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金融技術創新匯總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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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06-0074-02

一、科技金融創新與新興財產權：無形財產權維度的辨析與思考

高科技企業對資金的需求，催生了多種新型財產權資本化的進程。這些新型財產權在實現其資本變現之前，首先要就其內涵與屬性展開辨析。對于商譽權等無形財產的屬性之爭，其根源在于商譽權這一商事人格權所具有的不同于傳統人格權的人格與財產雙重屬性。在民法范疇對人格權的一般性界定中，人格權的基本內容是人格的獨立、人格自由和人格尊嚴[1]，這一內容的劃分和功能的規范，使得人格權更為直接地體現為一種精神和道德利益。但是商事人格權下的商譽權是完全區別于傳統人格權內涵的一項權利，其在人格的獨立與尊嚴之外，還有強烈的經濟宿求。一般民事主體的榮譽權是一種精神性權利，不能物化為經濟利益，也就不具有財產性內容，這一人格權既不能轉讓也不具商品化。但是商主體所有之商譽權在依托商主體本身的同時，往往能夠便捷地進行市場評估與商事轉化，能夠為商主體從事商事活動提供支持，擴大企業聲譽和影響，為商主體創造巨大的經濟利益。因此，在承認商譽權人格權基本范疇的同時，也必須正視其財產權內涵，而對商事人格權的屬性辨析也從人格權或是財產權的紛爭，演變為兩種權利何為重心的屬性確認。

眾所周知，傳統民法理論以民事權利客體所體現的利益為標準，區分出了人格權與財產權。在此權利分類體系之下，財產權主要保護主體對客體享有的財產利益，強調財產的客觀性、直接性、物質性和可轉讓性，而人格權則側重反映主體的精神與人格利益，具有主觀性、抽象性和人身專屬性，由此形成了民事權利劃分中的嚴格二元體系結構。然而，隨著社會經濟實踐的發展，以公司為代表的現代商主體大量涌現，并一躍成為經濟活動的中堅力量。與商主體相伴而生的商譽權、商號權、商業形象權等人格權要素，開始在商事活動中顯現其商業價值，成為商事交易的客觀對象，并進一步引發人格權商品化的浪潮。所謂人格權的商品化，是指以精神性利益為內容的人格權在市場經濟社會中所表現出的財產特征。在人格權商品化的具體表現上，允許權利人對具有財產價值的人格權進行商業化利用并獲取報酬，當人格權在商事活動中受到損害后，要考慮行為主體是否對權利人人格利益進行了商業化利用，并進一步通過侵權損害賠償對其中的財產利益加以保護 [2]。伴隨這一人格權商品化浪潮的，是在理論與實踐中對人格權商品化現象的普遍認可，而這種觀念的轉變，直接沖擊了傳統權屬理論中人格與財產二元權利體系的構建基礎，使人格權與財產權之間原本清晰的界限變得模糊而冗余，二元權利體系因此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3]。至此，傳統民事權利關于財產權與人格權的二元結構分類，隨著社會經濟活動的深入發展，在內涵、組成及形式上都產生了巨大變化。這一權屬的解析，已不局限于對一項權利的屬性作人身與財產的簡單兩分化歸類，商譽權所體現的人格權商品化對權利體系的原有構成形成了巨大沖擊。

人格權商品化的過程，印證了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社會資本形態的變化，并導致在傳統人格權中分離和產生了一種相對獨立的特殊財產利益，并逐漸形成有別于人格權的權利形態，這便是一種抽象意義上的無形財產權。這種無形財產權的產生與發展，標志著在私權制度的發展過程中，人格權與財產權的區分已從絕對趨向相對，并進一步交叉與融合。在商事領域，這種趨同尤為顯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促成了人格利益向商業人格利益的轉化，以商譽權、商號權和商業形象權為代表的商事人格權皆具備了財產化的本質要求，這一財產化了的人格利益，既保留了無形財產的基本品性，又區別于有形財產的一般形態。這種財產價值源于社會對商主體信譽、形象的評價和信賴，是法人人格資信特質的外在表現[4]，承載于商譽、商號、外觀形象之中，最終成為一種特殊的財產權。

綜上，以財產權為中心的權屬認定，更加符合商譽權的性質特征與現實需要，是商譽權產生、發展的支點與基礎。在商譽權的產生伊始，雖然其是隨著商主體而出現的，但其形成的第一要素，便是生產、管理、營銷等各環節的大量資金投入，通過這種投入式的資本積累，以商譽等商事人格權為載體，形成社會對商主體的直觀認知。這種認知又使商譽權所代表的商事人格權蘊含了特定的經濟利益，使商主體因為其良好商譽而帶來穩定、持續及增長性的經濟收益，并最終產生溢價，實現其無形財產權之經濟利益。因此，對商譽權的最基本認定便是以人格權為基礎的財產權。正是人格權屬性的非物質性特點，使得商譽權在實現其經濟利益從抽象本源向物質實在的轉化中，區別于有形之財產成為一種特殊財產。這種特殊財產的存在與延續，必然以其不斷的增值與資本化為條件。

篇（2）

經濟學家熊彼特在其1912年出版的著作《經濟發展理論》中提出了創新的概念，他認為創新活動包括研制或引進新產品、運用新技術、開辟新市場、采用新原料或原材料的新供給、建立新組織形式整個部分，也就是把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即“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以便于獲取潛在的利潤。后人在其創新思想的基礎上加以擴展，認為創新活動不僅是一種行為，更是一種意識，一種體制。20世紀80年代，國家之間的競爭轉變成知識經濟的競爭，創新系統建設成為各國普遍關注的問題。

科學技術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技術創新帶來了人類史無前例的大繁榮，社會財富以幾何數量級遞增。由于技術創新具有高風險性，而且研發周期較長，需要金融資本長期一貫的支持，因此尋求技術與資本的嫁接，對技術創新具有積極意義。文章論述了技術創新的特點，分析了企業技術創新過程中存在的資本難題，并提出了依托金融創新破解企業技術創新發展困境的舉措。

技術創新的主要特點

（一）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成為創新型企業成長和獲取競爭優勢的主要手段

全球化帶來了世界經濟的趨同效應，地緣邊界逐漸被打破，世界經濟形成了零距離效應，產品同質性競爭表現明顯。技術創新型企業是指以當前社會生產和生活領域中的先進技術為主要生產要素，以技術生產、技術創造、技術擴散和轉移、技術應用為主要手段，對組織內外的資源進行開發和利用，追求知識經濟和價值的新型智力密集型企業。技術創新型企業實施技術領先戰略，主要集中精力進行生產和技術研發，開發有市場前景和商業價值的產品，滿足大眾需求獲取商業價值。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主要力量，創新型企業為社會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二）技術創新是高風險和高回報相對應的行為

創新活動是對原有的技術創新，是對原有的技術進行改進或毀滅性的顛覆，其技術的有效應尚未得到市場的驗證，是一種高風險行為。世界上很多先進技術雖然具備領先性，但由于缺少市場基礎而夭折。早在20世紀40年代，計算機天才王安博士就發明了“磁蕊記憶體”，大大提高了電腦的貯存能力。1956年，他將磁蕊記憶體的專利權賣給國際商用機器公司，獲利40萬美元。這第一桶金并沒有助其在電腦世界稱霸，盡管后來王安公司不斷推出新產品，由于商業運作模式和市場發展戰略的偏差，最終公司宣告破產。由此可見，技術創新行為要與商業市場的運作協同發展，才能避免高風險，獲得高回報，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企業技術創新的融資難題

（一）金融機構的融資門檻高

技術創新型企業的融資難問題一直是困擾企業發展的難題。金融機構包括銀行、基金公司、信托公司、保理公司、租賃公司等，在我國資本市場上形成了多元化發展格局。銀行提供科技貸款后，在某種程度上緩解了企業在不同企業在發展階段需要的資金問題，促進了科技成果轉化成現實的社會生產力，對國民經濟增長和科技進步發揮了重要作用。銀行作為企業融資的主要渠道，由于其融資門檻高，對企業的條件和資質有明確的要求，很多技術創新型企業無法達到要求而被拒之門外。

（二）技術創新型企業與銀行存在信息壁壘

很多技術創新型企業多數是中小企業，在社會上的知名度和影響力不高，其所從事的項目和技術在社會上的認可度不高。客觀上，很多技術創新型企業出于技術競爭和商業信息保密的原因，大多不愿意主動披露商業信息。由于信息不對稱，銀行等金融機構在收集項目信息和技術的同時存在規模經濟效應，很難及時掌握市場上有發展前景的技術，再加上銀行對現有的技術和項目的評估手段落后，在分析、識別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和企業自身的能力上存在欠缺。這種欠缺會誘使企業隱藏有關信貸決策的信息，加劇信息不對稱的程度。研究分析表明，企業對銀行等金融機構提供的信息也并非越多越好。在假定金融機構理性判斷技術和項目的情況下，會對項目和技術信息有正確的評價，但是當企業向金融機構披露較深層次的諸如企業發展戰略、企業經營波動等方面的信息時，金融機構卻有可能對這些信息產生曲解，導致采取不放貸或者提早收回貸款的決策，使這些本應有利于企業申請貸款或至少不應對申請貸款產生明顯不利影響的信息變為不利信息。不可否認的是，由于多數中小企業與大企業相比存在道德風險，造成銀行對企業的監管難度加大，管理成本加大。由于以上原因，銀行等金融機構與技術創新型企業存在信息壁壘，合作失之交臂。

