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轉型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中國經濟轉型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一 中國經濟在本世紀20年代必將駛入拐點

（一） 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本原因在于龐大的人口紅利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在發達國家普遍增長乏力、其他經濟轉軌國家的表現近乎災難、多數發展中國家進步緩慢的情況下，在一個市場體系還沒有很好建立的發展中國家的基礎上，實現了近10%的較長期的年均增長率。中國經濟增長的表面原因很容易統計、分析出來，鄉鎮企業和民營經濟發展、要素投入增加、外資和對外貿易、沿海地區的快速發展等是其中較明顯的因素。論文參考。但重要的是這些表面原因背后的內在動因。中外學者對此有多種不同的觀點，其中比較典型的包括分別強調制度變革、漸進式改革、后發展利益，或者其中幾種因素的綜合作用等。

(二)國際分工角色的轉換需要一定的時間

在深度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中國經濟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市場，更離不開自身在世界市場中所占有的特有優勢。論文參考。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憑借的原材料和勞動力資源優勢造就了“世界工廠”，然而，我國制造業大而不強的原因在于，我國處于產業鏈的最低端，有關研究表明，中國的勞動力每創造一元錢，將給西方國家帶去9元錢的好處。如果不改變我國在全球產業鏈最低端的命運，僅靠提高勞動效率，我國是無法與西方國家競爭的。與此同時，隨著我國資源和勞動力價格優勢的逐步消失，西方國家已經將產業鏈向發展水平更低的地區轉移。這使得我國的價格優勢面臨著更激烈的競爭。

二 經濟拐點到來的形式及面臨的前景

縱觀世界各國經濟發展史，每個經濟體在經歷一段時間的告訴發展過后都會經歷經濟發展速度放慢，甚至出現經濟發展陷入困境的階段。中國在經濟發展快車道上行駛了近三十年，隨著資源和勞動力優勢的逐漸消失，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在21世紀20年代出現拐點具有現實的可能。只是這種拐點的出現是像金融危機那種爆發式的？還是另一種通過政府政策的逐步調整而逐步實現的溫和式的形式出現？這個問題很顯然沒有答案，但是我們可以預想不同的實現形式帶來的截然不同的后果。假使我們仍然按照原有的經濟增長方式，那么經濟拐點的出現，無疑會使我國經濟增長陷入困境，到時，走出困境的時間和代價都是難以想象的。另外一個方面，如果我們預見到經濟拐點的到來，那么我們完全可以未雨綢繆的提出改革措施，逐步改變經濟增長的方式，找到實現經濟持續發展的新的動力源泉，以期在拐點來臨時，能夠迅速啟動新一輪的經濟增長，進而實現現代化的宏偉目標。

三 主動改革，努力實現經濟轉型

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它關系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這里，我們結合我國實現現代化的這個目標、阻礙我國實現現代目標的因素，以及如何為我國經濟轉型創造有利的環境給出一些對策和建議。論文參考。

1. 加大我國的教育投入，加快我國教育改革進程，為新型經濟提供高素質的勞動者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經濟增長，我們只是發揮了人口量的優勢，而由于我國現行的產業結構，和我國教育制度的欠發達，使得我國人力資源優勢沒有得到合理的利用。而想要徹底的改變依靠增加要素投入實現經濟增長的現狀，改變我國在全球產業鏈中低端的地位，我國必須增加對教育和基礎研究的投入，為實現經濟轉型提供充足的高素質勞動力。

2. 調整經濟結構 實現綠色轉型我國過去幾十年的發展是付出了慘重的資源環境代價的，面對現在日益稀缺的資源和能源。我國應加大對環境的保護力度，通過環評條例的貫徹落實，深化項目環評發展，對于有利用民生和經濟轉型的項目加快環評進度，對于國家產業政策限制發展的項目應從嚴把關，從而加快解決我國部分高耗能、高污染行業的產能過剩問題。同時應該更新健全我國的環境標準體系，以引領技術升級，推動產業結構調整，為實現經濟的綠色轉型保駕護航。

3. 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為經濟轉型提供金融支持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的好壞和資源配置效率的高低有著很大的關系，金融作為當代經濟的核心，更應該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并加快自身建設以期為經濟轉型提供強大的金融支持。如：通過對中小企業科技創新領域的金融支持力度的加強；完善金融機構的各項職能，拓寬對非國有經濟的金融服務的范圍；建立健全資本市場相關制度，增強金融體系的運行效率等為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金融環境。

4. 趨利避害充分利用國際化趨勢在國際化過程中，雖然說我國的資源與勞動力的優勢逐漸消失，但不代表國際化對我國沒有意義了。我們應該在國際化趨勢中充分利用現有的優勢，同時注意借鑒國外的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加快我國在國際分工中地位的提升。同時我國還可以加快和發展中國家的能源合作，以解決我國國內能源不足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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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文獻標識碼：A

本文為2014年駐馬店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編號：14L032）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經濟轉型是資源配置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新型工業化國家，都是在經濟轉型升級中實現持續快速發展的。經濟轉型升級包括多方面的內容和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2013年駐馬店市生產總值為1542.02億元，人均生產總值22296元，位于全省倒數第二名，而影響駐馬店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在于經濟結構不合理。2013年駐馬店第一產業生產總值393.84億元，第二產業生產總值674.98億元，第三產業生產總值473.20億元，三次產業結構為25.5：43.8：30.7，經濟結構與配第―克拉克定理不符，因而不夠合理。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的水平和程度，直接影響并決定著駐馬店經濟整體轉型的進展和效果。實現我市經濟結構調整優化，既是促進我市經濟快速發展的當務之急，也是促進全省經濟快速增長的長遠之計。

一、研究現狀

陳躍泉（2013）指出隨著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推進，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調整產業結構的過程中，應用型本科院校應充分發揮自身優勢，積極探索有效路徑，助力地方經濟發展。

龔紹東（2013）認為后發地區的產業轉型升級既要符合區域稟賦結構與比較優勢，又要契合產業與技術發展趨勢。作為后發地區的中原經濟區，工業發展面臨著“趕”與“轉”的雙重任務，需要從產業、企業和空間的異質性視角，明確未來一段時期區域工業轉型升級的演進方向，并走出一條從產業鏈上游向產業鏈下游延伸，由加工制造向服務增值揭開，由空間分散形態向集中形態轉變、由犧牲資源環境向綠色低碳發展的轉型升級新路徑。

劉俊（2010）指出加快轉變發展方式，促進經濟轉型升級對于江蘇省爭創發展新優勢、搶占未來制高點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在立足江蘇自身發展條件的同時，要緊密結合國際國內經濟發展的大環境，突出戰略重點，明確主攻方向，把握重要環節，選準切入路徑。

張鵬（2010）在對中國區域經濟轉型績效進行比較分析的基礎上，試圖通過綜合構建完整的理論分析框架，從轉型基礎、轉型過程和轉型結果等方面全面分析中國區域經濟轉型路徑形成、強化和優化的內在演化機理。他認為，在經濟轉型的歷史邏輯起點上，區域經濟的發展被更多地強調要根據初始條件來選擇適宜當地具體情況的經濟發展方式。地方政府具有推動轉型路徑不斷強化的內在傾向，通過與中央政府及其他地方政府間的競爭，不斷創造出適宜當地經濟轉型進一步深化的有利條件，促使當地的經濟轉型路徑能夠不斷地進行自我強化。區域轉型路徑自我強化在不斷推動著經濟轉型整體演進的同時，也內生了區域的自我發展能力，通過區域內部的動態性調整，使區域轉型路徑不斷得到優化。

周鋒（2010）在運用經濟發展階段理論、政府經濟職能理論、新公共服務理論等理論工具的基礎上，通過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中的政府作用進行深入分析，通過比較美、日、韓三國政府在產業結構調整中的主要策略，借鑒廣東、無錫等地推進產業升級的做法，以此來闡明地方政府必須向服務型政府轉型，才能在地區經濟轉型升級中進一步發揮作用，推進地區經濟穩定健康發展。他還闡明了產業結構升級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關系，并運用于南通市經濟轉型升級的個案研究。通過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實證分析方法，對改革開放以來南通三次產業結構尤其是工業產業結構的發展現狀、內部結構、存在問題進行了詳盡的剖析，并據此提出了南通地方政府推進經濟轉型升級的路徑。

