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與文化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中國社會與文化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汽車社會”（Auto Society）是工業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特別是隨著轎車大規模進入家庭后出現的一種社會現象，是在科學技術起決定作用下而實現的社會生產力的根本變革。毫無疑問，汽車的快速普及，給普羅大眾帶來了方便、快捷的生活方式，大眾汽車消費將帶來經濟社會的深刻變化，人們不僅出行更方便快捷了，而且改變了時空觀念，可以盡情地享受現代社會的快節奏而又舒適的生活。同時，汽車社會的到來，還將改變我們的城鄉關系、就業結構、生活方式等諸多方面。但是，正如事物都有兩面性，中國汽車社會的快速形成，也必然帶來一些負面的、滯后的影響。表現最突出的，就是社會心理的不成熟。比如，把汽車由代步工具異化為奢侈享受的追求和向人炫耀的資本；比如，以不文明開車、不遵守交通規則的野蠻飆車來吸人眼球，顯得自己多么英雄；比如，先入為主，亂停亂放，不講公德；比如，在高速公路堵車時，心態煩悶，情緒急躁，口吐污言穢語……凡此種種，都是在快速進入汽車社會的過渡期中社會心理不成熟的表現。

2、中國快速進入汽車社會，但基礎設施還不配套

無容置疑，近些年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突飛猛進，不要說高速公路四通八達，縱橫交錯，其規模已穩居世界第二，即便是國道、省道乃至鄉村公路建設也有相當發展和長足進步。但是，由于中國體量太大，幅員遼闊，且過去基礎太差，歷史欠賬太多，所以，即便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的速度很快，效率也很高，但總是跟不上汽車普及的速度和形勢的變化。尤其表現突出的是停車場地的規劃不足，建設偏少，以至于有車一族常常為尋找停車位而苦惱費神。此外，一些路段的建設質量也不敢恭維，不管高速還是低速，常修常壞，上了高速公路，大部分時間不是堵車，就是跑半幅，交高速費，跑低速車。還有，收費站的人為堵車，收費站口挺多，但大部分時間僅僅開幾個，只要出省進市，就要排長長的隊蝸牛行進。此外，我們還要看到，汽車業發展已經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而是要牽扯眾多社會問題。很難想象，一個石油對外依存度高達55%的國家，汽車業竟會成為支柱產業。[ LunWenData.Com]

3、中國快速進入汽車社會，但法律法規還不健全

中國正在以驚人的速度進入汽車社會。但令人遺憾的是，我們的法律法規特別是交通法規也不算是很健全，還沒做好進入汽車社會的充足準備。比如，駕駛員培訓需求的旺盛帶來了駕駛培訓學校的興旺，但由于發展過快，駕校師資不足，加上法規漏洞，管理不當，結果培養出大量不合格駕駛員，成為潛在的馬路殺手，釀成太多的交通事故與人生悲劇。比如，由于相關環境保護法規的欠缺，使得很多不符合排放標準的汽車上路行駛，其結果，汽車的數量上來了，我們享受著汽車帶來的快速，卻又讓汽車帶來了野蠻和污染。因此，如何使用汽車，如何保養汽車，如何節約用水，如何節約用油，如何低碳生活，如何保護環境，如此等等，也都是汽車族義不容辭的責任。

4、中國快速進入汽車社會，但汽車文化還不匹配

前之所述，是中國快速進入汽車社會種種不適的客觀外在表現，而內在的不適應則表現為汽車文化的不匹配。換言之，客觀外在的表現只是種種表象，論文格式而內在的汽車文化的不匹配則很可能或很大程度上是問題的根本所在。諸如，人們對汽車的快速普及帶來的方便快捷的生活方式適應與否，對汽車大眾化給人們帶來的城鄉關系、就業結構和消費方式的認同與否，對行車公德和交通秩序的肯定與否，對汽車普及速度過快和基礎設施一時跟不上的包容與否，以及對嚴守交通法規，實行綠色出行贊同與否。等等等等，莫不屬于觀點理念的汽車文化范疇。因此，所謂的汽車文化，其實質就是人們特別是有車一族對待進入汽車社會的基本思想觀念與社會理念。我們必須客觀認識汽車社會，積極培育汽車文化，做好迎接汽車社會來臨的準備。這便是我們當下所要面對和解決的一個十分重要的課題。

為此，筆者認為，我們要建設的汽車文化應該是理性文明的、安全規范的、先進環保的汽車文化。

篇（2）

1.關于民族學與人類學理論與對話。武漢大學朱炳祥教授提出并闡述了“主體民族志”的新概念。“主體民族志”以對人類前途的終極關懷為目的，是目的論意義上的民族志范式。云南大學瞿明安教授從其主持編寫的《中國西部民族文化通志》的角度，討論了中國民族學西部學派的問題。重慶大學彭文斌教授以九寨溝旅游業為例，反思了旅游人類學的發展。大連民族學院李鴻教授研究了少數民族文化傳承與科技創新的關系，探討了推進民族地區文化科技創新的基本路徑。貴州大學納日碧力戈教授從西江苗族喪葬儀式的元話語的角度，揭示了核心符號與社會變遷的關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羅紅光研究員以大瑤山瑤族的親屬制度與“族內婚”為案例，討論了人類學與民族學的關系問題。《民族研究》編輯部劉海濤博士對二戰后ethnohistory（歷史人類學）在美國學界的表現作了翔實的歷史考察，為研究西方歷史人類學的興起提供了新的視角。

2.關于“藏彝走廊”與西南民族研究。西南民族大學趙心愚教授探討了《南詔德化碑》的立碑目的，認為南詔立此碑是在為閣羅鳳歌功頌德，同時向吐蕃示好，表明其繼續維持與吐蕃結盟而與唐保持對立的政治態度。四川大學石碩教授論述了新時期藏彝走廊研究對認識西南民族格局的啟示與意義。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袁曉文研究員以藏彝走廊一個人口較少的族群“多續人”為研究對象，指出“多續人”的藏族身份認同是具有歷史淵源的。云南財經大學陳剛教授以瀘沽湖地區落水村為例，討論了藏彝走廊民族文化旅游與民族飲食文化的變遷。西南民族大學郎維偉教授通過對那曲村落社會的調查，分析了藏北牧民傳統畜牧生計方式的轉變。云南農業大學秦瑩教授就云南藏區維穩建設中比較突出的一些問題提出了相應的解決建議。大學平措教授以《格薩爾》為例，從語言學角度研究了藏語中的模擬詞。

3.關于民族認同與宗教。四川大學張澤洪教授介紹了其對西南少數民族《指路經》研究的部分成果，認為《指路經》反映出西南各族群沿藏彝走廊、南嶺走廊遷徙的真實歷史。中央民族大學邢莉教授討論了民族民間節日的價值體系與保護問題。云南省社會科學院楊福泉教授以東巴教“還樹債”儀式和同名口誦經為對象，研究少數民族文字經書與口誦經之間的關系。云南大學高志英教授通過對傈僳族以王驥崇拜為核心的下火海上刀山儀式的考查，探討其多重認同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演變及其動因。廈門大學王平副教授以甘肅臨夏八坊回族聚居區為個案，分析了城鎮回族聚居區傳統與現代社區的互動與整合。西南民族大學李玉琴教授對安多藏區山神信仰進行了考察，探討了山神崇拜所呈現的人與自然、社會、神靈、宗教之間的關系。

4.關于民族地區的流動人口與中國的民族識別。中央民族大學潘蛟教授討論的是少數民族人口流動問題，分析了少數民族人口流動“多態性”的成因；樸光星副教授基于對朝鮮族城市化進程的考察，探討了“壓縮型城市化”下的民族共同體的“離散危機”與“重構運動”；張曦副教授研究了了汶川地震后重建的四川邛崍市油榨鄉直臺村移民問題；關凱副教授作了題為《制度與理性的選擇：不流動的草原牧民》的發言，關注的是草原牧民的流動問題。云南民族研究所沈海梅教授從社會性別視角研究了民族識別問題，認為民族國家的民族識別工程實質上是歸屬政治的建構，歸屬的性別政治重新確定了少數民族女性與民族國家的關系。西南民族大學秦和平教授通過對云南“民族識別”工作的再認識，指出56個民族的來歷并非源于民族識別。海南師范大學王獻軍教授將貴州黎族與海南黎族進行了對比。

篇（3）

女性作為一個特殊而又引人注目的性別群體，古往今來都成為文學 藝術 中濃重墨彩的自覺對象。民國時期作為文化傳播手段之一的電影影像對于女性形象的表現，可以從女性形象與啟蒙話語、女性形象與現實批判以及女性形象與文化批判三個角度來切人討論，并發現民國時期影像中的女性形象與當時的社會文化之間自覺的對應關系。