（三）金融機構的種類、數量及服務方向遠不能滿足市場需求

我國資本市場發展速度和規模與國外相比尚處于低級階段，金融機構的種類、數量、服務方向遠不能滿足市場需求。銀行、基金公司、信托公司、保理公司、租賃公司等機構是資本市場的主要渠道，其中銀行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小金融機構規模小、抗風險能力較差，在市場競爭中受到國有大銀行的擠壓，出現支付問題，影響了中小金融機構的信譽。另外，多數中小金融機構尚沒有形成信息化的金融服務體系，辦理手續復雜，結算體系不完備，效率低下，風險程度高，成為制約其發展的壁壘。而且，由于金融機構本身也受到國家利率政策調整的影響，存在資本縮水的現象，造成企業效益不佳，金融衍生發展能力和企業資本參與能力弱化。另外，中小金融機構受國家利率政策調整的影響，存貸款利差不斷縮小，加上企業效益差、欠息嚴重等，造成經營效益下降，削弱了對企業進一步支持的力度。

金融創新與資本創新的整合策略

（一）基于技術創新型企業的生命周期整合金融資本

技術創新型企業的創立和發展歷程如同人的成長歷程，有其固有的規律，在不同的階段對資本的需求不同，資本發揮的作用也不同。

1.種子期也稱創意期，是指技術人員對富有創意的理論、方法和技術進行開發，形成整體的創業設計和規劃。這一時期的活動是以知識創新為特征的活動，不能產生現金流量，其主要風險是技術風險，在此階段技術成功率僅占5%，大多數項目和技術中途夭折。這一時期技術創新型企業往往不能從銀行等機構獲得貸款，其資金來源主要是創業者的自有資本或合伙合資人的股本投入以及風險投資（天使投資）和創業投資基金的支持，其數量一般較小，幾百萬即可啟動一個項目。投資周期一般為2-3年，一旦企業進入正常運轉狀態，風險投資即退出。

2.初創期也稱孵化期，是科技創業人員具體實施創業項目，實現科技成果的轉化。這一階段是取得、整合、運用技術、人才、資金等各種經濟資源并創立企業的過程，對資金的需求極其急迫，資金需求數量大，投入密度強。這一時期的現金流來源包括產品銷售收入、對上下游企業的商品貿易融資、企業資本金盈余，以及通過信用擔保機構擔保貸款、政府基金、風險投資、租賃融資、票據融資、典當融資和股權的場外交易。資金需求數量比種子期要高，一般數千萬以上。投資周期時間不等，一般為3-5年。

3.高速發展和成熟期。企業在這一時期已經有成型的、成熟的產品推向市場，有明確的發展戰略和市場定位，形成了特有的企業文化、管理制度、管理經驗，培育了核心競爭力。隨著企業市場的穩定發展，企業的擴張行為也逐漸開始，原有的資金無法滿足發展需求，融入外部資金進入企業成為發展的必然選擇，可通過民間借貸、企業間的商業信用、信用擔保機構融資、政府基金、租賃融資、票據融資、典當融資和股權的場外交易等方式獲得融資。這一時期對資本的需求數量較大，一般在千萬以上，投資的領域涉及公司的各個業務層面。

總之，基于生命周期的角度，創新型企業在種子期、初創期、成長期、成熟期對資金的需求方式不同、數量不同，但是這些資金在不同層面上解決了企業的資本難題，促進了企業的發展。作為創新型企業和金融投資機構應該遵循投資規律，謹慎選擇投資方式和投資時間，以最大程度的發揮資本的效應，避免投資風險和融資風險，實現創新型企業和投資機構的雙贏。

（二）創新融資制度以促進高新技術企業發展

當前，創新型企業技術創新亟需得到資本市場的支持，僅憑借政府財政引導基金和財政補貼無法解決企業長期的資金需求問題。同時鑒于風險和收益對等的原則，那種維持金融資產低利率或負數利率及限制貸款發放的政府政策，往往不能刺激儲蓄或阻止低效率投資。只有讓企業公平參與市場競爭，憑借自身實力進行技術創新和資本創新才能取得持久的競爭優勢。金融市場應該建立起多元化、多層次資本供應體制，建立互為補充、各有側重的金融網絡，為企業提供造血功能和成長加速劑。近期提出的資本市場轉移平臺這一理念，是金融創新的具體體現，轉移銀行的負債，及時消除壞賬和呆賬，有利于銀行輕裝前行，把有限的資本應用在能帶動經濟增長的、有發展前景的產業和企業。同時經過資本轉移，逐漸形成產業和企業金融資本轉移梯度，形成整體優勢和合力。同時，各個金融機構應創新金融體制，對技術創新型企業提供有效的資本支持。國內外的科技創新型企業發展歷程表明，企業技術創新與金融制度創新息息相關，資本因素成為激發企業技術創新的活躍的因子，激發出無處不在的能量。我國應加強金融衍生工具的開發和應用，疏通企業家技術創新的融資瓶頸，培育產業競爭優勢。

（三）完善金融法律法規并為企業技術創新提供保障

法律法規不健全，是制約金融業發展的政策。由于多數創新型企業尚處于發展初期，資產有限，信用記錄不健全，很難獲得資本市場的青睞。我國應從宏觀上整體把控技術創新型企業的外部融資環境。政府理應加大對信用擔保體系建設的資金支持，促進擔保機構的良性發展。促使商業銀行進行擔保機構擔保貸款，降低經營風險。完善擔保體系，健全物權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規，規范擔保行為，對擔保運行等關鍵內容、擔保公司的定位、準入、推出，行業標準、擔保人員的資質以及擔保實施方式、擔保比例、擔保倍數、損失理賠等制定統一的運作規范。

結論

綜上所述，當前技術經濟時代，技術與資本的耦合帶動產業的創新發展，國家的繁榮需要創新，企業的發展需要創新，創新活動由此也涵蓋了思想理論創新、科學技術創新、管理創新、經營創新、機制創新、制度創新、知識創新等。創新作為一個綜合系統，已經上升為國家戰略，成為國家創新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技術創新系統與金融創新有效地融合，企業創新才能產生持續的競爭力。文章從技術和資本的角度，提出了金融創新和資本創新的整合與發展，希望在未來的發展中，對我國技術進步和產業發展能夠有所借鑒和啟示。

參考文獻

1.王小蘭，趙弘.突破融資瓶頸—民營科技企業發展與金融創新[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篇（3）

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科技型中小企業不僅能創造大量就業機會，而且還有利于技術創新、提高就業人員素質、調整與優化產業結構。2006年初召開的全國科學技術大會提出了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立創新型國家的戰略目標，我國“十一五”規劃也把自主創新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自主創新的主體是企業，而科技型中小企業是最為活躍的力量和載體。2006年4月7日在深圳舉行的第八屆中國風險投資論壇上，科技部部長徐冠華在報告中指出，“在美國，70%以上的專利都是小企業創造的，小企業的創新能力是大企業的2倍以上；在我國，小企業提供了全國大約66%的發明專利，74%以上的技術創新和82%以上的新產品開發，小企業已經成為技術創新的主要力量和源泉。”然而，作為科技型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重要外部環境，投融資機制能否與國家科技政策緊密銜接，是制約科技型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一個非常關鍵性的因素，因為它直接關系到能否有效吸引社會資金參與科技開發，并逐步形成多元化的科技投融資體制。

一、我國科技型中小企業的融資特點及現狀

1.我國科技型中小企業的融資特點

與傳統企業相比，科技型中小企業具有技術更新快、信息傳遞快、運營周期短、高投入、高風險、高回報的特點。這樣的特點，決定了其融資需求呈現出以下明顯特征：

(1)資金需求持續性強，頻率高。由于技術更新快，產品不斷升級換代，科技型中小企業需要持續不斷地投入資金，用于研究開發活動和購置技術含量較高的設備，及時進行技術更新，以保持持續創新的動力和能力。

