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問題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中國社會問題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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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當代中國；道德問題；道德異化；哲學思考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政治、社會生活等各項事業中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與此同時，當下，對于那些正處在危險或困境中急需得到他人幫助的人，旁人對他們往往抱著十分冷漠的態度；一些善良的人本能地想幫助那些急需要幫助的人，但由于擔心自己遭受不應有的風險而放棄援助；有的人損人利己、假公濟私、坑蒙拐騙視他人的生命如同草芥；人與人交往中出現不講道德以及危害他人生命財產安全的事件頻頻被媒體曝光。由此可知，當下我國正面臨著如此嚴峻的社會道德問題，已經嚴重威脅到我國構建和諧社會的進程。因此筆者認為應當就當代中國社會道德問題進行哲學反思，化解道德問題，復蘇道德生命力是極其必要的。

一、當代中國面臨道德問題的現狀

當代中國社會道德問題引起了全社會的廣泛關注與憂慮，那么社會道德問題的狀況究竟是怎樣的呢，我們從以下的案例中可以看出。

2005年7月19日，一名10歲女童在南京火車站她看到一位老太太不慎倒在地上，便主動去攙扶，沒想到老太太抓住女童，硬說是女童撞倒了她，要求送她去醫院，并一再要求女童母親賠償100元錢。2006年11月20日早晨，一位老太在南京市水西門廣場一公交站臺等83路公交車，在人來人往中，老太被撞倒摔成了骨折，然后老太指認撞人者是剛下車的小伙彭某并將其告到法院要求索賠13萬多元，這背后誰在說謊，其結果彭某竟是位好心的攙扶者。2009年11月6日早晨，淮安一位周老太太在推自行車賣豆餅途中，撿到1700元現金，在幾經周折找到失主后，讓她意想不到的是：失主堅稱丟的是8200元，堅決要求周老太返還另外的6500元，并將周老太告上法庭。2010年興化市一位老人騎三輪車不慎摔倒，躺在地上爬不起來，前后長達15分鐘之久卻無人問津。[1]

二、當代中國出現道德問題的原因分析

當代中國出現了不講道德、做好事反被人誣陷、危害他人生命財產安全等一系列道德問題，那么之所以會出現如此嚴重的道德問題，概括起來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1.現代化發展的主導模式――唯經濟主義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為了生存，人們不斷追求經濟的增長與物質的富足，在這樣的視閾下，唯經濟主義成為了現代化發展的主導模式。在唯經濟主義中，經濟成為決定人與社會發展的唯一因素，以此同時經濟的增長也就成為了社會發展的唯一指標，道德、情感等精神因素被漠然置之。當經濟成為支配社會生活的唯一因素時，物質主義將成為人類的信仰與追求，人被設定為“經濟人”，這時道德等同于享樂、等同于，它被認為是合乎天性的。馬克思說：“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裸的利害關系即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別的聯系了。它把高尚激昂的宗教虔誠、義俠的血性、傭人的溫情，一概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冷水之中。它把人的個人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3]由于市場經濟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在利益的驅動下，使人們對金錢、財富等物欲極大膨脹，只注重目的、利益、采取不折手段的惡性競爭，從而人情淡化、精神情感受到抑制，這種道德失序已達到失去人性的程度，同時也沖破了道德和倫理的底線。

2.道德的異化

在這個物欲橫流、金錢至上的社會，由于人們盲目追求眼前的利益，而做出不道德行為，嚴重違背了道德的原則，從而使道德規范遭受嚴重的沖擊，即出現了道德異化現象。而道德的異化又導致道德的虛偽化以及道德的空洞化。面對道德的異化，人們難免會對道德失去信心，從而大家時常在感慨這個社會人心冷漠，道德在淪喪，久而久之，這樣循環往復的過程中，會慢慢消解人們的道德熱情與道德意識，甚至會導致整個社會陷入道德麻木的深淵。

3.社會價值觀的錯位

我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期，在家庭、學校、政府、社會對文化傳承、優秀傳統道德理念、社會主義價值觀教育的不重視，以及市場經濟的視閾下，自私自利的凸顯、規則的層出不窮、西方生活方式和思想朽敗等影響下，我國主流價值觀遭受史無前例的侵襲，致使我國主流價值觀出現嚴峻的扭曲，正確的價值觀被否定與曲解；錯誤的價值觀受到崇尚與流行。以圓滑世故為精明、明哲保身為智者、誠實為傻、無私奉獻為呆，在這種錯位的價值觀的沖擊下，人們的道德意識、道德情感、道德信仰遭到顛覆性的破壞。隨之而來的是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價值理念、高尚的道德都已過時了，人們在流行的趨勢下奉行個人主義立足社會。由此可見，社會價值觀的錯位是道德問題產生的重要原因。

4.社會賞善罰惡的機制不健全

在當下，那些不講道德、坑蒙拐騙、危害別人生命財產安全的事件、做好事反被人污蔑等種種事件，又有誰不知是惡而為之的呢，那么他們明知道是惡端為什么還要去做呢，那是因為他們想從中獲得更多的利益，而這些利益通過合乎道德的渠道是得不到的。那么這些惡端的成敗取決于什么呢，那就是社會的賞善罰惡的機制。然而，在當下中國，社會賞善罰惡的機制還不夠健全，再加之我們一直以來存有這樣的一種偏差的觀念，道德只是種義務而不是應有的權利，道德回報問題不被關注，長此以往導致惡性循環，道德逐漸下滑。在現今社會失序泛化、人們的自律意識如此貧瘠的情況之下，光靠優良的傳統美德是遠遠不夠的，而應該更注重于健全并完善社會賞善罰惡的機制。

三、化解道德問題的實施路徑

首先要樹立正確的金錢觀，防止對物質的片面追求。要克服當今市場經濟沖擊下物欲橫流、金錢膨脹、個人主義、自私自利的現象，增進社會群體間的主體性與道德意識，不斷的自我反思與內化，不斷的自我提升與超越，使自我精神得到進一步的提高與升華，不斷克服唯經濟主義視閾下“經濟人”的本質屬性，從而有效預防道德問題的出現以及降低社會道德現象的產生。因此，只有樹立正確的金錢觀，才能避免對物質的盲目追求，從而對道德的方向才能合理把握，對道德的行為才能有效實施。

其次要加強公民的道德教育并弘揚正確的價值觀。同志提出“八榮八恥”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為人們講道德、明善惡、知榮辱、辨是非，引導公民要加強道德教育并提供了正確的價值導向。要加強公民的思想道德教育，使全社會成員知榮辱、講正氣、促和諧的理念，形成互敬互愛、扶貧濟困、社會和諧的人際關系。要強化道德觀，提高公民道德的自律性，弘揚道德熱情，恪守道德意識，遵守道德規范和堅守道德原則。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會風尚；有助于維系穩定的社會秩序；有助于提高公民的道德修養與社會的規范；有助于提高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

再次要完善社會賞善罰惡的機制，并對道德者的合法權益給予保護。社會賞善罰惡必須體現在政策以及法律的運行之下，并對道德者的正當權益給予保護與獎賞，只有不斷健全并完善社會賞善罰惡的機制，人們在關心個人功利主義的同時才會遵守社會認可的價值取向，如果有人不合乎道德而出現了越界，那么對于他的只有法律的制裁與嚴懲。所以社會賞善罰惡機制展現出它的魅力，使人因德而得、因不德而失，即對于有德者給予獎賞，并做到對有德者的正當權益給予保護；而對于那些沒有道德、道德失信的人給予責罰。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引導人們的道德意識、道德良知、道德熱情，促進社會走向正確的價值導向，從而減少道德出現的問題，又必然能夠從根本上扼殺道德危機的誕生。

總之，當代社會的道德問題已不在是公民的倫理缺失以及人和人之間的利益沖突與矛盾，而是全面社會發展的問題，它阻礙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與和諧社會建構的步伐，筆者認為我們只有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通過樹立正確的價值導向，加強公民的道德教育，進一步完善社會賞善罰惡的機制，才能有效化解道德問題的出現，走出道德危機，復蘇道德的生命力，努力把中國構建成道德文明的良序社會，從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者單位：福建師范大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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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58：468

[4] 徐貴權.價值世界的哲學追問與沉思[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1）：153-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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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認知功能

中國畫往往通過記錄典型的形象反映生活，畫面中所描繪的景象，可以幫助觀者很好地認識社會。尤其是古代中國繪畫，它的歷史意義是非常大的，通過畫面可以了解當時的社會形態、生活習俗、人物特點等很多方面，從而達到認知真理、了解歷史、聯想現實的作用。通過欣賞戰國楚墓室出土的《人物龍鳳圖》可以想到“楚靈王好腰細，國中多餓死”這樣一種現實，作品中描繪的是一個身著寬袖長袍的女子，她的腰非常細，這很符合當時統治階級的一種審美取向。再比較唐代仕女形象和清代仕女形象，會發現在不同時期的審美取向也是大不相同的：唐代以肥為美，而清代比較喜歡瘦弱的。再比如北宋《清明上河圖》這幅長卷反映了當時社會欣欣向榮的繁盛景象，很好的幫助觀者了解當時的社會生活。因此，觀者可以在這些古代中國畫作品中了解到一些我們這個時代看不到的東西。

作為藝術創作的主體，畫家在創作時應以反映社會最真實的一面為己任，做到反映客觀事實，表現主觀世界。然而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進步，西方現代、后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一些所謂前衛藝術、新思潮藝術的出現，反映的卻是一些荒誕、無趣的東西。完全忽略了中國畫根本的精神內涵，不再反映人民群眾的生活和精神世界，而是以一些行為藝術作為中國畫的藝術表現形式，追求所謂的“新”“奇”，制造一些脫離中國本土文化發展的“中國形象”，從而影響一些人對世界、社會、人類本質及生活的認識和態度，起到的是消極的作用。

二、教育功能

中國畫反映的是“真”“善”“美”的思想內涵，中國畫作品能起到一種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的作用，也就是觀者在欣賞中國畫作品的過程中，通過畫面所表達的內容，思想上得到教育，內心得到啟迪，從而使思想境界得到升華。一件好的中國畫作品思想性和藝術性對社會有教化作用。比如顧愷之的《女史箴圖》，此畫是根據西晉張華所寫的《女史箴》記錄的一幅作品，“箴”是用來規范他人的一種文體，張華以宮中女史的口吻來規勸、教育這些嬪妃婦女修德養性，最終達到一種宣揚對圣主衷心、對神有敬心、對夫君要順從，凡此種種女性的箴條，為了更好地去管理這些妃嬪之間的關系，顧愷之就將這個箴言用圖畫的形式生動地表現出來。