姜作培（2009）認為面對世界金融危機與我國經濟增長周期性調整，如何全面推進中國經濟轉型升級，這是一個需要認真研究的大課題。經濟轉型升級重點在于結構調整，這是解決經濟發展深層次問題的現實需要，是應對國內外環境變化的關鍵之舉。唯有緊緊抓住經濟結構調整這條主線，調整優化需求結構、產業結構、要素投入結構、外貿出口結構、企業組織結構等，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才有強有力的支撐，整個國民經濟才能實現平穩較快增長。

二、國內外主要經濟轉型提升的路徑

1、美國

在產業結構調整中，美國政府的作用主要是保證市場機制高效運行，但在不同時期，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的干預也促進了產業結構的調整：1）在美國的產業結構調整中，壓縮軍工生產，推動軍用技術向民用部門轉移，是一個重要的環節；2）加大對研究和開發的投入，特別加大對半導體、電子、信息、航空航天、新材料等產業的投資，大力發展高技術產業；3）90年代前期，美國又乘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之機，對企業進行大規模的改造改組；4）在制造業重煥活力的同時，美國第三產業中的高技術服務業也獲得了迅猛的發展，導致美國技術產業重心由高技術制造業向高技術服務業轉移，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換代獲得了巨大成功；5）推動經濟全球化，為經濟擴張創造條件。

2、韓國

“韓國路徑”以生產業促進制造業結構升級為主要特征，取得了理想的效果。20世紀90年代，隨著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的激增，韓國的經濟發展受到了很大影響。此時，韓國大舉發展設計、金融、物流、信息等服務業，加大產品研發投入，為產業技術創新提供大力金融支持。目前，韓國的造船、鋼鐵、汽車、半導體及數碼產品等制造業具備較強的國際競爭實力，產業自主創新能力不斷增強，多數產品擁有自主品牌，在國際產業鏈中的地位不斷得到提升。韓國政府在制造業結構升級過程中發揮了極大作用，不僅制定了相關政策法律制度、建立相應組織機構，直接進行財稅、信貸補貼支持，更為重要的是在企業不同發展階段，政府給予更具創造性的支持。其主要做法：1）選擇合理的主導產業和戰略產業帶動經濟發展；2）重視科技進步的巨大推動作用；3）分類引導，支持各類企業發展。

3、日本

二戰后，日本在廢墟上迅速崛起，政府在產業結構調整中所起的作用功不可沒。但在20世紀的最后10年，本來已經完成了追趕歐美的歷史任務，進入經濟發展成熟期的日本，由于在高科技產業技術選擇上的失誤，使其出現了產業結構升級上的空白，與信息產業的核心技術失之交臂。產業結構升級受阻，致使日本產業競爭力遭到嚴重削弱。目前，日本為迅速提高產業競爭力，加快結構調整而采取的主要戰略對策有：1）制定科技發展的國家戰略；2）以強勢帶弱勢尋求高科技產業發展的突破；3）在制造業內加快推進企業兼并重組，推動科技創新體制的組織變革，加強對基礎研發經費投入，出臺鼓勵企業研發與創新的配套政策措施。

4、臺灣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臺灣出口導向策略的弊端逐漸顯現出來：對美貿易順差增大，新臺幣升值壓力增加，導致1985年廣場協議后新臺幣升值，引發泡沫經濟。在此期間，臺灣著手進行產業轉型升級。1978年，確立了以“科技導向”的經濟發展戰略。1979年，選定集成電路、通信產業、廣電產業、生物技術產業及特殊材料等技術密集型產業作為重點發展的目標行業。1980年、1995年和2003年，臺灣地區相繼設立了新竹、臺南、中部等三大科學園區。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經濟轉型之后，臺灣地區制造業的產業結構明顯優化，表明臺灣以制造業內在的科技創新升級為主要特征的經濟轉型路徑基本上是成功的。

5、廣東

廣東致力于發展先進制造業，而對生產業的扶持仍顯不足，在現階段對制造業轉型升級的推動還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廣東制造業基礎雄厚，發展生產業有著天然的優勢。生產業作為制造業中間投入的重要部分，與制造業之間可以互相促進。針對這種情況，廣東在推進轉型升級時，應該對“韓國路徑”給予更多的關注。在加大制造業“硬投入”的時候，也要注意服務業的“軟產出”，加大對生產業的扶持力度。在推進產業轉型升級的過程中，廣東地方政府從決策到實踐都始終按照“政府引導、市場運作”的方針，充分發揮政府政策和市場機制的“雙輪驅動”作用。政府制定產業規劃和區域發展規劃，分類指導區域產業結構調整；制定激勵性和限制性產業政策，在宏觀上引導和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加強政府服務能力建設，搭建公共平臺，幫助地方和企業推進產業轉型升級。

6、無錫

2007年太湖藍藻事件后，生態建設倒逼無錫走上了轉型發展之路。無錫地方政府調整管理思路，改變行政范式，突出重點環節，強化引導手段，把自主創新和科技創業作為無錫科學發展的戰略重點，充分發揮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支持企業實行創新性資源要素優化配置。堅持產業優化升級，致力推動科技創新創業和軟件、服務外包產業新跨越，在推進新興產業的發展中搶得了先機，經濟轉型升級取得了明顯成效。在無錫地方政府的大力推進下，其新興產業的發展有目共睹，無錫的物聯網研發應用躋身世界先進行列。

三、對駐馬店經濟轉型升級的借鑒與啟示

盡管各國或地區的產業政策有共同之處，但也存在明顯差異，仍然可以從中總結出一些共性的規律，值得借鑒。

（一）必須從本地實際情況出發選擇適宜轉型路徑

只有從本地實際情況出發，在充分了解和把握本地在資源和經濟方面優缺點的基礎上選擇適宜的轉型路徑，才能真正起到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由于我國不同地區經濟發展存在很大不平衡性，產業發展程度也有差異，所以應當在準確把握本地經濟結構演變規律的基礎之上，利用經濟政策的導向作用，努力尋找一條符合本地實際情況的經濟提升之路。上述各模式的經濟轉型多是以制造業的轉型提升為主導的，而駐馬店本地工業不發達，通過大力發展制造業來實現經濟轉型不現實，因此韓國以生產型服務業促進經濟提升的模式更加適合。

（二）政府應對經濟轉型給予宏觀調控

政府一般情況下對市場經濟的運行不應直接干預，而應采用間接干預手段。經濟結構的調整，必須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遵循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但是由于目前我國尚處在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階段，市場發育還不成熟，經濟結構轉型不能完全由市場說了算。為取得合理調整效果，既要注意利用市場機制作用，又要注意發揮地方政府部門的宏觀調控作用，減少產業結構調整中的盲目性。要積極培育和完善市場體系，整頓不規范的市場秩序，創造一個公平有效競爭的市場環境。

各地區在經濟轉型中都十分注重教育、科研的投入，不僅高等院校進行科學研究，而且各大企業也都有實力雄厚的研發機構。駐馬店地區地方高校較少，黃淮學院作為主要的地方高校，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人才和科研優勢，為本地經濟發展多做研究，多渠道增加對科研開發的投入力度，尤其要提高科研成果的轉化率，推進本地經濟轉型升級。政府對此應大力支持，通過增加經費投入、給予優惠政策等方法促進地方高校對地方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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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對家庭的研究，無論是經濟學還是社會學，西方學者的論述都更充分些。他們從西方國家現代化過程中的家庭制度演化角度入手，對核心家庭的性質與功能進行了分析，其中集大成者是1992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GaryBecker。Becker的獲獎傳遞了這樣一個信息，即新家庭經濟學已經被主流經濟學所接納。Becker用新古典主義的方法分析了家庭行為被認為是具有開創意義的。

