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發展論文匯總十篇

時間:2023-03-23 15: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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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發展論文

篇(1)

但隨著金融國際化,自由化和國際金融電子化技術迅速發展和金融創新,金融抑制難度不斷增大,抑制成本激增,在金融領域造成“非市場性風險”,其具體表現為:1、扭曲了金融資源的價格,造成虛假供求關系。金融抑制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實際利率(存、貸款利率)被壓得過低,不能真實反映資金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狀況。其表現為政府對公營部門強制性低息信貸以及外匯市場的外匯管制等。對銀行體系規定過高的準備金率和流動性比率也是價格扭曲的一種形式2、導致金融市場發育不健全,損傷市場對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金融抑制是以人為的力量替代市場力量,其直接成本是各項管理費用,間接成本是阻斷市場力量的資源配置作用而產生的對銀行等金融企業效率的破壞,同時,金融業務易被少數國有金融機構所壟斷,缺乏競爭,金融效率低下。3、導致市場分割。市場分割首先表現為金融抑制經濟中金融體系的“二元”狀態:一方是遍布全國的國有銀行和擁有現代化管理與技術的外國銀行的分支網絡,組成了一個有限的,但卻是有組織的金融市場;另一方則是傳統的、落后的、小規模的非正式金融組織,如錢莊、地下金融市場等。其次表現為與“二元”體系相關或不相關的資金流向的“二元”狀態:有組織的金融機構遵循政府制定的低貸利率,將資金貸給公營部門及少數大企業,而大量小企業及住戶則被排斥在有組織的金融市場之外,只能以較高的利率從非正式金融機構獲得所需的貸款。另外,金融抑制還導致政府不適當的資金投向干預而累積大量的金融風險。

可見,金融抑制是“通過扭曲包括利率和匯率在內的金融資產的價格,再加上其他手段,這種戰略會縮小或壓低相對于非金融部門的金融體系的實際規模或實際增長率。”金融抑制政策主張以金融管制代替金融市場機制,其結果自然難免導致金融體系整體功能的滯后甚至喪失。

二、金融深化及其內在缺陷性

1973年美國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羅納德·麥金農出版了《經濟發展中的貿易與資本》一書,其同事愛德華·肖也于同年出版了《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一書。兩人都以發展中國家的貨幣金融問題作為研究對象,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對金融與經濟進行了開創性研究,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論。他們首次指出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后的癥結在于金融抑制,深刻地分析了如何在發展中國家建立一個以金融促進經濟發展的金融體制,即實現金融深化,開創了金融深化理論的先河。金融深化理論主要針對當時發展中國家實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如對利率和信貸實行管制等提出批評,力主推行金融深化戰略,以金融自由化為目標放松或解除不必要的管制,開放金融市場,實現金融市場經營主體多元化以及貨幣價格(利率)市場化,使利率真實反映市場上資金的供求變化,由市場機制決定生產資金的供求變化和流向,刺激社會儲蓄總供給水平的提高,從而便利資本的籌集和流動,有效地解決資本的合理配置問題,提高投資效益,促進經濟發展。由此可見,金融深化理論為發展中國家促進資本形成,帶動經濟發展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和思路。它既彌補一般貨幣理論忽略發展中國家貨幣特征的缺陷,又克服了傳統發展理論忽略貨幣金融因素的不足,突出強調了金融體制和金融政策在經濟發展中的核心地位,進而為發展中國家制定貨幣金融政策,推行貨幣金融改革提供了理論依據。這一理論及政策建議得到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積極支持和推廣,同時也得到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贊賞,對20世紀70年代以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金融體制改革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透過傳統的金融深化理論,我們可以發現金融深化暗含這樣一個假設:金融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市場中的信息是完善和公開的,并存在一個競爭完全不受任何阻礙和干擾的市場結構,且市場中的主體是理性的。但現實經濟使得金融深化理論假設存在著缺陷,主要表現為:1、現實的金融市場存在不完全性和昂貴的信息搜尋成本。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信息不完全問題,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市場面臨兩大約束,一是利率限制導致的利率約束,一是信息不完全導致的信息約束。金融深化理論只重視前者,而忽視后者。由于信息約束,放任金融市場自由化會造成多方面的市場失靈,導致金融體系動蕩。2、金融市場發展滯后對金融自由化存在制約。金融市場的落后是政府過度管制的原因,而過度管制又導致金融市場的更加落后。忽視市場落后,取消政府管制,就會帶來市場混亂。金融深化理論主要研究和強調的是后者,忽視前者對放松政府管制,即金融深化過程的制約。超越或滯后金融市場發展的金融自由化都會給金融市場帶來混亂和不穩定。3、金融深化使得國際流動資本對開放資本項目國家貨幣的投機更加容易,使小國經濟或落后經濟容易出現經常性的波動,它不僅沒有起到穩定器的作用,相反任何促使經濟增長的努力都被非正常的波動所侵蝕,這些國家為了經濟的穩定,不得不采取適當的官職措施或非完全的金融深化措施。4、金融深化理論對于發展中國家很不適應。金融深化理論表面上研究的是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問題,提出的政策主張應該適用于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改革,但他們的研究對象是以私有制基礎的完善的市場經濟,實際上適用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金融深化理論的政策主張和目標對于小國或經濟落后國家而言并非是美好的。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就是明證。

三、金融約束及其政策取向

進入90年代,信息經濟學的成就被廣泛應用到各個領域,尤其是應用到政府行為的分析中。但很多經濟學家分析了在信息不完全的前提下金融領域的“道德風險”、“逆向選擇”等問題,托馬斯·赫爾曼、凱文·穆爾多克、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于1996年在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論基礎上,提出了金融約束論,認為政府對金融部門選擇性地干預有助于而不是阻礙了金融深化,提出經濟落后、金融程度較低的發展中國家應實行金融約束政策,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觀經濟穩定,通貨膨脹率低并且可以預測的,正的實際利率),通過對存貸款利率加以控制、對市場準入及競爭加以限制以及對資產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來為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并提高金融體系運行的效率。本人認為它對我國制定金融政策同樣具有參考價值。

金融約束是一種選擇性政策干預政策,政府金融政策制定的目的是在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機會,刺激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的發展,并促進金融深化。金融約束是與金融抑制截然不同的政策。金融約束的前提條件是穩定的宏觀環境、較低的通貨膨脹率、正的實際利率。最關鍵的是金融抑制是政府從金融部門攫取租金,而“金融約束的本質是政府通過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間部門創造租金機會,而不是直接向民間部門提供補貼。”

租金創造并不一定要靠利率限制來達到,政府也可以采用金融準入政策、定向信貸和政府直接干預等創造租金,只要政府使銀行和企業獲得了超過競爭性市場所能得到的收益而政府并不瓜分利益,這就可以說政府為它們創造了租金。通過創造經濟租金,使銀行和企業股本增加,從而產生激勵作用,增加社會利益。

金融約束的政策取向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1、政府應控制存貸款利率。即將存款利率控制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但要保證實際存款利率為正值),減低銀行成本,創造增加其“特許權價值”的租金機會,減少銀行的道德風險,激勵其長期經營。只要存款利率控制適度,則金融約束是有好處的;如果控制力度過大,資源配置將受到扭曲,金融約束將會蛻變為金融抑制。只要干預程度較輕,金融約束就會與經濟增長正相關。

2、嚴格的市場準入限制政策。嚴格的市場準入政策并不等于禁止一切的進入,而是指新的進入者不能侵占市場先入者的租金機會,如果沒有市場準入的限制政策,銀行數目的增加將使資金市場競爭加劇,租金下降,激烈的無序金融競爭會造成社會資源浪費,甚至還可以導致銀行倒閉,危及金融體系的穩定。為保護這種租金不至于消散,一個重要的保護手段就是限制進入者的進入,以維持一個暫時的壟斷性存款市場,對現有存款市場的少數進入者進行專屬保護。嚴格的市場準入政策可提高金融體系的安全性,對整個社會經濟具有重要的外部效應。

3、限制資產替代性政策。即限制居民將正式金融部門中的存款化為其他資產,如證券、國外資產、非銀行部門存款和實物資產等。金融約束論認為發展中國家證券市場尚不規范,非正式銀行部門的制度結構薄弱,存款若從正式銀行競爭流向非正式銀行部門會減低資金使用效率,也不利于正式銀行部門的發展。而資金若由居民部門移向國外,則會減少國內資金的供應,擴大國內資金的缺口,對國內經濟尤為不利。

金融約束是發展中國家從金融壓抑狀態走向金融自由化過程中的一個過渡性政策,它針對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轉軌過程中存在的信息不暢、金融監管不力的狀態,發揮政府在市場“失靈”下的作用,因此并不是與金融深化完全對立的政策,相反是金融深化理論的豐富與發展。

四、我國金融體系改革的思考

目前,金融體系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是金融體系的混合性,即政府限制行為與市場行為并存,管制價格與市場價格并存。隨著中國經濟市場化改革的進程,政府管制逐漸放松,相對獨立的貨幣金融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顯著,成為影響中國經濟運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從上面對有關金融理論的初步分析,我們至少可以考慮:

1、確定金融深化是我國金融體系改革的終極目標。

前面分析到,金融深化理論與實際金融有著明顯的差異,傳統的金融深化理論亦存在其內在缺陷性,但這并不構成金融深化的客觀需要,盡管自亞洲金融危機后,亞洲各國及歐美的一部分學者對金融深化產生了懷疑,認為全球金融體系的不完善和各國金融發展的明顯差異使得金融深化在實施過程中必然會帶來全球性的金融混亂和不和諧。但我們應該認識到:(1)從自由化的進程來看,在政府對貿易和金融的管制放松后,世界經濟和各國的經濟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總體上保持了經濟的增長,金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加大,表明自由化的收益是大于其所付出的代價。(2)東南亞金融危機重要原因是危機各國不可持續的宏觀經濟政策和不適當的金融深化措施導致的。實施金融深化的國家常常把放松金融管制等同于放松金融監管或放開不管,過分地追求金融深化是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而忽視了經濟可持續增長所必須的協調的金融因素,忽視完全金融深化所必須具備的內在制度剛性要求。比如,要進行利率市場化改革就必須先有或者同步進行金融體系市場化或完善化,這是金融深化論一個很重要的前提。

因而,我們應客觀的對待金融深化理論與實踐,絕不能因一些發展中國家在推行金融深化進程中發生了金融危機,就認為金融深化與金融危機二者之間有某種必然的因果關系。實踐證明,有效、合理的金融深化實踐會提高經濟發展的績效,還可以提高一個國家抵御金融風險的能力。一些發展中國家之所以在金融深化的進程中發生了金融危機,其根本原因在于選擇了過于激進、超前的金融深化戰略。我國在實施金融體制改革時,不能把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論,簡單的理解為完全取消政府干預的金融自由化,應在放松管制的同時關注市場的落后對放松管制的制約作用,注重金融深化的漸進性、層次性和持續性,“金融深化是伴隨著整體經濟改革發展的一個漸進過程,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應根據經濟發展的成熟程度和經濟運行的內在邏輯做出合理的時序選擇和安排,分階段和有計劃地進行。”在推進金融深化的過程中,要結合本國金融改革的現實條件和制度風險,加強對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的監管,逐步建立與經濟可持續發展相協調的金融體系。

2、金融約束成為我國金融體系改革的必要手段。

考慮到我國目前金融體系中累積了大量的金融風險,因此在改革進程中,我們應客觀的評價和估計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所可能帶來的長期性風險,本著市場配置資源的原則,結合我國金融體系的實際情況,在經濟轉軌時期采取必要的金融管制與金融深化相結合的改革方略是顯示可行的。

