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5-28 09:3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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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1. 動物
清潔級雄性ICR小鼠30只，體質量(20.03.0)g，浙江省實驗動物中心提供，合格證號：SCXK(浙)2008-0033。
2. 儀器
1200 Agilent高效液相色譜(美國Agilent公司);RYJ-12B藥物透皮擴散試驗儀(上海黃海藥檢儀器有限公司);XS205電子微量天平(瑞士Mettler Toledo公司);STARTER2100酸度計(美國OHAUS公司)。
3. 試藥
馬錢子堿對照品(中國藥品生物制品檢定所，批號：110706-200505，純度95.9%);士的寧對照品(中國藥品生物制品檢定所，批號：110705-200306，純度97%);馬錢子堿純品(南京澤朗植提技術有限公司，批號：ZL110116，純度97.2%);士的寧純品(南京澤朗植提技術有限公司，批號：ZL110120，純度96.2%);馬錢子購于杭州華東中藥飲片有限公司，批號：101011，經該公司質檢科鄭霄鷹主管藥師鑒定為馬錢科植物馬錢子(Strychnos nux-vomica.L.)的干燥成熟種子;馬錢子總生物堿提取物1(自制，批號：20120608，馬錢子堿含量94.1%);馬錢子總生物堿提取物2(自制，批號：20120828，馬錢子堿含量27.01%，士的寧含量2 6 .95%，總生物堿含量67.38%)。乙腈(美國Tedia公司，批號：14035045，色譜純);其他試劑均為分析純。
方法
1. 透皮接受液中馬錢子堿、士的寧的含量測定方法研究
1.1 色譜條件
色譜柱：Agilent SB-C18柱(4.6mm150mm，5流動相：乙腈-0.01moL/L庚烷磺酸鈉與0.02moL/L磷酸二氫鉀等量混合(10%磷酸調pH值為2.80)(21∶79);流速：1.0mL/min;檢測波長：260nm;進樣量：20柱溫：室溫。
1.2 對照品溶液的制備
精密稱量馬錢子堿、士的寧對照品適量，甲醇溶解，流動相稀釋至濃度分別為38.80、45.20g/mL。
1.3 供試品溶液的制備
取透皮接受液，0.45m微孔濾膜過濾，即得供試品溶液。
1.4 標準曲線
取1.2項下對照品溶液，分別進樣5、10、15、20、30、40、50、60L，在上述色譜條件下進行檢測。相應對照品峰面積(Y)為縱坐標，進樣量(X)為橫坐標進行線性回歸，得到馬錢子堿回歸方程Y=1 767.7X-39 093，r=0.9999，馬錢子堿在0.194-2.328g內線性關系良好。得到士的寧回歸方程Y=2 352.3X-2 9943，r=0.9929，士的寧在0.226-2.712g內線性關系良好。
1.5 儀器精密度試驗
精密吸取對照品溶液，連續進樣6次，計算峰面積的RSD值分別為0.19%，0.18%，說明儀器精密度良好。
1.6 重復性試驗
平行制備供試品溶液6份，進樣檢測，計算馬錢子堿和士的寧的RSD值均為0.32%。說明此方法的重復性良好。
1.7 加樣回收率試驗
精密量取已知含量馬錢子堿18.79g/mL，士的寧3.57g /mL的上述供試品溶液6份，每份0.5mL，各加0.2mL混合對照品溶液，流動相定容至2mL，在上述色譜條件下進行檢測，計算回收率，結果見表1。測得馬錢子堿和士的寧的平均回收率為96.74%，99.28%，RSD值分別為0.99%，0.55%(n=6)。說明此方法準確度良好。
1.8 樣品溶液穩定性試驗
取上述供試品溶液置于37℃條件下(n=6)，24h后測定含量，馬錢子堿、士的寧的RSD值分別為1.17%和1.52%，表明在37℃條件下透皮接受液中馬錢子堿和士的寧在24h內穩定性良好。
2. 體外經皮吸收實驗
2.1 接受介質的配制
稱取氯化鈉8.00g，氯化鉀0.20g，磷酸氫二鈉3.63g，磷酸二氫鉀0.2 4g，加蒸餾水溶解定容至1 0 0 0mL，即得pH值7.40磷酸鹽緩沖液(PBS)。量取80 0mLPBS加入200mL無水乙醇，混勻，即得20%乙醇的PBS溶液。
2.2 樣品溶液的配制
馬錢子堿溶液的配制：精密稱取馬錢子堿純品適量，接受介質溶解稀釋至濃度為1.56mg/mL。士的寧溶液的配制：精密稱取士的寧純品適量，接受介質溶解稀釋至濃度為0.48mg/mL。馬錢子總生物堿提取物1溶液的配制：精密稱取馬錢子總生物堿提取物1適量，接受介質溶解稀釋至馬錢子堿濃度為1.62mg/mL。馬錢子總生物堿提取物2溶液的配制：精密稱取馬錢子總生物堿提取物適量，接受介質溶解稀釋至馬錢子堿濃度為0.829mg/mL，士的寧濃度為0.797mg/mL。按一定比例吸取上述馬錢子堿、士的寧溶液，制得不同比例的純品組;馬錢子總生物堿提取物1溶液中加入適量馬錢子總生物堿提取物2溶液，制得不同比例的提取物組。
2.3 離體皮膚的制備
取雄性健康小鼠，用7%硫化鈉溶液(含5%甘油)活體脫去其背部毛發后0.9%氯化鈉溶液洗凈皮膚，擦干后飼養12h。處死后剝離背部皮膚，剔除皮下脂肪和黏連物，0.9%氯化鈉溶液洗凈，待用。
2.4 離體透皮實驗
將小鼠皮膚自然固定在改良的Franz擴散池兩室之間，皮膚角質層朝向供藥室，有效擴散面積為2.8cm2，接受室容積為6.5mL。接受室中加入37℃預熱的接受介質，皮膚與接受液間緊密貼合，排盡氣泡。供藥室中分別加入0.5mL上述比例的純品組和提取物組溶液，(37.01.0)℃恒溫水浴加熱，以600r/min磁力恒速攪拌。分別于給藥后2、4、6、8、10、12、24h取樣5mL，并補加5mL 37℃預熱的新鮮接受介質。HPLC法測定馬錢子堿，士的寧含量。根據各取樣點接受液中馬錢子堿，士的寧含量，計算單位面積藥物累積透過量(Q)及穩態滲透速率(J)。Q計算公式如下：Q=(V0Cn+Vn-1i-1Ci)/A (1)其中Q為單位面積累積透過量(A為有效透皮吸收面積(cm2);V0為接受液體積(mL);V為取樣體積(mL);Ci、Cn為第i(in-1)、n個取樣點測得接受液中藥物濃度(g/mL)。并按公式(2)計算累計透過百分率Q%。Q%=QA/QT (2)其中QT為上樣的總藥量(g)。
結果
1. 馬錢子堿的透皮結果
馬錢子堿在純品組及提取物組中透皮累積滲透曲線。透皮速率及累積透過百分率。隨著士的寧比例的增加，純品組及提取物中組馬錢子堿的J及Q%依次減小。當比例為1∶0.6，提取物組與純品組進行比較，Q%明顯升高(P0.05)，J增大，說明可能其他生物堿的存在對馬錢子堿的透過有一定的影響。
2 . 士的寧的透皮結果
一、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特征
對外直接投資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是指國內的投資者在國外或境外設立、購買國（境）外企業，并以控制該企業的經營管理權為核心的經濟活動。
（一）我國對外投資行業分布多元化、地區分布不均衡
當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覆蓋了國民經濟所有行業類別，體現了對外直接投資主體的多元化。但其中租賃與商業服務、金融業、采礦業、批發和零售以及制造業五大行業占了整個對外投資行業類別比重的絕大部分。從產業結構角度來看，主要以第三產業為主，偏重初級加工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而科研與技術服務、信息傳輸和計算機軟件業等技術密集型產業投資比重較小。
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地區分布是不均衡的，對發達經濟體投資增長不盡理想。OFDI主要分布在亞洲和拉丁美洲，兩者占比高達八成。對亞洲地區的投資主要集中于香港（中國）地區；對拉丁美洲的投資分布主要在英屬維爾京群島和開曼群島；香港（中國）、英屬維爾京群島和開曼群島的投資分布如此集中，源于這三個地區十分發達的離岸金融體系，其對資本流動限制少，稅收政策也比國內優惠。
（二）國際投資地位成功轉型
中國的國際投資地位已經從單純的資本輸入成功轉型為資本輸入輸出趨于平衡，這說明我國從主要依靠出口貿易和引進外資的格局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參考英國著名國際投資專家鄧寧（J.H.Dunning）提出的對外投資發展階段論，我國正處于對外投資發展階段論中的第三階段向第四階段轉折的時點。到了第四階段，凈對外投資額將不斷擴展，對外直接投資流出量將高于流入量。
（三）非國有企業對外投資活躍度增加
在我國進行海外投資的企業類型當中，非國有企業的對外投資占比不斷擴大，而國有企業對外投資的流量占比降至四成。民營企業對外投資活躍，國家政策也鼓勵民營企業、中小企業“走出去”，走向國際化經營和競爭。
二、中國對外投資熱潮的導因分析
（一）經濟轉型的必然要求
對外投資加速是我國經濟轉型的必然要求。中國正處于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重要時期，平穩的國內經濟環境為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良好契機。另外，國內的勞動力成本逐漸上升，資源環境的壓力也逐漸增大，企業此時將目光移至海外，可加強利用多國資源和市場。
（二）國內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提高
我國國有、民營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是呈逐漸上升趨勢的，其國際化經營的意愿和能力也在不斷變強。在美國經濟學家海默提出的壟斷優勢理論中，企業具有的壟斷優勢是其選擇對外投資的重要原因。具有這種優勢的跨國經營企業能夠克服各種社會、經濟、文化、地理位置等方面存在的困難。
（三）示好的對外投資前景
一方面，發達國家有良好的投資環境。投資發達國家能形成經濟發展和產業技術上的優勢互補，吸收世界領先的科技優勢與發展經驗。另一方面，欠發達國家有良好的投資機遇。亞洲、非洲、南美洲一些發展中國家、欠發達國家，其經濟發展進程中需要大量引進國外的資本和技術，巨大的需求量預示著巨大的機遇。
（四）政府的不斷鼓勵與支持
中國政府推行“走出去”戰略，鼓勵有條件的企業對外投資、跨國經營，并加大了對跨國企業的信貸、保險、外匯支持力度。商務部的新修訂《境外投資管理辦法》中一個最大亮點在于切實落實企業對外投資自，有利于落實企業自主進行投資決策，推進境外投資便利化進程。
（五）國外相關優惠政策的鼓勵
經濟的高度一體化令許多國家在促進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推出了一些優惠政策以鼓勵、吸引外商直接投資（FDI），以推動本國的經濟的發展。歐債危機后，許多歐洲國家經濟發展徘徊不前，出于拉動經濟考慮，都表示將給予稅收減免等投資優惠政策，鼓勵國外投資者進行投資。亞洲市場也不斷在推行鼓勵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措施。
三、中國企業海外投資擴張的對策及建議
（一）加大政策支持，完善相關法律體系
堅持“走出去”發展戰略，制定相關戰略規劃，鼓勵、支持及引導我國企業的跨國公司健康發展。提高對跨國企業的金融支持，有助于其擴張海外融資渠道。盡快建立并完善符合國際慣例的相關法律法規體系，加強對國際慣例規則的研究工作。
（二）企業內部結構升級，注重與東道國文化環境的融合
首先，應借鑒國際知名企業的管理經驗，重視提高國內企業的品牌價值，吸收其先進的科學技術，注重提高企業的海外市場占有率及投資回報率，保持其持久的競爭力。其次，要有國際化經營意識，具備創新意識，持續更新經營觀念，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企業國際化、經營管理機制和企業文化。再者，注重公司本土文化與投資國當地的文化背景相融合。
（三）具備風險意識，做到未雨綢繆
跨國投資包含機遇也有挑戰，對外投資并不一定代表高收益。面對復雜的國際投資環境，中國企業在進行海外擴張的過程中要真正落實到實地考察，增強企業社會責任感和風險意識，做足市場分析并明確定位，深度思考投資行為中包含的潛在利弊，能夠快速識別環境和市場的變化并做出迅速的反應。做到理智分析、謹慎行事，防患于未然，培育出有品牌，有實力，規模與質量雙優的大型跨國企業。
參考文獻
[1]Thilo Hanemann.Chinese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EU and the US：a comparative view [J/OL].Asia Europe Journal.8 April 2014.
