其核心是保證信息傳遞暢通、充分、準確,從而逐步趨于完全對稱。具體措施是:實現國有股和法人股的上市流通,以利健全信息傳遞機制,改善市場結構,減少信息扭曲,提高信息質量,發揮信息顯示器的正常功能。信息是一種特殊的商品,需求者實際上無權選擇,一旦信息質量存在問題,信息使用者的利益將無法挽回。因此規范和完善上市公司信息傳遞機制,降低信息成本,規范會計職業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要加強對注冊會計師的管理,提高其風險度;另一方面加強行業自律,提高其約束自己的行為的能力。信息成本的存在使非對稱信息的產生成溪必然。

另外一個熱點問題是：中國國有企業由于經營不善,面臨倒閉,在新的政策下,國企拍賣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如何使國有企業的拍賣更為有效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拍賣前必須先清楚兩點:一是被拍賣企業的經營現狀;二是評估該企業的資產。拍賣理論的核心內容是弄清投標者對被拍賣企業的真實評價。這就需要投標者花一定的時間與精力去調查該企業的資產狀況,同時,拍賣者也要盡力弄清投標者對企業的真實評價。在歐洲,許多拍賣者得到的價格都低于投標者對企業的真實評價,因為,常常有這樣的集團,由于他們比別人更了解該企業,掌握了有關該企業的更充分的信息,從而壓低了該企業的價格。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可以進行二級密封價格拍賣法,即通過投標者之間的競爭,由出價最高者以次高價格購買,從而激勵投標者說真話。不過,拍賣者有時也會與投標者合謀,從而使拍賣失效,尤其是在拍賣公益企業時。故而,應采取一種更為公開的拍賣方式,讓更多的投標者競爭。比如,英國就把一些公共事業企業賣給法國(如水利系統)和美國(如電信系統)。中國不一定要采取這樣的方式,但一定要使信息更為公開,拍賣更為公正,這樣,才能使拍賣成功。在經濟轉軌時期,國有企業的所有者是由政府代表的全體人民,但在實際操作中,不同的企業隸屬于不同的政府部門。因此在企業兼并時會常伴隨有“一定的道德風險”問題。這一問題很有意義，其核心是產權問題。兩個歸屬不同政府部門的企業兼并時,兼并合同會偏向哪一方或保持中立是很難給出清楚明確的解釋的,因為兩個政府部門有不同的利益目標。這與委托—理論略不同。委托—理論告訴我們,對于一個委托人、一個人的情形,委托人應該為人設計一種有效的激勵機制,比如高工資,與工作績效掛鉤的獎金等使人更有效地工作。一般來說,為了控制風險,一個人不允許同時有兩個委托人。在這種情況下,“兼并”是一種有效的激勵機制。由于受到“兼并”的威脅,人即經理會更努力地經營企業,使企業的資產不斷增殖。通常情況下,經理并不希望“兼并”發生,除非其經營狀況相當糟。事實上,通過對兼并制度的分析及對兼并實例的考察,我們認為,“兼并”的作用與效果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么好。如前所言,分屬兩個政府部門的企業之間的“兼并”則有所不同。在這種情況下,至少存在兩個委托人,其中一個委托人會控制兼并合同的簽訂,從而弱化另一個委托人的權力。

三．國有企業的激勵問題分析

國有資產是通過層層的關系才到達企業的,而中國國企的委托關系具有無限循環的特性。在委托—鏈條上的當事人既是委托人又是人。從理論上講,國有資產屬于全民,工人階級是全民的優秀代表,是初始委托人,委托政府作為國有資產的人,而政府又作為委托人委托經理來管理國有企業;經理是國企的人同時他又作為委托人,委托車間主任管理生產經營;車間主任是人同時又是委托人,委托工人進行生產。工人這時成為最低層次的人與最高層次委托人扣成一個環。因此,解決這種委托問題的關鍵就在于規避道德風險與逆向選擇,即使委托人和人的利益趨于一致。也就是委托人要在全社會設計一套對人的激勵相容約束機制的方案,使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必須維護委托人的長遠利益。變“損人利己”為“雙贏”是這套機制的核心所在。當對人付出的努力不能進行完全的檢驗,從而人有可能試圖只付出少于他能夠付出的努力時;當一個只根據行動而不兼顧結果支付報償的契約建立時,潛在的道德風險立即產生。對委托人來說,人行動是不可預測的,委托人的問題是如何根據可觀測到的信息(資產增值率、利潤率、市場占有率、同行業企業家正常利潤等)來獎懲人,以激勵其選擇對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動。我們用A表示人所有可能選擇的行動的集合,a∈A表示人的一個行動,可以是任何維度的決策變量如a=(a1、a2……),a1、a2表示人在數量和質量上的工作時間或代表固定資產投資和開發研究等。θ是外生變量稱“自然狀態”,a、θ決定一個可觀測的結果π(a、θ),如產出。委托人的問題是設計一個激勵合同S(π),根據觀測的產出π對人進行獎懲。設人努力的負效用為C(a),委托人的期望效用函數為V=π(aθ)-S(π),人的期望效用函數為U=S(π)-C(a)。前面已經提到委托人和人的利益是沖突的,因此除非委托人能對人提供足夠的激勵,否則,人不會如委托人希望的那樣努力工作。委托人的問題就是選擇a和S(π)最大化,即上述自己期望效用函數。但這樣做的時候面臨著來自人的兩個約束。第一個約束是參與約束即人接受合同得到的期望效用不能小于不接受合同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U(由其他市場機會決定),可以表示為S(π)-C(a)≥U。第二個約束是激勵相容約束,在任何激勵合同S(π)下,人總是選擇使自己期望效用最大化的a,因此任何委托人期望的a都只能通過人的效用最大化行為實現。如果a是委托人希望的行動,a′∈A是人可以選擇的任何行動,那么只有當人從選擇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大于從選擇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人才會選擇a,激勵相容約束的數學表述如下:s〔π(aθ)-C(a)〕≥S〔π(a′θ)-C(a′)〕a′∈A,這就是解決道德風險的基本簡化模型。當然要得出最優解需經過一系列的數學變換,還要考慮a、θ的分布密度,這里從略。

下面討論逆向選擇模型。根據顯示原理,我們只需要考慮能使人出于自身利益真實顯示他所屬類型的契約,并根據聲稱自己具有的屬性來決定按契約支付報償。a為人的內在屬性(不是道德風險模型中委托人希望選擇的行動),a′是人聲稱的屬性,W為委托人為人設計的契約,U為人的效用,則防范逆向選擇的模型為:U〔W(a),a〕≥〔W(a′)a〕aa′∈A上述激勵相容約束機制模型從表面看,在企業利潤的蛋糕上政府似乎分得了較少的份額,其實在這種機制的運作下的委托關系會創造循環的創新支力,會使企業利潤的蛋糕越做越大,國家、政府會得到長期的不斷增長的利潤“蛋糕”。在以上的模型下需要對企業的分配制度進行改革。人的收入一定與企業的業績掛鉤與職工分配基金脫鉤,體現出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的結合。尤其是智力要素價值要得到實現,得到蛋糕的份額與其努力程度成正比。同時,企業的激勵相容約束機制也需要一個規范化的市場環境。環境對人的約束是剛性的、使他別無選擇。市場的評價約束著人,公司的經營狀況基本取決于經理的能力,公司一旦破產,經理的人力資本價值在市場上就一貶到零,甚至可能從此斷送經理生涯。這種來自人力資本市場的約束是最硬的行為約束。而資本市場對人的約束是來自股東(委托人)的間接控制,使人不得不考慮委托人的利益和要求。企業激勵相容約束機制的運作需要法律的保障,企業經理的任用要通過法律程序,另外上級主管部門對企業的督查要法制化。還要建立企業內部職工舉報獎勵制度,這樣才能使國企委托——關系處于良性的循環之中,使這個環緊緊地圍住國有資產,使國有資產保值增值。

四．結語

客觀上講,非對稱信息的研究目的在于如何設計一種有效的經濟機制,選擇滿足委托人、人參與約束和激勵相容的約束激勵合同以期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函數,促使資源的帕累托最優。這方面研究理論和現實還有差距,但就約束、激勵的某一方面研究和實踐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可二者的相容僅表現為模型。特別是在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激勵理論和實踐呈現出日新月異,而約束的理論和實踐則相對滯后,使激勵機制發生扭曲,甚至有人認為監控就是懲罰。必須改變這種傳統的思維定式,實現激勵約束相容,二者不可偏頗。這方面我們有豐富的經驗,又有深刻的教訓。今天,我們正在構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許多問題有待信息經濟學去參與研究,如保險業、拍賣業、舊貨市場、棘輪效應、國企改革、稅收、財政、制度變遷以至產權等等。信息經濟學是一門新型的經濟學科,它適應信息社會的需要,體現知識經濟的發展,最能實現帕累托最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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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張維迎.博奕論與信息經濟學.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1996.1.

篇（3）

中圖分類號：F4079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85831（2013）05007306工程實踐表明，建設工程招標機制是否合理，不僅涉及建設工程造價控制，而且關系工程進度和質量目標的實現。在交易視角下，建設工程招標機制與拍賣機制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均屬經濟機制范疇，需要根據相關條件進行設計，以達到既定目標。由Hurwicz創立，Maskin和Myerson等人發展和完善的機制設計理論，為建設工程招標最優機制研究提供了一般性的理論分析框架，使建設工程招標最優機制的設計成為可能。

20世紀后葉，Myerson[1]開創了用機制設計方法研究拍賣機制的先河，其研究成果常被作為研究工程招標機制的經典文獻。沿著Myerson的研究思路，Harris & Raviv[2]以及Riley & Samuelson[3]等人在分析最優拍賣機制的同時，對Myerson的研究成果進行了完善和推廣，但他們均未考慮交易費用和技術方面的約束條件，因而其研究成果并不能直接套用于工程招標機制。李建章[4]采用Myerson開創的方法研究了有交易成本的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招標最優機制設計，但其僅考慮了交易費用，而沒有考慮技術方面的約束條件，以及為控制非法圍標行為而設置保留價等問題，故其理論和應用仍有待完善。邢會歌、王卓甫等[5]的研究認為，不同交易成本的工程項目應采用不同的招標機制，其根據工程交易費用的大小及其對工程招標機制設計的影響，提出中國工程招標機制設計思想，即零交易費用的工程招標機制和考慮交易費用的工程招標機制，它們相應分別采用最低價中標機制和綜合評標機制。在文獻[4， 5]的基礎上，王卓甫等[6]將交易成本納入招標方的商務目標，而將工程質量水平和建設工期等要求作為招標的技術約束條件，建立了建設工程招標模型，并提出了該模型下相應的評標機制，但文獻[6]并沒有從機制設計理論的高度出發進行工程招標機制設計，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理論支撐和依據，因而模型的有效性和實用性仍值得商榷。鄭邊江[7]從建設工程招標者的角度，重點分析了工程招標者收益最大化的招標機制設計問題，其借助機制設計理論和博弈論的方法，得出了私人估價模型下最優招標的簡化方法，運用顯示原理分析了一般條件下的最優招標機制設計，為工程招標問題的研究提供了一種新思路，但是其并沒有全面考慮工程招標實際目標和約束條件，也沒有提出建設工程招標最優機制設計的一般性框架。向為民[8]則引入價值工程的分析方法以改進現有招標評標方法，通過功能評價、成本評價及價值評價系數的計算，在一定程度上為擇優評標提供了科學依據。此外，隨著組合拍賣機制設計理論的發展[9-10]，一些文獻提出了建設工程組合招標機制設計問題[11-12]，但是組合招標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還有待工程實踐檢驗后得出結論。

綜合分析現有相關文獻可以看出，建設工程招標機制設計方面的研究正在逐步深入和完善，但其中部分研究缺乏理論支撐，有些研究則不符合招標實際，因而須在綜合考慮理論和實踐兩方面需要的前提下，對相關研究做進一步完善，以提高其成果的有效性和實用性。鑒于此，本文擬針對已有研究的各種不足，借助于機制設計理論，對建設工程招標最優機制做進一步探索，并在研究中試圖更全面地考察建設工程招標的實際目標和約束條件，以期獲得可行、有效的建設工程招標最優機制設計的一般性框架。

一、建設工程交易特點分析

建設工程交易一般先由工程發包方通過某種招標機制確定工程承包方和交易價格；據此交易雙方簽訂工程交易合同后，工程進入“邊生產、邊交易”的活動。與一般交易相比，建設工程交易具有其自身的獨特性，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9卷第5期

王卓甫，等基于機制設計理論的建設工程招標最優機制設計

（1）“先訂貨，后生產”。一般交易通常是“一手交錢，一手易貨”；而建設工程交易是“先訂貨，后生產”，即先通過招標確定工程產品的“生產方”，然后再組織工程產品的生產或實施。事實上，工程招標僅是工程交易的開始，后面還存在復雜的交易過程。

