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現代化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法制現代化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一、我國茄子種植的概況

茄子在全世界都有分布，在亞洲、非洲、地中海沿岸、歐洲中南部、中美洲均廣泛種植。因在歐美等地，只有在較低緯度栽培，品種不多，故世界各國中以中國茄子栽培面積最大，總產量最高。據FAO年鑒的統計資料，2004年全球茄子收獲面積為170.1萬公頃，總產量為2984萬噸；我國收獲面積為81.7萬公頃，總產量為1653萬噸，分別占世界收獲面積和總產量的一半左右。2005年我國茄子種植面積為70.26萬公頃，產量32.2t/hm2，總產量2263.4萬噸。我國茄子種植面積最大的6個省依次是山東、河南、河北、四川、湖北、江蘇。

茄子是我國南北方主要的蔬菜種類之一，在生產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我國各地栽培普遍，尤其是在廣大農村，茄子的栽培面積遠比番茄大。東北、華東、華南地區以栽培長茄為主，華北、西北地區以栽培圓茄為主。茄子適應范圍廣泛，容易栽培，生長期長，產量較高，是夏秋季的主要蔬菜之一。

在自然條件下，我國長江以南無霜地區可以一年四季生產，北方地區只能在無霜期季節栽培，每年7月、8月、9月采收供應市場。過去，在漫長的冬春季節，北方吃不到新鮮的茄子。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中后期，塑料中、小棚開始應用于蔬菜栽培，可以把茄子生產時間提前或延后1個多月，經濟效益明顯高于露地。同時，用塑料薄膜替代玻璃作為溫室透明覆蓋物，促進了我國塑料溫室的發展，加蓋外保溫設施（草苫、紙被），可使茄子生產再提前1～2個月。這樣在北緯40°左右的地區可在2～3月份吃到新鮮茄子，經濟效益又得到了進一步的提高。到了80年代中后期，隨著高效節能型日光溫室和功能性塑料薄膜的發展，加之內外保溫設施和先進栽培技術的應用，使北緯40°左右的地區，冬季在不加溫的情況下能生產出茄子，并在春節前后上市，創產值達30萬元/hm2。

目前我國的茄子生產已經實現了周年供應。長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區形成了塑料棚、地膜、遮陽網三元覆蓋型周年系列化保護栽培體系；黃淮海平原地區形成了高效節能型日光溫室、塑料棚、地膜、遮陽網四元覆蓋型周年系列化保護栽培體系；東北、西北、內蒙古及山西的大部分地區，形成了高效節能型日光溫室、塑料棚、地膜三元覆蓋型周年系列化保護栽培體系，使這一地區在不加溫的情況下，茄子能夠全年生產和周年供應。由于茄子較耐貯運，它已成為由蔬菜生產基地運往城鎮、南方運往北方的大宗蔬菜之一。茄子的產量高，市場廣闊，經濟效益十分顯著，在生產規模上已由農村的一家一戶零散栽培發展到大規模的商品化生產，成為菜農致富的項目之一。在山東壽光，十幾年來，利用日光溫室保護，對茄子反季實施秋冬茬、越冬茬、冬春茬大面積栽培，使其成為冬春季也能大量外銷的主要鮮嫩漿果商品蔬菜之一，因反季節價格高，一般每茬茄子產鮮果150～225t/hm2，純收入30～45萬元/hm2。

二、我國茄子種植的發展趨勢

2.1栽培品種專用化

茄子不同栽培方式及生產目的對品種有不同的要求，特別是今后隨著茄子標準化生產的發展，要求茄子的各種栽培方式都將有與其相配套的專用優良品種。

2.2設施栽培規模將不斷擴大

溫室、大棚茄子生產的規模將不斷擴大，露地茄子的生產規模將日益減少，茄子的生產和市場供應將日趨均衡。設施栽培具有栽培環境易于控制、產品質量好、受自然條件影響小、栽培期長、產量高、效益高，特別是設施栽培可以根據市場需求靈活調節生產時間、安排栽培茬口、避免產品的上市時間過于集中等一些優點，是蔬菜高產高效栽培的發展方向。同其他蔬菜一樣，作為主要的設施蔬菜，茄子設施栽培的規模也將呈不斷擴大的趨勢。

2.3栽培管理措施更加科學

茄子的生產技術日趨完善，栽培技術將配套化，各種栽培方式都將有與其相適應的科技含量較高的配套栽培管理措施。

2.4管理技術現代化

一些科技含量較高的現代管理技術被普遍推廣應用，其中諸如嫁接栽培技術、新法整枝技術、化控技術、再生栽培技術、微灌溉技術等科技含量較高的先進技術將受到重視。

2.5茄子生產已向質量、安全、效益、標準化方向發展

現在人們對蔬菜的品質，尤其是蔬菜的安全衛生特別重視，國內不少市場已實行蔬菜市場準入制，而國際市場綠色壁壘更加嚴峻，因此菜農必須生產無公害蔬菜。在無工廠廢氣、廢水、廢渣污染的基地種菜；生產過程中不使用劇毒和高殘留農藥；對癥選用高效低毒農藥，嚴格控制濃度、用量、安全間隔期；盡量使用腐熟農家肥，控制使用化學氮肥，避免蔬菜中硝酸鹽含量超標，在此基礎上生產的有機蔬菜（不使用任何農藥、化肥、激素），才能以高價在國內外市場暢銷。

茄子實行標準化生產是大勢所趨。標準化生產是按照一定的生產流程和操作規范對蔬菜進行生產管理，其主要目的是通過控制茄子的生產環境，減少化肥、農藥和其他有害物質的使用量，確保蔬菜生產過程無公害，生產出符合有關質量標準要求的茄子產品。

三、當前制約茄子種植效益提高的關鍵問題

3.1缺乏綜合性狀優良的品種

目前大多數茄子品種在結果能力和果實的品質方面表現得比較好，但在抗病性方面，特別是在抗土傳病害方面表現得較差。雖然也有一些茄子品種對常見病害具有比較強的抗病性，但在結果能力、果實品質等方面卻表現得比較差。另外，在保護地栽培方面，也還缺乏溫室和大棚專用的茄子品種。

3.2栽培方式單調、落后

目前，我國茄子栽培主要采取的是露地栽培和簡易小拱棚栽培2種形式，高產高效的塑料大棚、溫室等大型保護地栽培方式的應用程度還比較差，遠遠落后于黃瓜、番茄等蔬菜。

3.3茬口安排過于集中

目前我國茄子栽培茬口主要是早春茬與晚春茬，而栽培效益更高的秋冬茬與越冬茬卻安排得比較少。茄子的上市時間主要集中在6～9月份，造成茄子季節性局部過剩，不僅不能保證茄子全年均衡上市供應的要求，而且由于茄子盛產期價格偏低，也影響了栽培效益。

3.4病蟲害危害嚴重

隨著茄子種植面積的擴大，茄子病蟲害呈逐漸加重的趨勢。由于受品種的抗病能力限制以及茄子嚴重重茬的影響，加上茄子害蟲和病原菌抗藥性的不斷增強，目前茄子生產上的病蟲危害普遍較重。不僅莖葉發病厲害，而且如黃萎病、線蟲病等一些土壤傳播病害的發生程度也較嚴重，一些發病嚴重的地方，特別是重茬嚴重的保護地里，已到了無法繼續種茄子的地步。

3.5種子質量參差不齊

目前，市場上茄子品種很多，來源復雜，種子質量參差不齊。農民選種時應慎重，以免給自己造成損失。

3.6高新技術推廣普及的程度還比較差

目前，多數地方仍沿用傳統的、落后的茄子栽培技術，特別是在保護地栽培中，與保護地栽培相配套的新法整枝技術、微灌溉澆水技術、配方施肥技術、病蟲害煙劑防治技術、二氧化碳氣體施肥技術、化控技術、再生技術等應用得更差，相反更多的是把露地茄子栽培的一套做法搬進了溫室、大棚內，從而限制了保護地茄子的生產潛力發揮。

我國茄子的供應主要是通過增加種植面積來取得的，茄子的單位面積產量與國外發達國家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

3.7無公害生產程度偏低

由于盲目追求高產，以及受落后的栽培方式和設備的限制，目前茄子生產中大量使用化肥、農藥現象比較普遍，特別是氮素化肥和劇毒農藥的使用量在一些地方長期居高不下，導致茄子產品中的硝酸鹽和農藥殘留嚴重超標。

參考文獻

[1]李錫香，蔚.茄子種質資源描述規范和數據標準[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6.

[2]吳場鎧.早熟茄子栽培技術[J].現代農業科技，2007（16）：47.

