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與社會論文匯總十篇
時間：2022-04-11 00:16:53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歷史與社會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一)關于現代社會的特征
中國社會科學院孫春晨指出，現代社會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消費主義。通過符號消費，消費主義強化了身份倫理，加劇了社會階層的分化。中國政法大學趙慶杰指出，現代性社會以世界祛魅、個人主義、價值多元、未來主義為主要特征。同濟大學邵龍寶指出，當下中國社會的價值困惑主要表現為知識觀的分裂、榮辱觀的倒錯和成功觀的迷惘。
(二)關于現代社會倫理問題的特征
韓國倫理學會會長徐圭善指出，要描述現代社會倫理問題的特征，首先要回答“是否每個社會問題都與倫理問題有關?”全球化和信息化造成的“時空壓縮”使得世界成為一個地球村，所有社會問題緊密相連。與之相應，倫理學的研究方向從個人倫理向社會倫理轉變，我們必然要更多地關注倫理、道德與法律、制度的關系。天津社會科學院劉曙輝討論了時空距離與道德義務的關系，認為時空距離與道德義務問題上的爭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倫理學領域偏頗性與公正性之爭。天津醫科大學郭衛華指出，要有效化解道德焦慮引發的精神困擾，必須恢復“情”的倫理功能、重建倫理秩序和重拾“意義”。浙江大學張彥認為，現代社會的倫理問題之一是如何在多元文化中建立起道德認同。
(一)儒家與現代社會
韓國學中央研究院都圣達分析了儒家倫理的道德正當化理論。吉林大學曲紅梅分別從理論根源、具體設計和對家庭成員或同胞的態度對孔子和克呂西波的道德世界主義進行了對比研究。浙江財經學院亓奎言指出，孟子認為我們對他人的愛有等級差別，且隨著與我們關系親近程度的降低而減少，神經倫理學為孟子愛有差等的思想提供了現代科學的臨床和實驗證據。
(二)道家與現代社會
西北大學王永智認為道家哲學以自然的終極關切、智慧的生活、本真的生命和道德的社會，為現代人過上更有意義和尊嚴的生活樹立了“方向標”。杭州師范大學朱曉鵬指出，道家生態倫理思想的主要貢獻在于“道法自然”的自然主義、“道通為一”的萬物平等觀、自然無為的行為態度和知止知足、熱愛生命的人生觀。
(三)佛教與現代社會
韓國學中央研究院潘卡基·莫漢(Pankaj Mo-han)指出，印度的種姓制度是印度教的一部分，基于種姓的特權和歧視可以在宗教上獲得證明。種姓制度隨著時間的流逝在發生改變，它嚴格的結構及其對印度人心靈的影響逐漸變弱。20世紀，所謂的“賤民”在安貝德卡(Ambedkar)的帶領下逐漸接受佛教，并形成了一個新的宗教共同體——新佛教徒，他們成為一種強大的政治力量，成功地挑戰了上層種姓的政治權力霸權。
三、現代社會的應用倫理問題
(一)經濟倫理
上海財經大學夏明月分析了勞動倫理的三重維度，即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和人與自身的維度。上海對外貿易學院陳偉宏分析了跨國公司的社會責任。上海師范大學劉妍指出，和諧勞動關系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礎，并提出了和諧勞動關系的實現路徑。上海師范大學馬曉翼分析了當代中國消費倫理觀念的變革。韓國上元高中金美德則分析了名畫市場中的倫理問題。
(二)政治倫理
浙江工商大學陳壽燦指出，人的尊嚴屬于人權的一部分，其保障離不開一定的現實基礎，這個基礎就是市民社會。韓國忠北大學趙日守將政治義務分為特殊－非自愿的要求、特殊－自愿的要求、一般－非自愿的要求和一般－自愿的要求，并分別分析了政治義務的連帶理論、相互作用理論、自然義務理論和自制理論的優缺點。韓國清州教育大學尹建榮探討了現代社會領導階層的道德性問題。南方醫科大學林楠從個體實踐維度、群體實踐維度和社會實踐維度論述了廉政倫理建設。
(三)社會倫理
韓國交通大學洪容熹分析了社會不平等的功能主義理論及其局限。北京科技大學馬曉燕指出，在現代性條件下，作為承載著社會關系生成與構建的重要場所，空間日漸成為社會沖突的重要原生場域。河北師范大學閆世東指出，社會權力的存在與運行必須遵循正當性原則，而判斷社會權力正當性的依據是“權利”，即社會權力的存在與運行是否有利于權利的實現與保障。溫州大學戴海東和卓高生指出，公益精神呼吁對生命的珍愛、心靈的升華、尊重生命存在的意義和人類社會生活的現實關照，在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構建中有著重要作用。湖南理工大學彭柏林分析了當代中國公益慈善面臨的主要倫理問題，即誠信問題和參與公共慈善活動的道德自覺性問題。
(四)環境(或生態)倫理
北京交通大學路日亮指出，目前人類文明正由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范式轉換，文明范式的轉換必然要求人生存方式的轉變，生存方式的轉變又需要新的倫理規范。韓國京仁教育大學金顯洙探討了將社會契約方法應用于環境問題的前景，指出社會契約方法可以作為環境倫理的社會倫理基礎。韓國西原大學崔文沂分析了生態倫理的能源路徑。韓國首爾教育大學邊淳庸研究了生態持續性與生態倫理的意蘊。
(五)體育倫理
韓國倫理學會會長徐圭善指出，很多體育倫理問題不能通過培育運動員的個人品質來解決，因此，現在人們需要更多地從社會倫理層面來分析。上海體育學院龔正偉厘清了美國體育政策演進的背景、過程和基本內容，探討了美國體育發展壯大的規律，力圖為中國體育發展提供參照。江西師范大學吳瑾菁指出，足壇反腐事件反映出體育道德中存在的問題，具體表現為職業倫理意識淡薄、道德行為示范和價值觀的迷失，其原因既有社會的因素，也有個體的因素。
篇（2）
如今，國內建筑學院里的國際學術活動越來越頻繁，網絡建筑資源也是汗牛充棟，不少青年建筑師和學生面對眾說紛紜、五花八門的外來理論——建筑哲學、符號學、現象學、類型學、文化人類學……談完了“后現代”、“解構”，又談“建構”和“身體與建筑”。確實有些人是真正專心在研究，可還有許多人是人云亦云、見異思遷，把建筑理論當成時尚的東西，不斷地與時新的理論“俱進”。許多人把最旺盛時期的經歷不斷消耗在無謂的對理論的激動中。須知，國外的這些理論和觀點不是三言兩語所能道破，涉及到西方現代哲學、美學、心理學、藝術、社會學、人類學等社會科學領域及數學、信息技術等自然科學領域。
然而，在浮躁的理論界，有許多人動不動用一知半解的西方理論術語來解釋我國的建筑現象，牽強附會。如“建構”一詞，許多學者在不明白它的真正含義的情況下就試圖用它來證明我國建筑中早就有了“建構”思想。“建構”(Tectonic)一詞起源于希臘語，原指木匠和建筑匠的手藝。經由19世紀歐洲建筑理論家的工作，“建構”逐漸發展為特指建筑在物質層面上如何建造的藝術，成為西方建筑文化中的一個重要范疇。作為對后現代主義日益商業化和表面化的批判，“建構”觀念正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國的年輕建筑學生。然而，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談論“建構”迅速成為建筑理論時尚的今天，“建構”和其他許多引進的西方理論話語一樣，面臨被膚淺化和庸俗化的危險。對西方的理論不加咀嚼就隨意引用，必定會消化不良，更不要指望能對我國建筑現狀起什么積極作用了。
理論最忌僵化和教條。有許多學者故弄玄虛，把西方語境里很平常的話語翻譯成拗口的中文，以顯示自己的高深，實際上不過是一廂情愿的自戀罷了。如某介紹西方先鋒建筑理論的論文，筆者讀下來竟如同嚼蠟。文章通篇充斥了奇異的譯名和晦澀的話語，還有很多電影、文學方面的未經解釋的術語，其中很多翻譯的語句前后關系含混，不知道作者想要說什么，可見他只是把別人的話逐句生硬地翻譯過來，想必作者也根本沒有理解原作的精神，否則不會講不清楚，只是照貓畫虎的描摹了一遍罷了。真不知這類文章和所謂理論能對學建筑的人有何裨益?