(2)融資需求時效性強。科技型中小企業不具有市場壟斷地位,對于市場變化敏感度較高，投資項目有較強的時效性。

(3)單次融資量相對較小。盡管科技型中小企業資金需求強烈，需要持續資金支持，但由于規模較小，單次融資資金額并不太大。

2.我國科技型中小企業的融資現狀

2005年6月，深交所與科技部、國家開發銀行組成6個聯合調研小組，對全國700多家科技型中小企業進行實地走訪、調研。調研報告指出，科技型中小企業的融資現狀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1)科技型中小企業的特點與商業銀行的集中資金管理模式和審慎經營原則不相符合，使他們難以獲得商業銀行的貸款支持。一方面，科技型中小企業因經營時間短、經營風險高、業績不穩定等原因，大都無法獲得銀行信用貸款支持；另一方面，由于科技型中小企業主要依賴研發人員推動新技術、新產業的發展來獲取利潤，相對于傳統的制造業企業，用于生產經營的有形資產規模較小、金額較低，可用于抵押、質押方式貸款的資產較少，無法滿足各類金融機構、融資擔保機構對于融資安全性的基本要求，也就難以獲得銀行等金融機構抵押、質押貸款。

(2)風險投資對科技型中小企業發展的支持力度不足。2004年，我國有253家企業獲得了中外創業投資機構12.69億美元的投資，僅占2004年全國8463億美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0.15%。與風險投資最發達的美國相比，我國創業投資行業仍處于加速發展的階段，其對科技型中小企業發展支持作用的發揮仍有待于整個創業投資行業的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由于科技型中小企業進入資本市場困難，大量創業投資機構的資金介入主要以處于相對成熟產業中小企業的中后期為主，對科技型中小企業的支持力度不足，再加上長期以來缺乏有效的退出機制，創投機構的投資資本退出渠道不暢，現有退出方式又增值有限，導致我國本土創投總體上處于相對萎縮狀態。

(3)科技型中小企業進入主板融資困難重重。與傳統企業相比，科技型中小企業具有規模小 、技術更新快、信息傳遞快、運營周期短、高投入、高風險、高回報的特點。這些特點與主板資本市場的嚴格、規范、統一、公開、透明的運行理念不相吻合。三板市場的寬松、扶持有利于投資和交易為出發點的運行理念，適合科技型中小企業經營的特點，能夠滿足科技型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打破融資瓶頸。同時數量眾多、充滿生機的科技型中小企業也能夠保持三板市場的活力和長久生命力。

二、美國促進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投融資機制

美國是當今世界的科技強國，形成其科技強國地位的因素很多，然而，美國在促進科技創新的投融資體制方面，有很多經驗可供學習和借鑒。

在美國風險投資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支持創新及其產業化的投融資機制，是科技與金融緊密結合的產物。風險投資在運作中，為了追求回報、控制風險，從機制上就有對科技成果進行篩選、預測和把握能力，與此同時，風險投資還常常輔以靈活的孵化機制和高超的金融服務技巧。因此，風險投資在激勵創新和鼓勵技術創業方面發揮了人可替代的“第一助推力”作用。小企業管理局相關配套政策的刺激以及納斯達克資本市場方便暢通的退出渠道，也保證了美國風險投資的有效運轉。因此，從資金的角度看，風險投資是科技型創新企業當之無愧的“第一助推力”，構成了美國促進科技創新投融資機制中關鍵性的一環。

小企業管理局為科技型中小企業創業直接提供的涉及資金的服務項目主要有：擔保貸款、小企業投資公司計劃SBIC、小企業創新研究計劃SBIR、小企業技術轉移計劃STTR。除了在資金、擔保、研發經費等方面外，小企業管理局還在咨詢與管理培訓服務、獲得政府采購合同、促進小企業的進出口貿易等許多方面幫助小企業成長，正是這些系統的扶植和培育大大提高了美國各類科技創新型小企業的成功概率，從而客觀上促進和推動了科技創新。

納斯達克(NASDAQ)資本市場的建立，不僅成功開辟了中小企業的融資的渠道，更重要的是它為風險投資退出創造了條件。在美國新興高科技公司的創業過程風險投資和納斯達克就好象是火箭發射過程中的兩級燃料推動器，風險投資負責第一階段的推動，納斯達克市場籌集來的資金成為第二階段的推動力，幫助火箭繼續前行。

在美國科技創新的歷史上，除了政府財政和大型公司的投入外，風險投資、小企業管理局以及納斯達克市場這三大要素，從不同的角度、層面為處于各個階段的創新型企業提供資金，并且各要素彼此銜接、相互配合，形成了的有效的投融資機制，很好地發揮了促進技術創新的作用。風險投資利用市場方式化解科技創新的風險，小企業管理局充分采用擔保貸款、風險投資、預留聯邦研發經費等方式，幫助小企業獲取各種資金，大大提高技術創業的成功概率，而納斯達克市場則實現了創新型小企業的規模性融資，并且為風險投資基金的最終撤離建立良好的退出機制。

三、促進我國科技型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投融資機制建議

1.政府正確引導資本逐利性，建設多元化的科技投融資機制

根據專家測算，中國在“十一五”期間高新技術產業發展需要投入4300億～6700億元，單純依靠原有的以財政撥款為主渠道的科技投融資機制，勢必難以適應自主創新發展的需要。在未來科技投融資機制建設過程中，政府應特別注重發揮引導作用，充分利用金融資本內在的逐利性。無論是銀行貸款，還是風險投資，作為政府都不可能強制其參與對科技創新的投入，美國小企業管理局對其掌握的長期貸款和風險投資所做的優惠設計，非常值得借鑒，而能否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的科技投融資體系，關鍵在于政府能否正確實施對資本逐利性的引導。

2.重視科技政策與金融配套政策的銜接，提高配套政策的可操作性

科學技術的發展以成為促進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這已成為全社會的共識。然而科技的發展不是孤立的，金融、稅收、貿易等相關政策的共同作用，才能促進科技創新的蓬勃發展。因此，在制定科技發展整體計劃時，一定要有財政、金融、稅收、貿易等方面政策意見的參與，在溝通協調過程中，要充分發揮科技與金融復合型人才的作用，從而使所制定的政策具有可操作性和生命力。因此，能否真正實現科技政策與金融等配套政策的銜接，科技與金融復合型人才至關重要。美國風險投資基金和納斯達克市場之所以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為有一批既懂科技，又懂金融和資本市場運作的復合型高級人才。

3.鼓勵風險投資，重視建設中國自己的退出機制

風險投資機制可以有效促進高新科技成果走向市場，實現產業化，提高科技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這已經為美國的成功實踐所證明。因此，中國應該鼓勵和引導風險投資，充分發揮風險投資的本質功能：用市場的方式化解科技創新的風險。在我們逐步建立風險投資機制的過程中，一定要重視風險投資退出渠道的建立。目前，中國風險投資一般都通過到美國納斯達克上市的方式退出，成本高，且方式單一。因此，中國應盡早啟動自己的“創業板市場”，并且完善已有的產權交易市場，允許和鼓勵非銀行金融機構、上市公司、產業投資基金和個人參與對技術創業企業的投資和并購，讓風險投資找到合適的撤離渠道，從而建立風險投資的良性循環。目前即將推出的創業板塊應該視為風險投資退出機制的新的嘗試，它的穩步推進將能給國內中小企業的技術創新帶來希望。

4.積極促成三板市場的建設，讓科技型中小企業成為三板市場的首選

隨著2006年1月中關村非上市股份公司進入證券公司代辦股份轉讓系統進行股份報價轉讓試點方案正式實施，關于該轉讓系統是不是三板市場、我國存不存在三板市場、應該存在怎樣的三板市場、由誰催生三板市場的討論日漸熱烈。如果以產權交易市場為基礎催生三板市場，那么，科技型中小企業應成為三板市場的首選。

三板市場是指非上市證券交易市場，它是主板、二板市場之外，轉為有發展潛力、處于初創和幼稚期的中小企業融資并為風險資本提供退出通道，以場外電子柜臺交易為典型交易形態的資本市場。三板市場是主板市場和二板市場的重要補充，同時又獨立于主板和二板市場，有自己較為明確的市場定位，即為高成長性中小企業融資和未上市公司的股份轉移提供服務。

5.中國金融業對科技創新的貢獻：提供更加豐富的金融業務

中國的金融業過去主要面向國有大中型企業，在為中小企業服務方面缺乏經驗和動力。但隨著金融業對外開放，越來越多的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開始關注這一市場，在開發新的業務種類和金融工具等方面進行了一些初步的嘗試，如：有的地方開始試行針對高技術創新企業的專利質押貸款。然而，對于國外流行的資產證券化、可轉換債券、貸款調期、票據貼現等金融工具和手段，則運用較少，缺乏相應的運作經驗，這在客觀上阻礙了中小型科技企業獲得適合自身條件的金融服務。因此，作為中國金融業，無論從提升自身競爭力，還是從促進自主創新的社會責任來看，為中小型科技創新型企業提供多樣化金融服務已成為一項不容忽視的重要任務。

參考文獻：

[1]李士 嚴 莉.科技型中小企業應成為三板市場的首選[J].產權導刊,2006年，（5）: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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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現代農業信息技術創新