中國經濟正處于轉型時期，中國正在加緊現代化的腳步，這個大社會背景使得中國的家庭結構，家庭功能正處于急劇變化之中。一方面，現代化的沖擊使中國家庭源遠流長的家文化受到強烈沖擊，另一方面，中國特定的家庭結構和家庭文化，使得中國的民營經濟發揮了強大的功能性作用，靈活而又有很好的適應性，順應了中國經濟發展。

本文的目的就是通過發展經濟學、比較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將中國家庭的經濟性質，和它在中國經濟轉型過程中所起的作用進行一個簡單的回顧和評析，發現其中一些結論性的問題。

2.目前國內外的研究現狀

家庭從其經濟性質和功能上來說是生產的組織和機構，是一種經濟制度，這一點是由Becker揭示的(1981)[貝克爾：《家庭論》，1998年第一版，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社會學研究家庭的起源和演化，而經濟學對家庭的討論中更多的是從家庭生產、家庭消費和家庭保險這些方面來論述。分析方法有新古典分析法(Becker)，交易成本法(Pllak)，制度分析法(Ben-Porath)等等。

國內對這方面的論述比較少，對中國家庭的經濟性質研究往往和家族制企業相聯系。

2.1國外研究現狀

2.1.1關于家庭的論述

“經濟學”一詞起源于希臘語中的OIKOS，意為家庭。但是家庭作為經濟學詞源意義上的鼻祖和社會的細胞卻一直徘徊在經濟學殿堂的大門之外，并沒有被納入傳統經濟學的研究范圍之內。長期以來，個人與企業在微觀經濟學的研究中被當作是市場活動的兩大主體而充分重視，并在此研究基礎上發展出了一整套完整而嚴密的經濟學理論。家庭的行為和偏好被籠統地細化為個人的行為和偏好，而家庭內部的問題更是被經濟學家當作是非市場問題或者是社會問題而一筆帶過。在貝克爾之前雖然也有學者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但是因為缺乏嚴密的論證或者強有力的方法論支撐而只能一再擱置。

1976年，Becker發表了《家庭行為的經濟分析》(芝加哥大學出版社)，這是他對后來所謂的“新家庭經濟學”理論的首次完整闡述，以后，他又出版了一部更加綜合的著作《家庭論》(哈佛大學出版社，1981年)。這本被公認為新家庭經濟學的開山之作中譯本只有短短400頁，但卻有著十分重要的理論和實際上的意義，它意味著家庭也作為一種社會經濟組織而得到了重視。

Becker后，家庭經濟學的思想星火燎原，許多經濟學家把興趣和好奇心放到了家庭經濟的研究上，其中比較著名的經濟學家有：N.Tomes、 KevinMurphy、RobertHauser、RobertA.Pollak、Chiappori、Rosenzweig和YoramBen- Porth等等，他們分別對家庭的性質、家庭的內部分配以及利他主義等不同的方向進行了不同的研究。

Becker用新古典主義的方法把家庭的功能分為生產、消費和保險三部分。家庭就像企業一樣，夫妻雙方通過訂立一份把他們長期結合在一起的契約，避免了交易費用，降低了生產成本。同時家庭成員之間彼此了解、互相信賴，這就大大減少了監督和管理費用。因此家庭也就變成了一個有效率的經濟單位。

YoramBen-Porath從身份確認的角度分析了家庭交易的特征。他認為家庭也是一種制度，家庭中存在著明顯的財產權轉移現象，因此，家庭和市場一樣也是交易的場所[YoramBen-Porath:TheF- connection:Families,andFirmsandtheOrganizationofExchange，PopulationandDevelopmentReview，1980.3.]。與市場不同，家庭契約最主要的特點是家庭關系嵌入于一群身份確定的合作者之間，失去了這種身份上的確認，也就失去了家庭契約的意義。在契約結成之后，為防范風險，人們通常選擇的做法是進行保險，而保險恰恰是市場失靈的經典解釋和家庭契約的可能優勢。雖然因為存在著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無論是保險還是家庭契約，都不能100%地防范風險，但是，兩者都至少說明了身份確定的必要性。

Pollak的觀點是把家庭看作是一個組織，有其自己的結構，特別是把婚姻看作一個“治理結構”。 [RobertA.Pollak:ATransactionCostApproachtoFamiliesandHouseholds,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Vol.XXIII(June1985),pp.581-608.] 因此他對家庭生產和保險的分析是從交易成本出發的。他認為，家庭生產的產品有些可以市場化，有些不能市場化，不能市場化的產品提供的就是保險功能。盡管保險可以從市場中獲得，但是由于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存在，市場上的信息不對稱和機會主義沒有辦法消除，即使政府有強制的標準。而家庭治理在其經濟行為上的的優勢表現在激勵、監督、利他和忠誠四個方面。

篇（6）

對家庭的研究，無論是經濟學還是社會學，西方學者的論述都更充分些。他們從西方國家現代化過程中的家庭制度演化角度入手，對核心家庭的性質與功能進行了分析，其中集大成者是1992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GaryBecker。Becker的獲獎傳遞了這樣一個信息，即新家庭經濟學已經被主流經濟學所接納。Becker用新古典主義的方法分析了家庭行為被認為是具有開創意義的。

中國經濟正處于轉型時期，中國正在加緊現代化的腳步，這個大社會背景使得中國的家庭結構，家庭功能正處于急劇變化之中。一方面，現代化的沖擊使中國家庭源遠流長的家文化受到強烈沖擊，另一方面，中國特定的家庭結構和家庭文化，使得中國的民營經濟發揮了強大的功能性作用，靈活而又有很好的適應性，順應了中國經濟發展。

本文的目的就是通過發展經濟學、比較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將中國家庭的經濟性質，和它在中國經濟轉型過程中所起的作用進行一個簡單的回顧和評析，發現其中一些結論性的問題。

2.目前國內外的研究現狀

家庭從其經濟性質和功能上來說是生產的組織和機構，是一種經濟制度，這一點是由Becker揭示的（1981）[貝克爾：《家庭論》，1998年第一版，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社會學研究家庭的起源和演化，而經濟學對家庭的討論中更多的是從家庭生產、家庭消費和家庭保險這些方面來論述。分析方法有新古典分析法（Becker），交易成本法（Pllak），制度分析法（Ben-Porath）等等。

國內對這方面的論述比較少，對中國家庭的經濟性質研究往往和家族制企業相聯系。

2.1國外研究現狀

2.1.1關于家庭的論述

“經濟學”一詞起源于希臘語中的OIKOS，意為家庭。但是家庭作為經濟學詞源意義上的鼻祖和社會的細胞卻一直徘徊在經濟學殿堂的大門之外，并沒有被納入傳統經濟學的研究范圍之內。長期以來，個人與企業在微觀經濟學的研究中被當作是市場活動的兩大主體而充分重視，并在此研究基礎上發展出了一整套完整而嚴密的經濟學理論。家庭的行為和偏好被籠統地細化為個人的行為和偏好，而家庭內部的問題更是被經濟學家當作是非市場問題或者是社會問題而一筆帶過。在貝克爾之前雖然也有學者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但是因為缺乏嚴密的論證或者強有力的方法論支撐而只能一再擱置。

1976年，Becker發表了《家庭行為的經濟分析》（芝加哥大學出版社），這是他對后來所謂的“新家庭經濟學”理論的首次完整闡述，以后，他又出版了一部更加綜合的著作《家庭論》（哈佛大學出版社，1981年）。這本被公認為新家庭經濟學的開山之作中譯本只有短短400頁，但卻有著十分重要的理論和實際上的意義，它意味著家庭也作為一種社會經濟組織而得到了重視。

Becker后，家庭經濟學的思想星火燎原，許多經濟學家把興趣和好奇心放到了家庭經濟的研究上，其中比較著名的經濟學家有：N.Tomes、KevinMurphy、RobertHauser、RobertA.Pollak、Chiappori、Rosenzweig和YoramBen-Porth等等，他們分別對家庭的性質、家庭的內部分配以及利他主義等不同的方向進行了不同的研究。