中國畫的教育功能是其很重要的一項社會功能，有責任的畫家會將作品的“真”“善”“美”作為審美理想，將善惡的標準作為衡量作品的標準。畫家應該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否則作品所表現出來的思想、內涵就不會有任何教育意義。近年來一些消極、暴力、泄憤的藝術形式直接影響波及到藝術院校的學生，誤導了學生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偏離了美學思想。更有一些畫家的作品，為了迎合市場、追求價值，忽略了中國畫的教育功能，以利益為根本出發點，是當今社會存在的一些現象。

三、審美功能

一幅優秀的中國畫作品本身就是美的，觀者在欣賞作品的過程中得到享受與滿足，中國畫的意義在于表現美，并使觀者產生共鳴。中國畫的審美功能是其他社會功能的基礎，欣賞作品時觀者被作品中的內容感動，使之產生共鳴，才能達到其審美功能。中國畫的審美功能主要表現在能陶冶人的情操，滿足人們的精神享受，提高人的審美能力，有助于高尚人格的塑造。一幅優秀的中國畫作品往往是通過構圖、用筆、韻律、節奏及黑白灰關系來體現的，從古至今我國的繪畫史上有大量這樣的中國畫作品。比如齊白石的作品強調詩書畫印并用的形式美，強調以情寄景、以理觀景、以心觀景的原則。從中國畫重意、重情感的抒發、重外在形式美等方面就可以看出中國畫自身的審美標準和審美功能。因此，不難看出齊白石的作品具有強盛的生命力，符合中國畫社會功能的主旋律。然而一幅作品中，如果沒有了美，就必然是走向相反的方向，過于模仿西方、照搬西方是行不通的。當代中國畫作品中有種以丑為美的現象存在，畫家將其稱作“創新”，這種創新失去了“真”“善”“美”的意義，作品中的審美功能就沒有了。

四、娛樂功能

觀者在欣賞一幅內外兼修的中國畫作品時，會從精神上得到享受，審美上得到愉悅，使身心得到放松和休息，這就是中國畫的娛樂功能。大多數的觀者欣賞中國畫作品主要是為了享受、放松，中國畫作品通過作品的內容、色彩等方面使觀者直觀的感受到其中的樂趣，比起語言更具有直觀性。正如明代何良俊在《四友齋畫論》中所說：“余觀古之登山者，皆有游名山記，縱其文章高妙，善于摹寫，極力形容，處處精道，然于語言文字之間，使人想象終不得其面目。不若畫之縑素，則其山水之幽深，煙云之吞吐，一舉目皆在，而得以神游期間，顧不勝與文章萬萬耶。”何良俊認為游記寫的再好、再妙、再細致，也不如繪畫形象、生動，這就是中國畫作品的魅力所在，也是娛樂功能的一種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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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兒童社會性發展研究領域中,人們普遍認為家庭是影響兒童社會性發展的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環境。但是,這種看法近來受到了挑戰。1995年,美國心理學者哈里斯(J.R.Harris)在美國頗具影響的雜志《心理學評論》上發表了長篇綜述,闡述了父母對兒童的影響可能較小,并首次提出了“群體社會化理論”[1]。然而哈里斯提出的群體社會化發展理論是建立在西方文化背景之上的,是否也同樣適合于我國文化背景?本文對此加以探討。

一、群體社會化理論提出的背景和基本觀點

(一)群體社會化理論提出的背景

1983年,美國心理學家麥考比(E.Maccoby)和馬丁(J.Martin)以大量有關父母對兒童影響的研究資料為依據,提出了兩個可能的觀點:其一,父母對兒童的影響可能較小;其二,在同一家庭里父母可能采取不同的方式對待孩子。然而,許多發展心理學家都把目光集中在麥考比和馬丁的第二個可能的觀點上,第一種可能的觀點卻沒有得到重視[2]。針對這種情況,1995年,美國心理學家哈里斯對麥考比和馬丁提出的兩個可能的觀點進行考察,并在《心理學評論》上發表了《兒童的環境在哪里?――群體社會化發展理論》,首次提出了群體社會化理論,否定家庭環境影響的重要性;1998年,哈里斯又出版了《教養的假說》一書,批判和否定了教養的假說――父母對兒童的成長有決定性的作用,家庭環境是兒童生活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并更為詳盡地論述了群體社會化理論[3]。

(二)群體社會化理論的基本觀點

1.父母對兒童的人格發展沒有長期的影響

(1)兒童的社會化具有情境特殊性(context-specific)。哈里斯認為,傳統的研究以“教養的假說”為基本假設,沒有考察父母是否影響兒童就直接研究父母如何影響兒童,這在理論上有根本的缺陷[4]。而群體社會化理論的核心假設是社會化具有情境特異性,即在一種情境下學到的東西不一定會表現在另一種情境之中。具體地說,就是兒童在家庭內的習得行為與其在家庭外的習得行為是兩個獨立的系統;兒童長大成人后,家庭外的行為系統逐漸取代、超越家庭內行為系統,最終成為其人格的后天習得部分。所以,父母對兒童沒有長期影響,家庭外環境才是兒童社會化至關重要的影響因素。

(2)進化論的觀點。哈里斯還用進化論的觀點解釋了兒童為什么易于丟棄人生頭幾年所學的東西,傾向于喜歡家庭外的情境超過家庭內的情境。第一,家庭環境極有可能不是兒童度過將來時光的場所,為了生存和發展,兒童必須學會如何在家庭外成功地行事,他們必須脫離家庭形成聯盟。第二,由于基因的影響,兒童與其父母已經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如果隨著環境影響的擴大,這些相似性再增加就會使兒童非常像其父母和兄弟姐妹,家庭就缺乏充足的變異,這樣就會使得生態學上家庭個體成員的數目和變化減少,降低至少一個孩子可以存活的可能性。這是人類作為物種進化和生存所必須避免的。

2.同伴群體是影響兒童人格發展的主要因素

群體社會化理論認為,對兒童人格產生重要影響的環境是兒童的同伴群體。

(1)同伴群體內的同化與分化。家庭之外的社會化就發生在同伴群體之中。在同一群體中,并存著同化和異化兩種現象,共同影響著兒童人格的發展。當群體確認明顯時,群體內同化與群體間對比最易產生,群體確認在其他群體存在時變得很突出。群體認同多數成員認同的規則,一旦某個成員不遵守這種群體規則,就會受到嚴厲的制裁,直到改正為止。這種因同伴群體的強制作用而產生的行為一致性對人格的發展有長期的影響。此外,除了這種同伴壓力迫使兒童遵守規則,兒童出于群體確認參與群體的愿望也十分強烈。正是這些同化現象使得同一群體的兒童逐漸相似。當只有一個群體存在時,群體自身的特性并不突出,群體成員傾向于把自己看作一個個獨立的個體而非相似的成員,這時則易發生分化。由于分化的作用,同伴群體的成員在另一方面則更不相同。在每個群體中,兒童個體由于統治力量和人緣的不同,會有不同的等級地位,這種群體內等級地位的高低會對兒童人格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比如不受歡迎的孩子通常自尊心很低,這種感覺會持續一生。與此同時,同一群體中的兒童通過社會比較,能提供關于自己優勢或弱勢的信息,從而明確自己在群體中的地位,這種社會比較,加大了成員之間的個體差異,對兒童今后的發展作了預測,影響到兒童的人格發展。

(2)文化通過群體過程傳遞。兒童的社會化主要通過文化的傳遞機制進行。根據群體社會化理論,第一,父母并不直接將文化傳遞給兒童,文化從父母同伴群體傳遞給兒童同伴群體。第二,只有在被大部分群體成員分享并支持的情況下,兒童在家中習得的行為才被傳遞到群體,來自于非典型家庭的兒童不會把家中的行為傳遞到同伴群體中。第三,通過選擇和拒絕化的不同方面以及自己的創造,兒童的同伴群體創造自己的文化[5]。因此,對兒童個體來說,文化的傳遞要通過兒童同伴群體的過濾。

總之,群體社會化理論認為,同伴群體是兒童社會化的主要環境因素。

3.成對關系對人格發展有沒有長期影響

哈里斯認為,成對關系和群體關系受兩個不同心理模型影響。因為這兩個關系形成時間不同――成對關系的能力自出生就有了,對群體的認同則晚得多;它們會引發不同的行為和不同的情感――成對關系對個體而言只會產生一些強烈的感情,只會引起行為的短暫變化。真正對兒童的人格發展有長遠影響的是同伴群體關系。

二、中國文化背景下的一些研究情況

哈里斯提出的群體社會化理論,可以說是對傳統的觀點――“家庭是影響兒童社會性發展的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環境”的挑戰,在國外也引起了不少爭議。而哈里斯提出的群體社會化發展理論是建立在西方文化背景之上的,認為成對關系對人格發展沒有長期影響,這里是把父母與子女的關系看成了成對關系。因為在西方文化背景下,除了一些特殊的情況(如全家一起去一個陌生地旅游時)可能把家庭看成一個群體,大多數情況下都認為家庭不是一個群體。而在我國家庭成員的關系比西方國家家庭成員的關系要密切很多。在家庭教育中,西方人較早地鼓勵孩子獨立,到18歲成人后,父母基本上和子女斷絕了經濟聯系,子女完全靠自己的能力生活。而我國的家長與子女之間的關系幾乎伴隨一生,不僅一直關心子女的學習、生活和工作,而且會關心孫子孫女的生活及前途。哈里斯在他的文章中也提到在亞洲國家,如中國、日本和印度文化下強調家庭群體或社會群體的重要性,而不強調個人的重要性[2]。可見,在我國文化背景下,是把家庭看成一個群體的。那么在把家庭作為一個群體的中國,家庭對人格是否有長期的影響呢?由此本文考察了一些我國有關家庭對兒童的影響的研究。

