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政策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財政政策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二、以財政政策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對策

(一)充分發揮資源配置功能促進區域經濟發展

因自然壟斷和市場缺陷等原因導致資源配置失效時，國家必須通過適當財政政策手段予以干預和彌補。公共財政勢必要對這種干預和調控支付應有的費用，比如實行最高限價制度和強制拆分，這時政府就要從財政提供補助或彌補虧損。其他很多諸如城市公共道路、橋梁、防洪大堤等不能由市場方式解決的公共投資項目等就需要財政予以投資和補貼。

(二)充分發揮宏觀調控功能促進區域經濟發展

當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不合理的分配現象，影響了社會公平時，財政政策的宏觀調控作用就要發揮:調解社會分配關系，營造公平競爭環境，培訓市場體系，健全市場網絡，維護社會公平。財政政策主要運用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制定實施發展規劃，完善和監督市場機制，協調利益關系，并為市場提供必要的服務。

(三)充分發揮經濟穩定器功能促區域經濟發展

財政政策的穩定功能指在經濟發展的不同時期采取相應的財政政策模式來影響社會總供求。當供求趨于平衡時采取中性財政政策，以鞏固和促進經濟增長及社會穩定;當供小于求時則采取緊縮性財政政策，以控制支出，力爭結余，減少資金損失;當供大于求時，就要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以促進市場繁榮和發展。在結構調整功能上主要是通過稅收調整、財政補助等，誘導企業和部門將資源往適合經濟發展平衡穩定的方向投入。

(四)通過調整財政支出結構促進區域經濟發展

財政政策的調整一定要為某一時期的發展戰略和社會發展形勢服務，是優化產業結構的有力杠桿。根據當前的問題和矛盾，首先要解決的是財政支出的“缺位”和“越位”問題。對于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發展，財政政策要加大調控力度，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強化科技進步和自主創新，淘汰落后產能，發展環保產業。

(五)充分運用稅收宏觀調控促進區域經濟發展

國民收入增加和消費增加時會相應提高稅收，當經濟出現衰退時，又要減少稅收，以此防止經濟過渡膨脹或走向蕭條。更重要的是要在經濟發展的不同時期、不同地區、不同產業制定和實施不同的稅收政策，從而引導資源配置和產業結構調整，促進經濟發展。

(六)通過完善轉移支付制度促進區域經濟發展

篇（2）

二、關注：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促進過程公平

隨著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的上升，高等教育規模不斷壯大，國家財政投入及資助力度持續加大。高等教育質量問題引起關注。高等教育的資源利用效率是影響學生平等享有高質量的高等教育的決定性因素。國家的財政政策開始關注如何提高高等教育資源利用效率，促進過程公平。財政投入不斷加大，政策越來越關注高等教育資源的利用情況。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大，財政投入不斷加大，后4%時代怎么辦成了社會熱點。其中最引起關注的是投入的經費如何支配，也就是資源利用的問題。從投資體制入手，國家進行了高等教育財政撥款方式的改革。中國的高等教育財政撥款模式經歷了從“基數加發展”到“綜合定額加專項補助”再到“基本支出加項目支出預算”的變革歷程。1955年至1985年，中國采取“基數加增長”的高等教育撥款模式，但這種模式不利于高等學校教育成本控制和提高經費的使用效益。1986年，國家開始采取“綜合定額加專項補助”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高等學校經費的利用效率。但是，沒能切實核算高校的實際成本，導致各高校過多地依賴在校生人數作為撥款的參考依據，只注重學生規模的擴張，忽視了辦學質量。2002年至今，“基本支出加項目支出預算”模式得到應用。基本支出預算是學校正常運轉、完成日常工作任務所需要的經費；項目支出預算則是學校某些專項業務活動所需要的經費，在高等學校核算中需要按照項目進行管理，獨立核算、專款專用[4]。撥款方式的改革，目的在于提高高等教育資源配置效率，而提高效率的價值追求并沒有否定促進教育公平的價值取向。教育公平并不是說要將教育資源平等分配，而是教育資源有效分配，滿足高校運轉需求及項目的開展，使不同地區、不同類型、不同專業的學生享有其該享有的高質量的教育資源，即促進高等教育過程公平。高等教育資源得到合理利用，是確保每位學生平等享有高質量的高等教育，是學生公平地分享學校的教育資源，以滿足和平衡每個人不斷發展的需要，從而使受教育過程處于公正合理狀態的決定性因素。高等教育資源配置效率的關注，實際上是對于高等教育過程公平地追求，政策中折射出公平的價值取向。

三、方向：加強投入產出率的評估，實現結果公平

教育起點公平與過程公平的最終體現在教育結果公平上，教育結果公平是教育實質性的公平，也是衡量大學教育質量的關鍵要素[5]。起點公平一直被視為教育公平的核心組成部分,過程公平也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起點公平和教育公平成為中國以往制定政策時的主要目標導向。增加投入、提高資源利用率，最終目的是要提高投入產出效率，而機會公平與過程公平的最終結果需要用結果公平來考證。在中國當前主要強調教育起點公平、教育過程公平的教育公平政策中,教育結果公平可以作為一種客觀的政策評價和監控的工具。同時,教育結果公平也將為中國教育公平的未來發展提供新思路和啟示[6]。結果公平應該成為今后制定高等教育財政政策的價值目標和導向。加強對高等教育投入產出率的評估，不僅是對高等教育投入資金與其所創造價值之間的關系的評價，而且也是對教育質量的評估，包括對人才培養質量的評估，是促進高等教育結果公平的一種有效手段。通過財政政策促進教育結果公平，以產出機制撥款的財政政策可以激勵大學提高教育質量，使更多的注冊學生完成學業，促進高等教育結果公平。

四、行動：以公平為取向，構建高等教育財政政策體系

（一）明確政府高等教育撥款的主體地位，加大投入

《國家教育與發展綱要》中提出要“逐步提高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本世紀末達到4％”[7]。這個本世紀末是指20世紀末，然而，直到2012年中國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GDP的比例達到4.28％，首次實現4％的目標[8]。目前，高收入國家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重的均值為4.8%左右，中低收入國家的這個均值反而更高些。從高等教育國家財政性經費支出來看，2009年，該比例首次突破7％，達到0.79％，成為歷史最高值，但2010年又有所下降。中國高等教育國家財政性經費支出占GDP的比例始終沒有超過0.8%，而該值是目前發展中國家高等教育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的平均值，發達國家這一比例已經超過了1%，主要發達國家平均為1.7%。很明顯，隨著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大，中國財政壓力不斷增大。但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對高等教育的需求，保證更多的適齡青年公平的享有高等教育，實現教育公平，仍然需要財政撥款發揮其主導性作用。

（二）規范財政轉移支付制度

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的目標是平衡中央和地方財政及各區域之間的差異，從而實現區域間各項社會經濟事業的協調發展，是最主要的促進公平的財政政策。由于中央財力和地方財力的差異，教育部直屬高校與地方高校的經費數量差異明顯，各地方政府財力不同，不同地區的地方高校的所得財政撥款也不同。這樣就造成了高校間發展的不均衡，造成各地區高等教育的學生在享有教育質量上的不公平。而高校畢業生涌向發達地區，又使欠發達地區在投入高等教育的收益降低，造成欠發達地區在財政上和人才流失上的雙重風險。這種不公平問題，需要通過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來解決。高等教育財政支付轉移要以公平為導向，并以法律形式給予保證。支付的程序及算法要體現公平原則，具體來看要加大中央政府對不發達地區的縱向轉移支付，并不斷推行省級政府間的橫向支持。增加過渡性的轉移支付金額的數量，根據各地實際支付能力與全國平均生均經費標準間的差異，給予各地發展高等教育所必須的經費補償。縮小地區間高等教育資源的差距，保證不同地區的學生享有高質的高等教育質量的機會。

（三）不斷完善高等教育資助體系

篇（3）

科技型中小企業金融服務發展需要一套完善的金融市場體系支撐，包括擔保、保險、創投、股權等市場和信息甄別、知識產權評估機制等。在政策層面，需要包括人才、土地、資本、產業、財稅、工商以及知識產權等各方面的政策配合。僅依靠財政為科技型中小企業提供一定的資金支持，而缺乏完善的金融服務市場和其他相關政策的配套支持，會降低財政支持政策的效果，影響科技型中小企業金融服務的有序發展。在市場不完備的背景下，財政政策與其他相關政策的協調配合方面也存在一些明顯的問題，這主要是政策之間很難做好協調配合，單項的支持政策較難發揮應有的作用效果。例如，財政貼息制度在缺乏商業銀行主動性意愿的情況下，財政貼息制度的實施效果就并不明顯。此外，我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沒有給予太多的關注，即使財政支持政策為科技型中小企業提供了資本支持，在缺乏知識產權保護的情況下，科技型中小企業獲取金融服務也會遇到困難。

(二)缺乏全國性政策性金融機構的支持

目前，我國支持科技型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性金融機構體系并不健全，沒有服務科技型中小企業發展的全國性政策性金融機構，特別是能夠直接發放政策性貸款的機構，而僅有的一些政策性擔保機構和政策性產業基金作用非常有限，并不能解決科技型中小企業面臨的融資難問題。

(三)財政支持體系缺乏通盤考慮，支持針對性不足

我國財政科技支出的結構存在著失衡，針對性不夠，應用研究和試驗發展經費支出所占比重大，而對公共產品類型的支出則存在很大的不足。這樣的支出結構會造成財政科技支出的針對性不夠，同社會資金投入覆蓋重疊，從而降低了財政科技經費投入對于科技金融發展的促進作用。例如，我國的股權投資基金的成立屬于各省獨自管轄的領域，但股權投資基金的業務屬于全國甚至全球的，其業務存在集中于一些市場前景好的領域，沒有形成差異化和專業化的業務模式，降低了財政資金整體使用效益。

