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與科學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哲學與科學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1高職院校哲學社會科學教育現狀及原因分析

哲學社會科學在堅持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多樣化的社會思潮、引導人們主動投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高職院校的學生大部分是理科出身，哲學社會科學方面的學習在基礎教育階段非常欠缺，進入大學之后也是以專業技能的學習為主，學生對哲學社會科學知識的攝取不受重視，甚至被忽略，人文素質的培養和塑造對于學生成才和全面發展的重要性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筆者認為，造成目前這種狀況具體原因如下：

1.1社會因素：哲學社會科學教育遇冷

近年來，在高職教育迅猛發展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違背教育規律，急功近利發展的現象，突出表現為高職院校不斷重視自然科學知識的傳授，一味加強學生專業技能的訓練，忽視了哲學社會科學教育在學生職業道德以及人格的養成過程中的熏陶教化功能。我國高等職業院校為適應經濟社會發展應運而生，目前又普遍面臨著學生就業困難以及社會對人才專業技能要求較高的嚴峻挑戰。因此，從“實用”角度出發，校方紛紛加大了對學生專業知識技能的培養力度，在人才培養目標、人才培養模式、課程設置、實訓設備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財、物，再無精力顧及哲學社會科學教育教學。再者，高職教育學制短，專業教學任務重，校方更重視實訓課程的質量，技術理論課次之，而哲學社會科學教學基本流于形式，出現“說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忙起來不要，查起來非常必要”的狀況。

1.2學生因素：素質堪憂

目前，高職生源大多列在第四、五批中錄取，生源的教育背景不同，文化理論功底較薄，甚至大多數理科學生基本上沒有學過哲學常識，無法適應起點較高的哲學社會科學教育教學，較多學生反映難以理解其基本內涵，理論學習上通常表現為放棄，進行“學職業技術不需要社會科學理論”之類的消極宣傳。全球化的浪潮帶來西方各種思潮和價值觀的涌入，中國社會的急劇轉型、現代化進程的快速發展與日益激烈的社會競爭壓力無一不猛烈沖擊、影響和改變著高職學生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泥沙俱下，由于過于注重經濟的發展而忽略精神文化方面的內涵建設，致使某些學生對物質利益的追求遠遠多于對精神信仰的追求，對現實主義的關注極大地超過了對終極價值的思考，導致學習動力不足，學習目標不明。

1.3師資、教材因素：師資力量欠缺、教材脫離

實際高職院校大多數由以往的中專院校“升格”、“整合”而來，本來哲學社會科學師資力量就普遍薄弱，高水平的學科帶頭人和教學科研骨干數量極少，大家、名家更少。辦學規模急劇擴充，更導致師資嚴重不足，以往的小班授課不得不改為大班開講，或者非思政專業背景或非哲學專業背景的教師客串，課堂教學效果大打折扣。極少數教師還沒能做到對的“真懂、真信”，在教育教學中忽略對學生的意識形態教育，對一些西方學術觀點缺乏正確地分析和批判，把哲學社會科學課程只是當成純粹的知識傳授課程來對待。當前高職院校哲學社會科學教材因為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思想內容單一、是非標準簡單，割裂了厚重的理論與鮮活的實踐之間的血肉關系，變成了干巴巴的教條，空洞無力的說教對高職學生的哲學社會科學教育的教學效果產生極其不良的影響。

2高職院校哲學社會科學教育教學的作用

哲學社會科學教育教學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2.1有助于將青年學生培養為“社會人”

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哲學社會科學教育，要求學生崇尚科學、追求真理；幫助學生明確正確的政治方向、樹立遠大的理想、陶冶高尚的情操、強化良好的公民道德意識、鍛造堅強的意志品質；提高學生思想道德素質和人文素養；教導學生立足現實、放眼未來,遇事客觀理性、不輕率、不浮躁、不盲從、不走極端、不急于求成；引導學生正確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正確把握時代脈搏、正確把握自己的人生道路，對現實社會作出正確的思維判斷和價值選擇。理工科專業的高職學生同樣應當且必須具備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質、政治法律素質，才能增強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增強抵制各種錯誤思潮的自覺性，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意識，堅定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的信念。而優秀的人文素質、健康的人格情操和積極進取的精神品質是自然科學教育無法實現的。當前我們生活在氣象萬千的網絡時代，各種文化思想的激蕩、西方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沖擊、某些腐朽沒落的生活方式對青年學生的影響都不可低估，價值觀念的碰撞、行為準則的差異，導致學生的誠信缺失、心理失衡、道德失范、精神失落等。在協調社會環境變化與個人行為習慣的矛盾中，哲學社會科學倡導的科學認知方法、科學精神理念，對于人際關系、資源配置、社會平等與公正等方面的研究和在文化生活、意識形態、價值取向及人生態度等方面的關注，一定程度上為學生確立了精神支柱，營造了人與社會和諧發展的氛圍。

2.2有助于將青年學生培養為“聰明人”

哲學是系統化、理論化的世界觀，與自然科學是相互滲透、相互促進的，具有揭示自然、社會、思維發展規律的作用。高職院校通過哲學社會科學教育充實學生的文化理論知識，不斷更新和優化各類知識結構，培養學生科學的思維能力和處事能力、提升學生的人文素養，增強學生的創造能力和運用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哲學社會科學教育有利于高職學生思辨能力和創新思維能力的提高：一方面，鼓勵高職學生延伸科學思維的空間，擴展辯證思維的跨度，培養學生整體把握客觀世界的全局意識和辯證思維能力；另一方面，激勵學生敢于打破傳統思維的定勢，開闊知識視野，拓展思維領域，鼓勵學生進行批判性質疑，激發學生豐富大膽的想象力，突破所學專業領域的限制，了解和掌握其他專業學科的知識和方法，更好地適應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態文明協調發展的需要。近些年來實施的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頗具成效，驗證了哲學社會科學教育有著自然科學教育不可比擬的獨特功能。因此，高職院校加強哲學社會科學教育，力促社會人文教育與自然科學教育的結合，才能培養學生勇于實踐、不斷創新的時代精神，才能從根本上提升學生運用所學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自主創新的能力。

2.3有助于將青年學生培養為“職業人”

任何實踐活動都離不開科學理論的指導，沒有正確理論的引導，高等職業教育將迷失方向。高職院校應意識到高職教育的目的并非“制器”而是“育人”，過分強調專業教育、重視自然科學知識的傳授和專業技能的訓練，輕視哲學社會科學教育，忽視了對學生人文精神的陶冶和綜合素質的培養，會導致學生人文底蘊的欠缺和人文素質的低下；會導致學生在思想道德、文明禮儀等方面不能達到相應的要求；會導致學生社會適應能力差以及道德失范等嚴重問題，直接影響著學生的就業和進一步發展。高職院校重視哲學社會科學教育，才能使學生在人文精神的熏陶下，成為以德為先、以儉為本、愛崗敬業的人才；成為吃苦耐勞、腳踏實地、開拓創新、學以致用的人才；成為視野開闊、素質全面、人文素養與科學素養兼備的人才；才能適應日新月異的社會發展和滿足就業市場的需求。高職院校加強哲學社會科學教育，注重理、工、文的相互滲透，才能使學生一方面具有可持續發展的職業拓展能力，適應信息時代的要求，提升自身的就業競爭力；另一方面具有對工作對社會的高度責任心，嚴格遵守職業道德規范。

篇（2）

不同的翻譯學家對翻譯從不同角度有著不同的認識。自從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以后，翻譯研究的領域由內部轉向外部，研究的視角由原文轉向譯文，研究的方法由規定轉向描寫，研究的重心由語言轉向文化、認知。除了翻譯界以外，越來越多的其他學科也把目光投向翻譯研究，翻譯的領域越來越大，翻譯是什么變得越來越模糊，如翻譯是科學，翻譯是藝術，翻譯是重寫，翻譯是操縱，翻譯是叛逆，翻譯是解釋，翻譯是文化行為，翻譯是政治行為等不一而足。弄清翻譯是什么的問題是十分必要的，本文試圖從形而上的哲學高度探討翻譯本體問題。

中國古代農耕有著無法取代的地位，在人們眼里草木是人類賴以生存和依靠的最根本的依靠。《詩經》的《大雅》中有“：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這里的“本”的含義是指草木的根、干。逐漸在有的典籍中，逐漸出現了用草木的根本比喻社會人事的說法。《莊子知北游》中說“：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毫為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顧；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憫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根本。”這里的根本具有天下萬物根據的含義。“本”還有事物的根據、根基或主體的意思。如《論語學而》中：“君子務本”。對“本”的重視，是農耕社會中哲學研究的一個特色。“體”的最初的意義是身體，人體。“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能近取譬”是中國先哲創建的哲學范疇和建立哲學體系的基本方法。所以哲學家十分關注與身體直接相關的感受和體驗。所以“體”首先與人對自己的直接體驗有關。《禮記大學》中說“：心微寬體胖”。《論語微子》說“：四體不勤，五谷不分。”除了指身體之外“，體”還有“實體”“，形體”，“形狀”“，卦形”“，卦狀”的意思。《易經系辭上》有“：故神無方而易無體”。“本體”二字，很早就出現了，大量使用是在宋明理學中。其最初含義是“本來面目”“，本來狀態”。后來“本體”的含義擴展為“根本性狀”“，根本依據”“，根本源泉”等意義。唐代佛教經典《大日經》中有：“一身與二身，乃至無量身，同入本體。”這里的本體已經超越了有形的事物而進入了無形之境。到宋代“本體”已經成為哲學界普遍通用的范疇。張載在《正蒙太和》中說：“太虛無形，氣之本體。”這里的“本體”指天下萬物本來恒有的狀態，具有最抽象最普遍的哲學范疇的基本屬性。中國哲學中“，本體”含有“最高”“、最根本”、“最重要”的意思，指無形而永恒存在的宇宙和人生或事物的本來狀態。

東晉僧人道安，他在《摩訶缽羅蜜經抄序》中指出，翻譯有“五失本”、“三不易”。在道安看來，佛經翻譯必須要“案本”，而何為“本”，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道安認為，翻譯的目的正是因為人們不通異域之言，因而需要譯者傳達，使其通而曉之。由此看來，這個“本”指的是經文“大意”。然而，從道安的“五失本”的表達來看，“本”又可以說是包括了內容、形式及文體風格的。一“失”指經文形式的更改；二“失”指經文文體風格的改變；三、四、五失指經文內容的刪簡。可見,道安對“本”的理解遠遠超出了他的同代人,他在對翻譯之“本”的闡釋中不自覺地把內容、形式、風格和意義結合了起來，認為它們都是意義的組成部分。這在當時無疑是非常先進的觀點。這樣，形式、風格、內容和意義的關系構成了翻譯的本體論即“翻譯是什么”的論題。然而受其所處時代的影響，中國哲學在沒有發展到對本體有著充分認識的時候，道安沒有能從正面找到翻譯的本體，而是從側面指出翻譯的“五失本”“、三不易”。他不拘泥于字面形式，而且追求翻譯內容、風格，抓住了翻譯的“根本”，體現了中國傳統哲學“本體”對“根本”的重視。而近代的錢鐘書先生飽讀詩書，深諳中國國學之道。在中國哲學對本體有充分的認識前提下，錢鐘書先生受其潛移默化的影響，對翻譯是什么即翻譯的本體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化境”。

“文學翻譯的最高標準是‘化’。把作品從一國文字轉變成另一國文字，既能不因語文習慣的差異而露出生硬牽強的痕跡，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風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十七世紀有人贊美這種造詣的翻譯，比為原作的‘投胎轉世’(thetransmigrationofsouls)，軀殼換了一個，而精神資致依然故我。換句話說，譯本對原作應該忠實得以至于讀起來不象譯本，因為作品在原文里決不會讀起來像經過翻譯似的。”從錢先生的解釋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翻譯本體的理解與中國哲學中“本體”的解釋不謀而合，翻譯的本體就是翻譯無形而永恒存在的本來狀態。無論“化境”能不能達到，“化境”就是就是翻譯的本來狀態。在中國哲學體系下，本體是無形而永恒存在的宇宙和人生或事物的本來狀態。翻譯的本體是“化境”，可以說是翻譯的一種理想狀態，根本狀態，本來狀態。但從實際翻譯來看，受源語和譯語差別、文化知識等等因素的影響，會有道安說的“五不翻，三不易”現象，“化境”很難或者根本不能實現。“五失本，三不易”從側面體現著翻譯的本體。而說翻譯是科學，翻譯是藝術，翻譯是重寫，翻譯是操縱，翻譯是叛逆，翻譯是解釋，翻譯是文化行為，翻譯是政治行為等等，都是翻譯本體的具體化，是本體的某個方面。