[2]楊挺.2013-201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特征及趨勢[J].《國際經濟合作》2014年第1期.
二、對外投資內部控制制度的控制目標
設計對外投資內部控制制度時，首先應該根據經濟活動的內容特點和管理要求提煉內部控制目標，然后據以選擇具有相應功能的內部控制要素組成該控制系統。
1. 建立對外投資活動的授權批準、職務分離制度，維護對外投資資產的安全與完整。對外投資內部控制制度要保證一切對外投資交易活動必須經過適當的審批程序、職務分離制度才能進行。投資資產中的有價證券，其流動性僅次于現金，如果沒有嚴格的審批授權控制制度，他們較易被冒領、挪用或轉移。因此，堵塞漏洞、消除隱患，防止并及時發現、糾正錯誤及舞弊行為，是維護對外投資資產的安全與完整的重要保證。
2. 確保國家有關投資法規和單位內部規章制度的貫徹執行。為規范企業投資行為，國家頒布了相關的投資法規。為減少投資風險，保障投資者合法權益，企業在投資時的各種交易手續、程序，各種文件記錄以及賬面數據的反映和財務報告信息的披露等必須符合國家的投資法規，以保護其自身的利益。
3. 規范單位會計行為，保證對外投資資產、收益在會計報表中合理反映與揭示。無論現實的、潛在的投資者、債權人還是政府，必然會關心報表所反映的資產、收益數據的真實性、可靠性，企業要使利益相關人和審計人員對其提供的財務信息感到可信，就必須對對外投資的計價和反映進行有效地控制，對取得的投資收益予以合理的揭示，防止計價方法的不恰當運用和其他原因導致報表錯誤。
三、對外投資內部控制制度的設計
按照財政部的《內部會計控制規范——基本規范（試行）》第十一條的規定，筆者認為對外投資內部控制制度關鍵控制點至少應包括：投資項目立項、評估、決策、實施、檢查等內容。
1. 投資項目立項。企業投資部門在投資立項前，首先應考慮企業自身業務發展的規模與范圍，對外投資的品種、行業、時間、預計的投資收益，然后對要投資的項目進行調查并收集相關的信息，對已收集到的信息進行分析、討論并提出投資建議，報企業審批部門立項備案。企業無論是對外短期投資還是長期投資，其成功與失敗的結果對于企業未來的發展都會產生重大的影響。為此就必須保證一切對外投資交易活動要經過適當的審批程序才能進行，并根據這一要求設置職務分離制度，批準對外投資活動的負責人級別，各種具體的呈報和審批手續。另外，應建立規范的投資項目立項控制制度，如企業投資立項授權制度、投資部門投資意向申請書、投資部門投資項目報審制度等，保證對外投資活動在初期就得到嚴格的控制。
2. 投資項目評估。單位可授權投資部門或委托其他相關單位的中介機構或中介人成立投資項目評估小組，對已立項的投資項目進行可行性分析、評估。評估控制的重點：一是項目評估小組是否有能力承辦該項評估業務，防止走過場，搞形式；如果是委托了中介機構或中介人，還應當重視對中介人選擇的控制，以避免日后陷入不必要的法律糾紛之中。二是評估投資項目是否符合國家有關投資法規和單位內部規章制度，以加強投資項目合法性控制。因此，在對外投資內部控制制度設置時，就應充分注意到國家有關部門關于投資方面的各種規定并符合單位內部規章制度，使一切對外投資活動在合法的程序下進行。三是評估投資項目的有效性，不能局限于某一時點或某幾個時點，而是要評價投資項目有效性在一定時期內能否持續發揮作用。四是加強投資項目風險評估，企業必須圍繞目標的實現，分析評估該投資項目內、外相關的風險，強化風險管理，使對外投資風險降低到最低的限度。
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失利，也讓我們認識到海外投資存在著一定風險，要謹慎對待。中國企業要想真正“走出去”，在海外完成投資，并且取得良好的收益，就必須強化自身的風險意識，時刻警惕在海外并購中可能出現的各種風險。
對此，國浩律師事務所執行合伙人、律師王衛東認為，雖然中國企業迎來了迄今為止海外并購的最佳時期，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只有認識不足才能防范風險。第一，對外投資累計規模較低。盡管中國對外出口額在全球出口額中的比例已經躍升至10%，但中國對外投資累計規模卻僅為世界外商投資總規模的1%，約為外商對華投資累計規模的10%；海外并購的金額只有美國的10%。第二，投資主體單一。國有企業“走出去”是目前我國海外并購的主要特征，但“基金”受到西方國家的普遍猜忌。并購發生地對中國企業并購背后的政府行為的質疑和審查，是并購失敗率高居不下的重要因素。第三，并購技巧有待改善。國內投行、律師、會計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不發達，導致國內企業海外并購缺乏技巧。根據有關機構測算，與英美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海外并購失敗率達到12%，遠遠超過發達國家2%的比率。
與此同時，我國企業“走出去”承擔的風險也越來越大。據王衛東介紹，中國企業過去僅需承擔生產經營風險，而現在卻要承擔更為復雜的國際競爭風險，而這種風險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政治風險，其主要指一個國家對外國投資者可能采取的改變其預期投資收益的各種手段，最終體現為對當地法律環境的影響，如任意修改法律、征收征用資產、提高稅負、限制利潤匯出、限制換匯、限制外來投資等。二是法律風險，主要涉及東道國的國家安全審查、稅法、公司法、勞工法、外匯管理法、會計規則及其他與投資項目相關的法律風險。除此之外，東道國法律風險還包括該國法律變更的風險，以及在簽署并購協議時出現沒有預測到的法律變更，如提高準入要求、加重稅負等，影響并購方利益的情況。
針對風險應該如何應對？王衛東表示，中國企業境外投資法律風險的防范應當堅持“事前預防、事中控制、事后補救”的原則，并應“以防為主”。首先要對被并購方所在國的外資準入制度、公司法律框架、稅務體制、勞動法律制度、環保要求、外匯管制要求等與企業運營和收益密切相關的法律法規做詳盡的調研和確認。其次，要對被投資主體或目標資產的法律進行調查。在簽署正式投資文件前，應確認未來合作方、被投資主體的法律資質、合規性，目標股權或目標資產是否存在任何瑕疵，完成相應法律盡職調查工作，以此有效避免海外投資的潛在法律風險。第三，要策劃、設計交易結構和融資方式。根據國內企業未來著眼點的不同，從合理避稅、退出機制等不同角度，分析各種交易結構的利弊，設計不同的交易結構、海外股權框架。同時，針對投資所在國對公司注冊資本制度、金融體制的不同，選擇并購貸款、股東貸款、當地金融機構貸款以及私募股權基金注資等多種融資方式。
“走出去”的行為模式受法律意識指導
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目前無論是國企還是私企，都有加深參與國際經濟大循環的態勢。事在人為，人的行為受自主意識的支配。法律是規則，“走出去”的行為模式受法律意識的指導。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3973(2011)003－133―02
1、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的發展現狀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保持高于10％速度增長，社會產品豐富，產品短缺現象已不存在。雖然我國三大產業整體經濟增長速度在近20年里超過了世界同期水平，甚至超過了發達國家很多百分點，但這種表面的現象不能掩蓋我國整體經濟結構的不均衡，我國消費和服務發展不足，產能過剩,服務業發展嚴重滯后。我國服務業近年來發展速度很快，但從世界銀行數據來看(見表1)，我國產業發展很不均衡，服務業只占GDP的40％，而同期世界發達國家(地區)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在60％―92％，平均比重73％。與世界同期其他收入國家相比，我國服務業的比重都處在明顯偏低位置。由此可以看出，服務業對國民經濟的推動作用并不顯著。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從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可以看出端倪。同時從我國服務業對外貿易中可以得到很好的印證。因此我們可以得出我國服務業發展處在初級階段。要實現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壯大國民經濟，我國必須加快發展我國服務業，發揮服務業的拉動和帶動作用。
2、我國服務業對外投資和服務業跨國公司
由于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數據掌握欠缺，本文擬以對外直接投資的結構層次和轉移速度來闡述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的發展。根據《2009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的數據，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起步較晚，經過90年代的低速發展，進入2l世紀隨著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我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也發展迅速。我國對外投資中服務業對外投資一直占據較大的比重，近幾年特別明顯，在流量中比例從2004年的45.95％到2009年的70.48％，存量比例也從72.39％變化到74.83％(見圖1)。由此可以看出我國對外投資中，服務業對外投資處于絕對優勢，占據對外投資的四分之三左右。
服務業對外投資的載體是服務業跨國公司，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在我國跨國公司中也占據較大比重。2009年末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者達到了12000家，投資者的行業分布中批發和零售業占36.6％；其次是制造業，占31.9％，主要分布在紡織、服裝、鞋、帽制造業等；再次為建筑業，占4.5％。從行業分類構成來看，服務業占47.5％，制造業占40.8％。這意味著我國對外投資企業中進一半企業是服務業跨國公司。
雖然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經過了近三十年的發展，但是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的發展尚處于幼年階段。據統計，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的主體是我國國有企業，服務業跨國公司發展仍然處在初級階段，要超過世界平均水平達到發達國家的服務業發展水平，尚有很長的路要走。這要求對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各方面進行有利于公司發展的改革，包括對服務業跨國公司產權結構的適應時代潮流的改革。
3、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發展滯后的原因
3.1 歷史原因
解放后我國建立了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制度，計劃經濟條件下，我國企業的模式是以前蘇聯模式來設計的，我國國有企業產權主體是國家，全民所有，全民所有結果導致所有權主體的虛致。以后，我國進入了劃時代的歷史時期一改革開放。改革開放初期，國外的一些先進的管理模式進入中國，對我國鐵飯碗和平均主義的分配制度產生了很大的沖擊，按勞分配原則逐步在社會中確立，企業內員工的收益與企業的績效初步掛鉤，這一措施激勵了企業員工的積極性，企業也獲得了部分經營決策權。但是改革初期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以拿來直接運用，因此改革初期政策較混亂，朝令夕改的現象較多。