2000年,劉金花等人通過對上海市五所高校城市獨生子女大學生進行調查,研究獨生子女大學生的人格特征與家庭生長環境的關系[6]。其調查研究的結果表明了家庭環境對個體的成長有重要影響。2005年,李慧民、許波等人抽樣調查河南省高校1100名在校大學生,采用癥狀自評量表(SCL-90)、艾森克人格問卷(EPQ-RSC)和自擬學生家庭基本情況問卷進行測評,探討了家庭經濟收入和父母受教育程度對大學生心理健康與人格的影響[9]。其研究結論是,家庭因素對大學生心理健康及人格有著重要影響,家庭經濟狀況只是一個方面,父母文化程度尤其是母親文化程度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視。2008年,郭俊偉、楊德蘭等人采用問卷法對60名暴力罪犯人員和60名學校工作人員進行對照研究[8]。研究結果表明,不良的家庭環境及父母教養方式失當可能是造成犯罪青少年人格偏差的重要因素。2009年,傅一笑、蒙華慶等人采用橫斷面設計進行雙生子研究,探索了遺傳和家庭環境對兒童個性的影響[7]。研究結果提示兒童個性主要受遺傳因素決定,但家庭環境中母親的心理健康狀況、父親的養育方式、健康的家庭功能等對兒童個性的形成也可能有不可忽視的作用。同年,肖三蓉和徐光興通過用家庭環境量表和中國人人格量表對855名青少年學生進行測試[10]。研究結果表明,家庭環境對青少年人格特質的影響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家庭親密度和組織性是影響男孩人格特質的重要家庭環境因素,而家庭道德宗教觀是影響女孩人格特質的重要家庭環境因素。

上述研究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從不同的角度對“家庭對兒童的影響”進行了探討。可見,基于我國的研究,家庭對兒童、青少年及大學生都有著重要的影響,在把家庭作為一個群體的中國,家庭對個體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

三、群體社會化理論在我國的適用性

從我國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家庭對個體影響的重要性,那是不是說群體社會化理論在我國就沒有價值呢,或者說可以忽視同伴群體的重要性呢?

為了考察在我國文化背景下,家庭和同伴群體對兒童心理發展的影響,1998年,國內學者陳會昌等進行了研究,發現從初一到高二,隨著年級的升高,青少年學生存在著從接受父母權威影響定向到接受同伴群體影響定向的轉變趨勢。由成人擔任主試和同齡人擔任主試對中學生的判斷力有一定影響[11]。這個結論部分證實了哈里斯群體社會化的理論。2000年,我國學者廖紅、陳會昌采用情境故事判斷、社會關系網絡問卷和訪談法對495名中學生進行了問卷調查,對32名中學生進行了群體訪談[12]。研究結果表明:(1)在“告發同伴錯誤行為”、同伴中流行的“暗語”、穿同伴中流行服裝和聽同伴中流行的音樂四個情境中,從初一到高二的青少年學生存在著從接受父母影響向接受同伴群體影響的轉變趨勢。各情境中,從初二到高一年級是從接受父母影響向接受同伴影響的一個敏感的轉變時期。(2)隨著年齡增長,青少年學生對如何處理社會關系的判斷表現出一種水平的演進,起先是在服從權威的水平上,然后逐漸向回避不良后果水平轉變,第三種水平表現為工具性地處理社會關系,最后達到協調社會關系的水平。(3)同伴交往較多的青少年,大多表現出外傾、人緣好、心地善良、樂于助人等積極的個性特征,表明同伴交往與青少年學生的個性發展有重要的相互影響作用。

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國文化背景下,同伴群體對個體的發展也有重要影響。但這并不能說明家庭對個體沒有影響或是家庭對個體的影響很小,這也不符合我國的國情。群體社會化理論雖然基于大量的科學研究結論,但哈里斯本人并沒有運用該理論進行過實證性的研究,其他西方研究者也沒有對該理論進行過驗證。因此,這個理論還有待更多的實證研究的支持。

結合我國的文化背景,群體社會化理論在我國的應用和研究應采取謹慎的態度,也有待更多的研究去論證。當然該理論的提出也給予了我們一些啟示,它為發展心理學的研究開辟了一條新的途徑,拓展了社會性研究的范圍,也讓我們注意到同伴群體對個體發展的影響。因此,我們在重視家庭對個體影響的同時,也應該注意到同伴群體對個體的影響,這樣才有助于兒童的人格發展和健康成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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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劉金花.城市獨生子女大學生人格特征與家庭環境關系的研究[J].寧波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0,22,(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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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馬克思的社會系統論觀點是我們思考和解決當代中國社會問題的理論依據，社會系統是復雜多變的，需要我們結合社會系統論的觀點來分析和考察，社會系統論給我們提供了解決問題的整體思路，同時也是我們解決問題的主要依據和主要方法，這一理論能夠讓我們站在高處俯視全局，統領未來，因此，它值得我們深入研究和學習。

一、人類社會的特殊性需要社會系統論的指引

社會是一個復雜的系統，由于有了人類的存在和生活，讓社會這個復雜的系統參雜進了更多的特殊性因素，使這個系統更加復雜和特殊起來。盡管特殊，但社會這個復雜的系統也是有規律可循的，需要我們去探索它的發展規律，想辦法弄清楚社會系統中的一些問題。這就需要社會系統論這一理論的支撐，我們有了這樣一個好的武器，就會逐步解決社會系統中的復雜問題。社會系統論告訴我們，人類社會有著整體性，系統性，動態性和發展性的特點，我們要從這四個方面來分析人類社會需要社會系統論的指引。

第一，人類社會是一個整體，具有整體性的特點。人類社會盡管龐大，但卻是統一的整體，萬事萬物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一張生態系統圖就足以說明社會的整體性。人與生物之間，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都是密切聯系著，有著辯證統一的關系。這些關系使社會成為一個整體，對于社會這個整體，我們要用整體的視角來看待與分析，社會具有整體性，所以我們不能以經濟增長來看待社會的發展情況，而要多角度來考察，要想考察這個社會的具體情況，也要從整體的視角出發，而不是局部的考察，不能以某一個國家，某一個地區的發展情況來判斷社會的整體情況。就是因為社會的整體性視角，要讓我們站在全局的高度審時度勢，分析社會問題，考察社會現象。縱觀全局才能解決問題。

第二，人類社會是一個系統，具有系統性的特點。人類社會又是一個復雜的系統，系統中的人，生物，大自然都是彼此聯系的，形成社會這個龐大的系統，這個系統就像一個機器，缺少哪一個零件都會影響機器的運行，都可能給這個龐大的系統帶來麻煩。這一系統中的密切聯系讓這個系統異常復雜，作為這一系統中的一員――社會中的一份子人來說，想把系統中的關系弄清楚是很不容易的，需要我們借助系統論的觀點，從整體出發，本著聯系的觀點，才能去分析社會問題。所以社會的系統性讓我們看待社會問題要用系統論的觀點，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要考慮到事物彼此之間的聯系，改變社會系統中的一個事物都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事情。

第三，人類社會是動態的，具有動態性的特點。人類社會又是動態的，無論是人，還是社會上的生物，以及我們生活的大自然都是動態的，處于不斷運動之中。這種運動使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更加復雜，隨著科技的進步，讓人與土地，人與生物，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都在不斷的發生著變化，這種變化是動態的運動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考察人類社會，需要考慮進這一動態帶來的后果。需要根據這一動態去預想將要發生的事情。這一動態也增加了我們分析社會問題的難度，所以我們要用系統論的觀點來考察社會問題，考察社會的動態因素。

第四，人類社會是發展的，具有發展性的特點。人類社會又是不斷發展的社會，無論遇到什么樣的情況，只要還有人在，就會不斷推動社會發展和進步。人在發展，社會中的生物在發展，大自然也在發展，正是這種發展讓人類社會代代相傳，不斷進步。我們常說人有社會性，說的就是這種發展性，后人是成長在前人的進步的基礎上的，這種發展性增加了人類社會的復雜性，我們要用系統論的觀點來分析人類社會的發展，這對我們更清楚的認識社會問題是很有幫助的。

二、社會系統論對思考與解決當代中國社會問題的方法論意義

社會系統論對于當代社會問題的解決有著重要的方法論意義。它為我們分析和解決社會問題提供了方法論的指引，面對社會這個龐大而又復雜的系統，我們需要縱覽全局，需要辯證統一，只有系統論可以給我提供理論上的指導，可以引領我們去分析和解決問題。

（一）整體性對解決當代社會問題的意義

當代社會依然是一個整體，我們不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要從整體性的視角來看待社會問題，社會是一個龐大的整體，無論怎么看待社會問題都要把問題放到社會這一整體之中來考察，比如解決房價高的問題，這不是僅僅把房價降下來就萬事大吉的事情，需要我們考察經濟問題，居民收入問題，土地問題等等若干問題，社會是一個整體，牽一發而動全身，只有從整體性的視角來看待社會問題，才能找到解決之道，才能從全局出發，看到問題的實質，像環境污染問題，環境不是大家的，而是自己的，當霧霾發生時，不是威脅到了多少別人，其實受害的是自己，這說明外界的環境是和人自身結成一體的，當環境污染時，實質上污染的是人類自己的身體，因為社會的整體性原則在發生的作用。人類和自然是融為一體的，自然環境受污染，實際上是人類自身受污染，所以對待社會問題要站在整體性的視角來考察。這是一種方法，對我們解決社會問題有著不可估量的意義。

（二）系統性對解決當代社會問題的意義

社會也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各個零件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經濟發展之后，相應的政治，文化都會得到發展，而經濟發展是人為的，那么相應的政治和文化也要人為的進行促進，這樣才能形成一個和諧的社會環境。這就是社會的系統性在起作用。只有各方面相互協調，才能形成一個和諧的社會環境。我們在處理社會問題時要考慮到社會中的復雜關系和我們處理的這一問題帶來的影響，這就是系統性的視角為我們解決實際問題帶來的方法。這一方法可以讓我們全面的看問題，重視事物之間的聯系，也是我們解決社會問題的關鍵所在。

（三）動態性對解決當代社會問題的意義

社會問題的動態性讓我們在解決社會問題時要未雨綢繆，要有預見性。同時還需要考察社會問題在不同的環境下解決的辦法應該是不同的。比如中國的文化，在經濟社會不是很發達的情況下，文化是不受到重視的，也就是文化不會得到大的繁榮與發展，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文化就會得到大繁榮大發展，而且我們的社會允許文化爭鳴的存在，也給文化的發展創造了一定的空間，讓其相互激蕩，相互學習，相互促進。所以說社會問題是動態的，而不是靜止的，只有用動態的視角來考察，才能解決當代社會的問題，動態性也是我們解決社會問題的一種方法，有著重要的意義。

（四）發展性對解決當代社會問題的意義

社會問題又是不斷發展的，我們要學會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對待國際問題，尤其要有發展的眼光，我們的鄰居是不斷發展的，我們要了解其發展的情況，才能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我們是愛好和平的大國，但是我們不能委曲求全，要不斷發展自己，了解別人，這樣才能在世界各國中立于不敗之地。這就是發展性的視角，不僅要用發展性的視角看別人還要用發展性的視角看自己，對于自身的發展和存在的問題要用發展的視角來考量。我們要用積極的態度來看待社會的發展和進步，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和勇氣，只要我們共同努力就會解決社會所面臨的任何問題。

綜上所述，我們要用社會系統論的觀點來看待社會問題，社會系統論的觀點為我們解決社會問題提供了方論的指引，我們要高度重視社會系統論的觀點，為我們解決社會問題找到更多的良策。

參考文獻

[1]高靜文：《社會系統論與和諧社會的構建》[J].哲學研究，2006（4）.