除了解決政府需不需干預經濟和金融活動的問題,我國還需要解決如何把握干預力度,避免信息不對稱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的問題。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1997年就曾指出,政府的不當干預才是造成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本質原因:在危機中資產價值的猛跌使很多金融中介機構破產,從而暴露出金融機構在金融活動中的破壞作用;而金融中介機構的借貸活動與資產價值之間存在著一種政治經濟動力關系,政府對金融中介機構或明或暗提供的債務擔保,是造成金融中介機構進行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的根本原因。金融約束論從信息和激勵的角度,抓住了解決經濟金融問題的兩個基本點,一方面政府應創造條件使決策者掌握信息,或讓有信息能力的行為人成為決策者;另一方面政府可利用自身掌握和擁有的信息能力,為金融中介機構創造持久有效經營的激勵機制。當然政府的職責不是直接提供擔保和保護,而是促進金融體系市場約束機制發揮作用,積極促進信息的傳播,增加市場上可供信息的公開化,并充分發揮掌握內部信息的金融機構和民間組織的優勢,而非越俎代庖,過多干預,避免金融約束政策蛻變為純粹的金融干預政策,嚴格的金融約束政策與金融抑制可能只相差須臾。“金融約束應該是一種動態的政策制度,應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向更具競爭性的金融市場這一大方向的邁進而進行調整。它不是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預之間靜態的政策權衡,與此相關的問題是金融市場發展的合理順序。”

在金融約束政策框架下,政府的作用既不是“親善市場論”強調的政府只能促進市場建設,不應干預金融經濟;也不是“國家推動發展論”所要求的政府為了彌補市場失靈,必須始終強力干預金融經濟;而應是“市場增進論”的觀點,即政府的職能是促進民間部門的協調功能,發揮政府進行選擇性控制的補充,避免產生不利于社會大眾的道德危害,使我國在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穩步實現真正的金融深化。

另外,我國進行金融體系改革的過程中,也必須要協調貨幣金融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目前,我國“經濟貨幣化”趨勢有所增強,貨幣金融對經濟的支持強度與日增強,廣義貨幣(M2)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上升到130%左右,都充分說明貨幣金融在經濟中的廣度和深度都有質的變化。貨幣金融在經濟中的地位和影響逐步加大。隨著我國開放程度的深化,外部的沖擊已經開始影響本國貨幣金融政策的有效性,影響本國經濟的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這說明開放經濟中,貨幣金融政策一經濟發展有相當強的關聯。因此,在充分考慮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的基礎上,制定與我國經濟發展目標相協調的貨幣金融政策,避免金融業脫離經濟發展的需要而獨自繁衍。

參考文獻:

[1]愛德華·肖:《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

[2]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M],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談儒勇:《金融發展理論與中國金融發展》[M],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年版;

[4]鄭澤華等:《金融抑制、金融自由化與中國的金融改革》[J],《西南金融》,2000年第4期。

篇(2)

相對正規金融而言,那些自發于民眾之間,游離于金融機構之外、游走于政策法規邊緣,具有資金借貸性質的資金融通行為,稱為邊緣金融業務。

目前,邊緣金融業務融資行為已經從當初的以其本人合法收入出借給另一特定方,目的是解決借款人一時的生產生活需要,演變成為以獲利為目的的信用借款、擔保及有價證券抵(質)押融資、動產或不動產抵押借款、企業集資、社會公眾集資、高利貸等隱性借貸業務。可以肯定,邊緣金融業務作為民間資金調劑的方式,對解決部分企業和居民生產生活中的資金需求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特別是其急、頻、短的特征,彌補了金融服務的不足,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小企業融資難的壓力。但邊緣金融業務發展中存在著突出的問題,必須加以規范管理。

一、邊緣金融業務迅速發展的原因

從企業融資角度看,邊緣金融業務的存在有其客觀性和體制性原因。從個人投資角度看,金融市場目前缺少有吸引力的投資品種和投資渠道,從而為邊緣金融業務提供了大量資金來源。此外,國家對存款利率的管制,以及國有商業銀行網點特別是縣域網點的收縮撤并也推動了邊緣金融業務的較快發展。

(一)縣域個體、民營等小企業發展迅速,融資缺口較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小企業發展十分迅速,尤其是在縣域和基層地區,小企業數量占全社會企業總數90%以上,產值占GDP的比重已由過去不到1%提高到目前的1/3。但是,目前小企業貸款在全國主要銀行業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中占比不高,距離小企業貸款的實際需求還有很大差距。雖說經過幾年的發展,小企業已經擺脫了發展初期財務管理不正規、信息管理不透明狀況,走上了規范化軌道,自我約束力不斷增強,但這并沒有改變有關商業銀行經營管理者的印象,銀行、尤其是國有商業銀行貸款大客戶集中的取向,使銀行越來越脫離了廣大小企業特別是微小企業,成為大企業的私人銀行,致使小企業融資缺口起來越大,給邊緣金融業務發展帶來了生存空間。

(二)金融機構對企業和個人的融資渠道并不十分通暢

目前,國有商業銀行經營戰略在逐步面向“重點客戶、重點項目、重點地區、重點產品”,并出于安全性的考慮,不但大大上收了貸款權限,還在信貸管理上實行了嚴格準入管理制度,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地方性商業銀行也存在“抓大放小”的傾向,這使得小企業、小客戶貸款難度加大,而且由于大部分縣域中小企業難以具備目前銀行規定的貸款條件,很難提供銀行貸款所需要的擔保或抵質押,盡而很難得到銀行、信用社的信貸支持,不得不支付高于銀行利息從邊緣金融業務進行融資。

(三)銀行業信息收集過分注重硬件信息,忽視“軟信息”在信貸管理中的作用,使不少具有能力和意愿的中小企業被拒之門外

邊緣金融業務經營者非常重視借方“軟信息”的收集,他們依靠人緣、地緣等關系獲取相關信息,從而有效解決了借貸雙方信息不對稱的問題。這些“軟信息”較之標準的企業“硬信息”(財務報表、抵押擔保及信用紀錄等),對正確決策的作用更大。而目前我國銀行往往只注重收集企業的財務報表、抵質押情況等“硬信息”,忽視對借款人的人品、還款意愿等“軟信息”的考查,導致不少有還款能力和意愿的借款人被拒之門外。同時,正在發展的中小企業由于缺乏可抵押的財產,且嫌辦理有效抵押或擔保的手續繁瑣,收費偏高,貸款審批時間長、環節多,因而不得不考慮邊緣金融業務融資。

(四)銀行業激勵與約束制度的執行標準過高、過嚴

近幾年,各銀行紛紛上收貸款權限,實行嚴格的信貸審批和考核制度,部分商業銀行甚至不切實際地追求新增貸款“零風險”和“100%的收貸收息率”,片面實行“貸款責任終身追究制”。由于信貸權限上收,了解中小企業“軟信息”的基層信貸員沒有貸款權力,卻要承擔100%的收貸收息責任;而遠離企業“軟信息”的上級行憑企業“硬信息”決定是否貸款。其后果是信貸人員貸款越多,收回的風險就越大,導致基層銀行機構慎貸、惜貸、懼貸,使得一些發展前景良好的中小企業無法獲取銀行貸款,不得不轉向邊緣金融業務市場融資。由于商業銀行上收貸款權,貸款審批主體遠離申請主體,從而加劇了借貸雙方的信息不對稱,延長了貸款審批時間。而縣域中小企業貸款一般都具有時間急、頻率高、數額小的特點,許多企業和個體工商戶不得不求助邊緣金融業務。

二、邊緣金融業務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一)邊緣金融業務游離于監管之外,容易誘發非法辦理金融業務行為,干擾正常的金融秩序年終歲尾,企業和個人用錢的地方增多,在企業貸款難、無恰當的籌資渠道,而銀行等主要資金融部門貸款權收緊的情況下,邊緣金融業務就有了掙錢的對象和時機,一些部門或個人便私下抬錢或變相吸收存款發放貸款。雖然這種做法是被嚴令禁止的,但由于管理不利,且非法放貸有當物作質押或抵押,當物的價值遠高于貸款額,當不能按期收回貸款時,可以通過處理絕當物品而收回貸款,一般不會受到損失,從而使其業務違規難以有效根治。

(二)容易引發經濟糾紛

邊緣金融業務行為沒有明確的管理部門,特別是在當前貸款利率相對較低的情況下,邊緣金融業務大多與高利貸聯系在一起,而高利貸是不受法律保護的,一旦出現糾紛,就會影響社會穩定。

(三)從業人員專業知識不足,行業風險過高

大多數從事邊緣金融業務的企業是以個人和中小企業為對象,主要經營房地產、黃金首飾、股票證券、古玩字畫、交通工具、二手房按揭等業務,發展晚、規模小、資金實力不足。同時,由于大多數的業務經辦人員沒有金融工作經驗,對金融業務知識不了解、了解不足或對金融業務及金融法律知識知之甚少,不能有效判定哪些業務違法,哪些業務不違法,從而造成行業經營風險增加。

(四)影響金融業的正常發展,加大借款人的經營成本

因違規辦理融資業務,邊緣金融業務發展不僅造成存款分流,影響銀行信貸的擴張能力,加大銀行的信貸風險,同時因利率過高,造成行業利潤失衡,也加大了以經營為目的的借款人本身負擔,增加了經營風險。三、規范邊緣金融業務管理的幾點建議

不難發現,在目前社會意識形態下的邊緣金融業務負面影響,在一定的條件下是可以轉化的。只要正確引導,以市場為導向,對邊緣金融業務加以規范,對非法融資加以遏制和制止,我們便可以完全掌握邊緣金融業務的相關情況,使其成為金融運行的重要組成部分,有效支持社會經濟發展。

(一)以形成多元化金融體系,建立充分競爭的金融秩序為目標,促使正常邊緣金融業務在合法化環境下得到充分發展

實踐證明,邊緣金融業務正逐步擴大其體外運行的體系,并發揮著銀行業金融機構無法替代的作用。筆者建議:一是在正規金融機構過少,邊緣金融業務較為活躍地區,鼓勵成立社區(農村)合作組織內部的、不以盈利為唯一目的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并以法律形式明確,對符合一定條件的互助合作機構允許其承接政府支農資金,或作為國家政策性銀行政策資金在鄉村基層的承接載體或二次轉貸單位,在保證國家農業資金直接投入到基層村社同時,加快對民間金融向社區(農村)資金互助合作機構的改制。二是適當發展典當機構,充分發揮其對民營經濟資金需求方便、靈活、快捷的融資作用。并對目前存在超業務范圍經營典當業務的寄售行、舊物行等不合法邊緣金融業務機構進行積極引導,創造多種條件將之“改良”為典當行或其他正當的邊緣金融業務機構。三是根據民間信用機構發育程度和邊緣金融業務法律法規,適時成立專門的民間信用管理組織,對機構化的邊緣金融業務活動進行有效的管理和服務,促進邊緣金融業務機構在規范中發展,在發展中成熟,并逐步建立起市場經濟基礎上的充分競爭的現代金融秩序。

(二)監管機構要從穩定和發展地方經濟的大局出發,共同強化邊緣金融業務的行業管理,努力建設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

篇(3)

(一)正規金融機構及其主要職責

1.中國農業銀行:支持農業生產和農產品銷售,既經營商業性業務,又經營政策性業務,從上個世紀80年代起開始進行商業化改革。

2.中國農業發展銀行:承擔國家規定的政策性金融業務并財政性支農資金的撥付。

3.農村信用合作社:農村正規金融機構中唯一一個與農業農戶具有直接業務往來的金融機構,是農村正規金融機構中向農村和農業經濟提供金融服務的核心力量。

4.農村郵政儲蓄:吸收儲蓄,再把儲蓄資金轉存入中央銀行,開展存貸業務。

(二)民間金融形式

農村非正規金融是指農村中非法定的金融機構所提供的間接融資以及農戶之間或農戶與農村企業主之間的直接融資。目前,我國的民間金融主要有三種形式:

1.無組織無機構的個人借貸和企業融資(如企業相互融資、企業非法集資等);

2.有組織無機構的各種金融會,屬于互助資金性質;

3.政府沒有認可的有組織有機構的各種融資形式,如私人錢莊、典當行、基金會等。

二、我國農村金融存在的缺陷和問題

雖然我國農村大部分地區已經達到溫飽,正在向小康邁進,但GDP的增長速度較為緩慢,與大城鎮的經濟發展相比還存在相當大的差距,農村金融體系未能對我國農業經濟的發展起到應有的作用,而且其自身發展還存在諸多缺陷和問題,造成了農村資金匱乏,使其不能充分發揮潛在優勢。