篇（2）

一、體育文化釋義

(一)體育文化概念的界定及特征

文化,廣義指人類在社會歷史實踐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狹義指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機構。作為意識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作用于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體育是以身體活動為媒介,以謀求個體身心健康、全面發展為直接目的,并以培養完善的社會公民為終極目標的一種社會文化現象或教育過程。[1]從文化和體育的概念我們可以得到體育文化的概念,大而言之,指體育運動本身所蘊含的圍繞體育運動所形成的一切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總和;小而言之,又可指體育運動某一方面的文明因素。因此,所謂體育文化,是一切體育現象和體育生活中展現出來的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就是說,人們在體育生活和體育實踐過程中,為謀求身心健康發展,通過競技性、娛樂性、教育性等手段,以身體形態變化和動作技能所表現出來的具有運動屬性的文化。體育文化是人類本身需求的特殊反映。它是人類在體育生活和體育實踐中創造出來的,并通過有形的身體形態、動作技能、運動器材、物質,以及無形的與社會屬性相關的意志、觀念、時代精神反映出來,顯現了各具特色的存在方式。

體育文化和其他文化一樣反映了一個時代、一個國家或民族的特征,并規范著人們的體育行為,也影響著人們的價值觀念。從體育文化的概念中可以看出體育文化具有以下特征:其一,體育文化總是與人的體育生活緊密聯系在一起;其二,反映本民族的、傳統的體育特征,這些傳統的體育文化規范著本民族的體育行為,也影響著人們不同的體育價值觀念;其三,體育文化又總是和一個地域或民族的社會文明、物質文明,以及自身的發展產生具有互動發展的關系;其四,從科學分類看,體育文化是一門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結合的綜合性科學,從文化學角度看,體育文化既是人類整體文化系統中的一個分支,又有著特有的個性,它的產生和發展有著自身的變化規律,因此它具有獨立性的一面。

(二)體育文化的產生

體育的歷史與人類歷史一樣悠久,在人類文明的歷史長河中,體育文化是一個逐漸發展的過程,是人類整個文化的重要組成內容。然而人類在與自然的斗爭中,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對體育文化的認識處在不知不覺之中。

歷史資料表明,真正感受到體育文化對人類社會發展產生直接影響,是在19世紀中葉的歐洲文藝復興之后。特別是20世紀中葉以來,隨著世界整體科學的發展,體育科技工作者得到不少新的啟示。從此,許多學者更多地從體育哲學、人文社會學角度開展了廣泛的研究,并逐步由感性認識向理性方面發展。

原始體育都產生于人類生產和勞動過程中,是有著相對獨立發展軌跡的社會文化現象。例如從出土文物和出土文獻中可知人類的舞蹈、音樂、戲曲、雜技等諸多文化自古就與體育活動相融合而不可分,它們在形式、內容和目的上都有許多相同之處,且相互聯系、相互滲透。原始舞蹈作為人類原始文化的一種基本形態,包含著武術、雜技和原始體育的成分,在體育活動的起源和發展過程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我國古代體育活動往往是以“舞”、“戲”、“藝”等形式出現,如“消腫舞”、“角抵戲”、“百戲”、“射藝”、“舞藝”等,原始的“舞”就是體育活動,是通過身體語言表達一定的思想感情以感染和渲染欣賞者,從而豐富體育活動的內容,滿足自身的美感要求,在體育運動中發揮著奇妙的作用,影響著我國古代體育的發展和繁榮。

(三)現代體育發展趨向

魯迅先生說:“越是民族的東西,越屬于世界。”[2]新時期我國體育文化與世界接軌,重新審視中國體育思想的價值所在,在保存好傳統體育項目的同時,弘揚其優秀的精華,把傳統體育中的互助友愛、包容和諧、自強不息、誠信禮讓等思想光大,做到古為今用。同時通過多種途徑,努力將中國傳統體育文化的精華融入到奧林匹克運動中,并逐漸將條件成熟的體育項目推向奧運會和職業化。參與構建多元一體的世界體育文化新體系,補充與豐富現代體育的內容,從而發展中國體育文化,為未來世界體育文化的發展作出更多的貢獻。新時期體育文化的多樣性是全球化時代世界體育文化發展的標志和表現,是世界各國民族體育文化形式維持其存在的主要表現;文化帝國主義使世界各國民族體育文化的發展與存在面臨嚴峻的挑戰;先進體育文化符合社會發展的未來方向,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遠大的前途,因而是體育文化發展共同追求的目標。

(四)現代體育文化的價值取向

現代體育文化生成的復雜背景,決定了體育文化價值取向上的復雜性和多元化。在全球文化相互激蕩的現代社會,現代體育文化的價值取向呈現出以人文體育觀為主導價值觀、多元體育價值觀并存的趨勢。體育文化價值觀念的更新,主要體現為要自覺樹立以下四種文明觀念:1.獨立個性意識。個性意識傾向性是人進行活動的基本動力,也是個性結構中最活躍的因素。它表現在對認識和活動對象的趨勢和選擇性上,主要包括需要、動機、興趣、理想、信念和世界觀等。獨立的個性是人全面發展的前提,要建設高度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就必須充分彰顯個體的自我意識,盡可能形成豐富、全面的自由人格和個性價值;2.公平競爭理念。在古希臘,“公平的競爭”理念體現在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古希臘偉大的詩人荷馬不斷地教導希臘人,要“永遠處于最佳狀態并超越其他人”。公平是運動競賽的靈魂和體育實踐的準則,也是和諧社會人的最基本的訴求;3.法制觀念和法律意識。法律是政治上的正義,是世所公認的公正不偏的權衡標準,是理性的體現,又是一個合同式的契約;4.文化開放視野。在全球范圍內不同文化的融合和沖突中,一國體育文化輻射力的強弱關系到這個國家能否以平等的地位、主動的姿態融入世界文化潮流,因此我們需要敞開胸懷,以兼收并蓄的心態廣泛吸取對自身有益的外來文化。

二、現代體育文化發展的價值意蘊

(一)現代體育文化在人全面發展中的價值

馬克思曾經說:“任何一種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關系還給人自己。”[3]生理學家巴甫洛夫說:“……我畢生熱愛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或許更多熱愛體力勞動,當手腦結合在一起的時候,我就感到特別愉快,我衷心希望青年們能沿著這條唯一能保證人類幸福的道路繼續前進。”巴甫洛夫所提出的“道路”,正是體力與智力結合,手腦結合,全面發展的成才之路。體育運動作為一種實踐活動的文化價值就在于人自身的價值,即人全面、自由、和諧地發展,是人的身心的完美展開和全面實現,是個體人格和社會人格的和諧與統一。大量實踐證明,校園體育文化的實施,能促進學生德、智、體、美、勞等多方面的全面發展,強有力地體現了現代體育文化在人全面發展中的價值。

(二)現代體育文化的娛樂價值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開始有大量的空暇時間,這時人們不再滿足物質需要,開始轉向精神需要。在現代媒體的迅速發展,特別是新興的網絡傳媒,體育文化開始全方位包圍在人們的生活之中。體育文化業逐步形成了以娛樂性、觀賞性、互動性為主要內容的氛圍。來自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不同種族、不同的人們聚集在同一個地方以最簡單、最直觀易懂的身體運動進行著相互理解、相互溝通,它比語言、文字為表現形式的文化來說更具有一定的優越性。場上運動員向觀眾呈現他們最完美的動作,觀眾對運動員報以熱烈的掌聲,這種不需要語言、文字的互動交流是其它交流方式無法比擬的。

(三)現代體育文化的競爭價值

體育與人類的生存、發展緊密相連,人類創造了體育,也創造了體育文化。體育文化是一種競技運動文化。正是人類對這一種競技運動文化進行了改造,經濟、文化才不斷地獲得創新與發展。體育的魅力在于健與美的協調發展、激動人心的比賽、“更快、更高、更強”的奧林匹克精神,深藏于現代體育文化的底蘊之中,充實了人們的生活,滿足了人們的需要,實現了自我價值和開拓自我空間。競賽是體育的“杠桿”,是培養協作和團隊精神的最積極因素。通過競賽人們可以檢驗和證明自身能力、水平和價值,培養勇敢果斷、頑強拼搏、勇于挑戰的意志品質和工作作風,不斷攀登新的高峰。

(四)現代體育文化大眾化的價值

在人類文明的進程中,人類出于共同需要,對自身生存、發展、享受的追求和關注一刻也沒有停止過。現代體育文化在教育全球化的浪潮中的推動力最大,影響最為廣泛,也最為深刻。這是因為現代體育文化給人類帶來和美感,并給社會帶來健康和活力。

(五)現代體育文化的經濟價值

體育的發展大大刺激了經濟的發展,并且作為一個經濟增長點極大地提高了國民經濟的整體效益。體育已經逐步成為第三產業的主要增長點。體育文化雖然是在現實中不存在的,但卻擁有可觀的無形資產,如冠名權、電視轉播權、徽記、會歌等的專有權和使用權。體育文化是一種特殊的商品,企業愿意出資收購無形資產,以獲得更大的廣告和銷售收益。在獲得物質利益的同時,體育文化也為宣傳國家形象,提高國家在國際中地位、升華國家凝聚力獲得了巨大的無形資產。可以說,在體育文化中,它所產生的經濟價值是不可估量的。

三、結語

現代體育文化作為人類文化的重要有機組成部分,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發揮著越來越重大的作用。為了更科學、更準確地了解現代體育文化發展的價值意蘊,從體育文化的內涵及特征、體育文化的產生、現代體育發展趨向、現代體育文化的價值取向和現代體育文化的價值意蘊五個方面探討是非常必要的,并對推動世界體育的發展,以及人類社會的進步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篇（3）

一、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社會基礎和主要特點

（一）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社會基礎

1.小農經濟

在古代中國,小農經濟一直占據著統治地位,小農經濟的主要含義就是一種高度依賴自然時令以自給自足為生產目的的一種生產方式,在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制約下,人們世代往往生活在一個地方,很少遷徙,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很容易形成中國的家族制度。小農經濟一直占據著統治地位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古代社會長期實行重農抑商政策。因此，中國國內從未形成統一的市場，商品經濟極不發達，各地商業習慣不一，未形成統一的商法規則，反映市場經濟運行一般規律的法律文化從未產生。顯然，在這樣的經濟制度下，中國古代不可能形成相對成熟的私有財產關系與個人權利觀念，更無法形成發達而且獨立的私法體系。