（2）交易過程伴隨著較高的交易成本。建設工程交易過程通常受眾多因素的影響，且交易過程相對較長，因而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導致建設工程合同的不完備性，使交易過程存在較高的交易成本。

（3）交易雙方都面臨較大的風險。由于建設工程交易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包括環境的不確定性和交易合同的不完備性，以及交易雙方的信息不對稱性等，使交易雙方均面臨較大風險。在合同簽訂前階段，投標人為了中標可能利用自身擁有的信息優勢謊報自己的成本估價，即出現所謂的“逆向選擇”問題，另外，招標中還可能出現非法圍標等行為，由此給業主方帶來巨大的潛在風險；在合同簽訂后階段，發包方面臨著“道德風險”，而承包方則面臨實際成本高于投標價的風險。

（4）發包方對承包方能力要求的特殊性。發包方對承包方的能力要求通常包括對承包方技術、支付基本能力以及信用的要求。針對建設工程交易“先訂貨，后生產”的特點，發包方客觀上有必要對承包方的技術、支付的基本能力以及信用提出要求，以保證在規定時間內能得到符合合同規定要求的工程產品。其中，技術能力包括完成工程所必需的技術條件、類似工程經驗等方面；支付能力包括工程實施過程中的基本支付和抗風險的最大支付等方面；信用即承包人履行合同的誠信水平，是一種特殊的履行工程的能力。

（5）存在工程交易控制價問題。工程交易控制價包括最高控制價和最低控制價，其中，最高控制價的提出是為了遏止投標人的圍標行為。圍標在中國雖屬違法行為，但在利益驅動下，圍標現象時有發生。因此，招標人有必要設置一個最高控制價，以遏止不法投標人通過圍標哄抬市場價格。最低控制價的提出是為了控制“低價中標，高價索賠”現象，防止合同簽訂后發包方面臨過高的交易費用，以及相關的工程風險。

二、建設工程招標機制模型構建

（一）模型假設條件

根據建設工程交易的特點，招標人有必要在考慮交易費用和相關風險的前提下對建設工程招標機制進行合理設計。從機制設計的目標來看，可將其分為兩類：一是最優機制設計，即機制設計的目標是最大化招標人或發包方的預期收益；二是效率機制設計，即設計者的目標不是某方收益最大化，而是社會的整體效率最優[13-14]。本文從招標人的視角出發設計招標最優機制，其目標可認為是最小化招標人或發包方的總成本。

為便于建立建設工程招標最優機制模型，針對建設工程交易特點，提出下列基本假設：（1）招標人和所有投標人都是風險中性者；（2）各投標人根據自身生產力水平，獨立提出投標報價；（3）招標人對投標人的支付僅是投標人報價的函數；（4）所有投標人的成本估價具有共同已知的概率分布，其密度函數非負。

（二）模型的建立

在建設工程交易中，一個可行、完善的招標機制除應具有明確的工程造價或總成本目標外，還必須充分考慮工程質量、工期等非價格類目標。事實上，工程造價、質量和工期等目標密切相關，并不獨立。本研究僅討論在工程質量和工期確定的條件下，發包方工程造價或總成本最小所對應的招標最優機制。

假設某建設工程招標，有n個參與競爭的投標人，每個投標人i（i=1，2，…，n）對完成規定范圍內工程內容有一個自己的成本估價vi（稱為投標者的類型），vi為私人信息且vi∈[a，b]，其他人不知道其具體取值，只知道所有投標人的成本估價在[a，b]上具有共同已知的概率分布F（?），其密度函數f（?）≥0。設所有投標人成本估價支撐的乘積空間為V，則V可表達為n個[a，b]的乘積。

根據機制設計理論中的顯示原理，招標人在招標機制設計中只需考慮激勵相容的直接顯示機制，任何其他投標方式都可以有一個直接顯示機制與之等價，在這些直接機制下，投標人如實報告自己的類型是一個弱占優的均衡投標策略[9，15]。因此，在激勵相容的直接機制下，類型為vi的投標人向招標人報價ri時，其效用最大化的策略就是報告真實估價，即ri=vi。

招標人采用招標方式選擇承包人，其招標機制設計的目標是使自身總成本最小。而招標人的總成本，可分為兩部分來考慮，一部分是招標人對投標人的支付額，另一部分則是雙方交易過程中招標可能面臨的交易費用。設所有投標人提出的報價向量，即所有投標人的類型向量為v=（v1，v2，…，vn）=（vi，v-i），其中v-i=（v1，…，vi-1，vi+1，vn）表示除投標人i外其他投標人所構成的類型向量，招標人據此設計一個直接招標機制（pi（v），ei（v）），其代表一種分配規則，其中pi（v）是配置規則，表示投標人i中標的概率，ei（v）是支付規則，表示招標人對投標人i的規則支付額（此處并未假定不中標者不能獲得收益）。假設招標人與投標人i交易過程中其可能面臨的交易費用為c（θ，ηi），其中，θ表示與工程合同特點相關的參數，對同一合同為常量；ηi表示與投標人i的綜合能力相關的參數，則招標人的（期望）總成本函數可表達為：

U0（p，e）=∫V∑n1i=1[ei（v）+

c（θ，ηi）pi（v）]f（v）dv（1）

建設工程招標可視為一種逆向拍賣，故此處可借鑒Myerson的最優拍賣理論來設計建設工程招標機制。而根據顯示原理，建設工程招標最優機制只需在直接機制中尋找。與拍賣機制類似，招標人設計的直接招標機制要滿足參與約束、激勵相容約束以及數量約束才是可行的，但由于建設工程交易的特點，建設工程招標機制必須滿足承包人的能力、控制價等方面的約束條件。據此，建設工程招標最優機制模型可表達為：Min （（pi （v），ei （v））U0 （p，e） = ∫V ∑n1i = 1[ei （v） + c（θ，ηi ）pi （v）]f（v）dv（2）

s.t.Ui（p，e，vi）=∫V-i[ei（v）-vipi（v）]f-i（v）dv-i≥ui，i∈N，vi∈[a，b]11111（3）

Ui（p，e，vi）≥Ui（p，e，vi）∫V-i[ei（v-i，vi）-vipi（v-i，vi）]f-i（v）dv-i≥ui，11111（4）

i∈N，vi∈[a，b]，vi∈[a，b]11111

∑n1i=1pi（v）=1，pi（v）≥0，i∈N11111（5）

ηi≥ηr，i∈N11111（6）

rli

式（3）為參與約束，表示投標人i在招標人設計的機制下參與投標得到的期望收益Ui（p，e，vi）不低于其外部機會提供的最大期望收益，即保留收益ui，式中N表示投標人的集合。

式（4）為激勵相容約束，其能保證當其他投標人都真實報告自己的類型時，投標人i真實報告自己的類型比謊報其他的任何類型所獲得的收益都要大，式中vi表示投標人i謊報的類型，Ui（p，e，vi）表示其謊報自己的類型而獲得的收益。

式（5）是數量約束，表示所有投標人中標的概率之和不能超過1。

式（6）為對投標人/潛在承包人的能力約束，表示投標人的技術、支付能力以及信用等方面滿足招標方的總體要求，將這些非價格方面的因素歸結為一個變量η，稱為能力參數，以反映投標人的綜合能力，從而使模型不至于太過復雜。式中ηi表示投標人i的能力參數，ηr表示規定的投標人能力參數必須達到的最低標準。

式（7）為控制價約束，表示投標人的報價必須在招標人設置的最低控制價和最高控制價的范圍內，以控制因投標人非法圍標等產生的哄抬價格行為，以及惡意低價等引起發包方面臨過高交易費用的問題，式中ri表示投標人i的報價，rli和rh分別表示招標人設置的最低控制價（各投標人不同）和最高控制價。

建設工程招標最優機制設計的目標就是尋求上述模型的最優解，即在滿足式（3）-式（7）等5個約束條件下，式（2）的目標函數達到最小值。

三、建設工程招標機制模型的最優解分析

對式（2）-式（7）的模型，總存在一個可行的招標機制（p，e），使得滿足所有約束條件時招標人的總成本最小化，此時（p，e）即為最優機制。但是，直接用解析方法求解該模型困難很大，有必要根據實際招標程序先作適當簡化。

與拍賣機制模型相比，式（6）和式（7）是建設工程招標機制模型所增加的約束，這兩個約束條件影響因素較多，但它們與式（2）-式（5）聯系并不明顯，相對獨立。因此，可對式（6）和式（7）單獨處理，這并不影響式（2）-式（5）的求解。

對約束條件式（6）和式（7），兩者也相對獨立，討論的先后順序對求解結果也不會有影響，不妨先討論約束條件式（6）的處理。

約束條件式（6）是對投標人能力的限制，那些不滿足式（6）的投標人將被直接淘汰；同樣式（7）是對投標人報價的限制，那些不滿足式（7）的投標人也將被直接剔除。對式（6）和式（7）作上述處理后，招標機制模型得到了簡化，投標人集發生了變化。假設剩余的投標人集合變為N′（N′N），集合N′內的總投標人數為n′，則與原模型相比，簡化模型中招標人對投標人的選擇范圍縮小了，即從N縮小為N′，且簡化模型只剩參與約束、激勵相容約束以及數量約束等三個基本約束條件。這與Myerson的最優拍賣理論中的基準模型相類似，從而為模型的解析提供了基本思路。

消去式（6）和式（7）后，為進一步簡化招標機制模型的優化，引入直接招標機制可行的充分必要條件，即對滿足參與約束、激勵相容約束以及數量約束等三個基本約束條件的直接招標機制的特征作更直觀的闡述。

記Qi（p，vi）=∫V-ipi（v）f-i（v）dv-i，則Qi（p，vi）為給定vi時，投標人i中標的條件概率。

借鑒Myerson等的最優拍賣理論[1，3]，以及文獻[4， 9]等的研究成果，可得直接招標機制可行的充分必要條件為：

（a）Qi（p，vi）是非增函數，即：當vi≥vi時，Qi（p，vi）≤Qi（p，vi），i∈N′，

vi∈[a，b]，vi∈[a，b]；

（b）Ui（p，e，vi）=Ui（p，e，b）+∫bviQi（p，ti）dti，i∈N′，vi∈[a，b]

（c）Ui（p，e，b）≥ui，i∈N′

（d）∑n′1i=1pi（v）=1，pi（v）≥0，i∈N′

上述（a）-（d）是對原模型中約束條件式（3）-式（5）的直觀闡述，即約束條件式（3）-式（5）等價于（a）-（d）。根據顯示原理，招標人的目標就是從具有上述（a）-（d）所描述的特征的直接招標機制中選擇能使自身總成本最小的機制，即最優機制。利用式（3），招標人的總成本式（2）可轉化為：

U0（p，e）=∫V∑n′1i=1[ei（v）+c（θ，qi）（pi（v）]f（v）dv=

∑n′1i=1Ui（p，e，b）+∫V∑n′1i=1[vi+Fi（vi）/fi（vi）+

c（θ，ηi）]（pi（v）f（v））dv（8）

根據必要條件（b）有：

Ui（p，e，bi）=Ui（p，e，vi）-∫biviQi（p，ti）dti=

∫V-i[ei（v）-vipi（v）-∫bivipi（v-i，ti）dti]f-i（v）dv-i≥ui

令：ei（v）-vipi（v）-∫bivipi（v-i，ti）dti=0，此時在滿足投標人參與約束的前提條件下，∑n′1i=1Ui（p，e，bi）取到最小值∑n′1i=1ui。

進一步根據式（8），要使招標方的總成本式（1）最小化，需使：

∫V∑n1i=1[vi+Fi（vi）/fi（vi）+c（θ，ηi）] （pi（v）f（v））dv最小，即vi+Fi（vi）/fi（vi）+c（θ，ηi）最小。但在上文模型假設中已約定所有投標人成本估價具有共同已知的概率分布，即對各投標人i∈N′，有Fi（?）=F（?），fi（?）=f（?），故Fi（vi）/fi（vi）為常量，所以只要vi+c（θ，ηi）達到最小，招標方的總成本就能達到最小。

綜上分析，通過對約束條件的逐步簡化，消去技術及支付約束和控制價約束，即消去式（6）-式（7）之后，投標人由N個減小到N′個，由剩余的式（3）-式（5）三個基本約束條件，經推導可得出這樣的結論：招標最優機制應在N′個投標人中，選擇vi+c（θ，ηi）值最小的投標人作為中標人，以實現招標人總成本最小。換言之，本文所構建的招標機制模型在vi+c（θ，ηi）取到最小值時獲得相應的最優解。令C（p，e）=vi+c（θ，ηi），則招標最優機制（p，e）滿足下式：