(一)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單一,金融機構匱乏

目前,在農村金融市場上已形成了農村信用社、農業銀行、農業發展銀行“三駕馬車”共存的局面。但是農業發展銀行作為政策性銀行,其業務經營范圍十分單一,專門行使糧、棉、油收購貸款資金的封閉管理,業務空間日益狹小;本來“重農”的農業銀行將競爭視角從農村轉向城市,農村網點大量撤并,人員銳減,在支持農村經濟發展上投入相對較少。因此支持“三農”經濟,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重任責無旁貸地落在了農村信用社身上,使農村金融服務體系更為單一。

(二)農村信用社包袱沉重,力不從心

由于農村信用社多年積累的歷史問題較多,又受到資金規模、硬件設施、業務品種、結算條件等方面的限制,普遍存在資產質量不高、經濟效益欠佳和人員素質欠缺等問題,肩負的職責與自身的能力不相匹配,致使農村信用社在支持“三農”經濟發展過程中力不從心。

(三)農村金融機構資金外流嚴重,金融機構撤離加劇

農村政府指導下的政策銀行,眾多的商業銀行,農村信用社,農業保險,郵政儲蓄等等機構更多的成為名義上支持農村建設的機構,這些機構更多的將農村資金流向上級城市,正式的金融機構實質上并未履行農村金融資金供給的責任。除此之外,大量國有商業銀行紛紛從農村金融體系中撤離,據不完全統計,國有商業銀行撤并機構達到4萬個。農村金融機構中有限資金的外流加之國有商業銀行的紛紛撤離給我國農村金融體系的發展造成了嚴重的困難。

(四)農村貸款利率偏高,利息負擔較重

目前,農村金融貸款利率偏高,加重了農民的貸款利息負擔。盡管中央規定了農村信用社貸款利率浮動的區間,但由于農村金融市場不夠發達,在利益機制的驅使下,其貸款利率不但不可能下浮,而且也不愿意低浮,使農民貸款優而不惠。

(五)非正規性金融服務活躍但問題突出

與農村中正規性的金融機構提供的服務相比,農村中非正規性金融服務非常活躍,主要是民間的、地下的借貸需求增加,規模不斷增大。這些金融服務雖然一定程度上起到優化資源配置、便利交易、補充農村正規金融服務的作用,但是,這些金融活動風險大、利率高,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宏觀調控的效果,影響了正常的金融只需,加劇了農村社會的不安定因素。

(六)農業保險發展滯后

農業是高風險的產業,我國又是世界上自然災害最嚴重的國家之一,但當前我國農村保險業發展滯后,無法滿足農村經濟對風險控制的需求。由于農業保險的“高風險、高成本、高賠付”特征,加上不可預測因素多,預期收益低,與保險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目標相左,各保險公司不愿涉足農業領域,積極性低。

(七)農村政策性金融支農力度不足

當前農村政策性金融機構資金來源不足,大多數由政府全部或部分出資,而且在運營中多靠政府扶持。支農力度不夠,在支持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業經濟活動等方面作用較少,對農戶、個體工商戶、涉農民營企業支持也有限。

(八)農村小額信用貸款發放難

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小額農戶貸款對于急需脫貧致富的農民群眾無疑是雪中送炭,但農村金融機構卻很難發放。主要原因,一是一些農民信用觀念淡薄,逃廢債務等違規行為時有發生;二是小額農貸業務量超常,放貸成本高;三是清收手段脆弱,致使很難使用依法、強制扣款、變賣資產等手段清收貸款;四是農民風險防范能力弱,受社會、自然、市場條件的影響很大,小額農貸風險很大。

三、我國農村金融發展對策及建議

(一)發展多種類型的農村金融機構,完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

引導金融機構根據農村經濟發展的現狀和前景,盡可能地發展多層次的網點。規范和引導民間金融,適當發展農村互金融組織和互擔保組織,逐步完善農村金融組織體系。

(二)繼續推動和不斷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加強其合作金融功能

積極拓寬農村信用社信貸支農渠道,加大對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和涉農產業龍頭企業的支持力度。大力開展和開發農村信用社的中間業務,提高盈利水平。對農村信用社進行股份制改造。

(三)加速推進農業擔保和保險業務,分散和降低農業風險

適當降低擔保機構設立門檻,鼓勵多渠道籌集資金。加快發展農產品期貨市場,開發農產品期貨新品種,鼓勵農產品生產經營企業進入期貨市場開展套期保值業務。進一步完善農村地區的信貸市場、保險市場、期貨市場,建立功能完備、分工合作、競爭適度的農村金融市場體系。

(四)建立農村利率定價機制,降低農民貸款成本

制定符合農村信貸資金供求特點的利率管理政策,對農戶小額信用貸款等支農貸款要實行優惠利率,以減輕農民的負擔,增加農民收益。建立科學、合理的貸款利率定價機制。增加與農民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優惠貸款利率,以降低農村居民特別是偏遠落后地區農村居民的融資成本。

(五)加強和改進金融監管

利用政策扶持推進農村金融改革,對農村金融組織要執行有差別的監管政策。通過財政補貼、擔保或稅收減免等措施促使金融機構增加對農業和農村的信貸投入,實行支持農村金融機構發展的稅收政策,引導金融機構在農村地區經營。

四、總結

農村金融作為我國農村經濟發展中最為重要的資本要素配置制度,在農村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明顯。盡管目前我國農村金融服務的整體水平不高,農村金融體系存在一定的缺陷和問題,但是,通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業和農民自身各方面的調整,農村金融體系一定會逐步完善與健全,將會為我國農村經濟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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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本文作者:孫銳工作單位:吉林省能源局

日本金融監管體制特征日本金融廳作為日本金融監管的最高行政部門,對日本金融市場實行統一監管,全面負責對金融市場的監管工作。除此以外,日本成立了以不同監管職能為主的專業監管部門,由日本銀行負責執行貨幣政策的實施與制定,根據法律規定,日本銀行有權與有業務往來的金融機構簽署檢查合同,有權行使其職能,檢查市場金融機構,對其經營中潛在的各種風險進行有效控制,力求在實現職能監管的基礎上,保留分業監管的優勢。日本金融廳與日本銀行的分工不同,業務重點不同,但雙方具有協同性,各自發揮專業技術優勢,實現機構改革的平穩過渡,也就使得銀行監管具有了雙頭監管的功能。為了加強工作的協同性,法律規定,受金融廳長官節制,日本銀行應允許金融廳職員查閱相關資料,并向金融廳出示檢查結果。這種協同機制在實際工作中加強了信息共享,建立了溝通平臺,雙方工作人員通過日常的互換信息,形成了相互配合的密切關系。為減輕下屬金融機構的負擔,協商機制又發揮了重大功能,監管機構不干預金融機構的具體業務,主要通過增強居民的風險意識、信息披露等服務機制實現對金融體系的監管。

德國金融監管體制特征德國金融監管局是德國金融監管的最高機構,主要職責是保證德國金融產業正常運行,確保金融機構、保險企業和銀行的清償能力。德國金融監管局下設三個專業部門,分別監管銀行、保險、證券三種業務,同時還設置有三個交叉業務部門,專門負責處理交叉領域的問題。德國銀行監管對從業機構資信有嚴格要求,銀行開展業務前必須符合充足的資本要求,同時還要有至少兩個專業、資信水平高的管理人員。有資格提供銀行服務和產品的機構必須具有良好管理水平和償付能力。銀行監管部門進行持續監督,資本充足要求和資本充足的流動性是檢查的重要內容,還必須檢查銀行是否存在大額風險暴露,未提足壞賬準備以及違反審慎監管標準等問題。在監管方式上,監管部門聘請外部審計師對開展證券業務的信用機構和金融服務機構進行外部審計。此外,德國金融體系中不可或缺的是咨詢委員會,委員會成員包括了消費者保護協會、金融機構代表和學術團體等咨詢服務機構,主要作用是提供建議,提供如何提高監管水平的策略等。

完善金融監管的法制建設根據中國金融業發展趨勢,應以立法的形式明確界定金融監管當局的權利和義務,制定和出臺金融監管的相關辦法,嚴格規定金融機構的市場認定制度,對于符合資本條件的機構允許經營金融產品,對于不符合資本條件和流動型要求的機構嚴格控制。強化金融執法,進一步賦予銀監會、證監會等國家金融監管機構重大權力,并保證其在運作上的獨立性。大力整頓金融秩序,堅決取締非法金融機構,嚴禁任何非法金融活動。加強金融監管的國際合作隨著金融市場的不斷開放,金融監管不僅涉及一國金融行業,中國金融業已經逐步融入國際金融體系,與國際金融市場的協同效應開始逐步增強,市場的需求決定了中國金融監管機構必須加強跨國的金融監管合作和政策協調,防范國際金融危機。必須深化人員交流、信息共享、風險管理技術等方面的合作,實現中國金融監管與國際金融機構的對接。立集中穩定的金融監管機構越來越多的混業金融集團出現,使得現行的“一行三會”制度和協調機制無法從根本上對其實行有效監管。因此,成立一個長期穩定的金融監管機構迫在眉睫。介于我國政府機構改革的現狀,在具體實施監管的過程中,三會仍然按照各自領域各自分工,但遇到交叉領域或者重復監管的領域時,要由統一的金融監管機構協同三會進行監管,由固定人員和在三會中臨時抽調的人員組成監管團隊,并在監管過程中行使主要權力。現行機構之間要有效溝通,并且要定期由金融監管機構牽頭組織一行三會的聯席交流會,進一步加強和完善金融監管的協調機制。金融監管機構作為一個長期并穩定的有效機制,可以更好地與國際進行合作與溝通,加強我國在國際金融監管領域的地位,對我國金融國際化有長遠的意義。

篇(5)

一)網絡金融內涵所謂網絡金融,又稱電子金融(e-finance),從狹義上講是指在國際互聯網(Internet)上開展論文的金融業務,包括網絡銀行、網絡證券、網絡保險等金融服務及相關內容;從廣義上講,網絡金融就是以網絡技術為支撐,在全球范圍內的所有金融活動的總稱,它不僅包括狹義的內容,還包括網絡金融安全、網絡金融監管等諸多方面。它不同于傳統的以物理形態存在的金融活動,是存在于電子空間中的金融活動,其存在形態是虛擬化的、運行方式是網絡化的。它是信息技術特別是互聯網技術飛速發展的產物,是適應電子商務(e-commerce)發展需要而產生的網絡時代的金融運行模式。

二)網絡金融的特征1、業務創新。網絡金融以客戶為中心的性質決定了它的創新性特征。為了滿足客戶的需求,擴大市場份額和增強競爭實力,網絡金融必須進行業務創新。2、管理創新。管理創新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金融機構放棄過去那種以單個機構的實力去拓展業務的戰略管理思想,充分重視與其他金融機構、信息技術服務商、資訊服務提供商、電子商務網站等的業務合作,達到在市場競爭中實現雙贏的局面。另一方面,網絡金融機構的內部管理也趨于網絡化,傳統商業模式下的垂直官僚式管理模式將被一種網絡化的扁平的組織結構所取代。3、市場創新。由于網絡技術的迅猛發展,金融市場本身也開始出現創新。一方面,為了滿足客戶全球交易的需求和網絡世界的競爭新格局,金融市場開始走向國際聯合。另一方面,迫于競爭壓力一些證券交易所都在制定向上市公司轉變的戰略。4、監管創新。由于信息技術的發展,使網絡金融監管呈現自由化和國際合作兩方面的特點:一方面過去分業經營和防止壟斷傳統金融監管政策被市場開放、業務融合和機構集團化的新模式所取代。另一方面,隨著在網絡上進行的跨國界金融交易量越發巨大,一國的金融監管部門已經不能完全控制本國的金融市場活動了。