2.宗法社會

原始社會時期,氏族公社作為人類最初的社會組織形式,所維持的是一種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群體生活。后來,當文明開始產生的時候,由于種種特殊的原因,中國并沒有出現世界文明的多數地區以血緣氏族組織的瓦解為文明產生的代價的情況。不僅如此,原有的血緣關系非但沒有被拋棄或削弱,反而得到保留和強化。雖然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在隨后的歷史變遷中衰落了,但是以血緣家族為基礎的宗法家族社會并沒有隨之消失。中國傳統的宗法家族社會性質,說明了中國傳統社會作為一個共同體,是建立在親密的血緣關系基礎之上的。宗法制度的本質是家族制度的政治化，導致了“家國同構”的格局。家國同構是指家庭、家族和國家在組織結構方面的共同性。中國的國家結構一直有著很深的家族結構的印記。

3.專制王權

中國自進入階級社會直至清朝末期，在政體上都是不同程度的君主專制。君主擁有的世襲的皇權，“口含天憲”。漢代大儒董仲舒有云:“古之造文者三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田、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為貫而三通之,非王者孰能當之。”因為在儒家傳統倫理文化中,對通天地人于一身的“王”而言,對其進行制約非但不合理,而且有悖于道德倫常。所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對君力的任何限制、毀損,都是對上天的大不敬。

4.倫理道德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以儒家倫理為內核，產生并服務于自然經濟和宗法社會，是傳統倫理統領下的法律文化。倫理道德不僅始終貫穿于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進程之中,與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相伴相隨,而且在傳統法律文化中居于支配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在價值取向上,儒家倫理道德精神取得了對法律的支配地位,成為法律的最后根據；而在內容上,倫理道德也與法律渾然一體,倫理道德即是法律,法律即是倫理道德。在這里,法律充其量也只不過是可以被用來全面執行道德準則的工具而已。

（二）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主要特點

1.在法律觀念文化上，強調“禮法合一”，“德主刑輔”，而“禮”作為一種差別性的規則體系，被奉為治國之道。其中，古代中國過分地強調刑法與刑罰的作用，而忽視了法的預防功能。而且將法讓位于倫理道德，使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以至于道德成為社會的主要調整性手段，法律只是對道德起輔的作用。

2.在法律制度文化上，強調國家權力本位，皇權至上，權大于法，法律受權力的支配與制約。其表現為：首先，在立法上法自君出，君主為最高法權淵源；其次，在司法上行政長官兼有司法職權，司法與行政合一；最后，在法律結構體系上，表現為公法與私法不分，訴訟法與實體法不分，形成了以刑法為核心的單一的、封閉的法律體系。

3.在法律心理文化上，息事寧人，平爭止訟的法律心理普遍。一方面，“天人合一”的哲學基礎造就了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追求秩序和諧，從而帶來無訟的法律心理。另一方面，以家庭為本位的中國傳統社會，注重人的社會義務，而忽視個人的權利；重視集體、大局的利益，使得個體成員的訴訟必然會受到社會、家族和家庭觀念的抑制。

二、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對現代法治的消極影響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曾有過輝煌的歷史，內容豐富，其中包含著很多優秀的成分。但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由于自然經濟的高度發達、高度集權的君主專制政體和宗法制的社會組織結構,與以商業文明為基礎的西方“私法文化”不同的是，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總體上呈現出極端國家主義的公法文化和私法規范極端落后的特征，本土資源中反法治的成分是主要的。主要表現在，一方面中國古代歷代統治者都奉行“重農抑商”的政策，中國國內從未形成統一的市場，商品經濟極不發達，各地商業習慣不一，未形成統一的商法規則，反映市場經濟運行一般規律的法律文化從未產生。另一方面，在封建極權統治下，人們恪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嚴格的等級觀念，法律僅僅是統治者手中馭民的工具而已，難以形成現代法治所要求的民主、平等、自由、人權、私權神圣、權力制衡等觀念。

（一）等級特權觀念與“官本位”思想

中國傳統文化中一直占主導地位的是儒家文化。“重禮輕法”是儒家法文化的核心，而“禮”是重尊卑貴賤的。儒家認為社會的安定來自于秩序，社會需要劃分等級以形成秩序。而這種秩序要以“禮”為規范，以刑為強制手段來達成。等級制度在法律領域的反映是法律規范的宗法等級化、平民百姓與貴族官僚之間的不平等、官僚貴族擁有法律特權。“尊卑上下”的等級特權觀念是一種是腐朽落后的倫理觀念。這種不平等的等級法是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現代法治精神截然對立的。等級特權觀念經過長期的積淀已形成為一種頑固的傳統力量,至今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將會長期影響到我國法治現代化的進程。“官本位”是與等級思想相伴而生的。當前，中國人的意識里“官本位”思想還是根深蒂固的，法律只是權力統治的工具。在這樣的社會里，“權大于法”是一種我們不愿看到但又不得不面對的客觀現實。

（二）“重德輕刑”的思想

儒家自孔孟始，就推崇“仁政”，“禮”被視為治理國家的根本制度和統治方法，它的地位和作用遠在法律之上，甚至常常以“禮治”代替“法治”。在立法模式上，封建社會長期以來實行的是“民刑合一”模式，在禮德和法刑的關系上，禮德為本，法刑為末;禮德為長久之術，而法刑為一時之用，禮、法、德、刑的價值關系即是“德主刑輔”。但重德必重教化。在孺家看來，教化可以“防患于未然”，可以起到嚴刑峻罰所不能起的作用。但德主刑輔的說教卻往往產生輕視法律的副作用。依靠人的善良自覺建立良好的社會秩序是立法者內心深處難以割舍的美好情結，但這是道德型人格，與法律型人格的目標相去甚遠。

（三）“重義輕利”和“義務本位”觀

孔子曾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孟柯更反對“革革為利”。其目的都在于防止剝削者內部互相爭奪，特別是防止勞動人民為捍衛自己的勞動所得或奪回自己的勞動果實而反抗剝削者。“重義”，就會因受義影響而淡化法的作用，進而形成一種“義務本位”；“輕利”，就會使人們漠視甚至放棄自己的權利”。這種義務本位，強調個人對家庭、社會和國家的義務，在法律條文上多禁止性規范，而少權利性規范，忽略人的獨立人格、自由、尊嚴和利益。義務本位無法激起個體守法和護法的主動意愿。其后果，就是壓抑了人們的權利觀念，有礙法律思想的發展。實行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就是要喚起人們的主體意識、公民意識和權利意識，就是要使權利本位在人們的法律觀念中占據中心位置。

（四）人性哲學中的“人性善”主張

依中國儒家文化,實現和支配這個世界的基本力量是道德,憑借道德的自律可以達到個體和群體的和諧。儒家人生哲學從人性善的角度,認為“仁義禮智”是人有別于禽獸的天生秉性,只要本心“善”,擴充便可以“人人皆可為堯舜”。因此,通過個體內在的道德修養,就可以達到“仁”的境界。這是一種道德理想主義,即強調人的內心修養,依靠人的善良自覺建立良好的社會秩序。而西方的現代法治所建立的基礎是西方歷史上影響甚深的“性惡論”。是基于對道德在現實生活中常常感覺到無能這一事實的確認,是基于對人性的有限性、不確定性、人性的陰暗面的深刻認識之上的,因此,社會全體成員都應當受法律的約束,這是現代法治的一條基本原則。從這一維度來看,傳統文化難以提供一個以法治為主的土壤。

（五）息事寧人、厭訴傳統

“無訟”是儒家的理想境界。儒家認為，法律制度不是中國文明的最高成就之一，而是令人遺憾的必需物。因為法律由強權支撐，代表著暴力，因此在儒家眼中是不潔的。而和諧作為儒家所追求的一種理想社會秩序，“好訟”無疑是對這種社會秩序的破壞。倘若民風淳厚，人人揖讓有序，法律自可以束之高閣。反過來看，爭訟成風必然是人心不古的征兆。所以，訴諸司法制度的行為是受到人們普遍鄙視的。在儒家學說和理論的倡導下，厭訴成為中華社會的主流文化價值。厭訟造成后果首先是個體缺乏直面權利的勇氣而至人格的對內畏縮和坍塌，崇尚道義貶斥利益的謙讓、息事寧人、明哲保身生活方式已然成為傳統社會生活的常態，個體在秩序社會中爭取權利和利益的人格受到壓抑和克制。其次，由于對于權利的壓制和忍讓導致中國傳統社會保護個體權利和尊嚴的法律價值的停滯不前。最后法律權威對個體的積極影響也由于長期缺乏社會大眾的廣泛生活實踐體驗而長期軟弱無力。

參考文獻：

[1]劉作翔.法律文化理論[M].上海：商務印書館,2001,(13).

[2]張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較研究[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1999.

[3]公丕祥.法制現代化的理論邏輯[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

[4]孫笑俠.法的現象與觀念[M].北京：群眾出版社,1995.