C（p*，e*） = Min （（pi （v），ei （v））[vi + c（θ，ηi ）]（9）

但是，在實際招標中，滿足所有約束條件的投標人數是有限的，并不一定存在滿足式（9）的潛在中標人，因此只需比較所有有效投標人各自對應的C（p，e）值，選擇其中相對較優的投標人作為中標人。

四、建設工程招標最優機制的應用

（一）應用程序

根據建設工程招標最優機制分析，選擇中標人應按下列程序。

（1）用式（6）和式（7）對投標人進行篩選，即用技術及支付約束以及控制價約束對投標人進行篩選，不滿足式（6）和式（7）者被淘汰，滿足式（6）和式（7）者進入下一輪競爭。

（2）在經式（6）和式（7）篩選后的投標人中，用式（9）選擇中標人，并將中標人的報價定為合同價。

（二）相關參數的確定

（1）投標人的能力參數ηi和ηr的確定。ηi反映了投標人技術、支付的基本能力以及信用水平，可采用綜合評價方法確定；ηr是針對建設工程技術復雜程度、工程規模和工程重要程度等特點而確定的標準值；ηr和ηi應相匹配。

（2）最低控制價rli和最高控制價rh。

1）最低控制價rli。rli一般認為是投標人i的成本價，顯然不同投標人有相應不同的最低控制價。參考文獻[6]，投標人i的最低控制價rli可用下列兩式分析計算。

rli=r平×1+ki（10）

r平=招標概算價×1-δ（11）

式（10）和式（11）中，ki為浮動幅度，可將投標人的生產率水平與社會平均生產率水平比較而得，當投標人i的成本比社會成本低時取負值；δ為已招標工程的合同價低于招標設計概算價的比率的均值。

2）最高控制價rh。可按下列公式計算[6]：

rh=v0+vmax12（12）

式（12）中，v0為招標人對招標工程的估價；vmax為所有投標人報價的最大值。

（3）投標人i中標時發包人可能面臨的交易費用c（θ，ηi）。根據有限理性學說和交易費用理論，c（θ，ηi）的存在需同時滿足工程合同不完備和承包方存在機會主義行為兩個條件。當工程合同完備時c（θ，ηi）0；當承包方不存在機會主義行為時，也有c（θ，ηi）0。可將c（θ，ηi）簡化為：

c（θ，ηi）=c（θ）c（ηi）（13）

式（13）中，c（θ）為與工程合同完備性相關的函數，不同工程函數值不同，同一工程函數值為常數，在0～1之間取值；c（ηi）為與工程合同價，以及投標人i能力和信用相關的函數，可設c（ηi）與招標工程有效報價的均值成比例關系，即c（ηi）=有效報價的均值×ξi，其中，ξi為與投標人/潛在承包人i能力和信用相關的系數，在工程合同等方面的約束下，ξi存在最大值ξmax。如取ξmax=5%，則投標人i的ξi系數可取相對值，并有ξi

五、結論

機制設計理論的發展和完善，為建設工程招標機制設計提供了一種全新的分析框架。本文從招標方的視角，以機制設計理論為指導，站在新的高度對建設工程招標最優機制設計問題做了進一步探索：構建了建設工程招標最優機制設計模型，并提出了該模型下招標最優機制實施的可操作性程序。

在模型構建過程中，本文試圖更客觀、全面地反映建設工程招標的實際目標和約束條件。針對建設工程交易的特點，本文除考慮參與約束、激勵相容約束等基本約束外，新增加了能力約束和報價約束，并將其納入同一個框架模型中，使整個招標機制更為完善，因而模型的有效性和實用性也將更強。此外，與現有研究成果相比，本研究成果具有更強的理論支撐，為建設工程招標最優機制設計提供了一個一般性的分析框架。

本文所及相關參數的確定方法還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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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張怡， 史峰. 建設工程組合招標機制設計模型研究[J].人民長江， 2011， 42（23）： 102-106.

篇（4）

2.所得稅。很久以來,哲學家、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一直在研究所得稅原理,不同的公平原理決定了稅收結構。在20世紀40年代中期,維克里分析中強調累進稅率安排將會影響個人努力工作的積極性,因此他重新定義這個問題時注意到了以下兩個方面:激勵問題——每個個人在選擇工作努力程度時會考慮稅收安排,非對稱信息——實際上個人的生產力對政府來說是未知的,他定義了解決的總原則,但并未成功地掌握其精確因素。直到25年后,這個問題才被米爾利斯重新考慮,他通過建立一個范例(樣本),來分析具有廣效性的以非對稱信息為主要組成部分的經濟糾紛,解決了這一問題。米爾利斯定義了一個嚴格的條件(單一交叉點),大大簡化了問題,使問題有可能解決。他的分析中含有揭示原則——一個普遍原則的萌芽思想。根據這一原理,在非對稱信息條件下的激勵問題能從相對有限的分配機制集合中找到解決方法,這種分配機制能導致個人在不與自身利益沖突的情況下暴露出真實的私人信息。通過這一機制,制定最佳條約以及對激勵問題的其它解決辦法變得容易多了。

3.道德風險。在經濟活動中,往往存在著這樣的現象,即某些人在最大限度地增進自身利益時,往往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動。這就是所謂的道德風險。如保險業存在顯著的問題是被保物品的損壞不僅僅依賴于天氣、偷盜這些外部因素,而且依賴于投保人對被保物品的管理,這一點使保險公司付出了昂貴代價。健康和殘疾保險等社會保障體系中也出現類似問題。保險項目會加大風險承擔并影響到個人管理被保物品的辦法。在分析這些所謂的道德風險問題時面臨的主要困難與維克里強調,米爾利斯解決的所得稅問題很類似。20世紀70年代中期,通過簡化問題定義,米爾利斯為日益有力的分析鋪平了道路。他注意到人的行為間接暗示了對可能發生的各種結果可能性的選擇。因此,最佳補償協議的條件提供了人選擇可能性信息及保險保護必須被限制在一定范圍以提供商合適的激勵因素。在設計激勵方案時,委托人必須考慮激勵人的成本與委托人利益的一致性。人對處罰的敏感度越高,人對結果選擇的信息量越大,成本越低。合約中規定,人承擔不受歡迎結果的部分成本或者獲取令人滿意結果中的部分利潤。投保人像保管未保險物品一樣保管被保險物品,執行者像管理自己的公司一樣管理公司。

4.拍賣。拍賣的基本功能有兩個:一是提示信息,一是減少成本。非對稱性也是拍賣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拍賣時,潛在的購買者對出售的財產或權力了解不多。1961年、1962年維克里在兩篇論文中分析了不同類型拍賣的特點。維克里根據治理交易的制度規則,把拍賣分成四種類型:英式拍賣、荷蘭式拍賣、第一價格拍賣和第二價格拍賣(即次高價拍賣)。他著重研究了現在被稱為維克里拍賣的次高價拍賣。在這種拍賣中,物品根據封閉價被拍賣。出價最高者以次高價購買拍賣品。這是一種能引出個人真實意愿的機制實例。如果出價比自己所愿支付的更高價格,一個人需冒其他人也同樣行為的風險,則不得不虧本購買拍賣品。相反,如果一個人出比自己愿意支付的低的價格,他冒著也許其他人能比他自己所愿意支付的更低價格購得拍賣品。因此,在此類型拍賣中,真實報價對個人最為有利。這種拍賣具有更高的社會效率。維克里的分析不僅僅對拍賣理論有著重要意義,并且為設計能提供社會激勵的資源分配機制帶來了深入的洞察力。詹姆斯·米爾利斯和威廉·維克里共同榮獲了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獎勵他們在非對稱信息條件下的激勵理論領域作出的重要貢獻。下面分別介紹他們的主要理論貢獻。二．經濟中的非對稱信息以及相關問題

在勞動力市場中,雇主和雇員的信息是非對稱的。雇主無法了解雇員能力的信息,只能根據雇員的社會平均能力制訂工資標準,導致雇員的“逆向選擇”,直接造成高能力的雇員離職,公司多為低素質雇員,給公司造成一定損失,不能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甚至會造成“低素質員工驅逐高素質員工”的現象。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公司必須選擇某些易于辨別的信息。目前,教育水平作為顯示能力的主要信息之一,即不同能力的個人接受教育的成本不同,高素質人才通過選擇接受教育把自己與低素質人才區分開,但教育成本與能力具有非相關性,低素質的人才可以模仿高素質人才選擇相同的教育水平,從而使教育水平信息失真,導致“逆向選擇”。信息甄別成為解決“逆向選擇”的關鍵。這方面的研究和理論在模型上雖有重大進展,但它的實證性有待繼續測定。非對稱信息在產品市場中的表現與勞動力市場有相似之處,只不過是賣方更清楚成本、質量、價格等內在屬性,但不清楚買方愿意支付的價格、需求、市場的定位等;而買主正好與之相反。存在的隱患也主要是“逆向選擇”,問題的關鍵是信息傳遞。改善這種狀況的途徑,彭斯認為,如果較高質量的賣主能夠尋找到某種途徑向買主傳遞自身產品質量的信息,而為此付出的成本要比低質量產品的賣主低,使劣質產品賣主的模仿成本太大而不具有模仿的動機。總之,無論信息質量的優劣,只要高質量產品賣主的信息邊際成本小于低質量產品賣主的信息邊際成本,就可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改進。目前產品的廣告宣傳、商品的退賠、維修等保證,都是信息傳遞的簡單運用。

80年代西方學者把信息非對稱理論運用到金融市場,極大地豐富了金融中介理論和貨幣政策的傳遞機制,但同時也帶來了嚴重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由于信息的非對稱狀態,就鼓勵了信貸資金向低信用企業流動,抑制信貸資金向高信用企業的流動,即信用質量越差的企業,越可能取得信貸資金。這種不合理的資金分配機制對金融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具有極不利的影響。在完成交易之后,又引來了嚴重的“道德風險”,即放款人的利益受到侵害或損失,具體表現形式為:違背借款協議,改變資金用途,私自用于投機易或高風險項目;隱瞞投資收益,逃避償付義務;對資金的使用效益漠不關心,不負責任,致使借入資金發生損失。為什么金融市場中信息非對稱的表現與普通商品、勞動力市場有重大差別呢?因為金融市場具有不同于其他市場的重要特征。一般市場的交易是錢物交易,錢物兩清后,交易雙方基本上沒有后續權利和義務;而金融市場的交易大都是放款人放出資金后并不能馬上從借款人手中得到任何等價物質,他所得到的只是在未來某個日期償還本息的承諾。由于信息的非對稱,不同的借款人,甚至同一借款人在不同條件下作出承諾的可靠性,都不可能一樣,致使出現了嚴重的“道德風險”。如何解決這個問題,西方著名學者羅斯進行了大量開創性研究,他直切問題的核心,即企業的金融結構與市場價值的關系,這就是響譽世界的MM定理。他主張只根據企業負債比來測定企業的市場價值,他的分析方法雖沒有全新的結論,但他的方法是嶄新的,給人一種全新的境界。為了進一步規范金融市場,筆者主張在羅斯分析的基礎上,應完善以下機制:加強對證券持有人的約束;健全防止管理人員向外輸出錯誤信息的內在機制;嚴懲證券持有人賄賂管理人員,輸出錯誤信息,使自己謀利的非法行為;加快防止故意制造“道德風險”的立法工作。上述機制的完善和規范,都需要不斷地探索和實踐。

信息非對稱理論在證券市場運用中所引發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表現則更為嚴重。從某種意義上講,在證券市場上沒有辦法解決“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因為要減少“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基本條件是改善信息的非對稱狀態,要改善信息的非對稱狀態,必須花費一定的信息成本進行調查、分析和監督,然而證券市場的高度分散性,“搭便車”行為普遍存在,抑制了信息投資。目前,我國證券市場機構大戶操縱市場,銀行違規資金入市,證券機構違規透支,新聞媒介推波助瀾,誤導誤信股民跟風等,都是信息傳遞機制不暢,功能存在障礙的具體表現。西方學者普遍認為,在證券市場的信息傳遞模型中,除非有嚴格的約束條件,否則不存在唯一均衡。只有提高企業自己的信息成本,才能實現有效的分離均衡,才能使信用差的企業放棄模仿信譽好的企業的動機,但均衡的唯一性仍是一個有待繼續解決的問題。結合我國的證券市場,其核心是保證信息傳遞暢通、充分、準確,從而逐步趨于完全對稱。具體措施是:實現國有股和法人股的上市流通,以利健全信息傳遞機制,改善市場結構,減少信息扭曲,提高信息質量,發揮信息顯示器的正常功能。信息是一種特殊的商品,需求者實際上無權選擇,一旦信息質量存在問題,信息使用者的利益將無法挽回。因此規范和完善上市公司信息傳遞機制,降低信息成本,規范會計職業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要加強對注冊會計師的管理,提高其風險度;另一方面加強行業自律,提高其約束自己的行為的能力。信息成本的存在使非對稱信息的產生成溪必然。