認知視域下翻譯客體探究

從字對字翻譯，意對意翻譯，到動態對等，文本類類型，再到最佳關聯，翻譯的對象由最初的靜態語言現象，到重視讀者反應，到被視為跨文化交際行為，這體現著人類認知的不斷發展，由對世界（客體）的認識，深入到主體的認識，再到主體和客體之間關系的認識。翻譯活動隨著人類認知的發展不斷拓展，翻譯理論也經歷了由文本為中心到讀者為中心，和文化的轉向，認知轉向。翻譯的客體大概由詞、意義、意義及其語用范圍、意義及其文化、意義及語篇發展到概念內容及識解能力。翻譯的客體發展過程也是人類認知發展的過程，受人類認知水平的決定，也是人類認知發展的結果。翻譯是不同語言之間的活動，各種語言有著不同的語法和特點，現有的翻譯理論都是以某兩種或幾種語言為研究對象的。雖然語言不盡相同，但是語言背后的人類認知本能是一樣的。隨著人類認知水平的發展和認知科學的發展，在翻譯理論呈現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多元局面下，認知視角為翻譯理論體系的建立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切入點。#p#分頁標題#e#

羅馬時代的“字對字”翻譯可以說是名副其實，人們用拉丁語最貼近的語法對等語替換希臘語的每一個單詞。這樣，羅馬人閱讀譯文時可以把希臘原文與拉丁譯文逐字對照。這與當時人們對希臘源文的崇拜、敬畏有關，也與當時的翻譯范圍狹窄有關。當時翻譯僅僅局限于經典著作和宗教文獻翻譯。“字對字”的翻譯方法將單個的字詞作為了翻譯的客體。公元前1世紀的西塞羅和公元4世紀晚期的圣哲羅姆提出了“意對意”的翻譯，將“字對字”的翻譯客體拓展到了意義，包括語言的風格和力量。奈達將翻譯客體拓展到意義及其語用范圍。奈達從語義學和語用學理論以及喬姆斯基的句法結構理論獲得啟示，并借用其中的概念和術語提出形式對等和動態對等。功能主義學者霍爾茲-曼塔利將翻譯視為涉及文化轉換的“信息傳遞綜合體”。哈蒂姆和梅森的研究考慮到翻譯的語用和意符層面，以及各類話語和話語所屬不同社會的社會語言和意涵問題。認知視角下，翻譯過程被視為有源語文本觸發的心理場景的激活和能夠在最大程度上表現或刻畫該場景的目的文本的選取。翻譯的客體是概念內容和識解能力。

篇（3）

人與自然的關系是馬克思恩格斯環境哲學研究的基本問題。人類屬于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為人類提供了物質基礎，人類生產和生活的一切資料及生產活動的對象都是直接或者問接的來源于自然界的，人類活動都必須依賴自然界。在自然界為人類提供物質基礎的同時，人類也發揮了其主觀能動性、通過生產勞動作用于自然界，不斷的改造和利用自然。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自然的時候，強調自然現象是有規律可循的，而且這種規律是不依人的意志而改變的，人類可以認識和掌握自然規律，并利用好它為人類服務，但是一旦違背了自然規律，就會遭受自然的報復。

1.2關于環境意識和環境行為的理論

環境意識在本質上屬于上層建筑的范疇。環境行為決定環境意識，環境意識對環境行為具有極大的反作用。馬克思恩格斯的環境意識理論是建立在其人與自然關系理論的基礎之上的。它揭示了環境問題產生的根源，分析了環境惡化的危害，并試圖找出解決環境問題的根本對策；它堅持了自然環境對人的客觀性和優先地位，認為人的能動性再大，都必須要接受自然環境的制約，人不能對客觀的自然環境為所欲為[1]，人要遵守自然環境規律。

1.3關于實踐是聯系人與環境的中介的理論

在哲學中，實踐是指人能動的改造客觀世界的物質活動，是人所特有的對象性活動，是人類的生存方式。在實踐過程中，主體是人，客體是自然，實踐是聯系人與環境的中介。馬克思曾指出，“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或自我改變的一致，是能被看作并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正是在實踐的基礎上，人類才能作用于自然，不斷改造和利用自然，使環境的改變與人的活動達成一致。人類通過生產勞動這一實踐作用于環境，從環境中獲取物質資料，從而滿足人類的需要。

2.當前我國生態環境面臨的問題

改革開放30多年來，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為此我們付出了資源惡化和環境破壞的代價。過去長期實行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方式，自然資源過度開發消耗、能源消耗浪費很大，生態環境問題日益突出和嚴峻。從我國的基本國情來看，我國雖然地大物博，但資源的人均占有率非常低，水土流失、土壤沙化、草原退化、河流污染等等都威脅著國家的生態安全和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生態環境問題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成為制約經濟社會健康、文明、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

2.1傳統發展觀念依然沒有得到徹底轉變

傳統發展觀念把發展等同于經濟增長。其核心是以經濟增長為唯一目標，片面追求一時一地的經濟效益，依靠的是高強度地開發和消耗資源，同時高強度地破壞生態環境，甚至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這種發展觀念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曾經起過積極作用，但是我們也為此付出了資源惡化和環境破壞的代價。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在實現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同時，對生態環境的重視卻沒有相應的得到提高。傳統發展觀念忽視了經濟增長背后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使得我國的資源、環境形勢非常嚴峻。高污染、高耗能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嚴重影響了人民的生產生活，成為制約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因素。

2.2生態環境意識嚴重缺失

80年代環境保護就成為我國的基本國策，21世紀開始生態文明戰略也得以實施，但是，戰略設計與實際執行之間仍然有著較大的距離，這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人們的觀念與利益取向沒有根本轉型[2]。“中國地大物博，物產豐富”的傳統觀念使得我們在較長的一段時期里喪失了對生態環境問題的警惕。我國大多數人對于生態環境問題的客觀狀況缺乏一種理性的認識。改革開放以來，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時還出現了人們一味追求高檔消費、過度消費、盲目攀比、為消費而消費等非理性消費，這種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導致了資源的巨大浪費。在我國傳統的城鄉二元結構制約下，城鄉經濟發展極不平衡，城市發展優勢比較明顯。而且在城市化進程中，城市建設往往會以破壞農村的生態環境為代價。而農村環境保護工作收效甚微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廣大農民群眾文化水平不高、生態環境意識嚴重缺失。

3.環境哲學對我國環境保護的啟示

3.1轉變發展觀念，走可持續發展之路

牢固樹立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的理念，更加自覺地推動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在大力發展循環經濟的過程中，必須依靠科學技術的進步來提高資源的利用率和廢棄物的回收重復利用，從而減少資源的消耗和廢棄物的排放，最終實現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的有機統一。發展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資源利用效率；廣泛應用先進信息技術，促進傳統產業升級和向綠色生態轉型。發展新能源和高科技產業，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在快速發展經濟的同時，注重保護自然環境，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和資源環境保護相協調相一致。在制定重大發展規劃時，要考慮到環境承載能力以及對生態環境的影響，避免引發生態環境問題。

3.2培養可持續發展的環境意識

大力普及環保意識，使人民群眾樹立起正確的生態文明意識。在全社會樹立起人人尊重自然，愛護自然，崇尚自然的良好的社會道德風尚。加強對群眾自然環境知識的培訓和教育，使人們認識到人類與自然界的緊密聯系，增強全社會環境保護意識和資源節約意識，同時促使人們樹立起新的生態倫理觀。倡導科學文明健康的生產、生活和消費習慣，注重培養人們的環境公德和環境法律觀念，切實提升人們的環境保護意識。建立環境教育基地，通過人們的實際考察和學習、實踐，使他們提高認識水平，感受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從而達到增強環境意識的目的。

3.3倡導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進行綠色消費

要緩解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對資源和環境造成的巨大壓力，建設資源節約型和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就要求我們倡導健康文明科學的生活方式，進行合理、適度消費，同時還要進行綠色消費。自然資源是有限的，特別是不可再生資源，總會消耗完近。綠色消費是在滿足人類基本需求的同時，減少對資源的消耗，把在消費過程中產生的廢棄物盡可能地循環利用，盡量降低污染的消費模式。所以，要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就必須要大力倡導適度消費和綠色消費，提倡健康文明、適度的消費理念，發展有利于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健康的消費模式。

篇（4）

在中國，自西學東漸以來，比較哲學的問題就存在了。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通常被看做是中國比較哲學的第一部著作，至今仍然是比較哲學領域的代表作。雖然此后比較哲學有了一定程度的進展，相關的論文論著有了一些，但更多的是“哲學比較”而不是“比較哲學”。由于比較哲學之所以可能的理論基礎尚未得到充分的說明，中西比較哲學的研究很難有積極、有效、深入的進展。有鑒于此，本文試著提出一個康德式的問題：跨文化的哲學對話如何可能？這一問題的實質是：使這種對話成為可能的理論基礎是什么？意義何在？目的何在？是否有效？所以，本文的出發點是：比較哲學不是哲學比較。對兩個或多個哲學文本(廣義的)進行比較分析并非沒有意義，不過還不是“比較哲學”。比較哲學不僅關注不同文化背景下哲學形態之間的同一與差異，更關注哲學本身，由此才能開拓哲學的深厚土壤和豐富資源。本文意在拋磚引玉，與其說是在解決問題不如說是在提出問題，希望借此引起人們對于比較哲學之理論基礎的重視和研究。

一、哲學比較與比較哲學

由于存在著不同的哲學形態，哲學的“比較研究”是一項事實，但是，不一定有“比較哲學”，而且不一定能夠令人信服地說明比較哲學的可能性。比較哲學的存在至少需要這樣一些條件：存在著一種以上不同的哲學形態；不同的哲學形態之間發生了有意義的相互影響的交往；這種相互影響足以影響和改變某一哲學形態的發展；而且這種影響不是偶然的而具有比較普遍的意義。以上這些條件并非不存在，但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問題。

我們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世界上存在著一種哲學還是許多種哲學？如果只有一種哲學，它的存在是特例還是普遍的？如果只有一種哲學，那么不論它是特例還是普遍的，可以有哲學比較但不會有比較哲學，或者說，比較哲學沒有意義。這意味著，除非我們承認有不止一種哲學存在，否則比較哲學從理論上就不能成立。

迄今為止，比較研究主要在人文學科中存在，而在自然科學中較少。我們很難見到比較數學的研究，如研究英國數學和法國數學的差異，因為人們以為只有一種數學。人文學科因為文化的差異，所以才有比較研究。就此而論，比較哲學從一開始就是以“文化多樣性”為前提的。當然，在自然科學中并非就不能進行比較研究，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出現表明，科學研究實際上受到了研究者的文化背景等諸多因素的影響，而并非一向標榜的客觀研究。但是，畢竟自然科學具有相對的普遍性與必然性，其前提是普遍必然性而且以普遍必然性為追求目的。而比較哲學的前提則是多樣性或差異。從這個前提條件出發，如果比較哲學試圖追求普遍必然性，那么它肯定會陷入困境，至少有自相矛盾之嫌——過分強調同一將使比較哲學失去意義，過分強調差異則使比較哲學失去可能性。

比較成熟的學科一般都具有相對穩定和統一的概念、方法、學科體系和敘述方式。數學家或物理學家在討論數學或物理學問題時，一般不會出現相互之間的理解問題，不過這在哲學家之間卻是常事。不錯，哲學也有一套專門的術語(哲學概念)，然而對于學習哲學的人來說，如果不了解哲學概念的歷史肯定會面臨困境，因為哲學家們在使用哲學概念時都有自己的方式，許多哲學家都在使用“存在”、“實體”、“主體”、“客體”、“思想”等概念，但是他們在使用這些概念時往往賦予了其不同的含義。希臘哲學中的“存在”不同于中世紀哲學的“存在”，也不同于近代哲學的“存在”，更不同于現代哲學的“存在”。如果把他們所說的“存在”當作同一個概念，肯定會造成誤解。所以對于研究者來說，面對這些哲學概念時首先需要弄清楚它們的歷史。