篇（4）

我是四川師范大學中文系1978屆的本科生，1983屆的古典文學與文獻整理專業碩士生。當時我們碩士研究生指導小組以湯炳正和屈守元領銜的6位教授都是國內名師，每屆研究生畢業都請北京的王利器先生和南京大學的汴孝教授等著名學者主持答辯，還給我們作專題報告，這對開闊我們的視野和胸襟都很重要。

1986年，我考取了中國社本文由收集整理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首屆明清小說專業的博士生，1989年底畢業并去了中國藝術研究院工作。我覺得自己在法國能夠繼續懷有濃厚的興趣在人文學科的諸多領域深入學習，與我先前在國內的讀博與工作經歷有著直接的關聯，所以想先談一下這段經歷。

我在國內讀博期間受到2個重要影響，一是來自我的導師陳毓羆教授，二是來自我的不同專業的博士生同學。

陳毓羆教授20世紀50年代初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既后考取留蘇研究生，在莫斯科大學學習4年，師從蘇聯著名文藝理論權威專家，畢業歸國后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工作，以研究中國古典小說特別是《紅樓夢》著稱。陳教授在國內外所接受的學術訓練使他在研究方面顯示出與同行不一樣的開闊視野，對我不乏潛移默化的影響。

197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組建研究生院，剛開始只招收碩士研究生，1983年開始招收博士生，專業覆蓋文史哲、經濟學、法學、語言學、民族學等各個領域。記得我就讀的1986屆所接觸的上下3屆各學科各領域的博士生導師都是國內各學科的一流學者，可以舉出一長串在社會學科領域為人熟知的名字。那時社科院研究生院學生不多，可以一同在食堂飯桌上吃飯，這也正是不同學科的同學交流的最好機會。這種交流使我的視野和關注已不局限于自己的古典小說專業，對社會學科領域的不同專業都有了一些了解和興趣。

在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工作也是一段影響我日后在法國對藝術產生興趣的重要經歷。當時中國藝術研究院位于北京柳蔭街恭王府內，是中國藝術門類的最高殿堂，在戲曲、美術、音樂、文藝理論、話劇、電影、曲藝等學科都匯集了各領域的的著名老學者與中青年佼佼者。我在那兒工作的時間雖僅4年（工作關系保留至1997年），但也頗有收獲。在工作及與同事的交往中，我受到了藝術學科與文化的濡染和影響，其間，我曾應邀到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做訪問學者。

負笈海外：

漫長而艱辛的求索之路

1994年初我接受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的邀請去了巴黎，在東方研究小組參與完成1項包括中國古典小說在內的東方研究計劃。從北京到巴黎，我經歷了一個新的轉折。

在巴黎工作期間，我與法國漢學家多有接觸，法國豐富的文化藝術也吸引著我，因此工作結束之后我決定留在巴黎繼續學點東西。我先是在巴黎第七大學東亞系讀東亞文明研究博士生，到第三年時，我決定轉而從頭學一些中國需要的西方學科，將來歸國才能發揮作用。那時正值我丈夫要去法國東部名城斯特拉斯堡工作，因此我也去了斯特拉斯堡繼續修讀。

斯特拉斯堡第二大學馬克·布洛克大學（2008年與該市另2所大學合并為斯特拉斯堡大學）以人文學科馳名，上世紀30年代以來一直是法國歷史學與社會學的重鎮。進入該大學以后，我先是集中修讀了藝術史、社會學、人類學等專業的碩士課程。學習中我的興趣與目的都集中在對將來歸國服務有用的領域，如在藝術史專業中我側重博物館學、考古學以及西方現代繪畫流派；在社會學專業中，我注重都市社會學與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經濟問題，并撰寫了學位論文《中國民本思想之根源及其在中國現代社會的影響》，用社會學理論和觀點梳理中國從古到今的民本思想傳統；人類學專業使我的目光投向了非洲大陸、中南美洲以及太平洋諸島的原始民族，我注重了解原始藝術、原始宗教與原始民族的社會組織形式。通過對這幾門學科碩士課程的修讀，我感覺自己一方面學到了西方現代人文學科領域的一些專業知識，同時也對西方社會與西方文化有了真正的接觸和更深刻的了解。

進入21世紀，我在法國感覺到世界在飛躍發展，中國也在飛躍。我因此想更進一步從全球范圍來探索人類歷史以及人類文明的演進歷程，同時我也獲悉國內一些大學正在開設或準備開設人類學專業，于是，我決定去巴黎第十大學的博士學院修讀人類學博士學位。

巴黎第十大學博士學院集中了法國在考古學、民族學和人類學領域的諸多著名學者。我師從人類學教授b.貝桂菊（b.baptandier）夫人，她同時也是漢學家。選博士論文研究專題時，正值法國著名漢學家a.列維（andré lévi）翻譯的《聊齋志異》法文版全集出版，《聊齋志異》是在西方國家廣受歡迎的中國文言優秀傳統小說。

20世紀90年代的法國文學人類學研究興起，一些古典名著被應用于人類學研究。因此我決定用人類學的視野和觀點去嘗試對中國文言小說的研究，以《聊齋志異》為突破口。但在論文資料的搜集與撰寫中，我深感在專業素養的學術訓練中，自已還需要了解更多的人類學理論和觀點，因此博士第三年我轉學到斯特拉斯堡馬克·布洛克大學人類學系d.莫納爾（d.monoris）教授門下繼續做我的博士論文《聊齋志異人類學研究——中國17世紀》。

論文的撰寫非常艱苦，d.莫納爾教授從論點到資料的使用都給予我悉心指導。最后我的論文答辯獲得博士論文優秀等級，并于2009年由法國博士文庫出版。

感悟中西方人文學科的差異

既后，我又用半年時間在工作之余修讀了宗教學課程，我感覺要了解西方文化，根源是西方宗教。

在上述專業的研讀與論文寫作中，我對中國人文學科和法國人文學科有一些個人感悟。法國的人文學科在歐洲國家具有代表性，法國在大革命前是貴族分封社會，與中國周朝的分封制度類似。但法國的傳統社會是政教合一，它的傳統文化就是宗教文化。法國在大革命后的200多年間，發展民主共和制度，同時也是科技發展與工業化、都市化時代，這個社會變革是巨大的，對人類生活與心靈的沖擊也是巨大的。面對與宗教文化傳統相背離的新制度、新時代所出現的新的社會問題需要解決，因此西方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出現了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語言學以及考古學等新型人文學科，每一門學科又有不同的學派，大家都在面對新時代新問題探索尋找解決的辦法，所以不同的學科與學派才如此活躍。

要真正認識中國與西方社會的區別，需要抓住西方是宗教文化傳統，中國是儒家世俗文化傳統這個關鍵的分野。西方的現代人文學科都是從宗教文化傳統面對現代社會發展，直至產生現代化生發出來的。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世俗的儒家文化，以仁治與民本為核心價值，因此能建立穩定的社會秩序。現代社會變革與現代科技并不產生于中國社會的內部，而是來自西方的影響，現代人文學科也是傳自西方。我認為，一個有志于服務祖國的學習人文學科的海外留學生，既要學習如何運用西方現代人文學科的理論和方法來觀照中國的現代社會，同時也要注意中國文化傳統自身的特點。

篇（5）

學生姓名：

系 別： 政治與法律

專 業： 思想政治教育

指導教師：

一、綜述國內外對本課題的研究動態，說明選題的依據和意義：

研究動態：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到來，養老問題成為一個日益突出的社會問題，各國學者開始對這個古老的研究領域給予新的重視，尋求各種解決方法，以面對老齡化社會的挑戰。目前國內外的研究主要有二個方向，一是以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多數學者選擇的希望通過發展社會養老即建立高福利的社會保障體系來解決老齡人口的養老問題，一是希望健全現有的家庭養老體系，輔助以社會養老體系，中國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這，主要希望發揚中國傳統的尊老、敬老的思想來促進家庭養老的健康、和諧發展，這方面較為突出的論文有有蕭振禹主編的《養老，你指望誰——中國面臨人口老齡化的困惑》等，張懷承主編的《中國的家庭與倫理》等。他們提倡目前中國應繼續以家庭養老作為主要的發展方向、通過對儒家傳統的孝道思想的繼承和發揚來達到家庭養老的健康發展。

選題的依據

孝道思想是儒家及儒家思想核心之一，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這種孝道思想的影響，中華民族才形成了尊老愛幼，孝敬老人，贍養老人的傳統美德。據有關資料統計，2000年底，我國60歲以上的老年已達1.3億，占總人口的11%，根據科學預測，到2025年底老年人口將達2.8億，約占總人口的20%。顯然，我國正以驚人的速度進入老齡化社會。而且，我國進入老齡化社會與發達國家不同，是在經濟相對落后的情況下進入的，時間短，速度快，指望在短期內用社會保障和敬老院來實現老有所養，老有所樂，老有所醫。老有所終不太現實。家庭養老在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仍是我國養老的主要途徑。在這種背景下，探討儒家的孝道思想尤其是其中的敬老原則與現代家庭養老的關系，對于現代社會的進步發展，解決老齡化社會中的一系列問題，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深刻的現實意義。