(四)財政支持科技金融的重點選擇有所偏差

目前，中央與地方財政支持科技金融發展的重點是擔保體系建設和科技信貸，但實際效果不佳。從銀行方面考慮，小額貸款、管理成本和經營風險都較高，經濟效益差。一旦資金面趨緊，首先會縮減科技小額信貸。從政府角度考慮，科技信貸與政策性擔保都需要政府長期給予財政資金支持，其對財政依賴性較大，且越是經濟形勢欠佳，財政收入趨緊時，支出要求卻越高，財政壓力越大。從科技型中小企業角度看，科技信貸抵質押或反擔保物欠缺，可貸款額度小、期限短，通常年內(資金需求時限內)難以有效解決企業的長期資金需求。從擔保機構看，資本金有限，科技企業的反擔保物欠缺、風險收益不對稱，作為主營業務是不可持續的。這些因素決定了科技擔保與信貸在支持科技企業融資方面的效果是有限。綜合來看，資本市場融資特別是區域性股權資本市場融資，應該是科技金融體系發展的關鍵，也應是財政支持的重點，但目前這方面的相關支持政策不多且力度不大。

(五)財政科技支出的持續性不強和管理不佳

科技創新包括了研究開發、成果轉化和高新技術產業化等不同的階段。每一個階段都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特別是科技成果轉化。其過程比較長，需要持續性的投入。但財政科技支出往往很難持續發揮作用，其更多的是一次性投入，持續性不強。且對不同階段投入的資金管理不佳，缺乏有效的績效管理。績效管理理念缺乏，存在重立項、輕績效問題，戰略性綜合性績效評價和機構績效評價開展少，評價結果運用不充分，項目績效評價流于形式等問題。(六)財政對于科技金融發展的支撐條件投入不夠。科技金融市場發展完善需要有完善的知識產權交易市場、大量專業的科技項目評估機構等提供支撐，目前我國服務于科技成果定價、評估、轉移的市場、機構等尚不完善。雖然各項專項資金中雖然明確要對科技型中小企業公共服務平臺和服務機構給予支持，但規定過于原則，也沒有專業化的運行機構，財政對這些支撐科技金融發展的基礎條件投入不足，難以較快速地改善支撐科技金融系統發展的基礎狀況。

二、構建和完善促進科技型中小企業金融發展的財政政策體系的對策建議

總的來看，我國支持科技型中小企業金融服務發展的財政政策體系是基本完善的，但是由于上述的缺乏政策性機構、市場不完備、統籌考慮不足等，使得該體系還有著調整完善的空間。財政支持是多種支持方式和支持渠道的組合搭配，只有各方方式和渠道共同發揮作用，才能實現良好的政策效應。針對我國的現實情況，應按照風險共擔、服務多元、財務可持續、規則簡化、政策差異化的原則，在政策缺失部分創新供給，逐步完善構建支持科技型中小企業金融服務發展的財政政策體系，并對原有的支持政策部分，不斷優化完善，使其發揮更大的效益。具體來說，我們建議從完善組織機構、培養市場主體、建設服務平臺和引導創新服務等四個方面來構建完善我國的財政政策支持體系。

(一)構建完善提供科技型中小企業金融服務的組織機構

1.支持成立國家級的科技銀行。2009年來，我國各地科技支行、科技分行和科技銀行的相繼出現，對于科技型中小企業的信貸服務具有重要和積極的意義。但是這些科技銀行都是立足于區域，服務范圍有限，并且科技銀行可能存在服務領域集中的問題。再由于科技銀行始終是商業銀行，即使在有財政資金給予貸款補貼的情況下，基于自利考慮，也不一定愿意給予一些科技企業和科技創新項目貸款。這種情況下，以財政資金出資成立國家級的政策性科技銀行顯得就有必要。國家科技銀行可以在幾個方面發揮作用:一是直接為科技型中小企業和創新項目提供低息貸款、甚至無息貸款;二是為支持科技金融體系建設的項目，如科技型中小企業征信系統、知識產權評估系統構建等提供資金支持;三是能夠實現國家創新戰略，統籌協調全國的科技項目獲取金融支持。國家級的科研銀行在全國開展業務，并在統一的事業部研究安排貸款項目。

2.支持建立在國家層面設立再保險機構。目前我國的科技保險主要立足于區域，服務于區域內的企業。一般來說，同一個區域內會聚集相似的企業，這就造成科技型中小企業風險同質。如此，風險將會聚集在保險企業方面，保險企業不得不要求較高的保費。鑒此，通過設立政府完全出資或者政府參股的國家級的政策性再保險機構，為科技保險提供再保險，分擔保險企業風險，消除保險企業的后顧之憂，推動其為科技型中小企業提供保險服務將十分必要。國家層面的再保險機構，可能通過在全國范圍內、在不同領域進行風險匹配，改變風險結構、化解風險，從而降低科技保險保費，讓科技型中小企業能夠獲取更好相關服務支持。

3.支持建立區域性金融服務機構。大型商業銀行在服務科技型中小企業方面是有明顯缺陷的，其不如區域性的、專業性的中小金融機構。而在我國，縣域銀行、社區銀行缺失，小額貸款公司在服務科技型企業上專業化程度不夠，科技性專業機構數量又十分有限。在區域性科技金融服務機構建設方面，財政資金大有可為。具體來說，可以通過基建專項支持、參股等形式，充分調動銀行、風投機構、證券公司、擔保公司、行業協會、高科技園區、中介機構以及企業等各方面資源，積極構建區域性的金融機構。

(二)培育金融服務主體，促進多樣性科技金融服務市場發展

1.加大財政獎勵、風險補償等財政扶持政策的力度，提升風險投資機構的市場生存力，鼓勵機構創新，豐富投資者結構。活躍繁榮的科技金融市場存在的前提是在市場中必須存在足夠多的不同風險偏好的投資者，以契合不同融資需求的科技企業。因此，培育和支持不同類型的風險投資者，提升其市場生存力，擴大投資者范圍，是活躍繁榮科技金融市場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中央及各級地方政府應進一步通過財政專項資金加大對科技風險投資機構的支持力度，通過提供包括利差補貼、特殊費用補貼、業務貼息等方式對參與科技企業投資的商業銀行、創業投資公司、天使投資基金、私募股權投資機構、保險公司、擔保機構、金融租賃企業、信托機構、產業投資基金等按照其開展科技金融相關業務的年度規模給予合理的補助，對年度業務增長規模的一定比例給予的適當財政獎勵，風險投資損失的一定比例給予補償，以激勵科技風險投資機構參與科技企業投資的積極性和增強機構自身的市場生存力。鼓勵現有金融機構設立針對科技型企業的專營服務機構，推動科技小額貸款公司、科技擔保公司、科技保險公司等更具專業性的科技金融服務機構的設立和業務開展，對這些新興科技金融服務機構的創設與發展給予更為優惠的財政獎勵、風險補償政策。

2.應用財政獎補，培育和發展股權交易市場，特別是加快建立和完善全國性場外交易市場制度和市場體系。科技金融資本市場是我國構建科技金融體系的關鍵組成部分，是盤活科技金融資本，活躍科技金融市場的加速器。目前，我國場外股權市場對多數處于初創期的科技型企業來說，門檻較高，并容納的企業數量有限。進一步推動適應更廣泛科技型企業的場外交易市場(類似美國的信息公告欄市場、粉紅單市場)十分必要。2013年1月16日，全國非上市公司股份交易系統有限責任公司在京揭牌，預示著非上市公司股份轉讓從小范圍、區域性市場開始走向全國性市場運作。但由于這些市場在建立初期交易的活躍度和規模有限，沒有足額的傭金收入維持市場的存續和發展。因此，在構建初期應從公共產品的角度對培育運營這些市場的實體給予財政補貼和獎勵支持。除了股權交易市場外，為了進一步推動科技金融資本的流通，鼓勵包括科技信貸、科技債券等流通市場的建立。同時鼓勵區域性產權交易市場的發展，以推動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其他有形和無形資產的交易，從而更好地適應不同財務特征的科技型企業融資需求。對于這些市場的建立，同樣應從公共產品的視角在構建的初期給予財政支持。

3.完善頂層設計，轉型引導基金方式，運用市場化FOF支持創投機構。根據ChinaVenture投中集團統計，2006年至2012年全國各級地方政府成立引導基金近90支、總規模超過450億美元，參股子基金超過200支。作為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引導基金致力于推動地方創投行業發展及中小企業融資，但隨著VC/PE市場的成熟，引導基金所扮演角色也略顯尷尬。在政府引導逐步讓位于市場配置的趨勢下，政府需要從頂層設計入手，從新給引導基金在中國VC/PE市場中角色進行定位。目前，在眾多政府引導基金中，部分已經開始了市場FOFs嘗試，比如蘇州工業園區引導基金(蘇州創投)、浦東新區引導基金(浦東科投)、成都高新區引導基金(銀科創投)等。在現實實踐已經開始的情況下，政府要進行大膽的頂層設計，在把握引導基金承擔一定政府引導職能基礎上，放開對引導基金的限制，逐步實現引導基金轉型為市場化FOFs，通過FOF模式支持市場中服務于科技企業的創投機構。通過支持服務于科技企業的創投機構，增長培養市場化的金融服務主體來間接實現促進科技金融發展的目標。

