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音樂史學術傳統及當代視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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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紀初期，西方音樂史學誕生，早期的音樂史不但為理性主義的發展指明了道路，同時也為西方音樂史學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準則。十九世紀，音樂史研究學者的思想更加活躍，視野也更加開闊，對此方面的研究加深。待到二十世紀，西方音樂家緊隨前輩的步伐，并在此基礎上將歷史音樂學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在思想上開始主張反思精神與批判意識，在研究上也開始由史料論證向批判性詮釋轉變。

一、西方音樂史概述

（一）西方音樂史的傳統

所謂的西方音樂史主要是對西方音樂發展的歷史進行批判、反思的學問。西方音樂史與歷史音樂之間存在較大的聯系。歷史音樂不僅為音樂學中的重要內容之一，而且也是從古希臘到現代西方音樂學不斷發展演變的過程。如若將歷史音樂研究看作對某種藝術發展過程的研究，對其演變過程中自身展現出的各種問題或者新現象進行探討，則對西方音樂史的考察可以被當做是對其研究的思路和對相關學術性問題進行的思考。至今為止，對于該領域的研究著作中指出，從某種程度上來看，西方音樂史是對人們對傳統音樂在態度上的一種轉變，而這種變化則代表著不同時代中音樂家們對于音樂史學的一種看法和觀念。音樂史學隨著歷史音樂的發展而不斷進步，并且由于不同時代中音樂家與學者在思想、認知等方面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因此在敘述和探討的過程中，使得西方音樂史學的內涵被不斷的積累。同時，隨著西方音樂史的不斷演變，得到了越來越多音樂研究家的關注。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音樂史學中并不單純的包含著音樂寫作，而且還具有歷史意味的審視。目前對于西方音樂史的發展進程進行的研究，是在上述理論基礎上進行的，這將對日后對西方音樂學學術和內涵方面的探索提供重要途徑，并且對于西方音樂史的研究過程便是對西方音樂文化的意義以及轉變過程進行思考和研究的過程[1]。

（二）西方音樂史的演變

從某種程度上來看，西方音樂史不屬于單獨的學科，它是在音樂學科的基礎上將歷史學等相關方面知識融入其中實現共同發展的學問。如若從方法論的視野上來研究西方音樂史，則能夠看出其在發展過程中其展示出的再思考力將與歷史學自身的部分知識相契合，對于西方音樂史整體構架有一定的影響，使其能夠在音樂學界具有崇高的學術意義和獨立地位。由此可見，歷史音樂與西方音樂史學之間具有一定的內在聯系，西方音樂史學包含在歷史音樂當中，并以一種新型的、獨特的學術語言促進著歷史音樂的繁榮發展，從整體音樂學來看，歷史音樂學包含著廣闊的音樂范圍，西方音樂史學也毫無疑問的包含其中。在對音樂方面的研究中能夠得出，對西方音樂史學的研究將會極大的促進我國對此方面研究和理解，并且在吸收和借鑒西方音樂學術文化的基礎上，了解當代音樂走向，使我國的現代音樂文化得到充分的發揚光大[2]。從音樂史寫作的角度上來看會發現，自二十世紀之后，學術性較強的音樂通史作者已經很少是一個人，其中最為典型的便是格勞特的作品《西方音樂史》，這種具有教科書性質的作品，現階段，這種現象已經不為常見，取而代之的是數個在音樂史方面頗有造詣和名望的學者，一起合力編寫多卷本的音樂史著作，其中最為典型的一種便是英國音樂學家主編的《牛津音樂史》，以及由眾多音樂名家共同編制而成的《新牛津音樂史》，該書在二十世紀被編制成功，作為英語國家中具有重要地位的音樂通史著作之一，同時也意味著西方音樂史方面的研究正式進入到成熟階段。這種多卷本的音樂著作，能夠集眾多音樂巨家的智慧和精力與一身，對不同時代的音樂特性和風格進行深化，以學術研究向世人有力的證明了實證主義的重大的意義和深遠影響。基于此，實證主義產生的作用和影響轟動了整個西方歷史和音樂界，同時還使得美國歷史音樂學也在歐洲音樂的影響上，對地地道道的歐洲學術傳統進行了繼承和發揚。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新音樂學”興起，為現代西方音樂學領域注入了新的生機與活力，其作為一種不可低估的力量，對西方音樂產生的影響十分重大。在1905年，“新音樂學”的領軍人物塔魯斯基在伯克萊加州大學擔任音樂學教授，其潛心完成了《牛津音樂西方音樂史》，并且將其在社會上推廣，這一著作的問世充分的向世人證明了西方音樂學演進中包含著的學術價值，使此方面研究受到社會大眾的廣泛認可和關注。同時，從該著作中也能夠看出作者想要表述的批判意識以及自我反思精神，但是在這一著作中，拉魯斯基的部分意識引發了音樂界的爭議，這主要是由于書中的部分觀點對傳統歷史音樂有一定的抨擊，展示出挑戰的意味。不過，塔魯斯基以其實踐和挑戰精神將這本著作的學術價值和特殊魅力充分的表現出來了，極大了促進了當時西方音樂史學從史料論述向批判性史料詮釋的改變[3]。