選題的意義

a 從理論上看，豐富和深化了儒家“孝道”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我們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建立健康的養老體系

b 從實踐上看，對于加強家庭道德建設，推進家庭文明以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研究的基本內容，擬解決的主要問題：

基本內容

儒家“孝道”思想與現代家庭養老

1儒家“孝道”的基本內容

2儒家“孝道”原則的糟粕和精華

3現代中國的家庭養老

4儒家孝道的現代轉承

擬解決的主要問題

1、重點：在現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儒家“孝道”的轉承

2、難點：理論分析，實證分析儒家“孝道”的糟粕和精華

三、研究的步驟、方法、措施及進度安排：

步驟：

1、收集資料

2、歸納整理資料

3、編寫寫作提綱

4、寫作論文

5、修改文章

6、完善定稿

方法：

1、文獻研究法;

2、歷史分析法;

3、演繹歸納法;

4、分析綜合法。

措施：

1、充分收集資料

2、對資料進行閱讀，分析和綜合

3、制定寫作計劃表

4、主動多與指導老師交流

進度安排：

1、2005年12月20日前確定選題

2、2006年1月16日前提交開題報告

3、2006年4月10日前提交論文初稿交指導老師審閱后進行修改。

4、2006年5月20日前交定稿

四、主要參考文獻：

[1] 李宗桂：《中國文化概論》，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2] 劉澤華：《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反思》，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版

[3] 劉翔：《中國傳統價值觀詮釋學》，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版

[4] 劉再復、林崗：《傳統與中國人》，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

[5] 辜鴻銘著，黃興濤、宋小慶譯：《中國人的精神》，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

[6] 杜漢生：《中國精神》，長江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7] 蕭振禹主編：《養老，你指望誰——中國面臨人口老齡化的困惑》，改革出版社1998年版

[8] 武寅、石竣主編：《家庭倫理與人格教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

[9] 呂平主編：《孝經》，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6年版

[10]《中國人口報》，1999年2月5日1版

[11] 張懷承主編：《中國的家庭與倫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

[12] 高成鳶主編：《中國的尊老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3] 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4] 雜志：《中國哲學史》、《哲學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人大復印資料《中國哲學》等有關中國哲學、儒學網站

五、指導教師意見：

簽名：

六、教研室意見：

簽名：

篇（6）

對于這些來自于現實生活中的活生生的糾紛案例，比虛擬的案例更有價值，比邏輯推理更有血色，糾紛案例所提供的信息極為豐富與真實，因而有廣闊的研究空間，吸引了眾多的學者從不同學科背景出發，去揭示糾紛案例背后所掩藏的行為邏輯。本文是對近年來國內外學者關于糾紛研究的一項研究，其中將不涉及具體案例，展現糾紛研究的不同學科、研究成果，并試圖對其進行簡單評述。

一、村落社會糾紛研究的社會背景

在《江村經濟》和《鄉土中國》中，對中國的鄉村社會結構及傳統文化在西方影響下的變遷過程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成為了理解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結構與社會性質的經典著作{1}.先生是通過紳士權力在鄉土社會的運作的分析，揭示中國社會中央官僚制帝國與皇權不下縣的背后邏輯{2}.但是當前中國村落社會與先生所述“鄉土社會”已發生了如此巨大的變遷，以至于眾多學者著書立說，試圖揭示變遷中的村落社會的現實情景。弗里德曼的《東南中國的宗族組織》試圖通過對地域化的宗族組織的結構認識，探究中國傳統社會的構成法則，從宗族的視角揭示了漢人社區是如何實現國家與社會的關聯{3}.杜贊奇試圖從“國家政權建設”與“權力的文化網絡”來認識傳統鄉土社會的變遷、變遷中的國家與社會之間關系{4}.黃宗智則揭示國家與社會的變遷中鄉土社會是如何突破了“過密化”的運作方式{5}.事實上，這些研究將研究點放在鄉土社會，而研究的對象則是“村落”。村落成為整個中國社會的縮影，觀察、分析村落便可以折射出中國鄉土社會本色和鄉土社會的變遷。

對于是否可以將村落作為研究鄉土中國的出發點存在著不同的爭論。也有學者跳出村落，從其他方面來解釋鄉土社會的結構。魏特夫從水利的角度，認為中國鄉土社會可以通過大江大河——大水利——小水利到基本農田的灌溉形成農耕社會的圖景，從而形成了東方特有的專制主義{6}.施堅雅則從市場出發，形成了分析中國社會的市場結構理論。他認為“基層市場共同體”是中國鄉村的基本單位，由基層集鎮、中間集鎮、中心集鎮、地方城市和地區首府，構建了中國社會的圖景{7}.

盡管分析模式是多種多樣的，可是對于解釋鄉土社會的變遷，尤其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變遷對于鄉土社會的分化、解構、重建的影響，這些模式難以讓人信服。自20世紀40年代（恐怕還要往前推至20世紀初）以來，中國基層的鄉土社會事件主要有兩件：國家政權建設{8}與市場經濟體制建立。賀雪峰先生在對中部以農業為主要生產生存方式的區域分析中，稱為建國以來歷次政治運動與市場經濟的化約能力一步步消釋、瓦解鄉土社會的傳統，構建新的鄉土社會，提出了“新鄉土中國”{9}，從而有了重新認識中國鄉土社會的認知，研究轉型期鄉土社會的性質的學術使命與命題{10}.但是對于國家政權建設或曰吉登斯民族——國家形成與市場經濟是如何化約鄉土社會的傳統，重新構建新鄉土中國卻未展開論述。

國家政權建設與市場經濟體制建立的化約與瓦解的背后是現代化，是通常所說的從傳統農業社會轉化為現代工業社會，甚至到近年來極為流行的“后現代”、“知識經濟”、“新經濟”時代。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所形成的斷裂社會中，如何在工業與農業、城市與鄉村斷裂的背景下，在由生活消費品向耐用消費品消費方式的轉變，在資源重新聚集下，底層社會（農民、農民工和下崗工人構成）形成的背景下能否實現現代化，如何實現現代化則是另一個問題{11}.

當前鄉村社會的糾紛研究所面臨的正是這一背景：現代化及現代化過程中，后發外生型國家通過國家政權建設與市場經濟體制建立而呈現的糾紛。在傳統與現代、國家與社會、國家法與民間法等相互之間呈現出紛繁復雜的新鄉土中國的景象，只是學者們知識背景不同，從不同的學科背景出發，所關注的焦點不同而已。

二、法律社會學的糾紛解決研究

就目前的研究現狀而言，法律社會學在研究糾紛解決方面，有較多的研究成果。法律社會學是將法律現象置于其社會背景之中，研究法律現象與其他社會現象的相互關系的一門社會學與法學的邊緣學科。法律社會學的研究特點在于從社會整體觀念出發，認識法律的社會基礎和社會作用，從而更好地利用法律的控制作用解決社會問題。

1.關于國家法與民間法的關系的研究

這是對于糾紛解決研究中一個獨特的視角。體現這種關懷的著作或論文很多，影響較大的有：梁冶平的《清代習慣法：社會與國家》{12}中的文章、范愉的“代替式糾紛解決方式（ADR研究——兼論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13}、《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14}、謝暉編《民間法》{15}、何兵《現代社會的糾紛解決》{16}、高見澤磨《現代中國的糾紛與法》{17}、棚瀨孝雄《糾紛的解決與審判制度》{18}、黃宗智《清代的法律、社會與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19}等。

杜贊奇認為：在中國，建立民族國家與實現現代化，從一開始就是同一過程的不同方面{20}，“在新的民族國家成長并試圖確立其合法性的過程中，歷史被重新定義，社會被重新界定”{21}.中國由于是后發外生型的現代化國家，其社會變遷呈現出國家自上而下的推行和實現，是“規劃性的社會變遷”（）。鄉土社會代表著傳統的習俗、習慣被視為舊的、落后的，而被所謂新的、先進的所替代。在國家法大規模“下鄉”的過程中，即蘇力之送法下鄉，蘊涵的正是“規劃性的社會變遷”，國家法與民間法在法制化進程中已經定下了各自不同的命運。