(三)加快建設各類別、各層次的科技金融服務平臺

1.支持建立全國性科技型企業投融資信息交流平臺。目前，在我國科技型企業較為集中，科技金融資源較為集中的部分區域和城市已經建立了推動科技型企業與科技投資者接洽對接的區域性公共服務平臺，通過在公共服務平臺上的集中展示與交流，撮合科技型企業與投資者間投融資意向的達成。這些區域性的公共服務平臺在促進地方科技資本與金融資本的有效結合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這些資源通常是地方政府、企業與金融機構動用區域資源建設而成，難免存在“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自我服務意識”，區域之間缺乏有效的溝通與交流機制，限制了科技型企業和投資者在一個更為廣闊的平臺和市場中上進行投融資的雙向選擇，增加的投融資雙方的交易成本，形成了典型的市場分割行為。因此，有必要動用政府資源從資金、技術以及行政管理等方面整合分散在各個區域的公共服務平臺，通過全國聯網建立全國性的科技型企業投融資信息平臺，實現資源體系、服務體系、網絡環境三個層面的跨區域整合與互動，為科技企業、金融機構所提供一個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服務體系，形成全國性的科技企業投融資大平臺、大市場，促進科技成果的產業化。科技部、財政部可以為此單獨設立專項資金推動大平臺建設和建設初期的日常維護，待市場形成氣候時，通過會員制收費方式為主并輔以財政補貼解決平臺運營維護資金需求。

2.以政府采購等方式培育和發展科技金融中介服務市場。培育和發展科技金融中介服務市場體系是提升科技金融市場運作效率、增強透明度、法制化和規范化的重要基礎。但是，市場化的科技金融中介服務收費對科技型小微企業而言是一筆不小開支，從而降低了金融資本對科技型小微企業的“可得性”。因此，可以通過政府采購的方式，選擇部分優質的科技金融中介服務組織，為科技型小微企業提供包括財務會計在內的相關科技金融配套服務。這些服務本身又提升了科技型小微企業在金融市場的認可度，從而增加了科技小微企業的獲得融資的可能性，降低融資成本。而政府采購本身也增加了中介組織的收入來源和穩定性，成為培育和發展科技金融中介市場的重要力量。目前這種做法在上海等地區已經采用，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

3.設立政府專項資金推動全國性科技企業征信體系建設。目前我國權威性的征信體系主要是人民銀行的企業信用和個人信用登記咨詢系統，其信息量和企業覆蓋范圍遠遠不能滿足科技金融市場發展的需要。大多數科技型小微企業并未納入人行的征信系統，并且人行的征信系統的信息量通常僅局限于一般性的企業財務金融信息，而這些信息對于科技企業融資而言是不足的，例如缺少關于科技企業的技術認證等涉及知識產權的企業信息，這些信息又恰恰是科技企業融資不可或缺的信息。因此，有必要單獨建立有關科技企業征信系統，這一系統可以在人行信息系統的基礎上獨立出一個子系統，也可以根據科技企業的特點完全獨立開發出一套系統。財政、科技部門應從公共服務的角度設立專項資金對這一全國系統及地方子系統的數據庫建設運營維護以及相關人員培訓和業務開展提供資金支持，并聯合其他部門(稅務、工商等)實現數據信息跨部門、跨區域信息共享機制，以使金融機構能夠更高效地為科技型中小企業群體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務，并能持續關注、跟蹤科技企業的發展成長過程。

4.以政策性金融推動科技擔保和保險體系建設。科技保險與科技擔保體系是我國目前科技金融體系的一個非常薄弱的環節，不僅有實力的機構較少，服務能力有限，而且服務的成本也較高。因此，非常有必要在全國范圍內進一步推動科技保險與擔保體系的發展。通過政策性金融的方式帶動商業金融保險與擔保機構共同服務科技企業是發展壯大科技保險與擔保市場體系的一個有效途徑。通過設立政府完全出資或者政府參股的政策性再保險和再擔保機構，為開展科技保險業務的商業性保險機構和科技擔保業務的擔保機構提供再保險和再擔保業務，以政府信譽和資金，降低商業保險機構和擔保機構開展科技保險和擔保業務的顧慮，鼓勵商業保險企業為科技企業提供“科技創新險”、“新產品開發險”、“貸款保證保險”等保險品種，不斷豐富間接融資擔保和直接融資擔保服務。

(四)激勵引導開展針對科技型中小企業的金融服務創新

運用政采、補貼、風險補償等多種財政支持方式鼓勵科技金融服務創新。科技型企業的差異化決定了科技金融服務的多樣性，從而決定了科技金融產品在標準化服務的基礎上又必須通過各種金融產品的有機組合滿足科技企業的差異化融資需求，這就要求金融機構不斷推進服務創新。但是，創新必然存在風險，金融機構的創新必然會引發風險損失，較高的創新成本降低金融機構服務科技企業的積極性。因此，從支持科技發展、推動科技金融服務的角度看，政府部門應通過不同方式來支持金融機構的科技金融服務創新行為。

1.改進科技財政支出資金管理，提高支持科技企業資金使用效益。一是在立項環節，引入行業專家篩選和金融機構篩選相結合的機制。在財政支持的科技項目領域立項階段，政府部門組織相關行業專家進行技術篩選，同時引入市場金融機構進行經濟篩選，結合兩者篩選結果，確定立項項目。二是推行財政資金后資助方式。后資助方式對由企業為主承擔，利用其自有資金先行投入，開展研究開發、成果轉化和產業化活動，并經省級科技計劃立項，預期可取得經濟效益的科技項目，在項目結束或完成后，經審核、評估或驗收，按一定比例進行相應補助的財政資助方式。三是引入行業自評管理，嚴格產出管理考核。建議利用行業組織，結合高校專家等資源，開展行業內部企業項目自評管理，行業專家對相關企業和項目進行指標考核，考核結果作為財政資金資助項目產出管理的主要依據。

2.規范政府引導基金的政策定位和運作模式，積極培育天使投資。種子期是科技型中小企業風險最大的階段，也是VC、PE等不愿投資的領域，因此政府需要特別關注這一階段的金融環境和支持環境。在政府引導基金轉型FOF的同時，保留并規范部分政府引導基金的運作，通過引導基金來糾正“市場失靈”。政府引導基金應采用預算內資金等資金來源，以事業法人的形式，不應以盈利為目的。嚴格限定政府引導基金所支持項目的政策定位，將其限定在支撐一些早期的、前端的、有市場前景的專利技術，引導社會資金投向政府有意重點發展的高新技術等關鍵領域，或者處于種子期、成長期等早期的創業企業。

3.建立科技型企業融資聯合擔保平臺，并應用財政補貼和獎勵等方式推動銀保聯動和投貸聯保。由于我國擔保行業本身規模偏小、風險收益不匹配、發展不成熟等因素的作用，使傳統的信用擔保不能有效解決科技型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各地可在借鑒杭州市信用聯合擔保機制探索的基礎上，克服傳統擔保機制的缺陷，成立專門面向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高科技擔保公司，利用政府科技專項提供的政策性擔保資金，通過政、銀、保合作聯動，基于風險和收益的對等原則，創新設計擔保融資品種，在政府、擔保公司和銀行之間實現風險的合理分攤比例，為科技型中小企業提供低門檻、低成本的擔保融資服務。

4.通過利息補貼、創新獎勵等方式支持科技型中小企業集合票據和債券等金融產品創新。科技型中小企業的集合票據和債券都是針對科技型中小企業的金融服務創新，研究探索全國范圍內的科技型中小企業集合票據和債券是一個金融多樣化的創新方向。科技型中小企業的風險搭配在一個區域內未必能有較好效果，如果能夠考慮將全國范圍內的科技型中小企業集合票據和債券，將科技型中小企業的風險和收益在全國內搭配或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另外，以產業鏈金融為紐帶，將科技型中小企業的風險和收益放在其所處的產業鏈中來綜合考量，通過上下游的優質企業的擔保來降低科技型中小企業的風險。這些顯然都需要金融服務機構大膽創新，提供新的針對科技型中小企業的金融服務產品，應用利息補貼、財政獎勵等方式促進金融產品的創新。

篇（4）

在我國，公共財政只能用于公辦高校的傳統觀念和模式沒有得到徹底的改變。所以，民辦高校從政府獲得經費支持存在很大的難度。致使民辦高等教育經費來源途徑單一，大部分來至學生學費，從而形成“以學養學”的模式。并且在政府實施的一系列針對高校的財政優惠政策中，也很找出為解決民辦高校發展的問題所采取的政策措施。

1．2財政資助政策不完善

一方面，教育成本分攤機制不合理，民辦高校與公辦高校不能享有同樣的公共財政按生均支付的學校運行費用補貼。民辦高校由社會資本出資辦學，公辦高校由財政經費出資辦學，但運行費用都應由公共財政按生均支付。但是在具體實踐過程中，某些地方政府把應承擔的高等教育責任部分地轉嫁給了民辦高校，而同時，公立高校獲得生均教育經費在6000-800元左右，民辦高校獲得卻非常少。另一方面，公辦高校撥款制度遠遠優于民辦高校。特別是在沿海發達地區的大城市，尤為明顯。政府對公辦高校的財政撥款越來越高，致使教師福利待遇越來越好，過度拉大與民辦高校的差距；而民辦高校受生源和收費等因素的影響，使其缺乏健全的社會保障機制，影響了教學條件的改善、優秀教師的引入，最終導致學校整體教育質量的難以提高。