另外一個熱點問題是：中國國有企業由于經營不善,面臨倒閉,在新的政策下,國企拍賣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如何使國有企業的拍賣更為有效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拍賣前必須先清楚兩點:一是被拍賣企業的經營現狀;二是評估該企業的資產。拍賣理論的核心內容是弄清投標者對被拍賣企業的真實評價。這就需要投標者花一定的時間與精力去調查該企業的資產狀況,同時,拍賣者也要盡力弄清投標者對企業的真實評價。在歐洲,許多拍賣者得到的價格都低于投標者對企業的真實評價,因為,常常有這樣的集團,由于他們比別人更了解該企業,掌握了有關該企業的更充分的信息,從而壓低了該企業的價格。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可以進行二級密封價格拍賣法,即通過投標者之間的競爭,由出價最高者以次高價格購買,從而激勵投標者說真話。不過,拍賣者有時也會與投標者合謀,從而使拍賣失效,尤其是在拍賣公益企業時。故而,應采取一種更為公開的拍賣方式,讓更多的投標者競爭。比如,英國就把一些公共事業企業賣給法國(如水利系統)和美國(如電信系統)。中國不一定要采取這樣的方式,但一定要使信息更為公開,拍賣更為公正,這樣,才能使拍賣成功。在經濟轉軌時期,國有企業的所有者是由政府代表的全體人民,但在實際操作中,不同的企業隸屬于不同的政府部門。因此在企業兼并時會常伴隨有“一定的道德風險”問題。這一問題很有意義，其核心是產權問題。兩個歸屬不同政府部門的企業兼并時,兼并合同會偏向哪一方或保持中立是很難給出清楚明確的解釋的,因為兩個政府部門有不同的利益目標。這與委托—理論略不同。委托—理論告訴我們,對于一個委托人、一個人的情形,委托人應該為人設計一種有效的激勵機制,比如高工資,與工作績效掛鉤的獎金等使人更有效地工作。一般來說,為了控制風險,一個人不允許同時有兩個委托人。在這種情況下,“兼并”是一種有效的激勵機制。由于受到“兼并”的威脅,人即經理會更努力地經營企業,使企業的資產不斷增殖。通常情況下,經理并不希望“兼并”發生,除非其經營狀況相當糟。事實上,通過對兼并制度的分析及對兼并實例的考察,我們認為,“兼并”的作用與效果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么好。如前所言,分屬兩個政府部門的企業之間的“兼并”則有所不同。在這種情況下,至少存在兩個委托人,其中一個委托人會控制兼并合同的簽訂,從而弱化另一個委托人的權力。三．國有企業的激勵問題分析

國有資產是通過層層的關系才到達企業的,而中國國企的委托關系具有無限循環的特性。在委托—鏈條上的當事人既是委托人又是人。從理論上講,國有資產屬于全民,工人階級是全民的優秀代表,是初始委托人,委托政府作為國有資產的人,而政府又作為委托人委托經理來管理國有企業;經理是國企的人同時他又作為委托人,委托車間主任管理生產經營;車間主任是人同時又是委托人,委托工人進行生產。工人這時成為最低層次的人與最高層次委托人扣成一個環。因此,解決這種委托問題的關鍵就在于規避道德風險與逆向選擇,即使委托人和人的利益趨于一致。也就是委托人要在全社會設計一套對人的激勵相容約束機制的方案,使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必須維護委托人的長遠利益。變“損人利己”為“雙贏”是這套機制的核心所在。當對人付出的努力不能進行完全的檢驗,從而人有可能試圖只付出少于他能夠付出的努力時;當一個只根據行動而不兼顧結果支付報償的契約建立時,潛在的道德風險立即產生。對委托人來說,人行動是不可預測的,委托人的問題是如何根據可觀測到的信息(資產增值率、利潤率、市場占有率、同行業企業家正常利潤等)來獎懲人,以激勵其選擇對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動。我們用A表示人所有可能選擇的行動的集合,a∈A表示人的一個行動,可以是任何維度的決策變量如a=(a1、a2……),a1、a2表示人在數量和質量上的工作時間或代表固定資產投資和開發研究等。θ是外生變量稱“自然狀態”,a、θ決定一個可觀測的結果π(a、θ),如產出。委托人的問題是設計一個激勵合同S(π),根據觀測的產出π對人進行獎懲。設人努力的負效用為C(a),委托人的期望效用函數為V=π(aθ)-S(π),人的期望效用函數為U=S(π)-C(a)。前面已經提到委托人和人的利益是沖突的,因此除非委托人能對人提供足夠的激勵,否則,人不會如委托人希望的那樣努力工作。委托人的問題就是選擇a和S(π)最大化,即上述自己期望效用函數。但這樣做的時候面臨著來自人的兩個約束。第一個約束是參與約束即人接受合同得到的期望效用不能小于不接受合同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U(由其他市場機會決定),可以表示為S(π)-C(a)≥U。第二個約束是激勵相容約束,在任何激勵合同S(π)下,人總是選擇使自己期望效用最大化的a,因此任何委托人期望的a都只能通過人的效用最大化行為實現。如果a是委托人希望的行動,a′∈A是人可以選擇的任何行動,那么只有當人從選擇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大于從選擇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人才會選擇a,激勵相容約束的數學表述如下:s〔π(aθ)-C(a)〕≥S〔π(a′θ)-C(a′)〕a′∈A,這就是解決道德風險的基本簡化模型。當然要得出最優解需經過一系列的數學變換,還要考慮a、θ的分布密度,這里從略。

下面討論逆向選擇模型。根據顯示原理,我們只需要考慮能使人出于自身利益真實顯示他所屬類型的契約,并根據聲稱自己具有的屬性來決定按契約支付報償。a為人的內在屬性(不是道德風險模型中委托人希望選擇的行動),a′是人聲稱的屬性,W為委托人為人設計的契約,U為人的效用,則防范逆向選擇的模型為:U〔W(a),a〕≥〔W(a′)a〕aa′∈A上述激勵相容約束機制模型從表面看,在企業利潤的蛋糕上政府似乎分得了較少的份額,其實在這種機制的運作下的委托關系會創造循環的創新支力,會使企業利潤的蛋糕越做越大,國家、政府會得到長期的不斷增長的利潤“蛋糕”。在以上的模型下需要對企業的分配制度進行改革。人的收入一定與企業的業績掛鉤與職工分配基金脫鉤,體現出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的結合。尤其是智力要素價值要得到實現,得到蛋糕的份額與其努力程度成正比。同時,企業的激勵相容約束機制也需要一個規范化的市場環境。環境對人的約束是剛性的、使他別無選擇。市場的評價約束著人,公司的經營狀況基本取決于經理的能力,公司一旦破產,經理的人力資本價值在市場上就一貶到零,甚至可能從此斷送經理生涯。這種來自人力資本市場的約束是最硬的行為約束。而資本市場對人的約束是來自股東(委托人)的間接控制,使人不得不考慮委托人的利益和要求。企業激勵相容約束機制的運作需要法律的保障,企業經理的任用要通過法律程序,另外上級主管部門對企業的督查要法制化。還要建立企業內部職工舉報獎勵制度,這樣才能使國企委托——關系處于良性的循環之中,使這個環緊緊地圍住國有資產,使國有資產保值增值。

四．結語

客觀上講,非對稱信息的研究目的在于如何設計一種有效的經濟機制,選擇滿足委托人、人參與約束和激勵相容的約束激勵合同以期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函數,促使資源的帕累托最優。這方面研究理論和現實還有差距,但就約束、激勵的某一方面研究和實踐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可二者的相容僅表現為模型。特別是在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激勵理論和實踐呈現出日新月異,而約束的理論和實踐則相對滯后,使激勵機制發生扭曲,甚至有人認為監控就是懲罰。必須改變這種傳統的思維定式,實現激勵約束相容,二者不可偏頗。這方面我們有豐富的經驗,又有深刻的教訓。今天,我們正在構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許多問題有待信息經濟學去參與研究,如保險業、拍賣業、舊貨市場、棘輪效應、國企改革、稅收、財政、制度變遷以至產權等等。信息經濟學是一門新型的經濟學科,它適應信息社會的需要,體現知識經濟的發展,最能實現帕累托最優。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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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關鍵詞:中小企業 企業成長 機制設計 契約

隨著中小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的日益突出,中小企業的穩健成長對企業、社會、國家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在創新速度、市場競爭、稅負、融資、員工激勵、技術和管理水平等因素影響下,當前中小企業的成長速度相對緩慢,生命周期偏短,其持續性成長成為相關機構及學者研究的主題。

國內外關于中小企業成長的研究主要分為四類:剖析企業成長的動因分析,主要有Edith T Penrose(1959)、楊杜(1995)的資源利用理論、Ansoff(1965)的現實能力和潛在能力的協同理論、Peter Drucker(1966)的員工成長理論、Williamson,O.E(1971)的企業邊界理論、Alfred D.Chandler(1962,1977)的管理層級制理論、Boone(1996)的企業家成長動機理論等;中小企業成長過程研究,主要有John Kenneth Galbraith(1978)的成長路徑理論、Larry Greiner(1972)、Ichak Adizes(1979)的成長生命周期階段理論等;中小企業成長的因素分析及成長性評價研究,主要有Storey(1994)的影響企業成長的35個因素分析、Adli abouzeedan和Micheal Busler(2005)的中小企業成長的ASPEM模型研究;中小企業成長的經營管理研究,有Chris R.Chatwin(1996)的基于知識系統的中小企業運營管理、Jens Hutzschenreuter(2009)的中小企業的管理控制模型研究等。

上述研究主要從企業資源及能力理論、競爭戰略理論、交易費用理論等視角解釋或剖析企業成長的動因,從產權結構、管理職能、技術、體制、生產方式等方面定性描述中小企業的管理運營進而實現企業成長。本文從機制設計的角度研究中小企業與其他主體之間的關系,構建合理的契約環境實現中小企業持續成長。

機制設計理論

上世紀70年代以來,經濟研究開始普遍重視企業組織的作用。機制設計是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分支,從經濟學的信息不對稱、激勵、個人行為出發,研究社會制度或經濟組織要如何設計,才能使得盡管每個人的行為不同,但可以根據各自的信息和情況進行優化,最終實現社會效果或組織目標。

對于已知的環境集、結果空間Z和目標函數F,尋找一個隱私保障的機制π=(Μ,μ,h)實現定義于的F(利奧尼德•赫維茨,2009),其中Μ:信息空間;μ:Μ的均衡信息對應,代表了經紀人的行為;h:MZ的結果函數。若對于屬于已知空間的全部環境,機制π都能得到對應相應環境的滿意結果,即π實現了定義于的F(見圖1)。

由此分散資源配置的三個關鍵因素:信息、激勵和人的約束被確定,并發展成為機制設計理論的三個分支(Daniel McFadden,2009)(見圖2)。第一個分支是有關信息經濟學理論;第二個分支是激勵理論,被應用于公共物品的社會決策和拍賣理論;第三個分支是關于有限理性的分析,經濟人處理信息能力的有限性和自利假設的局限性;機制設計理論的這三個分支之間有著重要的聯系,激勵理論是委托-理論和規制理論的基礎,信息的依賴性在機制設計決策中有著重要的地位,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的發展促進了機制設計方面的研究。 現實中的人都是“契約人”,他們無不處于交易之中,并用各種或明或暗的“契約”來規制他們的交易。中小企業可被視為一個契約主體,通過設計機制引導企業主體的行為從而實現企業的持續成長。

機制引導中小企業成長

工程力學金屬拉伸試驗中,對金屬試樣施加拉力,試樣產生變形。根據形變的不同,拉伸過程可分為四個階段,如圖3所示。

彈性階段OA:拉力和伸長成正比關系,表明鋼材的應力與應變為線性關系。

屈服階段AB:當應力超過彈性極限到達鋸齒狀曲線時,示力盤上的主針暫停轉動或開始回轉并往復運動,試樣在承受的拉力不繼續增加或稍微減少的情況下變形卻繼續伸長,這種現象稱為材料的屈服。即當載荷增大到屈服點時,試樣所承受的載荷幾乎不變,但金屬卻產生了不斷增加的塑性變形。

強化階段BC:過了屈服階段以后,試樣材料因塑性變形其內部晶體組織結構重新得到調整,其抵抗變形的能力增強,隨著拉力的增加,伸長變形也隨之增加,材料的力學性能發生變化。