篇（4）

畬族是分布于我國東南贛閩粵三省交界山區一個雜散而居的少數民族，畬族人民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創造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傳統文化。所謂畬族傳統文化，是指畬族人民創造和傳承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總和，是歷史上畬民族所處自然環境及特定社會條件下積淀的產物，包含著畬族人民對自然和社會所進行實踐活動的經驗總結和優良傳統的傳承。這些民族文化對畬族的生存和發展起過重要作用；但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某些與現代生產力和社會進步要求不相適應的落后因素，它們通過其所具有的巨大慣性力，或多或少對畬族地區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產生著一些消極影響，其制約因素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畬族文化是一種農耕文化，二元結構型小農經濟是畬族傳統文化的基石。畬族傳統小農生產在歷史上曾一度對贛東南山區的開發有過不可磨滅的功績，對畬族的生存和發展起過巨大作用。但小農經濟畢竟是一種封閉式自然經濟體系，具有很大的歷史局限性。

畬族主要居住在贛東南地區的山腰帶，屬亞熱帶季風性濕潤氣候。早期生產方式是游耕和狩獵，以后逐漸發展到以梯田水稻耕作和定耕旱地雜糧耕作為核心的生計模式。封閉傳統的小農經濟造成畬族生產方式陳舊、產業結構單一，相當程度地保留著傳統手工勞動，依賴于牛耕、手挖、肩挑等農耕形式。社會分工仍延續男女性別的自然分作，家家戶戶束縛于幾畝田地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種自食，程序分工和專業化協作尚屬少見。在產業結構上，畬族農民大多局限于單一糧食生產，多種經營開展很少，新興產業更加難以見到，農本思想普遍存在，習慣于傳統單一的農業經濟。由于山地生態的限制和耕作技術的落后，絕大多數畬區很少有剩余糧食作為商品出售，即使與漢人之間有一些商品交換，也主要是以柴炭、木材等換取一些犁鋤、鍋碗、鹽油等生產生活用品，而專以商品出售為目的的大宗生產發展不起來。適宜發展林、牧、經濟作物而不適于種糧的山場溝地仍在沉睡，自然優勢得不到發揮，這與原有的傳統產業格局和農本思想的慣性作用以及生產方式的落后無疑有很大的關系。

第二，歷史上民族間不平等和所處的弱勢文化地位造成畬民文化心理的矛盾性，一方面是極端自尊，另一方面是嚴重的自卑。極端的自尊往往導致排外心理和封閉式社會關系，表現在經濟生產領域，就是排斥外族人進入自己的經濟生產圈子，害怕外族及其先進技術和新產業的滲入導致本民族失去文化傳統。歷史上漢人在畬區進行的不等價交換行為使畬民形成鄙商心理，社會關系主要限于血緣關系和狹隘地域范圍，經濟生產上橫向聯系幾乎沒有，畬族農民經濟心理脆弱，對新興生產技術或項目的引進，往往要觀望很久，長期的落后貧窮狀態使部分畬民能力信心不足，宿命思想根深蒂固，看不到畬族山區可以開發利用的優勢，因而也就無法根據自身特點來發展商品生產。一些畬民尚未充分利用國家給予的優惠政策和財力支持，通過開展商品經營富裕起來。少數畬族群眾由于自卑心理，對貧窮落后感到束手無策，很難做到窮則思變。種種心態或多或少都對畬民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產生一定的消極影響。

第三，畬族地區存在畸形消費與擴大再生產和搞活流通的矛盾。生產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滿足人們物質文化生活方面的消費需要，消費與生產之間有著循環性的互動關系。消費水平要與生產發展水平相匹配，與生產力發展要求不相適應的消費就是畸形消費。過去畬族農民生活水平低，但多數人家逢到生孩、蓋房、作墓或婚嫁時，哪怕是借高利貸，也要殺豬宰羊大擺酒席，鬧他三兩天，以為這樣才顯得光彩，否則會被人取笑。少數畬民即使依靠農副業獲得一些收入，也很少用于擴大再生產發展商品經濟，而是被奢侈消費掉了。加之畬族群體重視血緣關系，親戚間的應酬往來也就特別講究，這些禮俗關系上的錢財耗費，使畬民的生產資金更加困難。此外，畬族地區宗教儀式活動的消費也很大，在祭祖、“做功德”等方面，有的畬民在無錢還債、無糧過年的情況下，還要想方設法弄些錢糧去修宮建廟、燒香拜佛，這些畸形消費造成了畬族民眾深受高利貸困擾，陷入還不清的債坑之中。

第四，由于歷史原因和傳統文化背景的影響，畬族地區文化知識和科學技術教育水平低下，勞動力素質不高，這也是其商品經濟受到限制的重要因素。畬族傳統文化是一種無文字文化，傳統畬區的內部社會關系，很少超越面對面的范疇，社會信息交流勿需通過文字也能進行，正如先生指出的那樣：“在面對面的親密接觸中，在反覆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們，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認得，而是沒有用字來幫助他們在社會中生活的需要”。畬族個體的傳統社會化或文化習得過程，自然也就無須通過以文字為傳遞方式的學校教育，而僅以口傳身示和勞動實踐來完成。因此畬族歷史上未形成自己的文化教育體系，后來雖采用漢字作為交流和文化傳承的輔助手段，但終因封建統治階級的民族歧視，剝奪畬民接受教育的權利，加之畬族居住分散，兒童入學不便，山區自然條件的限制，文化教育水平十分落后。由于畬族民眾囿于一個傳統封閉的社會，人們安于現狀，科技人才奇缺，無法對舊的生產方式進行變革，無法進行科學種田以提高單位面積產量，也不懂間套種植方法，土地利用率低，難以適應產業結構的調整及合理安排種植業內部結構，造成土地和勞動力潛力得不到充分發揮。可見，教育水平的低下，已成為畬族人民脫貧致富發展現代商品經濟的障礙。

以上論述表明，畬族傳統文化中存在著一些不利于現代生產力發展的消極因素，這些因素對畬區現代商品經濟的深入發展具有阻礙作用。畬族地區自然經濟結構長期延續，生產生活水平的提高受到限制，這與畬族傳統文化中落后因素的制約很有關系，從這個意義上看，“傳統是一種巨大的阻力，亦是歷史的惰性力”。

篇（5）

[1] 趙長青主編：《中國問題研究》，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1993年版。

[2] 桑紅華著：《犯罪》，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3] 高貴君主編：《犯罪審判理論與實務》，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

[4] 《現代漢語大詞典》，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

[5] 陳真、程兵：《緝毒教程》，四川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6] 陳子平：《刑法總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7]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下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8] 張旭：《犯罪學要論》，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9] 左衛民：《刑事訴訟的中國圖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社2010年版。

[10] 趙長青、蘇智良：《禁毒全書》，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

[11] 楊宗輝：《偵查學總論》，中國檢察出版社2009年版。

[12] 莫關耀：《犯罪案件偵查教程》，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13] 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14] 張洪成：《犯罪爭議問題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參考文獻

[1] 張旭：《試論誘惑偵查》，載于《行政與法-法學論壇》2005年第12期。

[2] 溫五八：《試論犯罪案件偵查的“破案留根”-兼論“破案留根”與“抓把柄建立耳目”的不同》，載于《福建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社會公共安全研究》2002年第1期。

[3] 張旭：《國際禁毒立法研究》，載于《法制與社會發展》2000年第2期。

[4] 李富友：《陷害教唆與警察圈套》，載于《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1998年第4期。

[5] 陳帥鋒：《禁毒情報分析研究述評》，載于《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2013年第3期。

[6] 徐艷宏：《禁毒情報立體化構想》，載于《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2010年第4期。

[7] 熊秋紅：《秘密偵查之法治化》，載于《中外法學》2007年第2期。

[8] 吳宏耀：《論我國誘餌偵查制度的立法構建》，載于《人民檢察報》2001年第2期。

[9] 許桂敏：《擴張的行為與壓縮的解讀：犯罪概念辨析》，載于《河南政法管理二部學院學報》2008年第5期。

參考文獻

[1] 薛風雷：《犯罪偵控若干問題研究》，吉林大學2012博士學位論文。

篇（6）

(一)會計專業技術能力的培養 能夠“頂班上崗”的會計職業工作者，首先必須具備勝任未來工作崗位的專業技術能力。

一是會計核算能力。會計核算是以貨幣為主要計量單位，運用復式記賬科學方法，通過憑證、賬簿、報表等手段，連續、系統、全面反映核算單位經營活動過程和成果的工作。因此，會計核算能力具體表現為按一定會計核算程序，通過手工或計算機將核算單位經濟業務在會計憑證和賬簿中進行登記，進而進行成本計算、財產清查、會計報表編制，最終向有關方面提供核算單位會計信息的能力。

二是價值管理能力。市場經濟下，企業經營活動在價值方面表現為資金籌集、使用、耗費、收入、分配活動。企業經營活動的價值管理就是對企業資金籌集、使用、耗費、收入、分配進行管理，以實現以收抵支，提高經濟效益的工作。因此，價值管理能力具體表現為營運期前的財務分析能力，財務預算編制能力，長期和短期投資決策能力，籌資決策能力；營運期中的銷售收入管理能力，成本管理能力和資產管理能力；營運期末的利潤分配能力；以及對伴隨整個財務活動產生的企業與外部關聯單位的財務關系和企業內部委托關系下的財務關系進行協調的能力。

三是審計工作能力。市場經濟中由于委托關系的存在，資源所有者并不直接管理資源，而是將資源委托給人進行管理。這樣，受托人必須在一定期間后向委托者證明自己管理責任的完成情況。應運而生的審計就是由具有專業知識、并能獨立于委托和受托責任雙方的第三者，對受托經濟責任履行情況所進行的客觀、公正的檢查和評價。因此，審計能力具體表現為對受托者可計量信息證據的收集能力；信息符合既定標準程度的確認、鑒證能力；以及將審計結果向利害關系人的報告能力。