然而，盡管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法治、依法治國等口號下，國家法形成侵蝕之氣勢，但是伴之而來的是民間傳統、習俗復蘇的現象，如王銘銘在閩臺三村的觀察{22}.家族法規、村規民約等民間法遭遇到國家法借助政權下沉而形成的“重創”之后，逐漸退居為內在的觀念形態，但是并沒有徹底消失，而是形成“地方性知識”，并在糾紛的調解過程中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在人情、面子的關聯下{23}，在秋菊打官司的分析中{24}表現出來。國家法與民間法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不同歷史命運成了糾紛觀察者的理論關懷點。

篇（7）

3.維護、緩和與批判:不同類型青年對社會發展的功能李金亞，鄢呈玥，管雷，LIJin-ya，YANCheng-yue，GUANLei

4.青年價值體系教育與社會思潮的鑒別王新剛，賀岷，WANGXin-Gang，HEMin

5.構建青年輿情預警機制初探羅新陽，LUOXin-yang

6.當代青年休閑文化狀況及價值分析林新媚，LINXin-mei

7.青少年偏差行為的社會工作介入劉慶，LIUQing

8.青少年生涯教育的必要性及措施趙會娜，ZHAOHui-na

9.引導、誤導與反哺——大眾傳媒與青少年流行時尚的雙向傳播董金權，DONGJin-quan

10.在男孩中建立真正的心理彈性——傾聽男孩內心的聲音王姝瓊，WANGShu-qiong

11.青少年親社會行為缺失的原因分析與社會干預陳宇海，CHENYu-hai

12.論大學生網絡人際交往王前軍，WANGQian-jun

13.心理教育之于大學生德育陸小云，袁偉東，LUXiao-yun，YUANWei-dong

14.從管制型政府到服務型政府——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一種視角沈建，史永展，SHENJian，SHIYong-zhan

15.從政治層面分析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與和諧社會構建劉群

16.當前中國政治文化的演進邏輯——以國家公務員招錄制度為分析對象周海生，ZHOUHai-sheng

17.數字環境下的私人復制危機鮑民明，BAOMin-ming

18.論我國企業破產重整制度的完善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學院學報 劉源，LIUYuan

19.從"兩個大局"到"統籌區域發展"李益波，LIyi-bo

20.從"自組織"角度看和諧企業管理組織的建構梁明

21.中部經濟崛起的攻堅點毛海芳，孫海功，MAOHai-fang，SUNHai-gong

22.新會計準則解讀劉紅梅，LIUHong-mei

23.構建和諧社會須解決好城市流動人口問題黃政合，孫曉倩，HUANGZheng-he，SUNXiao-qian

24.現代風險社會視野下的社會救助體系構建張麗娜，ZHANGLi-na

25.從兩岸四地的節日看保護傳統節日的迫切性王奇，王雨昕，WANGQi，WANGYu-xin

26.現代信息資源環境下科技創新理念的應用白建麗

27.關于應用文寫作教學"去文學化"的再思考孟建偉，MENGJian-wei

28.學術論文的特點與選題——學術論文寫作研究之一尉天驕

29.關于詩禪融通形式的考察郜林濤

30.淺談中國傳統繪畫中的線條呂世亮

31.中國古代服裝結構與現代服裝結構之比較畢虹，BIHong

32.行政案例教學改革研究王俊剛，王華梅，WANGJun-gang，WANGHua-mei

33.本刊主干欄目近期選題方向

34.關于高職院校人文素質教育的思考關銀鳳，GUANYin-feng

35.計算機教學中應重視非智力因素的培養原曉林，劉效春

36.高職高專英語教學改革實踐探索康珉，KANGMin

37.淺淡高等數學課程體系的教學改革彭大力

38.高師鋼琴教學要突出師范性張雪梅

1.青年工作思想的特色鄒謹，ZOUJin

2.論中國青年志愿服務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關系劉孜勤，LIUZi-qin

3.轉型期農村青年人生價值觀的分化與整合楊鋒，YANGFeng

4.中國新生代群體內潛在沖突的現狀與對策探討——以"80后"農民工和"80后"大學生為例陳文龍，CHENWen-long

5.青年社會化的文化參與——基于大眾文化的研究視角崔健，高珊，CUIJian，GAOShan

6.從青年文化熱點透視青年生活方式和價值觀轉變張冬利，蔣舟

7.論未成年人問題實質上是成年人的問題董平，DONGPing

8.兒童政治社會化中的理想化研究述評季乃禮，JINai-li

9.淺談流行音樂對青少年的影響籍榮

10.互聯網對當代大學生政治參與的影響羅雷，LUOLei

11.關于大學生網絡交往動機研究進展的分析遲新麗，張大均，吳明霞，CHIXin-li，ZHANGDa-jun，WUMing-xia

12.社會性別視野下女大學生就業問題的思考金晶，JINJing

13.關于當前大學生資助體系現狀的調查與研究孔沛球，KONGPei-qiu

14.論大學生社會實踐的指導原則侯燕，閭彬HttP://

15.馬克思的分配正義思想研究——兼與羅爾斯分配正義論比較周華平，熊亮

16.中國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政府責任研究鄭聞，ZHENGWen

17.試論當前政府采購工作中存在的問題與對策管永前，GUANYong-qian

18.與行政指導相關的國家賠償問題探討吳志鵬，彭健，WUZhi-peng，PENGJian

19.企業與競爭對手合作視角下的動態博弈王晶，付寧，史勇，WANGJing，FUNing，SHIYong

20.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學院學報 股權分置改革對資本市場的有效性影響——基于三因子模型的實證研究牛晉霞，趙芳，NIUJin-xia，ZHAOFang

21.關于波動率及其預測方法的文獻綜述李雋，LIJum

篇（8）

從civil society的本源來看，它是一個完全源于西方的極富包容性和開放性而內涵不斷變化的概念，在漫長的歷史演變過程中被賦予了豐富的涵義，甚至可以說是不同的意蘊。然而，從90年代開始，大陸學界對這一概念傾注了大量的熱誠。對中國大陸的學者而言，借助于這樣一個純粹西方的概念并不僅僅是用于解決現實的困境，更多的是希望能用其來提供一個解決中國現代化發展的路徑及國家與社會關系的一種理想框架。

1.從整個世界的大環境來看，自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的公民社會理論在西方的重新復蘇為中國學術界提供了最直接的知識來源。西方公民社會理論之所以復興，其原因在于：A.從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幾乎所有的非西方國家都面臨著強大的民主化浪潮，在這股浪潮的推動下，人們重拾了對市民社會的關注。

B.前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日益暴露出來的高度集權的弊端使人們開始對斯大林式的全權國家進行反思。從70年代起在東歐的一些國家自下而上的出現了聲勢浩大的爭取民主的運動，一些學者借助于市民社會的概念對表達他們的反國家主義的思想，最終釀成了90年代初的蘇聯、東歐巨變。有學者把巨變看成是市民社會復蘇的直接結果。

C.從整個西方社會來看，二戰后，隨著凱恩斯主義的失靈，福利國家的危機，也促使一部分學者呼吁限制國家的權力和活動范圍，向市民社會回歸。國家中心論開始衰落，人們期待官方的、扎根于共同體的組織比國家更能解決所面臨的實際問題。80年代起，隨著治理和善治理論的興起，國家權力重新向社會回歸，公民社會理論家開始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對此理論展開研究。

2.中國國內狀況的政治體制改革與公民社會的復興密切相關

由于市場經濟的確立讓學者們敏銳的看到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可能會促使在中國出現一個類似于西方早期公民社會的階層，并推動政治社會體制變革，從而使中國走向真正的現代化之路。因此，civil society這樣一個極具靈活性和挑戰性的概念在90年代的中國學界看來，因為能夠作為這個古老國家的現代化進程的工具因而也不可避免的帶有了濃郁的本土色彩。

從中國大陸的研究情況來看，公民社會理論的興起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理論介紹引入階段。這一階段主要是從1992年開始到上個世紀末。90年代開始，中國正值政治社會體制轉型期。中國的政治體制正從無所不包的、社會力量被行政吞噬的國家體制中轉型，從個人的淡化到個人主體自覺意識的復蘇，從分割的城鄉二元體制到變遷的城鄉結構。尤其是1992年中國經濟改革進入了市場經濟新階段，現實層面的發展需要重新確立國家與社會的關系，而作為后進國家的中國，在追趕西方的過程中也急需借用西方現代化的經驗。在這樣一種大氣候下，中國知識界在對西方理論進行甄別時，選中了公民社會這樣一個發源于西方，與資本主義的發展密切相關的且又重新在西方得到復蘇的概念。

在這一階段，知識界對公民社會的討論主要圍繞現代化的進程而展開，這與公民社會這一概念的“舶來”性緊密相連。這一時期的成果，除了探討建立中國的公民社會以外，主要集中在對西方公民社會理論的評介上及對概念移植中國展開論證。（以〈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為代表，首先在1992年率先推出鄧正來、景躍進的〈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這是當代中國研究公民社會之濫觴（見鄧文）。隨后，這份刊物發表了一系列的有影響的文章，圍繞如何建構中國公民社會，及中國公民社會有無可能而展開。（出版的國家與社會論文集）