頸縮和斷裂階段CD:拉力達到Fm以后,變形主要集中于試樣的某一局部區域,該處橫截面面積急劇減小“頸縮”,此時拉力隨著下降,直至試樣被拉斷。

如果把金屬試樣比作一個中小企業,所施加的載荷比作企業的一種(或一類)機制,當機制實施于中小企業時,在機制開始作用的階段(OA),企業在這種機制的作用下有序經營發展;機制作用于企業一段時間后,企業主體的行為在機制引導下潛移默化地改變,企業經營各方面發生很大的變化(AB),在這個類似于“屈服”的階段,機制對企業的影響逐漸擴散,企業能力得到重塑;隨著機制的繼續實施,企業能力經機制在屈服階段重塑后得到顯著提高,企業可通過由這種機制衍生的企業變革能力實現企業的繼續成長(BC);原有的機制已不能適應企業的發展(CD階段),必須進行機制創新實現企業的持續成長。

機制設計在中小企業成長中的應用

基于機制設計的中小企業成長研究視中小企業為一個契約主體,著重分析企業契約主體與其他主體之間的關系。與中小企業成長相關的最重要的主體有三個:相關機構、相關大企業、員工(假設其他主體在本設計中忽略)。

(一)相關機構

與中小企業成長具有密切關系的相關機構很多,比如與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相關的政府和銀行。銀行之所以不愿意貸款給中小企業,其原因主要在于:信用風險,中小企業的信用往往不足以支撐貸款;財務風險,很多中小企業財務本身不透明;市場風險:中小企業抗市場需求變化的風險能力差;交易成本高:給中小企業提供貸款可能需要簽訂上百個合同,導致交易成本高。從機制設計的角度,這四個方面可概括為契約風險。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原因可歸結為契約風險相對較大,解決問題的根本在于:機制導向、契約設計。

第一,對政府而言,政府的資金應以導向作用為主,靠政府的投資帶動更多民間投資而不是擠出民間投資,讓更多民間資本進入中小企業。

第二,對銀行而言,調整信貸結構,讓更多的貸款投入并落實到實體經濟而不是虛擬經濟中,解決中小企業的流動資金問題。

第三,對中小企業而言,必須明確企業責任和管理倫理,在宏觀政策大背景中,在政府規制和公眾監督下誠信經營。

由于銀行、民間資本與中小企業之間信息不對稱,契約風險較大,合理的機制設計避免逆向選擇和防范道德風險是構建中小企業與相關機構契約環境的關鍵。

(二)相關大企業

大企業利用中小企業不斷推進其資本積累,中小企業成為經濟的弱者沉淀在產業結構的底邊,由此形成能夠影響外部環境的大企業系統和受制于外部環境的中小企業系統的二元經濟結構。大企業主導的市場環境是中小企業重要的外部環境,面對與相關大企業競爭和共生的外部環境,在不斷博弈選擇適合的發展道路和制度形式的過程中,與大企業聯盟合作是中小企業實現成長的重要策略之一。中小企業不僅可以借助供應鏈上大企業的信譽進行供應鏈融資,還可以與大企業優勢互補共同發展。

在與大企業合作過程中,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一方是委托方,另一方是方,應用委托-模型,引入合理的契約參數、設計有效的資源配置及任務分配合同,引導和制約兩個契約主體的行為,實現合作目標。

(三)員工

由經理階層和中高層管理人員構成的管理層級以及組織結構決定了企業成長的方向和速度。企業成長的程度由員工所能成長的程度決定,因此中小企業成長的關鍵途徑在于實現員工的成長。

由于中小企業制度不規范、激勵方式不合理、發展機會空間受限等導致企業核心員工流失影響了中小企業的成長發展,這些問題從機制設計的角度可歸結為員工激勵不足。從信息、激勵、人約束三方面進行機制設計的思路在于:

第一,從人約束角度出發,中小企業必須實現成長(在企業-員工契約模型中,員工是人)。企業成長為員工的成長提供了機會和空間,更重要的是,使員工獲得了最根本且持久的心理激勵,這種激勵將成為員工成長的源泉,進而推動企業成長。

第二,從信息角度出發,員工所能成長的程度由其所具有的知識決定,構建中小企業員工知識共享機制是促進員工成長的根本途徑。

第三,從激勵角度出發,設計合理參數,運用激勵理論進行員工激勵的契約設計。

相關機構與相關大企業決定了中小企業的外部經濟,員工決定了中小企業的內部經濟,內部經濟與外部經濟共同作用決定中小企業成長。

結論

視中小企業為契約主體,基于機制設計理論的三個關鍵因素(信息、激勵、人約束),研究了中小企業與相關機構、相關大企業以及員工之間的關系,通過構建合理的契約環境引導契約主體的行為,實現中小企業成長的外部經濟與內部經濟,為中小企業的持續成長提供新的思路,關于中小企業成長的機制設計模型是下一步的研究目標。

參考文獻:

篇（6）

“頂層設計”最初為引進的工程學概念，英文為“Top-down”。它被定義為從最高端向最低端、從一般到特殊展開系統推進的設計方法。其實質是“將系統理念貫穿于該系統內的各子系統之中，每個子系統同樣需要經過提煉的理念并向下一級系統延伸，直到闡明系統的基本要素為止”。近年來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高等學校人才培養目標不斷豐富和延伸，具有復合性和創新性的人才成為各用人單位爭相尋找的目標。面對新的社會需求和人才培養要求，傳統的高校就業教育，無論是在教育方法上、內容上都呈現出滯后性，已經無法適應市場和社會的需求，因此，用新的視角和方法構建和完善高校就業指導體系，意義重大。

一、高校就業指導“頂層設計”的必要性

1、是統一認識，樹立核心理念的需要

每所高校與就業相關的部門都有各式各樣表述繁雜的教育理念，有的相互重疊，有的互不相干，而高校就業發展的核心理念是什么卻不得而知。

就目前情況而言，與高校就業工作相關的部門大致可以包括：高校創業就業指導機構、學生工作處、團委、教務處等等，各部門對高校就業教育的理解不盡相同，比如高校創就業指導中心，一般都會以就業政策法規指導作為其主要工作內容，強調政策性和指導性；而學生處一般會從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入手對學生就業進行思想引導，強調示范性；團委作為大學生思想引領的主要負責部門，更多會從創新性和實踐性角度對就業工作進行拓展和延伸；而教務部門往往會從課程設置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上，對就業指導的形式進行規范和管理。這樣就在客觀上造成了對就業指導的整體發展缺乏統一理解，沒有核心理念。

2、是明確統一目標、終極目標的需要

學校就業指導相關各部門都有相應的目標，諸如德育目標、教學目標、后勤管理目標、特色目標等等。這些目標經常變換和更改，最終很有可能導致就業指導走向形式主義，成為了考核部門或者某一局部團體工作的組成部分，而考核內容往往只是關注大學生成功就業的典型，忽視了絕大多數學生的需求和想法。最終導致就業工作的項目五花八門、豐富多彩，而學生或是不知所謂、或是疲于應付、或是盲目跟風，最終虎頭蛇尾只賺了聲吆喝。

3、是系統整合高校就業指導工作的需要

高等院校就業指導各部門或多或少存在各自為政的現象，無法形成合力；理念和目標成了一種虛假的擺設；就業教育硬件設計與軟件設計不匹配，各吹各號各唱各調。

由于高校各管理部門職能不同，因此針對大學生就業指導，各部門的工作內容和工作落腳點都不一樣。于是，對目標的不確定性和客觀環境尤其是各職能部門的垂直領導機關對就業教育相關部分要求的區別性，造成了就業教育往往成為各職能部門工作特色和工作內容的補充，用所謂的亮點工程代替了需要持久投入和科學管理的規劃治理。這樣，針對高校大學生的就業教育看似熱鬧紛繁，其實卻是“鐵路警察各管一段”，由此可見，目前高校的就業指導急需“頂層設計”。

二、實施高校就業指導“頂層設計”的主要困難

1、就業指導相關部門的各自為政

因為部門職責不同，同時相對獨立，使得就業指導的項目分屬不同部門，且相互之間內容相近、功能雷同，造成不必要的資源浪費，影響學生的參與積極性。

2、考核就業工作標準的單一性

在很多情況下，考核高校就業工作主要就是參照就業率，用單一的百分比和數字代表就業工作的主要內容。這樣的衡量標準本身就是不科學的和片面的。

3、高校本身對承擔就業指導工作職能的抵觸

眾所周知，在國際范圍內，大學生的就業工作，從根本上是屬于政府職能序列的，高校作為人才培養的主要載體，并不是主要承擔就業壓力的載體，無論是其占有的社會資源，還是就其功能本身，其就業指導教育功能是主要方面，而不是解決就業問題。

三、高校就業指導“頂層設計”的實施路徑

1、“頂層目標”設計的原則

高校就業指導“頂層設計”的關鍵在于核心理念的提煉。核心理念不宜多頭表述，它的提煉應當遵循這樣一些基本原則：一是簡明，核心理念的提煉不宜過長，言簡意賅是基本的特質。二是普適，就業指導就是要讓大多數學生從教育的過程中獲取就業所必需的基本技能和政策，同時對未來未知社會自身價值定位進行重新判斷，以及勇于通過自己的努力拼搏和創新思維，發現未來發展機遇，掌握自身發展進程的綜合能力。所以普適原則實際上是對傳統就業教育理念的提煉和升華。三是蘊藉，即富有內涵。核心理念一旦確定是會在長時間內得到固守和加強的，不允許隨意更改和刪減。因此具有較為豐富的人文內涵就成為其能否傳承的關鍵。四是兼容，即理念可兼容優秀傳統又可彰顯時代精神，可表現民族特質又可接納世界文明。

高校就業指導“頂層目標”（即最高目標）必須與核心理念相一致，體現核心理念的基本意蘊和價值取向，不可游離，更不可背離。要求做到：精練簡明、通俗易懂、指向明晰。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就業教育的核心理念需要得到參與主體的廣泛認同。很多高校創業教育的發展理念、思路、計劃和措施一般不是在征得廣大師生員工認同的基礎上產生的，而是由學校幾個領導研究形成的。沒有群眾的知曉和認同，再好的發展理念和計劃都難以在實踐中得到貫徹和落實，甚至會招致巨大阻力和抗拒。

2、二級系統設計統籌兼顧

核心理念和“頂層目標”決定并演繹出“頂層設計”的二級系統。二級系統包括兩個基本構架：學校組織系統和學校非組織系統。組織系統包括學校管理、教學工作、德育工作、后勤服務等；非組織系統包括制度和文化。兩個系統一個有形一個無形，兩者相互影響不可分割，統籌兼顧，共同為核心理念服務。

3、三級系統設計切實可行

學校就業工作“頂層設計”的三級系統即“施工系統”。主體包括參與高校就業工作的學校師生員工、家長、社區成員、指導專家、支持單位等，“施工系統”主力是以教師為主的直接參與者。“施工者”應分別根據二級系統的部門理念和目標，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細案，并付諸實踐。這一層級，目前在高校就業教育過程中，已經得到了較多的關注和執行，而且基本都是以項目化的形式開展，也已經取得了一定成績。因此，對高校就業工作的頂層設計，主要針對的還是其上層建筑和理念，通過統籌規劃和科學管理，合理配置高校的就業資源，以期服務于學生成長和高校發展，獲得社會、學校、學生的共贏。

【參考文獻】

篇（7）

為認真貫徹落實公安部關于構建“大教育、大培訓”工作體系的決策部署，加快促進公安高等教育轉型發展，積極推進教學改革，公安院校專業課程的教學設計逐漸被提上日程，本文以治安管理學為例，分析治安管理學教學設計的理論基礎與基本要素，力求推動公安院校教學改革向前發展。

一、治安管理學教學設計的理論基礎

教學設計在西方國家研究起步比較早。在我國，教學設計作為新興的教育學科，是在教育技術學中逐漸形成的。20世紀80年代，教學設計在我國逐漸成熟和完善。

（一）系統科學理論

我們可以把教學設計看作一個系統，這些系統之間有一種內在的聯系。著名的美國學者肯普曾經用系統的觀點，對教學設計定義進行分析。他認為，教學設計是采用系統方法，分析教學過程中各部分存在問題，并對其進行規劃的過程。烏美娜是我國教學設計方面的專家，她認為，教學設計是運用系統方法進行分析，考察教學中存在的問題和確定教學目標，建立一個戰略方案，并對方案進行修改的過程。我們對以上兩個定義加以分析和概括，可以得出教學設計實質就是一個系統，其根本目的是解決教學中存在的實際問題。

治安管理學教學設計就是一個系統，通常由教師的教、學生的學、教學內容、教學措施等要素組成，這些要素是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的。為了最大限度地發揮系統的功能，我們應實現教學設計系統要素整體組合與優化。同時，治安管理學教學設計要結合學科本身內容，并注重學科邏輯結構和學員自身身心發展差異，有層次、有步驟地進行科學安排。這對教師和學員的要求提高了，無論教師在教學活動上，還是學員本身的學習中，都應有所體現。系統理論應貫穿于課堂教學，乃至整個教學過程之中。