篇（5）

新聞學的學科地位時常被人質疑，這一問題值得每一位新聞學學者深思。鄭保衛教授扛起保衛新聞學和發展新聞學的大旗，提出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的目標。應該說這個目標比較明確，回答了中國新聞學的特性問題，有助于明確中國新聞學的個性價值和努力方向。新聞學只有充實了自身的內涵，凸顯了自身特色，才能進一步鞏固作為一個獨立學科的價值和意義。本文就構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談一些粗淺看法。

一、理論溯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的提出

由于新聞在中國總是與政治聯系在一起，新聞學又與文學、歷史學、社會學、傳播學有著密切的關系，不少人發出“新聞無學論”[1]的質疑，甚至一度有人認為新聞學已“走入黃昏”[2]中國人民大學鄭保衛教授認為，新聞學并未走入黃昏，而是在不斷邁向輝煌，新聞學學科的基礎扎實，其學科獨立性具有現實和理論依據。鄭保衛教授指出，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社會進步的大背景下，我國的新聞學的學科發展具備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環境和條件，豐富多樣的改革實踐、不斷改善的政治環境、逐步開放的學術氛圍，都為新聞學的發展創造了現實基礎。[3]新聞學的學科創新是宏觀創新理念的要求，是新聞事業內在發展的需要，是新聞工作不斷創新的需要，我們應該在創新的基礎上不斷發展新聞學。[4]鄭保衛教授認為，我們應該堅持在找準問題、繼承傳統和學習借鑒的基礎上發展，堅持在理論創新中發展，堅持在科學與人文精神的關照下和在馬克思新聞觀的指導下發展新聞學學科。[5]他提出，我國新聞學研究創新與發展的最終目標，應該當是構建一個能夠體現當代最高水平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以適應新世紀新聞事業和新聞學科發展的需要。[6]鄭保衛教授認為，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要堅持用馬克思新聞觀作指導，并體現兩個特點：一是要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反映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本質；二是要具有中國特色，適應中國新聞事業發展的需要。[7]

鄭保衛教授的觀念為我們探索新聞學的未來指明了方向。但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應該說是一項艱巨而長遠的任務，如何明確這一理論體系的內涵和功能，解決這一體系的貢獻和普世性、闡釋力等問題，規避理論構建中的倫理風險，都值得我們深思。

二、理論的時代背景：“去西方化”理論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

發展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內在上與目前學界認同的推進“去西方化”理論研究有一定程度的契合。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新聞學開始大量引介、吸收西方學術理論，以信息、傳播等概念取代原有宣傳的學術話語，希望借西方話語達到學術研究“去政治化”的目的，推動了學術研究的極大解放。經過了20多年的引入，西方理論與中國國情的不相匹配、“水土不服”現象開始引起學界的討論，新聞學開始反思西方理論的局限，并希望在未來研究中能體現中國的傳播實踐與學術理論的平衡點。這種“去西方化”理論研究，雖然任重道遠，但目前學界取得了越來越多的共識，就是應該找一個基于全球化中國的“去西方化”范式。如同李彬、黃衛星所言，當務之急需要在更加深厚的思想層面和更加廣闊的社會層面重申政治及其意味，新聞傳播學研究不僅在于擺脫技術化、“貧血化”的庸俗路線，而且更在于科學解釋中國的新聞傳播實踐，并為其提供一套安身立命的價值依托。[8]在這樣的背景下，新聞學研究的視野被進一步擴大，學術研究的諸多禁忌開始被打破，新聞與政治的關系再次被重新審視，在“再政治化”的過程中學界越來越強調學術研究的公共參與精神。

中國傳播學研究正在經歷著一個學科走上歷史前臺的重大轉折時期，政府或國家的需要發揮著一種引領和重組中國傳播學研究群體的作用。目前，新聞學研究面臨的是一個黃金時期，經濟社會平穩發展并面臨轉型，信息化持續加速新聞需求高漲，媒介技術變革推動公眾公共意識不斷增強。姜飛[9]認為，目前中國新聞傳播學的研究面臨的社會形勢和公共需求，同戰后美國對新聞傳播學的需求十分相似。在這個冠之以“轉型”、“信息”、“風險”、“新媒體”等名稱的社會中，傳播媒介和新聞媒體的作用空前重要，而黨和政府、企業組織、公眾個人等，對新聞傳播的需求也空前高漲。這個時代是難得的理論創新機遇期，新聞學有必要加強“去西方化”研究，而構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或許可以成為“去西方化”理論的一個恰當選擇。

三、理論合法性：人文學科的表述危機和文化書寫

學界中的很多人對但凡牽涉以“中國特色”和“社會主義”的理論常常嗤之以鼻，或敬而遠之。他們認為，理論應該是具有普世性的，能夠接受特殊性或普遍實踐的檢驗，或者理論應該是意識形態中立的，不應有政治傾向。這些人的觀點有一定的道理和科學性，學術不是政治，應該保持相對的獨立性，理論也應該具有強大的闡釋力和適應性。但理論研究作為人的一種思想活動，仍然無法解釋實踐中遇到的全部問題，而且理論也無法回避自身的意識形態。

后現代思潮中，真理已遭到質疑，人文學科遭遇表述危機。人文學科中處于支配地位的觀念正在被重新評估，那些曾經想當然地被當做事實，或者被當作范式的有效性基礎的“確定性因素”，成為有問題的東西。[10]詹姆斯·克利福德、喬治·E.馬庫斯在《寫文化——民族志的詩學與政治學》一書中指出，所有建構的真理都是通過排斥和修辭的強有力的“謊言”而變得可能的，沒有一個“完整的”第一時間知識大全。[11]人文學科的表述危機，不僅僅限于文學界和人類學界，但人類學民族志所作出的反思已經深刻地影響了諸多人文和社會學科。后現代思潮帶來的質疑權威、消解中心、打破權力，給傳統的理論帶來諸多挑戰，這種質疑給所謂的普世理論和客觀真理以巨大打擊，普世理論和絕對中立都是被后現代給解構了的“神話”，他們并不存在。在后現代思潮的挑戰和實驗民族志的啟發下，或許我們應該重新反思理論構建中的基本問題，我們應該放棄那種構建普世理論的追求和完全中立的態度。

但是，如果放棄理論的普世性和中立性，理論的合法性依據又從何而來呢？公共人類學的實踐或許對我們有一定啟示意義。公共人類學的主要聲望來自它對世界范圍的某些問題及事件所作出的直接的和實質性的貢獻，它從過去的研究所積累的傳統中吸取智慧并應用于當代。[12]學術研究應該是作者（學者）利用文本（理論）與讀者（公眾）的一種對話，這種對話面對的是具體的公眾，要解決的是理論的普世性與本土性之間的矛盾。在這一解決過程中，普世性成為解決“本土問題”的前提和語境，而“本土理論”成為特殊人群面對的特殊問題，并證實或證偽普世理論。我們要發展的新聞學理論就是這樣一種理論，新聞學學者借助這一理論體系建立同中國公眾的公共關系。以公共精神為基本原則，這符合學術研究的價值關懷和人文精神。

知識的產生與發展是一個螺旋式上升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類的知識總在一個原點開始旅行，后人會按照沿著前人走過的路繼續走下去。但是當知識積累到一定的程度，必然會走入歧途，誤入困境。這時知識會推崇復古或是返回原點，重新考問，擺脫困境，以便開始新的旅程。人文學科的表述危機如此，民族志也是如此，當原有的學術傳統難以解決困境中的問題時，我們需要返回原點。在這個原點，永遠高昂著人性，永遠駐扎著對人的生命的追問，對真理的追問。后現代主義返回了這樣的原點，打破了原來樹立的傳統和權威，但在打破這一切的同時，它仍然在建構。后現代民族志同樣打破了民族志積累起來的權威，但同時它也致力于一種新的秩序。

現在，新聞學的理論構建也急需做這么一項工作：返回原點。返回原點，不是完全“返祖”，而是要回到我們傳統理論無法支撐社會發展、西方理論大量涌入中國的時刻，返回那一時代，梳理最近30多年來學習借鑒西方理論的經驗和不足，以公眾聯系的時代變遷為底色，在總結的基礎上創新，描繪新的理論圖景。這種總結的源泉就是30年來的中國模式和生動的社會主義實踐。