到了上個世紀末以后，隨著世界范圍內的治理與善治的興起，15大之后的政府機構的需要對中國政府的治理變革、創新制度研究也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公民社會理論的興起符合了中國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的發展趨勢（見《治理的變遷》，俞可平）此階段的研究主要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對作為實體的公民社會進行實證的研究、對國家、社會之間疆域的確立、社會空間的建構及第三部門的發展展開切實的論證。二、

公民社會研究的內容

當代中國公民社會的研究的核心主要有兩個，一是建構中國的公民社會話語體系，或是說中國的公民社會何以可能；二是如何建構當代中國的公民社會。可以說90年代以來整個的中國公民社會研究都是圍繞這兩個論域而來的。

1.市民社會的概念及其建構

要解決論題一：建構中國的公民社會，首先對中國的學者而言就面臨著一個問題，如同眾多的西方概念引入中國一樣，首先就面臨如何將西化的概念植入中國的話語體系里。“civil society”一詞在國內有著幾種不同的翻譯法，每種翻譯都體現了譯者對這個詞的不同理解。有“公民社會”、“市民社會”、“民間社會”等三種常見的譯名。其實，在92年以前，市民社會是一種廣義的用法，中國知識界對市民社會這一概念可謂不陌生，它來源于馬克思的著作中，已有無數的知識分子拜讀過“bourgeois”（關于它的詞源學背景，可以參看方朝暉《市民社會的兩個傳統極其在現代的匯合》），然而，對馬克思的著作中市民社會等同于資產階級社會這一印象也是根深蒂固的。而且，對同一個德文單詞有的書有的地方翻譯成市民社會，有的則譯為資產階級社會。隨著學界對這一概念的深入了解，慢慢的在論述時學者開始比較普遍的采用了市民社會的譯名，但也注意到不把它和資產階級社會等同起來。不過，也仍然有學者遵照馬克思的經典著作的理解來談論這一含義豐富的概念。（胡承槐 ，《“市民社會”及其歷史地位》）。也有的僅從城市居民的狹義范圍來理解市民社會，容易在語言轉換時產生混亂。所以隨著對這一概念的深入理解，及90年代后西方公民社會的興起，強調公民對政治生活的參與和對國家權力的監督和制約越來越多的學者傾向于采用這種譯法。從中國大陸的研究狀況來看，在第二階段采用這一譯名的比較普遍。而且就中國社會的實際情形來看，中國是一個擁有8、9億農民的農業大國，如果采用市民社會的術語，無形中就將廣大農民排斥在外，而且civil society就其政治學意義上，側重的是公民權利和公民政治參與，所以在當下，這是一種較好且較為普遍的譯名。至于民間社會則是臺灣學者的譯法，這是一個中性的稱呼，為歷史學家所喜歡，在分析近代中國的民間組織時尤好采用。但也有的學者認為它過于邊緣化，帶有臺灣社會發展的顯著痕跡，突出強調了官民對立和臺灣社會的那種自下而上的運動特征，是一個地域性的概念，不具備普遍性。（鄧正來 〈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的研究〉）。

對Civil society的不同譯法其實就代表了學者對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其實，按照哈貝馬斯的說法，人們很難給市民社會下一個清晰的定義（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從西方的傳統來看，公民社會的概念就在不斷發展變化，從古希臘最初指城邦社會，代表的是高貴、優雅、道德的文明社會是civilis(這一概念的變化見布百科全書)到近代的兩條不同的研究進路，一條洛克式的社會先于國家或外在于國家到黑格爾式的國家高于社會（查爾斯.泰勒更指出還有孟德斯鳩式的以法治為核心的進路）（這一點，鄧文、方文曾在國內著重介紹過，在國家與社會的書里也提到過）。到了當代，哈貝馬斯提出公共領域之后，又有了以市場經濟為劃分點轉到以文化領域的變化。而要建構中國自己的公民社會話語體系，就必須要對這個概念有自己本土性的理解，對此，中國大陸的學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大陸學者對公民社會的理解正如譯法的多層次一樣，在研究進程中也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主要是采用的二分法，所謂二分法主要就是堅持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的分離，強調市民社會是由非政治性的社會所構成，并強調市場經濟作為市民社會的主要成分。這種市民社會概念是由黑格爾提出由馬克思加以完善的。而在后一階段主要則是三分法。

但前面說過，國內對市民社會這一概念的理解由于始于馬克思的經典著作，所以國內研究文獻為數眾多的一部分集中在對馬克思的市民社會研究上以及與此相關的對黑格爾的市民社會研究上包括伯恩斯坦、葛蘭西等人的市民社會研究。（如郁文，王文）一般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方法進行研究分析，作者往往從唯物史觀出發，闡述了馬克思的市民社會觀點，并想發掘出馬克思市民社會觀的歷史意義。轉貼于

在進行這方面的研究時，有學者撰文指出，馬克思把“市民社會”看作是生產力發展的產物 ，是商品經濟的對應物 ，看作是置于個人和國家之間、對私人利益和普遍利益起調和作用的“中介體”。正是在這個意義上 ，馬克思“市民社會”理論顯示出了重要的現代意義。 （〈 馬克思的“市民社會”思想探析--兼論“市民社會”理論的現代意義〉王巖江海學刊 2000年04期）

而在對黑格爾市民社會的研究中，把黑格爾的市民社會作為規范和標準的“真正的自由”概念，建立在互主體性哲學模式之上，是一個倫理實體的自由概念。表現為從“家庭”經過“市民社會”到“國家”的概念各個環節的辯證發展， 體現著自由意識的發展。這一概念對于黑格爾的倫理概念及其辯證運動過程具有重要的意義。并且正是在倫理概念的運動過程中，“市民社會”表現出了深刻的辯證性質，黑格爾結合古代與現代熔于一爐的倫理實體的自由概念才真正是可能的，或者說是必然的。（郁建興，《黑格爾的市民社會理論》，《人文雜志 》 2000年03期）。在對伯恩斯坦的研究中指出他是提出建構市民社會與落后國家社會主義道路之關系問題的第一人，并探討了他與馬克思的觀點的異同之處。（《伯恩斯坦的市民社會理論與馬克思 》，郁建興 ，《 哲學研究》 1997年04期）。這一系列的文章主要是從哲學的角度探討個人的市民社會觀念，更多的屬于評介性質的。在這一層次上，研究者更多關注的是對經典原著的解讀，希望重現原著對這一論題解釋的本來面貌。然后，再有限的探討馬克思、黑格爾的市民社會理論的現代意義。他們一般用的都是市民社會的譯法，這樣，在對這一概念介定時，往往把市民社會等同與城市居民，并且把它當作一個歷史性的概念這樣一個問題，容易產生歧義。（如胡承槐文）

上述的觀點我們可以稱為經典派，除此以外，方朝暉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的兩篇文章則詳盡的從詞源學的意義上闡述了西方學者的兩種不同的市民社會觀念和兩種不同的理解趨勢，指出現代市民社會是古希臘羅馬和中世紀的自治城市社會兩種觀念的總合，既是一個“私人利益關系的總和”，又是“國家公民”的社會，在西方經歷了漫長的演變而成。

最有代表意義的則是《中國社會科學季刊》上的文章，而匯其精華的是鄧正來的《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的研究》，對當時市民社會的研究概況做了一個批判性的總結。鄧文圍繞當時市民社會的研究狀況做了俯瞰式的研究，針對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的發生學背景，指出市民社會的研究其實是在原來的知識界討論背景之外的一個全新領域并指出市民社會的研究對學界來說有兩大可以運用的資源，一是作為現代化發展的實體社會的資源；一是作為認識中國現代化發展的解釋式的資源。作為一種解釋模式，市民社會在闡釋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有多大的作用是鄧文論述的重點，以此為出發點，鄧文分析了市民社會的中國化概念后，對中國市民社會和國家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的討論，指出中國市民社會的建構或發展的具體道路有兩段論模式和三階段三種動力滾動驅動式，中國市民社會和國家的關系應該是良性互動說。（指出“市民社會概念能否確當地適用于中國，則完全取決于具體運用此一概念研究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人的具體研究效度（童文））基于此，這一時期的市民社會的概念理解就有以下幾個特色：（1）

民社會既是以市場經濟甚或私有產權為基礎的，（2）市民社會的內在聯系是內生于市場經濟的平等自治的契約性關系；（3）市民社會遵循法治原則（4）市民社會奉行自治原則（5）市民社會通過公共傳媒表達其意見和在公共空間交換意見（6）市民社會內部的民主發展進程（見鄧正來《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的研究》）