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十三大提出企業收入分配要體現“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鼓勵居民以多種生產要素參與分配。政策制定的穩定性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生產效率的提高，從真正意義上消除了之前的政策混亂。1999年，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明確了國有企業經營管理者實行收入與業績掛鉤的激勵政策，這為國有企業弱化行政激勵，提升國有企業經濟效率，落實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穩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提供了現實基礎。但同時這種管理模式不能適應我國企業在知識經濟下積極應對市場，更不能在瞬息萬變的國際市場上靈活開拓市場，進行國際化生產。
3.2 現實原因
我國企業進行國際化發展時間短，對外投資經驗不足。改革開放以后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國主要是以引進外資為主,引進外國資金發展我國經濟，吸收國外先進的管理經驗，取長補短，發展我國經濟。
隨著我國走出去戰略的實施，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快速發展，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在對外投資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十五屆四中全會后，服務業企業的國際化步伐加快，但從我對外投資的數據來看，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主體是我國國有服務業。國有企業的特點決定了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在國際市場上應對反映遲緩，不能很好的適應市場變化，導致服務業跨國公司在國際化過程中發展滯后，阻礙了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快速國際化。
4、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快速發展途徑
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要能改變現有的發展現狀，快速趕上或超過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必須選擇要適合我國現階段的發展現狀和對外投資發展趨勢，建立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發展模式，這種模式必須在吸收發達國家服務業跨國公司發展的先進管理方法和經驗的基礎上形成中國特色的服務業跨國公司發展道路。
4.1 世界上典型跨國公司發展模式
現今世界范圍內主要有兩種企業管理模式。歐美模式中，重視對管理層的激勵，管理層能獲得企業很大的股權和期權，往往能獲得成千上萬的股權，如2000年蘋果公司CEO史蒂、文?喬布斯獲得了二千萬的股份，相當于八億七千二百萬美元的期權。歐美模式重視管理層的產權結構的效率是次優的，不利于企業的長期的發展。
日德模式的企業產權結構重視企業員工的作用。企業內重視員工持股，日本上市公司中，制定并實施了員工持股計劃的公司比重在1973年為61％，到1988年增加到91％。員工分享額占公司利潤的比重一般在42-76％之間。這種制度對員工的關注和員工持股比例的提高，限制了企業吸引優秀的管理人才，減弱了企業的經濟活力，不利于企業在國際市場上有效參與競爭。因此企業的效率也處在一種次優的狀態。
由以上的分析看出，典型的兩種企業管理模式有其合理的部分。因此科學合理的選擇適合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發展模式，必須考慮到企業物質資本所有者、人力資本所有者和勞
動者權利，給予三者在企業合作剩余分配的適當比例，這種分配比例必須綜合考慮各方面的利弊關系和成本收益的比較。
4.2 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發展目標選擇一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下的聯合產權結構
聯合產權結構。主要是指要素聯合體和勞動聯合體參與分配的產權結構，具體來說就是要素聯合體與勞動聯合體都參與企業的合作剩余生產、組織生產過程、交換剩余產品以及分配。要素聯合體是一系列生產要素的集合，包括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土地、技術等；勞動聯合體是一種集體力量，其產生源自企業組織資源――組織知識、組織協作和組織能力，是建立在要素聯合體基礎之上的。
聯合產權結構在兼顧公平的條件下，達到組織效率最優的目的。針對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特點，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應在吸收歐美和日本模式的基礎上結合我國的發展特點，形成我國的服務業跨國公司產權結構。這種產權結構涉及到的企業合作剩余的分配應通過以下過程形式進行：
首先，服務業跨國公司產生合作剩余后，先要考慮到國有資本的收益分配。國有資本作為服務業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創始者，在服務業跨國公司的管理結構中占有主導地位，通過稅收以及其他稅金的方式分配服務業跨國公司的合作剩余。這是作為第一次分配合作剩余；其次，在國有資本分配完合作剩余之后，剩下的合作剩余進入企業內部后，在企業內部的分配遵循著效率與公平的原則，要素聯合體產權和勞動產權參與分配，具體份額的實現需要依靠要素的稀缺性導致談判力量較量的均衡來實現。在要素產權和集體產權完成對合作剩余總體分配劃分過程后，合作剩余便進入各自產權聯合體內部分配；第三，要素產權內的分配需要在物質資本所有者、非物質物質資本所有者之間完成分配過程，其分配原則是效率原則，即按照在合作剩余創造過程中的貢獻作用大小來分配。按照這樣的分配原則，企業合作剩余在各個產權主體之間實現了分配，這樣的分配也達成了“公平”與“效率”相兼顧的目標：公平目標則通過集體產權內的分配來體現，效率目標通過要素聯合體內的分配來體現。所以，聯合產權結構在企業內能實現最優組合，協調公平與效率，有利于企業合作剩余的做大、公平分配，它應該是服務業跨國公司特別是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產權結構的目標。
5、總結
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的發展還處在起步階段，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這種窘境與很多因素有關，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是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內部產權結構單一，不利于企業內產權主體能動性、主動性的發揮，阻礙了服務業跨國公司快速成長。在分析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發展現狀和原因的基礎上提出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應建立合理的產權結構，即建立聯合產權結構。聯合的產權結構能有效的激勵企業內各個產權主體的積極性。因此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要想實現跨越式發展，擴大國際市場份額，全面進入發達國家市場，發展成大型服務業跨國公司，增強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國際競爭力。就必須立足現實，建立符合我國實際的聯合產權結構。
注釋：
①我國整體經濟在2000-2008年間的增長率為：GDP為10.4％、農業為4.4％、工業為11.7％、服務業為10.7％，同期世界水平分別為3.2％、2.5％、3.0％、3.2％，發達國家四項值分別為23％、0.7％、1.7％、2.6％。數據來源于《2010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26-228。
②數據來源于《2010WorldDevelopmentlndicators》：230-232。其中中國數據沒有包括中國香港，中國香港的服務業占香港的GDP的比重為92％。
③服務業是指農業、工業和建筑業以外的其他各行業，即國際通行的產業劃分標準的第三產業。服務業按服務對象一般可分類為：一是生產業，指交通運輸、批發、信息傳輸、金融、租賃和商務服務、科研等，具有較高的人力資本和技術知識含量；二是生活(消費)業，指零售、住餐、房地產、文體娛樂、居民服務等，屬勞動密集型與居民生活相關；三是公益業，主要是衛生、教育、水利和公共管理組織等。
④聯合的思想來源于劉長庚(2005)提出的聯合產權制度，將企業產權分為勞動聯合體產權和要素產權。勞動聯合體產權基于組織的共同知識所創造的剩余，它的分配具有共享、平均的特點；要素產權基于個體的物質和人力資本投入所創造的剩余，它要求明確劃分其歸屬，具有競爭性分配的特點。以此為基礎，闡述勞動聯合體和要素聯合體如何參與生產性企業合作剩余的創造和分配，從而實現收入分配公平與效率的統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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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近年來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規模，中國目前是世界上位居前列的東道國。1993―2003年，中國連續十年成為發展中國家中最大的外資流入國家。截止2004年末，我國累計批準外商投資企業508941個，合同外資金額10966.08億美元，實際使用外資金額5621.01億美元，中國2004年以606.30億美元的流入量已成為當年全球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接受國。
從對外直接投資方面看，我國也做了許多有益的嘗試，從對外投資中的資源開發、境外加工組裝起步到政府大規模地倡導“走出去”，對外投資的形式日益多樣化。目前中國海外投資涉及的領域已從過去的以貿易和餐飲為主逐步拓寬到礦產、森林、漁業、能源等資源開發，家用電器、紡織服裝、機電產品等境外加工貿易，農業及農產品開發、餐飲、旅游、商業零售、咨詢服務等行業在內的全方位的經營活動。但總體規模仍然很小。截至2003年底，我國累計在境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凈額為332億美元，以中國累計對外直接投資凈額與外資累計來華實際投資總額相比，只相當于實際利用外資總額的6.6%。