四、理論闡釋力：中國模式和生動的社會主義實踐

目前，中國研究成為西方學界的熱門，西方新聞傳播學界對中國問題的研究也成為熱點。很多西方理論無法在中國得到驗證，因此中國研究成為理論驗證的天然“試驗場”。很多西方學者將中國的特性表述為“中國模式”，這一模式一方面表達中國特色，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國社會主義陣營的意識形態色彩。在西方學者研究中國的同時，中國學者更喜歡生搬硬套西方理論來解釋中國問題，這不得不說是一種“怪圈”。我們所要構建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就是要解決這種怪現象。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是要在吸收消化西方理論的基礎上，研究中國的特殊問題。這種研究很像民族志研究，民族志學者在走入一個村寨做研究時，他首先要了解村寨所處的鄉情、縣情、省情，乃至國情和整個世界。我們所要構建的新聞學理論體系，并不是要把自我封閉起來，排斥西方和全球化，而是要在西方理論和全球化的基礎上來研究中國的社會主義的特殊問題。這一理論體系可以對西方理論進行發展或修正，它的創立目的是強化普世理論的有效性，并不是要在西方學術界以外再建立一個理論界，學術理論是不分國界的。這一理論是一個完全的開放系統，它最早借鑒了西方理論，并同中國的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實踐結合在一起，同當前的現實中國保持了密切關系；它大量吸收了西方傳播學的研究成果，也歡迎西方理論和西方學者的檢驗。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施行，中國的經濟社會迅速發展，國際化程度越來越高，國際影響逐步提升，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具備了越來越多的理論和現實可能性。這一理論建立在從殖民時代開始從未有過的全新世界經濟格局基礎上，建立在社會主義的全新嘗試和探索實踐基礎之上，建立在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大國影響逐步擴大的基礎之上，這些現代歷史上的嶄新經歷和發展歷史將給我們所要構建的新聞學以更強的闡釋力。

我們的態度并不是為了通過中國模式和社會主義實踐的研究建立一種真正的“普世理論”。克利福德在《寫文化》一書中用了“部分的真理”一詞，用來說明民族志的真理，也正是這種“有承諾的、不完全的”真理帶來的“一種有力的不完全感”，才能“成為機智表達的源泉”。[13]或許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理論體系就是要探索這樣一種“部分的真理”，這種部分真理與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理論或真理不同，但這種真理面對世界背景中的中國公眾時，可以解釋中國的問題，并與世界交流。

我們所要建構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是與中國國情、社會主義政治密切相關，同時又堅持理論建構的一般原則（普世性與特殊性的統一），堅持服務于公眾和公共事業的一種理論體系。我們應該放下對“中國特色”和“社會主義”的政治成見，深刻地去思考目前我們理論創新的依據和可能。我們應該捕捉歷史難得的機遇，將中國的新聞傳播實踐納入世界范疇之中，發揚公共精神，服務于中國的公共事業，擴展學術的公共空間，發揮學者的公共作用。

注釋：

[1]參見唐遠清：《對新聞無學論的辨析及反思》，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8年。

[2]參見郜書鍇：《走入黃昏的中國新聞學——30年中國新聞學的回望與反思》，2009年第3期。

[3]鄭保衛：《試論我國新聞學的學科地位及學科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

[4]鄭保衛：《試論我國新聞學的學科地位及學科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

[5]鄭保衛：《從“保衛新聞學”到“發展新聞學”——當前我國新聞學學科建設之我見》，《現代傳播》，2007年第1期。

[6]鄭保衛：《試論我國新聞學的學科地位及學科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

[7]鄭保衛：《從“保衛新聞學”到“發展新聞學”——當前我國新聞學學科建設之我見》，《現代傳播》，2007年第1期。

[8]李彬、黃衛星：《從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讀趙月枝〈傳播與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分析〉》，《新聞大學》，2012年第1期。

[9]姜飛：《中國傳播的三次浪潮——紀念施拉姆訪華30周年暨后施拉姆時代中國的傳播學研究》，《新聞與傳播研究》，2012年第4期。

[10]喬治·E·馬爾庫斯、米開爾·M·J·費切爾：《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一個人文學科的實驗時代》，三聯書店，1998年，第23、25頁。

[11]詹姆斯·克利福德：《導言：部分的真理》，見詹姆斯·克利福德、喬治·E·馬庫斯編：《寫文化》，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35、36頁。

篇（6）

一、相關概念

（一）行政與行政體制的含義

行政：所謂政府行政就是指政府部門組織為了實現公共的利益和目標，以公共權利和法律為基礎，對社會公共事務和政府內部自身事務進行的管理和活動的服務活動。

行政體制：行政體制又稱行政管理體制，主要是指政府系統內部中行政權力的劃分、政府機構的設置以及運行等各種關系和制度的總和。從國家的層面看，是指行政機關與立法、司法機關的權力的劃分。行政體制是政治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政治體制決定行政體制。狹義行政體制的內容包括職能定位、權力配置、運行規則和法律保障等四個方面。本文是指狹義的行政體制。

（二）文化與文化體制的含義

文化：文化是指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傳統習俗、生活方式、文學藝術、行為規范、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是人類在發展進化過程中逐步掌握的能改善人類生活的知識、能力、習慣的總稱。廣義的文化是指人類創造的一切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的總和。狹義的文化專指語言、文學、藝術及一切意識形態在內的精神產品。這里是指狹義的文化。

文化體制：所謂文化體制，是指文化領域內各種文化組織所賴以設立及運轉的具有特定內在邏輯關系的制度體系，包括文化政策法規系統和文化組織系統兩大部分，它是一定歷史時期政黨意識形態在文化領域的結構化表現形式，是執政黨意志在文化領域的體現。

二、新時期我國行政體制改革與文化體制改革歷程

按改革進行的時間特特征來分析，改革開放以來當代中國行政體制改革與文化體制改革大體可劃分為四個階段：

從表1中我們可以發現我國的行政體制改革和文化體制改革的時間很相近，改革的內容相關性也很大。說明行政體制和文化體制之間有非常密切的聯系。

三、行政體制與文化體制改革的關系

文化體制與政治體制同為我國特色社會主義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行政體制是政治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政治體制決定行政體制。從以上行政體制和文化體制改革歷程來看，兩者的改革相生相伴，具有密切的聯系。

（一）行政體制改革影響文化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

伴隨著人類歷史的發展與變遷，行政體制改革始終在不間斷的進行，文化體制也在不斷的演進過程之中。文化體制與行政體制就像一對孿生姐妹，在人類歷史的演進過程中悄然生長。伴隨著行政體制的變革，文化體制也在不斷的進行調整。

不同的行政體制運行下產生迥然不同的行政文化。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成功迎請荷蘭執政者威廉與瑪利亞為英國的國王和女王。先后制訂并頒布了《權利法案》、《王位繼承法》，確立君主立體。英國沒有成文的完整的憲法文件，因此為了鞏固新生的制度和保障資產階級的既得利益制訂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規，有限王權和自由平等思想進一步深入人心。

（二）文化體制改革為行政體制改革提供指導思想

當一國需要發展的時候，不僅需要“硬件”的支撐還要“軟件”的指導，文化是不可或缺的“軟件”，而文化體制改革形成一些先進的思想理念正海能為行政體制改革提供指導思想。

認為：事物是不斷運動、變化和發展的，事物的發展與變化，內因起著關鍵的作用，但外因是其重要的影響因素。同樣，在政府的行政過程中存在著眾多的影響因素――行政環境。簡單的說，行政環境就是直接或間接地作用或影響行政管理主體及其活動過程、活動方式的外部要素總合。這些要素既有物質的，又有精神的；也有社會的、自然的；還有國際的、國內的。它們共同影響并制約著行政管理的思想觀念、方式方法、并處于不斷的運動變化過程之中。

（三）行政體制與文化體制改革相輔相成、不可分割

矛盾論認為：同一事物的兩個矛盾同時產生，并相互消長，隨著矛盾的消長，事物也隨之不斷變化。行政體制進行變革的時候會帶動落后文化理念、價值觀的變革，當文化體制改革中出現先進的思想理念時，行政體制中的職能定位、權力配置、運行規則和法律保障等也要跟上潮流，進行相應的調整或變革。可以說文化體制的變革促使行政體制的轉變，而行政體制轉變的同時又產生了新的文化體制。因此，可以認為行政文化的革新與行政體制的改革是相輔相成的，兩者不可分割，相互促進，又彼此消長，不斷推動人類政治文明向前發展，不斷加速人類社會向文明邁進的步伐！

參考文獻：

[1]蔡涓娟.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路徑選擇研究[J].現代商貿工業，2010（19）：86-87.

[2]鄧凡.在行政體制改革中加強行政文化建設[J].湖南行政學院學報，2008（4）：18-19.

篇（7）

中圖分類號：D693.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09-0208－02

自1992年鄧正來、景躍進發表《構建中國的市民社會》一文至今，公民社會研究在中國已有十幾年的時間。回首這十幾年的研究歷程，從一開始的勇敢提出到如今在各種文字中的俯拾即是，這無疑鑒證了中國社會的進步與理論自身的生命力。在這十幾年的研究歷程中，中國的公民社會研究結出了十分豐富的理論果實，形成了眾多的研究題域，其中不乏針對這一理論研究本身的總結反思性研究成果。近年來中國學者在總結反思中國的公民社會理論研究時常以20世紀末為分界線，將中國的公民社會研究進程劃分為兩個階段，這種中國公民社會研究進程的“兩段論”在中國學術界已成共識。本文將通過文獻統計的方法對當前學術界的這一“兩段論”的劃分作出驗證。

一、“兩段論”簡介

2004年李煜熠在《當代中國公民社會問題研究評述》一文中，最早對中國公民社會的研究進程作出了以20世紀末為分界的兩段論劃分。李煜熠在文中指出，自1992年開始至20世紀末為中國公民社會研究的第一階段，在這一階段中，中國知識界對公民社會的討論主要圍繞現代化的進程而展開，其理論成果主要是對中國公民社會的建立以及西方公民社會理論譯介和移植的討論；從20世紀末至今為中國公民社會研究的第二階段，此階段的研究主要是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對作為實體的公民社會進行實證研究[1]。在此之后，2006年郁建興和周俊在《中國公民社會研究的最新進展》一文中重申了李煜熠的兩段論劃分，并基于這種劃分對上個世紀末以來中國公民社會研究的新進展做出了較為深入全面的介紹[2]。此外，2006年周國文發表的《“公民社會”概念溯源及研究述評》[3]和2007年劉振江發表的《中國市民社會理論中綜述》[4]這兩篇文章均對中國的公民社會研究進程作出了與此兩段論完全相同的界分。縱觀近年來學術界對中國公民社會問題研究的總結與反思，凡涉及研究進程的階段劃分時均是以20世紀末為分界線。可以看出，這種以20世紀末為分界線的中國公民社會研究進程的兩段論分界已成為了學術界的共識。

二、考證過程

第一步，確定出考察對象。本文的考察對象確定為刊載于中國學術期刊中的關于公民社會研究的論文（排除有關公民社會研究的專著、學位論文等文獻資料，但是少量未刊載于期刊而收錄于其他文獻但很重要的論文也列入考察對象）。①