總言之，鄧文主要是從二分法來談論市民社會的，在這一時期的研究中，市民社會和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密切相關，人們幾乎就是想用這樣一個純粹西方的術語來找到現代化的道路，所以，這段時期的文章盡管紛繁多雜但1.脫離不了二分法的框架，2.圍繞現代化的進程而展開。這個可以說是自由派的觀點。

在當時，之所以采用二分法，我想主要與幾個因素有關。在90年代初的大氣候下，正值市場經濟方興，面臨的首先是經濟體制轉軌的問題。其時，被壓抑許久的社會這一概念重新回到我們的生活中，我們習慣的還是它和國家之間的關系。必須說明的是，長期以來。我們實行的其實是一種政社合一的社會，“社會”這一概念沒有獨立存在的空間。從我們出生到死亡，都是國家的、單位的附屬物，沒有獨立于國家之外的任何私人領域，所以知識界對市民社會既是熟悉而期待又是陌生的。因此，在重新認識的時候，無疑，適應當時大氣候的形式采用了國家和社會的二分法。其次，就是我們所知道的。當時的中國社會，談論文化傳播的公共領域還是不成熟的。因此，市民社會成為了通用的譯法，也被知識界所認可。

到了第二階段，隨著中國社會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對西方理論的進一步了解，學界逐步對三分法產生了興趣。當代西方的學者如柯亨和阿拉托提出國家-經濟-市民社會來代替國家-市民社會的二分法。主張把經濟領域從市民社會中分離出去，認為市民社會主要由社會和文化領域構成。“我們把市民社會理解為經濟與國家之間的社會互動領域，它首先是由私人領域（尤其是家庭）、結社的領域（尤其是志愿結社）、社會運動以及各種公共交往形式所構成的”。（）這一觀點無疑受到哈貝馬斯的影響，反映了西方社會市民社會理論重心的轉移。因為經濟系統的過分擴張和商業化傾向的影響會阻礙公民社會的獨立性。而中國隨著民營經濟的發展，各種社會團體的興起，私人自主的社會生活空間初步形成并不斷發展，也促使了對這一問題重新審視。

這一時期的市民社會理論有了大量的介紹當代西方理論的文章。按照三分法，如童世駿的第三個向度——與政治、經濟關系微妙的市民社會；陳晏清的《市民社會觀念的當代演變及其意義》則分析了近、當代市民社會觀念難得不同，指出市民社會觀念由近代的因商品交換關系而結合起來的私人自律的經濟交往領域轉為當代自主的社會文化領域論。而王新生的博士論文則以市民社會為題，在厘清近當代市民社會的差別之后，力圖表達出市民社會是一個由家庭、“需要的體系”、公共領域三個方面共同構成的社會生活空間，而且這三個方面是一種歷史遞進的關系，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的側重點不同。并提出市民社會的概念由三種不同意蘊：描述性的、分析性的、和價值性的。這是一種頗有見地的看法。

而在第三部門的興起之后，有了要素說來說明公民社會的概念。在國內有這樣一個趨勢，采用公民社會譯法的，大部分都是采用三分法的，以何增科為代表，吸收當代公民社會的研究成果。他們采用西方學者Gordon.white的觀點，認為“公民社會是國家和家庭之間的一個中介性的社團領域，這一領域同國家相分離的組織所占據，這些組織在同國家的關系上享有自主權并由社會成員自愿結合而成，以保護或增進他們的利益或價值”。何文提出，就公民社會的結構性特征和文化特征及公民社會和國家的關系而言，它的結構性要素及其特征有四個：1.私人領域2.志愿性團體3.公共領域4.社會運動。一般而言，主張公民社會譯法的學者他們的研究重點傾向與公民社會與治理、善治和第三域有關。

2.如何建構中國的公民社會

在厘清了中國的市民社會概念之后，學者就如何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也論述了自己的看法。集中起來，主要圍繞中國學者對市民社會概念的認識而展開。關于這個問題，其實質就是如何建構當下的國家與市民社會的新型互動關系，

如何正確理解處理國家和社會，國家和個人的相互關系，建立各自相對獨立而又共存一體的功能界限。而關于公民社會和國家的關系則有五種模式：公民社會制約國家、公民社會對抗國家、公民社會和國家共生共強、公民社會參與國家、公民社會和國家合作互補。并指出，公民社會和國家關系的這五種模式并不互相排斥，是對復雜現實的高度抽象。（何文）而在中國的國家和社會的關系上，首先。從中國的歷史來看。有的學者就否認中國有過市民社會，有的也只是宗族社會，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內似西方歷史上完善的市民社會階層。（夏維中：市民社會中國近期難圓的夢）學者認為西方的發展模式很難適宜于中國社會的情況，因為西方社會是在權利高度分散化和多元化的特定背景下形成的，一開始就表現出與現實社會及政治結構的異質性，但其內部的理性化過程完成較早。而對許多后進國家來說，市民社會與現實社會和政治結構是同質的，因此內部的理性沒有完成，所以中國的市民社會不可能走西方那樣的道路。反而，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市民社會的健康發育必須依賴外部條件，尤其以政府的促進作用最大。（方文，90年代）從中國的現實和歷史狀況出發，中國市民社會論者主張“良性互動說”，它既是建構中國市民社會的運作方式，又是市民社會與國家關系的理想形態。（鄧文）理解國家和市民社會的互動關系，學者主要從三個方面來談：轉貼于

一是公民社會與市場經濟：

市民社會是和商品經濟相伴而生的觀念，早在黑格爾，就明確從從市場經濟出發來分析市民社會的《法哲學原理》，把市民社會理解為“處在家庭和國家之間的差別的階段”，是私人自律的商品交換領域。馬克思則更進一步的將其理解為“物質的交換關系”。現代后自由主義者約翰.格雷把市場經濟看做是市民社會的主要成分，認為市民社會的本質是經濟自由和人身自由。

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從上而下展開的，原來被壓制的個人和社會開始凸現。國家雖然仍然是社會資源的控制者，但與改革前相比，社會也已經成為控制資源的潛在有力力量，社會占有資源多元化，社會的自主性慢慢的表現明顯，出現了相對獨立的個人與社會力量，一大批非營利組織和獨立社團的出現促使學者對此現象的關注。這是由于市場經濟是社會經濟，需要必須而且能夠彼此獨立和自由活動的公民個體，任何一種成功的市場體制不僅需要完善的內在競爭機制、健全的法律制度，而且更需要一個完整的公民社會來配合，實際上就是市場經濟造就了一個完善的公民社會。而市民社會概念的演變及與市場經濟的關系是：市場經濟造就了市民社會的主體、拓寬了空間、培養了意識形態、營造自治機制（市場經濟、市民社會和民主政治儲建國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1999年01期）

市場經濟通過經濟制約體系的自我構建，將社會成員以內在和外在兩種方式整合成為經濟有機共同體，并通過對企業、利益集團、社會組織、社區這些不同的組織機構的結構性整合而使之形成為一個形態完整的社會共同體，這就是市民社會。因此，有學者認為，當代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是市民社會的勝利。（郁文）

二是市民社會與法治：

市民社會是以一種普遍的契約關系和契約精神建立起來的，并以此來保障其良性運行。從市民社會的產生發展來看，它與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和近代法治的確立密切相關。

查爾斯.泰勒就指出，早在近代反對專制主義的市民社會時期，孟德斯鳩就強調一種“來自國家并針對國家的自由”——政治自由，一個自由的社會總是和一定良好法制的國家相符合的，自由狀態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來源與憲法。強調了市民社會和法治的關系。實現市民社會和國家之間的良性發展，法治的約束作用必不可少。要想使市民社會成為真正的文明社會，也必須要以法治為保障。現代市場經濟作為一種有效運作的體制條件是法治，而法治則是通過其兩個經濟作用來為市場經濟提供制度保障的，一是約束政府，二是約束經濟人行為。

有學者認為，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是法治運行的基礎和界限。法律在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的二元矛盾互動發展中，在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的沖突和協調中得以發展；而市民社會的多元權利有效的分解了國家權力，遏制了公權力的專斷傾向。市民組織的多元化、自主化發展，形成了對國家權力的分割與制衡。市民社會多元利益的沖突、互動與整合衍生了理性規則秩序；具有自由理性精神的公民意識構成了法治的非制度化要素。中國要真正走向法治，就必須重新構建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確立多元權利基礎、公共權威和良善之法。（馬長山 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法治的基礎與界限）。

三、是公民社會與第三部門

第三部門（third sector）或者稱為NGO非營利組織或非政府組織的研究在西方興起于80年代，它最初只是在行政管理理論層面展開研究，而隨著公民社會理論家開始對作為一個社會實體的公民社會進行實證的研究，第三部門也開始關注非政府組織或非營利部門的作用及其與國家和市場的關系等理論問題，雙方開始尋找理論契合點，兩者的關系也更加緊密。