如果存在著不同的哲學形態，而且相對于不同的文化或世界，這些不同的文化或世界相互之間沒有什么實質性的聯系，那么比較哲學的意義就不大，更多的可能是獵奇。在某種意義上說，比較哲學的興起和發展以我們越來越共同擁有同一個世界為前提。民族文化日益超越了地域性，相互之間發生了越來越多的聯系，由此，不同文化和哲學之間發生沖突和融合才具有實質性的意義。有人可能會說，既然我們擁有一個世界，我們就應該有一個世界觀，或者可以有一個世界觀作為衡量不同世界觀的標準。這種科學主義的態度不適用于比較哲學(當然也不適用于哲學)：自然科學具有相對的普遍必然性，科學家們研究的是一個自然而不是許多不同的自然，哲學卻有所不同。在某種意義上，科學家的工作是描述這個世界，哲學家的工作則是解釋這個世界的“意義”。古典哲學往往試圖通過描述世界而獲得世界的意義，而現代哲學的思路則發生了轉變。科學家研究的對象是自然界(雖然也是人化的自然)，而哲學家研究的對象則是融入了價值因素的“生活世界”，這意味著我們不可能像自然科學那樣根據對象來檢驗某種哲學理論的真假對錯。任何一種哲學理論自身都可以是“自洽的”，然而在不同的哲學理論之間卻可能存在著矛盾和沖突。因此，我們不可能僅僅根據一種哲學理論來判斷哲學的意義，而必須考慮到哲學家們面對同一個哲學問題所提出的不同的理論。另一方面，在哲學這個學科中，雖然要求研究者在研究哲學家的思想時遵循學術上的規范，但是哲學家們的著作似乎總是各行其是，這表現在哲學家們采取了許多不同的方式表達他們的思想。掌握了數學“語言”基本上可以讀懂所有的數學著作，但是讀懂了柏拉圖并不意味著可以讀懂亞里士多德。不恰當地說，哲學家們試圖通過“說”去說“不可說”的東西。既然“不可說”，“說”與“說”之間往往方式不同而且很難判斷誰更有效。

在某種意義上，哲學自身就具有比較的性質。西方哲學是不同文化以及不同的哲學形態融合的結果，至少可以概況性地歸結為“希臘——拉丁——日耳曼”文明融匯的產物。同一時代的哲學也是如此：英美哲學與大陸哲學相互之間同樣存在著相互理解的難題。其實，中國哲學也存在著這方面的問題。佛教在東漢初傳入中國，使得先秦與漢唐之后的中國哲學亦具有比較的性質。所以，比較哲學不僅發生在中西哲學比較研究領域，同樣也發生在西方哲學和中國哲學自身之中。然而，不同的哲學如果沒有任何共同性和可比性，比較哲學就是不可能的。就此而論，我們或許可以引入維特根斯坦的反本質主義立場，視不同的哲學形態為“家族相似”的關系，將哲學看作是一個“家族”，以其“相似性”建立一種“元哲學”的觀念，即以哲學的問題、對象、基本概念、方法等形成“元哲學”的方法論。這并不是說有“一種”哲學，而是對所有的哲學形態作“元”的分析，或者說，以比較哲學充當“元哲學”的地位。在此，我只是把“元哲學”的問題提出來，尚須深入討論。簡言之，所謂“元哲學”并不是要在不同的哲學形態之上再建立一個“普遍哲學”、在不同的語言之上建立一套普遍語言，也不是致力于在不同的哲學形態之間尋求“同一性”，當然更不是企圖消解各自的文化背景而謀求所謂準確的理解，而是建立一種“寬容”的態度，營造一種可供比較的環境。

在某種意義上，“哲學比較”是一種方法，而“比較哲學”則是一種“哲學”。“哲學比較”通常是描述性的：我們可以在不同的東西之間作比較，明確同一與差別是任何一門學科甚至任何一種敘述方式的基本前提。相對于當代中國的哲學，比較研究已經融匯在哲學研究之中了。因為就這一學科而論，中國的哲學從一開始就是在以西方哲學為主要參照系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的。就此而論，如果局限于哲學比較，只是簡單地指出中西哲學的同一與差別，不過是經驗性的歸納和描述。

比較哲學與哲學比較不同，其出發點在于，我們共同擁有一個世界——地球村。哲學根源于我們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是一個意義的世界。“生活世界”的意義是多元的，不存在唯一標準化的世界意義。雖然由于文明的形成和發展具有地域性，相對而言比較封閉，看起來西方世界有西方的意義，東方世界有東方的意義，但是實際上，“西方世界”并沒有統一的意義，正如“東方世界”沒有統一的意義一樣。在全球化時代，多元的意義是共存和重疊的。為此，我們提倡一種“視角主義”或“透視主義”。不存在超越于不同的生活世界之上的“共同的世界”，所謂“共同的世界”不過是不同的生活世界“重疊”而形成的。套用后現代的說法，沒有“所指”，只存在不同的“能指”。

因此，比較哲學不能僅僅停留在比較研究的層面，需要“還原”到“源始境域”——生活世界。因為使不同的哲學形態之所以不同的東西隱藏在不同意義的生活世界之中。這是一個文化的、歷史的、語言的、社會的、個人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的不同意義決定了哲學形態的區別，反過來，不同的哲學形態又賦予生活世界不同的意義。所以，比較哲學不承認有一種標準化的哲學(例如西方哲學或東方哲學)，如果有一種哲學那只能是“元哲學”，即對所有不同的哲學所進行的比較哲學研究。

為了說明這一點，這里引入“比較視角”(comparative perspective)與“比較視域”(comparative horizon)這兩個概念。

二、“比較視角”與“比較視域”

“比較視角”這個概念借助于比較文學，在比較文學中一般譯作“比較視域”。①為了與“comparative horizon”中的“horizon”區別，我把“perspective”譯作“視角”。其區別在于，“perspective”突出的是某個觀察者或者主體的角度，而“horizon”突出的則是多角度多層次的“視野”、“視域”或“境域”。“比較視角”當然不局限于比較文學，在西方許多研究中都使用了“比較視角”的方法。“perspective”的基本含義是“透視”。這里主要借用“透視”或“視角”的概念來說明比較哲學的問題。

在比較文學中，“比較視角”是比較文學研究主體在兩種文學關系之間或文學與其他相關學科關系之間的內在透視。這種透視是跨越兩種或兩種以上民族文化知識的內在匯通，也是跨越文學與其他相關學科知識的內在匯通。②比較文學所說的“比較視角”強調的是比較文學以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跨學科為基點③。顯然，比較哲學也具有這方面的特點。本文在比較哲學中引入“比較視角”概念，是為了說明：首先，任何一種哲學都是從一個視角出發看待哲學對象、研究哲學問題和看待其他哲學的，比較哲學則不局限于某一個角度或視角，或者說，它的視角是“比較視角”。其次，由于不同的哲學有不同的視角，因而比較哲學的“透視”是在不同的視角之間發生的。最后，比較哲學應該具有一種“視角主義”或“透視主義”的自覺意識。

“視角主義”或“透視主義”(Perspectivism)由尼采開始形成影響，為后現代主義所充分發揮。西洋繪畫自文藝復興以來把幾何透視法運用到繪畫藝術之中，被稱為“焦點透視法”。人們曾經認為中國繪畫沒有透視法，這種看法后來得到了糾正。中國繪畫也有透視法，不過是一種“散點透視法”。在某種意義上，傳統哲學類似“焦點透視法”，自以為是在客觀地描述事實，實際上只是從個人視角所看到的東西。如果從“散點透視法”看待事物，獲得的是一個馬賽克式的圖景，即拼裝起來的世界；我們似乎可以通過散點而彌補焦點的局限，所有的散點拼裝起來，可以形成一個完整的世界。以西方現代派繪畫中的立體主義為例，畢加索和勃拉克打散原有形體，然后主觀地重新組織那些成分，并不遵守透視規律，從而，這種所謂的立體主義并不創造視覺的立體感，而是創造了一種理念化的立體感。視角主義則認為，所有的知識都不過是認識主體從自己的視角出發所看到的結果，不是也不可能是事物的全部。即使把“盲人摸象”所摸到的部分拼裝起來，也不可能形成完整的事物自身。“視角主義”不承認有事物本身，因為對象的意義僅存在于不同的視角之中。

在某種意義上，比較哲學應以“視角主義”為基礎。比較哲學有其研究對象，其研究對象亦有其“背景”。以“哲學”為“背景”，以不同的哲學及其關系作為研究的對象，這是傳統觀念。在我看來，不存在“哲學”，只有不同的哲學形態。那么，比較哲學是在什么基礎(平臺)上研究不同哲學及其關系呢？這個基礎就是“視角主義”意義上的“比較視角”。比較哲學具有“跨”的特點，這個“跨”不是超越，而是“元哲學”意義上的哲學。它可以從三個方面體現“比較視角”：

第一，比較哲學研究不同哲學之間的關系，每一種哲學的角度都不是全部，他者也不是全部，從而比較哲學具有“之間”的特點。“視角主義”應該是比較哲學的出發點。認識論中有“主體間性”的問題，在比較哲學中則有“哲學間性”的問題。

第二，比較哲學的基礎是“生活世界”，這是一個生成著的多重意義的世界。不同的哲學所解釋的世界已經是意義重合的世界了。哲學從生活出發，而當今的生活世界是“混合的文化”。④中國哲學面對的生活世界不是純粹中國的，美國哲學面對的生活世界也不是純粹美國的，其實都具有“混合文化”的特點。因而，在不同哲學之間進行比較研究，必須考慮到或者自覺到這一點，這意味著哲學本身就是比較哲學。

第三，“比較視角”突出的是觀察者的角度，而就比較哲學的研究對象而言，還須引入“比較視域”的概念。“視域”所說的是觀察者從這一角度所“看”到的東西。“比較視角”是多視角的，“比較視域”則是多視角所面對的境域，亦即不同文化和意義重疊的生活世界。

“比較視域”(comparative horizon)是一個自造的概念。比較哲學通過研究不同哲學之間的關系而面向“生活世界”，解釋“生活世界”的意義，而“生活世界”乃是一個意義生成并且相互重疊的世界，類似海德格爾所說的“源始境域”。之所以把這個“源始境域”稱為“比較視域”，是為了強調這個“源始境域”具有“視角主義”的特點，尤其是為了強調比較哲學的研究對象的特點。

“比較視角”意在強調比較哲學不是站在某一種哲學的“角度”，而是研究所有不同哲學的“角度”；“比較視域”強調的則是比較哲學的研究對象是由不同哲學構成的具有“家族相似”性的“哲學家族”，在它們的“背后”是多重意義重疊的“生活世界”。簡言之，當我們比較不同的哲學思想的時候，并非站在某一種“視角”，而是站在不同視角“之間”對所有不同的哲學思想做“全景概觀”式的比較研究，并由此“看到”不同的哲學思想所“看到”的東西，以及不同的哲學思想因為“視域融合”而形成的東西。當然，“比較視角”與“比較視域”之間的區別主要是為了說明的方便，前者強調的是比較哲學的方法論，后者突出的則是比較哲學之研究對象的性質。實際上，比較哲學的“看”(比較視角)之“所看”(比較視域)自有其同—性，而其真正的目的則在于凸顯不同哲學形態之間由于“視域融合”而形成的新東西。

三、跨文化的哲學對話如何可能

許多人懷疑比較哲學的可能性，在不同文化之間究竟是否有可比性、是否可以通約的問題上心存疑慮。然而，在不同的文化之間發生了廣泛深入的相互影響之后，比較哲學的可能性問題變成了一個理論問題而不是事實問題。事實上是可能的，但是理論上如何說明？這就是康德式的問題：跨文化的哲學對話如何可能？

說到“不可通約性”的概念，人們往往以為庫恩所說的“不可通約”相當于“不可比較”。庫恩討論的是同一背景下科學理論的變革問題。科學理論之間不可通約，但由于它們的語匯結構在大多數方式上是重疊的，因而存在著使一種語匯的成員獲得另一種語匯的“橋梁”。1988年，庫恩在一封信中指出：“當我談到兩個理論或兩個范式是不可通約時，我絕不意味著提議說，它們之間是不可比較的。……‘不可通約性’應用于科學理論，意欲提示出，需要陳述一個科學理論的語言很像詩的語言。某些陳述(但只是那些)，使得用一種理論的語言不可能以確定真值所需要的精確性翻譯為另一種理論的語言。但兩者仍然是可以比較的。”⑤我們在此借題發揮，就比較哲學而探討不可通約的問題。

庫恩面對的是一個領域的問題(科學)，而且眾所周知，科學的語匯在一定程度上是沒有國界的。雖然科學在西方的發展歷經不同的歷史時期和面臨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是自近代以來，科學畢竟有了一套通行的自己的話語系統，如數學公式。而比較哲學的問題面對的是不同文化背景下哲學形態之間的關系，它們之間沒有通行的話語系統(除非僅以西方哲學為“哲學”)，以至于庫恩所說的不可通約＝不可翻譯的問題在這里更成為問題。庫恩面對的是科學理論之間的翻譯問題，而我們面對的是不同文化之間、不同語言之間的“翻譯”問題。然而，如果我們可以將比較哲學看作“哲學”，那么是否可以說比較哲學應該為不同哲學形態之間的“翻譯”提供理論上的可能性呢？當然這在性質上是完全不同的問題了。科學家相互之間可以通過科學語言相互理解，而比較哲學能否構成哲學交流的“平臺”尚屬疑問，更何況即使可以成立，不同哲學之間的相互理解仍然是成問題的。簡言之，按照庫恩的理論，不同的科學理論之間不可通約，但卻是可以理解的，如亞里士多德與牛頓的“運動”概念。現在我們面臨的問題是，不同的哲學形態之間如果不可通約，是否可以相互理解？顯然，這是回答“比較哲學如何可能”所不能回避的關鍵問題。