學院派的建筑理論教育歷來是與建筑實踐有距離的，強調“宏大敘事”，即是以群體、抽象和形而上基礎的歷史敘事方式，含有未經批判的形而上的成分。它制造敘事霸權，并因而成為學院派建筑理論所依賴的基本模式。學院派理論家企圖繞過私人感受，用宏大敘事取代對作品的細讀分析，導致當代建筑批評以及文化批評越來越遠離藝術經驗。看看今天的一些重要的建筑期刊，都快成了為官方或學術權威霸權的田地了，在那里聽不到自由的聲音，看不到獨立的見解。而如《時代建筑》這樣的雜志，就能看到各種不同的個人論點在激烈碰撞，讀者能感受到清新的新面孔，呼吸到新鮮的學術空氣。難怪許多實驗和先鋒的建筑師選擇在這里說出自己最真實的體驗和感受。’
讀過王小波的小說和雜文的人都知道，他極少運用成語和某某名人說過的話，他用最樸實的語句說出了最真實的感受，給讀者的感受是最親切、最有震撼力的。他試圖用“私人敘事”的真實體驗來抵抗學院派“宏大敘事”的臃冗陳腐的敘事霸權。 轉貼于
篇（3）
本文認為，正是從17世紀60年代奴隸制法律化的過程啟動開始，北美的白人意識逐漸進入了它與統治欲、征服欲或虐待欲結合的時期，其目標指向處于弱勢地位的黑人種族。這種新型的、毒化了的白人意識即為我們通常所說的“種族主義”。(注：關于種族主義的早期形態——白人意識——的定義及其成長，請參見拙文《英國歷史傳統與北美奴隸制的起源》，《歷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105-110頁。)
對于這種轉變的過程及其動因，首先必須從奴隸制本身的性質來尋找答案。事實上，作為一種權力體制，尋求最大程度對人身的控制體現了奴隸制的內在要求。早在1590年，一位英格蘭評論家即指出：“在所有缺乏自由的人中，奴隸的隸屬性最強，因為奴隸是服役于或束縛于另一個人，甚至違背了自然性的一種人”，“甚至其子女也感染上其父親奴役狀態的麻瘋病”。[1](P31)約翰·洛克也認為：“奴隸制是一種可惡而悲慘的人類狀態”，[2](P3)“這是最完全的奴役情況，它不外是合法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間的戰爭狀態的繼續”。[3](P17)保持奴隸制，意即維持這種征服狀態。其中，“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都力圖使權力的砝碼移向自己一邊。其結果是控制和反控制的斗爭實際上構成了奴隸制的核心問題。對于主人來說，這是一種特殊的心理訓練，作為主人的習慣使得他熱衷于追逐權力，珍視榮譽，(注：關于病態的榮譽感，可參見威爾海姆·賴希《法西斯主義心理學》，重慶出版社1990年版。)使自己浸染于“一種基于自尊和權力意識的驕傲感之中”。[4](P66)按照斯坦普的分析，主人必須采取五種步驟，即確立嚴格的紀律，在奴隸心中灌輸低下意識，使其畏懼于主人的威嚴，接受主人制定的行為標準，以及制造奴隸無助的感覺。[5](P144-147)這樣，以統治和征服為取向的權威主義結構——即種族主義——便很容易產生出來。
不過，在17世紀60年代之前，當奴隸制仍停留在社會習俗層次，還沒有構成經濟的主導性支撐因素的時候，無論在南方的切薩皮克地區還是在北部的新英格蘭地區，對奴隸控制的問題尚不嚴重。奴隸的人數也十分有限。1650年弗吉尼亞只有300名奴隸，[6](110)1663年也不過1500名黑人。[7](24)北部更少，在其法律化開始前的1680年，黑人只占總人口的2.3%。[8](240)在這種情況下，主奴之間的個人關系還占據著主要地位；作為一種社會性的權威主義性格結構尚未確立。也正是出于這種個人控制的特點，奴隸能夠寄希望于不確定的未來，而使主奴關系相對溫和。一些歷史學家甚至認為：“在17世紀的弗吉尼亞北漢普頓縣，英國人和非洲人能夠以相對平等的身份互相對待達兩代之久。”[9](P16)
然而，隨著南方大種植園的發展，隨著黑人人口的增加，以個人控制為特點的傳統體制便打上了更多的社會性烙印，進而推動白人群體形成一種崇尚權力控制的權威主義性格結構。從1660年開始，維持約20年的煙價低潮刺激了南方生產規模的變革，小規模的生產處于非常不利的局面。到17世紀80年代初，隨著歐洲市場的恢復，廉價煙草競爭的態勢已經形成。與此同時，英國政府開始積極介入奴隸貿易，為北美殖民地運來源源不斷的勞動力。[10](P24-28)到1700年，黑人已占南方總人口的21.1%。[8](P240)奴隸人口的增長、生產形式的非個人化，是導致種植園紀律強化、社會不安狀況加劇的主要原因。黑人人口的增長還導致監工階層的興起，而從事這種職業的人員一般從貧窮白人中招聘。這樣，不僅主奴間個人色彩淡化，且社會參與成份加大。在管制黑人行為方面，整個白人社區也感到共同利益的加強，因為諸如逃跑、謀反之類的舉動不僅腐蝕種植園紀律，而且對整個白人社會都構成威脅。白人小農當然也不愿看到一個競爭性的黑人對手出現。
隨后一系列奴隸制法律相繼出臺。如馬里蘭議會于1663年規定：“所有黑人和其他奴隸，將服役終身”，“所有黑人或其他奴隸的孩子，將像其父母一樣成為終身奴隸”。[11](P109)弗吉尼亞議會則先后規定：“在這個地區出生的所有孩子，將只根據其母親的地位，決定其奴隸或自由的地位”(1662)；[12](P44)“施洗并不能改變一個人是奴隸還是自由的狀態”(1667)。[12](P45)切薩皮克地區的奴隸制法律化過程從17世紀60年代開始，到1705年已基本完成。新英格蘭地區則慢一拍，法律化過程從17世紀80年代開始，到18世紀初亦告一段落。根據這些法律規定，奴隸只是動產或不動產，因而從法律本身的角度來看，奴隸沒有什么權利可言。
人們很清楚，制訂奴隸制法律的根本目的是防止奴隸的反抗，使其既聽命于主人，又不致危害整個白人社會。如果說奴隸制的引進主要是出于經濟因素的話，那么奴隸制法律化的目的主要是解決種族問題。“奴隸制的建立，不只是提供勞工控制，它也是一種調節種族關系和社會秩序的體系。”[13](P152)不過從法律實施的途徑來看，法律不是教育黑人如何做，而是訓練白人如何做。主人被賦予幾乎無限制的個人權力，[12](P91)特別是運用鞭子的權力，以免他的奴隸造成社會負擔；所有白人則被賦予懲罰逃奴、阻止奴隸聚集和行使巡邏的義務。[12](P93，P96)；[5](P153，174)；[14](P60)；[15](P23)主人不得隨意釋放奴隸，[5](P232-235)其家長主義溫和性的一面不得沒有限度；而所有的白人都不能向奴隸出售酒類、教其識字或縱容逃跑。[5](P211-212)法律鼓勵白人在控制黑人方面保持一種社會責任感，引導普通白人獻身于所有白人的“共同事業”，以便為控制情結打下一種跨階級的“善”的基礎。其結果是一種合乎“正義”的戰斗激情很容易被激發出來。
二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統治情結也與個人主義在17世紀的發展有著密切的聯系。
但在殖民早期，個人主義的經濟基礎還不十分成熟。以當時最先進的生產組織形式公司體制為例，在其最初被引入殖民地的時候，個人仍在相當程度上束縛于舊的社會秩序之中。如在弗吉尼亞公司所設計的殖民計劃中，身兼士兵和職員之二任于一身的傭工占有中心地位，軍事紀律束縛著每個殖民者。[16](P5)在這種體制下，雇員的積極性明顯不高。為解決這個問題，不得不發明了“人頭權利制”，其特點是將勞工引入與土地授予相結合。[17](P5)其結果是殖民者開始為自己而不是為英格蘭股東生產作物。在17世紀的其余時間內，南方農場主繼續沿著河道、海岸到處尋找肥沃的土地，種植煙草這種大宗作物并輸出到英格蘭，使得規模可觀的大種植園的出現成為可能；凡不能生產大宗作物的地方，則維持自給自足的小農場。在新英格蘭，則一開始就從英格蘭引進了敞田制，村民大會決定種植、收割等事宜。這種敞田制無疑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貿易也以地方集市為主，但市場化的逐漸推進仍構成殖民時代總的趨勢，特別是隨著18世紀末“圈地運動”的進行，最終由個體農場取代了敞田制。
政治權力下移是殖民地的普遍特征。由于英王對殖民地無動于衷的態度和路途遙遠的事實，使得代議制得以在部分公司殖民地、皇家殖民地和業主殖民地建立起來。[18](P3-25)；[19]而且重要的是，來自英國的上層勢力在17世紀30年代就被本地領導力量取代。[21](P40)馬薩諸塞的代議制則是從公司體制中分化出來的，即先從公司董事會中選出總督參事會，股民組成“大法庭”(議會前身)，1644年參事會成員和大法庭成員分離后，代議制雛形初現。[22](P51-56)這種政治自治的確立，也為個人主義的脫穎而出奠定了社會基礎。
正如科斯洛夫斯基所說：“經濟的獨立過程是歐洲精神向個體化發展的標志。”[23](P9)在精神領域，個人主義的崛起成為17世紀北美的歷史事實。眾所周知，新教改革的一個后果是，教士的中介地位被廢除，信徒個人不得不直接面對超然的上帝。一方面是一個專橫拔扈、一意孤行的上帝，“依據他的意志，上帝施予或拒絕仁慈，完全隨其所愿”，[24](P76)另一方面是人的軟弱無能，如加爾文所說：“我們因感到自己的無知、空虛、貧乏、軟弱、邪惡與敗壞，于是叫我們察覺而且承認，只有在主那里才找得著真正的智慧、堅強的力量、完全的仁慈與無疵的公義。”[25](P3)對上帝的無限信任與對人的懷疑乃至怨恨，構成了時代精神的兩個側面。[26](P13，17)；[27](P4-50)北美殖民地的宗教繼承了這個特性，人們幾乎毫無疑義地強調權威的最終來源是上帝，并以此強調社會共同體的合法性必須建立在神圣權威之上。[28](P3-12)但由于每個白人都有幾乎同樣的道德價值，即一個人不比另一個人更有得救的價值，[29](P2)；[30](P148)使得社會共同體的合法性事實上在某種程度上不得不建立在個人的之上。因此，清教的核心教條——盟約理論實際上是一個社會契約理論的神學版本；[31](P4)五月花公約則展現出一個在“自然狀態”下個人之間達成社會契約的罕例；[32](P5-6)理論色彩較淡的安立甘宗卻把個人尊嚴表現在其組織的囊括性上：每個人都不能被人武斷地排斥于上帝之國的大門之外。[22](P116)沃那·斯塔克對此概括為：“天主教教義……體現了湯尼斯所說的共同體原則，即整體先于局部。相反，加爾文派則產生于聯合的原則：局部先于整體。天主教是根據有機統一體的觀點來思考問題的；它是集體主義的。加爾文教則是根據有利局部的契約論觀點思考問題的；它是個人主義的。”[33](P89)
簡單地說，個人主義是一種基于個人財產權和自治權之上的生活方式，一種以神虐方式表現自我尊嚴、自我的精神狀態。如果個人主義原則能夠得到普遍適用的話，倒也無損種族問題之大局，也與白人意識的嬗變扯不上關系。問題在于，這種自我尊嚴被嚴格限定于白人共同體之內。如果說白人的精神世界尚承受著神虐的話，作為“不可見的人”——黑人則須承受著白人和上帝的雙重“施虐”；換言之，對黑人的神虐必須通過白人這個中介發生作用。所以在南方，白人樂于將種植園看做是不可侵犯的城堡；在北方，白人則以《自由法規》的形式個別規定所謂“陌生人”的位置。憑藉其在上帝與黑人之間的“特殊”關系，白人獲得了一種力量感和安全感。正如威廉·加韋斯后來所闡述的那樣：“再也沒有比這更顯而易見的了，荒野的野蠻人需要一種更具威力的武器的限制，[白人]個人則不然，其情趣和天性處于道德和宗教情感的內在約束之下。”[34](P19)
當然，統治情結并不是不需要限度。即使是主人，其權力從一開始也受到上帝律法的制約。他不能濫用權力，令其奴隸做邪惡之事；對非份要求，奴隸有權利予以謙遜地拒絕，“因其主人和他們都是上帝的奴仆，他們不能違抗他而取悅于人”。[35](P34)如果說移民之初出游荒野的危險尚造成順從神虐心理的話，那么隨著時間的推移，后退的邊疆則會給予其某種安全屏障。如漢德林所說：“作為荒野的人民，他們身處新世界的家園，這種事實本身即給予他們一種力量感。”[16](P10)最終，專橫的上帝不再被人注意，人們開始逐漸轉向耶穌這個具有神性的人，一種“愛的宗教”在18世紀初開展的大覺醒運動中誕生了。個人主義也由此完成了從強調神定鐵律到自由個人的轉移。在這種過程中，作為調整措施，習慣以種植園作為個人主義單位的南方形成了針對黑奴的“家長主義”，絕對控制開始與個人溫情有了更多的、受到當局鼓勵的糅合，[8](P60-62)而北方則開始注意和強調包括黑人在內的所有人的“自然權利”。[8](P59)