(二)會計社會應變能力的培養會計社會應變能力的培養是現代會計教育“厚基礎、寬口徑、高素質、有能力”的復合f生特征所決定的。盡管高校會計教育力求理論聯系實際，而社會實踐是復雜豐富的，并且會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變化，學生在校學習的知識和技能難免會與未來就業的工作實際發生差異。因此，為了提高就業適應性，除了要求學生具備基本的會計專業技術能力外，還應要求學生具備必要的社會應變能力。

一是行業差異適應能力。學生畢業可能到制造企業、商品流通企業、施工企業、交通運輸企業、對外貿易企業、對外經濟合作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國家機關、事業單位等各種企事業單位工作，而這些具體的企事業單位都有著鮮明的行業特征。只有不僅精通會計核算和價值管理的共同特征，而且熟悉會計核算和價值管理的各種行業特征的學生，才能盡快“頂班上崗”，勝任未來的工作。因此，行業應變能力就是一種讓學生熟悉不同行業會計核算特征，以提高適應性的能力。

二是關聯職業溝通能力。會計只是企業管理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會計工作中不僅會接觸企業內部各種職能管理部門和基層單位，而且會與企業外部金融、稅務、法律、供銷等各種國家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發生頻繁業務往來。只有不僅精通會計本職工作的專業技術知識和技能，而且熟悉各種與會計本職工作相關聯職業(無論內部和外部)的知識和技能，具有與之溝通的能力，才能做好會計工作。因此，關聯職業溝通能力就是一種讓學生熟悉關聯職業相關知識和技能，練就“知己知彼”的協調溝通能力，以提高學生未來就業適應性的能力。

三是會計現代化能力，會計現代化是會計方法和會計手段的現代化，其中會計方法的現代化是會計方法的規范化、科學化、法制化和國際化；會計手段的現代化是會計工具的自動化、網絡化。21世紀是信息化、網絡化的時代，將有更多的現代化科技成果運用到會計工作中。21世紀同時又是經濟全球化的時代，未來我國經濟將進一步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會計作為最基本的“商業語言”，在實現國家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同樣存在實現會計現代化的歷史任務。只有不僅掌握現有會計知識和技能，而且能夠洞察我國會計現代化脈搏，跟上現代化發展進程的人，才能勝任未來會計工作。因此，會計現代化能力就是讓學生掌握現代化會計方法和手段，緊跟我國會計現代化趨勢，以提高未來就業適應性的能力。

(三)會計開拓創新能力的培養在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下，我國會計工作的一些老問題沒有完全解決，新問題又層出不窮。只有面對新情況、新問題，“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的人，才能擔當起在新世紀實現會計現代化的偉大歷史任務。因此，為了未來學生發展需要，除了要求學生掌握會計專業技術能力和會計社會應變能力外，還應該要求學生掌握會計開拓創新能力。

一是會計職業觀察思考能力。這是一種能夠在會計實務中敏銳地發現問題，產生改善現有會計工作既定模式的沖動和“靈感”，進而思考提高會計工作科學性，更好完成會計任務新模式的能力。

二是文獻檢索和資料查詢能力。這是一種針對發現問題，尋找和借鑒前人相關研究方法、研究成果，以獲得啟迪，進而豐富補充自己，開拓研究視野的能力。

三是探索發現能力。這是一種針對發現問題，敢于沖破前人思維定勢，以會計職業判斷，科學地設計解決問題的方式、方法、措施，以創造和發展會計理論和方法的能力。

二、高校會計教育能力培養的途徑

(一)會計專業技術能力的培養途徑主要包括課程教學階段運用練習、模擬實訓、畢業實習、國家職業技能考試等途徑。

課程教學階段運用練習是學生運用教學階段所學知識，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實踐教學活動。在會計基礎、財務會計、財務管理、成本管理、審計等主要專業技術課程教學中的各階段，應對重點內容，不僅進行知識測評，更要以運用練習的形式，培養學生動手能力，促進知識向能力的轉化。

模擬實訓是讓學生面對企業典型經濟業務和財務、成本問題，運用所學知識，進行未來會計職業崗位工作的模擬訓練的實踐教學活動。首先，應在“會計基礎”課程教學后進行手工模擬實訓，以擴大教學效果，并為后續開設的“財務會計”課程奠定良好基礎。其次，應在“財務會計”課程教學后，進行手工和電算兩種模擬實訓，以培養學生會計核算能力。并為未來手工、電算兩種情況下的就業提高適應性。最后，應在“財務管理”、“成本管理”和“審計學”等課程教學后，進行以“財務預算編制”、“投資決策”、“籌資決策”、“營運管理”、“利潤分配”、“財務報表分析”等內容的財務管理模擬實訓；以“成本計算”、“成本預算”、“成本控制”、“成本分析”為內容的成本管理模擬實訓，培養學生經營活動價值方面的管理能力；以及

以“審計學”為內容的審計工作模擬實訓。

畢業實習是學生到企業運用所學知識，并在教師指導下盡可能參加實際工作的實踐教學活動，承擔著讓學生了解企業專業技術工作狀況，鍛煉工作能力，培養未來工作適應性的重要任務。市場經濟新形勢下，高校普遍存在“實習單位難找，實習效果難保”的問題，為此，應努力做到：加強學校實習基地建設，對一些難以落實實習單位的學生，給予必要幫助；做好實習動員，幫助學生提高實習的自覺性和掌握融入實習單位，擴大實習效果的方法；以折合工作量安排專業教師承擔畢業實習的檢查指導工作，以提高學生實習效果。

國家職業技能考試不單是檢驗、認定考試者專業技術技能水平的方式，而且參加職業技能考試的過程本身也是培養學生專業技術技能的實踐活動。學校應與地方政府有關部門積極協調，努力創造條件，幫助學生參加諸如“會計電算化”、“會計資格”、“理財師”、“內部審計師”、“資產評估師”、“注冊會計師”等專業技術證書考試，讓學生從中鍛煉提高專業技術技能，并通過獲取證書，為將來就業創造更好條件。

(二)會計社會應變能力的培養途徑，包括多行業會計知識和技能的學習、關聯職業知識和技能的學習、會計現代化知識和技能的學習。

多行業會計知識和技能的學習是對制造業外其他行業會計特點的學習。學校應在一般以制造業為例的財務會計學習后，開設“行業比較會計”、“預算會計”、“銀行會計”等課程和進行必要技能實訓，以幫助學生了解制造業以及其他行業會計核算特點，增強畢業后到制造業以外其他行業就業的適應性。

關聯職業知識和技能的學習是對與會計相關的企業內部各項管理和與企業會計相關的外部管理部門或單位管理知識和技能的學習。學校應在開設各會計專業技術課程的同時，開設“管理學”、“投資學”、“市場營銷學”、“經濟法”、“稅制”等關聯職業課程和進行必要實訓。讓學生學習這些課程的知識和技能不是為了將來他們從事這些職業工作，而是為了增強學生就業后與這些關聯職業業務往來時協調、溝通能力，提高就業的適應性。

會計現代化知識和技能的學習是針對會計現代化對會計方法“規范化、科學化、法制化、國際化”要求和會計手段“自動化、網絡化”的要求，而進行的知識和技能的學習。會計方法的“規范化”是指會計具有“標準性、統一性、一致性”要求，而這種規范化，又必然與體現“客觀性、有效性、先進性”要求的“科學化”和體現有關法律要求的“法制化”，以及體現國際間“相應性、可比性、適應性”的“國際化”相結合。因此，學校應在開設專業技術課程之外，開設“計算機基礎”、“管理信息系統”、“電子商務與會計”、“會計理論專題”、“國際比較會計”等課程和進行必要實訓，以增強學生在我國會計工作現代化進程中的發展潛力，提高就業適應性。

(三)會計創新能力的培養途徑學生創新能力的培養不僅僅是在課堂上，在課余活動及畢業論文寫作中也應注重培養學生創新能力。

篇（7）

《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從今年7月1日起施行，這在我國教育法制建設史上是一件大事。我們相信，“侵權責任法”的實施將進一步推動我國教育事業的法制化建設，從而加速我國中小學、幼兒園等教育機構的“依法治教”進程。不過，我們不能只研究“侵權責任法”的法律規范及其責任要求，還要研究在現有法律條件下如何有效地發展教育事業。因為法制是手段，教育才是目的，法制是為教育事業服務的。我們認為，教育在本質上是倫理的、道德的實踐過程，教育法制化應為教育的道德實踐留下“地盤”。

一、教育法制化不應弱化教育倫理規范

在現代歷史條件下，教育事業越來越成為社會公共事業，所以用各種法律來規范教育行為和調節教育關系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教育事業在本質上是倫理的或道德的事業，教育法制化不應弱化教育中的倫理道德規范。與其他社會組織相比，學校歷來是一種學術共同體、道德共同體、精神共同體等。教育活動主要建立在道德關系和倫理規范的基礎上，所以應堅持以倫理精神和道德規范來調節教育關系和規約師生行為。

就法律規范與道德規范各自的特點而言，法律規范屬于正式的社會規范，道德規范則是非正式的社會規范;法律規范屬于“陌生人”之間的社會規范，道德規范則是“自己人”之間的社會規范;法律規范屬于外在強制性的社會規范，道德規范則是內在自律性的社會規范。法律規范傾向于把教師與學生變成獨立而平等的“陌生人”，而倫理道德規范則致力于讓教師與學生成為彼此熟悉和相互信賴的“自己人”。