在以前的研究中，公民社會理論的研究傾向與政治哲學方面的，它本身固有的自由主義傳統就反對極度擴張的國家權力，認為國家的干預對公民的生活造成極大的威脅，主張國家和公民社會分離。以契約為基礎，法治為保障，依靠強有力的公民社會來制衡國家權力，公民社會被抽象為一種理想的模式。而隨著凱恩斯主義的失靈，國家對社會的干預減少，公民社會理論得到進一步的拓展。擴大社會自治領域，限制國家活動范圍，對于政治民主意義重大。而第三部門的研究正是專注于對社會自治性團體的研究，對社會社團的基本結構、從業人員、對政府社會影響能力和服務能力等等的基本能力，對社區的大的趨勢的調查。與公民社會的側重于理論性相比，在NGO的研究中，實證性研究占主導地位。其實從實證的角度來看，兩者都是在看同樣的問題，可以說都是想用政府與市場的框架，或是用自身管理的框架，從公共事務的角度，從制度治理角度，從更多的更復雜的管理治理角度來進行研究工作。因此，在研究趨勢中，二者結合在了一起。

有學者指出，在中國的“公民社會”的構架中，社會基本結構發生的最根本變化是，由政府－單位－（作為單位人的）個人的單向、單維的關系，轉變為多元、互動、社會參與與自組織形式的結構。政府不再是一個全能的部門，它行使國家安全、公共政策、宏觀調控等有限職能，并主要通過監督、規范、政策優惠等間接手段調控企業和非營利部門的行為。這一改革過程首先從企業行為的獨立開始，改革開發以后，企業逐漸擴大了自主權，形成不同于政府下屬的“工廠”的“法人”，而整個社會結構的變化最終還要歸于社會自組織體系的形成。社會的組織結構以大量的公民自組織形式為基礎，個人作為具有公民意識的公民社會的成員，形成廣泛的自組織形式，構成與政府和企業之外的第三部門，或稱“非營利部門”，是大量具體社會功能的直接履行單位。所有這一組織結構以公民社會的發展為基石。（王名，2001）

四、公民社會的研究方法：

談及此，不得不對中國的公民社會研究方法做一概述。總體印象是，規范性研究在第一階段占主導地位，因為，前面說過，公民社會理論一直是政治哲學的研究對象，恪守一種社會政治理想，有強烈的現實批判作用，也是不同派別的理論家用以表達自己政治理念的工具，因此，它主要是作為一種規范性的理論來加以研究的，公民社會概念被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和分析概念來運用。作為研究方法，它以公民社會為中心來研究問題，一方面反對以國家為中心，另一方面也反對以經濟為中心的研究方法；作為一種分析性的概念它主要被視為一種社會實體或歷史實體，人們從不同學科分析其起源、發生發展過程及未來前景（何文 中國社會科學季刊98 2期市民社會：民主化的希望還是偶像——80年代以來國外市民社會研究述評）

然而，隨著第三部門研究的興起，實證性的研究逐漸凸現。他們找到了共同的研究興趣，而且實證性的研究極大的拓寬了公民社會研究的范圍，使的公民社會的研究泛理論的研究注重了對社會發展、經濟發展、民主與全球化等專門問題的研究。并且用此理論，深入調查進行個案研究。從全球的趨勢來看，這已經成為研究的重點和熱點。如美國學者讀《使民主運轉起來》就是歷時二十余年的研究成果。然而，從大陸的情況來看，這一方面還相對薄弱，雖然這些年關于基層民主已經成為顯學，但是對這一問題顯然還只停留在鄉、村一級。而從中國的行政體制架構來看，鄉顯然不屬于一級政府，而中國社會的特殊情況需要我們把視野拓寬。目前進行調查的成果較為典型的有：1998年出版的《靜悄悄的革命——中國當代市民社會》，該書從四個層次：個人層次、基層層次、階層層次、NGO組織（社團組織）層次探討了當代中國市民社會發展的狀況。大致結論是：中國改革開發以來個人的自由大大提高，在四個層次當中最為活躍；基層層次講了農村基層社會的變化、城市單位組織的變化，由于社會大量的變化，基層層次也成了非常活躍的層次；階層層次不太明顯也不活躍；而第四層次也不太活躍。我們認為市民社會發展處于起步階段，剛剛發展，也很不成熟。提出，我國市民社會很明顯的兩個特征是自我沖動的特征和自我約束的特征。

五、存在的問題

在目前關于公民社會理論本身知識界仍然有幾個問題需要梳理清楚：

一是市民社會問題討論中往往將近代市民社會觀和當代市民社會混為一談，這就產生了概念的歧義。如僅僅將市民社會作為私人自主的經濟交換領域；及單純將市民社會理解為城市居民，這就容易剝奪廣大農村居民的權利，使的這一概念過于狹隘、片面，沒有從中國是個農業大國的國情出發。另外，就是前面已經說過的將一個西化的概念移植于中國，而這個概念本身是源于西方的語境的，在對中國現實的分析中，不可避免的會產生以西方的模式為標準，對中國的現狀加以評判，或者是簡單的依據西方的概念的框架，對中國社會做一簡單分析；或是盲目的比附，照般西方的經驗，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說明中國的市民社會早已經存在。這是后進國家在全球化的強勢下不得不面臨的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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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沈從文研究從其創作伊始到21世紀的今天，可謂幾經曲折變化。時至今日，沈從文研究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日漸成為了一門顯學。沈從文研究呈現出日漸完備成熟，多元豐富，不斷推進的良性狀態…… 

而在對沈從文進行深入的闡釋與研究中，他筆下的“湘西”世界無疑是人們最為關注的重心。具體而言，對沈從文筆下的“湘西”世界的認識呈現出幾種這樣的態勢。建國前，人們多注重肯定其湘西世界所特有的樸質自然、和諧優美的人生情趣與牧歌風味。同時，也注意到湘西世界所具有的意義和價值。建國后到新時期，其湘西世界與沈從文整個創作一塊歸于另類而湮沒無聞。新時期以來，隨著沈從文熱的悄然而起，人們對“湘西”的認識與理解、闡釋與發掘則呈現出多元豐富，不斷深入的狀態。首先，是沈從文創作中“湘西”與都市相對而在的意義與價值的發現。凌宇的《從邊城走向世界》作為國內第一部對沈從文創作進行系統研究的專著，就將湘西作為與“沉落的都市”而對立存在的“生命多方的鄉村世界”進行了具體的分析，對沈從文創作的總體框架和基本特點做了整體性的把握，并充分認識到了“湘西”世界構成的復雜性與豐富性。他認為，那里不僅“躍動著的原始生命活力”，而且呈現了“與世沉浮的鄉村靈魂”；不僅悲憫著“巨壓下的性格變異”的苦難，而且也在積極地“向生命的神性凝目”。同時，凌宇還從廣闊的文化背景與生存視閾中，對湘西世界中所獨有的苗族文化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特殊語境中所具有的意義與價值進行了發掘與精辟的分析。與對沈從文文學創作中“湘西世界”的生活構成進行分析不同，文學評論.1986年第6期中趙園的《沈從文構筑的“湘西世界”》不僅將“湘西世界”予以特別抽取，將其視為一種文學現象，而且對其“湘西世界”所具有的獨特的文化意義與審美價值進行了較為系統的分析。認為“湘西世界”呈現出三個層面的意義與價值：一是“展示著健全的生命形態的湘西”，二是“體現著文化批判傾向的湘西”，三是“包含著重建民族的愿望的湘西”。論述有著獨特的價值理念與較為完整的層次體系，但這只是對其可能價值的一種靜態分析與共時性審視，對其可能的負面因子與其演變的具體進程缺乏應有的把握。隨后，對沈從文筆下湘西世界的“優美、健康、自然，不悖乎人性的生命形式”進行論述的文章不計其數，或說其中的人性人情之美，或說其中的風俗民情之美，或敘述其中的自然風光之美，但從其所達到的深度與所涉及的層面來看，都無法超越上述兩者所進行的建構。與對沈從文進行整體的共時態把握不同，王曉明把沈從文文體的變化與其創作心態進行了一種歷時性把握，認為文體的變化源自創作主體心態的變化。與之相應，“湘西世界”也呈現出一種變化的狀態。并認為以1935年為界，前期以散文筆調歌詠純樸的湘西風情，后期牧歌情調則被現實陰影所代替。文章極富新意，但卻并未將湘西世界作為考察的重心，雖然提到，但湘西世界只是文體的輔證而已，難于游離其應有的主旨作縱深的分析。 