外商FDI大規模的流入和中國FDI小規模的流出，形成了非常明顯的“資本流出缺口”。近幾年來在中國，FDI流入量一直為流出量的十幾倍乃至上百倍（2001年除外），2003年末，對外直接投資凈額為20.87億美元，資本流入額為535億美元，資本流出約占流入的5.4%左右。表1反映了外商FDI流入的成功與中國FDI流出的緩慢所形成的巨大反差。
從表1可知，從1996―2003年，外商的FDI每年流入都在400億美元以上，而這期間中國FDI的流出總量比外資任何一年的流入量都要少，流出量最少的1997年，竟然只流出2.72億美元，僅相當于當年流入量的6‰。按照國家統計局和商務部的數據，1979―2003年中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為5014.71億美元，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僅為332億美元，資本流出缺口高達4682.71億美元。
外商直接投資何其強勁
中國形成如此巨大的“資本流出缺口”，首先表明外資流入中國的勢頭強勁。造成外資多年來持續增加來華直接投資的原因主要有幾個方面。
1.外資需要在全球范圍內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
根據日本學者小島清的“邊際產業擴張論”的解釋，對外投資應該從本國已經處于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依次進行。對發達國家而言，投往中國的外資主要是已經處于比較劣勢的勞動密集部門以及某些行業中裝配或生產特定部件的勞動力密集的生產過程或部門，這些傳統部門在發達國家已無任何成本優勢，轉移到與生產要素和技術水平相適應的中國進行投資，不僅可以延長本國傳統產業的生命周期，而且可以創造出新的比較成本格局。這種國際范圍內的產業結構調整，曾成就了60-70年代亞洲四小龍的輝煌，現在輪到了中國。
隨著中國日益融入經濟全球化一體化的進程中，對外開放、貿易和投資自由化成為中國經濟政策的主流。跨國公司為了實現更大的經濟利益和保持競爭優勢，以資源最佳配置為目標，把生產活動的不同環節分解到全球不同區位進行生產，使國際生產規模不斷擴大，而中國，恰好是承接這種產業結構調整的最佳目的國之一。通過在世界上成長性最好的中國市場投資，將中國納入其國際化經營棋局，變中國市場為其內部市場，降低交易費用和克服中間品市場不完善對其產品進入中國市場的限制，已成為多數跨國公司投資中國的最好解釋。另外，全球化帶來的商品、服務、人員等要素在世界范圍內自由流動以及政策壁壘特別是貿易與投資壁壘降低，這些都構成了大量國際直接投資涌入中國的外部原因。
2.FDI流入能使中外雙方都獲得“雙贏”的結果。
利用廉價的生產要素和占領中國廣闊而持續增長的國內市場，是外商直接投資的兩大動機。對于外商來說，以直接投資的形式進入中國，不僅可以接近市場、獲得廉價的生產要素等資源，還可以在規避貿易壁壘的同時受到中國的“超國民待遇”，大力拓展銷售市場。中國是世界上最富有潛力的市場，2005年1月，人口已達到13億，并且每年以凈增長700-800萬左右的速度遞增；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將惠及越來越多的普通百姓，“全面實現小康社會”意味著越來越大的市場發展空間。這使外商來華投資可以獲得分享中國經濟成長帶來的市場機會。而對于中國來說，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發展有彌補資金外匯缺口、帶動就業、稅收、技術進步、管理水平提高等諸多好處自不待言，外資在國內市場的競爭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動了中國企業的改革和機制轉換。平心而論，如果沒有外資的大量進入，中國能夠取得今天的成就是不可想象的。
3.中國經濟的多元化特點強化了中國的資本吸收能力。
中國各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和發展階段的多元化特征，使中國對類型各異的直接投資產生各自適應的吸收能力。發展階段低的要素結構和產業結構，適宜于周邊國家和地區尋求我國廉價要素的中小資本；而處于較高發展階段地區的要素和產業結構，則會產生具有熟練勞動力、企業家才能等內涵的能力結構，從而對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項目有吸收能力。我國一些人力資本密集、具有較強技術創新能力的中心城市有能力吸引研究開發型的國際直接投資；一些經濟欠發達但存有大量剩余勞動力的城市有能力吸引生產制造型的國際直接投資；一些有大量既存或潛在消費力的城市有能力吸引消費娛樂型的國際直接投資。總之，各種目的、各種類型的直接投資都能找到充分的理由進入中國。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的多元性，既是產生對國際直接投資巨大需求的經濟背景，也是在較短的歷史時期吸引大量國際直接投資的結構性原因，從這一角度也可較好地解釋外商直接投資大量涌入的原因。
對外直接投資流出乏力的原因
如前所述，與2003年中國作為世界引進外資最多國家的地位相比，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則相距甚遠。面對政府大力提倡的“走出去”的政策鼓勵，面對“入世”后的國際競爭國內化和對華頻繁的反傾銷制裁等因素，中國企業并沒有因此而將對外貿易轉化為對外直接投資，原因何在？
1.中國所處的發展階段決定了目前“資本流出缺口”的存在。
著名國際投資專家鄧寧的投資發展周期理論揭示了經濟發展水平與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之間的正相關關系。投資發展周期是指一國利用外國直接投資從無到有、直至發展成為一個凈對外直接投資國的過程。鄧寧實證分析了67個國家1967―1978年間對外直接投資和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之間的聯系，并于20世紀80年代提出了投資發展周期論。該理論認為一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一國對外直接投資額減去吸收外商直接投資額）是該國經濟發展階段的函數。根據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鄧寧區分了四個經濟發展階段：第一階段：人均GDP低于400美元的最貧窮的發展中國家，處于這一階段的國家只有少量的外來直接投資，完全沒有對外直接投資；第二階段：人均GDP在400-2000美元之間的發展中國家，企業的所有權優勢與內部化優勢不顯著，對外直接投資相對較少，但國家投資環境的改善吸引了大量外資，因此對外直接投資凈額為負值，且絕對值有增大的趨勢；第三階段，人均GDP在2000-4750美元之間的國家，在這一階段，外國對本國的直接投資量仍然大于其對外直接投資，不過兩者之間的差距縮小。處于經濟發展第四階段的國家其凈對外直接投資呈正數增長。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2003年的人均GDP為1087美元，因而正處于第二階段，這就決定了目前“資本流出缺口”的存在。
鄧寧的理論也得到了現實數據的支持。從表2可以看出，從所有國家的總體情況看，資本的流出和流入大體是相當的。但如果從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分別看，發達國家的資本流出始終大于資本流入，而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出始終小于資本流入，并且小于的幅度相當大。這說明，發展中國家存在著資本缺口，需要發達國家的資本流入以彌補。而發達國家的資本流動則完全是為了尋找更有利的投資場所。
可見，資本在國際間的運動是與它們國內各自的發展階段密切相關的。中國企業的技術優勢并不明顯，許多核心技術還依賴大量進口，競爭實力不強。正如TCL董事長李東生所說：“從實力上看，中國企業還沒有到能夠走出去的階段。現在我們出去與索尼、松下、LG、三星這樣的公司競爭，實力不足，風險很大。”是否選擇去國外投資，是廠商進行收益與成本、優勢與劣勢、回報與風險比較之后才能做出的決策，而在這一階段，國內尚有很多投資機會，大規模向外投資的時機尚未成熟，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和能力都不強。
2.中國對外投資的宏觀政策環境存在缺陷。
國家境外投資政策對資本流出的作用不亞于引資政策對資本流入的作用，因此分析我國對外投資規模較小的原因不得不考慮我國現行的境外投資政策。
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管理體制是以戰略性貿易政策為核心設計的。因此從對外直接投資導向上看，是以擴大出口為首要目標的，缺乏相對獨立性。即我國對外投資管理體制的定位存在缺陷，不能滿足促進中國FDI發展的客觀要求。再有，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管理一直沿用行政性審批方式，帶有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色彩。政府作為管理者和國有資產對外投資的所有者（出資人）職能交叉，時常混淆、錯位。部門分割審批，使審批制度處于復雜和不甚透明的狀態。這種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尚不相適應的對外投資審批制度也是影響資本流出的一大因素。這種狀況2003年以后雖有明顯改進，但仍無本質性的變化。
加入WTO后，我國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仍要實行資本管制和外匯管制，現行境外投資管理體制中，政府對民間對外投資管理缺位，民營企業、中外合資企業等沒有正常“走出去”的渠道，形成了對外投資管理的“盲區”。其實不少民營企業早已具備走向國際進行海外投資的實力，由于審批制度過于繁雜和嚴格，有實力、有優勢的企業從正規渠道走不出去，而一些沒有實力不該出去的企業卻通過非法途徑逃避政府有關部門的監管“溜”了出去，這也是造成部分國內資產的海外流失或資本的非法外流的原因。
3.企業自身存在問題。
中國企業主體的構成也是中國企業“走出去”乏力的重要原因。目前最有活力的企業大多是三資企業，而三資企業系外商投資進入中國市場的一種方式，其母公司對華投資利益多多，不大可能對其投資母國反向投資。中國民營企業中確有一部分已具備走向國際市場進行海外投資的實力，并已不乏取得成功的案例，如萬向集團等，但從總體看，由發展階段所限，尚未達到普遍大規模對外投資階段。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以國有外貿專業總公司和工業企業集團為主體，國有企業固有的弊病同樣存在于對外直接投資中，尤其是“內部人控制”問題嚴重，讓對外投資往往“虧了企業，肥了個人”。這種制度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國有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快速發展。
資本流出缺口對中國經濟不無影響
中國的資本流出缺口，在初期是非常必要的，當時中國利用外資完全符合“兩缺口模型”的理論。大量的外資流入，有效地彌補了當時中國的投資缺口和外匯缺口。特別是外資流入對沿海地區經濟發展、對國內企業的技術進步和產品更新換代，對我國貿易發展、國際收支平衡尤其是亞洲金融危機時的人民幣匯率穩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也為中國企業以后融入國際社會做了演習性的準備。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增長功不可沒。而外資在國內市場的競爭在很大程度上也推動了中國企業的改革和機制轉換。