三
將奴隸制法律的奴役對象及個人施虐對象限定于特定種族，毋庸置疑地促進了白人意識向種族主義的發展。而意識形態一旦形成，其本身的邏輯便開始自動發揮作用。18世紀種族理論系統化的事實表明，白人意識與統治欲在理論上的結合過程已經開始。
種族理論的系統化，得力于人類學者的推動。瑞典博物學家林奈在1735年發表的《自然系統論》中提出了物種不變性的觀點。在此基礎上，他將物種按等級排列，并描述了各物種內部的多樣性。在他的排列中，人作為物種之一而與猿為鄰。盡管他對物種內部存在的多樣性興趣不大，但他還是依據膚色將人分為四種類型：歐洲人種、亞洲人種、非洲人種和美洲人種。在他看來，這些人種同屬一個梯級，并無質的區別，差別只在于環境因素。林奈所開創的方法被喬治·布豐所繼承。他在1849-1804年間寫成的《自然史》中對人種的分類有了進一步的說明，提出了變異論。因其膚色是“人的真正和自然的顏色”，[36](P36)白人種族被他作為標準類型，其他種族都是這種類型的變異。另一位生理學家約翰·布魯門巴奇則以頭蓋骨的形狀對人種予以分類，確定出高加索人、蒙古人、美洲人、黑人和馬來人這五個人種，由此奠定了其“頭蓋骨之父”的地位。
網絡式劃分法只對大的物種進行分級，并拒絕在不同人種之間安排秩序。但他們的科學研究卻刺激了人們對古老的生物大鏈傳說的興趣，并試圖賦予其嶄新的時代含義。
生物大鏈思想遠可溯至亞里士多德的宇宙論。他將宇宙看成是由55個同心圓球所構成的體系，其中心是地球，向外依次排列著水、氣、火等天上星體。每個圓球都有靈性，而神站在最外圈，產生運動的動力。在這種宇宙論中，中古時期的經院哲學代表人物托馬斯·阿奎那進一步嵌入了基督教的有關觀念。處于等級系列的世界從地獄開始，往上依次排列著大地、植物、動物，然后到達有部分神性的人，在人之上是三個等級的天使，在大天使之上是全能的上帝。這就是所謂的生物大鏈。生物大鏈思想以及相關的地球中心觀能生動地表現神的至高形象和人的卑賤地位，具有鮮明的梯級特征。
對于18世紀的白人來說，他們所感興趣的不僅僅是復述古老的傳說，而是竭力發現人類分級的“事實”，以高等動物對低等動物的支配權和神秘的裁決為由論證白人對黑人奴役的合法性。與其17世紀的先輩相比，他們自恃有科學理論和經驗主義方法的支持。由于《圣經》強調人類始祖的共同性，他們便以論證人與猿親緣關系的遠近來繞過這種障礙。18世紀70年代，荷蘭解剖學家皮特·卡梅爾提出“面部角度說”，贏得了廣泛關注。據他“觀察”，在從猿到黑人、最后到白人的頭蓋骨之間有一個規則的梯級：猿、猩猩、尼格羅人、霍吞圖特人(Hottentot)、馬達加斯加人、塞里貝斯人(Celebese)、中國人、蒙古人、卡爾馬克人(Calmuck)及各種歐洲人。[14](P102-103)與網絡式方法明顯不同，這種劃分方式暗指黑人作為低等人種有著科學的依據。此后，復活了的生物大鏈思想便在18世紀末的美國成為熱門話題。
即使是偉大的思想家托馬斯·杰斐遜也對此興趣盎然。在1787年寫成的《弗吉尼亞日記》中，他花費了極大的精力來觀察黑人的“低劣”本性。如在種族特征方面，他寫道：白人面部“紅與白的精美交織”所體現的“感情表達”，與黑人“永久性的單調”形成鮮明的對比；白人有“飄柔的頭發”，形體表現出“更為優雅的對稱”，而黑人則“在臉上和身體上毛發稀疏”，“他們較多地以皮膚腺、而不是腎臟排泄，使其發出一種強烈的、令人生厭的氣味”。在智力上，印第安人“腦中有尚待開發的萌芽”，而黑人則無任何類似跡象；“在記憶上他們與白人等量齊觀，在推理上則低劣得多。……而在想像力上他們是呆板的、毫無趣味的和不規則的”。至于其“動物性”，則表現于他們的貪吃好睡，因為“一個身體安逸、并不思考的動物，自然傾向于睡覺”；他們對其女性更加熱情，“但愛對他們與其是精細的感情，不如說是一種強烈的欲望”，他們尤其喜好凱覦白人婦女，如同“猩猩偏愛黑人婦女甚于他們自己的種類”。[37](P20-22)杰斐遜在此將白人和黑人作為人種的兩個極端類型予以對照，將黑人置于與猿為鄰的位置，并向人揭示出黑人在身體和心智兩方面的“低劣性”，以及在生物大鏈中性騷擾的指向。雖然杰斐遜本人無意于以此為奴隸制辯護，但其他人更樂于像愛德華·朗那樣，相信這種低劣“事實”與神秘的裁定之間存在著聯系。[10](P14)
杰斐遜的生物大鏈思想對普通白人的看法影響甚大，尤其是在美國南方。如在報紙上刊登搜捕逃奴的廣告時，有些奴隸主常常聲稱“我的奴隸猿猴”或“狒狒”長相如何如何，這是生物大鏈思想在民間影響根深蒂固的一個明證。著名的黑人思想家杜波依斯曾指出這種現象：“在舊南部有一種觀念——真誠的和熱情的信仰——即在人和牲口之間的某個位置，上帝創造了一種叫作中間物(tertiumquid)的東西……”[38](P122)18世紀生物大鏈思想對人的分級，為白人意識的轉變提供了重要的社會心理支持，也為19世紀中期奴隸制大辯論時的轉變完成階段打下了牢固的理論基礎。
奴隸制法律化以后白人意識向種族主義的演化，使得一種富有毒性和攻擊性的性格傾向滲透到美國白人的靈魂之中，加劇了美國歷史的悲劇性缺陷，乃至引發了以后的內戰和重建的失敗。對此，一些美國歷史學家的反思是有道理的，即種族主義的持續存在，構成了“美國歷史的主題”，[39](P143)尤其是構成了“南方歷史的主題”。[40](P3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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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理論界通常是以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來衡量一國或地區的社會保障水平,但保證社會保障制度運行的經濟基礎是財政制度,而社會保障基金的主要部分,也是直接或間接來源于政府財政支出。社會保障制度是政府政治責任和社會責任的體現,是政府職能的重要部分,是政府干預社會經濟生活的重要手段。
一、遼寧省財政狀況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經濟發展,遼寧省的財政收入呈逐年增加的趨勢,從1981年的146.8億元增加到2007年的2165.3億元,26年內增長了14.8倍(見表1)。從國內看,2007年遼寧省的財政狀況在全國排第七位。而且通過與國內部分省、自治區相比較(見表2)可以看出,遼寧省的GDP盡管不是最高,但人均財政收入比經濟發達地區廣東省還略低483.2元,但在這五省、自治區中,遼寧省的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最高的,為23.1%,比廣東省還要高5.2個百分點,比GDP差不多的河北省高8.1個百分點,與同為東北地區也是重工業基地的黑龍江相比,高出了7.2個百分點。從以上比較我們不難看出,遼寧省的財政狀況還是相當不錯的。
二、遼寧省社會保障需求狀況
社會保障的需求可以從貧困人口和失業人口保障需求、養老和醫療保障需求、殘疾人保障需求等幾個方面大致計算出來。
1.遼寧省貧困人口狀況。據民政局統計,到2007年全省城鎮低保人口約154.6萬,遼寧省當年城市低保平均標準191元/月,農村低保人口約為46.1萬,農村為1000元/年,①全省所需保障資金約40億元,而這些資金主要由政府財政負擔。
2.遼寧省失業人口狀況。由于遼寧省是重工業基地,國有企業多,伴隨著國企改革和改革開放的深入,到2002年累計已有200多萬名國有企業職工下崗。2007年城鎮登記失業人數為44.5萬人,失業率為4.4%,與全國范圍內的失業率差不多(當年全國的失業率為4.0%)。2007年失業保險的參保人數為約622.1萬人,領取人數約為19.6萬人。繳納失業保險金10年以上(含10年)的失業人員,失業保險金標準是462元/月,①按這一標準,2007年的失業保險金支出就需約10.9億元。雖然其中有企業繳納的保險金,考慮到過去沒有失業保險積累,相當部分的保險資金要由財政負擔。
3.遼寧省養老、醫療保險狀況。2007年末,城鎮參加基本養老保險人數為1299.7萬人,其中在職職工891.6萬人,離退休人員825.8萬人,基金收入約352.0億元,需支出約425.9億元,存在約73.9億元的資金缺口。基本醫療參保人數為1087.8萬人,基金收入約112.7億元,基金支出需約84.2億元,結余約28.5億元。另外,農村新型合作醫療的參保人數為1511萬人,補貼標準為50元/年,每年約需7555萬元。這三項每年共需資金約510.9億元。
4.遼寧省殘疾人狀況。殘疾人是社會保障的重要對象之一。遼寧省殘疾人人口數在公開文獻資料上未查到,但從國際上來看,一般殘疾人口占總人口的5%～8%。2007年遼寧省的總人口為4298,我們取5%的標準,殘疾人口約為214.9萬,按全省城市低保平均標準191元/月來計算,僅2007年就需保障資金約41.0億元。
僅以上各項支出就約需保障資金631.3億元,再加上沒有列出的殘疾人補貼等其他需保障項目2007年的社會保障需求超出當年社會保障支出(當年社保支出為469.6億元)161.7億元。
三、遼寧省社會保障支出狀況
財政社會保障支出,反映出在既定的社會保障需求狀況下,財政資金實際上滿足需求的多大份額,從而可以比較出財政能力的狀況。
1.遼寧省財政對社會保障支出狀況。遼寧省財政對社會保障的支出呈逐年上升趨勢,從表3可以看出2003—2007年的狀況:
(1)財政支出方面:在這五年間,遼寧省財政支出是逐年上升的。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在2007年增長迅速,是2006年的2.3倍,比2003年增長了3.5倍,年均增長率為29%。(2)社會保障支出方面:遼寧省財政對社會保障的投入也是逐年上升的。雖然遼寧省社會保障支出總額隨著財政支出的增加而呈增長趨勢,年均增長率為20%,但其增長速度低于財政支出的速度,而且占財政支出的比重是呈下降趨勢。(3)人均社會保障支出方面:人均社會保障支出逐年增長,扣除物價上漲因素,遼寧省的人均社會保障支出從2003年的441.2元增長到2007年1109.7元,增長了2.5倍。
2.遼寧省社會保障分項支出狀況。從表4可以看出,在2003—2007年間,遼寧省社會保障的分項支出,隨著社會保障支出的逐年上升而上升。在2003—2006年,社會保障支出構成包括衛生經費、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費與社會保障補助支出,2007年社會保障支出構成包括衛生經費與社會保障和就業,其中衛生經費比上年增長52%,社會保障和就業比上年的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費與社會保障補助支出之和增長了59%。可見,社會保障支出各項在2007年增長迅速。
四、遼寧省財政能力與社會保障的適應性狀況
一般來說,社會保障水平與經濟發展速度是“此增彼減”的關系,即當經濟快速增長時,居民收入水平增長較快,享受社會保障的人數相應減少,社會保障支出水平下降。但伴隨著遼寧省的經濟發展,遼寧省的社會保障支出水平也是居高不下的。從表5,我們可以看出,遼寧省2007年一般預算支出中社會保障和就業項是最多的,占23%,比上年增長了24.8%;而同為社會保障支出的醫療衛生項占3.8%,卻比上年增長了43.9%,是增長速度最快的項目,這也體現出了政府對醫療衛生事業的重視。
從全國來看,據中國統計局統計,2007年國家財政對社會保障支出額為7437.12億元,占財政總支出的14.9%,人均社會保障支出為572.1元。而遼寧省同年的社會保障支出額為469.6億元,占財政總支出的13.3%,比全國的低1.5%,但人均社會保障支出為1109.7元,是全國的1.94倍。
為了更好地分析遼寧省財政能力與社會保障的適應性狀況,選取GDP最高的廣東省、與遼寧省GDP差不多的河北省、同是東北三省且也是重工業基地的黑龍江省及地處西部的與之進行比較。(見表6)在五省區中,盡管遼寧省在財政收支上沒有排在第一位,但社會保障支出總額比財政狀況最好的廣東省還多出了453320萬元,排在第一位,而且占財政支出比重也是最高的,為13.3%,比河南省高了3.1%,比同是東北三省的黑龍江省高了1.7%。人均社會保障支出方面,最高的是,可能是因為當地的人數少,才使得人均值高,比財政社會保障支出最高的遼寧省還高了104.0元。從中可以看出,遼寧省、黑龍江省由于是東北老工業基地,所以財政社會保障負擔比較大,而像廣東省這樣的沿海經濟發達地區財政社會保障負擔比較輕。