二、在當代視角下對西方音樂史的審視

現階段，對于西方音樂史的研究具有較強的中國性特征，從中國音樂的角度來看音樂學術具有兩層含義，一層是以國內研究為主，對西方音樂近百年來的歷史進程進行探討和摸索，另一層是在上述觀念的基礎上，對西方音樂史的意義以及批判性進行分析，使思考價值逐漸提升。從我國音樂界方面來看，與其他相關學科相對比能看出，西方音樂具有較大的研究難度，這是經過長期探索的基礎上得出的。在音樂領域中，西方音樂史的地位和內涵在國內中的地位較為權威，因此為學者對其進行研究帶來較大的難度，陷入了十分尷尬的境地。西方音樂以藝術音樂和傳統古典樂為主，在中國已經有上百年的歷史，在此過程中，中國音樂自身在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其他流派中的代表也不斷匯集其中，使其不斷吸收養分發展壯大，尤其是西方音樂的融入更是讓我國的音樂發展如虎添翼，產生了極大的促進作用。在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內，國內音樂界中各個流派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西方音樂文化的影響，特別是在創作和表演方面，與西方音樂文化之間產生了十分緊密的聯系。但是我國部分學者在對西方音樂史的研究過程中，往往會由于自信不足，導致對自身的研究結論和看法存在一定的質疑，產生較強的邊緣化現象。產生上述現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兩個方面，第一，西方音樂史具有較為龐大的系統，在近百年的過程中日積月累而成，并且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的發生變化，使得我國學者在對此方面內容進行研究時具有較大的壓力，不但要對西方音樂史保持崇高的敬仰之情，而且還應面對其豐厚的成果和內涵，這將使得研究中在自我定位方面產生較大的壓力。第二，對于研究西方音樂史方面的學者來說，其周圍其他學科學者在研究中國相關傳統音樂和文化時，由于受到學術和環境等方面的限制，導致在此方面話語權缺失，處于劣勢地位，對音樂史研究產生較大的不利影響[4]。

三、以中國視野研究西方音樂史

從中國視野上對西方音樂史進行探究的主要目的在于：能夠在當前文化語境下，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謀求一席之地，并且采用具有中國特色的研究方式對西方音樂文化進行研究和理解，構建一個供中西方學者溝通和交流的平臺。其中，中國特色主要表現在由中國學者進行研究，在西方音樂史特色的基礎上，融入中國文化多元、豐富、深遠等特點。

（一）在中國文化上的定位

隨著全球化的逐漸深入，各國之間在政治、經濟等多個方面都保持著緊密的聯系，國家之間的交流也多是通過互聯網的方式來實現。文化在國際上傳播的方式也變得更加多樣化，各國學者在文化研究方面的視角也發生了變化，“音樂”作為文化的一種已經成為國際間傳播語言，憑借著其獨特的特性在世界各地廣為流傳，尤其是西方音樂最具有代表性，其傳播到中國，并對中國文化生活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我國自從實施改革開放以后，國民的思想也逐漸開放，在經濟上也實現了迅猛發展，逐漸開始注重精神上的追求。這時，外國音樂開始走入我國歌壇，受到了眾多群眾的喜愛，使得西方音樂在中國音樂中的地位逐漸上升，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西洋樂器演奏家獲得了國際上的認可，使得中國群眾對西洋樂器的學習熱情提升；另一方面，從中國音樂表演場所的性質能夠看出，外國表演的次數逐漸提升，歐美巨星受到當代國人的廣泛追捧，由此可見，西方音樂對我國音樂文化產生了十分重大的影響，已經成為我國音樂文化中的重要構成部分[5]。