（二）教學理論

治安管理學教學理論是治安管理學教學設計最直接的理論來源。世界上關于教學理論提法很多，在我國教學理論思想源遠流長，特別是以春秋戰國時期的“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教學思想，在“教師的教”與“學生的學”的關系上，具有獨到的見解，至今仍然對治安管理學教學設計有著重要影響。例如，孔子的因材施教、學而知之、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等教學觀點，孟子的循序漸進、自得等精辟的教學論斷。我們通過分析古今中外關于教學設計的材料，發現了許多教學過程中存在的內在的本質和客觀規律，這些可以作為治安管理學教學設計的理論來源。

治安管理學教學理論認為，突出治安管理主體、客體及其運行規律是治安管理學教學理論的鮮明特色。治安管理學教學理論研究范圍涉及面廣，主要包括教學基本原理研究、教學方法和手段研究以及課程與教材等方面。

（三）學習理論

學習理論對治安管理學教學設計的發展起著重要的借鑒作用，治安管理學教學設計應吸收學習理論新的科研成果。從廣義上說，學習理論是一種心理學理論，其目的在于探究人類學習的本質，并不斷分析其形成機制。治安管理學教學設計是為學生學習而創設的環境，是根據不同層次學員的實際需要而設計不同的教學計劃，因此，應以學習理論作為其理論基礎。運用學習理論進行教學設計，能夠充分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同時，學習理論對于教師課堂授課方面也有重要意義。例如，認知學派對治安管理學教學設計的影響有以下幾點：學習過程是一個學員主動接受刺激和積極思考的過程；學習要依靠學員的主觀效能，應該以原有的舊知識作為基礎，從而接受和理解新知識，進而形成最佳的認知結構；教師要充分重視學生認知結構和學科知識體系的關系，以確保學員進行有效地學習。因此，在治安管理學教學設計中，應特別重視學員特性的分析，以學習者原有的知識、能力、認知結構等作為教學起點，重視授課內容的分析，充分考慮治安管理學學科內容的知識結構和學員認知結構的一致性，以確保不同層次的學員對新知識加深理解，并對其認知結構的重新構建打下基礎。

教學設計還應特別重視教學措施的制定、充分合理利用媒體，以確保學員積極參與到教學活動之中，形成一種教學相長的局面，更好地促進有效學習的發生。治安管理學教學設計是為了促進不同層次學員學習而設計的教學策略。為了制定更加有效的教學策略，使教學效果達到最佳狀態，教師必須廣泛了解學習活動過程。學習理論則恰恰闡述了學習是怎樣發生的、什么是學習有效，什么是學習無效、為什么導致有效學習與無效學習等，這些觀點都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因此，必須以學習理論作為治安管理學教學設計的理論基礎。

（四）傳播理論

依據信息論的觀點，教學過程也是一個教育信息傳播的過程，在傳播過程中，有其內在的規律性，因此課堂教學設計也應該以信息傳播理論作為理論基礎。治安管理學教學信息傳播是由教師和學生在共同活動的過程中形成的一個信息傳遞與交流系統。它通常由教師、學生、教學信息和教學媒體四個要素構成。在治安管理學教學設計中，要重視教學信息反饋的作用，它既能夠提高教學效果，同時也是教師主導作用的體現。教學信息反饋應做到及時、全面，教師應該了解各種層次學員的基本情況，并對反饋信息進行認真分析，分清主次，抓住要點，根據教學進度進行控制。

二、治安管理學教學設計的基本要素

治安管理學教學設計通常包括教學對象、教學目標、教學策略、教學評價等四個基本要素。

（一）教學對象

治安管理學教學對象的分析，包括對教學對象原有知識水平的分析、教學對象知識水平構成成分的分析以及教學對象在生理、智力、發展等方面特點的分析。公安院校的教學對象既有全日制的本、專科學生，也有各種層次在職培訓的民警，這就要求教師在進行教學設計時分析教學對象，這是做好教學設計的基礎。

首先應該分析學生的起點或傾向，學員在接受新學習任務之前，原有知識結構與基本技能、學習的習慣、學習的態度等方面的準備，也就是學員的原有基礎知識。教學經驗和理論研究結果表明，學員的原有基礎可以看作是新學習的內部前提條件之一，這個條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新學習的效果；其次，應該分析學員應該達到的使能目標，從起點能力到終點能力之間，學員一定有許多知識、技能還未完全掌握，而掌握這些新知識、技能又可以看作是達到終點目標的前提條件。在實際公安教學過程中，通常是從終點目標出發，進而一步一步地揭示其使能目標。

（二）教學目標

治安管理學教學目標是指通過一定的教學活動，使學習者應該掌握的技能與知識，應該具有的價值觀和情感態度，要盡可能用可測定的、可觀察的行為術語精確地表達出來。同時，教學目標也應該盡可能地表明學習者內部心理的不斷變化的過程。

1956年，美國著名的教育心理學家布魯姆首先立足于教育目標的特性，制定出了教育目標分類系統。他認為教育目標可分為三個目標領域，分別是認知、情感和動作技能。我們根據布魯姆的教育目標分類理論，結合我國公安教育實際情況，治安管理學教學目標可分為基本知識與技能、過程與方法、價值觀和情感態度三個維度。這三維課程目標是一個整體，基本知識與技能、過程與方法、價值觀和情感態度三個方面融為一體、不可分割。

（三）教學策略

治安管理學教學策略是指根據不同的教學條件，為了達到不同的教學效果所采用的方法和謀略，主要體現在“教”和“學”的交互活動過程之中。教學策略主要解決教師“應該怎樣教”和學生“應該如何學”的問題，可以看作是教師和學生互動的具體方案。教學策略通常是隱藏在教學活動之中的，它更多地體現在思想層面上，這些思想往往深深印在授課教師的頭腦中，促使教師較好地實現教學理論具體化，達到教學的目的。教學策略的選擇應該根據授課科目的不同以及課程的特點做出選擇，具有一定的目標性。治安管理學教學策略可分為教學傳遞策略，指教學信息通過何種媒體形式、按照何種順序傳遞給學員；教學組織策略，指課堂教學活動的具體組織形式；教學管理策略，包括教學資源管理、教學進度管理和教學活動控制管理等方面。

治安管理學教學策略是為實際教學服務的，是為了達到一定的教學目標和教學效果而設立的，因此，教學策略必須具有可操作性，特別是涉及治安管理實訓的內容，實踐性非常強，制定教學策略時應充分考慮實訓這一特征，并通過教學目標中的具體要求來實現。

（四）教學評價

治安管理學教學評價是指依據客觀標準和采取有效的技術手段，以教學目標作為依據，對教學過程及結果進行價值判斷，并為教學決策服務的活動。它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分別是對學生學業成績的評價和對教師教學質量的評價。治安管理學教學評價開始于確定教學目標，并貫穿于整個教學活動過程的始終。如果沒有教學評價這一環節，教學過程就失去一種重要的內部動力，教學效果實現最優化也只能是一句空話。治安管理學常用的教學評價有三種，分別是診斷性評價、形成性評價和總結性評價。

診斷性評價（事前評價），它是一種摸底性評價，這種評價可以了解教學各方面的基本情況，通過評價判斷學員對學習的準備情況及存在的問題，并找出主要原因；形成性評價（事中評價），通過評價發出的信息，可以掌握師生自己的教和學的基本情況，并針對具體反饋情況，調整教學行為。對于沒有理解的學生和已經完全理解的學生采取不同的方式，達到教學的初始目標；總結性評價（事后評價），這是一種“事后檢查”性評價，通過考察預先設定的教學目標，然后對教學效果做出科學評價。這種評價方式注重考察學員對某一學科整體掌握的程度，具有一定的概括性，次數較少。事后評價能進一步提高教學質量。

以上四個基本要素是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它們共同構成了治安管理學教學設計的總體框架。

參考文獻：

[1]李龍.教學過程設計.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

[2]李曉文，王瑩.教學策略.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篇（8）

（一）權力分化：博弈關系的前提條件

在我國，從中央－地方政府關系看，國家結構形式決定了中央政府的主導地位，與地方政府形成“領導支配－服從執行”關系。一方面中央與地方間權力不對等，中央承擔著指導和協調解決各地方、各部門以及跨區域、跨流域重大環境問題的職責，地方所承擔的職責以輔為主；另一方面中央在環境跨域管理過程中調控乏力，在政策規劃、實施以及協調相關機構過程中，難以充分發揮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導致地方積極性不高。

（二）主體分化：博弈關系形成

中央政府作為環境的宏觀管理者，目標取向是經濟、社會、環境的整體發展與相互協調，考慮的是整個社會的全局利益和長遠利益。地方政府對轄區內環境污染進行治理，并接受中央政府的監督和制約。地方政府作為“經濟人”決策時，為避免己方的效用損失，會采取機會主義的行為，以實現自身效用最大化，從而導致邊界環境糾紛頻繁以及跨域環境公共事務治理失靈。我國長期存在的區域封鎖、地方保護主義以及區域壁壘都可以看作是地方政府在政治博弈中做出最優反應的必然后果［2］。這種行為主體分化形成的利益博弈包含兩組關系：一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博弈競爭，是不平等主體間的博弈，稱為縱向競爭；一是參與人是平等主體的政府間的競爭博弈，稱為橫向競爭。（三）利益分化：地方政府自利動機在財政分權體制和以GDP為主要考核指標的政績考核機制下，這種自利性帶來的影響與結果是地方政府更加注重本地區經濟發展的短期利益，獲得更多的財政收入與政治晉升機會是地方官員的目標函數。地方政府為保護環境，需關閉重污染企業，要求企業采用新技術新工藝以減少污染，政府還需增加公共性投資以達到既定的減排標準，這無疑將增加企業生產成本，降低收益，進而減少地方生產總值。地方政府作為理性人，會根據成本與收益原則追求自身效用或利益最大化，選擇對自己有利的最優策略，對環境污染治理等涉及全局或其他地區利益的事則漠不關心［3］。

二、環境污染治理中央－地方利益博弈模型

（一）模型設定及說明

在環境跨域治理中，中央－地方各自的多個競爭策略構成策略集。地方政府的占優策略是無論中央政府采取何種策略都屬于地方政府最佳選擇的競爭策略，但是這種最佳選擇常常導致不理想的結果。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選擇，地方政府的占優策略是選擇不治理，由此將導致區域生態環境的惡化以及經濟發展的不可持續。本文僅就中央－地方、地方－地方間如何利用所掌握的信息進行決策、這種決策的均衡問題以及主體間的博弈機理進行探討。根據博弈理論確定博弈的幾個要素［4］：1．對弈者。這是一個博弈中的決策主體。本文將對弈者設定為中央政府A、地方政府B1和地方政府B2。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博弈競爭，中央－地方政府間博弈表示為N＝｛A，B1｝；地方政府間博弈競爭表示為N＝｛B1，B2｝，N為虛擬參與人。2．戰略。對弈者在給定信息集情況下的行動規則，一般用si表示第i個對弈人的一個特定戰略，Si＝｛si｝表示第i個對弈人所有可選擇的戰略集合［3］。政府間環境治理博弈中，中央政府的戰略選擇為Si＝｛檢查，不檢查｝，地方政府的戰略選擇為Si＝｛治理，不治理｝。戰略規定對弈者何時選擇何種行動。3．支付。特定的戰略組合下對弈者得到的效用水平。支付不但取決于自己的戰略選擇，還取決于其他對弈人的戰略選擇，我們用Ui表示第i個對弈者的支付，u＝｛u1，…ui…un｝為n個對弈人的支付組合。所有參與人戰略選擇的函數為Ui＝Ui｛s1…si…sn｝［3］。