不同哲學家的著作在不同的背景下形成，使用不同的語言寫作。從傳統的觀念出發，“哲學比較”是可能的，因為有不同當然可以比較；然而“比較哲學”卻是不可能的，存在著“不可通約”的難題。首先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哲學理論能否通約的問題，歸根結底是不同文化之間是否可以相互理解的問題，即不同哲學之間的文化“間距”問題。其次是我們對于哲學文本能否理解的問題，這至少有兩個方面的難題，一是我們與所閱讀的文本之間的“間距”，二是不同的文本之間的“間距”。

不同哲學之間的文化“間距”問題，顯然不能以各種哲學都屬于哲學來回答。然而，盡管各大文明最初的形成和發展是相對獨立的，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或許是大航海時代之后的事，但是文明、文化之間的交流溝通古已有之，這是事實。例如，佛教東傳，希臘文明受到周邊文明如巴比倫、埃及等文明的影響，亞歷山大大帝東征乃有希臘化時期，基督教誕生后有希臘文化與基督教文化之間的互相影響，羅馬建立了地跨亞、非、歐的大帝國，匈奴西進造成了世界性的民族大遷徙，13世紀蒙古大軍建立了地跨歐、亞的大帝國……所有這些歷史事件都意味著文明、文化之間的碰撞與融合。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實際上都是在不同文化融合的基礎上形成的。所以，事實上不存在“純粹的”文明或文化，文明或文化都是混合性的，哲學也是一樣。當然就哲學而論，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哲學都存在著“翻譯”的問題。佛經從梵文到漢語的翻譯，從希臘到羅馬，希臘語翻譯為拉丁語，毫無疑問都存在著“本土化”的問題。經典的翻譯從來不是原樣照搬，哲學思想的傳播亦存在著文化“翻譯”的問題。中國人畢竟要通過漢語了解佛經，羅馬人畢竟要通過拉丁語了解希臘經典。因而，在翻譯或傳播的過程中，必然發生了某種文化上的“變異”。那么，這從理論上如何解釋？在不同的哲學形態之間溝通的“橋梁”是什么？

或許哲學解釋學可以為我們提供一種解決問題的方式。關于閱讀的傳統觀念是“我注六經”式的。閱讀的目的是完全按照本文的意義解讀(客觀主義)：我們要避免主觀上的偏見或成見，按照哲學著作本來的面目把其中的思想“再現”出來。這聽起來有道理，而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也沒有意義。我們與文本之間存在著歷史、文化、社會、個人等的間距，而哲學著作都是在它的時代形成的。除非我們能夠像復印機一樣，把哲學著作及其形成的所有背景因素統統復制過來，否則我們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哲學家的思想。而我們與哲學著作一樣，有我們自己的歷史、文化、社會、個人等諸多背景因素，不可能把這些因素統統清除掉，把自己變成一張白紙。其實，即便是同時代的文本與我們同樣存在著“間距”。

按照傳統的閱讀理論，文本的意義存在于文本之中，閱讀者的工作就是從文本的字里行間解讀其意義，而閱讀的準確性就在于以文本為標準來衡量不同的閱讀者閱讀的結果。顯然，如果我們不可能整體復制文本及其背景，我們就不可能消除我們與文本之間的間距，而這的確是不可能的。而從解釋學的角度看，文本及其意義并不是客觀的存在或現成的所與，其意義乃生成于我們對文本的解讀之中。這并不是說“六經注我”，我就可以從自己的角度(視角)任意解釋它的意義。文本不是一經形成便一成不變的，而是“活”的有生命的存在。文本也是對話的產物，它是哲學家與哲學對象、哲學家與哲學家之間“對話”的結果。我們閱讀文本也是“對話”，亦即我們與哲學家(文本)圍繞共同關心的問題相互討論的結果，我們參與到哲學家的對話之中。因而，對話是一種“視域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伽達默爾在回答貝蒂的批評時說：“我的探究的意義，無論如何不在于提供一種關于解釋的一般理論，以及一種關于解釋方法的獨特學說，就像貝蒂卓越地做過的那樣，而是要尋求一切理解方式的共同之處，并要表明理解從來不是一種對于給定的‘對象’的主觀行為，而是從屬于效果歷史，這就是說，理解是從屬于被理解的存在。”⑥在某種意義上，一切理解方式的“共同之處”就是“視域融合”。伽達默爾主要探討的是同一種文化或語言范圍內的“視域融合”(例如我們與傳統之間的關系)，而我們遭遇的是不同文化或語言之間的視域融合。換言之，比較哲學需要討論的是跨文化的哲學對話問題。

在某種意義上，比較哲學乃是跨文化的哲學對話，而“對話，特別是宗教及意識形態領域的對話，并不單只是一系列的會談，而是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一種領會和反映世界及其意義的方法”⑦。對話既不是持不同見解的人相互之間的爭吵，也不是持相同見解的人互相強化自己的觀點——這兩個極端其實都是在自說自話，唱獨角戲，對話是平等的交流。進入20世紀以來，人們逐漸意識到絕對真理是不存在的，世界開始“祛除絕對化”，“走出對世界及其他對我們的意義的絕對化理解，走出絕對的思維方式，我們已經開始發現一個遠為豐富、遠為‘真實’得多的理解世界的方式，這就是對話的思維方式”⑧。“對話是在一個主題上持有重大分歧的見解的人們之間的一種以從對方學習關于這個主題的更多真理為目的的雙向交流”，“對話是兩個或更多的持有不同見解的人之間，以通過各自的參與向其他人學習以使自己能夠有所改變和提高為目的的交談”。⑨

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文化與文化之間、人與人之間不發生關系是不可能的，而這種關系如果表現為堅持自己的立場或是放棄自己的立場，都是無意義的或者無效的，這不是對話或者交流的目的。對話之所以必要，是因為我們每個人都不可能擁有絕對真理，我們必須了解關于同一個主題的各種不同的見解，才有可能選擇對我們最合適恰當的可能性。因此，“對話”不僅僅是方法，更重要的是一種“態度”。

跨文化的哲學對話亦涉及翻譯問題。

因為存在著不同的哲學形態，在不同的哲學之間存在著翻譯的問題，因而翻譯問題是比較哲學的重要問題。就中國哲學而言，我們通常需要通過翻譯研讀西方哲學家的著作，即使對于可以使用原文原著進行研究的學者來說，同樣涉及通過漢語思考、理解和敘述西方哲學思想的問題。當然，即使同一個文化背景下的哲學理論也存在著哲學概念的“翻譯”問題，因為哲學家們在使用同—個哲學概念時，其含義往往是不同的。不過我們在此更關注的是中西之間的比較哲學問題。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在此所說的“翻譯”仍然是“廣義的”，因為它還涉及文化之間的相互理解問題。

翻譯可以分為“語際翻譯”(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語內翻譯”(intralingual translation)。⑩一般說來，“語內翻譯”相當于“解釋”，“語際翻譯”則是嚴格意義上的翻譯，而實際上“語際翻譯”亦需要解釋。“語內翻譯”涉及“文本流傳”，“語際翻譯”則涉及“文本流通”。(11)“文本流傳”說的是傳統的傳承，“文本流通”說的則是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

其實在西方也存在著翻譯問題。“西方”是一個籠統的概念，至少包括希臘語、拉丁語和日耳曼諸民族語言。希臘語和拉丁語都需要翻譯成日耳曼各民族的語言，而且在日耳曼各民族之間的語言也存在著翻譯問題。只不過作為諸多文明融合而成的西方文明，具有相對而言比較統一的文化背景，雖然這個文化背景亦具有多元化的特征。不過就現代哲學而論，在某種意義上，西方哲學面臨的往往是“語內翻譯”或者“文本流傳”的問題，而中國哲學面臨的主要是“語際翻譯”或“文本流通”的問題。中國的“文本流傳”居于“弱勢”，“文本流通”則是“主流”，傳統文化“斷裂”，而西方文化對中國則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甚至可以說，中國的學術研究如果離開了翻譯將所剩無幾，這就造成了非常不平衡的現狀。

1985年，美國語言學家恩格爾說：

隨著這個世界像一個干癟的橙子一樣日益縮小，各文化中的所有民族日益接近(無論是勉強地還是心存疑慮地)，我們在這個地球上剩余的歲月或許可以干脆用這樣一個重要論斷來表達：“翻譯或者死亡(translation or die)。”或許某一天，世界上每一個生物的生存與否也許會取決于對一個關鍵詞的緊迫的和準確的翻譯。(12)

此話雖然有些夸張，但也說明了當今時代翻譯的重要意義。

比較哲學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因而理想狀態的比較哲學應該是內外兼顧、有進有出的，全球化時代尤其如此，這才稱得上“學術交流”。然而對于當代中國而言，卻是有進而無出，呈現出不平衡的狀態。所以我們把比較哲學看做是“元哲學”還只是理想而已。就此而論，中國的學術界還不成熟，還沒有進入全球化的時代。我們總是說要“與國際接軌”，但基本上還是單向的。

無論如何，翻譯對中國的學術界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翻譯”自身就具有比較哲學的意義。與此同時，“翻譯”的目的不僅僅在于了解西方、“與國際接軌”，亦在于為比較哲學作出應有的貢獻。就“理解”是某種“視域融合”而言，西方的經典并非原封不動、現成所與的“原本”，其意義存在于后人的解讀之中。這意味著中國人的解讀應參與到西方經典的意義構成之中，而且肯定不同于西方人的解讀，因為它不可避免地出自現代中國人的“視域融合”。這也意味著西方人對自己經典的解讀并非就是“正宗”，反過來也是一樣：中國人對自己的經典的解讀也并非就是“正宗”。

因此，中國哲學概念在不同歷史時期以及各種文化影響下的嬗變、西方哲學概念在漢語翻譯以及傳入中國后所發生的嬗變，應該成為比較哲學研究的重要課題。

結語

哲學與宗教一樣，起源于人類精神的終極關懷，不同的哲學之所以不同，主要在于它們對終極關懷問題的不同的回答方式，而這些回答方式的不同當然有文化、歷史等各方面的因素。所以從“根”上追溯，需要“還原”到不同哲學賴以形成的“土壤”——不同文化的“生活世界”。因而，不同哲學之間的影響既可能源于不同的生活世界相互之間的影響，也可能是因為不同哲學之間的相互影響而影響了生活世界。如前所述，我們正處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樣性的時代，也可以說是“混合文化”的時代，而所謂“混合文化”乃是不同文化之間“視域融合”的結果。僅就哲學而論，其發展不僅根源于不同文化“視域融合”因而意義重疊交匯的“生活世界”，同時也是不同哲學之間“視域融合”的產物。正因為如此，比較哲學理應有其廣闊的發展空間。

因此，開展關于比較哲學的深入研究，對于當代中國哲學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就現狀而言，由于學科的劃分，哲學下屬哲學、中國哲學、外國哲學等八個二級學科各行其是，壁壘森嚴，即便面對的是同一個問題也是各說各話，即使使用的是同一個哲學概念卻也往往各有各的含義。而實際上，中國哲學的研究已經不可能離開西方哲學的參照系及其概念和方法，而在中國研究西方哲學的目的亦主要不是為西方哲學作貢獻，而是為了中國哲學的發展。簡言之，當代中國哲學具有比較哲學的性質，然而由于缺乏自覺性，學者們往往畫地為牢，自我限制，雖然因其細致入微有可能提高“技術含量”，但卻也掩蓋了哲學的作用與功能。在我看來，比較哲學有助于破除學科壁壘，跨越學科界限，使哲學面對當代社會重大的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最后需要說明的是，雖然本文以“跨文化的哲學對話如何可能”為題，但是尚未獲得充分圓滿的答案。我在此只是提出以“視域融合”作為解決問題的原則，以回答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哲學理論能否通約、不同文化之間是否可以相互理解，以及如何化解我們與所閱讀的文本之間的“間距”、不同的文本之間的“間距”尤其是不同哲學之間的文化“間距”等問題。簡言之，對話不是放棄自己的立場或者強化自己的立場，而是謀求相互之間的溝通。文化雖然不同，哲學形態盡管相異，但是對話無論如何是可能的，因為我們的時代是“混合文化的時代”。比較哲學所要做的，正是不同哲學之間的“視域融合”。

注釋：

①②③參見楊乃喬主編：《比較文學概論》，第109、113、103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④參見羅蒂：《混合文化中的哲學》，載《求是學刊》，2006(3)。