五、結論
通過對遼寧省財政能力和財政對社會保障支出,以及與其他地區的分析比較,我們發現盡管遼寧省的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財政社會保障支出比重以及人均社會保障水平,在全國范圍內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相對于全省的社會保障需求來講,還是相差不少,這也就是說,遼寧省現階段的財政能力與當前的社會保障水平是不相適應的。可以通過調整公共財政投入結構,適當加大社會保障支出比重,以適應社會保障需求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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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一、體育社會問題及危害
體育—這一人類社會活動，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在人們生活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我國體育的實際社會效能不僅表現在增強人們體質，同時在加強精神文明建設、促進國家安定團結、豐富文化生活、培養人們良好的個性心理、促進經濟發展、發展國際交往和促進人們之間的友誼過程中也起著重要作用。現在出現了一些體育社會問題，不僅影響正常的社會生活，干擾人們生活，擾亂社會秩序，破壞社會正常運行;同時妨礙體育的正常健康發展，既不利于正確地完成體育的目標，也不能充分發揮體育的各種效能，需要我們認真研究并采取有效的方法予以治理。
所謂體育社會問題是指:以體育運動作為一種社會制度，與體育運動相關聯的社會行為、關系、作用和事實，出現病態或失調，危害了正常社會秩序，并影響體育運動正常運行和協調發展，需動用社會力量解決和控制的社會現象。具體的體育社會問題，有時表現為一種客觀行為，如“吹黑哨”、“打假球”、“濫用違禁藥物”等等;有時表現為一種客觀現象，如“競技體育與群眾體育發展失衡”問題，“我國競技隊伍文化素質普遍偏低”以及“‘體育政治化”問題等等。
綜合起來說，我國體育社會問題的影響和危害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對體育的影響:妨礙體育的公平競爭，站污了體育的形象，_對運動員、教練員及人民群眾身心產生危害，導致體育畸形發展。第二、對社會的危害:干擾人們的生活，嚴重時能擾亂社會正常運行秩序，甚至引起和激化社會矛盾。
二.體育社會問題的治理
1、治理體育社會問題的必要性。
正因為體育社會問題同時具有兩方面的危害和影響，所以要對體育社會問題進行治理。另外，治理好體育社會問題，對消除體育中不公平競爭現象，維護體育原有的純潔的精神，促進體育的健康發展，讓體育更好地為建設我國的“兩個文明”服務，保持穩定的社會秩序，具有現實的意義。同時，我國的某些體育社會問題幾近“瘋狂”，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如前段鬧得沸沸揚揚的“黑哨”事件，但是我就是不明白為什么有些人要“捂著蓋子”，不敢揭開。當我們為中國足球“沖出亞洲，走向世界”而歡呼時，又有誰知道正是中國的這種“國粹”—“假球”、“黑哨”，耽誤了我國足球運動多少時間。
2、治理體育社會問題的手段。
①行政手段。因為目前我國政府是利用行政力量來對體育實施宏觀調控，那么治理體育社會問題就少不了要通過使用行政手段。采用行政手段治理體育社會問題，是通過制定體育的方針、政策、調撥體育經費、任免體育官員、審批體育社會團體、開展重大體育活動，以及通過對各種體育理論的選擇和評價，組織研究體育的發展戰略，編制體育的規劃和計劃來實現。
②法律手段。法律手段在治理體育社會問題中起著主導性和規定性的作用，如《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和各體育社團的群眾團體法等。它具有明顯的強制性、穩定性和不可違背性，如《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規定:“在體育競賽中嚴禁使用禁用的藥物和方法，禁用藥物檢測機構應當對禁用的藥物和方法進行檢查”，“在體育競賽中使用禁用的藥物和方法的，體育社會團體按照章程規定給予處罰;對國家工作人員中直接負責任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行政處分”。這是對解決“濫用違禁藥物”問題的直接寫照。在運用法律手段對體育社會問題進行治理的過程中，應注意兩點:其一，具體針對某些問題的法律條文，隨著這類具體問題的解決而自動失效，對于這些條文要予以揚棄。其二，對可預見性的新的體育社會問題，應通過立法的手段提前予以控制，以避免這類問題的進一步發展和惡化。
③紀律手段。紀律是國家機關或社會團體為自己的成員規定的行為準則，與法律不同的是，因各組織的性質、目標不同，不同的組織有不同的紀律，所以紀律有多樣性的特點。紀律是法律的輔助手段，也具有強制性和不可違背性。紀律手段在治理行為性體育社會問題中起著重要作用。
④社會輿論手段。社會輿論可以督促某些現象性體育社會問題的解決，特別是對一些行為性體育社會問題具有控制作用。其作用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社會行為的導向。社會輿論往往暗示出特定社會的價值規范和行為準則，以體育這一特定社會現象作為一個社會層面，它的基本價值規范是“更快、更高、更強”，基本行為準則是“公平競爭”。這正是社會輿論一直關注和監督足球運動中的“假球”問題和“黑哨”問題的原因。其二是社會行為的約束。社會輿論是一種公意，反映大多數人的意見，對少數人的與眾不同的言行，特別是越軌行為具有壓力。如“吹黑哨”、“打假球”等是少數人的行為，這些人迫于社會輿論的壓力，往往會改變或放棄自己原來的行為。
⑤其他手段。包括道德、習俗、信仰等手段，它們主要是通過對人的思想、觀念、認識等產生作用，然后再對治理體育社會問題產生影響。如“運動場暴力”問題，不僅影響正常的體育比賽，還對運動員和觀眾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脅，通過對運動員進行“職業道德”教育后，可以適當地緩解或解決這一問題。這些手段雖然不像行政手段、法律手段來得強烈和直接，但在治理體育社會問題過程中，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3、治理體育社會問題的基本要求。
①應具有客觀性。只有對實際問題進行正確、客觀的認識，才能發現問題的癥結，進而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然而，我們的認識往往受到許多主觀因素的影響，不能作到公正和客觀，這要求我們對具體的體育社會問題作具體的分析，有效的治理必須建立在正確、客觀的認識上。
②應具有針對性，或稱選擇性。在治理體育社會問題過程中，無論是采取哪一種治理方式或治理手段，都要針對具體的問題。或者說治理具體的問題時，采取的方式、手段應有選擇性，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否則適得其反。
③應具有靈活性。在治理某一問題時，往往有多種方式或手段可供選擇，在選擇具體的方式和手段時，要依據問題的發展和變化，靈活地變換選擇，才能有利于體育社會問題的解決和控制。
④應具有適時性。體育社會問題都是發展變化著的，因此在治理過程中一定要注意適時性。比如，相關的法律條文一定要適用于現時期的問題，而不應只是對過期問題的鞭答;社會輿論一定是關注現時期的問題，而不應僅是對未來假想問題的譴責。
4、治理體育社會問題的兩個基點。
治理體育社會問題的基點應該放在對現行體育體制和體育法制的改革和完善上。包括體育社會問題在內的任何社會問題的產生，幾乎都與相應的社會制度和體制的失調有關，并且在導致社會問題的各種原因中，體制和法制的失調往往是根源性的。由于我國正處在社會的轉型時期，這一時期社會變遷的廣泛性和迅速性，使得某些體制和法制上的東西存在缺陷或混亂。如我國的足球管理體制，“中國足協”既是民間足球協會又充當足球運動行政管理機關，既是“甲級”聯賽的組織者，又是管理者、經營者，還是執法者。這種體制，與我國球迷痛恨的“黑哨”、“假球”等問題的出現，有著莫大的關系。《體育法》只對體育比賽中的裁判權利義務作了一些規定，但沒有對裁判的違紀違法行為作出相應的處罰。甚至在中國足壇“黑哨”現象曝光后，卻一時找不到適當的法律條款來懲處。
根據以上事實，筆者認為為了有效的治理體育社會問題，應該合理地改革我國的某些體育體制，進一步完善體育法制。具體的說:在體育體制的改革方面，應確實分清行政、管理和經營的性質、權限和責任，不能因體制自身的混亂，而成為體育社會問題產生的“溫床”;在體育法制方面，《體育法》中應該具有詳細的對違反有關規定作出處罰、處理的條文，不能因自身的漏洞，而讓某些體育社會問題的產生有空可鉆。
三、正確認識當前存在的體育社會問題
1、應該充分地認識到體育社會問題存在兩個方面的影響和危害，不能文過飾非，需要我們認真對待和治理。同時應客觀認識到體育社會問題與其它社會問題相比，其對社會的影響力和沖擊力要相對較小，在治理體育社會問題過程中，不要將之盲目擴大化。
篇（6）
一、引言
“范式”(paradigm)一詞首先由美國著名科技哲學家托馬斯•庫恩在其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提出,其含義是指科學發展中的一種公認的模型、模式或體系。范式是指一般框架或視角,字面含義就是“看事情的出發點”,它提供了觀察生活方式和關于真實實體特性的一些假設。理論指用來解釋社會生活特定方面的系統化的關聯性陳述。因此,理論賦予范式真實感和明確的意義。范式提供視角,理論則在于解釋所看到的東西。隨著“范式”一詞被廣泛地推廣和應用,它已經成為涉及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科學等多個研究領域的模型或模式的代名詞。而體育人文社會學作為體育學下設學科,是體育文化發展的理論基礎。那么,在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發展過程中有沒有可資借鑒的模式或體系呢?或者說有沒有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基于這樣的思考,本文將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這個命題作為研究重點,以原有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以及有關“范式”的框架體系為基礎,建構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基本理論和體系。