1.1現代農業信息技術創新的主要特點和趨勢

科技的發展推動現代農業技術的不斷創新，在這樣的過程中，其技術創新體現出了以此幾種特點：首先是投入成本較高，目前的農業信息化科技創新主要是以高科技為依托，在實際的技術創新中需要大量的投入，以此來實現農業的產業化發展。另外是開放性，與傳統的農業發展不同，現代農業與各個行業之間具有一定的相互作用，彼此影響，相互滲透。差異性，在對農業信息化技術進行創新的過程中，實際的要求和需求之間具有一定的矛盾，這就體現出了農業技術創新的差異性[1]。最后，科技的不斷發展，使現代農業信息技術創新具有鮮明的移動互聯特征，體現出了集成化、網絡化和系統化的發展模式。針對其主要發展趨勢來說，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在新型技術的支持下，現代農業信息技術將重點從基礎建設逐漸轉移到了資源整合方面，希望以資源的優化配置實現農業的快速發展。另外針對產業的信息化發展，逐漸將傳統的單一環節信息化科技創新，轉變為全產業鏈的信息化科技創新發展，在這樣的過程中，現代農業信息化關鍵技術的服務方式也在不斷的發生變化。

1.2主要發展策略

在對現代農業信息技術進行利用中可發現，對其技術進行創新的主要策略主要包括這樣幾個階段：首先是農業信息技術基礎設施進行開發和研究，并且對配套技術進行研發，這一階段的資金主要由政府來進行投入。第二個階段是通過政府、相關院校和企業的共同參與，來對農業信息技術進行建設，這個階段需要政府和市場的共同引導。在最后一個階段中，需要在政府的引導下，發展新型技術和產業，而在這樣的過程中，企業作為信息技術創新的主要力量，在其中發揮了主體地位的作用。

2現代農業信息化關鍵技術創新

2.1精準農業

精準農業主要指的是農業生產過程的信息化，在目前農業生產中的各個環節中，其整體精細化程度不高，常常會出現農業污染和資源浪費等情況，針對農業種類的不同，需要對全球定位系統、農田地理信息系統、遙感監測系統和網絡管理系統進行整合，實現農業生產過程中的精細化管理，并且根據實際情況，建立農業生產精準作業體系，進一步對資源進行優化配置[2]。

2.2數字農業

數字農業主要指的是提高農產品加工運輸方面的自動化程度。隨著農業技術的不斷發展，農產品的加工運輸和儲存成為了目前農業發展中重點關注的內容，這樣的數字農業主要包括對農產品智能加工設備的開發、對農產品的生產過程進行自動化控制、對其冷鏈的運輸控制。這樣的數字農業技術能夠進一步對農產品進行開發。

2.3農產品電子商務

農產品電子商務主要指的是農產品的交易信息化，針對目前農產品交易過程中信息流通不通暢等情況，需要在相應信息技術的支持下，建立符合當地農業特色的電子商務平臺和農產品交易系統，以此來提高農產品交易過程中的安全性和便捷性。通過對農產品數據庫的建立，對農產品交易的各個環節進行開發和創新，并且與相應的提供商和金融服務機構進行協作開發，將手機和電腦等移動終端接入到農產品的交易過程當中，以此來對農業電子商務創新體系進行完善[3]。

3結束語

結合現代農業信息化關鍵技術創新的特點和發展趨勢，需在未來的農業發展中，針對數字農業、精準農業和農產品電子商務進行創新發展，進一步推動現代農業信息化的進步。

參考文獻：

[1]劉崢,張鵬飛,黃志文.省域現代農業信息化關鍵技術創新研究[J].軟件導刊，2014(12)：7-9.

篇（5）

2017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三以“技術驅動下的普惠金融創新”為主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嘉賓們就“金融創新的信息安全基礎”，“數字普惠金融應有的邊界”，“金融科技對資本市場的影響”，“信息安全是惠普金融的基石”，“普惠金融的商業邏輯”，“強監管周期下的金融科技”，“數字普惠金融正在發生的未來”，以及“現金貸是否有助于緩解財務困境引發的負面影響”八個主題發表講話。

金融創新的信息安全基礎

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會長李東榮表示，我國依然面臨著普惠金融成本高、效率低、服務不均衡、商業不可持續等全球化的共性難題。這些難題，成為實現全面普惠金融目標的主要障礙，還需要進一步的努力去破解。

李東榮首先總結了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的意義：一是有助于解決“普”的難題；二是有助于解決“惠”的難題；三是有助于解決服務質量的難題；四是有助于解決商業可持續的難題。

隨后，李東榮也提到數字普惠金融在業務模式、技術屬性、風險特征等方面的新特點，以及其帶來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挑戰，都需要引起普惠金融從業者的高度重視。這些挑戰分別是風險治理、數字鴻溝、基礎設施、監管適應性，對監管體制方面，監管資源和監管能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基于前述分析，李東榮認為應該研究并推動包括政策、制度、技術等在內的一攬子系統性的普惠金融解決方案：一是構建數字普惠金融的政策支持體系，堅持普惠金融服務主體的公平準入；二是完善數字普惠金融的風險治理體系；三是建立數字普惠金融的技術創新體系；四是建設數字普惠金融的基A設施體系；五是完善數字普惠金融的消費者保護體系。

李東榮表示，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作為國家行業自律組織，高度重視數字普惠金融的應用實踐和風險治理，愿與各界同仁一道共同研究、通力合作，努力實現我國數字普惠金融的美好愿景。

數字普惠金融應有的邊界

上海黃金交易所理事長焦瑾璞提出了數字普惠金融要有邊界。他認為數字普惠金融應回歸金融的本質，但是不忘普惠初心。這里面有兩點非常重要：第一，普惠金融有別于政府扶貧，它不是慈善金融，也不是扶貧金融，它是實實在在的商業金融，就必須履行金融的內涵；第二，它的經營必須要建立在商業可持續的基礎上，而不是一錘子買賣。

就如何建立商業可持續的普惠金融體系方面，焦瑾璞提出了五點建議：第一，加強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第二，完善普惠金融組織體系；第三，探索普惠金融的可持續發展模式；第四，規范數字普惠金融發展，防范金融風險；第五，加強消費者金融教育，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

關于數字普惠金融應有的邊界，焦瑾璞指出，監管體制錯配和法律體系滯后，是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所面臨的兩大問題。他建議應當：一是明晰互聯網金融業務的邊界；二是對金融機構采取行為監管；三是加強金融監管協調，構建適應金融市場發展的新型法律與監管體系；四是發展監管科技，利用數字技術提升金融監管能力。

金融科技對資本市場的影響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上市公司監管部巡視員、副主任，中證監測總經理趙立新就金融科技對資本市場影響，以及如何利用好金融科技做好證券期貨監管發表了看法。

趙立新首先提到了金融科技運用的上三個場景：智能投顧，基于大數據的指數產品、交易策略和信息增值服務以及基于監管科技的風控合規系統。金融科技為這些場景帶來了更低的成本、更強的紀律性、更廣闊的服務面，相關技術充分利用所有信息發現價值，降低市場交易成本，提高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不僅能夠克服人類在交易操作上的缺陷，還能為投資者提供更多、更好的產品和服務。

隨后，趙立新也指出，金融科技也是一把雙刃劍，它可能導致的順周期特征及交易行為趨同可能加大市場波動，技術風險和操作風險相互加強，對投資者適當性管理帶來了新的挑戰。

最后，趙立新介紹了金融科技在資本市場監管中的應用前景，包括探索智能監管和完善市場監管的基礎設施。他建議：一是用現代信息和網絡技術，建立各監管業務條件之間、各市場之間的信息關聯；二是進一步整合全市場數據的基礎上，利用大數據技術深挖數據金礦，對監管業務和流程進行集中的再造；三是構建資本市場運行及系統性風險，監控監測指標體系，開展政策效果的檢驗和評估，努力成為市場決策者的智囊。

信息安全是惠普金融的基石

中國金融認證中心總經理季小杰表示，想普惠金融走得更遠、更穩，信息安全仍然是基石。她就四個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第一，關于用戶身份精準識別和認證的問題。她表示，核實用戶的真實身份是所有金融活動的前提和基礎。在現有條件下，建立立體、多維度的認證體系是實現線上業務身份識別和驗證的有效手段。

第二，關于保證交易的完整性和合法性。具體表現為如何保證參與方相關權力與缺失有效的線上證據保全機制兩個方面。她認為可以從電子簽名與公正的第三方認證機構所頒發的數字證書、基于數字簽名技術的無紙化解決方案和合同簽署的時后保全服務體系三個方面來解決問題。

第三，加強信息系統的安全管理問題。安全的管理應該是多維度的，除了數據傳輸的安全外，系統本身的安全缺陷也可能導致信息被偷或者是本身被劫持。定期的信息安全系統檢測是必須的，能夠幫助我們盡早地發現安全問題，做到防患于未然。