Becker用新古典主義的方法把家庭的功能分為生產、消費和保險三部分。家庭就像企業一樣，夫妻雙方通過訂立一份把他們長期結合在一起的契約，避免了交易費用，降低了生產成本。同時家庭成員之間彼此了解、互相信賴，這就大大減少了監督和管理費用。因此家庭也就變成了一個有效率的經濟單位。

YoramBen-Porath從身份確認的角度分析了家庭交易的特征。他認為家庭也是一種制度，家庭中存在著明顯的財產權轉移現象，因此，家庭和市場一樣也是交易的場所[YoramBen-Porath:TheF-connection:Families,andFirmsandtheOrganizationofExchange，PopulationandDevelopmentReview，1980.3.]。與市場不同，家庭契約最主要的特點是家庭關系嵌入于一群身份確定的合作者之間，失去了這種身份上的確認，也就失去了家庭契約的意義。在契約結成之后，為防范風險，人們通常選擇的做法是進行保險，而保險恰恰是市場失靈的經典解釋和家庭契約的可能優勢。雖然因為存在著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無論是保險還是家庭契約，都不能100%地防范風險，但是，兩者都至少說明了身份確定的必要性。

Pollak的觀點是把家庭看作是一個組織，有其自己的結構，特別是把婚姻看作一個“治理結構”。[RobertA.Pollak:ATransactionCostApproachtoFamiliesandHouseholds,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Vol.XXIII(June1985),pp.581-608.]因此他對家庭生產和保險的分析是從交易成本出發的。他認為，家庭生產的產品有些可以市場化，有些不能市場化，不能市場化的產品提供的就是保險功能。盡管保險可以從市場中獲得，但是由于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存在，市場上的信息不對稱和機會主義沒有辦法消除，即使政府有強制的標準。而家庭治理在其經濟行為上的的優勢表現在激勵、監督、利他和忠誠四個方面。

篇（7）

我不是研究教育的專家，但是，這些年看到國內（的教育），特別是我自己從小在中國受教育，然后又去了美國，自然有許多觀察和體會。到目前為止，我這一輩子沒有離開過學校。1968年在湖南茶陵縣開始上小學，1979年讀完高中在長沙上大學，1986年去美國讀研究生，1990年畢業以后至今一直在美國的大學教書。我有兩個女兒，她們在美國出生、長大，這些年看著她們在美國上學。同時，也因為我跟國內的一些大學一直有不少交流，所以基本能看到國內同行和教育界學者、業者每天的運作目標。這些經歷和觀察讓我確實感觸比較多，特別是這些年看到這么多從國內培養出來的杰出高材生，他們在專業上這么突出，但思維方式那么僵化、偏執，社會交往能力又那么差，除了自己狹窄的專業就不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怎么表達自己，讓我非常痛心。

由于國內教育體系以及教育理念的僵化，絕大多數中國人再好也只能做些技術活，難以在美國社會或其他非華人社會出人頭地，這些都很悲哀。原來沒有全球化時不知道這些，但現在中國人也走出去了，跟其他文化、教育背景的人一在一起，就知道彼此的競爭優勢與劣勢了。這些問題的根子都出在教育上，包括正式的學校教育、家教和社會文化教育。

我們說，中國社會現在處于轉型時期，尤其是經濟領域面臨很大的挑戰。現在提得比較多的是要把中國建設成為創新型國家，這一點大家都講。但想想中國為什么建設不了創新型國家？為什么這么艱難？光靠在街上掛很多橫幅、標語，在核心報紙上發表一些社論，就能把這個國家建設成創新型國家？

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不少。比如，講到中國的公司品牌，不管是廣東，還是其它省份，都很難建立品牌。所以，難以通過品牌賺更多錢，而只能制造一些玩具或者說制造一些衣服、鞋、甚至一些機器和電腦，只能是賣苦力。

為什么難以建立品牌、難以實現產業結構轉型？原因當然包括法治制度、產權保護以及國有制的問題，但也與中國教育體系的教學方式和教學內容關系非常緊密。

美國教育重通才，中國教育重技術

從歷史來看，產業結構本身的變化跟教育方式、教育理念和教育結構的變化總是相輔相成的。例如，原來中國的科舉考試，從某一種意義上，科舉考試對于專制的農業社會是夠用的，是可以行得通的。回過頭看，過去中國盡管統治是專制的，但實際上那時候的政府是小政府，當官的也用不著像今天這樣宏觀調控經濟。當時的考試只是考四書五經，我覺得科舉對當時的社會結構和經濟結構是合適的，對當時的“小政府”來說也夠用。

可是，現在的教學與考試內容就很不一樣，也會而且應該與時俱進。例如，中國經濟今天以制造業為主體，這當然就需要有很多的工程院院士，大學要培養很多的工程師。相比之下，美國的服務業占GDP的85%以上，所以美國的教育體系側重點就不同，是側重通識教育，培養通才。在中國和日本變為世界工廠之前，幾乎所有的美國州立大學和一些工程學院都非常側重技能型的工程系科，像中國的大學一樣側重理工訓練。但是，我發現過去的四五十年，特別是三四十年，隨著制造業向日本、韓國和中國轉移，美國大學的教育內容經歷了一個全面的轉型，轉向通識教育。所以，在耶魯大學，我們對本科生的培養理念是：任何一個在耶魯讀完四年大學的畢業生，如果他從耶魯畢業時，變成物理、電腦、化學或者是任何領域的專家，我們會覺得那是一種失敗，因為我們不希望四年大學教育是培養專家，讓他們在某一領域里面投入那么深，而忽視掉在其它更廣泛的做人、做公民、做有思辨能力的人的機會。我們不主張他們在某個工程領域、科學領域、社會科學領域在大學時期就成為專家。如果有學生在大學四年時真的成了專家，我們不以為那是一種成功，反而會是一種失敗。

當然這也跟耶魯這些年出了那么多總統有關系，以至于我們的歷史系教授就想，既然以前出了這么多總統，說不定今天在校的哪個學生以后也會成為總統，怎么辦？于是我們就開一門大課，叫做“大策略”，由兩個研究世界史最出色的教授輪流講，這是持續一年長的課程，是一種非常綜合型的訓練，講到孫子兵法、管子經濟、古希臘策略等等。

中國的教育則側重硬技術，由此產生的人才結構使中國即使想要從制造業往服務業轉移，也難。產業結構也受到教育內容約束。在中國，從幼兒園到小學、大學、再到研究生，一直都強調死記硬背為考試，強調看得見摸得著的硬技能，特別是科學和工程幾乎為我們每個中國家長、每個老師認同，這些教育手段、教育內容使中國差不多也只能從事制造業。為了向創新、向品牌經濟轉型，就必須側重思辨能力的培養，而不是只為考試；就必須也重視綜合人文社會科學的訓練，而不是只看重硬技術、只偏重工程思維。離開市場營銷、離開人性的研究，就難以建立品牌價值。

美式教育：沒有家庭作業，不排名次

為了支持以服務業為主的創新型社會，美國的學校是如何辦的呢？我有兩個女兒，老大現在讀高二，老二在讀初二。她們的經歷大概是這樣：首先，從幼兒園一直到小學四年級前，沒有家庭作業，下午放學就放學了，周末就是周末，不用擔心學習。老師如果布置作業給學生，很多家長會抱怨，說“你怎么給我的女兒、兒子這么多作業，那他們還過不過日子了？他們一生的幸福是我們更關心的，你不要讓他們回家后每分鐘都花到作業上，最后他們變成了人還是變成了機器？”所以，學校與家長談判的結果，往往是這樣一個結局：美國的幼兒園、小學四年級以前都不會布置作業。有沒有考試呢？初一之前沒有考試。而這一點中國的老師和家長可能覺得奇怪，沒有考試學什么東西？你放心好了，美國學生學的東西很有意思，比如，從小學一年級到四年級，他們的課程安排往往比較廣泛。