然而，時過境遷，自1989年后，儲蓄開始大于投資，投資缺口不復存在。此后這一趨勢一直持續，到2003年末全部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存款余額年末為208056億元，各項貸款余額158996億元，存差為49060億元。中國人民銀行2005年1月13日正式公布，2004年末國家外匯儲備余額為6099億美元，高居世界第二位。此時，資本流入大于流出的缺口對中國的影響和意義已發生了變化。在外資大量涌入和中國銀行業存在4.9萬億存差的背景下，這種缺口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值得我們重新評估：
1.中國資本流出的巨大缺口，意味著國內的投資市場被外商占領。
巨額缺口的存在意味著外資與內資之間存在著激烈地爭奪投資市場的競爭。雖然從宏觀上看，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有明顯的益處，但從微觀上看，外國直接投資與本國企業在利益上存在沖突也無須諱言。外國在華的直接投資奪走了許多最好的投資機會和市場份額，它們享受各種超國民待遇的優惠，對中國各種產品的高端市場長驅直入，幾乎所向披靡。這種競爭固然有逼迫國內企業提高競爭力的積極作用，但其“肥水流入外人田”的負面影響也不可小覷，并且對中國銀行業的貸款有明顯的擠出效應。
2.中國資本流出的巨大缺口造成中國在GDP增加的同時GNP減少。
外資企業的利潤收入既是中國的GDP，也是外國的GNP，外國直接投資往往靠搶走中國企業的投資機會來獲取利潤，它常常會在增加中國總產出的同時減少中國人的總收入。這是一個有關國家利益的實質性問題，尤其當外資的數額很大時。從1979-2003年，中國實際利用外資累計為5621.01億美元，相當于46485.75億元人民幣，倘以10%的利潤率計算回報，每年約為4648億元人民幣，是一筆不小的收入，而實際獲益者是外商投資母國。另外，外資企業對中國就業的貢獻不是很明顯，根據國家統計局2003年年鑒的數據，2002年在港澳臺商投資單位和外商投資單位就業的勞動者為758萬人，大體上只占全國勞動力的1%。盡管這部分勞動者的工資一般高于社會平均水平，但由于所占比重甚低，所以對中國GNP的貢獻比較有限。
3.處于國際分工產業鏈的低端使中國難以擺脫不利地位。
外國直接投資確實會給中國帶來先進技術，加快中國的技術進步。可是即便如此，在跨國公司控制下成長起來的中國產業也只能被限制在產業鏈的低附加值一端，永遠不會將中國導向高技術、高收入的富強境地。這樣的經濟發展格局一旦形成，中國的支柱產業還將完全受外國的指揮中心控制，離開外國人就無法運轉，從而喪失安全保障。
4.從長遠看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在大多數產業，中國都對外商開放國內市場，允許其內銷產品，而所得人民幣經過國家外匯管理局批準，可以匯出中國。根據有關專家估算，入世大約5年以后，我國外商實際直接投資總規模將會達到8000億美元左右，按照年內銷利潤的10%，即相當于800億美元的人民幣計算，就有大約7000億人民幣匯出，亦即每年匯出的外匯很可能接近甚至超過引進的外商直接投資。
據金融專家的研究，外商直接投資所引起的金融外匯危機，要經過10年左右的時間，其主要環節出在人民幣利潤的集中匯出，可能引起境內居民和企業擠兌外匯存款，進一步引起黑市上以人民幣兌換外匯，并擠兌人民幣。而更為嚴重的是，外商每年數千億的人民幣利潤，有大約90%并沒有匯出，而是作為再投資，重新投入到國內。至于有多少是買了土地廠房，多少是進入股票市場投機，雖然現在還沒有一個準確的統計數字，但估計數額會相當大，而一旦這個數字與國家的外匯儲備大致相等時，就會面臨危機的臨界點。如遇突發事件，外商集中兌換，即有可能觸發外匯擠兌。
如此看來“資本流出缺口”隨著國內經濟情況的變化，經歷了利大于弊、利弊相當的階段，現在很可能走向弊大于利的階段。
對縮小“資本流出缺口“的思考
然而無論資本流出缺口帶來的后果有多么嚴重，我們不可能重閉國門。面對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挑戰，融入世界經濟體系是我們無可逃避的命運。那么如何直面挑戰，解決資本流出缺口給我們造成的難題呢？
[中圖分類號] F276.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6-5024(2008)07-0030-03
[作者簡介] 吳雪平，江西師范大學政法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區域經濟。(江西 南昌 330022)
一、中小企業全球化經營的背景分析
1.全球化經營戰略，企業的必然選擇
這是企業成長到一定階段的必然選擇。一方面，中小企業在低技術含量的行業里，國際競爭力非常強。更重要的是，由于外資、內資大量投入，某些低技術行業生產過剩。過剩之后的出路是出口或對外投資，而我國出口大幅度增長，擠占了一些國家的市場，使得某些國家對中國的貿易保護嚴重，因此，走出國門、對外投資是必然出路。另一方面，中小企業在國內也面臨競爭壓力。據不完全統計，全球跨國公司母公司約有6.5萬家，共擁有約85萬家國外分支機構，形成一個龐大的生產和銷售體系，控制了全球產出的50%、世界貿易的60%和技術轉讓的70%以及國際直接投資的90%以上。①全世界每年產生的新技術新工藝的70%以上為全球最大500家跨國公司所擁有，這些跨國公司均在中國登陸。隨著我國市場在全球市場份額中比例的擴大，他們把更多的制造和研發業務放到中國，這使得我國企業面臨的競爭對手是擁有雄厚的資本實力和強大抵御風險能力的超強巨型企業。而我國的中小企業依靠廉價勞動力產生的成本優勢日漸削弱，在核心技術、管理能力、資金實力、規模效益等方面的劣勢卻日益明顯。同時，在經濟全球化潮流沖擊下，每一個企業所面對的都將是“國際市場”，在經營時所遵循的準則和慣例都將是“國際準則”和“國際慣例”。在此情形下，企業必須把自己的生存發展空間放在全球經濟總體發展中去，制訂全球化經營戰略。
2.國家政策支持，投資環境寬松
中小企業的發展，越來越得到中國各級政府的關心和支持。國家鼓勵企業走出去，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要在積極引進來的同時，推動我國企業走出去，要創新對外投資和合作方式，加快培育我國的跨國公司和國際知名品牌。”2006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211.6億美元，其中非金融類176.3億美元，同比增長43.8%。截至2006年底，我國5000多家境內投資主體在全球172個國家和地區設立境外企業近萬家，累計對外直接投資金額906.3億美元，其中非金融類750.2億美元。②2007年，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187.2億美元，其中以并購方式實現的直接投資61億美元，占我國同期投資總額的32.6%。③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鼓勵和支持中小企業“走出去”的政策。包括簡化審批手續，下放審批權限，加大對境外投資企業的資金支持力度，完善信息服務體系等。國家發改委、國資委、國家開發銀行等部門也在企業跨國兼并中態度積極，一些并購已明顯體現出國家的戰略利益。
其次，超過萬億的外匯儲備推動我國企業“走出去”。2007年我國外匯儲備1.53萬億美元。年末人民幣匯率為1美元兌7.3046元人民幣，比上年末升值6.9%。④據國家外匯管理局統計，2008年4月，我國外匯儲備為1.76萬億美元，2008年6月26日，人民幣匯率為1美元兌6.8634元人民幣，高額外匯儲備使中國面臨美元持續貶值和人民幣升值的雙重壓力，美元資產儲備的“縮水”成了現實問題。而鼓勵、支持有實力的企業到境外投資成了緩解這種壓力的有效途徑之一。
再次，中國入世后，與大多數國家簽有投資保護協定和避免雙重征稅協定，這為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必要的保護和良好的政策支持。
最后，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對外國投資者持歡迎態度，并提供比較寬松的投資環境。如管制政策松動、投資和貿易體制的自由化、資本的自由流動、活躍的市場中介、新興的金融工具等為跨國經營提供了方便。
3.經營機制靈活，比較優勢明顯
一是具有規模小適應性強的優勢。相對大企業而言，中小企業的規模一般較小，投入資金少，布局條件要求簡單，能廣泛地分布于各種環境，甚至在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較差的地區也能生根發芽。中小企業市場化程度較高，組織結構簡單，有靈活的經營管理機制，投資決策迅速，營銷方式有較多的自，對市場變化反應靈敏。在經濟蕭條時，容易進行技術、產品及經營方式等多方面的調整，一旦市場好轉馬上就能恢復生產，具有“船小好掉頭”的優勢，能有效地抵御經濟波動，保持市場活力。尤其是，我國中小企業大都是在艱苦條件下成長起來的，他們在夾縫中求生存，歷經挫折和磨煉，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和斗志，這使中小企業更容易開拓海外市場，并迅速站穩腳跟。
二是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中小企業在生產技術、經營、人員素質等方面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我國的企業在勞動密集型生產技術、工藝設備以及機電、小規模制造業方面具有傳統的比較優勢，這種傳統產品和成熟生產技術在經濟發展水平與我國相似或略低于我國的區域具有很強的競爭力。許多發展中國家，由于自身經濟水平低，國內市場范圍小，從客觀上限制了國際大型跨國公司的進入，使得我國具有傳統產品優勢和成熟技術優勢的中小企業發展對外投資存在較大的發展空間。
二、我國中小企業全球化經營所面臨的問題
1.管理落后，缺乏戰略目標
我國中小企業生命周期普遍較短，重要原因之一是管理水平相對落后。同世界一流企業相比，中小企業在生產、經營、技術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距，管理方面的差距更為突出。如，推行現代物流管理方式，以訂單流帶動物流、資金流，實施流程再造，建立適應市場競爭需要的供應鏈，大幅度減少中間管理層，弱化行政色彩等，都是管理思想上的重大突破。而我國許多中小企業，經營方式落后、組織結構僵化、管理流程低效，在企業開始國際化經營時期，其弱點顯而易見，已成為嚴重阻礙中小企業進一步發展的障礙。
另外，我國中小企業大都缺乏長遠戰略眼光，很少著眼于企業長期發展，更多關注的是眼前的盈利，而暫時的成功并不是長期生存的保障。技術的突破，或是市場條件的突發性變化，都會使暫時的領先優勢蕩然無存。因而，缺乏核心競爭力，缺乏富有朝氣的企業文化氛圍，都將嚴重制約企業的成長，這是值得我國中小企業審慎思考的問題。
2.創新不足，國際競爭力弱
據對部分中小企業的調查顯示，中小企業的設備技術水平普遍落后10年左右，一些個體私營企業甚至以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技術設備為主進行生產。絕大部分中小企業創新開發不夠，其研發費用僅占產品銷售收入的1-2%，而全球500強企業的研發費用占到了其產品銷售收入的5-20%。更為嚴重的是，我國相當一部分中小企業還未認識到科技投入和科技創新對企業發展的深遠影響，仍憑借于勞動力成本低，負擔輕的優勢，不愿投入資金研究和開發科技含量高的產品。孰不知技術落后、產品附加值低的產品即使在國內市場也難有競爭力，何況在變化多端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呢?