第四，建立共享機制，聯防聯控安全風險。她建議盡可能大范圍地打破行業壁壘，打通數據孤島，建立高效的聯網系統，實現信息共享，做到異常交易及時報警。

季小杰總結，在科技驅動的普惠金融時代，金融服務不斷創新的同時，安全風險也不斷增加，CFCA愿意為普惠金融保駕護航，讓金融真正地觸達普惠。

普惠金融的商業邏輯

京東金融首席執行官陳生強指出，要做普惠金融，必須找到低成本、可持續的模式。經濟學中，企業成本有一個劃分維度是分為固定成本和變動成本。成本結構的不同，使得經濟實體所能服務的對象的廣度和深度也完全不同。如果金融機構固定成本低、變動成本高，那么只能去服務高收入人群和高價值的大公司。反之，則相對沒有邊際的限制，可以快速復制，覆蓋更多群體。目前制約普惠金融發展的癥結在于變動成本高，而科技正好可以助力金融機構改變成本結構，并通過貸前、貸后管理降低信用風險，優化服務能力。

用科技降低三大變動成本：一是科技公司可以通過互聯網的方式觸達到傳統金融難以觸達的人群。通過將這種場景開放給傳統金融，就可以降低金融機構的獲客成本；二是科技公司可以在生活消費和產業交易場景中獲得大量的數據，這些數據真實反應了客戶需求和實體經濟的產銷情況，通過這些數據+風控技術可以去做風險管理與風險定價；三是在流程運營層面，科技公司可以基于更好用戶洞察能力、產品洞察能力，實現從客戶申請、授信、放款、貸后的全流程貫通，不僅可以降低成本，還能極大地改善客戶體驗。

陳生強還介紹了京東金融實踐普惠金融的經驗，以及其如何為金融機構提供助力。一是在批量@客方面，京東金融基于京東數億用戶的基礎以及電商交易場景，2014年推出了業內首款互聯網消費金融產品“白條”，切入了傳統金融不便觸的弱信用人群或較低收入群體；二是在風控方面，依據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做風控。智能風控體系建立起來之后，幾乎就不再產生變動成本；三是流程運營方面，以農村金融的養殖貸為例，幫助養殖戶建立了一套現代化農業養殖管理體系，提高了整個貸前、貸中、貸后的流程效率，也降低了信用風險。

陳生強認為，未來的金融服務要形成一個“O+O”的模式，即線上線下相融合的模式。放眼全球，傳統金融擁抱新興科技，利用科技的能力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增加收入正在成為一股不可逆轉的潮流。

強監管周期下的金融科技

凡普金科創始合伙人、首席執行官董w就強金融監管周期之下的金融科技以及凡普金科積累的一些實踐和創新兩個方面發表了演講。

董w表示，中國的金融科技目前是在一個非常好的起點上，這個和在過去幾年整個監管當局對于金融科技等新生事物的包容性是分不開的。但是從2016年底開始，更嚴格的監管正在發生，在新形勢下有利于幫助這個行業更加健康的發展。

他基于兩個主要判斷：一是金融科技創新，使得可以把錢推到個人和小微企業去；二是金融行業只有通過技術創新才能生存。所以金融科技機構就需要通過技術讓變動成本的幅度和整個服務的門檻降低來尋求生存空間。

在凡普金科的實踐方面，董w介紹，該平臺提供各類金融產品和類似理財的撮合服務，滿足用戶不同生命階段的金融服務需求。凡普金科的云圖系統整合了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技術，使得其在風險的管理和精準獲客上面獲得一些優勢。能通過大規模應用技術使其盈利性可持續化。

最后，董w指出了金融科技領域需要兩方面的創新，一方面，專注在金融科技上的公司需要持續創新，才能提供可持續性的低門檻、補充性的金融服務。另一方面，需要監管層面上的更多創新，促使行業里面各主體（無論是第三方的機構，還是龍頭企業）相互之間的合作，從而使得技術、信息和數據能夠得到更多的共享，降低整個行業的運營成本。

數字普惠金融正在發生的未來

篇（6）

需求：多元差異化

金融服務日新月異，不同類別銀行客戶需求的多元化將成為一種趨勢并不斷持續下去。其特點突出表現為：金融服務的互動性，銀行需要提供不同類別不同水平的金融服務，以滿足由簡單到復雜的需求；金融機構定位的轉型，地方經濟上的困難挑戰及重要事件導致中國市場上消費者對于金融服務的需求和想法發生很大變化；金融服務具有社會使命，中國銀行業需要同時面臨并解決共性和特殊性的問題，隨著時間推移和市場變化而不斷演進。因此，只有通過技術開發和創新方能更好地滿足中國市場衍生地不同需求，把握當前存在的機遇。與歐美全球性銀行類似，中國銀行業需要承受資產質量對經濟沖擊的敏感度、日趨增加的監管要求、激烈的競爭、不斷變化的客戶需求和行為所帶來的壓力。與此同時，中國銀行業亦具有更多的機遇：更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國內對發展速度追求所帶來的巨大規模的機會、以及強烈的“走出去”的國際化意愿所帶來的推動作用。總體來說，中國金融機構確實有機會實現跳躍式的發展，但需要通過技術創新把握機遇得以實現。

基于金融創新的背景，埃森哲旨在幫助客戶提高市場份額、降低成本并在亞洲迅速增長的金融服務業創造新的競爭優勢。“新一代銀行”所展示的，正是前沿的金融技術創新方案如何以非凡的可擴展性和高效率創造強大的客戶體驗。中國各大銀行的關注重點正從企業銀行業務轉向迅速勃興的消費者零售銀行業務，但前提是需要憑借可靠技術贏得全新的市場競爭。

通過適當的本土化，金融服務創新中心將創新理念引進給本地客戶，切身感受應用和演示，溝通討論案例以尋找靈感和啟發。通過對客戶需求的挖掘及數據體系的建立，銀行實現由營銷產品的模式到牽引模式的轉型；打造金融化多渠道的一致體驗，推動金融和非金融行業生態環境的重組。同時，將銀行的角色由交易場所轉向客戶服務體驗平臺，促進銀行工作人員對客戶服務理念和銷售能力的提升。

創新：勢在必行

埃森哲認為，金融機構面臨三重挑戰：不斷提高的客戶要求、不斷下降的客戶忠誠度，以及不斷加劇的來自非傳統服務提供商的競爭。想在這種環境中實現可持續增長并長期盈利，關鍵在于從業務方面采用消費者驅動的方法，即企業不僅需要識別并滿足每名客戶的需求，更需要預測并超越其預期。在企業組織確立以技術為基礎的差異化市場地位或業務模式的前提下，創新也在發生演變。銀行應由基于盈利能力的指標體系向利益相關者整體性視角轉變，注重服務績效、銀行聲譽、商業績效、銷售效率及以客戶為中心能力指數，差別化、針對性地滿足客戶需求。

以客戶為中心的銀行服務的成功關鍵因素包括三個方面：第一，外部差異化，無論是服務模式的創新、客戶價值主張、品牌還是商業模式，認清令其與眾不同的要素；第二，內部簡化，運營模式的設計與創新必然會產生成本，因此簡化每一個環節如制定標準化的產品、流程和系統、確定需要達到的目標及實現目標的方法對于成本控制至關重要；第三，執行力掌控，將執行力作為一種核心能力優先考慮：創新項目的投資和風險管理、樹立忠于運營戰略的企業文化等。

不同銀行客戶細分的差異化決定了創新要從戰略角度適合不同的銀行，與目標銀行交流互動，共同設計解決方案。通過對客戶細分及針對不同市場不同時機的數據分析，差異化地滿足不同的銀行客戶需求：一方面多元化的渠道可以為客戶提供更多個性化的服務；另一方面，每一個互動的過程中，數據支持可加深對客戶的了解，從而提升不同客戶群體的服務體驗。識別、分類及互動環環相扣，客戶的忠誠度得以加強，這其中必然加大了對技術移動和整體性的要求。在金融脫媒的大環境下，這樣的創新有利于銀行形成更合理的自我定位，思考自身業務再造。

趨勢：進化與共生

篇（7）

互聯網金融服務日益獲得消費者的青睞，而目前在中國市場中，這些服務卻大多由高科技巨頭們來提供。這無疑將中國傳統銀行帶到十字路口：要么淪為純粹的交易處理服務提供商，眼看著自己的市場份額被逐漸蠶食；要么擁抱新興的創新金融技術，開啟數字化轉型之路，構建一個完善的數字生態系統，從而打造與客戶無縫銜接的數字化體驗。

事實上，全球領先銀行已經意識到，方興未艾的創新金融技術在促進業務增長和推動數字化轉型方面的潛能。他們不再把技術創新公司看成打破平靜的“闖入者”，而是希望能充分利用創新技術，從根本上重新定義自身的業務和運營模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埃森哲通過與全球25家創新銀行企業的訪談，總結了它們在利用創新技術進行數字化轉型中的三條寶貴經驗，為欲在數字時代打造全新競爭力的中國傳統銀行提供參考。

推動技術開放式創新

以開放的心態，推動開放式創新將是銀行企業啟動數字化轉型的起點。對于大型銀行而言，這意味著他們可以在創新過程的早期階段就與外部的技術解決方案、知識資本和資源展開互動。通常情況下，銀行企業需要向其他創新者開放自己的知識產權（IP）、資產和專業知識，以此催生創新的理念，識別和吸收最新技能，并且發現新的增長領域。