二、網絡金融的風險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網絡金融的興起使得金融業變得更加脆弱,網絡金融所帶來的風險大致可分為兩類:基于網絡信息技術導致的技術風險和基于網絡金融業務特征導致的經濟風險。首先,從技術風險來看,網絡金融的發展使得金融業的安全程度越來越受制于信息技術和相應的安全技術的發展狀況。第一,信息技術的發展如果難以適應金融業網絡化需求的迅速膨脹,網絡金融的運行無法達到預想的高效率,發生運轉困難、數據丟失甚至非法獲取等,就會給金融業帶來安全隱患。第二,技術解決方案的選擇在客觀上造成了技術選擇失誤風險,該風險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所選擇的技術系統與客戶終端軟件不兼容,這將會降低信息傳輸效率;二是所選擇的技術方案很快被技術革新所淘汰,技術落后將帶來巨大的經濟損失。其次,從經濟風險來說,網絡金融在兩個層面加劇了金融業的潛在風險:其一,網絡金融的出現推動了混業經營、金融創新和全球金融一體化的發展,在金融運行效率提高,金融行業融合程度加強的同時,實際上也加大了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其二,由于網絡金融具有高效性、一體化的特點,因而一旦出現危機,即使只是極小的問題都很容易通過網絡迅速在整個金融體系中引發連鎖反應,并迅速擴散。

三、網絡金融發展存在的問題務規模有限,收入水平不高,基本上處于虧損狀況。第二,網上金融業務具有明顯的初級特征。我國的網絡金融產品和服務大多是將傳統業務簡單地“搬”上網,更多地把網絡看成是一種銷售方式或渠道,忽視了網絡金融產品及服務的創新潛力。在主觀方面,主要存在兩點問題:第一,未能進行有效的統一規劃。我國網絡金融的發展因缺乏宏觀統籌,各融機構在發展模式選擇、電子設備投入、網絡建設諸方面不僅各行其道,甚至還相互保密、相互設防,造成信息、技術、資金的浪費和內部結構的畸形,不僅不利于形成網絡金融的發展,還有可能埋下金融業不穩定的因素。第二,立法滯后。一方面與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網絡金融立法滯后。我國此類法律極為有限,只有《網上證券委托暫行管理辦法》、《證券公司網上委托業務核準程序》等幾部法規,并且涉及的僅是網上證券業務的一小部分。另一方面與傳統金融業務健全的法律體系相比,網絡金融立法同樣滯后。面對網絡金融的發展和電子貨幣時代的到來,需要進一步研究對現行金融立法框架進行修改和完善,適當調整金融業現有的監管和調控方式,以發揮其規范和保障作用,促進網絡金融積極穩妥地發展。

四、建議應采取的對策針對上述風險和問題,提出以下幾點對策。(1)確立傳統金融與網絡金融并行發展的戰略。(2)建立專門的指導和管理機構。(3)加快網絡金融立法。(4)造就復合型金融人才。(5)改革分業管理體制。(6)加快電子商務和網絡銀行的立法進程。(7)銀監會應提高對網絡銀行的監管水平。(8)大力發展先進的、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信息技術,建立網絡安全防護體系。(9)建立大型共享型網絡銀行數據庫。(10)建立網絡金融統一的技術標準。

篇(6)

FINANCEEVOLUTIONTHEORETICSANDOURFINANCIALSYSTEM''''SREFORMATION

CHENLiu_qin

(TianjinEconomic&DevelopmentResearchInstitute,Tianjin300202,China)

Abstract:Thispaperanalyzesfinancecontrolanditslocalization,financedeepenanditsdisfigurementinherently,financerestrainanditstropismonthepolicy,putforwardthatourfinancialsystem''''sreformationshouldconfirmthefinancedeepenasanultimategoalofthereformation,takethefinancerestrainasanessentialmeasure,andharmonizetheconnectionbetweencurrencyfinanceandeconomicdevelopment.

Keywords:Financecontrol;Financedeepen;Financerestrain;Financialsystem;

一、金融抑制及其局限性

金融抑制,是指中央銀行或貨幣管理當局對各種金融機構的市場準入、市場經營流程和市場退出按照法律和貨幣政策實施嚴格管理,通過行政手段嚴格控制各金融機構設置和其資金運營的方式、方向、結構及空間布局。金融抑制可以促使銀行等金融企業謹慎運作,控制經營風險,確保銀行的安全性、流動性和清償力,能促進銀行體系的穩健發展和市場競爭機制良好運作,在銀行業的穩定和效率之間尋求最佳平衡點;當出現金融風波,甚至金融危機時,可盡可能以最小的代價保持銀行業等金融企業的穩定。

但隨著金融國際化,自由化和國際金融電子化技術迅速發展和金融創新,金融抑制難度不斷增大,抑制成本激增,在金融領域造成“非市場性風險”,其具體表現為:1、扭曲了金融資源的價格,造成虛假供求關系。金融抑制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實際利率(存、貸款利率)被壓得過低,不能真實反映資金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狀況。其表現為政府對公營部門強制性低息信貸以及外匯市場的外匯管制等。對銀行體系規定過高的準備金率和流動性比率也是價格扭曲的一種形式2、導致金融市場發育不健全,損傷市場對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金融抑制是以人為的力量替代市場力量,其直接成本是各項管理費用,間接成本是阻斷市場力量的資源配置作用而產生的對銀行等金融企業效率的破壞,同時,金融業務易被少數國有金融機構所壟斷,缺乏競爭,金融效率低下。3、導致市場分割。市場分割首先表現為金融抑制經濟中金融體系的“二元”狀態:一方是遍布全國的國有銀行和擁有現代化管理與技術的外國銀行的分支網絡,組成了一個有限的,但卻是有組織的金融市場;另一方則是傳統的、落后的、小規模的非正式金融組織,如錢莊、地下金融市場等。其次表現為與“二元”體系相關或不相關的資金流向的“二元”狀態:有組織的金融機構遵循政府制定的低貸利率,將資金貸給公營部門及少數大企業,而大量小企業及住戶則被排斥在有組織的金融市場之外,只能以較高的利率從非正式金融機構獲得所需的貸款。另外,金融抑制還導致政府不適當的資金投向干預而累積大量的金融風險。

可見,金融抑制是“通過扭曲包括利率和匯率在內的金融資產的價格,再加上其他手段,這種戰略會縮小或壓低相對于非金融部門的金融體系的實際規模或實際增長率。”金融抑制政策主張以金融管制代替金融市場機制,其結果自然難免導致金融體系整體功能的滯后甚至喪失。

二、金融深化及其內在缺陷性

1973年美國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羅納德·麥金農出版了《經濟發展中的貿易與資本》一書,其同事愛德華·肖也于同年出版了《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一書。兩人都以發展中國家的貨幣金融問題作為研究對象,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對金融與經濟進行了開創性研究,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論。他們首次指出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后的癥結在于金融抑制,深刻地分析了如何在發展中國家建立一個以金融促進經濟發展的金融體制,即實現金融深化,開創了金融深化理論的先河。金融深化理論主要針對當時發展中國家實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如對利率和信貸實行管制等提出批評,力主推行金融深化戰略,以金融自由化為目標放松或解除不必要的管制,開放金融市場,實現金融市場經營主體多元化以及貨幣價格(利率)市場化,使利率真實反映市場上資金的供求變化,由市場機制決定生產資金的供求變化和流向,刺激社會儲蓄總供給水平的提高,從而便利資本的籌集和流動,有效地解決資本的合理配置問題,提高投資效益,促進經濟發展。由此可見,金融深化理論為發展中國家促進資本形成,帶動經濟發展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和思路。它既彌補一般貨幣理論忽略發展中國家貨幣特征的缺陷,又克服了傳統發展理論忽略貨幣金融因素的不足,突出強調了金融體制和金融政策在經濟發展中的核心地位,進而為發展中國家制定貨幣金融政策,推行貨幣金融改革提供了理論依據。這一理論及政策建議得到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積極支持和推廣,同時也得到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贊賞,對20世紀70年代以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金融體制改革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透過傳統的金融深化理論,我們可以發現金融深化暗含這樣一個假設:金融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市場中的信息是完善和公開的,并存在一個競爭完全不受任何阻礙和干擾的市場結構,且市場中的主體是理性的。但現實經濟使得金融深化理論假設存在著缺陷,主要表現為:1、現實的金融市場存在不完全性和昂貴的信息搜尋成本。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信息不完全問題,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市場面臨兩大約束,一是利率限制導致的利率約束,一是信息不完全導致的信息約束。金融深化理論只重視前者,而忽視后者。由于信息約束,放任金融市場自由化會造成多方面的市場失靈,導致金融體系動蕩。2、金融市場發展滯后對金融自由化存在制約。金融市場的落后是政府過度管制的原因,而過度管制又導致金融市場的更加落后。忽視市場落后,取消政府管制,就會帶來市場混亂。金融深化理論主要研究和強調的是后者,忽視前者對放松政府管制,即金融深化過程的制約。超越或滯后金融市場發展的金融自由化都會給金融市場帶來混亂和不穩定。3、金融深化使得國際流動資本對開放資本項目國家貨幣的投機更加容易,使小國經濟或落后經濟容易出現經常性的波動,它不僅沒有起到穩定器的作用,相反任何促使經濟增長的努力都被非正常的波動所侵蝕,這些國家為了經濟的穩定,不得不采取適當的官職措施或非完全的金融深化措施。4、金融深化理論對于發展中國家很不適應。金融深化理論表面上研究的是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問題,提出的政策主張應該適用于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改革,但他們的研究對象是以私有制基礎的完善的市場經濟,實際上適用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金融深化理論的政策主張和目標對于小國或經濟落后國家而言并非是美好的。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就是明證。

三、金融約束及其政策取向

進入90年代,信息經濟學的成就被廣泛應用到各個領域,尤其是應用到政府行為的分析中。但很多經濟學家分析了在信息不完全的前提下金融領域的“道德風險”、“逆向選擇”等問題,托馬斯·赫爾曼、凱文·穆爾多克、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于1996年在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論基礎上,提出了金融約束論,認為政府對金融部門選擇性地干預有助于而不是阻礙了金融深化,提出經濟落后、金融程度較低的發展中國家應實行金融約束政策,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觀經濟穩定,通貨膨脹率低并且可以預測的,正的實際利率),通過對存貸款利率加以控制、對市場準入及競爭加以限制以及對資產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來為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并提高金融體系運行的效率。本人認為它對我國制定金融政策同樣具有參考價值。

金融約束是一種選擇性政策干預政策,政府金融政策制定的目的是在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機會,刺激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的發展,并促進金融深化。金融約束是與金融抑制截然不同的政策。金融約束的前提條件是穩定的宏觀環境、較低的通貨膨脹率、正的實際利率。最關鍵的是金融抑制是政府從金融部門攫取租金,而“金融約束的本質是政府通過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間部門創造租金機會,而不是直接向民間部門提供補貼。”

租金創造并不一定要靠利率限制來達到,政府也可以采用金融準入政策、定向信貸和政府直接干預等創造租金,只要政府使銀行和企業獲得了超過競爭性市場所能得到的收益而政府并不瓜分利益,這就可以說政府為它們創造了租金。通過創造經濟租金,使銀行和企業股本增加,從而產生激勵作用,增加社會利益。

金融約束的政策取向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1、政府應控制存貸款利率。即將存款利率控制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但要保證實際存款利率為正值),減低銀行成本,創造增加其“特許權價值”的租金機會,減少銀行的道德風險,激勵其長期經營。只要存款利率控制適度,則金融約束是有好處的;如果控制力度過大,資源配置將受到扭曲,金融約束將會蛻變為金融抑制。只要干預程度較輕,金融約束就會與經濟增長正相關。

2、嚴格的市場準入限制政策。嚴格的市場準入政策并不等于禁止一切的進入,而是指新的進入者不能侵占市場先入者的租金機會,如果沒有市場準入的限制政策,銀行數目的增加將使資金市場競爭加劇,租金下降,激烈的無序金融競爭會造成社會資源浪費,甚至還可以導致銀行倒閉,危及金融體系的穩定。為保護這種租金不至于消散,一個重要的保護手段就是限制進入者的進入,以維持一個暫時的壟斷性存款市場,對現有存款市場的少數進入者進行專屬保護。嚴格的市場準入政策可提高金融體系的安全性,對整個社會經濟具有重要的外部效應。