創新較少，致使我國中小企業的勞動生產率普遍較低，生產成本較高，在生產規模和資本積累方面處于劣勢，產品和技術大多只屬模仿性質，競爭性不強。從我國中小企業出口的產品結構來看，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這與韓國、東歐、印度等國的出口產品存在嚴重的同構性，而我國中小企業在勞動力成本方面不具競爭優勢。
3.面對風險，規避防范不力
中小企業在國際市場競爭中還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偶然性，抵御國際市場風險能力不強。現代市場競爭變幻莫測，國際化經營不同于國內經營，在許多方面存在著很大差異，國際化經營涉及的環節多，需要考慮的問題復雜，尤其是對于中小企業來說，由于缺乏全球化經營管理經驗，同時，往往受自身人力、財力、物力條件的約束，對東道國的金融政策、外匯管制、稅法、勞工法律、資金管理等了解不全面，對有關經濟政策的變化反應不敏感，對社會風俗、國際市場、行業和產品等信息缺乏深入的調查研究，也對自己行業的“國際標準”不甚了解，給我國企業帶來了更多的風險因素。
三、構造我國中小企業全球化競爭優勢的對策
1.制訂長期戰略決策，競爭未來
戰略決策是企業長遠發展的全局性、前瞻性的決策。世界范圍內的產業重組要求中小企業必須重視、研究和制訂長期戰略決策。但中小企業由于自身規模小，對外投資所占資源的比重要比大企業大得多，所面臨的風險也更大，所以，他們總是希望盡快收回投資，很少考慮這是擴展自身規模的必要過程。他們會避開存在更多不確定因素的長期目標，側重能很快帶來收益的短期項目。這樣一來，雖然在短期內可能產生一定的收益，投資回收快，但從長期看，企業投資缺乏長期目標，很難把握未來可能出現的機遇，企業發展后勁不足，不僅不能擴大市場占有率，甚至已有的市場都可能失去。因此，中小企業在國際化經營中，應根據企業的實際情況和不同的發展階段，將短期目標和長期目標有機地結合起來，利用已有的和新獲得的比較優勢培養競爭優勢，不斷地提高自身實力，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才能獲得長足發展。
2.加入國際分工協作，提升實力
中小企業以其某方面的核心競爭能力可以以最小的代價加入國際產業分工和協作網絡，這是我國中小企業進行全球化經營的捷徑和重要策略。中小企業應充分發揮自身的優勢，加入國際產業分工和協作網絡，不僅可以迅速發展和壯大我國的中小企業，還可以使我國的產業結構得到調整、升級和優化，提高生產技術水平，使中小企業生產的產品迅速達到國際要求，并積累全球化經營的經驗，培養一大批掌握世界先進科技的人才和熟悉現代企業運作的綜合管理人才，提升逐步參與國際競爭的實力。
3.選擇合理經營區位，壯大自己
我國中小企業對外投資的目標市場應該以發展中國家為主。我國中小企業的技術水平，從總體上來看還不高，與發達國家中小企業相比有明顯差距，但較之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企業，卻具有明顯的相對先進性，因此，中小企業應充分發揮自身的行業和產品優勢，找準市場切入點，選擇適合自己發展的區位進行投資。選擇經濟發展水平與我國相似且需求結構也類似的區域進行投資，便于中國相對優勢的發揮，同時，也有利于中國的“產業梯度轉移”。我國中小企業的中檔技術產品，很適合發展中國家的消費者使用。因此，國內中小企業完全有條件也有能力到發展中國家去創辦跨國公司。同時，中小企業要善于尋找“產業空隙”，在對外投資時選擇大企業追求“規模經濟效益”而不愿或難以涉足的市場，為大企業提供原材料，生產零部件，提供維護和其他配套服務。有能力的中小企業，還可以利用自身經營靈活的特點，擠進高新技術產業，跳出長期在傳統產業中過度競爭的市場局面。
4.建立產業集群組織，優勢互補
我國中小企業資金缺乏，生產規模小，難以形成規模效益，而采取產業集群，可以更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資金和技術，弱弱聯合，優勢互補，克服單個企業無法克服的障礙和困難，改變中小企業在競爭中的不利地位。產業集群是一群獨立自主又相互關聯的企業，依據專業化分工和協作建立起來的組織。這樣集群的產業網絡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通過精細的專業化分工與緊密協作，對外形成具有強大競爭力的團隊，從而提高我國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抗風險能力和競爭力。企業間通過建立集群組織結構，可以有效解決企業間缺乏協作、地區專業化程度低的問題。
5.采取差異化的戰略，規避風險
由于中小企業一般投入產出規模較小，資本和技術構成一般較低，從而導致競爭能力、抗風險能力低下。特別是很大一部分企業集中在技術含量低、生產工藝簡單的行業，無力實施低成本戰略，因而采用差異化戰略是明智之舉。通過挖掘其他產品的不足，填補缺陷，提升其使用價值，從而生產出更適合市場需求的產品；或是開發空白市場，挖掘別人忽略的市場空間，生產某種獨特的有價值的產品，將自己與其競爭對手區別開來，使企業獲得溢價。
在國際市場上，全球化經營須針對不同的東道國市場制定與之相適應的經營戰略。單一戰略模式在跨國經營中是行不通的。在全球經營戰略的制定過程中，尤其在SWOT的分析時，依據企業的目標，對企業生產經營活動及發展有著重大影響的因素進行客觀評價，既要綜合分析企業內部條件的優劣勢和外部環境的機會和威脅，又要考慮對各東道國經營環境差異的適應性，低成本原材料來源和全球規模經濟效率，全球性競爭條件，在一個東道國采取的戰略行動可能在其他東道國中產生的影響等，通過一體化領導對分散于世界各國的經濟活動進行統一協調。
注釋：
①王健.跨國公司的現實和潛在影響[J].宏觀經濟研究，2007，(7).
②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2006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http：//hzs.mofcom.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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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張意軒.中國對外投資合作明顯加快[N].人民日報海外版，2008-01-25 .
④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關于200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統計公報.http：//stats.省略/tjgb/.2008-02-28.
根據“2008中國國際礦業大會中國企業海外礦業投資論壇”的消息，除中國鋁業、中國鋼鐵、紫金礦業外，中國有色集團、五礦集團、中信集團、首都鋼鐵集團、云南錫業集團等企業也都簽訂了一批境外合同，并著手實施對海外礦山進行股權投資。
對此，中國地質科學院全球礦產資源戰略研究中心主任王安建對《中國聯合商報》記者分析說：“投資礦山一般都在5年以上，這在普遍認為投資不景氣的當下，尤其是相對于未來3~5年的投資市場調整來說，不失為一種好機會。更重要的是，投資礦山大都從公司發展的戰略上來考慮，而不是短期退出獲利，因此這種專注長期投資價值的做法在當下也正在展現出獨有的魅力。目前，各大外資PE對此也表現出濃厚的興趣。”
海外抄底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各種礦產資源對外的依賴程度也在日益加大，這些因素催生了中國對各種資源井噴式的需求，再加上目前全球礦業市場的低迷，使得中國企業正躍躍欲試地抄底海外市場。”王安建對《中國聯合商報》記者說。
紫金礦業副董事長藍福生對此表示贊同。他向《中國聯合商報》記者解讀到：“紫金礦業主要關注海外的金礦、銅礦收購，今年年底前有望落實兩個收購項目。目前，關于菲律賓金礦項目的投資正在等待中國和菲律賓政府批準。如果申請成功，紫金礦業將獲得菲律賓采礦企業Lepanto Consolidated Mining Co.(LC.PH)旗下子公司Far Southeast金銅礦項目近60%的控股權益。除此之外，紫金礦業還對已收購的塔吉克斯坦ZGC礦山項目有增資計劃，擬投約13億元人民幣，截至目前已先期投入5.05億元人民幣。”
除了紫金礦業，中國鋼鐵集團剛剛耗資12億澳元，正式完成了對澳大利亞中西部公司的收購，成為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成功在其他國家的資本市場上完成的“沒有被邀請的”要約收購。五礦集團在海外礦山的股權投資上也已走出重要的一步。
“通過不斷地實踐摸索，五礦集團已經形成了自己的海外投資運作模式。”中國五礦集團副總裁宋玉芳說：“五礦集團通過與有關國家共同成立合資公司，實現‘以融資換產能’。另外，還通過并購、以風險勘探獲取資源開采權、建立戰略聯盟和簽訂長期供貨協議等形式保障資源供應。”
對此種種，藍福生對《中國聯合商報》記者的解釋是：“現在是進行礦權投資的好時機。除了黃金價格外，鉛、鋅、銅、鎳等礦產資產都處于歷史最低位，大部分礦山面臨虧損。明年收購的機會也許會更好。礦業市場的低迷已經使礦產資源項目和礦業公司收購成本大幅下降，特別是對于那些在高價位進入礦業領域的公司因為資金鏈的問題不得不低價出售其公司或資源項目，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難得的收購機遇。”
中鋼集團負責投資的吳紅斌則持相對謹慎的觀點。他對《中國聯合商報》記者說：“對于海外并購活動，每個時候都有利弊，經濟低迷時更是‘雙刃劍’，這個時候整合的成本低，但收購企業資源的整合力度也會不足，因為大家不知道什么時候是底部，什么時候可以有信心，這與股市上的操作是一樣的道理。”
千億資金涌入
據“2008中國國際礦業大會中國企業海外礦業投資論壇”預測，近年來中國礦業股權投資的資金估計已達千億元，甚至幾千億元。僅2007年1~9月全國采礦業共投資3162億元，同比增長23.2%；礦產加工冶煉投資6533.49億元，增長了33.8%。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僅有國內資金對礦業投資感興趣，其他各類投資機構都已將目光聚焦于此：壟斷性質的企業資本、民營性質的企業資本甚至非礦業行業企業資本，都進入了這個投資領域。此外，外資和個人投資也成為其中不可忽視的力量。
對此，王安建對《中國聯合商報》記者的解釋是：“礦山投資無非集中在礦山開采和原材料加工兩個投資領域。之所以各種資本都紛紛進入這兩個領域，無非是他們都能根據自己的定位找到合適的投資領域并獲得巨額回報。比如大型鋼鐵公司、煤炭集團等公司可以憑借自己獨特的開采權等優勢，獲得很高的利潤。至于為數更多的小規模投資者，他們通常只有三、四百萬元的投入，并以吃大型企業開采生產完的邊角料為主。由于大型企業在開采過程中利用率不高，浪費比較大，這就給了中小投資者留下了機會。這樣的結果就是導致大量資金涌入礦業投資領域。”
“礦山開采投資的最大風險在于礦藏的不確定性。即便知道有很多礦，但是并不了解它在地下的情況。從全球礦產勘查的成功率來看，一般投資100個礦點，最終能采到1個礦已經不錯了，如果能達到3％～5％的成功率，則已經算是很高的了。”王安建對《中國聯合商報》記者說。
盡管如此，礦業極大的投資空間還是吸引著資金的大量涌入。“相關資料顯示，中國45種主要礦產的現有儲量，到2010年能夠保證需要的只有24種，需要進口2億噸。到2020年的需求量將是目前2倍，礦產品短缺量為2.5億~3億噸，能夠保證需要的僅6種。因此，無論從中國經濟增長對礦業的需求，還是中國礦業自給率不足來說，都能說明投資礦業市場空間的巨大，因此資金的涌入也就很正常了。”藍福生在“2008中國國際礦業大會中國企業海外礦業投資論壇”上強調。
■記者觀察:做足功課再下水
基于國家經濟安全的考慮，礦業行業股權投資尤其是戰略性礦產資源的投資發展和整合已經受到各國政府的重視，甚至很多國家已經采取了收回采礦權、增加稅種、提高國有公司在開發項目中的股份等措施。因此，在進行海外礦業股權投資或并購時，不僅會面臨著許多包括經濟政策和政治制度在內的障礙，不少地方還有地緣政治風險。這些都導致礦業投資風險增大，成本增加。