⑤轉引自江怡主編：《走向新世紀的西方哲學》，第386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⑥轉引自江怡主編：《走向新世紀的西方哲學》，第296頁。

篇（5）

[分類號]G311

科學論文被世界各國廣泛用作科學技術產出的一類指標，科學論文的學科結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學體系的狀況和特征，同時也是表征學科建設與發展的重要指標之一。隨著國際大型文獻數據庫的開發和成熟，特別是社會科學引文數據庫(SSCI)的推出，許多學者采用文獻數據庫統計數據對社會科學研究的績效、結構及影響力進行了有益的探討。

國內社會科學文獻數據庫的開發也逐漸繁榮，為研究我國社會科學發展的規模、結構、質量和影響力提供了數據基礎。范并思利用報刊資料索引文獻數據指標，采用文獻數量和增長率等定量方法研究了中國1978～1995年社會科學以及學科結構、增長及其變化。一些學者利用《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文獻數量分析了20世紀90年代后期及2l世紀初期中國社會科學生產力及影響。莫作欽利用408種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文獻數據，采用統計分析方法對1996年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活動的基本狀況及其學科發展態勢進行了揭示。蔡曙山采用國家社科規劃申報項目數據分析了各省社會科學各學科的科研生產力。

不同國家或地區對社會科學不同學科領域的發展有優先和輕重緩急之分，那么對于一個省份來說也應該選擇自己優勢和特色學科研究領域。選擇和發展優勢領域最主要的一個方面是要以之前的優勢積累，了解和知道哪些領域具有優勢。科研優勢可以通過多種指標來反映，如科研投入中人力投入、經費投入，科研產出中論文產出等，在這些指標中最具有可比性的是論文產出。對于所有的優勢可以體現到該學科的研究領域在國內和國際上所處的優先地位，這可以通過科研產出指數來測度各地學科結構及優勢領域。本文以反映國內社會科學研究水平的CSSCI檢索系統論文統計數為基礎，建立社會科學研究優勢指數，借以分析和比較我國各地區的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分布與優勢。

盡管科學論文只是衡量科學體系結構的一個方面，但它能在某種程度上反映科學研究學科結構的產量、質量和覆蓋面。分析和揭示各地區社會科學研究學科結構分布及優勢領域，對科技宏觀管理部門來說，可以作到系統規劃、突出優勢、兼顧一般、協調發展，調整和建設優勢領域，對整個國家學科優先領域的選擇和科研基金的投向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和意義。

1　數據來源

本論文統計分析的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CSSCI 1998～2004年的數據，時間跨度為7年。CSSCI精選了國內出版的質量較高、影響較大、編輯出版比較規范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作為來源期刊，該檢索系統具有較完善和規范的學科分類論文省區歸屬檢索系統。

CSSCI根據文獻來源分為25個學科，表1給出1998～2004年我國25個學科領域論文數量及比例排序。部分學科進行了簡稱：(簡稱馬克思)、新聞與傳播學(簡稱新聞學)、圖書情報與檔案學(簡稱圖情學)、社會科學總論(簡稱社科論)、人文地理(簡稱人地學)、環境科學(簡稱環境學)。

從表1可以看出：

從25個學科領域7年論文量占全國論文總量比重和排名看，第一位的是經濟學，占30.3％，成為當前我國社會科學領域中的領頭羊，一支獨秀成為顯學。分列二、三位的是教育學和政治學，各占9.6％、7.1％。有7個學科所占比重不超過1％，分別是宗教學(0.9％)、考古學(0.9％)、民族學(0.7％)、統計學(0.4％)、人地學(0.4％)、社科論(0.2％)和軍事學(0.2％)。

所有25個學科領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波動性增長，各領域波動的年份不完全一致。這是因為一方面收錄來源期刊數量不穩定；另一方面來源期刊變更所引起的。

2　各地學科優勢與結構

2.1　各地優勢學科領域

各地的學科結構反映了現實的社會科學研究能力，也預示著各地的社會科學體系的發展方向。要對各地的學科領域的地位進行分析，必須求助于全國比較。對某個具體地區而言，有必要對衡量社會科學領域成就的絕對優勢學科領域和相對優勢學科領域兩個指標進行區分。兩種優勢的界定如下:

在某一學科領域中，一省區的論文在全國論文總數中的份額，這個指標可粗略評估該省區在不同學科領域的研究力量，取全國3l省區中每一學科領域前5位的省區，以定義它在該領域具有絕對優勢。測算公式：

在某一學科領域中，一省區論文在該省區全部社會科學領域論文中的份額與該領域中各省區論文總數在全國全部社會科學領域論文總數中的份額比較，這是從學科領域的角度來展示相對優勢指數(RCA)。它表明在某一特定領域內，具有比較優勢的省區應成比例地比其他省區做出更多的貢獻(發表更多的論文)。相對優勢指數的測量方法是：

因此，如果兩者的比值大于1，則說明該省區在該學科領域中具有相對優勢；如果比值小于1，則需要加強該領域的研究工作。

為了全面系統地反映和測量各地區的社會科學優勢學科領域，同時也為了消除各地區年度論文變化的影響，取7年各地區論文數據，分別按25個學科領域進行匯總，按上述的計量方法進行測度。各地區絕對優勢、相對優勢學科領域如表2所示。

觀察表2并分析數據可以得出：

從各地區絕對優勢比較看，北京、上海、江蘇、湖北和廣東在大部分領域占據了絕對優勢，這5個省市屬于第一層次。很明顯，北京在全部社會科學學科領域的論文產出中占有絕對領先地位，各領域的論文數占全國相應領域論文數的15％～48％不等，沒有哪一個省份在任何領域能與北京匹敵。北京在所有領域都具有絕對優勢，但不是所有領域都具有相對優勢，在管理學等10個領域不具有相對優勢。上海在、考古學和民族學既不具有絕對優勢又不具有相對優勢，在管理學等11個領域不具有相對優勢，但具有絕對優勢。江蘇考古學和民族學既不具有絕對優勢又不具有相對優勢，體育學只具有相對優勢，在宗教學等9領域不具有相對優勢，但具有絕對優勢。湖北在管理學等8個領域既具有絕對優勢又具有相對優勢，但在宗教學等6個領域既不具有絕對優勢又不具有相對優勢。廣東在等4個領域既不具有絕對優勢又不具有相對優勢。

管理學等16個學科前5名都集中在第一層次，而馬克

思主義等9個領域就比較分散，特別是考古學最為分散。

四川、山東、陜西、河南、甘肅、云南和廣西分別有4至1個絕對優勢領域，其他省份不具有絕對優勢領域。這表明少部分省市產出了大部分的社會科學論文，全國絕對優勢學科是相對集中的，對于具有絕對優勢學科的省市應該繼續保持這種絕對優勢地位，因為這是最具特色的優勢。

從相對優勢領域比較看，各地區相對優勢領域的數目不等，每一個地區都有自己的相對優勢領域，除北京、上海、江蘇、湖北和廣東外，其他具有絕對優勢領域的省份，他們的絕對優勢領域幾乎也同時是各自的相對優勢領域。對于同時具有兩種優勢學科的省市，更應該繼續保持這種特色的優勢學科。對于沒有絕對優勢學科的省份，應該在各自的相對優勢學科里發揮力量，使優勢更突出。

從各學科相對優勢值比較看，社會科學研究能力比較強的省份差異小，而能力比較弱的省份差異比較大，也就是說社會科學能力弱的省份相對比較優勢更突出。

中部地區省份的相對優勢領域主要分布在、哲學、語言學、文學、圖情學和教育學。而西部省份的相對優勢領域主要分布在民族學、文化學、人文地理和環境科學，這是西部所處地域環境的反映。

社會科學研究的地區產出與綜合性大學和文科院校的地區分布有很強的相關性。社會科學研究產出能力強的省份也是擁有高等院校比較多的。

2.2　各地區相對優勢學科領域比較

為了考察各省區相對優勢領域在時間上的縱向變化，將1998～2000年和2002～2004年的各省區25個學科的論文數匯總，也分別計算出各省區的相對優勢領域。這樣可以比較各省區前期和后期相對優勢領域的變化。采用蛛網圖可以清楚地顯示相對優勢領域發展的強弱變化。由于篇幅所限，筆者在東中西省份中各選取一個省份，東部的上海、中部的湖北和西部的陜西。

分析數據和觀察圖1可以看出：

我國大部分地區社會科學學科保持相對穩定的結構，這種結構穩定性高于自然科學或工程學科。社會科學研究能力強的地區學科結構穩定性高于社會科學研究能力弱的地區，也就是說社會科學研究不發達地區的學科結構更容易發生變動。

上海的民族學、環境科學和軍事學相對優勢得到加強，統計學、藝術學和文化學相對優勢被消弱。湖北的新聞與傳播學、統計學和文學相對優勢得到加強，而藝術學、宗教學和教育學相對優勢降低。陜西的人文經濟地理、軍事學和管理學相對優勢得到大力加強，而體育學、心理學和宗教學相對優勢降低。

2.3　各地區學科結構比較

各地社會科學學科結構異同和變化可以通過兩個指標加以測定：

從表3可以看出：

大部分省份的社會科學學科結構與北京極為相似，這表明我國各地社會科學研究發展模式基本相同。只有部分省份如青海、重慶、河南、內蒙古等結構稍有不同。

社會科學研究能力較強的省份結構變動度較小，如北京、上海、湖北和廣東等；社會科學研究力量較弱的省份結構變動度較大，如青海、海南、黑龍江和江西等。

總體上，社會科學學科結構變動低于自然科學或工程學科。

3　結論與建議

當前經濟學成為我國社會科學領域中第一大學科，遠遠超過其它學科。

北京、江蘇、上海、湖北和廣東是我國社會科學研究力量最強的地區，其它地區具有少量的絕對優勢學科，每個地區都擁有數目不等的相對優勢領域，中部地區省份的相對優勢領域主要分布在、哲學、語言學、文學、圖書情報與檔案學和教育學。而西部省份的相對優勢領域主要分布在民族學、文化學、人文地理和環境科學。

大部分省份的社會科學學科結構與北京極為相似，這表明我國各地社會科學研究發展模式基本相同。全國各地社會科學學科發展特色與優勢并不突出。

選擇和發展優勢領域，首先要結合本身具有的學術優勢基礎和特色。各省區優勢領域的存在與各省區的高等學校和科研院所的力量強弱有很大關系，所以各省區選擇和發展社會科學，應主要結合當地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學科分布力量，特別是各地高校重點學科建設，結合當地區域特色和社會需求。其次，在選擇學科研究重點時，必須確立學科主體研究方向和有特色的學科方向，并以此為重點加強建設。在選好方向的基礎上，建設和培養學術梯隊，沒有一流的學術隊伍就沒有一流的學科，人才是學科發展的動力所在。

篇（6）

學術論文更強調一個“新”字，相同或相似于以前已發表過的學術論文就毫無價值;議論文雖然也講究一個“新”，但有時可重復議論。例如，某年如發生洪水泛濫，中央和各省市的報刊都要發表一些強調保持水土，提倡可持續發展之類的議論文章，過了若干年如又遇特大洪水泛濫，全國各類報刊又會而且應當發表一系列同一內容的議論文，以增強社會教育效果。

學術論文強調論據的確鑿、充分、可靠、典型、有力，尤其要強調用第一手材料;而議論文雖然也用論據，但不特別苛求。甚至有的議論文是作者靠思辯的邏輯論證來闡明自己的觀點的。

學術論文的論證及格式講究規范，而議論文卻不拘一格。

由于沒有把學術論文或科學論文與普通議論文區別開來，對學術論文的了解不夠，有的同志就自覺不自覺的寫成了普通議論文，因而呈現出三個相應的缺點：一是缺乏新意，有的甚至炒陳飯，談一些人們早已熟悉的觀點;二是比較空泛，論據不足，又不典型，沒有說服力;三是論文的格式不規范。

 

所以，我們在寫廣播電視學術論文時要提醒自己：不要寫成普通議論文了，要按學術論文的規范來寫。

學術規范來寫學術論文，首先在確定選題上就很講究。如寫普通議論文，其題目常常是自己隨意定的，而寫學術論文，其題目的確定就不那么隨便了。在確定題目之前還要做幾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要了解、把握廣播電視研究的動態。

據我了解，我們廣播電視學術論文的作者在確定論文題目之前大多數沒有做過這一工作，或沒有認真地全面地了解廣播電視研究的動態。這是不符合學術研究規范的。

篇（7）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2）05-0212-02

一、測度指標

本部分研究主要采用“學科自引率”“學科他引率”和“相關學科引用率”這三個測度指標來進行測度。

“學科自引”是指某一學科或技術領域的研究文獻引用本學科或專業文獻作為引文的文獻引證行為。“學科自引率”為學科文獻引用本學科或專業文獻與其總引文量的比率。

“學科他引”是指某一學科或技術領域的研究文獻引用非本學科或專業文獻作為引文的文獻引證行為。“學科他引率”為學科文獻引用非本學科或專業文獻與其總引文量的比率。

“相關學科引用”是指某一學科或技術領域的研究文獻引用相關學科或相關專業文獻作為引文的文獻引證行為。“相關學科引用率”是指學科文獻引用相關學科文獻占其總引文量的比率。