（二）中央－地方政府競爭的博弈分析

在對待環境的問題上，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目標函數不一致。對中央政府來說，任何地區環境質量的惡化都意味著國家整體環境質量的下降。而地方政府為片面追求GDP，在面臨發展經濟和環境保護的兩難選擇時往往會忽視民生與和諧，犧牲環境。在中央－地方政府博弈過程中，地方政府擁有私人信息，稱為“人”，而中央政府不擁有私人信息，稱為“委托人”。在我國當前分權的治理體制下，中央政府將任務層層分解，通過行政逐級發包的方式，將經濟管理權限和行政管理權限下放到地方，構成典型的委托－關系［5］。委托－理論試圖解決在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下，如何使地方政府能夠按照中央政府的利益來行動，或者中央政府怎樣根據觀測和收集到的有關信息對地方政府進行獎懲，以激勵地方政府選擇對中央政府有利的行動。以下建立一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的博弈模型，并做如下假設：（1）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環境污染治理的檢查成本為Ca；（2）地方政府環境治理成本為Cb，Cb＝f（Q，G，P2），此為增函數，Q表示污染物治理量，G表示污染治理投資，P2表示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3）地方政府不按照中央政府的利益行動，選擇不治理時將受到的處罰D；（4）地方政府治理時收益為π；地方政府不治理、中央政府不檢查時的收益為ω，π＜Cb＜ω；（5）地方政府選擇治理，中央政府收益為Σ。第一種情況：在θ給定的的情況下，假定θ為地方政府治理的概率，α為中央政府檢查的概率，中央政府檢查（α＝1）和不檢查（α＝0）的期望收益分別為：μa（1，θ）＝（σ－Ca）θ＋（D－Ca）（1－θ）＝D－Ca＋（σ－D）θ；μa（0，θ）＝σθ＋0（1－θ）。解μa（1，θ）＝μa（0，θ）得納什均衡解θ′＝（D－Ca）／D，θ′表示如果地方政府治理的概率等于（D－Ca）／D，檢查和不檢查的效果是一致的；如果地方政府治理的概率大于（D－Ca）／D，中央政府的最優選擇是不檢查；如果地方政府治理的概率小于（D－Ca）／D，中央政府的最優選擇是檢查。第二種情況：在ɑ給定的情況下，地方政府選擇治理（θ＝1）和不治理（θ＝0）的期望收益分別為：μb（α，1）＝（π－Cb）α＋（π－Cb）（1－α）＝π－Cb；μb（α，0）＝－Dα＋ω（1－α）＝－（ω＋d）α＋ω。解μb（α，1）＝μb（α，0）得納什均衡解α′＝（ω＋Cb－π）／（ω＋D）。α′表示如果中央政府檢查的概率等于（ω＋Cb－π）／（ω＋D），地方政府隨機選擇治理或不治理；如果中央政府檢查的概率小于（ω＋Cb－π）／（ω＋D），地方政府的最優選擇是不治理；如果中央政府檢查的概率大于（ω＋Cb－π）／（ω＋D），地方政府的最優選擇是治理。因此，此時的混合戰略納什均衡是α′＝（ω＋Cb－π）／（ω＋D），θ′＝（D－Ca）／D。表明地方政府以（D－Ca）／D的概率治理，中央以（ω＋Cb－π）／（ω＋D）的概率檢查。從均衡結果可知，地方政府治理的概率與中央政府的監管成本成反比的關系，與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處罰成正比，雙方的博弈均衡解為（不檢查，不治理）。擁有占優策略的地方政府擁有明顯的優勢，處于競爭中的主動地位。中央政府監管成本越高，地方政府越可能采取不治理策略；處罰越大，地方政府治理的概率就越大。表明在不完全信息的條件下，環境污染治理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是一個典型的“囚徒困境”。

（三）地方政府間競爭的博弈分析

地方政府作為“經濟人”“理性人”博弈過程中都遵循占優策略，即不論政府B1（B2）采取什么樣的策略，政府B1（B2）所選擇的都是唯一最佳的策略。地方政府B1和地方政府B2是兩個同質政府，各自都是理主體，將總投資預算用于公共性投資將使環境污染得以改善，用于生產性投資則增加污染物排放，產生環境污染。假定B1進行生產性投資排放污染物，會使政府B1受益，B2受損；政府B1進行公共性投資能讓雙方受益。用F表示公共性投資行為，代表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產品；P表示生產性投資，代表具有負外部性的生產行為。1．假設政府B1和政府B2的投資的收益函數分別取如下柯布－道格拉斯形式：Ub1＝（FB1＋γFB2）α（PB1－φPB2）β（1）Ub2＝（FB1＋γFB2）α（PB2－φPB1）β（2）其中0＜α，β，γ，φ＜1；α＋β＜1，假設政府B1和政府B2的投資總預算為H。B1（B2）進行公共性投資給B2（B1）帶來的正外部性參數用γ表示，B1（B2）用于生產性投資給B2（B1）帶來的負外部性參數用φ表示。2．政府B1與政府B2之間不合作。地方政府作為理性主體最大化自身利益，則政府B1的決策可以表示為：MaxUb1＝（FB1＋γFB2）α（PB1－φPB2）β3．政府B1和政府B2合作。中央政府作為決策機構，激勵政府B1和政府B2合作，追求各地區總收益的最大化目標，即為：MaxUB1，B2＝UB1＋UB2以上兩種情況的討論可以看出：同質地方政府B1和B2在不合作的情況下進行平等博弈，納什均衡條件下（式7、8）的均衡結果是（生產性投資，生產性投資），基于個體理性地方政府B1與B2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作出的決策將導致公共性投資不足而生產性投資過度。不合作情況下用于公共性投資比例會少于合作決策時的最佳投資比例，只有在整體理性支配下，資源配置才可以達到帕累托最優，使社會福利最大。這也進一步說明，地方政府間競爭與博弈的后果常常會導致邊界環境糾紛頻繁以及環境跨域治理失靈的結果。

三、跨域環境治理的制度設計

地方政府在發展經濟時，出于自身需要，為實現本區域居民福利最大化、促進本地經濟充分發展，往往會制定更符合本地利益的政策。由此形成的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既有正面的意義，同時也帶來了負面影響，比如前述地方政府環境治理中投資不積極問題等。因此，有必要重新審視和合理干預地方政府的競爭行為，通過有效的制度設計，建立起科學合理的激勵約束機制，引導地方政府在環境治理中協調一致，形成合力，以實現地方和整體利益整合的最大化［6］。

（一）尋找利益重合空間

環境跨域治理博弈中，尋找利益重合空間是激勵制度設計的基本出發點。激勵的關鍵是要使中央－地方以及地方政府間能夠同時從博弈中獲益，這就要求二者的利益空間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重合。本文認為，只有建立一系列政府間公共品的產權及交易制度，才能使激勵機制發揮其應有的效果。在環境保護領域排污權交易制度就是科斯理論的一個具體運用。激勵和利益補償機制是政府間合作共識的達成和順利執行的重要保障［6］。在目前行政分割的現實和保護地方利益的背景下，在區域磋商時應使各方利益平衡，分配方式應綜合考慮當前社會發展階段、生產力水平、企業的實際承受能力、環保意識、政府行政管理和服務水平以及市場發育程度等。政府干預并不一定是解決“市場失靈”的惟一辦法。政府可以發揮市場基礎性作用，以定價出售的方式合理地將權利分配給各個主體，也可采用公開拍賣以及特定條件下無償分配等多種方式相結合的辦法，這樣做既不損害現有主體利益，又能保護未來進入交易市場的主體的利益。

（二）形成科學合理的地方政府績效評估考核機制

為減少地方政府無序競爭引致的環境治理投入不足等問題，從中央政府層面，應構建一套以綠色GDP為指向的，納入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一些重要指標的，科學、規范、可量化的地方政府績效考核體系。這些考核內容，其指向不僅僅限于某一行政區域，還要包括周圍相鄰行政區域的資源環境質量。要完善和強化績效考核的激勵機制，嚴格獎罰措施，嚴格結果兌現。要完善和強化績效考核的監督體系，將考核的全過程都置于社會監督之下，保證客觀公正。通過這一措施，引導和約束地方政府增強區域環境治理合作意識，減少壟斷割據和地方保護主義等不良行為［7］。從地方政府層面看，在科學合理的績效評估考核機制下，要發揮環境保護利益主體意識，將自身的努力更加平等地分配到經濟增長和公共服務兩個方面，避免對區域環境投資方面采取單方面競爭策略，以有效整合地方政府間利益，克服因環境治理外部性導致的地方政府在環境治理中的搭便車行為。

（三）構建地方政府合作平臺

由前述分析可知，地方政府合作時的環保收益比不合作時多。因此，為促進地方政府間的自愿主動協調合作，在地方政府之間發展共生關系，應創建地方政府合作平臺，協調地方在環境治理中的利益矛盾，從而走出“公用地災難”和“囚徒困境”，促進整個區域收益最大化。這個平臺應包括：簽訂區域環保合作協議、制定區域環保規劃、實施區域或流域生態補償機制、實施區域環保聯防聯控協調機制、區域環境執法聯動機制等。但是這些合作的持續性都較差，以短期為主，在資金保障、人員配備等方面都缺乏制度化的保障。因此，地方政府之間還應該建立一種在環境治理中主動自愿協調合作的長期機制，實現地方政府間的長期良性互動。針對目前環境跨域治理中存在的問題，這種機制既應該包括直接與環境跨域治理有關的環境信息共享機制、環境保護聯合執法機制、區域生態補償機制、環境基礎設施共建共享機制，也應包括區域產業合作機制、監督約束機制等保障支持性機制［8］。

篇（9）

室內設計專業傳統理論課程是根據傳統的教學模式而產生的一個傳統的教學體系,是藝術設計理論的基礎和專業理論的根基,理論與實踐于一體的綜合性學科,勢必成為設計教育之舉足輕重的專業。但是由于理論課程傳統、單一話存在于以下很多的問題:

1.室內設計專業在我國是一個年輕的復合學科,即不是純藝術也不是純技術,而是涉及美術學、美學、藝術設計學、建筑學、材料學、工程學、人體工學、心理學、經濟學等學科,既需要藝術的設計,又需要技術的手段,兩者缺一不可。

2.我國的室內設計專業大多數起源于工業造型設計專業,先天不足,太偏重于加工技術,偏工科技術型,而藝術院校的室內設計專業起源于室內設計、美術、環藝、工業設計專業,側重于藝術型,而國際先進發達國家的室內設計專業大多數是起源于建筑學專業、注重建筑與室內的整體學科關系、文理交叉、藝術與技術相結合,更為科學、合理。

3.理論與實踐脫節,我國的高等教育的專科、本科碩士直到博士都有,目前與歐美發達國家的最大差距是實踐能力,動手能力,將設計轉化為產品的能力,創新思維能力。

4.職業院校室內設計專業傳統理論課程教學發展體現在教材老化、內容貧乏、課程設置不合理,實驗實訓設備陳舊與缺乏,教學手段單一,忽視個性與創新能力的培養,培養出來的學生和室內設計的需求有差距。

因此需要對室內設計專業傳統理論課程教學不斷進行調整、完善、充實、改革、提高。

一、堅持以專科起步、積極探索室內設計理論課程教育發展規律,加強學歷教育的同時,面向社會、服務企業、多形式多層次的培養技能型、應用型人才

(一)根據理論教學需求,科學合理構建課程體系,制定和完善教學大綱

室內設計專業理論課程是一個傳統專業,在教學和專業建設上,有很多傳統的格式。因此,在課程設置、學時分配、實習實訓等內容上,需要更多的結合專業方向及培養目標,緊緊圍繞把學生培養成具有實干精神和創新意識的應用型、技能型專門人才的要求,作為制定教學計劃和大綱的宗旨,根據市場要求和高職教育的要求,對有關課程進行調整、整合,對課時進行科學合理的調整,對專業教學計劃和大綱進行改革、創新。

(二)根據室內設計行業需求,確定人才培養方向和目標

室內設計理論課程目標定位是“以服務為宗旨、以就業為導向”的職業教育辦學方針的指導下,以適應中小型裝飾企業的工程技術崗位的需要,按裝飾行業標準和裝飾企業的要求,培養具有良好的職業道德,了解國家建設法規和行業標準,掌握建筑裝飾工程設計、施工、管理的理論知識及專業技能,具備“一技之長+綜合素質”的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高素質技能型人才。

學生具備以下水準:1.掌握基本的專業知識,有深厚的理論基礎。2.具有相當的實際經驗,能夠進入市場就能獨立的進行設計和相關的施工指導。3.具有相關的營銷能力,能夠很好的和客戶溝通。4.掌握市場行情,包括材料以及裝修行業的具體動態。

二、室內設計理論課程教研教改具體措施

(一)項目牽引,課程以項目為驅動,結合理論課程進行興趣式教學。

針對高職院校室內設計學生普遍對理論課程沒有興趣和急于學習電腦課程、急于走入社會學習實際操作經驗的特點。在進行室內設計理論課程教學時首先確定實際項目。如:進行“住宅室內設計與陳設”課程教學,本門課程是學習住宅室內設計的基礎課程,理論性很強。針對現在學生普遍對理論沒有興趣的情況或不能耐心學習的情況,結合同學們想學習實際的經驗的情況。我們在教學之前首先確定“實際項目”。如在教授室內空間布局時,我們把東莞某小區的二樓樣板間作為項目,要求同學們合理分割空間,同時去現場量尺、核對設計等等步驟。再返回到課堂,結合理論知識以同學們自己分割的空間指出問題所在,這樣即解決了理論教學任務又滿足同學們走入市場的要求。極大的增加了同學們的學習積極性。