我國教育事業發展正處于歷史轉型過程之中，面臨著不同教育規范之間的交織、交錯甚至沖突。當人們強調教育現代化之歷史“正當”性時，往往忽視教育事業對于民族傳統的歷史繼承性;而當人們強調法制建設對于教育現代化的重要性時，又往往忽視倫理道德對于教育事業的奠基作用和主導作用。應當看到，即使在現代歷史條件下，師生關系也既包含著法律關系又蘊含著倫理關系，法律規范不可能獨自撐起現代教育制度的“大廈”。

中華民族是一個重視人倫教化的民族，倫理教化是我國教育的大傳統。在致力于教育法制化的過程中，我們不可能完全撇開倫理教化的傳統，去實現“純粹”的教育法制化。其實，倫理教化傳統未必就是我們教育法制建設的歷史“包袱”，只要我們善于進行創造性的“轉化”工作，這個傳統就是不可多得的寶貴資源。基于這樣的判斷，我們似乎應當說，教育法制化不能丟開教育的倫理傳統。

由于種種原因，我國教育領域的確存在著道德“滑坡”之隱憂。有人認為，教育現代化就是要強化法律規范的地位和作用，那種強調教育倫理規范和教師道德精神是一種過時的觀念。我們認為，法律規范不能解決教育中的道德缺失問題。當人們不以默默的行動踐履古老的教育道德格言時，法律規范又有何作為?當人們不以道德良知支持教育行動時，真正的教育又在哪里呢?我們必須說:道德的，才是教育的。

二、教育法制化不應弱化師生倫理關系

社會學認為，教育過程是促進個體社會化的過程。換句話說，這個過程是促使個體融人一定的社會關系系統，扮演一定的社會角色，從事一定的社會交往，內化一定的社會規范，形成一定的社會人格。所謂學校教育過程，也就是讓受教育者走進學校教育系統之中，扮演與教師相對應的學生角色，開展與教師的教育交往活動，內化學校里的各種學習制度，從而為社會意義上的“成人”奠定基礎。

需要指出的是，盡管古今教育事業存在著時代差別和民族差異，但是倫理道德關系一直構成教師與學生關系的“主旋律”。由此說來，教師和學生這兩種角色理應飽含豐富的倫理內涵和道德意蘊。人們常說，學校是社會的一片凈土，師生是一種圣潔的關系。教育之所以純凈或圣潔，不正是由于它高揚了一種道德精神嗎!事實上，也正是由于這種道德精神，才使學校成為師生的精神家園，學校由此獲得了獨特的教育價值和力量。

當然，教育現代化正在深深改變人類教育的歷史進程，傳統的“美德至上”型教育正在轉變為現代的“權利至上”型教育。也正是由于這一歷史變遷，教育法制化才成為世界各國教育改革的共同選擇。今天，人們往往強調法制化對于教育現代化的重要意義，并且被視為教育現代化的成功經驗。但是，我們也不得不看到，教育角色的法制化正在逐步消解師生之間的道德關系，昔日的“良師益友”正在遠離我們而去!

或許有人說，時代不同了，何必要強調師生之間的倫理道德關系呢?在我們看來，唯有倫理道德關系才是真正的教育關系。因為倫理道德關系是人類最簡單、最原初、最普遍、最神圣的社會關系，而法律關系則是社會發達以后人為建構起來的一種工具理性關系，或者說功利關系。如果師生不再堅持道德交往原則，那么教師還能夠把整個心靈獻給孩子們嗎?學校還能夠培養出富有人性的下一代嗎?

在今天，人類社會已經分化為不同的生活領域，如經濟領域、政治領域、法律領域、文化領域等。在不同的社會領域中，人們職業生涯的目標、內容、手段、規則也各不相同。就學校教育來說，無論“教”還是“學”通行的仍是倫理道德原則，即依靠師生的道德自覺和精誠合作。這是教育領域區別于其他社會領域最具本質性的特征。在大力推進教育法制化的今天，難道不應當堅持這一道德實踐原則嗎?

三、教育法制化不應弱化教師道德責任

眾所周知，任何教育法律的頒布和施行，都意味著對行為人之法律責任的追究。正是為了加強對學校的制度化管理，追究學校教育事故之責任，實現權利和義務平衡之正義，避免學校教育事故之后果，才頒布和施行了各種教育法律法規。毋庸置疑，在教育現代化進程中，特別是在教育越來越成為公共事業的今天，運用法律規范進行教育管理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若由此阻抑了教師的道德自律和道德責任心，則是令人遺憾的。

所謂責任，簡單地說就是指分內應做的事情，以及沒有做好分內之事而應當承擔的過失。在分工發達的現代社會里，每一種行業及職業都有其重要的社會價值。從業者既應獲得相應的職業權利，也要具備相應的職業能力，還要承擔相應的職業責任。以當代的觀點說，教師職業是一種富有精神性、倫理性知公益性的專門職業，負有廣泛而重大的社會責任。所以，人們歷來把教師職業視為“偉大的”職業。

篇（8）

論文摘要：中國傳統法律思想是我國重要的歷史文化遺產之一，同時也是我國現代法律要求研究的對象。對我國傳統法律思想尤其是儒、法、道三家思想進行重新梳理和解釋這無疑也是對我國現實的法律實踐面向法制現代化轉型有著重要的價值啟示。

一、中國傳統法律起源概述

(一)中國傳統法律源于何時

一是認為起源于五帝時代。如《管子·任法》有：“皇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皇帝之治也，置法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

二是認為起源于夏代。這種觀點是基于公共權力的設立而建立起來的一種學說。這種公共權力在每一個國家都存在。“構成這種權利的，不僅有武裝的人，而且還有物質的附屬物，如監獄和各種強制設施，這些東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會所沒有的”。

三是認為起源于商代。我國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有學者根據考古發掘的殷墟甲骨資料推定，漢字出現于商代，因此中國傳統法律也應當源于殷商時期。例如，陳顧遠認為，“《中國法制史》之始頁，惟有斷自殷代”。

四是認為起源于原始社會末期。現代法律被定義為由國家制定或認可的，并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因此越來越多的學者在探討我國傳統法律起源的時候，從國家的起源作為探索點。我國古代法，早在黃帝時期就已見端倪，《皇帝李法》作為法的胚胎已孕育于原始社會末期的母體之中。

(二)中國傳統法律何以產生

關于中國法律何以產生，目前學術界還存在比較多的觀點，但占主導地位的是“刑起于兵”和“源于祭祀”這兩種觀點。一是認為刑起于兵。在原始社會末期，戰爭使軍紀、號令成為規范；戰爭促進了最早的審判制度；戰爭促進了懲罰手段的誕生。二是認為源于祭祀。久而久之便成為一種習慣，而這種習慣逐漸制度化，進而固定為一整套行為規范體系。

二、中國傳統法律思想洞悉

在中國傳統法律思想中以儒、法、道三家思想占主導地位，儒、法在春秋戰國時期形成以后對以后的歷朝歷代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因此，在中國傳統法律特點這篇文章中有必要對這三家思想進行進一步的探討。

(一)儒家法律思想

“先秦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學，以人的道德發展為基點，論證了因人的道德成就而形成的道德等級的合理性，設計了“圣、賢、民”的道德等級秩序，并說明禮教是實現這種等級秩序的主要途徑。當然，這種等級秩序是以服從于道德成就最高的‘圣人王’為歸宿點的”，強調王要修德，以德市民眾歸順。他論證了君主權威的合法性以及等級制度的合理性，在“廢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在漢代法律儒家化過程中也起到巨大作用。并且為后世“納禮入律”奠定基礎。

(二)法家法律思想

法家學派創始人是管仲。在戰國時期，法家代表的是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主張“依法治國”。法家產生的社會基礎和思想來源是春秋戰國時期的成文法運動，在成文法運動中，法家學派的首要思想是經濟，并且全面否定西周的立法、反對原先的政治結構。

在法家學派觀點中：人性本惡。所以在法家法律思想中非常重視預防犯罪，主張統治者應當通過賞罰安把人民納入法治軌道。商鞅說：“民之性，飽而求實，勞而求佚，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利之法；求名，失性之常。悉以論自然也?今夫盜賊上犯君之所禁，而不失臣民之禮，故名辱而身危；猶不止者，利也。”第二，法家提倡依法治國。所謂“依法治國”，最早有管子提出，他認為“事斷于法，是國之大道”。韓非子進一步提出了“依法治國“的主張。第三，以刑去刑。商鞅說：“故禁奸止過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則民不敢試，故國無刑民。”

(三)道家法律思想

篇（9）

二、近年“春秋國際法”研究中的思路

近二十年來國內法律史學者對“春秋國際法”的討論，大多繼承洪鈞培在《春秋國際公法》中采用的思路而展開。其中篇幅和影響較大，且較具代表意義的著作，為孫玉榮先生的《古代中國國際法研究》一書。除該著外，圍繞該主題發表的論文亦有不少，其中內容較全面的，為趙彥昌先生的碩士論文《春秋國際法研究》。限于篇幅，本文不再一一概述這些論著的具體觀點和論述過程。但從總體上看，在這些論著的研究中，仍然貫徹了洪鈞培式的研究思路，即通過現代國際法學體系對古代類似的法律制度進行研討，然后以相關史料填充進去。這導致洪鈞培式思路中的固有瑕疵，不僅沒有消弭，反有日益擴大之虞。以孫玉榮先生的《古代中國國際法研究》為例，不含附錄和后記，該著共分十一章。從其篇章節目安排上看，如果不是其中有若干“中國”的概念和幾處諸如“喪亂不伐”之類的內容，幾乎很難確信這是一部中國法制史的著作，反倒令人容易聯想起現代西方國際法學的經典教材《奧本海國際法》的篇章結構。