任何一門學科在其發展的成熟階段，必然會產生大量的本學科的基礎理論、方法或技術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特別是學科發展得越成熟，其研究成果就會越多，研究成果越多則可供本學科研究的知識就越充足，即越是發達或成熟的學科其“學科自引率”就越高，“學科他引率”越低。反之，如果一門學科發展的歷史較短，學科還處于年輕的發展時期時，其知識量還不足以滿足自身的需求，學科還需要從其母系學科或其他學科吸收“營養”，其“學科自引率”往往則低，“學科他引率”則高，這種情況就可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學科還處于成長發育的階段。因此，學科自引率的高低往成為衡量一個學科發展成熟程度的重要測度指標。而“相關學科引用率”可以反映出本學科與其他學科之間所存在的關系以及關系程度的強弱，本學科與其他學科的關系越大，其“相關學科引用率”就越高，反之“相關學科引用率”就越低。因此，“相關學科引用率”是反映學科之間強弱關系的主要指標。目前，“學科自引率”和“相關學科引用率”是情報學界衡量學科成熟程度、確定學科背景及探討學科之間相互關系程度強弱的重要測度指標。

二、統計樣本

本文調查樣本選取了我國13種體育核心期刊中的體育經濟學學科論文，著文總計1224篇，其引文7382篇，引文總計8274條作為統計樣本。該來源期刊所載的上述著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國體育經濟學學科論文的總體情況。統計樣本的取樣時間自1998年始至2007年共計10年。參照由蔡軍、鐘天朗和邵淑月主編的《體育經濟學》一書，對這些引文進行學科自引和相關學科引用情況的統計。

三、結果與分析

從我國體育經濟學科學論文之引文的學科自引和學科他引情況統計表（表1）中可以看出，我國體育經濟學論文之引文的學科自引率為47.20％，學科他引率為52.80％，以上數據可以得出，該學科目前所引用的知識中只有47.20％來自于本學科，學科的知識積淀還不足以達到自給自足的地步，其仍有52.80％的知識來源于其他相關學科。以上情況說明，到目前為止我國體育經濟學還是一門相對年輕的學科，學科的發展不是很成熟，其知識體系仍在不斷地充實和發展完善之中。于此同時，52.80％的學科他引率進一步表明，我國體育經濟學在知識的吸納上其開放程度還相對比較高，由此也進一步證明該學科正處于從其母系學科和其他相關學科中引進知識、汲取“營養”的發育、成長階段。

本文將我國體育經濟學和運動心理學與運動訓練學這兩個二級學科的有關數據進行了比對研究。我國運動心理學的學科自引率為40.8％，學科他引率為59.2％；我國運動訓練學的學科自引率為46.99％，學科他引率為53.01％。通過對以上數據的比較可以看出，我國體育經學的學科自引率要高于運動心理學的6.4％，基本等同于運動訓練學的自引率，由此說明我國體育經濟學的學科知識建設相比之下相對充實。但從學科自引率總體上看，該三門學科的學科自引率均不是很高，說明該三門學科的知識積累均處于發展建設之中，學科的發展都還不很成熟。與此同時，通過對比該三門學科的學科他引率還表明，這三門學科在學科知識的積累上均處于相對較大的開放狀態，從母系學科和相關學科中吸取知識的“營養”仍然是該三門學科建設的重要任務。

為了證明我國體育經濟學目前究竟與哪些學科具有密切的聯系，本文對調查樣本又進行了“相關學科引用率”的調查。詳見表2。

根據表2可以看出，我國體育經濟學引用經濟學的文獻為22.59％，占其相關學科總引用率的42.78％，首先說明經濟學是我國體育經濟學的母系學科，我國的體育經濟學尚未從其母系學科中完全“脫胎”或獨立出來，經濟學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支撐著我國體育經濟學的學科建設。這一點也同時進一步證明了本文前述對我國體育經濟學學科發展尚未成熟的研究結論。

其次，我國體育經濟學引用體育其他學科的引用率為16.09％，說明體育經濟學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緊密聯系了體育學的理論。

總之，經濟學和體育學與體育經濟學關系最為密切，是該學科的主要背景學科。除此之外，體育經濟學與社會學、管理學、法學、心理學、哲學、教育學等學科的引用率表明，我國體育經濟學研究同時還在不斷引進或吸納上述各學科的知識用來豐富和完善自己的學科知識體系。

我國體育經濟學還是一門發展建設中的年輕學科。該學科科學論文在知識的引用上獨立性程度還相對較低，開放性較大，說明該學科知識還處于不斷充實和發展的階段，學科的發展建設相對不是很成熟。

參考文獻：

篇（8）

中圖分類號： G250.25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3-6938（2011）06－0021-05

Evaluation of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of Researchers Based on Citation Analysis

Wen Tingxiao Liu Xiaoying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Abstract： According to bibliometrics theory and citation analysis principle， the quantity and distribution of referenc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researcher's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and information absorbing abilit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ive hypotheses and inferences based on citation analysis principle， and chooses five evaluation indexes such as paper publishing quantity， references quantity， references quantity per paper， ratio of Chinese and English references， ratio of all types of references. In order to prove the hypotheses and inferences， this paper chooses nine authoritative Chinese academic periodicals as sample to carry out citation statistics and investigation， the result makes known that reference quantity and structure can be used as the foundation to assess researcher's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and information absorbing ability.

Key words： bibliometrics； citation analysis； researcher；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informatin asorbing ability； scientific evaluation

CLC number： G250.252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11）06-0021-05

文獻計量學和引文分析法告訴我們：科學發展具有連續性和繼承性。科學研究人員總是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進行創新，對研究現狀掌握越充分，越能表現其創新性和創新能力。而把握研究現狀最好的方式就是了解現有文獻和信息，對現有文獻和信息了解越充分，就越能站在學科發展的前沿上進行創新。所以牛頓說：“我之所以比別人看得遠一點，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因此，對文獻和信息的查尋與獲取能力也自然成為衡量和評價研究人員研究能力和創新能力的重要依據和指標。創新是相對于已有的研究成果而言的，為了體現其研究成果的創新性，研究人員在從事研究過程中會盡量查尋現有文獻和信息，在學術論文寫作過程中會盡量列出相關文獻。據此，我們可以認為：一般來說，信息獲取能力越強，參考文獻列舉就越充分。除非研究者認為無須列舉或有意省略，而這往往會帶來學術風險，如違反學術規范和學術道德。

按照文獻引用規范的要求，被引用文獻應當是全部相關文獻中質量最好和相關度最高的，而且只要引用就必須列舉。這就意味著，文獻引用必須建立在對相關文獻實現充分獲取的基礎上。在信息查尋中存在一個“索普定律（M?E?Soper）”［1］［2］：文獻引用與相關文獻和信息的可獲得性密切相關。用戶在利用信息時總是傾向于選擇距離較近、容易獲取的信息源。這一方面說明，用戶在信息獲取中存在求便心理和占有準則，另一方面也說明，用戶信息獲取量與其能力大小有關。這種求便心理是建立在用戶平常注意信息源獲取和積累的基礎上的，這也是一種信息獲取意識和能力。由此可以認為，利用引文數量特征及分布規律來初步判斷研究者的信息獲取能力是可行的。

1 引文分析的基本原理

1.1 引文分析的理論依據

從根本上講，科學文獻之間的相互引證由科學本身的發展規律和科學研究活動的規律所決定。文獻計量學、信息計量學和科學計量學認為：［3］［4］研究人員的引證行為和引證動機受一定規律的支配。科學文獻的引證與被引證，是科學發展規律的表現，體現了科學知識和情報內容的積累性、連續性和繼承性，也體現了科學發展的統一性原則以及學科之間廣泛的交叉、滲透和綜合現象。科學文獻作者在創作科學論文時，不可避免地要引證他人的文獻，汲取別人的經驗和成果。因此，科學工作者的引證行為是科學活動普遍存在的現象，是科學交流不可缺少的部分。科學文獻的作者一般不會在論文中無緣無故地引證與其論述主題完全無關的文章。文獻的相互引證有多方面的原因。溫斯托克（M?Weinstock）在進行系統歸納后指出，文獻被引證大概有15種原因。引證行為和引證動機為我們從事引文分析提供了理論依據。

1.2 標注引文的重要意義

標注引文（參考文獻）在學術研究中具有重要意義，它不僅是學術規范和學術道德的基本要求，而且也在推動科學技術進步和科研活動健康發展等方面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具體來說，在學術論文寫作和發表過程中標注引文可以起到如下作用：［5］［6］［7］

（1）體現科學文化的繼承性和發展歷史；

（2）尊重和保護他人的著作權；

（3）精練文字，縮短篇幅，避免重復；

（4）便于編輯和審稿人準確評價論著的學術價值和技術水平；

（5）提供情報信息線索，與讀者共享信息資源；

（6）通過引文分析對論文、作者、期刊、機構等的學術影響力（應用總被引頻次、影響因子、即年指標、他引率等指標）做出客觀的評價；

（7）有助于建立科學公正的國家科學技術和社會科學評價平臺；

（8）促進科技信息、信息計量學和科學計量學研究，推動學科發展。

這就要求科研工作者在論文寫作和發表過程中實事求是地標注參考文獻，而科研工作者在論文寫作和發表過程中也會根據所獲取的信息和實際需要來列舉參考文獻。

1.3 引文量大小的決定因素

引文分析原理告訴我們：“引證行為為何會發生”、“引證行為的測度指標、工具與方法”、“引證原理的主要應用”，但并未指出“引文量大小的決定因素”以及“引文量與信息獲取能力的關系”。

一般來說，科學文獻中引文量的大小取決于如下因素：

（1）與信息獲取能力有關，信息獲取能力強則引文量相對來說要大；

（2）與學術規范和引用規范有關，學術研究越規范和引用要求越規范的領域和地區，引文量相對來說要大；

（3）與科學論文的類型有關，綜述性和述評性論文引文量相對來說要大，一般論文引文量相對來說要小；

（4）與學科領域有關，不同學科領域的論文的包含的引文量大小不同；

（5）與研究主題有關，原創性和前沿性主題研究論文引文量相對來說要小，熱點和焦點研究主題論文引文量相對來說要大，普通主題研究論文引文量相對來說要更大。

據美國科學基金會統計，一個科研人員花費在查找和消化科技資料上的時間自占全部科研時間的51％，計劃思考占8％，實驗研究占32％，書面總結占9％。［8］［9］由此可見，科研機構、企業或者科研人員花費在科技出版物上的時間為全部科研時間的60％左右。如果能夠提高信息獲取能力，就能縮短文獻查閱時間，提高科研效率，將有限的時間和精力用于創造性的研究中。可見，一個科研工作者如果其信息獲取和吸收能力不強，要想提高科研效率，開展創造性研究是不可能的。

1.4 基于引文分析理論的假設

基于引文分析原理，我們可以建立以下假設：

假設一：所有的學術論文都是在遵守學術規范的前提下完成的，研究者在完成學術論文的過程中盡可能多的列出相關參考文獻，以體現其論文的創新性。

假設二：研究者在完成學術論文的過程中，一般都會盡量把其能夠搜集到的相關文獻列在參考文獻中，以表明當前研究現狀、論證其學術觀點。

假設三：研究者在完成學術論文的過程中，在列舉參考文獻時，一般都會優先列舉容易獲得的文獻、權威人士的文獻、高質量的文獻、高級別的文獻來論證其觀點。

假設四：學術論文中沒有列舉參考文獻，一般可以認為，要么研究者信息獲取能力有限，無法獲取所需信息；要么學術論文中所包含的觀點為完全創新，不需要列舉參考文獻；要么學術論文中所述觀點為常識性知識，無須列舉參考文獻。

假設五：基于以上假設，可以認為，學術論文中所包含的參考文獻數量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研究者在完成學術論文的過程中獲取相關文獻信息的能力，也就是說學術論文中所包含的引文量與研究者信息獲取能力相關。

1.5 基于引文分析理論的推論

如果以上假設成立的話，那么我們可以得出如下推論：

推論一：不同學科的學術論文中參考文獻的平均數能反映各自學科領域研究人員信息獲取能力。一般來說，不同學科對研究者在論文寫作過程中需要列舉的參考文獻要求不同，要求越高，學術研究越規范，列舉的參考文獻就越多，對研究人員的信息獲取能力要求就越高。