1．3政策落實不力

在資金扶持方面：《民辦教育促進法》第四十四、四十五條規定：“縣級以上各級人民政府可以設立專項資金，用于資助民辦學校發展，獎勵和表彰有突出貢獻的集體和個人。”“縣級以上各級人民政府可以采取經費資助，在、出租、轉讓閑置的國有資產等措施對民辦學校予以扶持”。由于這些法律不具有強制性，并且未能形成配套措施，以及社會對民辦教育認識的卻實，導致，雖有政策規定，但在具體實踐過程中政策效果很難得以實現。在稅收優惠方面：由于民辦高等教育不能享受公辦高等教育享有的一些免稅優惠，以及稅法中缺乏對民辦教育的具體規定，造成稅收優惠政策難以落實。

2我國民辦高等教育可持續發展的財稅政策建議

2．1財政政策建議

2．1．1完善民辦高等教育的預算投入政策基于我國目前民辦高等教育的財政政策狀況，和我國財政資金的整體狀況，并在一般的國家預算投入基礎上，針對國家預算管理制度應作相應的調整：

（1）國家預算科目新增支持民辦高等教育發展的預算科目，每年安排一定的財政資金資助民辦高等教育的發展。

（2）通過理順政府間的財政體制，妥善解決上下級政府之間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利益沖突，保護和發揮下級政府尤其是基層政府在發展民辦高等教育方面的積極性和可持續性，實現國家整體利益最大化。

（3）財政資金重點支持邊遠貧困地區、少數民族地區的民辦高等教育。

（4）根據高校的辦學效益（包括就業率等方面因素），分層次撥付。

（5）為確保資金的有效利用，公共財政對民辦高校投入使用情況，依法接受審計，所形成的固定資產，納入國有資產管理。

2．1．2加強對民辦高校科學研究和學科建設的財政支持在政策方面，政府以及相關部門應通過一定的政策導向，鼓勵和引導民辦高校參與省級以及全國各類科研課題的申請，以及相應的實踐推廣。在資金資助方面，政府以及相關部門需通過相應的財政撥款和財政預算，直接和間接的支持民辦高校進行教材開發、教學改革以及重點學科和實驗室建設，讓一批優秀民辦高校有能力在某些科研領域達到國內或國際領先水平，有效促進民辦高等教育科研能力科學發展。

2．2稅收政策建議

2．2．1公辦高等學校與民辦高等學校享受同等的稅收優惠政策民辦高等教育與公辦高等教育稅收優惠政策差別較大。從現行教育稅收政策來看，我國民辦高等教育與公辦高等教育在增值稅、關稅、印花稅等方面享有同等的優惠政策。首先，社會各界必須更新觀念，給予民辦高等教育的發展高度重視。其次，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較快的提升民辦高等教育應享有的地位，使其享受公辦高等教育同等的稅收優惠政策。最終為民辦高等教育創造一個公平、公正、平等的政策、社會環境，促進民辦教育事業可持續發展。

2．2．2調整民辦高等教育稅收政策對民辦高等教育機構的予以稅收優惠。首先對民辦高校進行營利性與非營利性區分后，針對非營利性民辦高校，由于其具有較強的公益性，應該給予它與公辦高校的稅收待遇。針對營利性民辦高校，雖然其以獲取回報為目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公益性的特征，應適當減小其與公辦高校的待遇差別。

2．3．3加強教育稅收治理加強教育稅收管理。首先嚴格按照稅法和相關規定對公辦教育進行稅收征收管理，定期對公辦教育應稅項目進行檢查，在確保國家稅收收入的同時，保障教育的公平性。其次，對民辦高等教育進行營利性與非營利性區分后，我國應該對公辦高等教育、非營利性民辦高等教育、營利性高等教育三種不同形式的教育機構實行分類管理，在管理中不能輕民辦、重公辦，搞歧視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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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型城鎮化的不斷發展要求公共財政提供制度保障

隨著新型城鎮化的不斷推進，工業化和市場化的步伐也在加快。市場在某些領域諸如公共物品提供領域的“失靈”狀態決定了公共財政體系必須加快完善起來。即市場逐漸退出某些競爭性領域，只在資源配置方面發揮基礎性作用，而政府財政在市場存在缺陷的領域加大支持力度。公共財政體系的完善能更好地滿足新型城鎮化推進過程中人們對公共物品和服務不斷增長的需求。

(二)新型城鎮化需要公共財政發揮其杠桿調節作用

新型城鎮化相對于傳統城鎮化而言，更加注重資源的優化配置和利用，而公共財政政策作為一種重要的調控手段能在這方面發揮其重要功能。一方面，新型城鎮化強調突出城鎮特色，公共財政政策需要引導企業找到適合本地區發展的特色優勢產業。另一方面，新型城鎮化同時強調突出城市的主導功能，公共財政政策同樣需要引導城市圈的合理布局，形成以大城市為支撐，中小城市為重點，促進大城市和小城鎮的協調發展。

(三)促進城鄉統籌發展是新型城鎮化和公共財政的公共目標

新型城鎮化追求一種城鄉互動、協調發展的機制，以期同時推動新農村建設和城鎮化，而實現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同樣是公共財政體制所追求的目標。公共財政應利用政府購買支出和轉移支付等手段不斷調節城鄉公共服務規模，以最終實現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而這對于新型城鎮化又是尤為重要的。具體而言，我國目前要實現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主要是提升農村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方面的水平，而這些能為城鎮化過程中的失地農民或進城農民工等提供更好的保障。

(四)“綠色城鎮化”理念需要公共財政政策的支撐

新型城鎮化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注重環境和資源的保護。而這一領域屬于“市場失靈”的范疇，公共財政正好能發揮其用武之地。盲目追求經濟發展而忽視環境的“城鎮化”不是“新型城鎮化”。公共財政體制應利用稅收、補貼等手段來糾正(鼓勵)城鎮化建設過程中的負(正)外部性行為，加大對資源和環境的保護力度，推進城鎮化的同時也保持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二、促進新型城鎮化發展的公共財政政策建議

(一)完善公共財政體制，使中央和地方財權與事權相匹配

在城鎮化建設過程中，公共財政體制必須得到完善，這樣才能避免出現越位與缺位。必須建立起財權與事權相匹配的公共財政體制，保證新型城鎮化建設對資金需求的穩定。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的財權與事權，必須明確政府與市場的分工。市場可以解決的事，政府就應該退出，充分發揮“看不見的手”的引導作用，而市場解決不了的事(比如公共物品提供等)，政府就應該主動解決。具體來說，事權的劃分要以公共物品受益范圍為考量對象，即如果受益范圍超過了本級政府轄區，則應由上一級政府或受益范圍內多個政府共同承擔;而財權則必須保證本級政府具有與事權相應的財力以滿足其履行職能。要拓寬縣(市)、鄉財政的收入渠道，鼓勵縣(市)招商引資，并可以將招商引資項目的稅收收入留給縣(市)，同時可以考慮將鄉鎮財政部門組織的各項收入留給鄉鎮，取消鄉鎮基數上解等。

(二)健全轉移支付制度，促進新型城鎮化的均衡發展

新型城鎮化不僅是發達地區的城鎮化，還要包括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等。所以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就是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一個重要手段。我國目前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還存在一些不盡完善的地方，比如資金分配不規范，有些資金甚至流向了東部發達地區;又如財政轉移支付僅停留在保障階段，缺乏引導功能，這樣地方政府對新型城鎮化強調的環境保護等方面就缺乏發展的動力。在公共財政體系下必須堅定不移推進轉移支付制度的完善。首先，在加大轉移支付力度的同時要優化轉移支付的結構，增加一般性轉移支付以增強地方政府公共物品供給的能力，要打破傳統的觀念、方法，充分照顧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等，增加對這些地區轉移支付的力度。其次，建立健全省級以下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不斷壓縮省一級財政支出，使財力向市縣傾斜。再次，加強財政轉移支付的產業引導功能。對于地方發展符合新型城鎮化思路的資源集約型、環境友好型等產業給予財政專項資金補助，增強地方政府建設“綠色”城鎮化的動力。

(三)積極推進新農村建設，促成新農村建設與

新型城鎮化的“聯動效應”新農村建設和新型城鎮化不是對立的而是有機聯系的，在推進新型城鎮化的同時必須加快新農村建設。公共財政體系下的轉移支付制度在保證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的同時還應促進功能區的建設，即促進產糧區、林業區、草原生態區等的建設，這一方面會促進農業產業化和現代化，另一方面也使地方經濟得到發展，政府財政收入增加，實現了“新農村建設”與財政發展的雙贏。而要實現這一點，需要財政完善農業專項工程轉移支付、開創新型農業稅收體系以調動農民積極性等作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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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稅收制度有待完善稅收制度是保證國民經濟正常運行的重要保障，倘若稅收制度不健全，就容易導致企業的負擔過重，最終致使政府稅收減少或稅收不足，具體體現在以下幾方面：首先，企業所得稅的優惠政策有待完善。就目前我國的稅收制度而言，新辦企業在一定程度上并沒有對稅收優惠政策起到實質性的作用，例如以新辦的勞務服務公司為例，在其營業的第一年國家實行免稅政策，但是在營業第一年新辦服務公司很難實現盈利，因此就使得免稅優惠政策難以發揮實質性作用。此外，我國在對企業實行免稅優惠政策時，對其投資環保產業或項目的稅收優惠政策相對較少，今后有待完善。其次，我國也需完善增值稅設置。增值稅是我國稅收體系中的最大稅種，但是我國自從設置增值稅以來便伴隨著重復課稅問題，企業面對重復征稅往往不堪重負。除此之外，我國出口退稅政策的作用也未完全顯現。當前除了禁止出口的商品或者援外出口商品，我國對其他出口商品一律實行零稅率，但是在實際的操作中卻將這些出口商品按照出口退稅率進行計算，因此隨著出口退稅率的不斷提升，我國要想實現出口商品整理零賦稅的目標，可謂依然任重道遠。