甚至在幼兒園的時候，我女兒她們每年都會有科學、一般人文社會、語言方面的內容，一共有三四門課程。每門課程完全由老師決定用什么教材，教什么內容。比如，在人文社會課程方面，可能是今年重點了解一下亞洲不同的國家，以前的歷史是什么樣子等等；明年了解非洲、拉美等等。從幼兒園到小學，講的深度會慢慢地上升，但差不多每年或者每兩年會繞著五大洲兜一圈，這是一種非常廣泛的了解。

你想一想，如果這些小孩以后出去做服務業、做市場營銷、做外貿，如果他們對其他的國家一點都不了解，怎么能行？而有了這些從小學到的知識，今后到哪里去“全球化”，都不會有問題。當然，沿著這種方式去培養，很容易讓我們說：“他們怎么能夠做工程師、做專家呢？”但這也沒關系，美國本身不需要這么多工程師，因為制造業已經由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勝任了。因此，一個國家的產業結構決定其教育知識的結構，反過來，教育知識結構又會決定其經濟的產業結構。

另外，美國幼兒園、小學從來不會給學生排名，沒有考試當然不會去排名。給獎狀的時候是怎么給的？是每個人給一個。我以前就覺得納悶，每個學生給一個獎狀，總得有一個說法吧？后來仔細一讀，老師根據每個小孩的特長，哪方面很突出，就給他那個獎狀，更多的是鼓勵每個學生：你首先是你自己，不管你數學好不好、語文好不好、畫畫好不好，還是歷史好不好，只要你哪方面比較突出，有較強興趣，老師了解以后，就會給你寫一個這樣的獎狀。這跟中國是完全相反，初一之前就給班里的學生每個禮拜、每個學期做排名，經常考試，這很殘忍，因為這么小的小孩，還沒有長大成人，還不知道這個世界是怎么回事，就要開始面對別人告訴他“你不行”。這樣的結論，對人的個性來說，沒有比這種東西更敵意和更具破壞性，讓這么小的小孩就對自己失去信心，就覺得自己不如別人。

美式教育：思辨能力的訓練

思辨能力的訓練在美國是自幼兒園開始就重視的強項。這具體表現在兩方面：其一是課堂表述和辯論，自托兒所開始，老師就給小孩很多表述的機會，讓他們針對某個問題各抒己見，發表自己的看法、談談自己的經歷，或者跟別人辯論。另一方面，就是科學方法這項最基本的訓練，多數校區要求所有學生在小學四、五年級時都能掌握科學方法的實質，這不僅為學生今后的學習、研究打好基礎，而且為他們今后作為公民、作為選民做好思辨方法論準備。我們別小看科學方法訓練的重要性，因為即使到現在，我經常碰到國內的博士研究生，甚至是所謂的科學家，從他們做研究、思考問題、寫論文的方法上，很難看出他們真的理解科學方法的本質和基本做法。

這是什么意思呢？在我女兒她們四年級的時候，老師就會花一年時間講科學方法是什么，具體到科學的思辨、證明或證偽過程。她們就學到，科學方法的第一步是提出問題和假設，第二步是根據提出的問題去找數據，第三步是做分析、檢驗假設的真偽，第四步是根據分析檢驗的結果做出解釋，如果結論是證偽了當初的假設，那么，為什么錯了？如果是驗證了當初的假設，又是為什么？第五步就是寫報告或者文章。――這個過程講起來抽象，但是，老師會花一年的時間給實例、讓學生自己去做實驗。

這種動手不是為考試，而是最好的學習，讓人學會思辨，培養頭腦，避免自己被別人愚弄。這種動手所達到的訓練是多方面的，尤其是靠自己思考、靠自己找問題，這非常出色。實際上，如果按照我女兒她們在小學四年級就學到的科學方法標準去判斷，國內經濟學以及其它社會科學類學報上發表的許多論文，都沒法及格，因為許多論文只停留在假設的層面上，然后就把沒有經過數據實證的假設當成真理性結論。這些都跟我們沒有從幼兒園、從小學開始強化科學方法的教育訓練有關，跟沒有把科學方法應用到關于生活現象的假設中去的習慣有關。

在小學沒有考試，學生還做什么呢？我女兒她們每個學期為每門課要做幾個所謂的“項目”，這些項目通常包括幾方面的內容，一個是針對自己的興趣選好一個想研究了解的題目或說課題。第二是要找資料、收集數據，進行研究。第三是整理資料，寫一份作業報告。第四是給全班同學做5到15分鐘的講解。這種項目訓練差不多從托兒所就開始。我覺得這一點很有意思，剛才講到品牌跟市場營銷很有關系，因為品牌、市場營銷都跟表述技能有關。

關于研究性項目，我的大女兒在五年級時，對北京的氣候感興趣，她在社會課上對其做了一項研究，把北京一年12個月中每月降雨量、溫度的歷史數據收集起來，然后計算歷史上每個月的降雨量的最高、最低與平均值，計算每個月溫度的最高、最低與平均值，然后再分析這些跟北京的其他天文、地理情況的關系，寫好報告以及講解文稿，她在全班同學前講她的這些分析結果。我覺得這樣的課程項目研究與講解是非常好的一種訓練。實際上，她在小學做的研究與寫作跟我當教授做的事情，性質差不多，我做研究上網要找資料，而她也是為每個題目上網找資料、做研究，她寫文章的訓練也已經很多。這就是美國教育厲害的地方，你看一個小孩，在研究思考上已經這么成熟，以至于到現在，我跟我女兒說，她很快可以做我的研究助理了。但在國內，一些本來很聰明的人即使到讀博士研究生時期，還不一定具備這些研究素養、研究能力，有些研究生連做個研究助理可能還不合格。

有思辨能力，方有經濟轉型

正因為這種思辨能力的培養，現在我跟女兒討論問題時，她們一聽到任何話，很自然地就會去懷疑、審視，然后就看能否找到證據來證明這個話邏輯上或者事實上、數據上站不住腳。這種習慣看起來簡單，但是對于培養獨立的思辨能力，讓學生畢業以后，特別是大學畢業以后，不只是簡單地聽領導的話的機器，這些是非常重要的自然的開端。當然，思辨對于美國教育體系培養出來的人是很自然的，有時候我也想，美國這個社會真的蠻有意思，不管是聰明的、還是笨的人，不管是有能力的、還是沒有能力的人，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很厲害，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個人物，對什么事都會有一番高論。

篇（8）

一、 引言

當下，我國正處于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關鍵階段，一個主要特點就是產業結構正從傳統的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的低端制造業向以資本密集型為主的高端制造業與服務業轉變。要想實現這一經濟目標，必然需要一個相適應且高效的金融體系來支持實體經濟的順利轉型。然而我國目前的社會融資結構中，以銀行為主的間接融資仍然占據很大的比重，銀行固有的低風險偏好、對抵押品的較高要求、對公司財務的格式化審核等局限性使得銀行向中小企業、高新技術新型產業提供融資服務的能力和意愿十分薄弱，使得中小企業融資難的現象顯得較為突出。而資本市場作為一國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投資者天生較高的風險偏好恰好能夠滿足處于萌芽期和初創期的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在打造中國經濟未來升級版的進程中，以資本市場為核心的直接融資渠道將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而居民部門作為社會資金盈余的主要部門，其消費和投資決策將對一國金融體系的發展帶來重要影響。可見，一國的經濟結構、金融結構以及居民資產結構似乎存在著某種邏輯上的關聯性。因此，本文將從我國當前的經濟結構、社會融資結構以及居民資產結構的現狀出發，對這一問題作具體深入的探討，并在最后給出結論以及相應的政策建議。

二、 我國當前的經濟結構

改革開放將近40年，中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令世人為之矚目的成就。1978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為3 650.2億元，只占整個世界生產總值的1.8%；2015年，這一數字上升到了109 665.51億元，而中國的經濟規模占全世界的比重也由1978年的1.8%上升到將近17%，38年間復合增長率達到了9.2%，堪稱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跡。與此同時，我國居民的收入水平也在不斷提升。1978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為382元，在世界各國中處于相對靠后的位置；2003年，中國人均GDP首次突破1 000美元，標志著我國居民的收入水平邁上了一個新的臺階；而到了2015年，我國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更是突破5萬大關，達到了發展中國家中等偏上的水平。經濟的高速增長使得中國的經濟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并且在相當長時間內充當著世界經濟的增長引擎，對于世界經濟的發展起著重要的影響。