第二步，抽取出研究樣本。研究樣本由三部分組成：《中國社會科學季刊》刊登過的關于公民社會研究的文章[5]、②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的有關公民社會研究的抽樣文章，以及刊載于其他之處的一些重要文章，總計共425 篇。①

第三步，選定一種邏輯，按照一定標準將中國的公民社會研究進行題域劃分。選定的邏輯是：中國為解決本國的現代化發展中的問題而引入公民社會理論這一陌生的西方社會理論。所以首先需要對這種陌生的社會理論進行譯介性研究，然后對中國的公民社會生成發展問題以及與公民社會相關的其他各種問題進行研究，并在這種研究的過程中進行總結與反思。按照這種邏輯我們把中國的公民社會研究題域劃分為四大類：A.對西方公民社會理論的譯介性研究；B.有關中國公民社會生成和發展的研究；C.對中國公民社會研究的總結反思性研究；D.其他的與公民社會相關的研究。

第四步，按照上一步劃分的中國公民社會研究題域對樣本中的文章進行歸類。我們將樣本數據庫中的文章分別歸類于上述四大題域之后，此時這四大題域在樣本數據庫中所對應的文章的年度數量變化便代表了其在中國公民社會研究進程中的變化。四大題域在樣本數據庫中所對應的文章的年度數量變化與數量對比由以下三圖所示：

我們由圖1可以看出，A、B、C題域的文章數量從1992―2007年均呈現出較為穩定的緩慢增長趨勢，但自2000年之后D題域文章大幅度的增長且占到研究總量的主體（如圖3），這表明中國的公民社會研究自2000年之后呈現出了多元化特征（當我們僅僅分別以“NGO”、“非政府組織”和“民間團體”為檢索關鍵詞以與樣本同樣的方式在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檢索時就可以找到409篇文章，這與我們整個樣本中的文章數量大體相當。）；而在2000年之前D題域的文章較少，A、B題域的文章占研究總量的主體（如圖2），這表明中國的公民社會研究在2000年之前主要是對西方公民社會理論的譯介及對中國公民社會生成或發展的思索。由此我們可以將公民社會研究在中國的演進以2000年界劃分為兩個階段：2000年之前為公民社會研究在中國的理論譯介期，2000年之后為公民社會研究在中國的理論拓展期。

三、結論

當前學術界以20世紀末為分界線對中國公民社會研究進程的“兩段論”界分吻合于1992―2007年的相關論文統計結果，具有真確性。

參考文獻：

[1]李熠煜.當代中國公民社會問題研究評述[J].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4，（2）：92-96.

[2]郁建興，周俊.中國公民社會研究的新進展[J].與現實，2006，（3）：36-45.

[3]周國文.“公民社會”概念溯源及研究述評[J].哲學動態，2006，（3）：58-66.

[4]劉振江.中國市民社會理論中綜述[J].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7，（4）：156-159.

篇（8）

1、前言

從20世紀80年代初北京大學林啟武先生編出《體育運動社會學》講義起，關于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在我國體育理論界如火如茶地開展起來，其中盧元鎮、黃捷榮、劉德佩、呂樹庭等專家學者在這方面作出了巨大貢獻.正如中國社會學研究會會長鄭杭生先生所講:“社會學不研究社會問題難以稱得上是社會學”，同樣體育社會學不研究體育社會問題，也只能是理論家們象牙塔里的玩物而已.筆者在《中國期刊網》上，搜索了從1994年到2001年的全部1 556篇關于體育方面的文章，發現有7b篇關于體育社會問題方面的論文，有研究體育暴力的、興奮劑問題的、侵占體育場地設施的、獨生子女引起體育后備人才短缺的等等，這表明我國體育理論界對體育社會學的研究是務實和嚴謹的.但美中不足的是，以上論文多是對某一具體間題進行的調查研究，而從整體層面或基本理論方面來研究的很少.

2、質疑

在以前的一些論著中有出現過“體育的社會問題”或“體育中社會問題”等，而“體育社會問題”實際上是與它們有嚴格區別的概念，限于篇幅在此不作過多討論.“體育社會問題”這一詞組，在國內最早是出現在盧元鎮先生1989年發表于《體育論壇》上的《試論體育社會問題研究》一文中，該文較完整地介紹了我國體育社會問題的種類和特點，同時對體育社會問題的解決作了一定的闡述，但欠缺的是沒有明確地指出什么是體育社會問題.體育社會問題這一概念在國內外學術界仍處于未確定狀態，也是我國體育社會學界中使用得多而定義卻不確定的概念之一值得慶幸的是在2000年第2期《湛江師范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中，看到肖潔副教授的《對當前體育社會問題的思考》一文(以下簡稱“對文”)，第一次試圖給出了體育社會問題的定義和界定，這是嘗試解決這一問題的良好開端.但是我認為“對文”關于“體育社會問題”的定義和界定是不夠準確的，值得商榷.

一、“對文”稱“體育社會問題又叫體育違規問題，它是指在體育行為或與體育有關的活動中出現的違規違紀問題.”我疑惑:

(1)根據《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違規違紀都是和行為聯系在一起的，指的是某種行為“不遵守、不依從”某些規定和紀律，這表明“違規問題”的意思也是指“不遵守、不依從某些規定的行為的問題”，那么“體育違規問題”就是指“與體育有關的不遵守、不依從某些規定的行為的問題”.“對文”指出“體育社會問題又叫體育違規問題”，那么就是說“體育社會問題”又叫“與體育有關的不遵守、不依從某些規定的行為的問題”.這一說法顯然是片面的，似乎不能含蓋所有的、具體的體育社會問題.

(2)“對文”稱“它(體育社會問題)是指在體育行為或與體育有關的活動中出現的違規違紀問題”.從上面這個判斷句中可以看到兩個關鍵詞“體育行為”、“體育……活動”，我們知道“行為”、“活動”都是動性的，按“對文”的意思體育社會問題都是動性的.那么體育社會問題就沒有靜性的了.

(3)“對文”的第三部分—當前主要的體育社會問題之例6"高水平運動員文化素質偏低的問題”，“高水平運動員文化素質偏低的問題”毋庸置疑的是體育社會問題，但請問這一客觀存在的、靜態的現實，如何具有“行為”或“活動”去違反了哪樣的規定和紀律?如果得不到肯定的回答，那么這一問題就不是體育社會問題了.

(4)“對文”的第三部分之例5“競技體育與學校體育、群眾體育發展不平衡”，這是我國特有的體育社會問題之一，但用“對文”的定義來考查，卻要得出否定的結論.“對文”稱“它(體育社會問題)是指在體育行為或與體育有關的活動中出現的違規違紀問題”，它是表明“問題”產生的范圍—“在體育行為或與體育有關的活動中”，“問題”的結果—是“違規違紀”的.而我們知道，產生“競技體育與學校體育、群眾體育發展不平衡”這一問題的原因，主要是因政治的需要—我國政府為增強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早日洗刷“東亞病夫”的恥辱，成為體育強國，而有目的的在人力、物力、財力方面傾向于競技體育，即問題產生于政治和經濟方面而非體育方面;競技體育的超常規發展，不僅不“違規違紀”，相反是我國政府提倡或支持的.綜上所述，“競技體育與學校體育、群眾體育發展不平衡”這一體育社會問題，問題產生的“范圍”不是“在體育行為或與體育有關的活動中”，問題的“結果”也不“違規違紀”，那按“對文”的定義，“競技體育與學校體育、群眾體育發展不平衡”應不是體育社會問題了!這顯然是自相矛盾的.

二、“對文”的第二部分—對體育社會問題的定性和界定中指出:在體育行為中，常用五個標準來衡量:

(1隨反國家有關法律、政策的一切體育行為;

(2)違反體育目的、任務的一切行為;

(3)違反體育運動競賽規則和條例的一切行為;

(4)違反奧林匹克精神和原則的一切行為;

(5)違反人類社會倫理、道德的一切體育行為.

就此五個標準，逐個予以質疑，會顯得很繁瑣，僅就標準“違反體育運動競賽規則和條例的一切行為”，我就不太明白.比如說，某運動員在籃球比賽中的“帶球走”，就是一個違反籃球運動競賽規則的行為，并且也僅是一個違例行為.但按“對文”標準的界定，“帶球走”卻成了一個“體育社會問題”.不可否認體育社會問題是屬于社會問題的子集，按中國社會學研究會會長鄭杭生先生所說:社會問題是指“社會關系或社會環境失調，影響社會成員或部分成員的共同生活，破壞社會正常運行，妨礙社會協調發展，……須動用社會力量加以解決的社會現象.?A、請問“帶球走”是如何“破壞社會正常運行”或“妨礙社會發展”的?B、所謂“動用社會力量解決”即是動用政治、經濟、法律、政策或行政命令等手段解決.而對于運動員“帶球走”，裁判員吹一下口哨就解決了，難道裁判員吹口哨也是“動用社會力量”?

所以，從“對文”關于體育社會問題的定義，和對體育社會問題的界定，我們可以看出:僅僅看到體育社會問題是“行為”的—動性的方面，而看不到體育社會問題是“事實”的—靜性的方面，那么是對體育社會問題的縮小化;而不加限制的“一切行為”又是對體育社會問題的動性部分的擴大化.