3、限制資產替代性政策。即限制居民將正式金融部門中的存款化為其他資產,如證券、國外資產、非銀行部門存款和實物資產等。金融約束論認為發展中國家證券市場尚不規范,非正式銀行部門的制度結構薄弱,存款若從正式銀行競爭流向非正式銀行部門會減低資金使用效率,也不利于正式銀行部門的發展。而資金若由居民部門移向國外,則會減少國內資金的供應,擴大國內資金的缺口,對國內經濟尤為不利。

金融約束是發展中國家從金融壓抑狀態走向金融自由化過程中的一個過渡性政策,它針對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轉軌過程中存在的信息不暢、金融監管不力的狀態,發揮政府在市場“失靈”下的作用,因此并不是與金融深化完全對立的政策,相反是金融深化理論的豐富與發展。

四、我國金融體系改革的思考

目前,金融體系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是金融體系的混合性,即政府限制行為與市場行為并存,管制價格與市場價格并存。隨著中國經濟市場化改革的進程,政府管制逐漸放松,相對獨立的貨幣金融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顯著,成為影響中國經濟運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從上面對有關金融理論的初步分析,我們至少可以考慮:

1、確定金融深化是我國金融體系改革的終極目標。

前面分析到,金融深化理論與實際金融有著明顯的差異,傳統的金融深化理論亦存在其內在缺陷性,但這并不構成金融深化的客觀需要,盡管自亞洲金融危機后,亞洲各國及歐美的一部分學者對金融深化產生了懷疑,認為全球金融體系的不完善和各國金融發展的明顯差異使得金融深化在實施過程中必然會帶來全球性的金融混亂和不和諧。但我們應該認識到:(1)從自由化的進程來看,在政府對貿易和金融的管制放松后,世界經濟和各國的經濟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總體上保持了經濟的增長,金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加大,表明自由化的收益是大于其所付出的代價。(2)東南亞金融危機重要原因是危機各國不可持續的宏觀經濟政策和不適當的金融深化措施導致的。實施金融深化的國家常常把放松金融管制等同于放松金融監管或放開不管,過分地追求金融深化是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而忽視了經濟可持續增長所必須的協調的金融因素,忽視完全金融深化所必須具備的內在制度剛性要求。比如,要進行利率市場化改革就必須先有或者同步進行金融體系市場化或完善化,這是金融深化論一個很重要的前提。

因而,我們應客觀的對待金融深化理論與實踐,絕不能因一些發展中國家在推行金融深化進程中發生了金融危機,就認為金融深化與金融危機二者之間有某種必然的因果關系。實踐證明,有效、合理的金融深化實踐會提高經濟發展的績效,還可以提高一個國家抵御金融風險的能力。一些發展中國家之所以在金融深化的進程中發生了金融危機,其根本原因在于選擇了過于激進、超前的金融深化戰略。我國在實施金融體制改革時,不能把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論,簡單的理解為完全取消政府干預的金融自由化,應在放松管制的同時關注市場的落后對放松管制的制約作用,注重金融深化的漸進性、層次性和持續性,“金融深化是伴隨著整體經濟改革發展的一個漸進過程,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應根據經濟發展的成熟程度和經濟運行的內在邏輯做出合理的時序選擇和安排,分階段和有計劃地進行。”在推進金融深化的過程中,要結合本國金融改革的現實條件和制度風險,加強對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的監管,逐步建立與經濟可持續發展相協調的金融體系。

2、金融約束成為我國金融體系改革的必要手段。

考慮到我國目前金融體系中累積了大量的金融風險,因此在改革進程中,我們應客觀的評價和估計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所可能帶來的長期性風險,本著市場配置資源的原則,結合我國金融體系的實際情況,在經濟轉軌時期采取必要的金融管制與金融深化相結合的改革方略是顯示可行的。

除了解決政府需不需干預經濟和金融活動的問題,我國還需要解決如何把握干預力度,避免信息不對稱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的問題。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1997年就曾指出,政府的不當干預才是造成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本質原因:在危機中資產價值的猛跌使很多金融中介機構破產,從而暴露出金融機構在金融活動中的破壞作用;而金融中介機構的借貸活動與資產價值之間存在著一種政治經濟動力關系,政府對金融中介機構或明或暗提供的債務擔保,是造成金融中介機構進行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的根本原因。金融約束論從信息和激勵的角度,抓住了解決經濟金融問題的兩個基本點,一方面政府應創造條件使決策者掌握信息,或讓有信息能力的行為人成為決策者;另一方面政府可利用自身掌握和擁有的信息能力,為金融中介機構創造持久有效經營的激勵機制。當然政府的職責不是直接提供擔保和保護,而是促進金融體系市場約束機制發揮作用,積極促進信息的傳播,增加市場上可供信息的公開化,并充分發揮掌握內部信息的金融機構和民間組織的優勢,而非越俎代庖,過多干預,避免金融約束政策蛻變為純粹的金融干預政策,嚴格的金融約束政策與金融抑制可能只相差須臾。“金融約束應該是一種動態的政策制度,應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向更具競爭性的金融市場這一大方向的邁進而進行調整。它不是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預之間靜態的政策權衡,與此相關的問題是金融市場發展的合理順序。”

在金融約束政策框架下,政府的作用既不是“親善市場論”強調的政府只能促進市場建設,不應干預金融經濟;也不是“國家推動發展論”所要求的政府為了彌補市場失靈,必須始終強力干預金融經濟;而應是“市場增進論”的觀點,即政府的職能是促進民間部門的協調功能,發揮政府進行選擇性控制的補充,避免產生不利于社會大眾的道德危害,使我國在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穩步實現真正的金融深化。

另外,我國進行金融體系改革的過程中,也必須要協調貨幣金融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目前,我國“經濟貨幣化”趨勢有所增強,貨幣金融對經濟的支持強度與日增強,廣義貨幣(M2)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上升到130%左右,都充分說明貨幣金融在經濟中的廣度和深度都有質的變化。貨幣金融在經濟中的地位和影響逐步加大。隨著我國開放程度的深化,外部的沖擊已經開始影響本國貨幣金融政策的有效性,影響本國經濟的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這說明開放經濟中,貨幣金融政策一經濟發展有相當強的關聯。因此,在充分考慮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的基礎上,制定與我國經濟發展目標相協調的貨幣金融政策,避免金融業脫離經濟發展的需要而獨自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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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二)存貸款業務總量居中上游水平首先是存款余額。2012年末臨沂市各項存款余額3043億元,全省排名第7位,但與排在其前的濟寧、淄博都非常接近。2013年6月末臨沂市各項存款余額3477億元,排名上升至全省第6位;2013年8月末臨沂市各項存款余額3583億元,排名再次上升,達到全省第5位。(見圖6)從存款歷年數據看,臨沂存款占全省存款的比例從2009年的低點(5.08%)開始攀升,至2013年8月末,占比升至5.80%。(見表2)其次看貸款情況。2012年末臨沂市各項貸款余額2150億元,全省排名第6位。(見圖7)從貸款歷年數據看,臨沂貸款占全省存款的比例長時間穩定在第6位,2013年開始進入全省第5位。(見表3)最后,看一下儲蓄存款情況。值得注意的是,臨沂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在山東17地市中排名第5,長期以來高于存款和貸款排名。同時,臨沂市儲蓄存款占全部存款的比重達到63.9%,高出全省平均數十幾個百分點。儲蓄存款屬于穩定的基礎存款,儲蓄存款占比高,一方面說明臨沂金融業發展潛力大,另一方面也意味著目前臨沂金融發展程度較低。(見表4、圖8)

(三)銀行信貸支持實體經濟的力度落后于全省平均水平1.貸存比指標。近年來,臨沂的貸存比指標低于全省平均,且差距不斷擴大。臨沂與全國相比,2012年前還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但2013年已經落后于全國。貸存比低于平均數意味著存款資金外流。(見下頁圖9圖10)2.貸款/GDP。貸款/GDP比例是一個主要的金融發展的指標,同時也代表信貸對經濟的支持力度。長期以來,貸款/GDP比值看,山東省顯著落后于全國,而臨沂又落后于全省。2012年全省17地市的貸款/GDP比值來看,臨沂僅為0.71,低于全省平均(0.86)。在全省17地市中排名僅列第7位。

(四)銀行信貸支持實體經濟力度顯著落后于金華臨沂經濟的突出特點是商貿物流業的發達,形成“南有義烏,北有臨沂”的商貿格局。根據臨沂市統計局數據,目前臨沂商城擁有專業市場101個,2012年共實現交易額1771.8億元,同比增長18.1%。2013年上半年,臨沂商城實現市場交易額1009.5億元,同比增長16.4%。交易額穩居全國第二、江北第一。金華和臨沂兩地經濟結構特征類似,都是商貿物流業發達,而發達的商貿物流業帶來了大量的資金流。因此,理論上預期兩地的金融發展水平理應相似且金融發展程度均較高,所以把臨沂與浙江金華市作比較,有一定的參照意義。從經濟規模看,2012年臨沂市GDP為3012.81億元,金華市為2010.77元,臨沂高于金華。但存款、儲蓄存款和貸款余額方面,金華均顯著高于臨沂。(見表5)從貸存比指標來看,近年來,金華市貸存比一直高于全國,臨沂市多數年份也略微高于全國。由于兩地商貿物流發達,因而資金的供求旺盛,貸存比高于全國平均也是非常自然的。但從兩市直接比較來看,臨沂市貸存比遠低于金華,說明臨沂銀行系統資金從本地向外地流出較多;金華貸存比長期超出銀監會對商業銀行貸存比75%的上限管制,說明金華是資金凈流入地區,有利于支持本地實體經濟的發展。(見圖13)從貸款/GDP比率指標看,臨沂與全國平均差距很大,與金華的差距巨大。以2012年為例,金華貸款/GDP比率為1.60,臨沂僅僅為0.71,遠遠低于金華,即使與全國的1.23相比,也顯著落后。由此可見,銀行系統對臨沂經濟發展的支持力度遠遠低于金華。(見圖14)綜合省內比較和外省地級市的比較,有理由認為,以銀行業衡量的臨沂金融發展水平不高,銀行貸款不足構成了臨沂經濟發展的瓶頸因素。

二、股票市場對實體經濟的支持臨沂的金融市場融資發展較快。

根據臨沂市金融工作辦公室提供的數據,2012年,全市通過發行股票、企業債券、票據等方式共實現直接融資121.7億元,其中股票融資份額較小,僅有當年4月27日,中盛資源在港交所首發上市,募集資金2.11億元。由此可見,債券市場和貨幣市場融資在臨沂已經得到一定的發展。但是,因債券市場和貨幣市場的可比數據難以獲得,所以只分析臨沂企業在股票市場融資情況。

(一)臨沂企業在滬深股票市場融資相對落后截至2013年12月,臨沂在滬深交易所上市公司4家。本來還有另外兩家上市公司,一家是新華錦,前身為蘭陵陳香,已被魯錦集團收購,注冊地變更為青島;另一家是香江控股,前身為山東臨工,已被香江集團收購,注冊地變更為深圳。(見表6)山東全省在上海和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152家,落后于可比省份較多。而臨沂與全省比較來看,數量僅處于全省并列第11位,低于GDP排名。因此,臨沂境內上市公司家數過少,從國內股票市場得到非常有限的融資支持。(見圖15)

(二)海外股票上市融資活躍截至2013年10月,臨沂市境外上市企業約21家(減去近年兩家退市企業,還有19家),分別在新加坡交易所、香港交易所、馬來西亞吉隆坡主板等境外證券市場上市,大約占山東省境外上市企業的1/4,居全省首位。在新加坡證交所,更是形成了知名度較高的“臨沂板塊”。海外上市為臨沂企業帶來了大量資金,也改善了公司治理,對臨沂民營經濟的發展有較大的促進作用。(見表7)