(二)建立課程信息反饋機制,由不同的同學擔任每一門課程的信息反饋員

由于室內設計專業屬于階段性授課,在進行室內設計理論課程階段性教學時,要分時段分情況的對同學們進行咨詢,同時要求同學以不記名的方式把本階段的學習和老師教授情況反饋給信息反饋員,老師及時總結提高自己的教學方式。廣納眾言,進行科學分析論證,為教學改革準備一手材料。

(三)建立相關的教學基地,進行實地教學活動

傳統的室內設計理論教學基本都在教室里面完成,這樣教學就變得死板,理論就無法結合實踐,學生就在死記硬背中對課程失去興趣。針對這種情況我們在學院附近建立相關的實習、實訓基地,把傳統的教室教學搬到實訓基地進行。比如:在進行“家具設計與陳設”學習時,我們將設計好的家具通過實訓基地直接分組自己創作,這樣既提高了同學們的積極性也增加了實踐經驗,能夠很好很快的掌握家具的構造。這種教學方法即節省了課堂教學時間也加深了教學的效果。

(四)建立一支創新、敬業、具有較高教學水平與科研能力、結構合理的的 “雙師型”師資隊伍

一是加強教研組的作用,經常進行老師之間的經驗交流。把老師各自掌握的教學方法教學方式和大家一起分享。同時增加教師之間的專業交流,互相學習專業知識,增強教師自身的專業技能。寒暑假期間教師也要走入市場,近距離的接觸市場,使自己的專業知識時刻保持在室內設計的最前沿。首先保證老師教授給高職院校學生的理論知識不落伍不脫離實踐。二是做好教師職業道德的培訓,要求教師們認真做到為人師表、嚴于律己、愛崗敬業,將自己的事業與學院發展緊密聯系,形成不斷學習、終身學習的氛圍以及凝聚、和諧、協作、互助的良好團隊精神。認真做好專業教師的定位,制訂激勵、約束政策,形成競爭機制,積極引導教師向“雙師型”方向發展,使他們既是合格的教師,又是室內設計相關行業的專家。

三、開闊教學領域,加大室內設計學生學習的范圍,讓同學們看到理論學習的好處和用處

(一)徹底改革傳統的單一教材加講義的教學模式,緊扣培養目標,重點抓每一位教師、每門課程的講義及教案的設計與編寫。積極的鼓勵室內設計理論專業教師把原有的室內設計理論教材結合自己的社會實踐經驗進行整合,“自編教材”讓同學們視野更加開闊,讓教學更加的開放。同時組織專業教師進行室內設計理論課程的院級精品課程的設置。

(二)組織參加工作而且工作業績突出的畢業生定期回來,和在校的同學進行交流。讓這些同學和在校的同學講解理論基礎的重要性,以及以后工作應用中的作用,讓同學帶同學的方式增強同學們學習理論課程的積極性。

(三)和本地區的室內設計協會保持長期的聯系,建立相關的機構,構建“雙證”教學體系 。

讓同學們了解本專業的一些行業信息以及分類級別信息,配合國家職業技能鑒定所進行職業技能鑒定宣傳組織工作,為學生在畢業前考取相關職業等級證書創造了便利條件。本專業可以考取室內設計師證,讓同學們了解考試的相關內容,如室內設計、家具設計的相關理論知識。定期組織學生進行級別以及資質證書的考試,加強理論課程的學習。

四、工作室式的室內設計專業理論教學方式

(一)打破傳統的系——專業教研室——教師的管理體系,由專業教師牽頭系和學院支持,設置室內設計工作室,直接面向市場。把室內設計理論課程和社會實踐最直接的結合起來,把同學們所學的理論知識和實踐相結合,由老師指導同學們合作設計一些實際項目,應用到實際的工程。

(二)通過工作室引進相關的教師,加強師資隊伍建設,多方位多渠道建設一支強有力的師資隊伍。專業教師有相關的實踐經驗,教學就更加得心應手了。

(三)建立相關的工作室,同時也可以為畢業生提供一個很好的實習和工作環境。保留理論基礎扎實的同學,鼓勵在校同學學習室內理論課程。同時利用創收所得,根據理論教學業需求完善教學設施,不斷采取先進的教學方法和手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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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百科大辭典（第二版）》對“工程學”一詞給出明確定義，即將自然科學原理應用于生產實踐所形成的各學科，如機械工程、材料工程、建筑工程等。從此定義可以看出工程類專業的教學目標主要在于自然科學原理的應用，也就是掌握技術。所謂熟能生巧，巧就指技術，所以工程類學生需進行大量的實踐訓練來掌握技術。

網絡課程是現代遠程教育的重要載體，其質量直接影響著遠程學習者的學習效果和教育目標的實現，而由于遠程教育師生在時間、地點上的分布式特點，使網絡課程的設計模式不能等同于傳統課程的設計模式。近年來網絡教育的發展步伐日益穩定，并且涌現出一些不錯的網絡課程案例，比如目前評出的網絡教育國家級精品課程及部分省市級精品課程等。但是，由于工程類課程的特殊性，主要表現為計劃性、技術性和復雜性它需要學生在意義建構與統籌運用知識、判斷與分析處理問題以及溝通協作等方面都具有較高的能力，這對網絡課程的設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般認為，技術與教學結合的過程至少涉及3個方面：學習理論、技術本身和教學實踐而本文僅選擇“學習理論”這一維度進行分析。任何的課程設計必須基于一定的學習理論，并以學習理論的思想作為設計原則貫穿始終。本文結合目前對網絡教育影響較大的認知學習理論的一些基本觀點，探討如何才能更好實現工程類網絡課程的培養目標，并嘗試性地提出一些適于工程類網絡課程的設計策略。

1工程類網絡課程概述及培養目標

1.1網絡課程及網絡課程設計的特點

何克抗教授曾經在2005年提出過網絡課程的定義：“網絡課程是在先進的教育思想、教學理論與學習理論指導下的基于Web的課程，其學習過程具有交互性、共享性、開放性、協作性和自主性等基本特征”。

網絡課程通過網絡創設虛擬化的集成教學環境和豐富的教學資源使學生通過自主化、個性化和協作化的學習來實現課程的培養目標。網絡課程不同于傳統的課程，在進行網絡課程設計時需考慮師生分離的教學形式、遠程學習者的學習特點、技術支持等因素，所以網絡課程不能完全依照傳統的課程設計理論，它應該有自己的一套理論原則。

1.2工程類網絡課程的設計目標

根據前文所述的工程學及網絡課程的定義，本文對“工程類網絡課程”也進行了界定：工程類網絡課程是在現今的教育理論與學習理論的指導下基于互聯網開展的以傳遞自然科學原理及如何將其應用于生產實踐為目的的課程，課程的學習過程具有交互性、自主性、開放性、協作性與實踐性。

工程學是將自然科學原理應用于生產實踐所形成的各學科。根據此定義可分析出工程類課程的培養目標，即：（1）掌握自然科學原理；（2）學會如何運用自然科學原理；（3）準確應用于生產實踐。

簡單來講，工程類網絡課程是在一定的教育理論和教學設計思想的指導下，基于網絡的工程類課程。因此，工程類網絡課程的培養目標就是學習者通過學習網絡課程，實現以下目標：（1）理解并掌握課程中的概念與原理；（2）已獲得概念與原理的運用法則；（3）形成技能，可在生產實踐中熟練運用。

2認知學習理論及其對工程類網絡課程設計的指導

以心理學家安德森（Anderson）為代表的現代認知心理學家認為，根據個人反映活動的形式不同，知識可以分為陳述性知識、程序性知識和策略性知識。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三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陳述性知識在整個知識系統中往往起到基礎的作用，各種一般程序性知識的獲得和運用都要受到策略性知識的指導和支配。

工程類網絡課程的三項培養目標分別與陳述性知識的學習、策略性知識的學習和程序性知識的學習相互映射。本文將從工程類網絡課程的培養目標入手，結合認知學習理論進行分析，試圖尋找更宜于各培養目標實現的理論依據與設計策略。

陳述性知識是對定義、原理、規律等的描述性知識，而這恰好映射了工程類網絡課程的第一個培養目標，加涅指出這些定義、規律等陳述性知識在整個知識系統中起著基礎的作用，并且還是思維的工具，所以學生智力技能、認知策略或動作技能的培養和鍛煉無不需要其掌握廣泛和精確的陳述性知識。

認知心理學家認為，環境知識提供潛在的刺激，至于這些刺激能否引起以及引起何種反應取決于學習者內部的心理結構。美國心理學家布魯納認為學習由一系列過程組成，要重視研究學生的學習行為，教學應注意學習各門學科的基本結構，而這些知識結構的小元素，就是我們所說的陳述性知識。陳述性知識是對定義、原理、規律等的描述性知識，而這恰好又映射了工程類網絡課程“理解并掌握概念與原理”的培養目標。

為了有效的將外界客觀事物的關系內化為學習者的內在認知結構，認知學習理論認為課程設計應堅持一些基本原則，而這些原則對陳述性知識、程序性知識和策略性知識的學習，也就是對實現工程類網絡課程的培養目標有一定的指導作用。

（1）逐步分化原則，要求課程內容的呈現要從最基本的概念開始，根據具體細節逐步分化。并且認為概念和原理越是基本，在解決問題和學習新內容時應用性越大。（2）分類處理原則，要求課程設計者根據所闡述事理的屬性和關鍵特征將它們進行分類處理，便于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系統的選擇和抽象概括，并且這種分類處理既符合人類認知事物的基本規律，也容易使學習者形成概念。（3）積極參與原則，是指學習者不是被動地接受刺激，然后給予反應，而是積極主動地參與學習活動，主動獲取并內化知識。

3工程類網絡課程的設計原則探究

筆者從上文對工程類網絡課程的培養目標及認知學習理論的深入分析的過程中，結合學習理論的課程設計原則，總結出了幾條工程類網絡課程在進行課程設計時應遵循的原則，在此一一列出，供大家探討。

3.1以學習者為中心，支持學習者自定步調、自主學習

工程類網絡課程的設計應該更關注學習者的需求，及學習者與學習課程的關系，網絡課程不是用來規范和約束人的工具，而是學習者自我實現的階梯。因此，學習者應該在網絡學習的過程中占絕對的主體地位，根據自己已有的知識結構，有目標的選擇合適的學習內容，自主管理學習步調與學習方式。

所以在設計網絡課程時應該思考四個問題：（1）課程內容能否滿足學習者的需求（2）課程設計是否適合遠程學習者的學習特征？（3）課程設計是否有成熟的評價與反饋機制，供學習者自主學習？（4）課程設計是否給學習者留下了自我思考與自主建構的空間？

3.2課程內容分層分類設計

工程類網絡課程的一個重要目標是技術的統籌掌握與應用，此處的技術一般是指程序性知識。而程序性知識學習的各個階段對應著網絡課稗中不同稗度與不同類犁的知識，為了便于學習者意義建構和程序性知識的形成，應該根據學習者特點和知識特點分層分類的進行設計。

建議在設計課程時，應根據知識的屬性和內容關鍵特征，將其進行分類處理，并且知識呈現的序列應由最一般的基礎性概念開始，再根據具體細節逐步進行知識分化。

3.3積極參與與主動建構

認知主義思想認為在學習過程中應該讓學習者積極參與，在網絡課程設計中我們應注意課程的交互性和可操作性的設計，保證在進行每一個小單元的學習時，學習者都可以積極的參與到其中，比如：通過選擇、填空、書寫答案或游戲等方式，使學生保持積極的學習動機。網絡課程應該給學習者的信息加工活動提供條件和空間，使其能夠積極主動的參與到知識的意義建構中，最終真正的獲取知識。

3.4即時強化與反饋

即時強化與反饋可以提高學生學習興趣，減少負遷移，加快概念原理性知識向技能操作轉化，使技能達到自動化并保持在較高水平等。比如，設計網絡課程時，設置實時在線交互與答疑、評價機制、錯誤記錄機制、鼓勵與懲罰機制等。

3.5創設學習情境與實踐環境

應該給學習者提供與其現實生活相似的或真實的情境，以利于激發學習者內部的動機，讓學生參與到整個學習過程中，提高學生的認知水平，培養學習者解決問題的能力和探索精神。學習者能否有效學習并熟練運用操作技能是衡量工程類網絡教育成功與否的一個重要因素。

近年來，幾何與物理建模方法、高性能計算、新型傳感和感知機理、高速圖形圖像處理以及人工智能等技術已經相對成熟，網絡試驗系統和虛擬實驗室的研究與應用也有了很大的發展，筆者在此不多闡述。但認為在網絡課程中應用這些技術的時候需考慮2個問題：（1）應用此技術解決了什么問題？（2）應用此技術的初衷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