體育人文社會學作為一個研究領域分化以來,在體育體制改革、體育可持續發展、體育產業發展、體育發展戰略、競技體育舉國體制、奧運戰略、全民健身計劃實施等領域和問題的探討上取得了較高的研究成果。但是縱向比較來看:應用對策性研究,尤其是奧運經濟、文化、戰略等相關研究較多,基礎性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較少,特別是體育人文社會學學科自身的研究較為薄弱、零散,沒有形成完整的體系。基于對體育人文社會學和理論范式的分析和思考,在對國內外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進行整理的基礎上,發現至今為止理論界尚無關于“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提法。于是,本文將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作為研究和考察的主要內容,希望通過吸收已有體育人文社會學過程中潛在的理論范式,找出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研究的一般規律,規范體育人文社會學學科概念體系,在此基礎上建構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及體系,將范式理論引入到體育研究領域中所進行的具有一定總結性和開創性的研究,不僅對體育人文社會學健康而深入的發展起到一定的規范和引導作用,并能夠拓寬相關學科的研究視野,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同時,在理論聯系實際的基礎上,又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和實踐價值。
二、理論范式概念在體育人文社會學中的解析
庫恩“范式”是一個科學技術哲學的術語,它是建立在對自然科學史廣泛考察和分析論證的基礎之上而提出,其內涵得到逐步演繹而明晰,同時,其結構日益明顯,要素日益明朗。這個“范式”概念對考察和分析自然科學史起著試金石的作用。然而,我們必須看到,把從自然科學研究中催生的“范式”完全不變地移植到社會科學的研究,特別是體育人文社會學的研究有其不妥之處。因此,我們必須對庫恩“范式”進行改造,才能用于體育人文社會學的研究。
由于范式概念是庫恩整個科學哲學觀的中心,他試圖以此來概括和描述多個領域的現實科學,而不僅僅是對科學史和哲學感興趣,因而從不同方面、不同層次和不同角度對范式概念作了多重的界定和說明。很多人沒有注意到庫恩思想的這一特征,往往根據自己的需要引述庫恩的某一解釋來闡述自己的問題。因而不免出現某些偏差。英國學者瑪格麗特•瑪斯特曼對庫恩的范式觀作了系統的考察,他從《科學革命的結構》中列舉了庫恩使用的21種不同含義的范式,并將其概括為三種類型或三個方面:一是作為一種信念、一種形而上學思辨,它是哲學范式或元范式;二是作為一種科學習慣、一種學術傳統、一個具體的科學成就,它是社會學范式;三是作為一種依靠本身成功示范的工具、一個解疑難的方法、一個用來類比的圖像、模型及體系,它是人工范式或構造范式。雖然范式的首要含義在哲學方面,這也是庫恩范式的基本部分,但是,庫恩的創見和獨到之處則在于范式的社會學含義和構造功能。與一般科學哲學思維的抽象性相反,庫恩特別強調科學的具體性,并把具體性看作是科學的基本特性,因為他認為,一套實際的科學習慣和科學傳統對于有效的科學工作是非常必要和非常重要的,它不僅是一個科學共同體團結一致、協同探索的紐帶,而且是其進一步研究和開拓的基礎;不僅能賦予任何一門新學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決定著它的未來和發展。這樣一來,庫恩也就把具體性作為自己哲學思想的核心,在實際的“圖像”“模型及體系”和“哲學”之間劃了一條界限,使自己的思想與其他科學哲學區別開來。庫恩的構造范式就是這種實際的“圖像”和“模型”,它不僅使常規科學解疑難的活動得以完成,從而成為開啟新學科的契機和手段,而且在應用模型和形而上學之間建立起一種新的相互關系,解決了從一般哲學理論轉向實際科學理論的途徑問題。筆者對本文分析和研究主要是運用范式作為一種理論的模式、體系來研究體育人文社會學發展理論體系的。
三、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建構的基本內容
(一)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觀念范式
所謂觀念范式,它包括:某一學科的研究視角(PersPective)或出發點(Springboard),以及該學科現代化進程中研發人員所依據的理論基礎。觀念范式是整個范式結構中的基礎。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觀念范式應當解讀為:以體育人文社會學為研發對象的科研人員應當以科學世界觀和人生觀為基礎,以體育社會觀和體育人文觀為指導,以人文社會學和體育基礎理論為研究的基本理論來源去從事研究,并以體育領域中的人文現象和社會現象作為其研究的對象。因而,在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觀念范式層次應當包括:對基本概念的理解與界定以及對體育人文社會學研究對象的分析。
隨著我國體育事業的穩步發展,以體育教育、競技運動、娛樂健身,以及開展地如火如荼的全民健身運動為代表的各項體育實踐活動蓬勃興起。與此同時,以體育運動為事業的社會政治運動和以體育運動為產業的經濟活動,也得到了空前的重視和發展。在這一現實實踐基礎上,關于體育理論的探索和討論也不絕于耳,形成了一系列的體育理論。其中,完整闡述體育人文社會學的概念,對體育人文社會學做出科學界定,不僅是體育發展史上的重大突破,也是體育發展實踐的客觀要求。
體育人文社會學是在體育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兩個母學科基礎上發展建立起來的一門綜合性學科。盧元鎮在其所著《體育人文社會科學概論高級教程》一書中,將體育人文社會學科學地界定為一門研究體育運動領域中各種人文現象和社會現象的綜合性學科。
(二)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界定
雖然給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精確的界定有一定困難,筆者還是嘗試給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做一個大致的界定:所謂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是指在原有“范式”理論基礎之上,在系統論指導之下,借鑒現代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運用多學科的語言論域為體育人文社會學的研究提供多種視角和研究方法,在多元視角下審視、探究和建構體育人文社會學基石范疇和理論體系,為理論研究和學術爭鳴提供一個全新的理論體系和交流對話的平臺。
(三)對體育人文社會學研究對象的解析
當代科學發展趨勢是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迅速發展起來并走向科學的前沿,成為當代大科學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體育人文社會學正是體育領域內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有機結合。社會科學主要是指對人類關系的學習和研究領域,包括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人口學等。而人文科學則是關于人類思想、文化、價值和精神表現的學科,包括語言學、文學、歷史學、法學、藝術、音樂、舞蹈、戲劇、美術、哲學等。在英國,盡管有Humanit1es(人文科學)一詞,而是以精神科學(或人文科學)將其統攝和概括。在我們看來,這里的分歧,從根本上說根源于人類知識在其發展過程既深度分化又高度綜合的復雜情況,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人文社會現象的復雜性,以及人文社會問題研究的多樣性和綜合性。綜上所述,人文社會科學是以人文社會現象及其規律為研究對象的。因此,體育人文社會學是以體育領域內的人文現象和社會現象及其規律為研究對象的。
(四)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規則范式
所謂規則范式,是指在觀念范式的基礎上衍生出來的,被科學共同體所共識的研究工具和方法,以及該學科的學科定位。規則范式因學科不同而各有特點,同一學科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其規則范式也有所不同。因此它是理論范式中最具有動態性質的一個層次。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規則范式包括:對體育人文社會學研究及分析的工具或研究方法,對體育人文社會學研究的基準點。具體可解釋為體育人文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學科屬性,及在相關學科體系中學科定位。
四、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特征及研究價值
(一)“范式”這一概念在庫恩哲學里是一個綜合的概念,具有多種屬性和特征。而作為理論范式在體育人文社會學領域的具體一個分支,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既體現了理論范式的固有屬性又彰顯出體育學的獨特特征。
整體性,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具有結構性和整體性的特征。體育人文社會學的理論范式系統是由觀念范式、規則范式、操作范式等要素構成的有層次有結構的有機整體,不單單是一堆雜亂的范式構件,這種結構性和整體性的特征正是體育人文社會學科學性與系統性的表現。
穩定性和靈活性,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具有穩定性和靈活性的特征,穩定性在于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具有很強的堅韌性,有抵抗反常的能力;靈活性在于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并不是一成不變的,由于范式的自我擴張功能,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必然會隨著體育實踐活動的發展而有所變化。
社會性和歷史性,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具有社會性和歷史性的特征,這是因為對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探討必然處于一定的社會歷史環境之中,離不開環境的影響,就必然使其具有一定的社會性,主要表現在受一定時代的生產和科學發展狀況、社會需要、社會心理和社會價值標準、哲學、宗教和社會制度,甚至一個民族的習慣和傳統等的影響。眾所周知,系統的演變具有不可逆性,不同的歷史時代有不同的科學認識共同體,這就使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不可避免的打上了歷史的烙印。
工具性和實踐性,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具有工具性和實踐性的特征,一門學科理論范式的構建與完善既是其學科發展的階段性總結,又為該學科在縱深層次、更寬領域的發展提供了理論框架和研究方法上的指導。這既是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特征所在又是我們研究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價值所在。
(二)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研究價值,范式在具有精神工具作用的同時還具有實用工具的作用,不論其精神工具的作用還是其實用工具的作用,都是從不同的層面體現出了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研究價值。具體說來,這種價值可表現在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如下四個功能方面:
約束功能,作為“范式系統”中的承擔者,科學共同體也就是相關科研人員,是“范式系統”中的要素之一,服從“范式系統”的規律,即科學共同體接受范式作為其共同的信仰,并在共同信仰的指導下,推動科學活動的進程。成為范式的重大科學理論總是在某種世界觀的作用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并無不表現著一定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定向聚焦功能,對于相關科研人員也就是科學共同體來講,范式的作用是雙重的,它既可以開闊思路,又要約束人們的思緒,規定研究的具體方向。把常規研究集中在選定的狹小領域。這實際上符合系統的層次理論的解釋,系統層次隨著層次結構由低向高推進,各層次結合的緊密程度由大到小遞減,因此,在觀念范式的基礎上,科學工作者可以集中到可以解決的問題上,也不必一切工作從頭再來,從而使科學在常規時期較之“前范式”時期進步更快,發展更有效。
自我保持的穩定功能,“范式”以系統形式存在,并具有一定的結構和層次,因而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因為作為觀念范式層的低層系統的結合力較大,破壞其系統則需要更大的能量,所以使“范式系統”顯現出具有抵抗反常的能力,具有很大的韌性,表現出相對的穩定性。
自我擴張功能,以“觀念范式”為基礎層的“范式系統”已經把共同成員的認識活動納入了已有共同理論框架,完成了該范式所隱含的價值觀念為藍本的對共同成員心理價值意義的重構與再塑,使得他們去解決“范式系統”所限定的領域中的同一類相似問題,而且作為“范式系統”的較高層的“操作范式”在與“范式系統”的承擔者――共同體相互作用的過程中,不斷提出問題,使“范式系統”在解決既定疑點的情形下不斷前進,這可以指導科學家以解難題的形式擴展自己的領地,擴大與外部世界的接觸面。因此,范式系統能在一定歷史時代提出自己要解決的問題,并由此規定自己的發展方向,來完成范式系統的自我擴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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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1 社會文化理論的主要內容
社會文化理論的核心概念是中介論和內化論。中介論認為人所特有的高級認知功能在低級生物性功能（如聽覺、嗅覺）的基礎上產生，以社會文化的產物——符號來中介個體和社會物質世界的關系。人是運用符號工具作為輔助手段來控制和重組低級生物心理過程（這種過程大部分屬于自動的對外界刺激的反射），這種控制使人區別于其他物種，是自覺而有意的，以間接地調節與他人、與自身、與世界的關系。本文由收集整理符號工具包括數字、計算系統、音樂、藝術成果、文學作品，尤其是語言。通過社會互動，語言符號才開始在行為中由外到內發揮心理工具的作用，也就是將自然的心理過程轉化為高級認知功能。
中介的一種形式是調節。調節分成物體調節、他人調節和自我調節。物體調節指個體直接受周圍環境的控制和影響；他人調節指兒童的思維和行動依靠成人的語言；自我調節指兒童能夠依靠自己的語言思維和行動。
在二語學習中，他人調節指學習者在老師、父母、同伴等的指導幫助下進行協作式交談的學習；自我調節指學習者具備了自主運用語言的能力。學習是從他人調節到自我調節的中介過程，依靠面對面的交流一起解決問題。
內化指社會成員把交際活動中的符號產物轉化成心理產物以中介自己的心理活動的過程，是從社會關系或更具體說是社會相互作用逐漸向個人內心品質轉化的過程，并使個人掌控自己的大腦。維果茨基指出，內化過程是從人際活動的心理間平臺轉化成個體的心理內平臺的過程， 內化是通過模仿機制形成的，內化的關鍵在于人具備模仿他人有意識活動的能力。但這種模仿并非機械重復，而是受制于社會文化調節，只有當學習者積極參與社會交流或者在自我話語中創造性地模仿他人的話語時，語言輸入才起重要作用（lantolf & thorne， 2007：201）。
社會文化理論還有一些其他概念，比較重要的是最近發展區和搭架子。
最近發展區（the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指“兒童獨立解決問題的發展水平在成人指導下或在有能力的同伴合作中解決問題的潛在發展水平之間的差距”。最新研究表明，最近發展區可以：（1）在專家與新手之間的互動中，能力通過社會互動轉移給新手；（2）在新手與新手的互動之間，能力相當的同伴通過合作、討論得以構建（donato， 1994）。
最近發展區是由教育所創建生成的，兩種發展水平之間的距離也由教學動態來決定，且是不斷發展變化的過程，最近發展區的向前發展就是學生學業的不斷進步。維果茨基認為“教育學不應當以兒童發展的昨天，而應當以兒童發展的明天為方向。只有這樣，教育學才能在教學過程中激起那些目前處于最近發展區的發展過程。繼而他發現，就教育過程而言，重要的不是著眼于學生現在已經完成的發展過程，而是要關注那些正處于形成的狀態或正在發展的過程。
而搭架子指任何成人——兒童或專家——新手的協作的行為。兒童或新手還不能獨立運用某些知識和技能，但可以通過談話借助對方給予“搭架子”的幫助獲得期望的結果。兒童或學習者通過專家或較成熟者進行協作式交談，實現共同理解而最終獲得新的知識與技能。wood 等認為支架式幫助有以下六個特點：激化完成任務的興趣；簡化任務；維持任務目標的方向性；突出任務的關鍵特征，以及目前任務完成狀態和理想狀態之間的差距；控制解決問題過程中的挫折；提供示范。
2 社會文化理論與認知語言學的主要區別
在二語習得研究方面，目前主要有兩大學派：認知派和社會文化派，二者的語言觀、學習觀、研究對象和哲學傾向都不同。一般來說，通過分析事物對立面，更能認識事物本身。這也是社會科學的重要研究方法。因此，這里談談社會文化理論與認知語言學的主要區別。
在語言觀上，認知派認為語言是心理現象，由抽象規則組成，存在于個人大腦中；社會文化派則認為語言是社會現象，與文化混為一談，無法分割，存在于人們的交際活動中。在學習觀上，認知派認為學習發生在個體內部，學習者將輸入有選擇地整合到已有的知識體系中，通過不斷輸出，逐步將陳述性知識轉化成程序性知識；社會文化派則認為學習是社會參與的結果，學習者運用語言參與社會交際活動，獲得語言和文化知識，轉而成為個人腦內活動的材料。在研究對象上，認知派主張二語習得研究的對象是第二語言的運用，而不是語言習得，語言的使用和語言習得是不可分割的，研究的焦點在于社會/互動因素
及其對語言使用產生的影響。認知派認為學習的最終狀態是學習者的語言水平達到目的語水平或者出現僵化現象；社會文化派認為語言學習沒有最終狀態，學習者永遠都處于學習狀態之中。在哲學傾向上，認知派主張現代派觀點，堅持人和社會環境互為獨立實體的二元論觀點，認為無論社會環境因素發生多大改變，二語習得終究是心理過程，語言學習所處的社會環境變化不會引起習得方式大的變化；社會文化派主張后現代派的觀點，認為社會文化環境中的語言使用對二語習得起著根本性而不是輔的作用，人類心智機能的起源和發展都包含在社會和文化的互動之中。
3 社會文化理論對大學英語教學的指導
3.1 充分學習中外優秀文化
前述內化論認為社會文化理論認為語言學習并不完全依靠學習者對語言知識的內化，批評認知框架下的二語習得研究忽視了社會文化環境對學習過程的影響，進而強調社會環境對語言學習的重要作用，強調人類心智機能的起源和發展都包含在社會和文化的互動之中。因此我們在大學英語教學中要教育學生充分學習中外優秀文化，從中吸取豐富的營養，加深自己對世界、對社會、對人生的理解。這對內化學生學習能力有益處，學生能夠更好地把握語句隱含的意思，領會作者的意圖，掌握語篇結構，真正學會英語，有效提高交際能力。
3.2 引導學生參加用英語做事的社會實踐
社會文化理論強調社會文化因素在人類獨特的認知功能中的核心作用，把語言習得看作是將社會活動和認知過程聯系在一起的社會文化現象（lantolf & thorne， 2006）。因此，在大學英語教學中我們要引導學生參加用英語做事的社會實踐，在實踐中創造性地模仿地道的英語。只要我們指導學生多動腦筋，多下功夫，就會找到許多用英語做事的社會實踐，比如到在本地召開的涉外商務洽談會、博覽會、體育比賽中做翻譯助理、志愿者，到外國人經常出入的場所兼職，主動找外國人交流，在網上和外國人聊天等等，方式多種多樣。
3.3 激發學生的最近發展區
如前所述，維果茨基認為，就教育過程而言，重要的是關注那些正處于形成的狀態或正在發展的過程，因此我們在大學英語教學中要想方設法激發學生的最近發展區。對學生剛學到的英語知識和英語技能要趁熱打鐵，及時復習，及時運用。這樣，學到的東西才能過手，真正變成自己的東西。為此，我們要認真分析哪些是學生的最近發展區并據此制定及時循環，及時復習的計劃。這樣堅持下去，學生的能力一步一步穩固形成，學生英語綜合素質的提高就指日可待。
3.4 引導學生協作式學習
篇（8）
二、當前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分析
長期以來，我國農田水利建設對農業生產乃至國民經濟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但農村水利基礎設施薄弱、總體投入不足、機制不活等問題日益突出，其現狀難以適應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要求，綜合多方面因素，導致農田水利發展滯后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建設標準偏低,老化嚴重。現有水利工程大部分修建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且排灌標準很低，目前功能普遍衰減。既造成排澇能力弱，農田積水無法排出，又導致提灌能力差，不能滿足灌溉需要。
二是保護意識淡漠,疏于管理。由于投入不足，導致的只建不管、重建輕管及水利設施帶病運行的問題比較普遍，使得眾多小型水利設施功能喪失殆盡，農業自然災害頻發，嚴重制約了農業經濟的發展，影響了農業增效、農民增收和農業現代化建設。
三是重經濟輕水利,投入不足。隨著農業生產經營體制的變化,對農村小型水利建設的重視程度和投資投勞力度逐步弱化。實施農村稅費改革以后,投資投勞數量逐年減少,農村小型水利建設步入低谷。隨著農村絕大多數強壯勞動力的轉移輸出,農村小型水利投勞結構發生很大變化,村以下小型工程投勞的組織難度明顯加大，實行"一事一議"籌資籌勞后,籌資籌勞總量有限,能夠投入農田水利的資勞微乎其微。
dY5`7m!WMKC,N四是農民興辦水利的積極性下降。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糧價已經放開，特別是中國加入WTO后，外國的農產品已經占領了我國的部分市場，加之農民增收緩慢，種田的積極性不高，使興辦農田水利工程的積極性也有所下降。
KJ8Nq}5h建設現代新型農田水利，任務十分艱巨。加強農田水利建設、搞好農業綜合開發,是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舉措按照可持續發展戰略和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加強農田水利建設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采取措施:
owo[ W#KrC(一)廣辟籌資渠道,加大資金投入，調動群眾積極性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政府的財力有限,必須依靠廣大農民的力量,發揮農民的積極性和主觀能動性。而作為政府應該積極建立良好的制度激勵機制,通過利益誘導,吸引更多的農民、企業或社團參與到水利設施建設中來。認真貫徹落實"誰投資、誰建設、誰管理、誰受益"政策原則,制定相應的法規、政策,保證農村集體將一定比例的積累資金用于農田水利建設,激發他們自覺投資投勞參加建設的積極性,引導農民和社會各界增加對農田水利的投入,廣泛鼓勵、吸納社會資金辦水利,努力促進投資主體多元化,確保水利事業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二)將農田水利建設與農村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結合起來__論文投稿_發論文權威期刊組織L#m8|5o-_
實現農村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是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構建和諧社會的根本要求。水利系統提出由工程水利向資源水利，傳統水利向現代水利可持續發展水利轉變，堅定不移地走可持續發展水利之路這一全新治水理念。近些年農田水利建設中生態水利、環境水利、景觀水利、城市水利等亮點頻現，都充分體現了"人水和諧"的理念。特別是在小流域綜合治理和河道綜合治理中，推廣了"一河清泉水、一條經濟帶、一根產業鏈、一道風景線"的治理模式，許多水土流失治理區變成了山川秀美的觀光風景區，將河、溝、渠建設成"清水長廊"、"綠色長廊"、"親水樂園"。__論文投稿_發論文權威期刊組織l)e v jp
3[.q6|,b r9m"K(三)大力普及節水灌溉技術
#u wV|x0p8x,M將農田水利建設與節水工程建設結合起來大力推廣應用噴灌帶。發揮噴灌帶投資少、使方便、水壓要求低,便于管理的優勢,逐步在果園和已成片開發建發的農田中推廣。積極發展大棚滴灌,實現大棚膜下滴灌化。搞好渠道、河道漿砌防治工程,進一步提高水資源的利用率。同時盡快研究制定有利于節水灌溉發展的經濟補償政策和計劃用水、節約用水的管理制度和實施方案,提高農民節水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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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FJ4tI3Ic7NNn$f:~(四)重視人才隊伍建設和農田水利科學的研究
x#S xN.U搞好農田水利建設,離不開一支高素質的農田水利從業者隊伍。要通過各種形式加強對水利員的培訓,切實讓他們掌握新科技、新知識、新技術,增強分析、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在此基礎上,逐步建立健全符合地區實際的小型農田水利隊伍建設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水利合作組織發展的框架體系。另外,重視農田水利科學的研究,建立適應當前農村體制、經濟發展水平和地區特點的農田水利技術支撐體系,使人才和技術更好的為農村、農業和農民服務。__論文投稿_發論文權威期刊組織;W)nT9a9r%u
]`_n8gA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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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k&bgD''''_農業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礎，鞏固和發展農業的基礎性地位是我國一項長期戰略任務。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過程中，"三農問題"是重中之重，而農業基礎薄弱和水資源總量不足又是制約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業生產效率提高的主要因素。加大農田水利建設,深人進行農田水利建設發展戰略研究，統籌解決好"三農"問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重要意義。
QIxF#W;Rc)JMU(L
''''k}-nd1s{(u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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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中圖分類號〕G40-05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000-7326（2007）04-0127-05
在我國，教育是一項公共產品。按和諧社會理想構建教育，要從教育事業的公益性特質出發，解決教育發展過程中的熱點和難點問題。首先，從認識引發根源上看，要對教育產業化的觀點進行歷史性反思。近年來，關于教育產業化的激烈爭論已蔓延到了我國各級各類教育，對教育決策、理論與實踐帶來了很大的沖擊，引發了許多矛盾和問題。對此，我們必須從教育發展的基本規律和國情出發，對教育產業化的理念進行深刻批判，對其邏輯前提進行理論考查，對教育產業化的事實進行深入的檢討，堅持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正確道路。其次，問題解決的基本原則上看，教育要依據其社會主義的性質要求，從國家、民族發展的持續穩定的大局著眼去化解矛盾、解決問題。對于教育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系列問題，要看到教育改革是一個復雜的、系統的歷史過程出發，從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的重大客觀事實出發，從改革開放的全局出發，科學、理性、冷靜地處理。再次，從問題解決的基本手段上看，要明確教育的公益性決定政府在舉辦教育過程中要承擔的主導責任：義務教育階段，政府要承擔全部責任；非義務教育階段，政府要承擔主要責任。最后，從問題解決的目標上看，要學生、家長、社會都從教育中受益；都能享受公平的、合符社會發展需要和教育發展規律的、適應自身發展需求的優質教育服務。
以下我們從現實問題出發，研討相應的教育發展路向。
一、必須研判的四大失衡現象
當前，教育的不和諧普遍存在，我們認為，著眼于大處，由宏觀、中觀以至微觀，都須引起高度重視的有四大失衡。
（一） 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失衡
教育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有學者對我國教育與經濟增長相關性的實證分析表明，“普九” 覆蓋率與第三產業總值和第三產業從業人數比率緊密相關，高等教育發展總量及質量與第二產業總值及第二產業從業人數比重緊密相關。[1] 近20年來，我國教育事業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基本普及了九年制義務教育，基本掃除了青壯年文盲，高等教育規模不斷擴大，毛入學率達到22%，進入了國際公認的高等教育大眾化發展階段。教育事業的大發展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一大批現代化勞動者，創新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為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但是，義務教育還沒有高質量地完全普及，不少兒童不能享受基本的、免費的教育；中等教育的規模和培養的人才規格、結構與市場需求存在較大距離；高等教育還缺乏足夠的適應性、多樣性和靈活性，與現代化發展的要求還存在相當多脫節和滯后的地方。教育部的一個專項調查顯示：立體比較東部三個地區北京、天津、上海和西部五個地區廣西、貴州、云南、甘肅、青海的城鄉經濟和教育發展，教育支出差距大于居民整體消費支出差距，生均預算內教育經費差距大于人均財政支出差距，因而表明：在我國經濟差距不斷拉大的情況下，教育差距比經濟差距拉得更大更快。[2] 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存在著的諸多不協調現象，使得教育發展與人民群眾的教育需求存在很大距離，教育和經濟的發展與人才需求存在很大距離，教育發展與生產力提出的科技創新要求存在很大距離，教育發展與和諧社會中的人文關懷要求存在很大距離。
（二）學校、家庭、社會教育功能合理分擔的失衡
發展心理學的研究表明，學生的成長來源于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的相互作用，當三者呈現一致性和互補性時，學生才能獲得健康成長。當前，在教育實踐中，往往過分夸大和張揚學校教育的功能，把原本應由家庭教育、社會教育承擔的功能轉稼到學校教育上，這是一種新的“學校教育萬能論”的表現。
1. 家庭教育功能的認識與缺位。每一個人在家庭中出生、成長，并且依托于一個家庭來發展。父母的啟蒙教育、家庭生活的人格示范、人倫氛圍的性格熏陶、親子教育的學業扶助，對家庭每個成員，特別是對青少年學生，具有重要的教育功能。但從目前情況來看，家庭的這四個功能還沒有被家長充分認識，而且自覺實踐的太少。隨著市場經濟逐步推進，社會的不穩定性增加，家庭的規模縮小，家庭的人文關懷多變，家庭的交流弱化，家庭存在方式變化多樣，使得由家庭問題引發的教育問題在今天日益突現。家長在確認自己的教育責任和學校的教育責任時，往往對學校的教育責任和自己承擔的教育責任分不清，從而對教育功能的認識存在很大偏差，導致家庭教育上的無知、缺失、隨意、失責、推諉、偏倚或扭曲。
2. 社會教育功能的認識與缺位。社會要著力尊師重教氛圍的營造，著力教育發展的法制環境、政策環境和輿論環境的設計，關注教育績效的責任評估。這三個方面是社會自身教育功能具體發揮的表現，但是從目前的整體情況來看，社會教育功能還是不到位的。（1） 教育發展的輿論寬松環境提供不足。近年來，對教育的負面報道存在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的現象，極大地損害了教育的形象，傷害了教育參與者的積極性和教育事業的尊嚴。（2） 從法規政策上看，教育發展對公平要求的階段性把握不到位。教育發展應該在保障公平方面，在不同教育層次、類別進行合理的政策設計和制度安排。但當前這個問題解決得不理想。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強調義務教育的公平性，要對高等教育公平性做合理的調整。例如，對高校貧困生問題必須注意三個點。第一，大學貧困生問題要放在整個高等教育公平性層面來解決，放在制度設計層面來解決。如果將公平性強調過頭，把其它問題的重要性降低，公平性就肯定會存在偏差。第二，必須注意到學生的貧困是歷史造成的，學校要關注和扶持，但是學生的貧困不能因此成為一種特權，否則又會產生新的不公平。大學貧困生就讀困難這一問題的解決要在學校制度設置內通過學生自身的奮斗來解決，通過全面啟動獎、貸、助、減、免的綜合機制來解決。否則，不利于學校公平的真正建立，不利于學生成長。第三，貧困生問題的解決要與全面的國家獎學制結合起來，讓全體學生爭當品學兼優的學生，讓全體貧困生感到發展的約束和壓力，感受到富裕而優秀學生的感召和公平競爭。（3） 教育評價的科學的政績觀還遠未確立。當前對教育的評價往往更多地注重學校的硬件設施和高考上線率。實際上，硬件設施只是一種教育資源和教育教學手段，高考僅僅是對一個人的學科知識積累和學習能力的考察，不是人的全面素質的考察，更不是教育的全面考察。沒有正確的教育觀念，就沒有教育的健康發展。要彌補教育制度的缺失，教育評價還需要建立起科學的政績觀。