三、臨沂新入駐銀行業機構貸存比與原有銀行比較

由于銀行信貸在非金融企業的融資結構中仍占據主導地位,因而改善存貸比對于增強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力度至關重要。所以進一步考察臨沂不同類型銀行機構的貸存比差異,尋找臨沂市貸存比低于全省及外省可比城市的根源所在。近年來臨沂市銀行業領域的一個重要變化是新引進了多家異地銀行。2009年3月,臨沂民生銀行開業,成為第一家來臨設立分支機構的全國性中小型股份制商業銀行。此后,浦發、招商、興業、華夏、交通、中信等全國性股份制銀行,日照、威海等城市商業銀行紛紛進駐臨沂,各金融機構迅速成長。新引進銀行在改善臨沂市的貸存比方面是否成功呢?我們僅簡單地以2013年8月末數據進行分析。臨沂市新設異地股份制銀行8月末總體貸存比為74.6%,而全市金融機構合計的貸存比為67.1%,股份制銀行高出7.5個百分點,這是一個很高的比例。如果再考慮到全國第五大銀行交通銀行也是新引進的,而且也是全國性股份制銀行,其貸存比為98.5%,那么新設股份制銀行對改善臨沂貸存比,提高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度,發揮了其應有的作用。而新引進的城市商業銀行,貸存比僅僅為40.9%,遠低于全市平均。其實,全國范圍內各城商行普遍貸存比低,而臨沂這些新設的異地城商行貸存比甚至遠低于其總行。由此可見,新引進城商行在改善金融支持實體經濟方面沒有做出什么貢獻。(見表8)

四、政策建議

臨沂要發展成為區域性金融中心,尚需強力推進金融改革和金融創新等系列舉措,但我們認為以下四點政策非常關鍵,也是當前優先要做的工作。

(一)大力引進和成立金融機構,迅速增加金融機構數量既要引進銀行機構也要引進非銀行機構;既要引入牌照管理機構也要引進非牌照管理機構;既要發展傳統金融機構和也要鼓勵新興機構比如私募股權基金、蓬勃興起的互聯網金融等等;既要新設和引進法人機構,也要發展非法人的分支機構。在發展草根金融機構方面,充分利用好省政府確定的臨沂市為全省兩個開展民間融資規范引導試點市之一的政策,發展各種形式的民間融資,目前重點推動民間融資服務公司發展壯大。此外,當前正在發展中的村鎮銀行、小額貸款公司和各類農村資金互助合作組織,要繼續推進。

(二)提高存貸比,增加信貸量采取靈活多樣的措施安排增加信貸投放量。政府的財政專項存款按照各家銀行貸款量進行匹配。甚至是一些軟措施也可以靈活實施,比如說市里召開會議時銀行與會者的座位安排按照貸款發放量大小而不是行政級別排位。繼續引進全國性股份制銀行。對于臨沂市“十二五”金融業改革發展規劃中提及的“至2016年城市商業銀行達到6家”,根據前文分析,城商行貸存比過低,所以對于引進城商行我們持保留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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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區域指介于兩類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區域之間,與周邊區域有著廣泛密切的聯系而又明顯區別于周邊區域的經濟區域,主要包括七大經濟地帶中的中部五省:河南,安徽,湖北,江西,湖南。該區域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經濟位置,在知識經濟悄然而至,西部大開發戰略正式實施之際,其經濟的發展不僅有利于提高經濟的整體發展水平,還將給西部的發展帶來更大的發展空間。

一、過渡區域現實中的經濟地位、經濟發展的意義及其區域發展優勢分析

過渡區域的五省均為農業大省,其GDP中農業產值的比重較其它地區都要高。表1顯示了自1995年至1998年各區域人均GDP的變化情況,從表中可以看出,雖然過渡區域人均GDP在逐年有所緩慢的增長,但增長的速度正逐步放慢。

過渡區域經濟的現狀迫切要求其經濟有較大的發展,“臺階式”發展戰略的切實實施同樣需要過渡區域經濟的即時發展。首先該區域經濟的發展能進一步提高社會經濟整體水平,有利于該區域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次,對西部大開發也有重要的支持作用。其一,過渡區域在整個國家經濟體系中起著“東接西聯”的作用,經濟發展了,各種基礎設施的完善才能實現,如公路網等的建設必須以區域經濟發展為前提,進而為東西部有形生產資料的流通創造條件。其二,過渡區域經濟實力的增長還可增加對人才培養的投入,過渡區域人才培養量的增加可緩解西部的人才供求矛盾。因此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也要求有過渡區域經濟發展的大力支持;最后過渡區域經濟發展對減輕東部地區就業壓力、促進東部地區“夕陽產業”的轉移并最終實現東部地區新興產業發展空間的拓展有重要現實意義。因此,過渡區域經濟的發展不僅對該區域自身有好處,同時更可直接和間接作用于整個社會,促使國家經濟發展實現“持續、快速、健康、穩定”的目標。

過渡區域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及經濟運行紐帶上的特殊聯結地位,與西部地區相比較,在國家對中部地區同樣有部分政策傾斜的同時,更容易發展起自己的經濟。特別是現今經濟增長主要是以提高生產效率、加速資金積累、促進技術進步為依托,而不是單純依靠廉價勞動力、土地價格和低技術的組裝。

第一,所處位置的特殊性。它處于東部沿海地區和西部不發達區域之間,同時也處于七大經濟地帶中三大階梯地帶的中間地帶,較之于西部有更大的發展經濟的地理優勢;第二,特殊的產業結構。過渡區域的五個省份均為農業大省,但又有別于純粹的農業省份,它們均有一定的工業基礎,如合肥和長沙的輕工業和電子工業,武漢的汽車和鋼鐵工業等,而且工農業之間的相互促進發展也比較成熟;第三,生產要素的占有優勢。生產要素從廣義上講主要包括土地、資本、勞動力和企業家才能,在知識經濟條件下還包括知識的占有和利用,過渡區域無論在自然資源還是在人才、科研等知識資源方面都占有較之與西部的優勢;第四,經濟核心地帶的存在。中部五省經濟發展都有著一個共同特征,即存在經濟核心地帶,如長沙——株洲——湘潭、南昌——九江、合肥——蕪湖——巢湖——銅陵、武漢——黃石、鄭州——洛陽——新鄉地區等,它們的存在能對周邊地區產生輻射效應,從而有利于該區域各省份經濟的整體發展;第五,該區域的經濟與東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相比較,具有較強的可持續發展能力;第六,經濟運行紐帶上具有重要的中介作用,一國國民經濟正常運行離不開諸如運輸業等的流通部門,過渡區域由于它的特殊的位置,東西部地區的各種資源的有效流通必須依靠過渡區域這一中介區域充分發揮“傳輸”作用,所以過渡區域在國家實施“階梯式”發展戰略時擁有發展自己經濟的優先優勢。

二、從過渡區域金融業的特殊性及其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看,過渡區域的金融業有必要加大對本區域經濟發展的支持力度

金融部門作為經濟的核心部門,在社會經濟發展中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經濟的發展離不開金融的支持,同時金融業的發展也離不開經濟發展對整個產業部門推進的反作用。以知識為首要生產要素的新的經濟形態在我國悄然而至,西部大開發戰略也已進入實施階段,國家將對西部地區實行政策上的傾斜,如減免新設企業所得稅、對新建企業實行優惠政策等,這樣西部地區對社會資金的吸引能力必定會強于過渡區域。而同時東部地區在近二十年的飛速發展中,其金融業較之全國其他區域的發展程度都要高,它的投融資渠道相對比較完善,如我國兩大證券交易所均設在東部地區,所以該區域的企業至少在通過上市融資這一吸引投資方式上具有優勢,因而東部地區也可利用它的完善的投融資渠道吸引社會資金,同時加上其擁有完善的基礎設施及社會服務體系和保障體系,因而在資金的引入方面間具有對過渡區域的絕對優勢。在社會資金總量有限的情況下,過渡區域經濟發展既無政策傾斜優勢,又無完善的投融資渠道可用,過渡區域經濟如何在東、西部地區爭分社會資金的夾縫中得到長足發展。筆者認為,只有充分利用過渡區域的現有金融資源,加速資金的流轉并使其發揮出最大效用才能解決這一問題。在這樣的環境下,過渡區域的金融業便具有了較之于其他區域金融業的特殊的使命,其特殊性要求它必須義不容辭地擔負起該區域經濟發展中的投融資責任。

過渡區域的金融業支持本區域經濟發展,本身其實也可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受到其帶來的整個產業部門的更高層次的拉升作用影響,特別是在我國即將加入WTO時,過渡區域的金融部門為了能更好的迎接挑戰,更需要有本地區經濟快速健康發展的環境。以下從三方面論證過渡區域金融業的穩定建康發展必須以該區域經濟發展為基本前提。

(一)、金融業從業人員多,但人員素質較低,入世后高層次金融人才將更難留住

1997年過渡區域金融業從業人員約為45萬,其中大專以下學歷的占25萬以上,大專學歷的約有11萬,研究生學歷的僅占剩余員工的0.5%左右。在我國加入WTO后,外資金融機構將利用高薪,出國留學深造等方式吸引走大量高層次人才,從而使國內金融機構從業人員的業務水平進一步降低。過渡區域的金融機構為防止“人才流失——效益低下——待遇水平下降——人才流失”這一惡性循環的出現,就必須使金融機構的盈利增加,從而提高工資、福利待遇、增強競爭能力等。

(二)、商業銀行、城市信用社網點雖多,但受服務質量、技術水平、開發金融工具能力等的影響,加入WTO后它們將面臨嚴峻挑戰

1999年商業銀行、城市信用社通過增設分支行、點等,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達59622億元,比上年增長11.6%,貸款余額93734億元,比上年增長12.5%。但是過渡區域金融機構的吸收存款能力較全國平均水平來說要低,且其服務質量、技術、開發及運用金融工具的能力受本地區經濟水平的制約,在入世后,將受到國外銀行高效管理、高開發運用金融工具的能力的挑戰,要在世貿組織的逐步自由化原則及相關協議規定的五年左右時間的保護期內,使服務質量、開發金融工具的能力得到提高,就必須通過發展本區域經濟來解決利潤率提高這一問題。

(三)、證券業、保險業等金融機構同樣將受到國外此類經營機構的一整套科學有效的管理及雄厚資金實力的挑戰

入世后,外資證券業經營機構的一整套科學有效的管理,完善的服務體系將吸引走部分投資者;外資保險業經營者也會憑借自己完善高效的理賠處理而吸引走部分投保者。過渡區域的證券業和保險業在受到挑戰的威脅時,唯有依靠本地區經濟的發展,利用這段保護期努力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開發新的金融產品才能吸引并穩住更多的投資者和投保者。

以上從三方面分析了過渡區域金融業在入世后將面臨的挑戰,而所有問題的解決都必須以過渡區域經濟的發展為基礎,故而金融部門有必要對該區域經濟發展作出最大力度的支持,否則自身的發展亦將受到嚴重威脅。因而過渡區域的經濟發展需要金融業的支持,同時過渡區域金融業的發展也需要有該區域經濟健康發展的大環境為前提。

同時過渡區域要想吸引外國金融機構的投資,也必須以該區域的經濟發展為前提。只有在擁有了一個良好的經濟環境,國外金融機構對本區域的投資回報有較高的預期時,它們才會到本地區來投資,進而增加本區域內的資金總量,促進過渡區域經濟的發展。

三、過渡區域的金融部門對發展該區域經濟支持方式探討

從前面分析的金融業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可以看出,過渡區域的金融業要得到長遠發展,是很有必要對過渡區域的經濟發展作出支持的,特別在目前知識經濟到來,我國加入WTO的腳步日益臨近時,尤其顯得必要。筆者認為金融部門可從以下五個方面給予過渡區域以金融支持。

(一)、對人才的培養、科技創新等知識資源方面的支持

21世紀是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經濟實際上是建立在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和利用之上的一種經濟形態,它的到來說明了知識、信息的重要性。人才作為知識的載體,在21世紀的經濟發展中將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故而過渡區域經濟的發展離不開人才的培養,金融部門是首要的便是從提高該區域人員素質入手,借此提高投融資服務的質量。