2.國債政策工具缺少有效性國債政策是國家財政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債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如何直接影響到財政政策工具的作用，然而當前我國國債政策的有效性還有待進一步提高。首先，對于國債投資項目的管理有待完善。當前我國并未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國債資金管理體系，對于國債資金的利用缺少監管機制的引導和制約，在國債投資項目中未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決策體系，同時對項目執行也監管不力。其次，國債投資的乘數較低。我國國債投資側重大規模項目和資金密集型項目，政府往往熱衷于包攬基礎設施建設等重大項目，使得國債投資的周期較長。此外，與大項目相比，國債投資對于勞動密集型產業或者中小規模的項目關注卻不多，結果使得國債投資在促進居民消費方面效果不佳。

3.債務風險較大國家財政支出需要依據國債的發行量來反映債務依存度，其計算公式是“當年債務收入額/當年中央財政總支出×100%”。我國的國債是由中央財政負責發行、使用和控制的，而且中央財政的債務依存度有著較高的現實意義。因此，當我國的國債發行量較大時，債務的依存度就會過高，這就意味著財政支付需要依靠債務收入，于是這就會把財政置于一個極具風險性的位置之上，這樣將對未來的發展構成威脅。例如審計署的資料顯示，截至2010年底我國各地方政府的債務總額達到10.7萬億元，總額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7%，而且有的地區債務率超過了200%，這表明一些地方政府存在著嚴重的潛在風險。

二、完善治理金融危機的財政政策的建議

1.建立健全稅收體系稅收是國民經濟的首要來源，要想完善治理金融危機的財政政策，首要的是健全稅收體系。為此，國家首先可以適當調整企業所得稅，充分發揮企業所得稅的正向調節功能。對于新辦企業和其他國內企業，國家可以實行合并內、外的稅收方式，讓國內的企業也可以享受到與外商投資企業同等的待遇，這一舉措將有助于落實和統一稅收優惠政策，而且在這種情況下，新辦企業在執行減免稅的規定后，就可以從收益的年度開始計算。此外，對于處于虧損狀態的企業，國家也要讓其享受到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的待遇。其次，國家也應適當延長虧損抵補的期限。我國應積極學習和借鑒西方在虧損抵補方面的相關做法，譬如當出現虧損的時候，要允許向前、后結轉，這樣可以延長向后結轉的期限，還可以將納稅人出現的虧損抵完，將其當做年度經營利潤的遞補，也可以把它當做投資利潤或者資本得利的遞補。此外，國家還應該積極進行稅收改革，革新原有稅收政策，通過稅收改革增加人民的收入，促使人們有更多的資金用于消費，從而擴大社會內需、拉動我國經濟增長。

2.優化財政支出政策金融危機嚴重影響到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的生活，我國要想應對和治理金融危機，需要優化財政支出政策。為此，國家首先要加大對農業的財政支出與投資，保證農業健康發展。農業是我國的基礎性產業，保證農業可持續發展是應對和治理金融危機的重要前提，為此國家要將農業放到基礎地位，適當增加對農民和農業的補貼，努力提升農村的現代化水平，全面推動農村改革，從而提高農業對金融危機的抵御能力，保證農業經濟健康發展。其次，國家要加強對房地產行業的監管。房地產行業在某種程度上已綁架了我國的經濟，據統計，2013年全國財政收入的30%來自于房地產行業，而地方財政收入的50%都源于房地產行業，此外2013年房地產行業的固定投資額更是占到了全國固定投資總額的1/4。當前我國的房價依然是居高不下，房地產市場的泡沫現象十分嚴重，依然盛行著“寧炒一座樓、不開一家廠”說法，因此相對于其他行業來說，房地產行業抵御金融危機的能力十分薄弱，一旦爆發金融危機后果不堪設想。因此國家要積極采取適度寬松的財政政策，加大廉租房、保障性住房的投入，以此來調節房地產行業的熱度，降低我國的金融風險。

3.謹慎對待財政政策謹慎對待財政政策是有效治理和應對金融危機的關鍵。首先，我國要謹慎使用財政政策。通常情況下，在通貨膨脹的時期國家需要采用緊縮性的財政政策，這將有助于增加稅收、減少財政支出；而在緊急蕭條時期或者在短期的需求調節中，國家可以采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這將有利于增加政府財政支出、促使經濟復蘇。其次，國家要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綜合運用。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的效應往往是相互補充的，因此國家要將兩者綜合運用，從而發揮其最大作用。譬如要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時，就要用寬松的貨幣政策作為輔助，這才有利于我國經濟的平穩發展。而在調節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實施總量時，通常情況下貨幣政策的總量所發揮的作用大于財政政策，但在特定情況下財政政策也可以滿足調節總量，例如當經濟蕭條時，國家可采取減少稅收、回購國債等政策來提高貨幣的供給量，刺激居民的消費。為此，國家要努力優化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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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我國城鄉義務教育的發展差異顯著，突出表現在辦學條件、經費投入、師資水平和教育質量等方面。這種差距加劇了城鄉義務教育發展的失衡，阻礙了義務教育目標的實現。2005年5月25日，教育部下發《關于進一步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若干意見》，要求各級教育行政部門把今后義務教育工作重心進一步落實到辦好每一所學校和關注每一個孩子健康成長上來，有效遏制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和校際之間教育差距擴大的勢頭，逐步實現義務教育的均衡發展。這表明我國義務教育政策將發生轉變，從忽視農村教育發展轉為優先向農村地區、弱勢群體傾斜；從集中優質資源打造重點學校、培育精英的教育轉向面向大多數人的教育，重視基礎教育的公共性、公平性。義務教育具有“公共產品”的特性，它作為一項公共支出，理應由國家承擔，政府提供。本文從財政的角度，提出促進城鄉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對策。

一、城鄉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必要性

(一)義務教育機會均等是實現社會公平的基本要求。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基本組成部分，而義務教育的權利平等和機會均等，則是實現教育公平的基礎。在現代社會里，人的基本教育權利，是人的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條件之一。作為政府提供的最低標準的合格規范教育，保障的是人的基本人權和發展權利。所以，為所有兒童提供平等的義務教育權利和機會，是實現社會公平的基本要求，是政府必須承擔的職責。為此，無論兒童出生于城市還是鄉村，政府都應該為各地區提供均衡的經費，使他們接受相同條件和水準的義務教育。

(二)城鄉義務教育均衡發展是縮小城鄉差別、促進城鄉協調發展的政策手段。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突出，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如果不加以有效遏制，必將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農村教育，特別是農村義務教育的水平如何，關系到我國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如果對農村義務教育投入不足，必然造成農村文盲增多、勞動力素質下降，使其陷入“落后—貧困—教育水平低下—更落后”的不良循環。人力資本理論認為，教育投資就是生產投資，通過接受教育，人們的經濟決策效率得到了提高，人們的獲利能力也相應得到了提高。而且在經濟欠發達地區，如農村，初等教育的投資收益率是最高的。因此，加大對農村義務教育的投入是縮小城鄉差別、促進城鄉協調發展的政策手段。

二、促進我國城鄉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財政政策

(一)加大政府對義務教育的投入力度，并明確政府是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全部責任方。其一，中央政府要下決心壓縮其他開支，確保國家教育財政性支出占GDP的比例達到4％，并在2010年達到4.5％左右。各地政府也要嚴格按照新修改的《義務教育法》的要求，教育投入要確實做到“三個增長”，年初看預算，年終查決算。人大要加強對同級人民政府落實教育經費“三個增長”的法律監督。其二，各級教育投入既要解決總量投入不足的問題，也要解決配置不均衡的問題，明確政府是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全部責任方。在教育資源的分配中，要對農村義務教育給予更多的政策照顧和傾斜，真正縮小農村義務教育財政投Adz的差距。