3、分析

對于如何定義“體育社會問題”，我認為:

第一，體育社會問題是從屬于社會問題的，首先它必具有社會問題的通性—危害社會秩序.另外，體育社會問題又是有別于其它社會問題的，這說明它具有自己的特性—影響體育的發展.根據一些專家學者對我國許多體育社會問題的研究表明，其對社會的危害遠不及其他社會問題強烈，其更多的是表現為對體育運動產生負面影響.因此，在對體育社會問題作出定義時，必須表明它的兩重屬性，即通性和特性. 轉貼于 第二，對于任何具體的概念，都存在一個范圍，絕對不是“一切”的，同樣體育社會問題也是有范圍的.對于體育社會問題的界定，先要考察其母體—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范疇.對于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范疇，目前存在三種基本看法，其代表分別是美國《社會學百科》認為“以體育運動作為一種社會制度，研究它的結構、內容、變革和發展.研究以體育運動為特點的社會行為、關系和作用.包括系統內的以及與其它系統的相互關系和作用.”;日本體育社會學家營原禮認為“是從社會學觀點研究體育事實及與體育有關的問題，力圖使體育合理化的科學”;國際體育社會學學會會長安德理斯·霍爾(A " Wohl)則認為“是記述、研究與體育運動及體育社會功能相關聯的社會現象的經驗科學.它通過研究促進體育運動發展或妨礙其發展的各種因素，闡明規定這種發展的法則，并且在我們期望的范圍內，通過這種研究推動體育運動的發展”.雖然他們在文字表述上不一樣，但對本質東西的認為基本是相同的，即體育社會學是“第一，把體育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來研究;第二，把體育運動作為一種社會制度，研究其內部結構及其運行規律;第三，研究體育運動在社會中的地位和價值，及它與其他社會組成部分的關系。”

了解了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范疇，那么對體育社會問題定義時:

(1)應該把體育運動上升為一種社會制度來考察.因為體育社會問題是屬于體育社會學內容之一，體育社會學本身是把體育運動作為一種社會制度來研究的，那么界定體育社會問題時，也應該把體育運動作為一種社會制度來考察.同時體育社會學又是社會學的分支，探討體育社會問題也就是從社會學的角度研究體育運動.體育運動發展到當代社會，廣泛地和政治、經濟、宗教、民族、種族。··…等發生聯系，已具有了自身特有的組織結構、法律法規、經濟運行機制、保險保障制度……等等，已構成為一種社會制度.反之體育社會問題出現后，大多是通過對體育運動的某一機制或制度產生影響，從而阻礙或干擾體育運動的正常、健康發展的.

(2)應該表明是與體育運動有關的社會現象.根據《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所謂“現象”是“事物在發展、變化中所表現的外部的形態和聯系”，那么“社會現象”就是“社會在發展、變化中所表現的外部的形態和聯系”，社會行為、社會關系、社會作用、社會事實都屬于社會現象.與體育運動有關的社會現象，也就是與體育運動相關聯的社會行為、社會關系、社會作用和社會事實.

4、結論

通過以上分析，我認為體育社會問題應是:以體育運動作為一種社會制度，與體育運動相關聯的社會行為、關系、作用和事實，出現病態或失調，危害了正常社會秩序，并影響體育運動正常運行和協調發展，需動用社會力量解決和控制的社會現象.

如此理解體育社會問題是因為:

(1)指明了體育社會問題作為社會問題時必須具有兩重屬性:通性—危害正常社會秩序，須動用社會力量解決和控制;特性—影響體育的正常運行和協調發展.例如足球“黑市”賭博，如果它是純粹的賭博，雖與足球這一體育事實相聯系，但它只是危害社會秩序，那也只能歸于其它類型社會問題.如果賭博過程中，有收買球員、裁判員，或通過種種方式控制和干擾比賽，那它不止危害社會秩序，同時影響了體育的正常運行和健康發展，就屬于體育社會問題.

篇（9）

一、傳播錯位與研究補齊

文學的傳播和流傳從來不是直線和等量的，無論是外國文學在本國的流傳還是本國文學在外國的流傳，完全符合原作精神是不可能的，總會出現一些變異，接受者必然會對放送者的作品有所選擇、吸收和排斥。這是比較文學理論中的常識。

易卜生的作品在中國的流傳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在國內，提到易卜生的作品，首先出現在人們腦海中的肯定是他的社會問題劇，《玩偶之家》、《社會支柱》可謂人盡皆知。但其早期和晚期劇作并不像中期劇作影響那么大。

易卜生在中國的傳播始于五四時期，他的社會問題劇與當時中國社會思想啟蒙與反封建斗爭的需要相契合，很快在思想界產生了巨大反響。易卜生在中國的譯介最早始于1922年，1918年《新青年》推出易卜生專號，介紹了《娜拉》、《國民之敵》、《小艾友夫》三部作品，前兩者均為社會問題劇，《小艾友夫》屬于象征劇。與此同時，《野鴨》、《海上夫人》等后期劇作雖也被翻譯到中國，但受關注程度不高。直到1980年代，易卜生早期最核心的戲劇《布朗德》和《培爾金特》才公開上演，但影響遠不及他的社會問題劇。

隨著時間的推移，易卜生的歷史劇、思想劇、心理與象征劇的重要性日益彰顯。20世紀2030年代那個充滿內憂外患、思想劇變的時代已然遠去，人們逐漸把眼光投向探索人性弱點，表現生命過程內在矛盾的劇作，從而使過去單一的接受視角得以改 變。然而，時至今日，相較于社會問題劇而言，易卜生其他類型的戲劇在中國的傳播仍顯不足，更不用說學術研究了。

因此，鄒建軍先生主編的《易卜生詩劇研究》意義非凡。鄒建軍先生認為對易卜生整個文學創作來說，無論是早期的詩劇還是后期的象征劇，都比中期的社會問題劇重要得多。（《序二》5）這一評論是具有前瞻性的。國外文學在某一國的流傳，有各取所需，為我所用的特征。也就是說，人們在接受異國文學時，往往根據不同時代、不同需要，采取不同的姿態，吸收不同的成分。這種選擇性的拿來，很容易導致傳播上的錯位。前文已經提及中國社會變遷對易卜生接受的影響，此處不再贅述。這里需要強調的是，文學研究傾向的變化與文學接受的關系。

很長一段時期，在我國的文學研究中，對西方文學思潮的接受更多地是在工具論的層面而不是在本體論的層面。學者更關注異國文學中所反映的社會狀況、階級沖突等內容，而常常忽略掉了具有作家個人特色的思想和情感，這其實是一種文化過濾。例如：西方學者更關注托爾斯泰作品中的宗教感情、道德的自我完善，而中國學者則更關注作品中所反映的俄國的司法腐敗、階級壓迫。反映在易卜生這里，則是學者更多地關注他的社會問題劇，而忽視了對他其他時期劇作的研究。新時期以來，隨著大量西方文學理論的傳入，中國學者觀照文學的視角出現了多元化特點。人們不再僅僅著眼于文學中的社會歷史因素，而更注重文學本體的研究。顯然，易卜生詩劇和象征劇蘊含了更多文學本體的因素，因此，今天它更受到文學批評家的青睞。

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易卜生詩劇研究》一書不因襲舊路，有意回避流俗，展現出了銳意創新的學術精神。該書收錄的論文研究目標集中于易卜生早期劇作，這與過去的易卜生研究截然不同。整部論文集為我們展現出一個完整、動態、現代的易卜生：①該書有利于修正易卜生在中國的傳播錯位，讓更多人關注易卜生的前后期戲劇創作，從而為我們還原一個完整的易卜生。比起簡單地把易卜生視作現實主義作家，這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突破意義。②無論內容還是形式，易卜生中期的社會問題劇都不是突然產生、戛然而止的，它有其思想淵源并產生后續影響。因此，研究易卜生早、晚期戲劇，把早、中、晚期的易卜生劇作銜接起來，有利于了解其思想的動態變化，也能夠加深對其中期戲劇的理解。③作為社會問題劇作家的易卜生只能被視為現實主義作家，而其作為現代戲劇之父的身份則得不到體現。易卜生詩劇的現代性更多地體現在他的思想劇、象征劇中。著重研究這些戲劇類型，發掘其劇作的現代性，從而給現代戲劇之父以應有之義。正如鄒建軍所言，易卜生早期的10部詩劇現在看來真是經過時間檢驗而具有經典性的作品，與后期象征劇和中期社會問題劇中的優秀作品相比，也毫不遜色，其優勢與特點還更加鮮明。更為重要的是，易卜生中期社會問題劇與后期象征劇里面的一些作品，往往都來自于早期詩劇，或者說與早期詩劇存在密切關系；如果不讀其早期詩劇，就不可能準確地理解其中期社會問題劇與后期象征劇因此，我認為易卜生早期的詩劇，在其整個文學創作里占有重要的地位，應該特別引起關注與重點開掘。（《序二》5）這段話宏觀且動態地把握了易卜生戲劇體系的全貌。這種思想貫串于整部論文集中。如王芳實在《論弗瑞亞與凱蒂琳的三層關系》中引用盧卡契之言《凱蒂琳》已包括劇作家最后一部作品的所有問題，把該作放置于整個戲劇體系中來研究；《〈諾爾瑪，或政治家的愛情〉的三重隱喻》（杜雪琴）一文認為在其早期詩劇中，往往也存在著強大包容性和多義的闡釋空間，易卜生從此劇始逐漸走向一條未來的象征藝術之路。

二、前沿理論與多元視角

英國學者朱利安沃爾弗雷澤（以下簡稱朱利安）在《21世紀批評述介》中將空間與場所作為21世紀文學批評的一種趨勢。最近25年中，興起了多學科的關于空間、地點、文化地理學的研究。這是一個涉及廣泛、形式多樣的研究領域。它認為我們對自己居住場所的性質進行批評干預的同時，居住場所反過來也決定了我們對自身的看法。批評家們以各自迥然不同的方式揭示出：空間自身是如何既作為一種產品（經過不同的社會過程和人類干預所產生的），又作為一種作用力（它反過來影響、指引、限定人類在世界上的活動和路線的潛能）而存在的。

文學地理學為文學系統多層結構分析提供了研究方法與路徑。朱利安指出空間和地理批評是諸多批評導向之一，但并沒有明確描述方法論、步驟和思想譜系。鄒建軍先生在文學地理學批評實踐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啟發性的觀點，并在方法論上做出了指引。他曾在《文學地理研究的主要領域》一文中指出文學地理批評的領域（《文學地理研究的主要領域》），其中，一國自然山水對作家文學構成和演變的影響，文學作品對地理空間的建構，文學作品中自然山水的描寫及其意義等方面在易卜生早期戲劇的研究中可以得到靈活運用。在《易卜生詩劇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學者們對這一批評方法的創造性實踐。論文集中有6篇文章是從地理與空間批評的視閾研究易卜生詩劇的。