如該著第三章“古代中國國際法的主體”下分五節，分別為“國家的要素”、“國家的種類”、“國家的基本權利與義務”、“國際法上的承認”、“國際法上的繼承”，是幾乎一準現代國際法理論體系進行討論了。如果說這些概念有些尚可反映人類法律文明共性的話，那么該章第三節“國家的基本權利與義務”之下，又根據“獨立權”、“平等權”、“自保權”、“管轄權”這些完全現代化的概念對古代中國國家的“國家權利”進行討論。在第四章第一節“國家領土的取得和變更”之中，更是令人瞠目地將中國古代國家領土的變動情況總結為與近現代國際法體系完全一致的“先占”、“添附”、“時效”、“征服”、“割讓”、“歸還”等等。這樣的討論，可謂完全繼承了洪鈞培式“持今證古”的研究思路，且在該思路的影響下更進一步地將現代法制體系完全套用到古代法研究之中。這幾乎必然會引起一系列誤解，正因如此，該著的一些觀點不免招致學界的批評。吉林大學歷史系2004級碩士畢業生趙彥昌先生在其論文《春秋國際法研究》中批評孫著稱:“作者為法學出身，對歷史知之甚少，所以在其專著出現不少常識性錯誤”、“只知前面近現代國際法的體系，然后在古籍中找到與之類似之內容，便生搬硬套，不懂其語句之真實含義”，這樣的意見雖然嚴厲了些，但批評卻并非全無依據。從孫著中相關論點的論證過程看，許多結論只依靠其所舉的單個事例予以證實，有的證據是基于對史實的誤解而使用的，有時甚至出現前后矛盾的論述。如在“國家的分類”一節中，孫先生以的有無將古代的國家分為完全國與附屬國，先不說這個概念能否用于當時，僅以其論據看，其中出現的一些問題也令人尷尬，因為該著所引的《左傳•襄公二年》戚之會傳文中出現了較為嚴重的錯訛，如“滕”誤作“騰”，“薛”誤作“薜”。除此以外，孫先生在此的立論也是很值得商榷的，她認為在襄公二年的戚之會上滕、薛、小邾作為齊國的附屬國而“失去了出席國際會議的外交權”，又認為襄公二十七年第二次弭兵之會上魯國使者叔孫豹所稱的“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說明了“邾、滕作為附屬國，雖被邀請參加會議，但沒有簽訂條約的權利。附屬國因為沒有，所以不是國際法主體”，這就不免因望文而生硬套用現代國際法理論之弊。如果對照一下春秋經傳的詳細記載，是斷不能得出如此結論的。關于襄公二年的戚之會，《春秋經》明言:“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又根據《左傳》上的記載，“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顯然可知這三個國家因當時皆為齊國的屬國，齊國不來會，這三個屬國自然不敢違逆齊國來與晉、魯相會。這與其有沒有出席國際會議的資格沒有關系。《左傳》的下文中又提到:“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可見在晉國向齊國發出帶有戰爭威脅意味的邀請后，齊國懼于晉國作為伯主的權威，便在冬天帥其屬國滕、薛、小邾與晉、魯兩國相會，并參與伯主率領的在虎牢修筑要塞的軍事行動，協助晉國壓服了鄭國。如果按照孫先生前面的結論，滕、薛、小邾這三個國家的狀態就處于一種時有時無、飄忽不定的狀態，這顯然是不合常識的。事實上，春秋時期的屬國與附庸并非一個概念，其在當時各國交往法制中的地位也大不相同。

在此基礎上，春秋諸國的法律地位，顯然不是像孫著所言“春秋時期，諸侯之邦與盟主之邦以及諸侯之間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孫著在此混淆了春秋國際法中屬國和附庸的概念，是由于其機械套用近現代國際法上的“”概念而導致的。而其對“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的理解，也顯然出現了嚴重的偏差。從杜預所注的“三國，齊之屬”中錯誤地推導出“附屬國因為沒有，所以不是國際法主體”這樣的結論。如果孫先生注意一下經傳原文的前后文照應，在使用傳文前審讀一下對應的經文，那么此類問題是可以避免的。總的來說，在洪鈞培式“持今證古”的研究思路下，論者為了將近現代國際法概念與體系能與古代文獻兼容，而不得不削足適履地使用文獻資料，因而導致論述過程中的論點與論據往往難以自洽。孫著中存在的一些其他值得商榷的觀點，例如其繼承洪鈞培生造的“北盟會”、“南盟會”、“總盟會”概念，以及認為春秋時代乃至整個中華法系歷史中存在“國家平等原則”、“國家領土神圣不可侵犯原則”、“不干涉內政原則”等近現代國際法原則等等，其根本原因，仍可歸結到研究者使用的研究思路上。作為一個典型的例子，孫著中所體現的洪鈞培式研究思路中的一些固有瑕疵，在當代的一些相關研究中，不僅沒有消弭，反而有加重的趨勢。這是在中國古代國際法律史研究中機械套用西方國際法理論而導致的結果。相對于孫著中出現的問題，吉林大學歷史學院趙彥昌先生的碩士論文《春秋國際法研究》則有了較為明顯的進步，首先，在文獻材料的使用上，沒有出現嚴重錯誤。其次，對孫著中出現的問題，也進行了相當的糾正。但總的來說，在研究思路上，卻并沒有根本的更革，仍然是模仿洪鈞培式的研究模式，以近現代國際法學的方法將春秋時期的相關文獻進行剪裁分析，最終得出一個看上去十分“現代化”的結論:春秋國際法中有很多原則、規則已經或者正在納入近現代國際法體系當中，春秋國際法中有五項基本原則，即:國家相對平等原則、國家領土神圣不可侵犯原則、互不干涉內政原則、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原則、條約必須遵守原則，雖然和近現代國際法的基本原則不盡相同，但是對于我國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本精神則大致相同。可見，在趙文之中，對春秋時代的國際法原則，已經使用了較為審慎的表述方式，即“相對平等”這樣的表述方式，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進步。但其后所使用的“國家領土神圣不可侵犯原則、互不干涉內政原則、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原則、條約必須遵守原則”仍然是用現代法學的概念在描述古代制度。尤其是“互不干涉內政”之說，在春秋諸國間根據當時公認的交往法則而頻繁互相干涉的史實前，是很難立足的。在相關文獻記載中，可以看到多如牛毛的干涉行為:無論是諸侯“安定周室”還是諸侯間“安定與國”的行動，乃至收納出奔貴族，挾出奔者干涉他國的納入行動，以現代法學的眼光評判，這都是典型的“干涉他國內政”行為，但這種行為在當時各國的交往法則中，卻頗多具有合法屬性。所謂“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乃是伯主的國際法義務，而“安定與國”和“納入”都是足以出兵干涉他國內政的合法理由。由此，我們似乎應該反思，對春秋時代的各國交往法制，究竟應該以何種思路開展研究，方能最大程度還原此法制的原貌，而避免其被西方法律文明主導的現代法律思維與表述方式肢解得面目全非，以至于產生種種不甚妥當的結論?

三、“春秋國際法”研究思路反思與探討

(一)對“持今證古”研究思路的反思洪鈞培式“持今證古”研究思路中最容易出現的問題，就是想當然地認為近現代國際法的原則、體系、規范可以直接適用于古代法研究上。這種方法論上的問題可以引起一系列次級問題。如究竟應該如何研究古代國際法，乃至以何種態度對待古代的法律文明成果;當認識古代法時，如何避免以一種過于自大的態度批評古代法律文明的得失;當分析古代法時，應該如何正確使用現代法律文明的進步成果對其進行剖析等等。歸根到底，就是應當以何種方法來認識、分析和評判古代法律文明。我們可以使用現代法學的原則、概念、體系、語境討論古代法嗎?首先需要明確的是，以現代法學的成果審視古代法的發展，在邏輯上并無不當之處。對于古代法而言，現代法是它們的繼承者、發揚者，是在近現代工業社會文明基礎上繼往開來的高度成熟、高度精密化的文化系統，她是現代人類文明的驕傲，無論從哪個角度看，現代法都遠比古代法進步，這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必然結果。因此，合理使用現代法學的一些成果分析和評判古代法，是確有其合理性的。但需審慎的，當問題進入到認識和還原古代法律文明原貌的工作時，就不宜隨意地使用現代法律標準描述和評判古代法律制度。法律史的史學屬性，決定了它是一個在時間維度上展開的學科，這導致法律史在研究思路上與部門法研究存在重要區別。在時間維度上，人類文明中的法律制度、法律學科、法律文化、法律思想經歷了復雜的演化過程，在演化的終端，形成了目前所達到的人類法律文明成就。因此，當沿用現代人所熟識的現代法律知識回溯法的發展歷史時，就必須以時間維度上的全局觀念，萃取可以通用于法律史全局的法律知識，以此開展對人類法律文明發展演化史的考察。當具體到某一個特定的時期、特定區域的法律演進過程時，必須注意構成該時期、該區域的法的各個構件，這些構件可能已經被吸納入現代法中某個特定部分，也有可能已經完全消逝在奔涌流淌的歷史長河中。對于前者，自然可以援引現代法中與之存在淵源關聯的部分進行分析，而對于后者，就必須審慎對待，避免粗暴地使用現代法的知識去解釋古代法———這種生搬硬套的方法極易導致一系列錯誤，從而影響對古代法的正確認識和評價。從清末至當今的“春秋國際法”研究中，非常容易看到，洪鈞培式的“持今證古”研究思路所帶來的種種誤解，幾乎都是由于這種刻舟求劍式的錯誤而引起的。這種不恰當的“持今證古”思路，目前已經引起了國內許多學人的批評。批評者大多以“簡單比附”和“附會”來形容這種研究方法。西安政治學院軍事法學系的熊梅博士稱:“從晚清到民國，學者們對于先秦國際法(包括戰爭法)的研究熱情，是在西學東漸的背景下形成的，是中國傳統文化對西方文化進行反應的一個例證……決定了這一時期的研究難免帶有簡單比附的痕跡。”另有學者批評說:“由于受西方中心論的影響，學界長期存在以西方范式為標尺的褊狹，表現在國際法問題上就是以西方確立的國際法理論來套中國的古代社會形態，從而得出中國古代沒有真正意義的國際法的結論，而將中國樸素的國際法思想一并潑掉”。要言之，對于這種以近現代國際法理論與體系直接套用到春秋史上的做法，已經受到越來越多的批評。但對于春秋各國間交往法制的研究而言，必須進一步追問的是，我們究竟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思路開展研究呢?