同時，伴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的經濟結構也正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正如圖1顯示，在經歷了改革開放前10多年的適應調整期之后，隨著中國經濟市場化進程的推進，20個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經濟結構的變化呈現出以下特點：首先，以農業為主的第一產業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占比較低，并且長期穩定在7%左右，意味著我國基本告別了以農耕文化為主的農業時代。此外，作為國民經濟中的基礎產業，農業的長期穩定有利于促進其他產業的發展，而這與政府長期實行的惠農政策是分不開的。其次，以工業為主的第二產業對于GDP增長的貢獻率總體呈下降趨勢，由1991年的61.1%逐漸下降到2015年的37.1%；而以服務業為代表的第三產業對于GDP增長的貢獻率則從91年的32.2%穩步上揚到2015年的57.7%，并且在2013年首次超過了第二產業的貢獻率，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來源。這一現象標志著當下我國經濟正由工業化時代向后工業化時代邁進。

后工業化時代，一國的經濟增速進入換擋期，逐步由高速增長下降到中高速增長，而經濟結構則逐漸由以商品生產為主的工業經濟向以消費為主導的服務型經濟轉變。當前，我國經濟的這一轉型尚未順利實現，經濟增速下降的同時伴隨著經濟結構失衡的巨大風險。以鋼鐵、煤炭等為代表的傳統產業的產能過剩以及以新能源、信息技術等為代表的新興產業的供不應求是當下我國經濟發展中的主要矛盾。據工信部數據顯示，2015年我國粗鋼的產能利用率僅為67%，相比2009年的81.12%，下降了將近14個百分點。而新興經濟的典型代表-網絡購物的市場規模則由2009年的35億元上升到2015年的5 036億元，6年間增長了將近144倍。傳統與新興產業供需現狀的巨大反差表明我國當前的經濟效率較為低下，總供給和總需求的結構性矛盾仍然是當下以及未來較長時間面臨的主要問題。因此，限制和削減產能過剩的傳統行業，積極培育具有巨大市場潛力的新興產業是成功實現經濟轉型的主要途徑。

三、 我國當前的金融結構

通過以上對于我國經濟結構現狀的分析可以發現，積極發展和培育“新經濟”環境下的新興產業是我國經濟結構轉型的主要手段。但是，相比處于成熟發展階段的傳統產業，新興產業大多處于初創或成長期，意味著這些產業在蘊含著巨大市場機遇的同時也伴隨著巨大的市場風險，并且初期需要大量的資本投入來支持這些產業的發展。然而目前我國的社會融資結構中，以銀行為主的間接融資仍然占據很大的比重，銀行固有的低風險偏好、對抵押品的較高要求以及對于公司財務過于嚴苛的格式化審核使得其向新興產業提供融資的能力和意愿均十分薄弱（Black & Moersch，1998；Boot & Thakor（2000））。再加上我國商業銀行大部分仍為國有性質，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大量傳統產業仍然占據著銀行業優質的金融資源，導致其產能過剩的現狀遲遲得不到改變。長遠來看，這非但不利于我國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也不利于經濟轉型戰略任務的順利完成。

而資本市場作為一國金融資源配置的另一渠道，其靈活的制度安排，較高的風險偏好決定了其適合成為具有高風險高成長特性的新興產業的融資來源。并且，作為風險管理和交換的場所，資本市場能夠通過合理公平的金融契約設計來滿足不同風險偏好的投資者對于不同風險收益特征金融產品的需求，大大降低了投融資主體雙方的交易成本，有助于提升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此外，資本市場還可以通過企業間的兼并重組，淘汰產能過剩和落后的企業來重新整合經濟資源，從而有利于真正高成長的行業和企業迅速發展和壯大，率先實行并推動經濟結構向高級化發展。

然而，表1顯示，當前我國的社會融資體系仍然以銀行為代表的間接融資體系為主。若不考慮新增委托貸款和信托貸款等表外業務，2005年以來，我國每年新增人民幣貸款占社會融資的比例穩定在50%以上，個別年份甚至超過了70%；而以企業債券融資和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為代表的直接融資占比不到20%。雖然近些年新增人民幣貸款占比總體呈下降趨勢，但是整體上其在我國的金融體系中仍然占據著絕對主導地位。因此，面對我國當前社會融資體系的滯后性和局限性，優化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提高直接融資比例，引導風險資本流向代表未來經濟轉型升級方向的戰略新興產業，是我國實現經濟轉型這一戰略目標的必然選擇。

四、 我國居民當前的資產結構

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將一國的金融系統視為由全體投資者所作投資決策自然形成的系統，那么不同風險-收益偏好的投資者對于不同資產的選擇會對一國金融系統不同層次風險結構的形成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圖2顯示了一個簡化的兩部門經濟的資金流動狀況。在這一簡化經濟中，只存在住戶和企業兩個部門。首先，社會資金以工資和股利的形式從企業部門流向住戶部門，于是形成了住戶部門的可支配收入。其次，住戶部門的可支配收入主要有兩個流向：一是通過居民消費回流企業部門，二是通過金融體系為企業部門提供融資，而提供融資的方式也有兩種，即要么通過以銀行為主的間接融資體系，要么通過以資本市場為主的直接融資體系以支持企業發展。最后，企業部門通過銀行體系或資本市場獲得發展所需資金。因此，從社會資金的流向來看，居民投資者是社會資本供給的主要來源，因此其對于各類資產參與和配置的決策將對一國金融體系的結構形成和演化產生重要影響。進一步，表2顯示，2000年～2011年，在社會各部門的可支配收入結構中，住戶部門可支配收入占社會可支配總收入的比例雖然從67.5%緩慢下降到60.8%，但是在社會三大部門中仍然占據著主導地位，表明我國住戶部門是社會資本供給者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因此，從全社會的角度來看，居民投資者的資產選擇對于一國金融體系的構成及發展將帶來重要影響。例如，若銀行存款在居民資產結構中的占比較高，則表明通過銀行體系的潛在資金供給較為豐富，有助于降低企業通過銀行貸款進行外源融資的成本，使得企業對于銀行貸款的融資需求上升，從而進一步推動銀行體系的繁榮和發展；相反，如果股票債券等證券類資產在居民資產結構中占據較大比重，那么意味著企業較易通過發行股票或債券等直接融資渠道獲得外部融資，因此企業可能會增加股票融資或債券融資在資本結構中的比重，使得資本市場在社會融資體系中的地位得到提升。因而，若想大力發展資本市場，提高直接融資在社會融資體系中的比重，必須研究居民部門的資產選擇行為。據有關數據表明，通貨在我國居民金融資產流量結構中的比例從1993年最高的22.4%下降到2013年的4.2%，中間雖有波動，但是總體仍呈較為明顯的下降趨勢；而對比存款以及證券類資產在居民資產流量結構中所占比例可以發現，除去2007年，存款占我國居民金融資產流量總額比例一直遠遠高于證券類資產，且其平均比例達到71.7%，而證券類資產的這一數值只有10.4%。這表明在扣除實物消費部分后，居民部門傾向于將增加的大部分可支配收入配置于銀行存款，而在股票債券等風險資產上的配置比例較低，這也是長期以來人民幣貸款在我國社會融資體系中占比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此外，對比美國等發達國家，我國居民部門在證券類資產上的配置比例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因此，如何引導居民減少銀行存款等無風險金融資產的投資比例，增加股票等風險金融資產的配置比例，不僅有助于我國資本市場的繁榮和發展，更重要的是有助于促進我國金融體系中直接融資比例的提升，從而能夠滿足大部分仍然處于初創或成長期的新興行業的融資需求，助力我國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