3. 學校教育功能的認識與超載。學校具有公益性、公共性、文化性、開放性、傳承性、創新性等六個特性，這六個特性決定了學校是學生學習的園地、教師育人的陣地、學校發揮教育功能的基地，是知識傳承、技能傳授、品行養成、精神鍛造的場所，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良知上，是服務社會的中堅。目前，由于家庭和社會教育功能的缺位，學校的教育功能嚴重超載。學校成了孩子成長的保姆，成了家庭責任的逃避所，成了社會教育偏見的承擔者。很多對教育的偏見都強加到學校方面去，使得學校許多教育功能難以啟動和發揮。為此，端正學校功能的認識，減輕社會壓力和偏見的重負，樹立正確的教育觀念，是當前學校的一個必然選擇。
（三）大力發展職業教育，促進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協調發展
職業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聯系最直接、最緊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對職業教育發展提出了強有力需求，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城鎮化的加速、第三產業的發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等都需要數以千萬計的高素質勞動者和技能型人才隊伍。當前，職業教育存在中職是普多職少且職弱，高職是職、普相當而職弱的格局，因此，必須加快發展職業教育。在發展過程中，當前應著力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1） 政府應將職業教育放在更重要的工作位置上去領導他的發展。特別是改革管理體制、創新辦學機制、加大財政投入、完善政策法規、建立符合職業發展規律的績效評價體系等方面，要有更大的工作力度。（2） 職業教育應著力塑造自己的特色。職業教育是自成體系的、獨立的、有別于普通教育的教育類別。普通教育培養的是研究型、探索型、創新型和設計型人才，強調理論知識的系統性、完整性和科學性，職業技術教育培養的是技術型、技藝型、操作型人才，強調所學知識的針對性、技能性、實用性，二者在專業設置、課程設置、人才培養方式上存在較大區別。因此，職業教育應遵循職業教育的基本規律，著力于競爭教育、證書教育、技能教育、就業教育，辦出特色，走出與普通教育同構的陷阱。職業教育應“以就業為導向，以服務為宗旨，以技能為核心”。要使中職學生“就業有優勢，創業有本領，升學有希望，終身教育有基礎”。要使高職學生“練就高級技能，提高文化素養，獲得覓崗能力，奠定創業基礎”。（3） 全社會對職業教育應有正確認識，大力支持。要端正職業教育發展的社會認識，消除對職業教育的蔑視，確立和宣傳職業教育是主流教育、國民教育的觀念，為職業教育的發展營造良好的社會文化心理氛圍。同時，社會企業和行業協會等力量及機構，要在制度建設、標準構建、合作模式、支持體系等方面加強職業教育的支持、引領和配合，促進職業教育健康、快速、可持續發展。
（四）堅持以德育為首的教育思想，深化對德育的認識
首先，堅持德育為先的教育思想。德育、智育以及體育、美育等，是人的整體素質結構中各個要素在教育中的延伸和要求，把它割裂開來，只是為了便于理論分析。現實生活中的人是一個整體，不存在把各個要素剝離開來的人。教育是一種價值性很強的社會實踐活動，要從國家和社會的實際需要出發，尋求兩者的平衡。為此，基于我國的教育現實狀況，學校必須牢牢樹立“育人為本，德育為先”的辦學理念；教師必須認真履行“崇教厚德，為人師表”的責任；學生必須踐行“立志、修身、博學、報國”的成長、成才、成人的目標取向。只有這樣，德育工作才能與智育工作配合起來，兩者共同發展，使學生真正成為一個健康、全面，富有創造性的建設者和接班人。
其次，從新的時代高度深化對德育的認識。（1） 對德育內容必須作出新的歷史性選擇。今天，我們在重視政治和思想教育的前提下，要更多地強調道德和心理教育。這是一個歷史性的重點轉折，沒有這個轉折，就不能適應我們社會轉型理論上的更新；不能適應現在新一代青年學生的行為特征，就不能真正落實“十六大”提出的社會分層教育的理念。（2） 德育工作要將非智力因素的培育作為一個重要的內容。要重視培養學生的專注力、敏銳性、意志力、社會適應性、團隊精神等非智力因素，如果這些問題得不到解決，德育就懸在現代社會對現代人提出的要求的外層空間，學生也得不到全面發展，不能獲得較好的發展空間。（3） 德育應該是形而上者立意，形而下者落實。當前，更多的要吸取前蘇聯的教訓，從固本強基的根本戰略取向上，落實物質上、制度上的保障。
以上我們按社會和諧理想構建我國的教育，我們稱這種教育為和諧教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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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心理學的歷史通常劃分為三個時期，1908年到二戰為學科形成階段;二戰到60年代為學科發展階段;從60年代末期開始，社會心理學研究遭遇嚴重危機，反省和試圖消除這種危機構成70年代以后社會心理學研究的主旋律。危機意識促使社會心理學共同體從研究主題的選擇、主宰的方法偏好、理論模型的構造和研究的潛在假設等所有方面進行冷酷而全面的自我反思和檢討。西方社會心理學因此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開始全面的理智轉型。或者說，在過去的20年中，西方社會心理學已經超越危機時期的苦悶，從研究程序、研究技術和理論構造到研究主題的拓展，從基礎研究到應用研究等各個方面，都有突飛猛進的演化。
一、西方社會心理學的危機
1、當代西方社會心理學的危機是認知主義的危機
上世紀50年代后的社會心理學研究及其主要成果，如人際知覺與歸因理論、認知一致性理論、認知不協調理論、社會比較理論等。走的都是認知主義路線。因此，50年代以后的西方社會心理學就是認知社會心理學，所謂當代社會心理學的危機更準確地說是社會心理學中認知主義的危機。
60年代中后期，受到波普爾的批判理性主義、庫恩的范式論、現象學、解釋學以及后現代哲學思潮的影響，社會心理學開始從某個個別的、具體的研究到核心認識論、方法論，對認知主義開始進行全面反省和深刻批判，認知主義在社會心理學中的主導地位開始動搖。80年代末后現代社會心理學、文化心理學的興起，以及建構主義為其哲學基礎的心理生態觀的出現，昭示隨著人們對社會心理學基本理論問題認識的不斷深化，當代西方社會心理學研究模式運用于重要的文化轉向。
2、認知主義的危機是自然科學研究模式運用于社會心理學的失敗
早期心理學以自然學科為自我發展的范式，在自然科學的統攝下，認知社會心理學長期以來將研究的重點放在“經驗事實的積累”上，社會心理學紛紛遵照實證主義研究的范式：首先在觀察基礎上形成假設，再通過設計精巧的實驗驗證這些假設，得出的結論被作為規律性知識構成社會心理學理論體系的組成部分。這樣做的直接結果一方面促進了社會心理學中的小型理論爆炸性的增長，一本普通的大學《社會心理學》教課書通常要涉及四五十個形形彼此相互獨立的理論;另一方面由于忽視基本理論研究，導致社會心理學學科體系內部缺乏嚴密的邏輯聯系，各種研究成果人言人殊，甚至相互矛盾……在諸多問題當中，使認知社會心理學遭受到了沉重的打擊。
二、西方社會心理學的文化轉向
當代社會心理學的危機經歷兩個發展階段。從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屬于危機的前期階段，這一階段的特點：一是幾乎所有的社會心理學家都被卷入危機，在其中扮演著各種不同的角色，代表不同的認識，發出不同的聲音;二是人們在有關批判的對象、目標、觀點、對危機的反應等任何方面都形不成一致的意見，學科研究完全陷入混亂。當代社會心理學的文化轉向正是這種反思的積淀。當代西方社會心理學的文化轉向具有兩個標志：
1、后現代社會心理學的紛爭
當代認知社會心理學的危機，映射著后現代文化思潮的影響，甚至可以說“危機”本身就是以后現代文化立場審視認知社會心理學的結果。
后現代社會心理學首先意味著對認知社會心理學的全面解構：社會心理學的研究目的不再是對人的心理的“治療”或“改造”，而是促成對人的心理學差異與心理局限的“理解”，促進人的心理的解放。心理學的研究不再熱衷于去“證明”一個理論的“真”或“假”，因為在后現代語境中，理論根本不可能在真正意義上得到“證明”。后現代社會心理學致力于從文化、歷史的角度對人的心理做出“解釋”。
這種新的研究模式強調以人與他人、他物（包括社會、文化）之間內在、本質的構成性為幾點：（1）要求以“現實的人”取代“抽象的人”作為社會心理學的研究對象;（2）強調心理的文化意義，拒絕接受“文化特權”“西方優越”與“種族中心主義”，堅持以平等的原則接受一切文化與個體心理差異;（3）以人與人之間的“對話”――互動過程研究取代傳統心理學的認知中心;（4）重視理論的前構性;（5）主張用語義學、解釋學的方法作為社會心理學研究方法的重要補充。
后現代社會心理學到目前為止還處于理論探索階段，尚未形成比較成熟的理論體系，有關它對社會心理學研究和發展所產生或將會產生的影響也眾說紛紜。但后現代社會心理學的思想、觀念被越來越多的人解釋也標志著社會心理學研究正在發生重要的文化轉型。
2、“文化的”社會心理學興起
如果說作為當代社會心理學文化轉向的重要標志，后現代心理學還僅僅是表現為一種思想、觀念形態，文化社會心理學則已經形成相對完備的體系，能夠為文化轉向提供更加翔實的研究資料。
從社會心理學學科內部的發展邏輯來看，文化社會心理學是試圖消解認知主義危機的產物：從學科外部的影響來看，文化社會心理學是七八十年代印度、新西蘭、土耳其等非西方文化傳統的心理學界的本土化心理學研究及這一時期其他相關學科，包括科學哲學、語言哲學、臨床心理學、文化人類學等的研究成果向社會心理學研究滲透的結果。與“認知的”社會心理學相比，“文化的”社會心理學的興起意味著當代社會心理學研究的一系列重大轉變。
“文化的”社會心理學認識到人的心理實質上是一種文化建構，在文化社會心理學中，文化與心理不再是兩個相互分離、獨立的要素，而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心理是文化投射，是文化對應物。
文化社會心理學完全是一種“文化的”視角，它顛倒了認知社會心理學的思維邏輯，將文化前置，將心理作為文化的延伸或對應物置于審視的地位。文化社會心理學要著重討論的是，人的心理如何形成以及在何種程度是文化的表現？站在“文化的”立場，過去人們普遍接受的“西方”心理學研究模式不能被接受的，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文化社會心理學將研究重點導向心理學的“本土化”問題和個體在特定社會文化背景中的“社會化”問題，強調對心理學的文化內涵的理解、分析。
三、社會心理學文化轉向的意義
西方心理學一直對文化存在著忽略，這種忽略很大程度上是與其個體主義傾向有關。個體主義把心理學的研究看成是個體心理的探討。在意識與行為的研究中不是從個體所處的文化歷史背景出發，而是從個體的角度，分析個體的內部動因和外在行為。這種社會心理學研究中的個體主義傾向排斥了文化因素的考慮，文化的研究由此為心理學家所忽略或拒絕。而文化的轉向無疑對克服西方社會心理學中個體主義傾向有著積極的意義。
同時，西方社會心理學的文化轉向可以促進心理學與社會文化的緊密聯系，而同本土文化緊密聯系的社會心理學更符合社會的需要，因此更具有實際效用。傳統的西方社會心理學由于把追求的目標定位在一般的、抽象的、普遍適用的心理科學模式上，不考慮特殊文化條件對心理學的需要和要求，因而脫離社會生活的實際，成為一種純學術追求。因此，緊密聯系本土文化的實際，考慮本土文化的特殊需要，研究本土特殊文化條件下的人的心理特征應該是全球心理學工作者共同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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