(二)進一步完善“以縣為主”的農村義務教育管理體制，明確各級政府的財政分擔責任。我國現行的義務教育經費投入體制是實施“由地方政府負責，分級管理，以縣為主”的管理體制，農村義務教育的經費投入以最困難的縣鄉兩級財政為主體。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在縣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相當部分縣鄉財政困難的情況下，農村義務教育經費僅依靠縣鄉的財力是很難保證的，進一步完善“以縣為主”的農村義務教育管理體制，必須在強化縣級政府作為管理主體的管理責任的同時，進一步明確各級政府的財政分擔責任，加大縣級以上各級政府財政對農村義務教育的經費投入主體責任，健全農村義務教育經費投入機制。可以根據各級政府的現實財政能力，對東、中、西部三類地區農村義務教育所需的各項經費的初始來源和責任作出明確合理的分工，對教師工資、公用經費、危房改造等義務教育所需要的各項教育經費，根據經濟發展情況，分別由各級政府財政來分擔。建議中央財政對西部地區農村義務教育經費承擔主要責任，對中部地區農村義務教育經費承擔部分責任；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的省級政府也應承擔本地區農村義務教育的部分經費。通過明確各級財政主體的投入責任，為農村地區義務教育的發展提供可靠的經費保障，真正將農村義務教育納入公共財政體系。(三)同一區域內，以學生數為標準，實施城鄉義務教育均等化撥款制度。有條件的地區可以不區分城市和農村，以學生數為標準，實行義務教育均等化撥款制度。以北京為例，2001年北京市教委、北京市財政局重新修訂了《北京市普通教育事業公用經費定額標準》，新標準對滿足教學所必需的正常運行經費做了明確規定，不再分為城鎮、農村標準，實行統一的公用經費標準。市級財政還專門設立了農村義務教育專項資金，規定每年至少投入一億元重點支持農村小學布局調整、改善辦學條件、消除危房、信息化建設、教師培訓等項目，為“城鄉統一標準辦學”提供了資金支持和制度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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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在土地和股市兩大泡沫(一般稱“資本泡沫”)的推動下，實現了較長時期的經濟增長。在當時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中，有所謂一枝獨秀的美譽。然而，進入90年代后，以地價下降為導火索，資本泡沫逐步破滅，日本經濟陷入長達10多年的徘徊或蕭條期。1990年GDP增長率達5．1％，1993年下降到0．3％，其后除1996年增長5．0％外，其余年份增幅在1．6％以下，1998年為-2.5％，2001年為-0.5％。失業率由1990年的2．1％，2001年上升為5．3％，為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最高。而且，同期日本經濟出現了明顯的通貨緊縮。其一是1995年以后物價連續下跌，批發物價1995年以后7年里，除1997年為0．6％外，其余年度均為負數；消費物價雖不象批發物價那樣長期下跌，也有兩個年度為負數，基本上在0值周邊波動。其二是泡沫經濟時期泡沫化了的資本嚴重縮水。股市縮水：日經平均指數由最高的1989年的38916日元，2000年跌破10000日元，與1989年相比縮水70％以上。其間，雖在1993年和1999年出現過反彈，但均在20000日元以下波動，目前為11500日元左右；土地縮水：土地價格從1991年開始連續11年下跌，2002年1月1日的政府公市地價(日本中央政府國土交通省調查的價格)與最高價格的1991年相比，住宅用地價格共下跌了36．0％，商業用地價格共下跌了62．0％，而且在東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圈，下跌幅度更大，同比下跌52．1％和76．1％。

2．政策基調。

針對國民經濟出現的長期停滯，尤其是通貨緊縮，日本政府采取了以擴大國內需求為主要目標的擴張性財政政策，這突出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預算擴張。稅收占國民收入比重下降(由1990年的27．4％，下降到1999年的22．1％，參見表1)。同時，財政支出規模不斷擴大。中央財政預算的債務依存度由1990年的8．4％，上升到2000年的38．4％(參見表2)。另一方面，1992年至1999年，政府共采取了12次以擴大政府公共投資為中心的經濟對策。采取經濟政策，是在政府感覺到預算安排的擴張力度仍不夠，需采取追加預算時的特殊措施，可以理解為對預算擴張的強化或補充。在1992年至1999年的8年里，除1996年和1997年未實施政府經濟對策(這兩年預算安排仍是擴張的)外，其余6年里每年兩次，反映了日本政府對經濟的擔憂和“關心”程度。據估算，這些政府經濟對策共動用資金(包括增發國債和減稅等)130多萬億日元。

3．主要政策措施。

日本政府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主要措施是擴大國債發行、減稅、擴大公共投資和增加社會保障支出等。

(1)擴大國債發行。90年代初期日本公債規模不算大，1992年中央和地方公債余額(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公債，下同)，占GDP比重為61．4％。但在90年代國債規模迅速擴大，2002年公債余額占GDP比重上升為139．6％，約1．4倍。從絕對額上看，日本GDP約為500萬億日元(90年代用現價計算的GDP基本上沒有擴大)，1990年公債余額約為300萬億日元，2002年為700萬億日元(其中中央政府國債占70％以上)，10年增加了400萬億日元，年平均增加40萬億日元，年均遞增9％。公債余額增大速度快，無疑是大量發行公債的結果。

(2)減稅。在90年代，日本政府除在每年實施一些臨時性減稅措施外，1994年進行了一次稅制改革。其主要特點是提高消費稅稅率，決定從1997年4月1日起將消費稅稅率由3％提高到5％(在提高的兩個百分點中一個百分點作為地方消費稅)，同時從1995年開始降低個人所得稅稅率，1999年再次下調了個人所得稅和法人稅(公司所得稅)的稅率。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由300萬日元提高到330萬日元，低稅率(10％)的適用范圍由300—600萬日元，擴大到350—900萬日元，最高稅率由50％下調至37％。與此同時，以個人所得為稅基的地方居民稅(都道府縣民稅和市町村民稅)也采取了減稅措施。一般經營性法人的所得稅(即法人稅)稅率也由37％下調至30％。在增稅減稅同時進行的稅制改革中，減稅的力度明顯大于增稅，稅負呈不斷下降趨勢。日本稅負1990年為27．4％，1999年下降為21．1％，其后略有上升，2002年為22．9％。1997年因提高消費稅稅率稅負略有反彈，但總體上未能阻止稅負下降趨勢。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的減稅主要是針對國稅的，地方稅的稅負在90年代保持了相對穩定，甚至穩中有升，1993年為9．0％，2002年上升為9．6％，國稅下降幅度增大，1990年國稅稅負為17．9％，1999年下降為12．9％，2002年為14．0％。

(3)擴大公共投資。擴大公共投資是擴張性財政政策的重點支出項目。在90年代，中央財政預算安排的公共投資支出保持了較快增長，每年比上年度增長5％左右(1997年為1．3％，1998年為-7．8％)，其在中央財政總支出中所占比重為10—15％。加上綜合經濟對策等追加預算，政府公共投資規模相當可觀。如1998年，中央財政預算安排公共投資比上年度下降7．8％，但是經過兩次追加預算后，公共投資支出比上年度實際增長41．1％。日本中央政府公共投資除一般預算安排資金外，還通過財政投融資提供資金。在90年代財政投融資保持了較大規模。1990年財政投融資計劃總規模為34．6萬億日元，1999年上升為52.9萬億日元，年平均遞增4．8％。由于財政投融資是有償資金，其投向與私人資本存在一定的競爭關系，進入90年代后受到批判和質疑，其增長受到了一定的抑制，近年下降幅度更大。地方政府公共投資支出規模也較大，1999年都道府縣和市町村政府預算中公共投資支出分別占22．5％和11．3％。日本公共投資主要用于交通、城鄉基礎設施，治山治水和社會福利設施建設等方面。由于日本政府加大公共投資力度，政府固定資產形成規模也大，1998年政府總固定資產形成占GDP比重達6．2％，遠高于歐美發達國家平均2％左右的水平。

(4)增加社會保障支出。日本社會保障實行收費制，其運營原則上獨立于財政，由社會福利部門管理。但這并非意味著財政不承擔社會保障支出，相反財政資金在社會保障制度運營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除負責公共救助、公共衛生醫療等職責外，對于實行社會保險制度的醫療保險、年金保險和失業保險也提供資金援助。在90年代，政府資金占社會保險制度給付總額的20—30％。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期間，把增加社會保障支出、提高老年人群、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也作為重要的措施。1998年，政府曾對低收入家庭提供7000億日元購物券，這在發達國家中是罕見的。90年代各級財政社會保障支出增長較快，以中央財政為例，1990年社會保障支出為11．63萬億日元，2000年上升為16．8萬億日元，10年增加5．2萬億日元，年平均遞增3．8％。在中央財政支出中，除作為國債成本的國債費外，社會保障支出增長最快，其在中央財政總支出中的比重也由1990年的17．5％，2000年上升為19．7％。

二、財政政策效果及“微效”的原因分析

90年代以來日本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增發了400多萬億日元的公債，相當于GDP總額的80％。目前公債余額已相當于GDP的1．4倍。擴張性財政政策對日本經濟的恢復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在1995—1996年和2000年兩次出現了恢復性增長。但是，90年代日本經濟呈現出復蘇短期化特點。1995年和1996年GDP增長率分別達到1．5％和5．0％后，1997年出現了下降(-2．5％)；2000年實現了1．2％增長后，2001年又出現了下降(-0．5％)。長期的擴張性財政政策，雖然給日本經濟帶來了兩次暫短的復蘇，但是并沒有從根本上強化日本經濟增長的基礎，沒有把日本經濟推向正常的增長軌道。正因如此，在日本學術界，有人稱90年代以后日本財政政策“微效”(即效果不大)。

眾所周知，日本政府善于運用經濟政策，在戰后經濟發展過程中，各項政策的運用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那么，為什么90年代以來擴張性財政政策的運用效果不理想呢?根本原因在于財政政策運用缺乏針對性，而財政政策孤軍作戰，以及公共投資效率下降進一步影響了財政政策的效果。

90年代日本經濟的問題主要發生在國內經濟，其對外經濟基本上保持了較好的態勢。如進出口總額，1990年至2000年年平均遞增3．7％，其中出口年平均遞增4．3％。貿易順差，除1994年和1995年兩年稍有下降外，其余年度均有所擴大，1999年為1230．4億美元，比1990年的635．3億美元增長94％，年平均增長7．6％。由于對外經濟勢頭良好，日元也處于升值狀態之中，1990年美元對日元的平均匯率為144．88日元，1995年升為93．98日元(年中最高值為79．75日元)，其后有所下降，1999年平均值為113．91日元，目前為130日元左右。