(二)更合理的春秋各國間交往法制研究思路探討基于上述分析，筆者認為，對春秋各國間交往法制的研究，在研究思路上需要注意三個方面:

1．應本著“就史言史”思路尋找古今法制間的合理關聯從整個人類法律文明演化發展史的宏觀角度看，古代法是現代法的前輩，現代法是古代法的繼承者，二者之間存在繼承性的關聯是不容置疑的。但也要注意的是，由于歷史演進的復雜性，許多人類法律文明的成果已經湮沒在歷史長河之中，而不同文明、不同時期的法律，在結構、原則、規范形式上都有著形形的差別，從基本原則到各層法則的細節，多與現代法律文明存在著明顯的區別。這就要求在研究古代法時，不應不加區分地將現代法中的原則、體系乃至思維方式直接套用到古代法研究中。尤其應注意的是，人類法律文明的近現代演進，基本上是在西方法的話語權主導下完成的，在這種情況下，當研討中國古代法制時，就更不能籠統地將西方法視為普世價值，進而機械地按照源出西方近現代法的制度、方法和思路來研究中國古代法。歷史地考察人類法律文明的發展演化，需要以歷史的方法觀察整個人類法律文明發展的全過程，從無數細節中歸納演繹人類法律文明發展的一般規律。古代法與現代法間存在著開拓與繼承、前輩與后輩的關系。歷史地考察人類各國交往法制的發展歷程，不難注意到，很多在古代法制中曾被視為金科玉律的法則，都因隨著文明的發展而湮沒在歷史的長河中，或者逐漸式微成近現代法制中一些較為不重要的部分。如古代各國交往法制所重視的身份等差以及與此相關的禮儀問題，在近現代國際法中，要么被完全否定，要么從繁文縟節簡化成現代社會所需要的簡潔程序。有關使節的待遇、等級、儀式等法則，在古代法制中曾被視為極為重要的內容，而在近現代國際法中則多簡化成較為簡單的制度，或者干脆退出法律范疇，成為純粹的禮儀規范。當然，也應注意到:盡管其儀式程序簡化了，但其中所包含的法律精神并沒有多大的變化:尊重對方的尊嚴、相同的等級間不得互為管轄等仍然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基本精神和法律原則。這說明人類各國的交往法制在其發展演化的歷史進程中，既有不斷變化、新生、消逝的部分，也有在一定歷史時期內保持穩定性而傳承的部分。這種在時間區間內保持一定穩定性的法，其所蘊含的基本概念和價值標準，可以作為現代學者搭建再現古代法原貌工程的梁柱。誠如武樹臣先生所言，這種標準“應當具備宏觀性、穩定性并有利于揭示人類法律實踐活動的歷史規律性”，這就要求現代學者需要從歷史維度考察在各法律文明、各歷史時期的法律演化進程中所共有的因素，以這種具有一般性的因素作為考察古代法律制度與文化的標準，而不是將某個特定時期、某個特定文明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作為普世的、通行于各時空的標準。從學界對自清末以來對“春秋國際法”的研究與討論中可以看出，許多學者在研究思路上往往都在不自覺地使用現代法的標準去衡量古代法問題，換言之，就是都沒有找到古代法和現代法之間的合理關聯點。筆者認為，民國著名法制史學者陳顧遠先生所秉持的“就史言史，意存其真”的“自史尋法”式研究思路更能貼近歷史的真實，可以避免因“持今證古”式思路的固有瑕疵而產生的種種認知謬誤，是在當前的相關研究中應當予以重視的。一言以蔽之，現在需要重視和恢復陳顧遠“就史言史”式研究思路中的合理部分，而非繼續將洪鈞培“持今證古”式思路中的瑕疵擴大下去。

篇（10）

醫院檔案工作人員要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一是要樹立檔案工世界秘書網版權所有,作的動態觀。醫院檔案工作的發展是動態的，在檔案管理中檔案人員要改變“管理就是保管”、“坐等上門”、“閉室自守”的傳統觀念，圍繞醫院各項工作需要，積極主動提供利用檔案。二是要樹立檔案工作的時效觀。醫院參與醫療市場競爭，檔案人員要樹立效率觀念，在檔案提供利用工作中，及時、準確地為利用者提供檔案，為醫院競爭出力。三是樹立檔案的價值觀，醫院檔案人員要充分認識檔案的價值和作用，特別是要認識到醫學科技檔案就是潛在的生產力，一旦發揮作用，就能為醫院乃至社會創造效益，更主要的是服務于患者，提高廣大人民的健康水平，努力開發檔案信息資源，為醫院創經濟效益服務。

2增強法制意識，完善制度建設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化進程的不斷深入和發展，醫院作為和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的特殊行業，依法行醫、依法管理已經成為該行業的行為準則。無論從醫學方面的學術研究、科技交流，還是到醫院的行政管理、法律糾紛，無不依賴于醫院的檔案管理工作，所以，必須高度重視醫院檔案的依法管理工作。醫院檔案部門在促進檔案業務建設過程中，應抓住國家加強法制建設這個契機，在檔案工作中認真抓好《檔案法》及實施辦法以及相配套的有關檔案工作的行政法規、條例的實施。要適應衛生體制改革的發展，醫院檔案部門在認真執行國家檔案局、衛生部《醫藥衛生檔案管理暫行辦法》、《醫學科學技術檔案管理辦法》的前提下，聯系衛生改革實際制訂本單位的規章制度體系，將檔案工作諸環節通過科學的規章規范，使醫院各類檔案管理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

3夯實檔案業務基礎

隨著社會“信息時代”的到來，醫院管理日趨規范化，導致了大量文件的產生；計算機和網絡技術的廣泛應用，產生了越來越多的電子文件；醫療保險制度改革的實施和醫保專門檔案的數量日益增多，導致醫院檔案內容不斷更新，數量日益增多，因此，檔案部門必須做好業務基礎工作。一是擴大檔案材料的收集范圍，進一步完善歸檔制度，積極做好各門類、各種載體檔案材料的收集歸檔工作，防止檔案材料的流失，豐富館藏。二是搞好檔案材料的價值鑒定工作，醫院要成立檔案鑒定領導小組，對超期保管的各類檔案進行鑒定銷毀工作，分清玉石，保證館藏檔案的真實、完善、精練，有實用價值，優化館藏。三是搞好檔案材料的整理工作，提高案卷質量，對形成的檔案材料要按照醫藥衛生檔案分類方案進行基礎的分類、組合、排列和編目，組成有序體系便于提供利用。四是完善檔案檢索工具體系，滿足醫院各方面對開發利用館藏檔案的需要。

4檔案工作者要養成良好的工作作風和研究習慣

在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條件下，醫院檔案工作面臨著范圍廣、內容新、任務重、責任大的挑戰，這就要求檔案工作者不僅要加強自身修養，狠抓業務水平的提高，還要積極參加學術研究和學術論文寫作。研究能力的提高可使檔案人員能敏銳地發現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及時總結經驗，更好地將檔案理論應用于工作實踐。堅持進行學術研究和論文寫作，積極參加檔案學術活動，必將有利于專業人員的理論水平乃至各方面綜合素質的提高。檔案人員理論水平和研究能力的提高，除了專業學習時形成的基礎外，主要是靠在工作實踐中不斷鉆研和積累并結合工作實際進行自學和業務進修，不斷開動腦筋，用新的思維方式開拓視野，吸收新知識，并結合自己從事的專業工作形成合理的知識結構，不斷地把知識轉化成工作能力，為醫院檔案工作的發展和研究打下基礎。

5管理思想的現代化是實現檔案管理現代化的關鍵

隨著科學技術和經濟的發展，醫院各方面管理對檔案信息的需求有增無減，而且要快速、準確、系統地提供。醫院檔案部門必須改進檔案管理手段和方法。首先，編制檢索工具要做到科學、適用，切忌盲目追求數量而搞多、濫、雜；其次，在一個單位內編制何種檢索工具，建立何種檢索工具體系，都必須考慮能否迅速、準確地滿足利用者多角度查尋檔案的需要。在積極創造條件，利用電子計算機、光盤設備等先進技術管理檔案，提高檔案信息的儲備和檢索速度的同時，要加強對檔案工作現代化的研究，本著“實用與效能”的原則，選編具有較強針對性的檢索工具，確定目標，統籌安排，逐步實施，加速醫院檔案信息由傳統管理向現代化管理轉變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