第一,加大對科研院校建設的支持力度,增加科研投入及科研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方面的投入。過渡區域的科研水平在全國占中上等,但在本地區實現他們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率卻并不高,不能與其科研水平相匹配。這不是說他們的研究成果沒有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而是指在過渡區域,科研成果沒有得到很好的利用,約有80%的科研成果是被東南沿海地區利用而創造出巨大的生產力的,過渡區域的金融機構因此有必要增加這方面的投入,讓科研成果能就地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從而發展本區域經濟。

第二,對人才培養、再深造的投入。人才是知識這一知識經濟時代必備生產要素的載體,若要在知識經濟時代實現持續快速的經濟發展,高素質人才的培養是不可或缺的。首先,實行學生助學貸款,降低貸款條件。1998年,過渡區域高等院校就讀學生占全國高等院校在校生的20.89%,中等專業學校學生中過渡區域學生僅占26.31%,這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各高校在五省錄取總人數少,另一方面也是家庭經濟負擔不起引起的結果。學生助學貸款的實行,的確解決了不少學生的求學問題,但由于貸款條件對于70%以上的貧困生來說過于苛刻,所以現行的助學貸款并沒有發揮最大效用,故而有必要降低貸款條件。人才是一種高附加值的可再生資源,它有著很高的投入——產出比,因而貸款條件的降低不會帶來諸如不良資產的形成方面的經營風險;其次,支持各種機構、單位等的人員再深造。當代社會的知識更新速度很快,今日的人才很可能會成為明日的“廢物”,所以人才的再培養深造并非多余,金融部門在過渡區域現行條件下不僅有必要加大對自身職員的再培養深造,而且還應支持其它各種機構單位職員的再培養深造。

第三,支持地方政府實現高層次人才的培養目標。據深圳市市長李子彬在該市教育會議上透露的消息,深圳將為到其讀研究生的學生給予每年3萬元的學費及生活費的獎學金性補貼,這一消息說明東南沿海地區不僅要挖走內陸省份培養的高層次人才,還有意于挖走內地的中低層次人才。過渡區域的政府由于受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財政不可能與沿海經濟發達省份一樣給予同等支持,所以,金融部門的特殊資金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二)、對各種產業的投入應視產業結構調整為首要目標,要有選擇有重點的增加資金投入量

自98年以來我國的通貨膨脹率持續了二十多個月的負增長,國內有效需求一直難以啟動,國家為了能迅速啟動內需,一方面實行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以擴大投資需求;另一方面,實施西部大開發計劃,試以擴大經濟規模總量推動新一輪的經濟增長。以上兩方面的措施已經起到一定的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1999年GDP增長達到7.1%,財政收入達到11377億元,比上年增加1501億元,同比增長15.2%。2000年第一季度經濟增長也呈現出強勁勢頭,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為18173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8.1%,其中第一產業增長3%,第二產業增長9.3%,第三產業增長7.5%。

然而,作為國內市場重要部分的農村消費市場卻依然未能啟動,經濟要發展,就不能忽視農村市場的有效啟動。過渡區域各省均為農業大省,農村市場潛力巨大,所以過渡區域經濟的發展很大一方面要靠農村經濟的發展來推動。農村消費市場的啟動,應將著眼點放在耐用消費品上,如何啟動這部分市場,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增加農民的可支配收入。1994年過渡區域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為4177元,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160元,到1998年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為5307元,農民可支配收入為1908元,據預計2005年農民實際收入將受入世影響而下降2.4%,城鎮居民的實際收入則會上升4.6%,如此城鄉差距將進一步擴大。因此,金融部門對農村經濟發展必須給予更多的資金支持。

而同時,過渡區域的城鎮經濟由于受到產業結構的制約,城鎮經濟的發展與沿海省份城鎮經濟相比亦有較大差距,同樣需要金融部門資金的引導性支持來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

(1)、增加對以農產品為基本原料的加工業的投入

80年代中期鄉鎮企業迅速發展,其生產總值約占當時國民生產總值的30%。鄉鎮企業的發展,為緩解農村人口的城市化給城市帶來的就業壓力起了很大作用,據統計,1978年以來共有一億多農業勞動力轉移到鄉鎮企業。但以前建立起來的鄉鎮企業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的,過渡區域的鄉鎮企業在這方面表現得更為突出,在知識經濟條件下,以廉價勞動力為基礎的產業的發展是很難的。但是鄉鎮企業的資金有限,人才培養、技術改進很難有資金的保障,所以鄉鎮企業由勞動密集型向技術、知識密集型的轉變困難重重。為了解決這一必須轉變與難以轉變的矛盾,筆者認為可走一條中間型的過渡戰略,即依舊利用勞動力優勢,大力發展高附加值產品產業。在農村的鄉鎮企業,無疑最好的方法便是發展以農產品為直接原料的加工業,對農產品進行深加工,使之成為含有高附加值的產品。金融部門在此方面可作如下方面的資金引導性投入:第一,增加對農產品初步生產的資金投入,因地制宜,引導農民對種植業內部產業結構進行調整,增加適合本地種植且可深加工的農產品的種植量;第二,增加對農產品提供深加工企業的資金投入;第三,增加對特色產品生產人員的科技培訓的資金投入量,最終提高產品的科技含量,增強產品的競爭能力。

(2)、支持以家庭為單位的家庭型企業的發展

中國的汽車業在近年得到了較快的發展,然而中國的汽車工業卻依舊未能擺脫大而全或小而全的企業發展模式,一個汽車廠家的產品基本上都靠自己生產的零部件的組裝來完成,“生產流水線”這一高效率的生產方式自福特創立以來,在生產過程中發揮了極大的效用,但在中國卻未得到很好的利用。一個大的企業需要有小的企業的支持,這樣整體生產效率才會有較大的提高,為此有必要按合作性分工發展一些小企業,過渡區域的現狀約束性的要求應大力發展家庭型企業。首先,家庭型企業的發展有助于實現本地區的工業水平在整體上有一個大的提高。過渡區域擁有一定的工業基礎,但由于受到資金人員等的限制,企業規模很難有較大的擴張,所以過渡區域的大企業只能依靠與小型企業的逐步聯合來實現規模經營,而家庭型企業正是最佳聯合對象,同時家庭型企業也可在與大企業的聯合中發展壯大自己。其次,家庭型企業由于所需投入的資金量少,生產產品單一,與大企業聯系緊密,因此資金的流動性較強,資金周轉速度快,比較符合過渡區域金融機構的現實資金支持能力。最后,家庭型企業的發展不僅對農村經濟的發展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而且還可以提高整個物質生產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所以,過渡區域的金融業有必要對家庭型企業給予資金支持。金融部門可在保證信貸資金安全性的前提下選擇適當的投資方式,如租賃信貸等;同時,加強對發放的貸款的追蹤監管力度,提高資金的運行質量。

(3)、建立風險投資基金,促進對科技型中小企業的風險投入

科技型中小企業以科技為主導,經營靈活,經濟效益高,但由于它們的經營風險亦較大,資金短缺嚴重,導致科技型中小企業在過渡區域發展舉步維艱。因此,過渡區域的金融機構通過成立風險投資基金,組織本區域乃至東部地區的游資,促進該區域科技型企業的發展,最終實現區域經濟的發展和經濟增長潛力的提高。

(4)、城鎮金融機構的信貸款應偏重于制造業,使其在產業結構中占主導地位

盡管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在增大,城市經濟的發展速度也遠遠快于農村.。但這些并不說明過渡區域城鎮的產業結構很合理,相反,城鎮的產業結構由于受到80年代以上海為代表的“三二一”發展模式的影響,偏于發展服務業、房地產等第三產業。發展經濟學認為只有當制造業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達到36%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2100美元左右,經濟結構才向成熟經濟的社會過渡,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才屬合理,而目前過渡區域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750美元左右,所以過早發展第三產業很不適當。

過渡區域1996年制造業從業人員占總勞動人數的16.8%,同期全國平均水平為18.3%,根據國際比較,1994年日本制造業勞動力占總量的23.7%,德國則更高,達到28.7%。由此,過渡區域的制造業發展的空間依然很大。

所以過渡區域在綜合上述兩點理由后極有必要發展以制造業為主的工業。金融部門支持制造業發展可從以下兩方面著手:第一,對制造業企業的融資渠道的多樣化改造的支持。制造業的發展需要大量資金,單一的融資渠道難以滿足其對資金的需求,所以金融部門必須使融資渠道多樣化,可采用如支持其上市而得到股市資金的支持,引導各種投資主體進行直接投資等方式;第二,通過“債轉股”等形式進一步降低制造業企業的負債,這種方式在另一方面還可促成金融業與制造業的聯合,從而形成聯系密切的新的集團性的利益主體。

(三)、增加對商品流通部門建設的投入

我國已進入了產品相對過剩時期,買方市場正式形成,然而,自1997年以來市場的有效需求一直難以啟動,但商品流通市場的作用依舊不可小視,經濟的大發展只有在商品流通部門健康發展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而過渡區域的商品流通部門的發展現狀根本無法支持經濟的健康發展,具體情況見表4,所以金融部門有必要對過渡區域的商品流通部門建設給予一定的金融支持。考慮到有形市場的現狀,過渡區域的金融部門應將支持的重點放在自身業務水平提高這點上。

第一,提高金融機構自身的業務經營水平,努力開發便于本區域商品交易的金融工具。金融部門為了能一方面支持過渡區域商品流通體系的完善建設,另一方面也出于對促進自身發展方面的考慮,極有必要提高開發和運用新型金融工具的能力。如大力推廣信用卡、發展電子錢包業務、實現銀行間的一卡通、建設POS終端、引入綜合賬戶管理體系等。

第二,做好為無形的商品交易市場提供服務的準備。信息產業帶來的不僅僅是信息的共享,同時它也給商品交易方式上帶來了一場巨大的變革,盡管目前過渡區域的網上購物還不普及,但過渡區域的金融部門應該未雨綢繆,加速自己在信息網絡方面的軟硬件建設。

第三,切實做好支持當前有形市場建設與管理方面的工作。如增設ATM(自動取款機)和CDM(自動存款機)、擴大服務種類與范圍等。

(四)、加大對社會中介組織建設的支持力度

社會中介組織廣義上是指起媒介作用的組織。主要包括四類:監督類、商務類、公益類及智能類。無論是哪一類中介組織都對經濟發展起著重要的媒介作用。黨和政府對社會中介組織建設也表現出高度重視。同志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的機構改革部分中就曾指出要“調整和減少專業經濟部門,加強執法監管部門,培育和發展社會中介組織”。過渡區域的經濟發展離不開社會中介組織的建設,過渡區域的金融部門對于社會中介組織建設理所當然的應擔負起扶植的責任,并積極與其合作共同發展。下面就四類中介組織與金融部門的關系差別,分別分析金融部門支持中介組織的設立及發展的必要性和方式。

(1)監督類。主要包括律師、會計、審計等事務所類中介組織。由于此類中介組織對經濟能起到監督作用,所以金融機構須與其積極合作,共同為市場的規范發展盡力。

(2)商務類。主要有投資咨詢公司、項目公司等。此類中介組織提供的都是有償服務,帶有明顯的商業性質,所以金融部門可以通過采取投資入股等方式參與其經營,同時在經營活動中給予適當的引導和規范。

(3)公益類。此類中介組織帶有明顯的社會性和公益性,金融部門理應給予資金、人才、信息等的支持,特別對如勞動就業指導中心及人才交流中心等的建設和運行要加大各方面的資金支持,以便使得各類人力資源能得到最充分的利用。

(4)智能類。主要包括策劃中心、軟件測試中心、現代企業設計事務所和企業形象研究顧問公司等,它們是新興的信息產業,有著“高、新、尖”的特點,與金融部門在將來發展中所需的具有信息處理及知識的綜合運用等才能的人才培養有著密切的關系,金融部門應給予最大限度的合作與支持。

(五).加大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

為了配合以上四點特別是二、三、四部分的措施能得到有效的實施,過渡區域的金融部門很有必要對基礎設施的建設增加資金支持,同時過渡區域的基礎設施建設的現狀也需要有金融部門的支持,以便基礎設施建設水平能有大的提高,降低基礎設施對吸引投資的阻礙力。