（二）在中國學術上的研究

2013年，我國針對西方音樂開展了專欄《音樂研究》，主要針對西方音樂史在我國未來的發展前景進行探討，節目組還專門邀請了許多西方音樂界學者來參與此次話題討論。21世紀以后，西方音樂史在我國進入到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同時也面臨著重大的挑戰，而這種挑戰并不是單純的屬于音樂界思潮的轉變，更重要的是音樂家自身對于音樂學科的定位與文化思考。例如，以2013年9月沈陽音樂學院舉辦的第四屆西方音樂年會為議題進行綜合思考，則能夠將當前西方音樂在中國發展中的現狀、前景等進行充分的展示，從而發現其在中國音樂界中存在的必要性。對于西方音樂史的研究在我國屬于一個十分具有特色的學科，對此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兩種含義，一種是對西方音樂發展歷史的研究，另一種是對其學術歷史的反思。目前主要研究的內容為前者，而后者則是在前者的基礎上構成的具有深層含義的學術考量。從我國的音樂界來看，與其他學科相對比能夠看出，西方音樂給許多學者帶來了較大的難題，這一難題主要產生的原因在于，我國學者在對西方音樂史的研究中始終處于一個外來者的地位，深刻的感受到了“學術生存”的艱難，而具有代表性的“古典音樂”和“藝術音樂”傳到中國已經有近百年，對我國的音樂史也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這將代表著近百年來我國在音樂表演、創作、研究等方面都與西方音樂文化之間存在較大的聯系。

（三）研究的理論基礎

從西方音樂史理論發展的方向來看，目前我國學者在對西方音樂史方面問題進行研究時，主要問題是從單一西方話語權向多元化話題體系轉變方面，而構建“中國視野”將能夠對上述轉變起到較大的轉變作用。從學術方面來看，需要獲取理論支撐，而黑格爾理論成為了對西方音樂史進行研究的主要理論基礎，不但與多元化的時代精神充分符合，而且也能夠良好的適應西方學者的觀念和意識。最重要的是這一理論也進一步說明了我國學者具有跨國界的話語權，也就是“中國話語”。另外，我國學者在研究西方音樂史的過程中，如何構建自身獨特的研究方式，加強對話語權的重視也成為了核心問題。如若中國學者將中國話語與西方音樂史相結合，則代表著話語不在處于一個獨立的范疇，而是成為眾多問題相連接的核心，因此，應在此基礎上針對西方音樂史進行新的探究，以此來保證對其產生新的認識。在此種理論框架之下，不但在西方音樂研究中，使“中國話語”具備較強的原創性特點，而且還能夠為我國在此方面的研究帶來新的理論發展，同時還能夠對以往學者采用的研究方式和方法進行保留，在繼承以往優秀研究方式的基礎上進行創新，進而實現對西方音樂史的進一步了解和把握。

綜上所述，從整個西方音樂發展進程的角度來看，根據對西方音樂歷史的研究能夠感受到在不同時代背景下，音樂學者在思想和認知上存在的不同，通過對近百年來音樂家們對音樂的研究，以及在研究中所使用的手段和視角能夠看出，西方音樂史學科的發展過程和軌跡。其作為一門人文主義學科，已經開始從以往實證主義向現代化人文關懷上發生轉變，指引著當代西方音樂的發展方向。西方音樂史也在不斷的發展過程中逐漸積累，拓展視野，提升音樂文化所處的地位，豐富其內涵，我們應加強對西方音樂價值和內涵的關注和研究，使其內涵和價值得到充分突顯，在當代視野下詮釋出新的時代精神和內容。

[參考文獻]

[1]孫國忠.尊重學術傳統再思研究路徑—就“中國視野的西方音樂研究”之相關問題答葉松榮教授[J].音樂研究,2014,03:52-69.

[2]葉松榮.西方人的音樂中國人的學術—對以中國人的視野研究西方音樂觀念與實踐問題的理解[J].音樂研究,2013,06:39-51+20.

[3]黃璟.以中釋西解讀西方隱性理性思維控制的“靜默”—個體儀式音聲《4’33”》[J].九江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02:92-96.

[4]梁雪菲,閆威.歷經十載后中國西方音樂研究的新里程—2013?沈陽?西方音樂學會第四屆年會述評[J].樂府新聲(沈陽音樂學院學報),2013,04:109-112.

[5]居其宏.史觀檢視、范疇拓展與學科擴張—陳聆群、汪毓和兩篇文章讀后談“重寫音樂史”[J].中國音樂學,2013,04:5-15.

作者:王玉 單位:江南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