推論二：不同級別的學術期刊中的論文中所包含的參考文獻數量不同（如按影響因子區分的期刊類別），一般來看，高級別的學術期刊中的論文創新程度要高于普遍期刊中的論文，為了體現其創新性，高級別的學術期刊中的論文應包含更多的參考文獻。

推論三：不同學科、不同級別學術期刊的學術論文所包含的參考文獻中，中文和外文參考文獻的比例不同，反映了不同學科和不同學術期刊對研究者外文水平的要求和獲取外文信息能力的要求。

推論四：不同學科和不同期刊的學術論文所包含的參考文獻中，不同類型載體的參考文獻數量不同（如圖書、期刊、報紙、學位論文、會議論文、專利等），反映了研究者獲取不同類型載體文獻信息的能力。

推論五：不同學科和不同期刊的學術論文所包含的參考文獻中，被引期刊的影響因子之和和平均影響因子，反映了該領域研究者獲取高質量信息的能力。

2 基于不同學科期刊引文的數據調查

2.1 樣本選擇

為了證明以上假設和推論的合理性，本文選擇了圖書情報、經濟管理、法學、數學、物理、化學、計算機科學等學科領域中11種具有代表性的中文權威學術期刊來進行數據調查，基本覆蓋了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重要學科領域。由于每種學術期刊每期的載文量及論文中所包含的引文量大體相當，變化不大，相對穩定，因此本文僅以每種中文學術期刊2011年第1期刊出的論文中所包含的參考文獻為調查統計樣本。實際調查表明，這種隨機樣本抽取方法抽出的樣本盡管數量不大，但具有代表性，能夠有效反映樣本整體情況，具有穩定性和可檢驗性。進行嘗試性研究是可行和有效的，能夠推廣。這11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及所屬學科如表1所示。

2.2 指標選擇

根據引文分析原理，本文重點選取了5個關鍵指標來重點統計分析中文學術期刊中引文數量及分布特征，據此來考察引文量及分布與信息獲取能力的關系。5個關鍵指標如下：

（1）載文量：即每種中文學術期刊每期發表的論文數。

（2）引文量：即參考文獻總量，包括每篇論文的引文量和每種學術期刊每期的引文量。

（3）篇均引文量：即每種學術期刊中每篇論文的平均參考文獻含有或占有量，等于每種學術期刊每期的引文量除以每種學術期刊每期的載文量。篇均引文量可以反映每種期刊的平均引文量和每個學科論文的平均引文量。篇均引文量反映的是論文、作者、期刊和學科的信息吸納能力。

（4）中英文參考文獻的比例：即每篇論文所含參考文獻中中英文參考文獻在引文量中所占的比例，可以推廣至期刊和學科中英文參考文獻在引文量中所占的比例。它反映的是論文、作者、期刊和學科吸納英文信息的能力。

（5）不同類型參考文獻比例：即每篇論文所含參考文獻中圖書、期刊論文、會議論文、專利文獻、研究報告、學位論文、網絡引文等文獻類型的比例。它反映的是論文、作者、期刊和學科吸納不同類型信息源的能力。

2.3 數據調查

通過調查統計，2011年第1期9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引文量及分布情況如表2所示。

3 數據分析及基本

3.1 引文格式不統一，有待規范

在文獻計量學中，引用一般分為兩類：一是“引”，即直接引用（觀點、數據、結論等的直接引用，一般用引號標出，按照一定的格式標注，如括注、腳注和尾注，通常也稱為注釋）；一是“用”，即間接引用（觀點引用，援引已有的知識成果，作為信息源而利用，一般不用引號標出，以尾注的方式標注，通常稱為參考文獻或引文）。

在我國，不同學科領域的學術期刊對參考文獻的標注要求和格式不統一，即使是在同一學科內的不同學術期刊對參考文獻標注的要求和格式也不統一，學科和期刊差異較大，不利于有效開展信息計量學和科學計量學中的引文分析研究，有待規范。借鑒國際標準或建立我國統一的參考文獻標注格式和標準都是有效的舉措，需要學術界呼吁和有關部門重視。如國際通用1979年創建溫哥華格式，2006年2月采用最新版本。我國文后參考文獻標注格式采用GB/T 7714-2005。但很多學術期刊并未規范使用這些標準。

從11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引文（覆蓋經濟學、法學、管理科學、哲學、歷史、文學、社會學、數學、化學、物理學和計算機科學等11個學科）的調查數據整體上來看，我國學術期刊引文標注存在以下問題：一是“引”（注釋）、“用”（參考文獻）不分或不完全區分。大多數學科領域的期刊都沒有區分“引”（注釋）和“用”（參考文獻），或者是將兩者混在一起。如《管理學學報》、《中國管理科學》、《數學學報》、《化學學報》、《物理學報》和《計算機學報》就沒有區分“引”（注釋）和“用”（參考文獻），而《法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則將兩者混在一起腳注。二是格式不統一。自然科學各學科領域的期刊在標注格式上基本一致，而在社會科學領域，基本上是一個學科、一種期刊一種標注格式。三是標注不完整。在所調查的9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中，除《管理學學報》、《中國管理科學》和《計算機學報》有文獻類型標識外，其它學科領域的學術期刊都沒有。《經濟研究》期刊論文中還沒有標注引文序號。

3.2 篇均引文量不高，信息獲取能力有待加強

論文和期刊的平均引文量，是考察論文、期刊和作者吸收他人學術思想的水平。平均引文量通常可以反映論文、期刊和作者吸收信息的能力以及科學交流程度的高低。篇均引文量反映的是論文、作者、期刊和學科等的情報信息吸收能力。篇均引文量是與情報信息吸收能力和信息獲取能力密切相關的，雖然篇均引文量小可能不能說明作者信息獲取能力差，但篇均引文量大則能表明作者信息獲取能力強。在從事科學研究過程中，研究人員應盡量對所從事的研究領域或主題進行全面的了解，這必須建立在充分掌握本領域或主題相關信息的基礎上，沒有一定信息獲取能力是很難做到這一點的。

從所調查的9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篇均引文量來看，盡管每種期刊的篇均引文量都高于全國各種學術期刊的平均水平，但與國外學術期刊的篇均引文量相比仍有較大差距。據2008年版《中國科技期刊引證報告（核心版）》，國內1 765種科技期刊發表的論文的平均引文量為10.01條/篇；另據2008年版《中國期刊引證報告（擴刊版）》，國內6082種期刊發表的論文的平均引文量為7.92條/篇。而國外期刊的科技論文的平均引文量超過30條/篇。［10］這一方面說明國外研究者注重相關研究領域信息的獲取，另一方面也說明國外研究者在科學研究過程中注重信息獲取能力的培養。從所調查的9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的篇均引文量來看，高于30條/篇的只有《法學研究》和《中國社會科學》兩種，分別為42.89和60.6，如果去掉注釋的話，則篇均引文量只有37.33和51.13。雖然仍高于國外科技論文的平均引文量，但是與國外高質量、高水平的學術期刊相比，則又存在較大的差距。［11］據統計，每篇外文論文的引文量平均比中文論文的引文量要多6篇，它反映了國內外研究者在文獻利用上的差距。［12］綜述性論文的引文量則尤其如此，我國綜述性學術論文的引文量一般在15～100篇之間，個別論文引文量較小。而國外綜述性論文一般較長，參考文獻量也較大，大多在100篇以上，多則達幾百篇。

3.3 英文引文比例上升，仍需提高

隨著科學技術發展的國際化，世界各國的研究人員之間的相互借鑒和交流十分頻繁。研究者在從事創造性科學研究活動過程中，會盡力了解國內外某研究領域的發展狀況，站在學科研究和發展的前沿上，才能生產出具有創新性的研究成果。研究科學論文中引文語種的分布，正是測度作者獲取和利用國外文獻和信息能力及情報信息吸收能力的一項重要指標。因此，查尋和獲取外文資料和信息的能力在科學研究活動過程中意義重大。

引文是由不同語種的文獻構成的。中外文引文比例的大小反映的是研究獲取和吸取外文信息的能力。某一種語種的引文量越大，說明該語種比較重要和常用。對我國《大氣科學》、《金屬熱處理》等10種自然科學領域的學術期刊1979年的引文統計表明：［13］［14］中文引文量占全部引文總量的27%，英文引文量占58%。這說明在當時的情況下，只要掌握英文，再加上中文，就足以查閱所需文獻和信息的85%。而對《數學學報》的引文統計分析表明：［15］［16］引文語種只有四種，中文、英文、俄文和德文。其中英文占73.99%，中文占23.88%，約為英文的三分之一，俄文和德文數量極少，只占2.14%。在數學領域，我國科研工作者只要掌握英文，就可獲得97.86%的信息量。兩種調查的結果都表明英文引文所占的比例都特別高，這一方面說明國際上以英文發表可供查閱的相關學科文獻和信息數量多，另一方面說明我國研究人員多數是以英語為工具檢索國外資料的。

從本次調查的結果來看，11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論文所包含的引文中，中英文引文所占的比例分別為：《中國圖書館學報》中文引文量占71.54%，英文28.46%；《情報學報》中文引文量占46.08%，英文占53.92%；《經濟研究》中文引文量占39.23%，英文占60.77%；《法學研究》中文引文量占71.51%，英文占28.49%；《管理學學報》中文引文量占32.9%，英文占67.1%；《中國管理科學》中文引文量占39.69%，英文占60.31%；《中國社會科學》中文引文量占68%，英文占32%；《數學學報》中文引文量占6.22%，英文占93.78%；《化學學報》中文引文量占21.37%，英文占78.63%；《物理學報》中文引文量占33.87%，英文占66.13%；《計算機學報》中文引文量占6.99%，英文占93.01%。其它語種的引文極少，幾乎沒有。調查結果表明，除《中國圖書館學報》和《中國社會科學》兩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中文引文量的比例大于英文之外，其它期刊9種學術期刊的英文引文比例都高于中文，自然科學中文學術期刊英文引文所占比例大于社會科學學術期刊。在社會科學領域，人文社會科學如哲學、歷史、法學、文學等中文引文所占比例大于英文，而經濟學、管理科學和情報學等英文引文所占比例要稍高于中文。《數學學報》和《計算機學報》英文引文所占比例最高，特別是《數學學報》，較之前的引文統計調查，英文引文所占比例大大提高了，從73.66%上升到93.78%，提高了近20個百分點。調查中還發現，一些學術期刊在投稿須知中還明確規定了英文引文所占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或一半，如經濟學和管理學學術期刊。如此看來，我國部分學術期刊在引文語種的分布上具有傾向性和導向性。總體來看，英語已成為我國科研工作者獲取國外資料和信息的主要語種。

3.4 引文類型來源狹窄，有待拓展

研究引文的文獻類型分布，可以了解本學科論著的文獻信息來源及其構成比例，從而確定各類文獻載體的情報價值以及研究者獲取不同類型文獻信息的能力。引文統計調查表明：［17］［18］在所有被引文獻中，期刊論文所占比例最大，其次是圖書，特種文獻中的專利說明書、科技報告、會議文獻、技術標準、產品樣本、學位論文等的被引率有上升的趨勢。

從這次調查的結果來看，9種中文學術期刊論文所包含的引文中，除《中國社會科學》圖書所占比例最高外，其它學術期刊引文中期刊論文所占比例都遠遠高于其它文獻類型。可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者更多地傾向于引用圖書，尤其是經典著作，如哲學、歷史、文學。本次調查還有一些新的發現：一是期刊論文所占的比例在逐漸上升；二是計算機科學領域的研究者們更多的引用會議論文；三是網絡引文開始作為一種重要的信息來源逐漸增加，圖書情報和計算機科學領域的研究者關注最多，而經濟、管理和哲學、歷史、文學等領域則極少使用網絡引文，法學領域使用網絡引文主要是做案例分析；四是報紙和各類報告受到經濟、管理和法學領域研究者們的青睞；五是大量具有重要情報價值的信息源被我國科研工作忽略，如學會論文、專利等。這一方面可以說明我國研究者獲取信息的渠道狹窄，需要拓展，另一方面也證明我國科研工作者在獲取和利用不同類型信息方面的能力有待提高。

參考文獻：

［1］文庭孝等.信息咨詢與決策［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169.

［2］［5］［13］［15］羅式勝.文獻計量學概論［M］.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4：183-184，116-117，134-139.

［3］［6］［12］［14］［16］［17］邱均平.信息計量學［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317-318，370-371，424.