基礎建設在信息時代應包括運輸系統建設、信息系統建設及環境建設。過渡區域經濟若要得到大的發展,必須建設兩個網:一個是交通運輸網的建設,以便于有形生產要素的流轉;另一個是信息網建設,以便于有利于該區域經濟發展的信息能及時獲取和。三類主要金融機構在支持基建方面根據各自的特點可采取以下三種適合自己的方式:

第一,銀行類機構適宜采用直接投資方式。商業銀行根據自己信貸經營的特點,同時利用目前全行統一核算、統一調度資金、分級管理的財務制度,加大對過渡區域基建項目的申報審核和評估力度,從而增加對基建的信貸投入;政策性銀行根據其資金來源的財政性及使用的有償性,也可對基建適當增加投入;合作性金融機構資金運用需以安全性為首要前提,對基建的投入必定可以使其安全性得到最大保障,同時實現自己的互經營目標。

第二,證券投資機構可采取支持它們上市從而使基建有更多的資金來源的方式。由于過渡區域五省地理位置上與深滬兩交易所較近,五省的證券經營商可以與兩交易所聯合共同促進二板市場的發育成熟,從而讓基建項目和科技型中小企業都能得到社會上最廣泛資金的支持。

第三,保險部門可通過設立風險投資基金對基礎建設進行直接投資。風險投資基金的設立一方面可以使保險業的大量資金找到更好的出路,實現資金的增值;另一方面也可以促成對基建項目投資總量的增長。

過渡區域經濟發展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作為過渡區域經濟的核心部門的金融業,只要運用的支持方式正確,使過渡區域的經濟發展優勢充分發揮出來,過渡區域的經濟騰飛就定會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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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文中對于農村金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對農村經濟的影響,在研究的過程中相應的變量包括農村經濟和農村金融,將農村的相應投資作為控制變量,使用對于傳統金融環境評析的函數模式進行計算,通過農村金融和農村經濟的關系可以得出相應的方程,并可以表示為:Y=(fK,F),其公式當中Y主要的表示農村經濟的發展的現狀,K表示為農村的資本投入,F則是代表農村金融的發展水平。通過這個模型進行響應變量的實際調整能夠有效的減少誤差的產生,確保在衡量實際的相互之間的關系的過程出現偏差。

(二)指標選擇

在進行農村金融和農村經濟增長的關系的研究當中,實際涉及到農村金融和經濟增長兩個方面的內容。在農村金融指標的選擇方面,包含兩個方面的指標內容,其中農村經融發展規模指標和農村金融發展效率指標。在衡量農村發展規模指標時涉及到一個相關的公式FIR=DL/RGDP,這個公式表示的是農村的存款金額和農村的信貸總余額之和。農村金融發展效率指標指的是農村金融中介將農村的金融存款進行轉移,轉化成信貸行業的支持,促進農村的經濟的增長效率。因此,指標的正確選擇能夠有效地減少實際在進行計算當中的差值。

二、實證分析與檢驗

(一)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在20世紀末期以及21世紀初期進行實際的選擇和控制,對于相應的農村資本投入、存款余額以及貸款余額進行有效的數據統計。通過這樣的資源的和數據的收集,在實際計算當中的準確性是對于社會發展當中農村金融的真實性有著重要的保證。因此,在模型RGDP=(fK,FIR,RLD)中,其中RGDP代表的是自然數值K代表的是在農業經濟當中的固定投資額自然對數值,以及RLD貸款比的自然對數值。

(二)單位根檢驗

在進行分析之前,應該對于相應的監測系統VAR進行單位根的檢驗工作,確定數據在實際計算當中的準確性和運行的平穩性。因此,在進行單位根的檢驗當中應該重視農村金融當中包含的各個項目,并對于其中的平穩變量和不平穩變量進行相關的控制工作,并報相關數據的穩定性,在對于單位根的檢測當中。

(三)Granger因果檢驗

Granger因果檢驗是對于標量之間的因果關系的檢驗工具,這個因果檢驗的結果是在20世紀70年代當中進行提出并實用的,其實際的操作過程對于X和Y之間的研究進行實際英國關系的評測,并且在X變量能夠對于Y進行精度的改善能夠有效地預測Y的精準度,則確定X是Y的Granger原因,如果不能預測Y的精準程度則認為其不是Y的Granger原因。農村的金融環境長期的影響著經濟增長,并且二者之間具備一定程度的協調關系。

三、實證分析結果評述

通過上述的研究結果,并且通過相應的數據進行研究,得出農村金融和農村經濟增長的關系的相關性的實際結論,下面對相關結論進行敘述。

(一)農村經濟貨幣化的正向相關性

在實際的農村貨幣的現金流通和實際的貸款金額的增加,以及農村的GDP的比重的增加在農村的經濟發展進程當中真有重要的比重,同時也是貨幣現象的重要形式。并且相應的貨幣現象的增加,有利于推動農村經濟的發展,提升經濟交易的環節和交易的速度,使得相應成本有效地節約,同時金融環境的提升使得農村的經濟發展速度逐漸地加快,為經濟的發展提供相應的保障。農村經濟增長使得貨幣大量的增加,呈現出正相關的關系,使得農村經濟發展具有強有力的支撐,符合經濟增長與貨幣化的基本規律。

(二)農村的金融貸款對經濟增長的負相關性

對于農村的金融貸款呈現出以下的特點:一是農村的金融貸款具有表面化的特點,其中的貸款僅僅是形式上的信貸模式。在農業當中的實際應用并不是很多,非農業化的現象相當嚴重。二是農村的金融機構對于金融的實際運用存在相應的弊端,沒有重視到農業的發展規律,其在活動的過程中沒有將農資發展作為重點。三是金融制度的問題,金融是維持農村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金融制度的正確實施能夠有效地推動社會的發展和農村經濟水平的提升。

(三)農村投資對經濟增長作用不明顯

在實際的農村經濟當中,投資對于農村經濟的發展不會產生顯著的成效。這與投資和經濟增長的關系相悖。在改革開放的初期階段,國家解放農村的剩余勞動力,使得農村的經濟得到相應的發展。但是在發展進程中,還是存在很多的問題,農村經濟現狀不能夠良好地利用投資。并且在實際投資時造成農村金融環境和投資脫節,造成無效投資和投資浪費等深層次的原因。

篇(10)

AbstractThispaperstudiestheeffectwhichBeijing’sfinanceindustryhasonotherindustrieswithaviewtoclarifytherelationbetweenthedevelopmentfinanceindustryandurban-ruralincomegap.Theresultshowsthatthedevelopmentoffinanceindustryhasenlargedthemarginofproceedingsbetweenurbanareaandruralarea,hencecontributestotheenlargementofurban-ruralincomegap,andputsforwardsomesuggestionstoreduceit.

KeyWordsfinance;urban-ruralincomegap;industry

一、引言

金融與實體經濟的關系的研究始于上世紀,從戈德史密斯(1969)的金融結構論,麥金農(1973)和肖(1973)的金融抑制論,以及后來的金融功能論,研究都集中在金融和經濟增長的關系上。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將金融與收入差距聯系了起來,論述了所謂的金融發展和收入分配的“庫茲涅茨倒U型曲線”關系,即收入差距隨著金融發展先擴大,后縮小。其后的研究有的認為金融發展擴大了收入差距,有的則認為金融發展縮小了收入差距。例如,Galor和Zeira(1993)認為在金融市場不完善的條件下,金融發展未必會使收入差距縮小,完善的金融市場才是金融發展導致收入差距縮小的前提。而ImranMatin,DavidHulme和StuartRutherford(1999)的研究則認為金融服務創新有助于窮人克服不完全金融市場帶來的信貸約束,幫助他們擺脫自身初始財富的門檻限制,使收入差距縮小。國內的學者如章奇(2004)、姚耀軍(2005)和溫濤(2005)等,均得出了金融發展拉大了城鄉收入差距的結論。

金融發展覆蓋的范圍比較廣,涉及到金融工具、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多個方面。北京作為中國的首都,金融產業不論規模上還是發展水平上都處于全國前列,作為金融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其對北京經濟的各個方面的影響都是巨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即從金融產業發展的角度研究金融對北京市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

二、作用機制

金融產業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機制可以簡單表述如下:一方面,金融產業發展促進了城鄉產業的發展,但由于其對它們的帶動作用不同,因此對二者結構調整的貢獻也不同,由此先是導致了二者整體收益增幅的差異,進而對勞動者報酬產生影響,造成勞動者收入增幅的差異,最終導致城鄉收入差距擴大或縮小。由于城鄉產業構成不同,金融產業對城市產業的帶動往往大于農村,因此常常會拉大城鄉收入差距;極端的情況,商業金融的逐利性使得農村原有的金融資源被抽調到城市,造成農村資金存量減少,產業受到損害,不僅拉大了城鄉收入差距,而且使得農村居民收入的絕對數減少。另一方面,金融產業發展使農民可以享受到由此帶來的征地補償和租金收入等收益,同時產業整體收益的提高也通過對稅收的貢獻增加了財政對于農村的資金投入,有助于促進農村經濟收益的提高,一定程度上又起到了減小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作用。

三、北京市情況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北京市城鄉收入差距總體呈現擴大的趨勢,只在1978年至1984年之間有過略微的降低,1984年以后迅速擴大,1996之后擴大的趨勢則有所放緩,如圖1所示。

根據《北京統計年鑒2007》計算繪制

由于征地補償和房屋租金等財產性收入在北京市農村居民收入所占的比重不大1,本文主要考察金融產業通過帶動產業發展從而影響城鄉工資收入的效果,在具體分析時則根據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所在的地理位置將北京市劃分為城區、近郊、遠郊和縣四個區域,對金融產業與各區域產業整體收益和居民收入的關系進行研究。

表1是北京市金融產業對各產業(包括其自身)的影響系數和影響系數比率2。表2是北京市各產業的人均年工資和各產業的人均年工資比率3。可以看到,在各產業中金融產業影響最小的四個產業為體育事業、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衛生和社會保障及社會福利業和農業。除農業和建筑業以外,其它三個產業都屬于公共事業,其資金主要來源于政府財政撥付,金融的影響不大;而對農業的影響較小則跟目前金融資源在城鄉之間分布不均,農民家庭經營和涉農企業貸款難有關。工資最高的產業主要是一些高人力資本的產業,與農村剩余勞動力無關;農業的工資則是最低的。

根據北京投入產出表2002計算

根據《北京統計年鑒2007》計算整理

表3的二至七列是各區域內增加值最高的六個產業所占的比重及其工資比率以及金融對每個產業的影響系數比率,最后一列沒有加括號的數字表示各產業增加值占各區域全部增加值的比重之和。由于各區域增加值最高的六個產業占整個區域增加值的比重總和都在60%以上,因此,可以認為這些產業吸納了區域內大部分就業人口,具有較強的代表性。括號里的數字表示以各產業增加值比重為權數計算的人均年工資比率或金融影響系數比率的加權平均數。這兩個加權平均數分別代表了各區域內主要產業的整體工資收入水平(或收益水平)以及金融影響力的大小。

根據《北京統計年鑒2007》和《北京區域統計年鑒2007》計算整理

從表3可以看出,城區增加值最高的八個產業人均年工資比率和金融影響系數比率的加權平均數在四個區域中基本上都是最高的,其次為近郊和遠郊,縣區最低;遠郊的金融影響系數比率的加權平均數高于城區和近郊。因此,總體上看,城區各產業平均工資最高,金融產業對其的整體影響力也最大;縣區平均工資最低,金融影響力也最小;近郊和遠郊介于二者之間。這表明金融對整體收益越高的區域的產業影響力越大,而對整體收益越低的區域的產業影響力也越小,這樣,金融產業的發展勢必造成城鄉產業整體收益差距的擴大,進而拉大城鄉收入差距。但是也應該看到,由于遠郊金融產業的整體影響力高于其它區域,則有可能促進該區域產業結構調整以更快的速度進行,從而使其未來與城區和近郊的收入差距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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