“為了回避或減少這種政策投資風險，中國鋼鐵在投資前都會通過實地考察、專家咨詢等方式，對投資所在國的經濟發展情況、政局穩定情況和對外投資的優惠政策以及潛在和合作伙伴進行深入調查、綜合評估，還堅持多品種開發、海內外結合開發以及獨資、控股、參股相結合的投資戰略。這些多元化的投資，都有利于降低單礦品種和單一國家帶來的投資風險。”中鋼集團負責投資的吳紅斌介指出。
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
截至2004年底，5163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以下簡稱境外企業）累計對外直接投資凈額448億美元。境外企業共分布在全球149個國家和地區，占全球國家（地區）的71%。其中歐洲地區投資覆蓋率最高，91%以上的國家中有中國直接投資企業；從境外企業的國別分布來看，中國香港、美國、俄羅斯、日本、德國、澳大利亞的聚集程度最高，集中了境外企業的43%；其中香港為17%
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內部約束
目前階段，大多數中國公司的海外業務仍然停留在辦事處、經理部經營的階段，無法形成規模效益和取得持續發展的動力。中國企業馳騁國際市場的“攔路虎”體現在缺乏自己的競爭優勢、企業體制障礙、管理系統和方法缺陷、本土化運作水平低等，而克服這些障礙是企業進行國際化建設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角度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1.宏觀方面
(1)政策促進體系有待健全和完善
國家對國際經營缺乏統一的、權威性的宏觀協調管理機構，目前，海外直接投資由國家計委、財政部、商務部、國家外匯管理局、中國銀行及中央各部門、各地方政府負責管理，實行多頭管理的制度，即以現在的商務部為主，商務部內沒有專門的機構管理此項工作，而是分散在幾個下屬司局。各專業部門從各自管轄權限和部門目的出發，制定各自的管理辦法，缺乏一個權威機構來負責統一協調，這就往往導致管理上的混亂，管理效率的降低。
(2)制度保障體系有待健全和完善
中國海外企業散布在世界各地，海外投資大多是根據各種渠道的非系統化信息進行的，致使海外企業在產業結構和地區結構的分布等方面，充滿著無序性和隨機性。目前在海外的企業，一部分是經批準成立的，一部分是未經批準成立。例如，在美國紐約地區某使館登記的海外企業有130家，中方領事館估計實際有300家，而美國政府有關人士估計，各類帶中資背景的公司約有1000家。
(3)監管調控體系有待健全和完善
海外國有資產流失嚴重。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海外投資風險相比，中國海外投資中國有資產所占比重大，加之財務制度、經營管理的不規范，造成了海外企業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據估算，中國目前約有一半左右的海外企業是零利潤或虧損，尤其是以國有資產為資本在海外搞的實業投資，成功的少，賠錢的多，或勉強保本。
(4)市場服務體系有待健全和完善
由于國內企業對外直接接觸較少，加之中國的公共信息服務體系尚不健全，許多企業想對外投資，但是苦于信息不靈，不知道應向哪里發展。而一個企業要對外投資所需了解的信息包羅萬象，既包括宏觀的國外經濟發展趨勢、產業總體規劃、金融外匯市場狀況、有關法律法規政策等，也包括微觀的產品供需狀況、價格市場周期、合作伙伴的資信、行業市場準入等。對于廣大的中小企業來說，確實存在諸多困難，由于信息不全面而導致項目不理想的情況時有發生。
2.微觀方面
(1)中國跨國企業投資規模小，品牌知名度低
中國企業在國外投資的規模接近90%的在300萬美元以下，比較摩托羅拉等國際著名企業，投資數量十分有限，而且跨國經營投資的行業范圍較窄，主要集中在家電、機械、輕工和紡織服裝等行業。中國企業生產產品的品牌知名度較低，在國外市場上大多處于中低檔水平，除海爾等少數幾個知名品牌外，大多數中國產品與國外產品相比缺乏品牌競爭力。由于跨國經營經驗不足、文化差異等因素的存在，多數中國跨國經營企業效益不甚理想。
(2)缺乏國際化的管理人才
在企業跨國經營過程中對企業挑戰最大的是人才競爭。國際市場環境變幻莫測，跨國經營要求企業家必須具有全球化的眼光，善于以全球的視角定位企業的未來和發展方向，精通國際競爭規則，具有豐富跨國經營管理經驗。但就目前而言，中國跨國企業中符合上述要求的管理人才數量十分有限，而且在競爭激烈的國際人才市場上，相當部分的本土管理人員從中國企業流失。
(3)缺乏核心技術，研發能力低
中國企業跨國投資技術含量較低，大多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的下游行業，其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競爭能力相應也較弱。2005年中國企業500強研發投入大約占1%，而世界500強研發投入則占3%左右 。 此外，中國企業技術研發人員的數量和質量也明顯低于國外跨國企業。中國企業大多生產技術含量較低的下游產品，缺乏核心技術，絕大多數的中國跨國企業在國外僅進行貼牌生產，企業不能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產品也大多進入中低檔品市場，在國際市場上缺乏技術競爭優勢。
(4)缺乏有效的文化融合
不同的國家和地區由于歷史、地理、自然環境等因素的不同，形成了復雜多變的社會文化。在跨國企業內部來自不同國家的企業員工，他們具有不同的膚色、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不同的行為習慣，在日常的組織運營過程中不同文化的碰撞更在所難免，在特定的情況下甚至會激化。
三、促進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的國家支持戰略
為更好地配置有限的資源,中國政府有必要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制定戰略規劃和提供必要的促進、支持和服務。建議如下：
1.建立與完善政策促進體系
制定實施對外直接投資戰略的規劃，包括總體規劃、國別地區規劃和產業規劃。規劃是指導性和導向性的，不應具有行政約束力。規劃的制定應突出重點。應選取政局穩定、投資合作環境好、與我經濟互補性強且雙方有一定的經貿合作基礎的國家和地區，作為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市場。
充分發揮政府的作用，積極推進技術進步。韓國的經驗表明，在發展中國家經濟、技術的趕超中，政府扮演著重要角色，值得中國政府效仿。
2.建立與完善制度保障體系
加快對外直接投資方面的立法進程，建立和完善相關法律體系。制訂《對外投資法》、《國際經濟合作法》，抓緊出臺《對外投資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及配套的管理辦法與實施細則，以法保障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戰略的實施，以法規范政府、企業和中介組織在實現跨國經營過程中的管理、服務和經營行為。
3.建立與完善監管調控體系
完善境外投資績效評價與聯合年檢制度，及時掌握境外企業的發展與變化情況，加強對境外投資效果的檢測。探討對境外投資實行分類管理的辦法，制定與完善對外投資國別產業導向目錄；加強對企業以收購兼并、股權置換等方式進行跨國投資的政策指導與規范。
4.建立與完善市場服務體系
建立健全信息網絡系統，提供技術、快捷的信息服務。建立企業投資業務數據庫，充實與完善境外投資環境信息庫、外國吸引外資項目信息庫、外國中介機構信息庫、中國企業對外合作項目意向庫等子庫，為企業提供境外經營環境、政策環境、項目合作機會、合作伙伴資信等信息。
四、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經營戰略
雖然中國企業跨國經營困難重重，但也擁有自身的比較優勢,因此如何利用這些優勢，構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成為企業跨國經營成功的關鍵。
1.規模戰略
國際競爭最終是規模和實力的競爭，大規模跨國企業是國際競爭的主體。為適應這一國際競爭規律，中國企業應先在國內的同一產業內形成內聚力強大的產業集團，改變以往小規模、分散化的局面，通過企業間的兼并、收購和控股等市場行為，構建具有資本、生產和技術規模優勢于一體的跨國投資主體――跨國集團。跨國企業在海外市場也可以積極對國外中小企業實行分合并購之術，在較短的時間內獲取規模優勢、生產能力或者是當地企業的品牌資源。
2.人才培養戰略
人力資源是企業跨國經營過程中的核心資源。目前，在競爭激烈的國際人才市場上，中國企業處于劣勢位置，外面的人才引不進來，而自己培訓的人才又不斷流失。針對這種情況，中國企業在加大力度吸納國外優秀人才的同時，更重要的是注重自身人才隊伍的培養。這就要求企業站在核心員工的位置上進行換位思考，了解企業員工在物質和精神方面的需求，采取物質留人、感情留人和事業留人“三步走”的人才戰略，并通過各種有效的激勵措施發揮員工的專長和優勢，使之為企業所用。
3.核心競爭力戰略
核心競爭力是企業通過有特色的資源配置與社會市場現實需求長期統一而獲得超額收益的能力，是一個企業核心層面所具備的超越其他企業的優勢。它可以是技術，是銷售能力、營銷策略，也可以是組織文化和經營理念。企業經營價值鏈上任何一環均可成為核心競爭力的來源。中國企業要想走出國門，進行海外跨國經營，必須選擇并培育與自身跨國經營戰略相匹配的核心競爭力，并在此基礎上一步步走向擴張和發展。只有構建了適應國際競爭的核心競爭力才能真正走出國門，立足于國際市場。
4.文化融合戰略
跨國企業要變文化沖突為文化融合須采取有效的文化融合戰略。首先要進行文化差異識別，尋找文化差異的范疇所在，是正式規范、非正式規范還是技術規范，不同規范的文化造成文化沖突的程度和類型是不同的；其次要加強員工對不同文化環境的反應和適應能力，進行文化敏感性訓練，促進不同背景的企業員工間的溝通和相互了解；最后企業應致力于建立共同的組織文化，使員工個人的思想、行為與組織目標有效地統一起來，避免一片散沙局面的出現，增強跨國企業應付和適應不同文化環境的能力。
5.進入方式戰略
在跨國公司的進入管理中，進入方式選擇是一項基本和重要的管理內容。進入方式選擇是否恰當，直接關系到進入的效率，以及進入后的經營績效。合理的進入方式能夠有效地降低跨國公司的進入成本，降低進入風險和提高經營績效。中國企業開展跨國投資，應該按照投資的動機、目標，以及企業自身各方面的實際狀況，針對不同的地域、行業、時機，選擇相應的投資方式，以保證投資活動的成功。
6.區位選擇戰略
一般而言，發展中國家在確定對外投資區位時有兩種選擇，即上行投資和下行投資。上行投資是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投資，這種選擇的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為了打破技術封鎖，直接獲取發達國家的一流技術；二是為了避開貿易壁壘，占領東道國市場或打入第三國市場。下行投資是發展中國家對其它經濟發展水平相近或稍低的發展中國家的投資，這種投資可以看作是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的實際運用，因為它是將本國處于成熟化的產品或技術移植到較不發達的國家，以便實現產品或技術的第二次或第三次生命周期。中國跨國公司在確定對外投資區位時，必須考慮到本國的具體國情和特點，以及企業的自身優勢，對擬選東道國的區位優勢進行科學的評價和比較，綜合權衡利弊得失。
五、結束語
隨著國際間經濟競爭與合作的不斷加強，跨國公司在世界經濟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它已成為一國向別國滲透，占領別國市場的有力武器。中國若想在未來日趨激烈的國際經濟競爭中占領一席之地，就必須大力發展本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跨國經營是我國企業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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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綜合國力的增強，人民幣的升值是一個客觀的趨勢，2008年一季度，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累計升值3.91%，創下了1994年匯率并軌以來的單季最大升值水平，理論界和輿論界圍繞著人民幣升值話題，觀點紛呈。本文從人民幣升值負面和正面的效應進行分析。