篇（9）

第一章 科學與科學研究(概論)??????????????(1)

第一節科學的概念及其性質?????????????(1)

第二節科學研究的概念及其能力培養?????????(9)

第二章 科學研災的方法?????????????????(15)

第一節科學研究的思維方法?????????????(15)

第二節 科學研究的實踐方法 ?????????????(26)

第三節 調查研究的方法 ???????????????(38)

第三章信息檢索與利用????????????????(44)

第一節信息和信息檢索 ??????????????(44)

第二節 信息檢索工具及其利用????????????(48)

第四章學術論文概論?????????????????(64)

第一節學術論文的概念??????????????(64)

第二節學術論文的性質??????????????(68)

第三節 論文的特點 ????????????????(75)

第五章學術論文的選題????????????????(81)

第一節課題類型和選題原則????????????(81)

第二節 選題的途徑、步驟?????????????(100)

第三節 選題的方法????????????????(105)

第六章學術論文的寫作過程 ?????????????(109)

第一節 擬定提綱?????????????????(109)

第二節 寫作初稿?????????????????(112)

第三節 實施論證?????????????????(114)

第四節 修改論文?????????????????(118)

第五節 論文定稿?????????????????(122)

第七章學術論文的寫作方法??????????????(124)

第一節社會科學論文的寫作方法??????????(124)

第二節 自然科學論文的寫作方法??????????(133)

第八章學術論文的寫作規范??????????????(151)

第一節學術論文寫作規范的概念及常用標準的使用??(151)

第二節 學術論文寫作規范的相關要求????????(152)

第九章畢業論文的答辯與評價?????????????(167)

第一節學術論文(畢業論文)的答辯?????????(167)

第二節 學術論文(畢業論文)評價??????????(175) 3/27/2013Page 1 of 5

第十章 部分專業論文示例???????????????(183)

范文一：少數民族研究論文?????????????(183)

范文二：教育學類論文???????????????(191)

范文三：文學類論文．???????????????(197)

范文四：英語類論文????????????????(204)

范文五：數學類論文????????????????(2l0)

范文六：物理學類論文???????????????(2l6)

范文七：化學類論文????????????????(224)

范文八：生物學類論文???????????????(230)

附錄一學術論文的編排規范??????????????(240)

主要參考文獻?????????????????????(250)

后記???????????????????????(250)

第一章科學與科學研究(概論)

本章從介紹科學與科學研究的概念及其特征開始，對科學的概念、科學研究的可能性、科學與技術的關系及建立基礎等等問題做了探討。并強調了要以更快的速度促進科研創新，必須對科研能力的養成教育的重要性進行再認識。

第一節 科學的概念及其性質

一、什么是科學

(一)科學的概念

“科學(science)”一詞來源于拉丁文“scienta”，意為“知識”、“學問”。16世紀傳人中國，當時將英語“science”譯成“格致”，系“格物致知”的簡稱，以表述實踐出真知的含義。在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日本教育學家福澤吉把“science”譯成“科學”并在日本廣泛應用。1893年．康有 為引進并使用“科學”二字，嚴復在翻譯《天演論》時，也用了“科學”二字，此后“科學”替代了“格致”，并沿用至今。

早在古希臘時期．亞里士多德在使用和討論“科學”這一范疇時把它與知識聯系在一起，認為科學是關于事實的原因的知識。被譽為近代實驗科學的真正始祖的培根，在提出“知識就是力量”這一口號時，進一步把知識與科學聯系在了一起。這里我們所要明白的是．科學是知識，但是卻不能說“知識是科學”，即有的知識可以被稱之為科學．有的則不能。那么，哪些知識可以被稱之為科學呢?羅素曾經把“科學”規定為訴諸人類理性的“確切的知識”，指關于有限領域、有實證根據、有明確適用范同的知識。達爾文說“科學就是整理事實，以便從中得出普遍性的規律或結論”，指出科學是反映客觀事實和規律的知識。科學學的創始人之一J．D．貝爾納說，“科學可作為一種建制．一種方法，一種積累的知識傳統，一種維持或發展生產的主要因素，以及構成我們的諸信仰和對宇宙和人類的諸態度的最強大勢力之一”，科學是反映客觀事實和規律的知識體系相關活動的事業。

《韋伯斯特新世界大辭典》給“科學”下了這樣一個定義：“科學是從確定研究對象的性質和規律這一目的出發，通過觀察調查和實驗而得到的系統的知識。”這一定義首先規定了科學的對象；確定研究對象的性質與規律。這個確定研究對象是不依賴于我們認識主體而存在的客觀世界，這個世界有著自己的規定性和發展規律。這一點是一切科學的前提。我國的《辭海扒1979年版)認為：“科學是關于自然、社會和思維的知識體系”，科學應該按照內在遲輯關系把已知知識條理化、系統化、綜合化，使之成為反映客觀事實和規律的知識體系．而且這種知識體系仍舊在不斷地補充和完善。

我們可以從以下三方面進行考察，以加深對科學概念的認識。

1．科學是知識體系

這是從理論方面對科學進行考察。

所謂知識體系，是說科學不是零星知識的簡單堆砌，而是系統化的知識總和。科學作為一種知識體系，是一種意識形態；作為觀念形態的科學從來就是人類精神文明的重要因素，科學發展受到哲學、宗教、藝術等社會意識形態的影響，但它又是促進整個人類精神文明進步的最強大的力量。

科學是經過實踐驗證的發展著的關于自然、社會和思維的知識體系。在漫長的原始社會里，科學的萌芽還沒有從物質生產中分離出來，并且與原始乙術、原始宗教結合在一起；古代科學除少數學科取得理論形態外，絕大部分是實用科學，條理化了的經驗知識；以科學實驗為基礎的近代科學是15世紀以后歐洲文藝復興運動中開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現代科學從19世紀末葉算起．其歷史

才100多年。科學在其發展過程中不僅形成了特殊的認識方法——觀察、實驗、模擬、科學抽象、假說和理論等一般科學方法，各門學科還形成了各自的特有的方法；而科學方法一旦形成，反過來就成為促進科學發展的有利因素。科學不僅是對客觀世界認識的結果．同時又是認識過程本身，是特殊的“精神生產”。

20世紀初，數學、物理學、化學、天文學、地理學、生物學等六大基礎科學以及電力、機械、建筑、鋼鐵、醫藥、農學等工程科學都已比較成熟，科學不再只是事物或規律組成的知識單元，而是由許多知識單元組成學科，由學科組成學科群，形成了一個由很多門類交織組成的知識體系。愛因斯坦指出，科學并不就是一些定律的匯集，也不是許多不相關的事實的目錄，它是人類用其頭腦對自由發明出來的觀念和概念所作的創造。

2．科學是社會活動

這是從社會分工方面對科學進行考察。

科學作為知識體系，其結構只能是各種知識成分之間的邏輯關系。科學作為一種活動，其結構則必然是各種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科學活動的主體是科學家，科學認識的主體是集體，是一定的社會集團，而不是個人；科學只能是社會集團的活動，是社會事業，不是個人活動。科學活動的工具包括思想工具和物質工具．由世界觀、信念、理論、方法和儀器等組成，科學活動的對象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是客觀世界。

科學家共同體、科學活動的工具和科學活動的對象這三者的相互作用，即所謂的科學的“三體運動”構成一定的科學活動方式，使科學成為整體性的統一事業。不同的科學活動方式，決定著各個歷史發展階段的科學形態，正如不同的生產方式決定著各種社會形態一樣。科學之所以為科學，并不在于它擁省多少可靠的知識，而在于內這種特定的“三體運動”所構成的自覺的、能動的、有目的的研究活動e美國科學哲學家庫思的科學觀是：科學是科學家集團即共同體的活動。認為科學不是，至少不僅僅是現成知識的堆砌，而是人類探索知識的活動。

3．科學是實踐力量

這是從作用方面對科學進行考察。

科學是人類進化過程中最重要的事情。人們對科學本質的認識，從科學結論的實際應用與社會作用方面的考察，提示了科學是一種社會發展的實踐力量。人類信賴科學才得以建立起今天的物質文明，而到了現代．科學已成為社會具有決定意義的發展因素。

科學作為一種人類實踐力量給社會帶來了巨大進步，同時也帶來了許多社會問題。科學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科學最終將把我們引領何方?樂土抑或深淵?要把科學放置于整個價值觀念體系中去思考，因為科學只有和其他社會因素相互作用，才能呈現出正面的價值。因此我們說，科學的發展，更增加了人類自身的責任，保護他人，發展自己，保護地球，發展未來。

最早把科學作為一種力量來認識的是英國哲學家培根，他認為知識不是一種純思辨，而是一種力量，是認識自然和駕馭自然的力量、人性自我完善的力量、滋養信仰的力量、社會改革的力量。“知識就是力量”成為科學最概括、最切要的箴言。

總之，科學的概念應當是認識過程、認識結果和認識力量的統一體，即科學作為知識體系是事實，是人類文化積淀的結果；科學作為社會活動是過程．是人類文化的繁衍；科學作為實踐力量是作用，是人類文化的動力組成。因此，科學有了一個較為綜合的定義：科學是關于現實本質聯系的客觀真知的動態體系，這些客觀真知是由于特殊的社會活動而獲得與發展起來的，并且由于其應用而轉化為社會的直接實踐力量。

(二)科學與技術

1．技術的概念

“技術(technology)”一同來源于希臘語，是希臘語“techne”(技藝、手藝)、“logos”(文字、語詞)的組合，本意是一種實用的技藝，包括藝術、技能、本領等。與科學一樣，技術是一個動態概念，隨著社會歷史和人類認識的發展而變化，技術與人類的歷史一樣久遠，當人類創造第一個生產工具時就產生了最初的生產技術。作為改造世界的手段，技術就是人類自然肢體的延長。古

希臘，亞里士多德把技術看做是制作的智慧；17世紀培根提出技術是操作性學問；到了18世紀，法國科學家狄德羅認為技術是人類借以改變或改造其環境的方法或活動，“技術是為某一目的共同協作組成的各種工具和規則體系”；20世紀以來，技術的含義更加寬廣，除了技巧、技能以外，還包括加工方法、工藝流程和技術思想等。

根據不同的功能，技術可分為技術中最基本的生產技術與軍事技術、科學實驗技術、文化教育技術、衛生技術、日常生活技術等各類非生產技術；根據不同的性質，技術可分為滿足社會需要的各種物質手段的硬技術與運用各種物質手段的軟技術，如決策技術、預測技術、評價技術以及各種專業技巧手法，以達到一定社會目的的知識、技能、技巧的軟技術。

技術的發展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過程，技術發展的每一歷史階段都有其中心技術和相應的輔助技術。能量轉化是技術的主要功能之一，從人力、畜力到蒸汽力、電力、核力的能量轉換方式的變革，每一次都引起了重大的技術革命。原始社會以石器技術為中心，以后是青銅技術、鐵器技術，現代則以機器和自動化技術為中心。中心技術往往標志著人類歷史發展的一個時代。過去的技術主要是在經驗知識的基礎上緩慢發展起來的，現代技術則幾乎都是科學發展的結果。

綜上所述，技術是人類為實現社會需要而創造的手段的總和，是把科學知識和實踐經驗應用于生產過程，以達到利用和改造世界目的的手段和方法的知識體系。它的基本要素是能源、材料、信息和工藝，是一種既包括生產工具、設備等硬件，又包括工藝、方法、制度等軟件的技術系統，是如何將科學知識轉化為認識和改造世界的手段。

2．科學與技術的關系

對于科學而言，技術是科學的延伸，對于技術而言，科學是技術的升華。二者足辯證統一的關系。

篇（10）

再說說相反的例子。

美國科學家富蘭克林10歲起就失去了求學的機會，當過學徒、印刷工人、售貨員。但他不為環境所迫，堅持刻苦自學。他特別喜歡寫作，為了訓練自己的思維能力，有時還故意把自己的筆記摘要打亂再重新整理。在這樣嚴格的訓練下，富蘭克林的寫作水平迅速提高，為以后撰寫科學論文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炸藥大王”諾貝爾是發明無煙火藥和雷管的大科學家，同時也是一位鮮為人知的詩人和文學愛好者。他熟練掌握多種語言，能閱讀世界多種文字的文學名著，特別愛讀英國詩人雪萊的詩。他不僅寫詩，還以清新的筆調創作出《兄弟與姐妹》、《最快樂的非洲》等小說，語言清新，才情奔放。英國著名醫學家羅納德?羅斯，因研究和證實“瘧疾是由瘧蚊傳播”而榮獲1902年諾貝爾獎，他也是一位多才多藝、知識淵博的學者，又有很高的文學素養。1910年，他出版了一部題為《哲學》的詩集；1920年，出版了愛情小說《奧莎雷的狂歡》，成為英國20世紀30年代的十大小說之一。后來，該小說又被改編搬上舞臺，轟動一時。意大利著名天文學家伽利略，有極為扎實的文學基本功，他的名著《關于托勒密和哥白尼的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運用十分巧妙的文學手法，塑造了三個不同的人物，通過人物之間的對話，令人信服地宣傳了哥白尼的新宇宙體系學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