1990年代以來，人們對“湘西世界”的關注在前一時期研究的整體框架內不斷填充和豐富。具體來看，有四種不同的走向：一是從主體的創作心理出發去分析湘西在沈從文創作中所具有的意義與價值。楊洪承在《民族品格的重造與審美品格的追求——論沈從文的小說創作》中指出，湘西世界是沈從文以“被動式、逆向型思維方式”對自然人性的愛，同時也是以“防御性心理機制”表達了他對現代都市扭曲人性的憎。羅成琰也認為沈從文的湘西世界實際上是其對抗都市而建立的一個平衡自卑心理的世界，在將自己作為“鄉下人”的心理劣勢轉化為一種精神道德與文化心理的優勢。二是從文學史意義上去認識沈從文筆下的湘西世界對中國形象塑造所具有的意義。

其中最為典型的是劉洪濤的論文《〈邊城〉：牧歌與中國形象》。在該文中，劉洪濤認為，沈從文的湘西世界，不僅鞏固和深化中國現代鄉土小說的抒情模式，而且繼魯迅的《阿q正傳》后，重新塑造了中國形象。三是從民俗學與文化人類學出發，去分析與認識湘西世界的獨特性所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劉洪濤的《沈從文小說新論》，劉洪濤在著作中認為，沈從文對自我苗族族屬的公開，是民族身份的自我認同，是在借助苗族資源。但后來，這種民族身份意識逐漸被國家認同感所取消。向成國的《追尋歷史與回歸自然》（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則對沈從文與湘西社會與文化的種種關系進行較為全面的考察。周仁政的《巫覡人文——沈從文與巫楚文化》，則從文化人類學出發，探討了湘西巫楚文化與沈從文文學視野中的“自然”、“神”、“人”的關系。四是從其散文創作來看其筆下的湘西世界。對于沈從文筆下的湘西世界，早在1930年代，劉西渭就曾論述其小說中的湘西世界與散文《湘西》、《湘行散記》中的湘西的不同形態與景觀，認為作者在此處“人在里面活著，他不隱瞞，好壞全有份，湘西像一個人”，其創作動機在于“透破鄉土的囿見，促成民主的精神的團結”。 

新時期以來，于永祥《一軸色彩斑駁的湘西歷史生活畫卷——萍沈從文描寫湘西社會生活散文的思想傾向》（《湘潭大學學報》1982年第1期），王繼志《論沈從文的〈湘行散記〉和〈湘西〉》（《南京大學學報》，1982年第3期）都是較早力圖從新的視角與思維方式對沈從文散文中的湘西世界進行認識和把握。但卻很少講散文中的湘西與小說中的湘西進行相應的比較，更沒有對兩者之間的區別所呈現的復雜原因進行應有的分析。 

可以說，湘西不僅是沈從文生命的起點，而且是其文化精神與審美心理構成的源頭；不僅是其文學世界得以建構的依托，而且是其自然人性賴以建基的根本；不僅是其文學創作意義與價值得以生發的根本場域，而且是重塑中國社會與民族根性的希望與可能，對其進行深入的認識與把握，不僅是理解沈從文文學世界與藝術創作的重要內容與根本契機，而且是了解整個現代文學發展的復雜多元與豐富多樣的重要組成。但綜觀近六十年的沈從文研究，人們雖多關注沈從文筆下湘西世界的特殊性與豐富性，但人們很少將沈從文筆下湘西世界放置于作家創作的整個流變中進行具體把握，也很少對其不同時期的具體形態進行應有的甄別；不僅沒有對湘西世界的生成情境進行細致的分析，也對湘西世界在主體生存境遇中所具有的意義與價值缺乏相應的闡釋；不僅對湘西世界的凸顯、消隱與解構缺少深入的理解，也對湘西世界中所出現的矛盾與沖突，復雜與多元的內在根由缺少實質性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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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走進北京語言大學漢語速成學院,你會發現教學班的名稱各不相同,這是為了適應不同層級的留學生多種多樣的需求而設立的。無論你是沒有學過漢語的,還是有一定漢語基礎的;無論你是想學與專業有關的漢語,還是想學日常漢語口語;無論你是想擁有漢語學歷,還是想接受非學歷的一般漢語培訓;無論你是亞洲人、歐洲人還是非洲人,在這里,你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漢語課程。因為速成學院針對留學生的不同需求建立了三種教學模式:短期強化教學即速成班教學、漢語進修教學和漢語短期教學。“眾口難調是不用心的借口,速成就是要用心烹制出不同的美食來關照每個人不同的口味。我們在針對來華外國留學生的短期、強化、速成教學的教學理論研究方面、教學模式的開拓方面、短期強化系列教材的編寫方面、教學的管理制度方面,探索形成了一整套頗具特色的教學體系,在全國漢語速成教學領域發揮著示范作用。”說起對外國留學生的漢語速成教育,漢語速成學院遲蘭英院長侃侃而談。這并非是遲院長自夸。2010年,韓國SK集團大中華地區總裁李勝權社長、SK集團培訓中心常務集團代表曹敦鉉和11位集團高管集體正在漢語速成學院參加4個月的培訓學習,這已是SK集團來北語的第二期學員了。而此次的培訓只是在北語速成學院諸多外企培訓的一個,韓國三星、LG、現代、SK,日本三菱、伊藤忠商社、富士施東,丹麥馬士基航運、法國航空公司等20多家著名跨國公司的董事、高層都相繼成為了這里的學生。

研究生教育:打造漢學家的搖籃

2005年,波蘭籍博士研究生帕維爾在北京語言大學拿到了博士學位證書,成為首位在中國連續獲得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的歐洲人。他攻讀博士學位的幾年間一直得到北語校級來華留學獎學金的全額資助,其博士學位論文《吳語甌江方言韻母演變研究》充分占有親身調查溫州方言的豐富資料,并且較好地把西方語言學理論融合進去,受到該領域一些知名專家的高度評價。多年來,北語把培養高層次的漢語教學型人才作為培養來華留學研究生的一個主要目標,同時在培養目標上也強調要追求高端。在北語,來華留學碩士研究生教育要立足于培養漢語教學型的高層次專門人才。而來華留學博士研究生教育則更要立足于培養漢語本體研究、漢語教學研究和中國文化研究的高層次人才,把培養未來漢學家作為來華留學博士生教育的宗旨之一。對于漢語教學類來華留學研究生,北語歷來安排他們與中國研究生同堂上課。事實證明,這樣做可以使那些素質優秀的外國學生較快進入角色,在專業學習上冒尖,學到真本事。與此同時,允許其選修中外學生本科階段的中文主干課程,并為其專門開設中國國情、中國歷史、中國當代社會等人文類課程,加深其對中國社會與歷史文化的理解,進一步增強了他們日后從事漢語教學及研究的綜合能力。

博雅教育:讓中華文化處處開花

聽著傳統的京劇名段,跟著專業的京劇演員學動作,還參觀了京劇發展的圖片展,北京語言大學百余名來自世界各地的留學生走進了北語湖廣會館實踐教學基地,親身體驗了中國傳統文化和國粹藝術的魅力。幾名留學生還裝扮成生、旦、凈、丑,親自粉墨登場,體驗了一下當“名角”的感覺。近年來,北語對來華留學生開展了“博雅教育”,利用中國傳統文化藝術的博大精深,來提升對留學生文化素質教育的內涵。北語以文化接觸、文化感知、文化接受、文化推介作為切入點,深入研究中華文化的歷史底蘊及其特質,探索在中華文化地緣優勢中開展留學生博雅教育的有效途徑和方法,貫徹對留學生的人文關懷,同時加深留學生對中華文化及首都人文特色的感知。另一方面,發揚中外博雅文化傳統的實踐性特征,傳播中國博雅文化,使學生在實踐中體味中國文化藝術的博大精深。從1978年開始,學校先后在北京、紹興、杭州、西安、曲阜、深圳、重慶、蘭州、廈門等地建立了多個實習基地,形成了學生到工廠、企業、農村、社會開展語言實踐與文化體驗的長效機制,培養學生觀察問題、分析問題以及進行社會調查的能力。據了解,目前全球已經有100多個國家近3000所高校開設了漢語課程,現在學習漢語的外國人將近4000萬人。北京語言大學始終堅持以“推廣漢語,弘揚中華文化”為辦學宗旨,精心打造一艘對外漢語教學的旗艦,扯起漢語的風帆,使中華文化從這里傳遍天涯海角。近半個世紀以來新老幾代北語人嘔心瀝血,他們的辛勤結出了豐碩的成果,從北京語言大學走出的畢業生,有2人擔任了國家總理,1人曾擔任議會議長,14人擔任過駐華大使,30多人擔任駐華使館的參贊,更多的是在從事著中外交流或與中華文化傳播有關的工作,他們都是傳播中華文化的友誼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