五、 結論及啟示

本文從我國經濟結構、金融結構以及居民資產結構現狀的角度出發，從理論上探討了三者關系的內在邏輯。結果表明，在當前我國經濟結構由以低風險的傳統產業為主向以高風險的新興產業為主的轉型過程中，通過積極發展資本市場，從而提高我國社會融資結構中直接融資的比例是提高產業升級過程中的投融資效率，助力我國經濟成功實現轉型的重要途徑。而居民部門作為社會主要的資金供給部門，其資產選擇行為將為一國金融體系的發展帶來重要影響。因此，在當前我國居民資金仍然以存款的形式大量沉淀在銀行系統的背景下，研究如何引導居民積極參與資本市場，從而提高風險金融資產在居民資產結構中的占比，將不僅對于我國資本市場長期的繁榮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同時對于我國能否順利實現經濟轉型的戰略任務也將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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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關鍵詞:中小企業;經濟轉型;危機

改革開放30多年,民營中小企業活力的釋放是中國經濟最大的財富。作為中國經濟的主力軍,目前中小企業的經濟產量支撐著中國經濟總量的半壁江山。特別是中小企業提供的就業崗位已經占全國城鎮就業總數的約75%。權威數據顯示,我國中小企業總比例已經高達99%,以中小企業為主的非公有制經濟創造的稅收收入,在一些非公有制經濟比較發達的省份,已占到全省稅收總收入的70%以上。

然而,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在國際國內環境的影響下,中國一大批中小企業尤其是出口型中小企業正經歷著嚴峻的考驗。在中國經濟轉型,產業結構升級轉型期的關鍵時期,全國尤其是長三角、珠三角地區中小企業的生存狀況不容樂觀。

1中小企業生存現狀分析

自去年以來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灣經濟帶等民營經濟活躍的地區先后出現了中小企業的倒閉潮。據國家發改委中小企業司8月初披露的信息顯示,2008年上半年全國6.7萬家規模以上中小企業倒閉,其中紡織行業中小企業倒閉超過1萬多家,有2/3的紡織企業面臨重整。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在原材料價格上漲、勞動力成本上升、人民幣升值等多重因素交叉作用下,已經嚴重影響到企業的生存。

(1)從事供應鏈低端加工制造的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首當其沖。

國際產業鏈可以分為研發設計、生產制造、全球營銷三個階段,附加值呈現兩頭高、中間低,大體呈U型,俗稱“微笑曲線”。通常情況下生產制造階段創造的附加值占整個產業鏈附加值不到30%,而在生產階段的最底端(制造與裝配)創造的附加值只占5-10%,甚至更低。當前金融危機的擴散和蔓延中,以低端加工為主,勞動密集型為特征的制造企業受到的沖擊最大。浙江象山縣不到32平方公里的某小鎮為30個世界頂級品牌提供加工服務,然而截至2008年6月底,原本的500多家企業倒閉了100多家。

(2)對外依存度較高的中小企業處境“難堪”。

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出口訂單的大幅減少使很多對外依存度較高的中小企業處境艱難。據統計,溫州地區有20%的中小企業處于停產或半停產狀態,而紡織、服裝、化工和電子機械制造等行業更是“苦不堪言”。

(3)與中小企業資金融資難,受多角債務牽連。

融資難是制約中小企業發展的一大瓶頸,是困擾中小企業發展的長期難題。政府政策需要更多傾向中小企業。雖然2009年政府投資了4萬億來緩解金融危機,振興經濟。但這4萬億資金并沒有太多惠及中小企業。國家中長期貸款增加了很多,但用以解決流動資金問題的短期貸款所占比例不高,即便是短期貸款,其中很多也是投給了大企業。

2中小企業面臨的危機分析

2.1從國際環境分析

中小企業危機的源頭,首當其沖是世界經濟局勢的悲觀。受此次金融危機的打擊,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在2009年全面進入衰退,無論世界銀行還是聯合國的IMF的預測都認為:美國、歐元區和本經濟均進入負增長區間,今年全球貿易量竟歷史性地下降了9%出現二戰以來最嚴重的貿易萎縮。另外,摩根士丹利報告還表明,目前,在190個被調查國家中,有50個正在經歷高達兩位數的通貨膨脹。這些不利因素是中小企業根本難以抵擋的。

2.2從國內環境分析

在中國經濟由“數量增長”向“質量成長”的十字轉型路口,“資金、資源、技術、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的低成本、低價格優勢瞬間弱化,一大批資本依賴型、勞動密集型、能源消耗型、出口導向型的中小企業全方位吃緊,危機四伏。危機的原因更是多方面:市場競爭的壓力,讓產品價格無法隨通貨膨脹上升;人民幣不斷升值對出口企業造成的壓力越來越大;新《勞動合同法》實施,勞動力成本越來越高;能源、原材料漲價;許多企業難以從銀行信用社新獲信貸或者續借貸款,地下錢莊成了許多中小企業高息求貸的來源,目前,企業“三角債”問題日益嚴重,一些中小企業資金鏈其實已經斷裂;一些地方政府對中小企業支持力度不夠,缺乏綜合的宏觀政策應對。

2.3從企業自身因素分析

目前,很多中小企業產業結構層次較低.大多集中在加工工業和餐飲服務業等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其產品大多數停留在簡單模仿的水平,質量難以得到提高。相當數量的中小企業技術裝備水平低,產品質量、產品附加值低,技術創新能力弱,許多中小企業基本不具備技術開發能力。產業關聯度低,在縱向合作上,即在關聯的企業之間,沒有建立合作關系,沒有規定統一的技術和質量標準,沒有做到共享先進技術和設備;在橫向合作上,即在生產相同或類似產品的企業之間沒有進行一定的市場分工,沒有在信息、人員培訓方面共享當地資源。中小企業在相當大范圍內存在低水平過度競爭。

3中小企業應采取的措施和對策

在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的情況下,外部經濟環境對企業而言是不可控因素,內部運營對企業而言是可控因素。中小企業要走出危機,必須進行產業轉型升級,依靠新技術來提升產品競爭力,擴大市場;政府方面也要深入了解企業的生存狀況,制定能幫助企業走出困境的政策,在各個方面予以支持。

(1)改變中小企業業務內容的“雜”、“亂”、“散”,整合業務和組織化構架。

其一,對外“抱團抵御”。通過企業間的“合力”突破實現產業鏈整合,增強企業乃至行業抗風險能力。例如為了應對所謂的保護知識產權的美國“337調查”,國內同行業中小企業只有組織聯合才能保證行業產品避免在出口美國市場時遭遇“滅頂之災”。其二,對內“協同效應”,實現1+1>2。中小企業強烈的“功利”目的使得各個區域的經營業務驚人地雷同,如溫州某鎮整個生產紐扣,寧波某地企業“不假思索”地集中于冰箱制造生產,而企業彼此間的合作幾乎為零,由此導致的資源浪費和效率低下簡直無法計量。其三,對資本運作的駕馭和投資回報的不確定性要合理預期揚長避短,重拾“新型老業務”不失為明智之舉,例如對于“綠色農業”“都市農業”的經營也蘊含著樂觀的效益前景。

(2)挖掘企業發展的內部空間。

其一,中小企業的管理多是“家族式的傳統經營,決策和執行的集中難免增加企業風險,河南已經有民企出讓控股權以引進先進管理經營團隊來做大企業市值的先例。其二,從國際經驗來看,日本的中小企業將轉型的視野明確指向中國市場,而非局限于在國內“等待”機會和空間。其三,不少國內網絡公司通過在納斯達克的小市值板塊掛牌上市得到發展,微軟思科也是從在納斯達克上市的“小公司”,通過資本市場做成全球頂級大公司,走進紐交所的主板市場。而蘇寧電器通過在國內中小板上市后,成為電器銷售行業的龍頭老大之一。

(3)充分利用政策優勢。

其一,揚“優”和避“劣”。如新《勞動合同法》無形中要求中小企業研發新技術減少用工量;而新《合伙企業法》對于“有限合伙人”的創新也助推了風險投資注入中小企業,同時國外經驗表明“有限合伙”是吸引民間投資、鼓勵技術創新的有效形式;《出口退稅法》關于出口商品退稅率的升、降、免的規定也是企業業務調整的“指南針”。其二,充分利用政府“救贖式”的政策優勢。