國內經濟問題較多，最突出的問題是有效需求不足。90年代消費增長非常緩慢，基本上在2％左右，1998年為負數(-0．3％)。而且與政府消費相比，民間消費增長更加乏力。固定資產投資的情況則更糟。1992年至1999年的8年中有6年為負增長(即下降)，1998年下降8．3％。同樣，固定資產投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民間投資下降。有5個年度里政府固定資產投資雖有增長，有的年度增長幅度還相當大，如1992年和1993年分別增長16．0％和15．2％，仍沒能改變總固定資產投資下降的格局。90年代后期，政府固定資產投資增長減速，1997年和1998年甚至下降，主要是壓縮財政投融資規模所至。

導致日本國內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體系遭到重創。金融體系的創傷不僅嚴重影響了消費者和投資者的預期和信心，而且弱化了金融機構的功能。在資本泡沫膨脹時期，金融機構也直接或間接地參與泡沫活動之中。一方面，金融機構資產泡沫化。在股市和土地價格飛漲時期，金融機構的資產也以股票等有價證券和土地為主。如1989年3月城市商業銀行的有價證券賬面收益曾高達34萬億日元。另一方面，在當時日本金融分業經營的框架下，金融機構通過向以證券交易和不動產買賣為主要經營內容的企業(包括金融、財務企業等)融資，實際上間接地將資金投入證券和土地市場。已經倒閉的7個住宅專業金融公司就是典型的例子。總之，在泡沫經濟時期，日本金融機構資產也以嚴重泡沫化了的證券和土地為主。資本泡沫的破滅，不僅導致金融機構的資產嚴重貶值，而且由于貸款或融資對象的資產貶值，導致經營困難，甚至倒閉，不能還貸，致使金融機構的不良債權大幅度增加。日本政府關于不良債權的統計標準不斷變化，其統計數字也不盡相同。1998年10月金融監督廳公布日本金融機構“有問題債權”為87萬億日元。2001年9月公布的金融機構不良債權為43．4萬億日元，其中銀行32．5萬億日元。

金融資產貶值，不良債權增加，對日本經濟的打擊是破壞性的。一方面，由于消費者和投資者對金融機構的信心不足，出現了謹慎消費與謹慎投資，導致有效需求不足。日本居民資產以在金融機構的存款(尤其是定期存款)為主，據統計，1996年底日本居民個人金融資產的52％是定期存款(美國為17％)，11％為現金或活期存款(美國為2％)。金融機構的風險增大及其表面化，嚴重影響了居民對金融機構，乃至日本經濟的信心和預期，出現了謹慎消費。90年代初以來日本法定利率多次下調，由1990年8月的6．00％，1999年實行零利率，同期居民消費并沒有明顯增長。尤其是居民消費貸款在90年代一路下滑。居民謹慎消費影響國內需求，加上生產經營性公司、企業本身資產貶值導致經營困難和負債增加，投資者也出現了謹慎投資傾向。另一方面，金融機構在大量不良債權和資產貶值的影響下，出現了惜貸行為，金融功能嚴重弱化。90年代，日本貨幣供應量(M1)增長率一直在5％左右，有的年度超過10％，而銀行貸款增長率很低，僅1％左右，1998年利1999年為負數，

如上所述，日本經濟的問題出在金融體系上，而日本政府的對策重點放在擴大公共投資和啟動消費上(其中也有一些解決金融體系問題的對策，但成效不大)，一定意義上講是下錯了藥，政府措施缺乏針對性，這是日本90年代以來長期財政擴張政策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與此同時，財政政策擴張缺乏必要的貨幣政策配合，由于金融機構惜貸，實際上形成了財政政策孤軍作戰的局面，這也是影響財政政策效果的主要因素之一。此外，公共投資效率下降也是影響財政政策效果的因素之一。日本90年代擴張性財政政策主要是擴大公共投資，試圖以此來擴大內需。但是，公共投資擴大內需的效果與投資效率是有關系的。只有當投資能帶動民間的投資或者區域、產業的發展時，其效果才大，這就是所謂乘數效應。眾所周知，日本70年代末步入發達國家，其國內基礎設施建設已具有相當規模，在此基礎上再過份擴大公共投資，往往是“奢侈”或浪費。

眼下，我國理論界有一種觀點，認為日本政府在1997年采取了“緊縮”的財政政策，撲滅了日本經濟復蘇的勢頭，導致日本經濟長期蕭條。從而“洋為中用”，提出我國應吸取日本的“教訓”，不得調整目前積極財政政策的政策取向。筆者不能茍同這一觀點，認為，他們對日本“教訓”的把握不夠準確。日本經濟在1995年開始恢復增長，1996年增長率達5％。政府針對這一情況對其擴張性財政政策進行了調整。具體講：(1)通過了《財政結構改革法案》，提出到2003年消除赤字公債(不包括建設公債)發行，并在1997年和1998年編制了相對緊縮的預算，財政預算規模增長幅度下降，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1997年比由年度的28．0％下降為21．6％。(2)1997年4月1日起，消費稅稅率由3％提高到5％(1994年通過的稅制改革法律確定)。(3)1996年和1997年末實施特別的經濟對策。但是，從結果看，1997年的財政政策并非緊縮，而是擴張減速。雖然1997年的稅負比1996年僅上升0．2個百分點(提高消費稅稅率的影響)，但債務余額繼續擴大，1997年末公債余額占GDP比重為84．7％，比1996年上升4．1個百分點。

雖不能完全否認財政政策調整對日本經濟的影響，但是，如前所述，日本經濟長期不景氣的根本原因，是金融體系遭重創。假定日本政府在1997年不調整政策取向，日本經濟是否就會保持較好增長勢頭呢?回答是否定的。1997年日本經濟出現再度下滑，除固有問題影響外，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也不可忽視。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雖沒有直接波及日本，但它影響了日本的出口，以及日本在東南亞地區合資企業的收益，同時還影響了日本投資者、消費者的信心和預期，從而影響日本經濟的增長。1997年經濟增長回落是多種因素的結果，決不是調整財政政策的“教訓”。其后，1999年日本經濟重又出現過復蘇勢頭，但僅維持了幾個月，2000年下半年開始就又轉向下降，其間財政政策并未進行調整。總不能把這次下降的原因又歸結為財政政策吧!日本經濟在復蘇與蕭條之間掙扎，是其經濟本身的癥結決定的。此外，作為結論，認為財政政策取向不可調整，這在理論上也是存在問題的。作為景氣調整財政政策，根據經濟景氣情況調整政策取向是必不可少的。沒有調整就無政策可言。而且這一觀點的理論前提也是值得商討的。該觀點認為擴張性財政政策取向不可調，意味著政府大量的國債和大規模投資是國民經濟運行的前提。我覺得，如果一國國民經濟運行離不開政府的大規模投資，或者說離開政府大規模投資就要出現問題，那么這種經濟就不是健康的經濟。我認為，我國在實施財政政策時，要吸取日本政府投資效率低下，從而導致政策效果不大的教訓，要隨時注意財政政策的效果和財政政策取向的調整。

三、日本財政政策展望

1．日本經濟社會面臨的難題。

當前日本經濟社會面臨的最主要難題有經濟增長依然乏力，人口老年化進程加快和財政能力低下等，它們是決定今后財政政策取向的基本因素。

首先，經濟增長乏力。根據內閣府公布的《2001年度經濟財政白皮書》，日本政府對當前日本經濟增長的預測并不樂觀。因出口的恢復，國內庫存調整和資本存量調整的結束等，預計2002年度下半年經濟會恢復增長，但增長率在1％左右，而且后勁明顯不足。主要原因是金融體系問題影響投資者和消費者預期，制約投資和消費的擴大。而且政府推進的“結構改革”在近期內將增加企業倒閉和失業，加上美國經濟的不透明性，經濟恢復的動力明顯不足。

其次，人口老年化進程加快對財政壓力增大。1999年日本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稱為老年化比率)為16．7％，已進入高度老年化社會。不僅如此，日本人口老年化進程十分快速。據日本政府預測，老年化比率在2010年將超過20％，2020年將達25％以上，成為世界之最。人口老年化不僅意味著勞動人口減少，影響經濟發展后勁，而且將加大政府社會保障支出壓力。據測算，70歲以上人口人均每年的醫療費為年輕人的5倍，加上現收現付制年金賬戶的高額赤字等，其對財政的壓力是巨大的。

再次，財政債臺高筑，能力弱化。90年代以來的長期擴張性財政政策，導致財政赤字擴大，債務累積。2001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公債余額相當于GDP的1．29倍，2002年預算通過后，則進一步上升為1．4倍。不僅在西方發達國家，在世界范圍內也是十分突出的。根據內閣府的測算，假定社會保障水平及其他稅制不變，2005年開始以提高消費稅為主來實現長期財政平衡，則消費稅稅率應提高到23％，同樣條件下，2020年開始運作，則消費稅稅率應提高到34％。日本目前的稅制結構以所得稅為主，在所得稅稅制不變的情況下，將消費稅稅率提高到20％以上，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正因如此，日本政府認為調整財政政策取向已刻不容緩。