一、人民幣升值的負面影響
1、將對我國出口企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企業造成沖擊。在國際市場上，我國產品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價格遠低于別國同類產品價格。究其原因，一是我國勞動力價格低廉，二是由于激烈的國內競爭，使得出口企業不惜血本，競相采用低價銷售的策略。人民幣升值，為維持同樣的人民幣價格底線，用外幣表示的我國出口產品價格將有所提高，這會削弱其價格競爭力；而要使出口產品的外幣價格不變，則勢必擠壓出口企業的利潤空間，這不能不對出口企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企業造成沖擊。
2、不利于我國引進境外直接投資。我國是世界上引進境外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目前外資企業在我國工業、農業、服務業等各個領域發揮著日益明顯的作用，對促進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產生著不可忽視的影響。人民幣升值后，雖然對已在中國投資的外商不會產生實質性影響，但是對即將前來中國投資的外商會產生不利影響，因為這會使他們的投資成本上升。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可能會將投資轉向其他發展中國家。
3、加大國內就業壓力。人民幣升值對出口企業和境外直接投資的影響，最終將體現在就業上。出口受阻必然會加大就業壓力；外資企業則是提供新增就業崗位最多的部門之一，外資增長放緩，會使國內就業形勢更為嚴峻。
4、影響金融市場的穩定。人民幣如果升值，大量境外短期投機資金就會乘機而入，大肆炒作人民幣匯率。在中國金融市場成長還很不健全的情況下，容易引發金融貨幣危機。另外，人民幣升值會使以美元衡量的銀行現有不良資產的實際金額進一步上升，不利于整個銀行業的改革和負債結構調整。
5、巨額外匯儲備將面臨縮水的威脅。截至2008年4月末，中國的外匯儲備高達1.76萬億美元，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外匯儲備國。充足的外匯儲備是我國經濟實力不斷增強、對外開放水平日益提高的重要標志，然而，人民幣升值，巨額外匯儲備便面臨縮水的威脅。假如人民幣兌美元等主要可兌換貨幣升值10％，則我國的外匯儲備便縮水10％。這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嚴峻問題。
二、人民幣升值的正面影響
1、有利于進口。匯率升高會拉動國內市場對國外原材料的需求，尤其是石油、銅、高科技機械等產品的需求。這就說明引進生產設備以及原材料的企業會進一步降低生產成本，利潤會增加，并且將有利于提高他們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
2、通脹得到控制。通過調整人民幣匯率浮動幅度，從而讓人民幣對美元適度升值的作法，可以緩解進口價格升高產生的通脹壓力。由于經濟增速高，中國的進口額非常高。原料、能源對中國至關重要，近來的漲價帶來通脹壓力。升值以后進口產品的人民幣價格便宜了，通脹的壓力減小，而且不會影響到經濟的增長。通過人民幣升值，可以抑制進口品價格，進而抑制消費品價格水平的上漲幅度。
3、國人購買力提高。進口商品的售價下降，再加上人均收入的上升，中國公民的消費能力增強。另外，目前環境下，民企私企貸款不易，人民幣升值，對外國而言，相當于中國人能買到比別人更多東西，能買到比別人更多的原材料、機器、設備，而民間更易進行擴大再生產，這效果相當于民間的資金變得充裕，相當于國家給民間發放一大筆貸款。人民幣升值對國內民間的生產活動的拉動是顯而易見的。
4、有利于對外投資。雖然人民幣升值將增加在華外資企業的贏利能力（以美元計算），但相應的新增投資成本上升，原有的外資企業會繼續留守而新增資金會轉向其他國家投資；但國內企業去國外投資的成本將降低，會促使大量企業走出去，尤其是飽受反傾銷之苦的中國企業，去國外建廠就成為非常好的選擇。
5、提高中國GDP。人民幣升值，老百姓手里的錢就更值錢了。根據世界銀行的排名，中國2007年的GDP總值是3.01萬億美元，位居世界第四位。
6、人民幣國際通用化。人民幣升值，會導致人民幣成為人們的財富借以保值升值的購買對象，即人民幣在國際上將產生“黃金效應”。人民幣如果能成為國際通用貨幣，至少有以下好處：可以直接以人民幣進行各種交易、償還對外債務等等；具有變相的舉債功能。人民幣升值在出國培訓和學習、增加國家稅收收入等方面也是利好。綜合分析，人民幣升值有利有弊，就目前來看，應該是利大于弊。
在闡述了人民幣升值的利弊之后，筆者認為人民幣匯率升值后在短期內應當保持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
三、人民幣匯率保持在均衡水平的原因
1、匯率基本穩定有利于金融改革與穩定。我國正處在金融改革的攻堅階段，目前的主要問題是銀行不良資產多，人民幣升值后，可能導致集中且大規模的兌換；繼續升值的預期可能會使外匯流入國內，大規模兌換人民幣，使得銀行的外匯持有量迅速增加，銀行可能面臨虧損的風險，使得尚未健全的金融體系雪上加霜；在脆弱的金融體系下，一旦放開匯率，國內、國際的買家將可以來炒作人民幣，這時如果大量地兌換美元，使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加大，會引發人民幣存款的流失，打破合理的存貸差，使我國原本就有沉重負擔的商業銀行體系難以運作。
2、匯率基本穩定有利于穩定財政收支。我國雖有巨額的外匯儲備，同時，也有著潛在的財政赤字。2007年中央財政赤字為2000億元，比年初預算赤字2450億元縮減了450億元，這僅僅是顯性的財政赤字。隱性的財政赤字規模更大，包括巨額的銀行壞賬、社保基金缺口、政府債券發行積累的國內債務、地方政府的欠款，還有巨大的創造就業的壓力等，一旦匯率有較大變動，會使潛在的財政赤字顯性化，增加政府的財政負擔和財政風險。
3、人民幣升值不會緩和貿易摩擦，根據貿易赤字要求其升值并不合理。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近些年來中國一直對美國保持著高額的對外貿易順差，但是人民幣的升值，即使能使中國的出口減少，也并不能改變美國的貿易逆差。美國的貿易逆差源于其自身的經濟結構，一方面，人民幣升值不會改變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對美國同類產品的比較優勢，因為美國的人力成本遠遠高于中國；另一方面，即使美國可以減少中國產品的進口，卻不會將這部分市場轉向國內供應商，而是將轉向其他勞動密集型產品占比較優勢的國家，比如墨西哥和東南亞的一些國家。因此美國的貿易赤字不會因此減少。另外，美國之所以產生巨額的貿易赤字，不僅是因為其大量進口勞動密集型產品，而且還由于其限制高新技術產品對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同時美國的對外投資非常活躍。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日本、歐盟等國，他們對外輸出資本，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利用當地的廉價勞動力和優惠的引資條件。而這些產業在當地生產的產品又返銷到本國或是其他發達國家，表面看來，是發展中國家獲益，實際上，發展中國家得到的收益是有限的，大部分的利潤被這些國外投資商獲得。因此，依據中國有巨額貿易順差、美國貿易逆差大這種原因要求人民幣升值是不合理的。本國的經濟狀況應主要靠國內政策進行調整，而不是要求其他國家去怎樣做。
4、匯率變動與資本流動。有觀點認為人民幣的升值會導致我國引進外資能力降低，同時也有利于國內企業對外投資。這種說法值得商榷。一方面，外商到中國來投資，絕不是看中人民幣被低估，而是因為中國近些年一直保持高速的增長，中國市場本身已經成為全球最具潛力的市場。并且，中國政府給予外資很大的優惠政策，外資在國內不僅具有國民待遇，在很多方面甚至比國內企業具有更加優惠的待遇。另一方面，人民幣升值確實有利于我國企業對外投資，但是，和外資來華一樣，人民幣升值只能起到促進作用，關鍵在于企業競爭能力的提升和企業戰略的規劃。所以，在拋開其他條件的情況下，單純分析人民幣升值會對資本流動產生什么影響，并不現實。最現實的是，人民幣小幅升值所造成的繼續升值的預期在某種程度上會吸引大量的國際游資涌入國內或者是其貨幣與人民幣關聯緊密的其他國家，等待套利，一旦繼續升值，則國際游資可以獲得極大利益，我們應保持高度重視。
5、廣場協議的前車之鑒。1985年廣場協議之后，日元進人了長達十年之久的升值周期，從1985年的1美元＝200.25日元升值到1995年的1美元＝80日元，造成了日本的經濟長期低迷和通貨緊縮。我國的經濟現狀與廣場協議之前的日本相比，存在著諸多共同點：出口量大，有競爭力的產品集中在傳統產業而非高新產業，巨額貿易順差，依靠出口拉動經濟增長，與其他國家之間貿易摩擦頻繁，匯率問題成為焦點。同時，我國的某些狀況比當時的日本要差：我國的出口中外資占了很大部分，日本的出口完全基于本國企業的發展，不存在外商要求匯出利潤的問題；我國的企業自主知識產權少，近兩年在國際貿易中經常陷人知識產權糾紛中，而日本企業的許多核心技術都是自己開發的，20世紀70年代，日本的產業就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我國目前就業壓力已經很大，地區發展不平衡，貧富差距過大，而日本當時已經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相比之下，我國有更多的問題和隱患，情況較好的日本在大幅升值之后尚且出現經濟低迷，我們要及時掌握人民幣升值后各種動態，以保持國內經濟的良性、健康發展。
6、匯率穩定有利于世界經濟的穩定。我國GDP每年以9%左右的速度增長，國內投資的增加促進了中國進口的增加。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的大背景下，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成為世界經濟的發動機，中國進口的增加即是給周邊國家和西方發達國家增加了出口。一旦中國經濟因為匯率大幅變動出現萎縮，勢必會對世界經濟產生巨大的不良影響。
中國的經濟發展會直接影響到東亞各國的經濟狀況。中國對美國、歐盟都存在貿易順差，但是，對東亞各國是貿易逆差，各種跡象表明，東亞各國通過中國對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進行出口，人民幣的升值，必將影響東亞各國的出口。同時，由于東亞各國和中國經濟的緊密聯系，其貨幣也有可能成為國際游資沖擊的對象。
四、結論
人民幣的匯率不僅僅是中國自身的事情，也是中國參與世界經濟決策的機會。中國的崛起已經向世界顯示出強大的力量，但同時也要學會與世界其他國家共處，承擔自己在世界經濟中的責任。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經濟中，中國的匯率選擇不僅要考慮本國經濟的需要，還要考慮其他國家特別是主要貿易伙伴的承受能力，否則，中國的崛起將會引發國際貿易磨擦，甚至貿易戰，對本國經濟的發展也不利。因此，我們順應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和國際社會的呼聲，適時提升調整人民幣的匯率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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