(4)企業的發展模式創新和突破也是關系企業戰略制勝的重要因素。

傳統的業務+獨特的市場需求產品和服務=“獨一無二”的商業模式。例如,日本創造了衛星公司的中小企業融資模式。中小企業為主體公司配套,可以由主體公司擔保得到銀行信貸。福卡所提倡的“生態型企業模式”也是走節能環保、循環經濟發展道路的可行選擇。而如何去和全球性的金融資本、產業資本和各類資本結合,以及了解企業生態,關注政策,去打造一些缺位企業,補充完善中小企業現有生態又顯得至關重要。

篇（10）

[中圖分類號] F470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009-6043（2017）03-0098-02

一、導言

改革開放已經近40個年頭，中國經濟在全球范圍內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進入到2015年以來，中國經濟開始轉型，改革出現“三期疊加”的深層矛盾：一是經濟增長速度的換擋期（經濟從過去高速增長到現在進入中高速增長）；二是經濟結構調整的陣痛期（過去經濟規模迅速擴張形成的一系列的結構性矛盾亟待調整）；三是發展前期刺激政策效應的消化期（前一時期反危機政策產生的“垃圾”、代價需要采取反危機政策予以消化）。我國目前已經進入到全面深化改革，進行制度創新的時期，也就是中央經常強調的經濟“新常態”。中國經濟“新常態”只要是指經濟增長速度轉換、經濟發展全面深入、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資源配置方式提檔升級、產業結構調整轉型、經濟福祉包容共享等在內的豐富內涵和重要特征。

“互聯網+”已經成為當前現代信息化建設的集大成者，運用多層次的整合與配置，對生產經營要素的優化進行加總、互聯與布陣，重新賦予縣域經濟在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領域的新職責。將“互聯網+”應用于縣級辦公系統，對全縣職能范圍內涉及到的經濟、行政和意識形態各種領域的融合與構建，將為縣域經濟的發展提供強大的技術紅利。

我國幅員遼闊、大城市集中度較高、中等城市比較少，東西部地區發展的差距較大，各地的資源稟賦、優勢各異。由于歷史原因或思想觀念保守導致很多西部地區、老工業基地經濟發展落后。隨著推出“一帶一路”經濟發展戰略，黑龍江省經濟迎來了難得的歷史機遇，對于具有廣闊縣域經濟的黑龍江地區。縣域經濟的快速是快速實現城鎮化的必由之路，將“互聯網+”應用于縣域經濟，將極大加快縣域經濟發展速度，實現信息革命。

二、“互聯網+”在區域經濟發展的應用

1.人們的生活交往與經濟活動因為“互聯網+”而發生了革命性的改變。在現代區域經濟發展進程中，現代信息技術的應用使原有的資源稟賦對不同地域經濟增長的影響力變得不那么重要，特別是對于如人力資源、自然環境、交通設施等經濟因素在區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實現區域經濟發展方式的技術性變革。

信息化技術的飛躍發展，使得縣域經濟的發展開始更多依靠知識、技術和信息的整合。通過互聯網將技術性資源進行效地整合成云資源，實現互聯網金融、網絡銷售、電子政務、同城快遞、互聯網旅游和網絡傳媒等以互聯網為基礎的大量F代服務業態的出現；這些服務業態對地址選擇特定要求，可以任意布局。所以，信息化技術將突破人們對傳統產業優勢的認識。

三、“互聯網+”應用于縣域經濟發展方式的探索

由于多年的計劃經濟，加之國有企業占比大，東北地區的大部分縣產業體系、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方式與當前經濟新常態下的變革不相適應。同時，在第三次信息革命背景下，中國的互聯網發展可謂日新月異。國內的電子商務示范縣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互聯網技術向廣大縣域地區推廣使用勢在必行。

1.建設“互聯網+農業”，使地區農業網絡市場全國化，推進農業種植、銷售一體化和運輸、物流鏈條化。我國自然環境的差異化造就了不同地區的農業資源稟賦各具特色，各地種植的農產品有鮮明的地域特色。由于此外農產品資源受當地自然因素、道路運輸、市場推廣等多方面影響，以至于大量水果、蔬菜爛在地里，農民豐收不增收的矛盾十分突出。“互聯網+農業”的概念就是要縣域政府極建立以面向農民為服務對象的信息和技術指導的網絡服務和咨詢系統。該系統應將本地涉農的相關信息整合，同時提供為農產品銷售服務的農產品批發與零售信息平臺和農業種植中的科技信息指導網絡等為特色的服務網絡平臺。在農業信息化建設過程中，要重點放在具有當地特色的農產品品種、氣候條件、市場占有率與病蟲害等綜合服務網絡。有針對性地選擇一批農副產品加工和生產龍頭企業、家庭農場和種糧大戶支持其把產品放在電子商務平臺上銷售，如黑龍江地區的五常大米互聯網認證品質銷售、伊春地區政府推動的山貨上網等都得到了市場的充分好評。

2.建設“互聯網+區域旅游、文化名城”戰略，推進縣域的環境保護上新臺階。改革開放初期人們往往把重點放在經濟建設的中心上，而忽略了生態環境的建設。2005年8月，首先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科學論斷。要把綠水青山當作經濟發展的題中之意，綠水青山是可持續發展的最大本錢，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

今天的中國，特別是中西部經濟落后地區，縣域經濟的發展都有不同程度犧牲環境為代價的急功近利之舉，不少地區藍天越來越少、霧霾越來越多。美麗風光成為回憶，旅游資源消耗殆盡。所以，縣域政府一定要從保護和修復生態環境工作開始，首先改善環境質量；提取生態紅利，發展綠色生態經濟；加大生態農業加周末城市生態游的推廣力度。通過開發生態旅游，使當地生態環境有較大的提升，生態紅利逐步顯露。在青山綠水上，建設“互聯網+”的區域旅游、文化發展戰略。

中國地大物博，每一個地方有其特有的旅游、文化資源和特色服務產業，縣域政府應該高度重視互聯網技術應用到當地的旅游和文化資源的推廣上，政府的旅游網站是當地的名片，要依靠專門的人力資源隊伍把當地的生態特色、自然景觀進行全面整合，并和國內有影響力的旅游網站合作。以周末短途城市周邊游為主要營銷特色，進而拉動全縣地區的旅游業、交通運輸業、住宿和餐飲業等多個行業的國計民生領域。通過和知名旅游網站合作，打造城市旅游名片，提升縣域旅游產業資源開發，實現經濟增長和文化強城和生態環境保護的共贏。

3.建設“互聯網+城市公共產品”服務平臺，改善縣域城市公共管理水平。從經濟學的概念出發，公共產品具有一定的外部性效應，外部性有正負之分，理想的公共產品應該起到1+1>2的正外部性效應。縣域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對城市公共管理水平方面的提升，所以必須增加縣域公共服務品的供應，尤其是增加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投入，加大對公路、交通設施、棚戶區改造以及地下管網（供水網絡、供電網絡、供暖管道、天然氣管道以及信息傳輸網絡）的建設與維護升級等。在當地政府已經運行的網站基礎上，建設一個覆蓋全縣域的綜合城市服務和管理網絡，提高市政批復的效率，降低公共成本，為縣域經濟的發展提供信息化支持。

“互聯網+”既是一種信息化傳輸技術，也是一種社會重新建構的技術。在“互聯網+”的新型社會運行下，縣域經濟擁有的所有資源都是網絡中配置。縣域的網絡化管理、“互聯網+農業”、“互聯網+旅游”和“互聯網+城市公共產品”等新格式、新路徑將成為縣域經濟發展模式的新動力。只有主動融入“互聯網+”模式，縣域經濟才能贏得更大的發展空間，成功實現縣域經濟的提檔升級。

[參 考 文 獻]

[1]紀淑饒，葛建輝.新常態下中國縣域經濟發展戰略研究[J].信息科學進展，2015，34（7）：793-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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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蘭顯東.東北地區縣域經濟發展戰略研究[D].東北財經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

[4]李明成.互聯網發展對于工業經濟轉型的影響分析[J].經濟新視野，20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