目前，開放式創新已融入在眾多全球領先銀行的運作當中。例如，德國Fidor銀行建立了一個帶有開放式應用編程接口（API）的中間件――FidorOS，通過連接至現有的核心銀行業務平臺來提供一系列新型服務，包括借錢給朋友、通過社交媒體推特（Twitter）匯款，以及申請24小時緊急貸款等。這一開放式應用編程接口還允許第三方訪問銀行系統的所有部分、將相關業務加以分拆，并且建立基于銀行平臺的新服務，由此顯著促進了創新。

法國農業信貸銀行則早在2012年就推出了開放式應用編程接口，支持開發者在自身服務之上構建應用程序。如今，這類應用多種多樣，為客戶提供著開支管理、社交支付和財務分析等一系列工具。西班牙對外銀行也緊隨其后舉辦了名為“Innova Challenge”的創新挑戰賽，吸引軟件開發人員基于來自銀行的匿名客戶數據，打造新型平臺和應用程序。

眼下，開放式創新的最大機遇很可能潛藏在區塊鏈技術當中，這種通信協議支撐著比特幣的分布式架構。目前，各種電子加密貨幣仍處于發展初期，盡管它將會給金融服務業帶來哪些長期影響尚不可知，但是顯然，如果傳統銀行機構希望從這一革命性的金融技術中有所斬獲，就必須在遠超以往的范圍內，與本企業之外的技術專家和開發者展開合作。

跨機構共同創新

在金融服務和科技行業中，“共同創新”變得日益重要。埃森哲的調查顯示，五分之三的受訪銀行高管都支持對未來情境進行“數字化重新構想”，通過不同參與方之間形成的互補聯盟，來拓展金融服務的目標市場。

事實上，金融服務企業與業內其他機構一直以來就保持著良好的合作關系，比如分享“非核心”的流程或服務，這有助于所有協作方削減成本并創造新的市場機遇。在資本市場和零售銀行業務中曾出現過許多此類合作案例。例如，一批銀行于1966年聯合創立了萬事達卡組織，旨在支持消費者進行跨行的卡片支付。

盡管這些協作由來已久，但其仍需要在未來更進一步。要想在當今變革的時代保持和推動價值增長，傳統銀行機構應當想方設法，與其他行業機構建立更為緊密的協作關系，分享彼此的動產，進而明確創造價值的新方法。

與初創企業的協作將幫助傳統銀行獲得創新的活力，從而在未來打造新的業務高地。埃森哲在全球各地發起“金融技術創新實驗室”，將多家領先銀行召集在一起，共同為初創企業提供指導，幫助他們開展業務。無獨有偶，今年2月，澳大利亞多家銀行出資200萬澳元，在悉尼成立了一所非盈利性的初創企業中心，為新注冊的金融科技企業提供支持。

同時，跨行業協作對于企業未來的價值創造也至關重要。通過結合數字技術和金融兩大行業的優勢資產，孕育更具吸引力的產品與服務，無疑將引領銀行企業茁壯成長。例如，德國商業銀行集團和波蘭第四大數字通信企業Orange Polska去年共同組建了mBank，開始聯手針對手機和平板電腦提供白標銀行服務。mBank正著力推廣一款移動銀行應用，通過智能手機和PIN碼實現全面的在線銀行功能。

投資創新技術企業

當前，傳統金融服務企業正以從未有過的力度，通過積極投資創新技術企業，驅動業務創新。在埃森哲針對全球銀行高管的調研中，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已使用了企業風險投資工具，另有三分之一的銀行機構將在未來兩年中計劃開展此類行動。

美國運通、西班牙對外銀行、匯豐銀行、桑坦德銀行和俄羅斯聯邦儲蓄銀行都已在過去四年中開發了企業風險投資工具，而且每家機構的投資額至少為1億美元。今年2月，保險與投資管理機構――法國安盛成立了規模達2億歐元的基金，在自身的各個業務領域內為初創企業提供資金支持。

事實情況是，銳意進取的初創企業具有很高的創新能量，但需要資金支持；而歷史悠久的傳統銀行企業擁有大量資金，卻亟待提高自身的創新能力。面對這一局面，我們不難理解，為何當前各方對金融技術公司的投資熱情如此高漲，并一直有持續發展之勢。這些投資項目最終是否能反哺出資方，目前仍有待驗證。

篇（8）

數字經濟是一場數字技術推動的經濟革命。這場數字化革命正在以數字技術的不斷創新為推動力，以開放的知識為基礎，從制造領域、管理領域、流通領域的數字化擴展到包括政府宏觀調控的一切經濟領域，逐漸形成一個經濟體系。

一、新自由主義思潮是美國數字經濟繁榮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美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為解決凱恩斯主義所遺留的滯脹問題，新自由主義思潮逐漸抬頭并呈現占主導地位的趨勢。美國傳播學者丹·席勒(DanSchiller)指出，以“應該讓市場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邏輯”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重新被奉為美國國內的正統理論[1]。80年代的里根時代和90年代的克林頓時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義思潮的理念。最近幾年，新自由主義思潮成為美國數字經濟繁榮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為數字經濟重要技術推動力的因特網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創新的產物。一方面，因特網的設計思想避免了壟斷集中，體現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網為數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動的空間。因此，因特網不僅是流通領域數字化的重要技術支持，更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的組成部分。新自由主義思潮在美國的發展提供了因特網生長的土壤，孕育了數字經濟的發展。

其次，新自由主義思潮的自由市場觀點和理念滲透到了美國的經濟發展政策中，特別是以數字技術為基礎的電信和傳媒業發展的政策中，為數字經濟的發展創造了適宜的宏觀經濟環境。20世紀60年代中期起，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通過一系列程序對電子計算機業、電腦業和電信業的界限一再進行重新劃定，將蓬勃發展的網絡業中越來越多的部分劃到放松控制的電腦業一邊，促進電腦業的發展。20世紀80年代后，主張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強調充分發揮市場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國電信和傳媒業決策中逐漸占據優勢，更使有關決策出現放松管制的特點。1980年，在《有關計算機的第二次調查》中，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決定，作為美國電訊基礎設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電訊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現有管制措施。這一措施使得被賦予特別市場自由權的專業化網絡行業向整個電信市場擴展[2]。1996年，美國通過了《1996年電訊法》，消除電信行業的壟斷，開放所有的電信市場，放松了對不同種類的電信和媒體公司相互進入業務領域的限制，允許不同的媒體市場相互滲透，促使美國全國范圍內的從電信運營到硬件制造、軟件開發、網絡通信、互聯網服務、廣播電視等各個領域展開新的競爭和重組，從而推動高速“寬帶”網絡的建設[3]。由此可見，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廣泛滲透，為數字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寬松的市場環境。

二、美國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數字經濟健康高速發展的重要保障

為了保證數字經濟的健康發展，美國政府不僅投入大量資金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和技術研發，而且還通過政策支持保障數字經濟健康高速發展。首先，美國政府增強網絡的安全性，提高消費者對網絡的信任度。美國政府通過《關于信息系統保護的國家計劃》構建聯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動公眾與民營之間的自愿合作，以保護信息基礎設施。美國商務部企業服務局與產業界、消費者代表和政府部門共同合作，開發一種新的電子商務密碼系統，專用于網上消費者的保護。另外，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采用網上沖浪的方法，對網上的違規行為進行調查。對于網上的欺詐行為，司法機構按刑事犯罪進行審理。其次，美國政府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1999年10月，美國通過了《域名權保護法案》，規定域名與商標保護統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冊或使用與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進行網上商業活動。在域名的管理上，將過去的政府負責注冊登記改為由因特網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網絡解決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負責域名的注冊登記，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冊管理費。最后，積極發展電子商務。1996年底，克林頓親自倡導成立美國政府電子商務工作組負責制定有關發展電子商務的政策措施，并協調督促相關部門實施。1997年頒布《全球電子商務框架》為電子商務的發展創造有利環境，并具體提出五項原則：(1)私營部門必須發揮主導作用；(2)政府應避免對電子商務的不當限制；(3)政府必須參與，并致力于支持和創造一種可預測的、受影響最小的、持續簡單的法律環境；(4)政府必須認清因特網的特性；(5)應該在全球范圍內促進因特網上的電子商務。200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全球和全國商務電子簽名法案》，使在線合同或在線交易的電子簽名與手寫簽名具有同樣的法律效力，進一步方便企業和消費者的電子商務。

三、官—產—學—公眾創新模式是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內在源泉

數字經濟之所以在美國興起和繁榮，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網演化處在官、產、學、公眾各類主體組成的創新網絡之中。正是這一網絡機制促成因特網的迅速普及發展，帶動整個美國經濟向數字經濟的轉變。