2．今后財政政策展望與小泉結構改革。

篇（9）

多項指標表明，積極財政政策實施僅半年，其效應從3月份開始出現遞減跡象：（1）GDP一季度增長8．3％，二季度增長7．1％，增幅比一季度下降1．2個百分點，整個上半年增長7．6％，工業增加值上半年增長9．4％；（2）4月份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比一季度回落了4．6個百分點，5月份國有及其它類型固定資產投資增幅比一季度回落5．1個百分點；（3）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4月份同比增長5．7％，比一季度回落1．7個百分點，5月份同比增長5．3％，比4月份又放慢0．4個百分點，同時居民儲蓄在前3個月增加4446億元的基礎上，4月份又增加554億元，5月份又增加857億元，1－5月新增5857億元，比去年同期多增1986億元，截至5月末居民儲蓄余額已達59226億元；（4）市場價格繼續走低，4月份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下降2．2％，商品零售價格同比下降3．5％，降幅進一步加大，5月份兩種價格同比降幅與4月份持平，但居民消費價格已14個月連續下降，商品零售價格已20個月連續下降；（5）各層次貨幣供給量增幅回落，5月末M0同比增長9．06％，比一季度、4月末分別回落2．14和1．29個百分點，M1同比增長13．27％，增幅分別回落1．63和0．8個百分點，M2同比增長17．17％，增幅分別回落0．63和0．7個百分點；（6）進口逐月加快，出口繼續下降，4月份同比下降7．3％，降幅比3月份擴大3．7個百分點，整個上半年下降了4．6％。總之，經濟增長呈下滑趨勢，工業增長明顯減緩，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幅下降，出口額同比仍是負增長，固定資產投資由強轉弱，供大于求狀況加劇，物價繼續走低，也就是說存在明顯的緊縮力量，亟需增強擴大內需力度。

積極財政政策的刺激效應隨時間的推移而遞減是必然的。值得重視的是，去年發行1000億元國債是逐步投入的，今年仍在繼續，而且今年預算又加大投入250億元，為什么它的效應會遞減這么快？這是需要認真研究的一個問題。

二、積極財政政策是否可以繼續實施

積極財政政策是否可以繼續實行下去，涉及對積極財政政策內涵的認識問題。據我理解，積極財政政策不是一個規范的學術詞匯，它是針對自改革開放以來財政政策的職能作用趨弱的狀況而提出的，它的內涵應是全面啟動各種財政手段，并通過各種財政手段的相互配合，充分發揮財政在市場經濟下應有的職能，即合理配置資源、調節收入分配以及穩定和發展經濟的職能。這樣全面理解的財政政策和市場經濟非但不是矛盾的，而且是市場經濟所必需的，是國家對市場運行實施宏觀調控的必要手段。因而不能把積極財政政策理解為單一的擴張性政策，也不能理解為只是使用發行國債這一單一的財政手段。采取大幅度增發國債的辦法，只能是在特定情況下的特殊措施，當然不能是長期的財政政策，而從長遠來看則應是以增收節支為主、以發行國債為輔、靈活運用多種財政手段。

先看看我國當前國債的發行情況和未來趨勢。根據有關資料計算，1998年我國國債余額6495．1億元（當年發行額－當年還本付息額＋上年余額），占GDP的比重為8．2％，目前仍處于低水平。根據現代國債原理，一般慣例是以新債還舊債，從理論上說，發債的最大限度可以以政府喪失信譽以至國債發行困難為限，到了國債發不出去的時候，還本付息才必須由增加稅收來支付，只能從這個意義上來理解馬克思所說的國債是延期的稅收。而我國當前國債仍是居民搶手的投資工具，以此可以判斷國債發行仍具有很大的潛力。

國債發行潛力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還必須對當前財政的負擔限度進行認真分析，給以足夠重視。我國進入摼盼鍞之后，國債發行額出現快速增長的趨勢，1995－1998年各年的增長率分別為46．9％、22．3％、30．5％、37．3％，國債依存度（按國內債務收入／中央本級支出＋全部還本付息支出計算）也呈增長趨勢，各年分別為52．6％、53．4％、54．3％、60．5％。我國每年的國債收入主要用于兩個方面：一是用于原有國債的還本付息；二是用于彌補財政赤字。由于過去發行的國債多是3－5年中期國債，而摼盼鍞期間又面臨還本付息的高峰期，所以國債中的還本付息部分的份額逐年加大，1995－1998年各年還本付息（包括外債部分）所占的比重分別為56．7％、66．7％、77．5％、71．0％。也就是說，當年發行國債數額雖然越來越大，但可用于彌補當年支出的數額卻越來越小，而這正是國債發行額和國債依存度不斷加大從而加劇當前財政困難的癥結所在。這種狀況通過國債操作可以得到一定的緩解，如改善國債期限結構，今后多發一些長、短期國債，避免還本期過分集中形成還債高峰，或將本息分離，將付息歸入經常預算或每年付息，避免到期集中付息，加重還本付息負擔。實際上我國已經開始進行這種操作，并且還本付息的頂峰已經過去，明顯的跡象是1999年的還本付息金額已經開始下降，由1998年的2351億元下降為1912億元。應當指出，減輕國債負擔的主要措施還應是通過深化改革，提高預算內收入占GDP的比重以及中央財政收入占全部財政收入的比重。因為，國債依存度是分子和分母之間的一種比例關系，只要分母增長快于分子的增長，二者的比值就可以下降。計算國債依存度的分母有兩個因素：一是還本付息，這是由過去發行的當年到期還本付息的國債發行額決定的；二是中央本級支出，顯然這要通過深化改革來解決，既要提高預算內收入占GDP的比重，也要提高中央本級支出占全部財政收入的比重。只有摿礁霰戎財逐步提高，才有可能逐步降低對國債的依存度。當前和今后的問題是，對連年大幅增發國債必須慎重，防止重新出現還債高峰帶來潛在的債務危機和財政困境。

下面再看看我國當前預算內財力和未來可能集中的財力。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預算內收入（不含國內外債務）占GDP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趨勢，至1996年才開始有所回升，1994－1998年5年間分別為11．2％、10．7％、10．9％、11．6％、12．4％。樓繼偉副部長在1998年地方財政決算匯審會廳（局）長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了未來可能集中財力的趨勢，據他的預測，經過3－5年的時間，可以力爭使我國財政收入（指預算內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到20％左右。具體措施包括：（1）積極擴大財源，加強征管，堵塞漏洞，懲治腐敗，清繳欠稅，可以提高1－2個百分點；（2）進一步完善稅制可提高0．5－1個百分點；（3）通過摲迅乃皵將分散在各部門的財政性資金納入預算內，可提高4－5個百分點；（4）在摲迅乃皵過程中對繼續保留的政府性基金和收費納入預算內，可提高1個百分點。以上的測算可能還沒有包括大約占GDP的0．5％的直接沖減收入的企業虧損補貼、已經在預算中單獨列項的中央政府性基金收入1998年占當年GDP的1．5％，還應當考慮可以社會保障收入名義納入預算的大約占GDP的4％的撊O嶄＠延脭。如此計算下來，未來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可能達到25％以上，也就是說，目前預算內的財力僅相當于未來可集中財力的一半。由此可見，當前國家財政的癥結所在是財力分散，所以黨的撌宕髷確定的摷脅屏Γ裥瞬普方針，仍然應當確認為當前和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財政工作的總方針。集中財力不能僅是形式上提高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而關鍵是要確定提高政府可以統籌安排的財力的比重，以便保證政府可以靈活調度，優化支出結構，保證重點，實現國家各項重大方針政策。

有人提出當前的積極財政政策存在著支出上的擴張政策與收入上的緊縮政策的矛盾，即收入上的緊縮抵消了支出上的擴張效應。這種意見實際上是在肯定支出上實行擴張政策的同時，對提高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的政策措施提出質疑。所謂收入上的緊縮政策，無非是指財政收入的增長會對民間投資和消費產生排擠效應，因而有人明確提出應實行擴張支出與減稅同時并舉的財政政策。我認為，在當前形勢下，這種意見是值得商榷的。其一，既然肯定在支出上實行擴張政策是對的，那么擴張支出的收入從何而來？增發國債可以刺激內需，但增發國債只能用于建設性支出，而增加中下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如提高機關、事業單位人員的工資，特別是保證下崗人員的最低生活保障等，同樣可以刺激內需，但增加這些經常性支出必須靠增加稅收；其二，財政收入的排擠效應是來自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過高，而我國當前以稅收為主的預算內收入占GDP的比重是偏低，不是過高，因而一般的減稅是不可行的；其三，上已述及，提高財政收入占GDP的措施主要是摲迅乃皵，一方面清理整頓亂收費，減輕企業和居民額外負擔，一方面將應當保留的收費集中到預算內，這種措施不存在排擠效應問題；其四，增加稅收的正常措施是加強征管，堵塞漏洞，清理欠繳，只要嚴格按國家政策征稅，該征的征，該減的減，該免的免，不是強制地征收摴匪皵，這里也不存在排擠效應問題；其五，在當前社會需求低迷的情況下，即使實政策作用的前提條件。

篇（10）

我國目前正處于經濟起飛的階段。世界經濟發展史表明，一個國家的經濟起飛，首先需要作好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等方面的先期準備；而在20世紀即將結束的今天，大力發展新興產業等，又是關系到我國能否趕上世界發展潮流和實現經濟騰飛的根本問題。由于我國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開展社會主義建設的，幾十年來我國經濟發展主要以增大個人產品的產量，解決人民群眾的溫飽問題為首要目標，這是完全正確的。但也在基礎設施等方面產生了嚴重的“欠債”問題。隨著經濟的發展，“路不暢，電不明，水不足，話不通”等基礎設施的不健全，已愈益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瓶頸”。改革開放以來盡管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作了很大努力，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離滿足經濟騰飛的需要仍還有很大的差距。

這樣，我國目前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的意義，就不僅是刺激和提高經濟增長速度和實現8％增長率的問題，更主要的還是通過財政政策的運作，調整企業部門和政府部門在GDP中的相對份額，從而為我國經濟的長期發展打基礎的問題。

目前我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應注意以下幾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