王曉燕和胡紅梅的論文雖同認為《凱蒂琳》展示了自然、地獄、天堂三重地理空間，但王曉燕指出它們在凱蒂琳犯錯、受罰與贖罪的生命歷程中，起到了暗示命運發展脈絡的作用；而胡紅梅則認為三重地理空間展示的是一幅人類從原罪到煉獄到救贖的宗教儀式畫面，各有旨歸。高丹的論文《論培爾金特中的三重地理空間建構》將劇中空間分為真實地理空間戀戀故園、虛擬意象空間山妖王國與索爾維格森林、現實與虛幻的空間中年旅行足跡，真實的地理空間推動了情節的發展，凸顯了培爾金特的性格；虛擬空間是易卜生內在精神的外化和分離，而現實與虛幻交織的空間則代表了培爾金特夢游式的旅途，不同地理環境對培爾金特不同人生階段的性格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試析〈海爾格倫的海盜〉男女主人公性格中的地理因素》通過分析北歐及挪威峽灣的地理環境，指出人物性格和精神氣質與其生長和生存的地理環境息息相關。

文學倫理學批評也是21世紀文學批評的導向之一。倫理問題對當代文學批評產生著深刻的影響。倫理批評意在分析藝術作品的倫理本質，希望能因此在敘事的生活和讀者的生活之間建立起有意義的聯系。（沃爾弗雷斯 143）北美倫理批評的代表人物西伯斯在《批評的倫理》中指出承認倫理在批評理論中的地位，使這一學科中的實踐者們具備了自主能力，能提出與文學文本及其可觀的社會和意識形態涵義相關的結論（沃爾弗雷斯 145）。倫理批評者的作用就在于指明特定文本向讀者傳達知識和普世的善的概念。倫理批評的實踐者已取得多方面的成績，《易卜生詩劇研究》中收錄了這樣的范例約6篇。

鄒建軍的《無愛的悲劇：布朗德形象本質新探》在對布朗德與家庭、社會、宗教三重倫理關系進行考察后，認為布朗德的悲劇是一個極端個人主義者的悲劇，這種極端個人主義是排斥他者的，導致他對家庭、社會、宗教缺乏真正的愛，無愛的倫理關系導致個體的悲劇。在傳統批評中，學者更傾向于從哲學角度同情和理解布朗德的自我主義，并肯定它所蘊含的反封建、反傳統的社會意義。鄒建軍對這一闡釋方式產生了懷疑，他站在倫理批評的角度得出的頗具新意的結論與先前的認識迥然不同，這也充分顯示了新的批評方法的創造力和生命力。在《英格夫人的倫理主題》一文中，譚認為易卜生在劇中描繪了圍繞在英格夫人這一女性形象周圍的復雜倫理關系，展現了當時的社會家庭倫理準則；并通過對以英格夫人為中心的多方倫理關系的分析，探討其悲劇中的倫理內涵。張武進、周美蘭在《從〈蘇爾豪格的宴會〉看易卜生的倫理困惑》一文中認為，易卜生的戲劇創作始終貫串著人性自由與道德禁忌之間近乎二律背反的矛盾和沖突。個體有尋求獨立與自由意志的內在需求，同時又處于道德原則與倫理秩序之中，人需要依靠理性在二者之中尋找平衡點。《蘇爾豪格的宴會》正好體現了自由意志與道德禁忌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又正好是易卜生本人的倫理困惑，從而把作家的倫理觀念與文本中所體現的矛盾很好的結合在一起。在《論〈海爾格倫的海盜〉中的倫理因素》中，劉遙引用了易卜生的話在各種男女之間的關系、女人和女人之間的關系和人際關系的故事中，我看到了個人生活的豐富和鮮活資料。就是在和所有這些男男女女的相處中，產生了《海爾格倫的海盜》的原始和模糊的初稿，并指出該劇立足于人和人之間的倫理關系，這種人際關系在該劇中被設定為家庭成員關系，倫理困境是主要人物走向悲劇命運的深層原因。

篇（10）

一、引言

微博客這一概念源于英文micro-blogging，中文譯作微型博客，簡稱微博。中國社科院《2010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評價微博是“殺傷力最強的輿論載體”。甚至，一些學者評價認為，其深刻改變了人類的交流方式。目前，國內對于微博的研究，多數是傳媒界學者從信息傳播的角度對微博的發展及影響進行解讀。而對于微博所帶來的種種社會問題及背后的原因卻很少有學者關注。比如，胡會娜等從受眾需求角度，根據馬斯洛需求層次論，探討微博對受眾的需求滿足。王娟從傳播學和心理學出發，以技術接受模型(TAM)為基本架構，建立了關于微博客使用動機與行為的假設模型。

二、微博帶來的社會問題

不可否認，微博有許多自身的優點，但是，隨著微博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弊端也開始顯露出來。接下來，筆者主要從受眾的角度，呈現微博帶來的主要社會問題。

1.沉迷于“信息垃圾場”

由于缺乏嚴格的人工篩選和把關，微博網站的無意義信息越來越多，呈現泛濫的趨勢。同時，由于微博客“傳受合一”的特性，微博的信息無法進行有效的議程設置，形成進行有序的整合，只能通過更新時間的先后順序排列。如果控制不好，微博客很容易成為一座龐大的信息垃圾站。

2.微博成癮――微博控

現在，好多年輕人每天打開電腦的第一件事就是發微博，每天發十幾條，反復登錄反復刷新頁面，很可能已經患上了微博強迫癥。對于這一類沉迷于微博的人被形象的成為“微博控”。

3.購買“粉絲”

有很多的微博使用者為了和同事攀比微博中的粉絲數，不惜耗費金錢批量購買粉絲。一味追求“粉絲”數量，背離了“微博”作為個性化信息和分享平臺的初衷。這樣的行為已經導致了攀比和嫉妒心理的產生，同時過度沉迷微博的虛擬世界，還容易導致個體社會功能的缺失，導致個人與現實社會的隔離，造成現實人際關系的緊張。

4.信息監管困難重重

信息來源渠道的增多，并不能保證信息的可靠性，很多用戶缺乏責任意識，致使微博成為謠言的溫床。比如，金庸“被死亡”這一類謠言都是通過微博產生和散播的，對當事人、對社會都產生了非常消極的影響。另外，在錯誤信息產生之后，微博的糾錯機制滯后，信息一旦，其傳播速度與廣度很難掌控，一時不慎會引發很大的不良社會影響，如被有不良企圖的人利用后果尤其嚴重。

5.微博“暴力”

微博正成為罵人的平臺，傷害人成了微博里的病態特點。名人在微博上的出位言論，借由傳統媒體的介入放大，由“事情”上升“事件”。名人在微博上的每次嘴仗，都伴隨大量網友的非理性聲音甚至謾罵攻擊。

三、心理分析

1.動機與需要理論

歸屬的需要。在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中，歸屬需要是人類需要的一個重要方面。他認為，人天生有一種與群體建立聯系的需要，把自己納入到某個團里。從生物進化的角度講，這樣做對個人的生存有重要的意義。這樣，他們將自己融入到不同的團體之中，分享共同的信息，關注同樣的偶像，從而滿足自己在現實生活中難以實現的歸屬需要。

自我關注需要。有調查發現，微博客受眾擁有的關注者和被關注者數量越多，其更新和登錄的積極性越高、越頻繁。由此可以看出，微博受眾普遍重視別人對自己的看法，高于自身對他人的關注程度。我們每個人都是希望被關注的，通過微博，普通的人也可以得到眾人的關注，這在現實生活中是很難實現的。因此，有的人為了吸引他人的眼球，不惜利用制造和散播謠言的方式來達到這一目的。

成就動機。每個微博網站的商家都會將粉絲數量、評論的內容加以量化統計，還會將粉絲數量最多的前十名列到最顯眼的位置。這一類的心理鼓勵機制正是利用了人們的成就動機。很多人發表言論，并不是為了傳遞消息，而是為了能夠博得更多的粉絲和關注，在周圍的人比較時能超越他人。

交流、表達、窺視動機：根據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理論研究，每個人在潛意識里都有表達、交流和窺視的欲望。微博作為一種網絡文本，滿足網絡世界里人們的表達、交流和窺視欲望。特別是普通人對名人偶像的窺視欲，微博上雖然都是個人的只言片語，簡短卻很真實且時效性很強。因此，微博對于滿足偶像的表達欲和滿足粉絲的窺視欲的能力是其他任何媒介所無法企及的。

2.“鏡中我”理論

美國社會學家和社會心理學家查爾斯•霍頓•庫利曾提出了“鏡中我”理論，該理論認為：人的行為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對自我的認識，而這種認識主要是通過與他人的社會互動形成的。這種聯系包括三個方面：

（1）關于他人如何“認識”自己的想象；（2）關于別人如何“評價”自己的想象；（3）自己對他人的這些“認識”或“評價”的情感。

微博的使用者在判斷他人如何“認識”和“評價”自己的時候，很多時候是基于想象，為了驗證自己想象，他們需要不斷的尋找證據。比如，經常看別人給自己的留言、有沒有人回復自己的留言、有沒有關注自己等。不論自己的想象是否得到了滿足，都會產生相應的情感。然后，人們都會產生新的想象，或者是在舊的想象基礎之上，繼續進行驗證。之所以很多人使用微博“上癮”，是因為他們深深的陷入到利用微博來想象自我和驗證想象的循環之中，并且他們把微博作為唯一的或最重要的途徑。

3.去個性化

去個性化是一種自我意識下降，自我評價和自我控制能力降低的狀態，群體活動是去個性化最常見的情景。當一個人在獨自面對問題的時候，感覺自己是一個特殊的個體，會受到很多人的注意，所以會傾向于做出比較保守的決定和行為。但是，當一個人融入群體中，感覺沒有那么多的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即使做錯了事也不會有人注意到自己，所以傾向于做出更冒險、更激進的選擇和行為。

這種去個性化可以很好地解釋微博暴力和微博謠言的產生。在微博的使用者中，有很多人屬于匿名，即使是使用真實姓名的人，在面對別人時也會感覺自己是茫茫人海中的普通一員，沒有人會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所以，在現實生活中可能會比較保守、內向、有道德感的人，在微博這個去個性化的環境中會更加大膽、冒險，說一些自己在現實生活中有所顧忌的話。而一旦有人帶頭開始了“罵戰”或“謠言”，這些人會更傾向于有從眾表現，同時會推波助瀾造成事態的進一步惡化。

四、小結

在此，借用我國某學者的一句話作為結語：微博只是一個傳播信息的工具和途徑，重要的是使用者如何更好地看待它、利用它。

參考文獻：

[1]鄭雅真.新浪微博的發展研究.北京交通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