美國數字經濟是數字化技術在經濟領域創新以及滲透的結果。創新包括了技術、制度和產品服務方面的創新。單單市場需求的存在或者技術機會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術革新，單獨看來，這兩者都是技術發生革新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只有他們同時成立的時候，技術革新才成為可能[4]。也就是說，脫離了產品服務創新的市場需求，單純技術創新不會促進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以美國蘋果電腦為例，就可以清楚地認識這一點。蘋果在PC發展過程中，一直扮演著先行者的角色。過去十年，蘋果獲得了1300項專利，相當于微軟的一半，幾乎相當于戴爾的1．5倍。但是，創新能力并沒有使蘋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鏈的頂層。1981年，該公司營業利潤率高達20%，而目前僅有0．4%，遠低于行業平均的2%。目前，該公司在全球PC市場的份額僅有2%，無法與戴爾和IBM相匹敵。蘋果公司充分說明業務模式創新比技術創新更為重要。戴爾、亞馬遜、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價格銷售商品和服務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費者[5]。因此，美國數字經濟時代的創新是由技術創新需求和產品服務創新的市場需求相互推動。

事實上，傳統的“官—產—學”三線螺旋體創新體系僅僅提供美國數字經濟技術創新的需求。美國科研體系的特點是政府、企業和大學單獨或聯合資助進行研發活動，促成了美國產生大量創新成果，并得以產業化與商業化發展。因特網正是在這種政府、企業和大學創新體系中由國家投入基礎技術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同時企業積極支持和參與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在這種建設新的創新環境的過程中，機構和國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來互不聯系的三類機構，即公共(官)、私人(產)、學術(學)三方面逐步適應共同工作，相互交織作用，進一步在創新進程的各個階段建立了相互聯系，形成了“三線螺旋體”。

但是，“官—產—學”三線螺旋體創新體系忽略了產品服務創新的市場需求，還不能夠完全成為數字經濟的創新源泉。結合蘋果電腦失敗的教訓可以看出產品、服務等業務方面的創新同技術創新同樣重要，而且這些歸根結底取決于對公眾偏好的滿足。公眾的偏好需求驅動企業、大學科研機構的創新方向，引導政府政策與制度的制定。在進一步滿足公眾偏好的基礎上，公眾積極廣泛地參與在線購物、虛擬社區、數字學習、數字娛樂等都構成推動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堅實動力。而且，當前美國的部分研究機構在統計數字經濟發展狀況時，都對公眾的上網比率、上網時間等進行了詳細的統計。蘭德公司在加強美國國家創新體系的建議中同樣認識到設法讓民眾了解創新活動的重要性以及民眾通過什么方式來支持創新。這些都說明公眾是推動美國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眾與“官—產—學”三線螺旋體創新體系相互作用，形成“官—產—學—公眾”創新模式，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術創新、產品服務的業務創新，成為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內在源泉。

四、風險資本是美國數字經濟轉型的“革新力量”

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新技術企業與創業資本或風險資本的互動式發展起到了關鍵性作用。所謂風險資本是由職業金融家(即風險投資家)連同管理一道投資到年輕的、快速增長的、并且有潛力發展成經濟重要貢獻者的公司中的資本，風險資本是初創公司重要的資金來源[6]。美國風險資本市場制度是一種增進和分享創新收益為目標的有效率的融資制度安排。風險資本投資的運行特點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資面向新興產業(主要是信息產業)中的初創企業；二是風險資本還通過資本經營服務直接參與企業創業；三是風險資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機制。正是這三個特點使得風險資本能夠通過獨特的創新試錯機制和風險分散機制，把資本、技術和知識聯系起來，賦予美國經濟支持技術型初創公司發展的優越環境。20世紀90年代，風險資本投資在美國發展迅猛(見表1)，相繼培育出DEC(數字設備公司)、Intel(英特爾公司)、Microsoft(微軟公司)、Compaq(康柏電腦公司)、Apple(蘋果電腦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業。這些高科技公司為美國數字經濟的發展起到巨大的示范效應。

進入新世紀，美國數字經濟遭遇挫折，風險資本投資的絕對數額出現急劇下降的趨勢，但這并沒有削弱其對美國經濟的貢獻。統計表明，2000—2003年期間曾經接受過風險資本投資的企業在就業創造和銷售收益增長方面對美國經濟的貢獻仍然超過其他同行企業。在信息產業部門這一現象更為明顯(見表2)，比如2000—2003年期間，計算軟件整體行業出現裁員8%，銷售額僅增長5%，而風險資本投資企業卻仍然創造了17%的就業機會，銷售額高達31%。因此，風險資本投資正在很大程度上拉動當前美國經濟的復蘇。

總之，無論是在美國經濟繁榮或復蘇階段，風險資本都對美國經濟做出重要貢獻，是美國數字經濟轉型中不可替代的“革新力量”。

參考文獻：

[1][美]丹·席勒．數字資本主義[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3．

[2][美]丹·席勒．數字資本主義[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0．

[3]郭慶光．21世紀美國廣播電視事業新構圖——“1996年電信法”的意義與問題[J]．國際新聞界，1996(6)．

篇（9）

在美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為解決凱恩斯主義所遺留的滯脹問題，新自由主義思潮逐漸抬頭并呈現占主導地位的趨勢。美國傳播學者丹席勒(DanSchiller)指出，以“應該讓市場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邏輯”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重新被奉為美國國內的正統理論。80年代的里根時代和90年代的克林頓時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義思潮的理念。

最近幾年，新自由主義思潮成為美國數字經濟繁榮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為數字經濟重要技術推動力的因特網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創新的產物。一方面，因特網的設計思想避免了壟斷集中，體現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網為數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動的空間。因此，因特網不僅是流通領域數字化的重要技術支持，更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的組成部分。新自由主義思潮在美國的發展提供了因特網生長的土壤，孕育了數字經濟的發展。

其次，新自由主義思潮的自由市場觀點和理念滲透到了美國的經濟發展政策中，特別是以數字技術為基礎的電信和傳媒業發展的政策中，為數字經濟的發展創造了適宜的宏觀經濟環境。20世紀60年代中期起，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通過一系列程序對電子計算機業、電腦業和電信業的界限一再進行重新劃定，將蓬勃發展的網絡業中越來越多的部分劃到放松控制的電腦業一邊，促進電腦業的發展。20世紀80年代后，主張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強調充分發揮市場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國電信和傳媒業決策中逐漸占據優勢，更使有關決策出現放松管制的特點。1980年，在《有關計算機的第二次調查》中，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決定，作為美國電訊基礎設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電訊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現有管制措施。這一措施使得被賦予特別市場自由權的專業化網絡行業向整個電信市場擴展。1996年，美國通過了《1996年電訊法》，消除電信行業的壟斷，開放所有的電信市場，放松了對不同種類的電信和媒體公司相互進入業務領域的限制，允許不同的媒體市場相互滲透，促使美國全國范圍內的從電信運營到硬件制造、軟件開發、網絡通信、互聯網服務、廣播電視等各個領域展開新的競爭和重組，從而推動高速“寬帶”網絡的建設。由此可見，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廣泛滲透，為數字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寬松的市場環境。

二、美國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數字經濟健康高速發展的重要保障

為了保證數字經濟的健康發展，美國政府不僅投入大量資金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和技術研發，而且還通過政策支持保障數字經濟健康高速發展。首先，美國政府增強網絡的安全性，提高消費者對網絡的信任度。美國政府通過《關于信息系統保護的國家計劃》構建聯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動公眾與民營之間的自愿合作，以保護信息基礎設施。美國商務部企業服務局與產業界、消費者代表和政府部門共同合作，開發一種新的電子商務密碼系統，專用于網上消費者的保護。另外，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采用網上沖浪的方法，對網上的違規行為進行調查。對于網上的欺詐行為，司法機構按刑事犯罪進行審理。其次，美國政府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1999年10月，美國通過了《域名權保護法案》，規定域名與商標保護統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冊或使用與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進行網上商業活動。在域名的管理上，將過去的政府負責注冊登記改為由因特網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網絡解決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負責域名的注冊登記，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冊管理費。最后，積極發展電子商務。1996年底，克林頓親自倡導成立美國政府電子商務工作組負責制定有關發展電子商務的政策措施，并協調督促相關部門實施。1997年頒布《全球電子商務框架》為電子商務的發展創造有利環境，并具體提出五項原則：(1)私營部門必須發揮主導作用；(2)政府應避免對電子商務的不當限制；(3)政府必須參與，并致力于支持和創造一種可預測的、受影響最小的、持續簡單的法律環境；(4)政府必須認清因特網的特性；(5)應該在全球范圍內促進因特網上的電子商務。200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全球和全國商務電子簽名法案》，使在線合同或在線交易的電子簽名與手寫簽名具有同樣的法律效力，進一步方便企業和消費者的電子商務。

三、官—產—學—公眾創新模式是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內在源泉

數字經濟之所以在美國興起和繁榮，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網演化處在官、產、學、公眾各類主體組成的創新網絡之中。正是這一網絡機制促成因特網的迅速普及發展，帶動整個美國經濟向數字經濟的轉變。

美國數字經濟是數字化技術在經濟領域創新以及滲透的結果。創新包括了技術、制度和產品服務方面的創新。單單市場需求的存在或者技術機會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術革新，單獨看來，這兩者都是技術發生革新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只有他們同時成立的時候，技術革新才成為可能。也就是說，脫離了產品服務創新的市場需求，單純技術創新不會促進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以美國蘋果電腦為例，就可以清楚地認識這一點。蘋果在PC發展過程中，一直扮演著先行者的角色。過去十年，蘋果獲得了1300項專利，相當于微軟的一半，幾乎相當于戴爾的1．5倍。但是，創新能力并沒有使蘋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鏈的頂層。1981年，該公司營業利潤率高達20%，而目前僅有0．4%，遠低于行業平均的2%。目前，該公司在全球PC市場的份額僅有2%，無法與戴爾和IBM相匹敵。蘋果公司充分說明業務模式創新比技術創新更為重要。戴爾、亞馬遜、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價格銷售商品和服務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費者。因此，美國數字經濟時代的創新是由技術創新需求和產品服務創新的市場需求相互推動。

事實上，傳統的“官—產—學”三線螺旋體創新體系僅僅提供美國數字經濟技術創新的需求。美國科研體系的特點是政府、企業和大學單獨或聯合資助進行研發活動，促成了美國產生大量創新成果，并得以產業化與商業化發展。因特網正是在這種政府、企業和大學創新體系中由國家投入基礎技術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同時企業積極支持和參與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在這種建設新的創新環境的過程中，機構和國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來互不聯系的三類機構，即公共(官)、私人(產)、學術(學)三方面逐步適應共同工作，相互交織作用，進一步在創新進程的各個階段建立了相互聯系，形成了“三線螺旋體”。

但是，“官—產—學”三線螺旋體創新體系忽略了產品服務創新的市場需求，還不能夠完全成為數字經濟的創新源泉。結合蘋果電腦失敗的教訓可以看出產品、服務等業務方面的創新同技術創新同樣重要，而且這些歸根結底取決于對公眾偏好的滿足。公眾的偏好需求驅動企業、大學科研機構的創新方向，引導政府政策與制度的制定。在進一步滿足公眾偏好的基礎上，公眾積極廣泛地參與在線購物、虛擬社區、數字學習、數字娛樂等都構成推動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堅實動力。而且，當前美國的部分研究機構在統計數字經濟發展狀況時，都對公眾的上網比率、上網時間等進行了詳細的統計。蘭德公司在加強美國國家創新體系的建議中同樣認識到設法讓民眾了解創新活動的重要性以及民眾通過什么方式來支持創新。這些都說明公眾是推動美國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眾與“官—產—學”三線螺旋體創新體系相互作用，形成“官—產—學—公眾”創新模式，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術創新、產品服務的業務創新，成為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內在源泉。

四、風險資本是美國數字經濟轉型的“革新力量”

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新技術企業與創業資本或風險資本的互動式發展起到了關鍵性作用。所謂風險資本是由職業金融家(即風險投資家)連同管理一道投資到年輕的、快速增長的、并且有潛力發展成經濟重要貢獻者的公司中的資本，風險資本是初創公司重要的資金來源。美國風險資本市場制度是一種增進和分享創新收益為目標的有效率的融資制度安排。風險資本投資的運行特點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資面向新興產業(主要是信息產業)中的初創企業；二是風險資本還通過資本經營服務直接參與企業創業；三是風險資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機制。正是這三個特點使得風險資本能夠通過獨特的創新試錯機制和風險分散機制，把資本、技術和知識聯系起來，賦予美國經濟支持技術型初創公司發展的優越環境。20世紀90年代，風險資本投資在美國發展迅猛，相繼培育出DEC(數字設備公司)、Intel(英特爾公司)、Microsoft(微軟公司)、Compaq(康柏電腦公司)、Apple(蘋果電腦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業。這些高科技公司為美國數字經濟的發展起到巨大的示范效應。

進入新世紀，美國數字經濟遭遇挫折，風險資本投資的絕對數額出現急劇下降的趨勢，但這并沒有削弱其對美國經濟的貢獻。統計表明，2000—2003年期間曾經接受過風險資本投資的企業在就業創造和銷售收益增長方面對美國經濟的貢獻仍然超過其他同行企業。在信息產業部門這一現象更為明顯，比如2000—2003年期間，計算軟件整體行業出現裁員8%，銷售額僅增長5%，而風險資本投資企業卻仍然創造了17%的就業機會，銷售額高達31%。因此，風險資本投資正在很大程度上拉動當前美國經濟的復蘇。

總之，無論是在美國經濟繁榮或復蘇階段，風險資本都對美國經濟做出重要貢獻，是美國數字經濟轉型中不可替代的“革新力量”。

參考文獻：

[1][美]丹席勒．數字資本主義[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3．

[2][美]丹席勒．數字資本主義[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0．

[3]郭慶光．21世紀美國廣播電視事業新構圖——“1996年電信法”的意義與問題[J]．國際新聞界，1996(6)．

篇（10）

高寶此次倡導的“印領未來”主題意義深刻，一方面展現了高寶對市場的信心和看法，另一方面也展現了高寶對市場的決心和目標。“雖然在過去的幾年中，印刷行業，尤其是某些領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來自金融危機亦或者電子媒體的沖擊，但是我們仍然認為在今后較長一段時期內，仍然具有很好的發展前途和市場空間，同時這些年中高寶公司也做了很多針對性的技術創新和商業模式的引導。”王聯彪先生介紹說，“從兩百年前德國高寶公司推出全球第一臺機械驅動的印刷機到現在數碼輪轉印刷機上的突破，高寶公司‘革新永無止境’理念得到了全面證實。從這個角度來看，這也說明了高寶公司非常注重印刷在未來的發展方向，但是目前看來數字印刷的全面普及還為時尚早。高寶公司所倡導的‘印領未來’一方面是指不僅在商業印刷、包裝印刷、報紙印刷，還有金屬印刷和證券印刷等特殊印刷領域、數字印刷領域，高寶公司要做到技術上的‘印領未來’，另外一個方面也是指通過這些領域的技術創新，使高寶公司在印刷設備制造領域做到全球領軍企業。”

可能我們還不曾忘記Drupa 2012上，德國高寶公司“印領未來”的主題口號映入到了觀眾眼簾的那一幕。此次China Print 2013，在此主題口號的基礎上，高寶公司特別加上了“再創新高”，這4個字的增加也絕非偶然，意義同樣深刻。“相比China Print 2009的900m2，此次增加到1050m2，因此高寶公司從上至下對本屆展會都充滿了期待，不僅希望訂單量再創新高，同時也希望通過本屆展會博采眾長，促進高寶公司今后在技術創新上不斷提高，從而為用戶帶來更多，更好、更有針對性的產品和解決方案。”王聯彪先生興致盎然地介紹道，“此外‘再創新高’還有更深一層意義，那就是體現在首次在中國展出的利必達145印刷的速度和效率方面。此次展出的利必達145印刷機除了在幅面上的突破外，速度更是達到了17000張/時，這在同等幅面規格的印刷機里是史無前例的。更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展出的利必達145印刷機的自動化程度，目前在被譽為自動化之王的利必達106的所有自動化技術全部可以在145印刷機上實現，這也是非常難得的技術突破。”

三大功能展區 覆蓋印刷全程

除了利必達145大幅面印刷機外，高寶還將在印刷設備展示區展示一臺目前市場上最暢銷的利必達105對開幅面印刷機。與以往不同的是，此次展出的利必達105又實現了很多創新，如聯機控制、閉環質量檢測系統等都給觀眾以全新的概念。

與以往所有參與中國展會方式不同的是，高寶還將在China Print 2013現場展示另外兩個功能展區：

其一是高寶針對網絡和聯機作業閉環系統的流程解決方案。眾所周知，數字化管理是當今印刷企業面臨的共同課題，對于增強自身競爭優勢，實現企業效益增長具有重要作用。印企的生產流程已不僅僅局限于印刷本身，還涉及印前和印后等環節，所以在數字化流程改造方面，高寶公司希望將其設備作為橋梁連接印前制版和印后加工，這套方案可以為印刷企業帶來全新的客戶體驗及盈利增長點。

其二是數字印刷作品展示區。數字印刷已成為目前印刷業炙手可熱的話題之一。作為傳統專業印刷機制造商，高寶公司也專門推出了RotaJet 76數字輪轉印刷機。為了滿足中國廣大用戶的期待，同時也為了解決RotaJet 76由于體積過大而給展示帶來的不便外，所以高寶公司特意在現場設置了數字印刷作品展示區，以分享高寶公司在輪轉數字印刷機的最新成果，特別是在印品質量方面感受其帶來的一番別樣視覺沖擊，見證高寶公司在印刷技術上的飛速發展和非凡領導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